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入门十篇

易经入门篇1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宏观交易费用的研究都是借鉴沃利斯、诺斯(1986)的做法,将国民经济部门分为交易部门和转换部门,借助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SNA)数据,测度宏观交易费用。这种测度宏观交易费用的方法打破了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交易成本不可测量的局限性。但这种测度方法只能测算外在易费用,无法测算私人非交易部门的交易费用,与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也存在某种程度的脱节。要想准确测量宏观交易费用,必须改革现行的国民经济账户体系,在现行的SNA框架下建立交易费用卫星账户测量宏观层次的交易费用,联系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内容测度宏观交易费用。本文对交易费用卫星账户的设计进行探讨,并且以我国宏观数据为例,编制交易费用卫星账户。

SNA框架下,对经济主体有两种分类方式:机构部门分类和产业部门分类。机构部门都具有财务决策权。SNA根据构成一国经济总体的所有常住单位的主要经济职能、行为和目的等,将机构部门分为五类:非金融企业、金融机构、一般政府、住户、为住户服务的为非盈利机构。产业部门分类是将经济总体中全部常住单位下属的基层单位按其主要生产活动同质性进行分类。人们经常说的三次产业分类、按细分行业分类都是在产业部门基础上进行的分类。产业部门账户主要描述生产及市场供给和需求的产品(含服务)。从内容上讲主要是投入产出表,包括货物和服务供给(产出)表和货物和服务使用(投入)表及货物和服务账户。目前所使用的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体系,主要是基于机构部门分类进行编制的。机构部门账户是按经济活动的生产、分配、消费、积累和资产负债存量设置的,具体包括生产账户、收入分配和使用账户〔含原始收入(初次)分配账户、收入再分配账户、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积累账户(含资本账户、金融账户、资产数量其他变化账户和重估价账户)、资产负债表(含期初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变化表、期末资产负债表)。账户体系中各账户是通过平衡项联系起来。由此可见,按照机构部门编制交易费用卫星账户是最好的选择方案。但目前金融机构、为住户服务的为非盈利机构的交易费用容易分离,而非金融企业和住户中,既包括转换部门,又包括交易部门,其作用交织在一起,极其复杂。使交易费用分离工作无法进行。因此,现在只能按产业部门进行分类。但产业部门分类能编制的账户较少,不能满足分离交易费用的需要,为此,需要在产业部门分类的基础上对所有经济活动主体进行重新分类。

目前,我国在核算国民经济时将实体经济分为18个行业:农业;采掘业;食品制造业;纺织、缝纫及皮革产品制造业;其他制造业;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炼焦、煤气及石油加工业;化学工业;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产品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建筑业;运输邮电业;批发零售贸易、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保险业;其他服务业;政府部门。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讯业中的邮电通讯业部分、批发零售贸易业和餐饮业中的批发零售贸易业部分、金融、保险业全部、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其他服务业属于以营利为目的的提供商业的交易部门(私人交易部门),政府部门则属于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提供公共产品的交易部门(公共部门)。

因此,可将整个国民经济部门分成三类:私人非交易部门、私人交易部门、公共部门,并将所有从业人员分为两类:交易服务人员和转换服务人员。各部门所包括的行业如下:

交易费用是三类部门交易费用之和,即:

交易费用=私人非交易部门的交易费用+私人交易部门的交易费用+公共部门的支出(1)

由于交易费用是增加值的一部分,所以,

私人交易部门的交易费用=邮电业增加值+金融、保险业增加值+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批发零售贸易、住宿业增加值+政府支出(2)

私人非交易部门的交易费用按照收入法进行核算。

私人非交易部门的交易费用=交易人员报酬+生产税净额(交易部分)+固定资本消耗(交易部分)+营业盈余(交易部分) (3)

式(2)和式(3)是我们编制交易费用卫星账户的主要依据。

因此,我们可以编制出交易费用核算卫星账户体系的三个账户:部门综合生产账户、部门收入形成账户和交易费用形成账户。

易经入门篇2

【作者】张二震，1953年生，南京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主任，经济学教授。

得自国际贸易的利益大致可分为两类：国际贸易的静态利益和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所谓静态利益，是指开展贸易后，贸易双方所获得的直接的经济利益，它表现为资源总量不增加、生产技术条件没有改进的前提下，通过贸易分工而实现的实际福利的增长。所谓动态利益，是指开展贸易后，对贸易双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间接的积极影响。静态利益偏重于一国通过贸易所获得的消费方面的好处（当然，这种好处与分工后生产力的提高有关），而动态利益则注重于开展贸易后对生产的刺激作用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其他诸方面的积极影响。如果说，静态利益是直接的贸易利益，那么，动态利益就是贸易带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利益。本文拟就国际贸易的发展利益以及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机制和条件等问题，作一深入分析。

一、国际贸易发展利益理论的演变

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为自古典学派以来的历代经济学家所重视。他们常常是自由贸易的热烈拥护者，极力宣扬扩大国际贸易的优越性。在他们的著作中，不仅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贸易的静态利益，而且还包含有丰富的关于国际贸易动态利益（亦即发展利益）的思想。最早涉及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问题的，应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提出的动态生产率理论和“剩余产品出口”（VentforSurplus）模型，对以后的理论发展有重要影响。斯密认为，分工的发展是促进生产率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分工的程度则受到市场范围的强烈制约。对外贸易是市场范围扩展的显著标志，因而对外贸易的扩大必然能够促进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率的提高，加速经济增长。斯密的这些论述包含了国际贸易具有带动经济增长作用的最初思想。斯密的“剩余产品出口”理论更是着眼于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他首先假定一国在开展国际贸易之前，存在着闲置的土地和劳动力，这些多余的资源可以用来生产剩余产品以供出口，这样贸易就为本国的剩余产品提供了“出路”。他写道，对外贸易可以“给国内消费不了的那一部分劳动成果开拓一个比较广阔的市场。这就可以鼓励它们去改进劳动生产力，竭力增加它们的年产物，从而增加社会的真实财富与收入”。［（1）］这种剩余产品的生产不需要从其他部门转移资源，也不必减少其他国内经济活动，因而出口所带来的收益及换回的本国需求的产品，也没有机会成本，因而必然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需要说明的是，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是以国内充分就业和一般均衡为前提的，因此，出口部门的扩张是通过从进口替代部门转移资源来实现的，涉及进口替代部门缩减，就这一点而言，并不必然得出经济总量同时增长的结论。因此，“剩余产品出口”理论可与比较成本说互补。

李嘉图创立的比较成本理论，论证了贸易静态利益的基础。实际上，在他的著作中，也包含着国际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思想。他认为，对外贸易是实现英国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手段。他指出，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是资本积累。随着人口的增加，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会因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而逐渐昂贵，工资（劳动力的价格）也将随之上涨。在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工资上涨将使利润下降，从而妨碍资本积累。通过对外贸易，如果能够从外国获得较便宜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料，就会阻止在本国发生作用的土地收益递减倾向，促使经济增长。总之，李嘉图认为，通过进口廉价初级产品，阻止土地收益递减、工资上涨和利润下降倾向，就可保证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2）］

较为系统地论述贸易的发展利益的古典经济学家，是英国的约翰·穆勒。他关于贸易对经济发展贡献的论述给后来的经济学家很大的启发。他第一次明确区分了贸易利益和发展利益。他认为，国际贸易具有两种利益，一种是直接利益，另一种是间接利益。直接利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国际分工，使生产资源向效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从而提高产量和实际收入；二是通过贸易可以得到本国不能生产的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等该国经济活动持续进行所必需或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料。间接利益则表现在，通过贸易分工推动国内生产过程的创新的改良，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产品进口造成新的需求，刺激储蓄的增加，加速资本积累，等等。穆勒这样写道：“市场的扩张使生产加工过程趋于改善，一个为比本国更大的市场进行生产的国家能够引入更为广泛的劳动分工，能够提高机器设备的使用效率，也更可能进行生产过程的创新和改良”。“开放了贸易，通过使人们熟悉新鲜事物，有时可以使一个原先因缺乏精力和雄心壮志而造成资源开发不良的国家经历一次工业革命，驱使那些原来满足于微不足道的舒适和惰散的人更为勤奋的劳动，以满足他们新的偏好，以致鼓励了储蓄，提高了资本的积累。”穆勒还指出，贸易通过下列途径推动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外国工艺技术的引进，提高了资本的收益率；外国资本的引进使生产的增长不仅仅依赖于本国居民的节约和精打细算，并且为本国居民提供了激励性的示范，向人们传输了新的观念。”［（3）］约翰·穆勒的这些精辟论述对后来发展经济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启发人们从新的角度来认识贸易利益问题。

受古典经济学家上述观点和理论的启发，后来的经济学家进一步探讨了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带动问题。与亚当·斯密“剩余产品出口”模型相似的有所谓“大宗产品”（Staple）出口带动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所谓大宗产品，主要指原材料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的开发和新发现，常常导致国内大量剩余。这些剩余由大批量的出口吸收，便可减少国内资源的闲置和失业，增加国民收入和消费，提高储蓄和投资，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这一模式是加拿大经济学家因尼斯在30年代根据加拿大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史实中总结出来的，因此一般认为并不具有普遍性。但是这一思想还是有启发价值的。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上，都有一个带动整个经济起飞或高速增长的领先部门。当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达到相当的规模和水平时，就有可能成为这样的领先部门。

刘易斯在1954年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与发展中国家有特别密切的关系。他把经济分为两大部门，一个是现代的、资本主义的工业部门，另一个是传统的尚未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农业部门。现代的工业部门采用现代技术，面向市场，易于接受变革。传统的农业部门技术落后，生产仅能糊口，没有什么产品流向市场，收入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现代工业部门运用再生产资本，雇佣工资劳动力，进行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生产活动；传统农业部门由于受制度和组织形式及资源条件的约束，劳动的边际产品低，并且常常低于其平均水平，劳动力供给因而具有“无限”的特点。现代工业部门的企业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有吸收劳动力以扩张工业生产的积极性。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较高，面对农业部门的低工资水平，工业部门只要提供略高于农业部门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便可得到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同时还可进一步增加利润。借助资本的积累，工业部门得以不断扩张，吸收源源不断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只要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出超过传统部门，整个经济就可以从劳动力转移中得到好处。尤其是在剩余劳动力尚未吸收完，资本主义部门工资不上升的情况下，利润和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将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将加速。如果资本主义部门即现代工业部门生产的是出口产品，传统部门生产的是进口产品，对外贸易的扩展无疑将有助于扩大现代工业部门产品的市场和需求，并降低劳动力的工资（因为食品的价格将因进口而降低），从而进一步增加资本主义部门的利润和积累，促进经济增长。

基于以上观点，再联系到19世纪后半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许多国家利用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事实，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EngineforGrowth)的观点便应运而生。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的理论命题是D．H．罗卜特逊在30年代首次提出来的，50年代R．纳克斯对这一学说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纳克斯在分析19世纪国际贸易的性质时指出，19世纪的贸易不仅是简单地把一定数量的资源加以最适当配置的手段，它实际上是通过对外贸易把中心国家的经济成长传递到其他国家，即中心国家经济迅速增长引起的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大量需求引发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因此，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一理论认为，较高的出口增长率是通过以下几条途径来带动经济增长的：

（1）较高的出口水平意味着这个国家有了提高其进口水平的手段。进口中包括资本货物的进口，而资本货物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是特别重要的。资本货物的进口使这个国家取得国际分工的利益，大大节约了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有助于提高工业的效益，它是经济成长的主要因素。

（2）出口的增长也趋向于使有关国家的投资领域发生变化，使它们把资金投向国民经济中最有效率的领域，亦即它们各自享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在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进行专业化生产，就会提高劳动生产率。

（3）出口也使得一国得到规模经济的利益。国内市场加上国外市场比起单独的狭小的国内市场就能容纳得下大规模的生产。

（4）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会给一国的出口工业造成压力，以降低成本，改良出口产品的质量，并淘汰那些效率低下的出口工业。

（5）一个日益发展的出口部门还会鼓励国内外的投资，并刺激加工工业或附属工业以及交通运输、动力等部门的发展，并促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引进。［（4）］

澳大利亚国际经济学家马克斯·科登提出了贸易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理论。他的理论的主要特点是，将对外贸易与宏观经济变量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并且特别强调外贸易对生产要素供给量的影响和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科登认为一国进行对外贸易，对宏观经济将产生以下5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收入效应，即通过贸易，提高了收入水平，贸易的静态利益转化为国民收入总量的增加。

第二，资本积累效应，当派生于贸易利益的一部分收入增加额被用于投资时，该国的资本积累就会增加。

第三，替代效应。如果投资品是进口含量较大的产品，则由于贸易的开展，会使投资品对消费品的相对价格下降，这将导致投资对消费的比率提高。因为投资成本的下降，人们更多地将收入用于投资了。投资率的提高无疑会带动经济增长率的上升。

第四，收入分配效应。贸易的发生将会使收入转向出口生产大量使用的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的报酬大大提高。如果各个生产部门或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储蓄倾向是不同的话，则这种收入分配的变化又会影响储蓄率的高低。例如，当收入更多地分配于储蓄倾向较高的部门或要素所有者，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储蓄率就会提高，因而提高了资本积累率。

第五，要素加权效应。假定生产要素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不一致，那么产出的增长率就可视为各种生产要素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当出口扩大，并且出口生产使用的是那种增长更快的生产要素时，出口生产的增长率往往会提高得更快。科登认为，所有上述效应都是累积性的，这意味着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将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得到强化。［（5）］

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把创新作为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因素。

这一理论通过对增长因素的计量分析，指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应归功于生产率的提高。基于这一事实，新增长理论构造了一系列模型，将创新活动内生化视为有目的的研究和开发投资的结果——这一投资活动的显著特征是不仅能带来更高的利润率，而且有溢出效应和外部收益。在这里，创新是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因素。新增长理论所揭示出的增长机制表明，如果对外贸易能够刺激一国的创新活动，便能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显然，创新活动与对外贸易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这种联系是通过更为广阔的市场、更为频繁的信息交流和更加激烈的竞争对创新活动的刺激而实现的。可见，从新增长理论中能够引伸出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新的依据。［（6）］

以上我们极其简略地考察了关于国际贸易发展利益理论的演变。可以说，随着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各国经济国际化的深化，人们对国际贸易作用的认识也在不断扩展，对国际贸易带动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动态利益的认识，也更加深化了。开展国际贸易的目的，不仅仅局限于“互通有无”，亦不仅仅着眼于通过交换获取静态贸易利益，提高消费水平和增进国民福利、而更多的，是通过贸易的发展促进信息、物质、思想的交流，激发本国的创新机制，从而带动经济发展。当然，国际贸易能否对一国经济发展起现实的推动作用，这要取决于一系列内外部条件。稍后我们将作更深入的分析。

二、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机制

国际贸易具有促进一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的重要作用，我们称之为贸易的发展利益或动态利益，已为理论研究和经济生活实际所证明。但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机制是什么？贸易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带动经济发展？上面介绍的关于国际贸易发展利益的各种观点中虽都有所涉及，但都不够全面，不够系统。下面试作些归纳性分析。

概括说来，国际贸易促进一国经济发展，是通过下述这些机制的作用而实现的。

1．开展国际贸易，必然使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刺激企业素质的提高，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一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贸易，实际上就是把本国的企业纳入与外国企业的竞争之中。一方面，持续的进口产品的激烈竞争将促使本国的企业提高效率。竞争必然加速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的过程，同时促使高效率的企业达到合理的规模，从而优化本国的市场结构，改善本国企业的实绩。即使本国企业在本国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仍然不得不面对国际竞争的压力，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努力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另一方面，出口企业不能不同外国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展开竞争。为了扩大在国外的市场份额，出口企业就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生产出成本低、质量好的商品去参与竞争，并不断按国际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调整自己的产品结构，按国际标准生产，按国际营销惯例办事。这无疑会刺激企业素质的提高。企业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和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无疑是一国经济发展最本质的基础。

