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范文10篇

欧阳修范文篇1

论文摘要：欧阳修在诗歌创作中转益多师、博采众长：不仅全面师法唐代诗歌技巧，合理借鉴时辈诗人优点，还大胆吸收散文、辞赋等文体质素，形成了气格高致而平易疏畅的诗歌风格。其不同文体师法各有侧重，使其诗歌在不同的文体问又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色。

大凡文学史上有成就的作家往往都是博采众长而转益多师的。若从文学创作的学缘看，欧阳修应是十分丰富的，他不但主动师法众多唐代诗人的创作技巧、合理借鉴同时代诗人的诗歌优点，还大胆地吸收散文、辞赋等其他文体的成分，从而成就了其诗歌气格高致而平易疏畅的艺术风格。

一、对唐诗的全面师法

欧阳修对唐诗的学习是很全面的。他先后师法过韩愈、韦应物、李白、孟郊、贾岛、李贺、郑谷等诗人。其诗集中以师法唐人为题的就有《弹琴效贾岛体》《太白戏圣俞》(一作《读李白集效其体》)《刑部看竹效孟郊体》《奕城遇风效韩孟联句体》《春寒效李长吉体》等诗歌。

他曾在《六一诗话》中论及唐末郑谷诗时说:“其诗极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晓，人家多以教小儿，余为儿时，犹诵之。宋人朱弃说:“圣俞少时，专学韦苏州诗，世人咀嚼不入，唯欧公独爱玩之。元人刘埙也认为欧诗“有甚似韦苏州者”。

当然，在对唐代诸诗人学习中，欧阳修用力最深的是韩愈和李白二人，所以在对欧诗语言特点的认识上就有似韩说与似李说的分歧。近代学者钱基博、钱钟书父子则比较细致地指出了欧诗的多重师门，多样特色。

钱基博认为欧诗有“清炼似梅尧臣而原出郊岛之寒瘦”者;有“俊逸似苏舜钦，而原出李杜之豪放”者;有“为李白之振奇，而同韩愈之椒诡”者;有“同白居易之乐易旷真”者。“以其才大而功深，无所不学，无所不似。大抵以中晚唐之清炼，祛盛唐之浮廓;而以盛唐中唐之豪荡，舒晚唐之危仄。”

钱钟书也说:“欧公古诗不尽学昌黎，亦显仿太白;五律往往似梅宛陵;夷陵咏风物排律又逼香山。

(一)关于学韩

欧阳修诗歌学习韩愈己成公论，此不赘述。要强调的是欧阳修学韩的重点是学习韩诗“无施不可”的笔力。其在诗歌创作中尝试的各种技巧诸如化韵为散、化齐为杂、律古互渗等语言形式技巧和叙议结合、情理共融、曲折委备的行文方式等均是为了达到其“叙人情、状物态”的“无施不可”和“变态百出”的表达效果所作的尝试。对于笔力的强调，《欧阳修全集》凡三处:一是明道元年《书梅圣俞稿后》评梅尧臣诗时说:“其体长于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二是他晚年在《六一诗话》中评价韩愈诗歌时说:“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三是在《六一诗话》中评价杨亿等西昆体诗人时说:“盖其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而不可，非如前世号诗人者，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其中的“无施不可”当有两方面意思:一是指诗歌题材广泛，什么内容皆可入诗;二是指诗歌的语言表现功能强，什么内容都能充分表达。“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则是指韩愈等人诗歌长于记叙、精于说理的特色，是对“无施不可”笔力的具体描述。可见，欧阳修一生中选择韩愈诗歌作为师法对象，最重要的是因为韩愈诗歌表现出了高超的语言表达技巧，即所谓笔力。诗人对这种“无施不可”笔力的不懈追求，从而导引其诗歌往往注重叙事性和说理性的结合。这种结合已经同唐诗所追求的含蓄审美趣味有所差别了。正如朱熹所说:“本朝杨大年虽巧，然巧之中犹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来不觉。及至欧公，早渐渐要说出来。”杨亿与欧阳修诗风的差异，其实质是唐诗审美观念与宋诗审美观念的差异。从这个意义说，欧阳修诗歌的“说出来”。表明诗人对诗歌记叙、议论功能的追求中已经透露出几分思致之美。这也是欧阳修诗歌风格虽然呈现出平易疏畅却仍不乏“气格”的深层原因。

(二)关于学李

欧阳修对李白的诗是很喜欢的。张戒《岁寒堂诗话》指出:“欧阳公学退之，又学李太白。他对李白诗歌豪迈奔放的风格总是誉于言表。如其《太白戏圣俞》写道:

开元无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闲。太白之精下人间，李白高歌《蜀道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落笔生云烟。千奇万险不可攀，蔽视蜀道犹平川。宫娃扶来白己醉，醉里诗成醒不记。忽然乘兴登名山，龙咆虎啸松风寒。山头婆婆弄明月，九域尘土悲人寰。吹笙饮酒紫阳家，紫阳真人驾云车。空山流水空流花，飘然已去凌青霞。下看区区郊与岛，莹飞露湿吟秋草。

《笔说·李白杜甫诗优劣说》云:

落日欲没崛山西，倒着接篱花下述。襄阳小儿齐拍手，大家争唱白铜提。此常言也。至于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后见其横放。其所以警动千古者，固不在此也。杜甫于白，得其一节，而精强过之。至于天才自放，非甫所到也。

诚如胡仔所说:“嘉裕以来，欧阳公称太白为绝唱，王文公称少陵为高作，而诗格大变。”欧阳修对于李白的喜爱乃在于其平易洒脱的风格，他努力对这种风格加以吸收并融化于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他的五七言古诗在表现题材与章法结构上继承了韩诗的某些特点，但就风格而言却没有韩诗的奇险。如庆历元年的《忆山示圣俞》就是一篇结构跌宕，行文曲折迂回，而语言疏畅的长诗。这似乎可以看做是诗人以李白诗歌的平易风格对韩诗的矫正，而这显然也与他对李白诗歌的喜爱、学习、继承有关。最为诗人称道的是其《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诗人博采众长而自成一体的创作方法。该诗在构思立意上学习韩愈，诗写庐山高耸于长江之滨，以飞动的气势描写庐山千岩万壑、晨钟暮鼓之趣，从而表现对同年刘中允归隐其间的羡慕之情。在结构上全诗以散文章法为主，生新拗折。在韵律上该诗追步韩愈《病中赠张十八》，使用江韵。江韵属险韵，因难见巧，愈险愈奇。而在语言上又直接取法李白《庐山谣》《蜀道难》，句式参差，语言疏畅，气韵流走，有一气呵成之感。诚如钱钟书《宋诗选注》所云:“他(欧阳修)深受李白和韩愈的影响，要想一方面保存唐人定下来的形式，一方面使这些形式具有弹性，可以比较地畅所欲言而不至于削足适履似的牺牲了内容，希望诗歌不丧失整齐的体裁而能接近散文那样的流动潇洒的风格。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上对韩、李均有所继承，对韩愈的继承表现在题材和诗歌的章法结构上，对李白的继承则更多地表现在诗歌语言风格上。可以说，他融化二人风格于一体而自出胸臆，形成了其诗歌既曲折多姿又情深韵远的平易疏畅诗风。如宋人胡仔《苔溪渔隐丛话后集》所称赏的那样，欧阳修文学创作是“自出胸臆，不肯蹈袭前人”的。

二、对宋诗的合理吸收

欧阳修对其所生活的宋代诗坛也多有师法和借鉴。比较突出的有王禹偁、杨亿、钱维演、谢绛、梅尧臣等人。

欧阳修非常仰慕王禹偶的为人，在贬官滁州时瞻仰王禹偁的画像，并作《书王元之画像侧》云:

偶然来继前贤迹，信矣皆如昔日言。诸县丰登少公事，一家饱暖荷君恩。想公风采常如在，顾我文章不足论。名姓已光青史上，壁间容貌任尘昏。

因为王禹偁也曾经被贬到滁州做地方官，诗歌颇联化用王禹偁《滁州谢上表》“诸县丰登，若无公事。一家饱暖，共荷君恩”之语。诗的首句说自己踏着“前贤”足迹，到滁州来任职，表达了对王禹偁敬佩之情和效法之意。可以说，王禹偁对欧阳修的影响是很深的，欧阳修早期的政治态度、人生追求、文道观念、创作风格均有受王禹偁影响的痕迹。

王禹偁曾写过一篇《朋党论》说:

夫朋党之来远矣，自尧舜时有之。八元、八凯，君子之党也;四凶族，小人之党也。惟尧以德充化臻，使不害政，故两存之。惟舜以彰善明恶，虑其乱教，故两辨之。由兹而下，君子常不胜于小人，是以理少而乱多也。夫君子直，小人谈。诀则顺旨，直则逆耳.人君恶逆而好顺，故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君天下者能践斯言而行之，则朋党辨矣，又何难于破贼哉?

