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本补录十篇

二本补录篇1

[关键词]《清史稿艺文志补编》清史史志目录

《清史稿艺文志》为有清一代的著述总目性书目，但并非有书必录，而是有所别择汰选。后人多指摘《清史稿艺文志》遗漏许多本不应当遗漏的重要著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武作成先生以个人之力编成《清史稿艺文志补编》（以下简称《补编》）,由中华书局与《清史稿艺文志》合订出版，书名作《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本文提及《补编》页码皆来自该书）。武氏《补编》共收《清史稿艺文志》未收之清人著述10438种,除去少量自身重复及与《清史稿艺文志》重复者,所补数量约略等于《清史稿艺文志》。该书按四部分类,每类之中各书依作者姓氏笔画排列，是了解清人著作概貌的一部重要书目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美玉亦偶有微瑕，《补编》也难免有万一之误。今就笔者所见，罗列、考辨其误如下。

1《补编》453页著录《襄阳府志》二十六卷，恩联、王若芳编

按：《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17-16页、《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635页、《中国丛书广录》507页、600页、《湖北省地方志考略》175页著录此书，“王若芳”皆作“王万芳”。《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18册655页云：“光绪《襄阳府志》二十六卷志余一卷，光绪刊本。清恩联、吉尔哈春修，王万芳纂。恩联字星五，满洲镶黄旗人，笔贴式，官襄阳知府。吉尔哈春，荆州驻防，附生，官襄阳知府。万芳，襄阳人，优贡，官八旗官学汉教习。府志自知府钱塘陈锷修后，下迄光绪已百有余年，其间累遭兵燹，文献多缺。恩联诸人相继延万芳主修志事。……万芳以一方名儒，独主纂事，始终不渝得睹成功。”《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影印该书，总纂人为“优贡生、八旗官学汉教习王万芳”。《补编》误。

2《补编》444页著录《屏南县志》十卷，汪若、黄学波编

按：《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13-30页、《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529页著录此书，皆作“江若修、黄学波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5册52页云：“《屏南县志》四卷，光绪戊申县署刊本，知县江若主修、黄学坡（误，应为波）总纂。”《故宫珍本丛刊》120册影印该书，“修志姓氏”列“总修”为“花翎五品衔、即补知州、屏南县知县江若”。《补编》误。

3《补编》378页著录《诸经绪》八卷，李元春撰

按：《中国丛书综录》174页、《山东省图书馆藏海源阁书目》397页著录此书，皆作《诸经绪说》。《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14册505页云：“《诸经绪说》八卷，刊本无年月。清李元春撰。……是书卷一至二说易，卷三说书，卷四说诗，卷五说春秋，卷六说周礼，卷七说仪礼，卷八说礼记春秋。”《清史列传》卷六十七云：“李元春，字时斋，陕西朝邑人，嘉庆三年举人……所著有《诸经绪说》。”《补编》误。

4《补编》452页著录《钟祥县志》二十卷，张琴、林光德编

按：《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623页、《中国地方志综录》（增订本）200页、《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目》822页、《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109页著录此书，“林光德”皆作“杜光德”。《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17-44页云：“[乾隆六十年]《钟祥县志》二十卷，（清）张琴、李元辅修，杜光德纂。……光德，字普斋，邑人，方略馆议叙州同。”《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影印该书，“纂修”为“方略馆议叙州同杜光德（虹山邑人）”。《补编》误。

5《补编》484页著录《黄河考》一卷，张复撰

按：《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第4卷地志门528页著录此书，作“（明）张复撰，民国间乌丝栏抄本。”《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7册588页云：“《黄河考》一卷，清抄本，明张复撰。”《水利词典》28页云：“《黄河考》。水利史书。明张复撰。复字子远，徽州休宁(今属安徽)人。一卷。该书考论明代河患，评论治河方法和对策。”张复为明代人，《补编》误。

6《补编》604页著录《白勿轩诗存》四卷，李毓林撰

按：《中国丛书综录》1501页、《清诗纪事》14570页、《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1581页、《清人别集总目》831页著录此书，皆作《六勿轩诗存》。《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27册502页云：“《六勿轩诗存》四卷，传抄本。甘泉李毓林撰。毓林字香谷，号默庵。以平粤匪功，保举县丞，加五品衔。”《补编》误。

7《补编》597页著录《宝笏堂遗集》二卷，汪申撰

按：民国《河北通志稿》文献志（作《宝笏堂遗稿》）、《晚晴诗汇》卷二十三、《大清畿辅先哲传》卷十九、《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109页著录此书，皆作“石申”撰。《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18册17页云：“《宝笏堂遗集》二卷，旧抄本。清石申撰。申字仲生，滦州人，顺治三年进士。视学江南，得人为盛。”光绪《永平府志》卷四十八艺文志云：“《宝笏堂遗集》，滦州石申仲生撰。”《补编》误。

8《补编》411页著录《二十一史约编》，李元度撰

按：《清史稿》卷百四十六、《中国丛书综录》370页、《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863页、《中国丛书目录及子目索引汇编》54页、《成都市古籍联合目录》191页、《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目录》778页、《贵州省古籍联合目录》905页、《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391页著录此书，皆作“郑元庆”撰。同治《湖州府志》卷六十艺文略云：“郑元庆，《廿一史约编》不分卷。”《潍坊古籍书目》219页著录此书，云“郑元庆述”，牌记题“郡伯陈瞿石先生鉴定 吴兴郑芷畦述 廿一史约编 补前后二编 上洋江左书林藏板”，正文前有清郑开极、清陈一夔、清郑元庆撰序。据杜泽逊先生考订，《补编》主体来源是当时收藏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庞大稿本《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查《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3册56页，此书误为李元庆撰。《补编》又误为李元度撰。

9《补编》700页著录《祭皋陶》一卷，二亭堂主人编

按：《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13册157页：“《祭皋陶》一卷，《安雅堂集》本。按：此杂剧四出，收于宋琬《安雅堂集》中，不署本姓名，题曰“二乡堂主人新编”，“海上随缘居士评”。其前载康熙十一年季春杜序。今《安雅堂遗集》卷三收之，题曰“宋荔裳杂剧”，题词则实宋琬所作也。琬字玉叔，山东莱阳人，清顺治四年进士。”《古本戏曲剧目提要》703页云：“《祭皋陶》，宋琬撰。《重订曲海目》、《曲目表》、《今乐考证》、《曲录》和《八千卷楼书目》均著录。宋琬(1614-1673)，字玉叔，号荔裳，别署二乡亭主人。”“二亭堂主人”应为“二乡堂主人”，且此书应著录为宋琬撰。《补编》误。

10《补编》700页著录《温经室游戏翰墨》二十卷，孔广林撰

按：民国《续修曲阜县志》卷五、民国四年曲阜孔祥霖撰《曲阜清儒著述记》卷上、《西谛所藏散曲目录》卷四、《山东文献书目》466页、《古典戏曲存目汇考》776页、《清史稿艺文志拾遗》2290页、《古本戏曲剧目提要》566页、《孔子故里著述考》637页、《清代杂剧全目》201页著录此书，皆作《温经楼游戏翰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2172页云：“温经楼游戏翰墨二十卷续录一卷，清孔广林撰，清抄本，清冯云鹏跋。”道光二十二年曲阜孔宪彝编《阙里孔氏诗抄》卷八云：“孔广林，字丛伯，号幼髯，廪贡生，署太常寺博士。著有《温经楼游戏翰墨》二十卷。”此书应作《温经楼游戏翰墨》，《补编》误。

11《补编》652页著录《怀轩稿》一卷，颜光撰

按：《中国古籍善本书目》1854页、《山东文献书目》377页、《中国丛书广录》818页、《清人别集总目》2399页著录该书，皆作《怀轩遗稿》，《海岱人文》本。《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26册294页云：“《怀轩遗稿》一卷，家抄本。清颜光撰。光字学山，曲阜人，伯子，康熙戊辰进士，官翰林院检讨。”道光二十三年曲阜孔宪彝编《曲阜诗抄》卷三云：“颜光，字学山，伯子，康熙戊辰进士，官翰林院检讨。有《怀轩遗稿》。”《山东文献集成》第一辑43册影印清代曲阜孔广辑、山东省博物馆藏稿本《海岱人文三十三种》四十五卷，第九种为该书。细检此书，卷首云“《怀轩遗稿》，颜光。”此书应作《怀轩遗稿》，《补编》误。

12《补编》653页著录《种李园集》不分卷，颜宗撰

按：《国朝山左诗汇抄后集》卷三十一、道光二十三年曲阜孔宪彝编《曲阜诗抄》卷八、《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811页（作《种李园诗》）、《清人别集总目》2400页（作《种李园稿》）、《孔子故里著述考》531页著录此书，皆作颜崇撰。《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26册301页：“《种李园集》不分卷，家抄本。清颜崇撰。崇字运生，号心斋，曲阜人。懋企子，乾隆庚寅举人，历官兴化县知县。”民国《续修曲阜县志》卷五人物志云：“颜崇，字运生，号心斋，懋企子。……手稿皆未授梓，多为人取去，惟《种李园》、《摩墨亭》诗集为孔昭虔所藏，故得完好云。”此书为颜崇撰，《补编》误。

13《补编》590页著录《烦经堂诗抄》一卷，孔传钲撰

按：乾隆二十七年曲阜孔继汾撰《阙里文献考》卷三十一、民国四年曲阜孔祥霖撰《曲阜清儒著述记》卷上、《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527页皆著录孔传钲撰《炊经堂诗集》四卷。《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26册304页：“《烦经堂诗抄》一卷，阙里孔氏抄本。清孔传钲撰。传钲字振远，号松皋，曲阜人。毓圻第五子，荫生，雍正庚戌授至圣庙三品执事官。是集仅诗九十余首，古近体均有之。县志谓传所为《烦经堂诗集》，计四卷，则此册当系选抄者矣。”而乾隆《曲阜县志》卷五十三著录孔传钲撰《炊经堂诗集》四卷。《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误“炊”为“烦”，《补编》又延续了《续提要》的错误。

14《补编》543页著录《墨隐斋法帖》八卷，孔继涑书

按：民国《续修曲阜县志》卷八金石志、《皇清书史》卷二十三（作十卷）、《中华书法篆刻大辞典》713页、《孔子故里著述考》361页、《碑帖叙录》40页、《丛帖目》第二册512页著录此书，皆作《隐墨斋帖》八卷。《四部总录艺术编》“本朝帖”云：“孔舍人继涑刻有《玉虹楼鉴真帖》十六卷，又取张文敏照平生所为书，曰《玉虹楼帖》十六卷，舍人孙昭薰刻舍人手书为《隐墨斋帖》十卷。”《补编》误。

15《补编》700页著录《软羊脂》二卷，孔传志撰；590页又著录《补闲集》二卷，孔传撰

按：《中国古籍善本书目》2141页、《中国善本书提要》695页、《山东文献书目》473页、《中国丛书广录》1040页、《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目录》3465页、《成都市古籍联合目录》953页、《河北省图书馆馆藏古籍目录》234页、《孔子故里著述考》633页著录此书，皆作“孔传”撰。稿本《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13册170页云：“《软羊脂》二卷，旧抄本。题“阙里补闲斋庵填词”，“梁溪辟疆园湘槎参订”。不著名氏。考《阙里孔氏诗钞》载孔传字振文，号西铭，别号庵，袭五经博士，著有《补闲集》二卷、《清涛词》二卷。知庵乃孔传别号，传奇即传所作也。”两书作者皆为孔传，《补编》700页误为“孔传志”，且著者索引误列孔传志、孔传为两人。《古典戏曲存目汇考》1284页、《清史稿艺文志拾遗》2266页误为孔传撰。

参考文献：

[1] 章钰，武作成.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金恩辉，胡述兆.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

[3] 中国科学院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

[4] 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增订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

[5]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济南：齐鲁书社，1996.

[7] 辽宁省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黑龙江省图书馆主编.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目录.沈阳：辽海出版社，2003.

[8] 上海图书馆.中国丛书综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9] 阳海清.中国丛书广录.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10] 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组.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地志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11] 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北京：中华书局，1959.

