南京婚姻调查十篇

南京婚姻调查篇1

原来汪洁这个河南打工妹2001年在老家离婚后来南京，7年间她已与4名南京男子结婚，尔后又迅速离婚。通过闪婚，她先后得到了一辆宝马轿车、两套房产以及大批财物，价值数百万元。吴军只是她的又一个目标。

一见钟情，

妙龄打工妹爱上大龄离婚男

吴军今年47岁，是南京市下关区一家装饰门面店的老板。7年前他离了婚。离婚后，吴军一边照料着未成年的儿子，一边小心经营着自己的门面，虽然不算大款，但收入丰盈，有房有车，日子过得还算滋润。

2007年12月，经朋友介绍，吴军报名参加了南京一个征婚交友网站举行的相亲会。在相亲会上，他结识了漂亮的汪洁。交谈中，吴军得知，汪洁29岁，老家河南，一个人在南京打拼。临近活动结束，两人已经有点难舍难分了，当汪洁和吴军手拉手一起走出来时，立即吸引了参加活动的众多男士的目光，不少人为吴军这个“半老头子”能找到这么一个漂亮女友而感到羡慕。

要回家时，吴军发现汪洁开的车竟是价值50多万的女式宝马豪华轿车，他大为惊讶，能开如此名贵车辆的人大都是“白骨精”，即白领、骨干、精英，汪洁一个外来的打工妹怎么买得起呢？汪洁解释说，她在一家公司大客户部做“商务代表”，手上握有许多大客户资源，年薪自然比较可观。

“真没想到，她不仅是美女，还是财女！”吴军不禁有点自惭形秽，回来后，不敢再主动与汪洁联系。今年元旦，他突然接到汪洁的电话，约他一起去南京东郊爬紫金山。下山时，吴军敞开了心扉，说出了自己的疑虑：“我俩年龄悬殊比较大，不大般配，那天晚上，有那么多俊男帅哥，你为什么单单会看上我呢？”汪洁一听，当即委屈起来：“我对你一片真情，你却怀疑我。”汪洁抽泣着告诉吴军，因为前夫不忠，几年前她和丈夫离婚后孤身一人来到南京。由于她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所以她再挑选对象时，首要的是找个忠厚老实的男人过日子，至于对方年龄和容貌，她不会过多计较。

汪洁的一席话入情入理，打消了吴军的疑虑，他很庆幸自己这个年龄能找到这样一位美丽大方、善解人意的女子与自己谈婚论嫁。

结婚8天，娇妻要求离婚分割24万元家产

随着两人交往的深入，吴军发现汪洁在市区还有两套住房，她穿的衣服都是在南京有名的大商场金鹰国际购物中心购买。

今年2月中旬，汪洁从老家过完春节回到南京，满面愁容地告诉吴军，她的父母不愿接纳一个47岁的离异男人当女婿。吴军听后不禁垂头丧气起来，见此，汪洁话题一转，说父母那头她会慢慢做工作，她会排除一切干扰嫁给吴军的。停了停，她提出了一个要求：“虽然我有两套房，但我觉得我俩还是买套新房结婚吧，这样我父母今后来南京玩，能住进女婿买的房子里也会比较欣慰，就能逐步接受你这个大龄女婿了！”

吴军觉得有理，于是将自己在南京夫子庙附近的一套老式住房卖了110万元，用90万元在南京中央门附近买了一套装修比较精致的二手房，又花10多万元添置了家用电器，还有几万元被汪洁拿走，说是要给父母买点礼品，显示未来女婿的一片孝心。

在办理房产证过户手续时，汪洁要求吴军在买房的发票、房产证上，写她和吴军两人的名字：“我父母看到，会觉得你心里有我，是个好女婿。”

吴军起初不愿意，但一想，汪洁那么有钱，还会贪图他这套房子吗？再说结婚后就是一家人了，于是他就同意了。4月初，新房布置一新，4月28日两人到婚姻登记机关领取了结婚证。夫妻俩约定，到8月份奥运会召开之际，再举办一场隆重的婚礼。

5月5日，汪洁早晨临出门上班前跟吴军撒娇说：“老公，我想中午回来吃饭。”吴军于是早早下班，为爱妻做好丰盛的午餐。可是，临近中午12点，汪洁回到家里时，后边还跟着一个男子。汪洁的一席话让他惊呆了：“我们两个人年龄悬殊太大，在一起生活不太现实，这是我的私人律师，他已经帮我起草好了离婚协议，你签个字吧。”

吴军一看协议，头炸了：汪洁要求分割他房产的一半，或者给她24万元开路。

处心积虑，“闪离”4次轻松分割数百万财产

吴军意识到自己遇到处心积虑通过结婚分割财产的骗子了。他以房子是自己出钱购买为由，坚决不肯分割。

而汪洁的私人律师说：“新房登记在你们两人的名下，依照法律规定，这是你俩的共同财产，如果打官司，你会更吃亏，要分给汪洁房产的一半，也就是说你至少要给她45万元。”

吴军不甘心，他通过各种渠道打听汪洁的底细。一打听，吓了一跳：这位年仅29岁的女子，已经离了4次婚，加上这次，也就是说，已有过5次婚史。

为什么要屡次离婚呢？

原来，汪洁在河南与第一任丈夫离婚后，到南京后的第二任丈夫祝先生是南京一家外资企业的高管，和汪洁有过14个月的婚姻。2002年夏天，汪洁23岁，他36岁。汪洁当时“冲破”重重阻挠，嫁给了这个比她大13岁的男子。祝先生感动之余带汪洁风风光光到海南旅游了一趟，在南京建邺区南湖附近买了一套房子，应汪洁要求在房产证上加上了她的名字。2002年12月25日两人领取结婚证后，汪洁以父母要从河南来南京居住一段时间为由，要求再买一套房子。于是祝先生拿出全部积蓄，在南京江宁区购买了85平方米的期房，房产证上也是写着两人的名字。2003年11月，房子正式建成开盘，房产证拿到手后，汪洁立即翻脸，提出离婚，顺利分割了祝先生在南京江宁区的一套房产。

汪洁的第三任丈夫柳先生是南通市的一名建筑商。2005年10月，两人领了结婚证，柳先生还给汪洁买了一辆50万元的宝马车。但2006年2月，汪洁要他将南京和南通的4套房子都加上她的名字，并要柳先生将他的个人账户和工程款以及股票，都交给她保管。柳先生一听，觉得汪洁太有心计，于是甘愿损失八九十万元也要坚决离婚。

汪洁的第四任丈夫孙先生，是南京一家产业集团的中层干部。2007年1月与汪洁结婚，当年5月，汪洁拿了他2万元钱去欧洲旅游一趟回来后，立即提出离婚，如法炮制地分割了孙先生在南京黄金地段珠江路上一套40平方米的单身公寓。

吴军再一打听，汪洁从事的所谓“商务代表”的工作，其实就是维持和大款客户的关系，经常参加饭局、娱乐活动，收入一般，于是更加坚信汪洁是在骗婚。

吴军与汪洁的前几任丈夫沟通时发现，汪洁提出离婚时带来的都是同一个律师，他们怀疑汪洁和这个不良律师联手骗婚骗财。

吴军的遭遇经过南京地方媒体披露后，社会反响强烈，不少网友指责汪洁骗婚骗钱，很不道德。在众多网友的口诛笔伐下，汪洁为了证明自己不是骗婚，甘愿放弃19万元的“合法财产”，只要求吴军给5万元的“安家费”。

吴军顿时感到压力减轻了很多，5万元还在自己承受范围内，于是一番谈判后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5万元，加上之前汪洁带走的首饰、衣服，结婚8天，我损失了8万元，这个教训太深刻了！”吴军说自己现在对婚姻有种恐惧感。

小心防范，目前尚无“法”惩治“合法”骗婚

汪洁通过4次闪婚，分割了数百万元钱财，不少人认为汪洁是一种触犯刑律的骗婚犯罪行为，强烈要求警方将其绳之以法。

但警方调查了汪洁所有的结婚证件、身份证件后，认为其所有的证件都是真实有效的，不符合骗婚犯罪的构成要件。

警方说，一般骗婚者为了规避法律，大多伪造身份证件和证明假结婚。汪洁则不同，她利用自己漂亮的外表，以登记结婚的手段合法“分割”钱财，是一种新的骗婚行为。因这样的骗婚行为有“合法的外衣”，公安机关很难介入，给刑事打击增加了很大难度。

也有人认为，汪洁之流之所以能“合法”骗婚，是由于新的《婚姻登记条例》造成的。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取消了在结婚登记时由单位或村（居）委会出具婚姻状况证明的做法，代之以当事人作无配偶及与对方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签字声明；办理离婚的手续也简化了，只要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以及本人的结婚证和双方当事人共同签署的离婚协议书就可以当场领到离婚证，而不像过去还要提交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出具的介绍信。这两项改革，虽然更简化、更人性化，但也确实给“合法骗婚一族”提供了便利条件。于是不少人建议对男女结婚进行必要的约束，恢复到原来的“单位介绍结婚”模式，建立便于查询的个人婚姻诚信记录，从而减少合法骗婚情况的发生。

然而，南京大学许多民法专家认为，无论是恢复到原来的“单位介绍结婚”模式，还是建立婚姻诚信记录，均是一种倒退，是不可取的。因为婚姻的基础是感情、是自由，无条件地反对社会力量甚至双方家庭力量对婚姻自由的干涉是现代婚姻的基本价值取向，这和婚姻关系的法律性质相一致。一个人的婚姻是与公共利益无重大关联的个人私事，调整婚姻的法律属于私法范畴，私法在调整方式上和公法以及社会法是不同的，私法的调整方式以个人自行调节为主，追求“私权自治”。所以婚姻制度尊重个人的选择与权利自治，弱化公权干预为目标的改革无疑是正确的。

南京婚姻调查篇2

【摘 要 题】青少年社会调查

【正 文】

结婚成家是青年继续社会化道路上最为重大的任务之一，也是青年从出身家庭进入定位家庭的分水岭。长期以来，青年的婚姻期望与婚姻实践一直是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普遍关注的问题。青年的婚姻期望是青年在继续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对将要付诸实践的恋爱与婚姻行为及其结果的一种心理预期。而青年的婚姻实践则可以看作是青年在与社会结构、社会文化背景的不断互动中，逐步实施和调整自己的婚姻期望的行为及其结果。目前，由于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已经开始进入婚育期，巨大的社会变革自然会在这一代青年的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对其各个方面的状况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探讨这一代青年的婚姻期望与婚姻实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项研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青年的婚姻期望是怎样的？他们的婚姻实践又是如何？他们的婚姻期望与其婚姻实践之间具有什么样的联系？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以及存在什么样的差别？这一代青年在婚姻期望与婚姻实践上的这种关系及其调适过程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本研究通过利用2004年在全国12个城市对1786名18—28岁的在职青年（包括未婚和已婚）进行的同一项大规模调查所得到的资料，来同时探讨青年的婚姻期望与婚姻实践两方面内容，在将青年的主观期望与他们的实际行为两相对照中，发现青年在这些方面的特点与规律，以增强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深入了解和认识。

一、样本与资料

（一）样本设计

2004年调查的样本设计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发达程度的城市，以及具有不同职业的青年等因素。具体抽样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城市的抽取。为了尽可能增加样本代表性，抽样设计中考虑到两种标准。一是空间上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类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二是从城市性质和规模上分为直辖市、省会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由于直辖市较少，直接选取上海、北京、重庆；然后分别从东部、中部和西部（西藏、新疆除外）地区中按简单随机方式各抽三个省（自治区）；然后从每一地区三个省会城市中简单随机抽取一个城市；再从剩下二省（区）的所有大城市中简单随机抽取一个城市；最后从剩下的（即省会城市、大城市均没抽到的）那个省（区）的中小城市中简单随机抽一个城市。最终抽取的12个城市见表1：

表1

调查城市的类型

东部

中部

西部

直辖市

上海市

北京市

重庆市

省会城市(100万以上) 南京市(江苏) 长春市(吉林) 兰州市(甘肃)

大城市(50—100)

厦门市(福建) 新乡市(河南) 桂林市(广西)

中小城市(50万以下)

金华市(浙江) 鄂州市(湖北) 安顺市(贵州)

其次是单位的抽取。调查单位的抽取采用系统抽样方法，根据目前城市中主要职业的分布状况，调查选取了企业、行政机关、教育、卫生、商业、服务业、交通、建筑、邮电、金融、大众传媒、公司、公检法、市政等15类单位。抽样方法是：从本市的电话黄页中，按照15种职业类型，从每一职业类型的全部单位名单中等距抽取3个单位（调查第一个单位，后两个单位作候补）。

最后是调查对象的抽取。调查对象的抽取由调查单位协助完成。联系时告知被调查单位：所进行的是“全国12城市青年发展状况调查”，“需抽取10名年龄在1976年及其以后出生的青年职工，尽可能兼顾到性别平衡”。由于取样要求中仅提出年龄与性别的要求，而没有涉及到任何与研究内容和主题相关的信息（比如是否结婚等）。因此，如果不存在某些系统偏差情况发生的话，可以把单位在不知调查意图的情况下提供对象的方式近似地看作随机抽样。

（二）变量测量

本研究中将青年的婚姻期望界定为青年对恋爱、结婚的合适年龄、男女双方的年龄差、选择对象的条件、婚后居住方式等方面的主观愿望。而将青年的婚姻实践对应地界定为青年在婚姻期望的各个方面的客观行为及其结果。调查中，将青年的婚姻期望操作化为以下五个变量：（1）认为合适的恋爱年龄；（2）期望的结婚年龄；（3）期望的双方年龄差别；（4）选择对象的条件；（5）期望的婚后住居方式。而将青年的婚姻实践则相对应地操作化为下列四个变量：（1）实际的恋爱年龄；（2）实际的结婚年龄；（3）双方实际的年龄差；（4）婚后实际的住居方式。对于择偶条件，则采用已婚青年的看法来近似地代替对其实践的测量。

（三）资料收集与分析

各地调查均由社会学专业的教师和经过培训的学生实施。资料收集采取“集中填答问卷，当场完成，当场检查，当场回收”的方式进行。填答问卷的时间约为20—30分钟。不能集中填答的单位，则分别进行，但都在同一个半天内完成。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1860份，收回有效问卷1786份。有效回收率为96％。样本基本构成情况见表2。

表2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n＝1786）

％性别

男

46.9

婚姻状况

未婚

73.0

女

53.1

已婚

27.0

出生顺序 老大 24.7

文化程度

初中

7.0

中间 9.0

高中及中专 27.9

老幺 31.2

大专

29.6

独生 34.6

本科及以上 35.4

二、结果与分析

（一）期望的与实际的恋爱年龄

调查中，我们对所有青年都询问了下列问题：你认为男女青年多大年龄谈恋爱比较合适？对与未婚青年来说，我们将这一问题理解成他们所期望的恋爱年龄。而对于已婚青年来说，则理解成他们所建议的恋爱年龄。实际恋爱年龄则是用青年第一次谈恋爱的年份减去其出生年份得到的。分析中，我们分别按青年的性别进行了统计，下面是统计的结果。见表3：

