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边塞诗十篇

唐边塞诗篇1

摘要：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鼎盛年代，诗人和诗歌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历史的顶峰，诗歌在唐朝也有着“一代之文学”的美誉。在唐代诗歌的众多类型中，边塞诗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类诗歌，在有限的空间环境下，蕴含着无限的意境。本文将对唐代边塞诗的发展进行研究。

关键词：唐代；边塞诗

边塞诗在中华民族的文学历史上源远流长，从先秦时期就已有之，但是直到唐朝才达到历史的顶峰。唐朝的边塞诗，不仅成为了之前边塞诗的集大成，而且对后世的边塞文学有着深厚的影响。因此，对唐代边塞诗进行研究，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本文将从初唐、盛唐和中晚唐三个阶段来分别探究唐代边塞诗的发展，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一、初唐时期

初唐时期的唐朝边塞诗，可以被分为两个阶段，以“初唐四杰”和陈子昂为分界，前后两个阶段边塞诗的风格呈现出明显不同。唐朝建立初期，尤其是在贞观年间，此时唐朝诗坛的风格还呈现出明显的六朝遗风，边塞诗的作者还停留在宫闱之中，唐太宗的边塞诗歌，主要从宏观上回顾往昔边塞峥嵘，体现堂堂君威，包含自我陶醉，如《幸武功庆善宫》等，而文武大臣的边塞诗歌除了回顾战功岁月之外，还包含有歌功颂德等内容，大多是有感而发，重情感流露而轻战争实际。等到“初唐四杰”在诗坛上崭露头角之后，边塞诗的风格有了一些变化。闻一多在《唐诗杂论・四杰》中提到，此时的边塞诗开始“由宫廷走到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塞漠”，开始呈现出平民化的视角。对于战争场面的描写、对于边塞生活的描写和对于战场建功的急切心情得到展现。如卢照邻《关山月》、骆宾王《从军行》等。尤其是在贞观之治的大环境下，文人渴望追求功名的心情更为热烈，这种心情反映在边塞诗上，就被体现为壮志难酬的情怀。因此，虽然初唐四杰对于边塞诗的风格有所革新，但是整体上边塞诗还是格局略显狭窄。

到了陈子昂时期，边塞诗真正出现了盛唐诗风的影子。陈子昂对于边塞诗歌最显著的贡献，就是在边塞生活的现场感和边塞战场的责任感上为后世树立了榜样。陈子昂有塞外生活的基础，他的《和陆明府赠将军重出塞》将自身对于边塞生活的感受融入其中，《送魏大从军》则思想更为深刻，将报效国家的民族思想融入其中，使得边塞诗的风格境界又上一层楼。

二、盛唐时期

盛唐时期，一般指指唐玄宗执政时期，此时唐朝的国力达到了鼎盛时期，诗坛发展也到了最高峰，涌现出李白、杜甫等大批著名诗人和众多流派，边塞诗也在这一时期迎来了大繁荣大发展。纵观整个盛唐，“雄浑”成为了边塞诗歌的主题风格，这集中反映在诗人的思想上。此时，唐朝的边塞疆域得到扩大，并且进行了有效管治，战争数量较少，和平发展较多，边塞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边塞诗人的思想也由战乱变为了为国戍疆，内容也由荒无人烟的描写变成了反映边塞社会生活的描写。另外，边塞诗歌的感情寄托更深，风格也更为豪放，如著名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等等。即便是对于边塞风景人物的描写，也是雄美壮丽，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等等，无不显示出意境之广阔。在这样的意境之中，边塞诗积极向上的铮铮铁骨完全显现出来，成为这一时期边塞诗歌的重要特征。

三、中晚唐时期

一场“安史之乱”，让唐王朝国力急转直下，外忧内乱同时发生，也给唐朝的诗歌带来了非常迅速的变化，尤其是边塞诗歌无论从主题还是风格都发生了转变。从整个诗歌发展的历史来看，这样的转变也让诗歌从盛世跌落下来。从边塞诗的主题来看，由于唐朝在边塞战争中不复以往的多为胜仗局面，战争的残酷场面、人民的流离失所、官兵的巨大牺牲等成为了塞诗中大量描写的内容，如“寒沙战鬼头，白骨风霜切”、“燕然山上云、半是离乡魂”等。从边塞诗的风格来看，以往的积极向上也逐渐被负面消沉所代替，除了中唐初期的李益等人还尚有一丝豪迈外，如“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等，越到晚唐，气势越发消沉，如“鸿雁新从北地来，闻声一半却飞回”，或者是厌战情绪浓厚，如“笳声未断肠先断，万里胡天鸟不飞”等。同时，边塞诗人的数量和质量也急剧减少，许多诗人无暇或者不愿意到边塞，投笔从戎也不再是文人的生存之道，从边塞将领中诞生的边塞诗人在水平上和盛唐相比也有较大差距。总体来看，中晚唐时期基本没有出现如盛唐般千古流传的名作和名家，边塞诗歌呈现出一片衰落景象。

不难发现，唐代的边塞诗歌发展，是与唐代的经济社会发展一脉相承的。事实上这也是边塞诗歌在整个历史长河中的缩影。当国力强盛、边塞和平繁荣时，边塞诗歌就呈现出繁荣景象，有更多的诗人参与其中，反之则凋零衰败。马克思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是对唐代边塞诗发展渊源最好的注解了。

参考文献：

[1]程郁缀.愿得此身长报国――边塞诗漫谈[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5）：161.

唐边塞诗篇2

关键词：边塞诗 文学地理 边愁情绪 胡部新声

引言

唐代是诗歌的朝代，边塞诗是其中一颗璀璨明珠。边塞诗人从独特的视角出发，反复吟咏着他们对塞外所产生的独特情怀。那么唐代诗人有着怎样的边塞地理观念，边塞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存在怎样的文学感知，他们眼中的边塞又存在着怎样的地方意义呢，边塞独特的地理环境对边塞诗的兴起又有何影响呢？本文将对此进行一一探讨和简要论述。

一、唐代边塞诗的意象地理空间

在唐代中原人士眼里，边塞首先代表自然地理分界线，塞外和中原在地形地貌、气候特征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与中原相差甚远的自然环境，通常会在诗人心中打上深刻烙印，这是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但是，对边塞诗人来讲，边塞是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双重分界线，边塞地区和中原地区在风俗文化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审美习惯等方面都不一样，而这必然会给中原人士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理震撼，有效激发诗人创作灵感[1]。在某种意义上，风俗文化方面所产生的冲击力会更加明显和强烈。边塞与中原在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方面的显著差异是边塞地理概念形成的现实基础，也是中原人士边塞地理认知形成的前提，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边塞诗人的边塞空间地理印象。

唐代边塞诗所创造的诗性空间，属于具有独特意象的文化空间。在这一文化空间内，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意象特征。经过考证，陇右和河西地区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源头，尤其是陇右地区，是周朝和秦朝的发祥地。秦汉郡县制在这两大地区的全面设置，有效奠定了汉文化体制的生存基础。到了魏晋时期，中原动荡，而相对平稳的河西边塞地区成为了中原人士避难的首选之地，大量民众的涌入，促使了这两大地区一度成为汉文化发达的一大区域[2]。但是，当中原恢复稳定，回望陇西和河西地区，却依旧未能摆脱边塞苦寒命运，就算在大唐时代，边塞的苦寒也依然是许多边塞诗人笔下的一大诗词意象。需要提出的一点是，边塞地区并非单一的苦寒之地，还蕴含着许多的思想情感，依附于不同的边塞区域，便产生了不同的意向地理空间。

二、唐代边塞诗浓郁的边愁审美

一般来讲，唐代高昂的时代精神和边塞独特的地理风情相碰撞，应该会产生一批豪迈激情的边塞诗，但事实上，唐代所有的边塞诗都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散发着浓烈的边愁情绪。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思乡怀亲

唐代边塞诗普遍具有一种思乡怀亲的边愁情绪，诗人在表达这种情感时，经常会用到“万里”一词。比如“关山万里远征人，一望关山泪满巾”“万里犹防塞，三年不见家”“一身虏云外，万里胡天西”等，都是典型的思乡怀亲诗句。不管是刚从中原来到边塞，还是遥望万里之外的中原故乡，都会产生一种心理距离感，再加上交通和通讯不便，所以边塞诗人经常会感到无限孤独。之所以会如此，主要是深受安土重迁思想熏染的农耕社会下民族都不会轻易背井离乡去陌生的地方的观念影响[3]。可以说，唐代边塞诗人在从中原来到边塞后，势必会产生一种背井离乡的漂泊之感，因此，他们对故土亲人的怀念之情就更加强烈和浓厚。

（二）边地苦寒

唐代边塞诗还散发着浓郁的因苦寒环境引发的边愁情绪。在这些边塞诗中，经常会出现“冰”、“雪”、“流沙”、“愁”和“胡风”等诗词意象。这类边塞诗重点突出了诗人到边塞地区后的两大感受，就是苦和寒。自古以来，在中原人士眼里，边塞地区就是一块环境恶劣的苦寒之地，是一个没有春天的地方，实际上这是因自然环境改变而形成的不适心理的反映[4]。唐代边塞诗中经常会提到胡笳这种乐器，往往用以表达一种难言之苦，正如孟浩然所说的，“异方之乐令人悲，羌笛胡笳不用吹”。大部分边塞诗人到边塞地区都要长期忍受离家之苦或征战之苦，要长期忍受苦寒的恶劣环境。所以，边塞苦寒便成为了唐代边塞诗的一大主题。

（三）功名难求

唐代边塞诗经常流露出一种远在边塞而功名难求的边愁情绪。儒家文化倡导入世，主张人们要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格境界和理想追求，而这一态度恰好与当时的时代精神相吻合，由此便形成了唐代普遍的仕进心理。唐代士人普遍具有高昂精神，渴望建功立业，具有远大抱负，不管现实如何残酷，他们始终未曾泯灭在政治上大展身手的豪情壮志。唐代仕进途径主要包括科举考试、隐居和边塞从军[5]。科举考试难考，即便考上了也很难平步青云；隐居属于终南捷径，但存在着非常大的风险；边塞从军是符合时代精神的一种选择，所以当时很多人为了实现远大理想和人生价值，都积极投身军伍，想要建功立业。但要想走这条路又谈何容易，所以唐代边塞诗中经常散发出浓郁的功名难求的边愁情绪。

三、唐代边塞诗中的胡乐影响

音乐和诗歌是唐代士人生活中两大娱乐内容，是酒宴盛会必不可少的娱乐形式。在探讨宋词的起源时，我们经常将关注点放在唐代燕乐上，但在探讨唐代边塞诗繁盛原因时，却忽略了当时“胡部新声”的重要影响。

（一）“胡部新声”的魅力

根据文献记载，“胡部新声”是唐代已有胡乐体系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和借鉴西域边塞地区乐曲而形成的一种俗乐体系。比如唐代著名的《凉州》《渭州》《苏摩遮》《婆罗门》等都属于“胡部新声”，而这些乐曲所配的歌词都是五言近体和七言近体[6]。在唐代社会，雅乐系统和俗乐系统都充分吸收和借鉴了胡乐，而帝王对胡乐的痴迷更是全面提高了胡乐的社会地位。可以说，帝王个人喜好通常具有非常大的社会影响力，古代的宫廷就相当于当前的风尚发源地。唐玄宗对胡乐的痴迷以及对各种边塞乐器的精通，深刻影响了整个唐代的审美倾向，在当时，胡乐风靡全社会，成为酒宴盛会、街头巷里最流行的乐曲。

（二）“胡部新声”推动下的边塞诗创作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指出边塞诗是唐代诗歌王朝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但却没有指出诗歌与音乐之间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忽略了胡乐在边塞诗创作中所起的重要推动作用。胡乐完全不同于清商乐，有时高昂亢奋，有时幽怨悲凉，所以与之最为匹配的歌词就是边塞诗。正如上文所述，唐代边塞诗流露出浓郁的思乡怀亲、边塞苦寒和功名难求的边愁情绪，声调或高昂亢奋，或悲壮苍凉，大部分都会配以乐曲传唱天下。诗和乐都是艺术消费品，同时两者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两者合二为一便称为诗歌，诗歌的传唱是通过文字和音乐的完美配合来传达个人的情感和时代精神。以传播学观点来讲，唐代边塞诗和唐代胡乐的完美配合，通过诗歌传达出唐朝独特的审美追求和时代精神。所以，唐代胡乐对唐代边塞诗的繁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结语

可以说，无论是从军边塞，还是出使他国，唐代边塞诗人都是边塞的一个过客，对于他们的精神寄托来讲，中原故乡始终是他们不变的精神家园。就算是那些离边塞地区很近的人们，中原腹地依然是他们向往的家园，他们的精神家园从来都不是边塞地区。既然边塞诗人大部分是有过边塞体验的过客，那么他们内心深处始终有种强烈的归属感，以及对边塞地区的陌生感和距离感[7]。所以，严格意义上讲，唐代边塞诗并不具有完全的“地方意义”，真正具有“地方意义”的边塞诗应该是土生土长的最为直接和真实的边塞地理认知。以地理学观点来讲，环境是被人类主体感知赋予了具体含义的一个整体，而一旦被赋予了含义，就能够长远传承下去，由此认知主体心中的环境便具有了整合性、象征性和传承性。唐代士人眼中的边塞也是这样，属于具象自然环境表达基础上的整合性、象征性和传承性的地理空间。

尽管唐代士人的边塞诗并没有完全地、客观地表达出边塞地区的“地方意义”，但边塞诗人作为具有边塞地理认知的特殊群体，他们通过边塞诗所传达的对边塞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主体感知，却在很大程度上真实反映了边塞地区的地理状况，加强对唐代边塞诗的文学地理学分析，必然能够达到一定程度复原当时边塞地理环境的目的，而且还能够揭示出唐代中原诗人对塞外地区环境和文化的感知表达，就是边塞诗中所蕴含的地理学文化价值和思想内涵。语

参考文献

[1]刘聪颖.“白洋淀诗歌群落”文学地理学视野中的审美期待[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2）.

[2]周亚芬.作为比较文学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提出――邹建军教授访谈录[J].世界文学评论，2009（02）.