[12] 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

二本补录篇2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author of the book of buzhai kou  shou yi shuo

abstract: when referring to the book of buzhai kou  shou yi shuo  (buzhai's commentaries on yi by his oral instruction), si ku quan shu told us that this book was compiled by one of buzhai's disciples, zhou zuo, but the collector did not know who was buzhai. basing on local gazetteer and related collected works, 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at, born at dantu (in jiangsu province)  in 1457 and dead in 1503, buzhai's surname is ding, given name is ji, substitute name is yufu. he became the palace graduate in 1478 and had served as panguan (official assisting a local magistrate, esp., in trying cases), zhizhou (magistrate of a zhou, a magistrate division higher than county), vice provincial chief justice and so on, with zhou zuo, zhou jia, jin gui and tang kan etc. enrolled as his disciples. bu zhai also wrote the following books of hong fan zheng wu, da xue yi yi, si li yi zhu and bu zhai ji.

key words: buzhai kou shou yi shuo; bu zhai; ding ji; zhou zuo

 《四库全书总目》［1］卷七经部易类存目一，著录《补斋口授易说》一书，曰：《补斋口授易说》，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不著撰人名氏，题曰‘门人永丰周佐编次’。盖补斋乃其师之号，佐录所讲授以成书。朱彝尊《经义考》题曰‘周氏佐《补斋口授易说》’，盖如胡瑗《口义》题倪天隐之名，非佐所撰也。补斋不知何许人，佐亦不详其始末。《经义考》据《聚乐堂书目》定为正、嘉以前人，亦约度之词耳。所言皆科举之学，止乾、坤二卦及系辞上下传，似乎尚非完本也。 

朱氏《经义考》［2］卷五十三录此书作三卷，曰：“爵里世次未详。载《聚乐堂艺文志》，其目迄嘉靖初年，则正、嘉以前人无疑。”《聚乐堂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作《聚乐堂书目》，今未见。《戊寅丛编·藏书题识》［3］卷一载录《聚乐堂艺文目录》四册，不著姓名，有朱彝尊跋：“此系西亭王孙著录。王孙尝刊李鼎祚《周易集解》，每翻列聚乐堂名。世所传《万卷堂目》都无卷数，不若此本之该备也。”《四库全书总目》及《经义考》所引应该就是此目。据朱氏引文，可知《聚乐堂艺文目录》未载补斋姓名及周佐事迹。杨家骆所著《四库大辞典》、李学勤主编《四库大辞典》及邵懿辰等《增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余嘉錫《四库提要辩证》诸书，于补斋及周佐也未能考明。永丰置县于唐，清雍正十年改名广丰，明、清俱隶广信府，今属江西上饶市。除新编《广丰县志》外，历修县志俱有周佐传。嘉靖《永丰县志》［4］载周佐于《文苑》，曰：“周佐，字廷臣，号北涧。从丁补斋受《易》。耽嗜经史，议论典实。理刑松郡，上民弊二十事，多见采纳。比为祠部郎，草《祷雨仪注》，纂修《诸庙祀礼》。既而出佥湖宪，懋著业绩。所著有《四书说》、《北涧文稿》若干卷。”历修县志选举表都记载周氏为正德五年庚午科乡举，正德九年甲戌唐皋榜进士（《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三甲第二百三十八名）。只有《西江志》［5］记为正德八年癸酉科举人，九年连捷进士。同治《广丰县志》［6］选举表记周氏历任职官，任湖广司臬前曾任山西兵备佥事。大概因任期不久，无政绩可著，所以各志本传均略而不记。周佐大父祖泽，永乐六年戊子科乡举，同治《广丰县志》有传，入《宦业》：“号性成，从邑令王褒中美（卷六《职官》：王褒，福建举人，洪武间由教授升任永丰知县。）授《春秋》，通经史百子之学，由举人令海阳，以身率物，不事鞭扑。永乐间以平寇有功，大府上陈其事。寻以疾终。正统中邓忠毅公考论遗行，祀乡贤祠。”嘉靖《永丰县志》卷四《文苑》又有《周价传》，略曰：“周价，字廷藩，号西岩。笃学好古，师事京口丁补斋。为华亭司训，（乾隆《华亭县志》卷八《职官》：训导，周价，嘉靖年任。）克砥士行。弃官归，筑岩翁书院于里之桑园田，编摩注疏，至老不倦。有《读易私录》若干卷。”佐、价二人的关系，各志均无记载，但据其姓名、字号、年里、行实，可以推断二人为兄弟辈，当大致不误。〖kg2〗周佐、周价俱从补斋学《易》，有著述《读易私录》及《补斋口授易说》，于此已能略窥补斋消息。补斋姓丁氏，名玑，字玉夫，丹徒人。补斋为其号。历修丹徒县志、广信府志（名宦）及林俊《见素集》，皆为补斋立传。林俊为补斋同年进士，相知甚洽，所撰《丁补斋先生传》［7］（卷二四）（以下简称“林《传》”）旨意深切，兹择其于补斋事迹、学术相关者节录如下，以资考证。

        先生润州人，宋参知政事、观文殿学士文简公之后。大府卿总辖华，七世祖也。祖宁弃，建宁右卫经历，隐于乡，自号友陶。是生先中书舍人元吉，学行高古，学者称易洞先生。先生服习庭训，十八岁领乡荐。又四年，成化戊戌第进士。明年授中书舍人。甲辰岁除星夜殒，乙巳元日星昼殒，先生应诏上封事，极论治道本末、时政得失，反覆数千言，大要以正心为根本，教东宫、振纲纪、正风俗、慎用人、重名器、苏民困、理财用、饬兵备为急务，末言方士释老宜加痛绝。疏入，留中。群奸切齿，伺之，无分毫失。久之，以同官公过连逮，出判普安。孝庙嗣位，起三原公介庵为上宰。介庵欲引吏部属，为忌者所沮，仅判广信。未三年，先生以易洞去位。服阕，即家授兴国知州。居八月，以钱孺人忧去位。服阕，倪文毅公当轴，即家起致仕佥事章公懋为南京国子祭酒，先生为南京仪制郎中。未四月，迁广东按察司副使，奉敕提督学校。岁余，入贺，道清远，山水暴涨，舟覆，一家十一人俱殁。弘治癸酉三月十五日也。生天顺丁丑五月十九日。先生号补斋，所著有《补斋集》若干卷、《大学疑义》一卷、《洪范正误》一卷、《四礼仪注》若干卷，中庸、语、孟、易说未脱稿。又欲继朱子之志，以《仪礼》为经，《礼纪》及诸经有及于礼者为传，而补以注疏，未成书云。

传文所涉，还有数事，须对照其他材料，加以考辨。〗丁玑父元吉，字无咎，光绪《丹徒县志》［8］入《儒林》，略曰：“嗜学，弗事举业，年未弱冠即教授乡里。为诗古文，才思宏远而律度严正。太守林一鹗欲荐之，以不能仕辞。精研《易》理，匾所居曰‘易洞’，学者因称为易洞先生。修郡志，笔削有法。著书百四十卷。为人宽良仁爱，休休善教。卒年六十五。”传文称“著书百四十卷”，而同书卷四十六艺文书目仅录《陆丞相蹈海录》一卷（又见录于《明史·艺文志》［9］）、《丁元吉集》六十四卷。易洞卒年，大约为弘治三年（1490，说见下文），则其生年应在宣德元年（1426）。补斋生年。林《传》曰：“十八抗颜师席，同岁领乡荐。又四年，成化戊戌第进士。乞假归润，迎妇张氏。明年还，授中书舍人。”检光绪《丹徒县志》科目：乡举，成化十年甲午科；进士，成化十四年戊戌曾彦榜，三甲八名。由此推断其生年为天顺元年丁丑（1457），与传文所记合。成化二十年岁除、二十一年元日，星殒，《明史·宪宗本纪》、《宪宗实录》［10］俱有记载。《宪宗实录》卷二六零：“丙戌，敕谕文武百官，凡一应弊政及有利于国家生民之事，其各指实陈奏。”“己丑，大臣及科道等官应诏条陈时事”，包括吏部尚书尹旻等言二事，户部尚书余子俊等言八事，礼部尚书周洪谟等言九事，兵部尚书张鹏等言五事，刑部尚书张蓥等言六事，工部尚书刘昭等言三事，等等。丁玑当时仅官中书舍人，《宪宗实录》中未列举其名氏，所疏数事，当尽在各高官名氏后诸“等”字中。《宪宗实录》又记载，六部尚书疏文后均有宪宗御批。而丁氏疏入，则留中不报，可见其所言有不慊圣意者。宪宗好方术，初即位，即以道士孙道玉为真人，又封西番僧剳巴坚参为“至善金刚普济大智慧佛”，其徒众皆为国师，僧道滥恩泽者数千，妖人李孜省、僧继晓、术士常恩、玉芝等皆以方术进用，又与中官梁芳、钱义、陈喜辈群奸中外蟠结，权倾一时，言官皆为之侧目。（《明史·佞倖传》）先是，刑部郎中林俊“上疏请斩妖僧继晓并罪中贵梁芳”，触帝大怒，下诏狱考讯，谪判姚安。（《明史·林俊传》）补斋上疏，复“言方士释老宜加痛绝”，令“群奸切齿”，这显然就是他后来谪判普安的真实原因。丁氏在普安的任期，未见有确切记载。林《传》曰：“予既复官，先生亦就谪所，龙关邂逅，因得拜易洞舟次，益信先生所得之深。”《明史》卷十四《宪宗本纪》：“（成化二十年）冬十月丁巳，杖刑部员外郎林俊、都督府经历张黻，并谪官。”《宪宗实录》记林俊复官，在成化二十一年正月，曰：“（春正月）丁亥，复云南姚安军民府判官林俊为员外郎，宗州知州张黻为都督府经历，俱改南京。俊、黻既以言被谪，至是星变，梁方、继晓谓二人祸由己作，恐言者及之，遽乞降复其官。吏部承旨，拟改俊南京刑部，黻南京左军都督府。从之。”丁氏谪判普安，也应当在成化二十一年初林氏复官之时。补斋任普安州判，直到“孝庙嗣位，起三原公介庵为上宰”，才改判广信。据《孝宗实录》［11］及《明史》《王恕传》、《七卿年表》，孝宗于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即位，十一月任王恕为吏部尚书。丁氏结束普安任期，改判广信，当在此后不久。由以上分析可以推定，丁氏改判广信，其时在弘治元年。光绪《丹徒县志》丁氏本传记作“弘治初”，与此吻合。历修广信府志或曰弘治，或曰弘治间，均不确。补斋在此任“未三年”，即以易洞故世而离任服丧。林《传》记补斋在广信府案讯“兄弟争讼”、“芗溪义勇诬邻为盗”、“永丰银冶群盗窃发”三事，以表其政绩。历修广信府志皆以丁氏入祀名宦，嘉靖《广信府志》［12］传曰：“以风节自持。其学严义利之辨，而诸余见于词章。其政以敦化善俗为务，而簿书在所不屑。莅官清贫，妻孥飦粥仅给，举无愠色。”林《传》又称赞丁氏，“教人必先心身，四方从学，覆恒满户外。先生必正容端坐，澄心定气，使燥虑消息，方与开讲。辨析疑义，细入毫芒。而文字正大，不涉荒怪。故门下之士成大名抡大魁青绯中外楚楚焉。岭南教法，以厚伦为本，格物穷理为务，修身而达天下为期。”周佐、周价从补斋学《易》，应当就在丁氏通判广信的这“未三年”期间。补斋既遭父忧，去位服丧。服阙，即家授兴国知州。才八月，复丁母钱孺人忧去位。服阕，起为南京仪制郎中；此时“倪文毅公当轴，收拾名士”［7］(卷二四)，与丁氏同时起为南京国子监祭酒的有致仕佥事章懋。据《明史·七卿年表》，倪岳于弘治六年六月任礼部尚书，九年四月改南京吏部，十三年六月还为吏部尚书，十四年十月卒。吏部尚书为七卿之首，林《传》所谓“倪文毅公当轴”，即指倪氏弘治十三年还任吏部。《孝宗实录》卷一七五：“弘治十四年六月，起福建按察司致仕佥事章懋为南京国子监祭酒。”章懋《枫山集·枫山先生实记》卷二，有金华知府所上《乞遗孤恩荫疏》，吏部覆核云：“查得已故致仕南京礼部尚书章懋，由进士历仕编修、知县、评事、佥事，弘治十四年六月升南京国子祭酒。”［13］据此可知，补斋任仪制郎中，也应该在弘治十四年。这一年份的确定，对于推证补斋卒年至关重要。补斋任南京仪制郎中“未四月”，迁广东按察副使；又岁余，卒。由弘治十四年任南京仪制郎中推之，任广东按察副使为十五年，卒年为弘治十六年癸亥。万历《广东通志》［14］卷十秩官，记丁氏到任时间为弘治十一年，误。嘉靖《广东通志初稿》［15］卷七秩官，雍正《广东通志》［16］卷二十七职官，均记为弘治十五年，是。又林《传》记卒年为“弘治癸酉（三月十五日）”，《明人传记资料索引》［17］以正德八年癸酉（1513）当之，曰“卒年五十七”，殊误。按弘治无癸酉年。明人邵宝《容春堂前集》［18］卷二十，有《祭丁提学玉夫文》，曰“维弘治十有六年岁次癸亥十月某朔十七日某甲子，江西按察副使、友生无锡邵宝，谨遣南昌府学训导董遵以醴脯之奠，致祭于故广东按察副使吾友补斋丁先生玉夫之灵”云云，此为丁补斋不能卒于正德癸酉之明证。又《孝宗实录》卷一九九：“（弘治十六年五月）甲戌，升南京兵部员外郎潘府为广东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潘府即为丁氏继任，任职时间距丁氏之卒仅两月。由此可知，林《传》“弘治癸酉”确为癸亥之讹，补斋生于天顺元年丁丑（1457），卒于弘治十六年癸亥（1503），享年四十有七。补斋原配张氏，成化十四年补斋第进士时所娶，卒年不详。继配陈氏及二女、长子咸、三子尚、季子启与补斋同舟，俱殁于水。惟仲子同乘他舟以免。补斋墓在丹徒县城西白龙冈，门弟子、大学士靳贵为之铭。［8］〗补斋弟子。林《传》曰：“四方从学，履恒满户外。”“门下之士成大名抡大魁青绯中外楚楚焉。”今见于记载者，周佐、周价、靳贵、唐侃四人而已。光绪《丹徒县志》本传又曰：“门下士多伟器，如靳贵、曹侃皆能确守师说，卓然为名臣。”此曹侃为唐侃之误，《明史·循吏》有《唐侃传》，曰：“初，侃少时从丁玑学。”靳贵事迹也见于《明史·循吏》。补斋的著述，《千顷堂书目》［19］著录四种：《洪范正误》一卷、《大学疑义》一卷、《四礼仪注》四卷、《补斋集》八卷。《明史·艺文志》仅录《大学疑义》一种。光绪《丹徒县志》卷四十六艺文书目所录与《千顷堂书目》略同，但《补斋集》作十卷。林《传》记其著作，多不详卷帙，又曰：“中庸、语、孟、易说未脱稿。”治《易》为补斋家学，但易洞、补斋父子都没有相关著述行世，岂非憾事？周佐从补斋受《易》，录先生所讲授以成书，丁氏家学赖此才得以传世。四库馆臣纂录时所见已非完帙，今此残本亦无由得见，不敢妄为置评。顾颉刚先生序《中国地方志综录》［20］曰：“夫以方志保存史料之繁富……而其材料又直接取于档册函札碑碣之伦，顾亭林先生所谓采铜于山者。以较正史，则正史显其粗疏……如此缜密系统之记载，顾无人焉能充分应用之，岂非学术界一大憾事耶！”为考明《补斋口授易说》作者及其事迹，补诸史及书目之阙遗，本文较多地利用了方志中的材料，或可为顾先生添一实证。 

参考文献： ［1］四库全书总目［z］.北京：中华书局,1965.