表3

青年分性别的期望恋龄与实际恋龄

累积百分比

注：表中括号里的数字表示阴影部分的频率所占百分比之和。下列表同。

南京婚姻调查篇3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方法说明

本研究主要采用大数据挖掘的统计分析方法，数据基础是北京市婚姻登记业务数据库，其中包含自2004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的9年间全部的婚姻登记业务的相关信息，共有数据记录1708260条，即每对夫妇为一条记录；其中结婚登记记录1319172条（占77．22％），离婚登记记录255241条（占14．95％），其余为补发补办证件的业务记录。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基本集中在结婚业务数据。目前针对人口和婚姻等问题的量化研究大多选用人口普查数据，或者针对特定群体的抽样调查数据，与上述两类数据相比，婚姻登记业务数据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全面性和准确性，因其准确记录了各个时点（每一天）的结婚、离婚夫妇的相关信息，有助于我们客观、动态地把握现实情况。此外，该数据库中包含了最近9年在北京进行婚姻登记的所有夫妇的完整记录，这意味着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一个总体而非抽样的样本，避免了抽样调查中最为常见的样本偏差问题，从而为我们准确了解各类婚配行为的总体状况和特点提供了重要保证。具体到本研究所针对的“两地婚姻”的主题，数据库中有夫妇双方身份证号码前6位的信息②，以及登记时夫妇双方的户口所在地的信息，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分别从出生地／居住地和户口所在地两个角度对两地婚姻进行界定和分析。按照婚姻登记办法的规定，在北京进行婚姻登记的夫妇中有一方的户口所在地为北京即可，这样根据“户口所在地”，所有的结婚登记者可以被划分为“北京户口”和“京外户口”两类人群；而在“北京户口”人群中，有些是北京本地人，还有一些是原籍非北京、自外省市迁入北京的，这一点可以根据身份证号码的前两位数字判断出来。考虑到数据库中的人群绝大多数为1970年代及之后生人，年纪最小的生于1992年，基本上是在年满16周岁之际办理的身份证，因此身份证号码所标识的纵使不是其出生地，也很可能是其主要的婚前居住地（比如在16岁之前随父母迁移至某地），间接反映了男女双方各自的父母所在地。这样，根据户口所在地和原籍所在地，可以将在北京进行结婚登记的人群进一步区分为三类③：①北京本地人口，户口所在地和原籍均为北京；②迁移人口，由外省市来到北京并已将常住户口迁移到北京的人，具有北京户口但原籍非北京；③流动人口，户口所在地不在北京④。另一方面，在“京外户口”的流动人口中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原籍和户口在同一地区，还有一种是原籍和户口分在两地（比如原籍在湖南，后来落户到广东，然后又到北京来登记结婚），为论述方便起见对前者我们称为“一次流动人口”，对后者称为“辗转流动人口”。

二、两地婚姻的总体情况及变动趋势

首先从个体的视角来看最近9年中北京市新婚人口的构成情况。表1显示了2004－2012年间在北京市进行结婚登记的初婚人口按户口和原籍所在地进行分类后的分布状况。总体来看，本地人口虽然是新婚人群的绝对主体，但其他两类人口所占比重也并不低，特别是男性迁移人口和女性流动人口。就流动人口这一群体内部来看，尽管男性中辗转流动人口的绝对数量低于女性，但在流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却几乎是女性的2倍（14．16％vs．7．55％）；对于辗转流动人口来说，从户口所在地来到北京结婚和生活很可能意味着放弃了原本已经相对稳定的工作和福利，因为以本数据库人群的性质和出生年代来看，户口所在地的变化（从原籍到户口所在地）基本上是因就业而发生的⑤。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我们基于中国“从夫居”婚姻传统而产生的刻板印象，即在“两地”的情况下通常是女方做出一定的牺牲到男方所在地定居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大城市相对较高的社会开放度之下，男女在婚姻中的地位也更加平等；双方通过权衡来判定哪个地区更适合生活和未来发展，并从家庭整体角度做出决策。从时序角度看，初婚男女中北京本地人口所占的比重都有明显的下降趋势，特别是男性。但这一趋势在2010年和2011年左右出现拐点，即本地人口的比重开始上升，而流动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这一变动与北京市最近出现的人口总量的变化是一致的———据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年北京市暂住人口825．8万人，比2010年减少了60万人⑥。接下来再从夫妇组合的视角来考察北京的两地婚姻。严格来讲，除了北京本地男女之间的结合，其余情况都属“两地婚姻”：比如同是来自天津的一对男女落户到北京并登记结婚，尽管从居住地／出生地的角度看两人是“同地”，但事实上作为家庭整体也经历了一次地区的转换。在表2中依据夫妇双方不同的原籍和户口所在地情况，对97万余对初婚夫妇组合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类和统计。从大的分类来看，北京本地男女之间的婚配在各种组合中是比重最高的，但总体上仅占比4成；不过这一比重在2010年达到最低点之后开始略有回升。相应的，“本地男＋流动女”与“本地女＋流动男”组合的比重有所下降，可见流动人口数量的减少为北京本地人口的婚配留出了更多的空间。在本地婚配之外，“本地男＋流动女”及“迁移男＋流动女”是比重较高的组合类型，二者总共占比30％左右；相对而言，本地人口和迁移人口的婚配比重是最低的。如果将北京本地人口之外的婚配均视为两地婚姻，那么北京近年的两地婚姻比重高达60％；如果定义更加严格一些，只有男女双方的原籍和户口均无重合方才视为两地婚姻的话（即迁移人口与流动人口相关组合中的“原籍同省”以及“原籍与户口同省”的均视为“同地婚”），那么北京两地婚姻总体的比重约为50％，且在时序上变动不大，在表2中按此定义做了具体计算。在京外人口的各种类型的两地婚姻中，“异地”婚配仍是主体，其中“迁移男＋迁移女”组合的跨省婚姻比例最高。

三、两地婚姻的特征及分析

从上文的统计分布数据中可以看出，人口的迁移和流动改变了北京的人口结构和婚配模式；大量的外省人口来到北京落户或工作学习，两地婚姻在北京已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从夫妇组合的视角、并以本地通婚为比较基准，可以进一步发现北京两地婚姻的一些显著特征。

（一）地域分布2004年以来在北京登记结婚的京外初婚人口（含迁移人口）中，男性约36．8万人，女性约43．6万人，其原籍／户口分布在全国各个省区，其中最大比例的人口来自相邻的河北省。为清晰和简约起见，按照统计年鉴的通用分类方式将全国各省区划分为华北、华东等7大区域。表3针对不同的夫妇组合形式，分别计算了京外男性和女性的原籍／户口的分布情况。从地区归并后的统计结果可见，京外男性主要来自华北和华东地区，而京外女性主要来自华北和东北地区。地域上的邻近通常意味着文化习俗、语言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一致或相近，而这往往是促成两地婚姻以及跨地区迁移和定居决策的重要条件。在表3中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分布差异，即辗转流动人口（不论男女）的户口所在地在地域上的分布明显不同于流动人口整体的原籍所在地的分布，华东和华南两个区域的比重明显升高⑦，相应的，华北、东北和华中地区的比重则有所减少。华东和华南分别是我国两大重要经济圈“长三角”和“珠三角”所在地，通过进一步计算还发现，落户在华东地区的辗转流动男中仅有4．9％的人落户于安徽（华东地区经济最落后的省份），而落户在华南地区的辗转流动男则有83．4％的人落户于广东（华南地区经济最发达的省份）；女性方面，相对应的分别有3．9％和78．7％的辗转流动者落户于安徽和广东。由此不难看出，辗转流动者在做出赴京登记结婚（通常也意味着定居生活）的决策之前，首先经历了一次向经济发达地区的迁移。

（二）结婚年龄在表4中，仍然从夫妇组合的视角分别计算了男性和女性的初婚年龄，以及夫妇的年龄和与年龄差。为了大致考察时序上的变动，将近9年划分为两个阶段（2004－2008年和2009－2012年）分别进行计算。从总体和时序来看，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变化不大，仅有微弱的推迟；但女性的初婚年龄均有明显的上升。相对而言，本地人口的初婚年龄最低而迁移人口的初婚年龄最高。从夫妇组合的角度看，基本上是女性的年龄主导了夫妇的年龄和以及年龄差距，女性平均年龄低的，通常夫妇年龄和较小而年龄差距较大；女性平均年龄高的，通常夫妇年龄和较大而年龄差距较小。对比各大类内部的不同组合还可以看到，对于同流动人口结合的本地人口来讲，相比于同“一次流动者”结合，与“辗转流动者”结合通常要推迟结婚1－2岁；但是对迁移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双外”组合而言，上述两种情况的差别并不明显。在所有的夫妇组合中，北京本地通婚的夫妇是最年轻的。外来人口加入北京本地的婚姻市场以及两地婚姻的增多在很大程度上引致了北京整体结婚年龄的推迟，一方面来自两地的夫妇双方及各自家庭需要更多的时间相互了解和磨合，另一方面对外来人口而言，在北京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大城市安顿下来（如解决工作、住房等问题）要付出更高的迁移成本和更长的转换时间。

（三）文化程度根据数据库中对夫妇双方的学历记录，将其从低到高标定为5个等级：1－小学及以下，2－初中，3－技校／职高／中专／高中，4－大专／本科，5－研究生，并按照与表4同样的表式分别计算出不同夫妇组合类型下的男女平均学历等级，结果如表5所示。就时序上的两阶段对比来看，男女的平均学历等级都随时间而有所增长，且女性的提升幅度相对更大，因此总体的男女学历差距从“男略高于女”转变为“男女持平”。如果以北京本地夫妇作为衡量基准，可以看到除本地人口与流动人口的组合之外，其余各类两地婚姻均大幅度提升了北京新婚夫妇总体的平均学历等级。在各种夫妇组合中，“迁移男＋迁移女”为典型的“高知”组合，夫妇同为研究生学历的比重高达53％；相比之下，迁移人口与流动人口组合的学历等级略低于迁移人口组合，但要高于与本地人口的组合。“本地男＋一次流动女”及“本地女＋一次流动男”的组合是平均学历等级最低的夫妇，学历最低的女性和男性也均来自这两组；与之相对，与迁移人口组合的流动人口的平均学历等级均显著高于总体的平均水平。可见这两类两地婚姻的教育匹配特征是明显不同的，流动人口同本地人口的结合更多是“弱弱结合”，对北京本地婚姻市场中的弱势者（文化程度低通常也意味着就业状况不佳或收入低等）的婚配构成了一定的“补缺”作用；而流动人口同迁移人口的结合偏向于“强强结合”，更可能是在确立关系之后共同做出移居及在北京发展的决定。

四、小结及讨论

南京婚姻调查篇4

成都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米瑞蓉新书签售

成都市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米瑞蓉的第一部小说《留守男人》新书暨现场签售会，于2月18日上午10点半在成都市高升桥华达商场底楼新华文轩购书中心举行，签售会现场气氛相当火爆。去年8月，基于《留守男人》对中年人情感的触碰和对移民游子生活的描述，《成都女报》以米瑞蓉女士的名义策划了“《成都女报》女主人沙龙之米瑞蓉‘读’家分享会”，沙龙上，米瑞蓉分享了有关《留守男人》的创作灵感，并与现场嘉宾一起讨论现代都市情感话题。

日本将减少消瘦女性作为国民健康目标

日本厚生劳动省2月15日消息，决定将“减少20多岁年轻女子的消瘦状态”作为今后10年内日本“国民强身健体运动”的目标。根据厚生劳动省掌握的资料，年轻女性过分消瘦，会导致荷尔蒙分泌失衡等健康方面的隐患。厚生劳动省在公布这一决定后，便于当天向日本国民健康运动专门委员会提交了议案。在活动项目中，专门增设了针对20几岁年轻女性的“增加维持正常体重的女性人群”的项目，以达成减少年轻女性消瘦的目的。根据2010年日本面向国民举办的国民健康阴阳调查结果显示，过于消瘦的人群在20多岁年轻女性人口中占到29.0％。日本在国民健康营养调查中增加针对女性消瘦人群状况的统计始于1980年，当时调查所得的结果是13.1％，2010年调查所得数字是自1980年设置这一调查项以来最差的一次。

南京推行免收婚姻登记9元工本费

南京市民政局近日表示，南京将再推普惠，逐步在全市推行婚姻登记免收9元工本费，目前，在主城范围内已有雨花台区、鼓楼区、白下区、秦淮区、建邺区这5个区先后展开试点，免收婚姻登记9元工本费。南京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南京将坚持“四分开”要求，婚姻登记区与婚姻服务区明显区别，登记区的大门作为婚姻登记主入口，办理登记无须穿越经营服务区域；其次要在登记大厅公示登记员的照片和编号，从队伍上实现人员分开；登记区和服务区内均设置公示牌对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等详细说明；登记区与服务区内工作人员服装有明显区分。

英旅行公司推“旅游离婚”业务

当地时间2月14日，英国一家旅行公司在其网站推出一款专为感情不和的夫妻设计的“鸾凤分飞”的旅游服务。该公司将安排夫妻双方或其中一人飞抵多米尼加共和国，在接受当地法官约10分钟的问话后便可离婚，判定结果在英国同样有效。离婚后，当事人可以选择立即飞回英国或在当地迷人的海滨畅享单身男女的悠闲生活。这项服务收费标准为4500英镑(约4，47万元人民币)，包括交通费、住宿费以及一些文本费用。据悉，这家网站创办人是一对夫妇，丈夫名叫本杰明，妻子叫艾梅。艾梅透露，这项“闪离”服务在英国有着广泛市场，目前已接到5笔订单。

谈资

9对新人举行婚礼

据英国媒体2月16日报道，情人节那天，9对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新人在牙买加尼格瑞尔海滩的某度假村举办了盛大的婚礼。当天，新人们全身涂着厚厚的防晒霜，新娘手捧淡紫色的花束遮挡在胸前，沿着白色沙滩缓缓走到她们的伴侣面前，深情款款地说了“我愿意”。被问到为什么会选择婚礼，他们的答案是：“我们毫无保留地爱着对方，为什么不毫不保留地开始两个人的生活呢?”据悉，该度假村原本从100名报名者中选出了10对新人来参加婚礼，不过其中一对在大喜之日前一天退出了。

拉登被曝迷恋惠特尼・休斯顿

欲杀其夫后强娶

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基地”组织前领导人本・拉登的情妇、苏丹女作家布富透露称，拉登生前曾将刚刚去世的美国女歌手惠特尼・休斯顿视为“他所见过最美的女人”，并一度试图谋杀休斯顿的丈夫鲍比・布朗，将休斯顿养在喀土穆的豪宅金屋藏娇。现年37岁的布富是一位黑人，她说，拉登强迫她装扮成休斯顿的样子，如果她将头发编起来就会责骂她。拉登说，休斯顿从来不会将头发编起来。布富说：“他(拉登)说，他对休斯顿有一种超乎寻常的迷恋，虽然他总说音乐是魔鬼。他说，他想花大钱去美国，与这位超级巨星见上一面。”

惊闻

买粽子吃出虫子WOWO认赔

网友元宵节曝出吃思念汤圆吃出创可贴的新闻，人们还记忆犹新。2月14日上午，成都网友“小不点儿猫”又在微博报料称自己在WOWO超市买了个花生粽，吃到一半在粽子里发现很大一只虫，貌似是蟑螂，并配上一张粽子图。《成都晚报》记者随后在天仙桥北路这家WOWO超市看到，网友说的这种速食-粽子仍在销售，剥开后即可食用。WO-WO超市总部刘经理告诉记者，就网友曝光的问题粽子，他们已经和这位消费者协商好了，今后也会严格监督供应商。而WOWO超市粽子供应商罗经理承认该事件是他们的工作失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今后会吸取教训。

数字

2倍

近日，美国商务部根据收集到的数据，将目前亚洲两个经济大国――中国和日本在出国旅游的购买力方面进行了对比。从2011年1月-11月期间，访问美国的中国游客数量较2010年同期相比增加了36％，达到101万人。而纽约市旅游局则透露，根据他们的统计，中国游客一次访美的旅行费用，平均每人消费3300美元，而这一数字足足是日本游客的2倍还要多。中国游客对名牌商品有特别的喜好，为此，纽约市内的很多专卖店专门配备了会讲中文的导购员。

2次

由杜蕾斯发起的“2011全球调查报告”于去年9月6日至10月3日在全球36个国家通过网络进行，共有29,003名18岁以上成年人参加，其中中国境内受访者为2,060名。调查结果显示：中国31％的受访者每周有2次性生活，24％每周有3至4次性生活，分别比全球高出8％和5％；每周有2次以上性生活的广东人达到84％，在所有省份中居首，天津达48％为最低。男性每周性生活在2次以上比女性高出14个百分点；18至34岁最为活跃。