[3]杨红旗.文学地理学的格局拓展与理路开创――读《空间与审美――文化地理视域中的中国古代文学》[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07）.

[4]李智君.唐代吐蕃内侵与河陇语言地理格局的演替[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4）.

[5]李智君.社会经济环境与庶民的时间生活――以河陇节庆习俗的地域结构为例（1616―1949）[J].清史研究，2006（04）.

唐边塞诗篇3

透视了造成离怨色彩的诗歌传统和写作主客体两方面人格心理的因素以及社会现实因素。

关键词：唐代 边塞诗 离怨色彩

DOI：

10.16657/ki.issn1673-9132.2016.04.218

在唐代，边塞战争带来了唐代诗坛上一个荡气回肠的哀婉之音――边塞诗的离怨色彩。

唐代边塞诗的“离怨”色彩，其“离怨”色彩的涵义可以这样认为，是指唐代边塞诗传承并发扬传统边塞诗“离怨”的情感基调，以描写与边塞有关的征夫、思妇的离愁闺怨情结，表达对自我或他人身世际遇的悲凉、凄婉之情，从而使边塞诗呈现出的一种阴柔的美学风格。简而言之，离怨指边塞诗中征夫、思妇的离情与哀怨。

“离怨”色彩产生于唐代边塞诗，是有其特定话语背景的。它有对传统文化的承继和对抒情主体因离别所造成的心里伤痛的表述，也有社会现实背景下写作主客体人格精神的影响。

一、“离怨”色彩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文化底

蕴，即传统诗歌以抒写离情别怨见长的诗歌传统

在诗歌中表现怨刺构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传统和古代诗学理论的重要观点。《论语？阳货》中，孔子说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1]这里的“怨”除讽刺内容外，更为重要的是怨恨、哀怨之意。《诗薮・内编》卷一指出：“第风人所赋，多本室家、行旅、悲欢、聚散、感叹、忆赠之词，故其遗响，后世独传。”[2]这里所指“行旅、悲欢、聚散、感叹、忆赠之词”无不包含有怨的情感内容。而在边塞题材诗歌中“怨”的情感表现得更为丰富。杨林昕在《唐代边塞诗流源小考》[3]一文指出：“征夫之恨、久戍不归、思妇之怨，在《诗经》中也有反映，如《小雅・m杜》描写征夫思妇的悲哀，《王风・君子于役》写出了思妇对远征之亲人的怀念、牵挂、怅望、祈祷等复杂的思想情感。”而这种“怨”的表达，使这类题材的诗具有了更强的生命力，从而在以后诗歌发展史上，“怨”成了永恒的抒情主题之一。之后的《楚辞》中虽无边塞题材的诗，然而“离怨”却是《离骚》抒情的全部生命力所在。从秦汉之后，无论诗赋、民歌，离怨都是抒情的重要母题。

这一“离怨”的抒情传统进入唐代，迎着唐代社会的大一统和高度繁盛，它便放射出了前代所未有的灿烂光芒。尽管如此，并不是说唐代边塞诗完全抛开了前代的传统，相反，它是紧紧依附于前代“离怨”的传统。如仅从诗题及诗题下的抒情基调看，唐代具有“离怨”色彩的边塞诗大多为沿袭前代的边塞诗题，如《诗经》中有《君子于役》题，到汉展为边塞题材的《从军行》，再到唐代，《从军行》便成了重要的边塞诗题，而且其中颇多“离怨”之悲。大部分涉及边塞诗创作的诗人几乎都有《从军行》的诗篇，如杨炯、崔融、骆宾王、乔知之、刘庭琦、贺朝、崔国辅、李昂、李颀、杜颜、刘长卿、顾况、姚合等等。而他们在此题下所表达的“离怨”之情便是承传了前代诗歌“怨”的抒情传统。另外，如《关山月》《陇头水》《昭君怨》《出塞》《燕歌行》《胡笳曲》《入关》《捣衣诗》《鸣雁行》等诗题几乎全部来源于传统边塞诗题，其中的抒情基调也在承传前代，吟咏离愁闺怨。显然，从诗题到诗题下所表达的“离怨”情结，唐代边塞诗的“离怨”色彩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正因如此，唐代边塞诗中产生“离怨”色

彩，从文化传统角度看是一种必然，而且因唐代诗歌的高度繁荣。这一色彩无论在抒情功能上，还是在艺术表现上都远远超过了前代。

二、从写作客体看，征夫、思妇生离死别的普遍心理创伤决定了边塞诗抒情主人公的情感基调为“离怨”

这是“离怨”色彩产生的基本现实因素。唐代边塞诗大多是诗人亲历边塞而作，或从戎入幕，或送兵出塞，或与征人戍卒有过接触。他们大多都对边塞的人、事、情极为熟悉，因而对写作客体能够从人性的深处理解他们、同情他们，能够以客观的心理状态用代言体的形式去描述、再现征人久戍不归或思妇独守空房的惆怅与彷徨，抒写他们的生存困境。如“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昌龄《出塞》）“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李白《战城南》）“羌敌无尽日，征战几时归”（高适《蓟门五首》之三）“佳人持锦字，无雁寄辽西”（崔道融《春闺二首》之一）等，无不是由征人思妇离别的伤痛所引发的怨恨与悲苦。另外，有些诗歌之中，写作客体就是写作主体自己。这些诗人大都有着亲历边塞的经历，饱尝边地之苦与离别之悲。而且，这类诗在边塞诗中占了绝大部分。

引发抒情主人公内心“离怨”情结的具体地又有以下几种因素：首先是由边地恶劣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征人的“离情闺怨”。如：“沙场三万里，猛将五千兵。旌断冰溪戍，笳吹铁关城。阴云暮下雪，寒日昼无晶。直为怀恩苦，谁知边塞情。”（乔知之《出塞》）尽管征战的气势浩大，然而又有谁能抵挡这艰苦环境的困扰呢？面对这艰苦环境，别离的悲苦油然而生。

其次是由久戍难归、生死未卜的恐惧所造成。如：“边城十一月，雨雪乱霏霏。元戍号令严，人马亦轻肥。羌胡无尽日，征战几时归？”（高适《蓟门五首》之三）面对“羌胡无尽日”的现实，在征人内心便产生了一种生死未卜、久戍难归的恐惧心理，又在这种心态之下，唯一的寄托便是对亲人的思恋及所体现的强烈的“离怨”情结：“征战几时归？”

再次是由边将无能而难保和平的现实所引发的征人内心的忧虑所造成。如“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高适《燕歌行》）“战败仍树勋，韩彭但空老”（刘长卿《从军行六首》之五）等。将军的腐败无能牵动的不仅仅是征人对国家安全的关心，更牵动的是他们内心深处的“离别”之悲。

另外，思妇的哀怨是由对征人生命安全的无限关怀以及自身独守空房、无法共度幸福生活的内心情感所造成。如：“九月匈奴杀边将，汉军全没辽水上。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妇人依倚子与夫，同居贫贱心亦舒。夫死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存如画烛。”（张籍《征妇怨》）在这里，不仅是对征夫战死疆场、自己独守空房的怨与恨，更上升到对造成一家两代生命悲剧现实的血泪控诉。

因此，从写作客体看，唐代边塞诗中“离怨”色彩的产生是在严酷社会现实背景下对自我生存与生命状态的关怀而造成。

三、从写作主体看，诗人自我期望充当理想的社会角色与这一角色的实现之间的矛盾导致诗人理想无法实现而产生的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从而以“离怨”为抒情媒介表达出来

在唐代，由于社会的大一统，国力强盛，从而在社会士民中掀起了“生当报国死”的热潮。在这股潮流之下，尚武任侠与强烈的功名欲成了唐代诗人的普遍心态。而出塞征战疆场不仅能实现杀敌报国的雄心壮志，同时从戎入幕也是进入仕途的很好途径。在这种背景之下，造成了诗人人格理想的亢奋状态，喊出“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岑参）“一朝弃笔砚，十年操矛戟”（崔融）等这样高昂的口号，把从军入幕而求仕途的渴望与征战边塞杀敌报国的豪情融合在一起。正如霍松林、傅绍良所说：“唐代诗人与唐代以前诗人相比，个性意识要强烈的多，他们不仅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且还有着十分醒目的自我形象的塑造。”[4]显然，他们所说的“社会责任感”是诗人的报国壮志，“自我形象”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功名的强烈欲求。然而，“在现实中要实现这两点却相当不易，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客观因素往往对主体起着巨大的‘反实现’作用。盛唐诗人就是如此，他们几乎个个都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压力，也造成了大大小小的失败和挫折。胸怀大志的诗人们在追求其人生理想的过程中，饱尝了失落之苦。”[5]正是在诗人自身的这一矛盾斗争过程中，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把“离怨”作为其中一个抒情媒介或诱因来表达对社会现实及其造成的尴尬的个人境遇的强烈不满。如“夜夜闻悲笳，征人起南望”（崔融《关山月》），由胡笳勾起的强烈的离愁别恨，只能在每天深夜发出遥远无际的空叹，同时又只能在“旅魂惊塞北，归望断河西。春风若可寄，暂为绕兰闺”（崔融《塞上寄内》）的愁怨中安慰自己。

由此可见，从诗人创作的动机看，“离怨”色彩之所以出现于唐代边塞诗中，是由于诗人对自我生存境遇的不满，并用“离怨”这一媒介或诱因表现出来。

参考文献：

[1]（宋）朱熹集注.四书五经・论语卷九[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74

[2]（宋）胡应麟.诗薮[M].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3.

[3]杨林昕.唐代边塞诗流源小考[J].甘肃高师学报，2002（1）.

[4]霍松林，傅绍良.盛唐文学的文化透视[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9.

唐边塞诗篇4

【关键词】高丽 边战 李世民 边塞诗

唐太宗李世民是初唐时期重要边塞诗人之一，其边塞诗以其独有的风格特征推动了唐诗的发展。异乎常人的丰富阅历与帝王胸怀，使他在诗歌创作领域呈现出迥别于同时代其他作者的鲜明特征。

在征高丽期间，唐太宗作有边塞诗五首：《辽城望月》《辽东山月临秋》《五言塞外同赋山夜临秋以临为韵》《伤辽东战亡》《宴中山》。这五首边塞诗能帮我们了解唐太宗的战争观。唐对高丽之战虽然吸取了隋对高丽作战的教训，但由于采取正面进攻的方略并无多大变化，而且“早寒、沼泽、堡垒，三位一体地构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唐军十万之众久攻高丽不下，又遭遇东北方边境的薛延陀引兵南寇河南(今绥远伊克昭盟)，李世民不能施行两面作战，最后不得不班师回朝。此战的结果即是“凡征高丽，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斩首四万馀级，战士死者几二千人，战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叹曰：‘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唐太宗征高丽之战在历经三大战役、杀敌四万余而不能成功的情况下只得班师回朝，这是唐太宗生前亲自参与的最后的一场战争。

《辽城望月》作于贞观十九年五月 ，太宗亲率铁骑攻克辽东城，作《辽城望月》 诗。

玄兔月初明，澄辉照辽碣。映云光暂隐，隔树花如缀。魄满桂枝圆，轮亏镜彩缺。临城却影散，带晕重围结。驻跸俯九都，停观妖氛灭。

这首诗是唐太宗率军攻下辽东城后的得胜之作。《资治通鉴》卷197这样介绍辽东之战：

丁丑，车驾渡辽水，撤桥，以坚士卒之心，军于马首山，劳赐江夏王道宗，超拜马文举中郎将，斩张君乂。上自将数百骑至辽东城下，见土卒负土填堑，上分其尤重者，于马上持之，从官争负土致城下。李世勣攻辽东城，昼夜不息，旬有二日，上引精兵会之，围其城数百重，鼓噪声震天地。甲申，南风急，上遣锐卒登冲竿之末，爇其西南楼，火延烧城中，因麾将士登城，高丽力战不能敌，遂克之，所杀万馀人，得胜兵万馀人，男女四万口，以其城为辽州。

这首诗除最后两句抒怀时能看到一点战争的影子外，前八句写景没有透露丝毫战争的气氛。从景物看，辽城的月光如清辉一般洒在碣石上，月光时隐时现，月光下树影婆娑，引起诗人的遐思。月圆时月中的桂子也仿佛顺手可摘，月亏时月光也暗淡了不少。一切景致写来疏朗明快，丝毫不见边城的紧张氛围，到了最后两句才提到平定高丽，有一种平和的、胜券在握的王者之风。同为写边塞风光的诗，唐太宗还有两首诗作。《辽东山夜临秋》《五言塞外同赋山夜临秋以临为韵》，现举一例：

《五言塞外同赋山夜临秋以临为韵》

边城炎气沉，塞外凉风侵。三韩驻旌节，九野暂登临。水净霞中色，山高云里心。浪帷舒百丈，松盖偃千寻。毁桥犹带石，目阙尚横金。烟生遥岸隐，月落半峰阴。连山惊鸟乱，隔岫断猿吟。早花初密菊，晚叶未疏林。凭轼望寰宇，流眺极高深。河山非所恃，于焉鉴古今。

这首《五言塞外同赋山夜临秋以临为韵》是唐太宗在征辽东期间与褚遂良、李敬宗的一首唱和诗，就是放在唐人山水诗中也是很精致的，如果不看前四句和诗题，我们丝毫看不出来它是一首边塞诗，写景部分可以明显看出受到宫廷诗风的影响，写得淡雅精致。正如宇文所安在《初唐诗》中评论的那样：“他既缺乏他们的博学，也缺乏他们在宫廷诗技巧上所受到的训练，但是他仍尽力使自己的诗符合他们的模式。遗憾的是，他既缺乏炀帝和李百药的诗歌敏感，在他的诗作里，他的强烈个性与宫廷诗人缺乏个性的雅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也就是为什么《辽城望月》一诗中在大量平和的景物描写之后来了两句“驻跸俯九都，停观妖氛灭”，才显出了一个纵横天下的帝王姿态的原因。