［2］朱彝尊.经义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3］戊寅丛编［z］.民国二十七年铅印本.

［4］ (嘉靖)永丰县志［z］.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4.《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本.

［5］谢旻.西江志［z］.雍正十年刻本.

［6］刘承辇,等.(同治)广丰县志［z］.光绪元年刻本.

［7］林俊.见素集［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何绍章,等. (光绪)丹徒县志［z］.光绪五年刻本.

［9］明史［z］.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宪宗实录［z］.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明实录》本.

［11］孝宗实录［z］.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明实录》本.

［12］张士镐.(嘉靖)广信府志［z］.济南:齐鲁书社,199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本.

［13］章懋.枫山集［z］.清同治光绪间永康胡氏退补斋刊《金华丛书》本.

［14］ (万历)广东通志［z］.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存目丛书》影印日本内阁文库藏万历三十年刻本.

［15］ (嘉庆)广东通志初稿［z］.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存目丛书》影印嘉靖刻本.

［16］ (雍正)广东通志［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台湾中央图书馆.明人传记资料索引［z］.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65. 1.

［18］邵宝.容春堂前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二本补录篇3

一、补录志愿填报时间

补录志愿填报时间为9月18日8:00至21日12:00。拟填报补录志愿的考生可通过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及时查阅相关信息，符合条件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登录补报志愿网址zj.sceea.cn，或使用考试院“考生助手”手机客户端（可在四川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sceea.cn上扫描二维码下载“考生助手”APP）填报志愿。对准备填报的学校及专业，考生应查询《招生考试报·2019年招生计划合订本》，了解学校的地址、办学性质、各专业收费标准等，并查询学校的招生章程，了解学校录取规则和相关要求，避免误填。

考生若在规定时间内未填报补录志愿，则视为自动放弃补录机会。

二、补录院校、专业及名额

本次补录包含艺体类少数民族自治州县及深度贫困县本土人才培养工程专项计划专科（下称艺体类52县专科）、艺体类普通专科、普通类省级公费师范生专科、普通类深度贫困县免费定向培养计划专科、普通类少数民族自治州县及深度贫困县本土人才培养工程专项计划专科（下称普通类52县专科）、普通类专科、对口高职班和藏区“1+2”模式高职教育，各类别具体补录院校、专业及名额见附件。

三、补录志愿填报对象和办法

（一）志愿填报对象

1.艺体类52县专科填报对象为资格审查合格、专业、文化成绩在省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上未录取的考生。艺体类普通专科填报志愿对象为专业、文化成绩在省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上未录取的考生。

2.普通类深度贫困县免费定向培养计划专科、普通类52县专科填报志愿对象为资格审查合格、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文科150分，理科150分）上未被录取的考生。

填报艺体类52县专科和普通类52县专科志愿的考生至少应符合下列两个条件之一：（1）已填报本专项计划志愿且资格审核合格；（2）52县范围内（实施范围线名单见川教考院﹝2019﹞68号附件）省级公费师范生资格审核合格。

3.普通类公费师范生专科、普通类专科填报志愿对象为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文科150分，理科150分）上未被录取的考生。

经学校申请、省招考委批准，普通类专科补录时，南充科技职业学院、广元中核职业技术学院可以在专科批录取控制分数线下降20分，即文科130分、理科130分以上的考生可填报这部分院校。录取时，将根据学校补录计划及考生志愿按平行志愿投档模式从高分到低分先投线上考生，若不满额再投线下降分考生，供学校审录。

4.对口高职班填报志愿对象为相应专业类省定高职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上未被录取考生。

对缺额特别大的省内各类别高职院校可在相应专业类省定高职班（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下20分内适当降分（各类别均为120分）。

5.藏区“1+2”模式高职教育补报志愿对象为符合《关于印发〈四川省2019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实施规定〉的通知》（川招考委〔2019〕32号）规定报考藏区“1+2”模式高职教育条件且未被录取的考生。

（二）补录志愿设置

艺体类52县专科设置2个平行的学校志愿，艺体类普通专科设置6个平行的学校志愿。每个学校志愿内只能填报同一类别的专业，其中音乐表演类只能填报1个专业志愿，其余类别可填报6个专业志愿以及愿否服从专业调配选项。

普通类省级公费师范生专科设置3个平行的学校志愿，每个学校志愿内最多可填报6个专业志愿，每个院校志愿内只能填报同一县（市、区）的专业。

普通类深度贫困县免费定向培养计划专科和普通类52县专科一并设置6个平行的学校志愿，每个学校志愿内最多可填报6个专业志愿。其中，普通类深度贫困县免费定向培养计划专科每个院校志愿内只能填报同一县（市、区）的专业。

普通类专科设置6个平行的学校志愿，每个学校志愿内最多可填报6个专业志愿，并选择是否服从专业调配。

对口高职班设置3个平行的学校志愿，每个学校志愿内最多可填报6个专业志愿，并选择是否服从专业调配。

藏区“1+2”模式高职教育招生补报志愿设置5个平行的学校志愿，每个学校志愿内最多可填报6个专业志愿，并选择是否服从专业调配。

（三）补录投档办法

补录工作按照“学校负责，招办监督”的原则，在省招考委统一领导下，由省教育考试院组织有关普通高校进行。

补报志愿为平行志愿，根据公布的学校缺额计划，按照平行志愿投档原则，按补录计划数1:1的比例向院校投档，供学校审录。

对兼报普通类专业志愿的艺体类专科考生，其艺体志愿优先于普通类志愿投档。

（四）录取投档顺序

各类别补录投档先后顺序为艺体类52县专科，艺体类普通专科，普通类省级公费师范生专科，普通类深度贫困县免费定向培养计划专科和普通类52县专科，普通类专科，对口高职班。

根据普通类专科批计划完成情况，如需征集志愿，则26日上午征集、下午投档。

藏区“1+2”模式高职教育补录投档安排在专科批补录后进行。

二本补录篇4

日期

工作内容

7月6日

第一批录取

7月6日20：00前

公布第一批录取结果，考生凭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中考网络应用服务平台，进入“录取结果查询”查询本人录取结果。

公布石室中学（北湖校区）、成都七中（高新校区）、树德中学（光华校区）、树德中学（外国语校区）面向龙泉驿区等15个区（市）县招生分数线。

7月8日

第二批录取(“5+2”区域省二级以上示范性高中录取，含龙泉中学、航天中学、大弯中学、川化中学、青城山高中、彭州中学、棠湖中学、温江中学、郫都一中、新都一中、香城中学、简阳中学面向“5+2”区域招生计划的录取)

7月8日20：00前

公布第二批录取学校的录取分数线

公布第二批录取结果，查询方式同上。

7月9日8：00—14：00

公布剩余计划，网上补充征集第二批学校志愿。考生凭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中考网络应用服务平台，进入“补充征集志愿”进行填报。

7月9日15：00—17：00

第二批补录

7月9日20：00前

公布第二批补录结果，查询方式同上。

7月10日10：00—11日13：00

“5+2”区域考生网上填报第四批普通高中学校志愿，考生凭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中考网络应用服务平台，进入“志愿填报”进行填报。

7月12日

第四批第一阶段录取（未完成计划的省二级以上示范性普通高中，“5+2”区域市级示范性普通高中、一般普通高中、民办普高录取）

7月12日20：00前

公布第四批一阶段录取学校的录取分数线

公布第四批一阶段录取结果，查询方式同上。

7月13日8：00—14：00

公布剩余计划，网上补充征集第四批一阶段学校志愿，考生凭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中考网络应用服务平台，进入“补充征集志愿”进行填报。

7月13日15：00—17：00

第四批一阶段补录

7月13日20：00前

公布第四批一阶段补录结果，查询方式同上。

7月14日

第四批第二阶段录取（中职业学校录取）

7月14日17：00前

二本补录篇5

明代增益《玉台新咏》实际上是对原书的一种接受行为。增补本充分回应了原书的编辑旨趣。补选篇目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补原书之遗的作用。某些诗人的补入能够引发我们对梁代文坛的重新思考。增益行为也反映了中晚明士人的审美趣尚。这的确是《玉台新咏》接受史上值得关注与阐释的现象。

【关键词】 《玉台新咏》 明刻本 增补 价值

《玉台新咏》是徐陵所编，成书于梁代的一部诗歌总集。由于它专收言情之作并大量收录梁代宫体诗的性质，故而正统文人以“淫艳”目之，贬斥之声不绝于耳。清纪容舒《玉台新咏考异序》云:“六朝总集之存于今者，《文选》及《玉台新咏》耳。《文选》盛行，《玉台新咏》则在若隐若显间，其不亡者幸也。” ① 道出了产生于同一时代的两部总集的不同命运。《玉台新咏》之不亡，很大程度上幸赖明代刊刻家不遗余力的刊印。现存《玉台新咏》传世版本，除一部唐写本残卷外，最早的就是明刻本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某些明刻本对原书进行了增补。对此，谨守朴学之风的清代学者已经作了订正。

对于明刻本增补《玉台新咏》，历来评价不高，清人谓之“窜乱臆改恶习” ② ，颇多贬义。然而，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与思考明刻的增益行为，便会发现这种行为固然干扰了后人认识徐陵编本原貌的视线，但是增益实际上亦是对原书的一种接受。明人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玉台新咏》内容体式风格的理解。本文的着眼点不在辨析版本的优劣，而是将明刻增益《玉台新咏》当作一种文学现象来认识，倚重文本分析，发现其价值，进而探讨明人在《玉台新咏》接受过程中表现出的审美眼光与情趣。

一

根据刘跃进先生《〈玉台新咏〉版本考异》一文的梳理 ③ ，《玉台新咏》的版本有两大系统，一是陈玉父刻本系统，一是郑玄抚刻本系统。陈本收诗654首，郑本收诗817首，郑本增收诗篇多达160余首。从收诗数量上来看，显然陈本更接近原貌。陈玉父刻本系统中，最著名的是崇祯六年赵均小宛堂覆宋本 （以下简称赵本） 。清吴兆宜笺注本一依赵本而将郑玄抚刻本中增补的部分悉附各卷之后，注明“以下宋刻不收”等字样，这就为我们统计、分析明刻增诗提供了方便，本文的分析即依据吴兆宜注、程琰删补、穆克宏点校本，篇目数量上与刘跃进先生的统计略有出入。

其实增补《玉台新咏》并非自明代始，宋代已露蛛丝马迹。例如赵本《玉台新咏》卷九沈约《八咏》诗题下即录有宋刻原注:“《八咏》，孝穆止收前二首。此皆后人附录，故在卷末。”只是明代增补规模之大，远非宋刻能比。

明刻本增补《玉台新咏》的大致情形是:从卷三开始，共增诗179首，其中卷三2首，卷四12首，卷五11首，卷六9首，卷七29首，卷八46首，卷九40首，卷十30首。再从朝代分布来看，计汉代1首，晋代2首，宋10首，齐13首，梁150首左右（含江淹、沈约等人入梁前的诗作及庾信入北、徐陵入陈的个别诗作），北齐邢劭1首。其中梁诗约占所增补诗歌的83.8%。

