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治学品格探究论文

［摘要］欧阳修是光耀千古的文学巨匠、史学大师和百科全书式的学术泰斗。他不仅在众多领域给我们留下了宏富的学术成果，其积学固本、勇于创新和积极为现实服务的治学品格也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对净化当今的文化学术环境、提升学人素质具有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欧阳修；治学品格；学人素质

在我国文化学术史上，北宋欧阳修是一位光耀当代文坛、泽及后人的巨匠大师。他不仅是中国名垂千古的文学家、史学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影响还远及邻国外域。早在14世纪，日本、朝鲜就开始翻译、学习他的文章，到了19世纪后期，其诗文中的名篇先后被译成英、德、法等国文字，在世界文坛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欧阳修卓而不群的文化学术建树是与他终生养成的治学品格息息相关的。今天，我们研究和学习他的优良治学品格，不仅对提升学人素质、净化文化学术环境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促进学术交流亦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文试对欧阳修的治学品格略谈一二。

一、积学固本，夯实成才立业的基础

欧阳修一生服膺儒道，始终把先秦元典时期的儒家学说视为安身立命、实现生命价值的航标。时人推许他“尊崇元圣”，“识远才长，文高行洁。笃于信道，不读非圣之书”［1］，他的治学态度、治学品格就是仰此滋育而成的。那么，他是如何构建深厚坚实的学业根基的呢？欧阳修有过很多的言说，这里主要提及两点。

第一，树立明确的进德修业的方向，不为世俗名利所左右。欧阳修认为，要使文道远播千古，必须从脚下的修道、传道开始，修圣人之身，做圣人之事，即立德、立志，再做人、做官，只有这样，才能熔铸不朽的文章，也就是说，完美地做人做事是为文立言的根本。他认为，做学问的大忌是赶时髦、追时尚、沽名钓誉。他说，自三代、秦、汉以来，著书立说之士不可胜数，“而散亡磨灭，百不一二存焉”。欧阳修称他们“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2］。所以，文章只有附丽于高尚的情操之上，才能传之后世。他还强调，做学问虽然不同于做官，但也要有气节，进不为喜，退不为惧，不畏权势所动，不为世俗名利所惑。正因他坚持传播圣人之道，倡导健康向上的文风，从而使孔、孟以来儒家所建立的人文传统得以发扬光大。

第二，刻苦读书、孜孜不倦，功到自然成。当今学术大家季羡林说：“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宝库。后一代的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发扬前人的智慧。”［3］说起读书，欧阳修谈及三点，其一是遍览极富价值的儒家经典之作，并以其精髓充实头脑，提升做人的素质。他强调，对具有核心价值的经典之作要细细咀嚼消化，使其转化为读者自身的东西，只有这样，才会产生为文做事的实际功效。其二是持之以恒。在他看来，读书自学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跋涉过程，要屏弃虚浮与焦躁。他曾作了一首《读书》诗，篇内形象地描述了治学的情状：“正经首唐虞，伪说起秦汉。篇章与句读，解诂及笺传。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断。初如两军交，乘胜方酣战。当其旗鼓催，不觉人马汗。至哉天下乐，终日在几案。”［4］在他看来，读书是寂寞的，又是快乐的。思索的触角总是在篇章与句读间徘徊，在解诂与笺传中漫游，治学者沉浸其间，如游高山大川，美景无限。看到各种学术观点交叉碰撞，如两军较量、是非相攻，勇断取舍，乘胜追击，那种美妙的感觉真是“至哉天下乐”。经历了这样的求索，自然能如愿以偿，不断收取每个阶段的成果。其三是积极切磋交流，博采众长，不断提高治学效用。古代《学记》向学子敲过“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5］的警钟。欧阳修记取前人的治学经验，认为置身于广博无际的学海中，要获取真知灼见，就必须与他人多交流。否则，就会堵塞了吸纳他人智慧的门径，封闭自我，使自己变得狭隘浅薄、鼠目寸光。他在治学实践中体会到，越是书籍中的精品就越具有创造个性，作为学者必须兼收并蓄，熔为一炉，取精用宏才能争得独立的学术地位。要取精用宏就必须博采众长，谦虚恭谨、不耻下问。欧阳修在撰写《新五代史》时，便向“通于星历”的刘曦叟请教过对《钦天历经》的看法。欧阳修偶然机会接触到僧人契嵩的文章，不因他攘佛的思想而鄙薄之，竟与韩琦造访，“与语终日，遂大喜”［6］。欧阳修这种与人为善、律己乐群的品格正是他实现博取于人的保障，他由此而成为士林中的样板。