欧阳修著名的《朋党论》是否受到王禹偁此文启发呢?我们将二文作些对比。欧文曰: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尧之时，小人共工罐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凯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凯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

王文将历史上各种朋党分成“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两类，然后从君子与小人的人格特征与人君心理特征分析了“君子常不胜小人”的事实，最后希望人君能以《尚书》之言明辨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欧文重点在于阐明“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的观点。二文虽然立论的角度不同，但从两文的对比中可见，欧阳修关于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区分显然受到王文启发。

关于文道关系，王禹偁在《答张扶书》中说:“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且人能一乎心至乎道，修身则无咎，事君则有立。及其无位也，惧乎心之所有不得明乎外，道之所畜不得传乎后，于是乎有言焉;又惧乎言之不易泯也，于是乎有文焉。信哉不得已而为之也!既不得已而为之，又欲乎句之难道邪?又欲乎义之难晓邪?必不然矣……姑能远师六经，近师吏部，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又辅之以学，助之以气，吾将见子以文显于时也。

欧阳修《与张秀才第二书》说:“知足下之好学，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此少过也。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物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

二文都强调文章是用以明道的工具性质，“以使道能传之后人，取信于后世”才是目的。因此，所明之道要容易理解，那么文章的语言则要明了易懂。王文的基本思想在于强调文的“传道明心”目的，而且古人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要求“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欧文提出“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的主张当与王文“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的主张有内在联系。

王禹偁诗歌创作虽然是从学习白居易开始的，但是他并未囿于元和一体，而是学习白居易乐府诗精神，写了一些现实性很强的讽谕诗。如《感流亡》《对雪》《射弩》等诗皆是“多涉规讽”“未尝空言”的现实主义作品。并且逐渐由学白向学杜转变，寻求诗歌的新境界，他自己曾作诗说:“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欧阳修以现实生活题材进行诗歌创作的努力，实在是对王禹偶诗歌现实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所以，吴之振说:“元之独开有宋风气，于是欧阳文忠得以承流接响。文忠之诗，雄深过于元之，然元之固其滥筋矣。”实为的论。

欧阳修于天圣八年充西京留守推官。当时，在洛阳聚集了一批声气相投的文人，经常在闲暇之时出游观景，诗酒高会，互相唱和，切磋诗艺。

王辟之《绳水燕谈录》云:

公(欧阳修)与尹师鲁、梅圣俞、杨字聪、张太素、张尧夫、王几道为七友，以文章道义相切靡，率尝赋诗饮酒，闲以谈戏，相得尤乐。

欧阳修《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也说:

文嘻公善待士，未尝责以吏职，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树，奇花怪石，其平台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间，余得日从贤人长者，赋诗饮酒以为乐。

洛阳最高官员钱惟演对这些天下文士十分优待，并时时参与其酒宴诗会。这是欧阳修诗文创作的第一个时期，也是他诗歌创作多方学习他人的重要时期，所以，他一方面受杨亿、钱惟演等西昆体诗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其诗友谢降、梅尧臣诗歌的影响。

欧阳修晚年在其《归田录》中称杨亿为“真一代之文豪，”并在《六一诗话》中对杨刘西昆体予以客观评价:

杨大年与钱刘数公唱和，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而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殊不知自是学者之弊。如子仪《新蝉》云:‘风来玉宇鸟先转，露下金茎鹤未知，，虽用故事，何害为佳句也。又如‘峭帆横渡官桥柳，叠鼓惊飞海岸鸥’，其不用故事，又岂不佳乎?盖其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而不可。非如前世号诗人者，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为许洞所困者也。

欧阳修对杨亿诸公的佳句大加赞赏，且将之与九僧相比，认为他们并不像九僧那样“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为许洞所困”。

刘克庄《后村诗话》载:

(蔡)君漠以诗寄欧公，公答云:‘先朝杨刘风采，耸动天下，至今使人倾想。’世谓公尤恶杨、刘之作，而其言如此，岂公特恶其碑板奏疏碟裂故为偶俪者，而其诗之精工律切者，自不可废软!

翁方纲说西昆体:

宋元宪、景文、王君玉并游晏元献之门，其诗格皆不免杨、刘之遗。……此在东都，虽非极盛之选，然实亦为欧苏基地。

明人张艇在《西昆酬唱集序》中也说:

杨、刘诸公唱和《西昆集》，盖学义山而过者，六一翁恐其流靡不返，故以优游坦夷之辞矫而变之，其功不可少.然亦未尝不有取于昆体也。

由此不难看出，欧阳修对西昆体诗风有合理吸收的一面。

谢绛是当时诗坛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天圣明道年间曾任河南府通判。他“以文学知名一时”，曾被杨亿誉为“文中虎”，据说他“学博而辞多，用事至千余言不尽”，诗风与后期西昆体诗人很接近。他是欧梅在西京幕府里最重要的诗友之一，对欧梅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欧阳修《试笔·谢希深论诗》日:

往在洛时，尝见谢希深诵“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又见晏垂相常爱“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希深日:“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见于言中。”

《六一诗话》载梅尧臣论诗之言曰:

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贾岛云:“竹笼拾山果，瓦瓶担石泉。”姚合云:“马随山鹿放，鸡逐野禽栖。”等是山邑荒僻，官况萧条，不如“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为工也。

这与上引欧阳修《试笔》中谢绛之论如出一辙。可见，梅尧臣“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观点与谢绛“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见于言中”的观点是一致的。而欧阳修洛阳之作《题张应之县斋》却有“县古仍无柳，池清尚有蛙”之句。这决非巧合，当是谢降、梅尧臣还有欧阳修等人在诗歌唱和、诗艺切磋中所得出的共同体会。

至于欧阳修早期对梅尧臣诗歌的学习借鉴，则经常在其诗文中给予说明。明道元年《书梅圣俞稿后》亦云:“余尝问诗于圣俞，其声律之高下，文语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欧阳修《再和圣俞见答》云:“暖哉我岂敢知子，论诗赖子初指迷。”

三、对其他文体的借鉴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中合理借鉴古文、辞赋的章法和语言，尤其是他自己成功的散文语言和结构特点，对其诗歌风格的形成有及其重要的影响。

欧阳修从洛阳时期便开始潜心学习、研究韩愈的古文。他在《记旧本韩文后》说:“后七年，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至于今，盖三十余年矣。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盛矣。”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八记载了一则轶闻:

刘中原父望欧阳公稍后出，同为昭陵侍臣，其学问文章，势不相下，然相乐也。欧阳公喜韩退之文，皆成诵，中原父戏以为“韩文究”，每戏曰:“永叔于韩文，有公取，有窃取，窃取者无数，公取者粗可数。”永叔《赠僧》云:“韩子亦尝谓，收敛加冠巾。”乃退之《送僧澄观》‘。我欲收敛加冠巾”也。永叔《聚星堂燕集》云:“退之尝有云，青篙倚长松。”乃退之《醉留孟东野》“自惭青篙倚长松”也。

欧阳修散文创作主要学习韩愈散文的章法结构。在语言上，他强调文以传道，而道非抽象的说理，乃是治国修身之法。他说:“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所以，散文语言只要容易阐明道理就可以了。他抛弃了韩文言必己出的求奇求怪的一面，而继承了韩文“文从字顺”的一面，故而形成了自己散文曲折往复、语言畅达的风格。如苏询《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所言:“纤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间(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

欧阳修的散文风格迎合了宋代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文学发展的要求，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如范仲淹于庆历八年《尹师鲁河南集序》所说:“懿、嘻以降，寝及五代，其体薄弱，皇朝柳仲涂(开)起而摩之，髦俊率从焉。……洛阳尹师鲁少有高识，不逐时辈，从穆伯长(修)游，力为古文，而师鲁深于《春秋》，故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章奏疏议大见风采，士林方耸慕焉。逮得欧阳永叔从，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可见，在庆历年间，欧阳修就已经获得很高的文名。随着欧阳修散文创作的成功和文坛地位的建立，在其诗歌创作中也有意无意地引入其散文中的行文方式、章法结构和语言特点，从而形成其诗歌平易疏畅的风格。

欧阳修范文篇2

昔孟轲亚圣，母之教也。今有子如轲，虽死何憾。尚飨！

评析：

此乃宋代清江知县李观祭欧阳修母亲的祭文，全文虽只有二十字，但祭文比类确切，颂扬得体，千言万语尽在其中。

欧阳修范文篇3

论文摘要：欧阳修与梅尧臣一生互为诗友，梅尧臣诗歌创作风格特点得到了欧阳修及时的总结和评价；欧阳修分析了梅尧臣诗歌风格早、中、晚三期的特点及其变化；其晚年《六一诗话》对梅诗“闲远古淡”的概括比较符合梅尧臣诗歌风格的总体特征。

梅尧臣在宋代诗歌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陈师道称之为“开山祖师”。因此，历代学者、诗人对梅尧臣的诗歌多有评论。就其诗歌风格说，大多以“平淡”二字概括。“平淡”之说最早当见于欧阳修对梅诗的评价。后来，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中说：“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后世评诗者便以“平淡”作为梅尧臣诗歌的主体风格。欧阳修对梅尧臣诗歌风格的评价应是最为恰切公允的。因此，对梅诗的主体风格的认识当以欧阳修的评价为准。

一、欧阳修对梅诗风格的评价

欧梅二人一生互为唱和诗友，欧阳修对梅尧臣的人生经历、诗歌主张、审美理想以及诗歌创作情况最为了解，一生中对梅尧臣诗歌的评价也最多。元代至元二年刘性《宛陵先生年谱序》说：“宛陵梅先生以道德文学发而为诗，变晚唐卑陋之习，启盛宋和平之音，有功于斯文甚大。欧阳文忠公知之最深。既题其诗稿，又序其集，又序其所注《孙子》，又铭其墓而哀之以文。盖文忠公知先生，犹子房谓沛公为殆天授者，是岂容赞一辞哉。”葛立方《韵语阳秋》说：“欧公一世文宗，其集中美梅圣俞诗者，十几四五。……圣俞诗佳处固多，然非欧公标榜之重，诗名亦安能至如此之重哉。”可以说，梅尧臣诗歌的广泛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得力于欧阳修的大力推介和评价。

