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权制度研究十篇

沉默权制度研究篇1

论文关键词 沉默权制度 米兰达规则 侦查机关

1639年英国发生了”约翰.李尔本案件”该案件使英国初步确立了沉默权制度。1966年在“米兰达诉亚利桑纳州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的形式确立了“米兰达规则”，使沉默权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但自上世纪70年代随着犯罪率的上升，恐怖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频发，各国政府开始重新审视沉默权制度。随着时间的发展，对沉默权制度的存废也众说纷纭，那么沉默权制度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又将沿着怎样的轨迹发展？

一、 沉默权制度发展历程

自从两千多年前，古希腊著名法学家乌尔比安将法学划分成公法与私法之后，历代法学家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法律如何面对私主体和约束公权力，这也就是right和power的衡平问题。也正因如此沉默权制度的法治价值，成了各国法制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

古希腊它既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也是法学发展的摇篮，刑法作为国家统治社会的重要工具，其本身不仅具有强制性，还充斥着暴力色彩，国家的强制制裁权与公民的自我保护意识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人无自证其罪的义务”成了两千多年前雅典市民对权利的呐喊。

欧洲中世纪法治的发展进入了艰难时期，教会法盛行于世，法律披上了上帝的外衣，神法企图控制人的内心，操控公民的生活。经历了漫漫黑暗期，沉默权制度看到了曙光。英国1898年的《刑事证据法》更是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作为刑事诉讼中一项基本原则。1966年在“米兰达诉亚利桑纳州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的形式确立了“米兰达规则”，任何政府机构都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从而使是沉默权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联合国大会1966年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198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1994年世界刑法学会第十五届大会《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建议》，这三个国际性的文件都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尊重和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倡导各国确立和完善沉默权制度，推进世界人权的发展。沉默权制度的确立这不仅是世界法治文明进步的表现，更是人类民主完善的极佳证明。

二、沉默权制度的历史思考

在今天，沉默权制度的发展也进入回顾与思考的时代。沉默权制度的本身出发点是保护犯罪分子的合法权益，防止司法误判，司法扭曲事实。公民希望生活在安定有序的环境中，那么国家也就需要实行强有力的保障，法律则是无疑维护这种秩序有力工具。但是自从1639年，约翰·李尔本案件发生之后人们对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呼声越来越高，那么约翰李尔本案件在当时到底是在向法治文明的发展暗示些什么呢？

（一）行政和法律呈现相互独立的趋势

自从人类社会步入奴隶社会司法权、行政权和立法权混杂一体，司法其本身丧失其独立性。但这种局势持续到启蒙运动便产生了新的变化，洛克首先提出分权学说理论，他主张“行政权、立法权、外事权相互分离彼此制约。孟德斯鸠在洛克的分权学说的理论基础上做了进一步阐述，孟德斯鸠强调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相互监督，彼此制约，以达到权利与权力事实上的衡平，限止行政权的滥用。1791年法国《人权宣言》中写到“凡分权未确立，权利未保障的地方，就没有宪法。”这种分权理论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和深入逐渐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起来，也最终让法律从政治的阴影中走出来。

（二）法律与宗教分离

经历欧洲中世纪神学思想熏陶下的法权越来越受到质疑，面对法庭强加上帝的意志于公民，布鲁若在法庭上呐喊道“真理并不因为一场审判而有丝毫的损伤。”公民无法去把握渺无所知神的意志，因此这就从某中程度上削弱了法的规范作用。法律对公民的制裁是建立在法律的可预测性，神的意志无从把握，那么神法的桎梏也就终将唤醒人们对于神法的新思考。宗教更着眼调整人的内心，甚至关注信徒的点点滴滴。而法律不调整小事、不离开人的行为单独关注人的内心。这些都最终导致了法律法律化和宗教宗教化，法律和宗教各自回归本身，法律把宗教还给宗教，宗教把法律退还给法律。

（三）公民的法治意识逐渐增强

刑讯逼供的盛行，冤假错案居高不下，这些都引起公民对法治的觉醒。瑞士、荷兰、日本等多国确立了宪法全民公决制，美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件更是开启了普通法院的违宪审查制度。这表明公民要用民主的眼睛去敦促法治的进程。

（四）司法实践技术强化

随着刑事侦查技术的完善与发展，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再严重依靠犯罪者的口供。随着科技的发展为刑事侦查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技术便利，随着逻辑学的发展与理性的思维渐渐克制了冲动定性定罪、量刑。

三、沉默权制度所引发的争议

“反对自我归罪”的原则是权利本位的体现，通过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司法机关询问时享有不回答提问和保持沉默的权利。构建控辩平等的诉讼结构，同时也体现了“保护弱者”的原则，在这种结构下控辩双方在法律面前处于平等的对抗。国家通过司法侦查让犯罪者受到追诉，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应享有积极辩护防御和消极沉默防御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这种权利与权力的公平较量是西方“民主”精神的体现，约束政府权力，保障个人权利，以衡平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利益。

但对沉默权的争议也从来没停止过，英国法学家边沁就曾旗帜鲜明的对沉默权提出反对，边沁这样评价过沉默权“认得思想所曾经发现的最有害和最荒谬的规则之一”。时至今日，反对沉默权制度的呼声依旧不绝于耳，其理由主要有三：（1）沉默权无助于保护无辜。真正无罪的人需要的是允许他的陈述和辩解，而并不需要沉默权。（2）沉默权的理论基础是“保护弱者”，但在罪犯实施犯罪时，真正的弱者使被害人。（3）沉默权的实际意义是终止了警察的询问权，这对警察的案件侦破也设置了巨大的障碍。1984年纽约州诉夸尔斯一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该案判决中指出警察在对犯罪嫌疑人的提问中如果是基于对公共安全权益的考虑而进行的，那么即使经常在拘押询问前没有向其发出“米兰达警告”由此所获得关于犯罪嫌疑人的归罪陈述也还是可以作为法庭据以采纳的证据，并且该例外的适用不依赖于个别警察的主观动机。纽约州诉夸尔斯一案确立了刑事诉讼中“公共安全例外”这一规则，从社会利益的层面要求公民权利对公共利益进行适当的让渡。同时，如果警察认为不对被捕者立即进行询问将会危及被害人的生命时，就可以在不向受害者告知“米拉达规则”而直接对其强制询问，而且由此而掌握的证据不认为是违反法律的。很明显当世界各国推崇沉默权的过程中也看到了过分强调沉默权而排斥警察的询问权将会给逃避犯罪留下漏洞，将会给处于权利受到侵害的受害人造成极大地损失，同时也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最终将导致人们对司法的质疑。

四、沉默权制度在中国的发展

要明了沉默权制度在中国将按照怎样的轨迹发展，我们首先要清楚中国现在是否存在沉默权制度，或者中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否给中国的沉默权制度的建立预留了空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在制定之初并没有把沉默权或者反对自证其罪写入其中，而且从《刑事诉讼法》的各个层面都难以捕捉沉默权的踪影。理由有三：（1）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制定时就在“疑罪从无”，“疑罪从轻”等方面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终确立了“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巧妙的回避了这一话题。（2）刑事法律也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拥有沉默权。相反却规定了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询问的义务。（3）我国法律虽然没有规定不如实将会导致怎样的不利后果，但是“认罪态度的好坏”确时法官作为量刑情节的重要参考因素。事实证明中国目前不存在沉默权制度，但中国的刑事诉讼法立法及修改都处在世界法治高度发展的阶段，沉默权难道是我国法治进程可以忽视的问题吗？

2004年全国人大主席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这次宪法修改我们不得不注意的就是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宪法，2013年1月1日颁布生效的刑事诉讼法也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这些都预示这什么？天赋人权，当然民主发展的进程已经让我们深刻的认识到，权利从来都不是上帝赋予的而是人民通过斗争获得的，赋予人权宪法的保护无疑对公民人权的极大肯定。 2012年3月我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将第四十六条改为第五十三条，修改为：“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的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手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新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尊重和保护，这也是符合刑法的机能的。刑罚的首要机能就是保护法益刑法通过惩罚犯罪来保护法益，同时刑法也同样强调对犯罪分子人权的保护，从而使犯罪者受到应有的惩罚。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从理论上确定了刑讯逼供，暴力取证不合法性以及不再过分强调口供的作用，也迫使侦查机关不得不在今后的案件侦破中更加重视侦查技术的改进。

五、在当今中国应该建立怎样的沉默权制度

沉默权制度研究篇2

Abstract: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 safeguards is investigated person's human rights, respects is investigated person's personality, is the social development inevitable trend. The silence does as a temporary measure to safeguard the citizen human rights, the maintenance personal dignity important principle, since the citizen enjoys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is also in a modern country under the rule of law legal system's important conten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hrough to silence the power meaning the elaboration and the silence power origin backward, how to adapt under the silence power system's 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law from the administrative lawman's angle of view to make the ponder.

关键词：沉默权 制度构建 行政执法

key word:The silence power system construction administration enforces the law

作者简介：黄 琴（1981―）女，四川眉山人，中共乐山市委党校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行政管理学。

随着我国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与世界各国的大融合，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方略提出及司法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公民个人的基本人权、基本尊严在我国立法及实践中越来越受到普遍重视和尊重，作为这一保障性制度的沉默权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已是一个亟待解决、不容回避的问题。

一、沉默权的含义

“沉默权”（Privilege of Silence），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面对司法人员询问时，有保持沉默不予回答且不因此推定有罪的权利①。一般认为，沉默权是根据“无罪推定”原则推演出来的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往往又被称为“反对自我归罪”或“反对自证其罪”的特权②。

二、沉默权的渊源

沉默权从产生发展至今，经历了几百年。现代意义的沉默权被认为最早萌芽在英国，英国习惯法中古老的格言“人无义务控告自己”就体现了沉默权的雏形。教会法中，12世纪的圣・保罗曾明确指出：“人们只须向上帝供认自己的罪孽，而无须向其他任何人招供自己的罪行”③。在12世纪的英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教会法院实行的是纠问式诉讼模式，但后来随着王权的兴起，普通法院在反对教会法院宣誓程序的同时，却相应发展出了自己的纠问程序。普通上诉法院的首法官戴尔是第一个公开反对在王室法院中进行宣誓的法官。1568年，他在给一个被迫宣誓者签发人身保护令时提出了“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提供反对他自己的证据”的口号，沉默权真正开始萌芽。在17世纪初期，英国法律逐步向着限制使用宣誓和纠问程序并确认沉默权的方向发展。1637年，约翰・李尔本被指控运输煽动性书籍进英国，因其在审判时拒不认罪，也不肯开口回答一切有可能对其产生不利影响的问题，最终以“藐视法庭”被处以鞭刑。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议会掌权后，对李尔本案进行了重审，宣布该案判决违法，予以废除。以该案为契机，议会通过立法，明确禁止在可能导致受到刑事处罚的事项上自我控告的宣誓。一年后，在一起由议会审理的十二主教案中，沉默权被引用并得到确认，标志着沉默权在英国已完全确立。沉默权的确立，被认为是“人类在通向文明的斗争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