2．开展国际贸易，必然带来市场的扩大。国内外市场的不断开拓，无疑会有力地带动经济增长。

先看出口。出口企业往往是面对世界市场来组织生产，市场容量大，容易获得规模经济效应。所谓规模经济，是指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单位产品的成本会降低，从而提高经济效益。事实上，许多工业部门要求有适度的初始规模，具有规模经济的性质，如汽车、电冰箱、电子计算机等等，采用大规模生产的方式可以使成本降低很多。如果一国的企业在为国内消费者提供这一类商品的同时，还能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同类产品，那就不仅企业能提高赢利水平，而且国内公众也只需支付较低的价格。不仅如此，在出口贸易的带动下，一个工业部门的发展又可以带动一系列工业部门的发展，以致各种各样的从属的工业部门都建立起来。因为在经济运行中，各产业之间呈现出各种联系。所谓“联系”，是指一个部门在投入和产出上与其他部门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有两个方面：一是后向联系，即某个部门同向它提供投入的部门之间的联系；二是前向联系，即某个部门同吸收它的产出的部门之间的联系。如果出口产业是“联系效应”大的主导产业，就可取得很大的“乘数效果”，带动其他一系列部门的发展，从而循环反复地连续推动国民收入和就业量的增加，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再看进口。从国外引进国内没有生产的产品，往往能起到开拓国内市场，引导新产业成长的作用。由于国内仍未生产，一时无法确定新产品会有多大的市场，即在一定的价格条件下社会需求量究竟是多少。当国内进口需求很大，以致即使高关税壁垒也难以阻挡进口时，国内企业就得到了明确的生产信号，进口替代的工业由此发展起来。实践证明，进口替代是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的第一步。这个过程就是进口商品刺激国内需求，进而导致进口替代工业部门的产生。如果条件具备，进口替代部门还能转变为出口部门。进口国外的新产品还可促进一国产品的不断更新换代。

3．开展国际贸易，必然会激发企业的创新机制，推动技术进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从进口看，技术和设备的进口将直接促进国内生产的发展和生产率的提高，其作用类似于创新对增长的刺激，而且还节省了创新的成本。从出口看，出口的扩大使得创新活动所能获得的收益上升，从而反过来刺激本国企业的产品和技术的创新，带动经济增长。

4．开展国际贸易能加速资金积累，促进经济增长。一般说，国际贸易从三个方面促进一国的资金积累。一是出口部门往往能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能提高积累率，从而加速发展。二是外贸的发展为引进外资提供必要的条件。一个国家的偿债能力，最终是由该国的出口能力决定的。出口越多，在国际市场上筹措资金的余地就越大。另一方面，进口往往同国家之间的借贷关系联系在一起，这又可利用外国的资金来引进技术和设备等等。三是对进口竞争部门提供刺激。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企业往往满足于现有的市场，积累扩大再生产的动力不足。进口市场竞争的出现，使企业产生了提高积累率的巨大压力。无论什么情况，积累总是扩大再生产、促进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

5．开展国际贸易，有利于促进一国经济结构的变动。现代经济发展包括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经济总量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而且结构优化还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主题，是推动现代经济持续增长的最重要推动力。所谓产业结构的优化或合理化，是指一二三产业之间比例协调发展以及各产业内部的结构符合社会市场需求结构，以及各产业逐步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转移。扩大对外贸易，无疑可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起积极作用。一方面，由于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实现绝对平衡的增长，即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刚好符合，因此需要利用世界市场。当国内资源过剩而需求不足时，就面对国外市场组织生产；而在国内需求很大，但缺乏必要的资源和条件时，就适当进口。另一方面，扩大对外经贸关系，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引进竞争机制，就必然要发展本国具有现实的或潜在的比较优势的产业，淘汰和放弃某些不合理的产业，以优化资源配置。进出口竞争的刺激和进出口结构的不断调整，又会促进本国企业的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资源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6．开展国际贸易，必然带来人员的交流、文化的传播和思想的交换，从而对一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进步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反过来促进经济发展。国际贸易对一国生产和消费所产生的示范作用和某种教育效果，在某种意义上说比物质交换带来的利益还要大，它促进人们思想的进步、思维方式的改变和观念的更新。尤其是现代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孕育出来的精神文明成果，诸如效率观念、效益观念、服务观念、冒险精神、开拓进取精神等等，对于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尤为重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抵制资本主义固有的腐朽思想侵蚀的同时，大胆吸收一切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精神文明成果，使人民逐渐摆脱封建的、小生产的以及“左”的思想的束缚，抛弃了封闭落后、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精神包袱，大踏步走向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舞台，在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

国际贸易促进一国经济发展的条件是多方面的。既有国内的条件，也有国际环境条件；既有微观条件，也要有宏观条件。由于各国现实的经济条件呈现出多样化，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类型也呈现出多样性，没有统一的模式。

首先，国际贸易能否对一国的经济发展起带动作用，要看该国的经济主体能否采取合理的行动，能否对国际贸易作出合理的行为反应，要看该国是否具备必要的市场经济发展的条件。从微观主体来看，如果企业缺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力，那么即使面对巨大的进口竞争压力，它们也会无动于衷，不会去迎接竞争而努力提高自身的效率。即使有进口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它们也可能不去充分利用这些技术和设备以增加产量和降低成本。当然，企业更不会积极谋求扩大出口而积极从事创新活动，不会谋求最大限度的规模经济，由出口而获得的收入和剩余也将得不到最有效的利用，更谈不上实现出口增加、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从市场发育状况看，如果缺乏完备的市场体系和市场结构，生产要素在本国不能充分自由地流动，那么由进出口所引起的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和优化配置就无从谈起。就拿出口来说，它对经济发展推动作用大小与否，取决于出口部门与国内经济其他部门在生产、技术和市场交换等各方面的联系程度，这就要求有一个较为成熟的市场体系作为联系的“渠道”，这样，出口的增长才能通过市场这一中介向各个部门传递经济和技术的“信息”，通过出口的扩大而牵动资源的重组和优化配置，带动经济增长。如果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经济结构不合理，要素市场之间、商品市场之间、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之间的联系程度较低，即使出口形成了潜在的动力，但由于出口的增长向各经济部门传递动力的各种必要的经济和技术渠道不畅或中断，或者其他经济部门无力或无法作出积极的反应，那出口增长就无法带动经济增长，而且出口本身也会衰竭下来。另一方面，出口产品生产函数的性质对出口作用的大小也有很大关系。这是因为，使用不同投入系数、使用不同生产要素的出口产品往往具有不同的联系效果。出口产品的技术性质及其技术水平与其他部门技术水平的差异程度也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变量。如果出口生产的技术水平与其他部门相差不多，或出口的扩张仅仅是外延规模的扩大，没有伴随着技术进步和创新，则其他部门从出口的发展中受益的可能就很小。

其次，国际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对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是一个制约因素。开展国际贸易，会引起本国生产要素收益发生变化。从短期看，贸易会引起出口行业的产品价格上升，因而出口行业的所有生产要素都会获益；同时，进口竞争行业的产品价格下降，因而这个行业的所有生产要素都会受损。从长期看，贸易会引起生产要素在出口部门和进口竞争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引起生产要素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从而影响到生产要素的价格和收益。所谓“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概括了这种情形，即：开展贸易后，会使出口行业（价格上升行业）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提高，而使进口竞争行业（价格下跌行业）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降低。如果贸易引起分配格局的变化变得十分不合理或不公正，就会涉及社会的安定，影响经济的平衡增长。这样，政府就必须采取适当的收入分配调节政策和措施，比如利用税收、补贴等等办法，使任何个人或阶层都不因对外开放而蒙受收入水平绝对下降的痛苦。进一步分析，如果出口收入的国内分配有利于对国产品具有较高消费倾向的集团，其结果就会有效地提高对国产品的需求，从而带动本国的生产和就业。当出口收入的增加集中到储蓄倾向较高的居民手中，则出口的扩大又会给其他部门的增长提供资金，提高投资水平。反之，如果有较高进口倾向的集团或对进口品消费倾向较高的居民更多地得到了出口收入，则出口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力量就受到了削弱。当然，收入分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大都是间接的，但贸易引起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

再次，国际贸易能否持续地带动一国经济发展，还要看能否在总体上保持贸易收支的平衡。在开放的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对外贸易的基本功能是维持国民经济的总量均衡，而这一点会集中反映到进出口贸易的收支平衡上来。一方面，国民经济中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从根本上决定着一国对外贸易是出超还是入超；另一方面，贸易收支的平衡状况又制约对外贸易是否有效的帮助一国经济达到总量均衡。实践表明，贸易收支平衡是外贸增长过程中的一个中心环节，对一国的经济运行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以研究经济增长问题而著称的西方经济学家哈罗德，把对外贸易收支平衡的变动同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命题：一国经济增长率高于其他国家，可能形成入超倾向。这里暗含着这样的意思：如果该国不能实现开放型经济发展中的贸易收支平衡，那迟早要影响经济的长远发展。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就曾经因贸易收支逆差过大，外汇储备不足，不能支持高速增长的进口而实施紧缩，放慢经济增长的步伐。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出现一段时期的贸易收支逆差，是难免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益的。［（7）］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科技发展水平、劳动生产率水平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且短期内难以大幅度地缩小这种差距。即使发展中国家出口部门的增长速度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在一定时期内也不足以消除贸易入超的倾向。再者，发展中国家大量引进外资也会在一定时期内强化贸易入超倾向，因为外资的流入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通常会以进口的方式带进一部分投资品，使引进外资的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规模扩大，而且投资引进进口需求往往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连续性的。尽管这种进口从短期看不需要支付外汇，但从长远看还是要靠出口来支付，还是会成为产生贸易入超的一个因素。一些外商独资、合资企业开办初期需大量进口关键设备、原材料等，会直接影响到短期的贸易收支平衡。

发展中国家在较长时期出现一定规模的入超，既是实行开放发展模式所必然带来的现象，又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益的。从市场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不足，保持一定的贸易入超，实际上就是利用外部资源在国内搞建设。当然，若出现严重的国际收支平衡，则会对国民经济的运行产生巨大的冲击，妨碍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入超规模不能过大。还应特别指出的是，要密切注视并具体分析产生贸易入超的原因。如果是因为进口过多的高档消费品等等而导致的贸易入超，对国民经济增长就有弊而无利。这种情况是极可能产生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外贸易的“示范效应”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有刺激本国人民为实现经济增长、提高消费水平而奋发努力的正面效应，另一方面，它也有刺激“消费早熟”的负面效应。在经济开放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面对发达国家消费模式的强烈引诱，常常试图在低水平生产的基础上实现高消费，导致进口过大，从而对贸易收支形成强大的压力。如果贸易收支不平衡进入了非常严重的状况，那政府就应当进行干预。

最后，国际贸易能否发挥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还要看一国能否选择正确的外贸政策和外贸发展战略，并能适时地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情况调整这种政策和战略。

注释：

（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9页。

（2）参见［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五、六、七章，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3）上述引文转引自许心礼等：《西方国际贸易新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4）转引自姚曾荫主编：《国际贸易概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

（5）参见许心礼等：《西方国际贸易新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0～11页。

易经入门篇3

关键词：贸易开放 非正规就业 理论 实证

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我国经济得到了持续快速增长。与此同时，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市场化经济体制的确立、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我国非正规经济规模和非正规就业者数量的增长。我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面临着贸易开放程度提高带来的国际经济竞争压力，另一方面面临着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加速带来的就业压力，就业供需矛盾的现实背景下研究贸易开放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正是借鉴Ghoshetal等人的分析框架，利用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来研究贸易开放对非正规就业所产生的影响。因此本文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理论模型阐明不同开放环境对非正规就业规模的不同影响，厘清贸易开放背景下劳动力从正式部门到非正式部门的过渡过程，并得出贸易自由化导致非正式劳动力增加的临界阀值，从而在实践上为政策制定者提升正规经济部门的发展水平，引导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合理增长，为制定使我国获得更多贸易开放收益的就业政策及经济环境提供决策参考。

文献综述

从国内外的研究情况来看，贸易自由化一直都被认为是影响非正规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众多学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相关的理论研究。

（一）贸易自由化对非正规就业影响机制研究

贸易自由化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过程从本质上说，包括价格传导效应、进出口竞争效应、劳动力迁移效应三个方面重要的内容。Maiti&Marjit认为贸易自由将拓展正规经济中比较优势部门的出口市场，正规部门工作重心逐渐从产品生产向产品营销转移并将部分产品生产转移给非正规部门，因此贸易开放会促进非正规部门的发展；Mandal&Chaudhuri认为关税税率下降会导致进口竞争行业面临的竞争加剧，资本回报减少的情况下为维持经营将会把部分低技术劳动力从正规部门剥离并向非正规部门转移；Sarbajit&Ujjaini将哈里斯-托达罗模型拓展为包含非正规部门的三部门模型，认为贸易自由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从而加速城乡间的劳动力迁移，非正规部门门槛较低、机制灵活因此吸纳了大部分农村劳动。

（二）贸易开放背景下非正规就业和正规就业的工资差异研究

Harrison&Hanson 以墨西哥为例对贸易开放与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贸易改革和国内市场的开放加剧了墨西哥劳动市场的收入差距；Kar&Marjit将非正规部门引入传统的HT模型，认为非正规部门可以避免劳动力流入农村部门，从而工资水平不会出现明显的下滑；Marjit 认为非正规部门同样包含了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部门，如果贸易改革削弱了资本密集型的正规部门会引起资本密集的非正式部门的萎缩和平均工资水平下降的连锁反应，而劳动密集的非正规部门无论是就业规模或实际工资都会有所上涨；Pavcnik（2003）认为由于非正规部门低技术工人的比例往往高于正规部门，贸易开放推动技术溢价的上升可能会压低非正规部门工资水平和就业规模从而拉大同正规部门的工资差距。

（三）贸易开放背景下对非正规部门的相关宏观调控政策研究

贾玉洁（2004）从引导非正规就业部门产业化、减少制度约束、扶持非正规就业中介体系等方面介绍了转轨时期我国非正规就业的发展对策；张华（2009）认为要规范非正规就业发展，应从加强政策法规建设，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提高非正规就业部门的素质和非正规就业人员的从业能力等方面入手；胡凤霞（2011）等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对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准入条件、非正规就业选择影响因素及就业效果进行研究，结论显示在当前城乡劳动力公民权利界定的条件下，农民工从事正规就业并不能扭转城乡就业差异，同时任何单一的法律覆盖都不可能使农民工的境况变好。

理论分析

本文基于Ghoshetal建立的理论模型构建一个包含失业与再就业的劳动力转移模型，利用该模型考察贸易自由背景下劳动力从正式部门到非正式部门的过渡过程。

（一）模型基本设定

假定母国为一个包含一个正规部门和一个非正规部门的典型两部门情形的单一经济体，并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开展贸易。设AR+，A代表该国生产正式产品的n个不同的行业或产业。因此，该国参与生产n个不同的商品。这n个行业的相对价格和其它贸易国相比，是由下面的不等式给出：

（1）

由于A是一个有序的集合，可以假设部门A1，A2，...比较优势递增。典型的贸易理论认为一国会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而进口比较劣势的商品。假设S包含ASA及ASD两个子集，ASAR+包含S个比较优势部门A1，A2，……A s；ASDR+包含S个比较劣势部门A s+1，A s+2，……，A n-s；这些生产部门利用本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行生产。

假定国内劳动力包括在正规部门就业的正式劳动力以及非正规部门就业的非正式的劳动力。在t时期，有：

Lt=LtF+LtL （2）

假定劳动力市场是出清的且劳动供给大于需求也即存在非充分就业。设分别有k、（1-k）比例的劳动力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就业，正规劳动者在正规部门工作，非正规劳动者工作在非正规部门工作。有：

