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书法十篇

黄庭坚书法篇1

黄庭坚自小聪慧过人，一生命运多舛，仕途坎坷，与坡极为相似，热衷佛老，也不逊于苏。

黄庭坚的行书，如《松风阁诗帖》、《苏轼黄州寒食诗跋》等，用笔如冯班《钝吟杂录》所讲：“笔从画中起，回笔至左顿腕，实画至右住处，却又跳转，正如阵云之遇风，往而却回也。”他的起笔处欲右先左，由画中藏锋逆入至左顿笔，然后平出，无平不陂，下笔着意变化，收笔处回锋藏颖，以“画竹法作书”给人以沉着痛快的感觉。其结体从颜鲁公《八关斋会报得记》来，中宫收紧，由中心向外作辐射状，纵伸横逸，如荡桨，如撑舟，气魄宏大，气宇轩昂，其个性特点十分显著。

至于他的草书，黄庭坚《山谷自论》云：“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赵孟说：“黄太史书，得张长史圆劲飞动之意。”

《花气熏人帖》：草书。此帖用笔刚强挺健，墨色有浓润枯涩的变化，极得天然之妙。

《李白忆旧游诗卷》：草书，为黄庭坚代表作。此时黄庭坚的草书艺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黄州寒食诗卷跋》：是黄庭坚在苏轼《黄州寒食诗帖》后写的一段跋语，此跋历来为人们所珍视，与原帖合称“双璧”。跋文用笔锋利爽截而富有弹性。其字写得藏锋护尾，纵横奇崛，其长笔画波势比较明显。由于黄庭坚善于把握字的松紧，因此形成了中宫收缩而四周放射的特殊形式感，人们也称其为辐射式书体。在布局上，《跋文》常从欹侧中求平衡，于倾斜中见稳定。从局部看，一行字忽左忽右，但从整体看，呼应对比，浑成一体。

黄庭坚书法篇2

黄庭坚《论书法》文言文翻译如下：

我的弟弟幼安喜欢写草书，拿着笔到别人家里的墙壁上乱写乱画，把人家的墙壁差不多都写满了，因此大家都称他为“草圣”。他很想让自己的名声传遍江西，所以来向我请教写毛笔字的诀窍，但我平常写字本来是没有什么诀窍的。然而世间的万事虽然纷繁错杂，如同蚊子聚集起来又飞散开去，但我从来不让他们横亘在我的心中以乱了真气，所以我写字是不在乎笔墨的，碰到什么纸都可以写，把纸写完尽兴就可以了，也不在乎是写得好还是写得坏，不在乎别人的品评与讥讽。就如同木人舞和着节拍，人们都惊叹他的高超的技巧，结束后表演者和观众就又都一切如前。幼安你觉得我说得有道理吗？

（来源：文章屋网 ）

黄庭坚书法篇3

宋代书法，超越了唐代“尚法”，开“尚意”之风。唐代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序》说：“以张怀瓘《画品断》，神、妙、能三品定其等格，上中下又分为三；其格外有不拘常法，又有逸品，以表其优劣也。”照此，逸品还没有资格列入等格。因其“不拘常法”。张怀瓘的《书断》也同《画品断》一样，将书法分为神、妙、能三品，没有“逸品”之说。

到了唐末宋初，《益都名画录》的作者黄休复，自绘精于图画者58人，品评四格，一反前说，于神、妙、能三格之前冠以“逸格”。曰：

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尔。

至此，张怀瓘的“不拘常法”得到提升，不入格的逸品一跃登上最高品位。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正合逸品宗旨。到了清代，恽南田将逸品简括为“纯是天真，非拟议可到”。逸品的提出，开拓、更新了审美境界，为文人书画起了前导作用，在书画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苏轼的《枯木竹石图》、《黄州寒食帖》，米芾的米点山水，小楷《大行皇太后挽词》，蔡襄的某些书札，都可以看作有异唐人审美观的逸品代表作。苏轼于王安石书法亦称其“得无法之法”。

书法宋四家，都善行楷，唯独黄庭坚行、楷之外更擅长草书，黄庭坚草书的成就使他于苏、米、蔡之外，独树一帜，在书史上的地位进入新的高度。按宋初风气，文尚韩愈，诗宗杜甫，书法师颜真卿。在学颜这一点上，四家都无例外，后来各抒个性，形成自家面貌，也开创了宋代书法多元化的格局。黄庭坚学书，服膺《瘗鹤铭》，认为大字无以过之，草书直接受益于怀素、杨凝式，但《瘗鹤铭》的影响不止于楷书。草书不只是楷书的简化、迅捷，还有特定的审美理念，且最能体现个性。黄草善于中锋立定，侧锋取势，大开大合，纵横争执而无不如意，特别擅长对动态的掌握，共性中有个性，仍保留着本人楷书中宫紧收向外拓展的特色。“近来诗思何所似，八节滩头上水船。”黄庭坚曾用来自譬作诗，借以形容他的草书也颇有味，可以理解为“用尽力气，不离故处”，笔法的普遍性规律“无往不复，无垂不缩”，也可以扩展到草书的章法。比之唐代张旭、怀素，黄庭坚的原创性有异前人、后启来者，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早在魏晋时代，已随玄学兴起关注到“意”，以此弘扬个性存在，摆脱儒家思想束缚。在宋代，“尚意”书风不是简单地扬弃“法”，而是赋予“法”以较低层次的美学意义。评价书画在崇尚逸格，推重尚意的大环境下，黄庭坚强调“观韵”、“以韵为主”，这又与唐代的“先观神采”有别。“神”相对于“形”，欣赏过程中“神采”夺人眼目，精光外射。“韵”属别一境界，它游离于“形”“神”之间、之外，有余味，经得起慢慢地细细品味。“韵”的审美观与禅宗思想的出世精神密切相关，导向对人生的超脱，对儒家“道”的反叛。苏轼虽然没有像黄庭坚那样突出“韵”为独立的审美范畴，但是他对禅宗的参悟，对“无法之法”的主张，对“萧散”、“简远”、“清新”的推崇，本质上与倡导“韵”的精神一致。

观赏与创作，从两个方向达到基本一致的认识，然而立场不全同。黄庭坚论书的深刻见解，既有禅宗思想影响，还有丰富的创作经验作基础。他与苏轼以至历代所有的大家一样，力主学习必须刻苦。“笔冢、墨池”的精神绝不可少。但都主张学书贵在通其意，遗貌取神，自出新意，不践古人。在坡为“我书意造本无法”，在黄则为“老夫之书本无法也。但观世间万缘如蚊蚋聚散，未尝一事横于胸中，故不择纸笔，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无法是相对的，无法—有法—无法，是辩证过程。无法既指书法的普遍规律，也指作书的具体方法。无法在尚意书风的审美理念中有着特殊的意义：有法即无法，有意即无意，此中仍与禅宗理念相通。

倘把“无意”推到极点，便没有任何刻意追求，不会对书法存任何欲念。黄庭坚的名句“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也许可以说是儒家入世思想的表白，斩钉截铁地否认“随人作计”，不甘“后（于）人”，提出“自成一家”的目标。虽然苏、米、蔡诸公都以不同的途径成家，相比之下，苏轼更注重“顿悟”；米芾通过“集古字”别开生面，转益多师达十余家。不断地自我肯定与否定是大艺术家必然的经历。然而宋四家中明确标立“自成一家”者，以黄庭坚最自觉。足见其胆略自负。有了这样的目标，黄庭坚不断完善自我，早期学周越，后来恨“抖擞俗气不得脱”，觉周“劲而病韵”，遂改初衷，又曾自评元祐间字“用笔不知擒纵，故字中无笔”，接下来指出：“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非深解宗趣，岂易言哉。”笔法为书法之本，历代大书家无不为追求笔法下最大功夫，又各以笔法的特殊性自立门庭。笔法最单纯也最丰富，看似简易其实最难。从初学者到宗匠，从真品佳作到赝品仿制，但看笔法“基因”可以了然。还是黄庭坚说得好：“古人工书无它异，但能用笔耳。”米芾回禀御问所谓“勒字”、“排字”、“描字”、“画字”、“刷字”等等，无非指各家笔法个性特异，不必过分拘泥每个词语的具体含义。黄庭坚指张旭、颜真卿、王羲之、怀素、索靖诸家笔法各异，而又“同是一笔，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法耳”。“若有心与能者争衡后世不朽，则与书艺工史辈同功矣。”此处“与能者争衡”，其实是心手不一，没有达到相忘的程度。“争衡”必“有意”，忘记自我，失去自我，于是降低了书法的价值。