枯燥的数字透露着生动的信息，它表明明刻本准确地把握了原书详近略远的选录原则。徐陵《玉台新咏序》云其编辑工作即是将“分诸麟阁，散在鸿都”的“往世名篇，当今巧制”收集起来，但所收“往世名篇”与“当今巧制”比例明显失衡，《玉台新咏》原书自卷五始至卷八共四卷专门收录梁诗，特别是卷七、卷八两卷收录当时在世诗人的作品，此前并无先例。卷九所收杂言诗、卷十所收古绝句中，梁诗都占有绝对优势，因此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正如许多学者认可的那样，《玉台新咏》编撰的表层目的是如其序言中所表白的，供后宫“永对玩于书帷，长循环于纤手”，消闲解闷，深层用意则是以编选选本的方式参与当前追求新变的文坛变革。关于《玉台新咏》的成书背景，自唐刘肃《大唐新语·公直》即有奉命编撰一说:“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 ④ 但是这段话的矛盾及其与史实的出入使后人一方面姑以小说家言听之，另一方面又承认其有合理之处，因为“事涉后宫，没有皇帝或太子的命令、指示，一位文学侍从之臣决不可能去编这样性质的书” ⑤。其时萧纲入主东宫不久，对京师文风颇为不满，其《与湘东王书》云:“比见京师文体，儒钝殊常，竟学浮疏，争为阐缓，玄冬修夜，思所不及，既殊比兴，正背风骚。” ⑥ 这种典雅、板滞文风，与萧纲、萧绎领衔的荆雍文学圈的文风迥然不同，所以萧纲一方面大声疾呼改革京师文体，一方面他的确需要一种配合新变追求的范本，因此《玉台新咏》之多选梁诗，更确切地讲，多选符合其审美情趣的梁诗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显然有积极配合萧纲新变主张之用意。赵本《玉台新咏》收萧纲诗多达76首，以此确立其新变领袖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反观明刻本增补的诗歌，也以萧纲诗最多，计33首，其中卷七27首，卷九2首，卷十4首，分布不可谓不广。位居其次的是萧衍，增补12首，也与在原书中所居名次相当。（赵本《玉台新咏》收萧衍诗41首，仅次于萧纲。）就增补数量而言，梁代诗人可谓占尽风流。除二萧以外，增补数量位居前排的尚有庾信（10首）、萧绎（7首）、谢朓、沈约、萧子显、庾肩吾（各6首）、汤惠休、王筠、阴铿、刘孝绰（各5首）、王融、萧统、江淹、萧纶、吴均、王台卿（各4首）等人，除汤惠休、谢朓、王融外均为梁代诗人。可见增补本充分回应了原书追溯历史的目的正在于关注当下的编辑旨趣。

二

从明刻本增补《玉台新咏》的具体篇目来看，大多并非蛇足，在某种程度上它的确起到了补原书之遗漏的作用。诚如黄芸楣先生所言，“此本多于宋刻凡一百七十九章，虽非孝穆之旧，而颇具典型” ⑦ 。确定明刻本所增诗歌的经典性可以找到如下参照系统:一是为《文选》所收者;二是为古今公认的名篇;三是代表着某类诗歌特点的标志性作品。

首先，《玉台新咏》与《文选》选诗存在相重现象，据吴兆宜笺注本序言所云，“孝穆所选诗凡八百七十章，其入昭明选者六十有九”，可见吴氏的统计所依据的正是明郑玄抚系统刻本。以享有崇高声誉的选本《昭明文选》作为参照，无疑能够说明《玉台新咏》入选诗歌的经典性，虽然两书体现着不同的审美理想与情趣。

对于《玉台新咏》与《文选》两书选诗相重现象，当另文阐释，这里要注意的是，增补本《玉台新咏》补选了同时为《文选》所收的诗篇共五首，即卷三陆机《拟古》二首（其一“拟行行重行行”，其二“拟明月何皎皎”），入《文选》“杂拟”类;卷四鲍照《东门行》，入《文选》“乐府”类;谢朓《铜雀台妓》入《文选》“哀伤”类;江淹《潘黄门述哀》，入《文选》“杂拟”类。这五首诗有三首是系列组诗的组成部分，如陆机《拟古》二首系《文选》“杂拟”类所载陆机对《古诗十九首》的模拟之作十二首中的两首，十二首中赵本《玉台新咏》卷三选录七首，而“拟行行重行行”、“拟明月何皎皎”二首，吴兆宜笺注本注明“宋刻不收”，因此，明刻本的增益确有补遗的意义。又如江淹《潘黄门述哀》，为其《杂体诗三十首》中的一首，三十首诗《文选》悉数收录，赵本《玉台新咏》卷五共收录四首，即《古离别》、《班婕妤咏扇》、《张司空离情》、《休上人怨别》，均属表现闺情闺怨及宫怨之作，去取一依全书但取言情之作的旨趣。而《潘黄门述哀》一首，模拟潘岳《悼亡诗》，实亦属此题材，况且赵本《玉台新咏》卷二所选录的潘岳《悼亡诗》二首，亦均入《文选》“哀伤”类，因此增补江淹此篇愈加显得合乎情理。

至于鲍照《东门行》与谢朓《铜雀台妓》，前者抒发游子伤别之情，后者借凭吊古迹渲染迁逝之痛，都不以表现男女之情为指归，入选增补本显然由于诗中有与女性相关的某些词语，如鲍诗之“居人掩闺卧，行人夜中饭”，小谢诗之“芳襟染泪迹，婵娟空复情”。这种情形在赵本《玉台新咏》中也不稀奇。纪容舒《玉台新咏考异》卷九在考论张衡《四愁诗》按语中对这种现象有所分析:“盖此集所录，皆裙裾脂粉之词，可备艳体之用，其非艳体而见收者亦必篇中字句有涉闺帷。”纪氏又援引书中数例加以说明:“一卷《汉时童谣》以‘广眉’、‘半额’字而录。三卷陆机《缓声歌》以‘宓妃’等字而录，陶潜《拟古》以‘美人酣饮’字而录。五卷何逊《赠鱼司马诗》，以‘歌黛’、‘舞腰’字而录。……”徐陵采取“断章取义”的方法选录与艳体无关的诗歌，或许也是“张大宫体”的一个编辑策略。而《文选》录入上述鲍、谢二人的两首诗则更多因情感深沉与意蕴丰厚，符合其“沉思”、“翰藻”的选录标准，两书录诗的出发点有别。

其次，除了为《文选》所录的几首外，明刻本所增诗歌中不乏可堪讽诵的佳作，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书的遗珠之憾。例如卷五补入的范云《思归》:“春草醉春烟，春闺人独眠。积恨颜将老，相思心欲然。几回明月夜，飞梦到郎边。”细腻刻画了女性相思的心理。有比兴:相思如春草春烟般蔓延;有相思的状态:颜将老、心欲然;更借助梦境将相思之情推向高潮。短短六句小诗，写来洗练轻巧。钟嵘《诗品》评范云诗“清便婉转，如流风回雪”，于此诗可见一斑。另一首补入卷十的《别诗》:“洛阳城东西，长作经时别。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亦为后世所称诵。尤其是“雪如花”、“花似雪”两句，其巧处不让岑参名句“千树万树梨花开”，被陈祚明誉为“神到之笔，不期而得” ⑧ 。补入卷十的张融《别诗》亦值得一提:“白云山上尽，清风松下歇。欲识离人愁，孤台见明月。”以景色衬托别情，含蓄不尽。又如谢朓《春游》之“春草行已歇，何事久佳期”，正与其《王孙游》之“无论君不归，君归芳已歇”相映成趣。其《别江水曹》云:“远山翠百重，回流映千丈。花枝聚如雪，垂藤散似网。”以画笔点染离别的环境，清幽淡雅。再如萧纲《春日》“桃含可怜紫，柳发断肠青”，将颜色赋予感情;江淹《征怨》代思妇独白，“何日边尘静，庭前征马还”，直启李白《子夜四时歌》之“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再次，明刻《玉台新咏》增补了一些代表着某类诗歌特征的作品。它们或许最堪当黄芸楣先生之所谓“典型”。例如萧纲诗可谓宫体诗的典型，而后世论及萧纲宫体诗征引频率最高的几首诗，如《咏内人昼眠》、《美女篇》、《听夜妓》、《春夜看妓》等，都在明刻增补之列。可见明人对于宫体诗的特征的感受是颇为敏锐的。

南朝颇为流行的乐府诗题《三妇艳》，本于汉乐府相和歌辞《长安有狭邪行》，又名《相逢狭路间》，原作咏官宦人家的富贵生活，后半部分因有“大妇织罗绮，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作，挟瑟上高堂”几句涉及女性，固入《玉台新咏》。清人齐次风谓这几句为“《三妇艳》之根” ⑨ ，点明了承继关系。但赵本所收以《三妇艳》为题的诗作仅有卷五沈约的《拟三妇》一首，显然不能反映出这一题材在六朝的兴盛及承变情形。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谈及《三妇艳》题材的变迁时云:“古乐府歌词，先述三子，次及三妇……近代文士，颇作《三妇诗》，乃为匹嫡并耦己之群妻之意，又加郑、卫之辞，大雅君子，何其谬乎?” ⑩颇多指责之意。从《相逢狭路间》到《三妇艳》，涉及“三妇”部分最大的变化是，结尾两句由古乐府的“丈人且安坐，调丝未遽央”变为“良人且安卧，夜长方自私” （沈约《拟三妇》） ，一下子改变了诗中的人物关系，由大家庭的三子、三妇与“丈人”的关系，变为小家庭中的一妻二妾与“良人”的关系。这种变化在赵本《玉台新咏》中通过收录沈约之作有所反映，而明刻本又增补了吴均、王筠、刘孝绰的同题诗作各一首，一方面将这一题材的盛行情形烘染出来，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中一睹它们与古乐府的承变关系。王筠诗云:“大妇留芳褥，中妇对华烛。小妇独无事，当轩理清曲。丈人且安卧，艳歌方断续。”刘孝绰诗云:“大妇缝罗裙，中妇料绣文。惟余最小妇，窈窕舞昭君。丈人慎勿去，听我驻浮云。”吴均诗云:“大妇弦初切，中妇管方吹。小妇多姿态，含笑逼清卮。佳人勿余及，殷勤妾自知。”从中可以看出，王筠诗为承，吴均诗为变，刘孝绰诗则介于承变之间。吴均诗中不仅“小妇独无事”，大妇、中妇亦加入“无事”之列切弦、吹管，构成一幅颇具艺术氛围的家庭享乐图。

《西洲曲》堪称南朝乐府的绝唱。今人将其与北朝乐府《木兰诗》视为双璧。它在意境的回环婉转，构思的细密连贯，谐音双关的运用，音韵节奏的美妙等方面集中体现了南朝乐府的风格。从内容上看，它以一位江南少女的口吻抒发对江北情郎的思念之情，情调哀婉缠绵，与《玉台新咏》的编选宗旨颇为相合。但是赵本《玉台新咏》并未录入此诗，不知何故，终归是个遗憾。增补本补录入卷五，将其归入江淹的名下，或许是觉察到其为文人润色的痕迹。今人认为此诗归属江淹不妥，因为“从诗的内容到形式均和江淹现存诗作不类” 11。不管怎么说，明刻本将这样一首优秀之作补录进来，的确有查漏补缺之益。

三

与增补诗歌相联系，增补本比赵本《玉台新咏》多出了近二十位作者。某些诗人正史无传，如汤惠休、房篆、庾成师、朱超道等。因此明刻本增补《玉台新咏》兼具存诗与存人的双重功能。

增补本补入的诗人依卷次出现先后为序计有:卷四虞羲，卷五范云，卷六徐勉、杨皦，卷七萧统，卷八萧子云、萧子晖、萧子范、萧悫、庾成师、阴铿、朱超道、裴子野、房篆、陆罩，卷九汤惠休，卷十刘义恭、张融、邢劭。再依朝代分布而言，除汤惠休、邢劭外，均为齐梁诗人，阴铿跨梁、陈两代。

在这串不算短的名单里，有两个名字最使我们感到意外:一是萧统，一是裴子野。当我们以先入为主的观念判断他们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倾向的时候，他们的名字断断不该出现在《玉台新咏》这部以收录言情甚或艳情诗歌为旨趣的总集中。徐陵的本意恐怕也是如此，故赵本《玉台新咏》未见萧统、裴子野二人诗作。

就一般意义上讲，昭明太子提倡雅正诗风，以“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 12 为审美理想。体现着这种理想的范本《昭明文选》，虽不刻意排斥言情之作（例如“赋”类下专设“情”之子目，“诗”类中也有多目关涉“情”的抒发），但却言情而有度，轻艳之作罕有收录。而裴子野更是对宋大明以来“摈落六艺”，“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的“兴浮”“志弱”文风忧心忡忡，主张以“劝善惩恶” 13 的文学功利观矫治齐梁新变之风。所以周勋初先生将梁代文坛分为趋新、折衷、守旧三派，并进而划分了梁代文人的归属:“守旧派以裴子野、刘之遴等为代表，依附在梁武帝萧衍的周围。趋新派以徐摛父子和庾肩吾父子为代表，依附在简文帝萧纲的周围;萧子显为这一流派的理论家，提出了‘新变’说;他们的宗旨还具体体现在《玉台新咏》一书中。折衷派以王筠、陆倕等人为代表，依附在昭明太子萧统的周围，刘勰为这一流派的理论家，提出了‘通变’说，他们的宗旨还具体体现在《文选》一书中。” 14 周先生的三派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后继论者不过间或以“新变”、“通变”、“保守”等近义词加以替换而已。然而三派之间真的如此壁垒森严吗?明刻本增补萧统、裴子野诗入《玉台新咏》似乎向我们透露了某种否定的信息。况且上引周先生文中提到的不属趋新派的萧衍、王筠等人都在赵本《玉台新咏》中占据一定的位置:萧衍之作入选达41首之多，王筠也有7首诗入选（明刻本又递增5首）。这是否都在说明新变思潮的强大呢?可以说正是在这股“变”的强劲潮流的冲击裹挟下，折衷派、守旧派中人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加入进来，尝试“新变”的创作。尽管新变派的强大以宫体诗潮的泛滥为标志，但走向新变的过程并不只是新变派与其他两派抗衡、对立的过程。