Lt=kLt+（1-k）Lt

假定正规部门的损耗和增益的贸易改革的结果，而非正规劳动是总劳动扣除正规劳动的残余，也即不考虑工资差异以及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和生长对非正规就业规模的影响。

假定正规部门包括比较优势部门（出口部门，s）和比较优劣部门（进口竞争，n-s）。假设正式劳动占总劳动力的份额可被出口部门或进口竞争部门吸收。简化模型起见不考虑资本因素，在t期的输出劳动力的映射；。因此：

（3）

其中，α和（1-α）分别表示正式劳动人口在比较优势部门和比较劣势部门的就业比重。

（二）不开放贸易的情形

首先，考虑本国不开放贸易的情况。本国是一个封闭经济体，通过设置贸易障碍以防止来自外部的竞争。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发展会带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扩张。先看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由于比较优势行业相对比较劣势行业而言是高效率的生产者，假定ACA的增长率γ高于的ACD的增长率δ，也即γ>δ。t+1时期有：

（4）

（5）

其中，0

t+1时期正规劳动规模：

（6）

正规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

（7）

再看劳动力的供应方，g表示整体劳动力的增长速度。t+1时期，gLt为新增劳动力，设m是被正规部门吸收新的劳动力的比例，即正规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剩余（1-m）比例的剩余新增劳动力进入到非正规部门。μ比例的非正式工人达到在正规部门在t期的工作所需的技能，他们将在t+1时期进入正规部门。模型中，劳动力需求约束正规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文章把非正规部门作为正式的劳动需求，劳动力供给总量在任何时期的残余被非正规部门吸收。t+1时期非正规劳动的规模：

（8）

正规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由新增劳动者和非正规部门中达到正规部门技术要求的劳动者来组成。因此，劳动力供给等同于新的需求，t+1时期有：

本国正规经济的最佳比例是：

（9）

（三）开放贸易的情形

接下来考虑本国开放贸易的情况。贸易自由化能够减少和消除如关税、配额等贸易障碍。本国比较优势部门也随着贸易的开放将其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而进口竞争部门将面临国外的竞争而收缩。显然这将导致扩大出口部门劳工需求增加而进口竞争部门将劳动力需求下降。t+1时期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部门的劳动力需求分别为：

（10）

（11）

其中，0

贸易自由化旨在促进出口和经济的增长、就业机会的增加。比较优势部门扩张的速度将高于封闭经济下的扩张速度。因此可假设：γtl >γ。

t+1时期正规劳动规模：

（12）

正规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

（13）

同样的，g指劳动力的增长速度，mtl指被正规部门吸收的新增劳动力，此外有μ部分的边际劳动力从非正规部门过渡到正规部门。因此后自由化时期本国非正规劳动份额由三部分组成。首先，现有不被正规比较优势产业吸收的非正式员工。其次，没有在扩张的正规部门获得工作机会的新增劳动力。最后，萎缩的正规部门释放出来的劳动力。

（14）

均衡状态下新增的工作岗位（需求方）等于新进入者和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本国正规经济的最佳比例是：

（15）

（四）开放贸易和不开放贸易情形下正规就业比重比较

上文基于劳动市场均衡条件获得正式和非正式部门的最佳份额。在此将推导出在什么情况下，贸易自由化导致上升的非正规经济。由方程（9）和（15）有，k*>k*tl，即：

也即：

简化模型起见假定mtl=m，μtl=μ，也即无论开放或不开放情形正规部门将吸收同等数量的新增劳动力，非正式部门过渡到正式部门的边际员工的转移速度也是相同的。

因此，贸易自由化是否导致非正规经济扩张取决于不开放贸易情形下比较劣势部门能否能提升自身发展水平。依据上述理论模型可知，即使开放贸易，只要ASD扩展的速度超过一定的阀值δ，非正规经济就不会过快的扩张。

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非正规就业（Informal）：为了更准确获取非正规就业数量，本文借鉴高玲芬（2005），吴伟（2008）等人的测算方法，即利用城镇就业人数与城镇单位就业人数的差值估计最大值，再通过加权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数得到非正规就业人数的最小值，最后采用移动加权法进行修正。

贸易开放（Open）：贸易开放指标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通常用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来衡量。

外商直接投资（Fdi）：外商直接投资是当代资本国际化的主要形式之一，因此FDI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的对外开放程度。

城市化率（Urban）：城市化通过城市经济扩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产业集聚与扩散拉动需求增长、创造就业岗位、增加非正规就业规模。本文根据前文采用的城市化水平的定义，用中国1978-2010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Gov）：政府最终消费支出量大面广，在国民经济中拥有重要地位。贸易开放加剧了本国的市场竞争程度，各国政府建构政府采购制度时往往通过“国内产品优先”的采购制度或者规定国际采购中本国产品和劳动含量来保护民族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而非正规就业人员往往就是为它们服务的（薛德升、方逸涵，2011）。

本文的样本数据区间为1991年至2010年，相关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计量经济模型对非正规就业规模与相关变量之间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其中Informal指非正规就业比重，Open指贸易的开放性用于代表贸易自由化，Fdi指外国直接投资也即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占GDP的百分比，Urban意味着在总人口中的城市人口比例，Gov指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C表示固定效应，ξ 表示随机干扰项。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分别对变量取自然对数。

实证分析

（一）平稳性分析

为了避免时间序列数据分析过程中伪回归现象的发生，开展实证分析前先对各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相关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所有水平时间序列均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而各变量的二阶差分序列在1%的显著水平上为平稳序列，说明Informal与Open、Fdi、Urban、Gov都是二阶单整序列。

（二）协整分析

本文采用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Johansen检验方法进行协整分析。通过综合考虑AIC、SIC信息准则以及检验结果，将模型最优滞后期定为2，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协整检验结果来看，在5%的显著水平下，无论是迹检验还是最大特征值检验都拒绝存在0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因此各变量间可能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

（三）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结果进一步显示了贸易开放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上都优于其他变量。同时通过脉冲响应分析还可以找到可靠的实证结果证明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政府采购、城市化等因素对于非正规就业规模同样有着积极显著的影响（见图1）。这一结果支持了已有研究结论：对于我国大部分省份来说，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对于非正规就业规模扩大有影响作用（胡凤霞、姚先国，2011）。

结论与建议

就业尤其是非正规就业在稳定国家宏观经济环境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面对我国城市化过程加快、大量人口从农村或不发达地区涌入城市等发达区域的现状，研究如何努力改变就业难的局面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关注的重要课题。本文首先构建一个包含失业与再就业的劳动力转移模型，利用该模型考察贸易自由背景下劳动力从正式部门到非正式部门的过渡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我国1991-2010年相关数据重点就影响非正规就业规模相关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贸易开放程度、城市化、FDI对非正规就业规模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贸易开放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优于其他变量。 因此本文的建议是，加强政策法规建设，为非正规部门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进一步提高非正规经济质量，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合理增加非正规就业人员教育投入，提升非正规就业人员从业能力，促进非正规劳动者向正规部门合理转移；不断深化贸易开放，提高外资利用水平和利用层次，以期通过这些措施进一步促进我国劳动就业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参考文献：

1.刘媛媛.贸易自由化与非正规就业关系的研究述评[J]. 经济学动态，2012（10）

2.贾玉洁.浅析我国非正规就业的发展与对策[J].人口与经济，2004（3）

3.张华.关于促进非正规就业规范发展的思考[J].经济论坛，2009（10）

4.胡凤霞，姚先国.农民工非正规就业选择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1（4）

5.高玲芬，贾丽娜.论“非正规就业”的定义与测量[J].统计研究，2005（3）

易经入门篇4

关键词:外向型经济 对外贸易 外商投资 厦门

中图分类号:F1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0-209-02

改革开放之初,厦门就确立了以出口导向型和吸引外资为主要特征的外向型经济模式。改革开放30年来,厦门外贸总额稳居福建省第一位,实际利用外资189.4亿美元,位居全国前列,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也暴露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比如经济对外依存度偏高,抵御国际经济波动能力偏弱;对外商投资的过度依赖,增加了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等等问题。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把国际经济带进了新一轮调整周期,此时也正是思考和调整厦门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最佳时机。

一、厦门外向型经济模式取得的成就

1.对外开放以来,厦门对外贸易取得巨大成就。改革开放以来,厦门对外经贸取得了长足的进展。1978年,厦门外贸进出口总额仅为0.82亿美元,2008年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453.9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552.52倍,年均递增23.4%。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2.87%,跃升到2008年的202%。2008年出口占GDP的比重也达到130.9%。此外,出口产品层次不断提高,由原来以农副产品和初级工业产品为主发展到以机械、电子、轻纺工业等制成品为主,其中2008年,机电产品出口152.42亿美元,占厦门全市出口的51.9%;高新技术产品出口77.80亿美元,占全市出口的26.5%。

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对厦门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突出,表现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即净出口增量与GDP增量的比值)和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即净出口增量与GDP增量的比值再乘以GDP增长速度)。2006―2008年的三年间出口对厦门经济的贡献率分别达到96.0%、85.0%和49.8%,分别拉动GDP增长16.0个、13.7个和5.5个百分点。

2.“请进来”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模式获得了成功。大力吸引外资,成为推动厦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强劲动力。从1982年第一家外资企业落户厦门以来,厦门市利用外资迅速增长。至2008年,全市已有79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来厦投资兴业,历年累计外资直接投资项目8284个,合同利用外资306.15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89.40亿美元;开业投产的外商投资企业共5939家。利用外资层次已由80年代初期的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逐步向大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以及高附加值的企业转化,国际上一些著名的大财团、大公司和高技术企业越来越多到厦门投资落户。至2008年底,共有11个国家45个全球500强企业在厦投资80个项目,投资总额为36.76亿美元,合同利用外资17.60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在全市经济增长的中坚地位不断增强,已成长为特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和强有力的增长点,极大地提升了特区工业的整体水平,带动了特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高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对全市的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2008年末,全市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吸纳劳动就业人员40.57万人,占各单位年末从业人员52.1%;完成工业产值2265.33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77.3%;完成进出口总值270.80亿美元,占全市进出口贸易总额的59.7%;涉外税收151.89亿元,占全市税收总额的40.4%。外资对厦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0%。

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吸引外商投资解决的经济建设资金短缺的问题,结合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有效地解决了厦门经济起步时期的“双缺口”,积极地促进了厦门的经济增长。90年代中期以后,厦门地区储蓄率水平居高不下,资金缺口已经基本解决,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对厦门经济建设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劳动就业和提升技术水平等方面。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厦门吸引外资又迎来新的增长阶段,外资大量流入的弊端也开始显现。

二、厦门外向型经济存在的问题

以出口导向和吸引外资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在厦门新时期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端,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过度依靠出口,导致整体经济对外依存度偏高,抵御国际经济波动能力偏弱;对外商投资的过度依赖,增加了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等问题。

1.经济对外依存度偏高,抵御国际经济波动能力偏弱。

(1)进出口依存度过高。所谓外贸依存度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对外贸易额在该国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即:外贸依存度=进出口贸易总额/GDP×100%。为了进一步考察对出口或进口的依赖,除了考察进出口贸易总额以外,还可以分别考察出口对外依存度和进口对外依存度,即:出口依存度=出口贸易总额/GDP×100%,进口依存度=进口贸易总额/GDP×100%。作为一个高度外向型经济的城市,30年来,厦门的外贸依存度呈上升趋势,1980年厦门的外贸依存度为3.3%,1991超过100%达到178.4%,2003年又超过200%达到203.9%,特别是2005年达到232.7%,此后略有回落。2008年厦门外贸依存度高达202%,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仅次于深圳,出口依存度为131%,进口依存度为71%。

从进出口的角度看,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带来的主要有两大风险,即出口市场风险和进口市场风险。出口方面,厦门出口竞争力高的产品依然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和电器产业,对外贸易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欧盟等地区,这清楚地表明厦门出口商品对这些国家(地区)的市场有很高的依赖程度,而且容易在主要贸易伙伴国内部形成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环境。在当前市场容量缩小、市场景气低迷的情况下,贸易摩擦将日益加重,这无疑将增加就业压力和降低厦门经济抵御国际经济波动能力;进口方面,厦门的进口商品中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占进口总额的90%左右,这充分说明生产某些关键设备和零部件的技术是受控于人的,虽然,进口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能提高厦门企业的生产能力,但从长远来看,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依赖进口会影响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影响本地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2)加工贸易比重偏高。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有关外贸依存度的指标是加工贸易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加工贸易是指从国外进口主要原材料、零部件,经加工装配后再出口的一种贸易方式。在我国最常见的形式是“三来一补”贸易,其特点是“两头在外”,即原料和市场都在国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国际化分工的发展和厦门对外开放的深化,加工贸易得以快速发展。1981年,厦门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占全部外贸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仅为6%,1991年首次超过40%,在1997年达到峰值53.42%以后略有回落,但保持在45%以上的高位。2008年厦门加工贸易出口额高达3280亿美元,占厦门出口总额的55%。当前,加工贸易已经成为厦门外贸中占主体地位的贸易方式。加工贸易方式对厦门经济发展最为有利的影响是发挥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但是加工贸易与地区经济的联系不紧密,出口结构升级对国内企业带动作用小,导致出口结构升级变化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作用的影响有限,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而且大部分加工贸易停留在跨国公司全球化生产经营链条的劳动力密集型环节,技术含量不高,加工贸易产品附加值低,出口获利小,只能赚取少量的加工费,导致我国贸易的福利水平下降。

2.外商投资在经济中的作用过大,增加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前文已述及外商投资在厦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但是,自90年代中期以来,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厦门,也对厦门经济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外商投资企业在厦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过大,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增加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1)FDI流入占厦门经济总量和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分量偏高。90年代中期以前外商投资主要解决了厦门建设资金短缺的问题,其负面影响还不突出。但是90年代中期以后,外国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国际收支失衡、国际资本投机等问题渐渐显现。1995年FDI流入占厦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2%,到2001年达到50%的历史峰值,此后略有回落,2008年达到15.2%。(2)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厦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偏高。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自80年代末期首次超过国有工业以后,其在厦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迅速提升。2005年全市规模以上“三资”工业企业928家,完成工业总产值1652.81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81.45%;2008年,厦门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工业完成产值2259.40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3.3%。也就是说,厦门工业总产值中绝大部分是外商投资企业贡献的,如果受国际经济形势动荡的影响,外国直接投资减少或者外资撤离,将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小的影响。(3)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占厦门外贸总额的比重偏高。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占厦门外贸进出口额的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自1997年起,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便已经超过厦门进出口总额的一半,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所占比重更高。以2000年为例,2000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为66.20亿美元,占厦门进出口总额的66%,高新技术产品出口8.68亿美元,占厦门出口的15%。

此外,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在厦门税收中占重要的地位。厦门以外商投资税收为主的涉外税收呈逐年上升趋势,2000年以来外资企业的税收一直保持在37%以上。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外资企业就业人口问题。2008年末,全市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吸纳劳动就业人员40.57万人,占各单位年末从业人员的52.1%。

问题都是一分为二,从积极的意义上看,外商投资企业对厦门经济增长、税收、就业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对外国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的高度依赖,增加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我们必须为应对风险做好准备。

三、完善厦门外向型经济模式的政策建议

1.重视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厦门外贸要摒弃那种不惜代价追求扩大出口的传统战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依靠科技进步走内涵式发展之路,尽快实现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同时,修正或取消不合时宜的出口鼓励政策,从出口创汇型的指导政策向出口创利和维护公平贸易环境的外贸指导政策转变,着重开发新产品、新款式和采用新技术、新工艺生产的商品,使出口贸易增长由主要依靠价格竞争、数量扩张及片面追求速度转向提高质量、效益和优化结构的方向上来,以实现厦门对外贸易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厦门应根据国内产业升级的需求,对加工贸易商品分类目录作动态调整,引导加工贸易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同时,要以改善外商投资软环境为重点,完善吸引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引导跨国公司把更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和研发机构转移到厦门市;要大力推动国内企业的加工贸易更多地进入先进制造技术和新兴制造业领域,重点发展电子信息技术和新材料、环保型高新技术产业的加工贸易;进一步优化加工贸易产业结构,提高传统加工贸易产品档次和附加值,增强开拓市场、技术创新和培育自主品牌的能力,扩大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全面提高出口竞争力。