作为草书宗师的黄庭坚，在“自成一家”的创造性运思中获得的真知，值得认真领会。即使面对书圣，也非抛弃真我亦步亦趋。他在跋《兰亭》中说：

《兰亭序草》，王右军生平得意书也。反复观之，略无一字一笔不可人意。摹写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要各存之以心会其妙处尔。

《兰亭》虽是真行书之宗，然不必一笔一画以为准。……不善学者，即圣人之过而学之，故蔽于一曲，今世学《兰亭》者多此也。

学长处，会妙处，要在“各存之以心”。有了“自成一家始逼真”的雄心必定不轻易放弃自我，直至不盲从圣者，以“自我”的立场取舍融会。这里涉及到了具体的方法，而原创与临摹则是一对避不开的矛盾：

学书时时临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书细看，令入神，乃到妙处。唯用心不杂，乃是入神要路。

古人学书不尽临摹。张古人书于壁间，观之入神，则下笔时随人意。

以上原理与方法，适用诸体，而于草书有更强的针对性。临摹是学书公认的重要方法，然不能僵化，须善于领会神韵。“张古人书于壁间”，办法很具体，但是有用，因为这样做容易得古人书之全神，与古人优游神交，取形更得神韵于形似之上。“草书妙处，须学者自得，然学久乃当知之。”唯有“自得”的东西才真正属于自己，才有自家面貌。

崇尚逸格写意，倡导文人风范，直至以魏晋风度为楷式，黄庭坚对“俗”的批判成为其书学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亮点。请看：

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其书乃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尝为少年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

话已说到这等地步。哪怕笔墨比得上钟繇、王羲之，如若缺少道义、学问、性灵、理法，仍旧还是“俗”，而“俗”是最不可救药的。黄庭坚的忌俗、厌俗、鄙俗精神，散布在他的书论中，强烈地反映出对士大夫立场、对传统道义、对审美观念的坚持。“俗”，与“韵”、“逸”直接对立，水火不容。“俗”必定失去真我。所谓“自成一家”者，我们不必认为凡学书必须人人卓然成家，不必误解为凡“自我”一切皆好，重要的是从人文立场尊重个性，发扬自我意识，真正做到这点，也必定能够尊重别人，吸取他人长处，处理好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米芾也是一个竭力排俗的人，对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都有激烈批评。对此，或许可以看作是出于宋代尚意对唐代尚法的反叛立场，也包含老米个性使然。米芾反俗同时喜欢一个“趣”字；黄庭坚在尚意、观韵、反俗的同时，发扬了自己的书学观，其中包括对“拙”的肯定，“凡书要拙多于巧”。“拙”与“巧”的辩证关系最早发源《老子》，但在后来的艺文批评中对拙、巧有了新解。与黄庭坚同时代的陈师道《后山诗话》提出“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肯定了“拙”的美学意义，并且也没有忘记对“俗”的鞭笞。可见同代人思想相互影响之深。到了明末清初，傅山“四宁四毋”之说继承和发挥了前人思想，傅山对“俗媚”的斥责达到了空前激烈的地步，扩展到对社会政治的态度。循着这条路线，我们可以加深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理解。

自黄庭坚千年而后，出版了五卷本《黄庭坚书法全集》。黄庭坚生前说过，他的若干见解须待数十百年后才被人理解。虽然历史上的地位早被公认，但认识的深度、评价的角度随时间推移不断变化。

黄庭坚生前万没有预料到，千年后的一位同里，以十数年如一日的精神，怀着巨大热情，全力整理、发掘先祖遗作，厘订考证，锲而不舍地作系统研究。这位中年人叫黄君。他把围绕黄庭坚的研究事业当作学习黄庭坚的过程，写诗、作字、撰文，连同黄庭坚的孝悌之心一并成为学习榜样。2008年，黄君书法集出版，诗词界前辈刘征以“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为题评价：“黄君甫及中年而才艺大展。”“墨韵诗声，相融相济，其益两收，其乐无穷。”“超人之成果显示超人之精力，超人之精力显示超人之勤奋，超人之勤奋显示超人之才气，令人惊叹。”“君无浮躁之气，有执著之功，于浮云飞絮到处飘舞之中，其特立独行如此。”评价至诚至高。

黄庭坚书法篇4

宋代书法的兴盛与禅宗思想的传播有直接的联系。我们从宋代“尚意”书风的代表人物苏轼、黄庭坚、米芾的书法风格便可见一斑。这些书家大多具备良好的文艺修养，重视灵感的积蕴，强调主观情趣的表达，并且是禅宗的笃信者。其中受禅宗影响最深的当属黄庭坚。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江西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宋代著名诗人、书法家。出苏轼门下，苏门四学士之一，与苏齐名，世称“苏黄”，政治上与苏同步，屡遭贬谪。其诗师承杜甫，书法师法颜真卿、怀素、张旭、杨凝式等。以行、草书见长。他早年曾任校书郎和著作佐郎，得见内廷珍藏的古代名人墨迹；中年“入古出新”，探索出自己的一套书法创作道路，晚年书法独具风格。他的行书，长撇大捺，四体开张，纵横开合，奇崛中寓浩逸。草书雄放瑰奇，沉着痛快，笔锋苍劲飞动，以侧险为势，深得张旭、怀素笔意。苏轼称赞他的书法说：“鲁直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事，可谓三反。”(《跋鲁直为王晋卿小书尔雅》)清代康有为评其书法说：“宋人之书，吾尤爱山谷，虽昂藏郁拔，而神闲意裱，入门自媚。若其笔法，瘦劲婉通，则自篆隶。”(《广艺双舟楫》)由此可见黄庭坚的书法除博取众体之外，还深得秦篆、汉隶笔意。

黄庭坚除家境经历坎坷外，政治上的失意使他感受不到世俗生活的幸福，他渴望归隐山林、独善其身，儒家所宣扬的忠信孝悌、仁义礼智等规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的精神困惑。禅宗使他得以在宗教上安身立命。禅宗强调本心，认为一切从自我的本性出发，主张“我心即佛”、“见性成佛”。认为佛性即在众生心中，而不用向外寻求，提高了“心”的地位，把“心”作为万事万物的本体。参禅悟道的实质乃是解脱一切束缚，使自己的内心真正达到彻悟。反映到书法方面，黄庭坚把禅宗注重内心感悟运用到书法中，用另一种审美视角表现他的书法艺术。他说：“万事同一机，多虑乃禅病，排闷有新诗，忘蹄出兔径，莲花生淤泥，可见嗔喜性，小立近幽香，心与晚色静。”(《次韵答斌老病起独游东园》)他又说：“老夫之书，本无法也，但观世间万象，如蚊蚋聚散，未尝一事横于胸中，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盖字中无笔，如禅句中无眼，非深解宗理者，未易及此。”(《山谷文集》)可见，黄庭坚书学思想受禅宗影响极深。

黄庭坚又是宋代“尚意”书法的倡导者，也是第一个自觉援禅入书、以禅喻书的实践者。他的传世精品很多，如《牛口庄题名卷》、《黄州寒食诗跋》、《松风阁诗》、《诸上座帖》等。从他的书法艺术创作和书法美学思想上，我们可以窥见禅宗对其书法艺术的影响。

黄庭坚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受儒、释、道三家思想影响。他从少年时起在接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同时也受到佛教的熏陶。黄庭坚一生信佛参禅，佛教所提出的性空说给他在艺术实践创作上以很大的启发。加之儒道根深蒂固的影响，使他的艺术创作更趋于复杂化。这种思想体系的复杂性使他在对待艺术的审美上也体现出复杂的心理，这种复杂的审美思想使他逐渐超脱了现实社会的功利而转向精神世界。所以，他的书法艺术实践无可厚非地也遵循着对艺术境界的最高追求。显然，这种境界是难以比拟和不可言说的，这就需要一种“不立文字”、“不可言传”的表达方式，中国书法正是诠释这种艺术境界的绝好方式。

