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欧阳修十篇

时间：2023-03-23 23:22:39

欧阳修篇1

1、宽而不畏，严而见爱—— 欧阳修

2、君子山岳定，小人丝毫争—— 欧阳修

3、醉翁之意不在酒，尖乎山水之间也—— 欧阳修

4、教化可以美风俗—— 欧阳修

5、典尽客衣三尺雪，炼精诗句一头霜—— 欧阳修

6、博见馈贫之粮—— 欧阳修

7、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欧阳修

8、耐寒惟有东篱菊，金蕊繁开晓更清—— 欧阳修

9、行云却在行舟下，空水澄鲜，俯仰留连，疑是湖中别有无—— 欧阳修

10、建功立业当盛日—— 欧阳修

11、棋罢不知人世换，酒阑无奈客思家—— 欧阳修

12、至治之时，常不忘武备—— 欧阳修

13、玉颜自古为身累()—— 欧阳修

欧阳修篇2

宋仁宗去世之后，太子赵曙继承了皇位，他不是皇帝亲生的，而是皇帝的侄子。赵曙即位不久突然得了病，语无伦次，行为异常。太医诊治之后，病情时好时坏，好时一如常人，病时对大臣和太后多有不恭。曹太后很生气，于是垂帘听政，产生了废帝之心。

太后和皇帝有了矛盾，大臣们不能坐视不管，宰相韩琦和副宰相欧阳修率先进宫劝谏。宰相韩琦是个直筒子，说话比较直接。他说皇帝不尊重太后是因为生病的原因，太后对儿子太不宽容了。曹太后很不高兴，脸色非常难看，场面顿时尬尴起来。副宰相欧阳修站在旁边，急忙站出来圆场。

欧阳修文章写得好，口才也好，他是这样说的：“太后啊，您侍奉先帝几十年，您的道德操守，天下人都知道。当年仁宗皇帝宠爱张贵妃，您不都忍了吗？现在和儿子之间有点矛盾，怎么就沉不住气呢？您看儿子病得这么重，您心里肯定也着急。谁不希望儿子是个优秀的皇帝呢？”

欧阳修接着说，“先帝在位的时间很长，遗诏中立太子做皇帝，天下人无敢异议。您虽然是太后，身居深宫，处理事情毕竟多有不便。我们这些执政大臣，都是穷苦出身，没有什么资历，如果不是先帝有遗诏，谁会听我们的话啊。”曹太后听了欧阳修的话，像吃了糖一样甜，她说：“你们要像欧阳修这样理解我，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面对生气的太后，直通通的否定肯定不行，情感撞击太突然，一时间让她难以接受。欧阳修的劝谏就体现了委婉劝说，软硬兼施的特点。他首先是铺垫，先慷慨大方地给太后戴了一顶高帽，伺候先帝劳苦功高，是天下人的典范。接着偷换概念，把太后的不宽容说成是沉不住气，太后忍辱负重的形象就立了起来。第三步为太后找台阶下，你和儿子的矛盾没有别的，原来是当妈的恨铁不成钢，说到底还是爱子心切。最后来手硬的，你要想废帝可不成，有先帝遗诏在此。

欧阳修篇3

欧阳修认为冯道该尽臣子之节，或随先帝殉节，或退隐老死，可冯道不但没有舍身存仁，反而四朝为臣，侍奉近十位皇帝，甚至不惜屈身西夏，所以欧阳修骂冯道为“无廉耻者”。

冯道该不该骂？如若按照“忠臣不事二主”的君臣原则，冯道似乎该以死效忠，如明代的方孝孺之流。可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人活得有意义才不枉一生，比如齐桓公时期的管仲，唐太宗时期的魏征，他们并没有随先主子死去，假如没有管仲，齐桓公可能难以成就一番霸业，假如没有魏征，李世民也不会哭叹自己失去一面镜子。由此可见，活着远要比殉死更有价值。

冯道活得有没有价值呢？且看修《旧五代史》的薛居正是怎么评价他的，据薛史记载：寻荐为霸府从事，俄署太原掌书记。时庄宗并有河北，文翰甚繁，一以委之。庄宗与梁军夹河对垒。一日，郭崇韬以诸校伴食数多，主者不办，请少罢减。庄宗怒曰：“孤为效命者设食都不自由，其河北三镇，令三军别择一人为帅。孤请归太原以避贤路。”遽命道对面草词，将示其众。道执笔久之，庄宗正色促之焉。道徐起对曰：“道所掌笔砚，敢不供职？今大王屡集大功，方平南寇，崇韬所谏，未至过当，阻拒之则可，不可以向来之言，喧动群议。敌人若知，谓大王君臣之不和矣。幸熟而思之，则天下幸甚也。”俄而崇韬入谢，因道为之解焉，人始重其胆量。

由此可见，冯道并非一个溜须拍马之徒。能够在官场上保持本色，实在是难能可贵，可贵的还有他的民生情怀，后唐明宗尝问冯道：“天下虽熟，百姓得济否？”假如冯道一点也不关心百姓疾苦，他完全可以这么说：“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尤其皇帝军队更是天下难找，百姓安居乐业，齐夸陛下的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独好”。但冯道似乎是另一个魏征，他直言道：“谷贵饿农，谷贱伤农，此常理也。臣忆得近代有举子聂夷中《伤农家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庭，遍照逃亡屋。”我在想，如果有人跳出来说“你是为皇帝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真不知道冯道该如何应对！

冯道一生，虽身居高位，既没有养情人，也没有成为房爷，家里的财产也没有多到用十几辆军车去装，仅从这三点来评价冯道，冯道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欧阳修为何骂冯道？还得要从醉翁的经历说起，北宋景德四年（1007年），欧阳修出生于绵州，当时他父亲任绵州推官，已经56岁了。3年后，父亲去世，母亲郑氏带着欧阳修到湖北随州去投奔欧阳修的叔叔。无奈，叔叔家也不是很富裕，母亲郑氏只好用荻秆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写字。穷人家的孩子，读书是惟一改变命运的途径，天圣八年（1030年），23岁的欧阳修参加由宋仁宗赵祯主持的殿试，位列二甲进士及第。欧阳修也因此进入公务员的队伍，天圣九年（1031年），欧阳修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景v元年（1034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28岁的欧阳修回京做了馆阁校勘，景v三年，与欧阳修交往颇深的范仲淹着手呼吁改革，他把社会问题归咎为腐败，而欧阳修看得更深刻，认为冗官冗员才是根本问题。最终，范仲淹的改革冒犯了既得利益者，受到了打击，被贬饶州，欧阳修作为范仲淹一派也受牵连，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年），任右正言、知制诰。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成为革新派干将，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但在守旧派的阻挠下，新政又遭失败。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因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后又改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后来，欧阳修又做了颍州太守。据传欧阳修与“外甥女”张氏有染，但双方并无血统关系，是欧阳修的妹夫的前妻所生。张氏嫁给了欧阳修的堂侄，以后又和家中的仆人私通，事情败露后，此案在开封府审理。在公堂之上张氏供出和欧阳修有私情。欧阳修百般辩解，最后虽以“查无实据”了事，但在名声上却大受影响。他的政敌钱勰也借此攻击他，最后被朝廷贬到滁州。皇v元年（1049年）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已经在京做了高官的欧阳修，又遭受诬陷被贬。命令刚刚下达，仁宗皇帝就后悔了，等欧阳修上朝辞行的时候，皇帝亲口挽留说：“别去同州了，留下来修《唐书》吧。”就这样，欧阳修做了翰林学士，开始修撰史书。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这就是欧阳修骂冯道前的经历，醉翁的仕途节节高升，但也不是一帆风顺，其中充满了坎坷。

欧阳修篇4

庐陵人、中国人，甚至外国人一提起欧阳修，崇敬之情油然顿生，心中闪现人类最美好的字眼：

伟大、崇高、正直、磊落、伟岸、大爱、至善、乐观、豁达、博学、多才……

如果说，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是璀璨的星空，那么，欧公无疑是一颗耀眼的明星；如果说，政治是风云多变的舞台，那么，欧公演绎的无疑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如果说，中国文学是郁郁葱葱的森林，那么，欧公无疑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他历经沧桑的一生，他的传世之作，他的人品，他的文品，则是我们毕其一生也读不尽的课本。

走进课本，品读他、认识他。在欧公身上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一个文化人，竟那么全面地展示他的才华：政治的、文学的、史学的、经学的、目录学的、金石学的等等，他编辑的人生“课本”，竟然和谐地汇合了那么多元素。品读课本，除了对美的动容，内心总有一股不可言传的温馨，并凝固成如玉之润、如石之坚、如水之柔、如海之深的印象。这独特的感受刻骨铭心，伴随着我们——永远。

