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观后感十篇

南京大屠杀观后感篇1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公祭日，学校让我们观看《南京大屠杀》的电影，看完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37年"12月13日",是一个让中国人永生难忘的日子，由于日本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南京——这座美丽的城市，瞬间就变成了一座死城。

《南京大屠杀》这部电影真实地再现了当年侵华日军的滔天罪行，那一幕幕惨无人道的血腥场面让人毛骨悚然、令人发指。1937年12月，侵华日军攻陷南京，禽兽不如的日本兵把手无寸铁的南京市民当作活靶子练习刺杀；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人倒在了日本兵的枪口下；日本兵丧心病狂，竟然还举行杀人比赛，把杀人当成游戏。更有甚者，他们连儿童、孕妇也不放过，一个怀孕六个月的孕妇，被残酷的日本兵用冰冷的刺刀插进她的腹部，挑出一个还没有出生的婴儿，真是灭绝人性、惨无人道。屠杀、抢劫、强奸······仅仅六周，南京三十多万的同胞全部被日本兵杀害！

日本兵不仅夺走了三十万南京同胞的生命，还侵犯了我们中国人的尊严，我感到无比的心痛，无比的愤怒！看完电影后我思绪万千，中国人为什么会被屠杀？就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太落后、太软弱了，"落后就要挨打",一个国家都没有了尊严，人民怎么会有尊严？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段惨痛的历史，勿忘国耻，知耻而后勇，把振兴中华视为己任，只有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我们才有尊严，才不会被欺负！

南京大屠杀观后感500字（二）

今天，我看了《南京大屠杀》，我才深深的体会到，日本人的凶残远远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可怕一百倍。

1937年12月13日，日本军攻陷南京后，开始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屠杀，他们根本不拿中国人当人，看见男人就杀，看见女人就拿去当奴隶。日本军把投降的士兵抓起来，用绳子绑在一起，然后，用机关枪对着那些无辜的士兵一阵扫描，直到他们都死了，还不死心。

更残忍的是，日本人甚至把杀人当作一种乐趣，他们把成群的人分成几组绑在一起，然后在他们身上浇上汽油，再点一把火扔在人群里，中国人在火里开始痛苦的呻吟、痛哭，但是日本军丝毫没有怜悯之心，看着中国人痛苦，他们说："这是最刺激、最好玩的杀人游戏。"日本军不段的用不同的方法残忍的杀害中国人：活埋、活活烧死、推进水里淹死……没有一件事他们做不出来。整个南京城弥漫着尸臭与血腥的味道，死亡笼罩着这些惊慌失措的人，隐隐约约传来人们的叫喊声、痛哭声。

日本人横行霸道在中国的领土上做出这样残忍的事情，真是禽兽不如！日本人对中国人犯下了滔天大罪。他们现在还都不敢承认，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那一次刻骨铭心的屠杀，不要忘记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耻辱，"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深深的烙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祖国，腾飞起来吧，让这些刽子手看看我们中国人不是这么懦弱的。现在祖国强大了，生活富裕了，没有谁再敢欺负我们了，我们要更加努力的建设好祖国，让祖国更加强盛，傲立在世界的东方！

南京大屠杀观后感500字（三）

今天，我们观看了电影《南京大屠杀》，我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

1937年12月，日军攻陷我国的历史名城南京，把这里变成了人间的地狱。禽兽不如的日本兵把老百姓当做刀靶练习刺杀，活埋南京和平居民，看到还在呻吟的挣扎者，都被刺刀杀戮，最后将尸体焚化。日本兵举行杀人比赛，将砍下的中国人头在南京城外的铁丝网上……其中，那惨无人道的日军，对放下武器的土兵和人民，用机枪扫射，死亡人数达35万人。

看完这部电影，我的心情十分沉重，35万人，如果他们手拉手可以围绕赤道一周，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啊！这是多么耻辱的事情呀！老师对我们讲，南京大屠杀是发生在我国近代史上最悲惨事件！在整个事件之中，中国人民竟没有反抗的能力，逃跑呼救都显得那样苍白无力！

电影中有这样的一个镜头："咣"地一声，日本兵踢一开了一个民宅的大门。人们从惊讶中站了起来，还没反应过来，就遭到机枪的扫射当场全部死亡。最后还有一个小孩在哭，一个日本兵就慢慢地走向了小孩，我还以为他会放过小孩，没想到他却是往小孩的手里放了一个罪恶地手榴弹，一声爆炸声就结束了一个还不到两岁的儿童的无辜的生命。我都快被气死了，手中的拳头不由自主地就捏了起来，如果我有一把枪，我真想打死那个日本鬼子，为死去的中国人报血海深仇！

南京大屠杀观后感篇2

   今年是抗战_周年，在这喜庆之年，中国人民沉浸在欢乐之中。可谁知道，在黑暗的旧中国时期，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受人欺辱，有了上顿没有下顿的生活。更可悲的是，从37年开始，中国又饱受了8年可怕的战争。

   没有哪个中国人不知道“南京大屠杀”。因为这次大屠杀对中国，对身为中国人的我们造成沉重的伤害。暑假的一天，在观看《南京大屠杀》后，我深受启发。感到日本鬼子是多么地残无人道，而中国人民又是多么地可怜!

   刚开始的声音就非常悲伤，仿佛身临其境，亲自感受到当时的惨况。影片刚开始就放出了一对夫妇与其子女。他们从上海逃到南京来避难。可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南京也是日本鬼子的一块肥肉，虽逃出了上海，但却遭遇了一样的悲惨下场。

   由于军队抵抗不了日军，不仅丢了城，而且有的死、有的伤、有的被俘。于是，南京就被无情的日本鬼子大规模洗劫。有人幸运地躲进地洞免于一死，而不幸运的则被不留情面地枪决。

   看着那一幕幕惊心触目的画面，望着那一片片血腥腥的场景，让我的心不禁痛了起来。我恨日本鬼子，更恨那些卖国贼，那些背叛祖国为求活命与钱财的人，那些为生活而不惜出卖自己的人格与良心的奸诈小人，那些为了活命不惜当日本人的走狗而又被日本人杀害的人。我真不明白，不明白那些中国人为什么不站出来对日本人说：“你们再敢过来，我们就和你们拼命。”为什么不共同努力打败日本人?

   为什么?为什么?他们那么无能，要去那样逃避?他们心里还有“中国”这个名词吗?

   往事虽已过去，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但是，说不准就在接下来的一秒、一分、一时，世界将再次混乱，到那时如果我们还是落后、无能，仗势凌弱或许会在我们身上重现。我们现在应该努力学习，长大保卫祖国，建设祖国!

   影片《南京大屠杀》观后感

   今天，我看了《南京大屠杀》，我才深深的体会到，日本人的凶残远远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可怕一百倍。

   1937年12月13日，日本军攻陷南京后，开始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屠杀，他们根本不拿中国人当人，看见男人就杀，看见女人就拿去当奴隶。日本军把投降的士兵抓起来，用绳子绑在一起，然后，用机关枪对着那些无辜的士兵一阵扫描，直到他们都死了，还不死心。更残忍的是，日本人甚至把杀人当作一种乐趣，他们把成群的人分成几组绑在一起，然后在他们身上浇上汽油，再点一把火扔在人群里，中国人在火里开始痛苦的呻吟、痛哭，但是日本军丝毫没有怜悯之心，看着中国人痛苦，他们说：“这是最刺激、最好玩的杀人游戏。”日本军不段的用不同的方法残忍的杀害中国人：活埋、活活烧死、推进水里淹死……没有一件事他们做不出来。整个南京城弥漫着尸臭与血腥的味道，死亡笼罩着这些惊慌失措的人，隐隐约约传来人们的叫喊声、痛哭声。

   日本人横行霸道在中国的领土上做出这样残忍的事情，真是禽兽不如!日本人对中国人犯下了滔天大罪。他们现在还都不敢承认，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那一次刻骨铭心的屠杀，不要忘记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耻辱，“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深深的烙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祖国，腾飞起来吧，让这些刽子手看看我们中国人不是这么懦弱的。现在祖国强大了，生活富裕了，没有谁再敢欺负我们了，我们要更加努力的建设好祖国，让祖国更加强盛，傲立在世界的东方!