黄庭坚书学理论中的核心思想是“韵”、“俗”、“意”。重“韵”、忌“俗”、尚“意”构建了他书法的整个审美理论体系，这也是代表宋代尚“意”书法审美意识的理论结晶。他首先抓住了书法艺术的美学本质，把“韵”看作书法美的本质属性，强调书法的气韵、神采之美。其中，“韵”是黄庭坚书论中的核心，刘熙载《艺概・书概》评其云：“黄山谷论书最重一‘韵’字，盖俗气未尽者，皆不足以言韵也”。黄庭坚注重的“韵”直接根源于他的绘画观念。他把绘画中的“六法”引申为书法的“韵”，他认为“凡书画当观韵”，主张书法和绘画都应讲究内在的韵味。他在《笔法记》中说：“韵者，隐迹之形，备仪不俗。”他教导弟子时说：“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学字既成，且养于胸中无俗气，然后可以作，示人为楷式”(《论书》)。他在注重书法审美的同时也注重个人学识、内在修养。《山谷题跋》卷四《题绛本法帖》中说：“观魏晋间人论事，皆语少而意密，大都犹有古人风泽，略可想见。论人物要是韵胜为尤难得。蓄书者能以韵观之，当得仿佛”。可见他的审美思想体系已不局限于某个领域，更延伸到个人的品评修养上，而禅宗“梵我合一”的美学思想恰迎合了他的审美情趣。

黄庭坚书法篇5

黄庭坚，字山谷，是和苏东坡齐名的宋代著名诗人。他是江西修水人，这则故事就出自修水县志。黄庭坚自幼聪慧，诗词文章，都在众人之上。所以年纪很轻就中了进士，被朝廷任命为芜湖地方的主政官――知州。其年他才二十六岁。

有一天，当他正在午睡时，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走出州衙大门，来到一处村庄，看见一个老婆婆站在门外的供案前，口中喃喃呼喊着某人的姓名。黄庭坚趋前一看，看见供桌上摆着一碗煮好的芹菜面，香味飘溢，黄庭坚平常就最爱吃芹菜面，所以这时不自觉地端起来便吃，吃完后就又走回了衙府。等一觉醒来，梦境仍十分清晰，尤为奇怪的是，嘴里还留有芹菜的香味。他心中虽然纳闷，但也并不以为意，只觉得这不过是做了一场梦而已。

等到次日午睡时，梦境又和昨日相似，而且醒来后齿颊间依然还留有芹香味。他不禁甚感讶异。于是他起身步出衙门，循着梦中记忆的道路行去，令他十分诧异的是，一路行来，道路和两边的景致竟然和梦中的情景完全一样，最后终于来到一处人家门前，但门扉紧闭，黄庭坚便前去叩门。一位白发的老婆婆出来应门，黄庭坚问她，这两天是否曾有在门外喊人来吃芹菜面的事情。

老婆婆回答说：“昨天是我女儿的忌日，因为她生前非常喜欢吃芹菜面，所以每年在她的忌日，我都会做一碗芹菜面，呼喊她回来食用!”

黄庭坚问：“你女儿去世多久了？”

老婆婆答：“已经二十六年了！”

黄庭坚心想，自己不也正是二十六岁吗？而昨天也正好是自己的生辰，于是更进一步问这婆婆，有关她女儿在世时的事情。

老婆婆说，她只有这么一个女儿，生前非常喜欢读书，写得很好的诗词文章，而且信佛茹素，非常孝顺，但就是不肯嫁人。后来在二十六岁时，生了一场病便亡去了。当死之时，告诉说一定会回来看她!

老婆婆说着，又将黄庭坚引到一间书房，老婆婆指着一个大木柜告诉他说，她女儿平生所看的书和所写文章全锁在里头，只是不知锁匙放到哪里去了，所以一直无法打开。

黄庭坚想了一下，蓦然像是记起了什么，就伸手到一处被枕下，取出了钥匙。老婆婆见此，也一时惊呆在那里。黄庭坚打开书柜，看到许多书籍文稿。他翻看书籍，内心中出现依稀的记忆，知道这些书确实都是自己看过的。又看那些文稿，发现他每次所写诗词文章，竟然这里都有底稿，自己好像只是默记了出来而已。

黄庭坚当此已经明白，他已回到了前世的家中。面前的老婆婆，便是他前世的母亲。而今家中却仅剩她孤独一人了，于是黄庭坚跪拜在地，说明自己就是她前世的女儿转世。老婆婆本来半信半疑，但亲眼看到黄庭坚刚才取出秘藏钥匙的情景，也就不能不信世间确有这样的奇事。于是，母女隔世重逢相认，抱首唏嘘了半天。然后，黄庭坚将老婆婆迎到府中，奉养终身。

这个故事一经流露，便在朝野传为佳话。后来黄庭坚在州衙后园建造一座亭园，亭中有他自题的碑刻：“似僧有发，似俗脱尘。做梦中梦，悟身外身。”

黄庭坚书法篇6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13 年东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南宋诗学与书画艺术的融合研究”（项目编号：N130323017）和2015 年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博士基金项目（项目编号：XNB20152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摘要：徐俯是两宋之际江西诗派的代表诗人，他看到了江西诗作的流弊，主张诗歌讲究法度之外注重情韵，在诗法改革的理论指导下尝试诗歌创作的创新，写出了一些清雅流丽的诗句，取得了较高的诗歌成就。

关键词 ：诗话 书画题跋 江西诗派 诗法

宋高宗在南渡以后崇尚并提倡元祐学术，特别推崇黄庭坚的诗歌，并因此爱屋及乌地重用黄庭坚的外甥徐俯，南宋士人作诗无不宗学江西诗派。更兼吕本中、韩驹等人寓居江西，学人风从，江南西路的诗歌创作声势浩大，于是江西诗风盛行，然而江西诗派的流弊也逐渐显现了出来。因此，以徐俯为代表的江西诗派诗人开始在诗法上对江西诗法加以改革和创新，写出了清雅流丽的诗歌。

一、徐俯——以舅而贵，因诗而彰

徐俯，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其母亲是黄庭坚从姊，其父徐禧是黄庭坚的表兄。他七岁能诗，十三岁时曾以《红梅》诗受到苏轼的赞赏，少以修养与志节自期，曾对乃舅黄庭坚说：“自当用十年之功，养心探道。”徐俯备受黄庭坚的看重，受到山谷先生很高的期许：“自东坡、秦少游、陈履常之死，常恐斯文之将坠，不意复得吾甥，真颓波之砥柱也。”他也因此幸运地得到了爱好黄庭坚诗文和书法的宋高宗赵构的特别提拔。绍兴二年（1132）春除右谏议大夫，次年拜翰林学士，旋任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仕位显达。

在苏轼、黄庭坚等诗坛健将相继逝世之后，徐俯与洪炎、洪刍、潘淳在南昌，谢逸、谢兄弟与饶节、汪革等在临川，李彭、李彤兄弟在建昌（今江西永修）各自唱酬，这三个地方的江西诗人作诗声气相通，保持着密切联系和交流，俨然以徐俯为诗坛领袖。据张元干《素养直诗帖跋尾》记载：“（徐俯）往在豫章（今江西南昌），问句法于东湖先生徐师川，是时洪刍驹父，弟炎玉父，苏坚伯固子庠养直，潘淳子真，吕本中居仁，汪藻彦帐，向子諲伯恭为同社诗酒之乐。予既冠矣，亦获攘臂其间，大观庚寅、辛卯岁也。”这些人虽然并非都是江西人士，但都服膺山谷诗法，故吕本中作《江西宗派图》，列举黄庭坚以下二十五人为其法嗣，而推举徐俯为诗坛首领。吕本中在作诗中曾赞曰：“江西人物胜，初未减前贤。公独为举首，人谁敢比肩。”可见徐俯是备受诗社众人所推崇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离不开其舅舅黄庭坚先生的影响，另一方面则与徐俯本人的改革努力和创新实践分不开的。