3家

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客户服务委员会近期对12家知名B2C网站服务进行了暗访调查。调查内容包括电话服务、配送服务、退换货、投诉处理等，涉及评价指标超过30项。2月15日的调查结果表明，网络购物在方便消费的同时，也产生了配送不及时、退换货纠纷多、维权不容易等问题，服务水平亟待提高。调查发现，12家知名B2C网站20秒电话人工接通率平均值为64.91％，达到20秒人工接通率80％的仅有3家企业，最差的企业电话接通率不足10％，差距非常明显。

15％

2月12日，某知名婚恋网《2011年中国男女婚恋观调研报告》。报告显示15％的女性不接受“半裸婚”(即目前无房无车，但5年内可置办，带着承诺结婚)，77％的男性则能接受“半裸婚”。北京地区的单身男女，尤其看重有房有车和教育背景。报告显示，交友渠道少、不主动、自我、不善表达、爱迷茫和目标不明确等，是导致单身的“七宗罪”。据了解，该报告采用网络在线定量研究的形式，收集了有效样本7.5万余份。

南京婚姻调查篇5

日前出炉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婚恋观念及教育观念研究》报告显示，现在的独生子女更具独立意识，他们在家庭中希望有更多的个人空间。三分之二的人赞同“恋爱花费AA制”与“婚后夫妻收入自理”。这份报告是根据课题组2007年在上海、河南、湖南三地进行的问卷调查和网络虚拟调查完成的，共对2888位1976~1986年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进行了有效调查，课题调研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室和国家人口计生委直属机关团委共同完成。

报告将第一代独生子女称为“ONLY”的一代。Only意为独一无二，英文“onlychild”即为“独生子女”之意。 报告认为，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形成出现直接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他们没有兄弟姐妹，“孤独感”是他们最容易提及的词语。对于婚姻，主观性较强。

“有这种观念，最好不要结婚，也不要去生孩子，一旦有了孩子，AA制怎么实行的下去呢？”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知名婚姻家庭专家陈一筠教授告诉《北京科技报》，客观现实表明，独生子女这一代的婚姻稳定性在下降，离婚、闪婚情况增多，有许多人对婚姻没有安全感。他们怕在婚姻失败后损失太大，但这本身大大降低了爱情的价值。

上世纪70~80年代的统计数据显示，北美社会的“离婚爆炸”几乎与婚前契约和夫妻AA制相伴而行。前不久，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个科研机构的报告，有39%的美国人认为，婚姻已经过时了，实际上也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结婚。陈一筠说，在美国，年轻人常会面临父母离婚，或是爷爷奶奶离婚，要不就是朋友都离婚，安全感失去很多。所以这些年轻人对于婚姻和爱情的信任感下降非常厉害。

陈一筠认为，现在我国独生子女热衷AA制婚恋，会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婚姻没有安全感，闪婚的情况会增高。像重庆去年统计，他们那里，离婚率最高的是结婚不到一年的人群。对AA制的人来说，因为财产都是分开的，大大降低了离婚的代价，人们对待离婚也会更加随意。

二是实行AA制的家庭，很容易出现不生孩子的状况，这导致丁克家庭越来越多。在丁克家庭中两人很容易分手，因为他们之间没有血缘纽带的联系。而不生孩子，结婚的意义会大大地下降，社会的凝聚力也会随之下降。

南京婚姻调查篇6

[关键词]　西部农村;留守妇女;婚姻稳定性;影响因素

Abstract:Based on the collected data of the investigation onwomen from more than 24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in thewest-ern rural areas，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stability of theirmarriage. Although themarriage of rural left-behindwomenhas less stability than others (non left-behind women)， the study finds figures of the stability of these two categories arestill very high. Path analysis shows thatby expand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husbands and wives’personalities， the fea-ture that‘left-behind’improves themodernization of ruralwomen’s values onmarriage and child rearing， enhancesmentalstress and reduces the satisfaction on theirmarital and sexual relationship in turn to undermine themarital stability leve.l

Key words：Western rural areas; Left-behind women; Marital stability; Influence factors

一、引言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和城市改革的逐步推进，大中城市特别是东部沿海开放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逐步增大。再加上随着改革的深入，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用工制度、粮食制度等结构性或制度性条件有了明显的松动，于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2004年，国家统计局在全国31个省(区、市)对6·8万个农村住户和7 100多个行政村抽样调查，推算出当年外出就业农民工约为1·18亿人，占农村劳动能力的23·8%。[1]由于受到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及配套的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制度的限制，再加上非农收入的不确定性，使得这些农民的黏土性很强。因此，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迁移绝大多数是以个人而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这就造成多数情况下是一方外出而另一方留守家中的情形，形成“一工一农”，“农耕结合”的家庭分工模式。段塔丽通过对陕南S村的调查发现，留守妇女家庭作出的丈夫外出务工、妻子留守家庭的抉择，并非个体家庭的非理性行为，而是众多农户家庭在当前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种目标与价值合理的理性选择。[2]相关调查一致表明，在外出务工人员中，男性在数量上占优势，且不受婚姻状况影响，而女性则以结婚为分水岭，未婚女性外出较为集中，已婚女性独自外出在整个外出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较小。[3]由此，在农村形成了一个社会弱势群体———留守妇女。

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但国内现有的对农村留守妇女的离婚研究大多只停留在定性论述上，较少定量分析和检验，尤其缺乏对微观家庭的婚姻稳定性及其影响机制的定量研究。本文拟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性及其影响机制作一些分析与探讨。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1·留守妇女与非留守妇女婚姻稳定性差异假设长期的“男工女耕”、“男出女守”这种家庭分工模式和家庭生活模式，对农村婚姻稳定的影响已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不同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得出了不同的看法与结论，但大多数学者认为长期的“男工女耕”、“男出女守”会对农村婚姻稳定带来负面影响。如李泽影等人在四川农村的调查发现，留守家庭夫妻间沟通少，感情日渐疏远，婚姻质量差。[4]吴惠芳、叶敬忠认为，“因劳动力流动造成的夫妻分居不仅给夫妻双方带来了孤单感，同时也造成夫妻双方的性压抑，这对婚姻关系的稳定构成了一定的潜在威胁”[5]。基于前人的这些研究，我们提出本文的假设1:留守给农村妇女的婚姻稳定带来负面影响，即非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性高于留守妇女。

2·家庭压力影响婚姻稳定假设

国内少有探讨家庭压力与婚姻稳定性之间的关系。而国外最近针对家庭经济压力与婚姻质量之间关系的专项研究发现，无论丈夫还是妻子感到的家庭压力，对其婚姻质量都有负面影响。进一步的路径分析表明，家庭压力主要是通过增强夫妻之间的敌意，降低配偶之间的和睦相处程度，从而使婚姻质量下降，并影响婚姻的稳定性。[6]据此，我们提出本文的假设2:丈夫外出之后，原有的子女教育、照顾老人、农业生产的重担全都落留守妇女一个肩上，使得农村妇女的家庭压力增大，进而影响其婚姻稳定性。

3·夫妻人格特质差异影响婚姻稳定假设西方的一些学者认为，配偶之间的社会文化差异会降低婚姻质量，原因在于社会文化背景和性格特征各异的夫妻不容易相互适应，从而增加了夫妻之间的冲突，导致婚姻质量下降。[7-8]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发现，农村夫妻志趣观念性格一致、处理代际关系一致与婚姻质量呈正相关。[9]据此，我们提出本文的假设3:对于中国西部农村出现的“男出女守”、“男工女耕”、“男城女乡”这种婚后的分工模式和生活模式而言，一方生活在传统的封闭社会里，而另一方处在相对发达的现代社会中，夫妻继续社会化的机制、状况以及结果存在非常大的差别，导致夫妻人格特质差异的增强，进而影响婚姻稳定。

4·社会性别观念影响婚姻稳定假设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发现，关于社会性别观念对婚姻质量的影响，中西方学者们的观点是比较一致的，妇女的现代性别角色观念越强烈，其婚姻质量越低。如Greenstein认为，与持传统社会性别观念的妻子相比，持平等主义性别观念的妻子更感受到夫妻之间的不平等，从而影响婚姻质量。[10]Kristin的研究发现，妇女的性别平等主义的态度与婚姻满意度呈负相关，与婚姻冲突呈正相关。[11]国内学者卢淑华的结构方程模型表明，性别观念对婚姻质量是负向影响，即性别角色观念越现代，婚姻质量越低，而性别角色观念越传统，婚姻质量越高。[12]关于“留守”对农村女性发展的影响，蒋永萍认为，男性外出提高了留守妇女对农业生产的参与和决策程度，提高了她们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13]。覃金玲认为，男性外出之后，迫使留守妇女逐渐改变原有的自我认知，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进而对于自身的角色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积极性情绪[14]。根据前人的研究，我们提出假设4:留守促进了农村妇女社会性别观念的现代化，进而影响其婚姻稳定性。

5·性生活影响婚姻稳定假设

性生活只是夫妻关系的一部分，但没有性生活的夫妻关系显然是不正常的。虽然婚外性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日趋普遍，但只有夫妻之间的性关系才是合乎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同时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因此男女双方的性满足便成了他们结为夫妇的最重要因素，就结婚动机而言，这是一个外表看不出的强有力的动机。相关调查也表明，性生活不和谐是导致离婚的又一主要原因。[15-16]我们提出假设5:丈夫外出之后，留守妇女长期无法过正常的性生活，降低了性生活质量，进而影响其婚姻稳定。

6·婚姻关系满意度影响婚姻稳定假设虽然国内以往的离婚研究很少把婚姻质量作为一个影响变量，但婚姻质量与婚姻离散之间的因果关系却是显而易见的[17]。Lewis和Spanier (1979)是首次把婚姻质量和婚姻稳定性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的学者，他们相信，婚姻质量和稳定性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即婚姻质量越高，婚姻的稳定性越好。[18]之后的一些经验研究支持了他们的观点。Udry(1981)通过对都市已婚白人的调查分析，发现妻子的婚姻幸福感是婚姻变动的最重要的预测变量。[19]Booth等(1986)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与婚姻较幸福的当事人相比，低幸福感的夫妇在今后3年离婚的可能性大约会高出4至5倍。[20]我们提出假设6:丈夫外出之后，留守妇女的婚姻关系

满意度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其婚姻稳定。

(二)概念界定与测量

1·留守妇女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将农村留守妇女界定为丈夫在本县以外的地域务工、经商或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外出时间超过6个月以上而留居在家中的农村已婚妇女。

2·婚姻稳定性

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将婚姻稳定性定义为农村妇女对婚姻存续的态度或对婚姻持续的信心，如是否产生过离婚的念头。测量方法为既询问被访妇女“近一年来，您曾经有过和丈夫离婚的念头吗”(①经常有离婚的念头;②有时有;③偶尔有;④从无)，同时也问，“近一年来，您觉得你丈夫有离婚的念头吗”(①经常有离婚的念头;②有时有;③偶尔有;④从无)。得分越高，婚姻稳定性越高，得分越低，婚姻稳定性越低。

3·家庭压力

在本项研究中，我们把农村妇女的家庭压力界定为农村妇女感受到来自家庭系统内外的压力与紧张感，划分为“家庭生产劳动”、“子女教育”、“子女生活照料”、“赡养老人”、“遭受别人欺负”、“感情上孤独无依”、“处理与邻居的关系”、“经济拮据”、“家务繁重”、“家人生病住院”及“担心婚姻稳定”共11个指标，并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具体赋1~5分，得分越高，压力越大。然后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将这11个指标简化成精神压力因子、经济压力因子、抚养赡养压力因子，特征值都在2·0左右，总的解释方差为54·46%。

4·夫妻人格特质差异

具体包括6个指标，以妇女自评夫妻在兴趣爱好、生活习惯、思想观念、性格脾气、子女教育、处理亲属关系6个方面的一致性程度，并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赋1~5分，得分越高，差异越大。

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把这6个变量合成夫妻人格特质差异，其特征值为2·802，总解释量为46·70%。

5·社会性别观念

具体包括10个指标，以对“男人能力天生比女人强”、“妇女能力不如男性，所以不能当村干部”、“农业科技推广是男人的事，与妇女关系不大”、“农村社会管理是男人的事，与妇女关系不大”、“如果丈夫收入足够高或家里有大量钱财，妻子就不用劳动了”、“女人应从一而终”、“女性在婚后不能有异性朋友”、“女子的贞洁比生命更重要”、“没有孩子的女人是一个不完全的女人”、“妇女只有生了男孩才能得到人们的尊敬”的赞同程度为指标，并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正负五级赋分。得分越高，表明社会性别观念越趋现代。并通过因子分析方法将这10个指标合成事业能力观念因子和婚育贞节观念因子。两个因子特征根都超过了2·0，累计方差贡献率为54·15%。

6·性生活质量

要求被访者对性生活满意度打分，得分在1~9分之间，得分越高说明满意度越高，得分越低，说明满意度越低。

7·婚姻满足感

在本项研究中，我们要求被访妇女对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体贴、相互理解、双方家庭角色合格度、对婚姻满意度、对夫妻关系的满意度、婚姻幸福感、夫妻关系和谐程度、夫妻关系平等、对感情生活的满意度及婚姻浪漫性共计12个方面的满意度打分。每个指标的得分在1~9分之间，得分越高，说明满意度越高，得分越低，说明满意度越低。并通过因子分析方法将这12个指标合成婚姻满意度因子，其特征值为8·354，总解释量为69·617%。

8·初始变量

本项研究中，控制变量一是留守妇女个人特征，具体包括年龄和文化程度两个变量。二是留守妇女家庭特征，具体包括家庭年收入、生育子女个数、最小孩子年龄、家中赡养老人的个数。三是婚前因素，具体指标包括婚前对现在丈夫的了解程度，婚前与丈夫的感情深度，婚前自己是否注重般配，婚前家人是否注重般配。这四个指标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进行正向赋值，各指标得分在1~5分，得分越高表示婚前基础越好。考虑到这四个指标相互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笔者通过因子分析的方法对其简化。把这四个变量分别合成择偶时注重般配程度和婚前感情基础，其特征值都在1·5分上，总解释量为84·91%。

根据上述介绍，本文的分析框架见图1。

(三)资料来源考虑到留守妇女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在各地区的分布差异比较大。因此，我们在四川省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各选择一个劳动力外出较多、留守妇女比较集中的县，作为调查点。这两个县分别是大竹县和蓬溪县。在这两个县，分别选取经济发展较好的乡镇和经济发展较落后的乡镇各1个，共计4个乡镇，这4个乡镇分别是石河镇、庙坝镇、蓬南镇、大石镇。在每个乡镇，我们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办法，分别抽取6个行政村，共计24个行政村。在每一个行政村调查50名在婚妇女，其中留守妇女和非留守妇女各25名。在被选取的村调查，既要注意留守妇女和非留守妇女的配额比例为1∶1，同时，以留守妇女的年龄段为参照选择非留守妇女，使其二者年龄相差不大。这样共计1 200名妇女构成我们的样本。但在调查实施过程中，因妇女赶集、走亲戚等等客观原因，结果回收有效问卷1 017份，有效回收率为84·75%。样本构成见表1。

资料收集者由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的21名师生(教师2名，学生19名)组成。19名学生调查员是从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众多报名参加暑期社会实践的同学中挑选出来的，均为学生干部，且大多都来源于四川农村地区，对四川农村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化都非常熟悉。调查与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相结合，于2008年7月4日至7月20日进行。在正式调查前，研究者对所有调查员进行了培训，对调查的目的、调查的方法及注意事项进行了详细讲解。由于农村妇女文化程度偏低，调查时要求调查员用结构访谈法进行调查。

但对有关性生活的个别问题，如果被调查者能自己看懂、理解，允许让被调查者自己填写，调查员当场收回。这是因为敏感的个人隐私问题，自己填写可以免去询问者尤其是男性询问者和回答者之间的别扭或尴尬，使被调查者都能更从容、真实地回忆自己的经历、表述自己的感受和态度。在调查开始之前，我们得到了镇、村两级妇女干部的支持与配合，由村干部或村民小组长带我们入户进行调查。所有调查员都诚实认真、勤奋负责，再加上调查对象的绝大多数都能积极配合，所以调查结果可信度较高。