欧阳修对梅尧臣诗风的评价，散见于欧梅唱和诗文以及二人往来的书信和序文中，现以时间为序择其要录之：

《七交七首·梅主簿》(天圣九年)：离骚喻香草，诗人识鸟兽。城中争拥鼻，欲学不能就。

《书梅圣俞稿后》(明道元年)：今圣俞亦得之，然其体长于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

《再和圣俞见答》(皇格二年)：嗟哉我岂能知子，论诗赖子初指迷。子言古淡有真味，大羹岂须调以齑。

《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庆历四年)：梅翁事清切，石齿漱寒濑，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辈。文词愈清新，心意虽(一作难)老大。譬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近诗尤古硬(一作淡)，咀嚼苦难嘬。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

《梅圣俞诗集序》(庆历六年)：其(圣俞)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

《梅圣俞墓志铭并序》(嘉格六年)：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气完力余，益老以劲。其应于人者多，故辞非一体。

《六一诗话》(熙宁四年)：圣俞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

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俊，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

从以上列举的欧阳修对梅尧臣诗歌的评论中可知，他对梅诗的认识和评价是有阶段性的。

二、欧阳修评价梅诗的阶段性

欧阳修早期对梅诗的评价主要体现为明道元年的《书梅圣俞稿后》。对梅尧臣早期诗歌，他看到的是“顺物玩情为之诗”(梅尧臣《林和靖先生诗集序》)的特点。一方面认识到梅诗深得古歌诗使“天地人之和气相接”的抒情功能，使人读之可以喜、可以悲，是诗骚传统的延续，因此，说他“英华雅正”。另一方面也看到梅诗在“本人情、状风物”方面的高超能力。“变态百出”是指梅诗能根据表现对象的特征和表达情感的类型而极尽其妙，语言文辞上则清新自然。这是对梅诗早期创作风格的评价。可见，在欧阳修眼中，梅诗早期作品风格主体上是平淡的。

欧阳修的评价也符合梅尧臣的创作实际。明道元年以前，梅尧臣跟随叔父梅询出入于湖州、襄州、洛阳等地，后因门荫补太庙斋郎，出任桐城县、河南县主簿。因其早年顺遂的人生经历以及与达官显贵们诗文唱和交往，其心境相对平和。加之，梅尧臣少时作诗专学韦应物。韦应物山水诗风格“高雅闲淡”，其山水诗在景物选取与描绘上都表现出很强的写实性特征，总是将山川景物作为其仕隐生活的环境与情感活动的背景再现于诗中的，所以，其诗中的景物更接近普通人对自然山川的直观感受，意境创造也更接近客观自然。梅尧臣早期诗歌所表现出的对客观事物高超的表现能力，当与其从小学习韦应物诗歌有一定关系。从天圣、明道年间诗歌看，不论游观抒怀；还是写景状物，其诗歌皆能细致入微地表现人情物态，风格平淡自然。如《田家》日：“去锄南山豆，归灌东园瓜。白水照茅屋，清风生稻花。前陂日已晚，聒聒竞鸣蛙。”诗歌以闲适的心境描绘农民劳作的情趣，意境清幽淡远。又如“晓涨林烟重，春归野水平”(《依韵和载阳登广福寺阁》)、“水鸟静相依，芦洲蔼将晚”(《和希深晚泛伊川》)等诗句均传达出清幽淡远的山水之趣与诗人恬适闲雅的心境。为了做到写景状物的细致精微，梅尧臣早期诗歌就有学习韩愈诗歌技巧的倾向。如《黄河》诗，通过不断地视角变换来多角度表现黄河的奔腾气势，诗歌在风格上显得雄浑壮丽，行文也如黄河般流宕挥洒，气韵流转。《希深惠书言与师鲁永叔子聪几道游嵩因诵而韵之》则以诗歌的形式详细记录了谢绛等人游览嵩山的全过程，写景状物生动逼真，人物音容笑貌若在目前。谢绛看后，在其《又答梅圣俞书》中称：“自始及末，谓次游观之美，如指诸掌，而又语重韵险，亡有一字近浮靡而涉缪异，则知足下于雅颂为深。””这些诗歌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跌宕转折、变态百出的特征。可见，梅尧臣早期诗歌主要风格是平淡的，但是在平淡之余也开始表露出古硬的端倪。欧阳修对梅诗中期的评价主要表现在庆历四年的《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和皇韦占二年的《再和圣俞见答》两首诗中。前诗一方面在与苏舜钦的诗风对比中突出梅诗“文词清新，心意老大”的特点，一方面指出近年来梅诗风格向古硬转变的事实，后诗则重点强调了梅诗“古淡有真味”的总体风格。

从欧阳修评价看，梅尧臣诗歌中期的主体风格应是“古淡”或“古硬”的。当然，古淡与平淡在审美内涵上是有一定区别的。平淡主要内涵是指诗歌中表现出创作主体平和淡雅的心境，诗歌形式上节奏舒缓，语言素淡。古淡在平淡中当还带有lfI雅精警的一面。从梅尧臣此期诗歌创作实绩看，欧阳修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景孝占元年到庆历年间，梅尧臣身居下僚。科举的下第，家庭的变故，官场的失意，加之此期宋王朝内部围绕边患和内政发生的各种政治斗争等因素对梅尧臣诗歌创作的影响，此期间，梅尧臣诗歌风格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宝元元年，西夏元吴称帝，大举进犯宋朝北境，诗人先后写了《襄城对雪》、《闻尹师鲁赴泾州幕》、《故原战》等关心国事的诗篇；长期的地方官经历，也使他写了像《田家语》、《汝坟贫女》等关心民生疾苦的诗篇。这些诗感情深沉愤激，语言清新朴实。当然，此期写得最多的题材还是诗人游观山水、写景状物的作品。诗人力求以闲适恬淡的心境去描写山姿水态，表达寄情山水之乐。为了更好地突出山姿水态自身的宁静淡远，诗人往往在开掘山水的意境方面下工夫，注重炼字炼意，使诗句更加精警秀美，从而达到平淡的境界。因此，此期山水诗在平淡中表现出精警峭拔的古硬风格。如“人闲绿波静，幽鹭插头眠”(《登许昌城望西湖》)；“浊泥留玉骨，疑是葬西施”(《梦与公度同赋藕花追录之》)；“夜火煮石泉，朝烟遍岩窟”(《采白术》)；等等。这些诗句是诗人通过苦心经营后而达到闲雅淡远境界的，于平淡中见出古硬劲峭，有时还能看出诗人刻意为之的痕迹。这也地体现了诗人求新求奇的创作追求，是其“意新语工”创作理想的具体实践。

欧阳修对梅尧臣诗风进行全面评价和总结主要体现在嘉祜六年的《梅圣俞墓志铭序》和晚年的《六一诗话》中。《梅圣俞墓志铭并序》是对梅尧臣一生诗歌创作的总结和全面评价。在该文中，欧阳修明确指出梅诗风格发展演变的过程：因为梅尧臣早年学习韦苏州，所以“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这与前面“文词清新，心意老大”的评价是一致的。后来，其古体诗开始学习韩愈诗歌技巧，所以“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剥以出怪巧”，亦如庆历四年所说的“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钱钟书评梅尧臣诗歌时说：“看来古诗从韩愈、孟郊、还有卢仝那里学了些手法，五言律诗受了王维、孟浩然的启发。”-7尽管欧阳修对梅诗间出“怪巧”的风格有所微词，但对其诗“气完力余，益老以劲”的古峭格力是大为赞赏的。最后对梅诗应人多而辞非一体的多样性也作了说明。

这篇序文既总结了梅诗的主体风格，又指出梅诗风格的多样性和发展变化的一面，可谓准确、深刻、全面，符合梅诗创作的实际情况。《六一诗话》中对梅诗的两处评价是从梅尧臣诗歌创作倾向于苦吟，注重构思和立意的创新性角度立言的。其“闲远古淡”的概括基本符合梅尧臣诗歌的主体风格，是比较全面、客观的。从梅诗创作实际看，直到嘉韦占前后梅尧臣人京为官，社会地位和生活境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心态也逐渐趋向平和通达，诗歌创作进一步突出了平淡和乐的特点。当然，其晚期诗歌在形式的平淡中还蕴涵着一种老成劲健的格力。所以欧阳修说他诗是“益老以劲”。

欧阳修范文篇4

论文摘要:采用文献分析、比较互证等方法,探究欧阳修的儒学思想与其诗歌风格形成的关系,结论认为:欧阳修经世致用的独到儒学见解,为其诗歌创作起到了重要的充实作用。他以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双重身份进行创作,令诗歌表现出内容的扩展性,风格的议论性及以文为诗、平易流畅等完全不同于唐代诗歌的面貌,也为宋诗风格的逐步形成,创造出自由纵横之广阔天地。本文由中国论文联盟

苏轼对欧阳修评曰:“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这正可说明欧阳氏深刻精辟之儒学见解和独具特色的儒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学术史而言,文史哲本为一体,那么欧阳修的儒学思想与他的诗歌创作之间又有哪些关系呢?思考这个问题,更能深刻把握欧阳修诗歌创作逐渐深化和丰富的过程,以及对宋代诗风产生的深远诗学意义。