《伤辽东战亡》可以说是一首战争纪实诗。《资治通鉴》卷198记载了征辽之战的伤亡情况：“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斩首四万馀级，战士死者几二千人，战马死者什七、八。……命驰驿祀征以少牢，复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诣行在，劳赐之。 丙午，至营州。诏辽东战亡士卒骸骨并集柳城东南，命有司设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临哭尽哀。其父母闻之，曰：‘吾儿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 这首诗李世民首先回顾了此次出征的经过，将士奉命出征，接下来两句写了将士的勇猛，如大鱼之振动鳞甲破水而出，如猛禽展翅凌空，但良谋还未施展就功败垂成，最后两句赞扬大唐的忠烈将士，虽黄沙埋骨但忠诚之心尚存于世，而战亡将士的父母听闻天子吊亡将士，也深感欣慰。

唐边塞诗篇5

语文知识就像浩瀚的海洋。

一、贝海拾零边塞诗

下面我就边塞诗说说自己的一些理解和看法。

首先，说说边塞诗的起源。汉六朝时已经出现边塞诗，隋代数量不断增多，至“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时进一步发展，到盛唐则全面成熟。汉魏南北朝，为了反映边地和征人思妇的相思之苦，诗歌体裁以乐府诗为主，如陈琳的《饮马城窟行》、曹丕的《燕歌行》、鲍照的《代出自蓟北门行》、蔡琰的《悲愤诗》、徐陵的《关山月》、王堡的《渡河北》等。在隋代边塞题材较为普遍，甚至出现多位诗人同题唱和边塞诗的盛况，诗歌体裁既有歌行体，又有近体绝句，虽然数量不多，但促进了边塞诗的发展，代表作品有隋炀帝的《饮马长城窟行》、卢思道的《从军行》、薛道衡的《出塞》等。到了唐代，尤其是盛唐，边塞诗创作到了鼎盛时期，涌现出了著名的边塞诗派，代表人物有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王维等。高适的《燕歌行》、岑参的《白雪歌》、《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等七言长篇歌行代表了盛唐边塞诗的美学风格，即：雄浑、磅礴、豪放、浪漫、悲壮、绚丽。

除此以外，盛唐大诗人李白、杜甫都写过边塞诗，这些边塞诗成为他俩的代表作的一部分。如：李白的《关山月》、《塞下曲》（六首）、《北风行》，杜甫的《兵车行》、《前出塞九首》、《后出塞六首》等。另外，一些诗人也有边塞诗的名篇传世，如：王昌龄的《出塞》、《从军行》，王之涣的《出塞》，王翰的《凉州词》等。

盛唐的诗成为边塞诗创作的顶点。而此后中晚唐并没有出现边塞诗的大家，但是题材有所扩展。盛唐有两大诗派，其中一个就是边塞诗派。以高适、岑参为主，并有王昌龄、李颀等人共同形成的边塞诗派，是浪漫主义中的一个重要流派。边塞诗题材大多反映边塞风光和军旅生活，风格悲壮宏伟，笔势豪健。他们的诗歌主要是描写边塞风土人情，以及战争带来的各种矛盾。例如离别、恋乡、思妇、闺怨等，形式上多为七言歌行和五言、七言绝句，诗风悲壮，格调雄浑，最能表现“盛唐气象”。其诗人除了高适、岑参以外，还有王昌龄、李颀、崔颢、王之涣、王翰等。

边塞诗派是盛唐诗歌的主要流派之一，以描绘边塞风土人情、反映戍边将士生活为主。诗人们从各个方面深入地表现边塞生活，在艺术上也有所创新。他们不仅仅描绘了壮阔苍凉、绚丽多彩的边塞风光，而且抒写了投笔从戎的豪情壮志以及征人离妇的相思之情。他们对待战争的态度，有歌颂的，有批评的，也有诅咒和谴责的，在思想上往往达到一定的深度。他们的诗作常常情辞慷慨、气氛浓郁、意境雄浑，大多采用七言歌行体和七言绝句的形式。其中杰出的作品有高适的《燕歌行》、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等。另外，中唐的卢纶、李益也有些格调苍凉的边塞绝句。

那么，盛唐的边塞诗为什么能如此之盛，究其原因：由于唐代疆域广阔，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国际交往也日益增多，为了维护各民族的团结安宁，维护国家的和平统一，保护国际通商，盛唐时代安定边塞性质的战争时有发生；又由于不少帝王好大喜功，一些官僚将帅邀功边关，唐王朝的开边战争也不断出现。这样，以边关战事为中心的边关生活便成了盛唐诗人关注的重要内容。他们一方面为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所鼓舞，另一方面也为立功边关求取功名的仕途所吸引，或身投边塞，或心向边关。再加上边塞善文能武者，招揽一些文学之士，使文人学士得以依附，并且获得一种横槊赋诗的创作环境。所以，盛唐时代的边塞诗，就在隋代以及初唐边塞诗的基础上繁荣起来。

而使其繁荣起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于强大的边防和高度自信的时代风貌；另一方面在于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和能进入仕途的激励。所以当时的文人纷纷投笔从戎，奔赴边塞求取功名。正如杨炯的诗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王维的诗句“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城。岂学书生望，窗间老一经”，岑参的诗句“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等等。当时边境战争非常频繁，这就给诗人们提供了丰厚的创作素材。边塞诗歌的表现内容也与盛唐的时代精神十分吻合，因此尤为适合表达时代的主流情绪。盛唐边塞诗是对以前边塞诗创作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总的说来，边塞诗体现出了一种阳刚之美。从艺术上讲，在边塞诗中，诗人常以夸张对比的手法对战争之残酷，环境之恶劣进行展示，例如“战士军前半生死”，“黄金百战穿金甲”，“孤城落日斗兵稀”等。从内涵上讲，边塞诗作更凸显诗人面对战争时奔涌而出的巨大精神力量，其中既有不屈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心，保家卫国的豪迈之情，还有在战场上建立功名的豪情壮志。例如“不破楼兰终不还”，“愿为腰下剑，只为斩楼兰”，“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等。而这两个方面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这种对立统一所产生的张力使诗句具有永不泯灭的魅力，诗句中充溢着的崇高感，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最强音，千载悠悠。

边塞诗人善于描写边塞的自然风光、将士们的艰辛生活和战争的残酷气氛，善于表现征人的思妇离别愁绪。在诗体上，他们一般运用七言古诗或七言绝句，因为用七言来表达战争边塞的豪情壮志是最为恰当的。不过在他们身上存在着难以避免的缺点，即个人的功名思想较重，有时也会混淆战争的界限。但是，最难能可贵的是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并没有消极退却的思想。他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乐观情绪和英雄气概以及民族意识与爱国热情，对人民特别是对士卒的深切同情，他们对边塞战争性质的认识也基本上是正确的。他们在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爱憎分明，情调高昂，显示出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感染力量。

其次，说说边塞诗的代表人物。边塞诗的代表人物有王之涣、王昌龄、高适、岑参等。高适，唐代边塞诗人。少孤贫，爱交游，有游侠之风，并且把建功立业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被后世称为“高常侍”，有《高常侍集》等流传于世。高适在边塞诗中的地位极高，他与岑参并称“高岑”。其诗笔力雄健，气势奔放，洋溢着盛唐时期那种特有的奋发进取、勃勃向上的时代精神。

岑参，与高适齐名，并称“高岑”。749年（天宝八载），充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书记，赴安西，751年回长安。754年又作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的判官，再度出塞。“安史之乱”后，757年（至德二载）才回朝。前后两次在边塞共六年。他的诗说：“万事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边塞苦，岂为妻子谋。”（《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又说：“侧身佐戎幕，敛任事边陲。自随定远侯，亦着短后衣。近来能走马，不弱幽并儿。”（《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由此可以看出他两次出塞都是颇有雄心壮志的。

王昌龄，也是写边塞诗的重要作家。他擅长七绝，现存诗作177首，其中七绝就有75首，五言绝句14首，占了总数的一半左右。在诗歌内容上以写边塞诗、闺怨诗、宫怨诗和赠别诗四个方面为主，或以为其诗超过了高适和岑参。他擅长七绝，被后世称为“七绝圣手”、“诗家天子”。在唐代，七绝诗数王昌龄写得最好，他的《出塞》就被推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他的代表作是《从军行》七首等。

再次，说说边塞诗的鉴赏。因为边塞的自然风光是灿烂绚丽的，边塞的人们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因此，就造成边塞诗题材十分广泛，内容也异常丰富。我认为应该用以下几把钥匙去打开对边塞诗的鉴赏：第一把钥匙是要探究边塞诗的立意，要深挖它所蕴涵的主旨，从总体上去进行把握。第二把钥匙是要弄清景物描写与所抒之情的关系。第三把钥匙是要弄清诗中哪些地方是对战争场面的描写。俗话说得好“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不过说说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这就需要我们灵活地运用，对具体的诗题和内容作出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找到可开锁的那把钥匙。

下面例举一些，供借鉴。

例如，高适的《营州歌》：

“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锺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

从诗题和诗句的内容看，我将采用鉴赏诗的“第二把钥匙是要弄清景物描写与所抒之情的关系”来作出具体的分析研究：从诗题看，“营州”是地名，指当时的边塞之地。 “歌”字在这里有“赞美、歌颂”的意思。

从诗句所描写的内容看，诗人主要描写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唐代东北边塞营州，原野广阔，丛林茂密，水草丰盛，许多民族杂居在一起，以放牧猎兽为生。所以，那里的人们从小就开始学骑马习武，年轻时就有点厌恶自己生活的环境。从中原的文化观念看，穿着毛茸茸的狐皮袍子在城镇附近的原野上打猎，似乎简直是粗野的儿戏；而在营州，这些却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生活在这里的汉、胡各族少年，自幼熏陶牧猎骑射之风，为了生存养就了好酒豪饮的习惯，练成了驭马驰骋的本领。即使是在边塞城镇附近也犷放地打起猎来。诗人正是抓住了看似儿戏的城下打猎活动的特殊现象，表现了边塞少年神往原野的天真可爱的心灵，粗犷豪放的性情，勇敢崇武的精神。诗句中所描写的少年形象生动鲜明，“狐裘蒙茸”，见其可爱之态；“千锺不醉”，见其豪放之性；“十岁骑马”见其勇悍之状。这一切无不展示了典型的边塞生活。

这首绝句的艺术特点：在构思上，诗人即兴寄情，直抒胸臆；在表现上，诗人白描直抒，笔墨粗放。它的细节描写如实而又夸张，少年性格典型而又有特点。

诗歌看似写景，其实是作者在抒发对边塞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憨厚的人情的喜爱赞美之情，算得上七言绝句中的一绝，所以这首绝句显得尤为可贵。

例如，岑参的《逢入京使》：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对于这首诗，我就用“第一把钥匙是要探究边塞诗的立意，要深挖它所蕴涵的主旨，从总体上去进行把握”来做鉴赏吧。

这首诗的首句是写眼前所见的实景。“故园”指的是在长安自己的家。“东望”则点明长安的地理位置。其意是自己离开长安已经有好多天了，现在身在异乡，回头一望，心里只觉得长路漫漫，路途上尘烟蔽天。不知何时才能回故乡。

诗的第二句是带有夸张的口吻，意在强调自己思忆亲人的激情，这里已为下两句作了铺垫，暗暗透露出捎家书的微意了。“龙钟”在此是淋漓沾湿的意思。“龙钟”和“泪不干”都形象地描绘了诗人对故乡（长安）亲人无限眷念的深情神态。

诗的三、四两句是行者（诗人）匆匆的口气。坐在马上行走时忽然遇到故人，但是没有纸笔，也顾不上写信捎给家人，就请你给我捎个平安的口信到家里吧！因为岑参此行是抱着“功名只向马上取”的雄心。此时此刻，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有对帝京、故园相思眷恋的柔情，结句尤让人觉得似含有无数的悲辛；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诗人开阔的胸襟和豪迈的情感。

这首诗好就好在无华丽的辞藻，诗人不假雕琢，信口而出，具有真挚的感情。诗人善于把当时许多人心头所想、口里要说的话，用艺术手法加以提炼和概括，使它具有典型的意义。

二、冰山一角爱国主义精神

边塞诗是盛开在唐代诗歌中的奇葩，是鸣响在“盛唐之音”主旋律中的强音。尤其是涵容于其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更是撼人心魄，激人奋发。较之中国历史上一些爱国主义的诗篇，唐代西部边塞诗以昂扬的时代精神和独特的美学品格，辉映当时，光照千秋。

在边塞诗中，有不少反映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尤其是盛唐诗人，他们关心国家大事，有爱国心是有社会的基础的，因此，在不少诗人的诗里，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表现。如贺知章《送人之军》：“万里长城寄，无贻汉国忧。”张说《南中送北使》：“闻有胡兵急，深怀汉国羞。”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勖》：“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边塞苦，岂为妻子谋。”高适《燕歌行》：“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李白《塞下曲》：“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肖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这类诗还有不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一）边塞诗中的精髓――爱国主义精神

尤其是盛唐边塞诗，它强大的感染力和生命力，至今仍能激励着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大多边塞诗中蕴涵着作者对祖国的赤胆忠心，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山川河流的无比留恋。所以说边塞诗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是边塞诗中的精髓所在。那么盛唐边塞诗的爱国主义精神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呢？

第一，盛唐边塞诗的爱国主义精神最集中地反映了诗人们能舍生取义地捍卫祖国的边疆，因为“汉家烟尘在东北”，因此将士们就会义无反顾地“辞家破残贼”。并且这种舍生忘死地捍卫祖国的边疆的行为完全是自愿的。这从高适的《燕歌行》中“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的诗句里可以窥其一斑。由此可见，人民捍卫祖国的满腔热忱是不顾个人功名利禄的，他们的积极性完全是出于自觉自愿的，是无可厚非的事实。边塞诗人用自己的诗笔把这种民族精神酣畅淋漓地反映出来，这其实就是盛唐边塞诗仍能激励人们的原因。今天我们正行进在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上，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不可少的。