三、结果与分析

(一)婚姻稳定性状况本次调查发现(表2)，留守妇女与非留守妇女婚姻稳定性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特点。其相似之处表现在无论是留守妇女还是非留守妇女，其婚姻都是比较稳定的。在两类妇女中，妻子本人“经常有”、“有时有”离婚念头的都是极少数，妻子判断的丈夫“经常有”、“有时有”离婚念头的也是极少数;相反，在两类妇女中，妻子本人“从来没有”离婚念头的占绝大多数，妻子判断的丈夫“从来没有”离婚念头的也占绝大多数。其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性不及非留守妇女，无论是从妻子离婚的念头来看，还是从丈夫的离婚念头来看都是如此。非留守妇女中，从来没有产生过离婚念头的占87·9%，高出留守妇女7·3个百分点;非留守妇女认为其丈夫从来没有过离婚念头的占92·3%，高出留守妇女9·7个百分点。线性检验表明，这种差异在总体中也是真实存在的。这说明，我们的假设1得到了验证。

本项研究的结论与其他相关研究的结论比较一致。如关于中国婚姻的高稳定性，学者徐安琪的研究发现，夫妻“合成分值最高9分，即在过去一年中双方均无离异念头的占65·6%。当然，一方或双方都有离异意向的并不多，得分在2~6分的仅为5·8%， 7分的占8·5%， 8分的为20·1%，表明中国婚姻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与农村相比，城市曾有过离婚意向的夫妇比例约高出农村13·3个百分点”。[21]这与李喜荣在豫东HC村的个案研究结论也比较一致。他的调查发现只有6·4%的留守妇女自述在一年里“经常”有与配偶分手的念头，“有时”产生离婚想法的占3·6%，“偶尔”有过离异闪念的为5·4%，从来没有的则达84·6%，说明高稳定仍然是农村留守妇女婚姻的主要特征。[22]虽然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性不及非留守妇女，但高稳定

性仍然是西部农村妇女婚姻的基本特征。留守对农村妇女婚姻稳定性的负面影响还没有达到使其婚姻充满危机的程度。无论是对于妻子来说，还是对丈夫来说，经常有离婚想法的人只是个别现象;相反，从来没有过离婚念头的人却占到八成以上。这说明，一些媒体经常报道的“农村留守妇女遭遇了婚姻危机”、“农村留守妇女婚姻‘亮红灯’”是缺乏事实依据的。如果我们以“经常”有离婚念头作为出现婚姻危机或婚姻“亮红灯”的标准的话，那么可以发现，无论是留守妇女还是非留守妇女，都存在婚姻危机或婚姻“亮红灯”现象，但在这两个群体中都是极少数人，且二者相差不到一个百分点。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和根据说农村留守妇女出现了婚姻危机;也不能说农村留守妇女的危机就是“留守”所带来的，因为在婚姻危机方面，留守妇女与非留守妇女的差异并不大。正是依据这一较大规模问卷抽样调查结果，我们可以有理由地说明两点:一方面，中国西部农村社会中，出现婚姻危机的，并不只是留守妇女家庭，同时也有非留守妇女家庭;另一方面，留守妇女家庭中，出现婚姻危机的只是个别现象，并不是大多数留守妇女家庭都出现了婚姻危机。

(二)留守影响婚姻稳定性的路径分析为了考察留守对婚姻稳定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我们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妻子和丈夫的离异异向综合为婚姻稳定性因子，其特征值为1·831，解释量为91·531%。

1·与婚姻稳定性直接相关的影响因素为了考察留守这一变量对婚姻稳定性的直接影响，我们以婚姻稳定性因子作为因变量，以本文所涉及的初始变量和中间变量作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得到表3的结果。

表3的结果表明，经回归分析后，对婚姻稳定性有直接影响的变量有6个，即年龄、婚育贞节观、精神压力、婚姻满意度、夫妻人格特质差异以及性生活满意度。其中，婚姻关系满意度和性生活满意度对婚姻稳定性有正向影响，而年龄、婚姻贞节观念的现代化程度、精神压力、夫妻人格特质差异对婚姻稳定性有负向影响。是否为留守妇女、文化程度、留守妇女家庭特征变量、婚姻因素变量对农村妇女婚姻稳定性没有直接的影响。整个回归模型的方差检验值F为11·277，显著水平为0·000，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有意义。本项研究所涉及的影响因素一共解释了农村妇女婚姻稳定性的16·6%左右的变化。说明模型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解释力，同时也不难看出，还有一些相对重要的影响因素在本项研究中没有被发现，这也是以后深入研究所努力的方向。但正如郭志刚所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多元回归确定系数值一般不是很高，故这一方法多用于进行分析，较少进行预测。”[23]所以本模型的解释力相对较低但并不影响对现有影响因素的分析。

2·与婚姻稳定性间接相关的影响因素为了考察初始变量对婚姻稳定性的间接影响，我们首先得分析初始变量对各中间变量的直接影响。初始变量对中间变量各因素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表明(见表4)，在控制了留守妇女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婚前因素之后，留守扩大了夫妻之间的人格特质差异，促进了农村妇女婚育贞节观念的现代化，增加了其精神压力，降低了其婚姻关系满意度和性生活满意度。

对各初始变量通过中间变量而对婚姻稳定产生间接影响的分析表明(见表5): (1)孩子个数和最小孩子年龄未通过中间变量对婚姻稳定产生间接影响;文化程度和是否为留守妇女通过中间变量对婚姻稳定产生间接的负向影响;年龄、家庭年收入、家中赡养几位老人、当初择偶时对般配的重视程度和婚前感情基础，通过中间变量对婚姻稳定产生正向影响;从各初始变量通过中间变量对婚姻稳定产生间接影响的相对效果来看，是否留守妇女这一变量通过各中间变量对婚姻稳定产生的间接影响最大。

注:间接影响=初始变量对中间变量各因素影响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该变量对婚姻稳定直接影响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总的间接影响=各变量的间接影响之和。

分析到此，我们可以对留守如何影响婚姻稳定性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留守妇女婚姻稳定性不及非留守妇女，这一差异主要是因为“留守”之后扩大了夫妻之间的人格特质差异，促进了农村妇女婚育观念的现代化，增强了其精神压力，降低了其婚姻关系满意度和性生活满意度进而影响了其婚姻稳定性。具体来说:留守使夫妻人格特质差异扩大了0·208个标准单位，从而使其婚姻稳定性降低了0·036 82个标准单位;留守使农村妇女婚育贞节观念现代化程度提高0·204个标准单位，从而使其婚姻稳定性降低了0·014 89个标准单位;留守使农村妇女精神压力增大0·103个标准单位，从而使其婚姻稳定性降低0·009 68个标准单位;留守使农村妇女婚姻关系满意度降低0·205个标准单位，从而使其婚姻稳定性降低0·051 46个标准单位;留守使农村妇女性生活满意度降低0·365个标准单位，从而使其婚姻稳定性降低0·025 19个标准单位。这些都说明，本项的研究假设得到了验证。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四川两县千余名农村妇女的实证调查发现，虽然留守妇女与非留守妇女婚姻稳定性存在差异，但高稳定性仍然是两类妇女婚姻的共同特征，普遍的婚姻危机在留守妇女家庭中并没有出现。对于农村留守妇女婚姻的高稳定状态，李喜荣从社会交换理论的角度进行了解释，认为婚姻解体的社会成本过大，如传统婚姻观念的约束、农村家族家庭网络的制约、子女因素、经济依附性及对离异不良后果的顾虑，使其婚姻稳定仍保持在较高的水平。[22]而我们倾向认为，这种婚姻的高稳定状态与留守妇女的婚姻动机与婚姻期望有关。

按照德国社会学家穆勒观点，“结婚的动机在于经济、子女和感情三大因素。它们的重要性依据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上古时代经济第一，子女第二，爱情第三;中古时代子女第一，经济第二，爱情第三;现代则是爱情第一，子女第二，经济第三”[24]。对于当代中国西部农村妇女而言，她们的婚姻动机与婚姻期望是什么呢?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向农村妇女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近年来您觉得目前的夫妻关系主要依靠如下的哪些因素来维系(最多选择两项)”，把子女做为第一维系因素的占62·5%，而把爱情做为第一维系因素的只占16·4%。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当代中国西部农村妇女当中，子女抚育仍然是婚姻最为重要的任务，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仍然是她们在婚姻中的最主要的期盼。这正如费孝通所言“夫妇关系的片面化的方式各地各时可以不同。最主要的是两种:一是把事务上的合作减少，使夫妇间偏重感情调协，趣味和兴会的相投;一是把感情方面的要求撇开一下，偏重于经济上的、事业上的合作。这种偏重的方向，初无高下之别;重要的是要看生活的环境如何”[25]。当然，最为理想的婚姻是将事务上的合作与感情协调兼顾，但这并不容易实现，它虽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在不具备这种条件的情况下，夫妇们如何选择呢?“若是比较这两种偏重的方向，似乎又有前后之别。依我以上所说婚姻的主要意义是在确立对孩子抚育的责任。

抚育本身是一件相当繁重的事务，基本上是柴米油盐的经济工作”[25]。西部农村之所以出现大量的“男出女守”这种家庭分工模式，其主要也是源于夫妇的共同事业———抚育子女，是一种事务上的合作，是为了追求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本项研究中，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您现在留守在家里的原因有哪些”，从调查结果看，三个最主要原因是“孩子没有人照管”(占42·4% )，“家里的田地需要人管理”(占26·3% )，“照顾家里老人”(占18·8% )。那么为了共同抚育好子女，为了赡养老人，为了家庭物质生活的改善，妇女们必须撇开至少是暂时性地撇开感情方面的要求，降低感情方面的期望。甚至“男出女守”这种家庭分工模式带来了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之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妇女们在感情上的不满足感。正是因为西部农村留守妇女们对夫妻感情的低期望、对培养子

女的高期望以及经济满足感的补偿作用，促进了她们婚姻的稳定。

路径分析方法证实，留守主要是通过以下几种机制对婚姻稳定产生破坏作用的:其一，丈夫外出，夫妻继续社会化的环境不同、机制不同、过程与结果不同，导致夫妻人格特质差异的扩大，使过去的“般配”或“同类婚”变得不“般配”或“异类婚”，使过去的不“般配”或“异类婚”变得更加“不般配”或更加“异类婚”，从而不可避免地给婚姻稳定性带来负面影响。其二，丈夫长期外出，使留守在家中的妻子对农业生产和家庭事务有了“缺席性领导权”，对农村的政治活动和社会交往有了“缺席性参与权”，对自己的劳动所得有了“缺席性支配权”，这些必将促进了她们的自我意识、自主意识的增强，使她们开始认识到，她们并不是生儿育女的工具，也不是丈夫的附属品，这种婚育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使她们更“敢于”产生离婚的念头。其三，丈夫外出后，留守妇女独立承担了本应该与丈夫共同承担的家庭责任和义务。她们在家务劳动、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和从事农业劳动等方面的负担有所加重。丈夫外出成了她们家庭压力的一个转折点，短时期内压力源事件急剧增多，家庭压力强度陡然增大。尤其是她们在进行社会比较之后，如从纵向角度比较，即与丈夫未外出之前相比，其家庭压力明显加重了;从横向角度比较，即与非留守妇女相比，其家庭压力也要明显大于非留守妇女。因此，她们会深刻地体会到，家庭压力的增大，主要是因为丈夫的外出，将一部分家庭压力转嫁到自己的身上。她们对丈夫分担更多的家庭压力充满期盼，期盼他们像过去未外出之前一样分担家庭压力，像其他未外出的丈夫一样分担一部分家庭压力，但当这一切都落空的时候，在她们心目中容易产生抑郁情绪、敌对情绪和悲伤情绪，从而影响婚姻稳定。其四，丈夫外出务工之后，长期的空间分离使留守妇女婚姻的许多功能无法得以实现，降低了其婚姻幸福感和婚姻满足感，从而影响婚姻稳定。其五，性生活是婚姻的生理基础，男女之间基于生理基础的性行为和性关系，是促使他们成就婚姻的一个外表上看不出来的强有力的动因，是创造幸福婚姻的重要途径，也是人的基本需求。而留守在家中的妻子每天不仅要承担着沉重的劳动和生活压力，而且由于长期不能与丈夫团聚，过不了正常的夫妻生活，久而久之，导致性压抑、性饥渴，降低婚姻满意度，影响婚姻质量，危及婚姻稳定。

南京婚姻调查篇7

婚姻有七年之痒一说，如今，七年已至，校园婚姻，这一顶着争议走到今天的浪漫童话，能延续多久？

曹灿辉（益阳市赫山区教育局）：

说到大学生结婚，我想起今年《南京日报》的一则消息说，6月12日，中国矿业大学校长葛世荣为该校14对学生新人证婚，大学生在校结婚现象再次引发多方关注。消息中还说到，近几年，高校云集的南京市有20多对大学生选择在校结婚，但大部分都是“奉子成婚”。

从2005年3月29日教育部颁布了修改后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删除了原《规定》中“在校期间擅自结婚而未办理退学手续的学生，做退学处理”的条目之后，结婚的大门就向大学生敞开了。

然而，教育部和学校不能干涉学生结婚，也并不意味着就是鼓励大学生结婚。虽然每个公民个体，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的选择，只要遵纪守法，他人无权指责，但是我仍认为，大学期间，结婚需慎重。

大学期间结婚有些过早。作为一个学生，并未进入社会，他的思维还不是很成熟，没有接触社会，很可能没法真正体会到各种压力。结婚后，角色从学生变成丈夫妻子、父亲母亲，除了未完成的学业外，结婚后还要肩负起家庭的责任，如此种种，身为学生，是否有能力承担，还是一个未知数。

更何况，大学生当以学业为重，不该为其他事物分神。在大学期间，同学们还没有一个婚姻的基础，也没有经济基础。大学生要妥善处理好学习和婚姻、家庭的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目前，我国大学还没有真正实行学分制，学生不能自主安排学习时间，因此，在规定的时间段完成学业，是学校和社会对大学生的期待和要求。

中国社会调查所曾进行的网络调查显示，69%的被访者不赞成在校大学生结婚，只有21%的被访者表示赞成。绝大多数家长认为，如果子女选择在上大学期间结婚，自己会持反对意见，并会让他(她)慎重考虑。在大部分家长看来，结婚不是儿戏，子女结婚，应该在工作一段时间、有一定基础之后。大学毕竟是学习的地方，学生角色还没扮演好，怎么同时兼顾多个角色？

方西河（岳阳市岳阳楼区朝阳小学）：

众所周知，结婚是两往的最高境界。男女双方只要不违背相关法律，就有结婚的权利与自由。在校大学生达到《婚姻法》规定的结婚法定年龄后，人的身体与心理都已经成熟，这就为结婚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从这个角度讲，规定在校大学生可以结婚，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了。然而，他们毕竟不同于社会人，在很多方面并不具备结婚的条件，因此，校园婚姻，还当慎重。

刘兵（为先在线博主）：

其实，无论婚姻降落校园，还是其他什么地方，都应当谨慎对待。婚姻似“瓷器”，而校园婚姻只是婚姻“瓷器”中的一个品种而已，校园要想收藏好它，的确困难。然而，这不应当成为我们拒绝它的理由。现今很多婚姻走向破裂，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校园婚姻，而是夫妻双方对待婚姻的不负责任。要知道，婚姻是一份承诺，它包含了夫妻双方智慧、勇气、人格意志的重新组合。只有当双方却能理性地认识到这一点，愿意共同担负起婚姻中各自担负的责任，愿意共同经营婚后的生活，婚姻才会圆满。

校园里的恋人，只要双方有了这个认识，结婚，又有何惧？

林日新（武冈市泉塘中学）：

刘老师的说法，无疑给校园婚姻添加了几抹浪漫色彩。然，我仍然要泼几瓢冷水。对校园婚姻，我的态度是“三不”政策：不赞成，不提倡，不制止。我更想对那些即将迈入高等学府的学生和子侄们说：爱情是十分浪漫的，婚姻却是非常现实的，爱情是感性的，但婚姻却要理性。