二、勇于创新，永葆治学的生命力

古往今来，随着社会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人们充分认识到，创新是一切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亦是成就大师巨匠的不竭源泉。北宋时期的欧阳修之所以成为光耀千古的文学巨匠、史学大师和学界泰斗，就是因为他的一生充满创新精神。他以卓越的才华、非凡的胆识、科学的方法，疑古辨伪，自鸣新见，探赜元典真貌，引发新的活力，从而使他成为北宋时代政治和学术创新的一方重镇。我们这里仅探讨他的学术创新方面。

作为一代宗师，欧阳修学术创新思想特征有四：敢疑、善辨、求真、重立。

欧阳修是一位奋发有为、自强不息、渴望建功立业的儒者，而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宋王朝危机四伏的时期。宋朝初年，统治者崇尚无为政治，当时的知识分子，论治则守旧章，论人则循资格，观人则主禄命。欧阳修清醒地看到了这种状况给国家带来的危害，他说：“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偷堕宽驰，习成风俗，不以为非，至于百职不修，纪纲废坏。时方无事，固未觉其害也。一旦黠寇犯边，兵出无功，而财用空虚，公私困弊，盗贼并起，天下骚然。”［7］这里他特别强调边疆少数民族的崛起对宋朝统治者的威胁，正如他所述，大宋王朝再也不能这样混下去了，唯一的出路就是革故创新。要革故创新就要有理论依据，封建王朝哪里会给改革家名正言顺的创新理论呢？为此，欧阳修举起了疑古辨伪的旗帜。在那个年代，诚如陆游所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8］而欧阳修敢于藐视权威，不惟书、不惟上，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系辞》、《周礼》及《孟子》、《书》、《诗》中的传、注。欧阳修自称是孔子以后两千年来敢于疑古的第一人，他鄙视那些抱残守缺的陋儒、庸儒、曲儒，称他们只知守经以笃信，孰不知他们所顶礼膜拜的圣典，有很大一部分是汉儒之后颠倒是非的无根不实之说，是伪说之乱经也。欧阳修在易学上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十翼》非孔子所作，这些言论成为当时疑古辨伪思潮中引人注目的卓见。对《河图》、《洛书》的真伪他也提出质疑，认为是曲儒们编造出来的。他曾经说过，再有两千年，后人会赞同他的观点，而求真、求实的学风不难问世。除了经学之外，他还对传统的历史观、文坛弊端也大加鞑伐，体现了他对历史与现实多个领域清醒的认识和冷静的思考。

难能可贵的是，欧阳修的敢疑，不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而是以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良心、超人的学术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来“辨疑”。欧阳修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学者，他以踏实的学术功底，象一个探矿者，在浩如烟海的经史典籍中跋涉。辨是非，评得失，孰留孰舍，一一辨剖。他以创造性的劳动，成为北宋中期疑古辨伪思潮中无人可敌的伟大旗手，并开一代学术新风。

欧阳修的学术创新还在于他的求真和重立。他力排旧说，对传统的经籍和后儒的传注提出质疑，目的就是重新恢复古代经籍的本来面目，在原点上解读经典，此即求真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他下大力气构建学术体系，匡正学术框架，借以形成新的学术范式，丰富中国文化的学术内容，这就是重立。例如，他以审慎的眼光阐述易学，从《周易》论述自然和社会的变化中，得出了“理”的认识。他说：“物无不变，变无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9］又说：“夫天非不好善，其不胜于人力者，其势之然与？此所谓天人之理，在于《周易》否泰消长之卦。”［10］从天理他又论到人理，正是这些建树，使他成为理学的开渠引水人。在史学方面，欧阳修提出，纲常的变化，是历史兴衰治乱的基本原因，纲常伦理是维系社会安定的根本。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强调统治者要施德政。他说：“自古帝王命之君，非有德不王。”［11］王命受于天，没有德，也不能长治久安。要施德政就要爱民，欧阳修是个不容怀疑的改革家，王安石又是他积极推荐的后辈才俊。但当他看到王安石的改革有损害老百姓利益的地方，他就没有站在王安石一边，这不是什么保守，而是心系百姓。此外，对于大一统、春秋笔法，他也有独到的见解。他主编的《新唐书》和独自撰写的《新五代史》讲求义例，创制新体，对于丰富发展我国封建正史的体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欧阳修的学术研究，坚持求真的原则，致力探求经典本义，他最反对汉唐注疏的穿凿附会。在文学方面，欧阳修也表现出强烈的创新精神。他力矫“西昆”和“太学体”之弊，是宋代诗新的领军人物。他以自己群峰万壑般的文学作品，使宋代的文化艺术视屏更加雄伟壮观。