二、徐俯的诗法改革

青年时的徐俯受舅氏黄庭坚的诗风影响，但又不同于“三洪”（宋洪刍、洪朋、洪炎三位江西诗人）在学习山谷诗风时亦步亦趋，徐俯能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如吕本中在《童蒙特训》中的记载：

山谷尝谓诸洪，言“作诗不必多，如三百篇足矣。某平生诗甚多，意欲止留三百篇，余者不能认得”。诸洪皆以为然。徐师川独笑曰：“诗岂论多少，只要道尽眼前景致耳。”山谷回顾曰：“某所说止谓诸洪作诗太多，不能精致耳。”

在甥舅之间亲切的交谈中，徐俯的率性回答与三洪的“皆以为然”形成鲜明对比，反映了他们性格的差异，更见出徐俯的独具思力。徐俯作诗善学黄庭坚，虽然身列江西诗派之中，但是不满于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的名次。晚年更以山谷为外家，欲高自标立，曾经对身边的人说：“涪翁之妙天下，君其问诸水滨。斯道之大域中，我独知之濠上。”徐俯这种自成一家的想法，正是黄庭坚对后学“自成一家始逼真”的要求。

曾季狸《艇斋诗话》云：“后山论诗说换骨，东湖论诗说中的，东莱论诗说活法，子苍论诗说饱参，入处虽不同，然其实皆一以关捩，要知非悟入不可。”“中的”即恰到好处，这就是徐俯所悟出的“作诗法门”：

（汪彦章）问师川曰：“作诗法门当如何入。”师川答曰：“即此席间杯柈果蔬，使令以至，目力所及，皆诗也。君但以意剪裁之，驰骤约束，触类而长，皆当如人意，切不可闭门合目，作镌空妄实之想也。”

徐俯在这里所说的“即此席间杯柈果蔬，使令以至，目力所及，皆诗也”，即强调诗歌创作可以从生活的实际出发，借助身边的事物来触发诗思。之后，则应当“以意剪裁之，驰骤约束，触类而长，皆当如人意”，在诗歌的行文时接受诗人之“意”的统辖。徐俯又说：“为诗文常患意不属，或只得一句，语意便尽，欲足成一章，又恶其不相称。”“但知意不属，则学可进矣。凡注意诗文，或得一两句而止。若未有其次句，则不若且休养锐，以待新意。若尽力，须要相属。譬如力不敌而苦战，一败之后，意气沮矣。”这里的“意”，就是诗歌的新意，是诗人受到身边事物触发的意趣。诗人对景能赋，得意中的，以意剪裁，此乃徐俯的作诗法门。

徐俯论诗讲究法度，亦注重情韵。他曾答人问句法说：“人言春事已，我言未遽央。试向后湖去，菰叶如许长。”徐俯告诉学人，诗歌的句法不在诗句本身，而在能看见春事未遽央的诗人之眼，是诗思的触发和诗情的荡漾，如同春事在人们的眼中已经过去了，但是春天还没有结束，后湖的菰叶如许之长。这在江西诗派重法度的诗论中，显然是一种自省与反拨，无论章法如何稳妥、句法如何新奇，若没有诗心的发见和诗情的荡漾，也不过是押韵的散文。

三、徐俯的诗歌创新

徐俯在诗歌创作中非常注重情韵，如其题画诗《画虎行为吉州假守苏公作》：

忆昔余顽少小时，先生教诵荆公诗。只今耆旧无新语，赖有庐山病可师。

可见，徐俯不仅欣赏王安石清丽工雅的诗歌，而且喜欢释祖可情韵悠长的诗歌。他还很推崇晚唐诗，尝说：“荆公诗多学唐人，然百首不如晚唐人一首。”又说：“韦苏州诗，人多言其古淡，乃是不知言。自李杜以来，古人诗法尽废，惟苏州有六朝风致，最为流丽。”他能够在别人称赞古淡的韦应物诗歌中看到其流丽，这是徐俯不同寻常之处。他认识到了师法杜甫和黄庭坚的江西诗派之流弊，反对学诗只师法一两位诗人，告诫后学：“近世人学诗，止于苏黄，又其上则有及老杜者，至六朝诗人，皆无人窥见。若学诗而不知有《选》诗，是大车无輗，小车无杌。”他将诗学取法的对象上溯到了《文选》，在意态自然的古诗中，拾取诗歌法度成型之前的情韵芬芳。

徐俯正是在这种诗学思想之道下，写出清雅流丽的诗歌，如《戊午山间对雪》：

雪中出去雪边行，屋上吹来屋下平。积得重重那许重，飞来片片又何轻。

檐间日暖重为雨，林下风吹再落晴。表里江山应更好，溪山已复不胜清。

其中“积得重重那许重，飞来片片又何轻”一联明显化用了黄庭坚诗歌中的咏雪之句“夜听疏疏还密密，晓看整整复斜斜”。然而，徐俯的诗句更贴近雪之神理，较之黄庭坚的诗句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体物微细、描摹新巧，字句清新、情韵流转，与江西诗体重、拙、硬、涩之风迥然不同。从整体上看，这首诗的前半部分字字推敲，有模仿黄庭坚的痕迹，但由于诗歌情感的丰满而又有余韵，因此虽出于锻炼，仍轻倩可喜。

徐俯善作清空自然、婉转流丽的绝句，如名作《春日游湖上》：“双飞燕子几时回，夹岸桃花蘸水开。春风断桥人不渡，小舟撑出柳荫来。”描写春日在湖上游玩时的所见所感，设色明丽，可谓对景能赋，颇具情韵。此诗在构图、遣词、用韵上都借鉴了黄庭坚的《春近四绝句》，但意境和语言显然要丰润自然一些。这些就是典型的既讲究法度又注重情韵的徐俯诗歌，然而徐俯晚年的诗作追求平易而流于粗率，诗律疏阔，有失思致，难怪宋高宗赵构称其“晚年学李白，稍放肆矣。”

综上所述，从南宋诗话和书画题跋等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两宋之际的徐俯看到了江西诗派的流弊，主张诗歌讲究法度之外，还应注重情韵，创作了许多清雅流丽的诗歌，尝试了诗法改革和诗作创作，取得了较高的诗歌成就。

参考文献

[1](宋)周煇：《清波杂志校注》卷五，刘永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

[2](宋)黄庭坚：《咏雪奉呈广平公》，《黄庭坚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3](清)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

[4]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北京：中华书局，1980

[5]王水照、熊海英：《南宋文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6

[7]黄宝华：《<江西诗社宗派图>的写定与<江西诗派>总集的刊行》，《文学遗产》，1999(6)

[8]伍晓蔓：《<江西诗社宗派图>写作年代刍议》，《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2)

[9]周裕锴：《黄庭坚姻亲考》，《九江师专学报》,1988(2)

[10](宋)曾季狸：《艇斋诗话》，(清)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 (宋)黄庭坚：《与徐甥师川》，《黄庭坚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12] (宋)黄庭坚：《与徐师川书四首》之二，见《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九

[13]吕本中：《徐师川挽诗三首》之一，见《东莱先生诗集》卷一九，四部丛刊本

[14] (宋)吕本中：《童蒙诗训》，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北京：中华书局，1980

[15] (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四，《四库全书》第1039册

[16] (宋)吴聿：《观林诗话》，参见(清)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

[17](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下册，卷二百四十二《经籍》六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6

[18] (宋)徐俯：《戊午山间对雪》，参见《全宋诗》

[19](宋)徐俯：《春日游湖上》，参见《全宋诗》

[20] (宋)赵鼎：《建炎笔录》卷下

黄庭坚书法篇7

关键词： 黄庭坚 叶县 诗歌 折腰 隐逸

黄庭坚是宋代杰出的诗人。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春二十三岁的黄庭坚登第，调汝州叶县尉。据北宋王存等编的《元丰九域志》卷一记载：京辅之地汝州，县有五：梁县、襄城、叶县、郏城、鲁山。黄庭坚从神宗熙宁元年九月到汝州，直到熙宁四年冬离任，以叶县尉之职度过了四年多的时光。熙宁五年（1072），他以文章优等除大名府国子监教授，才结束了叶县尉的生涯。对于叶县诗目前学者在谈到黄庭坚诗歌分期时，往往以纵向宏观的视角将其纳入黄庭坚早期诗歌，也都认同叶县诗属于创作的探索期。叶县尉是他仕途生涯的起点，而且在叶县迎来第一个创作高峰。据统计，在叶县尉期间创作了一百多首诗作。对其叶县诗歌进行横向深入探究，更有利于廓清黄庭坚早期的思想流动，更能全面认识黄庭坚其人。