三、从行政执法者视角看建立沉默权制度对我国刑事诉讼的启示

（一）用历史的、辩证的和法律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客观认识现实中口供在侦查和认定犯罪方面的作用

社会在进步，法制在不断完善，对行政执法提出更高的要求。我国刑事诉讼中“疑罪从无”的规定，对运用证据提出更高的要求。对犯罪事实的认定，取决于证据，而对证据的判断、取舍，则有多方面因素决定。依照法律规定，只有口供而没有其他证据则不能认定为犯罪，但没有口供而有其他证据时，如果只从证据量的方面去判断，往往难以把握。对事实的认定，涉及审判制度，证据制度等方面的问题，不管是“沉默权”还是“零口供”，它都必须与一个国家诉讼制度相适应，“沉默权”不是为犯罪嫌疑人逃避制裁而设定的，而是为保障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人权而设置的。况且即使在实行“沉默权”的国家，在法庭上当控方出示证据而被告人继续保持沉默或无法辩解时，通常会做出对被告人不利的推断。这说明了沉默权不是绝对化的，而是相对的。因此，我们不单要看是否把“沉默权”三个字写入法律，更应该认真考虑从哪些方面来不断完善保障人权的具体内容，并以尽量实现公权与私权的和谐统一为标准。同时，在立法上尽量完善对行政执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力度，正面引导行政执法活动的合法性和公正性。

（二）认清形势，正确行使侦查讯问权

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提高打击的质量和效果，是我们的当务之急。随着形势的变化，法律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只能不断去适应新的法律要求，适应法院审判的要求，来提高打击刑事犯罪的质量和效果。不管“沉默权”何时浮出水面，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该如实回答。”这就是法律赋予行政执法机关的侦查权，依法办案就包括了依法讯问犯罪嫌疑人。在目前法律未作修改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没有沉默的权利。在侦查工作中，从犯罪嫌疑人身上挖线索，找证据，是法律赋予的权力。要理直气壮地攻审疑犯，突破顽犯。关键是要掌握好“度”的问题，只有确保方式合法、程序合法、手段合理，依法取得口供并经查证属实后才能成为有效的证据。

（三）提高取证技能，确保证据质量

最重要的是要增强证据意识。沉默权对口供的影响是极大的，但口供只是法定证据之一，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也可以作有罪认定和处以刑罚。为什么有的案件没有口供能够定案，有的被告人当庭翻供依然受到法律的制裁。这说明一个案件能否定罪，关键是看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为此，一方面，我们要提高自身素质，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善于学习，精通法律，擅于运用法律与犯罪分子作斗争。调查取证方面要注意证据之间的关联性，对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要注意搜集其他证据加以印证，固定口供，使口供与其它证据形成证据锁链；一方面应淡化口供意识。当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时，侦查人员应善于分析，采取有针对性的讯问策略，注意采取刚柔相济、迂回曲折、巧妙使用模糊语言、注意发现和利用矛盾、适时运用证据等方法促使犯罪嫌疑人转变态度，主动供述，合法地取得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同时，大力提倡引入科技手段配合讯问，把测谎技术、心理学、行为科学等运用于侦查讯问。特别是测谎技术，作为侦查讯问的一种辅助手段，在帮助侦查人员及时排除无辜者、甄别供述的真实性、瓦解犯罪嫌疑人的抗拒心理、发现新的犯罪线索等方面有重要作用，值得研究推广；再一方面，也要舍得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科学取证能力。比如全面将DNA、痕迹、指纹、足迹、声纹等人身鉴定技术广泛应用于刑事侦查实践，推动刑事物证鉴定技术更新换代。同时加强刑事犯罪情报资料的微机化、自动化管理，建立指纹自动识别系统、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及刑事犯罪现场和犯罪人员DNA数据库等项目，直接服务于侦查破案。让“科学证据”为还原案件真相、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发挥强大作用。

历史和经验表明，一项法律制度的确立与完善，总是对人们的权利义务不断作出更合理的调整，总是对行政执法机关的权力行使作出更多的限制，提出更高的要求，总是要经过一个由不适应到逐步适应的过程。沉默权制度有利有弊，特别是从建立制度初期，可以预计此项制度的实施既能够保护公民应有权利，也可能为真正罪犯所利用，削弱行政执法机关的打击力度，具有鲜明的两面性。但从长远来看这是必要的，也是符合世界法制发展规律的，只要我们时刻注意将沉默权制度的吸纳和建设与我国国情实际紧密联系，积极面对，勇于改革探索，就能在应对挑战中不断进步，最终适应发展的需要，造福于民。

参考文献：

【1】孙长永.沉默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

【2】何家弘.中外司法体制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

【3】陈卫东.司法公正与司法改革.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

【4】易延友.沉默的自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7）

【5】朱孝清.论沉默权制度.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1）

注释：

①孙长永 《沉默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版

沉默权制度研究篇3

关键词：沉默权制度 可行性

西方沉默权是一项自然权利,是一项人权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项无罪推定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公民法律素质的不断提高和媒体转播技术的日新月异,沉默权已经开始为许多平民百姓所津津乐道。然而对沉默权是否引入我国的司法体系,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见解,而且争论已久。本文将分析沉默权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

对于沉默权,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理解,同一国家对它的理解也可能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但在立法和学理上,大体上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上讲,沉默权包括一系列权利,有如下内容:(1)任何人有权拒绝回答其他人或机构的提问;(2)任何人有权拒绝回答可能自陷于罪的问题;(3)任何人因受到犯罪嫌疑而被警察或其他有同等管辖权的官员讯问时,有权拒绝回答任何问题;(4)任何刑事被告人在接受审判时不得被强制作证或者在被告席上回答提问;(5)任何人一旦受到刑事指控,警察或者其他有同等管辖权的官员不得再就有关被指控犯罪的重要事项对他进行讯问;(6)被告人不得因在审判前没有回答有关官员的提问或者在审判中没有提供证据而受到不利评论和推论。

就我国国情来看,确立沉默权制度具有众多可行性因素:

1.我国的社会发展为沉默权的确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和社会精神基础。随着国家大力发展个体及私营经济,个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公民人权意识的不断提高,在司法活动中愈来愈要求与司法机关处于平衡地位。这种要求进一步发展就是社会公共道德意识的提高,文明的进步,其反映在刑事诉讼中,社会公众对犯罪的惩罚心理已逐步渗透入了理性的东西,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就是很好的反映。

2.法治化、民主化进程的加快为沉默权的确立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法治、民主的良好氛围为个人权利的行使提供了条件,人权保护的日益重视,都为沉默权的建立创造了外部条件。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2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20次会议再次审议并作出了批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决定。该公约是国际人权领域最有影响的法律文书之一。我国政府于1997年10月27日签署该公约后,历经3年得以批准。这是我国在迈步新世纪之纪在人权领域国际合作的一贯立场,是我国人权事业取得的又一新成就。该公约的批准也再次向国际社会昭示了我国致力于根据本国国情发展人权事业,保障公众充分享有各项人权与基本自由的坚定决心和信心。在改革开放和民主法治的大环境下,我国在立法中也积极借鉴、吸收国外法律中我国有益的内容或者规定,这也为立法中确立沉默权原则提供了现实条件。

3.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些规定,是确立沉默权制度的基础。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一规定使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得以确立,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一大突破。根据该原则,既然任何人在未经审判机关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之前被推定为无罪,那么,他对讯问就有保持沉默的自由,因此,沉默权实际上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内容之一。在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中,已有沉默权制度的雏形,也有关于行使沉默权的一些保障措施,这些都为沉默权在我国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4.实践表明,沉默权也在为司法机关逐步接受并尝试。从总的来看,想要让广大司法人员接受沉默权,确需一个较长的过程,但一些地方已在尝试这项内容。如辽宁抚顺顺城区的检察院“零口供规则”就是一例。2000年8月,该院制定了《主诉检察官办案零口供规则》。该规则第5条第2款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允许其作无罪、罪轻的辩解,允许其保持沉默。尽管该规则和做法还不同于沉默权,但笔者认为,其意义有二:一是观念上的更新,克服了口供是“证据之王”的口供情结,使无供不定案成为历史。二是试行的这些部门都是基层司法机关,通常认为是素质不高的地方,但他们都能接受,何况经济发达、层次较高的地区。

5.法学理论对沉默权研究的不断深入、成熟,为确立沉默权作了理论上的准备,而各种媒体的报道又为其确立打下了社会基础。法学理论界对沉默权已从一种新闻炒作式的研究变得更加理性、成熟,更加务实。对沉默权的基本内容、保障机制、社会基础、立法模式等做了大量深入的分析研究,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不少好的论点。沉默权已不限于法律专家、学者及司法部门的专业小圈子,而已走向了社会大众。

沉默权制度研究篇4

[关键词]沉默权制度 可行性

西方沉默权是一项 自然 权利,是一项人权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项无罪推定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公民法律素质的不断提高和媒体转播技术的日新月异,沉默权已经开始为许多平民百姓所津津乐道。然而对沉默权是否引入我国的司法体系,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见解,而且争论已久。本文将分析沉默权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

对于沉默权,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理解,同一国家对它的理解也可能有一个 发展 演变的过程,但在立法和学理上,大体上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上讲,沉默权包括一系列权利,有如下内容:(1)任何人有权拒绝回答其他人或机构的提问;(2)任何人有权拒绝回答可能自陷于罪的问题;(3)任何人因受到犯罪嫌疑而被警察或其他有同等管辖权的官员讯问时,有权拒绝回答任何问题;(4)任何刑事被告人在接受审判时不得被强制作证或者在被告席上回答提问;(5)任何人一旦受到刑事指控,警察或者其他有同等管辖权的官员不得再就有关被指控犯罪的重要事项对他进行讯问;(6)被告人不得因在审判前没有回答有关官员的提问或者在审判中没有提供证据而受到不利评论和推论。

就我国国情来看,确立沉默权制度具有众多可行性因素:

1.我国的社会发展为沉默权的确立提供了 经济 基础和社会精神基础。wwW.133229.CoM随着国家大力发展个体及私营经济,个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公民人权意识的不断提高,在司法活动中愈来愈要求与司法机关处于平衡地位。这种要求进一步发展就是社会公共道德意识的提高,文明的进步,其反映在刑事诉讼中,社会公众对犯罪的惩罚心理已逐步渗透入了理性的东西,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就是很好的反映。