人们常说，校园里的爱情美好而脆弱，多年来一毕业就分手的校园爱情模式也反复证明了这一点。于是，有些大学生幻想用婚姻来守住这份浪漫的校园爱情，却不知到头来，不仅没能守住爱情，更是把事业给困住了。早在2008年，一家网站曾发起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在校大学生结婚会遇到的问题依次为：经济问题、情感矛盾、就业及分居两地、影响学业、家人及老师反对等。

一般来说，大学生还是消费者，那么校园爱情无疑是建立在家长给予的物质基础之上，这种“拼爹”的事情本来就先天不足。“校园夫妻”年纪小，双方连基本的生活经验都没有，怎能经得起家庭中“柴米油盐”琐事的缠绕？况且，与恋爱相比，婚姻多了一份责任。在校或刚毕业的大学生，由于心理上的不够成熟，加上经济状况的不稳定，一般是难以担当这份责任。从情侣到夫妻，生活从激情归于平淡，他们面对的变量和不确定性因素都非常多，如双方都比较“糊涂”，也许生活还能过得幸福；如一方成长非常快，另一方却依旧幼稚，这样的婚姻“散场”的可能性就很大。这或许也是校园婚姻离婚率高的原因之一吧。

方舟（湖南科技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系）：

大学生在校结婚，我觉得还是没有必要。

我们读了12年书，为的是什么？我想，为的就是考个大学，补充知识，学习技能，为自己的未来积累资本，为自己的梦想做好拼搏前的准备。如果奋斗了12年，在即将拼搏冲刺的阶段，分散精力去结婚，会不会有些可惜了？

再说了，像我这样的大学生，虽然已成年，法律上也是一个能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完全行为人，但经济上并不能自给，心智也还未成熟，又何必仓促地决定这件人生大事呢？况且，虽说大学已经是个小型社会，但大多数大学生都是第一次踏出家门，并未真正走进社会这个大染缸，也还没有切身体会面包与爱情孰轻孰重的机会。这个时候的爱情，这个时候的婚姻，我们又能负的起多少责任呢？

南京婚姻调查篇8

摘 要 《蜗居》热播带来的社会效应不同凡响,通过《蜗居》了解目前80后女大学生的择偶观,并分析这种观念是对传统择偶观的冲击还是一种文化适应。通过调查解读80后女大学生的思想,对于了解这一代群体的行为也有着重大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择偶观 门当户对 80后

一、导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人们的择偶观逐渐发生变化。《蜗居》这部电视剧主要是借着郭海萍买房这个主线故事写出当前都市人群面临的普遍困惑,这种困惑不仅仅来自于房子、工作等物质压力,还有婚姻、情感上的精神压力,此次调查的目的主要是看80后女大学生的择偶观是否受到了《蜗居》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报告数据来源于《从看80后女大学生的择偶观》问卷调查资料,在调查过程中,发放问卷100份,收回问卷95份,有效问卷95份。

(二)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通过互联网、图书馆分析与择偶观有关的文献资料(如专著、调查报告、论文等),在借鉴基础上把课题研究推向深入。2.定量研究。对问卷搜集到的数据进行筛选,并通过spss软件统计包对其进行数据分析,采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有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和图形分析等。3.定性研究。在访谈的基础上对收集的资料进行取精去粗以弥补问卷的不足。

三、数据的实证分析

(一)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分析

本次调查对象是1980年―1990年之间出生的郑州女大学生,以大学本科以上为主,采用随机调查的方法发放问卷。在所调查的100份问卷中,看过《蜗居》的有81人,有效百分比为86.2%;没有看过《蜗居》的人有13人,有效百分比为13.8%(见表1)。

(二)分析调查结果

本次调查是为了探讨80后女大学生择偶观以及《蜗居》给她们带来的影响,《蜗居》不仅是一部电视连续剧,更是生活中的一面镜子,在现实面前是该坚持爱情,还是追随现实?“小贝”和“宋思明”是否会影响她们择偶的判断力。根据调查分析如下:

1.喜欢的对象与选择结婚的对象二者之间的对比分析

在选择结婚的对象中,选择小贝的更多,其次是宋思明,选择苏淳的人明显低于二者,兼具“选择结婚的对象”和“喜欢的类型”两者的是小贝。可以得出,80后的女大学生并不是所谓的只知道享受生活却不懂得奋斗的一代人。

2.对学历的要求情况

在对学历要求方面,以大学本科以上居多。可以看出,在择偶时女生还是会考虑对方的文化程度,大部分女生都希望自己的男友与自己的文化程度相当或者是高于自己的文化程度,这是一种精神上的门当户对。

3.在择偶时是否在意门当户对的情况分析

调查发现很多人注重门当户对,但主要体现在精神上。从分手的原因来看,并不是因为对方经济条件差而分手,更主要的原因是俩人的感情不合,这说明80后女大学生更注重的是精神上的共鸣,这与传统社会以经济条件划分的门当户对是有差异的,体现了现代婚姻的内在要求。

4.房子与爱情的关系

80后女大学生在崇尚爱情高尚的同时也很注重房子的现实意义,从调查可以得知,80女大学生在爱情和房子二者之间会选择“鱼与熊掌兼得”,在没有房子的情况下,会选择和男友结婚,只是结婚的时间会晚些。

5.对“干的好不如嫁的好”的看法以及择偶依据分析

对于“干的好不如嫁的好”这句话,2%的人“非常赞同”这种说法,39%的人持“赞同”观点,27%的人认为“无所谓”,25%的人持“不赞同”观点,2%的人“非常不赞同”这种说法。可以看出很多女性还是认同这句俗语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就一定非豪门不嫁,在择偶时更多的人考虑的是个人品质,经济状况并不是首要因素。

6.对“老少配”的看法

对于老少配,更多的人选择的是“顺其自然,只要有感情基础就好”,在能接受的范围之内以5岁左右居多。“影响婚姻家庭稳定的因素之一是人们‘观念的变化’”①。过去的婚姻基本都是夫妻二人年龄相当,以老少配为耻。目前,大众对老少配持宽容态度,认为老少配已经属于平常现象。可见,择偶观的变化与人们观念的变化有很大关系。

四、报告中所反映的问题及其思考

(一)传统的择偶观与80后女大学生择偶观的对比

1.传统的择偶观

(1)注重父母之命与媒妁之言

在我国相当长的社会里,人们的择偶观一直受制于封建思想,婚姻当事人没有权力决定自己的婚姻大事,婚姻之事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随着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观念渐行渐远,但父母包办子女婚姻的事情时有发生。但在现代社会,传统的择偶观念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已符合了现代人的择偶观念,为现代人以爱情为主的择偶观服务。

(2)讲究门当户对

在择偶观念上,传统的门当户对是指欲结成或正在结成以及将要结成婚姻关系的男女双方的家庭,在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上处于基本相当的水平。门当户对是中国封建社会男女择偶的重要条件和标准。它要求男女双方家长在子女择偶时要相互考虑双方门第的高低、财产的多寡、社会地位与社会声望等。这种婚姻的观点是只重门第的高低,而不重爱情,是封建等级观念的重要内容之一。

2.80后女大学生的择偶观

在思想开放的今天,门当户对的内容发生了一些变化,80后女大学生更重视价值观、文化、经济条件、心理等多方面的门当户对。

(1)价值观上的门当户对

价值观是社会成员用来评价行为、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自己合意目标的准则。价值观是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在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这样,传统择偶观门当户对的合理性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具有类似社会背景的人习得了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观,而具有相似价值观的人更容易互动,因为双方具有共同语言,易于有效的沟通和达到最小限度的紧张。通过调查可以看出,80后女性很注重价值观上的相通。如果在择偶时忽视对一个人的价值观的考察,这对以后的婚姻生活必定产生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如果郭海藻对宋思明个人品质有所深入了解的话,也不会出现后面的悲剧。因此,对价值观的认同也成为了80后女大学生考察对方的标准之一。

(2)经济上的门当户对

经济上的门当户对是指在择偶时一般要考虑到双方家庭的经济平衡关系。经济条件的大体接近对婚姻的稳定会起到积极的作用。郭海藻和小贝条件相当、郭海萍和苏淳亦是如此,都是奋斗中的大学生,因此他们有共同话题,容易交流沟通,在奋斗中相互鼓励,相互帮助,相互促进。面对现实,房子是必须的,物质是必须的,80后女大学生在注重感情的同时并没有忽略经济的重要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80后的理性思考。

(3)文化上的门当户对

文化上的门当户对是指男女文化程度相当,或不会有太大的悬殊。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择偶,可以发现,人们在择偶时总是受社会和文化规范所左右。在现实生活中,一个研究生一般不会选择高中生,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会让两个人的沟通产生困难。一个长期生活在美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人,与一个长期生活在中国社会农村文化背景下的人,一般是很难在婚姻生活中找到良好互动的感觉的。文化的差异和生活习惯的不同会导致两个人的价值观不同,影响两个人感情的进一步发展。从调查中得知,在择偶时大部分80后女大学生都希望男友与自己的文化程度相当或者是高于自己的文化程度,这是一种精神上的门当户对。

(4)心理上的门当户对

人的心理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譬如一个哲学家与一个下岗工人是不大可能产生心理共鸣的;同样一个科学家与清洁工很少会发生婚姻关系。他们之间可能会有爱情,但结成婚姻的概率不会很高。爱情会在不同的人群中产生,良好的婚姻更多的在相似的人中间产生。古德有语:“一切择偶制度都倾向于‘同类婚姻’。②”背景和出生类似的人更容易找到共同语言,更容易走得长远。在日常生活中,恰恰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所反映出来的异源文化差异,成为夫妻关系中最难逾越的一道心理鸿沟,妨碍着双方最终的接纳、亲近和融洽。

(二)由调查结果所引发的思考

80后女大学生在选择结婚的对象时依然是“小贝”居多,“小贝” 是80后男性的写照,他无论在年龄上、思想上还是经济上和郭海藻都是门当户对的,从调查中可以得出目前80后的在择偶时很理性,表现在:

1.以爱情为基础

爱情是婚姻的基础,爱情是产生男女择偶的内驱动力。恩格斯有语: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可以说,爱情是婚姻的新娘,婚姻是爱情的归宿。如果处理不当,婚姻将会成为爱情的坟墓。常言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幸的婚姻,同样,没有婚姻的爱情也是不幸的爱情。80后女大学生很看重双方之间的感情,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上。

2.以物质为保障

爱情和面包都是婚姻关系存续的保障,物质条件决定精神生活,物质基础是婚姻关系的一大基石。如果仅仅谈感情,唯爱情至上而忽略物质条件,那么这只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是一种爱情乌托邦。在生活中,柴米油盐是客观存在的,在注重爱情的同时,80后女大学生很理性的思考物质条件的重要性。只有物质有了保证,才能够为爱情保驾护航,使爱情的帆船驶向美好的未来。

随着房价的飙涨,自由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盛行,在大多数人眼中,80后女大学生大多数都持有“吃现成饭”的思想。但是通过对《蜗居》的调查得知,80后女大学生的择偶观并没有被金钱腐蚀,反而使她们更好的给自己的择偶标准定位。她们的择偶观随着社会的发展发生了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并不是对传统择偶观的一种冲击,而是一种文化适应。

参考文献:

[1]梁青岭.现代婚姻社会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张文霞,朱冬亮.家庭社会工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刘豪兴.农村社会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4]骆晓戈.女性学.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

[5]朱力.社会问题概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6]何雪松.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

南京婚姻调查篇9

【关键词】彩礼；变迁；功能

彩礼从西周就以国家法的形式而存在，并一直沿袭至中华民国时期。但在共产党的实际控制根据地，收受彩礼被认为是买卖婚姻的手段，彩礼在法律上被明文予以废止。从此，彩礼彻底被排除在国家法之外，演变为民间习俗。彩礼以民俗的方式存在于乡土社会，是婚姻交换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伴随着男女双方（家庭）在具体彩礼的财与物的多少上的讨价还价，婚姻交换得以进行。

就本文为而言，主要是基于笔者在云南省昭阳区A村的社会调查，主要想探讨彩礼作为乡土社会婚姻缔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近年来呈献出上升的趋势，这种趋势是否影响到农民的生活，又是怎样影响的？

一、彩礼消费的变迁

彩礼伴随着婚姻的出现，是旧时婚礼的程序之一，但建国以来，随着社会制度的更替、法律的进步和发展早已被取代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农村经济得以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农村大部分地区都富裕起来。在这个时候，彩礼却有所抬头。

费孝通在《三访江村》中指出：“名义上男方要给女方一笔礼金，而这一笔礼金实际上是给女方准备嫁妆的津贴，这几年经济好转后，女方提供的嫁妆，一般说来都超过礼金所能购买的东西”。就彩礼的的性质来说，韦斯马尔克认为：“在新郎方面的赠礼所表示的好意或尊敬是以此证实自己有维持妻子的能力”。韦氏的这一看法很有道理，得到了许多婚姻事实的证明。就本文而言，笔者认为彩礼是从男方家庭转移出来的，出于不同的目的或心态和用途，是结婚的一种必备条件，它不仅仅是婚姻费用支持，也是一种文化传承。另外，目前的彩礼不再是买卖婚姻的性质，而是对现实的回应。

根据文献资料分析，从1978年至今彩礼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0年的功夫，彩礼从几十块长到几百块，几百块再长到几千块，几千块又长到现在的几万块。至于彩礼的多少，视情况而定，由于各地的习俗不同，彩礼的形式与内容也不同，但不外乎物品、现金、食物之类的东西。根据调查，80年代，彩礼费用一般在几百元到两三千元，除了给女方的衣物，见面礼外还包括电视机（一般是黑白的）、自行车、缝纫机；进入九十年代，费用提升到七八千元，包括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等。而近几年，农村彩礼‘行情’是少则两三万元，多则四五万元，向城市靠齐，追求“新三样”： 电脑、首饰、房子甚至是汽车。调查中，农村婚姻缔结过程中，49.4%的家庭收（送）过彩礼。①一位农民说，现在的彩礼“行情”是少则一两万元，多则四五元②结婚费用不断提高。高额的彩礼使许多生活本不富裕的家庭，为了给付彩礼而举家债台高筑，造成了极其沉重的经济负担。

二、农村彩礼消费的功能分析

功能主义认为，整个社会是一个由相互依从的各部分组成，系统中的每一部分都有一种功能，视其对系统的作用而将功能划分为正功能和负功能。笔者将彩礼放于整个社会系统中探讨其功能。

（一）正功能

1.彩礼性质的转变，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彩礼是由西周“六礼”中的纳征转化而来，即男方家为了与女方家订婚的目的而向女方家送的一定数额的货币或实物，女方一旦接受了男方所送的财物，就构成承诺、宣告订婚。在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环境下，妇女也是劳动力之一。当女子一旦嫁到男方家后，女方家就缺少了一个劳动力，为了弥补女方家庭因此而受到的损失，男方家就以彩礼作为补偿以报答女方父母的养育之恩。且现在乡土社会中兴起的彩礼不同于传统中“彩礼”的性质。传统中的彩礼是男方家庭转移到女方家庭的财物和货币，有买卖婚的嫌疑。现在的彩礼它并不是传统习俗的复兴，而是地方民众对社会政治、经济变迁的回应与对策。③因为男方并未因给了彩礼而在经济上处于可以支配女方的地位，女方也并未因索取接受了男方的彩礼而出卖了自己，两者之间的人身关系仍然是平等的。同时，彩礼并不仅仅限于新郎对新娘家的补偿，而且是婚姻双方父母出于对婚后小家庭的帮扶与资助，主动和自愿的以彩礼的形式实现财产在代际之间的转移。

2.男女双方家庭在彩礼数额上的谈判，女性获得了参与权

传统的婚姻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方家长就彩礼数额的多少进行商谈，双方父母起到决定作用，未婚男女在婚姻谈判中处于从属地位、被支配地位。同时，从男方家庭流向女方家庭的彩礼是男方对女方家庭养育之恩的表达，受益者是女方家庭，妇女对自己的彩礼没有支配权。20世纪50-80年代，由于受经济水平以及社会政治、文化运动的影响，婚姻消费处于低谷。农民的基本生活都难以得到保障，婚姻中的彩礼也大大简化。