   影片《南京大屠杀》观后感

   对于“死亡”二字，我一直是怀有敬畏之情，一直都不愿意写这个话题，也不愿意提及这个话题。可是看完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女士的《南京大屠杀》后我却突然想写点什么。或许是为了提醒自己记住死亡，更好地珍惜生命。也或许是为了提醒自己要记住这段悲惨的历史。

   《南京大屠杀》这本书首发于1987年12月，也即“南京大屠杀”五十周年祭日那天。一发行就受到读者的疯狂抢购，出版当月就发行了十五万册。当时新闻媒体称它是“中国作家写的第一部全面、真实、生动而深刻地反映“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悲剧长卷。当然这些都是我看完《南京大屠杀》这本书后才了解到的。说起《南京大屠杀》这本书，其实我也是偶然看到的，看完之后我的心深深地刺痛了，沉思良久后，觉得自己应该写点什么，遂作此文。书中通过幸存者和几个良心发现的参加当年屠杀的日本士兵的口述，详细还原了当年南京大屠杀的始终。看完通过他们的口述记录，运转在我脑海中的是强奸妇女、虐杀儿童、火烧活埋男女老少??一幕幕日本灭绝人性的暴行。30万！！！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在一具具倒下的尸体前，日本侵略者没有丝毫的怜悯，没有丝毫的恻隐，而是以胜利者的姿态欢笑着。读此，不觉心痛。剩下的几章后来也终于没有勇气看完。

   70多年过去了，历史长河里南京大屠杀哀怨的浪花仍在泛起。南京大屠杀，中国人民心中永远抹不去的阴影，中华民族永远的耻辱、永远的伤疤。今天距下一个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正好一周，在此我惟愿那些在南京大屠杀中无辜丧生的人民能在天国生活得幸福，不再痛苦。如果有轮回的话，希望他们在这世能生活得幸福安逸。

   历史已成为永恒，丧钟却依旧在历史的长河中响彻。生长在新中国的我们不用再担心炮火，担心刺刀。今天的我们衣暖食足，处处沐浴着祥和的阳光。不少青少年，脑子里只有幸福、享受、潇洒，不了解那场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似乎那场屠杀也与自己无关；而有些祖父辈的老人虽然曾经闻过了血腥味，但在这太平盛世里对国难也在逐渐淡忘。然而更为遗憾的是，还有其它的一部份人甚至有意无意地糟蹋南京大屠杀，完全不懂得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耻辱，无疑是一种可怕的悲哀。是否还记得日本的炮火、日本的刺刀?是否还记得那南京城土地下还有三十多万亡魂?是否还记得我中华被各国列强侵略的无奈眼神?人们啊，记住历史，今天的和平与富有不应成为我们忘记历史的借口，我们要以史为鉴，防止悲剧的再度发生，防止我们下一代看书流泪的延续。

南京大屠杀观后感篇3

灯突然暗了，影响发出了巨响“轰”就看见一颗炸弹在地面上炸开了，冲天的火观另大家震惊。过了一会儿，我们知道这是记事片，是诉说当年日军入侵南京的事情。

在南京市的上空，只见敌军的飞机在空中盘旋，炸弹就像是下雨一样落在我们祖国的大陆上。民房被炸塌了，大家无处藏身，颗颗硕大的炸弹不断从天而降，所到之处必定生灵涂炭。没过一会儿，陆地就给炸平了，百姓的尸体积成了堆，处处血流成渠，硝烟弥漫在血色的空气中，另人泪下。

日军大举进攻的第二天，大批日本士兵扛着机枪攻破了南京的城门，震惊全世界的屠杀就此开始。残暴的日本士兵只要一看到中国的百姓就架着机枪疯狂地扫射。不知有多少的中国人屈死在日本鬼子的枪口下，一声声撕心的喊叫久久萦绕在我的耳边。

南京大屠杀观后感篇4

2016学校12.13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活动总结【1】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78周年纪念日，为加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弘扬当代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泰兴市宁界小学将12月定为红色文化活动月，并于12月1日至15日举行 “勿忘国耻，爱我中华”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系列活动，包括国旗下讲话、爱国签名活动、公祭日主题讲座、图片红色手抄报展及电影展播等系列活动。

12月5日，宁界小学政教处该校立志楼举行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图片和手抄报展。触目惊心的图片和生动的手抄报无一不使前来观看的同学们感概良久，同学们纷纷表示一定不会忘记这段历史。9日上午该校政教处又举行“南京大屠杀纪念日”遥寄深情签名活动，该校校长陆群、副校长叶文兵等学校领导一一在横幅上签名，并留下感言，寄语同学们要牢记历史，爱我中华，勤奋学习，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报社会。此后，该校全体老师以及数百名同学们也纷纷在横幅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和感想。

12月8日和10日，该校又邀请了市教育局李建主任以及市档案局相关负责同志，为该校全体老师和学生分别举行了“弘扬红色文化 创建特色学校”——校园特色文化建设专家报告会和“牢记历史 勿忘国耻 爱我中华”——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专题讲座。同时，为提醒同学们铭记历史，勿忘国耻，12月3至10日，在该校报告厅举行了纪念南京大屠杀电影展活动，播放了《南京!南京!》、《东京审判》等爱国主义题材的电影。这一活动深受广大同学们的欢迎，同学们表示通过电影展播活动可以更好地重温历史，悼念遇难同胞。

此次纪念南京大屠杀系列活动在全校引起了很大反响，意义重大，同学们表示一定要以史为鉴，牢记历史教训，不断增强民族感、责任感、使命感，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断奋斗。

2016学校12.13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活动总结【2】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三里河小学开展“勿忘国耻，振兴中华”主题教育活动，缅怀历史，警醒未来，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

为了让学生更直观的了解这段惨痛历史，学校组织学生观看了记录影片《南京大屠杀》，影片中一个个触目惊心的画面，震撼着孩子们的心灵，让大家深深地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全体学生还开展“勿忘国耻 爱我中华”签字活动，以此悼念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骨肉同胞。

三里河小学五年级一班徐海音说，正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21世纪的青少年们，他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决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据了解，2014年2月27日，我国立法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今年恰逢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文登广大中小学校通过开展各种纪念活动，让同学们缅怀先烈，勿忘国耻，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2016学校12.13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活动总结【3】

12月13日是国家公祭日，信息工程学院在2#教学楼411多媒体教室举办“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活动。

南京大屠杀观后感篇5

与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不同，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的暴行对于许多西方观众来说，仍然是相当陌生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一直缺少一部能与《辛德勒的名单》相提并论的表现大屠杀的佳作．再加上要跨越汉语这道文化隔阂，这也许导致了东西方观众对于同一时代在东西半球发生的两场大屠杀认知程度的不同。

钱钟书先生认为，在艺术创作的美与真的取向中，有些创作者往往“谓自然界无现成之美，只有资料，经艺术驱遣陶熔，方得佳观。此所以‘天无功’而有待于‘补’也”。同样，在南京大屠杀中，我们有的只是历史资料，人性之恶与美还需经艺术陶熔，这也是《南京!南京!》作为故事片出现的重要理由。也正因为如此，才引发了观众对于《南京!南京!》更多的期待。

一、当抗日成为一种文化

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开放社会．因此中国文化有其独特的特点。接续千年而不中断。中国人虽然属于蒙古人种，但是与他的邻国蒙古不同，本性上并不尚武，尽管中国历史不乏伟大的将士和统帅――在本性上，他们是商人。中国人总是努力地从对手身上赢得什么，并把所有人视为对手――但对手不是敌人，他们并不想将其消灭或俘虏。基于这种民族特性，中国文化中对于外族入侵也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

中国人对自己文化一直以来有一种近乎盲目的自信，就这一点来说，抗日战争尤其如此，抗战文学从思想的层面上升到文化的高度，在文学中表现得更为具体，在电影艺术中更为直观，更使抗战文化的内涵得到了艺术的升华。也许，就是因为日本人的这种固执地拒绝真诚道歉的态度，让中日民族世仇始终没有消除，民族仇恨一直存在，日久越长，抗日战争就不仅仅是一场战争，而是上升到文化构建的高度，成为中华文化坚韧不拔抗争毅力的“马赛曲”。当抗日成为一种文化，抗日题材的作品就成为中国人反抗外族侵略的精神结晶，之前很少出现这种情况。诸如《烈火金钢》《铁道游击队》《地道战》等作品一旦产生，就根植于文化当中，激励着中国人不屈不挠地抗争。在中国文化中，没有哪场战争让中国人印象如此深刻，也没有哪次对外族的抗争能上升到如此高的精神层面。

从民族主义回到理性的原点，我们注意到，民众已经习惯了抗日影片中的英雄结局，却忘了我们在抗战中的失败和无奈，忘记了在抗战中并没有胜利者。日本的普通民众也深受其害，《南京!南京!》正好从这个角度重新表现抗日战争。继《色・戒》之后，《南京!南京!》的出现，打破了中国人一贯的思维。打破了中国抗日题材的文艺作品一贯所渲染的英雄色彩，让人们正视在抗日战争中更多人性的。