2.法治化、民主化进程的加快为沉默权的确立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法治、民主的良好氛围为个人权利的行使提供了条件,人权保护的日益重视,都为沉默权的建立创造了外部条件。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2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20次会议再次审议并作出了批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决定。该公约是国际人权领域最有影响的法律文书之一。我国政府于1997年10月27日签署该公约后,历经3年得以批准。这是我国在迈步新世纪之纪在人权领域国际合作的一贯立场,是我国人权事业取得的又一新成就。该公约的批准也再次向国际社会昭示了我国致力于根据本国国情发展人权事业,保障公众充分享有各项人权与基本自由的坚定决心和信心。在改革开放和民主法治的大环境下,我国在立法中也积极借鉴、吸收国外法律中我国有益的内容或者规定,这也为立法中确立沉默权原则提供了现实条件。

3.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些规定,是确立沉默权制度的基础。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一规定使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得以确立,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一大突破。根据该原则,既然任何人在未经审判机关作出发生 法律 效力的判决之前被推定为无罪,那么,他对讯问就有保持沉默的自由,因此,沉默权实际上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内容之一。在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中,已有沉默权制度的雏形,也有关于行使沉默权的一些保障措施,这些都为沉默权在我国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4.实践表明,沉默权也在为司法机关逐步接受并尝试。从总的来看,想要让广大司法人员接受沉默权,确需一个较长的过程,但一些地方已在尝试这项内容。如辽宁抚顺顺城区的检察院“零口供规则”就是一例。2000年8月,该院制定了《主诉检察官办案零口供规则》。该规则第5条第2款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允许其作无罪、罪轻的辩解,允许其保持沉默。尽管该规则和做法还不同于沉默权,但笔者认为,其意义有二:一是观念上的更新,克服了口供是“证据之王”的口供情结,使无供不定案成为 历史 。二是试行的这些部门都是基层司法机关,通常认为是素质不高的地方,但他们都能接受,何况 经济 发达、层次较高的地区。

5.法学理论对沉默权研究的不断深入、成熟,为确立沉默权作了理论上的准备,而各种媒体的报道又为其确立打下了社会基础。法学理论界对沉默权已从一种新闻炒作式的研究变得更加理性、成熟,更加务实。对沉默权的基本内容、保障机制、社会基础、立法模式等做了大量深入的分析研究,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不少好的论点。沉默权已不限于法律专家、学者及司法部门的专业小圈子,而已走向了社会大众。

沉默权制度研究篇5

摘要:沉默权是一项自然权利，现已成为国际人权法确认的一项基本人权。目前,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我国仍然没有从立法上确立这项制度, 对沉默权是否引入我国的司法体系，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见解，而且争论已久。故本文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从沉默权的含义、产生历史以及来自各方面的不同意见来分析,对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进行分析并提出初步构想,以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

关键词：沉默权；米兰达规则；无罪推定

一、沉默权的基本含义

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讯问或出庭受审时，有保持沉默而拒不回答的权利。

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奥萨克认为,沉默权包含以下三层含义:1.被告人没有义务为追诉方向法庭提供任何可能使自己陷入不利境地的陈述和其它证据；2.有权在讯问中始终保持沉默,司法人员应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此项权利；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就案件事实作出有利于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但这种陈述须出于真实的意愿。

二、沉默权的起源与演变

沉默权最早可以上溯至英国的12世纪早期，当时英国教会法院实行纠问式诉讼，法官有权依照教会法的规定定罪，要求被告人忠实地回答法官的提问并作承认犯罪的宣誓，否则将对其定罪判刑。1568年普通上诉法院首法官戴尔第一次以反对教会法庭进行纠问宣誓为由，为一名被迫宣誓者签发了人身保护令。戴尔的这种做法，后来被演绎为一句名言“任何人都不得强迫提供反对自己的证据”。

美国最早移植了沉默权制度。1789年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明确规定了反对自我归罪的原则，使之上升为宪法保障，适用于审判阶段。1966年在米兰达诉亚利桑纳州案中，进一步解释为米兰达规则，任何政府机构都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沉默权制度进一步完善。

米兰达规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1.沉默权。即对提问可以不回答，从而减少和避免刑讯逼供、诱供或惧于强权的假供，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下犯罪嫌疑人拥有的一项重要权利，它肯定了犯罪嫌疑人不得被迫自证有罪；

2.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律师的参与在程序上是必不可少的，对无力聘请律师的，政府应当免费提供，以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三、沉默权制度诉讼价值的利弊博弈

沉默权对证据制度的影响由于其在价值取向上的尖锐矛盾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至今仍然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不少专家和学者主要从沉默权的本身的优缺点，结合刑事诉讼的国际化趋势和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发表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和结论。

总体来说，在刑事诉讼中实行沉默权制度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确立沉默权制度是宪法权利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

沉默权的本质是人权,每一个人都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而言论自由体现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自愿供述的权利,也有沉默不语的权利。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宪法，《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一规定使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得以确立。但是没有沉默权作保证的无罪推定原则是不充分的,被告人不承担指控自己有罪的责任。

(二)设立沉默权是现代公正刑事诉讼制度的必然要求，抑制传统诉讼模式弊端，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的客观要求。

现代公正刑事诉讼制度要求建立公正性的诉讼模式，该模式是以控辩双方的对抗作为诉讼体制的基本构成，而沉默是众多防御手段中最基础的一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在这种诉讼模式下，侦查机关收集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责任就会在相当程度上转移到受追诉人的身上，要求其“自证其罪”，这与我国刑事实体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是相抵触的。因此，设立沉默权有助于改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传统诉讼模式中的境遇，有助于减少司法专横现象，遵从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最终实现司法公正的目标。

在我国，大多数学者对沉默权制度持肯定态度，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沉默权制度引进中国表示质疑。反对沉默权主要的理由概括来讲有三点：

(一)沉默权无助于保护无辜。真正无罪的人需要的是允许他陈述和辩解，而并不需要沉默权。

(二)沉默权的理论基础是“保护弱者”，但在罪犯实施犯罪时，真正的弱者是被害人。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着眼点放在了保护被追诉者，它以牺牲被害人的权益为代价，这对被害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三)沉默权的实际意义，是中止了警察的讯问权，这对警察侦破罪案设置了巨大障碍。事实表明：在司法实践中援引沉默权的，大都是累犯、惯犯和重罪案犯，尤其在暴力犯罪、黑社会犯罪和犯罪迅猛增长的情况下，实行沉默权弊大于利。

四、沉默权在我国现代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建构

通过前面的分析，从价值取向上看，沉默权制度根植于英美国家“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从诉讼制度体系的角度看，沉默权制度与英美法系“程序公正至上”诉讼制度、诉讼理念是契合的，在中国刑事诉讼中，程序公正的观念才刚刚起步，“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因此，产生于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沉默权制度引入中国，由此可能产生的风险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中国沉默权制度的引入，决不能对别国沉默权制度机械地生搬硬套，更不能以国外沉默权理念作为我们的理论基础，而是应当根据我们自己的具体国情，确立符合中国本土资源的沉默权理念。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侦查阶段。

侦查阶段是确定追诉对象、收集证据、查明犯罪最为关键的环节,也是犯罪嫌疑人权利极易受到侵犯的诉讼阶段。为了在追诉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我们认为在这个阶段应当设立沉默权制度。

首先,设置沉默权的告知程序。即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前,告知他们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

其次,限制讯问时间、对象、地点,明确连续讯问的时间界限,保证其基本人权不受侵犯; 在讯问内容上,对侦查人员提出的问题有权保持沉默。

最后，保障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会见权和通讯权,保证在其受到强制时可以获得法律救济，在未获得法律救济前有权保持沉默。

（二）审查阶段。

在阶段,检察机关的任务不是努力收集各种证据,而是对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予以核实和补充。一方面可以减轻犯罪嫌疑人回答问题的思想压力,使其更为自由地行使辩护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检察人员全面了解侦查情况,使犯罪嫌疑人在回答讯问中敢于控告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以便人民检察院实行侦查监督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行使诉讼权利。

（三）审判阶段。

在我国确立沉默权,庭审程序中的讯问被告人程序亦应予以调整。可以参照日本的“对书的认可与否程序和提问被告人制度”取代讯问被告人程序。所谓“对书的认可与否程序”是指在公诉人宣读书以后,进入证据调查以前,审判长告之被告人沉默权及其它权利,同时给予被告人就被告案件陈述的机会。所谓提问被告人程序,是指在证据调查完毕后,被告人可以选择是否自愿陈述,若其自愿陈述意见,审判长可以随时就必要事项要求被告人供述。

结语：关于沉默权问题的思考，应当综合多种因素和多重效应展开，制度的设计既要首先解决好价值取向、诉讼理念的问题，还要解决好技术问题、策略问题；既要考虑到中国当前应加强人权保护的现状，也要兼顾打击犯罪维护安全的需要。笔者依然觉得，沉默权真正在中国被实现的道路将是艰难而曲折的，因为权利的真正实现，不仅仅在于要有科学的立法予以确认，更有赖于人们对法治的信仰，对这一权利本身认同程度的进一步提高，这也许是沉默权制度在中国的宿命。

参考文献:

[1]陈光中.沉默权问题研究-兼论如何遏制刑讯逼供.北京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

[2]樊崇义：沉默权与我国的刑事政策，法学论坛，2001年第3期.

[3]赵静．《浅析在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法学之窗．2011年03期.

[4]孙长永.沉默权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5]康树华,赵国玲.犯罪热点透视[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

[6]陈光中,江伟.诉讼法丛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沉默权制度研究篇6

我国目前没有沉默权立法实践，但近年来关于沉默权方面的研究却没有中断。从90年代初《刑事诉讼法》修改之时，关于是否加入沉默权的规定就有所争论。在我国是否适用西方沉默权制度，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为了在刑事诉讼中，充分而有效地保障公民合法权利，仅确认一些法治理念远远不够，必须有充分有效程序性监督制约机制。

一、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单纯强调一国国情的特殊性，把沉默权作为特定文化条件下产生的具体制度是对沉默权的片面理解。在承认和保障人权的现代法治社会，关于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等基本人权领域在世界法律文化中具有共同性，能够体现这些共同价值的法律制度就会得到各国法律的认可，如刑事诉讼法中的沉默权制度的规定。沉默权从英国起源后逐步完善并得到世界多数国家的认可，成为一项国际法规则，可以证明沉默权具有超越文化局限的共同价值，因此应该得到我国的重视。

1、我国引入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

长期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及司法机关总是将当事人口供摆在相当重要位置，一方面是因为我国侦查技术不够先进，破案需要当事人的口供指引；另一方面，重视当事人的口供可提高办案效率，更好更快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另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政策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执行半个多世纪，它对建国初期50年的政权稳定和经济发展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在人们头脑中地位根深蒂固。因此，提出沉默权立法有一定难度。随着社会发展，由于沉默权缺乏，一些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不断暴露出来。刑讯逼供，采用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获取证据的现象却时有所闻。如果在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特别是侦查阶段的应有权利，有利于有效抑制司法中的非法行为，避免刑讯的发生；有利于保证办案质量，防止冤假错案。