3.鼓励更多主体形式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发展出口。随着厦门对外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厦门外经贸主管部门应利用特区的政策优势,加快外贸体制的改革步伐,调整外贸企业组织结构,有意识地引导多种组织形式的企业进入外贸领域,经营主体结构形成国有企业、三资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的多元化格局,改变外资企业垄断出口的现状。

4.创新外资利用方式注重外资的质量效益。在新的经济发展时期,要创新外资利用方式注重外资的质量效益有效发挥FDI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是创新引资模式。除了传统的合资、合作和独资等以新建投资企业为主的“绿地投资”外,要逐步引进国际通行的跨国并购、BOT、TOT等新兴的外资利用方式。要通过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和产权交易制度的完善,为外资参与国内企业的跨国并购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要尽快建立健全适合我国的跨国并购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以降低投资者实施并购的法律风险。同时,由于BOT和TOT方式主要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这与厦门地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相符合,因此,要争取在运用BOT和TOT方式中有所突破,以便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融资渠道。二是利用FDI应由数量规模型转向质量效益型,避免外资规模小、技术含量低的FDI行为。鼓励外资企业技术创新,创建外资企业、国内企业、科研机构等共同参与的开放型创新体系;积极创造竞争环境和政策环境,引导外资技术向国内转移。

5.构建以竞争机制为主的引进外资政策。新形势下引进外资的政策应从以管制为主转移到以构建竞争机制为主的方向上来,通过政策引入更多的外资竞争对手,借助外资之间的相互竞争迫使其投资方式朝着有利于中国利益方向转化。此外,在引资政策上贯彻“扶优限劣”的原则,对不同经营方式的外商直接投资制定有区别的管理政策,以使利用外资的效果达到最佳。对合资、合作以及参股、并购等投资方式的跨国公司应继续贯彻鼓励和扶持的优惠政策,尤其是对愿意转让先进技术的外商合资企业应给予更大的支持,包括在相关税收政策上给予相应的优惠。当然,优惠不等于不计成本的让利,而恰恰相反,要用付出的“市场”能够换来真正有价值的中国所需要的先进技术。

四、小结

出口导向和外资依赖型的外向型经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厦门经济抵御国际经济波动的能力,增加了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把国际经济带进了新一轮调整周期,在这个周期里,外需减少,外资流入减少。为了保证厦门经济能够在未来的时间里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态势,我们应该积极转变观念,采取重视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快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创新外资利用方式注重外资的质量效益等多种措施,以完善厦门的外向型经济,使厦门经济能够保持持续快速发展。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JBS08111)]

参考文献:

1.陈传发.改革开放与厦门外商投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厦门科技[J],2009(1)

2.冯玮.厦门对外贸易结构分析及其对策研究.企业经济[J],2009(5)

3.李军.进出口经济增长贡献度的测算理论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J],2008(9)

4.光.人民币汇率问题:升值及其成本-收益分析.经济研究[J],2005(5)

5.厦门经济特区年鉴2009,厦门经济特区年鉴2008等历年年鉴.

6.2008年厦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7年厦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历年政府统计公报.

易经入门篇5

关键词：台湾水产品 物流集散中心 搭建 运营模式

厦门是台湾水产品直接登陆的口岸，也是重要的集散、辐射地，通过厦门向全国各地输送的台湾水产品占大陆总销量的50%以上。搭建、运营厦门闽台中心渔港台湾水产品物流集散中心，对台湾水产品快速、高品质辐射大陆各地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对于海峡两岸渔业产业的交流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 建设台湾水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的必要性

1.1 快速发展的对台水产品交易急需专业平台。目前，厦门无固定的对台水产品的靠泊专业码头，交易主要通过集装箱冻柜从各码头转运上岸。鱼苗、活鲜等以小三通模式从厦门岛外大嶝、刘五店等台轮停泊点转运上岸，因转运造成时间长而影响质量、物流成本的增加。也有在台湾海峡以“鱼钞交易”的方式进行，但存在违规操作和发生纠纷难以协调等问题。鲜活水产品依托店铺交易和单体营销方式，流通采用桶装打氧气维持，部分采用木屑包装，但缺乏技术支持，常出现体质消瘦、质量味道欠佳、死亡率高的现象。厦门冷藏库规模大，但无适应水产品专业的冻结设施、差异温度的库区。码头设施简单、通用化，未配套冷藏库、活鱼暂养、交易市场、渔业补给等设施，不能满足与台湾大宗水产品交易需要，难以形成对台水产品交易的规模化和专业化，更无法形成产业集群的效应，不利于两岸水产品交流交易的持续发展。

1.2 巨大的水产品市场空间需求。

2010年全国的水产品生产总量5373万吨，当年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水产品17.8公斤，其中福建省人均水产品占有量达158.5公斤，年均增长1.36%，而日本和韩国人均消费量为我国的7.5倍。厦门水产品年交易量10万吨，年平均增长约19%。据相关部门2005-2006年厦门水产品对台贸易统计表显示，进口数量和金额均呈现增长态势；2013年前5个月，台湾水产品从厦门口岸入境量超过前4年的总和。厦门作为全国著名的滨海旅游城市，每年均有几百万人次到厦门旅游观光和从事商务活动，味道鲜美、品种丰富的水产品既是广大市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美味佳肴，也是吸引游客到厦门旅游度假和商务活动的重要因素。可以预计，我国水产品消费需求及两岸水产品市场需求均存在着巨大市场空间。

1.3 两岸渔业交流日益频繁是行业趋势。台湾四面环海，鱼类品种繁多，周围海域各种鱼类多达500多种，高经济价值鱼类100多种；水产养殖业发达、技术成熟。2010年，台湾渔业总产量超过130万吨，食用类水产品进口15万吨，出口55万吨，主要出口大陆市场。

厦门与台湾渔业形态相似，互补性强，台湾渔业在世界属发达的地区，大陆渔业在世界属于大国，两岸强、大合作促进渔业经济共同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业集群，从而带动市场拓展丰富市场供应。因此，搭建台湾水产品物流集散中心是非常必要的。

2 厦门闽台中心渔港搭建台湾水产品物流集散中心具备的优势

2.1 地理区域优势。厦门与台湾隔海相望，东距台湾高雄165海里。厦门闽台中心渔港地处厦门西海域，距机场1.5公里，距东渡港4公里，距火车站西站4公里；北距福州302公里，南距汕头295公里，与全国各大城市之间的水、陆、空交通极其便利。与台湾的区域地理优势、语言相通、生活习俗相同和历史文化相融，旺盛的经贸往来，突显了搭建台湾水产品物流集散中心得天独厚的优势。

2.2 政府导向优势。为充分发挥厦门的对台区域地理优势，搭建面向台湾和全国的渔业产业物流集散平台，2004年国家农业部批准建设厦门高崎闽台中心渔港，厦门市政府将其列入重点建设工程项目，总投资5.1亿元人民币。总用地面积为75万平方米，其中：水域面积50万平方米，陆域面积25万平方米，公共基础设施已建成投入使用。其功能定位一是保障闽台两地渔轮台风期间避风防灾减灾。二是海峡两岸渔业产品交易、信息及技术交流。三是打造集渔业产品交易、深度加工、保鲜暂养、冷藏、冷链物流配送、金融、服务、休闲渔业为一体的面向国内、台湾和东南亚的渔业产业经济圈。

为发展与台湾渔业产业交流、水产品交易，促进厦门渔业经济的发展，早在闽台中心渔港项目建设之初，就明确要打造对台渔业产业交流与交易平台。在福建省海洋经济规划中，确定厦门闽台中心渔港为省内两大现代海产品流通网络主要集散地之一、台湾水产品集散地之一。随着海西渔业经济的深入发展和“美丽厦门”战略的实施，厦门市区零散的渔业生产、经营场所已整合迁入厦门闽台中心渔港，厦门市政府在闽台中心渔港设立台轮停泊点，保障其操作性和良性运营。政府的导向，使在厦门闽台中心渔港搭建台湾水产品物流集散中心优势明显。

2.3 完善的渔业公共基础设施优势。厦门闽台中心渔港建有港池水域面积75 万平方米，码头总长度2273米，36个泊位可全天候提供年12万吨以上水产品卸港、渔船补给作业需要。可直接靠泊1000吨以下货轮，3000吨以下油轮。经营性设施占地面积约2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主要包括农水产品物流中心、制冰冷藏区、对台农水产品保税仓储区、油库区、休闲渔业区等。配有功能齐全的防台风避险中心，可为台湾渔船避风减灾；配有综合执法中心，保障港区有序运营；配套消防、环保系统，保障安全生产。配套台轮停泊点，海关、边防、商检、海事、台办等口岸单位入驻联检办公，方便台轮进出港从事经贸活动，为台湾水产品进出港实行一站式服务，形成台湾水产品进出港的“绿色通道”。

3 厦门闽台中心渔港搭建台湾水产品物流集散中心总体思路

台湾水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的功能定位：一是满足渔业产业发展对台产业交流、经济合作以及台湾对大陆产业、产品、技术转移，两岸水产捕捞、养殖、加工、技术及信息交流等需求。二是整合闽东南水产品市场资源，逐步发展拍卖交易、期货交易、网络交易等高端交易方式的水产品交易市场，促进台湾水产品进入大陆辐射全国。

台湾水产品物流集散中心将集交易、加工、集散、物流配送为一体，带动水产品冷链物流的发展，促进海峡两岸捕捞、水产养殖、加工、冷链物流及信息技术交流平台的形成；利于产业集群及其效应，带动渔业经济产业延伸和内涵，发展成为海峡西岸最大的台湾水产品冷链物流集散及配送中心。

4 厦门闽台中心渔港台湾水产品物流集散中心功能设施与规模

4.1 20万平方米的农水产品物流中心，使闽台中心渔港形成集物流、商流和信息流为一体的现代水产品流通平台，促进渔业产业集聚，支撑台湾水产品物流集散中心成为台湾水产品进入大陆的集散、中转枢纽。

4.2 日产冰210吨及输冰、碎冰系统，直接向渔船、运输船加冰服务；日冻结水产品56吨的冻结设施，3万吨冷藏库，内含低温、高温和超低温差异化冷藏库区、水产品保税区、加工及办公场所、对台水产信息交流区，为市场交易仓储、加工冷藏提供便利。

4.3 配套的活鲜储运中心，具备水产品暂养、包装、批发、中转、进口水生动物监管及加工和包装中转场、办公场所，为从本港上岸的活鲜鱼货提供一条龙服务。

4.4 配套的卸鱼棚，为进入港区卸货的捕捞船和水产品运输船的渔获物上岸、筛选、分类、分拨、拍买交易提供平台。

4.5 配套的保税物资仓库，为进港台轮的非免税水产品提供仓储及海关监管、保税服务。

4.6 休闲渔业为来厦商务人士提供商务活动及旅游、娱乐、餐饮、购物、便利服务。

4.7 油库及输送系统，为台湾渔轮、运输船提供燃油补充、中心内的物流车辆加油。

5 运营模式设想

适宜的物流集散中心运营模式，是持续经营和发展提供的保障。

5.1 台湾水产品进入市场模式。进驻台湾水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的经营商向运营企业租赁场所，自主经营。进入闽台中心渔港的台湾渔船直接靠泊台轮停泊点专用码头，经一站式的联检通关后，免税的水产品可直接在中心销售或辐射至全国各地。非免税水产品进入保税监管仓库，通关后可在中心自由分拨销售，也可设立对台小额商品免税交易区，免税限额销售。也可设立台湾水产品专展区，在经销台湾水产品的同时将台湾需要的大陆水产品销往台湾，达到双向经贸的良性循环。

5.2 集散中心的交易模式。入驻经营商选择各类经营专区自主经营交易，在此基础上，稳妥渐进地推行拍卖交易、期货交易、卖场交易，确保集散中心的货源和公平交易，提升集散中心的经营层次和品牌效应。

5.3 服务模式。①提供台轮停靠点的绿色通道。台轮停靠点的绿色通道缩短货物通关时间，通常检验检疫24小时、海关8小时完成验通手续。设立服务公司，为集散中心经营商的货物上下岸提供全方位、一站式的办理通关通检的服务。②开展促销活动，增加人气。积极推介，利用网络、媒体、广告等宣传扩大集散中心的影响，树立市场形象和知名度。在长假、大的节日和销售淡季期间，以多种形式组织促销活动，维持稳定市场经营。③搭建信息平台，扩大辐射区域。建立市场网站，即时提供行业动态、市场行情、供求信息等查询服务，方便了解信息、扩大集散与辐射，提升运营的能力。④建立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保障质量安全。联合政府相关部门，组建检测中心及实验室，配备完善的检验检疫设施，建立规范的制度和检验队伍，确保中心内交易商品的安全，结合创建品牌，扩大影响。⑤配套物流配送，方便经营商。利用厦门四通八达的海陆空交通和强大的物流体系，为经营商的产品集散、辐射、经营提供服务。

6 结论

两岸三通大势所趋，闽台渔业合作前景广阔，充分发挥厦门的区域地理优势，依托厦门闽台中心渔港完善的渔业公共基础设施、齐全的经营功能设施、台轮停泊点的绿色通道优势，构筑厦门闽台中心渔港台湾水产品物流集散中心，为台湾水产品进入大陆交易搭建平台、提供便捷完善的服务体系，有利于两岸渔业产业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交流、产品交易、辐射国内市场；有利于渔业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促进产业集群及效应发挥，为市场提供丰富优质的水产品，满足民生菜篮子的需求。

参考文献：

[1]纪玉俊，刘琳婧.港口物流产业集群与沿海区域经济的互动发展关系研究[J].中国渔业经济，2013（4）：31-166.

[2]李刚.天津中心渔港建设发展研究（20114010）修改版，百度文库，http：//.

[3]陈晓静.厦门高崎闽台中心渔港陆域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J].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2005，10.

