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告白十篇

沉默的告白篇1

那些以前说着永不分离的人，早已经散落在天涯了。

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会有收获，但是，每一次收获都必须努力，这是一个不公平的不可逆转的命题。

什么叫快乐？就是掩饰自己的悲伤对每个人微笑。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而守护是最沉默的陪伴。

（来源：文章屋网 ）

沉默的告白篇2

内容提要: 沉默权的确立，有效地保护了在刑事诉讼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平衡了诉讼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刑事诉讼走向民主化的体现，也是人类通向文明的表现。但其弊端也不容忽视：一方面，程序正义的实现有时可能以实体正义的丧失为代价，片面地强调沉默权，极易放纵犯罪。这与刑事诉讼法的兼顾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的目的背道而驰。为此，也需要对沉默权做出必要的限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沉默权制度设想，希望能够对我国未来的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纵观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沉默权制度，在侦查、、审判等各个阶段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已成为通行的作法。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一直都没有规定沉默权制度，我国国民对这项制度的理解存在欠缺是必然的，所以，对于这项制度的引进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正如任何一个事物、一种制度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一样，沉默权制度亦如此。沉默权制度就像是一把双刃剑，在保护嫌疑人人权的同时也有可能触犯公共利益，危害公共安全，甚至放纵犯罪。为了避免沉默权的弊端在我国出现，我们需要建立起一种有限制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沉默权制度，从而更好地实现刑事诉讼法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的双重作用。

一、我国沉默权制度的理念

刑事沉默权与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诉讼构造及一系列诉讼原则和制度密切相关。经验表明，任何脱离实际的移植，往往会走向其本意的反面。从沉默权的发展历程看，我们没有必要照搬原来意义上未加限制的沉默权规则，而应该在确立沉默权规则的同时，明确限制性规定，确保刑事诉讼法的犯罪控制功能不被削弱。既要有一定的超前以“拉动”实践，又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太远；既要充分重视保护人权，也要适当考虑打击犯罪维护法律秩序的需要，从而实现利益与价值的平衡。考虑到国际国内环境，笔者认为，应当稳步建立我国的沉默权制度。因此，稳步建立我国的沉默权制度应是明智的选择。稳步体现在既不盲从，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不强行实行，又不是等到各种条件都完全具备的情况下才实行，而是采取稳步推进的方式建立，即在符合我国国情，沉默权能够存在的机制基础上建立，建立后又能够保证沉默权真正实行。具体来说，就是在明确沉默权规则，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特权的同时，对沉默权规则作必要限制，使之适合同犯罪作斗争和保障司法程序公正的双重需要，并随着条件和环境的变化逐步加以完善。沉默权的行使体现的是对人权的保护，但也要避免在保护人权的情况下，因为沉默权的建立而影响对犯罪的打击。在我国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各方面的利益都要有所考虑。而要保持各种利益的平衡，沉默权的建立就要在保护人权和打击犯罪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和协调，兼顾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的双重目的。因此，实行有限沉默权制度应是我国沉默权的目标选择。基于此，我国应该在法律中明确规定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和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建立“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机制。只有在这种机制下，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才能以沉默权为武器，以法律的形式约束司法人员的非法行为和权力恣意，也才能以此为依据保护自身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真正为被追诉者建立一个权利保障机制。

二、沉默权的立法模式

我国的沉默权应适用于侦查、审查和法庭审判阶段。这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做法。即在上述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时，被讯问人有权保持沉默。有学者提出侦查阶段赋予嫌疑人沉默权的话会严重阻碍侦查，笔者对此持反对意见，“沉默权的重要价值体现在侦查阶段，对侦查程序中犯罪人的保护是各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一项长期的核心目标。”{1}如果在侦查中犯罪嫌疑人不享有沉默权的话，那么沉默权就失去其应有之义，也没有实质意义。所以我国在立法上应当规定被追诉者在侦查、、审判全过程均享有沉默权，只不过可以针对某些特殊案件和特殊情况作出一些例外性的规定，这也是有限沉默权制度的体现。

三、构建有限沉默权制度的原则和制度

沉默权制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涉及到诉讼中很多方面的深层次因素，因此，建立沉默权制度也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而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要有立法者的决策，还需要公众观念的转变和认同和配套的运行机制和相应的保障机制。因此，当前条件下，需要建立我国最低限度的沉默权的保障机制：

（一）全面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而沉默权制度又是无罪推定原则在逻辑上的必然要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已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精神，因此，应在刑事诉讼法中进一步明确无罪推定原则，确立任何人在未被法院判决前应被假定无罪的规定。这是沉默权得以实行的理论基础和保障。据此，可将《刑事诉讼法》第12条修改为：“任何人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之前，应被视为无罪的人，享有沉默权”。

（二）明确规定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和沉默权，禁止因沉默而对其作不利的推断，取消刑事诉讼法中的“如实回答”义务的规定。不被强迫自证其罪与沉默权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因此，应将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刑事诉讼法》中加以规定。即可在《刑事诉讼法》“任务和基本原则”一章中增加一条，即：“任何人都不受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陈述，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有权保持沉默，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禁止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沉默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沉默权与如实陈述义务是相矛盾的，如实陈述作为一种法律义务是必须履行的，沉默权则是一种权利，当事人既有陈述的义务，也有沉默不语的权利，既可行使，也可放弃。如实陈述义务不仅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影响取证行为的合法化和文明化，而且助长了诉讼活动中对口供的依赖，在实践中成了被告人负举证责任的法律依据，这也是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应予取消，以保证当事人的沉默权的行使。

（三）建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和自白任意性规则。这两项规则既是证据法则的重要内容，又是沉默权的制度保障，在证据采信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助于遏制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现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求，凡是通过违法或不恰当的方式取得的而非出于陈述人自由意志的自白应当绝对排除，而且，如果对自白的任意性有疑问也应当排除。自白任意性规则要求除法律有明确限制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自愿、故意而有理智地放弃沉默权后做出的自白才是有效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已严禁通过暴力、引诱、欺骗、胁迫等方法取得供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也规定了不得将上述情况取得的证据作为指控犯罪和定案的依据。因此，可吸收现有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精神，在《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的“对一切案件的判处……不轻信口供”之后增加“凡经查证属实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利诱、欺骗等非法方法以及超期羁押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不得作为指控犯罪和定案的根据”。

（四）建立包括作证豁免制度在内的鼓励被告人积极供述的制度，使“坦白从宽”政策落实到实处。沉默权不是不让人说话，也不是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说话，而是赋予其在保持沉默与作出陈述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利，是对其基本权利的一种保护。从对沉默权的考察中可以得出，法律并不禁止自证有罪，而是禁止强迫自证有罪。就像1918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个判例所说的那样：“一个有罪的人自愿戳破自己的脚趾，这些丝毫也不违反宪法。恰恰相反，希望他这样也不能算过分。宪法第五修正案从未说，不允许某人自证有罪，或者说，不允许劝说他这样做。他只是告诉我们，不得强迫任何人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有罪。”{2}沉默权的实践意义在于确保警察在没有使用任何威胁、强制或逼迫手段的情况下获取嫌疑人的真实供述，而不是要阻止和妨碍警察在侦查犯罪中的传统职责和作用{3}。沉默权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当事人都一言不发，在自愿的情况下，此权利也可以放弃。在国外，真正行使沉默权的很少，美国通过辩诉交易，罪犯认罪率高达90%；英国行使沉默权的人占被询问者总数的4.5%；日本占被告人的7.7% {4}。为避免沉默权所带来的取证难和对犯罪的打击不力，特别是对共同犯罪的打击，应当建立一些制度来确保被告人积极配合司法机关及时查明案情真相，分化瓦解犯罪集团。一是使“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法律化。许多国家的法官在对被告人量刑时都会考虑其是否坦白认罪的问题。在引入沉默权的情况下，为避免沉默权的负效应，并把其减到最低，应真正落实“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把其上升为法律规定，鼓励被告人积极认罪服法。因此，可在刑法中对坦白作出明确规定，使其成为从轻处理的法定情节，而不是酌定情节，进而形成坦白、自首、立功三种从宽处罚体系。二是建立作证豁免制度。作证豁免应仅限于证据豁免，对某些被告人陈述的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可不作为对其指控的证据，可以按照法律规定免除其刑事责任。证据豁免应只限于集团犯罪、黑社会组织性质的犯罪、智能犯罪、贪污贿赂犯罪以及跨国犯罪等重大复杂的案件，以有利于打击主要犯罪分子，及时侦破案件。

（五）完善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证人证言是揭露和证实犯罪的一种重要手段。沉默权的确立使刑事诉讼主要依赖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这样，证人证言的作用就更加突出，更加重要。因此，应在刑事诉讼法中的总则中规定直接、言词原则，确立“证人必须出庭主义”，完备证人出庭作证的配套措施，保障证人客观、充分地提供证言。一是要建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明确其违法作证的法律后果。可在《刑事诉讼法》第48条中增加一款：“对证明案件真实情况起关键作用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对无正当理由而不出庭作证的，应当强制其出庭，并视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二是建立证人出庭作证的物质补偿制度和安全保障制度，使证人作证无后顾之忧。据此，应对《刑事诉讼法》第49条关于保障证人人身安全的规定进行完善或作出操作性强的司法解释，并增加证人作证的物质补偿条款。

（六）建立权利告知机制和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会见权、通信权。这是沉默权能够贯彻实行的重要程序性保障，否则，即使实行沉默权也会流于形式。行为人只有知道自己的权利才会行使，这是权利人行使权利的前提。在受到误导或不清楚的情况下，司法人员有可能会利用该漏洞来诱取口供。在行使沉默权之前明确告知其权利是各国通行做法和共识。因此法律必须对包括告知权利的时间、告知权利的具体事项、法定情形的解释义务和不履行上述告知职责的后果及责任等内容的告知制度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可规定，在讯问前，应采用书面权利告知或口头告知并记入笔录的方式明确告知。具体规定为：

第一，在侦查阶段，可将刑事诉讼法第93条修改为：“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首先应当告知他有沉默的权利……并将该告知记明笔录”。