第二，盛唐边塞诗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不仅在于歌颂当时边塞正义战争，更在于捍卫祖国、抗御外族的入侵，其蕴藏着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体现着对祖国的人民、山川风物甚至一草一木等自然风光的热爱，对千百年来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的热爱。正像方达儿在他的《边塞诗派的爱国主义思想能否定吗》一文中所指出：“边塞诗人把塞外的皑雪、火山、热海、狂风和屯云积水……等奇壮的景色，描绘得栩栩如生，形象鲜明，色彩强烈，展示了祖国的壮丽，读来如临其境。”另外，其他那些描绘边塞奇异独特的自然风光和部分少数民族的风俗情趣的边塞诗篇，也同样洋溢着诗人们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是对塞外荒寒、冰天雪地的真实写照；王维的惊叹“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无不表现出诗人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之情。

第三，盛唐边塞诗中的反战主题也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一种正能量传递。爱祖国首先得以热爱人民的思想作为基础，边塞诗人对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发出了深沉的呼声，对封建统治者进行了严厉的鞭挞，这就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盛唐边塞诗中以反战为主题的诗篇也有，例如李颀《古从军行》，诗人讽刺和揭露了封建统治者不顾士卒的生死，只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导致许许多多的士卒“年年战骨埋荒外”，到最后却只是“空见葡萄入汉家”。同时这首诗还尖锐地指出了交战双方的士卒皆是同一命运，“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当时边塞的少数民族的百姓是同样被统治者所驱使。

（二）边塞诗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

边塞诗中弥漫着英雄主义，诗人们利用诗笔来抒写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的人生理想和远大抱负，从而形成了一种被后人称之为“盛唐气象”的时代精神。

而这种“盛唐气象”在边塞诗里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这就是：以国家为己任，热切地投身社会，积极地参与政治，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充足的自信和自尊，以及敏锐的洞察力，勇于揭露社会存在的矛盾，针砭时弊等。就因为盛唐边塞诗人有着“盛唐气象”的时代精神，才使得盛唐边塞诗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综上所述，盛唐边塞诗中无论是“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迈誓言，还是“功名只应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的宽阔情怀，还是“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的淡定豪言，其中无不表现出将士们的英雄气概与必胜信念。我认为这种英雄气概与必胜信念正是边塞诗中的精髓――爱国主义精神。

当今，我们正在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带领全国各民族广大人民群众为了实现“中国梦”而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奋斗，使广大人民群众能享受到红利，过上真正美好幸福的生活。我认为，我们现在所迫切需要的就是应具有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正确地对待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应具有足够的自信和必胜的信念。只有这样，才能担当起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才能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不辜负老一辈革命家和愿为革命洒热血、抛头颅的先烈们。

所以说，边塞诗人的那些可贵的爱国精神、崇高的爱民思想、高尚的自尊和必胜的自信，仍然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这也就是盛唐边塞诗流传千古，永盛不衰的原因。

边塞诗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

唐边塞诗篇6

摘要：本文主要从陇关分析唐代西北边塞诗的意象文化，阐释了陇关意象（包括陇山陇水陇月）的文化内涵，最后肯定了陇关（包括陇山陇水陇月）作为边塞主要意象与边塞诗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边塞诗；陇关意象；边塞诗人

引言

边塞诗以边疆军民的生活和边疆自然风光为主要题材，一般认为，它发于汉魏，兴于隋，在唐代进入全盛时期。据统计，在《全唐诗》中的边塞诗达到两千余首，今择陇地（包括陇关、陇水、陇山、陇月等）为例简要分析唐代西北边塞诗中的意象文化。

1.借问陇头水， 年年恨何事

陇水，又称陇头水，《三秦记》曰：“其坂九回，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清水四注下，所谓陇头水也。”①陇头，是陇山的别称，实为今六盘山南段，是自古以来关外与关内的分界，关内之人来到这里，看到边塞之地，风嘶马鸣，飞沙走石，战事连绵，加之陇山高险，流水呜咽，必将思怀故土，心念故乡，思乡之情愈发强烈。陇山陇水因此成为文人的倾泻情感之地，二者不可分离，提陇山必有陇水绕，听陇水必有陇山延。因此，陇头水自汉乐府以来便逐渐成为流水高寒和思乡情结的“愁”的代表意象。这特定意象的形成经历了自汉到唐，最终定型下来。最早《乐府诗集》收有《陇头歌集》，“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陇头流水，呜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之后，南朝文人萧岗、徐陵、张之见、江总等的《陇头水》，同样描写了陇头水的呜咽之声带给文人们无尽的愁思。有了前代文人的积累，唐代文人写起陇水来同样毫不含糊，沈期的诗作《陇头水》：“陇山飞落叶，陇雁度寒天。愁见三分水，分为两地泉。”储光羲的诗作《陇头水送别》也不逊色：“相送陇头山，东西陇水流。从来心胆盛，今日为君愁。”这两首诗都在诗中点出一个“愁”字，这说明陇山、陇水作为“愁”意象到了唐代已经发展到鼎盛时期，见陇山陇水谓之“愁”。李易写得更是让人断肠，他在《从军苦乐行》中写道：“仆本居陇上，陇水断人肠。”夜夜流淌的陇水，在李易听来是呜咽的哭声，令人哭断肠。罗隐的《陇头水》：“借问陇头水，年年恨何事。全疑呜咽声。中有征人泪。”罗隐妙在将陇水与征人泪融为一体，暗中指出战事频繁，征人欲哭无泪。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中写道：“一驿复一驿，驿骑如流星。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陇水不可听，呜咽令人愁。”其实，我们在诗中可以看出，从长安至陇头，来去不过一天的时间，但是文人的心情却大不相同，仿佛从天堂落入地域，其实我们可以看出，在文人的心中，此去陇上，便是天涯之隔。文化的距离远远超过空间距离。岑参在《经陇头分水》中写道：“陇水何年有，潺潺逼路傍。东西流不歇，曾断几人肠。”皎然也曾经写道：“秦陇逼氐羌， 征人去未央。如何幽咽水， 并欲断君肠。”大诗人李白也作《猛虎行》：“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肠断非关陇头水，泪下不为雍门琴。” 岑参和皎然都认为陇水“断人肠”，但是李白却偏要独行其径，说“肠断非关陇头水”，其实更加从侧面认可自古陇水断人肠。可见陇水作为“愁”的意象在诗人心中已经达成一致。

2.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

凉州，地处河西走廊中部，今甘肃武威，古为军事重镇，唐多选忠勇大将军镇守此地。因为地处东西方文化交融之地，这里的文化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但是诗人较少描写风土人情，更多的还是心系战事。安史之乱以后，陇右被吐蕃占领，许多诗人对凉州的处境表示担忧。

以《凉州词》定名的诗就有许多，全部都是涉及战事。我们熟悉的王翰的《凉州词》（之一）：“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表面上是写战士们战前觥筹交错，实际上是描写了战士们视死如归的豪壮精神。张籍的《凉州词》（其一）则是批判守边将士有心无力，无法收复凉州，表达了诗人感慨祖国河山落入贼人之手的悲愤心情。他写道：“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凤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薛逢的《凉州词》同样离不开战争这个主题：“昨夜蕃兵报国仇，沙州都护破凉州。 黄河九曲今归汉，塞外纵横战血流。”他直写两军交战之后，凉州尽失，但是战争带来的还有“战血流”，失地又伤民，诗人悲叹不已。描写凉州陷落之后，胡、汉人民生活的方式和变化的主要有两位诗人，分别是王建和李端。王建《凉州行》：“多来中国收妇女， 一半生男为汉语。蕃人旧日不耕犁， 相学如今种禾黍。驱羊亦着锦为衣， 为惜毡裘防斗时。养蚕缫茧成匹帛， 那堪绕帐作旌旗。”这首诗主要反映了胡人向汉人学习农业、手工业等生活方式，胡人从“一半生男为汉语”到“相学如今种禾黍”，最后开始学习“养蚕缫茧”等手艺。李端的《胡腾儿》写道在：“胡腾身是凉州儿， 肌肤如玉鼻如锥……胡腾儿， 胡腾儿， 家乡路断知不知。”凉州沦陷，不仅是汉人，其他居民也难以幸免。

3.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

在唐代边塞诗中，玉门关与阳关作为意象在诗歌之中频频出现，这是因为玉门关与阳关同为通往西域的门户，出玉门关为北道，出阳关为南道。在人们看来玉门关、阳关其实与萧关一样，一关之隔，便隔开中原塞外，实为天涯之分。关外，气候寒冷，荒无人烟，诗人一到与此，不免哀叹身世艰难，战事绵延。岑参在《玉门关盖将军歌》便感慨战争带来的灾祸：“玉门关城迥且孤， 黄沙万里白草枯。南临犬戎北接胡， 将军到来备不虞。”王维更是在诗中直说关外都为异族，王维《渭城曲》：“渭城朝雨清尘， 客舍青青柳色春。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王之涣《凉州词》（ 之一）更是到处关内关外的巨大差别：“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此诗为边塞诗之名作，也可以说是描写玉门关之中最为出众的诗，一句“春风不度”不仅点出关外之远，也暗含关外之偏，为不毛之地，寸草不生。此去关外，不仅要忍受恶劣的环境，还要忍受思乡之苦。表达出关为天涯之隔的诗句还有戎昱的《苦哉行》：“出户望北荒， 迢迢玉门关。生人为死别， 有去无时还。”还有唐人胡曾的诗作《独不见》：“玉关一自有氛埃，年少从军竟未回。”

其实，陇地意象，作为边塞和中原的分界，唐代诗人对边塞倾注了太多的情感，无论是对友人的希望寄托，还是对边疆战事的描写或者是抒发对人民生灵涂炭的感慨，这些丰沛的情感无一不是在边塞这样的条件下生发出来的。诗人虚写实写边塞，或寄托理想，或感怀身世，或寻找机遇，或感慨塞外风光，诗人的诗作扬名之后，边塞也随之扬名，可以说，边塞诗人成于边塞，而边塞也成于边塞诗人。（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李德辉.唐代的交通与文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2]任文京.唐代边塞诗的文化阐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王士性.广志绎（卷一） [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林高俊.边塞诗赏析[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0.

[5]李智君.诗性空间：唐代西北边塞诗意象地理研究[J].宁夏社会科学，2004（6）.

[6]安正发.唐诗中的萧关及其文化意蕴[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3）.

唐边塞诗篇7

关键词：唐代诗歌；王昌龄；龙城；卢龙

abstract：like that in poems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nd those in the tang dynasty，“the town of long” in passing through the fortress，one of wang changling's best-known poems，was used as an allusion，referring generally to a border town or a border fortress but neither to the town of long of the huns nor to the town of long in the kingdom of qianyan nor mistakenly to the lulong. the expression “lulong” was first used either as a function word or as a lexical word and later turned from a current allusion to a classical allusion. like “the town of long”，lulong also refered either to a border town or to a border fortress.

key words：poetry in the tang dynasty；wang changling；the town of long；lulong

1

王昌龄《出塞二首》之一云：“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首千古传颂的唐人绝唱，迄今有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即“龙城”何所谓?

清人阎若璩《潜邱札记》谓：“王少伯《出塞》诗：‘但使龙城飞将在’，遍阅《文苑英华》凡十数本并同。惟宋椠本《王荆公百家诗选》‘龙’作‘卢’。或者颇以为疑，来质余。余曰：‘卢’是也。李广为右北平太守，匈奴号曰‘飞将军’，避之不敢入塞。右北平，唐为北平郡，又名平州，治卢龙县。唐时有卢龙府、卢龙军，杜氏《通典》：‘卢龙塞在县西北二百里。’其土色黑，山如龙形，故名。若‘龙城’，见《汉书·匈奴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崔浩曰：‘西北胡皆事龙神，故曰大会处为龙城。’所以，唐窦威《出塞》：‘潜军度马邑，扬旆掩龙城。’杨炯《从军行》：‘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即王少伯又《从军行》：‘去为龙城战，正直胡兵袭。’则‘龙城’明明属匈奴中，岂得冠于‘飞将’上哉?”[1]卷3自此说出，后人或是之，或非之，或另辟它说，或并列二说。

陈友琴《关于“龙城飞将”》一文[2]286，郁贤皓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3卷王昌龄《出塞》诗注[3]52，均以阎说为是。沈祖《唐人七绝诗浅释》[4]4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诗选》[5]87则依据阎说而径改“龙城”为“卢城”。

认为阎说似是而非者有金性尧《唐诗三百首新注》[6]367及李云逸《王昌龄诗注》[7]130。

马茂元《唐诗选》[8]130、马茂元、赵昌平《唐诗三百首新编》[9]86、富寿荪《千首唐人绝句》[10]81、顾青《唐诗三百首(名家集评本)》[11]501均以为是合用卫青袭取匈奴龙城、匈奴称李广为“汉之飞将军”二典。

黄肃秋、陈新《唐人绝句选》[12]33、孙琴安《唐人七绝选》[13]28则并列“龙城”即“卢城”和兼指卫、李事二种说法。

高步瀛《唐宋诗举要》[14]793、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15]329皆注龙城为匈奴祭祖、祭神之地。

李永祥《唐人万首绝句选校注》谓：“汉北平郡，辖境相当于后之营州，营州州治为龙城，故谓李广‘龙城飞将’。”[16]139

孙其芳《“龙城”试解》一文则“疑此龙城为‘陇城’之讹……。龙字，或以为诗人因同音而讹。”[17]

另外，今人编辞典[18]506，注唐诗[19]卷132，凡遇“龙城”一辞，几乎无例外地用匈奴龙城来作解释。

以上诸家解说，可概括为这样几种：一、王昌龄诗中龙城指匈奴祭天之所；二、李广不曾至匈奴龙城，故王诗中的龙城与李广无关；三、后世龙城县曾为汉代右北平之辖地，故王诗中的龙城与李广有关；四、将卫青进攻匈奴龙城与李广镇守右北平的事迹合而为一；五、唐之卢龙城与汉之右北平同属一地，而李广又曾为右北平太守，故“龙城飞将”应依《王荆公百家诗选》作“卢城飞将”；六、李广是汉陇西成纪人，“称陇城，犹如称成纪也”，故“龙”为“陇”之讹。

综合来看，显而易见的是无论作哪种解读，都要把“龙城”坐实为某地，且其论据又仅限于一二首诗，未能通观众多见于南北朝隋唐时期诗歌作品中的“龙城”与“卢龙”。

南北朝时，龙城、卢龙等地名已见于诗歌作品中，而见于唐诗中的则更繁多。对于这么多诗篇中出现的龙城、卢龙等，岂可皆以诗人误认“卢龙”为“龙城”来解读，或皆以合用卫青与李广之事典来解读，或皆以版本文字之误来解读?