易经入门篇6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是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WTO协议的核心内容之一。将服务贸易纳入多边贸易体制的管辖范围，体现了它在国际经济中规模巨大和日益重要的商业意义。由于大部分服务贸易与国内经济紧密相联，因此GATS将对WTO成员的国内法律与法规产生重大影响。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服务贸易增长迅速，其出口额与进口额到2000年已经分别居世界的第12位和第10位，占世界服务贸易总出口额与进口额的2.1%和2.5%，占中国总出口额与进口额（货物与服务）的比重为10.8%和13.8%（见表1）。因此，对服务贸易的承诺与减让成为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议定书及其附件9《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及第二条《最惠国豁免清单》体现了中国政府对GATS基本规则的认同，以及对服务业实施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具体承诺。本文将根据议定书的内容就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进行定量评估，并对其所产生的经济影响进行分析。

  表1  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统计概况  

1985　1990　1995　  1998　  1999　  2000

出口

服务贸易出口总额（10亿美元）

2.93　5.75　18.43　23.88　26.17　30.15

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　0.77　0.73　  1.55　  1.79　  1.93　  2.10

总额的比重(%)

服务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  9.68　8.48　11.02　11.51　11.82　10.79

进口

服务贸易进口总额（10亿美元）

2.26　4.11　24.64　26.47　30.97　35.86

服务贸易进口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　0.56　0.50　  2.06　  1.99　  2.29　  2.50

总额的比重(%)

服务贸易进口占进口总额的比重(%)  5.05　7.15　15.72　15.87　15.74　13.74

服务贸易差额（10亿美元）

0.67　1.64　-6.21　-2.59　-4.8　  -5.71

资料来源：根据WTO(2001)计算。

  二、GATS规则、服务贸易减让表与中国入世议定书

从原则上讲，设计和起草GATS的最初意图是将业已存在的管理货物贸易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复制到服务贸易领域，但是由于服务贸易的特点以及谈判中复杂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GATS在它的29个条款和8个附件中还是包括了许多新内容与新纪律。其主要内容包括：(1)一套适用于影响所有服务贸易措施的一般概念、原则和规则；(2)列在成员方减让表中的具体承诺；(3)就服务贸易逐步自由化定期举行谈判的谅解；(4)考虑到部门专业性的文件附件和附录。GATS还特别指出发展中国家成员仍然需要根据国内政策目标对服务提供进行必要的管理。

中国入世议定书中的《服务贸易减让表》和《最惠国豁免清单》，是遵照WTO的样板格式达成的。作为GATS的最基本原则——非歧视原则之一的最惠国待遇与GATT不完全一样，它允许成员方通过负清单方式在GATS生效时提出一次性豁免，并逐步通过谈判加以消除，这反映了一些自由化程度较高的成员不愿意让那些限制较严的成员在不做出互惠减让的情况下搭便车。金融、电信、视听、运输等曾是被广为引用的最惠国待遇例外。不过中国的第2条豁免清单却比较简单，只涉及海运、国际运输、货物与旅客三个运输部门，这些部门尚未在WTO内达成相关的协议。下面重点分析中国的服务贸易减让表，包括形式、内容、数据与评估方法。

服务贸易在交易方式与壁垒形式上的特点，使得它的减让表与货物贸易减让表存在很大区别。

首先是关于服务部门与活动的分类。GATS减让表的部门分类以《联合国中心产品分类系统》(CPC)为基础，共包括乌拉圭回合谈判的12大类约160个具体服务活动（注：具体分类表参见WTO(2000)。）由于需要与WTO其他成员的减让表进行国际比较，本文将根据WTO秘书处(2000)的研究分析中国11个大类（排除“其他未包括的服务”）的149种具体活动的承诺情况，这其中对中国个别具体服务活动的分类进行了调整（注：与160种具体服务活动相比，排除了航空客运服务（不属于GATS管理范围）以及10种没有CPC对应分类号的其他服务活动。针对中国的减让表中做出承诺但没有对应分类号的具体部门进行了调整，将“维修服务”、“办公机械和设备（包括计算机）维修服务”归入“设备维修及保养服务(CPC633+8861-8866)”，“寻呼服务”、“移动语音和数据服务”归入“语音电话服务”(CPC7521)，“计算机订座系统服务”归入“航空运输支持服务”(CPC746)，“笔译和口译服务”等归入所在大类的“其他服务”，“非银行金融机构从事汽车消费信贷”和“租赁服务”因无法归类而略去。）

其次，对于每一个服务部门或活动都要按照GATS创造性的4种提供方式定义做出减让或约束。绝大多数服务的生产与消费是同时进行的，通常不像商品那样可以储存，所以经济学在传统上将服务视为“非贸易品”。为此，GATS提出了适用于所有服务贸易的四种交换方式的基本定义：(1)跨境交付（服务产品本身跨越国境，如设计图纸）；(2)境外消费（如旅游、船舶的境外维修等）；(3)商业存在（给予外国服务提供者以法人开业权和相应的待遇以允许其在境内经营，如金融和电信）；(4)自然人流动（外国公民直接进入境内提供服务，如法律咨询）。其中，商业存在对服务贸易的意义最为重大，它与投资紧密相联，而自然人流动则涉及入境和居留等许多非常敏感的问题。

再次，减让表中的承诺内容包括GATS第三部分（“具体承诺”）中对市场准入（第16条）、国民待遇（第17条）和附加承诺（第18条）的基本要求。与其他成员相似，在中国的减让表中只针对个别服务活动作了附加承诺，因此在下文的分析中对其忽略不计。国民待遇不像在GATT中那样具有普遍适用意义，它是通过正清单方式列入减让表，即只针对做出具体市场准入承诺（也以正清单方式表示）的有限部门实施，并同时允许存在限定和例外。这反映出对取消国内服务提供者从本国管理中享有的优势依然持较保守的态度，及要求对服务业外国竞争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制。然而，这些承诺均是约束承诺，即确定了对外国服务和其提供者给予的最低或所允许的最差程度的待遇，但也不妨碍在实践中给予更优惠的待遇。

最后是承诺的方式。具体承诺在形式上分为“水平承诺”和“部门承诺”。前者适用于减让表中所列的服务部门和活动，而后者则针对具体分类的部门或活动，因此对减让表的分析必须将两种承诺结合考虑，这一点十分重要。在中国的入世议定书中，对服务贸易的承诺方式包括“没有限制”、“不作承诺”、有保留的承诺和未列入减让表四种。“没有限制”是指对以某种方式提供服务的外国服务提供者不采取任何市场准入或国民待遇的限制，这意味着近乎完全的自由化。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对于某种提供方式在水平承诺中列明了限制措施，即使在部门承诺中没有限制，后者也被视为受到限制。“不作承诺”和未列入减让表说明不承担任何义务，保留充分的政策自由权是另外一个极端。介于它们之间的是有保留的承诺，即详细列明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进行限制的具体内容及措施，其性质是不完全的自由化。它的一种特殊形式是“除水平承诺中的内容外，不作承诺”。可见，“没有限制”和有保留的承诺都是“约束承诺”，类似于GATT减让表中的“约束关税”。

对承诺方式还需要做的一点说明是应该在分析中考虑承诺的深度，这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约束承诺中应该区分“没有限制”和有保留的承诺，前者所占的部门或活动比例最能代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水平。因此本文在度量自由化的程度时采用了“简单平均”和“加权平均”两种方法(Hoekman  and  Kostecki,1995)。前者将所有约束承诺设为1，其他为0；而后者考虑到限制的程度，将“没有限制”设为1，有保留的承诺设为0.5，其他仍为0。二是在有保留的承诺中，按照GATS的规定成员可以维持“在原则上被禁止使用”的6种市场准入限制，包括：(1)限制服务提供者的数量；(2)限制交易或资产总额；(3)限制服务总产出的数量；(4)限制雇佣的自然人数量；(5)限制服务提供者的法律实体形式；(6)限制外国资本参股的最高比例或投资数额。但这些措施对服务经营的限制效果和程度显然是不同的，比如投资审批就比股权要求弱。对于这个问题，由于限制措施本身具有定性而非定量的特点很难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中国减让表量化分析的效力。但我们可以通过对市场准入限制措施的保留和使用情况进行替代研究。

  三、对中国服务贸易减让表的评估与分析

  （一）总体减让概况及跨国比较

首先，考察中国在入世议定书中具体服务活动的承诺范围。如表2所示，在149个服务分部门中，中国对82个部门做出了约束承诺，承诺比例为55%。如果排除视听、邮政、基础电信、运输服务等46个敏感部门（排除的原因在于对这些服务活动的承诺有待于在以后的WTO谈判中修改或撤消（注：WTO部分成员于1997年达成了关于基础电讯和金融服务的协议，但为了与WTO的相关研究实现口径上的一致性，在这里仍然将这两个部门剔除。）），中国的承诺比例上升为63%。与WT025个发达经济体、77个发展中经济体和4个转轨经济体（注：关于106个经济体的具体名单和分类参见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2000)。）相比，从总体水平上看，中国对服务业的具体承诺与转型国家相似，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而较低于发达国家。在WTO统计的GATS谈判参加方所承诺的具体服务活动的数量中，中国居第二档次（81-100个），是做出部门减让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2000）。

其次，从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承诺部门范围（结合考虑提供方式），可以更加深入地看出中国服务贸易的开放程度。表3中的“平均数”和“平均覆盖比例”，是按照前述的“简单平均”和“加权平均”方法计算的，它们分别报告了在考虑和不考虑限制程度的情况下，中国与其他WTO成员（包括按照收人标准划分的高收入国家、其他所有国家和大发展中国家（注：  分类标准与具体情况参见Hoekman和Kostecki(1995)。））对596项具体活动（149个部门×4种提供方式）的承诺比例。就市场准入而言，中国对约一半的服务活动做出具体承诺，略低于高收入国家，大大高于发展中大国和其他国家。但如果考虑约束承诺的深度，中国的部门覆盖比率将大为降低（为35.2%），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也拉大了，其根本原因在于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没有限制的部门比例较低(18.6%)，这严重影响了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真实程度与水平。国民待遇的情况十分相似，但其承诺的开放度明显高于市场准入，有近1/3的服务活动完全不受任何歧视性措施影响。

  表2  中国与不同类型WTO成员对具体服务活动的承诺概况  

对149种具体服务活动的

对149种具体服务活动除视听、邮政、速

  承诺百分比

递、基础电信、运输服务外的承诺百分比

中国

  55

63

发达经济体

  64

82

转型经济体

  52

66

发展中经济体

  16

19

资料来源：中国的数据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附件9计算，其他数据引自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2000)。

  表3  中国与不同类型WTO成员对服务活动具体承诺的部门覆盖比率  %  

  

  　中国　高收入　其他所　发展中

  国家　  有国家　  大国

市场准入

平均数（所列部门和方式占总数的比例）　  51.7　  53.3　  15.1

29.6

平均覆盖比率（按照限制及约束范围因素

加权平均后所列部门和方式占总数的比例）  35.2　  40.6

9.4

17.1

没有限制的部门占总数的比例

  18.6　  30.5

6.7

10.9

国民待遇

平均数（所列部门和方式占总数的比例）　  51.5　  53.3

15.1　  29.9

平均覆盖比率（按照限制及约束范围因素

加权平均后所列部门和方式占总数的比例）  41.9

42.4　  10.2　  18.5

没有限制的部门占总数的比例

  32.4

35.3

8.5　  14.6

资料来源：中国的数据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附件9计算，其他数据引自Hoekman和Kostecki(1995）。

  （二）总体减让的详细情况及跨国比较

表4比较了中国与不同类型WTO成员，按服务提供方式划分的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具体限制方式情况，它揭示了表2和表3的深入内容。在市场准入方面，从服务提供方式上看，中国对自然人流动和商业存在的限制最为严厉，有一半多的部门受到约束限制，另外一些部门不作承诺。特别是在对服务贸易具有深远影响的商业存在的承诺方面，比其他成员（包括发展中国家）有明显的差距。这体现在“没有限制”的部门（仅占1%）比例远低于后者，而“不作承诺”（包括未列入减让表，占46%）的比例却大大高于后者。相比而言，对跨境交付与境外消费的限制却较为宽松（特别是对境外消费没有限制的比例高达52%），不过这两种方式“不作承诺”的比例也依然很高（57%和45%）。这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对某些具体服务活动，两种方式在技术上不可能实现（如建筑工程的跨境交付）。最后，中国在跨境交付上的承诺特点与发展中国家十分相仿，对其中57%的部门“不作承诺”，而发达国家的比例只有25%，这主要是因为跨境支付经常被视为是商业存在的替代方式，不作承诺可以更多地吸引外资流入。

  表4  中国与不同类型WTO成员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限制情况

（做出承诺的服务活动占全部服务活动的百分比）  

跨境交付

  境外消费

  商业存在

  自然人流动

没　  有　  不　  没　  有　  不　  没　  有　  不　  没　  有　  不

有　  限　  作　  有　  限　  作　  有　  限　  作　  有　  限　  作

限　  制　  承　  限　  制　  承　  限　  制　  承　  限　  制　  承

制

诺　  制

诺　  制

诺　  制

诺

市场准入

中国

21　  21　  57　  52

3　  45　  1

52　  46

0　  55　  45

发达经济体

65　  11　  25　  87　  12

2　  39　  60

1

0　100

转型经济体

52　  11　  37　  79　  11　  10　  37　  61　  12

0　  99

1

发展中经济体　44　  10　  46　  70

2　  28　  20　  75

5

5　  81　  14

国民待遇

中国

44

1　  54　  55

0　  45　  30　  20　  50

0　  55　  45

发达经济体

70

5　  25　  95

3

2

0　  97

3　  17　  83

1

转型经济体

70

3　  27　  93

3

4

0　  88　  12　  51　  48

1

发展中经济体　52

3　  45　  66

1　  33　  28　  63

9　  45　  34　  21

说明：百分比之和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可能不一定为100，误差不超过1。

资料来源：中国的数据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附件9计算，其他数据引自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2000)。

在国民待遇方面的具体承诺呈现出与市场准入相似的结构，但体现出两个明显的差别：一是对国民待遇限制的频度从总体上说比市场准入要小，特别是在商业存在方式上甚至好于发达经济体（30%对0%），反映了中国政府消除差别待遇和引入外部竞争的决心；二是在自然人流动方式的承诺上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存在较大的差距，没有限制的部门比例为零，体现出中国政府对此十分审慎的态度。

  （三）分部门承诺的情况

首先按照前述的方法计算了中国11个大类服务部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具体承诺情况，列于表5。从表5不难看出，中国对健康社会服务以及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两大类部门未做任何承诺，这是承诺在部门覆盖率上的主要差距。不过其他国家在这些部门的承诺也相当低（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2000）。在市场准入方面，对建筑、分销、教育和环境服务中的所有分部门都做出了承诺，结合提供方式考察，它们的简单平均承诺比例为75-90%。在敏感部门中，中国对通讯、金融（包括银行和保险）服务做出了较大的减让，部门和方式承诺比例都超过了2/3，而对运输服务的承诺较低，只有约1/4。余下的两个部门——商务和旅游只承诺了其中一半服务活动的减让。另一方面，如果综合考虑具体承诺的深度，所有部门的减让水平都有较大幅度的降低，因为从表5中可以反映出“没有限制”的部门比例最高也只有35%。其中敏感部门受到的影响最为显著，三个部门完全自由化的比例没有超过1/5。国民待遇分部门和方式的总体承诺结构与市场准入则非常相近。

表6和表7报告了按照4种提供方式和3种承诺方式细分的中国服务业分部门的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的具体承诺情况。在市场准入方面，所有做出承诺的部门都在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方式上受到严格的限制及管理，没有限制的情况几乎不存在，建筑、分销、教育和环境四个开放程度最高的部门也完全受到有保留的限制。境外消费的承诺最高，已经做出承诺的部门除了金融、运输等敏感部门外几乎不受任何限制。跨境交付的约束情况比境外消费差一些，集中体现在三个敏感部门与商务、分销服务上，这反映出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重点在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在国民待遇方面，对自然人流动的限制依然相当严格，但在商业存在方式上比市场准入要缓和许多，包括敏感的7个部门实现了不同程度的非歧视待遇。境外消费和跨境支付的承诺情况也略高于市场准入下的相应比例。

  表5  中国对服务业分部门的具体承诺情况  %  

市场准入

易经入门篇7

[关键词] 荷兰病低端分工国际贸易

2005年我国进出口总额1422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2%，相当于“十五”时期初2001年的2.8倍。其中，出口7620亿美元，增长28.4%；进口6601亿美元，增长17.6%。出口大于进口1019亿美元。自2002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已经连续4年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长，2005年继续稳居全球第三位。然而，在我国国际贸易繁荣表面下，还是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荷兰病及其诊断

初级产品出口部门的繁荣固然能改善国际收支地位和提高国民收入，但有时也能导致国民经济结构发生某些不利的变化。60年代，荷兰发现了蕴藏量丰富的天然气。随着开采量和出口量的上升，天然气出口收入快速增长（如1976年达20亿美元）；经常项目从1967年～1971年的年均1.3亿美元赤字变为1972年～1976年的年均20亿美元顺差。但是，天然气带来的不仅仅是源源不断的财富，而且还有一系列不利于国民经济结构正常运转的副作用；天然气出口收入的急剧增长提高了荷兰货币（盾）的汇率（70年代中期比70年代初期高出16.4%），从而使制造业部门在面对外部竞争时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而工业生产的下降又导致失业率上升（从70年代初的1.1%提高到70年代后期的5%以上）。这种由于国内居民拥有国内自然资源的价值的改变而引起其他生产品制造部门竞争力和产量下降的情况被称为荷兰病（DutchDisease）。