走进课本，我们品出欧公政治生涯中的精彩瞬间。他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光明磊落，疾恶如仇。但历史烟尘浩渺诡谲，每场都透视着它的复杂、险恶、残酷、无奈甚至荒唐。欧阳修坚定地站在大宋王朝的险峰，坚持正义，对是非不辨的小人，予以痛斥：“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欧公把一个“人”字，写得认认真真，写得堂堂正正，写得气壮山河。

走进课本，我们品出欧公的淡泊与豁达。他仕途坎坷，宦海沉浮，面对惨烈的现实，淡定从容，吟诗：

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

欧公是“菊”是“笋”的化身。他的言行闪烁着智慧之光，令我们后人于迷蒙中清晰，于混沌中了然。

有一位诗人说：“我将穿越，但永远无法抵达。”欧公一生追求的境界没能抵达，但他是一个失败的成功者：政治上失败，文学上却获得成功，在中国文学史上欧阳修有着永远不可动摇的地位。

走进课本，我们品出欧公的诗文，文简意深，清丽自然，笔随兴至，炉火纯青，彰显妙笔生花的生命力。且看名篇《醉翁亭记》《秋声赋》等，历代学子争相诵读，那是养耳的音乐，养眼的清流，养心的绿竹。难怪与欧公同代的著名诗人曾巩对他热情洋溢地评价：“四海文章伯，三朝社稷臣。”难怪前几年一个高鼻子、蓝眼睛名叫劳格文的哈佛博士，到吉安考察庐陵文化，发出由衷的赞叹：“宋朝庐陵出了个欧阳修，太伟大了，我们美国学者都敬佩他!”

欧公用手中的笔，耕耘中国的方块字，直到晚年，依然不衰、不减。他留给后世丰硕的经典：散文500多篇，诗850多首，词170多首……今天，我们捧着这沉甸甸的雄文巨著，情不自禁地欢呼：“古今文雄谁敌手?欧阳修!”

走进课本，我们品出欧公的大度与大爱。他奖引后进，不厌其烦，用心良苦。一拨一拨品学兼优的后辈，经其指点，受其濡染，从而芳名远播，登峰造极。他对挚友关怀备至，尽管自己身处逆境，举步维艰，但仍心系零落远方的知交，去信致候：“别后安否?”“旧疾平否?”“秋寒矣，千万保重。”言辞切切，爱意绵绵，柔情似湖水荡漾。

走进课本，品读欧公，品出人格的亮光，品出人性的清香，品出催人奋进的天籁之音。

永远的欧阳修，永远的课本。品读这课本，生命与生命对接，思想与思想碰撞，精神与精神传承。跨越千年时空，我们与欧公心相印，情相通，使命相连。我们不负欧公，找准自己的人生坐标，撰写自己的“课文”，编辑自己的“课本”。

欧阳修篇5

在我所教的二（1）班有这么一位特别的学生。他叫马某某――“瘦瘦的”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经过一段时间相处后，我又觉得他有点“傻气”。因为课上他总是坐坐站站，站站坐坐，有时还会在课堂上突然怪叫，没有自控能力，让我头疼不已。

偶然我读到一则有关欧阳修的故事，给我深刻的启迪：某日，一人与欧阳修同行（他不知同行者为欧阳修），见路边一枯树，念出两句：“远看一枯树，两个干树桠，”显然此两句俗不可耐，句中的树既无生命，也无色彩。欧阳修听了笑眯眯地说：“如若再加两句保证漂亮！”此人听罢冥思苦想，此时欧阳修妙加两句：“春来苔是叶，冬至雪做花。”此人听罢感慨万千，猛然醒悟：那棵干枯的死树多么富有生机啊――春天长着青苔，那绿色的青苔就是它的生命；冬天落满雪花，那皑皑的白雪就是它的色彩！故事中的欧阳修能点石成金，缘于欧阳修有温暖的爱心。

是啊，每个孩子都有巨大的潜能、闪光的一面，作为老师的我们就要有一双善于发现他们身上隐藏着内在价值的慧眼，点亮他们心中的火焰，让爱的阳光洒向每个角落。花儿有了阳光的温暖，才会开放争妍；小草有了雨露的滋润，才会茁壮成长；鸟儿只有在广阔的天空中，才能自由飞翔。孩子，给予他关爱，他会亲近你；给予他尊重，他会信赖你；给予他激励，他会在发展的空间飞翔。当他

们同时拥有了这一切，那么，他会在人生的旅途上自信地向前走着。

于是我试着一点一点的鼓励他：课上坐得不错，表扬；课上没有怪叫，表扬……一天课前，当我一个人在整理音乐教室时……他一个人兴匆匆地先跑进了教室。 “老师，我来帮你排凳子。”还没等我答应，他就动起手来了。“老师，排好了。”还没等我细想，只见凳子就已经排得整整齐齐了，教室里面貌焕然一新。“看来你蛮爱劳动的吗。”我有些吃惊地夸奖道。“我妈妈说爱劳动的孩子才是好孩子。”原来他也有可爱的一面啊！“对，但要是你还能认真上课而且不发出影响其他同学上课的怪音’，那就真的是一名好学生了。你想做一名好学生吗？”“想。”“那以后上课遵守纪律，不影响其他小朋友好吗？”“好的。”

我适时地进行了一次小小的交流，而这次小小的鼓励竟然收到了奇效。上课虽然他还会忍不住地想要说话，但是不再发出怪音了。渐渐地，我还发现了那小“傻样”后面还藏着一个又一个的大“智慧”。请看课堂片断：

片段一：神气的“儿童团员”

在教会学生唱《共产儿童团歌》后，我安排学生进行了模仿儿童团员在山岗放哨的实践活动。小朋友们都特别的兴奋，争先恐后地要上台表演。这时我又听到一个特响亮的声音：“老师，我也要来，我也要来。”于是我也请了他，只见他把系在胸前的红领巾拿了下来，缠在了胳膊上。我一愣，原来他在模仿歌中所唱的那句“臂戴红袖章”的样子。他雄纠纠、气昂昂地走上了讲台，合着音乐进行表演。我们都没有想到平日里一脸傻傻的、瘦瘦的“马某某”还能有这么神气的样子，真像是一名儿童团员。

片段二：可怜的“小老虎”

《两只老虎》一直被认为是一首诙谐活泼的歌曲，小朋友也都很爱唱。在歌曲的教学目标中有以“一只没有……一只没有……”形式进行创编的要求。我便在课堂上进行了创编教学。小朋友们参与积极性高，模仿能力也特强。有的说：“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眼睛”，有的说“一只没有鼻子，一只没有嘴巴”……这时马某某又不顾一切地大声说到“这样的小老虎太可怜了。”经他这么一说，

我的脑海里仿佛真的出现了一只只有缺陷的小老虎的模样，觉得真像他所说的那样小老虎很“可怜”。于是，我借这个机会大大地表扬了他，“小朋友，我们的马某某真有爱心，他把我们没有注意的地方告诉了我们，来，我们谢谢他。”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借机又对学生进行了爱心教育。“那小朋友，你觉得在生活中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小动物呢？”一石激起千层浪，孩子们在说的过程接受了一次很深刻的爱心教育。我们还给这次给我提示的马某某颁发了一个“智慧果”，授予他“爱心使者”的称号。

音乐教学有我们自身的学科特征，常常能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隐性教育效果。因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耐心、爱心、责任心，让每一位学生都有享受音乐乐趣和参与表现音乐的机会。

欧阳修篇6

摘要：在北宋以前，期许成为圣贤的人不在少数，但就整个社会而论，还没有形成一个普遍的风气，以圣贤自居的做法也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但北宋的欧阳修扭转了这一局面，欧阳修具有浓重的“圣贤情结”：第一，他热衷于对“圣贤”之道的体认和阐释；第二，他有着浓重的自觉比拟圣贤的文化心态；第三，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圣贤情结”表现在他一生的实践中，他在“立德”、“立言”和“立功”等方面都堪称典范。欧阳修所具备的这种“圣贤情结”有着深刻的认识价值：它充分表明了宋初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再次高扬；在欧阳修“圣贤情结”的影响下，众多知识分子坚定地认为成为“圣贤”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他们认定自己通过努力完全有成为“圣贤”的可能；另外，欧阳修散文简约明白风格的形成也与他有意识地追摹圣贤经典风格有相当大的关联，甚至影响到了宋代众多“拟圣派”作家的出现，这可以看作是欧阳修“圣贤情结”对其散文创作，乃至于宋代散文风貌的形成最直接的影响。