第二，在审查阶段，可在《刑事诉讼法》第139条后增加“检察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告知他有沉默的权利，并将该告知记明笔录”的规定。第三，在审判阶段也应增加沉默权的告知程序。在《刑事诉讼法》第154条和第157条的最后增加“告知被告人有沉默的权利，并将该告知记明笔录”的规定。另外，也应该作出如果嫌疑人要求行使沉默权时，讯问不得进行的规定和对违反告知程序所获得的口供可视为违反自白任意性规则而无效的规定。由于当事人不一定通晓法律，没有律师的协助，沉默权很难得到良好的实现。因此，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是避免刑讯逼供、保证沉默权行使的有效保障。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刑事诉讼中，律师介入的程度与外国相比有相当的差距。所以，应结合我国国情，除对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重大复杂的有组织犯罪案件外，应赋予律师这项权利。可规定除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最初24小时外，律师有权在讯问嫌疑人时到场。保障在押嫌疑人的会见权和通讯权，可以防止或减少犯罪嫌疑人在被羁押时所受到的强制，在其受到强制时也可以获得有关人员特别是他或她的亲属所委托的律师的帮助。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法律和司法解释对保障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会见权和通信权的规定，减少对会见和通信的限制。当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基于控制犯罪的重大社会利益，可以对会见和通信设立必要的例外和审查、控制手段。

四、建立沉默权的一些例外性规定

我们要从实际出发，事实求是。在确立嫌疑人沉默权的同时，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有些个案中应该对嫌疑人的沉默权作出限制性规定。这种例外规定，是为了寻求个人权利保障与社会国家利益防卫相统一，追求保障人权和追究犯罪的双重目的，这样才能保证诉讼效率、有效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秩序。根据该原则，笔者列举了以下几种不实行沉默权的例外情况：

（一）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与金融诈骗、计算机犯罪的例外。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为有效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可不将《刑法》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列人享有沉默权的范围。当前智能化犯罪日益突出，犯罪科技含量高，侦破难度大，建议排除《刑法》第五节的金融诈骗罪及第285条的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第286条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

（二）走私、、洗钱、抢劫、犯罪等共同犯罪及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犯罪的例外。走私、、洗钱的犯罪大都单线联系，嫌疑人的供述对揭示案件的起因、背景、实施过程及同案犯之间的关系，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赋予其沉默权，真正的主犯或幕后凶手便无法抓获，不利于惩罚主要犯罪分子。而有组织犯罪又具有人数多、组织严、危害大、侦破难度大的特点，此类案件很难一网打尽，对同案犯的情况，口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各国对此也采取特殊的刑事政策。对此，我国学者提出对追诉黑社会犯罪的证据使用可以考虑单一证据原则，规定证人特别是黑社会组织中的共犯和知情者如实作证的义务，拒绝作证的应予处罚{5}。据此，可明确规定《刑法》第347条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罪、第191条的洗钱罪、第294条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第263条的抢劫罪及雇佣性质的共同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享有沉默权。

（三）贪污贿赂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的例外。明确规定《刑法》第 382条的贪污罪、第385条的、第392条的介绍贿赂罪、第395条第1款的巨额财产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不享有沉默权。当前，我国处于腐败案件高发时期，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为有效打击贪污贿赂犯罪，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建议把上述犯罪排除在外。而且实践中这类犯罪主体大都是握有一定职权的人物，大都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且活动能力强，社会关系广，作案前有准备，作案后有对策，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常干扰侦查活动。如果再赋予他们沉默权，那样，会更不利于把犯罪分子绳之于法，进而会损害国家的利益。

（四）公共安全以及紧急情况的例外。对于涉及公共安全的犯罪，对于不立即讯问并获取口供就可能造成公共安全重大危害的，犯罪嫌疑人不立即提供受害人所在场所就可能危及被害人人身安全的，不享有沉默权。例如，在绑架和非法拘禁犯罪中不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以沉默权。因为在这两种犯罪中，犯罪嫌疑人如果拒不说出被害人下落，被害人的生命安全极有可能受到伤害。所以在这类犯罪中不应赋予犯罪嫌疑人以沉默权，这样有利于及时解救受害者，把伤害降低到最小。从而，起到保护受害者利益的作用。这类案件一般还包括危险品下落不明的投毒、枪支弹药、爆炸物犯罪等，这类案件的认定应由法官根据具体情况来确认，但对此案在审判阶段仍应使用该原则。

（五）被告人对于犯罪无关的一些个人自然情况不具有沉默权。这些自然情况包括姓名、身份、年龄、职业、住址等。之所以如此规定是为了有效准确打击犯罪，提高效率，避免不必要的损耗。

五、建立沉默权对司法机关的要求

沉默权制度的建立是一种趋势，这对司法机关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司法机关应当积极应对，从两方面对自身工作进行改进：一是司法观念的更新，弱化口供在证据体系中的作用。在以往的刑事诉讼中，口供被称为“证据之王”，其证据价值和重要性被片面地夸大了，走向了极端。这种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许多司法人员的头脑中，这与沉默权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司法机关应当转变观念，树立人权保护观念，坚决杜绝逼取口供的行为。同时要解放思想，摒弃“有罪必罚”的陈旧观念，“不能冤枉一个”的思想，事实求是地追究犯罪。二是要用高科技装备司法机关，提高侦查的能力。沉默权制度的建立使得司法机关从刑讯逼供中所得的利益远小于其所承担的风险，因此，为了侦破犯罪，刑事司法机关的工作重心必然要转向取得其他的外部证据上。这就要求国家加大对侦查机关的技术装备投入，提高侦查人员的素质，改进侦查技术手段和提高侦查水平上，实现侦查的强大和科学化。笔者相信，“随着诉讼文明程度的提高和侦查能力的增强，有罪者逃避惩罚的现象将会逐渐减少，确立沉默权规则可能带来的副作用也会降低到最小程度。”{6}

注释:

{1}熊秋红．刑事辩护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253.

{2}王以真．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参考资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438.

{3}卡尔威因，帕尔德森．徐卫东，等译．美国宪法释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38.

{4}彭焚，李智雄．沉默权移植与刑事证明标准的重构[j].人民检察,1999,(12).

沉默的告白篇3

【论文关键词】沉默权 司法制度 构建 【论文摘要】沉默权是被告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它是被告人的防御权、人格权，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权；它具有体现刑事诉讼价值、丰富刑事诉讼职能、实现刑事诉讼结构公正、完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作用；没有沉默权的权利体系是不完备的权利体系。本文借鉴了国外沉默权的相关制度，进一步探讨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的模式，力图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司法改革和实现司法公正的目的。 沉默权现已成为国际人权法确认的一项基本人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人类通向文明的斗争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沉默权制度在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确立沉默权，已成为一种社会发展和法制进步的趋势和必然要求。是否确认沉默权及是否建立了保障其实现的程序机制，不仅体现出一个国家对实体真实与程序正当、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等相冲突的诉讼价值的选择态度，而且也反映出一国刑事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状况和刑事司法文明进步的程度。 一、沉默权的定义和内容 沉默权被称之为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的，对追诉方强迫性提问有权保持沉默或拒绝口答，且不因此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一项权利。它是一种以沉默的外观表现出来的特权，其实质在于免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特定情况下证人的作证义务，否定警察强迫犯罪嫌疑人提供证言的合法性。根据美国学者的解释，沉默权限特定含义包括以下三项基本内容：一是被告人没有义务向追诉一方或法庭提供任何可能使自己陷入不利境地的陈述或其他证据，追诉一方不得采取任何非人道或有损被告人人格尊严的方法强迫其就某一案件事实做出供述或提供证据。二是被告人有权拒绝回答追诉官员的讯问，有权在讯问中始终保持沉默，司法警察、检察官、法官应对及时告知被告享有这一权利，并不得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这一权利而做出对其不利的推论。三是被告人有权就案件事实做出有利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但是这种陈述必须是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后果的情况下做出的出于其真实意愿的陈述，法庭不得将被告人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外部强制或压力所做出陈述作为定案的根据。 沉默权的实质是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两项权利：其一是面对侦查追诉人员或审判人员的讯问，被追诉人有权自愿选择是坚持沉默还是放弃沉默（包括供述和抗辩），侦查人员或审判人员不得对其施以肉体或精神上的强制。其二是如果被追诉人在侦查人员或审判人员的讯问是保持沉默，其保持沉默这一事实不得作不利于追诉人的推论，更不得因被追诉人保持沉默而对其施以肉体或精神上的惩罚。其目的在于保障追诉人对开口陈述供述或坚持沉默的选择的自主性和自愿性。从历史上看，主张沉默权一开始就是与反对纠问程序，反对自我归罪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对纠问程序和如实陈述义务这种违背人的主体性原则，侵犯人的基本尊严的野蛮的司法程序的一种反抗，是正义向不正义的宣战，是理性对反理性的抵制，是文明与不文明的对立，的确体现了文明的成功和人类的进步。 二、沉默权制度的确立 沉默权制度，最早开始于英国，后又在美国推行并波及欧洲各国以及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学理上又称反对自我归罪特权。1912年，英国1912年法官规程对沉默权作出了明文规定。受英国法的影响，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明确规定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规定“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证有罪。”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则是通过刑事诉讼法最终确定的，在立法中直接规定沉默权的规则。 沉默权的实行对保障司法公正具有两个最显著的作用：一是有效地防止了各国执法者滥用暴力刑讯逼供这一人类社会所创设的所有邪恶制度中最邪恶的制度的现象，有效地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健康和人格尊严；二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诉讼双方的地位平等、最大限度地抑制了冤假错案发生的可能，“宁可放走千人，不可错杀一人。” 三、我国司法实践情况及建立沉默权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确立沉默权制度当然与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分不开的。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将当事人的口供摆在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上，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侦查技术不够先进，所以需要当事人的口供指引；另一方面，重视当事人的口供确实可以提高办案效率，更好地打击犯罪。 第一，确立沉默权是保障公民权利的需要 经验表明，在刑事诉讼中，最容易且频繁受到侵犯的是受追诉人的权利。受到刑事追诉的人与拥有特 殊权力和专门技术手段的追诉官员相比，本来就处于劣势地位，如果再赋予追诉官员强迫其陈述的权力，被追诉者的其他权利就会因此而毫无保障，也容易助长追诉官员刑讯、威胁等非法行为。而赋予其沉默权，实际上是要增强其在刑事程序中与追诉一方相抗衡的手段，以达到维护被追诉者合法权利，抑制追诉权滥用的意图。任何公民，都可能涉嫌犯罪而受到追究。所以，保障被告人沉默权，实际上是对每个公民权利的保障，是人权保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确立沉默权能有效防止冤狱的发生 由于被追诉者享有沉默权，为追诉官员的取证增设了障碍，追诉官员就不得不放弃通过逼取认罪口供来获取有罪证据，他必须充分收集其他证据，这就为查明案件真实，防止冤错提供了保证。这对维护社会长治久安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因为如果冤狱太多，社会就难以长久稳定。 第三，确立沉默权有助于实现程序上的公平 从理论上讲，沉默权是同强调诉讼结构平衡、当事人的主体地位、无罪推定原则及举证责任的原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强调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对等性，就不得对受追诉的人科以协助追诉一方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义务。否则，就毫无公平可言。既然承认受追诉的人的主体地位，从而承认受追诉的人意志的独立性，他就享有充分辩护的权利，在不愿答辩时也就享有不做答辩、不予回答即沉默的权利，而不得违背其意志强迫其做出答辩。否则，受追诉的人就会成为不具有独立性的诉讼客体。既然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任何人在被法院依法宣判有罪以前在法律上视为无罪的人，那么，指控其犯罪的一方为证实其有罪，就必须负有提出充分证据的责任，而不能强迫他本人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有罪或者无罪。从证据理论上讲，沉默权规则也是对偏重自白的证据观的否定。在纠问式刑事程序中，自白被称为“证据之王”和“最佳证据”，在证据运用上强调“无供不录案”，自白的证据价值被片面夸大了。为获取作为最佳证据的自白，以便得以定案，导致了刑讯的合法化和法外刑讯的广泛适用。沉默权的诉讼理念却恰恰相反。承认沉默权，就表明了这种程序本身并不把破案的希望寄托在获取认罪口供上面。正是基于这一点，并基于对人权保障的追求，在确认沉默权的程序中，均严厉禁止并在出现时坚决予以制裁一切违背供述人意志的强迫取证的方法。 四、对我国设立沉默权制度的初步设想 在我国当前的司法环境下设立的沉默权，首先应明确这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不要期望一蹴而就；其次至少应遵循以下三原则：一是沉默权立法是确认权利而非限制权利，二是应当明确界定沉默权利和陈述义务的界限，三是坚持贯彻在我国已生效国际条约中的最低限度地保障国际司法准则。 1.明示沉默权：就是在有关的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或某一诉讼阶段依法享有沉默权，在有关法律条文中出现“沉默权”字样，通过有关法律条文的具体规定对沉默权予以确认。这种明示的沉默权在相关法律中至少应体现三点： 明确告知规则。要求执法者执法时必须告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依法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同时应告知其保持沉默的后果和进行供述的效果。 明确讯问时律师在场规则。要求执法者在讯问过程中，应允许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律师在场，使被追诉者能及时获得法律程序上的帮助和救济。 明确违反沉默权后果规则，包括被追诉者的事后救济规则。要求执法者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执法，保障被追诉者沉默权的实现和受侵犯后能依法获得救济。 2.默示沉默权：是指在有关的法律条文中并不明确出现"沉默权"的字样，但依据立法的原意和宗旨可以推断出其隐含沉默权的内核，法律通过对被追诉者陈述的鼓励机制和保障机制使沉默权得以实现。应当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确立：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陈述。这主要通过法律完善量刑制度得以实现，对如实供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正贯彻落实“坦白从宽”；对主动认罪者，可在法定刑内从宽处理，甚至可以低于法定刑。 对特定犯罪建立起诉豁免和证据豁免规则。我国法律在设立沉默权过程中，应通过建立起诉豁免和证据使用豁免规则，鼓励如实供述和交待同案犯罪行。但这一规则的适用范围不易宽泛，仅适用于如集团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特定刑事案件。 3.沉默权的例外：是指在特定情况下或者特定案件中，如果被追诉者要求行使沉默权，法院有权依法做出对其不利的推断。这是对沉默权的限制，因此必须严格掌握，只有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才能适用。笔者认为，借鉴 英美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被追诉者在警察讯问时以享有沉默权为由，不回答提问，而后在法庭上又以此提问为自己辩护的，法官可以做出不利于被告人的推论。这不违背沉默权的法律精义，反而可以限制犯罪嫌疑人滥用沉默权，避免真正的罪犯逃避法律的制裁。 （2）被追诉者有重大犯罪嫌疑。即在被追诉者身上或住处发现与犯罪有关的物品或痕迹，或者被追诉者被发现在犯罪现场或附近而其拒不说明原因的。如果在犯罪嫌疑人的身上、家中、住处等处发现被害人的物品以及作案工具等，犯罪嫌疑人必须明确说明其来源并提供相关证据，否则，就有可能对其做出不利推定。如果犯罪嫌疑人在案发现场被发现的，犯罪嫌疑人必须向警方说明其到现场的时间、目的以及行为过程，不能以沉默权对抗侦查人员的讯问。 （3）具有履行特定职务的人员犯罪的，如公务人员犯罪。国家公务员应当以国家利益为首，一旦其成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应既不享有沉默权，也不享受起诉豁免或证据豁免，这是其在选择担任国家公务员时必须付出的代价。 综上，在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无论是完善司法制度，还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适应国际发展潮流，都是必须的。西方许多国家已经建立起来的沉默权制度可以给我们以参考，但是必须根据我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状况加以选择、限制，重借鉴而非盲目引进，以建立起既能体现沉默权制度的基本精神、又能适应我国发展需要的合理体制。