一、对“人”的关注与诗歌内容的扩展性

北宋建立伊始,急需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理论来巩固新生帝国,以加强集权统治。但这时的儒家思想随着隋唐时期佛、道的发展,已日渐式微,它的作用和影响也遭受了巨大冲击。这种思想上出现的混乱状况,令有识之士有所警觉。恢复儒家道统,复兴儒学,成为这些人首当其冲的任务。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中,欧阳修身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肩负起了对儒家思想价值重新认识和阐释的艰巨任务。在他看来,儒家之道不仅仅只是维护封建社会的一套具体制度和道德规则,它除了讲究礼乐刑政和道德仁义之外,还应该经世致用,关注现实、关注社会。他认为儒家之道决不是玄之又玄,无法追求的东西,它蕴藏于百姓日用之间,社会政事之中,包含了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戚戚相关。不难看出,欧阳修是一个儒学的实践家而非纯粹的书斋学者,在主张贴近现实生活与实践的基础上,他对儒学关注的落脚点,在以往对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宣教之外,更关注人,以人之常情为出发点,以人事为归宿。他不仅对凡人的人情有深刻的体察,也将圣人拉下神坛。在欧阳修看来,圣人也是人而非神:“圣人,人也,知人而已。”“圣人之言,在人情不远。”圣人之道蕴藏于百姓日用之间,正是:“教人树桑麻,蓄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所以人情是世人易知而近的日常生活和规律,也是人所共有的生活习性,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心理形态与认识方式。

哲学是存在之思,浓缩了人类理性思维的精华;而“文学是人学,文学艺术的每一个毛孔都透射着人性的光辉”文学作品的立足点就是对人的关注,对人性的发掘,诗歌也不例外。欧阳修以人情为关注对象的儒学思想,正是在这一点上与他的诗歌创作达到契合。如果说他的儒学思想是一种理性的对人类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观照,那么他的诗歌则在感性层面上抒发了对人和人生的真诚体验,显示出他对生活意义的重视。这首先表现在他对社会下层人民生活状况的关注上,比如《边户》,儒者情怀借助诗歌的表现力更深入人心。其次,表现在欧阳修擅长用诗歌来议论时政和社会问题,诗歌成为欧阳修政治主张和社会意识的独特体现。如《夜宿中书东阁》、《宝剑》、《班班林间鸠寄内》等都是对国事的强烈关注及激切批评。最后,表现在欧阳修喜欢书写日常生活的琐屑小事或奇异事物上。欧阳修不断在士人生活中发觉美的意味,在表达上则更富于情韵,宋调渊雅的精神特质也已初步显露。

欧阳修对于人情、人事、多层面、多角度的深沉体味,突破了生活的外在表象,深入到现实生命中,这种突破一旦转化为诗歌创作的动力,会对诗歌创作的各个环节产生影响,也会不期然地影响到诗歌创作的内容,扩大其表现范围,令它散发出面对社会现实巨细兼容的特质,为宋诗内容的不断丰富和宋诗疆域的不断推广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论议争煌煌”的精神体现

欧阳修认为真正的儒者应该“通乎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乱之原”“夫儒者所谓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达其理,而酌时之宜尔。”儒者对于经籍的正确态度是“不徒颂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独学于古,必能施于今”。而对于仅仅醉心于文字之间的儒生,欧阳修感叹曰:“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而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儒者要从书本中脱离出来,真正起到经世致用、匡救时弊的作用,就必须联系现实,在关心社会,关心政治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阐发议论,并积极实践。欧阳修从小就接受儒家传统思想价值观念的教育,注重砥砺自身的品行,培养刚正不阿的人品气节。并注重发扬儒家“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的仁义思想,时刻将自己个人的得失荣辱与国家、民族命运紧紧联系起来,以心系天下的广博情怀,为治理国家、改造社会而献身。他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如修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不堪任之力,徒以常有志于学也。今幸以文字试于有司,因自顾其身、时、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羞。”他认为自己非常幸运地占据了身、时、偶三个有利条件,就更要将这些条件充分利用,为国家人民,积极进取;关心百姓疾苦,担负起道义与责任。遇到不合理、不公正的方针政策与社会现象,理所当然不能沉默自保,要敢于议论朝政,批评时局。欧阳修这种立足现实、勇于批判的儒学观照成为一种特定的价值理念,构成了他反观自身的最高标准。而当一种认识升华成一种价值观念,并深深根植于作者心中的时候,它必定也会影响其内在的审美需要。所谓“哲学的个性观则是艺术个性观形成的最重要的认识论根源”。那么以“关心百事”为既存的审美框架,在诗歌创作中敢于“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大胆地阐发议论,并在此基础之上倾注更多的审美感悟与生活体验,就会令诗歌摆脱空谈性理,无的放矢的倾向。欧阳修诗歌议论化的风格通过这种思想的充实与强化,也渐渐成熟起来,新的诗歌标准也随之建立。再者,欧阳修善于对儒家经典进行深刻思索与学习,如他治《春秋》,不仅是去探索《春秋》的本义,更对《春秋》之笔法心领神会,《春秋论》云:“《春秋》之法,使为恶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谓是非之公也。”他研究《诗经》也有感触,“《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善之,恶者刺之,以发其愉扬怨愤于口,道其哀乐于心,此诗人之意也。”这种出于公心,物无遁形,以寓褒贬之手法与“美者善之,恶者刺之”的原则融合于诗歌创作之中,对形成欧阳修诗歌的议论特征具备潜移默化的影响。“平生事笔砚,自可娱文章。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不仅是其精神的体现,更是欧阳修一生诗歌创作的自我写照。

对欧阳修来说,当务之急是复兴儒学传统,重建儒家礼乐制度的绝对权威。那么自己的儒学观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被人理解与接受,就取决于这种思想的现实影响力,要扩大它的现实影响力,就必须对它进行广泛传播。传播思想的途径除文章之外,同样能起到昭示真理作用的诗歌无疑成为最佳选择。借用诗歌弘扬儒家之道,自晚唐逐渐流行起来的律诗,因体制短小的缘故,自然远不能够适应他的这种创作欲望与要求,只好借助能酣畅淋漓、综合表达的古体。元好问云:“百年才觉古风回,元祐诸人次第来,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废欧梅?”对欧阳修大量创作古体诗也有肯定的评价。以大容量的诗歌来表现社会生活,宣扬客观、冷静的儒家教义,兼用大量议论,这与散文的功用及表现手法渐趋相似,欧阳修又是散文大家,诗歌和散文也正是在此基础上,相互渗透影响,彼此启发。欧阳修诗歌以文为诗的特征,便“巧得来不觉”的自成法度了。李调元以为:“欧阳文忠诗,则全是有韵古文,当与古文合看可也。”至此欧阳修完成了对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特征的初步建构,为宋诗创辟一代面目作出重大贡献,不仅奠定了其上承中唐、下开两宋的诗坛地位,还为具有绵长生命力的儒学思想在渗入宋代诗史主流时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简要与平易的构成

欧阳修的儒学思想以经世致用为核心,无论是在政治、学术还是在立身处事上,他都强调要注重现实的社会实践,关注百事生活。从这种实用角度出发,“平易”、“简要”的思想就成为除旧布新不可或缺的一环。欧阳修认为所传之道应该“易知而可法”,所说之言应该“易明而可行”。他深信只有简易、平易之道才能根植现实,远离天命,更迅速为百姓大众所接受,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欧阳修范文篇5

［关键词］欧阳修；治学品格；学人素质

在我国文化学术史上，北宋欧阳修是一位光耀当代文坛、泽及后人的巨匠大师。他不仅是中国名垂千古的文学家、史学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影响还远及邻国外域。早在14世纪，日本、朝鲜就开始翻译、学习他的文章，到了19世纪后期，其诗文中的名篇先后被译成英、德、法等国文字，在世界文坛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欧阳修卓而不群的文化学术建树是与他终生养成的治学品格息息相关的。今天，我们研究和学习他的优良治学品格，不仅对提升学人素质、净化文化学术环境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促进学术交流亦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文试对欧阳修的治学品格略谈一二。

一、积学固本，夯实成才立业的基础

欧阳修一生服膺儒道，始终把先秦元典时期的儒家学说视为安身立命、实现生命价值的航标。时人推许他“尊崇元圣”，“识远才长，文高行洁。笃于信道，不读非圣之书”［1］，他的治学态度、治学品格就是仰此滋育而成的。那么，他是如何构建深厚坚实的学业根基的呢？欧阳修有过很多的言说，这里主要提及两点。

第一，树立明确的进德修业的方向，不为世俗名利所左右。欧阳修认为，要使文道远播千古，必须从脚下的修道、传道开始，修圣人之身，做圣人之事，即立德、立志，再做人、做官，只有这样，才能熔铸不朽的文章，也就是说，完美地做人做事是为文立言的根本。他认为，做学问的大忌是赶时髦、追时尚、沽名钓誉。他说，自三代、秦、汉以来，著书立说之士不可胜数，“而散亡磨灭，百不一二存焉”。欧阳修称他们“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2］。所以，文章只有附丽于高尚的情操之上，才能传之后世。他还强调，做学问虽然不同于做官，但也要有气节，进不为喜，退不为惧，不畏权势所动，不为世俗名利所惑。正因他坚持传播圣人之道，倡导健康向上的文风，从而使孔、孟以来儒家所建立的人文传统得以发扬光大。