在分析荷兰病时，一般常采用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科登等人提出的模型。这种模型将国民经济分为3个主要部门:繁荣部门，即初级产品出口部门。该部门得以繁荣的主要原因可以包括:国际市场价格上升、发现新的矿藏、技术进步导致产量上升等等。落后部门，即生产其他贸易产品的部门，其中包括生产进口替代品的部门。这些产品既可以是工业制成品，也可以是农产品。非贸易产品部门，主要包括服务业、公用事业和交通运输业等。

当繁荣部门中出现繁荣时（即在初级产品出口部门提供大量出口收入时），这一繁荣会产生出两种不同的影响：

一是消费影响。由于繁荣部门的收入得到增长，用于非贸易产品部门的消费也会随之扩大。如果对非贸易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为正数，那么，由繁荣部门的增加收入所导致的对非贸易产品的过度需求必然会提高非贸易产品的相对价格（相对于贸易产品而言），进而导致实际汇率升值。虽然繁荣部门的收入中有一部分也被用于落后部门，但这种消费不会导致该部门生产的贸易产品的价格上升，因为这些产品的价格一般是依据国际市场价格而定的，而且这种过度需求还能通过进口来得到满足。

二是资源流动影响。繁荣部门中的繁荣还能提高这个部门中可移动要素（即劳动力）的边际产值。因此，繁荣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会上升，从而促使落后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中的劳动力流向繁荣部门。劳动力从落后部门流出后，该部门的生产会下降。此外，劳动力从非贸易产品部门流向繁荣部门后将进一步提高由消费影响引起的对非贸易部门的产品的过度需求，并进一步促使汇率升值，导致更多的劳动力从落后部门流向非贸易产品部门。

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落后部门很可能是农业部门。这样，消费影响和资源流动影响可能会导致非农业化或非工业化和非农业化同时出现。由此可见，在诊断荷兰病时，一般说来要注意以下3个症状:非贸易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或实际汇率升值;落后部门中贸易产品产量下降，非贸易产品产量则有可能上升;落后部门中贸易产品出口量减少。

二、荷兰病、低端分工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

1.荷兰病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

在要素禀赋中，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要素供给丰富方面，我国拥有世界上价格最低廉的劳动力。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作为加工制造的中心，承接着国际产业的转移，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优势，吸引着相当一部分国内、国际加工制造环节的投资，但这也给我国带来许多的问题。在我国制造业繁荣的同时，劳动力将会从落后部门流出来，而我国的农业部门就可能是这样一个落后部门。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久而久之我国农业部门的生产将会受到一定负面影响。虽然在2005年我国粮食增长3.1%，油料增长0.4%，水果增长4.8%，蔬菜增长2.2%，但如果不是受到制造业这一繁荣部门的制约，我国农业的增长速度应该会更快。因此，我国农业部门的这一表面上的增长仍然应被视为荷兰病症状。

另一方面，我国人民币受到了很强的升值压力，受压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国的对外贸易年年顺差，而且外汇储备持续上升。但其根本原因是我国在加入WTO后制造业部门的繁荣。由于制造业部门的收入得到增长，用于非贸易产品部门的消费也随之增大了。我国对非贸易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又显然为正数，那么由制造业部门增加收入所导致的对非贸易产品的过度需求必然会提高非贸易产品的相对价格，并最终导致实际汇率升值。可以预见的是我国的实际汇率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升值。

荷兰病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会阻碍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正常运转（即所谓“非工业化”和“非农业化”），而且还会影响非传统出口商品的发展，而非传统出口商品的欠发达又会加剧对传统出口商品的依赖，进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尤其在繁荣部门的繁荣持续不长的条件下，荷兰病的危害性更严重，因为繁荣部门以外的出口产品的减少会加剧国际收支状况的恶化，而开发新的出口商品销售渠道和重新获得业已失去的海外市场则将付出更大的代价。

2.低端分工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

从理论上分析，在要素禀赋中，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要素供给丰富方面，相对而言，资本、技术、知识要素的供给不如其他贸易伙伴；尤其是密集使用技术和知识的产品生产，不具有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按照比较优势定位不同贸易伙伴的国际分工位次，我国大多数产业仍处在低端分工位次上。即便已有一些高新技术产品生产，但主要还是处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低端生产环节，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也就是说，在国际分工的中低端位次上，我国产品或生产环节具有国际竞争力；但在中高端分工位次上，我国产品或生产环节一般不具有国际竞争力。

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作为加工制造的中心，承接着国际产业的转移，由于加工贸易国内采购率低，加工链条短，往往只承担产品增值链条中附加价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致使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低位。这使得国际国内市场迅速扩大，简单粗放的产业扩张模式在中国再次显现，表现在外贸领域则为大出大进、粗放增长，由此带来外贸依存度较高、引发贸易摩擦、国民受益较低等诸多问题。

首先，粗放增长模式造成进出口产品结构单一、市场较为集中，这使得美欧日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国内经济增长常常对中国进出口产生直接影响，并成为引发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

其次，粗放模式致使外贸增长更多地表现为数量型增长，使得中国的出口产品在全球产业分工中仍处于低端，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国民福利的贡献相对有限。同时，还将因低工资引发的打工群体大量社会及保障问题留在国内。

最后，这种粗放增长模式还造成中国对外部资源、能源依赖程度日渐加深。随着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国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也在逐步提高。比如，石油、铁矿石、氧化铝等重要的资源、能源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所必须的新的要素供给。在能源消耗增量中，中国所占的比重是非常高的，甚至超过了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所占的比重。而对短期波动影响最大的，正是在增量中所占的比重。从动态的角度来看，中国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在逐步提高，这是中国经济在未来发展时期中回避不了的现实。

三、引导我国国际贸易正确发展的对策

1.积极预防荷兰病

初级产品出口收入急剧增长的最大受益者是国家，因此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在宏观和微观经济方面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这些措施包括：

(1)封存来自繁荣部门的不断增长的收入。换言之，政府应积聚外汇储备，增加储蓄，减少消费，而不是使这些收入全部用于国民经济的投资。这一做法常被称作“汇率保护”，因为它能避免或减少由消费影响引起的实际汇率的上升。这样，落后部门不会因而对汇率提高而处于不利地位。

(2)如果政府不采取封存这一措施，那么另外两个措施也是值得加以考虑的。一是采用双重汇率，即对繁荣部门实行升值的汇率，对其它贸易产品则实行贬值汇率。这一措施的不足之处在于政府较难长时期地维系双重汇率制。二是增加对繁荣部门的课税，并将由此获得的税收用于补贴其它贸易产品。但是由于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原因，如何提供补贴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较难解决的问题。

(3)关税保护也是一项可以考虑的防治措施，尤其在汇率不得不升值的条件下，关税可用来保护制造业部门，以消除“非工业化”的不良影响。这是因为随着关税的提高，国内制成品的价格可上升，该部门中企业就能扩大生产规模。

(4)扩大海外投资。这一措施不仅能减少繁荣部门的收入对其它部门的压力，而且 还可为政府采取防治荷兰病的措施和进行结构性调整赢得时间，并在若干时间后获取海外投资利润。但是，如果繁荣部门能持续较长时间，而且海外投资的数额很大，那么这些投资的利润有可能出现一个派生的“繁荣”，再次对国民经济带来不利的影响。

(5)积极发展出口多样化。无论初级产品的繁荣是长期性的还是暂时性的，出口多样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出口多样化的实现既能减少对单一产品出口的依赖，使出口收入免受世界市场上价格波动的影响，又可以在繁荣消失后确保必要的外汇收入来源。尤为重要的是，出口多样化的发展还能带动落后部门的发展，并加强繁荣部门的前向和后向联系。

2.从低端分工向中高端分工转型

(1)从短期来讲，我国需要加强与掌握核心技术的外资企业的合作。那些掌控核心技术的势力之间已经形成了较强的制衡关系。后来者们完全可以选择与其中一些技术领先者组成战略联盟从而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真正控制核心技术的利益体也不可能不顾忌到众多外界因素对其霸权的担忧，这会大大减弱核心技术所带来的优势。“从这种角度看，真正掌控着核心技术的利益体并不见得会比其他人轻松，他需要制衡与考虑多方的力量与利益。”

另外，我国企业直接对外资企业进行收购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样可以更快、更直接的获得先进的技术。例如联想就曾对IBM的全球PC和笔记本业务进行了收购。显然，这次收购的同时联想获得了较先进的技术，这将大大提升联想的国际形象和国际竞争力。

易经入门篇8

【作者】张二震，1953年生，南京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主任，经济学教授。

得自国际贸易的利益大致可分为两类：国际贸易的静态利益和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所谓静态利益，是指开展贸易后，贸易双方所获得的直接的经济利益，它表现为资源总量不增加、生产技术条件没有改进的前提下，通过贸易分工而实现的实际福利的增长。所谓动态利益，是指开展贸易后，对贸易双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间接的积极影响。静态利益偏重于一国通过贸易所获得的消费方面的好处（当然，这种好处与分工后生产力的提高有关），而动态利益则注重于开展贸易后对生产的刺激作用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其他诸方面的积极影响。如果说，静态利益是直接的贸易利益，那么，动态利益就是贸易带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利益。本文拟就国际贸易的发展利益以及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机制和条件等问题，作一深入分析。

一、国际贸易发展利益理论的演变

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为自古典学派以来的历代经济学家所重视。他们常常是自由贸易的热烈拥护者，极力宣扬扩大国际贸易的优越性。在他们的著作中，不仅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贸易的静态利益，而且还包含有丰富的关于国际贸易动态利益（亦即发展利益）的思想。最早涉及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问题的，应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提出的动态生产率理论和“剩余产品出口”（VentforSurplus）模型，对以后的理论发展有重要影响。斯密认为，分工的发展是促进生产率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分工的程度则受到市场范围的强烈制约。对外贸易是市场范围扩展的显著标志，因而对外贸易的扩大必然能够促进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率的提高，加速经济增长。斯密的这些论述包含了国际贸易具有带动经济增长作用的最初思想。斯密的“剩余产品出口”理论更是着眼于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他首先假定一国在开展国际贸易之前，存在着闲置的土地和劳动力，这些多余的资源可以用来生产剩余产品以供出口，这样贸易就为本国的剩余产品提供了“出路”。他写道，对外贸易可以“给国内消费不了的那一部分劳动成果开拓一个比较广阔的市场。这就可以鼓励它们去改进劳动生产力，竭力增加它们的年产物，从而增加社会的真实财富与收入”。［（1）］这种剩余产品的生产不需要从其他部门转移资源，也不必减少其他国内经济活动，因而出口所带来的收益及换回的本国需求的产品，也没有机会成本，因而必然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需要说明的是，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是以国内充分就业和一般均衡为前提的，因此，出口部门的扩张是通过从进口替代部门转移资源来实现的，涉及进口替代部门缩减，就这一点而言，并不必然得出经济总量同时增长的结论。因此，“剩余产品出口”理论可与比较成本说互补。

李嘉图创立的比较成本理论，论证了贸易静态利益的基础。实际上，在他的著作中，也包含着国际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思想。他认为，对外贸易是实现英国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手段。他指出，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是资本积累。随着人口的增加，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会因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而逐渐昂贵，工资（劳动力的价格）也将随之上涨。在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工资上涨将使利润下降，从而妨碍资本积累。通过对外贸易，如果能够从外国获得较便宜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料，就会阻止在本国发生作用的土地收益递减倾向，促使经济增长。总之，李嘉图认为，通过进口廉价初级产品，阻止土地收益递减、工资上涨和利润下降倾向，就可保证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2）］

较为系统地论述贸易的发展利益的古典经济学家，是英国的约翰·穆勒。他关于贸易对经济发展贡献的论述给后来的经济学家很大的启发。他第一次明确区分了贸易利益和发展利益。他认为，国际贸易具有两种利益，一种是直接利益，另一种是间接利益。直接利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国际分工，使生产资源向效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从而提高产量和实际收入；二是通过贸易可以得到本国不能生产的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等该国经济活动持续进行所必需或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料。间接利益则表现在，通过贸易分工推动国内生产过程的创新的改良，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产品进口造成新的需求，刺激储蓄的增加，加速资本积累，等等。穆勒这样写道：“市场的扩张使生产加工过程趋于改善，一个为比本国更大的市场进行生产的国家能够引入更为广泛的劳动分工，能够提高机器设备的使用效率，也更可能进行生产过程的创新和改良”。“开放了贸易，通过使人们熟悉新鲜事物，有时可以使一个原先因缺乏精力和雄心壮志而造成资源开发不良的国家经历一次工业革命，驱使那些原来满足于微不足道的舒适和惰散的人更为勤奋的劳动，以满足他们新的偏好，以致鼓励了储蓄，提高了资本的积累。”穆勒还指出，贸易通过下列途径推动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外国工艺技术的引进，提高了资本的收益率；外国资本的引进使生产的增长不仅仅依赖于本国居民的节约和精打细算，并且为本国居民提供了激励性的示范，向人们传输了新的观念。”［（3）］约翰·穆勒的这些精辟论述对后来发展经济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启发人们从新的角度来认识贸易利益问题。（3）出口也使得一国得到规模经济的利益。国内市场加上国外市场比起单独的狭小的国内市场就能容纳得下大规模的生产。

（4）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会给一国的出口工业造成压力，以降低成本，改良出口产品的质量，并淘汰那些效率低下的出口工业。

（5）一个日益发展的出口部门还会鼓励国内外的投资，并刺激加工工业或附属工业以及交通运输、动力等部门的发展，并促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引进。［（4）］

澳大利亚国际经济学家马克斯·科登提出了贸易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理论。他的理论的主要特点是，将对外贸易与宏观经济变量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并且特别强调外贸易对生产要素供给量的影响和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科登认为一国进行对外贸易，对宏观经济将产生以下5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收入效应，即通过贸易，提高了收入水平，贸易的静态利益转化为国民收入总量的增加。

第二，资本积累效应，当派生于贸易利益的一部分收入增加额被用于投资时，该国的资本积累就会增加。

第三，替代效应。如果投资品是进口含量较大的产品，则由于贸易的开展，会使投资品对消费品的相对价格下降，这将导致投资对消费的比率提高。因为投资成本的下降，人们更多地将收入用于投资了。投资率的提高无疑会带动经济增长率的上升。

第四，收入分配效应。贸易的发生将会使收入转向出口生产大量使用的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的报酬大大提高。如果各个生产部门或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储蓄倾向是不同的话，则这种收入分配的变化又会影响储蓄率的高低。例如，当收入更多地分配于储蓄倾向较高的部门或要素所有者，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储蓄率就会提高，因而提高了资本积累率。

第五，要素加权效应。假定生产要素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不一致，那么产出的增长率就可视为各种生产要素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当出口扩大，并且出口生产使用的是那种增长更快的生产要素时，出口生产的增长率往往会提高得更快。科登认为，所有上述效应都是累积性的，这意味着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将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得到强化。［（5）］

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把创新作为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因素。

这一理论通过对增长因素的计量分析，指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应归功于生产率的提高。基于这一事实，新增长理论构造了一系列模型，将创新活动内生化视为有目的的研究和开发投资的结果——这一投资活动的显著特征是不仅能带来更高的利润率，而且有溢出效应和外部收益。在这里，创新是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因素。新增长理论所揭示出的增长机制表明，如果对外贸易能够刺激一国的创新活动，便能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显然，创新活动与对外贸易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这种联系是通过更为广阔的市场、更为频繁的信息交流和更加激烈的竞争对创新活动的刺激而实现的。可见，从新增长理论中能够引伸出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新的依据。［（6）］