沉默的告白篇4

关键词：沉默权；人权；保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开始反思二战对公民权利的践踏，而且更加重视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沉默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否真正享有辩护权的基础。不幸的是，近年来我国却发生了许多由于刑讯逼供、屈打成招，肆意践踏人权的冤假错案，例如杜培武案、李久明案、聂树斌案、佘祥林案等。[1]因此，探讨沉默权在我国制度上的设计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一、沉默权的概念

沉默权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广义上讲，沉默权是公民言论自由的具体表现，即任何人有权决定他想说什么或不说什么，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狭义的沉默权则是专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来自侦查机关的讯问和法庭的审判时，有拒绝回答和保持沉默的权利。根据这种狭义的理解，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特有的一项诉讼权利。这里我们所说的沉默权为狭义的沉默权。

二、沉默权实现的价值

沉默权具有多重价值。首先是沉默权的正义价值。人人都渴望受到公正的待遇，然而现实的司法制度却让有些人的权利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当你被司法机关审问时，如果你不如实表达，你就有可能受皮肉之苦了。但如果有沉默权并被坚强的执行下去，这必然是对你权力的一种有力的保障。其次是沉默权属于人权的一种范畴。国际人权法很早以前就规定沉默权是人权的基本权利之一，所以要实现真正的人权，确保人的沉默权也就显得尤为重要。最后是沉默权的效率价值。最通俗的语言就是用最少的钱，费最小的力，将事情做得最好，从而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在刑事案件中，将最小的投入换取更多案件的侦破，这也是沉默权的价值所在。

三、沉默权实现的意义

现阶段，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沉默权的实现在我国司法制度发展上就有重要意义。主要由以下几点：

1、有利于尊重和保障人权。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我国尊重和保障人权

沉默权是人权的基本权利之一，在当前我国人权呼声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在法律层面上承认沉默权，从而维护人们的人格尊严显得更加紧迫。沉默权的确立也是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权的一种保障。这也有利于避免如实回答义务对他们的人身强制，更有利于维护他们做人的最起码的人格尊严。

2、沉默权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内在要求

无罪推定原则是指在法院判决生效以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都是无罪的人。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方承担，被控方不承担举证责任；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人民法院判决有罪之前享有诉讼主体地位。[2]所以侦控机关不仅无权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还应当保障他们所应享有的各项权利。因而要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就必须确认被追诉者的沉默权，这也可以说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必然结果。

3、沉默权有助于防止权力的滥用

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侦查阶段，迫于各方面的原因，侦查机关为了尽快查明案件事实，同时也是对口供的过分依赖，还有由于对法律规定的"应该如实回答"的误解，从而强制要求嫌疑人承担如实陈述的义务，强制要求犯罪嫌疑人的回答要与事实相符合，为了达到这种"如实回答的效果"，就完全可能采取一些非法的措施使犯罪嫌疑人说出其心目中预期的"事实"，从而产生了各种形式的刑讯逼供。而沉默权的确认，可以尽可能防止官权力的滥用，特别是侦察权的滥用，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

四、沉默权制度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及构想

我国目前没有明确规定沉默权制度，只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人员在询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询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沉默权制度的实现是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我们在借鉴外国立法的同时，还要结合我国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伦理价值观等各项因素，综合考虑，统筹规划。[3]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沉默权在我国法律条文上展现。针对沉默权在我国制度上的设计，本文有几下几点构想：

1、从立法上明确沉默权

赋予沉默权的法律地位，是推动沉默权建设的关键。具体内容：享有沉默权的主体，应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但是证人的沉默权应当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有所区分；沉默权的权能应当包括：拒绝回答、保持沉默或者如实回答；行使的期限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那一天起直至刑事诉讼程序终了之时。

2、坚持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并行的原则

沉默权的确立有利于保障人权，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事物都具有双重性，如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滥用沉默权，不但会增加的侦查成本，而且会使侦查效率大为降低，这又不利于及时有效的打击犯罪活动。因此，我国在构建沉默权制度的时候，一定要坚持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结合的原则，才能发挥沉默权的最佳效益。

3、改进"坦白从宽"的政策，明确"如实回答"的内涵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使人们早已熟知的政策话语不过现在这项政策需要改进了，表现为：第一"坦白"具有视情况而定的性质,而且他只能在法定刑内从轻,不具有法律强制性。第二所谓的"坦白从宽"只是一个刑事优惠政策,而不是法律制度或法律规则。第三,对犯罪嫌疑人的优惠太小，不足以使他们坦白。所以法律应规定坦白的具体细节的规定，加大对犯罪嫌疑人的优惠幅度。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应当如实回答。"郎胜在两会上答记者问的时候，曾指出"如实回答"是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的，而不是犯罪嫌疑人必须如实回答。因此，本文认为这里的"应当"一词，应理解为"倡导性"规范，而非"强行性"规范。

五、结语

实现沉默权对我国来说是循序渐进的，因为他涉及到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文观念和社会状况等，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才能决定对它的取舍。我们不能仅凭自己的一点想法就妄加评判我国的法律制度。需从大局出发，站在一定的高度上，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在我阅读国内各学者的文章之后，分析了沉默权在我国实现的构想以及针对目前国内已有的沉默权的争论，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但是比较遗憾的是，由于我自己能力和学识有限，不能进行深入分析，而且所提出的看法也是比较浅显的，甚至有些幼稚，在此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的学者能发表自己的看法，让晚辈学习学习。总之，我相信随着我国司法制度的不断完善，很多专家认为我国现行这项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沉默权会作为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据立法中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隆振中.论沉默权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确立[J].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10).

[2]林树锦.侦查沉默权的诉讼价值探析[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09,(3).