萧统的诗歌创作倾向以典正为主流，时人以“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 15 评之。然而《昭明太子集》中有艳体诗存在也是事实。除《林下作妓》、《美人晨妆》、《名士悦倾城》、《照流看落钗》等与《梁简文帝集》互见外，尚有《长相思》、《三妇艳》、《咏同心莲》、《相逢狭路间》、《饮马长城窟行》等诗格调与入选《玉台新咏》的诗歌并无二致。故增补本补录了萧统诗4首，即《长相思》、《江南曲》、《龙笛曲》、《采莲曲》等，尽管作者归属仍存在争议，但它们入选《玉台新咏》毕竟在有限的篇幅内为我们展示了昭明太子创作风格的另一面。

然而当初徐陵编撰《玉台新咏》为何不录昭明诗呢?纪容舒《玉台新咏考异》卷七推测曰:“盖昭明薨而简文立，新故之间，意有所避，不欲于武帝、简文之间更置一人，故屏而弗录耳。即此一端，断非后世作伪之人所能意及。”纪氏所言徐陵怀有隐衷，不无道理。朱彝尊则认为徐陵以异于《文选》的方式处理《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归属（指将其中八首归在枚乘名下），实际上是以此表示对昭明一派的“微意” 16 。朱氏所言，是从两派的矛盾着眼，也值得思考。《玉台新咏》既然是因萧纲授意而编，终归要与《文选》立异，所以尽管它收录了趋新派之外的萧衍、王筠、刘孝绰等诸多诗人之作，对萧统诗的入选却不能不谨慎从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代刊刻《玉台新咏》却可以抛却此等顾虑，按照原书的体例与规则从容操作，因而也就拓展了我们从《玉台新咏》中认识梁代文坛状况的视野。

至于裴子野诗入选与否理由恐怕要简单得多。一方面裴子野倡导诗教，理论上与趋新派无共同语言。《梁书》本传谓其“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 17 ，萧纲在《与湘东王书》中批评其作品“了无篇什之美”，“质不宜慕” 18，所以徐陵不收其诗原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裴子野现存诗三首中有两首咏雪之作，虽说意象、辞藻都比不得趋新派诗人同一题材之作的华艳 19 ，但也褪却了传统咏物诗的比兴寄托色彩，而沿袭了永明以来的咏物路数，与他本人所倡导的诗教了无牵扯。“拂草如连蝶，落树似飞花”二句状飞雪之形，倒也生动。末二句“若赠离居者，折以代瑶华”，颇能启人联想折花赠离人者抑或为女性。所以明刻本将这首《咏雪》补入《玉台新咏》也谈不上牵强。

明刻本增补萧统、裴子野诗入《玉台新咏》，至少使我们认识到梁代文坛三派原本并不是冰炭不相容的，理论上的旗帜鲜明并不妨碍他们在创作上的“互通有无”。

事实上，梁代文坛三派之间并非有的论者推想的那样泾渭分明。从史料所载来看，萧统身边的不少人都与萧纲、萧绎集团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诗风亦出入两派之间。位列昭明太子东宫十学士的张缵、陆倕、张率、刘孝绰、王筠等人都有在萧纲、萧绎身边任职的经历，笔墨交往也不少。张率早年为东宫十学士之一，后追随萧纲，任云麾晋安王中记室等职，《梁书》本传谓“在府十年，恩礼甚笃” 20 。他去世后，昭明太子写信给萧纲，称“其人文笔弘雅……尤当伤怀也” 21 。除“弘雅”文风外，张率尚有4首诗入选《玉台新咏》，明刻又增补了3首。张缵亦名列东宫学士，与萧绎为“布衣之交” （《梁书·元帝纪》载） ，与萧纲的来往亦颇密切。萧纲有《答张缵谢示集书》与之讨论文学，激愤地批评视文章为雕虫小技的扬雄、曹植“罪在不赦” 22 ;《赠张缵诗》则称赞其“绮思暧霞飞，清文焕飙转” 23 ，正所谓英雄相惜。曾参与《文选》编辑工作深得昭明信任的刘孝绰与萧纲、萧绎的密切关系，詹福瑞先生《梁代宫体诗人略考》 24 一文已作了详细梳理，可参考。刘孝绰诗有“雍容”的一面，也有不少轻艳之作，入赵本《玉台新咏》8首，增补本又补录5首，数量还是可观的。裴子野及其同好与其他两派也多有瓜葛。《梁书·裴子野传》载，与子野“深相赏好”的除刘显、刘之遴等人外，还包括昭明太子门下的殷芸、张缵等。据《南史》卷八《梁本纪》，萧绎所结的“布衣之交”中也包括了裴子野、刘显、萧子云、张缵等流派归属各异的才秀。而梁武帝萧衍对各派文学思想的兼容并包态度及其创作上的不拘一端，则直接促成了梁代文学思想与创作的多元发展 25 。总之增补萧统、裴子野入《玉台新咏》至少能够引发我们对其诗史价值的思考。

四

由于宋刻本的亡佚，明代刊刻对于《玉台新咏》的存世与传播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赵本历来被目以善本，增补本的价值却被忽略。前面通过文本分析初步认识了明刻增诗的价值，下面再从增补《玉台新咏》所反映的审美风尚这一角度作点探讨。

顾炎武《日知录》有“窃书”、“改书”等条目清算明代的空疏学风。在空疏的学术背景下，刊刻古籍，随意增删，使原书失去本来面目，是明代刻本的普遍缺点 26 。这也是人们对增补本《玉台新咏》一直评价不高的重要原因。钱谦益《有学集》卷四十六《跋玉台新咏》云:“今流俗本为俗子矫乱，又妄增诗二百首……凡古书一经庸人手，纰缪百出，便应付蜡覆瓿。” 27 可谓抨击甚烈。毋庸讳言，以保持原貌这一标准来衡量增补本《玉台新咏》，这的确是它不容回避的缺陷。增补本的不严谨处至少有两点:其一，补录作品有些与原书问世时代不符。例如补录了徐陵、阴铿入陈、庾信入北后的诗作，据考有卷九徐陵《杂曲》（倾城得意已无俦）、阴铿《侯司空宅咏妓》、庾信《怨诗》（家住金陵县前）等。而以北齐诗人邢劭诗阑入梁集，也显得不伦不类（尽管从中可窥北人对南朝诗风的模仿，不无史料价值）。其二，有些作家作品的补录未曾顾及原书编者的本意，如萧统、裴子野等人诗的入选。这些粗疏之处在某种程度上有混淆视听之弊。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增益行为本身反映了一种文学现象，它实际上是对原作的一种接受方式。补编者是以自己的眼光和思路来把握原书的内容及总体格调进而补选的。基于此再来回视增补本的价值，未尝不是件有意义的事情。清人屡以“空疏”、“随意”批评有明学风，但这种“随意”也每每使论者能够“各抒心得” 28 ，不拘陈说，这尤其符合文学的接受与欣赏规律。

明代接受《玉台新咏》有两个鲜明的出发点，一是从尊情的理念出发肯定其内容，一是以趋新求异的眼光把握其性质。

诗缘情虽是老生常谈，但在明代，尊情却有着与理学相对抗的意义。情感与文学的关系是有明诗学所关注的中心议题，以情作为诗歌的命脉是论者的共识。《玉台新咏》这样一部专收言情之作的总集，自然进入他们的批评视野。对于《玉台新咏》言情性质的认识与肯定，集中于嘉靖以来刊刻本的序跋中，尤能见出中晚明士人对此书的青睐。明代评论《玉台新咏》不仅大胆背离了“陷于淫靡” 29 、“雅人庄士见之废卷” 30 等传统偏见，而且在宋本陈玉父《跋》肯定《玉台新咏》的基础上又有所突破。

南宋陈玉父《跋》云:“夫诗者，情之发也。征戍之劳苦，室家之怨思，动于中而形于言，先王不能禁也。岂惟不能禁，且逆探其情而著之，《东山》、《杕杜》之诗是矣。……以此集揆之，语意未大异也。”陈玉父确认诗歌以抒情为本质，并且援引《诗经》证之，以攀附经典的方法来抬高《玉台新咏》的地位，不失为增强说服力的一件法宝。然而陈玉父所言终归未能超越《诗大序》对“情”的限定，故又谓《玉台新咏》较之《诗经》，“发乎情则同，止乎礼义盖鲜矣，然其间仅和者亦一二焉”，颇能识得《玉台新咏》对传统的突过之处。明刻本所附序跋亦多首先确定诗歌抒情的文体特征，并远溯诗骚，评判思路与陈玉父如出一辙。如嘉靖十九年郑玄抚刻本方弘静《序》云:“夫诗缘情而作也，情莫近乎妃匹之间，故三百篇首《关雎》‘寤寐’、‘窈窕’，发乎情止乎礼义，是以知先王之泽，风化之本也。”与此相呼应，郑玄抚《跋》云:“诗本诸民情，始于风雅，大备于唐，自兹绮篇涛涌，奇迹星稠，夸古徇今，厥制琼矣。……若陵所录者，开踪汉魏，断锦梁尘，虽美韵未备夫《九歌》，清响尚遗乎《三百》。”天启二年沈逢春刻本的序言对“情”的渲染至为浓烈:“盖闻诗本人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嗟呼!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遗此。此《三百篇》所为作也。……”沈氏评《玉台新咏》尊情的意识最为自觉，短短序文中两次征引晋王戎名言“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将情视为诗歌的命脉，并以此衡量诗歌的高下与选本的高下，指出“宋人以理学传之，而诗之脉遂绝”。又谓《文选》与《玉台新咏》选诗的区别即在“统之所选，大都以气格胜，窃狭其以选文之法选诗，而未竟乎诗之情也”。在沈氏看来，《玉台新咏》最可称赏的地方正在于“孝穆以情汇”，并认为情的介入是读懂《玉台新咏》的先决条件，“世有能解是集之不离乎情者，可以读是集矣”。

除了刻本序跋的竭力鼓吹，明代诗论家在对《玉台新咏》所收诗具体篇目的评点中，亦多贯彻尊情理念。如《古诗归》卷七钟惺对《玉台新咏》卷九所录曹植《妾薄命》的批语:“妮妮叙致，不尽情不已。”卷十四谭元春评《玉台新咏》卷八所录刘缓《敬酬刘长史咏名士悦倾城》云:“此情长留于天地之间，则人人有生趣，生趣不坠，则世界灵活。” 31 陆时雍《古诗镜·总论》评《古诗十九首》（其中十二首入《玉台新咏》）“深衷浅貌，短语长情” 32 。冯复京《说诗补遗》卷二评蔡邕《饮马长城窟行》:“此诗不出百言而兼该比兴，辗转入情。” 33 袁宏道以情语批注《玉台新咏》，圈点的名句下多见诸如“可怜”、“凄然”、“情痴” 34 等批语。要之，《玉台新咏》在中晚明受到关注，与尊情的批评氛围息息相关。

如前所述，《玉台新咏》作为文学新变理想的范本，求新自然是其所要标榜的重点所在，故名之曰“新咏”。对此明人亦能心领神会。赵本《玉台新咏》赵均《序》云:“昔昭明之撰《文选》，其所具录，采文而间一缘情。孝穆之撰《玉台新咏》，其所应令，咏新而专取精丽。”指出求新尚丽是《玉台新咏》有别于《文选》之处，堪为对《玉台新咏》性质的准确揣摩。徐陵原序即反复申明这一选本之新在于淡化文学的教化功能，而突出其娱乐消遣功能;强调读这本诗集，绝无“邓学春秋，儒者之功难习”般的沉重，只有如“娈彼诸姬，聊同弃日”的闲适。这对于论诗喜谈“性灵”的中晚明士人而言，极易从中找到精神上的某种契合之处。公安派领袖袁宏道对《玉台新咏》激赏不已。天启二年沈逢春刻本所录其序，生动描绘了他初读《玉台新咏》的感受:“清新俊逸，妩媚艳冶，锦绮交错，色色逼真，使胜游携此，当不愧山灵矣。”竟至于“读复叫，叫复读，何能已已……肆笔批阅，遂尔达曙”。袁氏正是在一种“兴致萧疏”的心态下对此书随意展玩，或许最为契合徐陵所期待的阅读心态。故友人陶周望谓“孝穆有同调矣”。袁氏对《玉台新咏》颇多溢美之词，远未臻文学批评的至境，却率真地表达了自己的接受态度。