2、我国引入沉默权制度的可行性

通过对我国现行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2004年修正的宪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进行分析，不难发现我国法律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沉默权所涵含的价值理念，这为设立沉默权制度奠定法律基础和保障，设立沉默权制度并不会与我国现行法律产生很大分歧。另外通过对司法机关工作现状分析，我国早已具备实施沉默权的经济基础，所以要我国现阶段设立沉默权制度具备法律上与实践上可行性。

考察我国的社会现实条件， 我们看到， 现行刑事诉讼立法虽然与沉默权存在客观上冲突， 但仍然包含有沉默权的部分内容和精神， 这可以成为引入沉默权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公众民主意识的普遍提高， 司法机关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所做的准备工作为引入沉默权创造良好的客观条件。引入沉默权也是我国政府对先前承诺的兑现。

二、中国国情决定有限度的沉默权

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完善诉讼程序的重要性， 而多处谈到人权保障问题。作为与人权保障直接相关的刑事诉讼法应顺应国际上诉讼制度轻刑化、当事人化、简易化趋势，符合国内司法改革的要求， 在诉讼制度中突出人权观念。我国现阶段已具备引入沉默权的理论条件和现实条件， 应该从现行立法和沉默权的契合点入手， 从进一步完善无罪推定原则出发， 将该规则纳入到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包含沉默权的部分内容， 这些相容部分可以成为引入沉默权的前提和基础。如刑事诉讼法将司法人员刑讯逼供规定为犯罪， 并在刑事诉讼法第43 条中明文禁止采用刑讯逼供等手段收集证据， 这些规定与沉默权规则中“不得对供述人施加任何物理或精神的强制，以逼迫其供述”的内容相一致；另如刑事诉讼法第46 条关于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规定， 对被告人不做供述的行为给予容忍， 并没有将不供述作为犯罪追究， 这与沉默权规则中“拒绝陈述不得被作为有罪根据”也是一致的。因此， 我们说，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与沉默权制度并不是完全对立和互相排斥的， 二者存在相协调的基础。

三、构建有限沉默权的原则和制度保障

沉默权所保障的刑事诉讼各方平等地位，在建立控辩式庭审模式中尤为重要。控辩式庭审模式要求在庭审过程中诉讼双方处于对等的地位，针对各项证据展开广泛地辩论，法官负责维持审判秩序和居中裁判。我国的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l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说明我国采用的是控辩式诉讼模式。我们主张引入沉默权， 并不是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追诉机关对抗。沉默权并不禁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控诉方进行供述， 为了追求现代社会的诉讼文明和司法公正，禁止为获取供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迫手段。为更好地实现沉默权的诉讼价值， 必须建立配套制度，完善诉讼规则。刑事诉讼中维护程序正义的诉讼观念已经为大家所接受，正义之树才能结出正义之果。

四、我国实行有限沉默权制度的主要内容

沉默权是一项重要个人权力，可防止公权力对私权力的肆意侵袭。然而沉默权也的确会给犯罪惩治造成一定的影响，例如对一些社会危害面广的严重犯罪中，如片面强调对沉默权保护，可能产生比侵害犯罪嫌疑人个人权利更严重的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这时应当对犯罪嫌疑人沉默权予以限制。

1、有权保持沉默的情形

关于我国沉默权制度的内容笔者认为应包含要点：第一，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包括刑事侦查、审查和审判三个过程）对来自官方的提问有权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拒绝回答，国家机关不得以任何方式强迫其放弃这一权利；第二，犯罪嫌疑人或刑事被告人保持沉默及对于具体问题的拒绝回答，在审判阶段不得作为不利于其的有罪证据，也不能由此做出不利于刑事被告人的有罪推论。这样剥夺司法人员丧失滥用权力进行刑讯逼供的借口，达到从源头上抑制刑讯逼供的作用。沉默权虽不能完全杜绝刑讯逼供，但与事后的惩治措施共同作用，可达到明显抑制刑讯逼供的目的。

2、对沉默权予以限制的情形

关于我国沉默权的限制有必要借鉴英美国家已取得的成熟做法和经验，应由法律进行明确规定。例如采用列举方式，规定对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危害公共安全、恐怖犯罪、黑社会犯罪等严重而且危害面广的犯罪中或其他情形紧急情形下限制沉默权的行使，允许审判时就犯罪嫌疑人对该类案件中有关犯罪问题的沉默采取对其不利的推论，以保障社会整体利益， 最终实现刑事诉讼制度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的有机结合。

3、完善我国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制度

沉默权抑制非法讯问保障犯罪嫌疑人或刑事被告人权利的同时，必然会带来认罪率降低，不利于社会治安维护，可能产生新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措施借鉴美国司法实践，规定诉辩交易制度。西方国家现行的诉辩交易制度就是一项试图通过对犯罪处罚程度的改变而鼓励真正的罪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放弃沉默权，主动认罪的法律制度，在实践中已有效证明，诉辩交易制度能够减少沉默权导致真正罪犯认罪率降低的副作用，而不会破坏沉默权制度的立法目的。

沉默权制度研究篇7

关键词:沉默权;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法律移植

沉默权规则作为西方国家数百年诉讼实践的优秀成果， 它所体现的宪政价值、诉讼价值和人文价值等法治理念对我国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在我国确立和实施沉默权是一种必然。本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沉默权的发展及现状，第二部分是沉默权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分析，第三部分是我国设立沉默权制度的构想。

一、沉默权的发展及现状

沉默权在西方具有悠远的传统，从产生发展到今天，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正义从未呼唤任何人揭露自己的犯罪”，古罗马法关于自然正义的司法原则就包含了沉默权的内容。在教会法中， 12 世纪的圣·保罗曾明确指出:“人们只须向上帝供认自己的罪孽，而无须向其他任何人招供自己的罪行”。人们普遍认为，沉默权的核心内容“不必自我归罪”原则可追溯至英国一句古老的格言“人民不自我控告。”13世纪，英国宗教法庭在刑事诉讼中强迫被告人进行“职权宣誓”，否则将被诉诸刑罚。教会法认为，人们只应当向上帝承认自己的罪过，而不应该向其他任何人坦白罪行。故教会法有一条原则:没有人可以被迫自证其罪，因为没有人必须揭露自己的耻辱。普通法支持者们正是通过此原则迫使宗教法庭遵守教会法中关于反对自我归罪的原则。[ 1 ] 17世纪之后，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逐步确立，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启蒙运动，使英国社会开始重视个人的权利，人权意识开始觉醒。立法者们认识到，当个人受到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追究时，其地位明显处于弱势，若不对其权利进行特别的保护，就难以保证司法公正，而冤假错案将会严重影响民众对法律制度的信任，影响社会稳定，最终危及统治秩序和统治利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发生了一起在人类法制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1639年约翰·李尔本案。这促使了1642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沉默权”的法案。1898年英国的《刑事证据法》明确规定被告人享有沉默权。[ 2 ]从此，在人类法制史上第一次明确了受刑事指控人在审讯中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沉默权的确立，被认为是“人类在通向文明的斗争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

受英国法的影响， 1789年9月25日通过的美国宪法修正案(又称“权利法案”)第五条规定，“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得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沉默权首次正式上升为一项宪法性权利。该修正案经过1963年的“米兰达案件”审判，其基本原则及操作程序得到进一步明确和完善，形成著名的“米兰达规则”。[ 3 ]今天，不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国家，几乎都在刑事诉讼法中将沉默权确立为被告人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a项，日本刑事诉讼法典第311条第1款，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16条，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10条等等。此外，加拿大、保加利亚、波兰、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刑事诉讼法律均有这方面的规定。沉默权的精神也被多部国际条约所确认。1996年12月16日，第21届联大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4条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1998年7月17日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五编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2项规定:“保持沉默，而且这种沉默不作为判定有罪或无罪的考虑因素。”第六编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7项规定:“不被强迫作证或认罪，保持沉默，而且这种沉默不作为判定有罪或无罪的考虑因素。”此外，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7条、世界刑法学会第15届代表大会《关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7条，都有关于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或沉默权的规定。[ 4 ]这充分表明沉默权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犯罪嫌疑人的一项基本人权，作为刑事司法公正的标准之一，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已在国际社会达成共识，得到了普遍的强调和维护。

但是近年来，新加坡、爱尔兰、英国、美国等国权衡沉默权利弊后，纷纷通过立法对沉默权作出了限制。

1972年，英国允许法庭根据警察进行的讯问对受讯问人拒绝提供有关事实的情况作出必要的推断。1987年，英国刑事审判法第二条规定，在反严重欺诈办公室的官员调查欺诈案件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如果在没有合法理由的情况下拒绝回答提问或说谎，该行为即构成犯罪。1994年在《刑事审判和公共秩序法》中对沉默权的适用进行了限制，即被告人在某些情况下行使沉默权，将可能获得对其不利的法律推论。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各种“例外”判例，也对沉默权适用范围和适用程序进行了限制。如“善意的例外”、“独立来源的例外”、“因果联系削弱的例外”、“公共安全的例外”，等等。[ 5 ]可以说，对沉默权加以限制代表着沉默权发展的新方向。但是英国于1998年通过了《人权法》，把《欧洲人权公约》的有关规定引入英国国内法，可以由法院在判决中直接适用，并于2000年全面实施，《人权法》的实施将对前述限制沉默权的法律构成新的挑战。[ 3 ]

二、我国确立有限制的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

应该说，沉默权规则作为西方国家数百年诉讼实践的优秀成果，毕业论文 符合法治理念，在西方国家得到广泛承认和应用，其在宪政、人权理念上的先进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种种权利也说明了沉默权不可低估的价值。从长远来看，在我国确立和实施沉默权是一种必然。

(一)与国际接轨要求确立沉默权制度

在当今世界，刑事诉讼民主化的不断发展已逐渐成为一个大趋势，其中赋予被追诉者享有沉默权就是一个重要内容。我国已正式签署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此外，世界刑法学会第15届代表大会《关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7条，都有关于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或沉默权的规定。我国应对已参加的国际条约(除保留条款外)的规定有积极遵循的义务。从法理上讲，这些国际条约虽然不属于我国国内法的范畴，但也属于我国的法律渊源，具有与国内法同等的法律效力，对我国的国家机关和公民具有法律效力。另外，我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刑事诉讼法均规定了沉默权。但目前的状况是，我国在国际刑事司法活动中支持沉默权，而在国内司法活动中对沉默权持否定的态度。因此，只有在国内法中明确沉默权，才能保持法制的统一性。