沉默的告白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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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925X（2012）11-0049-01

摘 要 我国现阶段刑事诉讼中，虽未明文规定，但事实上已实行“部分沉默权”制度；展望未来，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将最终确立完整意义上的、适合我国国情的沉默权制度。什么是沉默权？建立沉默权制度与遏制刑讯逼供有什么关系？沉默权制度是否会成为打击刑事犯罪的障碍？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 沉默权； 意义； 刑讯逼供

沉默权制度作为保障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权利的一项重要制度，已为许多国家和国际公约所普遍承认和接受，成为一条刑事诉讼的国际准则；沉默权制度与无罪推定原则、辩护权制度、举证责任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其他一系列重要的刑事诉讼制度、原则相互联系，彼此补充；我国现阶段刑事诉讼中，虽未明文规定，但事实上已实行“部分沉默权”制度；展望未来，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将最终确立完整意义上的、适合我国国情的沉默权制度。什么是沉默权？建立沉默权制度与遏制刑讯逼供有什么关系？沉默权制度是否会成为打击刑事犯罪的障碍？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1 沉默权概述

所谓刑事诉讼法中的沉默权， 是指在刑事诉讼中，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即刑事被追诉人或刑事被追诉方） 针对司法警察、检察官和法官的讯问， 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沉默权制度最早源于罗马法中关于“不得迫使任何人进行反对自己的诉讼”这一古老的法律原则 。但这一原则长期以来一直未得到真正认可和适用。在黑暗的中世纪，口供主义盛行， 被追诉人有罪的供述被视为“证据之王”，具有最高之证明力， 伴随而来的是野蛮的刑讯逼供现象。在此情形下，被追诉人几乎没有任何权利保障， 完全沦为追诉活动的客体。

2 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的意义

实行沉默权制度有如下几点积极的意义：

2.1 实行沉默权制度有利于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的保障。 二十世纪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权问题日益为社会所重视，尊重人权已成为一项各国普遍承认的国际刑事司法准则。1998年10月，中国正式签署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内容之一为“受刑事追究的人不得被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者强迫承认犯罪。”这是有关沉默权原则的规定。我国加入了国际公约即表明在国际刑事司法活动中是支持沉默权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更意味着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刑事诉讼中，对人权的保障着重体现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而强调尊重和保障受讯问人的人格尊严和意志自由，沉默权就是一个体现。沉默权的确立是实现控辩双方地位平等的重要条件。刑事诉讼中，因为控方拥有强大的国家强制力做后盾，诉讼双方地位在实践中是不平等的。如果要求犯罪嫌疑人在实际的法律帮助不到位的情况下承担如实回答的义务，只能使控辩护双方的不平衡状态更加严重，与程序正义要求的诉讼主体地位平等更加背道而弛。从诉讼规律分析，“谁主张，谁举证”是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一般规律。在刑事诉讼中，追诉方必须收集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对被追诉人的指控，被追诉人尽管可以出于良心发现或者道德觉悟而供述、坦白，但作为一方当事人却不应当被强迫为追诉方的指控提供不利于己的证据。

沉默的告白篇6

[关键词] 沉默权 民事诉讼 当事人真实义务

我国对待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政策随着沉默权的提出和初步认同而逐渐消解。但作为文化层面的“强制坦白”情结仍挥之不去，坚定地眷恋于警察、检察官乃至法官心间。在司法实践中，这项政策则被人们戏称为“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意味着侦查人员、检察人员无权对犯罪嫌疑人从轻发落，却以欺诈性手段令被告自白。而在民事诉讼中，也存在类似情形，可谓“实话实说，承担责任；拒不承认，没有责任。”那么，在民事诉讼中，法官是否可要求当事人坦白从宽呢？这一问题初看似乎具有游戏性质，但深究下去，却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话题。它涉及到，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是否拥有沉默权；自认在诉讼证明中的地位；民事诉讼对私权的保护应由主张的当事人证明，还是被主张的当事人自认，或法院代表国家要求当事人坦白，或当事人基于良心陈述真情而求得坦白从宽；法官事实发现职权的限度；诉讼理念是追求绝对真实还是相对真实等。本文拟从沉默权的产生及其限制切入，提出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亦应拥有不自证其责的沉默权。

一

沉默权渊源于英国刑事诉讼，英国早期有一句法谚：“任何人皆无控告自己之义务”。最早承认沉默权的判例是17世纪利尔伯恩一案。在该案中，利尔伯恩被控走私煽动叛乱的书籍，但他否认犯罪，并在审理中以不自我伤害为由拒绝宣誓和供述，因此被判罪名成立。英国上议院撤销了对利尔伯恩的判决，禁止在刑事案件中要求被告宣誓作证。

美国在米兰达案件中，确认了刑事调查中被调查人享有沉默权。调查人员在询问前应提醒被询问人其享有沉默权，即被询问人享有拒绝回答之权利，他的任何话或者行为都将作为呈堂证供，此为米兰达规则。未遵守米兰达规则而取得的证据，为不当获取之证据。无逮捕权的调查人员进行询问所取得的证据亦属不当获取。违背自愿原则的自认予以排除，如受暴力等行为影响等不可靠的自认一概排除。

沉默权是保障程序公正、当事人基本人权和个人尊严的重要条件，是对国家权力的必要制衡，有助于防止官方尤其是警察权力的滥用，切实贯彻无罪推定原则，防止无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它是一项具有充分道德基础的个人权利，是法律正当程序的必然要求。因此，沉默权亦纳入了《世界人权公约》和《欧洲人权公约》等国际性人权公约。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沉默权当然亦需对应一定的代价，如可能放纵犯罪。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初，同样是在沉默权制度发源地的英国，发起了沉默权限制的讨论。1971年，英国刑事法修改委员会建议：如果被告在警察审讯时不回答警察提问，而所提问题又是被告在法庭辩护时所依据的事实，对当初被告的沉默，法庭可作出对被告不利之推断；如果被告在审判过程中拒绝作证，也应就此作出对被告不利之推断。1976年新加坡最先采纳这一建议，载入1977年1月施行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法案。由于北爱尔兰发生一系列恐怖主义暴力案件，1988年英国通过了适用于北爱尔兰的《刑事证据法令》，对沉默权做了重大限制。但该法适用却被推广，未限于恐怖主义犯罪。而最近“9.11”恐怖袭击事件，也令得美国司法机构漠视嫌疑人的基本权利保障。事件发生二个月以来，美国已拘留了一千多名嫌疑人，但一直没有起诉。许多人嫌疑人的律师认为，美国司法部门在证据很少或根本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甚至仅仅根据怀疑，就拘留其当事人。 英国等其它国家亦有类似动向。无罪推定、由独立、公正的法院进行及时、公平、公开审判、以及沉默权原则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然而，对沉默权的限制，部分地将本应由控方承担的证明责任转移给被告，损害了国际普遍认可的人权准则––––无罪推定原则，而这也正是英美所谓法律正当程序的核心要求。限制沉默权对被告的基本权利保障是不公正的，事实上已造成了不少因警察非法行为而酿成的冤案，如伯明翰。塞克斯一案，伯明翰。塞克斯因1974年一宗爆炸案被判刑，服刑16年后，上诉法院才推翻其有罪判决。如果因打击恐怖主义而不顾及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权，对于法治和文明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亦是令人恐怖的。

尽管有关沉默权是否应限制、限制的程度如何，还在争论不休，但我们可以判断，英美国家关于沉默权的争论并未使沉默权的内在精神受到损害，只不过是考虑公共利益而稍稍对沉默权予以限制。限制沉默权的目的，仅在于防止沉默权的滥用。对于我国而言，沉默权还尚未确立和运用，显然谈不上过分行使的问题，因此，针对过于强大的官方权力，当然有必要在刑事诉讼中确立沉默权制度，刑事诉讼中嫌疑人和被告应拥有不自证其罪的沉默权。

二

在民事诉讼中，笔者认为，当事人同样亦拥有不自证其责的沉默权。具体理由如下：

（一）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的有限性

一般认为，当事人为维护自身利益，没有真实陈述义务，因此对法官询问和对方当事人的提问有权保持沉默。当然，随着社会利益在法律中作用的上升，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法律精神开始转型，当事人的真实义务、诉讼促进义务、诚实信用义务逐渐从观念演变为制度。如德国二战后就规定了一定范围内当事人的真实义务和法官阐明权。二十世纪末英国司法改革基本上确立了当事人的真实陈述义务，1999年4月实施的《民事诉讼规则》事实上为诉讼当事人设置了一个两难选择：当事人可以签署事实声明，亦可以不签署。签署事实声明的，则比照证人作证可能承担虚假陈述之法律后果；而不签署事实声明的，案件声明（包括诉状格式、诉状明细、答辩状、再答辩状等）以及回复书、申请书、反对申请书等重要文书将无法得到法庭采纳。进而，法院在一定情形下还有权强制当事人进行事实声明。

但即便这些国家倡导当事人真实陈述，也多未明确其法律后果。因为虚假陈述的证明、判断需耗费相当成本，故即使规定了法律后果也难以实施。可行的选择，只能是确立一定限度的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而非绝对的实事求是，即一方面明确规定当事人须真实陈述，积极倡导真实陈述的道德；而另一方面概括性设置违反真实义务之法律后果，当事人违反真实陈述义务，一般无需承担法律责任，除极少数法定情形外，比如，显而易见、损害他方利益、欺骗法庭、情节严重之谎言。 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的有限性，决定了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有保持沉默之自由。

并且，就当事人未表达意见的沉默而言，一般也不存在虚假陈述问题，没有明确违反合理范围内的真实陈述义务。即便沉默可能产生误解、误导、直至因明显误导性而导致虚假陈述之客观效果的，也很难落实当事人不履行真实陈述义务的法律后果，因为当事人的真实义务本身就是难以具体化的法律责任。因此，法官没有理由要求当事人“坦白从宽”，没有权力强制当事人自证其责，没有依据对“沉默的羔羊”予以制裁。

（二）证明责任及其分配规则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之所以应享有沉默权，另一重要理由就是，证明责任及其分配规则的要求。《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一般而言，原告就其主要的诉讼请求承担证明责任，而被告对积极抗辩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证明责任的核心在于，对于真伪不明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将承担不利后果。比如，原告主张被告借了他的钱，但借据遗失，即便事实上被告向他借了钱，法院仍将判决原告败诉，因为原告未履行其应承担的证明责任。

如果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须坦白自认的话，那么，证明责任机制还有什么意义呢？案件就根本无需证明，当事人调查取证的动力也将逐渐丧失，因为当事人根本无需耗费大量人、财、物力去调查收集证据，法院直接要求一方当事人自认即可，并能大大降低诉讼成本。而这显然是十分荒谬的。民事诉讼宗旨在于，解决平等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因而天然地要求当事人之间平等、对等和对抗，双方当事人利用对等的诉讼武器为各自的权利而斗争或沟通。