关键词：

欧阳修；圣贤情结；表现；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3）03008205

元代的罗壁曾说：“（宋人）论治必首三代，论人必希圣贤，论文必本六经。”[1]他从三个方面概括指出了宋人学术的特点。其实，“论人必希圣贤”是其他两个方面的基础，因为所谓“三代”是圣贤的时代，所谓“六经”自然是指圣贤的经典，也就是说，追摹圣贤是宋代学人法三代、本六经的基础，其中北宋的欧阳修更具有明显的学拟圣贤的倾向，我们称之为“圣贤情结”。所谓“圣贤情结”就是指某人具有一种持久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要求当事人不再满足于只作一个有道德操守的谦谦君子，而是以心目中的“圣人”为榜样，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让自己无限可能地接近“圣人”的标准，在道德表现、生命价值实践等方面达到极至，以便让自己能够具有一种超越时空的力量，待肉身在这个世界上消亡以后，英名流芳千古。而欧阳修这种“圣贤情结”对当时的士风、理学的形成以及散文创作等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以下试论述之。

一、欧阳修以前的“圣贤情结”

我们这里论述的“圣贤情结”也并不是欧阳修的专利，按陈植锷先生的论述，有意模仿圣人口气和体例撰写著作从孟子就已经开始了[2]210。在孟子之后，直到晚唐，期许成为圣贤的情结就根植于儒家传统文化中。在中国历史上，想要成为圣贤的可谓代不乏人，汉代的扬雄曾经模仿《论语》作《法言》，又模仿《周易》作《太玄》，这很明显是拟圣之作，王充在《论衡・对作》中说：“扬子云造《玄》，二经发一台下，读于阙掖，卓绝惊耳，不述而作，材疑（拟）圣人，而汉朝不讥。”[3]隋末唐初的大儒王通，钱钟书先生称他为：“自命儒宗，以河汾上继洙泗者。”[4]他作《中说》等书，刻意模仿圣人口吻以及著书范式，以至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摹拟圣人之语言，自扬雄始，犹未敢冒其名。摹拟圣人之事迹，则自通始。”[5]相对而言，魏晋南北朝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但还有如刘勰那样以“宗经”、“征圣”相标榜的士人，中唐的韩愈，醉心于所谓“道统”的建设，自己以圣人的嫡传者自居。他排出一个从三皇五帝到孔丘、孟子再到自己的道统传承序列，他所谓的“道统”其实就是一个历代圣贤的排行榜。

但有一点我们应该注意到，古往今来，期许成为“圣贤”的人，确实不在少数，但就整个社会而论，还没有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他们以圣贤自居的作法也没有得到社会普遍的认可，如对王通的学拟圣贤作《中说》，后人便有疑问：“文中子的拟儒派，今所传《中说》、《元经》等都是他的孙子在唐初所伪造，借以装点祖父门面的。其书处处模仿四书五经，大言不惭，而辞意尘下，比扬雄还不如。”[6]再如宋代名僧契嵩就对韩愈《答崔立之书》中之“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一语深为不满：“昔扬雄作《太玄经》，以准《易》故也，而汉诸儒非之，比之吴楚僭号称王者也。今韩子辄言作经，何其易也？使韩子德如仲尼，而果成其书，犹宜待他辈或后世酋之为经，安是预自称之？虽其未成，比之扬雄亦以过僭矣。”[7]

到晚唐、五代，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由于时代等方面原因，人们的自信力严重下降，不要说整个社会，即便是个人想要成为圣贤的希求也明显减弱，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圣贤又一次被披上了神圣的外衣，成了人们心目中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如皮日休的《鹿门子》中就表现出了类似的观点。有人问皮日休：“圣人皆可修而至乎？”他说：“圣人，天也，非修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后能修，能修，然后能圣。且尧为唐侯，二十而德盛；舜为鳏民，二十以孝闻。焉在乎修哉？后稷之戏，必以艺；仲尼之戏，必以俎豆，焉在乎修哉？盖修而至者，颜子也，孟轲也。若圣人者，天资也，非修而至也。”[8]至此，“圣贤”又一次远离士人，重新变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偶像，这种状况直到北宋才大有改观。

二、欧阳修的“圣贤情结”

随着宋代一统天下，生产力发展、推尊儒术以及推行佑文政策等方面原因，期许成为“圣贤”的愿望又一次在宋代知识分子心中萌动，尤其是在仁宗庆历前后，士人们成圣的心态更加膨胀，欧阳修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我们可从三方面分析这一问题：

第一，在理论上欧阳修热衷于对“圣贤”之道的体认和阐释，这正如钱穆先生说：“庐陵虽疑经辨伪，不喜言心性，而庐陵胸中自有一番古圣人及所谓古圣人之道者在。”[9]欧阳修坚定地相信，只有成为圣贤，才能实现不朽，他在《与张秀才第二书》中说：

君子之于学，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

这里所提到的“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就是人们经常谈到的“三不朽”， “三不朽”其实就是古人对理想中圣贤的要求，欧阳修在《杂说三首・并序》等文章中对“三不朽”有进一步的论述。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是因为：“其精气不夺于物，则蕴而为思虑，发而为事业，著而为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气，其毙而灭也。”在他看来，人的“精气”正是德、功、言三者的结合体，它能够“蕴而为思虑，发而为事业，著而为文章”。

对于三不朽中的每一项，欧阳修又分别有更为详尽的论述：立德是成为圣贤的先决条件，五代遭逢兵祸，道德沦丧，至宋初余波未尽。在这种情况下，他力主以道德名节严格约束自己，在《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中说：“夫所谓名节之士者，知廉耻，修礼让，不利于苟得，不牵于苟随，而惟义之所处，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为，而惟义之所守。其立于朝廷，进退举止皆可以为天下法也。”进而明确提出了“道德内乐不假物”的观点（《答圣俞》），认为君子无论是穷愁还是顺达都应该坚持道德操守，决不动摇。

除了立德以外，作为文人，欧阳修对“立言”也非常重视。他在《苏氏文集序》中这样写道：“斯文，金玉也，弃掷埋没粪土，不能销蚀，其见遗于一时，必有收而宝之于后世者。虽其埋没而未出，其精气光怪已能常自发见，而物亦不能掩也。”在欧阳修看来，文章是让作者不被历史长河淹没、声名永驻的重要手段之一，正所谓：“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后世。”（《易童子问・第三》）

欧阳修尽管认同文学的重要性，但他平时并不喜欢以“文士”自居，因为欧阳修清楚地知道，自己要成为圣贤，就要在“立言”、“立德”之外尽量做到“立功”。即如他在《永州军事判官郑君墓志铭》中所说：“惟君子有诸躬而不可者，不待自言而传也。”他自己也曾明确表示：“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10]曾国藩就准确地把握住了欧阳修注重立功的心理，他说：“古之善为诗、古文者，其功夫皆在诗、古文之外。若寻行数墨以求之，索之愈迫，则去之愈远矣。余好读欧阳公《送徐无党南归序》，乃知古之贤者，其志趣殊不愿以文人自命。”[11]

第二，欧阳修的“圣贤情结”还表现在他的文化心态上。这种文化心态是指他对自己有能力比肩圣贤高度的自信，并在意识中存在着自觉比拟圣贤的心理状态。

相对而言，欧阳修对于“立言”是绝对有自信的，甚至是相当自负，例如，他在给梅尧臣的诗中写道：“文会忝子盟，诗坛推子将。”明确表明自己在当代文坛上是不可动摇的盟主。

欧阳修在建功立业等方面也表现出了高度的自信和自重，常以成大事、立奇功期许。他在《石曼卿墓表》中就明确表述了自重之士正是成大事、立奇功的必要条件：

宁自混以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谓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负者愈大，则其自顾也愈重；自顾愈重，则其合愈难。然欲与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难合自重之士不可为也。

除自视颇高、绝对自信以外，欧阳修还时常以圣贤姿态自命，他将自己作《五代史》与孔子作《春秋》相比：“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先公事迹》）不但如此，欧阳修有时甚至也以圣人经义的传承者自命，以天下人的引路者自居：

学士大夫磨牙淬爪，争相出力以致之危害，太师不之顾，曰：“我道，尧舜也；我言，孔子、孟轲也。而天下不我从，将焉往？”（《欧阳文忠公文集》附录卷一）

这圣贤的语气和“舍我其谁”的精神竟与孟子毫无二致！这种超乎寻常的自信，以及对自己学说影响力的绝对认同，正表现出了欧阳修在传圣人之经、立一己之说方面唯我独尊的心态。