2

要弄清南北朝隋唐这一时期诗作中的“龙城”及“卢龙”何所谓，得先弄清此二地的设置沿革。

《通典》卷178《州郡》：“营州今理柳城县。……秦并天下，属辽西郡。二汉及晋皆因之。慕容皇光以柳城之北，龙山之南，所谓福德之地也，乃营制宫庙，改柳城为龙城，遂迁都龙城，(注：《晋书》卷109《慕容皇光载记》：“……筑龙城，构宫庙，改柳城为龙城县。……[晋成帝]咸康七年，皇光迁都龙城。”)号新宫曰和龙宫。后燕慕容宝、北燕冯跋，相继都之。后魏置营州。……[隋]炀帝初州废，置西辽郡。大唐复为营州，或为柳城郡。”据此，唐代营州即汉代辽西郡之地，而汉代右北平郡在辽西郡之西，龙城最早设于前燕慕容皇光时。又据《隋书》卷30《地理志》辽西郡条、《旧唐书》卷39《地理志》营州条，至隋文帝开皇初年，改龙城县为龙山县，开皇十八年又改为柳城县，唐代仍因之。再据《晋书》卷14《地理志》：“慕容垂子[慕容]宝迁于和龙，……[冯]跋僭号于和龙。”《魏书》卷106上《地形志》：营州治所为和龙城，辖县有龙城。可见，作为县名则称为龙城县，作为城名则称为和龙城，也称作黄龙城。(注：《宋书》卷76《朱修之传》：“鲜卑冯弘称燕王，治黄龙城”。卷97《夷蛮传·东夷高句丽国》：“先是，鲜卑慕容宝治中山，为索虏所破，东走黄龙。义熙初，宝弟熙为其下冯跋所杀，跋自立为主，自号燕王，以其治黄龙城，故谓之黄龙国。”)这都很清楚地显示出龙城县和龙城在十六国及北朝时期的沿革变迁，然至唐代，就成为古地名了。其地当在今辽宁朝阳，位于辽河流域西部。

《通典》卷178《州郡》：“平州今理卢龙县。……秦为右北平及辽西二郡之境，二汉因之。晋属辽西郡。后魏亦曰辽西郡。隋初治平州，炀帝初州废，复置北平郡。大唐因之。领县三：卢龙汉肥如县。……卢龙塞在城西北二百里。”据此，唐代平州跨越汉代“右北平及辽西郡之境”。又据《隋书》卷30《地理志》北平郡条、《旧唐书》卷39《地理志》平州条、《新唐书》卷39《地理志》平州北平郡条，隋文帝开皇年间，改汉辽西郡肥如县为卢龙县，唐因之，为平州治所，并有卢龙府，天宝年间又置卢龙军，是通向塞外的门户。这对唐人来说，无论是作为行政区划的卢龙县，还是作为军事防区的卢龙府、卢龙军，都是新地名。其地当在今河北卢龙，紧邻辽河西部地区。

既弄清了地理上的沿革变迁，再来看唐代以前见于诗歌作品中的“龙城”、“卢龙”，就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两晋宋齐及北魏以前的诗作中未见此地名；(注：案《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魏诗》卷2温子升《凉州乐歌二首》之二中的“龙城”，或指龙桑城，俗名龙城，在今甘肃岷县一带，见《水经注》卷2《河水》；或指龙夷城，在今青海乐都一带，见《初学记》卷8《州郡部·陇右道》。又《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卷1王褒《从军行二首》之二中的“卢龙”是指在今河北喜峰口附近一带卢龙塞，而非卢龙城，见《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卷11《魏书·田畴传》。)梁陈以后的诗作中只见“龙城”及其异称“黄龙”；在唐诗中则是“龙城”与“卢龙”二者俱见，并有一个清晰的趋向，即唐前期多见“龙城”，少见“卢龙”，中期以后，“卢龙”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现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和中华书局影印本《文苑英华》，将南北朝时期诗歌中所见“龙城”、“黄龙”等地名的相关诗句依次列出。

昔随张博望，辞帝长杨宫。……季月边秋重，严野散寒蓬。日隐龙城雾，尘起玉关风。[20]《梁诗》卷8何逊《学古诗三首》之三

忽值胡关静，匈奴遂两分。天山已半出，龙城无片云。汉世平如此，何用李将军。[20]《梁诗》卷10吴均《战城南》

扬鞭渡易水，直至龙城西。[20]《梁诗》卷10吴均《渡易水》

黄龙暗迢递，青泥寒苦辛。[20]《梁诗》卷11吴均《咏怀诗二首》之一

遥看白马津上吏，传道黄龙征戍儿。[20]《梁诗》卷15萧子显《燕歌行》

天寒陇水急，散漫俱分泻。北注徂黄龙，东流会白马。[20]《梁诗》卷19萧子晖《陇头水》

边秋胡马肥，云中惊寇入。……月晕抱龙城，星流照马邑。[20]《梁诗》卷20梁简文帝《陇西行三首》

虽弭轮台援，未解龙城围。[20]《梁诗》卷21梁简文帝《赋得陇坻雁初飞诗》

黄龙戍北花如锦，玄菟城前月似蛾。[20]《梁诗》卷25梁元帝《燕歌行》

长相思，望归难，传闻奉诏戍皋兰。龙城远，雁门寒。[20]《陈诗》卷5徐陵《长相思二首》

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谷中石虎经衔箭，山上金人曾祭天。天涯一去无穷已，蓟门迢递三千里。朝见马岭黄沙合，西望龙城阵云起。[20]《隋诗》卷1卢思道《从军行》

漠南胡未空，汉将复临戎。飞狐出塞北，碣石指辽东。冠军临瀚海，长平翼大风。 云横虎落阵，气抱龙城虹。[20]《隋诗》卷4杨素《出塞二首》

龙城擒冒顿，长坂纳呼韩。[21]《文苑英华》卷197薛道衡《出塞二首》

细味以上诗语，可以得出这样几点认识：第一，没有哪首诗中的“龙城”是指匈奴祭天之所，再联系“龙城”一辞不见于两晋宋齐及北魏以前诗作之事实，说明诗人们接受的十六国之后的“龙城”，而由初设(公元341)至南朝梁人诗中首见之时，已有200年了，是个历史地名；第二，很难看出诗中的“龙城”及其异称“黄龙”具有实指某地之意，都是借指或泛指所处的辽西之地，甚至出于艺术夸张的需要而不顾地理方位；(注：案《颜氏家训集解》卷4《文章》云：“文章地理，必须惬当。……萧子晖《陇头水》云：‘天寒陇水急，散漫俱分泻。北注徂黄龙，东流会白马。’此亦明珠之，美玉之瑕，宜慎之。”清人卢文弓召注曰：“案：陇在西北，黄龙在北，白马 在西南，地皆隔远，水焉得相及。”王利器先生加案语曰：“所侈陈之地理，皆以夸张手法出之，颜氏以为文章瑕，未当。”对这种写法，古今人仍有误解者。如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1《李太白诗误》条云：“李太白诗：‘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按《史记》言……乃知汉与匈奴往来之道，大抵从云中、五原、朔方。明妃之行，亦必出此。……而玉关与西域相通，自是公主嫁乌孙所经，太白误矣。”(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道光十四年黄氏家刻本，1985年版，第1595页。)又如唐人上官仪《王昭君》一诗有句曰：“玉关春色晚，金河路几千”，刘南扬先生《唐诗通论》评说：“玉关即玉门关，金河，今名黑河，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咏王昭君而言玉关，误矣，其后李白《王昭君二首》之一亦同此误。”(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58页。))第三，诗中往往以处在华北、西北地区的边关要塞与“龙城”相对，如用玉关、天山、轮台、马邑、雁门来与“龙城”作对句，都是一东一西，说明当时人把玉门关、雁门关一带看做是中原与外裔在中西部地区的分界线，而把龙城一带看做是中原与外裔在东部地区的分界线；第四，早在南北朝诗人的笔下，就将“龙城”与李广牵连起来，且为“飞将”冠上“长安”字样，说明当时的诗人并不以“龙城”代指右北平。综合来看，南北朝时期诗歌作品中的“龙城”，是诗人在创作以边塞生活为主题的诗歌时，舍弃原始本意，仅取它在地理位置上具有出入东北边境所必经过的这一点，并形成一个艺术化、典故化的地理概念，即借指边城边关，或泛指边塞边境。故在解读时，不可将其拘泥或坐实为某一具体地点，否则，就会重蹈像颜之推等人那样的对艺术作品误解的覆辙。既然南北朝时期的诗人在作品中对“龙城”作如此用，那对唐人来说，已是约定俗成的典故旧事，如以上所录的吴均《战城南》、吴均《咏怀诗二首》之一、梁简文帝《陇西行三首》之一、《赋得陇坻雁初飞诗》、梁元帝《燕歌行》就被收在供创作诗文用典的《艺文类聚》等类书中，当诗人要用典故时，便从中拈取，以示出处有据，并不会先考证一番后而用之，此亦古代文学创作史上使用典故的一条通则。

由此再来看本文开头所提王昌龄《出塞》诗中的“龙城”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其实此句中的“龙城”就是边城边关的代名词、借用语，既不实指十六国时期前燕所置之“龙城”，也不是误指汉代右北平郡，更不是指匈奴祭天之地。这种把具有代表性的某一具体地名借用来指某一地域的写作方法，也并非仅此一见，如借用“咸阳”、“长安”来指京城或京城地区，就屡屡见于历代诗文之中。而且，从修辞艺术上讲，“但使龙城飞将在”是一种倒装句法，顺着意思读即为“但使飞将在龙城”，谓只要是李广或类似李广的名将坐镇边城、驻守边关。此句之所以要倒装，是为了平仄合律。“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二句的平仄是“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合乎格律。一旦按正常语序写成“但使飞将在龙城”，其平仄就变为“仄仄平仄仄平平”，则与下句的“仄平平仄仄平平”完全失对，很不合律。

3

作如此解读是否正确，可以唐诗中所及之“龙城”来验证。兹据中华书局断句排印本《全唐诗》、点校本《全唐诗补编》、影印本《文苑英华》，依次列出有关诗句如下。(注：案《全唐诗》卷78骆宾王《秋云》、卷535许浑《贺少师相公致政》诗中的“龙城”均指京城；《全唐诗》卷341韩愈《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之六、卷352柳宗元《种木槲花》诗中的“龙城”均指龙城郡，即柳州，故不录。)

雁门霜雪苦，龙城冠盖稀。[23]卷1王绩《在边三首》

鸣銮出雁塞，叠鼓入龙城。[23]卷3长孙无忌《五言奉和行经破薛举战地应诏》

潜军度马邑，扬旆掩龙城。[23]卷30窦威《出塞曲》

霜结龙城吹，水照龟林月。[23]卷35李义府《和边城秋气早》

涂山烽候惊，弥节度龙城。[23]卷36虞世南《从军行二首》

茄喧雁门北，阵翼龙城南。[23]卷41卢照邻《战城南》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23]卷50杨炯《从军行》

去为龙城战，正值胡兵袭。[23]卷140王昌龄《从军行二首》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23]卷143王昌龄《出塞二首》

铁马胡裘出汉营，分麾百道救龙城。[23]卷144常建《塞下》

是时天地阴埃遍，瀚海龙城皆习战。[23]卷203屈同仙《燕歌行》

弭节结徒侣，速征赴龙城。[23]卷264顾况《从军行二首》

谓是西流入蒲海，还闻北去绕龙城。[23]卷298王建《垄头水》

楼兰径百战，更道戍龙城。[23]卷317武元衡《石州城》

昔年戎虏犯榆关，一败龙城匹马还。侯印不闻封李广，别人丘垄似天山。[21]卷300温庭筠《伤将军》

细味以上所列诗句语意，“龙城”都是作为借指边关边城、泛指边塞边境的典故辞语使用的，没有一例是能够坐实为具体所指。金性尧先生说，杨炯《从军行》、沈亻全期《杂诗》、王昌龄《出塞》诗中的“龙城”都是泛指辽西地区[24]175，庶几近之。下面再依次列出有关“卢龙”的诗句。(注：案《全唐诗》卷392李贺《追赋画江潭苑四首》之四诗中的“卢龙”指卢龙山，即金陵狮子山，故不录。)

翠野驻戎轩，卢龙转征旆。[23]卷1唐太宗《于北平作》

莫卖卢龙塞，归邀麟阁名。[23]卷84陈子昂《送著作佐郎崔融等从梁王东证》

田畴不卖卢龙策，窦宪思勒燕然石。[23]卷120李昂《从军行》

东出卢龙策，浩然客思孤。[23]卷211高适《塞上》

雨雪纷纷黑山外，行人共指卢龙塞。[23]卷236钱起《卢龙塞行送韦掌记》

不卖卢龙塞，能消瀚海波。[23]卷238钱起《送王使君赴太原行营》

自有卢龙塞，烟尘飞至今。[23]卷270戎昱《塞下曲》

卢龙已复两河平，烽火楼边处处耕。[23]卷477李涉《奉使京西》

三代卢龙将相家，五分符竹到天涯。[23]卷477李涉《与梧州刘中丞》

卢如弼《和李秀才边庭四时怨》之二：卢龙塞外草初肥，雁乳平芜晓不飞。[23]卷688

案“卢龙塞”从古就是出入东北边地的著名塞道，至唐依然。上文说过，唐代不仅因袭隋朝卢龙县，还新设卢龙府、卢龙军，而卢龙塞属其所辖。这对唐人来说，既是现实实有之地，又是旧地名与新地名并存之地，还是常年战事不断之地。所以，唐诗中的“卢龙”比较复杂，这从上面所列诗例可以清楚地看出，既有写实的，如唐太宗、陈子昂等人所写即是；也有用典的，如李昂、卢如弼等人所写即是。不仅如此，就是在同一人之笔下，也有既写实又用典的情况，如钱起《奉送户部李郎中充晋国副节度出塞》与李涉《奉使京西》中的“卢龙”即属前者，而钱起《送王使君赴太原行营》与李涉《与梧州刘中丞》中的“卢龙”就属后者。而且，唐中期以后，朝廷失去对卢龙的控制，落入处于半独立王国的河北藩镇的手里，“卢龙”一辞也由此逐渐改变原义，由今典演化为故典，成为“龙城”的同义语，也是借指边关边城或泛指边塞边疆。当诗人在创作中涉及边塞题材的时候，对于“龙城”和“卢龙”就会不分彼此，只是根据个人习惯来使用，此即唐诗中经常混用的缘故。

综合以上众多诗例来看，吴均、卢思道、王昌龄、温庭筠等人都将李广与“龙城”牵连起来，绝非是一种巧合，而是诗歌创作中的用典习惯，此其一。在众多涉及“卢龙”一辞的诗例中，没有一例是将卢龙城简称为“卢城”的，此其二。故王昌龄《出塞》诗原本就写作“龙城”，而不可能是“卢城”之误。之所以会出现“宋椠本《王荆公百家诗选》‘龙’作‘卢’”的情况，道理很简单，宋人中也有与清人一样对“龙城”一语“颇以为疑”者，在未求证之下便作了妄改。

关于“宋椠本《王荆公百家诗选》‘龙’作‘卢’”是否确实的问题，将另拟专文，从文献校勘的角度加以考论，暂不赘述。

[参考文献]

[1] 阎若璩.潜邱札记[m]∥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 陈友琴.长短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

[3] 郁贤皓.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3卷[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4] 沈祖.唐人七绝诗浅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5]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唐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6] 金性尧.唐诗三百首新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7] 李云逸.王昌龄诗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8] 马茂元.唐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9] 马茂元，赵昌平.唐诗三百首新编[m].长沙：岳麓书社，1985.