自认与沉默，属于一对矛盾的范畴。所谓自认，指一方当事人就对方当事人主张的案件事实（事实主张）和诉讼请求（权利主张）的认可或认诺。自认的基本功能在于，通过当事人对对方主张事实的承认免除主张者证明责任，简化程序，提高效率，省去法院证据调查程序，免去当事人双方对证据的收集、保存和质辩。正如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可以对事实作出自认或对他方请求予以同意一样，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亦可自认，实施辩诉交易。为确定是否采纳自认证据，法院须查明，自认人是否能合理进行自认。在刑事诉讼中，不得因当事人或他人在对其进行正式提问时没有或拒绝回答问题、或回应调查人员的说明，而做出对当事人不利之推断。民事诉讼中亦然。因而，自认之核心在于，自认人的自愿性，自认须完全排除任何外来压力和强制。除人们头顶的深邃星空和内心道德法则的驱使之外，任何人包括法官皆不得强制当事人自认。因此，自认规则在证据法体系中的地位，属当事人选择的任意性证据规则。相应而言，在自认与沉默之间，沉默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沉默的自由显得更为基本，是法院必须尊重的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权。

（三）当事人的证人化与沉默权

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之所以应拥有不自证其责的沉默权，也是源生于当事人法律地位天然的要求。当事人的特质就在于维护自身的私权利益，而不实施于已不利的诉讼行为。与经济学假定的经济人类似，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也是一种经济人，可以将其界定为“私人”。私人之间运用诉讼武器进行攻击和防御，从而推动诉讼程序的进行。

在大陆法国家，当事人陈述与证人证言是两类不同的证据形式。当事人因与案件所具有的直接利害关系，而不具备证人资格。故在绝大多数大陆法国家，当事人陈述的效力低于非当事人的证人证言，这也昭示着当事人有权保持沉默，并无陈述事实和宣誓作证之义务，否则，当事人陈述与证人证言就应平等对待。但部分国家亦规定当事人在一定情形下可作为证人。如德国1933年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引进了“当事人询问制度”（Parteivernehmung），即以当事人所知事实之陈述作为证言的制度。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371-383条详细规定了当事人询问制度。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07-211条专门规定了当事人询问制度，关于证人询问的部分规定亦适用于当事人询问。

而在普通法国家，证人指以言词方式或书面形式就直接感知的事件提供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人，证人包括陈述案件事实的当事人以及提供专业意见的专家证人。当事人具备完全的证人资格，除法定情形外法院可基于他方当事人请求强制其作证。但尽管如此，法院并不强调当事人的真实陈述义务，一般也不对拒绝真实陈述的当事人进行制裁。同时应注意，当事人具有的证人资格并非与普通法相伴而生的。实际上，英国传统普通法最初认为，当事人可能伪造证据，故未赋予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资格。至《1851年证据法》，才废止普通法有关当事人不能提供证据之规则，确立了当事人作为证人的资格。而刑事被告至《1898年证据法》生效时方有证据资格。 且被告的证人资格并不确定无疑。如在R v Bathurst一案中，法官仍适用传统方法，“……被告没有提供证据之义务……他可以坐在被告席，静观检控方证明案件，尽管剥夺了陪审团在交叉询问程序中听审被告陈述之机会，但不能做的是，不得因被告未进入证人席作证而推定被告有罪。”

粗看起来，赋予当事人以证人资格，似乎成了许多国家司法改革的趋势。但当事人的证人化并不能代表民事诉讼的发展潮流，因为当事人与证人在诉讼中的角色担当是天然且绝对存在的，要求当事人完全象证人一样坦陈真情，是不必要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当事人即便作为证人，也并不动摇当事人对沉默权的享有。

（四）事实探知的相对性

民事诉讼不是探究自然奥秘和客观真理，纠纷解决是民事诉讼之最终目的，因此，民事诉讼并不绝对地要求查清事实，实事求是。案件事实业已过去，时光无法倒流，绝对的客观真实只是事实发现的理想目标。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人们发现案件事实只能是相对的，既然事实是由主体人来发现的，则所发现的事实当然无法摆脱主观映象，人类的一切“客观认识”皆透入了认识主体的判断、经验乃至偏见。“事实上，法律职业界几个世纪以前就已知道法律的事实发现是盖然性的。” “所有的证据都是盖然性的，并不存在形而上学的绝对真实……” 制约着事实发现的因素，除了人的认识能力、以及认识作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基本特征之外，还有二个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事实发现的成本和法律制度价值目标的多重性。“人类所有的活动都不是免费的。” 事实发现亦是如此，法院不可能在查明案件方面无限投入，过高成本将削弱民事案件解决的现实意义。“我并不是说美国法律制度对事实真相没有兴趣，而只是说求真的目的与其它目的——诸如经济性、保护某些自信、助长某些活动、保护一些宪法规范——相互竞争——程序制度在精确和成本之间追求最大的交换值。” 这些都决定了事实探知的相对性。

法官要求当事人坦白从宽，其背后的深层理念，显然是对案件事实客观真相的绝对追求。反之，赋予民事诉讼当事人以沉默权，才真正贴近事实发现的相对性理念，符合人类认识活动的规律。

（五）民事诉讼的本质与法院事实探知权的最小化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沉默权的确立，也是民事诉讼本质的要求。民事诉讼的本质可以简洁地归纳为-对抗与自主。社会冲突的司法救济，决定了诉讼的对抗制性质以及对抗制的对抗本质，同时，民事诉讼以解决私权纠纷为目的，民事纠纷的私权性质决定了当事人自主。另一方面，民事诉讼虽然是解决私权纠纷的程序，但诉讼程序却并不仅仅是当事人（包括律师）私人的事情，民事诉讼中的平等和对等原则决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对实质性平等和社会公正的追求必然要求法院进行程序管理。自然正义是民事诉讼的本原性基础，借助经验主义哲学、基于自然正义演化而来的“法律的正当程序”是对抗制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对抗制是民事诉讼的本质与主流，法院的司法管理权不过是民事诉讼运行的车轮。对抗制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斗争，当事人在对抗中有合作，在自主中接受法院的强势管理，“为权力而斗争”将逐渐转向“为权利而沟通”。民事诉讼中反程序倾向，诸如合意机制、ADR、和解文化对程序的反叛，呼唤着程序对话理论的确立。对抗制的扬弃和发展，即以程序对话和程序管理机制为修正范式、从绝对走向相对的对抗制，是民事诉讼制度和诉讼文化发展的全新方向。

沉默的告白篇7

关键词：沉默权 无罪推定 法治文明

（一）

沉默权制度，最早开始于英国，后又在美国推行并波及欧洲各国，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学理上又称反对自我归罪特权。这一项制度，其实我们的国民已经从港台影视剧中能够体验，当警方决定对嫌疑犯提出起诉时，要采用“简短的警戒词”对其警戒，再进行问话和盘问。即警方盘问嫌疑人时，事先要对嫌疑犯复述“简短的警戒词”，告知该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凡是在警戒后的答语，都可能在开庭时作为证词出示。

（二）

历史上，有关沉默权的著名案件有“希鲁尔诉威廉姆斯”案和“米兰达的忠告”，特别是发生在1966年的美国联邦法院所判的“米兰达诉亚里桑那州”一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该案件可以说对于沉默权这一制度的最终确立具有里程碑的作用。该案发生在1963年3月3月，美国亚里桑那州一名女士被一个男人塞进车里强暴，大约10分钟后，被害人被释放。经被害人的指控和描述，警方逮捕了米兰达。在审讯中，米兰达供述了自己强奸的行为，并在供认书上签字，据此，米兰达被判处劫持罪和强奸罪，但事后米兰达又认为自己是在当时的环境中被迫招供的。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同意被告的观点，认为审讯时候的气氛和审讯者所用的心理手段，使得被告虽然未受到身体的强迫，但是不是真实的意思表示。随后法院规定必须将以下事项告知被羁押人：他有权保持沉默和不回答问题；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在法庭上用作不利他的证据；他有权同律师协商并让律师在讯问时在场；如果他请不起律师，有权免费获得一个指定的律师来他。以上规定就是现代西方国家有关的沉默权的内容。

（三）

我国也曾有过沉默权实践，不过是出现在地方法规上。在2000年8月，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检察院率先引入了“零口供”制度，即对侦查机关提请逮捕的嫌疑人的有罪供述暂视为无，主要通过审查在案的其他证据论证其是否涉嫌犯罪，在此期间，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一时间，各大媒体竞相报道，部分舆论大力呼吁让“沉默权”在司法机关工作中迅速普及，能与国际接轨，许多学者也开始纷纷开始涉及有关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的研究。

与呼吁沉默权在中国的尽快地实施的学者相反，③有些学者认为沉默权并不适用于中国，理由是因为对于无辜者而言，沉默权是其抗击刑讯逼供的有关武器。而对于真正的罪犯来讲，沉默权也可能成为他们应付审讯和侦查的“救命的稻草”。他们同时也具有指出沉默权不适宜在我国实施的几点理由：

一、 浪费警力，影响案件的侦破。近年来，我国犯罪率呈上升趋势，如果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那么他就有可能利用这一权利，负隅顽抗。如果嫌疑人在留置的24小时之内拒不配合，保持沉默，那么就会照成难以查清案情，造成警力资源的浪费；

二、我国的侦查技术，侦查装备普遍落后，如果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结果其滥用这一权利，将不利于打击犯罪。

三、还有的学者认为，沉默权与我国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原则不相符合。

（四）

沉默权是无罪推定的一个重要内容。无罪推定是资产阶级针对封建专制刑事诉讼的有罪推定提出来的。④最早提出无罪推定思想的是18世纪中叶意大利著名法学家贝卡利亚他指出：“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犯罪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是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

沉默权是为了贯彻无罪推定原则，许多西方国家的法律和国际公约提出的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具体要求和措施。重要内容包括被告人有权拒绝陈述，控诉一方既不能强迫被告人自己证明有罪，也不能因为被告人沉默而定其有罪。

而我国法制建设走上正轨才二十几年，在各方面都大量吸纳了西方国家的现代法制思想和先进的实操手段。但沉默权一直到现在都未纳入我国的法律体系，我认为有以下的原因：一、有我国的传统观念国民思维习惯影响，我国是一个长期处于义务本位的国家，国民普遍对国家机关持一种畏惧心理，采取的是回避、忍让、服从。二、我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的是国家整体利益下的个人权利，我国当前处于社会初级阶段，处于新旧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因此犯罪率有所上升，而我国的法律制度还不完善，刑事侦察条件较西方国家还十分落后；三、“坦白从宽，抗绝从严”这一刑讯规定已在我国刑事机关的根植了。