值得玩味的是。导演陆川把日本文化融入电影的艺术创造中，并戏剧性地把日本军官角川的自杀作为影片结尾，让人久久回味。但换个角度思考，我们也很理解中国观众的这种心理，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了整整70年以后，在日本普通民众中，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尚存疑问的人竟然不在少数，这一点让中国人很难接受。但《南京!南京!》中，着力描写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尚的“大仁”与“大义”。在刘烨扮演的军人勇敢走向日本兵的枪口、当范伟坚决地放开爱妻的手以命换拉贝随从的命时、当那个抹红指甲的主动从人群中走出来时。我们感受到了每每在空前的天灾人祸面前，中国人总能表现出的为人为国勇于献身的精神．这些可贵的民族品质常常隐藏在中国人日常生活胆小怕事、急功近利的表象之下．只有在诸如汶川大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时，才会自然地显现出来。

二、《南京!南京!》的艺术创新

十多年前，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罗冠群曾执导了《屠城血证》，当时的中国观众反响热烈，但客观来讲，这种影响也只是局限在国内，中国大陆拍摄的南京大屠杀影片，在西方人看来，都有某种程度的立场不中立嫌疑，尽管我们决不认同这一点。除此以外，国内的同类影片还有由著名导演吴子牛执导的《南京大屠杀》，甚至还包括很多观众并不熟知的《栖霞寺1937》。其后，电影《东京审判》也试图在演员选择、台词设计、作品样式上实现国际化，增加可信度，从战争罪行审判这个侧面表现南京大屠杀本身，但民族情感的倾向性仍然不可避免地弱化了影片的真实力量。事实是，即便中国人如何努力，把南京大屠杀作为一场空前的人类悲剧展示在世界面前，造成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还是在西方电影人的纪录片《南京》中才得以实现。

评论电影《南京!南京!》，就不能不提到纪录片《南京》．这是2007年出现的一部小成本影片．“美国在线”的总裁泰德・莱昂西斯无意中阅读到已故华裔作家张纯如的著作《南京大屠杀》后，广泛收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档案、幸存者及二战日本老兵的叙述，从人性的角度挖掘素材，第一次从西方人的视角展示了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的暴行，打破了西方媒体对于日本侵华战争中屠杀暴行的静默状态，以至于许多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西方观众十分震惊，对于他们来说，似乎那场发生了70年的大屠杀不是历史，而是新闻。然而不幸的是，纪录片《南京》上映仅仅几天后，便淹没在新片《变形金刚》的热潮中，悄悄淡出人们的视野。

票房的事实证明，在表现大屠杀这一特定主题时，仅仅有历史的纪录片是不够的，更持久的艺术生命还需借助引人人胜的故事情节的支撑。因此，与之前所有的相关题材的电影不同的是，导演陆川想拍的并不是一部纪录片，而是一部故事片，但主题的特殊性决定了他必定不能远离历史记录，只能借助那段历史的艺术演绎来吸引观众，而不是简单地复制与重述。拍摄这类影片，常常不能摆脱纪录片的影子．能真正地拍摄一部有故事的大屠杀，难度可想而知。纪录片从某种程度上更像是历史记载，而不是电影艺术，作为艺术就需要虚构，就需要故事，在笔者看来，《南京!南京!》在艺术上的创新就是跨越了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系列电影纪录片的固有模式，在这一点上，《南京!南京!》做到了，尽管不容易。

这部电影遇到了几乎所有类型的影片都不会遇到的问题，只有在表现大屠杀题材的电影中才会受到的限制，即主角的生命短暂，不能以任何形式延缓主角必然走向死亡的命运，否则就与大屠杀本身的历史事实相悖，弱化了灾难的真实性，于是也失去这类影片存在的根本理由。即在大屠杀中．主角很少可以支撑到最后，特别是其中的中国人，每一个出场的角色刚进人情结发展的主流，又不得不以死亡结束自己的表演，因为在大屠杀中，离奇的幸存只会增加观众的怀疑。因此，导演陆川想拍一部真正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其实有难度，否则这个工作早在《南京大屠杀》之类的影片中就已经实现了。

这部作品的角色配置十分齐备，基本上涉及了大屠杀中的形形的各类人物的悲情命运。原来的历史片，特别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片中，很少采用《南京!南京!》的演员模式，即选用大量的当红明星来演绎大屠杀这类题材的影片，比如范伟、刘烨、高圆圆等演员，除了范伟充满东北味的日语不敢恭维外，各路明星展现的演技均是可圈可点的。

还有，观众很容易就注意到，这部影片的动静处理很合理，残酷的大屠杀场面本来充满了喧哗与躁动。不过导演陆川更多的是采用了静止的画面来表现，比如其中有一个镜头是从日本军官角川的头上摇上去。随即出现的一大片堆叠的尸体，比声嘶力竭的呼喊更有视觉震撼力．这是一种沉默的呐喊，一种无声的力量，战争的野蛮与残酷通过这样一种手法得以真切体现。

三、一点遗憾

如果说这部电影有什么缺憾的话，那就是电影场景设置格局太小。马尔丹认为：“建筑、雕塑、戏剧与舞蹈都是空间中的艺术，相反，电影却是一种空间的艺术――这种区别是十分重要的。”显然。作为一场涉及几十万人的大屠杀影片，不在广阔的背景下来演绎显然是不行的。在电影《南京!南京!》中，许多的场景设置重复了多遍，并且没有真正地表现南京各城区的地理特点，缺乏不断变换的场景．全景式表现力上显然有所不足，电影所想表现的真实性也由此受到了一些影响。考虑到这部作品场景的大小，《南京!南京!》的拍摄时间显得很长，这只能说是效率低下的表现。而不是精益求精的结果。

可能是电影剧本受纪录片《南京》影响太深的缘故，导演陆川太专注于表现“国际安全区”了。其实，纪录片《南京》只是摘取了张纯如的遗作《南京大屠杀》的第五章《国际安全区》，这样的取舍，显然与制片人泰德・莱昂西斯和导演比尔・古登泰格和丹・斯图尔曼的西方人视角密切相关，他们更关注的是在南京大屠杀过程中，国际安全区内德国人拉贝类似辛德勒的义举。观众也许会注意到，影片中不时出现拉贝日记的画面。用这样一种日记线索贯穿整部电影的情结发展。把拉贝秘书一家的苦难作为整个民族苦难的缩影，显得很有条理。不过既然把《南京!南京!》定位成一部故事片，显然不需要执著于国际安全区这小块区域，也不一定要在影片中多次穿插拉贝日记，而是更多地专注于故事情节本身的发展。

不管是《东京审判》也好，还是《南京大屠杀》也好，都没有《南京!南京!》把屠城中人性的扭曲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在目睹了日本兵肆意屠杀平民的惨烈场面之后，刘烨扮演的青年军官陆剑雄勇敢地走向了敌人的枪口，跟随而来的小战士虽然身材矮小，但在此刻银幕形象却是如此高大，就好像在奥运会入场式中跟随姚明进场的抗震救灾小英雄一样，同样让人感动，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但是，影片的结局中，这位小战士却戏剧性地通过日本军官角川的死得以生还，虽给影片增添了具有象征意义的生机，但却让观众感觉不太真实可信，无形中弱化了整个艺术作品的悲剧色彩。

注释：

南京大屠杀观后感篇6

一、起由——在迎接国家公祭日的日子里

2014年，对于南京人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

8月，南京青奥会召开，让我们这座古老而又现代的城市充满活力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12月13日，被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迎接首个国家公祭日的日子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读本·血火记忆》，走进了校园，走进了课堂。

对于77年前，日军在我们这座美丽的城市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今天的孩子们对此有多少了解？了解历史，毋忘国耻，对这群尚无多少社会知识的孩子们来说，仅靠课堂教学行吗？怎样把这书本上的文字、把这血腥的历史、把这段刻骨铭心的国耻印在孩子们的心里，激起他们心底里的爱国热情？我们想起了我们连续多年开展的“红领巾寻访”活动。

二、寻访——不能忘却的记忆

寻访1：纪念碑的悲愤诉说

11月，社会实践季，四年级队员首先走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帧帧照片、一个个实物，队员们真切地感受了那段惨痛的历史。邵诗雅是大队部红领巾广播站的播音员，她将自己在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通过广播告诉了全校同学。

一石激起千层浪，更多的队员纷纷向辅导员提出，想去纪念馆参观，悼念死难同胞。我校的红领巾小记者团来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请副馆长段月萍奶奶讲述了当年那段惨痛的历史：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城，对手无寸铁的南京民众进行了长达6周的大规模屠杀，南京及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多万。段奶奶告诉队员们，日本战犯太田寿男的供词中清楚地记述：日军在进行凶残的大屠杀的同时，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采用纵火焚尸、抛尸长江等办法，迫不及待地对横陈城郊的遇难者尸体毁尸灭迹，被处理的尸体总数达15万多具，将这两个数字相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不低于35万。