[10] 富寿荪.千首唐人绝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1] 顾青.唐诗三百首(名家集评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2] 黄肃秋，陈新.唐人绝句选[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3] 孙琴安.唐人七绝选[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14] 高步瀛.唐宋诗举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5] 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m]. 北京：中华书局，1957.

[16] 李永祥.唐人万首绝句选校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5.

[17] 孙其芳.“龙城”试解[j].文学遗产，1980(3).

[18] 彭庆生，曲令启.诗词典故词典[m].太原：书海出版社，1990.

[19] 陈贻.增订注释全唐诗 [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20] 逮钦立.先秦汉魏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1] 李.文苑英华[m].北京：中华书局，1966.

[22] 陈尚君.全唐诗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2.

唐边塞诗篇8

关键词： 奉制诗； 颂世； 历史感

唐代高级官僚的边塞诗以奉和或送人出使之作较多。奉制边塞诗又以唐太宗、唐中宗、唐玄宗朝最著名。规模较大的有太宗朝的《五言春日侍宴望海应诏》、《奉和执契静三边应诏》、中宗朝的《奉和幸望春宫送朔方总管张仁亶》、《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玄宗朝的《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等等。诗作者皆台阁重臣与文馆学士，并不以边塞诗擅场。如景龙三年七月，四年，唐中宗送金城公主和蕃，奉制作诗者十四人，多为珠英学士及修文馆学士，有崔日用、薛稷、马怀素、沈佺期、崔湜、李峤、阎朝隐、韦元旦、唐远悊、李适、刘宪、苏颋、徐彦伯、张说。当时“凡天子游宴，唯宰相及学上得从。”[1]作者都是统治集团的核心力量。开元十年，兵部尚书张说兼朔方军节度使，往朔方巡边，唐玄宗御制诗为他壮行，张说有诗应制，源乾曜、贺知章等二十人和作。以上这类奉制诗都是五律或五言排律，对仗工整，渲染排场，颂扬皇恩，在艺术上也较为平庸，所以，历来研究者们对于他们的边塞诗都不重视，以为“肉食者鄙，不能远谋”。但若试以排沙拣金的态度来看，满朝朱紫们除了制作马屁滥调之外，有一些较好的边塞诗作——包括奉制诗、送别诗等等，以高屋建瓴的视角透视历史的风云变幻、对战争结束后的盛世繁荣充满自豪。诗中显示了开阔的胸怀、自信的面貌、积极的心态，展现了当时蒸蒸日上的国势，描绘了祖国山河欣欣向荣的画卷。以充沛的热情歌颂国家统一与社会建设成果是他们独到的成就。这些诗的基调是风和日朗的，没有边塞诗中常见的烽火弥漫，但却透露出烽烟才散尽后的各族人民生生不息的繁衍。

初唐的佳作，有着半似牧歌、半似史诗的情调，打着一缕春眠初醒般的轻快的光线，仿佛晨曦刚刚穿透了薄雾，教人睁开惺忪的睡眼看这个新鲜的世界。如杜审言《送和西蕃使》：“使出凤皇池，京师阳春晚。圣朝尚边策，诏谕兵戈偃。拜子明光殿，摇心上林苑。种落逾青羌，关山度赤坂。疆场及无事，雅歌而餐饭。宁独锡和戎，更当封定远。”

送人从戎之作也活泼新颖，毫无担忧之意：“知君书记本翩翩，为许从戎赴朔边?红粉楼中应计日，燕支山下莫经年。”（《赠苏绾书记》）书记翩翩，说明敌弱我强，毫无压力；战不经年，说明出师必捷，马到成功。殷殷祝愿中流露出信心。

杜审言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齐名，历任洛阳丞、膳部员外郎、国子监主簿，为修文馆学士，在官位显赫的文章四友中政治地位不算高，但诗歌造诣却最高。李峤为景龙中宰相，文章宿老。唐高宗调露元年，朝廷于灵州南界置鲁、丽、含、塞、依、契等六州以处突厥降户。李峤为监察御史奉使朔方，作诗《奉使筑朔方六州城率尔而作》，诗中扶今追昔：“……二庭已顿颡，五岭尽来王。驱车登崇墉，顾眄凌大荒。千里何萧条，草木自悲凉。凭轼讯古今，慨焉感兴亡。汉障缘河远，秦城入海长。顾无庙堂策，贻此中夏殃。道隐前业衰，运开今化昌。制为百王式，举合千载防。马牛被路隅，锋镝销战场。岂不怀贤劳，所图在永康。王事何为者，称代陈颂章。”

生活在武后时代的李峤虽然常常忧伤的感叹，“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汾阴行》但是，面对着今古之变，作为一名大臣他也会有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英雄怀抱，有时候他也能抛弃那种空虚怀疑的无病呻吟的哲学，放下才人名士们在坎坷失路时常发出的黄梁梦醒、富贵无常的感叹，而以现实的建设性的眼光积极看待社会生活。这首诗中比较了秦汉各代守边的得失，为农牧业的复苏和进步而期盼不已，还表达了对国家统一、各族来附的欣悦。

永隆二年前后，李峤作为监察御史还曾奉使安辑岭南，都有诗纪之。如《安辑岭表事平罢归》、《军师凯旋自邕州顺流道中》等，格调亦健朗。

无疑，初唐的诗歌处处透露出一种早晨的精神，少年的精神。在一切的诗中充满着期待，以迎接新生活的姿态活跃着。这朝气来自于百废俱兴、红日初生的时代，无怪乎初唐名臣李百药在高龄赋《帝京篇》，博得唐太宗“卿何身老而而才之壮，齿宿而意之新乎?”[2]的赞叹。

而相比之下，盛唐时期的名臣们笔下散却了愁云，显得那么开朗和轻快、精神饱满：

苏颋《同饯阳将军兼源州都督御史中丞》描写了“将坛登礼盛，军容出塞华”的场面，表达了“当看荣还日，及此御沟花”期望，显得踌躇满志。

张说《奉和圣制送王睃巡边应制》，是一派开元初的和平气象：……“一劳堪定国，万里即长城。策有和戎利，威传破虏名。军前雨洒道，楼上月临营。别藻瑶华降，同衣锦襮荣。丝竹路傍散，风云马上生。朝廷谓吉甫，邦国望君平。”

阅历盛唐至中唐的贾至善于作“煌煌大文”，有《燕歌行》：“国之重镇惟幽都，东威九夷制北胡。五军精卒三十万，百战百胜檎单于。前临滹沲后沮水，崇山沃野亘千里。昔时燕王重贤士，黄金筑台从隗始。倏忽兴王定蓟丘，汉家又以封王侯。萧条魏晋为横流，鲜卑窃据朝五州。我唐区夏余十纪，军容武备赫万祀。彤弓黄钺授元帅，垦耕大漠为内地。季秋胶折边草腓，治兵羽猎因出师。千菅万队连旌旗，望之如火忽雷驰。匈奴慑窜穷发北，大荒万里无尘飞。隋家昔为天下宰，穷兵黩武征辽海。南风不竞多死声，鼓卧旗折黄云横。六军将士皆死尽，战马空鞍归故营。时迁道革天下平，白环入贡沧海清。自有农夫已高枕，无劳校尉重横行。”

苏颋，修文馆学士，中宗朝宰相苏瑰之子，与张说以文章并称“燕许大手笔”。他开元初入相，宋璟以与其同掌国政为荣。张说在睿宗朝、玄宗朝前后三次为相，喜推奖后进，引天下名士，又倡导经术，倡开文馆置学士，领袖文坛，以盛唐雄浑之气改初唐之绮靡余风，被唐玄宗誉为—代文宗。贾至，贾曾之子，官至礼部侍郎、京兆尹。与其父先后知制诰，唐睿宗传位玄宗及唐玄宗传位肃宗，两朝册典即出于贾曾父子之手。他们都是盛唐时代在朝廷中的见证人。这些诗中，最直接表现盛世风貌的是贾至的《燕歌行》。他分析批判了隋代穷兵黩武导致两败俱伤的错误政策，歌颂唐朝采取明智的安边政策而得到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拥护。漫长而艰苦的、历代纷乱的英雄割据终于结束了，迎来的是一派喜气洋洋的局面。他叙写历代燕地的情形，为入唐以来国家统一、休养百姓而引吭高歌，此诗不炼字句，不设排偶，一气呵成，写得意气风发。起句就很有力度，中间大段笔墨反思往昔历史烟云，世事如棋局局新，末尾两联与开头两联相呼应，炽托出了一种欢腾的场面。以上这些诗，都是在唐朝经济日渐繁荣之后才能有的作品，体现出以往历代从未有过的新气象。所以它们虽然数量不很多但却不失其可贵。它们不是黩武之作，也不是反战的呼声，也不重视抒发个人的志向，而是目睹国家昌盛的欣喜，以满腔爱国热情歌唱统一的国家空前繁荣。在他们的边塞诗中，已经开始富有了深厚辽远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又建立在时代优越感之上。

转贴于

奉和之作貌似千人一面，从中却能反映作者对民族政策的不同态度。开元名相宋璟、姚崇、张说、张九龄辅佐唐玄宗力主抑武修文，为开创开元盛世立下了汗马功劳。《新唐书·宋璟传》记载：“圣历后，突厥默啜负其强，数窥边。侵九姓拔曳固，负胜轻出，为其狙击斩之。入蕃使郝灵佺传其首京师。灵佺自谓还必厚见赏。璟顾天子方少，恐后干宠蹈利者夸威武，为国生事，故抑之，踰年，才授右武卫郎将。”开元时代《边关宁静，张说请求唐玄宗将镇边的六十万人裁兵二十万。当唐玄宗欲击吐蕃，他又密请讲和以休息边塞。他们进步的政治见解都在诗中有所体现。例如，同样是送张说赴边诗作，担任过考功员外郎、御史大夫、官至礼部尚书的王丘就与宋璟立场不同。王丘诗号称“肃杀从此始，方知胡运穷”(《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誓欲把“胡”逼到穷途末路，宋璟则提出“德风边草偃，胜气朔云平。”并认为“不战”、“至和”才是最高明的的胜利。又如张九龄《送赵都护赴安西》提出“义无中国费，情必远人安。他日文兼武，而今栗且宽。自然来月窟，何用刺楼兰。”也体现了诗人宽和的治边策略。唐代一些较为正直的臣子每每以奉和或赞颂的诗文婉言进谏，如魏征主张偃武修文，他奉制作《赋西汉》诗，有“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之句，唐太宗看后赞道：“徵言未尝不约我以礼。”张说作《皇帝马上射赞》[3]，歌颂唐玄宗“一面昭仁，三驱示武。走则发射，伏则不取。”分明是以射猎象其治边，有意抑制其黩武倾向。显然，有一部分奉和诗在歌功颂德的表面下还带有着进谏的用意。

进步的奉和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社会处于上升时期的国家人们的精神面貌。男耕女织，农夫高枕，牛羊兴旺，社会百废俱兴，所有这些描写都反映了进步官僚对国计民生的关怀。贞观以来国家总体上是在发展中，到了开元年间，“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到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4]在这些歌颂诗的背后，事实上就有着杜审言所欢呼的“毗陵震泽九州通，士女欢娱万国同。伐鼓撞钟惊海上，新妆袨服照江东。梅花落处疑残雪，柳叶开时任好风。火德云官逢道泰，天长地久属年丰”(《大酺》)的狂欢庆典、有着杜甫所赞美的“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素缟车班，男耕女织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忆昔》)这样确实存在的热闹与繁荣。

官僚缙绅与学士们对于诸如军中不平等、赏罚不均、士卒艰苦等问题，完全都没有以诗歌曝露。甚至，象高适这样为百姓说话的诗人担任中央官员后也不再作为民请命的诗了。这虽然是他们创作主题上的的一个缺陷，但从另一方面看上述歌颂世态的诗，凡写得较好的作者都是政声不错的贤臣，如李林甫之流却做不出这样的作品。作为重权在握的政治家，一旦发现社会的弊政了他完全有能力用行政手段革除，没必要借诗歌说话。只有当士人地位还比较卑下时，才需运用诗歌舆论的手段干预政治。因此，不宜单以诗歌批判社会阴暗面的深度，来判断一个诗人走上政治舞台后是进步还是退步。我们也不能以阶级的眼光评判唐代的诗人，说官员们批判了社会阴暗面、看破了城市的繁荣就是进步的，而歌颂了生活的美好阳光就是无视人民苦难。任何时代、任何阶层的人们都有权利歌唱。只要他们反映的不是虚假的繁荣，那就是值得称道的。