以上我们极其简略地考察了关于国际贸易发展利益理论的演变。可以说，随着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各国经济国际化的深化，人们对国际贸易作用的认识也在不断扩展，对国际贸易带动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动态利益的认识，也更加深化了。开展国际贸易的目的，不仅仅局限于“互通有无”，亦不仅仅着眼于通过交换获取静态贸易利益，提高消费水平和增进国民福利、而更多的，是通过贸易的发展促进信息、物质、思想的交流，激发本国的创新机制，从而带动经济发展。当然，国际贸易能否对一国经济发展起现实的推动作用，这要取决于一系列内外部条件。稍后我们将作更深入的分析。

二、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机制

国际贸易具有促进一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的重要作用，我们称之为贸易的发展利益或动态利益，已为理论研究和经济生活实际所证明。但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机制是什么？贸易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带动经济发展？上面介绍的关于国际贸易发展利益的各种观点中虽都有所涉及，但都不够全面，不够系统。下面试作些归纳性分析。概括说来，国际贸易促进一国经济发展，是通过下述这些机制的作用而实现的。

1．开展国际贸易，必然使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刺激企业素质的提高，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一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贸易，实际上就是把本国的企业纳入与外国企业的竞争之中。一方面，持续的进口产品的激烈竞争将促使本国的企业提高效率。竞争必然加速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的过程，同时促使高效率的企业达到合理的规模，从而优化本国的市场结构，改善本国企业的实绩。即使本国企业在本国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仍然不得不面对国际竞争的压力，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努力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另一方面，出口企业不能不同外国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展开竞争。为了扩大在国外的市场份额，出口企业就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生产出成本低、质量好的商品去参与竞争，并不断按国际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调整自己的产品结构，按国际标准生产，按国际营销惯例办事。这无疑会刺激企业素质的提高。企业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和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无疑是一国经济发展最本质的基础。

2．开展国际贸易，必然带来市场的扩大。国内外市场的不断开拓，无疑会有力地带动经济增长。

先看出口。出口企业往往是面对世界市场来组织生产，市场容量大，容易获得规模经济效应。所谓规模经济，是指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单位产品的成本会降低，从而提高经济效益。事实上，许多工业部门要求有适度的初始规模，具有规模经济的性质，如汽车、电冰箱、电子计算机等等，采用大规模生产的方式可以使成本降低很多。如果一国的企业在为国内消费者提供这一类商品的同时，还能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同类产品，那就不仅企业能提高赢利水平，而且国内公众也只需支付较低的价格。不仅如此，在出口贸易的带动下，一个工业部门的发展又可以带动一系列工业部门的发展，以致各种各样的从属的工业部门都建立起来。因为在经济运行中，各产业之间呈现出各种联系。所谓“联系”，是指一个部门在投入和产出上与其他部门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有两个方面：一是后向联系，即某个部门同向它提供投入的部门之间的联系；二是前向联系，即某个部门同吸收它的产出的部门之间的联系。如果出口产业是“联系效应”大的主导产业，就可取得很大的“乘数效果”，带动其他一系列部门的发展，从而循环反复地连续推动国民收入和就业量的增加，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再看进口。从国外引进国内没有生产的产品，往往能起到开拓国内市场，引导新产业成长的作用。由于国内仍未生产，一时无法确定新产品会有多大的市场，即在一定的价格条件下社会需求量究竟是多少。当国内进口需求很大，以致即使高关税壁垒也难以阻挡进口时，国内企业就得到了明确的生产信号，进口替代的工业由此发展起来。实践证明，进口替代是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的第一步。这个过程就是进口商品刺激国内需求，进而导致进口替代工业部门的产生。如果条件具备，进口替代部门还能转变为出口部门。进口国外的新产品还可促进一国产品的不断更新换代。

3．开展国际贸易，必然会激发企业的创新机制，推动技术进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从进口看，技术和设备的进口将直接促进国内生产的发展和生产率的提高，其作用类似于创新对增长的刺激，而且还节省了创新的成本。从出口看，出口的扩大使得创新活动所能获得的收益上升，从而反过来刺激本国企业的产品和技术的创新，带动经济增长。

4．开展国际贸易能加速资金积累，促进经济增长。一般说，国际贸易从三个方面促进一国的资金积累。一是出口部门往往能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能提高积累率，从而加速发展。二是外贸的发展为引进外资提供必要的条件。一个国家的偿债能力，最终是由该国的出口能力决定的。出口越多，在国际市场上筹措资金的余地就越大。另一方面，进口往往同国家之间的借贷关系联系在一起，这又可利用外国的资金来引进技术和设备等等。三是对进口竞争部门提供刺激。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企业往往满足于现有的市场，积累扩大再生产的动力不足。进口市场竞争的出现，使企业产生了提高积累率的巨大压力。无论什么情况，积累总是扩大再生产、促进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5．开展国际贸易，有利于促进一国经济结构的变动。现代经济发展包括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经济总量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而且结构优化还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主题，是推动现代经济持续增长的最重要推动力。所谓产业结构的优化或合理化，是指一二三产业之间比例协调发展以及各产业内部的结构符合社会市场需求结构，以及各产业逐步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转移。扩大对外贸易，无疑可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起积极作用。一方面，由于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实现绝对平衡的增长，即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刚好符合，因此需要利用世界市场。当国内资源过剩而需求不足时，就面对国外市场组织生产；而在国内需求很大，但缺乏必要的资源和条件时，就适当进口。另一方面，扩大对外经贸关系，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引进竞争机制，就必然要发展本国具有现实的或潜在的比较优势的产业，淘汰和放弃某些不合理的产业，以优化资源配置。进出口竞争的刺激和进出口结构的不断调整，又会促进本国企业的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资源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6．开展国际贸易，必然带来人员的交流、文化的传播和思想的交换，从而对一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进步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反过来促进经济发展。国际贸易对一国生产和消费所产生的示范作用和某种教育效果，在某种意义上说比物质交换带来的利益还要大，它促进人们思想的进步、思维方式的改变和观念的更新。尤其是现代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孕育出来的精神文明成果，诸如效率观念、效益观念、服务观念、冒险精神、开拓进取精神等等，对于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尤为重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抵制资本主义固有的腐朽思想侵蚀的同时，大胆吸收一切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精神文明成果，使人民逐渐摆脱封建的、小生产的以及“左”的思想的束缚，抛弃了封闭落后、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精神包袱，大踏步走向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舞台，在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

国际贸易促进一国经济发展的条件是多方面的。既有国内的条件，也有国际环境条件；既有微观条件，也要有宏观条件。由于各国现实的经济条件呈现出多样化，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类型也呈现出多样性，没有统一的模式。

首先，国际贸易能否对一国的经济发展起带动作用，要看该国的经济主体能否采取合理的行动，能否对国际贸易作出合理的行为反应，要看该国是否具备必要的市场经济发展的条件。从微观主体来看，如果企业缺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力，那么即使面对巨大的进口竞争压力，它们也会无动于衷，不会去迎接竞争而努力提高自身的效率。即使有进口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它们也可能不去充分利用这些技术和设备以增加产量和降低成本。当然，企业更不会积极谋求扩大出口而积极从事创新活动，不会谋求最大限度的规模经济，由出口而获得的收入和剩余也将得不到最有效的利用，更谈不上实现出口增加、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从市场发育状况看，如果缺乏完备的市场体系和市场结构，生产要素在本国不能充分自由地流动，那么由进出口所引起的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和优化配置就无从谈起。就拿出口来说，它对经济发展推动作用大小与否，取决于出口部门与国内经济其他部门在生产、技术和市场交换等各方面的联系程度，这就要求有一个较为成熟的市场体系作为联系的“渠道”，这样，出口的增长才能通过市场这一中介向各个部门传递经济和技术的“信息”，通过出口的扩大而牵动资源的重组和优化配置，带动经济增长。如果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经济结构不合理，要素市场之间、商品市场之间、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之间的联系程度较低，即使出口形成了潜在的动力，但由于出口的增长向各经济部门传递动力的各种必要的经济和技术渠道不畅或中断，或者其他经济部门无力或无法作出积极的反应，那出口增长就无法带动经济增长，而且出口本身也会衰竭下来。另一方面，出口产品生产函数的性质对出口作用的大小也有很大关系。这是因为，使用不同投入系数、使用不同生产要素的出口产品往往具有不同的联系效果。出口产品的技术性质及其技术水平与其他部门技术水平的差异程度也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变量。如果出口生产的技术水平与其他部门相差不多，或出口的扩张仅仅是外延规模的扩大，没有伴随着技术进步和创新，则其他部门从出口的发展中受益的可能就很小。其次，国际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对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是一个制约因素。开展国际贸易，会引起本国生产要素收益发生变化。从短期看，贸易会引起出口行业的产品价格上升，因而出口行业的所有生产要素都会获益；同时，进口竞争行业的产品价格下降，因而这个行业的所有生产要素都会受损。从长期看，贸易会引起生产要素在出口部门和进口竞争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引起生产要素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从而影响到生产要素的价格和收益。所谓“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概括了这种情形，即：开展贸易后，会使出口行业（价格上升行业）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提高，而使进口竞争行业（价格下跌行业）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降低。如果贸易引起分配格局的变化变得十分不合理或不公正，就会涉及社会的安定，影响经济的平衡增长。这样，政府就必须采取适当的收入分配调节政策和措施，比如利用税收、补贴等等办法，使任何个人或阶层都不因对外开放而蒙受收入水平绝对下降的痛苦。进一步分析，如果出口收入的国内分配有利于对国产品具有较高消费倾向的集团，其结果就会有效地提高对国产品的需求，从而带动本国的生产和就业。当出口收入的增加集中到储蓄倾向较高的居民手中，则出口的扩大又会给其他部门的增长提供资金，提高投资水平。反之，如果有较高进口倾向的集团或对进口品消费倾向较高的居民更多地得到了出口收入，则出口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力量就受到了削弱。当然，收入分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大都是间接的，但贸易引起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

再次，国际贸易能否持续地带动一国经济发展，还要看能否在总体上保持贸易收支的平衡。在开放的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对外贸易的基本功能是维持国民经济的总量均衡，而这一点会集中反映到进出口贸易的收支平衡上来。一方面，国民经济中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从根本上决定着一国对外贸易是出超还是入超；另一方面，贸易收支的平衡状况又制约对外贸易是否有效的帮助一国经济达到总量均衡。实践表明，贸易收支平衡是外贸增长过程中的一个中心环节，对一国的经济运行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以研究经济增长问题而著称的西方经济学家哈罗德，把对外贸易收支平衡的变动同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命题：一国经济增长率高于其他国家，可能形成入超倾向。这里暗含着这样的意思：如果该国不能实现开放型经济发展中的贸易收支平衡，那迟早要影响经济的长远发展。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就曾经因贸易收支逆差过大，外汇储备不足，不能支持高速增长的进口而实施紧缩，放慢经济增长的步伐。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出现一段时期的贸易收支逆差，是难免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益的。［（7）］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科技发展水平、劳动生产率水平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且短期内难以大幅度地缩小这种差距。即使发展中国家出口部门的增长速度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在一定时期内也不足以消除贸易入超的倾向。再者，发展中国家大量引进外资也会在一定时期内强化贸易入超倾向，因为外资的流入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通常会以进口的方式带进一部分投资品，使引进外资的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规模扩大，而且投资引进进口需求往往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连续性的。尽管这种进口从短期看不需要支付外汇，但从长远看还是要靠出口来支付，还是会成为产生贸易入超的一个因素。一些外商独资、合资企业开办初期需大量进口关键设备、原材料等，会直接影响到短期的贸易收支平衡。

发展中国家在较长时期出现一定规模的入超，既是实行开放发展模式所必然带来的现象，又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益的。从市场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不足，保持一定的贸易入超，实际上就是利用外部资源在国内搞建设。当然，若出现严重的国际收支平衡，则会对国民经济的运行产生巨大的冲击，妨碍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入超规模不能过大。还应特别指出的是，要密切注视并具体分析产生贸易入超的原因。如果是因为进口过多的高档消费品等等而导致的贸易入超，对国民经济增长就有弊而无利。这种情况是极可能产生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外贸易的“示范效应”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有刺激本国人民为实现经济增长、提高消费水平而奋发努力的正面效应，另一方面，它也有刺激“消费早熟”的负面效应。在经济开放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面对发达国家消费模式的强烈引诱，常常试图在低水平生产的基础上实现高消费，导致进口过大，从而对贸易收支形成强大的压力。如果贸易收支不平衡进入了非常严重的状况，那政府就应当进行干预。最后，国际贸易能否发挥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还要看一国能否选择正确的外贸政策和外贸发展战略，并能适时地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情况调整这种政策和战略。

注释：

（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9页。

（2）参见［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五、六、七章，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3）上述引文转引自许心礼等：《西方国际贸易新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4）转引自姚曾荫主编：《国际贸易概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

（5）参见许心礼等：《西方国际贸易新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0～11页。

易经入门篇9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公司易货产品管理工作，保障易货产品有效地利用，强化内部控制，从而充分发挥易货产品在对外业务交往中的作用，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易货产品指：经公司领导批准，各部门以项目、会议、劳务等形式换回的实物资产。由办公室为各部门直接批量购置或定制的，专门用于对外公关工作或业务交往的纪念物品不包括在内。

第三条

公司项目管理部、办公室和财务部为易货产品的管理和监督部门。项目管理部负责易货合同的审核与合同保管，办公室负责易货产品的实物管理，财务部负责对易货产品进行收入确认，并对整体管理流程进行监督。

第二章

易货产品的形成、审核与执行

第四条

原则上不采取易货交易的形式抵作财款。

第五条

易货产品的形成要根据公司对外开展业务工作的需要，由相关部门提出，并形成正式合同与发票。

第六条

项目管理部审核合同中易货产品的必要性和相关比例，经公司执行总裁批准后方可执行。

第七条

公司确定易货产品合同执行后，由合同经办人和大客户部对应销售人员共同负责易货产品合同的履行。合同经办人和大客户部对应销售人员应在合同执行日期到达前即时提醒客户履行合同，向公司管理部门提交易货产品。

第八条

易货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1）易货应遵循“质优价廉”易货原则；

（2）易货产品需为与公司业务发展密切相关的产品；

（3）易货产品的价格不得高于市场当前价格的？%；

（4）易货产品的性价比要符合礼品赠送的要求；

第九条

易货产品的比例和价值经项目管理部审核通过，财务部方做易货部门的收入确认之后，办公室方可办理入库手续。

第三章

易货产品的验收与分类

第十条

项目管理部、财务部、办公室共同负责对易货产品的验收。项目管理部负责核对易货产品的比例与价值确认；财务部负责易货产品相应票据的审核，确认账内、账外易货产品的类别，进行收入确认；办公室负责对易货产品的技术验收、数量核对与入库登记。

第十一条

由办公室会同财务部对易货产品进行分类，划分固定资产与低值易耗品（礼品）的类别，分类入库。

第四章

易货产品的保管

第十二条

原则上易货产品均由办公室资产管理人员进行保管。

第十三条

资产管理人员在易货产品交付后，在入库前应按合同验货，认真检查质量并清点数量，同时填制入库单，并进行电子记录。

第十四条

公司在ftp上设办公室礼品库（包括易货产品）管理栏目共享，员工可在此栏目下查询公司库存的礼品（易货产品）种类和价格。

第十五条

易货产品入库、出库应如数登记，注明领用人、领用用途、数量和金额，领用人签名，做到账物相符。

第十六条

公司员工领用易货产品按固定资产领用或礼品领用程序进行申领，资产保管人员将对申领、审批情况进行记录，通过审批的申请由资产管理人员将易货产品提交申请人。第十七条

资产管理人员要每月定期对易货产品进行清点，将接收、保管、使用和处置情况进行统计，每年底时要进行一次全面盘点，并将盘点情况写出书面报告交办公室负责人，同时提交库存积压产品处置方案。