第二，刻苦读书、孜孜不倦，功到自然成。当今学术大家季羡林说：“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宝库。后一代的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发扬前人的智慧。”［3］说起读书，欧阳修谈及三点，其一是遍览极富价值的儒家经典之作，并以其精髓充实头脑，提升做人的素质。他强调，对具有核心价值的经典之作要细细咀嚼消化，使其转化为读者自身的东西，只有这样，才会产生为文做事的实际功效。其二是持之以恒。在他看来，读书自学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跋涉过程，要屏弃虚浮与焦躁。他曾作了一首《读书》诗，篇内形象地描述了治学的情状：“正经首唐虞，伪说起秦汉。篇章与句读，解诂及笺传。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断。初如两军交，乘胜方酣战。当其旗鼓催，不觉人马汗。至哉天下乐，终日在几案。”［4］在他看来，读书是寂寞的，又是快乐的。思索的触角总是在篇章与句读间徘徊，在解诂与笺传中漫游，治学者沉浸其间，如游高山大川，美景无限。看到各种学术观点交叉碰撞，如两军较量、是非相攻，勇断取舍，乘胜追击，那种美妙的感觉真是“至哉天下乐”。经历了这样的求索，自然能如愿以偿，不断收取每个阶段的成果。其三是积极切磋交流，博采众长，不断提高治学效用。古代《学记》向学子敲过“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5］的警钟。欧阳修记取前人的治学经验，认为置身于广博无际的学海中，要获取真知灼见，就必须与他人多交流。否则，就会堵塞了吸纳他人智慧的门径，封闭自我，使自己变得狭隘浅薄、鼠目寸光。他在治学实践中体会到，越是书籍中的精品就越具有创造个性，作为学者必须兼收并蓄，熔为一炉，取精用宏才能争得独立的学术地位。要取精用宏就必须博采众长，谦虚恭谨、不耻下问。欧阳修在撰写《新五代史》时，便向“通于星历”的刘曦叟请教过对《钦天历经》的看法。欧阳修偶然机会接触到僧人契嵩的文章，不因他攘佛的思想而鄙薄之，竟与韩琦造访，“与语终日，遂大喜”［6］。欧阳修这种与人为善、律己乐群的品格正是他实现博取于人的保障，他由此而成为士林中的样板。

二、勇于创新，永葆治学的生命力

古往今来，随着社会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人们充分认识到，创新是一切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亦是成就大师巨匠的不竭源泉。北宋时期的欧阳修之所以成为光耀千古的文学巨匠、史学大师和学界泰斗，就是因为他的一生充满创新精神。他以卓越的才华、非凡的胆识、科学的方法，疑古辨伪，自鸣新见，探赜元典真貌，引发新的活力，从而使他成为北宋时代政治和学术创新的一方重镇。我们这里仅探讨他的学术创新方面。

作为一代宗师，欧阳修学术创新思想特征有四：敢疑、善辨、求真、重立。

欧阳修是一位奋发有为、自强不息、渴望建功立业的儒者，而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宋王朝危机四伏的时期。宋朝初年，统治者崇尚无为政治，当时的知识分子，论治则守旧章，论人则循资格，观人则主禄命。欧阳修清醒地看到了这种状况给国家带来的危害，他说：“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偷堕宽驰，习成风俗，不以为非，至于百职不修，纪纲废坏。时方无事，固未觉其害也。一旦黠寇犯边，兵出无功，而财用空虚，公私困弊，盗贼并起，天下骚然。”［7］这里他特别强调边疆少数民族的崛起对宋朝统治者的威胁，正如他所述，大宋王朝再也不能这样混下去了，唯一的出路就是革故创新。要革故创新就要有理论依据，封建王朝哪里会给改革家名正言顺的创新理论呢？为此，欧阳修举起了疑古辨伪的旗帜。在那个年代，诚如陆游所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8］而欧阳修敢于藐视权威，不惟书、不惟上，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系辞》、《周礼》及《孟子》、《书》、《诗》中的传、注。欧阳修自称是孔子以后两千年来敢于疑古的第一人，他鄙视那些抱残守缺的陋儒、庸儒、曲儒，称他们只知守经以笃信，孰不知他们所顶礼膜拜的圣典，有很大一部分是汉儒之后颠倒是非的无根不实之说，是伪说之乱经也。欧阳修在易学上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十翼》非孔子所作，这些言论成为当时疑古辨伪思潮中引人注目的卓见。对《河图》、《洛书》的真伪他也提出质疑，认为是曲儒们编造出来的。他曾经说过，再有两千年，后人会赞同他的观点，而求真、求实的学风不难问世。除了经学之外，他还对传统的历史观、文坛弊端也大加鞑伐，体现了他对历史与现实多个领域清醒的认识和冷静的思考。

难能可贵的是，欧阳修的敢疑，不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而是以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良心、超人的学术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来“辨疑”。欧阳修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学者，他以踏实的学术功底，象一个探矿者，在浩如烟海的经史典籍中跋涉。辨是非，评得失，孰留孰舍，一一辨剖。他以创造性的劳动，成为北宋中期疑古辨伪思潮中无人可敌的伟大旗手，并开一代学术新风。

欧阳修的学术创新还在于他的求真和重立。他力排旧说，对传统的经籍和后儒的传注提出质疑，目的就是重新恢复古代经籍的本来面目，在原点上解读经典，此即求真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他下大力气构建学术体系，匡正学术框架，借以形成新的学术范式，丰富中国文化的学术内容，这就是重立。例如，他以审慎的眼光阐述易学，从《周易》论述自然和社会的变化中，得出了“理”的认识。他说：“物无不变，变无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9］又说：“夫天非不好善，其不胜于人力者，其势之然与？此所谓天人之理，在于《周易》否泰消长之卦。”［10］从天理他又论到人理，正是这些建树，使他成为理学的开渠引水人。在史学方面，欧阳修提出，纲常的变化，是历史兴衰治乱的基本原因，纲常伦理是维系社会安定的根本。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强调统治者要施德政。他说：“自古帝王命之君，非有德不王。”［11］王命受于天，没有德，也不能长治久安。要施德政就要爱民，欧阳修是个不容怀疑的改革家，王安石又是他积极推荐的后辈才俊。但当他看到王安石的改革有损害老百姓利益的地方，他就没有站在王安石一边，这不是什么保守，而是心系百姓。此外，对于大一统、春秋笔法，他也有独到的见解。他主编的《新唐书》和独自撰写的《新五代史》讲求义例，创制新体，对于丰富发展我国封建正史的体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欧阳修的学术研究，坚持求真的原则，致力探求经典本义，他最反对汉唐注疏的穿凿附会。在文学方面，欧阳修也表现出强烈的创新精神。他力矫“西昆”和“太学体”之弊，是宋代诗新的领军人物。他以自己群峰万壑般的文学作品，使宋代的文化艺术视屏更加雄伟壮观。

真正的学术研究是需要一种境界的。欧阳修正是在清雅醇正的境界中，找到了开拓创新的快乐。他的学术追求，极少直接的功利目标。他不畏权威，风节凛然，从革新士风入手，进而革新学术风气，其胸襟和胆识为世人所称道。作为文坛领袖，在他的前后集合了一个新型的士大夫群体，他们旨趣相投，互相砥砺，高标儒家名教，倡导士林君子之说，为当时朝廷人伦道德建设树立风范，进而完成宋代学术创新的历史使命。

三、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为社会现实服务

知行合一、学以致用是读书学习的最高层次和宗旨，先秦元典时期的儒家对此早有见地。荀子依据学用统一的原则，在《劝学》中把“入乎耳，出乎口”等于自己行动不挂钩的学习态度，称为“小人之学”，相反，知行合一则是“君子之学”。欧阳修继承儒家治学传统，把为社会现实服务作为读书治学的价值取向。他曾经说过，文学才艺重在完善自身素质，而政事才能则是将所学服务于社会的本领。欧阳修为社稷天下读书治学的思想十分明确，而且在士林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其特别值得称道的有两点。

其一，冒难而进的实践勇气和坚韧执着的作风。欧阳修接受荀子天人观的理论，面对真宗朝伪造“天书”、假托“符瑞”，狂热煽扬谶纬迷信的社会背景，以及理学派程颐的“天人无二”之说在学人中颇得认同的情况下，他无所畏惧，在《新五代史·司天考第二》里，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自尧舜三代以来，莫不称天以举事，孔子删诗书不去也，盖圣不绝天于人，亦不以天参人。绝天于人则天道废，以天参人则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12］他用这种进步的天人观，在《新五代史·前蜀世家》中，愤怒揭露了王建父子腐败政权以祥瑞欺世愚民的丑恶伎俩。欧阳修自身的行动更有力地戳穿了祥瑞灾异等歪理邪说的荒谬，如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他写的《答朱寀捕蝗诗》中说：“吾尝捕蝗见其事，较以厉害曾深思，官钱二十买一牛，示以明信民争驰。敛微成众在人力，顷刻露积如京坻。乃知孽虫虽甚众，嫉恶苟锐无难为。”［13］诗中自述其动员组织捕蝗的经历和体会，彰显了人力民气在抗灾斗争中的作用，抒发了破迷信、战天孽的乐观情绪。