(二)确立沉默权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必然要求

十八世纪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首次提出无罪推定的思想，他认为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与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如果犯罪是不肯定的，就不应折磨一个无辜者，因为，在法律看来，他的罪行并没有得到证实。[ 6 ]而沉默权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延伸，沉默权的实施将会进一步推动“无罪推定”原则在诉讼阶段的实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一规定使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得以确立，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它必然得出两个结论:一是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方承担，被控方不承担举证责任;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人民法院判决有罪之前享有诉讼主体地位。就前者而言，如果规定被控方必须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就是在自己证明自己有罪，被控方不应有此义务。否则，案件尚未审理就使自己在整个诉讼中陷入不利境地。至于后者，则是程序正义的重要体现，程序正义要求诉讼主体平等，尤其是被控方的人格尊严能得以保障。但是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作保证的无罪推定原则是不充分的。因此，沉默权不仅是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内容，更是诉讼程序正义的重要体现，程序正义是公正的实体裁决的保证，尤其是被告人被法院认定有罪之前的人格尊严的保障。由此可见，虽然在字面上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但因没有沉默权制度作保障，该项原则在实践中将无法得到真正实现。

(三)沉默权有助于抑制并消除警察暴力，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身权利

与沉默权相对应的是如实陈述的义务。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不轻信口供”和“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但囿于司法队伍的素质、侦破技术和手段的落后及办案经费的匮乏，侦破工作往往重口供、不重其他证据，或由口供引发其他证据。因此，刑讯逼供获取口供的现象一直是司法领域的顽疾，长期禁而不绝，再加上《刑事诉讼法》第93条“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既然法律要求犯罪嫌疑人承担如实陈述的义务，其反面的影响就可能造成甚至纵容违法审讯，想尽一切办法去获取口供，难免造成刑讯逼供，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如实陈述的义务不仅与沉默权相悖，而且司法实践中由于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是否“如实回答”的主观判断的随意性，因此诱供、逼供的情况并非很偶然。虽然沉默权的确定并不能全然遏制刑讯逼供的恶疾，但免除犯罪嫌疑人如实陈述的义务，从制度上有助于抑制并消除警察暴力，免除因不“如实回答”而可能产生的刑讯逼供、冤假错案的恶果。[ 7 ]

从沉默权的实质来看，它表达了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法治理念;同时，沉默权是一项防御性权利，硕士论文 被追诉者对不利于自己的提问有权保持沉默，客观上制约了相对庞大的司法权要求自证其罪的权力，是对司法专横的强烈反对。国外的实践表明，正是这一界限抵挡住了大量的刑讯逼供现象。

(四)沉默权是进一步促进我国刑事诉讼民主和公正的需要

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不断深入，客观形势要求，刑事诉讼应当进一步实现民主化和公正地确保被追诉者的诉讼权利。诉讼公正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诉讼双方地位平等、力量平衡。我国既然是控辩式的庭审模式，就意味着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对等性，公诉方当然不得强迫被控诉一方协助自己追究其刑事责任，否则就不会有平等与公平。但是在实际的刑事诉讼中仍带有浓厚的纠问式色彩，诉讼的双方是不平等的。被告处于被纠问和如实陈述的地位，根本谈不上平等的控辩。因此，相对于如实陈述的义务而言，沉默权可以加强被控方的防御力量，使其在辩护的策略和技巧上多了一层选择的余地，从而也加强了其与控诉方相抗衡的能力。鉴于此，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较大地改变了传统的诉讼模式，即从以前的重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迈进了一大步，其最典型的特点是加强了控辩双方的对抗性，而这种对抗性需要沉默权制度。另外，在一个公正的程序当中，当事人应当拥有自己的武器，他没有义务去帮助对手获得用以反对自己的武器。让一个人自己反对自己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在道德上是扼杀人性的。[ 8 ]与拥有国家强制力作后盾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相比，对实际处于弱势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赋予其沉默权，平衡控辩审三方地位，也体现了司法制度中的人道精神。

应当承认，保护权利、制衡权力与打击罪犯、控制社会秩序从来都不是一对可以轻易获得平衡的矛盾，这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两难抉择。医学论文这是一个司法公正问题，更是价值取向问题。在一个法治国家里，建立司法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将维护社会治安摆在保障公民权利之前，则必然对司法人员的行为采取纵容态度，这等于将每个公民置于司法权的强暴和被剥夺权利的危险之中。

三、在我国设立沉默权制度的构想

在美国和一些大陆法系国家，被告人的沉默权是宪法权利。如果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也应当首先在宪法上作出规定。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修宪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相对而言，修订刑事诉讼法不仅必须而且可行。我们建议，先在刑事诉讼法中确定和完善沉默权制度。

(一)案件侦查阶段

侦查阶段是确定追诉对象、收集证据、查明犯罪最为关键的阶段，也是犯罪嫌疑人权利极易受到侵犯的诉讼阶段。而打击犯罪功能的强化，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个人人权的关怀，诸多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为了在追诉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我们认为在这个阶段必须设立沉默权制度。

首先，设置沉默权的告知程序。

其次，限制讯问的时间。

第三，在讯问内容上，对侦查人员提出的关于是否有犯罪行为、陈述有罪的情节是否构成犯罪等问题，犯罪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

第四，认为侦查人员有逼供、诱供、骗供等行为的或希望得到律师帮助的，在得到帮助前有权保持沉默。

最后，犯罪嫌疑人对本案外的人的犯罪行为有沉默权。但是，当犯罪嫌疑人陈述有关犯罪发生时间不在现场的证明;损害结果的发生是因意外、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及证据等内容时;犯罪人正在实施犯罪，或其身上找到相关证据，此时，犯罪嫌疑人不应当享有沉默权。

(二)审查起诉阶段

在起诉阶段，检察机关的任务，不是努力收集各种证据，而是对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予以核实和补充，因此，追诉者与被追诉者之间激烈对抗的局面不复存在，犯罪嫌疑人权利被侵犯的现象也大为减少。但由于追诉方与被追诉方对抗依然存在，沉默权仍然具有存在的价值。当然，对抗方式的缓和，使得沉默权在起诉阶段的体现，较之侦查阶段有逐步弱化的趋势。

按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九条，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至少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一次，以保证其有机会申述辩解意见;我们建议增加:“一旦犯罪嫌疑人明确表示沉默，检察机关应立即终止讯问。”职称论文 另外在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的基础上还应明确律师在场的权利。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减轻犯罪嫌疑人回答问题的思想压力，使其更为自由地行使辩护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检察人员全面了解侦查情况，使犯罪嫌疑人在回答讯问中敢于控告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以便人民检察院实行侦查监督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行使诉讼权利。

(三)审判阶段

在审判阶段，诉讼被要求在控辩平等、法官中立的格局中展开并得到解决，原来被追诉方只能被动承受控诉机关单方面追诉的状况也得到根本扭转。沉默权存在的基础，从对抗控诉机关追诉权，逐渐转向防止法官产生不利于被告人的裁判上来。这种变化使得沉默权从防止权利受到直接侵犯等诸多目的中解脱出来，集中针对防止自我归罪，这就意味着审判阶段的沉默权，在内容和适用范围方面，比侦查、起诉阶段要简化得多。此外，我们国家法官裁判案件，遵循的既不是英美法系国家的自由心证，也不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内心确信，而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断案原则，因此沉默权在审判阶段，也不可能象西方国家那样广泛规定。

在我国确立沉默权，庭审程序中的讯问被告人程序亦应予以调整。可以参照日本以“对起诉书的认可与否程序和提问被告人制度”取代讯问被告人程序。[ 8 ]但是，对法官提出的程序性问题，如表明其身份的年龄、单位、住址等问题，以及是否行使法定权利的问题，如是否申请回避等，不应享有沉默权。如果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必须对某一问题的回答关系到案件重大事实的澄清时，此时，被告人仍坚持沉默，法庭可以根据案情认定控方指控成立。

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没有沉默权。自诉案件是公民个人之间的对抗，除居中裁判的法官外，没有公共权力介入强迫个人控告对方，公民个人也无能力迫使被告人自我归罪。在自诉案件中不存在侦查人员、检察人员的讯问，案件的证明责任由自诉人承担，被告人承担提起反诉时的举证责任。如果赋予被告人一方的沉默权，实际上就打破了自诉人与被告人之间的平衡格局，对自诉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因此自诉案件的被告人不享有沉默权。

(四)证据制度

我国传统的对人证调查制度与沉默权制度有一定程度的不相容。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取证制度，是嫌疑人有作证义务，而证人责任则十分松驰，尤其对法庭作证，民众普遍有一种畏证心理且缺乏法律义务感。如果建立沉默权制度，就必须改造这种作证传统，强化民众的作证责任和作证意识，然而这也非一日之功。我们建议设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内在要求，也是诉讼公正之标志。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及其他诉讼权利，刑事诉讼法应当规定“凡是采用非法方法(包括违背沉默权的告知程序和选择权利)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不能作为指控犯罪和定案的根据。”

在审理刑讯逼供、非法拘禁等罪案时，我们建议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确立自白排除证据法则。

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有组织团伙犯罪、公共安全犯罪应限制其沉默权，沉默权合理限制使用前提必须是发现了有关人员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相应证据。这个证据并不要达到定罪或起诉标准，只要能引起“常人的怀疑”就可以。英语论文 对于出现例外情况，如果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拒绝合作，那么他的沉默权应作为对其不利的推断，其沉默行为本身应被刑法处置。只有进行了这些合理限制，沉默权在中国才可以在不给社会造成较大冲击的情况下得到推行。[ 9 ]

四、结束语

在法律上确立沉默权首先有利于保护人权，它的最大意义在于唤醒人们的权利意识，这是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必然要求，它是人类法治文明的成果，反映了一种诉讼规律和刑事诉讼最低标准。但是，在法律上规定了沉默权并不意味着可以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沉默权是建立在对人权高度重视并且有较规范的法律规定配套的基础上的，它的实现有赖于全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和法律制度的健全。然而，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有自己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公民的现代法制观念和民主意识也有待加强和提高。因此，我们在移植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确立中国化的沉默权制度时，必需考虑到我国国情，考虑在人权与司法可操作性之间的平衡。笔者建议国家在规定沉默权制度时，能否先建立试行点，即在民主法制观念较强的地方先进行试点，进而以点及面以至整个中国。以此方式推行沉默权制度更有利于人们的认同和接受，也有利于司法人员观念的改变和素质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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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孙长永. 沉默权制度研究[M ].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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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贝卡利亚. 论犯罪与刑罚[M ].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 7 ]易延有. 论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 J ]. 比较法研究， 1999 (2) : 273 - 282.