第五章

易货产品的领取发放

第十八条

易货产品的领取和发放必须履行审批手续，由经办人填写“公司礼品领用单”，注明领用人、领用用途、所属项目、合同号、单价、领用数量，由本部门负责人签字同意、报执行总裁签批后，方可到到资产管理人员处领取。

第十九条

申请人领取礼品后因故未送出的礼品，要应及时退回办公室，由资产管理人员重新进行登记。

第六章

易货产品的处置

第二十条

办公室会同财务部门，每半年对库存易货产品的市场价格进行一次核定，重新对易货产品价值进行估值，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易货产品的使用效率。领用部门将接新的产品价格进行领用与费用分摊。

第二十一条

除作为固定资产使用和作为公司拓展业务赠送的礼品使用外，办公室会同财务部门和项目管理部每年年底对库存积压的产品做一次清理。

第二十二条

清理产品分为变卖、赠送两类，清理方案报行政总监审核,执行总裁审批。第二十三条

处置后的易货产品，由资产管理人员将清理结果报财务备案，并对易货产品库进行即时更新。

第七章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未尽事宜由办公室负责解释。

易经入门篇10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收入分配

中图分类号：F822／F0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5－0073－04

自2005年7月21日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不断走高，从目前来看，人民币仍然存在升值压力，汇率变动会对一国收入分配产生影响，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研究人民币升值对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外直接针对汇率变动对收入分配影响的论述不多，文献资料主要集中在汇率决定理论以及汇率变动对就业、国内总产出等宏观经济层面的影响，女口，Diaz－Alejandro，Carlos F(1963)，Guitian，Manuel，(1976)，Mohsen B．and Aghdas M(2000)，Robert Bleck－er(2003)；国内关于汇率变动对收入分配影响的文章有一些，如，刘庆玉(2006)，张幕(2006)，主要从汇率变动对进出口贸易、产业、资本流动、就业等方面展开分析，从整体来看，分析不够透彻、全面，本文将从人民币升值对我国产业间、区域问、不同阶层消费者和总产出以及国际间收入分配的影响人手，进行深入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一、人民币升值对我国产业间收入分配的影响

按照经济学理论，人民币升值会引起进出口商品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外国商品相对于本国商品更加便宜，从而抑制出口，促进进口，促使国内闲置资源从贸易品部门转向非贸易品部门，这种效应我们称为人民币升值的价格效应，但人民币升值的价格效应取决于进出口商品供给和需求的价格弹性。一般来说，在短期内人民币升值的价格弹性不可能很高。目前我国贸易结构以加工贸易品出口为主，人民币升值会使进口的中间产品的价格降低，因而会促进加工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其产品出口下降幅度较小，进口成本所占比例越大，汇率上升对出口价格的影响越小，与其他类型的出口企业相比，中间产品依赖进口的出口企业行业利润和就业人员工资下降幅度较小，这类企业与其他出口类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会扩大，人民币升值的价格效应受到极大制约。

另外，我国长期以来鼓励出口的政策，使出口行业逐渐膨胀，出口企业总量逐年增长，形成了就业和出口过于集中的局面。我国具有出口竞争力的企业一般均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类企业吸纳了相当一部分劳动力，但由于缺乏行业自律，行业内部恶性竞争激烈，竞相压价，人民币升值等同于增加其产品生产成本，人民币大幅升值必将使大量企业被迫关门和减产，该行业遭受严重打击，大量工人面临失业，收入下降，从而使该行业与其他行业相比收入差距扩大。

对贸易品部门来说，由于其生产和销售网络遍布全球，国内经济的兴衰对这些企业影响较小，但汇率变化会对这些企业产生较大影响，汇率不稳定，贸易品部门就要承担汇率风险，所以一般来说贸易品部门希望保持汇率稳定。对非贸易品部门来说，汇率变动对这些企业影响较小，但国内经济状况与这些企业的效益直接挂钩。因而这些企业希望政府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不太关心汇率的变化。

二、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区域间收入分配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对于我国区域间收入分配也有较大影响，人民币升值会提高外资在中国进行项目投资的门槛，因而外资流入中国会选择盈利前景较好，政策环境好的区域进行投资，这些区域大多集中在发达地区，发达地区出口的产品多为加工贸易品或制造业产品，这些产品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关键技术和科技含量较高的部分大多依赖进口，人民币升值会降低进口所需中间产品的价格，因而这些地区受人民币升值影响较小，而欠发达地区出口的产品主要为资源型产占人民币升值会直接降低这些产品的出口收益，这些地区受人民币升值影响较大。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民币升值会进一步扩大区域间的收入分配。

另外，考虑到人民币升值会引致国际资本流人中国。从而引起国内资产膨胀，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上涨，投资于股票、房地产等领域会获得丰厚的收益，由于富裕地区居民的闲置资金较多，投资便利，投资渠道多，所以这些“红利”基本上也被分配到富裕地区居民手里，当然投资股票、房地产也有风险，5月30日股市大跌，近1000只股票跌停，股民损失达1万亿元以上，被称为“五卅惨案”，这次事件给中国股民上了一次实实在在的风险教育课。如果人民币升值幅度掌握得不好，就会带来国际热钱的大量涌入，这部分热钱会首先选择进入投资回收期比较短，短期投资风险比较小的领域，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是最容易作为被选中的领域，热钱涌入会对我国的宏观经济稳定和政府政策的效力产生直接的冲击，由于受人民币升值预期影响的热钱会大量流入也会大量撤出，因而如果人民币升值预期一直存在，热饯流入中国就会带动资产价格屡创新高，一旦遇到风吹草动，就会迅速撤离，对中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甚至引发金融风险，所以尽快消除人民币升值预期对于我国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人民币升值对不同阶层消费者收入分配及总产出的影响

我们将消费者划分为闪个阶层：工薪阶层和资本收入者阶层。每个阶层消费者的偏好相同，它们同时消费贸易品(F商品)和作贸易品(H商品)，同时将一部分收入用来储蓄。国内货币工资总额和利润由国内生产总量和名义工资率决定，似定短期内生产H商品的行业和生产F商品的行业工资总额和利润都相同且保持不变。

假设：

Fs=F商品的初始国内总产出

Fr=资本收入者对F商品的初始消费水平

Fw=工人对F商品的初始消费水平

mfc=资本收入者对F商品的消费边际倾向

mw=工人对F商品的消费边际倾向

mhc=资本收入者对H商品的消费边际倾向

mhw=工人对H商品的消费边际倾向

sc=1-mhc-mfc

sw=1-mhw-mw

Ehf=H商品对F商品的需求交易价格弹性，仅包括单纯的替代效应。为简单起见，这种替代效应假定对工人和资本收入者都是一样的。

假定在我们选定的商品束下，我们设所有商品的初始价格为1，其他国家随着我国贸易平衡状况的变化对价格做出相应的调整。

人民币升值将降低F商品用本国货币表示的价格水平pf，由于货币工资率没有变化，因而升值效应将导致资本收入者实际收入水平(Fs-Fe)dpf的降低和工薪阶层实际收入水平Fw・dpf的提高。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资本收入者实际收入水平的降低和工薪阶层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国内总产出的影响。假定国内F商品的产出对Pf的降低无弹性，而国内H商品产出水平的变化取决于国内需求水平的变化。升值条件下，H商品需求的变化可以用公式(1)来表达，该公式包括r资本收入者和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效应，以及由于商品价格变化产，丰的纯替代效应，该替代效应为负：

dH=[mhc((Fs-Fc)-mhwFw-HEhf]dpf

(1)

如果我们假定初始状态下贸易是平衡的，则Fw-Fc=Fw，这样(1)可以简化为：

dH=[(mhc-mhw)Fw-HEhf]dpf

(2)

公式(2)中的纯替代效应HEhf，将H商品上的消费支出转移到F商品上，H商品的需求降低，相应地H部门的产出水平也会降低。由于与工人相比，资本收入者用于支出的部分更多地花费在进口商品上而不是国内商品上，同时将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储蓄而不是消费。因而在许多国家mhw>mhc。所以，人民币升值会引起国内产出水平的降低。

同理，人民币升值的收入效应对F商品需求的影响可以用下列式子表示：

[mfc(Fs-Fc)-mfwFw]dpf

(3)

人民币升值对F商品需求的影响可用下列式子表示：

dF=[mfc(Fs-Fc)mfwFw+HEhfdpf

(4)

由于存在以下关系式，即：Sc+mhf+mhc=1和Sw+mfw+mhw=1

公式(4)与公式(2)比照，可得以下表达式：

dF=[(Fs-Fc-Fw)-(Sc+mhc)(Fs-Fc)+(ww+mhw)Fw+HEhf]dpf

(5)

如果我们假设初始状态下贸易是平衡的，我们可以得出人民币升值对F商品需求的影响：

dF=[(Sw-Wc)Fw+(mh-mhc)Fw+HEhf]dpf(6)

将公式(2)和公式(6)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方括号中最后两项是相同的，但是符号相反。如果人民币升值对F商品需求的影响仅有两项的话，仅在对F商品需求下降的时候，国内商品的产出将会增加，反之则情况相反。但是公式(6)中的(sw-sc)项，在公式(2)中没有出现，根据前面的论述，该项的符号为负，因而，当国内产出下降时，汇率升值对F商品需求的影响不确定。如果公式(6)中Ehf和(sw-sc)非常小，且(mhw-mhc)为正值，而且初始状态下贸易是平衡的，则汇率升值将使F商品需求增加，贸易平衡状况恶化。

四、人民币升值对国际间收入分配的影响

讨论人民币升值将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时，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和台湾本币升值的过程和经验。日元和台币升值与人民币升值有很多相似之处，因而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1．日本的经验

20世纪80年代，随着美日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尤其是汽车贸易逆差急剧扩大，日本人持有大量美元，购买美国资产，推动了资产泡沫，引起美国通货膨胀。1985年9月，美、日、英、法、西德密会于纽约广场饭店，美国对其他国家施压，逼日元和欧洲货币升值，签订了“广场协议”，广场协议同意美元贬值。广场协议之后，日元汇率一路攀升，从1美元兑250日元上升到1995年的1美元兑78日元，平均每年升值12．4％。日元升值推动日本股票价格飙升，1985年12月，日经平均股仅为131.13日元，1989年12月29日创下了历史最高点38915日元。日本中央银行当时采取的是非常宽松的金融政策，大量国际资本流入了房地产以及股票市场，致使房地产价格暴涨。从1986年到1989年，日本的房价整整涨了两倍。日本的国土面积仅相当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但地价市值总额竞相当于整个美国地价总额的4倍。到1990年，仅东京都的地价就相当于美国全国的总地价。日元大幅升值使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大幅缩水，不得已退出美国市场，1991年后，随着国际资本获利后撤离，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房地产价格暴跌，企业纷纷倒闭，同时还引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日本经济陷入长达15年的衰退。

2．台湾的经验

目前人民币升值与20世纪80年代台湾金融改革非常相似。台湾金融改革前体制非常僵硬，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台湾推行了利率自由化改革，改革后的利率能够真正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升值带动台币缓慢升值，1985年1美元兑换39.85台币，1986年台币升 值5％，1美元兑换31.92台币，台币缓慢升值使人们形成升值预期，希望持有更多的台币，1987年1美元兑换31.92台币，到1989年1美元只能兑换26.17台币。1988年、1989年、1990年台湾资产价格上涨，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过热，台湾股市加权股价指数在1985年7月为600点，到1986年9月上升到2505点，到1987年10月一路攀升至4600点，虽受全球股市风暴影响一度下跌，但随后恢复上涨势头，到1988年9月上升到8870点，1990年2月进一步上涨到13608点。5年时间股市上涨了近23倍。与此同时台湾的房地产价格也上涨很快，从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时间里，台北、高雄、台中等城市的住房价格(含地价)上涨了十二三倍。随着台湾岛内民主呼声的日益强烈，20世纪90年代初期金融机构逐步对外开放，90年代台湾经济的良好表现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台湾经济没有受到大的冲击，都说明台湾金融体系相对较为灵活，汇率弹性较好，对危机起到了很好的预警和缓冲作用。

3．对中国的启示

目前中国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与20世纪80年代日本和台湾的情况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但中国目前还处于资本管制的时期，如果资本管制一直有效，汇率升值对中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不会太大，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资本市场的开放，资本管制的效力将越来越弱化，目前外资大量涌入推动中国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价格上涨就表明外资进入中国的渠道不完全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外资可以大量涌入也可以大量撤出。外资流人中国推动中国资产价格上涨，可以获得资产价格上涨和汇率上升的双重好处，在引起中国经济波动和价格扭曲的同时，也会影响到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因而当务之急是消除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可以使人民币一步升值到位，使国际投机资本尽快撤出，否则对中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将不可低估。

五、政策建议

1．将环保成本纳入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产品价格。

判断人民币币值低估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太大。根据经济学理论，汇率升值的国家的净出口应该是下降的。但这一理论有个重要的假设前提，即该国的贸易结构以一般贸易为主。而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较特殊，绝大多数贸易顺差是由加工贸易带来的。2006年数据显示我国的一般贸易顺差是831多亿，加工出口贸易是顺差1898多亿。在这一结构下，人民币升值会降低加工所需进口的半成品的价格，会鼓励进口更多的中间产品加大贸易，因而人民币汇率升值不会从根本上减少外贸顺差，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贸易顺差的根本解决办法要靠中国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趁着目前经济增长率较高，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形势下，加快体制改革步伐，解决内部失衡问题，将环保成本纳入企业生产成本，从而提高产品价格，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同时有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然将环保成本纳入企业生产成本，会使一些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增加就业压力。但从长期来看，可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利大于弊。

2．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

根据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Balassa－Samuel－son effect)理论，经济活动可以分为两类：可贸易的和不可贸易的，对应的生产部门称为贸易品生产部门和非贸易品生产部门，贸易品生产部门的生产和投资遍布世界各地，他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安排生产、销售，如制造业。非贸易品生产部门的生产要素流动性较小，其供给和需求主要来自国内市场，如服务业。随着经济的发展，贸易品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往往快于非贸易品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假设贸易品部门国际劳动生产率差异较大，即穷国生产率远低于富国；非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国际差异较小。贸易品的价格由全球市场决定，其在国内的价格为全球价格乘以汇率。国际贸易使贸易品价格大体可比，穷国相对国外很低的劳动生产率，导致该部门相对国外很低的工资水平。然而一国内部劳动力部门间流动性使部门工资趋同，结果非贸易品部门虽然劳动生产率与国外差距不大，由于工资与贸易品部门大体保持均衡也远低于国外水平，从而使该部门价格也相应低于国外水平。在计算该国价格水平时，由于一篮子产品价格包含两部门产品，穷国非贸易品价格相对国外较低，导致一般物价相对国外较低。这个理论对国际相对价格差异做出了解释，并得到国际比较经验数据的支持。按照这个理论，一个快速增长的国家其实际汇率应该上升。

卢锋教授对巴拉萨效应进行修改之后的模型表明，实际汇率升值的具体方式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的同时，工资是否与劳动生产率同比例增长，如果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同方向并且同比例增长，实际汇率升值通过物价变动可以实现。如果贸易品部门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该部门单位劳动生产成本在下降，实际汇率升值需要通过名义汇率升值来实现。其模型通过测算，发现1995年以来我国贸易品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增长近一倍，而制造业部门单位劳动成本相对发达国家却呈下降趋势，名义汇率存在升值压力。工人工资增长率比经济增长率低很多，经济增长的部分大都转化为利润和税收的形式，我国储蓄率高也主要体现为企业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在提高，个人储蓄率并没有太大变化，企业储蓄用来分红的部分比较少，盲目投资、上项目，增加了投资热潮，扩大了贸易顺差，居民可支配收入呈下降趋势，消费率按年率2％的速度在下跌，收入分配差距在扩大，因而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不但可以缩小收入差距，降低贸易顺差，同时可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推动我国经济从粗放投资型增长模式向消费型增长模式转变，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