段奶奶带着队员们来到墓地广场，指着道路两旁的17块小型碑雕说：“这些碑雕上记载着南京大屠杀的主要遗址、史实，是全南京市各处集体屠杀地所立遇难者纪念碑的缩影。在公祭日那天，这些南京大屠杀丛葬地，都将举行各界群众悼念活动。”心直口快的宋彦文队员当即表示：“12月13日，我要去丛葬地参加悼念活动。”

这句话得到了其余队员们的响应，大家回到家就开始查找丛葬地的相关史料信息，却发现丛葬地散落在南京各地，有的只有一个模糊的方位，怎样才能找到这些丛葬地呢？五（1）中队的队员们向全校的队员们发出倡议：大手拉小手，迈出脚步，寻访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丛葬地。自11月24日起，全校22个中队组成了二十余支红领巾小记者寻访团，走遍南京市的大街小巷，寻找散落在全市各地的大屠杀丛葬地遗址。

寻访2：丛葬地的血泪记录

五（4）中队的队员跟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王卫星爷爷，一起寻访五台山丛葬地。王爷爷在纪念碑前详细介绍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他告诉队员们，在南京现有死难同胞丛葬地纪念碑中，五台山纪念碑在碑文上记录了精确到个位的遇难者人数，254名死难者大多是当年居住在南京城闹市区的平民。此处纪念碑碑头的“纪念碑”三个红色大字，由大屠杀幸存者王如贵书写。这也是我市现有死难同胞丛葬地纪念碑中，唯一一处由大屠杀幸存者题写的碑名。

寻访3 ：周奶奶的失声痛哭

五（3）中队的队员潘家宇带着小记者来到他的太太——周湘平老人家里，原来周奶奶是一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周奶奶告诉队员们，在日本鬼子来之前，他们一家9口住在花神庙， 1937年那时她才9岁。日本鬼子还没进城时，很多人听到消息就出城逃难了，但是周奶奶的爷爷奶奶不愿意离开自己生活的地方，一家人就留了下来。12月13日，鬼子进城了，到处都是炮声、子弹声，吓得他们全家不敢出门。夜里，街上稍微安静些，父亲、叔叔、哥哥就出门看看情况，没想到被日本鬼子抓了。周奶奶一家吓得举足无措，只是不停地向日本鬼子磕头求饶，父亲百般比划请求他们放过年幼的孩子，日本人才同意放过年幼的哥哥和神智不太正常的叔叔。可是父亲没有回来，母亲和哥哥第二天去寻找父亲，只见尸横遍野，可是连找了三天也没有找到父亲的尸体，而父亲也就再没能回来。说到这里，周奶奶的眼眶里早已噙着泪水。没过几天，鬼子又来搜查，躲在草堆里的姐姐被日本兵发现了，二话不说就被拖走侵害了……这时的周奶奶再也忍不住了，失声痛哭起来。

这样的寻访故事还有很多，队员们用寻访日记记录下了了解的点点滴滴。队员章亚琪写道：日军南京大屠杀对老百姓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没有大屠杀，周湘平奶奶一家的生活该多美好！我要把他的事说给更多人听，让更多人来关注。队员殷梦萱写道：落后就要挨打，只有团结、强大，才会不受欺辱。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我们要好好学习，长大把国家变得更强大……

三、绘图——毋忘国耻

回到学校后，队员们的心情无法平静。他们决定要亲手绘制一份《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遇难处（丛葬地）地图》，让自己的心头永远留着寻访中的收获与体会，也让更多的同学和市民百姓了解那不能忘却的历史事实，记住那永远不能忘怀的历史教训。

他们说干就干，在辅导员老师的帮助下，画了一稿又一稿。他们先画出南京的地图，然后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起点，在相应地点方位，一一绘制了南京19处丛葬地（遇难处）的纪念碑图案，绘制了前往各纪念碑的乘车路线。地图的背后抄录了各个纪念碑上的碑文，还展示了队员们寻访的图片及心得。

12月13日，国家公祭日。我校少先队员绘制的《红领巾寻访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遇难处（丛葬地）地图》刊登在《南京日报》上、相关活动和地图被南京市委宣传部官网“南京”正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活动还被《中国少年报》发表。

四、公祭——立志圆梦中华

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隆重举行，习主席发表重要讲话，他庄重地宣告：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南京大屠杀惨案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任何人要否认南京大屠杀惨案这一事实，历史不会答应，30万无辜死难者的亡灵不会答应，13亿中国人民不会答应，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都不会答应。（转换镜头）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拥有保卫人民和平生活坚强能力的伟大国家，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正在意气风发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中华民族的发展前景无比光明。（习主席讲话视频）

12月13日，国家公祭日。我们的队员来到东郊丛葬地。警报声中我们的队员握紧拳头，高声宣誓：

毋忘国耻，铭记历史，

发愤图强，圆梦中华！

五、活动反思——深化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历来就是少先队教育的永恒主题，是少先队活动的主旋律。我们的这次的“红领巾寻访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丛葬地”活动就是一次成功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总结这一活动我们有这样四点体会：

一、善抓时机

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国家公祭日产生的极大的教育效应，充分说明了教育时机的重要性。近几个月来， 我们不失时机地抓住首个国家公会祭日的时机，精心策划组织了这次寻访活动。在这个特定的时期开展的这个特定的活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氛围，留给队员们的是终生难忘的记忆。

二、巧用载体

教育不能仅靠空口说教，必须借助具体的人物、事件与物品。我们的这次寻访比较好的运用了三个载体：一是南京大屠杀研究的专家、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的字字血、声声泪的控诉，让队员们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二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丛葬地，让队员克服了时空距离，走近了那段历史；三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丛葬地手绘地图，不仅让队员形象地记住了历史，也融入了队员们的爱国激情。

三、注重实践

古语曰：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只有亲身参与实践体验，才能使队员们对南京大屠杀有全面的认知、深刻的感受。活动中，我们13名辅导员和队员们一起寻访，和大屠杀幸存者、专家面对面交谈。为了确保地图位置准确无误，我校的美术老师根据南京地图绘制出主要干道，再让队员们根据寻访拍到的实景图，手绘出每一个遇难处（丛葬地）的纪念碑。这些丛葬地的纪念碑、公交、地铁线路，都是队员们一站站走过后写下来的。实践中队员们的感受更为真切。

四、关注体验

南京大屠杀观后感篇7

[关键词]《南京！南京！》； 哀而不伤； 黑白影像； 陌生化视角

《南京！南京！》是中国电影2009年无法回避的一部重要作品，尽管它上映后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各种或赞或否的言论层出不穷。有争议的电影可能不一定是多么完美的影视作品，然而它的独特价值正是在争议中不断被发掘。当经过四年的沉淀后，再把《南京！南京！》搬出来细品，我们能看到，这部影片的成功，远远不在于大家表面上所看到的票房和获得的奖项，题材的选择、摄影手法的运用、叙事策略的选择，都让它的价值得到体现并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拍摄一部成功再现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并非易事。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教授金丹元就曾说到：“拍‘南京大屠杀’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每个人都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拍，反思、人性的角度都可以，日本人的反思也可以。为什么这部电影引起如此大的争议，观看这部电影的人是各种各样的，但是在中国一般老百姓的心目中有这样一个规定性：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因为中国有三十万人死掉。[1]选择了这一重大而特殊的历史题材，这意味着导演陆川要完成许多挑战。

首先要尽可能真实地再现南京大屠杀，就无法回避血腥、残暴的杀人场面，而中国内地的审片制度对此是有着异常严格的要求和限制的，这意味着导演的创作必然要受到很多的限制；其次，作为主要观影对象的大多数中国民众，由于与所受教育有关，普遍上，他们对于南京大屠杀所持有的态度都是切齿的仇恨和刻骨铭心的耻辱感，所以任何过度或者不恰当的表现如果出现在影片中，都会激起民众的反感抑或对敌人更加深刻的憎恨情绪。

可以说陆川导演选择这样一个拍摄题材，是担有很大的风险的，影片很容易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下流于泛泛，抑或成为民族仇恨情绪的煽动者。事实上，因为题材特殊，影片还在拍摄的期间就引起了很多的关注，电影送审也是一波三折。然而，从影片上映后的事实（票房和奖项）已经证明了电影《南京！南京！》的成功，它不仅真实、客观地再现了南京大屠杀的血腥场面，同时，还凭借独特的视角、黑白影像纪实风格等手法的运用营造出一种非常有节制的叙述方式——哀而不伤，使人们的仇恨和愤怒得到抑制，从而在一种相对理智的情景下重新审视、思考和反思这一暴行。