沉默权制度研究篇8

关键词：沉默权 无罪推定 法治文明

（一）

沉默权制度，最早开始于英国，后又在美国推行并波及欧洲各国，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学理上又称反对自我归罪特权。这一项制度，其实我们的国民已经从港台影视剧中能够体验，当警方决定对嫌疑犯提出起诉时，要采用“简短的警戒词”对其警戒，再进行问话和盘问。即警方盘问嫌疑人时，事先要对嫌疑犯复述“简短的警戒词”，告知该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凡是在警戒后的答语，都可能在开庭时作为证词出示。

1912年，英国《1912年法官规程》对沉默权作出了明文规定。受英国法的影响，美国1789年宪法修正案第5条明确规定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规定“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证有罪”。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则是通过刑事诉讼法最终确定的，在立法中直接规定沉默权的规则。例如日本宪法第38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作不利于己的供述”。其刑事诉讼法第198条（二）规定：“在进行前项调查时，应当预告知嫌疑人没有必要违反自己的意识进行供述。”而随着联合国不断确立、推行刑事司法的国际化，特别是刑事司法领域最低限度人权保障标准的努力，①沉默权已得到了联合国文件的确认。

（二）

历史上，有关沉默权的著名案件有“希鲁尔诉威廉姆斯”案和“米兰达的忠告”，特别是发生在1966年的美国联邦法院所判的“米兰达诉亚里桑那州”一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该案件可以说对于沉默权这一制度的最终确立具有里程碑的作用。该案发生在1963年3月3月，美国亚里桑那州一名女士被一个男人塞进车里强暴，大约10分钟后，被害人被释放。经被害人的指控和描述，警方逮捕了米兰达。在审讯中，米兰达供述了自己强奸的行为，并在供认书上签字，据此，米兰达被判处劫持罪和强奸罪，但事后米兰达又认为自己是在当时的环境中被迫招供的。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同意被告的观点，认为审讯时候的气氛和审讯者所用的心理手段，使得被告虽然未受到身体的强迫，但是不是真实的意思表示。随后法院规定必须将以下事项告知被羁押人：他有权保持沉默和不回答问题；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在法庭上用作不利他的证据；他有权同律师协商并让律师在讯问时在场；如果他请不起律师，有权免费获得一个指定的律师来他。以上规定就是现代西方国家有关的沉默权的内容。

（三）

我国也曾有过沉默权实践，不过是出现在地方法规上。在2000年8月，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检察院率先引入了“零口供”制度，即对侦查机关提请逮捕的嫌疑人的有罪供述暂视为无，主要通过审查在案的其他证据论证其是否涉嫌犯罪，在此期间，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一时间，各大媒体竞相报道，部分舆论大力呼吁让“沉默权”在司法机关工作中迅速普及，能与国际接轨，许多学者也开始纷纷开始涉及有关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的研究。

与呼吁沉默权在中国的尽快地实施的学者相反，③有些学者认为沉默权并不适用于中国，理由是因为对于无辜者而言，沉默权是其抗击刑讯逼供的有关武器。而对于真正的罪犯来讲，沉默权也可能成为他们应付审讯和侦查的“救命的稻草”。他们同时也具有指出沉默权不适宜在我国实施的几点理由：

一、 浪费警力，影响案件的侦破。近年来，我国犯罪率呈上升趋势，如果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那么他就有可能利用这一权利，负隅顽抗。如果嫌疑人在留置的24小时之内拒不配合，保持沉默，那么就会照成难以查清案情，造成警力资源的浪费；

二、我国的侦查技术，侦查装备普遍落后，如果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结果其滥用这一权利，将不利于打击犯罪。

三、还有的学者认为，沉默权与我国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原则不相符合。

（四）

沉默权是无罪推定的一个重要内容。无罪推定是资产阶级针对封建专制刑事诉讼的有罪推定提出来的。④最早提出无罪推定思想的是18世纪中叶意大利著名法学家贝卡利亚他指出：“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犯罪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是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

沉默权是为了贯彻无罪推定原则，许多西方国家的法律和国际公约提出的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具体要求和措施。重要内容包括被告人有权拒绝陈述，控诉一方既不能强迫被告人自己证明有罪，也不能因为被告人沉默而定其有罪。

而我国法制建设走上正轨才二十几年，在各方面都大量吸纳了西方国家的现代法制思想和先进的实操手段。但沉默权一直到现在都未纳入我国的法律体系，我认为有以下的原因：一、有我国的传统观念国民思维习惯影响，我国是一个长期处于义务本位的国家，国民普遍对国家机关持一种畏惧心理，采取的是回避、忍让、服从。二、我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的是国家整体利益下的个人权利，我国当前处于社会初级阶段，处于新旧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因此犯罪率有所上升，而我国的法律制度还不完善，刑事侦察条件较西方国家还十分落后；三、“坦白从宽，抗绝从严”这一刑讯规定已在我国刑事机关的根植了。

（五）

我认为沉默权是一项自然权利，是一项“不说话”的权利，是一项实施无罪推定的权利。沉默权是人类基本人权之一，也是国家法治文明的标准之一。可以说是现代法制发展的一个方向沉默权的规定为防止审判过程中刑讯逼供现象的出现提供了有力保障。沉默权的出现使得犯罪嫌疑人在被审讯阶段中的人身权利得到了保障，也督促侦查人员不能过分依赖口供，应通过积极寻找收集证据来破案。针对反对引入的意见，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他们认为，一、尽管从法律法规来看，我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都严禁刑讯逼供，然而，我国刑讯逼供禁而不止的现象在目前认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从诉讼机制上运用沉默权是消除刑讯逼供的最有效方法；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充分、有力的证据表明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必然会不利于打击犯罪。

沉默权作为一种符合现代民主法制思想的制度，引入我国是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在看到沉默权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想到它在司法审判中的一些消极作用，以及要针对对我国“水土不服”的情况以便更好地引进这一制度。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任何司法制度的提出和实施都要受到该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历史因素的影响，同理，沉默权作为法律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具体引进并实施既不能全盘引进西方的原版，也不能一蹴而就的改版换面而实施，仍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和可行性报告，既要做到符合我国国情，又能与国际相接轨，既发挥沉默权有利的一方面，又限制其不利的方面。在我国，可采用小范围试点的方法，通过具体的实践和去研究可行性和合理性，最终找到合适我国国情的实际操作的法律法规，以便能让沉默权在我国顺利实施，最终达到完善我国现代法制建设和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目的。

①1966年第21界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第14条第三项规定刑事被告人有“不能被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的权利；

②参见美国最高法院报告 1966年 ，384页 ，第四节；

③赵晓华、林乾合著《法律省思》第369页， 中国经济出版社；

④[意]贝卡利亚著,黄风翻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年版 第31页

沉默权制度研究篇9

关键词：沉默权 必要性 可行性 模式

对于沉默权，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理解，同一国家对它的理解也可能有一个渐进发展演变的过程。是否确认沉默权及是否建立了保障其实现的程序机制，不仅体现出一个国家对实体真实与程序正当、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等相冲突的诉讼价值的选择态度，而且也反映出一国刑事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状况和刑事司法文明进步的程度。我国是否要设立沉默权，法学理论界众说纷纭。沉默权作为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理应设立沉默权。

一、 沉默权的历史

沉默权（Privilege of Silence）起源于英国习惯法中古老的格言：“人无义务控告自己”。其最早可以上溯至英国的12世纪早期，当时英国教会法院实行纠问式诉讼，法官有权依照教会法的规定定罪，要求被告人忠实地回答法官的提问并作承认犯罪的宣誓，否则将对其定罪判刑。在这种诉讼模式下，被告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与教会法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世俗法院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对教会法院推行承认犯罪的宣誓程序进行抵制。1568年普通上诉法院首席大法官戴尔第一次以反对教会法庭进行纠问宣誓为由，为一名被迫宣誓者签发了人身保护令。戴尔的这种做法，后来被演绎为一句名言“任何人都不得强迫提供反对自己的证据”。

法律上对沉默权的确认，则产生于17世纪英国普通法的支持者们反对教会法庭和王权专制、争取宪法和宗教自由的斗争中，最典型的案件是1639年发生的约翰？李尔本案件。1639年，在约翰？李尔本贩运煽动性书籍案中，英国王室星座法院强迫约翰？李尔本宣誓作证，被约翰？李尔本拒绝，约翰？李尔本否认犯罪并拒绝回答可能导致其自我归罪的讯问，他说：“任何人都不得发誓折磨自己的良心来回答那些使自己陷入刑事追诉的提问，哪怕即使装模作样也不行。” 星座法院遂以拒绝宣誓为由判处约翰？李尔本藐视法庭罪，将其监禁并施以处罚。约翰？李尔本不服，上诉至议会，1640年约翰？李尔本到议会呼吁立法确立反对强迫自证其罪规则，1641年议会最终裁决星座法院这一做法违法，通过了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法律条文：“除非你愿意，你完全可以不说话，因为你所说的一切都将在法庭上用作证据。”禁止在刑事案件中使用纠问宣誓。沉默权在英国开始形成雏形。之后1688年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诉七主教案标志着沉默权在英国已完全确立。1898年英国在其《刑事证据法》中明确规定被告人享有沉默权是英国刑事法律的重要原则之一。

美国最早移植了沉默权制度。1789年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明确规定了反对自我归罪的原则，使之上升为宪法保障，适用于审判阶段。20世纪30年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排除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证据的规则，使反对自证其罪规则扩大适用到侦查阶段；1966年在米兰达诉亚利桑纳州案中，这一规则进一步解释为《米兰达忠告规则》，任何政府机构都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沉默权制度进一步完善。

但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集团犯罪、恐怖主义犯罪等新型犯罪的出现，西方国家意识到了沉默权的缺陷，开始对沉默权做出限制。其中以英国最为典型代表，英国为打击恐怖主义，1988年政府通过了适用于北爱尔兰地区的《刑事证据法令》，对沉默权的适用范围做出了重大限制：1、如果嫌疑人在警察审讯时不回答警察的提问，而所提问的问题又被嫌疑人在法庭上拿来替自己辩护时（即伏兵辩护）；2、如果被告人在审判过程中拒绝作证；3、如果在嫌疑人身上或住处发现与犯罪有关的物品或痕迹，而嫌疑人不肯解释其原因时；4、如果嫌疑人被发现在犯罪现场或附近，而他又不能解释原因时；？-法庭都可以据此而做出对嫌疑人、被告人不利的推断。1993年该法令适用范围扩大到英格兰和威尔士，此后1994年11月适用于英国全境的《刑事司法和公共秩序法》照搬了《刑事证据法令》中限制沉默权的4条规定。

尽管如此，沉默权仍以其对司法公正的积极意义，成为一种势不可当的潮流，为各国所接受。二战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确立沉默权制度，而且其精神也被联合国和有关国际组织的文件所确认。联合国大会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等都有沉默权的规定。1985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北京规则）宣告：根据正当法律程序，保持沉默的权利是“公平合理审判”所应包括的基本保障之一。1994年世界刑法学协会第15届大会《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建议》第16条规定：“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并且从警察和司法机关进行首次讯问即有权知悉受控的内容。”

沉默权的实行对保障司法公正具有两个最显著的作用：一是有效的防止了各国执法者滥用暴力刑讯逼供的现象，有效地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健康和人格尊严；二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诉讼双方的地位平等，最大限度地抑制了冤假错案可能的发生。