第三，“圣贤情结”还表现在欧阳修一生的实践中。他一生严格要求自己，以“立德”为第一要旨，他极力指责那些有才无德的“小人”，如他多次攻击李淑等人。他撰写《新五代史》，其中立《死节传》、《义儿传》、《杂传》、《一行传》等类别以分忠奸，用议论的方式，直接评说传主的德行，有着明确的整饬道德的用意。

在立言方面，欧阳修更是孜孜不倦，终成一代文宗，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被谥“文师”称号。欧阳修在“立功”方面，更有可圈点之处，他在四十多年的为官实践中，一直以建立功业为最高追求。尤其是庆历年间，他成为庆历新政的中坚人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续上奏章近七十篇，并撰《朋党论》等文斥责小人，声援范仲淹。欧阳修在关乎国济民生的各方面都竭尽全力表达自己的主张。在农业方面，他提倡以农业为本，主张开垦荒地，增加粮食储备，重视水利建设；在军事方面，他主张精简军队，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巩固国防；在流通领域，他提出了“诱商为上，制商为下”的观点，活跃市场，促进钱货流通。可以说，作为政治家的欧阳修，他始终致力于不朽功业的建立，是北宋时期政坛上的一颗明星，这正与他的“圣贤情结”密不可分。

总而言之，欧阳修在理论阐述、文化心态以及实际行动中，都表现出了较为浓重的“圣贤情结”，“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相州昼锦堂记》）是他的终极目标。正如梁启超先生在评价欧阳修时指出的那样：“他在唐五代空气沉闷以后，能够有自觉心，能够自成一家之言，不惟想做司马迁，而且要作孔子，这种精神是很可嘉尚的。”[12]

三、欧阳修“圣贤情结”的影响

欧阳修篇7

北宋一代文宗欧阳修的文学思想与文学活论文联盟动，是宋代文学研究中的两大重要课题。论者或辨析欧阳修“道胜文至”、“穷而后工”等理论建树的价值内涵，或探究欧阳修领导的北宋诗新运动对宋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贡献。但这两方面的研究往往各自为营，没有做到彼此关联、有机统一。事实上，欧阳修的文学思想内容丰赡、视域广阔，其文学思考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本体论或创作论层面上，而是着力从多维度、全方位的视角予以深入客观的考察，尤其是在“文学接受”方面所进行的思考，对其文学实践活动具有一定指导作用，也对丰富中国古代文论思想宝库具有重要价值。

最能体现欧阳修文学思想之多维性的，是他作于景裙元年(1034)的《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文中简称《代》)。为便于论述，现将文章主体抄录于下：

某月日。具位某，谨斋沐献书枢密相公阁下。某

闻《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诗》、《带》、《易》、《春秋》．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苟卿、孟轲之徒，亦善为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书或传或不传，犹系于时之好恶而兴废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讴歌以传。汉之盛时，有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能文其文辞以传。由此以来，去圣益远，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问亦时时有善文其言以传者。然皆纷杂灭裂不纯信，故百不传一。幸而一传，传亦不显，不能若前数家之焯然暴见而大行也。

甚臭，言之难行也。事信矣，须文；文至矣，又系其所恃之大小以见其行远不远也。《书》载尧舜，《诗》载商周，《易》载九圣，《春秋》载文武之法，苟、孟二家载《诗》、《书》、《易》、《春秋》者，楚之辞载风雅，汉之徒各载其时主声名文物之盛以为辞。后之学者，荡然无所载，则其言之不纯信，其传之不久远，势使然也。至唐之兴，若太宗之政，开元之治，宪宗之功，其臣下又争载之以文其词，或播乐歌．或刻金石，故其间巨人硕德，闳言高论，流铄前后者，恃其所载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章；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章。

菜不佞，守先人之绪馀。先人在太宗时以文辞为名进士，以对策为贤良方正，既而守道纯正为贤待制。逢时太平，奋身扬名，宜其言之所载，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传也。然未能甚行于世者，岂其嗣续不肖，不能继守而泯没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虽系其所载，犹有待焉!《诗》、《书》、《易》、《春秋》，待仲尼之删正；荀、盂、屈原无所待，犹待其弟子而传焉；汉之徒，亦得其史臣之书。其始出也，或待其时之有名者而后发；其既殁也，或待其后之纪次者而传。其为之纪次也，非其门人故吏，则其亲戚朋友，如梦得之序子厚，孛汉之序退之也。

在这通书信中，欧阳修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影响文学作品传世行远的因素。

首先，就作品而论，欧阳修强调“事信”与“言文”要二者兼顾。他认为：“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并举出“圣人之文”“《诗》、《书》、《易》、《春秋》，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作品不仅要内容真实可信，而且需有文采。在《与乐秀才第一书》中，欧阳修认为“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提倡文章风格应各具特色，因而或“博辩而深切”，或“宏肆而无涯”，或“抑扬感激，劲正豪迈”，或“语愈缓”而“意愈切”，凡此均显示欧阳修对艺术表现形式的注重。当然，在“事信”与“言文”之间，前者毕竟是第一位的。他在《送徐无党南归序》中就说过“言之不可恃”的话。“事信矣，须文；文至矣，叉系其所恃之大小”，从先后顺序亦可以看出，“盲文”虽是所需，却是居于第二位的。

其次，就作者而论，欧阳修指出作品的流传与否，关乎作者自身的“道至”与否。在“文”“道”关系上，欧阳修的主要立场是道充为文，先道后文，标举“我所谓文，必与道俱”。在《答吴充秀才书》中，欧阳修提出“道胜文至”的著名观点：“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祖择之书》亦云：“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欧阳修强调对主体精神和人格境界的修养提升，否定片面追求文辞之工，认为若无道之充实，即使“文章丽矣，言语工矣”，也无法实现传世行远的目标。

此处在列举“圣人之文”后，欧阳修又以诸子之文和西汉之文为例，认为诸子之文“亦善为言”，然“或传或不传”，原因即“其道有至有不至”。《答吴充秀才书》在提出“道胜文至”后接着说：“故孟子皇皇不暇著书，荀卿盖亦晚而有作。若子云、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语，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欧阳修认为，孟子、苟卿以“道至”为务，故得以流传至今；而扬雄、王通则以模仿圣贤言语为务，是“道未足而强言者”。但此处却云“汉之盛时，有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能文其文辞以传”，扬雄且在“焯然暴见而大行”的“数家”之内。由此可见，虽然欧阳修推尊“道胜文至”，认为“言之不可恃”，批评“职于文而已”，为“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问者”而“窃悲”；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客观事实，即道不胜而文至、文至而道未至的作品也能够流传后世。“道胜文至”只是作为儒者的欧阳修的文学主张。而仅仅“善文其言以传”的作品，虽“百不传一”，“幸而一传，传亦不显”，但“文”的独立作用，欧阳修是明显感受到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几乎从未承认“文学性”的独立存在，总是将其附着于“道”。欧阳修对于“时时有善文其言以传者”这一客观事实的揭示，表明他已一定程度上意识到“文学性”的独立价值，因而在处理“文”“道”关系上能较其他宋儒更为客观合理。

再次，就作品所反映的时代而言，欧阳修强调文之“行远不远”叉“系其所恃之大小”。他列举了“《书》载尧舜”、“《诗》载商周”、汉之“声名文物之盛”以及唐之“太宗之政、开元之治”等，论证作品所“载”之具体历史时代对其传世行远的影响。对于二者的关系，欧阳修的观点是：“其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章；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章。”“所载者大”不仅指作品反映的“问题重大”，而且含有作品诞生的历史时代昌明兴盛这一意义。太平治世可以造就出不朽流传的文学作

转贴于论文联盟

品，这一观点体现了欧阳修文学思想的儒家传统性，欧阳修意识到政治因素对文学作品的流传具有重要影响。

欧阳修将“所载者大”与“其传也章”统一起来，还有一层因素，即他怀有对事业、文章二者兼得的人生期许。《进徐无党南归序》云：“修之于身，论文联盟施之于事，见之于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欧阳修认为“君子之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于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欧阳修提出了著名的“穷而后工”之说，然此序主旨实为感叹梅尧臣穷困不遇，惋惜其事业、文章不能兼有建树，“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欧阳修也意识到二者兼得并非易事，曾在《薛简肃公文集序》中说：“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而常患于难兼也。”施之事业者，“常视文章为末事，而又有不暇与不能者焉”；见于文章者，“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日穷者之言易工也”。但欧阳修对文学创作的要求并不仅在于“穷而后工”。他曾告诫友人“慎勿作成戚之文”，又号召时人向唐代李翱学习，“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事业与文章兼得的人生期许，使欧阳修赋予文学更多的现实关怀性，加强了文学与时代的紧密感。