黑白影像对情绪的抑制

在彩时代，黑白电影已屈指可数。但在表达历史或记忆的影片题材时，全黑白的影片却相对有着较高的“出镜率”，似乎在表现这些题材的时候，黑白比彩色更合适。因为这样，观看者就不会受到过多的色彩干扰，而更倾向于思考影片的深层内涵。

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黑、白、灰三种色彩是黑白影像艺术的全部色彩构成元素。《南京！南京！》大范围使用了灰色调。灰色是一种中庸的颜色，一种微弱的色彩，象征着默默的痛苦。这一黑白色彩的运用，为影片情感的表达奠定了基调。

具体来看，电影全篇使用了黑白影像的纪实风格，首先从时空感上与观众拉开了距离，给人以历史的真实感和厚重感，很容易将人带入那个寒冷、肃杀、令生命失去颜色和尊严的历史时空。其次，黑白影像成为情绪的冷冻剂，在观众与屠杀的血腥和残酷之间竖立起一道屏障，避免了创作者与观众两方面的情绪失控。众所周知，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中国电影，常以强烈的视觉色彩来表达强烈的情绪和渲染浓重的气氛。这也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色彩对于情绪的表达作用。然而，我们往往忽视了黑白色彩对于情绪的抑制作用。而电影《南京！南京！》恰恰有效地利用了这一点。

有人将《南京！南京！》与《辛德勒的名单》相比较，认为前者不过是抄袭了后者。这种看法其实还是有失公允。因为在战争片中，使用黑白影像还原历史片断并不罕见，在中国的许多战争电影甚至电视剧中都有此种手法的运用。不过我们的确可以将《南京！南京！》与《辛德勒的名单》的名单作一个有趣的比较。尽管两片都运用了黑白影像的风格，但是《辛德勒的名单》中出现了一个穿着红色外套的小女孩，她出现在影片中德国军人对犹太人采取大规模屠杀的开始，可以说是影片的一个亮点，亦是转折点。她的出现，使陶醉于投机、赚钱的辛德勒意识到了生命的美丽、脆弱和易逝。然而，在《南京！南京！》中，却始终没有这样一个节点出现，影片从头到尾拒绝了色彩。即使在《南京！南京！》中，并不缺乏这种可以作为转折点、象征的情节画面。比如当女人们为了保护难民营里的其他人，举起手来，自愿献身去当日本人的慰安妇；比如片尾侥幸活下来的小豆子的小脸和他手中的鲜花。然而，导演陆川依然选择保持黑白影像在这些极为感人的场面上。

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两部影片这样的差别？这主要是由于两部影片想要表达的主题的不同造成的。《辛德勒的名单》从根本上讲述的是一个拯救与被救的故事，电影中穿红色外套的小女孩儿，是作为引起辛德勒观念变化的象征出现的，是生命的象征，亦是拯救生命的希望的象征。然而《南京！南京！》所讲述的并不是拯救与被救的故事。它所要讲述的是在残酷的战争和屠杀面前，人性所面临的考验、折磨和迫害。所以导演陆川拒绝给人们以希望，他试图在一种客观的真实和残忍面前，引发人们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在结尾处体会到生命的美好，活着的美好。

陌生化视角造成距离感

“视角”问题，是《南京！南京！》争议最多的问题之一。一些中国影评人指责《南京！南京！》的视角混杂，主要意见不外乎为：对若干人物都有多方面的侧写，却没有树立核心人物；视角的不断切换造成叙事多次中断，使得整条叙事线索看似依据时间顺序，实际却成为块状结构，同时又联系得不够紧密，只是牵强聚合在一起，让人不知所以，等等。对于这些言论，另一些人持有不同看法，认为导演其实是想展示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的多义性，因此选择了多个视角交叉叙述的叙事策略。电影学教授胡克也说：“这部影片的叙事策略与众不同，采用了两条线索，是日本人和中国人角度，各自分别表述，各自发生了比较大的精神变化，最后合流。”[2]

对陆川而言，他希望用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讲述那段历史，“我要讲述的，不是单纯的施暴者和受暴者之间的故事，而是两个民族的共同灾难，这关系到我们以何种心态重读历史。”[3]陆川其实是在以一种做学术的态度在做电影，他在影片中的一系列的叙事策略的调整，实质上是创作观念上的有意识的变革。

事实上，虽然影片线索繁多，但在影片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日本兵角川 的“陌生化”的叙事视角。这一视角的运用打破了中国观众的惯性思维：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评判南京大屠杀。从艺术角度来说，陌生化视角的选择让观众获得了别样的审美感受。而从心理角度来看，中国观众的心理上的距离感由此拉开，观众更倾向于理性思考这一历史事件。

角川这一角色其实是与另一个日本兵伊田作为对比的对象而存在的，二者缺一不可。

角川是个新兵，曾在神学院读书。他对战争有一种陌生感和恐惧感。有几个细节可以表现他对于战争的恐惧以及对美好的向往。在难民营——教堂，当角川错杀了躲在柜子里的难民时，他的慌乱和紧张；他把慰安妇百合子当成自己的妻子，不忘带过年的礼品给她，当得知百合子死去后，仍不忘给她修坟，并要求在墓碑上刻上他的妻子的名号，由此可见角川对于正常的情感生活的渴望与追求；此外，当日本兵搜查难民营，角川发现了姜老师的十字架时，向姜老师索要，表现了他内心尚存的对于善的渴望！

伊田与角川不同，在战争中，他有着自己的生存理念和法则，他似乎比角川更适应战争和屠杀，并在一定程度上是角川在战争中的领路人和导师。影片中很多地方表现了伊田的残忍和无情。难民营妇女，杀死唐先生的小妹和唐先生，影片中，伊田的残忍、麻木、无情反衬出角川的困惑、恐惧和挣扎。两个日本兵，一个在战争中沉沦，一个则在屠杀中渐渐清醒，从他们两个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视角，导演陆川很好地表达了自己对于屠杀的反思，那就是在这场屠杀面前，没有幸存者，所有的人都是受害者，对于受害者来说，他们失去的是家园和生命，而对于施暴者来说，他们失去的却是全部的人性。生命与人性，孰轻孰重？影片在片尾借日本兵角川的口，说出了自己的答案，当人失去人性之后，活着其实是比死更艰难的一件事！

可以说，日本兵的叙事视角的选择是具有建设性的，无论对于创作者还是观看者，在面对这一空前暴行的时候，人们的主观情绪都可能失控，然而借着日本兵——这一异化的视角，营造出一种陌生感，从而使观影者从排斥到理解到反思，完成了一个理性的思考过程，哀而不伤的叙事风格再次在影片中得到释放。影片中，人们少有出现极端的情绪，倒显现出了一种让人回味的中和之美。

导演陆川可以说是中国第六代导演中富有才华的一位，他的电影作品虽然数量不多，但我们仍可以很容易就从中发现他对于电影创作的一些独特的追求。他钟情于宏大的命题，往往主题先行有着强烈的表达欲望，并致力于人性问题的探讨，如：《寻枪》是从社会性的角度探讨人性，当一个小镇警察丢了自己的枪——其身份和权力的象征——之后发生的故事，通过“丢枪——寻枪——得枪”的过程，表现人在失去了其身份、地位和权力等社会属性的符号化象征之后，最本能的反应和表现；《可可西里》则试图从超越道德性的角度来看待人性，当巡山队员在面对生存的危机时，不得不通过贩卖藏羚羊皮以换取生存必需品时，他们内心反映出的对于信念、正义的挣扎；《南京！南京！》则从战争的角度审视人性，从战争的实施者——日本侵略兵的视角来重新认识这场屠杀给人类社会造成的悲剧性的影响。《南京！南京！》不仅使人们铭记住这段悲剧性的历史，更让我们从人性的高度看清战争的破坏性。从这个角度上看，《南京！南京！》代表了中国战争电影的一种进步，也表明了中国电影人向着更宽广、更丰富、更深刻的创作视野迈进的一种姿态。

[参考文献]

[1] 石川，等.《南京！南京！》创作与接受的距离[J].社会观察，2009（06）.

[2] 陆川，等.南京！南京！[J].当代电影，2009（07）.