真正的学术研究是需要一种境界的。欧阳修正是在清雅醇正的境界中，找到了开拓创新的快乐。他的学术追求，极少直接的功利目标。他不畏权威，风节凛然，从革新士风入手，进而革新学术风气，其胸襟和胆识为世人所称道。作为文坛领袖，在他的前后集合了一个新型的士大夫群体，他们旨趣相投，互相砥砺，高标儒家名教，倡导士林君子之说，为当时朝廷人伦道德建设树立风范，进而完成宋代学术创新的历史使命。

三、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为社会现实服务

知行合一、学以致用是读书学习的最高层次和宗旨，先秦元典时期的儒家对此早有见地。荀子依据学用统一的原则，在《劝学》中把“入乎耳，出乎口”等于自己行动不挂钩的学习态度，称为“小人之学”，相反，知行合一则是“君子之学”。欧阳修继承儒家治学传统，把为社会现实服务作为读书治学的价值取向。他曾经说过，文学才艺重在完善自身素质，而政事才能则是将所学服务于社会的本领。欧阳修为社稷天下读书治学的思想十分明确，而且在士林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其特别值得称道的有两点。

其一，冒难而进的实践勇气和坚韧执着的作风。欧阳修接受荀子天人观的理论，面对真宗朝伪造“天书”、假托“符瑞”，狂热煽扬谶纬迷信的社会背景，以及理学派程颐的“天人无二”之说在学人中颇得认同的情况下，他无所畏惧，在《新五代史·司天考第二》里，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自尧舜三代以来，莫不称天以举事，孔子删诗书不去也，盖圣不绝天于人，亦不以天参人。绝天于人则天道废，以天参人则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12］他用这种进步的天人观，在《新五代史·前蜀世家》中，愤怒揭露了王建父子腐败政权以祥瑞欺世愚民的丑恶伎俩。欧阳修自身的行动更有力地戳穿了祥瑞灾异等歪理邪说的荒谬，如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他写的《答朱寀捕蝗诗》中说：“吾尝捕蝗见其事，较以厉害曾深思，官钱二十买一牛，示以明信民争驰。敛微成众在人力，顷刻露积如京坻。乃知孽虫虽甚众，嫉恶苟锐无难为。”［13］诗中自述其动员组织捕蝗的经历和体会，彰显了人力民气在抗灾斗争中的作用，抒发了破迷信、战天孽的乐观情绪。

欧阳修治学品格所展现的知行合一特征，不只在改造自然界的生产活动中有，在社会政务工作中亦到处可见。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他被任命为权知礼部贡举，他利用终身难逢的主考机会，果敢实施评价文品、人才的新标准，毅然矫革科举之弊，对奇涩险怪的“太学体”一概黜落不取。结果捅了马蜂窝，榜出后，士子惊怒骂街，甚至拦住他上朝的轿子，当面围攻羞辱他，或暗中炮制祭文投入其家，痛加诅咒。欧阳修顶住巨大压力，岿然不动，致使许多颇有作为和建树的学子得以提拔。为肇基文坛新貌、铸就平易自然的宋代文风，开启了不可或缺的机运。可以说，欧阳修言行统一、躬行实践的学者风范，委实是强国、兴国宝贵的人文财富。今天想见其人，仍叫我们肃然起敬。

其二，革弊求强的爱国热忱是其治学品格的底色。作为北宋中期的封建士子，时代向他们提出的历史使命是，疗救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痼疾，富国强兵，扭转天下百弊丛生的局面。欧阳修不愧是中国古代的仁人志士，他敢于面对现实，把自己心系天下兴亡的责任心融入到读书治学的全过程，以致使他留给世人的文章著作，熠熠闪烁着人文精神的光芒。例如，他运用自己阐发的天人观，不避权势，剖析社会矛盾，抨击当权者宰割农民百姓的罪恶。他研讨《易》学，挖掘古籍精蕴，也体现出他为国家革弊致强寻求理论武器的拳拳爱国之心。他面对宋朝兵弱财困、民病政蠹的状况，作诗痛斥统治者苟且偷安，不思进取，诗中说：“天下久无事，人情贵因循。”［14］出于这种正大光明的内心世界，欧阳修不论立朝论奏，还是人际交往互倾情愫，均能胸怀坦荡，直言不讳，刚直不阿。欧阳修的学术追求使我们感受到，当治学品格升华到一种道德超越的境地时，人品、学品和文品所铸就的形象，是多么地高大、洁美与神圣。

联想今日学风的种种怪象，我们倍加敬重欧阳修可贵的治学品格，这是一笔永恒的精神财富，传承下来发扬光大，不断转化成建设先进文化与社会文明的滋养，当代人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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