《苏氏文集序》中，欧阳修曾指出文风与时代脱节之现象：“予尝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几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余习。”唐太宗时虽治世昌明，但文章依然沿袭南朝骈俪之风，不能革其余习而复于古。此处，欧阳修却盛赞“太采之政”，“臣下又争载之以文其词”，可见欧阳修所谓“其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章”与文风无关，他并不排斥骈俪之文。

最后，就作品与读者的关系，欧阳修指出“夫文之行，虽系其所载，犹有待焉”，他列举的证据有：六经因孔子删正而传，荀、孟、屈之文因其弟子而传，汉人之文因载于史册而传。欧阳修这通书信的目的是代人向时任枢密使的王曾求撰序文，文中言其“先人”“守道纯正”、“以文辞为名进士”，又“逢时太平”、“奋身扬名”，已满足欧阳修上文提到的三大条件，但依然“未能行于世”。可见，文之有“待”对于作品的传世行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张应之字序》中，欧阳修也以“空谷”“应必有待”之喻，强调了外界因素的决定作用。“有待”的方式，欧阳修将其概括为两种：其一，“其始出也，或待其时之有名者而后发”；其二，“其既殁也，或待其后之纪次者而传”。又以刘禹锡、李汉分别序柳宗元、韩愈文集为例，论证“其为之纪次也，非其门人故吏，则其亲戚朋友”。欧阳修此处所思考的“待”，与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接受美学”有相关之处，即注重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能动作用。后者认为“读者”不是被动的，“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但与“接受美学”过于强调对文本的阕读阐释不同，欧阳修此处的“待”更着重于读者当下的现实参与性。因为中国古代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及影响，主要还是生发在文人圈内，即欧阳修所说的“门人故吏、亲戚朋友”。这些读者往往自身也参与文学创作，在与作者互相酬唱、推许、商讨过程中，为作品的流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文坛名宿的奖掖夸赞，可以使作品获得声誉，从而扩大影响，因此“待其时之有名者而后发”，亦是不争的事实。

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历史语境中，“文学接受”是不为所重的一个环节，历代文人甚少有对其进行理性思考者，因而欧阳修此处的论述显得弥足珍贵，丰富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思想宝库。这也是欧阳修文学思想中与其文学活动最密切相关的一个方面，后文还将进一步论述。

美国康奈尔大学m·h·艾布拉姆斯教授在其名著《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了文学批评的四大要素理论，即作品、艺术家、欣赏者、世界，并用一个三角形的模式来安排这四个坐标，把“阐释艺术品本质和价值的种种尝试大体上划为四类”。他认为“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只明显地倾向于一个要素”，“批评家往往只是根据其中的一个要素，就生发出他用来界定、划分和剖析艺术品的主要范畴，生发出借以评判作品价值的主要标准”。

借鉴艾布拉姆斯的这一三角形坐标．我们可以把欧阳修在《代》中所展现的文学思想，绘成如下的图形。

欧阳修并没有建构文学批评体系的强烈意识，也没有对中国历代文学批评的方式予以系统梳理，他从四个维度对文学现象所做的考察，也只是见于一通代人而撰的书信中。但他毕竟早于艾布拉姆斯900年，就已经意识到文学现象的复杂性，已开始思考对作品流传具有影响作用的四大因素。这种对文学现象多维度、全方位的思考和论述，在中国古代文论发展史上，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笔者无意套用艾氏的理论框架，只是深切感受到欧阳修文学思想确实存在这种多维性。

文之有“待”这一维度能在欧阳修文学思想中占重要一席地，与欧阳修的人生观、生命观有重要关系。欧阳修对人的“后世之名”充满了强烈的价值期待。其《书简·与王郎中》写道：“自古贤者无不死，惟令名不朽，则为永存矣。”《廖氏文集序》云：“余之有待于后者远矣，非汲汲有求于今世也。”《杂说三首》云人“贵乎万物者，亦精气也。其精气不夺于物，则蕴而为思虑，发而为事业，著而为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气，随其毙而灭也，可不贵哉?”在欧阳修看来，不朽的后世之名正是人类之异于万物者。《鸣蝉赋》也表达了这种对百世之名的期待：“呜呼，达士所齐，万物一类。人于其间，所以为贵，盖已巧其语言，又能传于文字，是以穷彼思虑，耗其血气，或吟哦其穷愁，或发扬其志意。虽共尽于万物，乃长鸣于百世。”《答圣俞莫饮酒》亦云：“功施当世圣贤事，不然文章千载垂。”正如陈晓芬先生在评价欧阳修生命观时所言：“人作为万物之最灵，其生命价值还应显现出超越生命物质形态而永恒垂世的效应。”正是由于对不朽令名的关注和期许，欧阳修在思考文学这一人类独有的创造活动时，能从“传世行远”的视角去考察文学现象，从而探究作品完成之后的诸多因素所具有的影响和作用。

欧阳修在“文学接受”方面的思索罕为研究者关注，而这一维度恰能在他的文学思想与文学活动间架转贴于论文联盟

起桥梁。欧阳修领导的北宋诗新运动最终获得成功，固然存有诸多因素，但他关于“文之行”“犹有待焉”酌清醒意识，对其实践活动应具有指导作用。

宋初阜于欧阳论文联盟修而提倡古文写作的，已有柳开、王禹??、穆修等人，但始终没有形成强大的气候。个中缘由固然很多，但关键因素正如叶适《习学记言·吕氏文鉴》所言“盖无师友论议之故也”。师友朋辈间的交游议论、奖掖推许，正是诗新运动获取成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若只是单枪匹马，而缺少文学群体的共同力量，则难以取得成功。天圣年间洛阳文人集团正是这样一个文学群体，欧阳修后来回忆道：“昔在洛阳，与余游者，皆一时豪俊之士也。而陈郡谢希深善评文章，河南尹师鲁辨论精博，余每有所作，二人者必伸纸疾读，便得余深意，以示他人，亦或时有所称，皆非余所自得者也。”

交游议论向为欧阳修所重，曾自言“少以进士游京师，因得尽交当世之贤豪”，欲“阴求天下之奇士”，又云“余虽后进晚出，而掎裳摩趺，攘臂以游，其问交者固已多矣。”文之所待者不仅是“亲戚朋友”，还有“门人故吏”，因而“欧阳修好推挽后学”，“奖进人物，乐善不倦，一长之得，力为称荐，故赏识之下，率为闻人”，“当世能文之土，比比出公门下”。“至嘉?末号称多士，欧阳予之功为多。”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中曾指出，韩愈所以能发起光大唐代古文运动，“盖亦由其生平奖掖后进、开启来学”，“故‘韩门’遂因此成立，韩学亦更缘此而流传”，“卒开后来赵宋新儒学新古文之文化运动”，实为的论。

正如“梦得之序子厚，李汉之序退之”，议论推许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便是给对方的作品集作序。欧阳修就曾作有《释秘演诗集序》、《释惟俨文集序》、《苏氏文集序》、《谢氏诗序》、《梅圣俞诗集序》、《江邻几文集序》等。在序中推许对方诗文创作的成就，扩大其声势影响，为其“传世行远”推渡助澜，同时也借以申张自己的文学观念。宋诗新貌的孕育离不开梅尧臣的贡献，但如果仅仅依靠他个人的创作，而没有师友朋辈间的议论推许，其对宋诗的影响便不会如是巨大。欧阳修便是评赏梅诗最为勤快的一位读者。他先后在《书梅圣俞稿后》、《梅圣俞诗集序》、《梅圣俞墓志铭》等文章中不遗余力地称赏梅诗。《韵语阳秋》云：“圣俞诗佳处固多，然非欧公标榜之重，诗名亦安能至如此之重哉!”贺裳在《载酒园诗话》中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宛陵虽尚平淡，其始有秀气，中岁后始极不堪耳。苟非群儿之推奉，彼亦不敢毅然放肆。”其论梅尧臣诗虽不免含有偏见，却指出了朋辈间的推捧对诗歌创作的重要影响。