中唐以后，大臣的有关战争诗已无足称者，如唐宣宗大中初，白敏中打退吐蕃的入寇，与同列宰辅作诗。白敏中的“西边北塞今无事，为报东南夷与蛮。”(《贺收复秦原诸州诗》)魏扶的“萧关新复旧山川，古戍秦原景象鲜。”(《贺白敏中圣德和平致兹休运岁终功就合咏盛明呈上》)崔铉的“共遇圣明千载远，更观俗阜与时和。” (《进宣宗收复河湟诗》)不过老调重弹，未开拓新境界。与其他阶层的边塞诗作者一样，台阁诗人们创作颂世边塞诗作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时代国力紧密相联，因此佳作都产生于初盛唐时代。他们的作品价值比我们从前所认识的要更加大得多，内容并不都平庸肤浅，其创作心态也决非一句“歌功颂德”所能全部概括。他们的诗作为唐代边塞诗增添了高昂的调子，也添加了一抹早晨的亮色。

参考文献

[1] 《新唐书·李适传》。

[2] 《新唐书·车百药传》。

唐边塞诗篇9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标志，程千帆先生认为：“那是一个从噩梦中醒来却又陷落在空虚的现实里，因而令人不能不忧伤的时代。”频频出现“请表回军掩尘骨,莫叫士卒哭陇荒”（李益《回军中》）这种节节败退和惨烈的情景。中唐特定的社会现实也影响着诗风的变化，亲身感受到了国势衰落，人生苦痛，并长期接受血与泪浸染的诗人，再也焕发不出盛唐边塞诗人们那样豪迈奔放的诗情，高昂明快的歌唱被苍凉、凄苦的低吟所取代，中唐边塞诗的风格情调有了明显变化，李益正是这样一位开风气之先的边塞诗人。

由于他“生习世纷，中遭顿抑，边朔之气，身所经闻，故从军出塞之作，尽其情理，更深遐思”。长期身临其境的感受体验，加之高超的艺术感悟和表现力，使这类作品有着扎实的现实生活基础和别样的审美效果，发出了苍凉悲怆的边塞新声。

一、表达凄凉哀怨的边愁

初、盛唐边塞诗即使写“边愁”,也是一种波澜壮阔的“群情”,综合一种共同的情感现象,极少从个体和自我感受的角度来描述。如王昌龄“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 （《从军行》其一）, “琵琶起舞唤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从军行》其二）二诗及《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等,在写愁的背景下,诗中依然不断闪烁着社会上升时期的力量美、意志美和人格美。同样写忧思和同情兵士之作,由于时代总体氛围的感染,也透出一股正气和率直,甚至描绘危险战局,都洋溢着悲壮的情怀。如高适《燕歌行》:“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记李将军。”

中唐，国力衰弱，边患不息，士兵长年守边，复员返乡的希望变得非常渺茫，漫长艰辛的边塞生活使士兵们倍加思念温暖的家乡，归乡无期，乡思中多了凄苦、无奈甚至绝望。在李益的边塞诗中，描写边愁的作品所占比例最大，有近20首。这种愁思给人的主要是一种忧郁而非昂扬，凄凉而非热烈的美感。正如姚鼐所言，它所引发的是一种“愀乎其如悲”的苍凉悲怆之声。

其《从军北征》、《夜上受降城闻笛》两首脍炙人口的篇章对边情的抒写就更加凄苦、哀婉了: “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 从军北征》)“ 回乐烽前沙似雪， 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 一夜征人尽望乡。”(《 夜上受降城闻笛》)两首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通过虚写音乐情绪导致征人行为举止的细微变化， 实写征人的心理感受。在肃杀凄凉的边塞， 思亲怀乡是征人共同的感受，这种感受长期积郁胸中，无处表达，这是一种多么痛苦的煎熬! 在行军驻防的征途，突然听到一阵阵哀怨、凄切的音乐响起，征人们的浓郁思乡之情再也无法控制。而这一心理的变化过程，诗人并没有描写，在诗人的笔下只有千万大军整齐划一的动作变化:“一时回首月中看”、“一夜征人尽望乡”。它展现的是一幅聚焦完全一致的画面，悲壮中显出凄苦，哀怨中显出无奈，征人的心理刻画得栩栩如生。

二、描绘苍凉冷寂的景物

气势壮观的关塞、广漠无边的沙漠、绵延无尽的草原、高远明净的胡天、奇丽壮观的飞雪等是盛唐边塞诗有的意象群。而中唐诗人没有如此的胸襟气度, 他们有的是悲痛哀怨的心境, 于是他们选择细小、灰暗、狭窄的意象群营造令人涕泪沾裳的境界。这种景物在色调上是冷的而非热的，在听觉上是静寂而非喧闹的，其时间背景多在秋冬季节的黄昏及月夜这一时段。正如姚鼐所言，这是一种“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的苍凉悲怆之审美意象。

李益十分讲究诗歌语言的锤炼， 他特别偏爱使用一些具有强烈感彩的形容词， 在他的50 首边塞诗中，“寒”、“暗”、“孤”三个形容词使用的频率极高，其中“寒”使用了16 次，“暗”使用6次，“孤”使用4次。这些词语的准确运用，使他的诗歌意境显得特别的凄冷、悲凉。如：“苍崖抱寒泉”（《华阴东泉同张处士诣藏律师兼简县内同官因寄齐中书》）、 “空山月暗闻鼙鼓”(《从军夜次六胡北饮马磨剑石为祝殇辞》)、“天寒白登道”(《五城道中》)、“满碛寒光生铁衣”(《度破讷沙》其二)、“暗水入寒塘”(《月下喜邢校书至自洛》)、“ 沙头牧马孤雁飞”(《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吹角当城汉月孤”(《听晓角》) 等句所渲染的气氛是肃杀、苍凉的，所营造的意境是凄迷、灰暗的， 所表达的情感则是十分低沉、忧郁的。

悲秋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传统情调。秋在文人的笔下，成了“凄苦悲况”的代称。李益不幸生活在中唐这一令人悲凄的时代，更不幸者，他个人仕途亦坎坷多舛，人生的大部分时光都在荒漠边塞度过。荒漠恶劣的地理环境、干燥寒冷的气候、残酷无情的战争、久戍不归的乡思、不得升迁的苦恼，这一切都困扰着诗人，折磨着诗人，使得他充心中满了时代的悲凉和个人生活坎坷不遇的凄苦，因而诗人把这种感受凝聚笔端，形诸诗歌，秋的意象频频出现其诗中。如“破瑟悲秋已减弦，（《古瑟怨》）、“伤心不独为悲秋”（《上汝州郡楼》）、“秋来莫射南飞雁”（《送客还幽州》）、“秋风卷入《小单于》”（《听晓角》）。

塞外景色在岑参笔下，在充满豪情壮志、乐于戍边卫国的边塞将士心中，或许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而在胸有郁结、思乡盼归的中唐诗人和戍边士卒心中则成为终年无春、黄沙蔽日的苍凉冷寂景色。

三、选择短小体制的七绝

李益现存边塞诗50首，其中七绝22首，而七古只有2 首，七绝占到几乎总数的一半。盛唐边塞诗以雄壮昂扬为基调，意象群趋向于宏阔壮大，故多采用七古，其篇幅长，容量大，不但适合铺陈描写异域的奇丽壮观的景物，如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中对边地狂风怒吼、飞沙走石的描写，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对雪中严寒的描写，岑参《火山云歌送别》中对火山的描写； 而且适合渲染、突出战争场面的激烈，如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把军队出师、战斗归来等场面都写得有声有色，高适《燕歌行》突出军情的危急、行军的飞速、作战的激烈等。所有这些都表现了盛唐人乐观昂扬向上的情感。而七绝所擅长营造的则是一种委婉含蓄、摇曳生姿的阴柔之美：“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贵。”“七绝亦切忌用刚笔，刚则不韵。即边塞之作，亦须敛刚于柔，使雄健之章，亦饶顿挫，亦不落粗豪。”中唐边塞诗的情感表现为细腻、哀婉、深沉，意象群趋向于细小柔美，七绝篇幅短小，适合抒发中唐所特有的苍凉悲怆之情。《听晓角》中以雁代人，从雁取影，深一步、曲一层地写出了角声的悲亢凄凉。雁犹如此，人何以堪，征人的感受更不必说；《从军北征》描写的远征军不仅在雪后的天山下、刺骨的寒风里，而且在荒漠上、月夜中，这就使人加倍感到环境的荒凉、气氛的悲怆。长期征战的士兵的哀怨之情跃然纸上。

李益生活在唐代社会大转变的时期，在唐诗发展道路上，也处于诗风衍变时期。李益苍凉悲怆的边塞新声是其主流情绪，为开创中唐诗歌创作，特别是边塞诗创作的新局面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 范之麟．李益诗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唐边塞诗篇10

关键词：盛唐;长安文化;王维;李白

中图分类号：I207.2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1-0154-005

盛世唐朝，诗坛万千气象，常为人道者自然是双子巨星――李白、杜甫，在诗的意义上，有唐一代能与此二子成鼎足之势的大概只有一个王维了。若将王维与前两者相比较，则可发现王维与李白有更多的相近之处：他们生卒年份相差不远，且主要活动时间都集中在开元天宝年间;他们都曾凭借文才接近过长安这一盛唐的政治文化中心，且在当世便名扬天下;他们都精通音律，都喜好山水，等等。

后世谈及盛唐气象，常以李白为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然而在唐人眼中，尤其是对处于长安文化区的文人和权贵来讲，王维似乎更能被称为是唐音的正宗。唐代宗在对王维之弟王缙《进王右丞集表》的《批答手敕》中云：“卿之伯氏，天下文宗”[1]494。当朝统治者的评价虽不能作为对诗人艺术成就的盖棺定论，但至少可以反应出统治者的喜好对当时当地的文学审美取向的影响。

一、盛唐气象与长安文化区

通常所谓的“盛唐”是指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期间的开元、天宝年间（公元712―756），这是唐代社会高度繁华而且极富于艺术气氛的时期，“盛唐气象”则是对这个时期诗歌的总体风貌特征的一种概括。宋代严羽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曾云：“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2]253此后的宋元明清等朝代的诗论虽也对盛唐诗歌的总体风貌多有论及，但并没有明确地将“盛唐气象”作为专有名词列出，直到1958年林庚发表《盛唐气象》一文，始有较为完整精确的定义，在该文中他认为：“盛唐气象所指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蓬勃不只由于他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这时代性格是不能离开了那个时代而存在的。盛唐气象因此是盛唐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3]

长安是唐代的都城，作为开元天宝年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可以说是盛唐景象的一个浓缩。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提出了“长安文化区”的概念：“当时汉化之中心在长安，以诗赋举进士致身卿相为社会心理群趋之鹄的。故当日在长安文化区域内有野心而不得意之人，至不得已时惟有北走河朔之一途。”[4]在这里，陈先生将长安视为一个文化区域主要是为了与胡族相对比，侧重政治意义上的划分，我们将其借鉴到文学史上也未尝不可。

在文学意义上，长安文化的核心和主导自然是其中的皇室贵族，因此长安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着精英文化和贵族文化的意味。“从空间到时间再到精神维度，长安文化包含了环环相扣的三个层面：雄踞关陇的地域文化、兼容并包的都城文化以及开放外扩的盛世文化。……长安文化作为唐代的一种主流文化，表现出一种强大的向心力，在与唐代其他地域文化的交流中处于优势地位。唐代文人一般都怀有强烈的用世心理，走向长安意味着人生的成功和价值的实现。”[5]在长安，物质层面的文化包括城市、建筑、宫殿、园苑、宫廷气度、宴游生活、文酒之会等，制度层面的文化涉及生活中的升迁、贬谪、送别、交友、节序活动等民俗方面。唐朝政治开明，经济发达，社会繁荣，长安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含有高朗开阔的意味，而在不同皇帝执政期间，长安文化的侧重又有所不同。

唐太宗尊儒崇文，推行仁政，开创了“贞观之治”，而在高宗、武后执政时则“薄于儒术，尤重文吏”，造成了官员的才德不相配。到了玄宗时期，崇儒又成为了长安乃至全国的风尚。此时长安文化区对儒的崇尚不仅是帝王阶层的政治观念和举措，也是文人官员群体对于儒家道德品质的强调。出于政治目的之尚儒投射到了长安的文人群体中，形成了对于儒者风范之文士的推崇，王维便适时地得到了从上而下的大范围的接受。

唐代宗对王维的推崇备至能够有力地说明王维在长安文化区中的被接受程度很高，而这其中，代宗本人深受长安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期待视野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在代宗的少年时期，王维已是闻名长安的诗人，时常出入于皇室门庭，少年代宗便经常“于诸王座闻其乐章”。至代宗即位，唐王朝内忧外患困苦不堪，不复当年辉煌，在文学方面他自然会对少年时期接触的“位历先朝，名高希代”的王维多有追思。“代宗誉王维为‘天下文宗’，预示王维将‘殁而不朽’，其中也包含着对其人格的肯定。”[6]这不仅是代宗个人作为普通读者对王维的追忆，更是他作为长安文化区中心的特殊读者对官员在个人层面的要求的体现。

开元天宝年间，一大批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文人士子汇集到了长安，王维便在其中。科举制度令本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寒门学士有了入朝为官的机会，而唐代科举取试中一个重要的门类便是“明经”，即对于儒家经典的学习考核。经学教育在唐代教育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这表示唐朝统治者相当看重从官文人的儒家道德修养，要求文人不仅要具有传统儒家倡导的中庸平和、温柔敦厚的人格，更要有“扬于王庭，敷以政事”的忠国之心和进取精神。开元九年（公元721），王维中进士第，从此开始了其坎坷的从政之路，也从此进入了长安文化区，并逐渐成为开元天宝诗坛的核心人物。

二、悠游贵族之王维与自由散人之李白

长安文化的核心与主导也是政治的核心和主导，即握有政治大权的皇室贵族，代宗手敕所云“抗行周雅，长揖楚辞，调六气于终篇，正五音于逸韵，泉飞藻思，云散襟情”[1]494-495，既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准确地概括了王维诗歌的特点，也点明了王维诗歌被皇室看中的特质。