清人关注《玉台新咏》不免羞羞答答，精研细考之后，又检讨自己“耗日力于绮罗脂粉之词，殊为可惜” 35 。明人却能够率真地表达他们对《玉台新咏》的痴迷。除了袁宏道的大力褒扬，冯舒忆及崇祯二年得见赵本，“欣同传璧”，六人合力抄写的情形亦十分传神:“于时也，素雪覆阶，寒凌触研。合六人之功，抄之四日夜而毕。饥无暇咽，或资酒暖，寒忘堕指，唯忧烛灭。” 36 这与清人的冷静谨重是两种不同的审美接受心态。因之明人能够以开放的眼光看待《玉台新咏》，按照自己的理解于意犹未尽处进行增补，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参与了对原书的再度创作。这在《玉台新咏》的接受史上无疑是值得关注与阐释的现象。

注 释

①纪容舒《玉台新咏考异》，四库全书本。

②叶启发跋崇祯六年赵均刻《王台新咏》，又见吴兆宜注、程琰删补、穆克宏点校《玉台新咏笺注》后附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49页。

③刘跃进《玉台新咏研究》，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2—61页。

④《大唐新语》卷三，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年版，第42页。

⑤沈玉成《宫体诗与〈玉台新咏〉》，《文学遗产》1988年第6期。关于《玉台新咏》的成书年代，本文同意沈玉成、兴膳宏等先生提出的中大通六年说。

⑥《全梁文》卷十一，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三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011页。

⑦黄芸楣《玉台新咏引言》，见吴兆宜注《玉台新咏》，世界书局印行，1935年版。

⑧⑨穆克宏点校本《玉台新咏笺注》，第11页。《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十四，康熙刻本。

⑩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32页。

11曹道衡、沈玉成著《南北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页。

12《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全梁文》卷二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三册，第3064页。

13《雕虫论》，《全梁文》卷五十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四册，第3262页。

14《梁代文坛三派述要》，《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4年版;《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页。

15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全梁文》卷六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四册，第3312页。

16《书〈玉台新咏〉后》，见吴兆宜注《玉台新咏》，世界书局印行，1935年版。

17《梁书》卷三十《裴子野传》，中华书局1973年校点本，第443页。

18《全梁文》卷十一。

19罗宗强先生对此有详细的比较分析，参《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80页。

20《梁书》卷三十三《张率传》，第478页。

21《与晋安王纲令》，《全梁文》卷十九，《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三册，第3060页。

22《全梁文》卷十一，《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三册，第3010页。

23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33页。

24《梁代宫体诗人略考》，《河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25详见罗宗强先生《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第383页有关论述。

26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27《跋玉台新咏》，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3页。

2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经部总叙》，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

29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唐人选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02页。

30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6页。

31《古诗归》，万历四十五年刻本。

32转引自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卷四，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4页。

33转引自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第七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194页。

34见《玉台新咏》天启二年袁宏道批注本对《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及繁钦《定情诗》圈点诗句的批语。

二本补录篇6

【导语】

中山市2018年高中阶段学校统一投档录取工作已全部结束。全市19所普通高中学校共录取考生15306人，计划完成率达97.91%；14所中职中技学校共录取考生11745人，计划完成率达79.67%，外市中职学校投档录取约600人，在库考生3000余人。

录取工作从7月11日正式启动，依次进行了普通高中提前批、普通高中第一批录取及普通高中补录工作，普通高中统一投档录取于7月20日顺利结束。7月24-25日，我市进行了第二批中职类学校的录取工作；8月1-3日，组织了在库考生参加本市中职类学校的补录工作，共有1045名考生补录成功，对我市中职类学校录取贡献率为8.90%。

今年我市将普通高中和中职类学校补录工作安排在新生报到注册后进行，首次将报到注册后的缺口计划用于补录，解决了部分因志愿填报不合理的考生就读高中问题，提高了考生志愿满足率。今年录取工作本着公平、公正、择优的录取原则，实现录取信息公开，通过中山招考网、微信公众号及时分数线文件、补录计划及办法，确保了我市高中阶段学校录取工作阳光、公开、透明。

中职类学校补录后，还有部分中职类学校的专业有少量剩余学位，市招生办将于8月7日公布仍有缺额的学校名单及各学校注册入学时间安排，未被录取或已注销原录取结果要求补录的考生，可按规定的时间自行联系中职学校，以注册入学的方式参加补录。

二本补录篇7

在我国古代典籍当中，清代因为时代最为晚近，而且印刷术较之前代大为发达，出版物流行范围广泛，传世文献也最为丰富。正由于传世文献数量庞大，时至今日，一直没有人编纂过一份大体完整的清代著述目录；至于版本的研究和著录，就更是无从谈起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所能利用的比较全面地著录有清一代书名目录和版本的书籍，似乎只有孙殿起编纂的《贩书偶记》和《贩书偶记续编》。

民国时期，孙殿起在北京琉璃厂经营“通学斋”旧书铺。《贩书偶记》著录的古书名目和版本，均为孙氏营业过程中亲眼所经见，而且这个书店实际出资的后台老板，本来是曾执教于北京大学等著名学府的版本目录学名宿伦明（字哲如），孙殿起随时可以得到他的指点，所以，此书所记述的内容，相当可靠。不过，作为一名经营古籍的书店掌柜，孙殿起个人在肆间阅书的视野，毕竟有限；加之《贩书偶记》的著录体例，是不收录《四库全书总目》已收的书籍和非单行本书籍。因此，这部古书经眼目录所著录的内容，远不能反映清代著述特别是书籍版本的全貌。

民国初年，在纂修《清史稿》时，仿正史定规，编纂《艺文志》，当时主事诸公，依循旧史艺文经籍志惯例，但标书名，不记版本。此后，大陆有武作成纂《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台湾有彭国栋纂《重修清史艺文志》，也都墨守成规，踵循故事，一律不去标注版本。

秉承古人成法，本身似亦无可非议，而时代的发展，事实上已迫切要求，在编纂古籍目录时，要尽可能注明书籍的版本；不然，将无法满足学术界的需要。对此，民国时的版本目录学者范希曾，在评价《清史稿艺文志》时，曾经批评说：

史志例不注板本，其著录之书，已刊未刊，及稿本、传抄本之存于何许，俱无从考见。徒存其目，为效有限。此实自来撰史志者之通病。然唐以前书，国有专藏，大抵皆系写本，无庸分别。故汉、隋诸志不之言。宋、明印刷已盛，传本易考，而当时著录家，注板本之风未盛，即清初犹然，故撰史志者，亦未之及，情亦可谅。愚独怪清以来补撰诸史艺文、经籍志十数家，及今编清史稿者，亦无一有意于此，诚大惑也。畏难也？畏渎史体也？意莫可知。然斯举实大有造于学者，应创例为之耶？[1]

事实上，要想创例为之，确实是一件相当艰难的工作。其困难之处，并不在于发凡起例，难就难在清代著述过于庞多，比较全面地将书名、卷次、作者载入书目，已经令人望而生畏；若再更求普遍著录版本，其所需花费的精力和时间，真是不易想象了。

学习或研治古代文史，最实用的版本目录书籍有两类。一是选精拔萃的引导性目录，二是有书必录的著述总目。前者要求作者高屋建瓴，关于清代的著述，曾见有朱师辙著《清代艺文略》，时下已罕能有人，具备相应的学识。后者需要穷年累月，广搜博讨，现在也没有多少人，肯下苦功夫，做这种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基础工作。

朱师辙是最后改定《清史稿·艺文志》的主事之人，他在《改纂清史艺文志说帖》中，曾论及艺文志收书范围云：

编正史艺文志，与编图书馆书目不同。图书馆书目，有书即录；艺文志则不能将一代之籍，尽行收入，故必须加以审定。[2]

可见，《清史稿·艺文志》虽然为有清一代的著述总目性书目，但严格说来，与历代正史经籍艺文志一样，并非有书必录，而是有所别择汰选。所以，后人指摘《清史稿·艺文志》的疏误，并不责求其一一著录无遗，而是批评它遗漏许多本不应当遗漏的重要著述。

后来武作成编述《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增补清人著述一万多种，数量与《清史稿艺文志》原书基本相当而约略过之。然而，武氏却没有说明增补的原则，似乎其纂述宗旨，与《清史稿艺文志》不同，已是所见必补，不再甄别去取。彭国栋著《重修清史艺文志》，收书数量不如武作成书而体例近似，好像同样是有书即补。

沿承这一路数，近年王绍曾又主持编纂《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一书，至200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面世。此书主旨，在为《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两书拾遗补缺，所以，不再著录这两部书已经著录过的书籍。除此之外，凡见于国内外公私簿录著录者，编者无不采集，累积有年，绩效甚巨，全书共著录清代著述五万四千多种，数量空前，超过《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两书收书总数一倍多，虽然名为“拾遗”，实际恰似反从为主。

若将《清史稿·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补编》以及《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三书，视同一书，并储合用，单纯就载录书名、卷次、作者而言，目前虽大体上已经比较接近清代著述总目的程度，但由于清人著述数量过于庞多，还是有相当一批当今确有传本存世的书籍，由于各种不同原因，轶出于上述三书之外。所以，今后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做很多增补。

另外，从《清史稿艺文志》到《补编》和《拾遗》，所著录的书籍，不同程度地都有相当一部分条目，著录者是仅仅依据各种书目而未见原书。主持《清史稿艺文志》修改定稿的朱师辙，当年已经特别指出过这一缺陷，而这一点在《补编》和《拾遗》当中，应当更为严重和普遍，或者说依据现有书目间接著录，就是这两部书的基本编纂方式。这样，不可避免地就会一些有因袭前人书目错误而误标书名、卷次和作者的情况，这也需要读者在使用过程中注意，不可胶执盲从。

只著录书目编纂者并世实有的书籍，应是《清史稿·艺文志》这类目录书籍著录书籍的一项原则。范希曾批评《清史稿·艺文志》的疏失，曾就此论述说：

书本未成，或已成而亡，空张其目，在方志经籍，此病最甚。《志稿》（德勇案：指《清史稿·艺文志》）不收已佚之书，得使后来推知撰志时，其书已隐昧弗显，实为本志特色。……著录存书，不特已刊也，凡稿本传抄本，知其确在，亦当入录。……惜《志稿》于此尚未精尽。[3]

《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对其出处依据，没有说明，今已无从审辨是否有可靠依据，能够证明其所著录的书籍，在当时确实存在；《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则逐条一一标注有所援依的书目，略一翻检，即可发现其中尚存在一定问题。

这主要是引据了一批20世纪二十年代的古旧书店营业书目，如《文奎堂书庄目录》、《抱经堂旧书目录》、《苏州来青阁书庄书目》、《文学山房书目》、《来熏阁书目》，等等。这些曾经在旧书铺中流通的书籍，历经日军侵华、国共内战、土地改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社会动荡之后，是否依旧存世，本无从知晓，依例不应引作依据（《贩书偶记》及其《续编》，实际与此性质相同，也是《拾遗》中不当引据而引据的目录）。在《拾遗》依据征引的资料当中，还有其他一些书目，不同程度上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如清代和民国藏书家的私藏书目，甚至包括清初朱彝尊的《潜采堂书目》、徐乾学的《传是楼书目》，这些旧藏的存世状况，更是难以卜知。因此，在利用《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时，需要审辨它所征引的书目，应当根据不同情况，有所区别对待。

除了收书种类大为扩展之外，王绍曾主编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其另一超越《清史稿艺文志》以及《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的显著优点，是依据所征引的书目，著录了大多数书籍的传世版本。就大型综合性书目而言，此举堪称中国目录学史上一项前所未有的盛举。

不过，此书在著录版本方面，也还存在一些明显的缺憾。著录版本，要远比仅著录书名、卷次和作者，更为复杂，需要具备相应的版本学专门知识。所以，过去已有书目所著录的内容，往往并不可靠；理想的做法，需要延聘版本学专家，检视原书，一一辨识。可是，《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却只是由书目到书目，因而，其中必定相当程度地存在因沿用旧目而误著版本的问题；另外，还有许多版本，会因旧有书目失载而被遗漏。

尽管《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著录了大多数书籍的版本，可是，与之相互匹配的《清史稿艺文志》和《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却根本没有著录这一项内容。因此，那些著录于《清史稿艺文志》和《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的书籍，其版本情况，还完全需要另行查找。这样看来，若是从版本项目来说，目前所有关于清代著述的综合书目，距离清人著述总目的目标，都还有很大一段差距。

要想真正做好这项事情，似乎需要耐心细致地从头逐项做起。像时下很多文化大工程那样拉场子，恐怕并不能取得切实的学术进展。一些人正在以“国家”的名义兴办的“《清史》纂修工程”，当事者号称，要上续“二十四史”，按理说，无论如何，总应当做出一部像样的清代“艺文志”来。可是，听说主持其事的人觉得太费事，已经放弃不编。

幸好，学术界总有一小部分人，始终在为学术建设，默默地耕耘。已经出版的《清人别集总目》和《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虽然只是别集类一类书籍，并且同样存在一些还不尽完善的地方，但是这两部书籍著录的翔实程度，在目录和版本两个方面，较之以往，都有很大进展，值得称道。遵循这样的方向，持续不懈努力，庶几可以逐渐接近编纂出理想的清人著述总目的期望。

[1]见朱师辙《清史述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卷一七《范希曾评朱师辙》，页372。