欧阳修治学品格所展现的知行合一特征，不只在改造自然界的生产活动中有，在社会政务工作中亦到处可见。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他被任命为权知礼部贡举，他利用终身难逢的主考机会，果敢实施评价文品、人才的新标准，毅然矫革科举之弊，对奇涩险怪的“太学体”一概黜落不取。结果捅了马蜂窝，榜出后，士子惊怒骂街，甚至拦住他上朝的轿子，当面围攻羞辱他，或暗中炮制祭文投入其家，痛加诅咒。欧阳修顶住巨大压力，岿然不动，致使许多颇有作为和建树的学子得以提拔。为肇基文坛新貌、铸就平易自然的宋代文风，开启了不可或缺的机运。可以说，欧阳修言行统一、躬行实践的学者风范，委实是强国、兴国宝贵的人文财富。今天想见其人，仍叫我们肃然起敬。

其二，革弊求强的爱国热忱是其治学品格的底色。作为北宋中期的封建士子，时代向他们提出的历史使命是，疗救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痼疾，富国强兵，扭转天下百弊丛生的局面。欧阳修不愧是中国古代的仁人志士，他敢于面对现实，把自己心系天下兴亡的责任心融入到读书治学的全过程，以致使他留给世人的文章著作，熠熠闪烁着人文精神的光芒。例如，他运用自己阐发的天人观，不避权势，剖析社会矛盾，抨击当权者宰割农民百姓的罪恶。他研讨《易》学，挖掘古籍精蕴，也体现出他为国家革弊致强寻求理论武器的拳拳爱国之心。他面对宋朝兵弱财困、民病政蠹的状况，作诗痛斥统治者苟且偷安，不思进取，诗中说：“天下久无事，人情贵因循。”［14］出于这种正大光明的内心世界，欧阳修不论立朝论奏，还是人际交往互倾情愫，均能胸怀坦荡，直言不讳，刚直不阿。欧阳修的学术追求使我们感受到，当治学品格升华到一种道德超越的境地时，人品、学品和文品所铸就的形象，是多么地高大、洁美与神圣。

联想今日学风的种种怪象，我们倍加敬重欧阳修可贵的治学品格，这是一笔永恒的精神财富，传承下来发扬光大，不断转化成建设先进文化与社会文明的滋养，当代人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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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五十九)[Z].上海：中华书局,1974.

欧阳修范文篇6

一、鼓子词在宋代的发展

“鼓子词特点是以同一词调反复演唱，主要以鼓伴奏。”①从形式看鼓子词和变文相类似，韵散构成，或说唱相间，或只唱不说，篇幅较为短小，每组词大约有十章左右的歌唱，可能增益一二章。鼓子词流行于宋代的民间，后来引起了文人士大夫的兴趣。鼓子词和社会联系比较密切，以社会习俗、时令节序、风景事物为主要题材。从现存的宋代鼓子词看，最早见于欧阳修的创作，包括其《采桑子》十首、《渔家傲》十二首。之后的张抡、侯置、姚述尧均有作品留世。赵德麟的《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是宋代鼓子词的代表作。从音乐角度来看，鼓子词包括多样广泛的表演形态和体制在内。词的连章数、乐器使用、表演体制等皆由创作者，即演唱者选择。由于宋代的经济繁荣、市民阶层的发展、国家重视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娱乐场所开始普及，文人们的活动也由单纯的家庭聚会和朝廷组织等正式的活动，转向市井的瓦舍勾栏，娱乐性明显增加，因此鼓子词就成了文人娱乐化很好的代言。欧阳修等政治文人也受其影响加入了其中，使得鼓子词不仅具有了文人的气息，又带有了世俗的氛围。

二、欧阳修的鼓子词的创作

从词的音乐性和形式看，欧阳修的《采桑子》十首、《渔家傲》十二首，可以被归纳到鼓子词中。并且分属于两种形式特点的鼓子词。《采桑子》前的“西湖念语”是有致语型的鼓子词，《渔家傲》则是没有致语的一种。可以从文学特色和音乐特色两方面的结合来看着这些组词的创作特色。首先，《采桑子》十三首是欧阳修晚年退居颍州时作。其中前十首在形式上都有“西湖好”并且内容上都以歌颂西湖的美丽景色为主。后三首则是主要写人生感悟，与前十首在形式上不是完全呼应，并且没有鼓子词的典型特征，不属于联章体，因为在此暂不划分到鼓子词中。从音乐的角度看，《采桑子》采用了联章体的写法，十首用同一形式，运用一个词调。把词的用韵和民间艺术的联章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使人读之有一种音乐感和美感。鼓子词与传统文人词最主要的区别是其可歌性，在宋代由于娱乐设施的完善，说唱艺术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一直忙于诗歌创作的文人们也深受这一社会环境的影响。《采桑子》在创作的时候就符合这一可歌性的要求。其次，在欧阳修的鼓子词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的《渔家傲》。关于《渔家傲》作为联章体出现是在宋代民间，是作为一种叙述风土民情的新腔。分别以正月、二月等为开头，写春耕、端阳、七夕、中秋和冬至等民俗节庆活动。《渔家傲》在民间的优良传统基础上，以地方口语入词，语言上清新活泼、自然朴实。把民歌的创作形式应用到了词的创作中。民间的各种风俗被写到了词里，突破了文人词被称为词为艳科，小技的范围，把文人词的写作范围做了更大的拓展。

三、欧阳修鼓子词对宋代文人文学影响

欧阳修范文篇7

中国的散文，自周、秦以来，曾经放射过灿烂的光芒，出现过象左丘明、孟轲、庄周、贾谊、司马迁、刘向、班固等杰出的作家。但自两晋、南北朝一直到唐代中期，绮丽淫靡的骈俪文盛行，使文风受到重大的破坏。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唐代古文运动，可以说是一场重大的文艺改革。所谓古文运动，就是恢复古代的散文创作，以区别于当时的骈文。韩愈、柳宗元在这次运动中著有很大的功绩。

欧阳修在北宋中期所领导的新古文运动，可以说是唐代韩柳古文运动的继续。在宋初西昆体作者杨亿、刘大年等继续提倡晚唐、五代浮华轻靡文风的影响下，宋初文坛一度极端崇尚“穷妍极态”的文风，韩愈的文集早已束之高阁，连名字都很少有人提到。欧阳修和他的同志尹诛、梅尧臣、苏舜钦等人，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担负起文艺改革的重任。

欧阳修在《记旧本韩文后》一文中，记述他少年时从废书麓中得到韩愈的文集后，如何补缀校订，广为宣传，终于改革文风，达到“学者非韩不学”的盛况。欧阳修平生以韩愈的继承人自命，当时人也以此评价他。苏轼就说过：“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居士集序》）欧阳修学习韩愈，主要的成就不是在道统上继承“文以载道”的那一套，而是在散文的创作方面，将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统一起来，强调作品必须有作者个人的特色，艺术风格必须有独创性，反对因袭模仿。因此他虽然标榜学习韩愈，但能戛戛独造，自成一家，创造出一种与韩文不同的散文风格。总的说来，韩文以气势雄壮见长，欧文则以情韵优美见长。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有这样一段话：“欧公文学韩而颇不似韩，此公文之所以能于八家中自树一帜也。”这种看法是很中肯的。

韩愈领导唐代古文运动，提倡写作要“文从字顺”，但事实上他有一些作品如《曹成王碑》、《平淮西碑》等，有意识地摹仿尚书等古代经典著作，生吞活剥，读起来觉得诘屈聱牙。柳宗元有一些作品如《晋问》、《起废答》也还存在较浓厚的六朝骈俪气息。欧阳修的作品就不同，可以说是完全做到平易自然的地步。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说：“韩柳犹用奇重字，欧苏惟用平常轻虚字，而妙丽古雅，自不可及”。自唐代以来的文艺改革运动，在欧阳修的散文里，可以说是完成任务了。

欧阳修在散文写作方面的成就，是在学习司马迁、韩愈等前代作家创作的基础上，将议论、叙事、写景和抒情融合而成为情文并茂，无所不可的创作方法，充分发挥不受对偶声调束缚的散文写作的优越性。以作品的内容而言，欧阳修的散文善于叙事，善于写景，善于抒情，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就写作的技巧而言，欧阳修的散文善于用宕笔，善于用疏笔，善于吞吐夷犹，善于抑扬顿挫。读起来感到层次曲折，气势流畅，音节铿锵，情韵优美，具有很高的艺术性。苏轼说他的散文“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居士集序》）。十分概括地说明欧阳修在继承前代作家写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欧阳修的写作态度是极其认真严肃的。他自己说“予平生文章，多得之三上，谓马上、枕上、厕上也，惟此可以稍构思耳”（《归田录》）。可见他对于写作态度的认真，虽行路休息时也不肯放过。对于已经写好的作品，一感到不惬意，便立即改正。著名的《醉翁亭记》，开始写环滁山名，有好几百字，最后改定时，只剩下“环滁皆山也”五个字。到了晚年自定文集时，寒冬天气还工作到夜深，可见他写作态度的严肃。