一、不念赤子，今我何怙

北宋有识之士欧阳修、范仲淹等在尊韩孟的基础上复兴儒学，彻底根除在五代之时顿入功名利禄追求而名节不顾的境况，让儒学回归健康正常的轨道，重塑士人的高尚杰出的人格。经世致用的思潮加强了宋代作家的责任感和历史感，回避社会矛盾的创作倾向得以改变，文风与政治相切合而不疏离。在保存文学独特审美特质的前提下让它成为政治服务的支撑，因此重视社会现实的批评性得以强化，黄庭坚关注百姓的诗作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黄庭坚关于民生疾苦的诗篇主要集中在为叶县尉和吉州太和县令时创作的。莫砺峰言早期“作品的数量还是反映现实的深度，黄诗都毫不逊色于王安石、苏轼”[1]。黄庭坚任叶县尉时以地方官吏的身份主动关怀百姓。《虎号南山》作于熙宁元年赴叶县尉的之前。在诗原题下注：“民怨吏也”。“相彼暴政，几何不虎……伊彼大吏，易我鳏寡。矧彼小吏，取桎梏以舞”。诗人承袭孔子“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下》）的传统论点为始，批判了苛政实施者的官吏、君王，道出了统治者应该具有体恤百姓的仁心。

又如熙宁元年秋冬之季，河朔地区发生地震，幸存者纷纷逃往河南。《宋史》卷十四《神宗实录》记载熙宁元年“（七月）壬午，以恩、冀河决，赐水死家缗钱及下户粟。甲申，京师地震。乙酉，又震，大雨。辛卯，以河朔地大震，命沿边安抚司及雄州刺史候辽人动息以闻。赐压死者缗钱。京师地再震”。“（八月）壬寅，诏京东、西路存恤河北流民”。熙宁二年（1068）春，在叶县的黄庭坚目睹乱离之景，创作了实录性质的《流民叹》。《山谷外集诗注卷第一》云：“此诗言河北灾伤，流民至襄、叶间，可见在叶县作。”诗作首先展现了强烈地震及洪水带给人民造成巨大灾难。“迩来后土中夜震，有似巨鳌复戴三山游。倾墙摧栋压老弱，冤声未定随洪流”。“稍闻澶渊渡河日数万，河北不知虚几州。累累襁负襄叶间，问舍无所耕无牛。初来犹自得旷土，嗟尔后至将何怙”。死者已矣，但人数众多的逃难者也不容易安置而活命。其次在此诗中渗透着他对这次天灾的思考。强调朝廷一方面杜绝“市上三言或成虎”的流言，驳斥灾祸无法预测而听之任之的论调。另一方面用扁鹊给齐桓侯治病的故事强调朝廷要防患于未然，“桓侯之疾初无证，扁鹊入秦始治病”。最后指出朝廷应该集中群众的智慧，开拓思路，找到救灾济民的好方法。可以说此诗“是一首思想性、艺术性很强的大胆干预现实的叙事诗。在作者的诗集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

黄庭坚任叶县尉期间，正逢王安石变法推行。熙宁二年国家颁布农田水利法，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建立堤坊，修筑圩埠，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同时对修水利有成绩的官吏，按功绩大小给予升官奖励。熙宁四年（1071）春，黄庭坚与僚友一起去马鞍山推行这一政策。诗人创作《按田并序》，在序中云：“近者朝言多在民事，欲化西北之麦陇，皆为东南之稻田……夫土性者，自先王所不能齐，而一切不问，薅夫故苗，灌为新田，茫茫水陂，丘垄平尽。其君子威以法刑，其小人毒以鞭朴。有举斯有功，有功斯有赏……夺民之故习而强以所未尝，其利安在？兴利者受实赏，有田者受实弊；郡县行空文，朝廷妆虚名；名为利民，其实害之。议者谓之有意于民乎？吾不知也。以为有功于民乎？今既若是矣。”农田水利法忽略地域气候水利等差异，统一设置麦田改稻田的单一框架，最终损害百姓利益。诗中以百姓戏谑口吻道出百姓对改麦为稻作法的否定：“掉头笑应侬，吾麦自不恶。麦苗不为稻，诚恐非民瘼。不知肉食者，何必苦改作。”可见，“叶县任上，黄庭坚创作的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歌数量不多，但他展示了诗人早期创作和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说明黄庭坚早期创作保持了‘唯歌生民病’的优秀传统，说明他十分重视诗歌的讽喻性和社会功能”[3]。

可以说黄庭坚早期关注民生的诗篇明显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批判性，不是一味地附和官方主流意识，而敢于斥责朝廷政策失误或不足，或提出合理建议，因此具有鲜明的自我主体意识，其根本立足点是以百姓的祸福为核心的。刚入仕途的黄庭坚位卑名小，与党争绝缘，因此黄庭坚的“一切见解和努力的方向都是独立的”，“正由于他出自士大夫阶级，他有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也正由于他在政治上不入于党派之中，他能客观地正确地批判当时政局得失”[4]。

关注民生也受到父亲黄庶的深刻影响。黄庶，字亚夫（或作亚父），有《伐檀集》名世。黄庭坚十四岁时父亲才去世，黄庶儒家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也影响了他。黄庶《伐檀集・自序》中言：“心之所存。可以效于君，可以补于国，可以资于民者，曾未有一事可以自见。”虽然充溢着因壮志高远与未酬形成巨大落差而催生的悲哀，但是拳拳的赤诚效忠国家之心日月可鉴。另外，黄庭坚受到杜甫的影响，杜甫是黄庭坚尤为尊崇的人之一。黄庭坚早年对《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之诗》云：“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斜。……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高度赞扬杜甫秉承“国风”关注百姓疾苦的传统，以“致君尧舜”推行仁政，而不盲目效忠一人一姓。“杜甫坚守忠贞之志，关怀民生疾苦，指责统治者昏庸……都给黄庭坚以滋养。……黄庭坚在叶县的四年，正值新法实施初期，社会现实在其诗中有所反映”[5]。

二、诸妹欲归囊褚单，值我薄宦多艰难

纵观黄庭坚波诡云谲的宦海生涯，北京教授之职契合他卓越的文学才能，但位卑而相对冷寂；知太和县令和监德平镇流露民苦为官羞愧和新法不满；汴京入馆，朝廷任职的优越、与志同道合师友唱和，这期间是他生平最快乐的时光；晚年贬谪期间随缘任运化解内心苦闷，而黄庭坚唯独在叶县任上的诗作渗透着县尉小吏的疲惫与无奈。

“折腰”二字出现了八次，“折腰”成为黄庭坚劳苦的代名词。“折腰”的典故出自《晋书・陶潜传》。陶渊明，名潜，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陶渊明言：“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这里“折腰”是卑躬屈膝官场生活的顺从，对权贵的阿谀。陶渊明辞去刚上任八十几天的彭泽令之职，归家过上隐居田园的自由生活。于是，他在士人心目中蜕变为淡泊名利、追求精神自由的象征性符号。为了精神自由的驰骋，毅然断绝尘世利禄，潇洒淡定而果决。黄庭坚与陶渊明同样官小，但“折腰”更确切是指黄庭坚身体的疲惫，而这主要来源于政务繁琐与极度辛劳。如《戏答公益春思二首》其二云：“我为折腰吏，王役政敦薄。文移乱似麻，期会急如雹。”公函既多又催促处理迅速，无疑加剧了劳累的强度。又如《将赴叶先寄明甫季常》：“简书驱我出，冲雪冻两脚。莫行星辉辉，晓起鸡喔喔。……平生白眼人，今日折腰诺。”冰天雪地，天寒脚冻，夙兴夜寐，辛劳异常。