欧阳修篇8

关键词：六一诗话；欧阳修；韩愈；韵宽；韵窄

欧阳修在《六一诗话》第二十七则中，对韩愈的用韵问题作出了评价：

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论，而余独爱其工于用韵也。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得韵窄，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余尝与圣俞论此，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圣俞戏曰：“前史言退之为人木强，若宽韵可自足，而辄傍出，窄韵难独用，而反不出，岂非其拗强而然与？”坐客皆为之笑也。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欧阳修对于韩诗持高度赞赏的态度，他认为韩愈笔力非常，虽然以诗歌为“文章末事”，但其诗歌在表情状物方面却有着极高的艺术效果，能达到“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的程度。另一方面，欧阳修着重赞美了韩愈诗歌的“工于用韵”，认为韩愈的诗无论是“韵宽”还是“韵窄”都各具特色，“乃天下之至工也”。这里涉及到了两个问题，一是韩愈的“工于用韵”如何体现？“韵宽”和“韵窄”具体表现为什么状态？二是欧阳修所高度赞扬的韩诗在其自身诗歌创作方面有什么影响？下面，笔者结合《六一诗话》第二十七条相关内容，对这一问题进行简要论述。

一.有关“韵宽”和“韵窄”

有关《六一诗话》中的“韵宽”和“韵窄”，历来说法不一。目前通行的解释共有两种：一种认为“韵宽”是指在用韵方面不严格依照韵部，可以使用音韵相近的文字；而“韵窄”则对韵脚有着严格限制，必须使用同一韵部里面的文字。另一种解释认为，这里所言的“韵宽”与“韵窄”是就韵脚所属韵部而言，韵宽者言其诗的韵脚选择文字较多的韵部，而韵窄者则相反。两种说法粗看各有道理，但究竟哪一种更加合乎文意，我们可以结合欧阳修给出的例子《此日足可惜》、《病中赠张十八》来窥其一二。

《此日足可惜·赠张籍》为五言长诗，全文共七百字。其韵脚分别为：尝、光、方、章、行、肠、房、城、堂、望、荒、猖、常、亡、长、旁、江、明、光、当、煌、鸣、庭、名、成、伤、丧、双、床、徨、将、丁、忘、声、更、殃、城、停、冈、僵、觞、狂、轰、翔、航、黄、翔、芒、童、龙、忙、昂、鸣、疆、兄、殇、阳、粮、凉、情、经、听、更、京、江、逢、丛、穷、狂、乡。据宋人刘渊依据唐人诗歌用韵情况所制的《平水韵》，可知这些韵脚共涉及6个韵部。加粗文字属于下平七阳部，共40个；带下划线的文字属于下平八庚部，共15个；斜体字带下划线的文字属于上平三江部，共3个；边框的文字属于下平九青部，共5个；加粗的斜体字属于上平一东部，共3个；斜体字属于上平二冬部，共2个；宋体字为未找到所属韵部的文字，共2个（“旁”和“徨”）。可以看出，《此日足可惜·赠张籍》押韵的文字绝大部分属于下平七阳部，间或涉及其他韵部的文字。

《病中赠张十八》全文二百二十字，其韵脚分别为窗、逢、邦、壮、扛、双、摐、江、幢、杠、缸、釭、厖、降、肛、哤、庞、腔、泷、嵕、桩、淙。依据《平水韵》，这些韵脚涉及3个韵部，其中加粗文字属于上平三江部，共14个；斜体字属于上平二冬部，共2个；加下划线文字属于去声二十三漾部，共1个；宋体字为在《平水韵》中未找到所属韵部的文字，共5个，分别为摐（音chuang，阴平）、釭（音gang，阴平）、厖（音mang或pang，阳平）、哤（音mang，阳平）、嵕（音zong，阴平）。可见《病中赠张十八》所押之韵大多属于上平三江部，只有很少一部分涉及到其他韵部的文字。

下平七阳部是平水韵中文字较多的一部，共164字；而上平三江部仅有17字。也就是说，相比于《此日足可惜·赠张籍》，《病中赠张十八》可以选用的韵脚极少。但通过上述数据统计我们可以发现，《此日足可惜·赠张籍》70个韵脚当中，就算加上找不到所属韵部但在现代汉语中声音相近的“旁”字和“徨”字，也仅仅有42个韵脚属于下平七阳部，多于三分之一的韵脚都属于其他韵部；而《病中赠张十八》的22个韵脚，即使不算现代汉语中与之声音相近的“摐”、“釭”、“厖”、“哤”，也已经有14个文字属于上平三江部，若算上这四个文字则有18个同属一个韵部！据此，若结合欧阳修《六一诗话》中对于“韵宽”、“韵窄”的论述来看，显然“宽”和“窄”是就所属韵部而言这一种说法更加合理：“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是说当韩愈选择含字较多的韵部之时，并不局限于这一韵部，而是随心所欲地在其中穿插其他韵脚，时而游离时而回归原韵，并不拘泥。一如宋张耒《明道杂志》所言：“韩吏部《此日足可惜》诗，自‘尝’字入‘行’字，又入‘江’字、‘崇’字，虽越逸出常制，而读之不觉，信奇作也。”而“得韵窄，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则言当选择含字较少的韵部之时，韩愈反而尽量不使用其他韵脚，靠难度体现技巧，靠文字的琢磨体现功力。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卷五《病中赠张十八》谓：“读此，知公善诱亦善谑，亦是排硬格，但有转折顿挫，遂觉意态圆活”，可谓的评。反之，若将“韵宽”、“韵窄”看做是是否能够使用音韵相近的文字，则《病中赠张十八》言“韵窄”尚算合理，《此日足可惜·赠张籍》中涉及的其他五个韵部却与下平七阳部并无音韵相近的状况，言其“韵宽”显然颇为牵强。故相比之下，欧阳修所言的“韵宽”、“韵窄”是就所选择的韵部包含文字多少这一种说法显然是更加合理的。

二.关于欧诗受韩愈诗歌影响的表现

有趣的是，欧阳修虽然极力赞扬韩愈的“工于用韵”，但其诗歌在用韵方面受到韩愈的影响却并不明显。韩愈诗歌对欧阳修的诗歌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六一诗话》所言的“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上面。

自宋代以来已有文人指出，欧阳修的诗歌与韩愈诗歌具有相似之处。《竹莊诗话》中有王安石言“欧阳公自韩吏部以来未有也。词如刘向，诗如韩愈而工妙过之”的记载；严羽《沧浪诗话》中也有“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的评断。这说明欧阳修诗歌在创作手法上面确实与韩诗有某种程度的相似。谷曙光《论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接受与宋诗的奠基》一文认为，欧阳修诗歌学习韩诗大体表现为三个阶段，即学韩期、似韩期及变韩期。这一划分标准其实也体现出了欧诗在创作上吸收借鉴韩诗的三种主要表现，即在文字、典故方面化用韩诗，在立意、结构上模仿韩诗，以散文手法创作和以议论入诗。

宋代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八载：“刘中原父望欧阳公稍后出，同为昭陵侍臣，其学问文章，势不相下，然相乐也。欧阳公言韩退之文，皆成诵。中原父戏以为韩文究，每戏曰: ‘永叔于韩文，有公取，有窃取，窃取者无数，公取者粗可数。’永叔《赠僧》云:‘韩子亦尝谓，收敛加冠巾。’乃退之《送僧澄观》‘我欲收敛加冠巾’也。永叔《聚昨堂燕集》云:‘退之尝有云,青蒿倚长松。’乃退之《醉留孟东野》‘自惭青蒿倚长松’也。非公取乎？”这则轶事一方面生动地体现了韩愈诗文对欧阳修的诗文创作的重大影响，另一方面提出欧阳修的诗歌在模仿韩诗方面有“公取”和“窃取”两种形式。从其所列举的“公取”于韩愈的诗句来看，“韩子亦尝谓，收敛加冠巾”、“退之尝有云,青蒿倚长松”皆是对韩愈原有诗文的直接化用，故在此不妨将“公取”解读为在文字、典故方面的化用和模仿。正如文中所言，这种对韩诗在文字典故上直接模仿的诗歌数量较少，不过“粗可数”，仅是欧阳修诗歌创作师法韩诗的一种粗劣的表现。从文中所言的“窃取者”中，更能体现出欧诗在创作方面对于韩诗的吸收借鉴。

所谓“窃取者”，大体是指在立意构思、整体结构和创作手法等方面取于韩诗的欧阳修诗歌。然而细究之下，这些诗歌其实有着较鲜明的差异：在立意构思、整体结构方面模仿韩诗的欧诗，大多是对于韩诗的生硬模仿，个人色彩较淡；而借用韩诗创作手法的欧诗，则融合了欧阳修自身的文学理念和审美情趣，体现出较鲜明的个人特色。故在此我们不妨将其看做欧阳修诗歌在创作上吸收借鉴韩诗的两种不同表现。南宋陈善《扪虱新话》中的一段论述，便是前者较鲜明的例子：