（五）

我认为沉默权是一项自然权利，是一项“不说话”的权利，是一项实施无罪推定的权利。沉默权是人类基本人权之一，也是国家法治文明的标准之一。可以说是现代法制发展的一个方向沉默权的规定为防止审判过程中刑讯逼供现象的出现提供了有力保障。沉默权的出现使得犯罪嫌疑人在被审讯阶段中的人身权利得到了保障，也督促侦查人员不能过分依赖口供，应通过积极寻找收集证据来破案。针对反对引入的意见，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他们认为，一、尽管从法律法规来看，我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都严禁刑讯逼供，然而，我国刑讯逼供禁而不止的现象在目前认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从诉讼机制上运用沉默权是消除刑讯逼供的最有效方法；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充分、有力的证据表明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必然会不利于打击犯罪。

沉默权作为一种符合现代民主法制思想的制度，引入我国是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在看到沉默权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想到它在司法审判中的一些消极作用，以及要针对对我国“水土不服”的情况以便更好地引进这一制度。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任何司法制度的提出和实施都要受到该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历史因素的影响，同理，沉默权作为法律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具体引进并实施既不能全盘引进西方的原版，也不能一蹴而就的改版换面而实施，仍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和可行性报告，既要做到符合我国国情，又能与国际相接轨，既发挥沉默权有利的一方面，又限制其不利的方面。在我国，可采用小范围试点的方法，通过具体的实践和去研究可行性和合理性，最终找到合适我国国情的实际操作的法律法规，以便能让沉默权在我国顺利实施，最终达到完善我国现代法制建设和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目的。

②参见美国最高法院报告 1966年 ，384页 ，第四节；

③赵晓华、林乾合著《法律省思》第369页， 中国经济出版社；

④[意]贝卡利亚著,黄风翻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年版 第31页

沉默的告白篇8

【关键词】沉默权；确立：保障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5-077-02

美国宪法修正案中的《第五修正案》明确规定：“任何人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强迫成为指控自己的证人。”在《第六修正案》中规定了：“在任何刑事诉讼程序中，被者应该有律师为其辩护。”在《第十四修正案》中也写到：“禁止执法人员未经正当程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在美国法院看来，强迫一个人自证其罪就是违反正当程序的行为，正当程序原则背后的基本思想是供述必须自愿，因为不自愿的供述是不可靠的。无论是第五修正案、第六修正案还是第十四修正案，都没有提到“沉默权”二个字，美国法院试图通过这二个条文为沉默权奠定基础。从最初的第十四修正案“正当程序原则”到后来的第六修正案“律师帮助权”，美国法院最终将沉默权理论基础落脚于第五修正案的“不得强迫白证其罪”。我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沉默权制度，但以目前的立法来说很难保障沉默权的行使，应当通过更多完善的立法去实现。

一、沉默权确立的价值

（一）沉默权制度利弊分析

沉默权有利于保障人权，尊重人格尊严，平衡控辩双方的诉讼结构防止权力的滥用，维护司法公信力，贯彻无罪推定原则，防止刑讯逼供的发生，并且与国际人权潮流接轨。沉默权制度也有很多的弊端，降低了诉讼效率，难以有效打击犯罪，增加了诉讼成本，不利于保护被害人和公共利益，对于公共安全容易产生不利。

1966年，联邦最高法院就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作出了判决，从而开启了美国供述法律制度的新时代。在本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将宪法第五修正案下的反对自我归罪特权适用于羁押性审讯和之后的阶段。联邦最高法院在米兰达案判决中认为，警察审讯方式与反对白证其罪特权存在根本性的冲突，因为现代警察审讯充满着可能削弱犯罪嫌疑人自由决定是否向警方提供信息的决策能力的强制性压力。联邦最高法院因此在米兰达判决中写到为了消除警察审讯所固有的强制性，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下的反对自证其罪的特权，在任何羁押性审讯之前都应当给予犯罪嫌疑人米兰达告知，否则，在审判程序中控方不得利用犯罪嫌疑人在审讯中的供述作为指控他的证据。在米兰达案判决中持反对意见的大法官认为，米兰达规则鼓励犯罪嫌疑人不供述，会减少自白的数量，对于社会来说，米兰达规则是一种高风险的实验。当时美国人也认为，米兰达判决对警察、犯罪嫌疑人、供述率与定罪率以及美国公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对米兰达规则的研究所揭示的是另外一番光景，米兰达规则对于审讯犯罪嫌疑人似乎毫无影响，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都会放弃他们的米兰达权利。警察在追寻供述证据的过程中，创造了各种规避、限制、架空或者公然违反米兰达规则及其衍生规则的策略。

可见，沉默权制度并不会像人们想的那样影响警察审讯制度，可以在保证自愿性的基础上保障人权，使无罪的人免于冤案，使犯罪嫌疑人免于刑讯逼供。

（二）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沉默权的必要性

1.确立沉默权制度是宪法保障人权在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质，在刑事诉讼中而对讯问保持沉默是人的本能，对于这一本能应该予以尊重和保障。沉默权是现代刑事司法中一项重要的权利，是体现一国人权状况和刑事司法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在我国之前的刑事司法实践中贯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犯罪嫌疑人的沉默被认为是在抗拒，因此办案人员会想方设法让犯罪嫌疑人开口，不惜动用威胁恐吓甚至刑讯的手段。为了保障被追诉者的人权，确立沉默权制度是非常必要的。

2.确立沉默权制度是消除刑讯逼供的必要手段

刑讯逼供是被当今世界各国刑事司法所排斥的审讯手段，我国以前经常出现刑讯逼供的案件与当时的刑事司法观念相关，每个人都没有沉默权可言，犯罪嫌疑人被要求必须供述，否则就是抗拒，对其产生不利的怀疑，因而甚至动用刑讯的手段。刑讯获取口供定案一度成为办理刑事案件的主要方法，随着刑事诉讼的进步，不轻信口供以及禁止刑讯逼供的要求逐渐被强调，确立沉默权制度能够更好地消除刑讯的可能。

二、沉默权在新刑事诉讼法中的确立

我国在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在第五十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白己有罪。”同时又在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有些学者认为新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并不能表明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沉默权制度，有些学者认为我国已经确立了默示的沉默权制度，在我看来新刑事诉讼法只是确立了沉默权制度的理念，是一个制度空壳，并不能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有效实施。

首先，仅仅在法条中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白己有罪，相信绝大部分的犯罪嫌疑人都不会知道白己有这一项权利，尤其是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如此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可能有极少数有法律知识的犯罪嫌疑人知道自己有沉默权。并且，就这样一条法律规定对于讯问人员很难造成约束，难以操作和把握，对于传统的讯问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对于审讯人员来说，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更像是一种博弈，在不明确告知犯罪嫌疑人他们有沉默权的情况下让审讯人员尊重被讯问者的沉默权只可能是一种妄想。

根据美国对米兰达规则影响的实证研究揭示了米兰达规则对大多数被羁押审讯的犯罪嫌疑人似乎毫无影响，78%-96%的犯罪嫌疑人都放弃了他们的米兰达权利，并且默认或明确表示同意接受警察的审讯。在过去40年间警察已经成功地适应了米兰达，在经过最初的调整期之后，警察已经学会了如何遵守米兰达规则，然后依然获得大部分犯罪嫌疑人的归罪性陈述。警察已经学会了各种规避米兰达规则的方法，能通过以能够获得犯罪嫌疑人合法弃权的方式进行米兰达警告，使得米兰达规则对警察审讯的约束效果几近最小。作为明示沉默权的米兰达规则也其实未能实现规则本身的目的。相反，米兰达规则已经成为某种执法手段，米兰达规则实际上帮助了警察的执法工作，使得法院分析视角从供述自愿性转向了放弃米兰达规则权利的自愿性。因此，通过美国的经验可以看出，明示的沉默权也并不会向学者所想的那样对案件的侦破产生多大的影响。相反，像米兰达规则这样的明示的沉默权制度并不能真正对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起到保障性的作用。

三、保障沉默权的相关措施

（一）强化人权保障意识

对于侦查机关来说，应当防范侦查人员刑讯逼供，不能将证据的收集只注重在口供的突破，而应当注重对其他与案件相关的证据的收集。对于检察机关来说，在审查侦查机关移送的证据时，要注意审查非法刑讯逼供的可能，起到监督检察的作用。对于法院来说，定案判决不能以口供为中心，而要结合多方而证据，形成证据链条，从而做出公正的判决。整个刑事诉讼过程要注重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沉默权的行使，转变观念，与国际接轨。

沉默的告白篇9

许多人对“你有权保持沉默”这句美国警察式的告知已耳熟能详，甚至把沉默权等同于美国的“米兰达规则”。其实，据有关学者考证，从立法上最早确立沉默权制度，起源于17世纪的英国。当时星座法院在审理约翰.李尔本出版煽动性书刊案时，以被告人拒绝宣誓为由，判定被告人犯有蔑视法庭罪。但两年后议会掌权，议会经审理认为星座法院的判决不合法，并判决禁止在刑事案件中强迫被告人宣誓，其理由是：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宣誓回答使他的生命或自由处于危险之中的，随后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遂成为英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制度。但一提及沉默权却不能不提美国的沉默权，由其是将沉默权制度在美国推到极限的“米兰达规则”。1996年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米兰达等四起案件一并进行了评议，于1966年6月13日由美国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以5比4的表决结果确立了著名的“米兰达规则”，其要求警察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前，必须先告知四句话：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你选择回答，那么你所说的一切都将用作对你不利的证据；你有权要求律师在讯问时在场；如果你没有钱雇请律师，将为你指定律师。如果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没有向他作上述的告之，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将被法庭作非法取证被排除。米兰达规则把英国17世纪确立并由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重申的以“反对强迫性自我归罪”为基本的“默示”的“审判”沉默权制度演变为“明示”的“审讯”沉默权制度，从而使西方沉默权制度到了“颠峰”。

（二）沉默权的概念

什么是沉默权？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沉默权本质领域的追问。即从现象到本质的推论。本质是事物的内在联系，是决定事物存在的根据；现象则是事物的外在表现和外部联系。根据这一，沉默权的现象是指能够凭直观的方式可以认识的沉默权的外部因素联系的总和，是直观的感性对象。