如此操劳但黄庭坚不能如陶渊明一样做到不“折腰”，因为黄庭坚客观的家庭重担逼迫他不能潇洒而退。正如《赠陈公益并序》中言：“我求一饭饱，黄绶强折腰。取舍不由己，悲哉马衔镳。”家境的不宽裕更加重了诗人心灵的负荷。黄母生了九个孩子，五男四女。伯氏就是大临，字符明；次子庭坚，字鲁直；三子叔献，字先民；四子叔达，字知命，幼子非熊，字仲熊。不幸的是父亲黄庶死在康州任上，此时黄庭坚十四岁，非熊才四岁。陈师道《李夫人墓铭》中云：“子稚而贫矣。夫人以丧还葬豫章，遣子就学。或劝以利，夫人曰：‘自我家及儿父时，未尝不贫，何用利？”[6]面对承担养育年幼孩子的重责和困窘的生活，黄母还是坚决让孩子读书，不让其经商谋生计以缓解经济压力。十四岁的黄庭坚跟着舅父李常游学淮南，既增加了学识，又减轻了家庭负担。任叶县尉后，家庭供养之责主要由母亲而转为他和兄长大临来承担。《还家呈伯氏》“私田苦薄王税多，诸弟号寒诸妹瘦。”“扛囊粟麦七十钱，五人兄弟二十口。”“斑衣奉亲伯与侬，四方上下相依从。用舍由人不由己，乃是伏辕驹犊耳。”兄长与自己不仅要侍奉母亲，而且要处理弟妹婚嫁之事。《答李几仲书》云：“庭坚少孤窘于衣食，又有弟妹婚嫁之事。”（《山谷集》卷十九）“诸妹欲归囊褚单，值我薄宦多艰难。”（《伤歌行四首》其二）供养家庭的沉重负担逼迫黄庭坚承受“折腰”之苦，这无疑彰显了黄庭坚具有为亲人考虑的仁厚之心。正如《次韵戏答彦和》所言：“天于万物定贫我，智效一官全为亲。”

中华民族以等级尊卑维系着封建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以此而衍生出“官本位”的思想。官与禄似乎孪生兄弟而密不可分。然而，黄庭坚却在叶县诗作中多次表白家庭的贫困而不得不入仕和为官后依然艰难的困境，因此为官的工具性特征得以凸显，但因以亲人生命基本能源汲取为驱动力，这份亲情显得厚重而真实。社会道德规范与内心自觉要求超过了自我个体的荣辱。陶渊明洒脱“不折腰”，以超旷之姿构筑了士人规避尘世的精神家园；黄庭坚“折腰”，以敦厚仁孝之心力扛重任而舍己为家，儒家人伦提升了其人格。

三、酒船鱼网归来是，花落故溪深一篙

宋代士大夫多雅爱林泉之乐，虽然是处仕宦之途，但魂牵山林之间。他们不计较形骸的去留，而侧重内心的通明无垢，抱道自守。这样在实现为家国壮志的同时做到自我人格的净化。“外儒内圣”的模式成为宋代士大夫的共性特征。黄庭坚可以说是宋代知识分子隐伦代表。虽然在叶县时黄庭坚才二十几岁，但其诗作中始终流淌一股崇尚自在逍遥的隐逸之气。首先，黄庭坚表现在对渔夫逍遥自在的生活的倾慕，叶县诗作屡有提及。实际上，“渔收亥日妻到市，醉卧水痕船信风。”（《古渔夫》）“春鲔出潜留客，秋蕖遮岸和儿歌。”（《渔夫二首》其二）“酒船鱼网归来是，花落故溪深一篙。”（《过平舆怀李子先时在并州》）醉卧信风、春留客、秋和儿歌、溪飘落花归舟，寥寥几笔勾勒出渔夫诗意般逍遥生活，从而折射出他们精神的快意舒心。黄庭坚的“渔夫”情结最根本的是淡泊名利，追求一片与世无争、宁静自在的心灵净土。

其次，黄庭坚叶县交友，也欣赏山林泉林之志的人。黄庭坚在叶县交友范围，虽然没有元佑馆阁时期结交士林精英知名度高，但是他们都是志行高洁之士。黄庭坚特别欣赏的是有林泉之志的人，有的是淡薄利禄而具有泉林之人的秉性；有的是现实生活中隐逸者。《送焦浚明》赞赏他“中怀坦夷眉宇静，外慕淡薄天机深”。欣赏陈公益“心随出处乐，性与寂寞超”（《赠陈公益并序》），“性怀如佩环，诗笔若陨雹”。“光尘贵和同，玉石尚磊落”。（《戏答公益春思二首》其一）。“予尝有穷谷苍烟寂寞之约，唯公益共之”（《赠陈公益并序》），二人志同道合竟然相约携手一同隐居。对现实生活已经隐居的人，更是钦慕不已。《次韵戏答彦和》欣赏“江湖归去作闲人”的彦和。《山谷集・外集卷六》题目下注：“彦和年四十，弃官杜门不出。”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云：“彦和姓胡名侃，初名俟。新安人。登进士乙科，尝仕为宰。后去官归隐。自号柳湖居士。”[7]

黄庭坚刚如仕途便对对泉林之志如此浓烈，最直接原因是为宦的疲惫，追求一种自由自在的境界得以挣脱。在叶县诗作中往往采用艰辛的仕宦与故乡江南逍遥相对照模式。如《戏赠王晦之》“栖苴世上风波恶，情知不似田园乐。”《春思》：“简书催秣马，行路如徇铎……搔首念江南，拿船趁。夷犹挥钓车，清波举霜鲫。”《客自潭府来称明因寺僧作静照堂求予作》：“正苦穷年对尘土，坐令合眼梦湖湘。”《冲雪宿新寨忽忽不乐》：“小吏有时须束带……江南长尽捎云竹，归及春风斩钓竿。”回故乡江南也做一个自在的渔翁。魂飞梦绕的故乡成为心灵神往的净土，的确与黄庭坚在故乡成长阶段经历有关。还没有出仕之前，十七岁作的《清江吟》：“江鸥摇荡荻花秋，八十渔翁百不忧。清晓采莲来荡桨，夕阳收网更横舟。群儿学渔亦不恶，老妻白头从此乐。全家醉着篷底眠，舟在寒沙夜潮落。”从中“窥见一个于山林徜徉山水林泉，陶醉于自然之趣的诗人形象”[8]。可以说黄庭坚叶县隐逸思想是少年故乡自由生活的倚重延续，而入世后的艰难只能加剧对自由精神福地故乡的向往。通过构筑隐逸林泉的理想消解内心的苦闷，超越尘世纷扰而寻求精神的皈依，也印证实质上诗人淡化对事功的追求。

纵观黄庭坚任叶县尉诗作可见其内容丰富。初入仕途的黄庭坚没有像人生后期卷入党争漩涡的无奈，也没有与苏轼为首的精英学子相识相知。处于文坛边缘的他在叶县的诗歌可以自由呈露真实的内心体悟，注重道德人伦，关注百姓、亲人和朋友。同时，黄庭坚叶县诗歌洞照此阶段诗人内心仕与隐的纠结，折射现实生存困境的无奈。从而在恬静的林泉之景中净化自我、超越自我。由生存处境正视隐逸情怀的执著，折射了在恪守儒家道德伦理的同时实现了自我人格修养的升华。不过，值得一提是黄庭坚在叶县有《赠清隐持正禅师》、《寄新茶与南禅师》，但这里南禅师并不是临济宗黄龙派之祖慧南，而是相识的僧友。黄庭坚在此时既没有与名僧广泛交往、切磋，又初入仕途，因此尽管与僧人有往来，但禅学修为有限，在叶县与佛禅相关的诗作中不太耀眼。儒佛道圆融统一是宋朝士人的普遍思想，并以此为契机而建立了新儒学心性论体系。在叶县时黄庭坚诗作主要浸透儒家伦理道德与隐逸情怀互补中合理形成一种精神境界，与黄庭坚中后期笃信佛教而创作诗歌呈现不同面目。叶县是黄庭坚仕途的起点，却是他成就光辉人格的宝地。

参考文献：

[1]莫砺锋.论黄庭坚诗歌创作的三个阶段[J].文学遗产，1995（3）：71.