韩文公尝作《赤藤杖歌》云：‘赤藤为杖人未窥，台郎始携自滇池’‘共传滇神出水献，赤龙拔须血淋漓。又云羲和操火鞭，暝到西极睡所遗。’此歌虽穷极物理,然恐非退之极致者。欧公遂每每效其体。作《菱溪大石》云:‘山经地志不可究，遂令异说争纷纭。皆云女娲初锻炼，融结一气凝清纯。仰观苍苍补其缺，染此绀碧莹且温。或疑古者燧人氏，钻以出火为炮燔。苟非圣人亲手迹，不尔孔穴谁雕剜。又云汉使把汉节，西北万里穷昆仑。行经玉阗得宝玉，流入中国随河源。沙磨水激自穿穴，所以镌凿无瑕痕。’观其立意，故欲追仿韩作，然颇觉烦冗，不若韩歌为浑成尔。公又有《石篆》歌云:‘我疑此字非笔墨，又疑人力非能为。始从天地胚浑判，元气结此高崔巍。当时野鸟踏山石，万古遗迹在苍崖。山祗不欲人屡见，每吐云雾深藏埋。《紫石砚屏歌》云:“月从海底来，行向天东南。正当天中时，下照万丈潭。潭中无风月不动，倒影射入紫石岩。月光水洁石莹净，感此阴魄来中潜。自从月入此石中，天有两曜分为三。’公又尝作《吴学士石屏歌》云:‘吾嗟人愚，不见天地造物之初难，乃云万物生自然。岂知镌凿刻画丑与妍，千状万态不可殚，神愁鬼泣日夜不得闲。’此三篇,其法盖出于退之。”

在这段论述中，陈善明确地提出欧阳修某些诗歌是在立意方面“故欲追仿韩作”，并认为欧阳修《菱溪大石》、《石篆》、《紫石砚屏歌》、《吴学士石屏歌》四首诗歌皆是模仿韩愈《和虞部卢四汀酬翰林钱七徽赤藤杖歌》而来。韩愈咏赤藤杖，并不如常规咏物诗一般以物品的外观作为切入点，而是以其来历展开想象，运用神话传说等意象为赤藤杖铺陈了奇诡雄壮的背景，令人生耳目一新之感。这种立意明显被欧阳修借鉴运用到四首诗歌当中：《菱溪大石》言“皆云女娲初锻炼，融结一气凝清纯”、“或疑古者燧人氏，钻以出火为炮燔”；《石篆》言“始从天地胚浑判，元气结此高崔巍”；《紫石砚屏歌》言“自从月入此石中，天有两曜分为三”；《吴学士石屏歌》则称“见天地造物之初难，乃云万物生自然。岂知镌凿刻画丑与妍”。不难看出，在为所咏之物铺排背景方面这四首诗歌确与《赤藤杖歌》异曲同工，言其“追仿韩作”并非虚言。但也正是因为这种直接的借鉴模仿，使这些诗歌在立意方面过于着于痕迹，甚至有“颇觉烦冗”之叹。因此，这类在立意、结构等方面模仿韩诗的欧诗，大多只得其形似，神韵方面则不免落于下乘，在艺术价值上比不上吸收了韩诗创作手法并融以自身特色的第三类诗歌。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中指出，“欧诗受韩愈的影响较大，主要体现在散文手法和以议论入诗”，这一观点较精到地概括了欧诗在创作上吸收借鉴韩愈诗歌的最重要表现，即吸收韩愈诗歌的创作手法加以运用。值得注意的是，欧诗创作中运用散文手法并不是指在句法上体现出散文特点，而是借鉴散文的叙事手段铺陈其事，刻画其人。如其名作《述怀感事寄梅圣俞》：“幕府足文士，相公方好贤。希深好风骨，迥出风尘间。师鲁心磊落，高谈羲与轩。子渐口若讷，诵书坐千言。彦国善饮酒，百盏颜未丹。几道事闲远，风流如谢安。子聪作参军，常跨跛虎鞯。子野乃秃翁，戏弄时脱冠。次公才旷奇，王霸驰笔端。圣俞善吟哦，共嘲为阆仙。惟予号达老，醉必如张颠。”所用文字平直周详，于简单处出妙笔，深得古文之妙，短短几句话已生动地勾勒出大部分人物的个性特色，而宴席气氛的热闹与随意也随着人物不拘一格的表现呼之欲出，如在眼前。而在以议论入诗方面，欧阳修的诗歌多数不是对韩诗亦步亦趋的模仿，往往将议论与叙事、抒情融为一体，得韩诗畅尽之致而避免其枯燥艰涩之失，体现出平淡清新、自然情致的艺术特色。如欧阳修《戏答元珍》：“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桔，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全诗一方面借眼前残雪压枝、笋欲抽芽的早春之景，表达了被贬山城的寂寞抑郁，另一方面又借“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句加以议论，表达对未来的向往和希望，于平淡中体现出悠长的韵味。再如《画眉鸟》：“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前两句生动地描绘出画眉鸟的声音和所处的环境，后句发表议论，抒发自身情感，寓议于叙，自然清新中表达出深刻的人生哲理。

综上所述，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高度推崇，确实鲜明地表现在自身的诗歌创作中。但这种影响却并未表现在深为欧阳修所推崇的用韵方面，而体现在对韩诗“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的模仿上。虽然早期诗歌中不乏刻意雕琢之作，但对于立意、手法方面的吸收运用，使欧诗更得韩诗畅尽之意而避其枯涩之失，呈现出清新流丽的自身特色。

参考资料：

[1]欧阳修，释惠洪.六一诗话·冷斋夜话[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2]何汶.竹莊诗话卷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严羽.沧浪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4]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卷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5]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谷曙光.论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接受与宋诗的奠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3).

欧阳修篇9

欧阳玄（1274―1358年），字元功，号圭斋，祖籍庐陵（今江西吉安），生于浏阳（今湖南省浏阳市），后举家迁至湖北荆州。为北宋历史名人欧阳修之后裔，欧阳玄是元代政治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欧阳玄自幼聪慧，他的母亲李氏亲自教他《孝经》《论语》《小学》等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他也非常喜欢这些典籍。8岁时，就能够背诵这些书的内容了。母亲为了让他学到更多的知识，又让他拜一位名叫张贯之的乡学先生为师，师生一见如故，很快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欧阳玄学习也更加刻苦了，张贯之发现这位门生天资聪慧，便加大了对他传授的知识量，同时教他如何作文章，欧阳玄一天能记下数千字，而且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欧阳玄逐步学会了怎样把文章写得漂亮，这些都让他的老师张贯之甚感欣慰。

就在这时，朝廷派钦差大臣巡查湖南各县，欧阳玄以学生身份拜见了钦差，他们让他即兴作一首梅花诗，不料他竟然一口气写了十首，使在场的官员感到十分惊喜。从此，欧阳玄学习的决心和毅力更大了。14岁时，欧阳玄在跟随张贯之学习乡学的同时，又拜湖南当地的宋朝遗老学习写作词章，经过一段时间的勤学苦练，欧阳玄便能够做诗填词了。每次参加乡学考试，他总是名列前茅。成年后，欧阳玄举家迁至湖北荆州，他数年闭门读书，即连一些要好的朋友，也很少能见到他的面。这些年里，他闭门仔细研读了中国历代经史百家的重要著作，而且力求做到融会贯通。

延元年（1314年），元仁宗帝的儒师王约等汉臣积极倡议开科取士，延二年（1315年），仁宗下诏实行科举（史称“延复科”），欧阳玄闻信后积极准备考试，并且一举金榜题名，取中进士第三名。第二年，被朝廷任命为岳州路平江州同知之职。不久，又调任太平路芜湖县尹。来到芜湖后，欧阳玄表现出为官低调的风格，力争多与贫困的农民接触。经过一段时间了解熟悉情况，他发现，芜湖县陈年旧案积压较多，而且多为疑难官司，长期得不到公正判决。初涉官场，他就把仗义、亲民的性格表现出来了，他仔细研究了这些案件，走访了大量当事人，他不畏权贵，率领他的幕僚大刀阔斧地清理积案，严正执法，根据证据做了恰当的判决，并对一些蒙受不白之冤的下层劳动群众予以。欧阳玄在任芜湖县尹三年，为了维护这里的社会稳定，他认为，对不法豪门贵族也不能手软。他通过走访劳苦群众发现，这里的豪门贵族并不遵守朝廷的法律，经常虐待他们的汉族家奴。欧阳玄便运用法律还这些家奴以公正，使他们恢复了自由。欧阳玄在芜湖县尹任期内，还及时地对贫困农民的赋税进行调整，使百姓安居乐业。他注重发展芜湖的地方农业生产，这一举动深得百姓拥戴，群众对他有“教化大行，飞蝗不入境”的赞誉。在芜湖任县尹期间，他反复叮嘱属下，要对这一带的名胜古迹多加保护和修缮，后来的“芜湖八景”，就是在他保护文物古迹的基础上形成的。通过实施文物保护的措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芜湖一带的风景名胜大为改观，欧阳玄甚是高兴，他对这里的每一景致都题有七律一首（见康熙《太平府志》和《芜湖县志》）。他常游“荆山寒壁”，因芜湖的荆山与家乡湖北荆州的荆山同名，所以欧阳玄便提笔写下了“三年楚客江东寓，每见荆山忆故乡”的感人诗句。离任时，对芜湖依恋绵绵，百姓簇拥街头，对他挥泪相送，实际上是对他在芜湖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的优良品格的一种褒奖。也就是在这时，人们将芜湖的荆山之水取名为“欧阳湖”，简称“欧湖”，以志纪念。