借鉴西方国家，笔者认为我国设立的沉默权内容主要含义应有四项：一是被追诉人没有义务向追诉机关或法庭提供任何可能使自己处于不利境地的陈述或者其他证据，追诉一方不得采用任何非人道方法强迫被追诉一方就案件事实作出供述或提供证据；二是被追诉人有权拒绝回答追诉官员的讯问，有权在讯问中保持沉默，追诉方应及时告知被追诉方享有这一权利，并且不得因为被追诉方行使这一权利而作出对其不利的推论；三是被追诉方有权在意识到自己行为后果的情况下作出有利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这种陈述必须是出于其真实意愿，法庭不得将被追诉方非出于自愿而作的陈述作为定案根据；四是被追诉方有权在追诉过程中获得法律帮助，追诉方负有保障被追诉方这一权利实现的责任。简言之，沉默权的核心内容实质上是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两项权利：第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是否陈述享有不受强迫的权利；第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是否陈述包括是否作出不利于己的陈述享有选择权。

二、中国设立沉默权的必要性

（一） 设立沉默权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享有国际权利，承担国际义务的需要。

法律作为上层建筑，最终取决于经济。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大大加快，中国与国际社会联系的日益密切，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必须与国际接轨，遵守国际规则，遵循国际惯例，加强与他国法律的沟通。沉默权在刑事诉讼领域的积极作用是多数法治化国家的共识，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应设立沉默权。

同时，设立沉默权也是我国承担国际义务、遵守国际条约的客观要求。我国已经加入了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1984年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1985年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1989年的《儿童权利公约》 等国际公约，这些公约均对沉默权作出了义务性规定。按照国际惯例，国际条约一旦对缔约国生效，缔约国就有义务在其国内保证国际条约的执行。而中国政府在1990年对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所表明的态度是：“在中国法律制度下，中国所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会经过立法机关的批准程序或国务院的通过程序。条约一旦对中国有效，在中国便有法律效力，中国便有义务去施行该条约。” 这一声明虽然是针对《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作出的，但实际上这一声明表明了中国对待国际条约的态度，体现出国际法优于国内法的原则适用于我国已加入的国际公约，即我国正式承诺遵守的国际刑事诉讼准则可直接适用于中国。如果国内法与之相矛盾，则应以国际条约优先，遵循国际刑事诉讼准则。

（二） 设立沉默权是现代公正刑事诉讼制度的必然要求。

现代公正刑事诉讼制度要求建立公正性的诉讼模式，公正性的诉讼模式是以控辩双方的对抗作为诉讼体制的基本构成，控方发动进攻，辩方组织防守，在案件未有定论之前，被控者仍应以无罪者的身份对待。这种诉讼模式必然要求被告为自我保护作出必要的防御，而沉默是众多防御手段中最基础的一项，沉默权可以加强被控者抗衡和防御力量，使刑事诉讼中诉讼双方地位平等，力量均衡。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沉默权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真正享有辩护权的基础，其设立与否反映了刑事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状况和诉讼民主进步程度。因此，设立沉默权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是进一步促进我国刑事诉讼民主和公正的需要。

（三） 设立沉默权是保障公民宪法权利，抑制传统诉讼模式弊端，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的客观要求。

古罗马法中有句格言：“正义从未呼唤任何人揭露自己的犯罪。”而我国传统的诉讼模式，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因素，一贯强调“惩罚犯罪”的实体公正，把“违法必究”、“有罪必罚”作为刑事司法中绝对优先的目标，诉讼程序的设计都是为了方便公安司法机关有效地查明真相，及时惩罚犯罪，程序成了单纯为“惩罚犯罪”服务的工具。这样在司法实践中必然产生两个恶果：一是忽视公民权利的保障，使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成为“空头支票”；二是纵容司法人员滥用暴力和刑讯逼供，滋生和鼓励“目的正当，不顾程序”执法观念横行。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不受侵犯，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宪法，但受传统诉讼模式的影响，个人孱弱的力量同强大的国家机关权力相比，不均衡的力量和不平等的地位使其往往处于孤立无助状态，作为最低限度抵御国家权力进攻的沉默权，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享有，则意味着一个人只要涉嫌犯罪受到追究，其在诉讼过程中就有义务协助侦查起诉机关查明“自己的罪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义务性规定是这种状况的突出表现。在这种诉讼模式下，侦查起诉机关收集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责任就会在相当程度上转移到受追诉人的身上，要求其“自证其罪”，而这与我国刑事实体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是相抵触的。因此，设立沉默权有助于改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传统诉讼模式中的境遇，有助于减少司法专横现象，使宪法规定的“人权”、“言论自由”、“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的权利得到进一步落实，从而促进我国诉讼制度走向民主化、法治化，遵从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克服传统诉讼模式弊端，最终实现司法公正的目标。

（四） 设立沉默权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协调中国大陆地区刑事法律与港澳地区有关法律法规的需要。

我国以一国两制，成功的收回了香港和澳门的国家主权，但港澳地区仍保持原有的法律制度不变，香港、澳门的刑事法律对沉默权有着不同程度的规定和体现。我国设立沉默权有助于协调中国大陆地区与港澳地区法律的冲突，并最终有助于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完整，共同实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刑事法律任务。

三、中国设立沉默权制度的可行性

（一） 中国已具有设立沉默权的法律基础。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太岳区暂行司法制度》规定：“绝对禁止跪拜、打骂以及非刑拷打、强迫供述的方法……”这可以说是中国沉默权最早的萌芽，可惜后来并没有得到延续和发展。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法制建设事业有了重大进步。首先，我国法治环境较以往有了很大改善，“依法治国”已被写入宪法，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国已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安邦的战略目标。自1979年公布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后，在官学两方面的努力下，我国已建成了一个包括宪法、立法法、刑法、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社会保障法以及相应的诉讼程序法、有关组织法、国家赔偿法等在内的庞大完备的法律体系，并不断对这个法律体系加以修订完善和改进，仅1997年至2002年五年间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审议通过了109件法律 .其次，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为沉默权的设立和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持。突出表现在：《宪法》第35条规定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它既包括公民有发表言论的自由，也包括公民有不说话的自由；《刑事诉讼法》第43条有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第46条又有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规定；《刑法》中规定有刑讯逼供罪；《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在口供问题上确立了违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些规定为设立沉默权提供了一项基本保证。

（二） 中国已具备了设立沉默权的社会条件。

我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沉默权地确立和发展提供了社会经济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独立利益主体的商品生产者，要求在经济活动中具有独立的人格和平等的地位，这种要求在法律关系上的表现就是要求建立权利本位的法律机制，要求法律确认市场主体相应的权利和平等的地位；公民民主意识的增强、法治观念的提高，要求法律确认的公民的各项权利得到保障不受侵犯，这些权利不仅包括公民基本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及政治权利，而且还包括公民诉讼过程中的各项权利。而诉讼权利中的沉默权是赋予公民同国家权力进行理性对抗的最低防御手段，也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具体体现。

应当看到，中国20多年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过程中，传统的道德意识和价值观念已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改变，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要求促使人们的权利意识、民主平等意识、自由正义意识在逐渐培养和确立，对人权和法治的追求使越来越多的人们了解并接受诸如沉默权的价值观念，这些都将成为推行沉默权的思想基础。

执法者素质的提高使沉默权的设立成为可能。我国《法官法》、《检察官法》将法官和检察官任职条件中的学历要求为大学本科以上，《人民警察法》将警察学历要求为专科以上，固然学历水平与素质高低并不必然成正比，但不可否认执法队伍文化水平整体的提高却带来执法水平的整体提高。同时我国司法改革的一个成果就是执法人员的诉讼观念发生改变，程序法观念和程序公正意识深入人心，甚至在执法机构内部已经产生了要求设立沉默权的呼声，如在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将使用多年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替换为“严格执法、依法行使职权”，突出了程序上的要求，还有被有些学者称为我国沉默权萌芽的辽宁抚顺检察院提出的“零口供”规则 .这种改变说明执法者对沉默权的到来已坦然面对并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

还有，我国现在的侦查技术和装备较以往有了很大发展，我国已拥有一批世界级的刑事科学技术研究人员和先进刑事证据研究机构，现代化的侦查技术和设备如DNA合成仪、DNA序列仪、声谱仪、多参数心理测试仪和电镜扫描等已经在许多地方的执法机关使用。这些科学技术和设备的运用，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因设立沉默权而丧失口供的证据价值损失。

此外，律师制度的健全完善以及新刑诉对律师提前介入的规定，使沉默权的设立具有了可操作性和现实保障性。

四、中国设立沉默权模式的探讨

沉默权是在西方国家诞生并成长成熟完善起来的，我国法律对沉默权的设立实质上是对西方先进法律制度的引进和移植。我们在吸收引进时，必须根据我国的国情有选择的吸收消化借鉴，设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沉默权制度，不能全盘移植，防止出现“逾淮成枳”现象。

在我国当前的司法环境下设立的沉默权，首先应明确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需要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不能期望一蹴而就；其次我国设立沉默权至少应遵循以下三原则：一是沉默权立法是确认权利而非限制权利，二是应明确界定沉默权利和陈述义务的界限，三是坚持贯彻在我国已生效国际条约中的最低限度保障国际司法准则。

由此，笔者认为我国设立的沉默权制度，应当包括明示的沉默权、默示的沉默权和沉默权的例外三方面内容。

（一） 明示沉默权模式

明示的沉默权就是在有关的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或某一诉讼阶段依法享有沉默权，在有关法律条文中出现“沉默权”字样，通过有关法律条文的具体规定对沉默权予以确认。这种明示的沉默权在有关法律中至少应体现三点具体要求：

1、 明确告知规则。这一规则要求执法者执法时必须告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依法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同时应告知其保持沉默的后果和进行供述的效果。执法者只有在履行该规则后，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2、 明确讯问时律师在场规则。这一规则要求执法者在讯问过程中，应允许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律师在场，使被追诉者能及时获得法律程序上的帮助和救济。这也是保障告知规则内容实现的客观要求。

3、 明确违反沉默权后果规则，包括被追诉者的事后救济规则。这一规则要求执法者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执法，保障被追诉者沉默权的实现和受侵犯后能依法获得救济。这一方面要求有关法律建立对被追诉者切实有效的人身保护机制，防止刑讯逼供、滥用暴力或进行精神强制等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要求法律明确违法证据排除规则，违法证据应依法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依据，甚至不能进入诉讼程序。

（二） 默示沉默权模式

默示的沉默权是指在有关的法律条文中并不明确出现“沉默权”的字样，但依据立法的原意和宗旨可以推断出其隐含沉默权的内核，法律通过对被追诉者陈述的鼓励机制和保障机制使沉默权得以实现。默示的沉默权应当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确立：

1、 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陈述。这主要通过法律完善量刑制度得以实现，对如实供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正贯彻落实“坦白从宽”。对主动认罪者，可在法定刑内从宽处理，甚至可以低于法定刑。