[2]孔凡礼，刘尚荣.黄庭坚诗词选[M].中华书局，2006：18.

[3]杨庆存.黄庭坚与宋代文化[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65.

[4]潘伯鹰.黄庭坚诗选[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4.

[5]张承凤，谢峰.从杜甫到黄庭坚诗歌的新变[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5（4）：40.

[6][宋]陈师道.后山集[M].山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1987.

黄庭坚书法篇8

关键词：文人；审美；狂草；衰落

一、狂草兴废史述略

唐代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鼎盛时代。唐太宗李世民出于文治的需要和他的个人喜好而大力提倡书法，将王羲之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使中国书法走上了一条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康庄大道。唐不仅在国子监中设置了书学，还在下级地方学校也开设了这门课程，这些教学机构用以专门培养书法人才。[1]由于科举的需要，唐代逐渐形成“尚法”的风气，科举考试必须做到“楷法遒美”，否则便不能入仕，因此楷书在唐展到了极致。但是，自然规律告诉我们，凡一物发展到它的极限时，必然会出现与其相对的另一物或由此向别的方向延伸。当唐代“唯理”的追求客观规律的古典主义（由欧、虞、褚、薛等人作代表）发展到极致时，“唯情”地表现个人的浪漫主义（由张旭、怀素、颜真卿、杨凝式等人作代表）便应运而生了。[2]由于唐代楷法森严，使书法家的个性情感受到束缚，此时，抒发个性情感的行草书，尤其是“忘机兴发”的狂草书渐次活跃于整个书坛。

开创狂草书风的是张旭。他创造的狂草，是书法向自由表现方向发展的一个极限。张旭借了酒，在酣醉中创造，南宋施宿《嘉泰会稽志》载：

（贺知章与张旭）游于人间，凡见人家厅馆好墙壁及屏障，忽忘机兴发，落笔数行，如虫豸飞走，虽古之张索不如也。[3]

如此一般，张旭的狂也大概可以想见了。李颀（690―751）有诗曰：“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4]写的就是张旭酒后兴即挥毫的样子。他有时甚至用头发濡墨作书，真可谓到了癫狂状态。

与张旭同时代的另一位狂草大家是贺知章。贺知章与张旭交往甚密，又为姻亲，故时人常以“贺张”称之。贺知章以草书名世。《述书赋》中赞其草书“落笔精绝，芳嗣寡仇”[5]，吕总《续书评》则评为“纵笔如飞，奔而不竭。”[6]李白在《送贺宾客归越》诗中将其喻为王羲之，曰“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7]。当时人们还将其草书与秘书省的落星石、薛稷画的鹤、郎馀令绘的凤，合称为秘书省“四绝”。然而贺知章的书法存世极少，现可见的草书作品只有《孝经》，但也只是今草而非狂草。

历经“安史之乱”的李唐王朝政治日益走向衰微，狂草书艺在中、晚唐的士大夫阶层中一度呈现低靡。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狂草这门艺术竟然在僧人书法家中流行开来，最具代表性的当数怀素，当时就有“以狂继颠”之说。他是张旭狂草的杰出继承者，并在狂草书艺上有所发展创造。李白有诗称赞道：“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遍。”[8]唐代题壁的恢弘从怀素这里似可想见了。然而发展到后来，由于僧人书家利用艺事追名逐利的行径与禅宗清心寡欲的实际大相抵触违背时，狂草书艺竟然落到“高闲以下，但可张之酒肆也”[9]的庸俗境地。

直至五代，书家中出现了另一个关键性的人物――杨凝式。他上承晋唐，下启宋代，宋之苏轼、黄庭坚、米芾等都受到他的影响。杨凝式的传世墨迹甚少，今天我们公认《韭花帖》是其代表名作，殊知他那狂放飘逸的题壁狂草才堪称经典。《宣和书谱》载：“居洛下十年，凡琳宫佛祠墙壁间，题记殆遍”，可以想象那是多么气势恢弘的景象。李建中亦有诗云：“杉松倒涧雪霜乾，屋壁麝煤风雨寒。我亦平生有书癖，一回入寺一回看。”[10]只可惜这些宝贵的题壁墨迹都早已随时代的远去而灰飞烟灭了，我们只能透过与其近世的书家的描述中窥见一二。

五代以后，题壁从北宋时代起就逐渐衰落了。题壁的衰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标志着狂草的衰落，但它只是造成狂草衰落的一方面原因。除此之外，审美风尚的改变当是造成狂草衰落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二、宋代文人独特审美观照下的狂草境遇

佑文政策下的宋代是文人生活的黄金时代，政治宽松，生活优裕。宋代又是古代文人的成熟期，文人的心理、心态成熟于这个时期。文人们有着强烈的文人自觉意识和文化建设的使命感。他们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并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宋代是文人政权的时代，文人们以其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肩负起了一个朝代的建设。

（一）宋代文人阶层的总体审美特征

鉴于五代的兵戈战乱，政权频繁更迭，靠兵变起家的宋太祖赵匡胤为巩固自己的政权，制定了许多措施，其中一项尤其值得关注的便是重文轻武。作为一名武将的宋太祖来讲，他自是轻视鄙夷文人的，但为了统治的需要他又不得不起用文人。科举考试等大开门禁，为文人们升官求职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以书取士的具体措施被一种更宽泛的重视士大夫学养、文化知识结构，并希望以这种知识结构来为治国平天下服务的目的所取代。”[11]唐人的书学考试制度并不为宋人所取。尽管他们对唐人的技法深究钻研，但文人们却耻于纯粹地去表现书法技巧。书家普遍倾向于追求一种质朴无华、平淡天然，由在自然中得到灵感和了悟而形成的轻形式、重精神的艺术哲理思想。“尚意”书风在宋代独领。欧、虞、褚、薛是肃穆堂皇的，张旭、怀素是狂放不羁的，而欧、苏、黄、米等宋代文人则是潇洒俊逸的。苏轼也好，黄庭坚也好，不管他们做过多高的官，但他们在面对书法的时候，所体现出来的心态是一种典型文人士大夫的心态。[12]他们所追求的是文人士大夫式的书法。

（二）欧、苏、黄、米代表下的宋代文人独特审美观及狂草境遇

11世纪左右，中国文人士大夫对美的追求空前的热烈，开拓了大片的新天地，不仅在诗文书画等文学艺术领域显示出丰富的热情，还对植物以及花卉等予以高度的关注。关于这方面的手册、目录和论文都逐渐增多，例如欧阳修就有著名的《洛阳牡丹记》。其后不久，其他作家接续欧阳修的先河，创作了关于扬州芍药、、梅花、海棠、玫瑰、山茶、杜鹃、荷花以及兰花的专论。欧阳修引领了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审美风尚。

书法方面，让我们来看看欧阳修写给蔡襄的信：

余尝与蔡君谟（蔡襄）论书，以谓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13]

自唐末干戈之乱，儒学文章扫地而尽。宋兴百年之间，雄文硕儒比肩而出，独字学久而不振，未能比踪唐人，余每以为恨。[14]

在这些信件中，欧阳修论述了唐代书法的高度繁荣，也提及了宋代书法的凋敝。他的这些话完全有可能是针对宋初的情况而言的。经历“安史之乱”和唐末五代的混乱局势而建立的宋朝国力相对较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文学艺术领域的发展。宋初书法上承五代衰陋之气。宋代文人要想摆脱唐人的桎梏，既不写端正肃穆的唐楷，也不写奔放不羁的狂草，那么，以文人的身份似乎更加适合写行云流水、消散舒空的行书或行草。

继欧阳修之后，为北宋书法发展推波助澜而不遗余力的中坚人物相继有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他们以其独特的审美风尚来诠释和倡导书法，躬身实践，将宋代书法推向“尚意”书风的高潮。