就沉默本身而言，沉默是一个人不说话或者停止说话的状态；那么沉默权就是享有这种状态的权利。在司法活动中，沉默权就其表相而言，一方面表现为任何人有权在对他的审判中不提供证据；另一方面表现为不能强迫任何人作不利于本人的供述，比如，如果一个问题是由某个试图发现一项罪行是否已经发生以及是谁所为的人提出，那么任何人拒绝回答这样的问题都不构成任何犯罪，也不能因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而成为相反的评论对象。有这两方面，让人们很容易感觉到沉默权是以消极的形式反对自证其罪的行为。但众所周知，美国总统克林顿因与白宫实习生莱文斯基有不正当的性关系而被独立检察官穷追猛打，这一诽闻被众多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传遍世界各地，从诸多报道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哪家批露过：被传唤的克林顿因享有沉默权而拒绝回答检察官的提问。独立检察官斯塔尔一而再，再而三地传唤克林顿，他都规规矩矩地接受了询问，尽管他表现得颇不耐烦，但还是非常不情愿地逐一回答了检察官的提问。由此看来，在沉默权盛行的美国，即使贵为总统，也未必真的享有这种保持“不说话或者停止说话的状态的权利”；沉默权这种“以消极的形式反对自证其罪”的本质并不具备大众宣传的价值。这与沉默权被世界各国（包括联合国在内）所关注的形势是很矛盾的，因此我们需要将沉默权的各个方面进行剖析，通过各个片面来全面，全方位的来了解它的内部联系。

沉默权的本质是指深藏于沉默权现象背后，一致于凭直观的方式无法把握的沉默权的内在联系，是人们可以感知的沉默权的外部联系的真实本源的主观把握和理性抽象。要了解其本质的具体内容，就要从它的根源来探讨。自从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在他的《论犯罪与刑罚》中提出“无罪推定原则”后，“无罪推定原则”几经发展，已被各国公认为刑事诉讼法通行的一项原则，并为联合国所提倡、通行使用，《公民权利和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2款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而沉默权的理论根据正是“无罪推定原则”。沉默权只有拥有了“……被视为无罪”的理论根据和前提下才能保证人拥有不说话或停止说话的状态的权利；才能使人因行使这种权利而免受被作为相反的评论对象。由此可见，沉默权是无罪推定的重要内容，也可以说它是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依法享有的一项独立的诉讼权利。因为无罪推定原则除是刑事诉讼中的基本原则外还是被告人首先享有的一项独立的诉讼权利。

沉默权在美国的经典案例就是米兰达规则，米兰达规则的核心内容在于要求执法人员在询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必须明确告知对方有权保持沉默和有权咨询律师，以便保护被指控者的宪法权利，但是严格地就功能效果而言，米兰达规则属于证据排除规则，即凡是没有遵循上述规定而获得的被告人供述，不具有可采性，一律排除在刑事诉讼的大门之外。这项证据排除规则的基础是一个上的推定，即凡是没有事前告知沉默权和律师的讯问口供都应被推定为不具有自愿的口供，因此不得采纳。由此经典案例可以看出沉默权的本质上具有排除证据的性能，属于证据排除规则的一种。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沉默权的表象是多种多样的，而它的本质也透过各个方面的表象显现出来，它既是一种用消极的形式反对自证其罪的行为，又是被告人享有的一项独立的诉讼权利，同时还是证据排除规则的一种。综上所述，沉默权就是被追诉者基于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诉讼中就相应情况下能够排除不利于自身的证据并使其享有不说话或停止说话以及委托律师和律师在场保护其权益的一项独立的诉讼权利。

（三）沉默权确立的背景及其存在的环境

我们了解了它的由来，又总结了沉默权的概念，知道沉默权是一个外来事物，我国还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此项权利，那么沉默权能否在我国的法律链条中被确立并得到发展呢？这还需要我们首先来了解沉默权在“原产地”的生长背景及生长环境。

最早确立沉默权的英国，在17世纪时之所以能确立沉默权，是因为当时议会掌权，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议会要推翻封建的法律制度，用本阶级意志形成的法律来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英国的沉默权在此环境下而产生，它是资产阶级法律制度的产物。美国的沉默权的确立也是有其背景的。20世纪以来，美国警察的刑讯逼供行为越来越引起美国的关注，美国的一些组织和机构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结果表明，在那一时期，警察在询问中经常使用踢打、鞭抽等刑讯和所谓的“第三级”折磨，来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直到20世纪中期，这种状况仍未得到明显改善。面对刑讯逼供的泛滥，美国最高法院在司法活动中作出了一系列反应，其中沉默权的经典案例——“米兰达”一案就是其中重要的反应之一。美国最高法院为制止刑讯逼供的泛滥，通过对“米兰达”一案的审理，澄清了司法和执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模糊的问题，从而确立了美国式的沉默权。沉默权的确立、生存和发展都是在英、美两个国家，并且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环境下确立、生存和发展的；英国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议会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美国是在这一基础上制止警察的非法刑讯逼供、保护人权。

沉默权出生在资本主义国家，其法律环境是英美法系，它是在英美法系的法律框架和法律链条当中生存、发展的。而英美法系的法律制度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是有差异的。首先，是个人本位与集体本位的差别：这个问题在刑事诉讼中具体表现为处理刑事案件时是偏重于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还是偏重于个人权利的保护。在我国长期以来，刑事诉讼仅仅被作为与犯罪作斗争的手段，刑事诉讼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被侵害者的利益，而没有考虑对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的利益的保护。英美法系中的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比较我国更侧重于对私有财产和个人利益的保护。沉默权问题就或多或少的涉及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哪一个更需要保护的问题。如果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就意味着保护个人权利至上，而不赋予其沉默权则意味着集体利益至上。因此是否确立沉默权规则，就是个人本位与集体本位的争论。显然我国的法律更偏重于集体本位，这与沉默权诞生的英美法系偏重于个人本位是有差别的。其次，是庭审主义与裁判中心主义的差别：在职权主义诉讼中，认为法院的的审理范围，虽应受不告不理原则的限制，但审判的作用在发现实体的真实，以确定国家具体的刑罚权的有无，与检察官起诉犯罪的目的是一样的。于是认为侦查和审判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裁判所认定的事实，适用法律正确，即以裁判为中心。侦查和审判，只具有继承关系，且在审判阶段，应由法院依职权进行诉讼，调查证据。而在当事人主义诉讼中，认为刑事诉讼只是诉讼的一种，法院的职责，只是判断当事人的争端。在判断争端前，应防止偏见和预断，于是实行起诉状一本主义；而且判断争端的心证，必须在公开的法庭上，经过调查证据而形成，本着当事人辩论原则、直接审判原则、言辞审理原则的精神，以庭审作为中心。采取庭审中心主义的英美法系，认为法院的心证，应当在公开的庭审中形成，并本着当事人主义的精神，法院的心证，也应当在听取当事人双方的陈述而形成。为了排除预断，采取起诉状一本主义，不得附具足以使审判者产生预断的可能性的材料，并且为了避免法官的心证在调查前形成，于是在诉讼程序上设有种种规定。采取裁判中心主义的大陆法系，认为起诉的事实是否真实，如何加以查明，如何作出公平的裁判，属于法院的职责。所以一切诉讼程序，都是以寻求公正裁判为中心。法院判断证据证明力的心证，并不以在公开的庭审中取得的为限；另外，证据不经直接审理，法院无法形成正确的心证，仍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庭审中心主义与裁判中心主义相比，庭审中心主义更有利于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建立，裁判中心主义则不利于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建立，尤其是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由前述可知，沉默权规则正是一项证据排除规则。而从观念和实践中看，我国的刑事诉讼应属于裁判中心主义。

（四）我国应不应该确立沉默权制度

我国的法律环境与沉默权的生长环境是不太相匹配的，那么我国应不应该引进沉默权呢？从以上叙述中，我们已经知道：沉默权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内容之一，还是一种证据排除规则，同时也是保护人权的一项内容，被国际社会所提倡。但由于我国受大陆法系审判模式的，我国在刑事诉讼立法并未设置较为系统而规范的排除规则；而基于两大法系诉讼模式优势互补的需要，设置证据法上的排除规则有助于维护社会公共政策、公序良俗，有利于提高审判效率，有利于增加司法审判上的透明度，增加社会对司法公正的信心，这也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个方向。所以我国是应该引进沉默权的。

首先，确立沉默权可以使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与有关的国际条约相一致。这是将来与国际接轨必不可少的一步。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则在《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有明确规定，《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第14．2段规定少年刑事被告人应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这两个公约都是我国已经参加的国际公约，我国应当结合国情加以遵行。因此，在法律上确定这一规则是我国应当履行的国际义务，我国应当尽早在国内法中做出明确规定，以便于在实践中予以施行。

另外确立沉默权符合人道主义精神、个人自由和自由主义的精神，有利于保障人权。从人道主义观点看，“公权力强迫被告承认犯罪，无异强迫被告人在自己头上带枷锁，诚属于过于残酷而不人道之行为。”确立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则，有利于防止在刑事诉讼中使用不正当手段取证的行为，防止警察滥用职权侵犯普通公民的自由、财产和隐私权。

我国新一代领导人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也给沉默权的引进开辟了通道；理念的提出后是应有相应的制度配合的，因此我们更应该引进沉默权。而且不仅是引进，还要根据国情，结合实际创立适合自己国情的沉默权，只有这样才能使沉默权得到发展，而不至于使其成为西湖引进的水葫芦，由于忽视了它的生长环境和我国西湖的自身环境，本来是治污的好植物，现在却成了每年都要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去排除的植物污染。

（五）我国如何建立自己的沉默权制度

那么我国如何结合自己的国情在中确立并具体设计沉默权呢？首先我们应该了解自己当前的法律环境；其次也应了解法学专业人员对确立沉默权的建议；最后应该看清沉默权的趋势并吸取各国现有的成功经验。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收集证据，但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也即不被自证其罪的权利）。《刑诉法》第93条同时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虽然法律没有规定在起诉和审判阶段被追诉者是否有如实回答的义务，但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回答，实际上就是否定了被追诉者拒绝供述或者说保持沉默的权利。我国立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的义务，其立法理由是为了有利于发现案件的真实情况，重视供述在查明案件事实方面的证据价值，注重被追诉者对国家权利的屈服，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比如我国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就体现了这一点。另外规定如实回答会导致一些不利的。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入如实回答，会导致公安司法机关过分依赖口供。我国历来有注重口供的司法传统，加上口供又确实具有十分有效的证明案件事实的价值，如果法律规定如实回答义务，会助长这一倾向，进而导致侦查机关依靠口供破案成为习惯和风气，刑讯逼供就会愈演愈烈。同时，这与无罪推定、控诉方负证明责任、被告人不负有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等我国业已采纳的刑事诉讼原则相违背。