唐朝文学有承六朝余绪之处也有复汉魏之古的诉求，在诗歌上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形式的高雅化，二是内容的实质性，总体呈现出一种雄壮浑厚和积极向上的气韵。长安对于广大文人士子有着政治和文化双重意义上的吸引力，这也让长安文化区成为了盛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诗歌舞台，而在以长安为背景的情况下，精密雅致的宫廷文学更加符合皇室贵族的审美趣味和要求。从与政治的关系出发，长安文化中的诗歌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主体是当朝官员的应制唱酬之诗，进则表现为追求事功的边塞诗，退则表现为含隐逸意的山水田园诗。

《新唐书・文艺传》有云：“侍以酬奉则李峤、宋之问、沈缙凇⑼跷”，将王维归类于“酬奉”之诗人，可见王维的应制酬奉之作影响深远。初唐的应制诗多阿谀逢迎之色，谄媚无骨，缺乏生机。到了王维笔下，应制诗气象遂为之一变。王维的应制诗现存17首，占其诗歌总量的1/20。[7]王维虽仕途多有曲折，但几乎一直处于在朝为官的状态，其士大夫官僚的身份没有改变，故应制唱酬诗的创作是与其身份阶层相结合的。同时王维的宫廷经验较为丰富，自少年起便与宁王、岐王、薛王、玉真公主等皇室宗族常有来往，在以皇帝及其近臣的活动为主要题材的应制诗创作中，王维无疑有着远超李白等同代诗人的优势：于王维而言，应制诗并非纯粹是为奉诏而写，也是他对自身悠游贵族的生活记录和情感表达。因此，王维的应制诗虽然有着意修饰的精美外表，但其厚重富足的实质性之内在更为难得，故发而为诗绝非那些虚有其表的宫廷式雕饰的应制之作所能比拟。

元代杨载《诗法家数》中对王维应制诗评价道：“如宫商迭奏，音韵铿锵，真麟游灵沼，凤鸣朝阳也。”这种雄整高华、精密雅致正是长安文化所欣赏的风格特征。如《奉和圣制从蓬莱……应制》一诗：“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华。”[1]173此诗以壮阔的渭水、黄山开篇，高朗的背景下辅以柔雅的柳树花丛，在一片伟阔明澈中，帝城宫阙傲视着和风细雨中的万户人家，雍容气派之后缀以规劝之句，承袭诗教的温柔敦厚，令全诗气格顿高。黄生《唐诗摘钞》评曰：“风格秀整，气象清明，一脱初唐板滞之习。初唐逊此者，正是才情不能运其气格耳。”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评曰：“应制诗应以此篇为第一。结意寓规于颂，臣子立言，方为得体。”这种恬淡富足的气象正合于长安文化的主流。

李白虽也有过短暂的宫廷仕宦经历，但其职位仅为翰林供奉，相当于陪同皇帝宴游的词臣，虽可进出宫廷，地位却几乎等同于优伶，这使得李白在长安的政治身份与王维等正经的士大夫官僚有着本质的不同。[8]李白由民间入宫廷，加之本身又是极为天纵骄才的狂士，自然也就不能很好地适应以贵族为中心的长安文化了。故此，李白的应制诗不仅为数不多，而且缺乏足够的内在情感的支撑。对于李白，从诏而作的目的更多是通过文学手段来取悦君王，而他对于帝王家日常生活的参与度也仅是旁观而已，因此他更注重对诗歌外在形式的锤炼，较少对这类诗歌的内容进行甄别和雕琢，导致其应制诗有形大于质的嫌疑。且由于李白的身份定位便是“皇帝侍文”，故其诗中虽有谲谏之意也难以被君王重视。李白诗中最著名的应制诗应是《清平调》三首，而这组诗的成名在更多意义上已经脱离了它原有的应制诗的背景，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其中的艺术形式。

长安文化的一个特质在于士人对建功立业的普遍追求，而这其中最直接的方式便是从军赴边，“军谋宏远”在唐代科举中是与选拔政治人才并列的一科。王维与李白的边塞诗均有三十多首，其中都掺杂着建功报国的壮志和对戍边生活的种种思索。

曾有人这样定位王维的边塞诗“不仅为他的诗歌奠定了基础，而且为整个盛唐边塞诗派奠定了基础”[9]，可以说这些边塞诗是真正奠定其开天诗坛核心地位之作。王维自少年时期就有不少堪登大雅的边塞诗，根据其诗题下自注年代来看，他在十九岁已作成《李陵咏》，在二十一岁已作成《燕支行》。彼时正当王维少年英豪、意气风发，也正是开元盛世的初期，这些早期的作品正切合了盛唐初期长安文化中昂扬豪迈、积极向上的精神特质。王维早期的诗歌与同代诗人有着不少相似之处，即充满着为国效力、乐观进取的基调，这是受儒家思想的文人入世理想的体现。纵观王维一生，确实未曾真正脱离官场，可以说王维少年的入世精神是他人生轨迹的最大指向标。王维早期的边塞诗表现了一个雄姿英发、积极建功的少年形象，这种青春气息让王维更加贴近盛唐长安的脉搏。随着年岁渐长，尤其是王维有着在37岁时以监察御史身份出参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幕府，在凉州切身实地地参与了近两年边塞生活的经历，其边塞诗开始逐渐褪去早期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关注点更多地转向了现实，有了对不公现实的揭露和批判。但即使是在抒发不满的诗篇中，王维仍抱有一颗矢志效国的心，在《老将行》篇末有云：“愿得弯弓射天将，耻令越甲鸣吾君。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立功勋。”[1]93正是由于如此这般地心系朝廷，王维的边塞诗才能很好地引起长安文化区之人的共鸣，从而成为长安文化的代表。

李白也有过不少边塞佳作，其早年作品与王维少年之作有不少相近之处，都洋溢着勃勃的生气。从《白马篇》中可以看出李白的政治理想轨迹是：“任侠一从军一功成一身退”[7]，其与王维的分野主要体现在后期。李白的“功成身退”理想主要是对个人价值和意义的追求，因此他的边塞诗必然更多的是自我意识的表达，不能够像王维一样有与统治者接近的立场。从现实经历来讲，不同于王维曾以官职深入边塞，李白对于边塞生活的实际体验是在“赐金放还”后以一介散人的身份到了河北蓟门，是通过与边塞的平民百姓接触来感受塞外之苦的。因此李白对于边塞理解的深化更多是站在被统治者的角度，他后期的边塞诗中有着强烈的反战情绪。如《古风・其十四》中有云：“赫怒我上皇，劳师事鼙鼓。……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不见征戍儿，岂知关山苦。”[10]93-94这样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统治者便使得他站在了统治阶层的对立面，此时的他距离长安文化区只能是越来越远。

自魏晋文人发觉了山水中休憩情思之妙，山水诗逐渐进入一种审美自觉的范围，到唐朝之时，山水诗已发展出了一种高度繁荣的局面。唐朝山水诗已有情景交融的艺术模式，诗人往往寄情山水，寻求日常生活之外的审美享受。

《新唐书・食货志》有云：“自王公以下，皆有永业田”。在长安文化中，山林意味着政务之余的放松，是仕宦文人在追求事功的同时能够不失自己高洁本性的去处，同时唐朝皇帝也多好风雅，因此畅游山林也就蔚然成风。王维的山水诗不染尘烟、物我两忘，禅宗意味浓厚，是一种悟道的表现。在禅宗的熏陶下，“持一种既不舍弃感性客体的‘有’，而又能超脱以精神的审美态度的‘无’，从自然体会到宇宙的深意，而又以此深意去体味自然，在这种‘循环’的恍悟式的体味中，达到思维方式的变化和人生价值的转换。”[11]《山居秋暝》是王维居于辋川时所作，是王维山水诗的代表作之一，“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1]162诗中描摹景象几乎全用白描手法，以实景传达意会之味，将己心化入山水，无所求而有所遇，在动静相生中蕴含着永恒意蕴。王维的山水诗有“无我之境”的意境，似是游离景象之外却又无景不情。此诗尾联点出主体“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1]162-163，由禅入世，回归现实，引出有着放逐心灵的诉求的主体――“王孙”，说出了长安文化区中官员们的心声。王维一生在官，他闲入山林除了含有对官场的无奈，也有着一丝士大夫从容优游的风采，故其山水诗没有波澜壮阔的情绪起伏，更多的是对自然景观的客观观照，从而传达恬淡明净的心境，这种中庸平和的风格也正是长安文化所看重的儒者高雅。

李白一生甚为自傲，对自己的政治期望也很高，偏又不得朝廷所用，主客观的矛盾激化了诗人的情绪，故其山水诗漫篇皆是浓郁的自我情感的抒发。李白亲近山水有一种傲世放达的情绪在里面，在表现形式上多采用夸张虚构、气势磅礴的描写来与内在情感相呼应。李白早期作品中也不乏与王维诗有着相似意境的冲淡之作，如《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中便有：“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10]918的平和静谧;但更多是以景写人，通过对现实景物的夸张化描写来表现诗人耿介狷狂的自我形象，如《游泰山六首》中有云：“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10]787、“凭崖览八极，目尽长空闲”[10]788。遭遇政治失意后，李白思想中追求自由、遗世独立的成分开始与山水有了更多的呼应和融合。李白自幼崇尚访道问仙，在赐金放还后更是于齐州紫微宫正式入道，道家思想中的“逍遥游”对其影响甚大，李白的山水诗中充盈着一股潇洒之气，凸显出一个超越凡俗、追求自由的主体形象，而这种对自我的强调有失中和，太过飘逸傲岸的诗歌是被排斥在长安主流文化之外的。

综上，在应制诗、边塞诗、山水诗三方面，王维都适当地体现出一个平淡适意的优游贵族的形象，而李白却时时展现着一个狂放不羁的山野散人的形象。对于长安文化来说，王维的中正平和更加符合上层贵族对于文人的要求，而李白只能在较平民的阶层获得好感。

王维与李白在诗歌风格与待人处事上的分野，归纳来说，大致在于王维思想中的客观性较强，而李白更多的突出了主观性。王维偏于客观，作诗常含蓄，并非和盘托出，只是作一开端，引起观者情思。李白偏于主观，观其诗常有大江奔流之气魄，将情感抒发到极致。究其原因，王维深于佛理，作风静穆，在作诗时有意或无意地将自我意识过滤掉了;王维的诗歌常有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之妙，这种妙悟也多源于禅宗“顿悟说”的影响。而李白深受道教影响，其人其诗都有着追求自由的狂热，更讲求情感的喷发和纾解，自我的表达是贯穿诗句之线。

三、当世对王维、李白的接受

王维（公元701―761）、李白（公元701―762）生卒年十分相近，这里的当世是指对王维、李白而言的盛唐时期和中唐初期，现拟从现存的这段时期的唐人选唐诗选本来比较王维、李白的接受差异。当世选本有5种，分别是“芮挺章之《国秀集》，殷[之《河岳英灵集》，高仲武之《中兴间气集》，姚合之《极玄集》，韦庄之《又玄集》”[9]。这些选本中对王维、李白诗作的收录情况如下表所示：

《国秀集》编于天宝年间，编者芮挺章是国子监中太学生，多选可以入乐的应制奉和之诗，选诗标准是“风流婉丽”，这本选集是长安文化在诗歌上的集中体现。王维的诗作音韵和谐，属对工整，其应制诗更是体制规范之作，故有7首被编入。而李白长于古体诗，此书未录其诗。《河岳英灵集》选录开元二年至天宝十二年（公元714―753）间24家共230首诗，编者殷[既重风骨又尚声律，此书被认为是最能体现盛唐风貌的选本，王维、李白在入选诗作的数目上相差并不大。“王维诗的数量尽管不占榜首，但殷[在集前《叙》文云：‘王维、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此集便以河岳英灵为号。’可知殷[最推重的诗人还是王维。在关于王维的‘评语’里又说：‘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9]可见风骨秀雅的王维更中诗选家之意。《中兴间气集》主要选取中晚唐诗人，王维、李白皆未入选。但编者高仲武在《自序》中说其选诗标准乃是：“体状风雅，理致清新”，其选取的诗人多是受王维秀雅诗风之影响，高仲武在诗人评语中也常以王维为典范规式来衡量诗人成就，可见其对王维的重视。《极玄集》编于中唐，编者姚合多选取大历诗人，盛唐仅有王维、祖咏入选，且王维之诗被列在卷首，故可见王维远较李白等同代人更得中唐之人的服膺。《又玄集》是晚唐诗人韦庄所编，收录了初唐至晚唐142家诗人，自序：“但掇其清词丽句”，追求风格清婉，王维、李白均有4首诗入选。韦庄选集的立足点是唐朝总体的诗歌走向，故王维与李白的地位在他眼中并没有很大的差别。

通体说来，盛唐、中唐诗人偏爱秀丽典雅、清新柔美的作品，故王维的文质彬彬更受推崇。李白虽在民间颇有名声，但在诗选家的眼中并不算是突出。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诗选家们多是在朝为官者，其选诗的取向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主流在朝堂的长安文化的影响。

概而言之，王维诗歌在长安贵族中广为传唱，其高雅的内容风格也在较多方面体现出了优游雍容的贵族气质，加之其本身具有平和客观的为人，因此他的诗歌反映并且切合了当时长安的主流审美，成为了唐音之正宗。“天下文宗”之名归于王维不单单是对其诗艺的肯定，更是对其在长安文化区中地位的肯定。

参考文献：

[1]（唐）王维，著.（清）赵殿成，笺注.王右丞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3]林庚.盛唐气象[J].北京大学学报，1958，（2）：87-97.

[4]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5.

[5]魏景波.长安文化与唐代都城诗//唐代文学研究（第十四辑）[C].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85-97.

[6]孙明君.天下文宗名高希代――唐代宗期待视野中的王维诗歌[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5）：98-103.

[7]陈淑娅.论王维的应制诗[J].作家， 2009，（10）.

[8]木斋.论李白王维在曲词写作上的分野[J].齐鲁学刊， 2011，（2）：118-124.

[9]苏华.论王维的边塞诗[J].新疆大学学报， 1996，（4）：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