2、 对特定犯罪建立起诉豁免和证据豁免规则。这一规则主要要求对特定犯罪“法律应尽少促成犯罪团伙之间可能的团结” .所谓起诉豁免是指经许诺豁免的犯罪嫌疑人，在就其涉嫌参与的犯罪行为作证或提供其他资料后，对该人不得再因其证词或提供证据所涉及的犯罪行为提出刑事诉讼，该犯罪嫌疑人因作证或提供证据而被彻底免除刑事责任。所谓证据使用豁免是指被豁免的“证人”所提供的证词或其他资料以及根据这些资料所获得的材料，不得在随后进行的刑事诉讼中用作不利于该证人的证据，但其在经许诺豁免后犯伪证罪除外。我国法律在设立沉默权过程中，应通过建立起诉豁免和证据使用豁免规则，鼓励如实供述和交待同案犯罪行。但这一规则的适用范围不易宽泛，仅适用于如集团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特定刑事案件。

（三） 沉默权的例外

沉默权的例外是指在特定情况下或者特定案件中，如果被追诉者要求行使沉默权，法院有权依法做出对其不利的推断。沉默权的例外是对沉默权利限制，因此必须严格掌握，只有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才能适用。

对此，笔者认为，我国沉默权的例外应借鉴英美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从我国国情出发主要确立以下几个例外：

1、 被追诉者在警察讯问时以享有沉默权为由，不回答提问，而后在法庭上又以此提问为自己辩护的。

2、 被追诉者有重大犯罪嫌疑。即在被追诉者身上或住处发现与犯罪有关的物品或痕迹，或者被追诉者被发现在犯罪现场或附近而其拒不说明原因的。

3、 具有履行特定职务的人员犯罪的，如公务人员犯罪。

结束语

沉默权，是一个古老的尊重人权的制度，中国要依法治国，就应建立沉默权制度。我国要建立沉默权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要结合国情循序渐进，修改法律有关条文，建立健全和完善有关法律制度。这不仅是我国顺应潮流融入国际社会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司法进步和司法文明的标志，是对我国司法改革乃至法治进程的巨大促进。

参考文献：

1、 余定宇 《中国人，你有权保持沉默》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2年6月第1版。

2、 孙长永 《沉默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

3、 易延友 《沉默的自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 吕萍 李明海 《沉默权制度在我国的可行性探讨》《郑州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沉默权制度研究篇10

论文联盟一、沉默权的含义及基本内容

从诉讼制度的发展进程看，沉默权是在反纠问式诉讼的斗争中确立起来的一项诉讼权利。对沉默权概念的界定，学界认识不一。在国外：美国学者chrirto pher osak we认为，“沉默权的特定含义包括以下三种：一是被告人没有义务向追溯一方或法庭提供任何非人道或有损被告人人格尊严的方法强迫其就某一案件事实作出供述或提供证据。二是被告人有权拒绝回答追诉者官员的讯问。有权在讯问中始终保持沉默，司法警官、检察官、法官及时告知被告人享有这一权利，并不得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这一权力作出不利的推论。三是被告人有权就案件事实作出有利或不利的陈述，但这种必须是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后果的情况下做出的出于其真实意愿的陈述。法庭不得将被告人非出于自愿而迫于外部强制或压力所作的陈述作为定案的证据。简言之，第一项是被告强迫自证其罪的内容，第三项是不得将非任意自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一项和第三项内容是第二项内容（沉默权）的保障。在国内：第一种观点：认为沉默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享有对司法人员（包括警察、检察人员、法官）的讯问保持沉默，不证明自己有罪的权利。第二种观点：认为沉默权即拒绝提供的权利。第三种观点：认为沉默权，是拒绝陈述权。第四种观点：认为被告人的沉默权，是指被告人在受到检察、审判、和侦察人员讯问时有权拒绝回答的权利。综上所述，学者们为沉默权所下定义均有可取之处，但也有商榷探讨之必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并吸收合理因素，笔者认为沉默权应当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警察、检察官、法官等的讯问享有缄口不语的权利。在此情况下，追诉者不得再进行任何形式的讯问和询问。

二、国内外对沉默权的研究现状

（一）沉默权在国外的适用

1．沉默权在美国的实现。美国最终确立沉默权是在196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的判决，从此沉默权成为美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本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警察在审讯米兰达之前没有预先告诉他，在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不得对他进行审讯并有权免费得到一名律师的帮助。所以，警察的行为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的规定，他的供词属于被迫自证其罪，应该被视为无效。（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无论何人，除非根据大陪审团的报告或书，不受死罪或其他重罪的审判，但发生在陆、海军中或发生在战时或出现公共危险时服役的民兵中的案件除外。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而两次遭受生命或身体的危害；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①这些源自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的内容后来被统称为“米兰达告诫”。这有效地约束和限制了警方权力，防止警察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和精神恐吓，并有效地保护了犯罪嫌疑人的基本宪法权利。

2．英国《法官规则》规定，一旦警察有了足以构成充足理由的证据来怀疑一个人实施了犯罪，他应该立刻对这个人警告。警告的内容是：你没有义务一定要讲什么，除非你自己愿意。但一旦你讲了什么东西，就会被记录下来用作证据。

3．德、意、法等国的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被告人、被指控人享有沉默的权利。

（二）我国的沉默权制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②根据第93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辩护权和拒绝回答的权利，权利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也就是权利人可以缄默不语，保持沉默。我国已于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条约第14条第三款规定：“在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时，人人完全平等地有资格享受以下的最低限度的保证：（甲）迅速以一种他懂得的语言详细地告知对他提出的指控的性质和原因；（乙）有相当时间和便利准备他的辩护并与他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络。（丙）受审时间不被无故拖延；（丁）出席受审并亲自替自己辩护或经由他自己所选择所法律援助进行辩护；如果他没有法律援助，要通知他享有这种权利；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案件中，为他指定法律援助，而在他没有足够能力偿付法律援助的案件中，不要他自己付费；（戊）讯问或业已讯问对他不利的证人，并使对他有利的证人在与对他不利的证人相同的条件下出庭和受讯问；（己）如他不懂或不会说法庭上所用的语言，能免费获得译员的援助；（庚）不被强迫作不利於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③我国并没有对有关沉默权的相关条款声明保留。这仅仅意味着我国有责任和义务去履行和落实该条款的规定，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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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从另一角度理解为我国已经存在沉默权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无任何关于沉默权或责任问题的表述，表明我国论文联盟仍坚持中国特色的司法体系，对西方社会的一些制度和文化持有批判继承的态度。沉默权并未被吸收到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来。

三、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

（一）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

1．我国的刑事诉讼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刑讯逼供屡禁不止。沉默权有利于遏制刑讯逼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鉴于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的现象屡禁不止，刑法与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的条款。可是谁都知道，刑讯逼供不仅是一种违法行为，而且是一种犯罪行为，依法应予严惩。但是，尽管立法采取了“严禁”的态度，但刑讯逼供现象并未杜绝。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社会各界反映强烈，它确实已经成为一项久未治愈的顽疾，我们无法回避这个问题。正是基于这个事实，我坚决主张引进沉默权制度，期望对刑讯逼供现象能加以有效的遏制。我国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的最本质的根源就在于我国法律只规定被追诉者有如实陈述的义务却没有规定享有沉默权。这些权利的实现有赖于反对自我归罪之特权来保障。如果在刑事诉讼中，被追诉者的人权状况要得到根本的改善。这需要在我国确立沉默权规则　2．不仅我国的现实国情要求赋予被控诉者沉默权，而且从刑事诉讼发展的国际趋势来看，也要求赋予被控诉者沉默权，在今天，刑事诉讼向民主化方向发展已逐渐成为一个大的趋势，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赋予被追诉者享有沉默权。如英国的《刑事审判与程序公正》、美国的米兰达案件等都有沉默权的内容。

（二）在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的可行性

1．我国已有确立沉默权规则的基础。在刑事诉讼法中己经蕴含少数沉默权的内容，刑诉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或处以刑罚”④。我认为刑诉法第46条规定有允许被追诉者享有沉默权的含义。刑诉法第43条：“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⑤刑诉法的上述规定，应当理解为允许被追诉者享有沉默权的含义。

2．确立沉默权原则的大环境。国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是确立沉默权原则的大环境。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依法治国是我国的治国方略，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重要决策之一。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时代，我国也应当借鉴、吸收国外法律中对我国有益的内容。立法部门应该根据我国国情将国外法律中的有益条款予以吸纳。这就是我国立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确立沉默权规则或司法机关在司法解释中规定“沉默权”内容的现实条件。

3．我国宪法依据。《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制定和执行其他各法的母法。根据宪法第35条和第33条的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当然也应当包括说话和不说话的自由（沉默自由）；根据我国宪法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被追诉者与普通公民一样，亦有说话与沉默的自由。因此，根据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在刑事诉讼法中，也可以增加沉默权制度的内容。

4．赋予被追诉者沉默权，这可能会使追诉者难以收集到更多证据而增加诉讼成本，这在立法方面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做一些限制性的规定，就可以弥补这个不足。如果被追诉者选择了沉默，也就等于放弃了辩护权，据有关资料显示，在法律赋予沉默权的国家选择行使沉默的人并不多。例如在刑事诉讼中行使沉默权的人，在英国只占被讯问者总数的4.5％，在美国，大约占4.7％，在日本，占被告人的7.7％。因此，不必担心不供认犯罪的人会大大增加。

四、沉默权制度确立的现实意义

1．维护民主法制建设。从理论上讲，执法者犯罪的能力往往比社会上的犯罪分子大得多。如果政府无视正当法律程序，执法犯法，那么公民的自由和人权都将无法得到保障。律师钻法律的空子并不可怕，因为它的首要前提是承认法律，而且法律的漏洞可以通过正当程序予以弥补。真正可怕的是有法不依、执法犯法，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最终会将民主法制彻底摧毁。

2．限制执法者的权力。沉默权制度的建立，有利于防止政府官员执法犯法、滥用权力，任意迫害无辜群众，也使一些警察为了及时破案、邀功请赏，而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的疲劳审讯、刑讯逼供和精神恐吓的现象得到了遏制。保障了司法的正义性和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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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和平等权利。所谓言论自由，既包括了表达自由，同时也包括了不表达的自由，即沉默的自由。也就是说，沉默权是一种言论自由权，是一项公民的基本宪法权利。同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因其是否已经犯罪。换言之，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也应予以保障。故而，沉默权在犯罪嫌疑人的身上应同样适用。

从国际上看，沉默权写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联合国大会1976年12月26日通过）。而且沉默权已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予以确立。就我国而言，沉默权在我国虽然尚未正式确立，但其确立的一些基本条件则已经具备。从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维护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方面来看，我国也确有确立沉默权制度的必要。近年来，就是否确立沉默权制度的学术争论已经展开。由于这个问题较为复杂，是否应引进我国论文联盟需要进行充分而深入的讨论。现已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观点。希望各位同仁和司法实践部门的同志，从不同的角度继续探讨这一问题。通过比较、鉴别和争鸣、交锋，或许能够逐步达成共识，促使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更加完善。

注释：

①《美国宪法修正案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