南京大屠杀观后感篇8

价值观国际化

“战争”与“和平”是全人类永恒的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中国南京大屠杀”、“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惨案”与“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被并称为二战史上“三大惨案”。其中“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和“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为国际社会所熟知和了解，而“南京大屠杀”一直不为国际社会普遍认知，甚至遭到抹杀、忽视与诋毁。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制作的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的纪录片不在少数，然而却很少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共鸣与回应，整体的传播效果仅仅局限在国内受众群体范围。随着当今我国更多地融入世界，有效地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是新世纪国家对外传播的基本诉求。检视以往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纪录片，总体的缺憾是缺乏国际信源与跨文化修辞手段，因而无法穿透跨文化障碍获得国际观众的有效认知与认同。《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正是这样一部革新以往同类纪录片叙事与说服范式的具有新修辞、新视角、新逻辑的历史纪录片。

纪录片《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是我国第一部采用“国际表达模式”的见证、亲历以及探寻“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惨剧的纪录片。该片共分十集，每集聚焦一个历史人物，前七集的内容是惨案发生时候传教士与国际人道主义者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录和救助，后三集内容是亲历“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士兵等的还原和忏悔。该片全部采用“外国人”与“亲历者”的双重引证标准进行叙事。根据美国传播学者卡尔・霍夫兰主持的经典说服研究发现，权威信源对说服效果的作用非常强大，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对于南京大屠杀这样仍然具有争议的敏感历史问题而言，《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剧组采用“外国人”作为引证信源确立了“中立”的标准，采用“亲历者”确立了“客观”的标准，由此产生了令人信服的修辞力量。该片十集，标题分别是《约翰・马吉：屠城影像记录者》、《明妮・魏特琳：生命孤岛中的守护神》、《乔治・费奇：暴行真相的揭示者》、《约翰・拉贝：南京浩劫的见证者》、《罗伯特・威尔逊：为南京缝合创伤》、《贝德士：为历史作证》、《辛德贝格：在南京的106天》、《东史郎：一个人的忏悔》、《松冈环：与受难者同行》和《笠原十九司：还原历史的人》。《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中的十位主人公具有极强的亲近感、客观性、公信力。该片尽量淡化中国历史研究专家元素，强化外国亲历者的历史证据。这种处理方法拓展了对“南京大屠杀”反思的深度和宽度，用开阔而全面的国际视角、深刻而慎重的思考，引导全球社会共同探寻战争暴行的责任，反思“战争”与“和平”这一跨越文化、种族、国家的人类共同主题。

长期以来，我国媒体在跨文化传播中传播观念相对滞后，传媒产品宣传色彩浓厚，导致传播效果不佳，甚至引起受众主体的抵触心理。因此，应尽量淡化意识形态的鸿沟，将我国媒体要传播的核心价值观与整个人类社会的价值观相结合，尽可能地使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受众达到相同理解。在跨文化传播和国际传播中，只有以跨文化视野提炼中国故事中的人类共同精神价值，才能把“中国故事”转化为“世界故事”，实现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有效传播。

叙事视角国际化

纪录片《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在人物选择与叙事结构上，克服了以往同类主题具有浓厚宣传色彩的中国人自说自话的弊端，而是全面客观地引述来自不同国家和背景的人物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亲历所见。该片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美国牧师约翰・马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国籍院长明妮・魏特琳，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乔治・费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南京金陵大学鼓楼医院美国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金陵大学教授、美国籍历史学家贝德士，在江南水泥厂保护难民的丹麦人辛德贝格，原侵华日军老兵东史郎，《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作者松冈环，日本都留文科大学教授、历史学家笠原十九司等外国人的视角切入，让十位历史见证者、参与者来讲述“南京大屠杀”，以国际视野、多重信源，相互印证，使真相得到最大化的呈现，更容易让外国观众和国际社会理解和认可，更具可信度与说服力。

在创作中，《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创作团队分成七个摄制组奔赴美国、日本、德国、丹麦等国家进行拍摄，采访对象包括当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之孙、委员会总干事乔治・费奇之子、在江南水泥厂保护难民的辛德贝格的弟弟和外甥女、德国人卡尔・京特夫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明妮・魏特琳的侄孙、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的儿子、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之子以及金陵大学鼓楼医院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的子女等西方亲历者后人。创作团队注重除了对西方“南京大屠杀”亲历者家人的访谈，同时重视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支撑，采访了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研究员玛莎・史莫莉，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杰弗里・亚历山大，美国历史学家、普利策奖获得者理查德・罗德斯，德国外交部档案馆管理员马丁・克勒格尔，丹麦奥胡斯档案馆前馆长汉悦仁以及日本一桥大学近代史教授吉田裕等①。

史料证据国际化

为了确立牢固的历史证据，增强纪录片叙事的客观性，创作团队遍访海外收藏机构，找到大量一手珍贵史料，部分系首度披露。②为了真实反映历史，《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摄制组走遍了美国、日本、德国、丹麦等国家，采访拍摄了大量保存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以及各国大学档案馆中的历史资料。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美国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哈利・瑞森中心、德国外交部档案馆、日本横滨报纸博物馆和丹麦奥胡斯市州立图书馆查询拍摄了大量珍贵档案和历史文献资料，不少内容系首度披露。③在美国，摄制组找到了保存在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辛德贝格相册、在伊利诺伊州立博物馆保存的当年国民政府授予魏特琳的采玉勋章；在德国，摄制组拍摄了拉贝日记原件；在日本，摄制组找到了跟拍原侵华老兵东史郎十年间各地寻找证据、追求历史真相的95盘录像带。④日记、信件、照片、遗物增强了史料的可信度。该片不仅有历史意义，更有现实意义和史料价值。西方亲历者的视角既是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创作的首创，更突显了其客观性，反证了历史真实。

制作与传播国际化

美国著名纪录片《南京梦魇》的导演约瑟夫（Rhawn Joseph）曾经拿犹太民族与中国进行比较说：“这两个民族受到的迫害与虐待几乎不相上下，但犹太人受纳粹压迫的历史被全世界所知晓，相关题材的电影就有上百部，而南京大屠杀却‘像是不曾发生过’。”约瑟夫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犹太人善于利用全球尤其是美国的媒体，而中国与全球媒体的合作相当少。”⑤在国际传播中，吸纳不同文化背景的制作者，进行国际联合生产有助于扩大媒介内容的普适性和降低“文化折扣”的影响。

《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拍摄也采取了国际合作的方式。该片的创作团队成员有美方制片人和摄制人员，有知名日本摄影师，音乐创作上聘请德国音乐家海纳・格兰钦（Rainer Granzin）为纪录片作曲。这些极具知名度和号召力的跨文化人员的加盟，不仅提高了节目的质量，也利于节目的国际化视角的达成。⑥另外，该片在国际传播中加强与国外电视媒体的合作，共享国外的传播渠道和市场资源，加强国际市场开发。该片制作方积极与国外电视同行进行多层次、多形式的合作，共同进行内容制作、共同发表相关评论、出售电视转播权等，提升了该片的文化传播力、辐射力、公信力和影响力。

「注释

①邢虹：《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南京日报》2012年12月13日。

②《纪录片开播，海外视角见证浩劫》，新华网2015年12月7日。

③董晨：《用影像记录历史 用实证镜鉴未来――在宁首映记》，《新华日报》2015年12月7日。

④曹海滨：《南屠纪录片总编导曹海滨：让事实说话，换一个视角看历史》，荔枝网2015年12月18日。

南京大屠杀观后感篇9

“体制”和“作者”这两个概念在电影史上经历了极其复杂的衍化，陆川在他的硕士论文中曾对其外延和内涵进行了详细梳理，并以新好莱坞的“电影小子”科波拉为例，着力探讨了“体制／作者的二元对话”，以及“体制中作者的生存和创作”等问题。学院中曾经的思辨为陆川的从影之路指明了方向：以“作者”的身份在体制中生存，在对话中获得个人表达的空间。

从《寻枪》到《可可西里》再到《南京!南京!》，仅仅三部作品。他就从一个低成本导演成长为投资近亿而票房过亿的“大片”导演，当更多新生代导演还在体制外徘徊或在体制中盲打误撞时，陆川与体制的成功对话具有标本意义。

面对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严肃题材，陆川坚持了个性化的创作意志和独特的艺术个性，他让《南京!南京!》这部体制内的“大片”保留了作者电影的气质。达到了思想、艺术与商业的微妙平衡。编导合一是我们识别一个电影作者的重要标识，陆川迄今为止执导的三部电影无一例外都是由他自己出任编剧。唯其如此。他才能够在电影创作中全方位地表达自己的艺术理想和人文诉求，才有可能突破已成常规的题材类型、剧作模式及审美趣味，这种突破和创新在《寻枪》和《可可西里》中已初露端倪，到了《南京!南京!》，有了更进一步的探索。