英、美两国沉默权制度的变化是能代表沉默权发展的趋势的。英国的沉默权制度在1994年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按照英国法的传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警察在询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必须告知两句话：“你可以保持沉默，你可以不说任何话。”但是，英国在1994年对沉默权制度作了修改，从1995年开始实行了改变。现在的作法是：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在讲完上述两句话以后，还要再说几句话：“但是，当我们提出一些对你稍后出庭有帮助的时，如果你保持沉默，所提的问题将会在法庭审理时作为证据，这对你以后的辩护将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这就同原先的沉默权大不相同了。它表明：英国从司法实践中发现了沉默权本身有许多弊端，它确实有碍侦查，不利于查明案情，尤其在近年来暴力犯罪剧增的情况下，如果严格限制警察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无异于捆绑住警察的手脚，使某些严重危害治安的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因而通过修改立法对沉默权作了必要的限制。英国在原有沉默权的规范性要求之后，又加了一段警告性的“但书”：他如果不回答警察的提问，将会对其后的辩护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这就对被讯问人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对于沉默权制度的改变，在政府和学者之间存在争议。政府认为被告人在接受讯问时保持沉默，就表示他有罪；但有些学者则认为英国改变了有关沉默权的规定，是法律的倒退。由此可见，即使在英国这样最先确立沉默权的国家究竟如何对待这一制度，也存在着与实践的矛盾。不管对这一现象如何评价，英国毕竟还是对沉默权制度作了重大大调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立“米兰达规则”，目的是防止警察强迫被讯问的人招供。但在“米兰达规则”实施后的30多年中，司法实践中不断出现种种问题，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对如何贯彻这—规则作出解释，而它所作出的许多解释，似乎并不清晰，实践中很难操作，致使确立这一规则的联邦最高法院也不能不认为，僵硬地要求警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执行“米兰达规则”，是不现实的。因此，后来它又通过判例，承认了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有例外。这种特殊情况是指：如果不对被捕者立即进行讯问，将会对公共安全造成危害。在这种情况下，警察就不必遵循“米兰达规则”，可以直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由此取得的案犯口供，就不算是非法取证，这叫作“公共安全例外”，此外，在有些地方法院的判例中，还承认了另一种例外，叫做“抢救例外”，它是指：在抢劫案中，如果在犯罪嫌疑人被捕时被害人不在现场，警察便可以直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要求他说出被害人的下落，以便营救被害人，而不必事先向他提出“米兰达警告”。由此可见，即使在美国这样特别强调保护犯罪嫌疑人人权的国家，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一旦将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推向极端，使之绝对化，必然会对警察的调查讯问造成极大的困难，其结果将会对公共安全造成危害，或者使被害人失去获救的机会，因而美国反过来规定了“米兰达警告”的若干例外，换句话说，也就是对沉默权作了若干限制。英美两国国对于沉默权制度的改革，正是适应这一客观形势需要所作的调整，在我们要不要引进沉默权制度的时候，是否能从英国的作法中得到某种启示呢?

对于我国是否应当确立沉默权，以及在诉讼程序中如何具体设计，学术界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沉默权规则是否同样适用于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有学者主张沉默杈规则主要适用于侦查阶段，而在审判阶段．依然适用沉默权规则，但经审判人员许可，控诉方可以对被告人发问，对于控诉方的发问，以及法官的提问，被告人也可保持沉默。但如果某些问题站在被告人立场是能够回答而不予回答的，或者对于以前的供述相互矛盾的地方，要求被告人予以回答的，被告人却保持沉默，法庭则可以根据案情作出对其不利的推断。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即使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法律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负有一定的解释和说明义务，如果被告人选择拒绝提出陈述，法庭也不能以此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唯一根据。有学者提出：“如果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对某一问题的回答关系到案件重大事实能否澄清，而被告人对此是能够加以说明的，经审判长许可，可以要求被告人必须回答。如果被告人仍坚持沉默，法庭可以根据案情认定控诉方指控成立。”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被告人不能证明自己无罪，就应当认定其有罪”，与有罪推定的是完全一样的，而有罪推定的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被告人无法解释或者拒绝解释，就作不利于被告人的推断，这实际上就是要求被告人证明自已无罪，证明不了自己无罪就是有罪，可以说，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建议，如果这样做，这与加强对被告人的保护的初衷相背。沉默权作为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应当是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之中，即应当适用于侦查、起诉和审判的整个阶段。

英美国家和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对沉默权的确立和规定都有成功的经验：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任何人……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诉讼中作为反对他自己的证人。”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初次讯问开始时，……接着应当告诉他，依法他有就指控进行陈述或者对案件不予陈述的权利，……”日本《宪法》第38条第1款：“不得强制任何人作不利于本人的供述。”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1条：“被告人可以始终沉默，或者对各项质问拒绝供述。”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16条：“预审法官应当告知被审查人，未经其本人同意，不得对他进行讯问。此项同意只有当他的律师在场时方可取得。”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442条规定：“（如果被告人认罪，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在判罚的情况下，法官在考虑到一切情节后所确定的刑罚应当减少三分之一。无期徒刑由30年有期徒刑代替。”这些成功经验从反对强迫自证其罪、沉默权的告知和律师在场的权利、沉默权的放弃、如实供述的后果等方面在法律中规定了沉默权。

从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可以看出“如实供述”的规定是有很多弊端的，另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个我国一贯的刑事政策在实践中也发生了偏差，现实的情况往往是“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这些都是与建立沉默权制度不相符的，且与我国的法律改革目标相悖，所以我们应该剔除或加以修改，现在很多学者提出要确立沉默权制度就应该“坦白从宽，抗拒不从严。”从沉默权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由于沉默权自身存在的一些缺陷，给侦查工作带来了麻烦，但不能因为有困难，就回避，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去解决：一方面应看到，由于的进步，侦查工作的技术含量也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侦查技术的进步是需要过程的，需要有一定的时间，这样的话，就要对沉默权加以必要的限制。从各国的成功立法经验看到：我国的沉默权的建立除规定沉默权、沉默权的告知、沉默权的律师在场、沉默权的放弃外还应该规定相应的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配合供述的激励措施。所以我们应该首先在证据法中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强迫作不利于本人的陈述。任何人非自愿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这一沉默权建立的前提条件和体现沉默权性质的排除规则；接着应当规定：“在询问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和其委托的律师在询问时有在场的权利”这一律师 在场的规定对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至关重要。其次要规定：“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放弃沉默权的后果、意志自由的情况下，并且在其委托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可以以书面形式放弃沉默权。”最后就是相应的鼓励机制，比如规定：自愿供述的可以减刑或减罚等。

（六）后赘

我们在探索如何确立的沉默权制度时，要努力保持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这两种价值取向的平衡。我们既要屏弃“只讲打击不讲人权”的司法观念，也要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不能片面强调保护被告人权利的重要性，而不惜牺牲打击犯罪的基本需求来换取保护人权的美名。我们在进行司法改革、追求司法文明的同时，时刻都不能忘记，司法系统的根本职能是打击犯罪、保护人民。所以在建立沉默权制度时，务必与中国的法律环境相结合；务必与中国的实际需要相结合。使沉默权能依附中国的土壤健康发展，成为中国法制文明进程中的一部分。

1、《证据学论坛》第二卷 作者：何家弘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1年1月第一版

2、《美国刑事审判制度》 作者：李义冠 法律出版社

1999年1月第一版

3、《中国法学》1998年第六期

4、《当代法学》2000年第一期

5、《中国法学》1999年第二期

沉默的告白篇10

只记得有一天我在迷迷糊糊的飘坠中被一个童稚的声音吵醒。一个大眼睛男孩兴奋地摇着一个女人的手臂，指着我欢叫：“妈妈，雪！”于是我意识到，我到了南方。然后，我继续沉沉地睡去，等待着女巫要找的男人。一个人被一颗心创造一个人被疼爱在理想里永恒的雪在梦境沸腾折断的声音回荡胸口再次醒来，是因为隐约感到一阵轻微的疼痛。睁开眼睛，又是那个小男孩。他正不亦乐乎地用我的身体堆砌着一个人形的雪球，很用心的样子，小脸泛着红晕。

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屋里传了出来：“蛹，在外面那么久干什么啊？小心冻坏了，快进来吃晚饭。”“唔，马上。”那个叫蛹的小男孩捧起最后一捧雪添在我身上，一溜烟跑进去了。整个晚上我都担心着自己的使命，也许是凌晨了吧，我才在一片冷光中昏昏沉沉地睡去。第二天我继续在空中纷纷扬扬地飘着，但我惊讶地发现，蛹家门前的雪人，脖子上多了一条淡蓝色的围巾。一只巨大的黑鸟笼罩一切黑暗深处生长着致命的诱惑一个人站立在世界背后沉默着什么也不说我想，我是有些留恋蛹了。

白天我继续飘飞着寻找女巫要的男人，晚上我就将我所有的灵汇聚到雪人身上，专注地观察着蛹所在的那间透着柔和橘红色光的小屋。后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感觉到了雪人的灵气，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总是走出小屋，站在我身旁，看看我，看看天空，看看远处若隐若现的落光了叶子的白桦，沉默着，什么也不说。黑暗深处，生长着致命的诱惑。因为我居然很强烈地感觉到，他就是女巫要我找的男人，尽管，尽管他还只是个孩子。

终于在一个足以冻结所有液体的寒夜，我顺着他的目光看着远方的白桦，流下了生命中的第一滴眼泪。他不曾回头看我，却轻声说：“带我回去吧，完成你的使命。”然后，在冷月泠泠凄凄的笼罩下，他安静地完成了身体上的蜕变??从男孩到男人的过渡。然后，他告诉我，他叫蝶。谁是被秘密灼痛的火焰谁被孤独追赶谁在白夜失明谁因痛苦诞生谁头戴幸福；；；走下马匹捧出泪的琥珀谁??在末日的大火中期待着觉悟倾听着永恒的水声蛹化成蝶。

我默默讼念着。我不知道为何我的泪会像火焰般灼烧我的身体，雪人，开始绽裂出一条又一条殷红的口子。蛹，不，是蝶，依旧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从小屋里走出来，站在我身旁，看看我，看看天空，看看远处若隐若现的落光了叶子的白桦，沉默着，什么也不说。我隐约地想到一个词汇：爱情。又过了好多天，终于有点初春的意味了。女巫便停止了我的飘洒，只等待着太阳，等待着地上背后沉默着什么也不说我想，我是有些留恋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