案例一：洪某，男，61岁。1971年与同村的赵某结婚。当时由于经济较差、兄弟姐妹又多，每顿基本上都吃不饱。洪某当过三年的兵，退伍后转业到当地的林业局，工资30元左右，这在当地还属于工资较高的了。在与赵某谈恋爱时，初次见面时送了赵某一双袜子和一块手巾。两人半年基本上就确定了关系，准备结婚。在开庚（当地订婚的一种说法，即男方请着介绍人带着彩礼去女方家定亲，交换双方男女的生辰八字，以备开庚后确定结婚的日子）的时候，介绍人陪着洪某去赵家，他只带了两盒当地的特产绿豆糕、两瓶酒、两包糖，二套半（送给女方的布料，制作一套衣服需要12尺布。由于是结婚讲究成双成对，一般都会选择双数。同时，当地风俗里还时兴“有余有剩——每年除去生产生活所需的花费，年底还有余钱”，象征着日子红红火火。因此根据家庭情况，送给女方的布料一般是二套半、四套半最多到八套半）以及 “七斤方八斤肉”（当地特有的一种风俗，代表婚后生活和美富裕。七斤方：是指正方形的一块猪肉；八斤肉：是指八斤左右的一块火腿）就去订婚了。

80年代后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促使了彩礼的变化。除了原有的礼俗，开庚时带着的礼物种类也大大丰富，不仅仅包括成双成对的食品，送给女方的衣服或布料，还囊括了当时比较时尚的“三响一转”，以及原先男女双方上谈好的礼金。所有的彩礼都会用红纸包装好来凸显喜庆的气氛。礼金也随着生产的发展得以提高，从最初的几十块一直提升到现在的一两万，最高的甚至有送56000的。女性在开庚前的对彩礼商议也有了发言权，比如像调研中的访谈对象王某。

案例二：王某，女，2007年结婚的。王某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挺有经济头脑，自己做点小生意。在和笔者谈到当时自己开庚时彩礼时就说“我开庚前就和他说好了（她老公），开庚的时候东西我不管，但礼金一定要有16000元，少了我不干。当时村子里边大家的礼金差不多都是一万多，我也不能少了。再说了，把礼金给我，还不是为了买家具（嫁妆，当地的习俗是男方提供房子和彩礼，女方买家具。在结婚前一天，过礼——新郎请着亲戚，去新娘家把家具搬回到新房）呀”。

3.彩礼为小家庭奠定经济基础

过去，新娘由于年轻和没有经济收入，新娘在对自己嫁妆置办时，也由过去的完全依赖与父母转变为父母和自己共同筹办。自己的嫁妆完全没有发言权，父母决定给什么就是什么，给多少就是多少。在父母看来，女儿就是个赔钱的，不仅白养大还要白送给人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女性接受教育以及出外打工，受到城市价值观的影响以及经济的独立，逐渐提高了她们的家庭地位。在婚姻谈判中，她们也会积极参与进来为自己的家装进行筹划。同时，彩礼的用途也在两个家庭之间发生着变化，不仅仅局限于对女方家庭的补偿，而且转变为对新婚小家庭的资助，女性对彩礼也有了支配权。无论男方给女方多少的礼金，新娘最终会以嫁妆的形式带入新家庭。而且女方父母也不会将彩礼完全据为己有，除了男方开庚时送的食品会留下外，礼金包括衣服、首饰等都会留给女儿。女性在得到礼金后，就会和自己的父母、男朋友商议要买哪些什么家具，或者存着作为自己的储蓄。女方父母也会再给与新娘一些资金资助，使其婚后生活宽裕。在婚后生活时，女性自己仍具有对礼金的绝对管理权和支配权。

案例三：2012年1月，李某（23岁，女）与徐某结婚（34岁，男）。在开庚时，男方给了她14606块的礼金。结婚时的住房、家具都是男方提供了，李某只买了一些床上用品，礼金基本上完全存着。婚后，李某利用存着的礼金，在自己家一楼开了个超市，生意做得还不错。

（二）负功能

彩礼本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它着眼于礼，加强了姻亲之间的联系。同时女性也在彩礼的博弈过程中获得了话语权和支配权。但高额的彩礼消费却引发出一系列问题。

第一，居高不下的彩礼给农村家庭带来了沉重负担，影响到男方的正常生产生活。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收入有了明显提高，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升。但是急剧上升的彩礼却从几十块增加至几万元对农民的生活造成影响。彩礼并没有一个固定标准，在女方提出自己彩礼要求时，如果超出了男方的语气而且男方并没有经济能力的情况下，往往会请介绍人与女方协商。如果协商后女方并没有让步，结果要么是因为彩礼问题意见不同而分道扬镳，要么是男方家庭咬牙借债以满足女方的要求、但婚后生活可能就会节衣缩食慢慢还债。

第二，彩礼消费尽管一定程度上促使家庭生活质量的变革，但盲目的攀比却不利于家庭的可持续发展。彩礼作为一种炫耀性消费，直接涉及到人们的面子问题。就像在一个村子里面，尽管各家的彩礼只是男女双方家庭在商议，但这已经是一个不公开的秘密。假如女方在彩礼谈判中要求礼金需要8000，那么很快大家都知道了。其他家结婚的时候，一般都不会少于这个数，因为如果低了，被人就会说闲话，而且自己也不甘心“凭什么我得少要呀”。村民们互相攀比的心理，为了面子，为了炫耀，为了名声，提高彩礼金额。笔者在调查中遇到这样一个例子：

王某，女，2005年结婚，从其他村嫁给官坝村的于某。在农村婚姻谈判中，王某提出购买冰箱，于某并不同意，因为在农村冰箱还属于奢侈消费品，对于日常生产活动并没有多大用处，但在交涉过程中于某妥协了，因为女方说如果不买冰箱就不结婚了。没办法，于某只得照办。但结婚后却从来没有用过。

笔者问为什么不使用。

王某答：“电费太高，再说结婚后就和老人分家，人又少，根本没必要用。”

“那为什么结婚的时候一定要男方买呢？”

王某：“当时我们村有几家结婚的，人家都买了冰箱，在我们村还很新鲜，大家心里面都很羡慕，我当然也很想要。再说，那几年结婚，大家差不多都是这个经济水准，我总不能比别人低，那会让人瞧不起的。”

由此看来，老百姓其实并不需要的东西，他也会想方设法的购买高档商品，他们并不是想消费物品本身，而是想消费这种物品所代表的符号，地位，身份。

第三，高额彩礼消费不利用农村婚姻自由和现代婚恋观念的建立。现代社会婚姻法规定了在领取结婚证以前，男女双方遵循自由恋爱。而彩礼作为婚姻缔结的程序之一，使婚姻的自由受到了限制。在调研地区，男方在开庚的给女方家彩礼，相当于订婚，即在全村人面前确定了男女关系，任何一方都不能随意解除，否则根据习俗就得赔偿对方的青春损失费、农忙时来帮忙的劳务费、以及赠送物品的价额等。这笔赔偿往往会很高，因此只有是男女双方根本没办法相处，一般都不会悔婚。这样的彩礼不利于现代婚姻观念的建立；它使婚姻蒙上了太多的物质因素，影响了婚后的生活质量与家庭的稳定。

三、小结

彩礼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农村婚姻礼俗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也存在一些消极功能。因此我们建议：首先是正确地客观的认识彩礼问题。彩礼是在历史变迁中形成的，在我国当前社会里，彩礼消费既有其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因此，我们要区别对待。彩礼作为婚姻民俗，应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避免过度消费。其次是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彩礼之风在农村比在城市盛行，原因之一是城市青年在经济上比农村青年有更多的独立权。农村青年尽管已经是成年人，但在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上还一定程度依赖于家庭，婚姻易受父母和社会风气的影响。因此利用法律手段，村规民约，制约不良风气的增长态势；加大宣传和教育，深化农村适龄青年的“四自”精神和价值观、婚恋观教育，让婚育新风真正进家庭，改变传统的陋习，崇尚积极进取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走向富裕、和谐、文明。

【注释】

①婚嫁彩礼调查：“甜蜜的负担”无人卸..

②杜丽言.农村婚嫁彩礼负担调查[J].新闻世界，2006，（02）.

③吉国秀著.婚姻仪礼变迁与社会网络重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71.

【参考文献】

[1]费孝通.江村经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吉国秀.婚姻仪礼变迁与社会网络重建：以辽宁省东部山区清原镇为个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3]孙淑敏.农民的择偶形态：对西北赵村的实证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4]刘达临.婚姻社会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

[5]尼古拉·埃尔潘著，孙沛东译.消费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南京婚姻调查篇10

内容提要: 生育活动的私密性和人口的高度流动性致使国家对生育的干预成本过高，并存在技术障碍，这就使得国家只能通过对结婚行为的否定来达到防止近亲生育的目的。国家通过宣告婚姻无效，从而瓦解婚姻世界所必需的信任，进而迫使婚姻双方产生不信任，最终实现对近亲鸳鸯的社会控制。宣告婚姻无效这一私法技术是一种无需成本的控制方式，故对国家极具吸引力。但是，立法者在得益于无效等私法控制技术无成本的实惠之时，也应正视私法控制技术的不足及潜在危险。

一、问题与方法

关注近亲婚姻的社会控制问题当然首先是源于近亲结婚在我国的存在(据民政部的不完全统计， 1998年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却取得结婚证的有430件，其中贵州省就占了286件。参见王胜明、孙礼海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改立法资料》，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92页、第154页。)———由于门当户对，亲上加亲的观念使得近亲婚姻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在农村仍然继续着。(有关的报道和调查，参见汤万锥、韦信钱、孙成春:《近亲结婚婚姻无效》，《福建法制报》2005年3月30日，第13版;张虹、高莉:《近亲结婚:悲剧何时落幕》，《宁夏日报》2005年9月19日，第7版;吴德海、潘昌基:《苗族近亲婚姻根源及根除办法探讨》，《贵州民族报》2005年10月17日，第6版;高红艳:《行为逻辑与资源缺乏———宁夏南部山区乡村回族近亲结婚行为的社会学分析》，《求索》2005年第11期，第54-56页;马宗保、高永久:《乡村回族婚姻中的聘礼与通婚圈子———以宁夏南部单家集村为例》，《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陈福新:《绝不能近亲结婚》，《农村新技术》2004年第6期;焦海燕等:《宁夏南部山区回族近亲结婚现状调查》，《宁夏医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靳清:《法律不允许近亲结婚》，《河北法制报》2002年6月7日，第3版;高白云、薛晓红、杨崇玲、李斐、王幼勤:《188例近亲结婚致聋情况调查》，《贵州医药》2000年第6期;李招材、刘素云:《近亲结婚子代调查及其社会因素浅析》，《河南预防医学杂志》1998年第6期;饶辉:《黔东南少数民族早婚、近亲结婚的调查分析》，《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6年第2期;袁惠民:《为什么不准近亲结婚》，《解放军健康》1996年第2期;王庆同、徐作国、车培谟、高峰:《100对近亲结婚及对照调查分析》，《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1985年第5期。)但本文并不意图评析近亲婚姻本身的是非，我所感兴趣的是国家对近亲婚姻的控制过程。(因此，虽然本文是以禁止近亲结婚为典型进行分析的，但分析的路径和结论对于禁止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人结婚同样适用。)———这将使我的追问是不断向下延伸的:对于婚姻这样一个属于私人世界的问题国家为什么要进行控制?( 关于为什么的阐述可以是伦理的，但本文的视角则主要是技术层面的。)国家又如何实现控制，尤其是国家为什么要选择通过宣告近亲结婚无效的方式来实现其治理目标?而无效的控制方式又是如何展现其威力的?宣告婚姻无效的控制方式在运行中有何不足?国家又将如何补救?

虽然对于婚姻，尤其是“问题婚姻”的分析无法避免伦理式的教义学阐述，但本文的研究将尽量摒弃伦理是非的困扰，更多地从控制技术本身来不断地向下进行追问。这种定位旨在让我能集中精力去发现国家控制方式与控制目标间的联系，从而加深我们对控制过程中诸多细节的理解，并由此来逐渐丰富和拓展社会控制本身的方式和内容。

二、来自现实的质问:凭什么要禁止近亲结婚

我国《婚姻法》第7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结婚: (一)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第10条接着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婚姻法》通过上述规定旗帜鲜明地对近亲鸳鸯的结合表示了反对。实际上，在我国，对于近亲结婚的禁止性规定由来已早。理论和常识大都认为，禁止近亲结婚是优生的要求。(需要说明的是，在禁止近亲结婚的理由中，学者也提出了伦理的考量。但由于对伦理的理解难以达成共识，比如在美国，仍有8个州没有彻底禁止近亲结婚。罗得岛州甚至允许叔叔与侄女、舅舅与外甥女通婚。在我国传统伦理世界中，中表婚也不是被禁止，反是被提倡的和被认可的。但依现行婚姻法却是被禁止的。因此，本文仍以优生作为禁止近亲结婚的理由来论述。当然对于拟制血亲间结婚的禁止则是无法用优生法则来解释的。但好在本文的目的不在讨论婚姻禁止的原因，而在于通过阐释禁止结婚本身的运作和效力来分析私法与社会控制的关联。)基于遗传学、优生学原理，血缘关系太近的人通婚，容易将一方或双方生理和精神上的疾病或缺陷遗传给下一代。[1]这一认识不仅得到的婚姻法学理论的普遍肯认，而且还成为了我国《婚姻法》的立法理由。[2]

但是，对于近亲结婚的禁止规范却经常会遭到质疑:为达到优生的目的，( 本文对国家促进优生的正当性问题也不作怀疑。事实上，本文所关注的重点不在于目的的正当性，而在于如何达到目的的问题。)为什么就必须禁止结婚?申言之，如果我们承认婚姻与生育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那么基于优生的目的，国家为什么不直接干预生育，而是要将干预提前至结婚?( 在对待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婚姻当事人的态度上，可以看出立法是将结婚与生育区分开来的。《母婴保健法》第9条规定:“经婚前医学检查，对诊断患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的严重遗传性疾病的，医师应当向男女双方说明情况，提出医学意见;经男女双方同意，采取长效避孕措施或者施行结扎手术后不生育的，可以结婚。”)在现实中，就有准备近亲结婚的当事人给婚姻法专家写信，痛陈《婚姻法》应对近亲结婚作出一些豁免性规定的理由:

如果对姑表亲之间所有的情形，都以避免劣生的理由而禁止结婚，就会形成以婚姻的要素之一的生育而否定、取代婚姻的情感基础，以婚姻的一种社会属性取代另一种社会属性，这样就不可避免使不少有情人难以依法登记结婚。(信件全文参见杨遂全等:《婚姻家庭法典型判例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97-99页。)

事实上，即便在婚姻法学界也有观点认为，如果当事人已生有子女并成长良好，或当事人不能生育、不愿生育、不存在影响下一代的情形，那仍去宣告婚姻无效，就不仅没有达到禁止近亲结婚的初衷，也不利于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更不利于家庭和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在上述情况下不应宣告婚姻无效。(参见孙大强、庞建军:《近亲结婚的婚姻关系如何宣告无效》，《江苏法制报》2007年10月18日，第C01版;巫国祯、杨大文主编:《走向21世纪的中国婚姻家庭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36页。)

但是，上述意见显然未被立法采纳。1950年的《婚姻法》曾规定:为直系血亲，或为同胞的兄弟姐妹和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者，禁止结婚。1980年的婚姻法除保留禁止直系血亲结婚的规定外，还增加规定禁止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结婚。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则依然沿袭了禁止近亲结婚规定。而且，在司法实务，近亲结婚也都是被一律宣告无效的。下面是一个被作为典型来宣传不得近亲结婚的案例:

原告之父刘某与王某系表兄妹，有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关系。1998年底开始，两人发生不当性关系，导致原告父母于2002年4月离婚。2003年1月，刘某经检查发现患有肝癌，随即做了手术。3月下旬，刘某癌细胞扩散，在无法站立和说话的情况下，王某隐瞒血亲关系，要求区婚姻登记处到病房办理了结婚登记。婚后仅4个月，刘某逝世。为维护自己的合法继承权利和法律的尊严，原告请求法院确认并宣告王某与刘某的婚姻无效。在诉讼中，被告王某认为，其与刘某的婚姻关系已经因刘某的死亡而自然消失，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法院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参见孙慧丽、李力:《父亲与表姑结婚女儿主张婚姻无效》，《人民日报》2003年10月29日;《父亲怎能娶表姑》，《新华每日电讯》2003年10月21日，第6版。)

在这个案件中刘某与王某没有生育，事实上刘某在审理前就已经死亡，此时，应当说刘某与王某的婚姻并没有危及立法禁止近亲结婚所追求的优生目的，但法院却坚持认为:

刘某与王某系表兄妹，双方同源于外祖父，具有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关系，属法律禁止结婚的情形，他们在婚姻登记时隐瞒了真实情形，原告作为刘某的女儿申请宣告婚姻无效，应予准许。王某的配偶关系虽因刘某的死亡而终止，但双方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亲属关系永远不会改变，所以王某“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辩称不能成立。因此依照《婚姻法》的规定，判决刘某与王某的婚姻无效并收缴他们的结婚证。

在另外一个案件中(参见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法院判决书(2006)饶民一初字第166号(李水花诉吴水森婚姻无效纠纷案)。)虽然原告与被告婚后生育了子女，但由于他们的子女是健康的，所以被告以此辩称:

《婚姻法》禁止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结婚，是为了优生优育，现在我和原告所生育的二个孩子已长大成年，也很健康，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同上一案件一样，法院也未采认被告的抗辩，仍然认为:

原、被告系嫡亲的表兄妹，属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也属《婚姻法》禁止结婚的情形，我国《婚姻法》规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人员结婚，该婚姻无效。故原告要求判决其与被告的婚姻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至于被告辩称，其与原告所生的子女已长大成年，并且健康，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而我国《婚姻法》规定，无效的婚姻自始无效，故被告的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从我收集的案件来看，各地法院的在近亲结婚属无效的判断上都是一致的。如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5)山民初字第228号(胡光存与王立存婚姻无效纠纷案);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5)山民初字第40号(毛禹燕诉谭发金财产分割纠纷案);杨小霞与张全荣因属三代以内姨表近亲结婚被确认无效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人民法院);重庆市某区人民法院(1996)民初字第312号离婚调解书。另见汤万锥、韦信钱、孙成春:《近亲结婚婚姻无效》，《福建法制报》2005年3月30日，第13版;靳清:《法律不允许近亲结婚》，《河北法制报》2002年6月7日，第3版;李克、宋才发主编:《以案说法丛

书:婚姻家庭纠纷案例》，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42-45页。)

我们可以将理论上的异议和当事人的质问归结为:如果婚姻的当事人属于《婚姻法》第7条所禁止的近亲结婚的范围，但却没有生育子女，或其生育的子女健康，那么对于这样的婚姻是否仍然需要确认为无效?这实际上是一个如何实现优生的方法选择问题。也就是说，是否有必要通过禁止结婚的方法，而不是对生育本身的控制来实现优生的目标?

三、通过婚姻的优生控制:为什么需要无效

对生育的控制可以简单概括为两种方法:一是国家的直接控制，另一个是通过婚姻双方和国家的合同的间接控制。前一种方法以国家的强行介入为特征;后一种方法以国家与婚姻双方的不得生育的约定为特征。(后一种方法中的合同已经不同于民事意义上的合同了，其实质是国家通过合同的社会治理。在国家贯彻计划生育的国策中也是通过这样的合同进行的。如《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规定，在建立合法的收养关系中，如果生父母为送养人的，应当提交与当地计划生育部门签订的不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协议。)

(一)国家的直接控制是否可能

在就生育的控制中，国家的直接控制在技术上显然存在障碍。毕竟生育以及生育之准备工作的两性活动，乃是私人间的隐秘之事。虽说自古以来，在一切社会中，性都是，也必定永远都是法律规制的一个重要领域。(参见[美]理查德波斯纳:《性与理性》，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译序。)但是国家要想对生育，尤其是对生育之前的性行为进行监控确实是非常困难的。这首先是因为性活动是一种秘密性的行为，因此无法为国家进行日常的监控提供物质的空间(平台)和机会;其次是因为婚姻以及伴随婚姻而进行的两性行为是一个无休止的漫长活动，所以即便国家偶尔获得了一次监控的机会，却也无法实现对两性活动无时无刻的监控。(有关信息与控制技术的设置的关联的阐释可参见张维迎、邓峰:《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而一旦对两性活动监控的一次失败就很有可能是前功尽弃———伴随着性行为过后的生育就可能会到来。因此，不从国家监控性行为本身的文明性来审视，单就控制技术的可行性角度来看，国家要想直接控制生育活动似乎是力不从心的。由于缺乏控制的时空和平台，面对芸芸众生，国家在此俨然成了一个“弱者”。

但这种“弱者”的地位并非是绝对的。当出现了某种可以一劳永逸的生育控制技术后，国家就会摇身一变———其对生育的直接控制也就成为了可能和现实。绝育技术的发明，就是为国家控制生育所提供的一种有效和经济的方法。有了绝育技术以后，只要对已婚当事人进行绝育措施，那国家就可以在生育控制上取得主动权。事实上，此时国家的控制不再是针对性行为本身的。相反，国家是允许性行为的进行，其只是通过医学上的手段，将性与生育间的关联予以斩断。(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绝育技术必须是不能恢复的。如果能够通过医学手段进行恢复，则国家通过绝育技术进行生育控制的目的就会落空。)也许正是在此认识的影响下，《母婴保健法》第10条就规定说:“结婚前医学检查，对诊断患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的严重遗传性疾病的，医师应向男女双方说明情况，提出医学意见;经男女双方同意，采取长效避孕措施或者施行结扎手术后不生育的，可以结婚。”(卫生部1986年颁布的《异常情况分类指导标准》还规定:男女双方任何一方患有严重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双方均患有相同的严重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婚前的任何一方患有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病而病情稳定者，先天性心脏病患者，可以结婚，但不许生育。)

在这样的技术条件下，国家似乎没有理由再基于优生的考虑而对结婚自由进行限制。所以，在2001年的婚姻法修正中有人就提出:“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采取绝育手术的可以结婚”。(参见王胜明、孙礼海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改立法资料》，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第47页、第103页;杨遂全:《新婚姻家庭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109页;余延满:《亲属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71页。)

虽然现代先进的生育控制技术似乎已经使我们不再为婚姻当事人因结婚会违反优生法则而担忧，但实际的情况却是，在一些近亲婚姻的案件中，虽然当事人做了绝育手术，表示了婚后不生育的决心，但婚姻登记机关却仍然拒绝予以登记。(参见陈苇主编:《结婚与婚姻无效纠纷的处置》，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陈国强、王连喜主编:《法官说案:婚姻家庭纠纷案例》，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实际上，从《婚姻法》第7条和第10条的规定来看，《婚姻法》本身对近亲结婚的禁止也是绝对的，并没有给近亲婚姻当事人以任何可以结合的机会———即便是采取了绝育手术的近亲鸳鸯仍不得结合。

应当承认，《婚姻法》的做法确实是有理由的。这里的合理性源于绝育技术本身所存在的风险性与婚姻自由两者间的天然矛盾。(这里的分析是以假定绝育手术是不能恢复为条件的。)详言之，由于婚姻自由既包括结婚自由，也包括离婚自由。对于采取了绝育技术的婚姻当事人，同样也是面临着离婚的可能性的。所以，一旦近亲鸳鸯离婚后，那直接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这对鸳鸯的再婚及生育问题。两性间那炽热的感情是会让人暂时失去理智，作出宁可不生育也要结合的决定的，但短暂幸福之后，就可能会后悔当初的选择。尤其是在一个非常重视传宗接代的文化背景下，结婚后的当事人孤单生活久了就会有强烈的生育愿望。[3]所以，与其让人事后后悔莫及，姑且一开始就将近亲鸳鸯拆散，让二者断了结婚的念头可能是更为明智的选择。(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追求与长期目标不相符的短期快乐，使人们不再那么重视未来。因此与眼下的欲望相比，长期的目标在现实面前就会相形见拙。See R. H. Strotz，Myopia and Inconsistency inDynamic UtilityMaximization， TheReview ofEconomic Stud-ies， Vo.l 23 (1955-1956)， p. 165. Ainslie， George，SpeciousReward: ABehavioralTheory ofImpulsivennessand ImpulseControl， Psycho-logicalBulletin 83 (1975)， p. 463.)而且生活常识还告诉我们，有孩子的夫妻生活要更稳固、和谐。事实上，站在国家的立场上，也同样是不会鼓励婚姻双方不生育的，否则在当婚姻双方年老时，就必须由社会来承担对其的赡养义务。这显然给社会增加了成本。相反，膝下有子的父母，在年老时的赡养义务在很大程度上是负担在其子女身上的。

此外，还应当考虑到的是，现代医学的发展在发明了绝育技术的同时，也孕育出了生育恢复技术。当有了生育恢复技术以后，绝育技术的实效就要受到严重影响。当然，如果国家能将生育恢复技术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使其流入民间，则不会存在问题。但从现实来看，在一个高度流动的社会中，国家显然是无法将生育恢复技术掌握在国家手中的。正如波斯纳的研究表明的那样:禁止人工流产的法律禁止不了人工流产，反而是使人工流产更加昂贵。[4]同样，国家要想控制生育恢复技术也是不现实的，其后果至多是人为增加了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

因而，在没有绝育技术的物质条件下，由于国家无力监视男女之间的性活动，所以生育控制就成了无本之木;当出现了绝育技术后，由于国家在绝育技术的使用上存在着两难的矛盾，而且基于生育恢复技术的应运而生，也使得国家对生育的直接控制无法彻底落实。

(二)国家的间接控制能否如愿

国家不能通过对生育的直接控制来实现其优生目标，但国家可以同婚姻当事人签订不得生育的合同来实现优生的目标，从而放开近亲禁止结婚的限制。通过合同来实现“优生”目的的关键在于合同的执行上。正如前文所谈的国家无法对作为“生育”准备工作的每一次性活动进行监控一样，在缺乏外力支援的条件下，当事人与国家的“不得生育”合同也是难以获得真正履行的。

须知，国家要想通过合同来实现优生的目的，就必须能够借助有效、可行的保障措施。在不得生育合同中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果当事人违反合同约定，自行怀孕又将如何处理?一个直接的推论应是，为切实履行合同，实现优生的目的，国家就应采取强制终止妊娠的做法。然而，国家采取强制终止妊娠做法不仅极有可能遭到伦理的质问，( 这和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终止妊娠的做法还有不同，因为近亲婚姻的当事人原本是有生育权的。)而且从控制技术的可行性角度来看，显然也是不能真正落实的。特别是在一个人口高度流动的社会中，国家要对私人的生育进行监控不论是在成本上还是在技术上都是不太可能的。计生部门的同志对于人口流动与静态执法的矛盾就极为困惑，其指出“由于量大面宽，流动无序，使执法人员难以摸清情况”，这就“使执法人员难以对计外生育实施有效的控制”，从而“导致调查难、处理难、落实难”，而且还形成了“流出地不能管，流入地不想管，计外怀孕往外赶，发现超生争罚款”的尴尬局面。(参见王传荣、张革成:《计划生育行政执法问题思考》，《人口研究》1999年第2期;漆莉莉:《人口与计划生育统计社会监督机制研究》，《中国软科学》2005年第5期;王文卿:《农村生育中的性别偏好研究》，载郑也夫、沈原、潘绥铭编:《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166页。)

可以看到，由于生育活动的私密性以及人口的高度流动性致使干预生育活动的成本过高或存在技术障碍:通过不得生育合同的事前控制，由于合同执行本身的困难，使得这种事前控制方法难以奏效;通过对生育以及性活动的直接监控的事中控制方法，显然缺乏可能性和妥当性;而通过终止妊娠的事后控制，也同样难以彻底落实。因此，作为策略上的选择，国家就只能将控制的时间提前至结婚———试图通过对结婚行为的否定来达到禁止近亲生育的目的。(我不同意国家会因为控制成本过高就放弃控制的简单逻辑(参见桑本谦:《法律控制的成本分析》，《现代法学》2007年第5期)，我认为当一种控制成本过高时，国家应当会去选择或发明其他控制方式，而不可能是直接的放弃控制。)因为，一旦允许近亲鸳鸯进入婚姻生活，那如上文所述，国家就将丧失对生育的控制权。

虽然说国家的控制无处不在，但也应当承认的是，基于信息收集成本和现代社会伦理的考虑，国家的直接控制在有些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的。这时国家要么放弃控制的目的，要么就需要另谋他途。显然，在有些问题上，国家是不愿意放弃控制的，比如本文所讨论的优生。因此，国家在此的选择就必然是另谋他途。而无效制度恰好就成为了一个备选工具。

由此而引发的问题是，无效制度在实践中又是如何发挥其作用的?申言之，在结婚和生育之间，为了达到优生的目的，国家选择了禁止结婚的干预方式，即通过私法上对近亲婚姻的无效规定来实现优生的目标。那么，近亲婚姻无效的规定又是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呢?

四、婚姻与信任:无需成本的控制

在现有社会控制理论中，所论及的法律控制主要是指公法的控制，( 参见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6-407页;皮艺军主编:《越轨社会学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6-317页。)这和公法本身所蕴含的强制力是有关的，即人们总将法律与强制力等同起来。而在私法世界里，由于当事人地位的平等性，以及私法所坚持的私人自治的原则，使其缺乏真正有力的控制工具———私法并不以提供经济上的优待为激励，也不凭物质或身体上的惩罚为鞭策。因此，我们难免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这种既无激励，又无鞭策的控制方式是否有效?

婚姻法作为私法的一部，同样也没有提供经济上的激励，因为它不是社会法;而且也缺乏惩罚违法者的工具，因为婚姻法不同于刑法。以近亲结婚为例，我国《婚姻法》的态度只是对当事人的“婚姻”结合不予承认，并没有通过惩罚或奖励来对近亲鸳鸯进行打击或引导。(在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对近亲结婚者将会给予惩罚。惩罚一般由双方父母提出，若不同意将被赶出部族。参见熊云辉:《婚俗、法治及其路径———以海南黎族婚俗的调查为对象》，载谢晖、陈金钊主编:《民间法》(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39-453页。)因此，我们有必要思考通过规定婚姻无效来控制近亲婚姻是否有效的问题，或者说应当去阐释，在现实中，婚姻的无效规定是如何展示其控制力的?