毫无疑问，拍摄南京大屠杀这一题材本身需要极大的勇气，当初选中同一题材的制片公司有五六家之多，陆川和他的年轻团队四年磨一剑，在题材严重撞车的情况下坚持了下来。在《南京!南京!》中我们看到了陆川重述历史的欲望和能力，他是真正以深沉的反思和自信的气度直面那段不能被遗忘的民族屈辱史，以理智冷静的心态逼近历史现场并试图还原历史的真相。从宏阔的历史叙述中发现那些个体生命的存在，这种气度和心态决定了电影的价值与高度，也使它具备了与世界对话的可能。我们在电影中看到：70年前的中国首都不是完全放弃抗争的死亡之城，即使是在侵略者最野蛮的屠城面前，中国军民从精神到行动从来没有放弃过抵抗；30万罹难者和8万名受辱的女性不再只是历史教科书上的数据，而是有血有肉有尊严有救赎的活生生的人；日本士兵也不再只是脸谱化的兽类，他们从人性向兽性的变化令人触目惊心。正如陆川所说。他不想要陷于“被加害”的角色不能自拔的哭诉，因为过于情绪化和戏剧化的表达反而会冲淡史实本身给人的震撼。

《南京!南京!》的核心主题是抵抗与救赎，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影片正面地表现了中国人的抵抗，以陆剑雄为代表的中国军人的顽强抵抗，也就是影片开篇的巷战，成了曾为军人的陆川赋予影片最血性的部分。除此之外，难民营里小江等女性以身体拯救同胞；唐先生被杀前对屠杀者说“我太太又怀孕了”；女教师姜淑云选择有尊严地死亡；以及小豆子生还之后的笑，都与“抵抗”的主题有关。

《南京!南京!》开放式的叙述视野与格局成就了这部电影。片中引入包括中国军人(陆剑雄)、日本军人(角川、伊田)、中国平民(唐先生、姜淑云、小江等)、外国友人(拉贝先生、魏特琳女士)等多方人物，作者将特定时空中的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处理成一种松散的社会关系的结合，力图全面地展现南京这个绝望之城中的人物群像，它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叙述，而是涉及到日本军人，安全区外国人和中国人历史的集体记忆等多个层面，通过多视角的交叉重叠呈现出一段具体而真切的历史。陆川想要的显然不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戏剧化的故事，在形而下的叙事里，陆川要表达形而上的思考。我们看到了大屠杀的史实，看到了侵略者的暴行，从而再次感受到了我们民族记忆的伤痛。电影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促使观众警醒并反思。片尾的那场废墟上的舞蹈，以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力揭露了屠杀和，也更触及侵略战争的本质，在战争结束70余年后，当我们看到这段异族的舞蹈在我们的土地上跳起，我们更加体会到那段历史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与此同时，它也让我们感受到一个中国电影作者的勇气。

二

自法国文论家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上世纪60年代末首次提出互文性概念以来，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它已成为当代文艺批评的利器之一。互文性理论将文本及其生成机制置于一个坐标体系中予以探究：纵向上，它从历时的维度考察前文本(文化)对当下某一文本及创作主体的影响；横向上，它将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进行共时研究，让文本在文本体系和文化表意实践中确定其特性。在一个纵横交错的文化系统中，互文性理论将文本、主体和文化三者结合在一起，强调了文艺活动中的多重对话：文本的对话、主体的对话和文化的对话。在互文性视野下关照《南京!南京!》，它就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电影文本，作为文本之网中的一个节点，它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于其他文本。

在陆川的《南京!南京!》之前，中国大陆拍摄的正面触及南京大屠杀的电影文本有两个，《屠城血证》和《南京1937》。作为中国第一部表现南京大屠杀的影片，1987年罗冠群导演拍摄《屠城血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反驳日本右翼势力的“屠杀谎言论”，影片在展现日军暴行的同时，虚构了照相馆老板一家奋勇反抗日本士兵的故事，反映了抵抗的主题。1995年吴子牛导演的《南京1937》讲述中国医生和日本籍妻子组成的家庭在大屠杀中的亲身遭遇，在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同时，通过一些细节从人性的角度表现了侵略者的复杂性。影片涉及的日本女性的视角在当时遭到了巨大的非议。而香港导演牟敦芾1995年推出的《黑太阳南京大屠杀》中出现的种种恐怖屠杀的镜头，例如“煮婴儿”、“刀挑孕妇肚子”、“砍头割肉”等。还有作为日本鬼子先奸后杀罪证出现的女尸露点镜头，尽管也有揭露暴行的作用，但过度写实化地渲染反而使影片更接近恐怖片的类型，减弱了批判和反思的力度。进入新世纪以来，陆续又有几部南京大屠杀相关题材的国产电影问世，比如2002年由香港导演杜国威执导的《五月八月》，2004年郑方南执导的《栖霞寺1937》，以及2006年高群书执导的《东京审判》等。与此前表现南京大屠杀的影片不同，这些影片都没有从正面描写大屠杀，而是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展开对南京大屠杀的讲述。《五月八月》通过一对小姐妹家庭的破散，从孩子的视角控诉南京大屠杀给中国家庭带来的灾难；《栖霞寺1937》通过以栖霞寺寂然法师为代表的普通中国民众营救两万四千多名难民的故事，表达了中国人自我拯救的主题；《东京审判》则是一部检讨战争以及战争责任的电影。

从《屠城血证》到《东京审判》，每一个涉足南京大屠杀题材的中国导演，都在特定的时代以自己的影片表达了对那段历史的看法，但就影片内涵的深度和反思的力度而言，又都存在着明显的缺憾，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本身，需要更有深度和力度的思考，也需要与观众沟通和交流的对话能力。在国产电影的文本序列中，陆川真正面临的挑战不是上述这些南京大

屠杀题材的影片，而是姜文的《鬼子来了》。《鬼子来了》以独特的视角展现战争中人的心理变化、人与战争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了人性的晦暗和战争的冷酷。《鬼子来了》是荒诞而夸张的，具有超现实的色彩。而《南京!南京!》则是兼具写实和诗意的历史正剧，尽管两者在风格上并不一样，但它们对战争的批判和反思的力度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在陆川拍摄《南京!南京!》的同时，有两位外国导演也在拍摄南京大屠杀题材的影片。2008年，加拿大导演罗杰・斯波蒂伍德执导了中外合资的《黄石的孩子》，从一个西方人的视角讲述了发生在中国抗战期间的一个传奇故事，号称南京大屠杀70周年的纪念之作。影片开头英国战地记者何克目睹了南京大屠杀的・惨状和中国军民的抵抗，但这只是影片叙事的一个由头和背景，片子的主体是何克千里救孤的故事。与《黄石的孩子》一样，德国导演傅瑞安・加伦伯特执导的中外合拍的《拉贝日记》，讲述的也是一个国际主义英雄的故事，影片以德国人约翰・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领导的安全区挽救20多万战争难民的经历为蓝本，塑造了一个“纳粹好人”的形象，片中通过拉贝的视角呈现了日军“百人斩”和强闯金陵女校及医院搜查士兵等场面，有助于西方观众了解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但《拉贝日记》的主要诉求不是“南京大屠杀的又一铁证”和对于战争的反思，而是要塑造一个有大爱也有人性弱点的西方的英雄形象，因此影片给人的感觉只是一部中规中矩的好莱坞传记片。

同一题材，相邻档期，同为70后导演，甚至电影中角色也有重叠，《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成为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文本链条上相邻最近的两个，这两部影片的互文性更多地被片商用作一种营销策略，或被媒体当作吸引眼球的话题资源，两个文本本身实际上并无多少可比之处，从叙事视角、角色设置、剧情模式到影像风格，二者都相去甚远。倒是另外一些二战题材尤其是屠犹题材的电影，与《南京!南京!》产生了文本之间的互涉和互动。《南京!南京!》开篇的巷战场面让人联想到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而《南京!南京!》又一次证明中国本土团队也能制作出丝毫不亚于好莱坞战争大片的战斗场面。提到《南京!南京!》的黑白影像，人们自然会将它与《辛德勒名单》和姜文的《鬼子来了》相提并论。帕特里克-富尔赖将“提喻结构”视为电影互文关系的一种，“在提喻作用过程中，互文关系是通过将某部电影的一部分与一个更大类别相联系来实现的，这个更大的类别包括另一个完整的电影或电影形式”，以此观之，《南京!南京!》作为一个战争电影的文本。它对于战争情境的描写，对于战争和大屠杀的血腥恐怖、反人性和非理性的揭示，还会让我们想到更多的影史经典之作，比如奥利弗・斯通的《越战三部曲》，斯坦利・库布里克的《光荣之路》、《奇爱博士》、《全金属外壳》，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塔可夫斯基的《伊万的童年》，波兰斯基的《钢琴家》等等。