欧阳修文集中的一部分墓志铭、诗文集序和园亭杂记最能代表他的散文风格，也是艺术性最突出的部分，以下试就这几方面略加论述。

（一）关于墓志一类的作品，在欧阳修的文集中，分量几乎占到一半以上。本来在韩愈柳宗元的作品中，有关墓志一类的文章，都占有很大的比重，替死人说好话，在当时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韩愈因此而受到谀墓之讥。在欧阳修所作的墓志中，谀墓之处当然也在所难免，但主要的是在作者为一些好友如石曼卿、苏子美、梅圣俞、江邻几、尹师鲁等人所作的墓志中，却创造出作者特有的情文并茂的风格，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北宋是一个积弱的王朝，从建国开始，就采取对内镇压对外屈辱的政策。到了中期，阶级矛盾已经发展到非常尖锐的程度，不但广大农民备受官僚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即是一般没落的中小地主阶级也受到当权派的压制，感到政治上没有出路。这个阶层中的一些人物，曾经希望在政治上有所改革，但结果都归于失败，因此往往宦途失意，潦倒终身。欧阳修本人也出身于没落的下层官僚家庭，早年宦途也备历坎坷。因此既与他们有深厚的友谊，又深切同情他们的遭遇，为他们所作的墓志中，大多是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作品。下面是《黄梦升墓志铭》中间的一部分：

予少家随州，梦升从其兄茂宗官于随。予为童子，立诸兄侧，见梦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饮酒谈笑，予虽幼，心已独奇梦升。后七年，予与梦升皆举进士于京师，梦升得丙科。初任兴国军永兴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复调江陵府公安主簿，时予谪夷陵令，遇之于江陵。梦升颜色憔悴，初不可识，久而握手嘘嚱饮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予益悲梦升志虽衰而少时意气尚在也。后二年，予徙乾德令，梦升复调南阳主簿，又遇之于邓。间尝问其平生所为文章几何，梦升慨然叹曰：“吾已讳之矣，穷达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于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饮之酒，复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读之博辩雄伟，意气奔放，若不可御。予又益悲梦升志虽困，而文章未衰也。

描写一个下层官僚知识分子的僚倒形象，真是栩栩欲生。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二）关于序跋一类的作品，最突出的是欧阳修所作的《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有很高的地位，为历来史学家和散文家一致公认。二十四史中素以《四史》为最善，以文章而言，《史记》豪宕、《汉书》整饬、《后汉书》简炼、《三国志》疏淡，各有特色。此外就要算《五代史》了。清人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对《五代史》的评价是：“不惟文笔洁净，直追史记，而以春秋笔法，寓褒贬于纪传之中，则虽史记亦不及也”。这种评论，虽然站在传统的史学家立场上，但《五代史》方笔洁净老练，的确是很突出的。尤其是那几篇序文如《伶官传序》、《宦者传奇》、《一行传序》，既是沉痛的史论，又是优美的散文。近千年来，早已脍炙人口，被公认为是《史记》以后最杰出的史论。下面是《伶官传序》的后半部分：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感慨淋漓、抑扬顿挫，兼而有之。无怪明人茅坤评为“千年绝调”。

欧阳修为一些好友所写的诗文集序，也摆脱前人创作的规律，创造出自己的风格。《释秘演诗集序》和《释惟俨文集序》通篇以作者好友石曼卿和这两个和尚的交谊为骨干，极力摹写石曼卿的怀才不遇和这两个和尚的不合时宜，至于诗文集序的主题，只轻轻一笔带过。通篇章法变化，笔势腾挪，波澜壮阔，可以说是两篇有代表性的作品。

（三）关于杂记一类的作品，唐宋以前，可以郦道元的《水经注》为代表，描写山水极其出色。柳宗元的山水杂记，在继承《水经注》的基础上，字锻句炼，穷态极妍，使读者加入深山空谷，有一种冷寂幽峭之感。欧阳修的园景杂记，则完全不同，可以说是兼有幽雅和富丽两种特点，使读者如身入景色秀美的园林，极赏心娱目的能事。《醉翁亭记》和《真州东园记》是欧阳修的两篇独创一格的杂记，他的儿子欧阳发说是前未有其体。《醉翁亭记》连用二十个也字，将醉翁亭的动态、静态、风景、人物全部包括在内，为历来读者所传诵。著名词人秦观评论说：“《醉翁亭记》用赋体”。《真州东园记》通过园主许子春之口，将东园的今昔兴废，作具体的对比，一座繁华富丽的园林，便跃然纸上。下面是文中的一段：

园之广百亩，而流水横其前，清池浸其右，高台起其北。台，吾望以拂云之亭；池，吾俯以澄虚之阁；水，吾泛以画舫之舟。敞其中以为清宴之堂；辟其后以为射宾之圃。芙渠芰荷之的历，幽兰白芷之芬芳，与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荫，此前日之苍烟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桷，水光日景，动摇而上下，其宽闲深靓，可以答远响而生清风，此前日之颓垣断堑而荒墟也。嘉时令节，州人士女，啸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风雨，鼪鼯鸟兽之嗥音也。

《丰乐亭记》也以善用宕笔著名，下面是其中的一段：

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间，欲求晖、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者，盖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者，何可胜数。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向之凭恃险阻，刬削消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商而水清，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

上面先说“故老皆无在者”，下面又说“而遗老尽矣”，似重复而实非重复，行文极腾挪跌宕之能事，这就是后来散文家所艳称的“六一风神”。（欧阳修别号“六一居士”）

此外，《岘山亭记》抚今思昔，神韵缥缈。《有美堂记》笔势夭矫层层深入，突出有美堂，均属杂记中的杰作。

清人姚鼐归纳前人散文风格为“阳刚”与“阴柔”两大类。所谓“阳刚”的文章，气势雄伟，是壮美。“阴柔”的文章，情韵幽雅，是优美。欧文可说是“阴柔”一类的代表作。同时的著名散文家曾巩和苏辙，风格也很相近，尤其是曾巩，受欧阳修的影响最深，文章雍容醇雅，因此后人并称为欧曾。

欧阳修范文篇8

1．交友需选择

《伊索寓言》中有一则《旅人与熊》的故事：两个好朋友走在一条路上，一只熊在他们的面前出现，一个人率先爬上一棵树躲了起来。另一个无路可逃，只好倒在地上屏住呼吸，假装死人，因为据说熊是不吃死尸的。那熊走近他，用鼻子嗅了一会儿便走了。熊走后，那个躲在树上的人跳下来，问那个装死的人，熊在他耳旁说了些什么。他回答说：“狗熊给了我简短的忠告：对于一个在危险时把你抛弃的朋友，决不可与他一同旅行。”

这个寓言告诉人们，交友须选择。我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早就将朋友分为益友和损友两种类型，鲁迅先生认为骗子与屠夫间有交朋友的。这些都是我们交友时应记取的。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择友标淮，但是，品德好应该是摆在第一位的。真正的好朋友应该在政治上互相促进，工作上互相支持，学习上互相帮助，生活上互相关心，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其次，还需考虑性格是否接近，爱好是否相投。据我国心理学家研究表明，当代大学生择友的标准是：是否志同道合，有没有共同理想，志向是否相同，以及对事物是不是有共同的看法。

2．朋友间乐交谈

经常促膝交谈，是深化感情的纽带。而朋友间的交谈，其形式和内容有别于其他关系，首先是措词不必那么严谨，其次，话题也不必仔细斟酌，就是服饰也可以比较随便。但是，如果由此而认为友人交谈不必讲究语言艺术，那就大错特错。口才对于维系和发展友谊是至关重要的。

（1）直率诚笃，肝胆相照。直率诚笃的交谈是朋友间真诚相待，关系融洽的表现。不能做到这一点，友情便会淡化。已故维也纳著名心理学爱阿尔弗列德·阿德勒在《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一书中写道：“谁不对自己的友人真诚，谁就会在生活中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最容易伤害别人。人类的一切败事曾出于此。”事实的确如此。设想一下，假若你有甲乙两位朋友。甲朋友与你谈话经常拐弯抹角，闪烁其词，而乙朋友说话却不加粉饰雕琢，而是心诚意委直抒胸臆。其结果必然是你与乙朋友的友情与日俱增。所以，当你不能满足朋友要求时，直截了当地向他说明原因，将能获得谅解；当你求助于友人时，开诚布公地提出来，友人会鼎力相助；当朋友言行出了毛病时，你不妨直抒己见，给予帮助……总之，直率诚笃是指朋友间交谈不隐瞒自己的想法，不讲客套话，不采用“外交辞令”，相互信任，肝胆相照。这样才能深化友谊。

应该指出的是，直率诚笃的谈话并不等于“赤膊上阵”，它同样应讲究语言的艺术，在语速、语调、体态语及表达方式等方面，都应力求适当，以利于对方接受。我们不妨看看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直言帮助友人宋祁的一段有趣的故事。宋祁写文章有个爱用别人看不懂的冷僻字的毛病，以此显示自己博学多才。欧阳修同他一起修《新唐书》时，很想找个机会指出他这一毛病。一次，欧阳修去探望宋祁，宋祁不在，他便在门上写上一句话：“宵寐匪贞，札闼洪休。”宋祁回家看后感到莫名其妙，只好去问欧阳修。欧阳修说：“你忘了，这八个字是‘夜梦不祥，题门大吉’啊！”宋祁埋怨欧阳修不该用冷僻字眼，欧阳修大笑道：“这就是您修唐书的手法呀！‘迅雷不及掩耳’，多明白的字句，您偏写成‘震雷无暇掩聪’，这样写出的史书谁能读懂呢？”听了欧阳修的话，宋祁深感惭愧，表示以后要改掉这个毛病。欧阳修以诚笃之心、直率之言给了宋祁帮助，增进了友谊。