欲理解无效婚姻的控制力，就应先了解婚姻无效的后果。按照我国《婚姻法》第12条的规定:

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

据此，无效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不得按夫妻共同财产加以分割;相互之间没有法定的抚养义务;不得以配偶身份互为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5] [6]而且即使当事人已签订了夫妻财产制契约，该契约亦会因婚姻关系的无效而归于无效。(《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第30条还明确规定，婚姻被宣告无效的后果之一就是:夫妻双方订立的婚姻合同被宣布无效。)[7]

《婚姻法》的上述规定体现了法律在调整有效婚姻关系与无效婚姻关系时的差异。法律厚此薄彼，对两种不同性质的婚姻关系作不同的对待:在有效婚姻关系下，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财产一般归夫妻共同所有。这反映了夫妻双方利益一致、休戚与共的关系，是对婚姻关系物质基础的保护。相反，在无效婚姻的情形下，婚姻关系不受法律的保护，当事人间不具有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同居生活期间所得的财产一般也不作为共同共有的财产处理。[8]

很明显，一旦婚姻被宣告无效后，无效婚姻的当事人就无法得到婚姻法的关怀。虽然婚姻被宣告无效的当事人并不会招致公法上惩罚，但无效的规定却反映出婚姻法对这类事实不闻不问的漠视态度。这对于需要相互信任的婚姻关系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有很多名言都谈到了婚姻与信任的问题。尼娜欧尼尔说:“信任是婚姻关系中两个人所共享的最重要特质也是建立愉快的、成长的关系所不可短缺的。”穆尼尔纳素夫说:“夫妻生活中最可贵的莫过于真诚、信任和体贴。”)

卢曼在他的《信任与权利》一书的开篇就说:没有信任，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不可能进行的。[9]对于婚姻生活而言就更是如此。如果我们把婚姻视作是终生的合作，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这种结合(合作)需要以相互间的完全信任为基础。相反，如果缺乏了信任，婚姻就会出现危机，甚至走向崩溃:

信任是一个感情过程，它来自于我们将从他人那里得到好处的信念，并确信要得到同样的好处别无他法。相对而言，不信任或冷漠是一种疑心，促使他尽力采取其他方式。信任与不信任的含义由此也昭然若揭:一个人绝不会采取第二种方式，但是，当他不信任时，前者肯定是没有奏效。[10]

那么，婚姻当事人彼此的信任从何而来?由于婚姻是爱情的结晶，因此，婚姻双方的信任当然首先是来源于两性间的感情。但光有爱是不够的。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爱情是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去的。罗伯特罗森的统计也显示，对许多夫妇来说，结婚时的奉献和乐观精神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因为生活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压力和诱惑，所以感情的纽带就不再那么紧了。[11]因此婚姻当事人为了强化彼此的信任，除了尽可能地维持相互的感情以外，还迫切需要寻求第三方的支援。(婚姻秩序需要第三方的维持，同样市场秩序也需要第三方的介入。这也就是为什么需要国家和政府的理由。)尤其是婚姻中的女性，她特别的希望能得到保护，以补偿因家庭分工、性别差异等而带来的风险。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见到的第三方首先是结婚的见证人。结婚见证人不仅是以两性结合的见证者身份登场的;而且还是作为双方婚姻关系的保证人的身份出现的。当然，婚姻当事人从见证人身上得到的保障是依赖于见证人的个人权威的。所以，我们会发现，结婚仪式中见证人的选择不会是随意的，而总是要由那些在婚姻双方的社会关系中的有威望的权威人士来担当的，比如领导、恩师等。但是在婚姻的漫长岁月中，见证人的权威性可能会受到挑战，并且由于时间、空间的限制见证人的权威可能会消失和淡化。因此，婚姻双方就迫切希望能找到一个权威永远不会受到挑战，也永远不会消亡的见证人。

在此时的寻觅中，国家就当然地成为了最佳选择。国家的权威显然是不容质疑的;并且国家的权威也不会因为时间、空间的变化而消失———其可以一直存在，并且普照八方。而国家对婚姻的保障又是通过婚姻的效力规范来实现的———有效的婚姻为每一对夫妇提供了保证，使他们相信，对方会履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从而限制其日后破坏承诺的不当行为。所以说法律的认可(即婚姻的有效)会使婚姻双方加强合作，保护对婚姻的投资，增加双方的婚姻效益。

相反，未经法律认可的婚姻，“夫妻”关系就失去了合法婚姻的效力，自然也就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这样一来，当事人的各种社会权益往往就会受到损害。同时，还可能给品行不端的人任意虐待妻子、遗弃子女、解散家庭造成可乘之机。[12]因此，一旦失去法律的保障，近亲鸳鸯的信任便要开始瓦解，这样的结果就会如托马斯谢林所言:去破坏交流，去造就不信任和怀疑，去达成无法实施的协定，去逐渐损害变迁，去分化团结。[13]

因此，如果说，有效婚姻制度主要是为婚姻双方的结合提供一种信赖的力量，有助于维持婚姻双方的相互信任。那么，无效的规定事实上是通过拆除婚姻信任中的法律基石，并向婚姻生活中投放不信任来实现其控制目标———国家提醒每一对鸳鸯，如果没有法律的承认，二者的结合将是有风险的。

可以看出，婚姻无效制度的威慑力是通过下面的方式展示的:它首先将有效婚姻与无效婚姻作区别对待，否认无效婚姻之当事人的婚姻效力，从而破坏双方在经济上的“共有”依赖，进而瓦解双方的信任，迫使一方，尤其是女方在心理上对双方关系产生恐惧，最终将这样一对鸳鸯拆散。这种控制策略对于感情不是很牢固，相互间缺乏绝对信赖的当事人而言确实是非常有效的。尤其是一方当事人在“婚姻”生活中的经济地位出现不平等时，那她/他就急切想寻求合法婚姻所带来的保护。(这种效果的获得须以婚姻关系与非婚同居关系的不同处理，即厚此薄彼为前提。这样看来，婚姻法对非婚同居关系不闻不问似乎也是一种“高明”的策略。)

婚姻法的无效婚姻制度虽然本身不带任何惩罚色彩，但其效果不可小觑。事实上，就整个法律制度的设计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国家为实现社会治理目标不仅要建立信任，有时反而会去破坏信任。为社会的和谐、秩序，国家需要强化正常交往中的信任关系;同样为瓦解越轨行为，防止那些与国家利益相对立的团体行为的“有序化”，国家就应当拆解其中的信任，并不断向不法团体当中投放不信任，以达到让其自我瓦解，自我毁灭的目的(18世纪西班牙统治者就是通过破坏社会信任，制造不信任来对那不勒斯实现社会和政治控制的。意大利的黑手党也是深谙此道的。参见[英]迪戈甘姆贝塔:《黑手党:不信任的代价》，载郑也夫编:《信任:合作关系的建立与破坏》，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215页。)

自罗斯，尤其是庞德有关社会控制问题的阐释开始，法律一直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社会控制方法。(参见[美] EA罗斯:《社会控制》，秦志勇、毛永政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董世忠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但现有的分析缺乏对控制方式运作的具体展示，尤其是错误地将法律的控制方式局限于公法上的赏罚制度，而忽视了私法对社会控制的应有作用。事实上，除了传统的赏罚二分的社会控制方法以外，法律的控制方式还应包括对某些行为的单纯支持和单纯反对。因此，我所描述的控制系统除了赏(激励制度)罚(惩罚制度)外，还包括了法律对某些行为的单纯支持和单纯反对。赏罚制度主要体现在经济法、行政法和刑法等公法之中，而纯粹的支持和反对态度则主要蕴含在私法当中。因此，在我看来，不仅公法，而且私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并且已经成为了社会控制的重要方法。这种认识对于陶醉于私法自治的民法学者而言或许有些难以接受，但不可否认的是，私法当中的确存在许多旨在实现社会控制(治理)目标的制度安排。本文论述的无效婚姻是国家控制近亲婚姻的方法;而双倍赔偿制度则是改善产品质量的有效方式;连带责任制度是发现真凶、抑制不法的有力手段。(当然，也必须承认无效制度、双倍赔偿制度、责任连带制度对私人间的正常秩序有可能产生不利影响。就无效制度对私法自治之不当影响及弥补的初步分析可参见黄忠:《无效民事行为效力转换制度研究》，《法商研究》2007年第2期。)

可见，通过私法方式进行的社会治理，虽然没有公法之奖惩来的直接和猛烈，但其实效却不能低估。实际上，私法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正日益突显。(参见罗豪才主编:《软法与公共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美]菲利普库珀:《合同制治理》，竺乾威、卢毅、陈卓霞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金自宁:《公法/私法二元区分的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国家之所以选择私法进行社会治理，除了公法治理所面临的疲软外， [14]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通过私法的社会控制是一种无需成本的治理方式。换言之，就本文所阐述的无效婚姻之于优生目标的实现而言，其妙处不仅在于将近亲婚姻规定为无效可以瓦解近亲鸳鸯间的信任，还在于这种控制方法是无需国家作任何投入的。

控制方式控制成本

激励制度

惩罚制度

需要投入成本(公法控制)

行政奖励(赏)制度

行政处罚、刑罚制度

无需成本投入(私法控制)

法律行为有效制度

无效制度、双倍赔偿制度、连带责任制度

见上图，行政奖励、行政处罚以及刑罚这些控制方法都是需要国家的投入的:行政奖励的投入是直接的;行政处罚和刑罚的实施也需要国家的大量投入来维持。而通过无效制度、双倍赔偿制度以及连带责任制度来实现的社会治理却不需要国家的任何成本投入。因此，在同样具有经济理性的国家眼中，如果能用一种无需任何成本的控制方式来实现治理目标，那其就没有理由不去选择它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我国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无效的条文尤其多。因为无效规定是不需要成本投入的。)

这里我们看到了，无效这一私法制度的威力，它通过瓦解婚姻世界所必需的信任，进而迫使双方产生不信任，最终实现对近亲鸳鸯的社会控制。并且，宣告无效婚姻这一私法技术还是一种无需成本的控制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整个国家为实现控制目的而支付的控制成本不断增加的背景下，这种无需成本的控制方式对国家当然是极具吸引力的。

五、宣传与恐惧:私法控制不足之补救

然而，需要承认的是，虽然这种通过否认婚姻当事人间的婚姻效力的私法方式来实现控制的目的有一定效果。但为实现“优生”的目标，仅仅是通过婚姻法的无效规定显然是不充分的。换言之，国家从秩序的构建中撤出并向其中散布不信任的做法，仍可能无法阻止私人间自发秩序的建立。(与此相关联的就是无需法律的秩序，参见[美]罗伯特C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桑本谦:《私人之间的监控与惩罚》，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徐昕:《论私力救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在婚姻的控制中，一个现实的问题是，通过合法婚姻而组成的家庭和生育的子女，国家虽然能提供一些经济和政策上的支持，但毕竟就维持家庭生活和养儿育女来说，仍是杯水车薪。质言之，婚姻以及家庭的维持义务仍系于婚姻当事人的身上。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是否承认婚姻的合法性对当事人而言可能是缺乏足够激励的。尤其是那些坚定的近亲结婚者，一旦他们置国家所给予合法婚姻的那些保护于不顾，那对于他们而言，法律上是否承认他们之间婚姻的有效性，就失去了意义的。也就是说，此时，近亲鸳鸯间可能会通谋建立无需法律的秩序。

田野调查显示，近亲结婚者中确实有一部分是没有办理结婚登记的。[15]因此，对于这些鸳鸯而言，他们很可能基于种种原因而认为通过合法婚姻所能得到的收益远不如她们“越轨”婚姻所能得到的好处。也就是说，当事人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处境，并且认为非婚同居可以比有效婚姻更能改善自身的状况。(相关的实证分析参见[英]安东尼W丹尼斯、罗伯特罗森:《结婚与离婚的法经济学分析》，王世贤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160页。)此时，近亲鸳鸯间就产生了无需法律的自发秩序。(当然我们也可以将这种不足理解为是私法控制的一个“优势”。在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我们或许对于很多新问题都难以下断，因此给其发展留一个空间或许就是政治宽容的体现)

事实上，在婚姻法的实施中，有关部门也曾注意到这一问题。所以在很多婚姻法的实施文件中都提到教育和宣传的问题。(如《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关于做好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9] 15号);全国妇联贯彻《关于广泛开展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活动通知》的意见(妇厅字[2001] 20号); 2006年8月24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关于印发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法制宣传教育第五个五年规划的通知》。)这种教育和宣传的过程实际上是一次优生知识的普及过程，它的效果主要是通过引发人们内心的“恐惧感”来实现的。

在一份市民健康教育读本中对近亲结婚的危害这样概括到:近亲结婚比非近亲结婚所生的子女，患有遗传性疾病者高达150倍之多。(参见慈溪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慈溪市健康教育所:《慈溪市市民健康教育读本》。)在一则有关优生的宣传报道中，记者引用专家的话对于近亲结婚的危害这样写道:

36%的遗传病是由近亲婚姻所致，比如常见的兔唇，一般人的发病率仅为017%，而近亲结婚引起的发病率竟高达4%。一些遗传病患病危险性在近亲结婚和非近亲结婚的比例是:先天性鱼鳞症是627∶1;少年性黑朦性痴呆是366∶1;先天性全色盲是184∶1。除此之外，近亲婚配的风险还表现为后代婴儿死亡率高。非近亲所生者死亡率为24‰，近亲所生者死亡率则为81‰。[16]

当我们阅读到有关近亲结婚危害的宣传资料和一并配发的那些图片时都会在心中产生恐惧，并且这种教育和宣传甚至还深入到了中小学课堂。(近亲结婚的危害已经是我国中小学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了，在各地的中考、高考试卷中都能见到这方面的考题。)

福柯曾预测说，那种无所不在，无法辨别的监视会成为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规则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在对近亲结婚危害的宣传中，只要被规制者能感受到近亲结婚的危害，那么一个持续的、无所不在的规制效果就产生了。既然恐惧无处不在，那么在这种恐惧的阴影笼罩下的人们就可能会被规训。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近亲生育的危害的宣传还是以现代医学为其基础的。这种以现代科学为基石的广泛传播，其效果显然不可低估。它实际上是一种心理战术———通过媒体、社区等广泛的宣传使得每一个人都能切实感受到近亲生育的危害，并由此萌生恐惧，甚至厌恶。这种恐惧和厌恶将会抵消近亲结婚的好处。

因此，在宣告婚姻的无效中，国家通过私法向近亲鸳鸯中间投放的是不信任;而在近亲婚姻的危害宣传中，国家向近亲鸳鸯中间投放的是恐惧。对于一般人而言，不信任和恐惧的双重夹击应当是足以能将那些试图结合的近亲鸳鸯拆散的。

六、未完的结语

一直以来，我们都只把社会控制与公法相联系，而忽视了私法在社会控制中的应有作用。曾几何时，私法自治一直响彻于整个民法的研究当中。私法固然需要自治，但问题在于，在一个由国家垄断立法的背景下，私法不会、也不能纯粹是“任意”的。国家可以通过刑法、行政法来实现社会控制，则当然也可以选择私法实现社会控制。因此，本文的首要价值在于，发现私法与社会控制的关联，并为拓宽社会控制的工具选择提供线索。

与此同时，我也清醒的认识到了私法控制的缺陷所在。如前所述，包括本文所讨论的无效制度在内的私法控制技术，其并不从正面对“越轨行为”进行打击，而只是将其排斥在国家建立的“法律”(主流)秩序之外，让其在没有法律的秩序中，自生自灭。但应当承认的是，有些行为的建立、有些社会关系的维系并不是一定要借助于国家的中介和保护的。相反，无需法律的秩序，不仅存在，而且可能还在相当的领域中维系着。并且，国家通过无效的规制，使私人得不到国家法律的保护，这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鼓励这些“无需法律的秩序”的生成。上述洞见的现实意义在于提醒立法者们在得益于无效等私法控制技术无成本的实惠的同时，也应正视私法控制技术的不足，以及潜在的危险。

当然，无论如何，就宏观而论，如果一个社会将社会控制的任务完全托付给公法，那么整个社会就越发接近极权国家的形象，在这种国家中，个人的行为总是被予以监控和规训。相反，如果一个社会把社会的控制任务更多地交给私法，并透过个人的行动来实现引导与规制，那么整个社会的自由成分也就越多。因此，从尽量维持自由的立场出发，对于一些在价值判断上，我们现在还难以取得一致性结论的“越轨行为”，依靠私法的工具来实现社会规制或许更为明智。

注释:

[1]王洪.婚姻家庭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P77-78)

[2]胡康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 (P20)

[3]杨遂全等.婚姻家庭法典型判例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3. (P100-101)

[4] [美]理查德A波斯纳.性与理性[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P272-279)

[5]马忆南.婚姻家庭法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P128-129)

[6]杨大文.婚姻家庭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P124-125)

[7]余延满.亲属法原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 (P214)

[8]李克，宋才发.以案说法丛书:婚姻家庭纠纷案例[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 (P31)

[9] Niklas Luhmann. Trust and Power [M]. Chichester: W iley， 1979.

[10] Thomas Hobbes. Human Nature and De Corpore Politico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9)

[11] [英]安东尼W丹尼斯，罗伯特罗森.结婚与离婚的法经济学分析[M].王世贤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P18)

[12]丁文.家庭社会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 (P426-427)

[13] Schelling， T. C. Strategic Analysis and Social Problem in Choice and Consequence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11)

[14] Richard B. Stewart. Administrative Law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200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