文本是作为文化的一种表意体系而存在的，文本问的互文性也恰恰就是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之总和的关系。西方语境中的居犹题材的电影文本就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表意体系，它们与西方思想界关于屠犹历史的讨论互相关涉，一定意义上，思想界的讨论和反思促成了屠犹电影文本的不断涌现，而一系列屠犹题材电影文本的参与，又使犹太大屠杀的历史得以常说常新。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纪录片是屠犹题材电影的重要表现形式，90年代以来，屠犹题材的剧情片开始呈现井喷之势，1989年以来，仅好莱坞就拍摄了超过170部的屠犹电影。世界电影史上关于屠犹题材最有名的纪录片代表作有《夜与雾》(1955年，阿伦・雷乃导演)和《浩劫》(1985年，克劳德・朗兹曼导演)。《夜与雾》是第一批以电影化手段描述屠犹的影片，雷乃开创了用黑白和彩色分述两个时空的表现方法，黑白影像重现当年纳粹的暴行和集中营中恐怖的生活，彩色画面展现如今集中营废墟的安宁景象，影片用流畅的剪辑将过去和现实交错融合，再辅以冷静理性的画外解说，使观众在跨越时空的观影体验中完成对历史的凝视和反思。《浩劫》开创了口述历史的表现方式，作为一部长达9个多小时的纪录片，全片没有采用任何档案文献或视觉史料，而是全由采访口述构成。上述两片不仅在电影语言上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而且都将大屠杀推向了哲学思辨的高度。

近年来，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文本序列中也出现了几部纪录片，不过它们都是由西方导演拍摄的。在电影文本之前，张纯如这个年轻的华裔女子以书籍的形式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呈现在西方观众面前，她写完《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一书后，选择了开枪自杀。美国纪录片导演比尔・古登泰格和丹・斯图尔曼有感于张纯如的事迹，根据她的作品改编拍摄了纪录片《南京》，影片借助真实的影像档案和幸存者的口述，揭露了日军的暴行，表现了当年十几位欧美商人及宗教人士在南京建立避难区，保护市民免受日军暴行的历史，影片在中国影院上映后引起了较大反响，陆川在看到《南京》后，为了避免结构撞车，他放弃了之前剧本中采用的有旁白的口述体。除了《南京》以外，美国人制作的另一部纪录片《南京梦魇》2005年制作完成后在互联网上得到了广泛传播，短短几年时间，影片在网站就创下了逾100万次的点击率。此外，中加合拍的定位为剧情纪录片的《张纯如》也曾在中国影院上映，该片以张纯如(郑启蕙饰)的经历为主线，沿着她撰写《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一书时的采访足迹，结合大量珍贵史料，从张纯如的视角见证了那一场惨绝人寰的暴行。陆川表达了对国外纪录片工作者的尊重，他在编剧时也从这些纪录片中吸取素材和灵感，但他认为纪录片虽然在具体事件的表述上有不可替代的力量，但对于精神和诗意的表达则是纪录片很难达到的，所以他将纪录片和自己的影片比成“接力赛跑道上一个队的两个选手”，当接力棒传到自己手上，他要做的就是穿越历史的苦难，以更自信的气度和更开放的思维，借助更有力量的电影语言表达更深邃的反思。

三

在《南京!南京!》之前，只导演过两部电影的陆川已经被写进了电影史，他的名字出现在“新生代导演”的长长名单中，其特点被描述为因为“主动地以认同主流文化的电影策略皈依于现有的电影体制”。所以“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多的创作机会，并以相当的市场回报最大限度地维持了新生代电影的扩大再生产”。新生代之得名，一定意义上是为了区别于张元和贾樟柯领衔的第六代，不同于第六代的体制外生存策略和边缘文化立场，以张扬、宁浩、陆川为代表的新生代导演立足于中国本土，自觉融入主流，在中国现有的体制和民族电影工业机制的框架内生存，摆脱个体困境，走出了一条市场与艺术相融合的道路，为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

两年前，当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出来之后，许多论者曾盛赞它具有了电影史的意义。《三峡好人》之于第五代电影乃至其他第六代导演的作品，自有其独到价值，笔者也认同影片是一部难得的作者电影，但它作为一部“中国电影”，却无缘更多的中国观众，这无疑是一种遗憾。如果说第六代的体制外生存和个人化写作使他们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电影作者，第六代也因此进入到中国当代电影史，那么陆川在《南京!南京!》中的实践，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在体制内从事主流写作的电影作者，同样具有难得的电影史意义。《南京!南京!》这部影片的意义，也必须放在中国当代电影的大形势里评价：在第五代和第六代陷于商业和艺术之间顾此失彼的窘境中，我们看到了新一代导演的崛起，看到了新的希望，看到了新的空间。

南京大屠杀观后感篇10

在以往的教学中，我着重讲述并要求学生掌握南京大屠杀的时间、经过、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残忍手段，以及中国遇难者的人数等知识点，把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残忍手段和中国遇难者的人数作为教学重点的突破口，借此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凶恶残暴的侵略本质。应该说，这样的处理方式是比较普遍的、传统的。然而，在课后反馈中，我发现问题恰恰出现在日军屠杀的残忍手段和遇难者的人数上，甚至有学生当堂提出这样的质疑：老师，既然我们课本说日军以集体枪杀、焚烧、活埋、砍头、军犬撕咬等极端残忍的手段残害我30万以上同胞，为什么现在日本右翼分子对此矢口否认呢？为什么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对到访的中国代表会谈时说，“的确存在常规的战斗行为，但南京（大屠杀）事件并未发生过”？

面对学生的质疑，我开始了反思：以前的教学策略行不通，关键是没有选好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没有注入、运用崭新的观念，没有说服力。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对学生来讲并不陌生，今年全国人大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更是家喻户晓。然而，不管在课堂教学中，还是社会舆论中，我们都倾向于强调日军极其残忍的屠杀手段和遇难者的人数；而且由于留存档案资料的缺失使人们无法清楚地认识日本军国主义凶恶残暴的侵略本质，以至于学生会产生上述质疑。因此，如何在现有条件下使学生自然而然地解除疑惑，进而充分认识日本军国主义凶恶残暴的侵略本质，意义重大。

于是，我改变了原先单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残忍手段和中国遇难者的人数作为突破口的办法，转而通过具体的物证展示，把问题引向遇难者的身份上。如今我们跟日本右翼势力在南京大屠杀人数、规模等问题上争执不休，其实只要我们在遇难者的身份上下功夫，所有争执都将迎刃而解。因为这些遇难者是普通的南京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即使日寇屠杀一位普通的南京平民或放下武器的士兵也是违反国际法、反人道的暴行，其罪恶也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架上。在注入了这样的观念后，我对教学进行了重新设计。首先，我提问：什么叫战争罪和反人道罪？因为我们使用的教材（北师大版八年级上册）“每课一得”里有相关的资料说明，很快学生便回答出问题。我着重强调：对平民和战俘的屠杀是战争罪和反人道罪两项罪行认定的重要依据。那么，当时日寇屠杀的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中国同胞呢？紧接着，我又提问，你怎么知道这些遇难者是南京平民和被俘的士兵呢？课本告诉你的？学生在我的追问下感到一脸的茫然，难道课本讲的不对？看到学生心愤愤、口悱悱的情景，我马上出示了一段史料：

一个17岁的男孩讲了这样一件事。（上月）14日，大约有一万名年龄在15―30岁的中国人被带出南京城到靠近轮渡码头的长江边，在那里日本人用野战炮、手榴弹和机关枪向他们开火，大部分尸体被抛进了江里，有一些被堆起来焚烧，而有三个人侥幸地逃脱了。这男孩估计这一万人中约有6000人是被俘的军人，而4000人则是平民。这男孩胸部中了一枪，但不严重。

――《罗伯特・威尔逊日记》

这段史料反映了什么问题？学生们仔细阅读，有的说被杀的都是被俘的军人和老百姓；有的说日本鬼子真凶残，连小孩也不放过。学生的回答符合我的期望，我欣喜之余特别强调了日记作者的身份：罗伯特・威尔逊，美国人，原为南京鼓楼医院医生，南京大屠杀时曾参与对中国难民的救助。抗战胜利后，他作为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者到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出庭作证。经过一强调，学生都说，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证据，可谓铁证如山！那么，除了这份目击者的文字描述外，还有没有实物证据呢？为了使论述更有说服力，我出示了两张当时日军拍摄的照片：

两张图片以纪实的手法还原了当时大屠杀的惨无人道。通过以上文字、图片等史料的展示，我把所有的焦点均指向了大屠杀中遇难者的身份，进而通过遇难者的身份揭露了日军凶恶残暴的侵略本质，较好地完成了课标的要求，从学生的反馈来看效果也是较好的。无独有偶，今年漳州市的一道中考题也把目光聚焦在这一点上。这是一道材料题中的一个材料：

根据这张邮戳，命题者进行设问：图片中的“大屠杀”是一场反人道的暴行，这些“遇难者”的哪一特定身份最能说明这一点？看来，命题者的角度与我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