二本补录篇8

关键词： 笔记小说 国史补 纯粹

《国史补》是唐代比较重要的笔记小说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作为一部野史集，弥补了正史的缺漏。不仅如此，在唐代文学史的研究过程中，很多学者认为《国史补》确立了纯粹笔记小说的地位，这样的论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获得不少学者的认可。那么，为何称之为“纯粹”的笔记小说？本文将逐一寻找这一论断的依据。

一、明确“笔记小说”的体例

“笔记小说”对人们来讲并不陌生，似乎这个词也普遍被历代的学者接受并应用。事实上，这一词语本身存在歧义，也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对笔记与小说二者之间文体上差异的区分，给人们造成了错误的认识，视笔记为小说的附庸，再加上古代目录学家习惯于将笔记纳入到子部的小说类，使得笔记与小说杂糅不清，这对笔记和小说的研究整理工作都造成了不便。因此，在确立《国史补》纯粹的笔记小说地位之前，有必要先明确“笔记小说”的概念。

（一）小说

最早提出“小说”概念的是《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与大达亦远矣。”意思是说，靠修饰琐屑的言论以求崇高声望和美好的名誉，与明智的大道理相去甚远。这里的“小说”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而是指道家之外的别家之言，是与“大达”这样正统文章相对的琐屑言辞，不登大雅之堂，由此可见，这里所谓的“小说”是对别家学说、那种街头巷尾口头相传的故事的蔑称。王枝忠认为：“先秦时期还没有关于小说一词的固定含义。”①

到了汉代，小说有了初步的发展，从史传文学当中孕育出的轶事小说以及从《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演化而来的志怪小说，已经初步勾勒出文言小说的基本面貌，尤其是小说的虚构特性已经凸显出来。后来，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小说逐渐形成了以刘义庆《世说新语》和干宝《搜神记》为代表的志人、志怪两大系统。这其中，志人小说以记载历史人物的传闻轶事及言行为主的杂录体小说，以真人真事为描写对象，善于运用典型细节描写和对比衬托手法来突出刻画人物性格特征。并且此时的志人小说尺幅短小，言约旨丰，对后世类似小说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另外的志怪小说因与当时社会宗教迷信和玄学风气及佛教的传播有着直接的联系，因而以记述神仙鬼怪为主要内容，这样一来，志怪小说的虚构及夸张成分就非常突出，是与志人小说完全不同的小说形式。小说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明显的划分，但不论是志人还是志怪，它们都属于文言小说系统。

唐宋时期，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文言小说的成熟，并且这一时期白话小说兴起，小说就逐渐分化为文言、白话两个系统并行发展，进而代表了雅、俗两种传统。广义上讲，白话小说也属于小说范畴，但因受到小道不经之论的影响，白话小说在官撰目录中很难找到一席之地，甚至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中也不收录白话小说。那么根据笔记小说的语言以及在目录里的收录情况，我认为笔记小说与文言小说比较接近。

（二）笔记

笔记本义是指散文的一体，又称“笔”，与“文”相对。《南史·颜延之传》云，诸子中“竣得臣笔，测得臣文”②。刘勰《文心雕龙·总术》里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在这里指注重辞藻，讲求声韵对偶的文章，“笔”指随意记录的散行文字。“笔记”一词最早见于《南齐书·丘巨源传》：“议者必云笔记贱伎，非杀活所待。”后来《艺文类聚》卷四九梁王僧孺在《太常敬子任府君传》中称赞任昉“辞赋极其清深，笔记尤尽典实”；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温太真之笔记，循理而清通。”这些提到的“笔记”都指执笔记录，起草文书，可见“笔记”有记录的意思。

后来，笔记逐渐演变成一种随笔形式见闻录杂感的文体的统称，同时也被视为一种著述的体式，即指由一条条相对独立的札记汇编而成的著作。文字都是简短的，每条自成起讫。笔记的创作具有独立性，片段之间相互独立。笔记在内容上所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如1979年出版的《辞海》对“笔记”下的定义是：“泛指随笔记录、不拘体例的作品，其题材亦很广泛，有的著作可涉及到政治、历史、经济、文化、自然科学，社会生活等许多领域……”笔记主要记载一朝一代的军国大事，朝政得失，典章文物，或是记述一代人物的思想言行。其目的都是为补正史之不足，或是以世道人心为念，记述前事，作为借鉴，教育后人。

笔记与小说最大的区别在于，小说具有虚构性、娱乐性，虽然小说也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中也会透漏出关于当时社会的信息，但许多场景、人物、地点也许并不存在，而是作者杜撰出来的，因此小说的虚构成分要远远大于笔记。而且小说情节紧凑生动，前后有因果联系，有逻辑性和系统性，所以我认为小说的文学价值高于历史价值。而笔记有着明显的分别，正史一般是记录重要的历史事件，其中有些历史事实可能在史官撰写的过程中被刻意删去、忽略或者篡改，我们无法知道历史的原貌，而且当时的时代风尚，民族习俗以及名人轶事等在正史中很少记录，笔记正好对这些做了补充。由于笔记的作者是根据自己的见闻感受和总结来写，是有意地写史以补史，有意地将当时具有特色性和规律的东西保存下来，内容真实客观，作者态度端正，所以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再者笔记都是相对独立的片段，是陈述事实而非讲故事，因此笔记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要大于文学价值。

（三）笔记小说及《国史补》的定位

前面已经分析到，小说和笔记是不相干的两个系统，而把这两个词并列在一起，使得小说、笔记、笔记小说三个概念更加模糊，学界的争论也随之增大，那么，到底“笔记小说”应该怎么解释呢？

最先提出笔记小说概念的是北宋史绳祖的《学斋占毕》：“前辈笔记小说固有字误或刊本之误，因而后生末学不稽考本出处，承袭谬误甚多。”③但有人认为这里“笔记小说”只是并列关系，不是一种文体的名称。事实上，在唐代时期，笔记著作很少以“笔记”来命名，如《隋唐嘉话》、《朝野佥载》、《大唐新语》、《国史补》等等，有时用“记”来称，比如《教坊记》、《封氏见闻记》、《开天传信记》等等。自宋代开始，那些随手记录、不拘体例的杂记见闻开始用“笔记”来命名，如宋祁的《笔记》、苏轼的《仇池笔记》、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等。宋元时期这类书有很多，除了以“笔记”命名之外，还有随笔、笔谈、笔丛、丛话、清话、漫录等等。小说作为一种文类，在汉代的《汉书·艺文志》已有定位，被划分到子部中诸子的一家。而笔记产生于唐宋，不固定在四部中的哪一家，传统目录学上也没有以笔记为名的类别，又因为有些笔记带有小说的性质，所以宋代以后，书目著录中将“笔记”纳入到了子部小说的类别中，从此，“笔记”与“小说”的关系便扯不清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笔记被归入到子部杂家类或者史部传记、杂史、地理等类别中，也就是说，笔记由于涉及内容广泛，类书之中无法为其找到合适的分类。

在近代20世纪20年代，《笔记小说大观》刊行，“笔记小说”这一称呼应用开来。刘叶秋先生的《历记概述》把笔记分为三大类：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和考据辨证类。周勋初先生的《唐记小说叙录》则只讲历史琐闻类的笔记，似乎把笔记小说只限于古人所说的杂史笔记或“杂事小说”。唐代时期的笔记还是比较“纯粹”的，就比如我们要说的《国史补》，而到明清，也出现了笔记式的小说如《夷坚志》，也有小说的笔记如《东轩笔录》，笔记小说的概念更加模糊不清。

我比较赞同郭彦龙《笔记小说的概念、演变及价值》中的说法：笔记和小说之间，一个重视形式，一个重视内容，把二者合二为一，“即笔记小说是以笔记形式表现小说内容的一类文学作品，这类作品兼具笔记与小说的特征，既具有随笔记录、体式自由的形式，又有必要的故事结构。……笔记小说不仅包括《子不语》、《夷坚志》、《阅微草堂笔记》等这类文学性很强的作品，也包含一些历史著作如《国史补》、《朝野佥载》等等。”文章中同时指出，笔记小说不包含故事完整、描写细腻的长篇文言小说，如传奇。所以《国史补》应当属于杂史类笔记小说著作。

二、《国史补》

（一）作者

李肇，生卒年和籍里不详，两《唐书》亦无传，从历史的零星记载可知是唐宪宗、穆宗朝时期人。陈舜俞《庐山记》卷二李肇《东林寺经藏碑铭并序》末称“元和七年九月十五日朝请郎试太常寺协律郎李肇撰”，曾以协律郎身份入江西观察使崔芃幕，崔芃卒后转华州参军，元和二年至五年间，为江西观察从事。七年任协律郎，十三年以监察御史充翰林学士。十四年加右补阙，十五年加司勋员外郎，出翰林院。长庆元年因为与李景俭等于史馆饮酒，贬澧州刺史。一生著有《国史补》、《翰林志》、《经史释题》等书。李肇在京城做官时官位不低，并且多与名流结交，因而能见闻大事，所记历史可信。再者李肇本身为翰林学士，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和道德素养，在记录历史时对材料能够有所取舍、有所判断，文笔好，内容扎实，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可读性。不像后来明清时期的一些笔记，记录山野草茅之传闻，妄谈朝堂宫苑之事，不仅格调不高，也大多不可信。

（二）内容及特点

《国史补》，亦称《唐国史补》，系续刘餗《隋唐嘉话》而作，全书共记三百零八条事，卷首有目录，以五字标题概括每条内容。记载了唐代开元至长庆之间一百年事，涉及当时的社会风气、朝野轶事及典章制度等。前二卷记事大体按时间顺序排列，卷下则杂记各类典故制度。其序是这样，“《公羊传》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未有不因见闻而备故实者。昔刘餗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言报应，叙鬼神，徵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仍分为三卷”。作者表明作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在刘餗之后写史以补史，虽然在体例上与《隋唐嘉话》体例相同，卷数相当，但内容较为客观，不记鬼神梦幻、男女猥亵之事，与志怪划清了界限。

《国史补》在内容上保罗万象，所记大致有：

①各地产物，如酒、茶、纸的名品和产地。例如在名茶名酒方面有着较为系统的记录：

酒則有郢州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劎南之燒春，河東之乾和蒲萄，嶺南之靈谿博羅，宜城之九醖，潯陽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蝦？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漿類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謂菴摩勒，毗梨勒，訶梨勒。

我们所熟知的剑南春酒在这里可以找到渊源。

还有名茶：

風俗貴茶，茶之名品益？筌：劍南有頂石花，或小方，或牙，號為第一。湖州有顧渚之紫，東川有神泉，小團，昌明，獸目，峽州有碧澗明月，芳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湖之含膏，常州有義興之紫，婺州有東白，陸州有鳩坈，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夀州有霍山之牙，蘄州有蘄門團，而浮梁之商貨不在焉。

这些名茶比《茶经》提到的多了很多，根据时代的发展，从《茶经》到《国史补》可知道茶的发展轨迹和普遍程度。

②流行的游戏，如长行、双陆、弹棋、围棋、博戏等。

③科举制度方面的典故、轶闻，多集中在卷下。

④官吏、名人的轶闻，如韩愈登华山、李白脱靴等等，这一类所占比例最大。

⑤工商业情况，如长安药商宋清、扬州王四舅、俞大娘航船以及安南、广州的外国船等。

⑥社会风俗，如京城尚牡丹，一本有直数万者，流俗重碑志，以重价求文，以及达官争娶士族女等。

⑦唐代官场中的一些制度和习俗，如宰相沙堤、火城、堂案、堂贴等，还有官场中的称谓，使职的设立及名目。

由于内容繁多，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三）价值及影响

《国史补》对于全面了解唐代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和功用，且可信度高，因此被广泛征用，仅《太平广记》征引其内容即达一百三十三处之多，其他的如《唐摭言》、《北梦琐言》等也多次征引，宋代类书、总集、笔记小说、诗文笺注引唐记小说时，此书最多。所以《国史补》对于历史的补正，文化的研究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是非常珍贵的资料。

《天禄琳琅书目》云：“考《崇文总目》与肇《国史补》外，又载林恩《补国史》六卷，高若拙《后史补》三卷。而晁氏《读书志》中皆不载，是当时所重者惟肇所補之书。”可知此书在宋时于同类书中，最受重视。另《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此书“在唐、宋说部中，最为近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然论张巡则取李翰之传，所记左震、李汧、李廙、颜真卿、阳城、归登、郑絪、孔戣、田布、邹待征妻、元载女诸事，皆有裨于风教。又如李舟天堂地狱之说，杨氏穆氏兄弟宾客之辨，皆有名理。末卷说诸典故，及下马陵、相府莲义，亦资考据。馀如摴蒲卢雉之训，可以解刘裕事。剑南烧春之名，可以解李商隐诗，可採者不一而足。……欧阳修做归田录，自称以是书为式，盖於其体例有取云。”由此可见，历代学者对此部书都有相当不错的评价，而且《国史补》的行文方式以及用五字标题概括每条内容的体例，都成为后世笔记小说撰写的范本。

三、《国史补》纯粹笔记小说地位之确立

综上所述，我认为，称《国史补》确立了纯粹笔记小说的模式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依据总结如下：

1.从体例上讲，《国史补》是具有史料性或学术性笔记，是由一条条相对独立的札记汇编而成的，文字简短，纪实性强，是增补辩证历史的典型著作。这些方面都符合笔记小说的特点。

2.从内容上讲，《国史补》是续《隋唐嘉话》而作，但其中去除了猥亵、怪异的内容，在陈述事实方面更加“纯粹”，没有虚构和夸张的小说痕迹。

3.从作用上讲，《国史补》是正史的补充，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研究和借鉴价值的资料，也让正史中被略去的方面得到了还原，让我们对历史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因为可信度很高，《国史补》被《太平广记》等类书大量征引，地位不凡。

4.从影响力上讲，《国史补》所创新的写作体例和框架，成为后世笔记小说的模范。

在浩如烟海的唐记小说中，《国史补》记录的条目不是最多的，但却是为大多数人所熟知的一部，这或许与其著史态度最为端正，对历史的补充作用最大有关吧。不论从体例上、内容上还是影响力上，称《国史补》为“纯粹”的笔记小说都不为过，这也是对它在文学史上存在价值的一种肯定。对于这样纯粹的《国史补》来讲，它的价值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也希望这部书能够收到各个领域学者的重视，让它在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释：

①王枝忠.汉魏六朝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②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③史绳祖.学斋占毕[M].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第854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参考文献：

[1]李肇.唐国史补[M].台北：新兴书局，1960.