延四年（1317年），欧阳玄改任武冈县尹。武冈境内有个很出名的地方叫溪洞，此处蛮僚杂居，这些异族混杂在一起居住本来就容易发生矛盾，县衙在处理他们之间的矛盾纠纷时稍有不慎，他们就会拿起武器互相残杀。欧阳玄到任后不久，武冈县内的赤水、太清两洞的异族居民就开始聚众相互残杀，县衙的官吏们看到这种残忍的情形，大惊失色，可又怎么也想不出应对的办法。得知此事后，第二天一大早，欧阳玄仅带了两名随从，便策马来到了这蛮僚异族人互相争斗的地方。他看到，道路中间及两侧躺着被打伤和打死的蛮僚，即使到了这种地步，他们之间的打杀仍然没有停止。欧阳玄下马，开始对他们进行劝架。蛮僚们知道欧阳玄的威望，纷纷扔掉兵器，排起长队跪到他的马前，并且七嘴八舌地说：“我们不是不惧怕法律，我们在这里打斗，是因为我们向县衙投诉我们的问题，县衙判决不公正，还用徭役横征暴敛搜刮我们，我们在感情上无法忍受，在物质上又承受不了，只好用这种残忍的方法解决问题了，没想到我们的这种野蛮的行为惊动了青天大老爷您，让您亲自来过问我们的事情啦。”欧阳玄迅速地把紧张的心情平静下来，告诉他们这样做的危害，并答应回去后会公正地为他们审理官司。于是，这些蛮僚被安抚下来了。不久，欧阳玄果然对蛮僚们发生的冲突的由来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对他们的案子进行了公正的判决，进一步赢得了他们的谅解和支持。

欧阳玄在地方任职的显著政绩引起了朝廷的重视，泰定四年（1327年），他奉调进大都北京，出任佥太常礼院院事，官至翰林直学士。负责编修四朝实录：《泰定帝实录》《明宗实录》《文宗实录》和《宁宗实录》，在编撰这些重要书籍的过程中，他的敬业精神和一丝不苟的作风受到朝野的广泛好评。不久，他又兼任国子祭酒一职，仍然兢兢业业地做好诸多繁杂的工作。由于欧阳玄工作勤勉且富有成效，朝廷又召他入人中都参议国事，升任侍讲学士。

元统元年（1333年），皇帝下诏，任命欧阳玄为国子博士，升任国子监丞。至元元年，改任翰林待制，兼任国史院编修官。这时，战乱爆发了，皇帝下诏，任命欧阳玄领印国史院事务，要求他每天在内廷值班，参与重大机要事务的决策，包括前方重要作战将领的配备、远近军队的武器调拨和补充、粮草发运等等；他还负责制诏及撰写重要的机要文书。

不久，元朝改年号为天历，欧阳玄在朝内更忙碌了：不管是祭天地祖宗，还是册封皇后、立太子、国家实行大赦等等，需要拟订的文书都由他亲自撰写。他还根据元朝政治的需要，列举了数十件需要紧急处理的事务，密封后直接上奏，其中的大多数内容获得皇帝的赞同并得到推行。第二年，朝廷开始设立奎章阁学士院，又在该学士院下设置艺文监，皇帝亲自任命欧阳玄为艺文少监，艺文监内部的所有官员的选拔任用，都由欧阳玄直接负责，他主张选择有名望且清廉的官吏到艺文监来任职。机构健全以后，欧阳玄奉旨编撰《经世大典》，并擢升为太子监，负责检校书籍之事。

至正五年（1345年），欧阳玄脚部患了风痹，于是，他请求回一趟湖北老家，以便治病、用药。元顺帝非但不答应，还加封他任翰林学士。可是，欧阳玄的脚疾仍然不见好转，他再次请求回湖北老家治疗脚病，元顺帝仍然不答应，为了能够挽留他在大都北京任职，特准免去他行朝贺的礼节，让他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史书的编修工作。不久，至正皇帝决定改革朝政，要求凡是国家重要的事务都要在朝廷集中商议，着欧阳玄参与朝廷诸多重大政策和问题的讨论。欧阳玄始终坚持这样的观点，在其位必谋其政，对于国家的许多重大问题，他都敢于直陈自己的观点，而且他的许多重要观点获得了皇帝的赞同。随后，朝廷又提出恢复科举考试之事，朝中阻挠的人非常多，欧阳玄却积极争取，使科举制度得以恢复。这时，经皇帝允许，他得以回湖北老家治病了。

在湖北荆州，病还未痊愈，元顺帝下诏修撰辽、金、宋三史，欧阳玄要迅速回京，并任命他为总裁官。欧阳玄治学严谨，对编撰工作提出了具体的体例要求，这样，属下在编撰的过程中就能够有章可循。之后，欧阳玄在校审下属史稿的时候，发现他们中的一些人把自己对现实的不满体现在史书的编撰中了，提出了一些愤世嫉俗的观点。对于在史书编撰中出现的这一问题，欧阳玄决定不与他们作正面冲突，而是待他们交来初稿，自己亲自动笔进行修改，仍然算作他们自己写的稿子。通过这次修改，欧阳玄开始采取更加妥当的措施：整个史稿的论、赞、表、奏，都由他自己执笔，以保持史书写作特别是评论的公允。这以后不久，惠帝念及欧阳玄在元朝多年为官，勤恳廉洁，并且有编修多种史书的功劳，对欧阳玄大加赞赏，命令丞相破格授予欧阳玄爵位和俸禄。可是就在这时，欧阳玄请求退休，顺帝不同意。御史台上奏皇帝，请求拜欧阳玄为福建廉访史，皇帝应允了。欧阳玄对这一职位表示满意，立即启程赴任，可是走到浙江西部，欧阳玄的脚病加重了，于是，第二次奏请皇上退休。欧阳玄在奏折中说，自己身患脚疾，不能再为朝廷效力，希望能南山隐居，悠闲自得于山水之间，以了却余生。不料，皇帝还是不允，又签发了一道御旨，让欧阳玄负责制定国家的法规。他急忙返回大都北京赴任。上任后不多久，第三次请求退休，在奏折中，他陈述了自己的现状，年事已高且患有疾病。皇帝阅读了他的辞呈后非常感动，特诏他以湖广行中书省右丞的职位退休，赐予他白玉束带，给他俸赐养老。可是将要走时，皇帝又改变了主意，下诏不许他走，又擢升欧阳玄为光禄大夫。

至正十四年（1354年），汝颖强盗作乱，迅速蔓延至大江南北，元朝州县中几乎没有平静的地方了。这时，欧阳玄又紧急行动起来，为朝廷呈献了一份一千余字的平息叛乱的措施折子，受到皇帝的赏识并得以推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至正十七年（1357年）春，欧阳玄再次请求退休，获得皇帝恩准。由于道路堵塞，欧阳玄准备经四川折转回湖北老家。刚准备启程，朝廷准备大赦天下，皇帝又不让他告老还乡了，宣欧阳玄到内府，可是，欧阳玄长期卧病，已经不能行走了。丞相传皇帝旨意，准许他乘轿子到延春阁下，显然是皇帝给大臣的特殊待遇，这也是欧阳玄最后一次晋见皇上了。这一年的十二月戊戌日（二十九日），欧阳玄病逝于北京崇教里寓所内，享年八十五岁。中书赶忙将这一消息通知了顺帝，皇帝闻讯后很伤心，下诏赏赐给他的家属丰厚的办丧事的财物，还授予他崇仁昭德推忠守正功臣，大司徒和“柱国”的称号，追封他为“楚国公”，增谥号为“文”。足见欧阳玄为元朝创立的业绩和他为官清廉的高尚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