（2）谈笑风生，亲密无间。老王和老张是一对好朋友，由于误会产生了隔阂，有一段时间没有交往了。有一天，老王跑到老张家，进门便说：“老张啊，我今天是来唱‘将相和’的。”老张感到很不好意思，忙接过话头说：“要唱‘将相和’也该我‘负荆请罪’啊！”两人在笑声中握手言欢。试想，老王与老张若不用这种说笑式交谈，要驱除各人心中的云雾，该说多少话呀！而且效果未必有这么好，所以说，说说笑笑，谈笑风生，是朋友间交谈的一大特色。友谊往往就在这亲密无间的说笑声中得到了升华。有时，相互间生了点小意见，开个玩笑，说句逗趣的话，比正儿八经说道理效果更佳。生活中，大概谁也没见过老是板着面孔说话的一对朋友吧！

欧阳修范文篇9

1、理解作者“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及其阐述这一观点的意图。

2、学习文章以“诗穷而后工”为主线组织素材的构思技巧。

3、品味文章叙议结合，在平易、简洁中见真情的语言特色。

教学重点：理解作者“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学习文章以“诗穷而后工”为主线组织素材的构思技巧

教学难点：品味文章叙议结合，在平易、简洁中见真情的语言特色。

教学要点：理解作者“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学习文章以“诗穷而后工”为主线组织素材的构思技巧;品味文章语言。

教学进程：

一、题解

梅尧臣，字圣俞，宣州宣城人。在宋初诗新运动中，是欧阳修志同道合的挚友。他的诗很著名，尤为欧阳修所欣赏，赞其“覃思精微”“深远闲淡”，其诗继承了真正的、纯正的诗歌传统，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南宋陆游曾称其为唐代李白、杜甫之后的第一位作者。

宋仁宗庆历六年，欧阳修为梅诗初次结集并写下了这篇序言的主体部分，第二年亲自为梅诗整理编纂成书，并续完此序。

二、自读指导

(一)、梳理文句，理清思路。

翻译重点句

1、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

2、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3、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4、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

讨论、理清思路

全篇以“诗穷而后工”为主线

一、提出“诗穷而后工”这一千古独创的命题。

二、分析梅圣俞其人其诗，写其“诗穷而后工”。

三、叙述收藏梅圣俞诗作并写此序的经过。

(二)、理解与探讨

1、文中哪一句最能表现出二人之间的深厚友谊?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字又是什么?

2、文章叙述梅圣俞的经历，是紧紧围绕哪一个字展开的，为什么要这样写?

3、举例分析本文的语言特色

三、鉴赏与评价

欧阳修范文篇10

“十二五”期间我县旅游经济稳健发展，每年旅游接待总人数、总收入保持10%-30%的增长幅度，2014年接待国内外旅游者183.5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18.9亿元。

（一）红色旅游景区建设有序推进。编制了《龙冈（君埠）总体规划暨控制性详规》；重建龙冈第一次反“围剿”陈列馆，并投入500多万元完善配套设施、重新布展。君埠万寿宫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旧址、黄竹岭红军前线指挥部旧址两个红色遗址正在抓紧制定陈展方案。争取省水利项目资金2200万元对孤江漂流河道进行整治；进一步挖掘畲族特色文化，完成了建设，精心打造龙凤广场、畲族风情一条街、石榴寨民俗文化新村。

在抓好景区建设的同时，积极跟踪争取国家红色旅游二期项目资金。龙冈第一次反围剿纪念碑和万功山战斗遗址两个项目已列入全国红色旅游景区二期建设计划，目前已完成项目可研报告，正在积极争取国家立项。

（二）乡村旅游、生态旅游异军突起。各乡镇发挥特色农业产业基地和为数众多的家庭农场的资源优势，做好农旅结合文章，重点打造罗铺乡村旅游点、辋川千亩杨梅采摘园、鹿冈灵华山白茶基地、农民画家村、藤田万亩葡萄园等一批产业特色明显、田园风光优美的乡村旅游点。2014年引进山东寿光客商投资1.2亿元，打造惠丰现代农业科技园，发展观光休闲农业，力争2015年创省AAAA级乡村旅游点。

（三）文化旅游景点建设正在破题。投入上千万元，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对省保文物单位——恩江古桥和欧阳修纪念馆、沙溪西阳宫进行全面维修。为深入挖掘名人文化，打响“欧阳修故里”品牌，聘请高水平专家队伍编制《沙溪西阳宫景区总体规划暨修建性详规》，景区定位“千年文宗故里，中华修德之园（欧公故里，修德之源）”，通过对欧阳修所代表的中华道德文化的挖掘，开发仕德文化体验园、文德滨水景观园、士德休闲园、师德教育园、孝德纪念园，打造独具特色的旅游业态和文化价值品牌。同时，对西阳宫景区重新进行陈列布展，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整体申报“国家文保单位”。沙溪河下古村成功申报“中国传统村落”。

（四）旅游基础设施逐步改善。县城至主要景点已通水泥（油）路，随着抚吉高速通车和昌宁高速的建设，我县对外交通和区位条件发生了质的提升和改变。同时，先后数百万元对龙冈和君埠景区内部交通进行升级改造，打通了龙冈至东固、龙冈至兴国、上固至宁等旅游公路。上固--君田、君埠大垇上--龙冈两条景区连线公路均已由省交通厅批复立项，并已完成内业设计。引进外商投资1.2亿元新建六一居国际大酒店（四星级标准），2015年1月正式营业。

（五）旅游商品日臻丰富。全县培育开发各类旅游商品近100个品种。旅游食品：如绿海茶油、老蜂农蜂蜜、藤田薯粉丝、畲乡灶门鱼、永叔公豆腐乳、灵华山有机白茶等；旅游纪念品：菊花水石、竹根雕、农民画等。XX农民画2010年受上海世博组委会邀请进馆参展并进行现场表演，博得中外游客好评。

（六）旅游宣传推陈出新。2010年12月举办了纪念第一次反“围剿”胜利80周年庆典活动。2015年4月举办了全省畲族旅游文化节；此外还举办了杨梅文化节、白茶文化节等活动，大力宣传推介XX旅游资源。为弘扬XX饮食文化，先后举办了“XX烹饪大赛”、“XX美食文化节”、“XX最受欢迎招牌菜”评选等活动。为弘扬欧公文化，编印了《XX欧阳修丛书》、《XX欧阳修文丛典藏》等书籍，制作了《庐陵欧阳修》、《三色龙冈》等电视宣传片，创作录制了《XX县歌》。

二、“十三五”旅游规划思路

（一）工作目标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旅游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动力，借势“欧阳修故里”品牌影响力，整合“绿、红、古、蓝”旅游资源，着力推进“龙（冈）上（固）君（埠）旅游产业统筹发展区域”建设，努力将XX打造成为XX东部文化旅游圈的重要节点、省内知名的文化旅游休闲区。力争“十三五”期间，全县创建2个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2个国家AAA级旅游景区、2个省4A级乡村旅游示范点、1家以上四星级酒店。

（二）具体工作措施

1.优化旅游空间布局、构建“一带、五区”旅游发展格局。

策应高速公路建设并结合我县旅游资源分布特点，着力构建“一带、五区”旅游发展格局。“一带”就是永龙公路旅游观光带，“三区”就是打造县城文化休闲旅游区、陶唐生态观光科考旅游区、沙溪文化寻根旅游区、龙冈红蓝绿三色旅游区、君埠温泉休闲度假旅游区。

2.创新旅游业态，加快景区建设。

一是主攻文化旅游。深入挖掘以欧阳修为代表的XX历史名人文化，保护、开发历史文化遗存,着力打造XX历史文化园、欧阳修文化主题公园、沙溪西阳宫等文化旅游精品项目，开发名人文化旅游产品。依托以反“第一次大围剿”为代表的红色文化和革命历史遗迹，加快龙冈“一反”纪念馆、红色主题公园、万功山主战场遗址、君埠万寿宫等景点建设，开发红色文化旅游产品。创意策划龙冈畲乡独具魅力的村寨、歌舞、服饰、美食、工艺、习俗等民族风情，规划建设畲乡风情园，开发蓝色风情旅游产品。

二是发展乡村旅游。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模式创新，培育乡村度假旅游、农业观光旅游、农庄体验旅游等产品体系，促进农旅结合。重点打造XX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辋川现代农业观光园、桥南农民画创作休闲农庄等一批产业特色明显、田园风光优美的乡村旅游点，争创2个以上省4A级乡村旅游点。

三是开发温泉度假旅游。包装项目，引进资金开发君埠温泉，建设温泉康体中心、温泉度假中心、特色水疗中心等设施，着力发展温泉疗养度假休闲产业。

3.加快旅游要素配套升级

加快过境XX的广昌--XX高速建设；争取XX--抚州--武夷山铁路尽快立项并启动建设，构建对外旅游大通道。推进县城至景区、景区与景区之间的公路改造提升，力争县城至主要景区全部通二级公路，景区与景区之间全部通三级以上公路。开通县城至各旅游景区运营专线；适应自助游、自驾游发展趋势，在交通干线、主要交通节点设置旅游交通标识牌。对全县主要公路沿线的房屋统一按庐陵风格进行立面改造，形成景观特色。新增1家四星级酒店、2家三星级酒店，鼓励发展特色客栈、连锁旅店、快捷酒店、汽车旅馆、农家旅馆。加强地方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风味餐馆建设，构建旅游信息咨询服务平台，打造县城特色小吃一条街和旅游购物一条街，提高旅游接待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