[2]陶敏，刘再华.笔记小说与笔记研究[J].文学遗产，2003（02）.

[3]罗宁.论唐代文言小说分类[J].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03）.

[4]郭彦龙.笔记小说的概念、演变及价值[J].洛阳：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03）.

二本补录篇9

关键词：《李君修慈悲佛龛碑》；文字校勘；札记

中图分类号：K877.42；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3-0069-04

Proofreading Notes on the Inscription of the Stele Erected by Gentleman Li for Building the Great Compassion Buddha Shrine

WU Haojun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Hexi University, Zhangye, Gansu 734000）

Abstract： The Tablet Inscriptions on the Stele Built by Gentleman Li for the Great Compassion Buddha Shrine is a valuable historic document for studying the construction history of the Mogao Grottoes and Li Family at Dunhuang. Research on this document has been carried out by at least ten scholars since the Jiaqing and Daoguang eras of the Qing Dynasty, yielding many achievements. Still,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ext correction. By comparing the original inscription with p. 2551 V, this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such problems and attempts to come up with a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

Keywords： The Inscription of the Stele Erected by Gentleman Li for Building the Great Compassion Buddha Shrine; Text recheck and research; Recheck and proofreading

《李君修慈悲佛龛碑》（学界简称《圣历碑》），是敦煌莫高窟现存年代最早的一件碑刻，也是研究莫高窟营建史和李氏家族的珍贵史料。此碑录文最早见于徐松《西域水道记》卷3“哈喇淖尔所受水”条[1]。其后，罗振玉《西陲石刻录》{1}、张维《陇右金石录》[2]、石璋如《敦煌千佛洞遗碑及其相关的石窟考》[3]等亦录其文。敦煌研究院藏有原碑残碑，北大图书馆、敦煌市博物馆及敦煌研究院尚存该碑部分文字拓片。敦煌遗书P.2551V有此碑文的抄录本。王重民曾据敦煌遗书P.2551V，参照徐、罗二氏录文，对该碑录文予以校对、补阙，已得该碑原文之大概。李永宁据王重民校订本，结合敦煌研究院所藏该碑实物、拓片进行了校对、补阙、考证[4]。唐耕耦等据李永宁录文过录[5]。其间陈祚龙《敦煌学新记》一文也对P.2551V号进行了辑录，然原卷前部二十余行未录[6]。后宿白依据P.2551V号卷和北大图书馆拓片，参照徐、罗录文进行了校辑、补缺，著成《〈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合校》一文在1988年发表，此碑残缺部分基本补全[7]。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以宿白辑校文为底本，参以李永宁碑刻录文及陈祚龙P.2551V号录文过录，并对个别错讹之处予以校注[8]。马德又在李、宿前辈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校对，按原碑石拓本分行并加标点，用通行简化字排版，附录在《敦煌莫高窟史研究》一书中[9]。近年来，赵红又撰专文对《敦煌碑铭赞辑释》录文进行补校。尽管此碑有如此多的金石学家和敦煌学者进行释读录文、补校，但笔者此次在编撰《敦煌金石录》的过程中，仍发现一些问题，觉得还有进一步讨论辨析之必要，故将校读札记择其要者汇集于次，以就正于学界。

对比诸家所录，深感宿白所作校录用力最深，也最为细致准确。故后文所举各条，原文均以宿白录文为底本进行讨论。

1.碑阳正文第3行：“矧乎正觉冲邃，法身常住，凝功窅冥，湛然无。”

二本补录篇10

关键词：版权补偿金制度；私人复制；利益协调

一、版权补偿金制度概述

“版权补偿金制度“首见于1965年的德国著作权法。其初衷是通过从通过极可能被用以侵害复制权的录音、录像设备或空白录音、录像带上，收取一定的金额，已解决私人复制对影视著作权人的不合理侵害。版权补偿金制度的设计在版权发展史上的确是一种创举；它既满足了消费者进行私人复制的实际需要，又使版权人获得一定的补偿，虽然初期没有被各国采纳，但从上世纪90年代了开始，许多国家的立法相继采纳了版权补偿金制度。该制度的导入，在一定程度缓解了权利人和使用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二、版权补偿金制度的主要国外立法

德国在2003年9月修正通过了新的著作权法。在其中保留了版权补偿金制度，将其作为缓解数字环境下著作权保护与限制的矛盾的一项重要制度。其大致内容如下：

1.权利请求人：作品创作者、表演者、录音作品制作者、电影制作人。但上述权利人不能自己行驶请求权，法定的报酬请求权只能由著作权人与邻接权人组成的集体管理组织行驶。

2.报酬义务人：包括复制设备、音像载体的制造商、销售商、进口商等。但若经销商在6个月内销售的复制设备（录音、录像机）少于100台或空白存储载体可录时间少于6000小时者，可免除承担赔偿义务。

3.收费标准：除著作权人与使用者另有协议外，版权补偿金的金额一律按照著作权法附件中规定的报酬标准收取。例如，每一录音设备征收1.28欧元，每一录像设备征收9..21欧元（无需使用录音、录像媒体就可独立运作的录音、录像设备费率加倍，即分别征收2.56欧元和18.42欧元）； 录音存储媒体按正常录制时间每小时征收0.0870欧元；CD刻录机每台征收7.50欧元，数据光盘CD-R／RW每台征收0.0720欧元。

4.补偿金的分配:补偿金只能通过著作权人与邻接权人组成的集体管理组织向义务人收取，收取的补偿金一部分用来弥补著作权人的损失，其余部分则用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费用和繁荣公共文化事业，至于具体的分配比例由各组织自行决定。

美国于1992年10月28日由总统布什正式签署生效《家庭录音法案》，并将其作为美国版权法的第十章。《家庭录音法案》关于补偿金的部分，规定于《Subchaper C-Royalty Payments》一章，即美国版权法第1003条至1007条之规定。其主要内容有：

1.支付义务人：一是第一次制造数字录音设备及数字录音媒体并在国内出售的制造商；二是第一次进口数字录音设备及数字录音媒体并在国内出售的经销商。

2.补偿费标准：数字录音设备为每台进口价格或第一次销售价格的2%，同时不低于1美元，不高于8美元（与其他设备一起出售的不高于12美元）；数字录音媒体为每张进口价格或第一次销售价格的3%。

3.补偿金的分配：《家庭录音法案》将补偿金设立录音基金和音乐作品基金两个独立的基金，其中三分之一的补偿金分配于音乐作品基金，三分之二分配于录音基金。

4.权利申请与争议的解决：版权补偿金分配的权利人必须于每年1月或2月向国会图书馆提出申请，并且自行与其所隶属的集体管理组织的其他权利人协商补偿金的分配数额，若产生争议，则由国会图书馆版权补偿金仲裁庭作出仲裁决定，对补偿金的分配作出决定。

三、我国建立版权补偿金制度的必要性

（一）公民普遍缺乏版权保护意识

我国公民的著作权保护意识淡薄，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甚至很多著作权人对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也不是很了解，这是我国的国情以及历史条件所导致的。在著作权方面，严重的盗版现象表现的最为突出，相当多的地下工厂非法复制他人出版物，盗版产品因为价格的低廉深受消费者的欢迎，但是由此给著作权人造成的侵害是相当严重的。如果引入版权补偿金制度，即使不能从根源上解决这一问题，但却能够增强国人著作权保护意识，有利于打击盗版。版权补偿金制度对机器收费，一方面，通过最终转嫁给消费者负担，以此促使我国公民被动地增强版权意识；另一方面，增加复制机器成本的同时也必然会增加盗版产品的成本，削弱盗版产品价格上的比较优势。1所以，引入补偿金制度不仅能够保护著作权人的财产利益，长远来看也可以增强国民的版权保护意识。

（二）日益泛滥的网络私人复制行为

近十年来，我国网络发展迅猛，私人复制行为比较普遍，对著作权人的权益造成相当大的损害。网络私人复制则是网民网络应用的最主要形式之一，数字环境下著作权保护面临的利益失衡问题，在我国表现的尤为明显。我们不得不承认网络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诸多有著作权的作品的无偿利用的基础上的。版权补偿金制度的引入可以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在作者的某些专有权利向公众妥协时，也就是由支配权变为报酬权获得时，版权补偿金制度的引入使作者获得合理报酬的法律权利。因此，有必要引入版权补偿金制度来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弥补著作权人在私人复制如此盛行的时代所遭受的经济利益损失。

四、我国导入版权补偿金制度的初步构想

版权补偿金制度由于历史发展较短，同时面临版权法其他各种制度的冲击，因此是一个很不稳定的制度。我国如果想导入版权补偿金制度，应根据我国的国情，结合国外版权补偿金制度成熟的国家的先进经验，谨慎、稳妥的逐步实施。

（一） 版权补偿金的支付义务人

版权补偿金制度的直接支付义务人为购买特定设备和存储媒体的消费者，同时特定媒体的制造商、进口商负有协助义务。这样的话既可以适当的反映使用者付费的原则，也可以避免消费力量过分分散的的问题。

（二） 版权补偿金的收取客体

由于收取客体的确定直接影响到其他各种利益集体的利益，很容易引起争议。因此，笔者建议可以由相关权利人、消费者、科技厂商等代表进行协商，最后由国家版权局实质审核来确定。我们可先挑选争议较小的复制设备或存储媒体尝试实施，比如，可选择目前正在迅速普及的，家用刻录DVD、用作视听作品复制的DVD-R等作为实施对象。

（三） 版权补偿金的数额以及费率的确定

借鉴德国以及美国的立法经验，笔者建议同时设置上限和下限，可以在立法时以特定设备和存储媒体的标价的一定百分比为上限，确定一定的数额为下限，不得低于此下限。在存储媒介方面，应该以录制的容量作为计量的标准。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以避免造成版权补偿金支付义务人的慌张，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因为科技产品或空白存储媒介的价格快速下降而导致的补偿效果不佳的情况。对于版权补偿金数额或费率的决定程序，应该与补偿金收取客体的确定程序相同。

（四） 版权补偿金的收取机构

因为要考虑到行政成本以及数字时代作品流动的特性，笔者认为目前比较可行的方案是由中华版权总公司代为处理，必要时，设立专门的版权补偿金收取组织。

（五）补偿金的分配对象

借鉴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笔者认为版权补偿金的收取应分为两步。第一步，先由版权补偿金收取机构分配给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第二步，由权利人团体分配给其会员，在这个阶段会涉及到作品实际使用状况的调查，可由权利人团体根据自己的规定自行决定如何分配给其各个会员。

（六） 版权补偿金争议解决机制

版权补偿金制度的运作实际上可以被认为是著作权集体管理的一部分，可以在未来的著作权争议解决机制中一起加以考虑。

总之，版权补偿金制度能够产生肯定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且发达国家多年的立法实践和实际运作也表明，版权补偿金制度是保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补偿因私人复制而受损的利益的相对较好的办法。我国现阶段引入版权补偿金制度是必要且可行的。版权补偿金制度的引入，将填补我国法律在这一版权保护方面的法律空白，有助于完善我国的著作权法体系，以此来带动知识的进步，从而进一步推动社会的进步。

参考文献

1、吴汉东著：《西方诸国著作权制度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张玉编：《中国欧盟知识产权法比较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3、马琳：《德国著作权法中的私人复制与反复制问题》，[J],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四期。

4、曹世华：《论数字时代的版权补偿金制度及其导入》，[J]，载《法律科学》2006年第6期。

5、鲍民明：《数字环境下的私人复制危机》，[J]载《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20卷第3期。

6、李顺德、周详著：《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导读》，[M]，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版。

7、李顺德、周详著：《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导读》，[M]，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版。

8、（美）罗伯特・墨杰斯、彼特・S・迈克尔、马克・A・莱姆利、托马斯・M・乔德著，齐筠、张清、彭霞、尹雪梅译：《新技术时代的知识产权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