坡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中最典型的代表之一。他知识全面，总体素养极高，在绘画、文学、书法、政治上都有很高的成就，是文人士大夫形象的完美体现。他提出的“书初无意于佳乃佳”、“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等理论，完全颠覆了唐人乃至在他之前的所有书法家的审美观念。他曾言“予尝论书，以为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苏轼赞扬颜柳楷法精绝，但却感受到对笔法的过分追求往往又失去了笔墨之外的妙趣；他欣赏钟王的天然成趣，并很好地将法度与意趣结合起来，体现为知法而求趣；他更把晋人风味“萧散简远”作为诗歌、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提了出来。[15]宋人行书盛极一时，而楷书却相对较弱，狂草几近衰落，与苏轼等人提倡的书法审美观不无关系。

苏轼还说：“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貌妍容有颦，璧美何妨椭。”他强调的是个性的张扬与发挥，甚至是缺陷美。他还曾极力批判张旭和怀素道：“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正说明了他对唐人狂草的鄙弃（笔者推断苏轼其实是对唐人题壁书法的批判，而并没有将唐人所有草书都予以否定，如下文所述，他还是很称赞怀素等人的手卷的）。这些审美观指引着苏轼的实践创作。他是继欧阳修之后在书法中亲身实践的一位高手。他更注重个性的追求，更注重主体的审美。

苏轼与黄庭坚介于师友之间，坡的审美观对黄山谷影响很大，二人论书有异曲同工之处。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黄庭坚学禅，但光看他的书法作品去理解其中的禅意似乎太难。黄庭坚论书也追求法度之外的意趣：“观鲁公此帖，奇伟秀拔，奄有魏、晋、隋、唐以来风流气骨。回视欧、虞、褚、薛、徐、沈辈，皆为法度所窘，岂如鲁公萧然出于绳墨之外，而卒与之合哉！”[16]他与苏轼都主张无意之意，“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邪！”[17]“意”有程度深浅之分，仅次于无意的是“淡意”：“书字虽工拙在人，要须年高手硬，心意闲淡，乃如微耳。”关于草书，他这样说道：“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耳，不知与蝌蚪、篆、隶同法同意。”[18]黄庭坚的书法总是施以明显的主观意匠。他的行草书成就很高，而其行草书的创作正体现出他独特的审美意识。

无可否认，黄庭坚也写草书，但他的草书却区别于旭、素的狂草。坡曾对黄庭坚的大草表示由衷赞叹，却也感言如黄庭坚这类写大草的人没能有机会一睹怀素的《自叙帖》，说明苏轼等人还是极为佩服唐人的草书的，只不过他们所佩服的是唐人写在手卷上的那种草书。这种风格形制的草书作品大不同于兴即而起在墙壁上的挥洒。唐人的狂草带有明显的狂放意趣在内，几乎不受理性的约束；而宋人写草书就带有某种文人情结了，他们的情感因更受约束而使笔下的草书更加含蓄内敛，这一点我们可以在黄庭坚的草书线条中窥见一斑。归根结底，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还是宋代文人的特殊身份和知识结构决定的。

宋代书史上另一位独具文人士大夫审美意识的便是米芾了。米芾可算是宋代书家中更为典型的一个人物。他知识结构完整，在书法、绘画、收藏、鉴定等方面都是一代高手。他与前代人相比有明显的宋代文人特征。这个时代艺术家的知识结构更接近于后想的文人模式：诗书画印四绝。他评唐人说：“丁道护、欧、虞笔始匀，古法亡矣。柳公权师欧，不及远甚，而为丑怪恶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书。”[19]可见他对唐人书法的鄙薄之态。又曰：“学书须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别为一好萦之，便不工也。”[20]他始终站在文人的位置上来定位书法，追求自我表现、天然成趣的奇妙。米芾在集古的基础上而能自创新意，以其独特的书法风格展现了宋代文人书家的审美风尚。

结 语

楷书在欧、虞、褚、薛、颜、柳等人的努力下已然发展完备，楷法遒美，笔法精绝，宋人已无开拓疆域；狂草在旭、素的笔下姿态横生，极尽狂傲，文人士大夫的特殊身份更适合宋人在行书的广袤天地尽情尽兴，即便黄庭坚的草书也变得更加理性了。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人阶层以其特殊的身份在历史的演进潮流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属于中国古代社会的高级知识分子，还肩负着以贵族官僚治理国家的重任。他们达到了赖文逊（美）所谓的“最高文化价值与最高社会权力的辉煌的象征性结合”。唐人重事功，豪迈不羁；宋人内向、细腻，更重内在修养与精神追求。宋人的追慕晋人，可从他们精神上对道的追求和审美上对韵的追慕上看出来。这个时代的文人士大夫有其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在这个背景下，他们既要学习前代人的东西，又要在此基础上力求突破。在唐人法度森严的技法笼罩下，宋代文人士大夫书家只能在掌握纯熟技巧的基础上又不囿于技巧，而刻意去追求一种意趣。“意”在这个时代的文人士大夫书家的书论书作中都得到了完美极致的体现。宋代文人阶层以其独特的审美观念引导了这一时代书法的发展进程。他们素不喜癫狂如痴的张旭，也不喜借一纸草书追名逐利的俗僧。狂草在此衰落也就不言而喻了。

注释：

[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11月第一版，第98-99页。

[2]参见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1990年7月第一版，第60页。

[3]（南宋）《会稽二志点校》，南宋施宿、张B等撰，李能成点校，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第310页。

[4]李颀：《赠张旭》，载《全唐诗》第二册卷一百三十二，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9月第1版，第183页。

[5]窦U：《述书赋》，载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第一版，第256页。

[6]吕总：《叙书评》，崔尔平编校《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12月，第33页。

[7]李白：《送贺宾客归越》，载《全唐诗》第二册卷一百七十六，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9月第1版，第528页。

[8]李白：《草书歌行》，载《全唐诗》第二册卷一百六十七，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9月第1版，第473页。

[9]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载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第592页。

[10]李建中：《题洛阳华严院杨少师书壁后》，载清厉鹗辑撰《宋诗纪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第77页。

[11][12]参见陈振濂：《书法史学教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1月，第76页。

[13]《唐安共美政颂》，《集古录跋尾》卷六，《欧阳修全集》，第2223页。

[14]欧阳修：《范文度摹本兰亭序二》，《集古录跋尾》卷四，《欧阳修全集》，第2163页。

[15]参见马茂军、张海沙：《困境与超越――宋代文人心态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第142页。

[16]《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第二十八《题颜鲁公帖》，北宋黄庭坚著，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758页。

[17]《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第十六《大雅堂记》，北宋黄庭坚著，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437页。

[18]《宋黄文节公全集・别集》卷第七《跋此君轩诗》，北宋黄庭坚著，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1604页。

黄庭坚书法篇9

关键词：词 苏轼 黄庭坚 北宋文人

苏轼对当时和后世文人的精神层面影响非常普遍。据南宋初朱弁《曲洧旧闻》载：“东坡之殁，士大夫及门人，作祭文甚多。惟李方叔文尤传。……此数句，人无贤愚，皆能诵之。”清况周颐也曰：“有宋熙、丰间，词学称极盛。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斗山。黄山谷、秦少游、晃无咎，皆长公之客也。山谷、无咎皆工倚声，体格于长公为近。”苏轼的谐趣词风，可以说是开启了后代词人愈加注重“谐趣”的先声。在杨万里的《诚斋诗话》中曾记载：“山谷戏笔，尝书范文正公为举子时作《齑赋》，有云：‘陶家内，淹成碧绿青黄；措大口中，嚼山宫商徵羽。’吾州刘沆丞相微时读书山寺，寺僧请公戏作《偷狗赋》，有云：‘抟饭引来，犹掉续貂之尾声；索牵去，尚回顾兔之头。’常州人讳打爷，盖常有子为任伯，而其父坐罪当笞者，其子恐他人杖其父之重，而身请行刑，故有此讥。士人有戏作此赋者云：‘当年祖逖，见而知闻而知；後日孙权，出乎尔反乎尔。’”可见，黄庭坚也是有“谐趣”慧根的。黄庭坚非常欣赏苏轼，他曾作诗《次韵宋懋宗三月十四日到西池都人盛观翰林公出遨》“人间化鹤三千岁”，这个典故出自《神仙传・苏仙公传》，“汉文帝时苏仙公得道，死后化为白鹤，自后有白鹤来止郡城东北楼上。有人挟弹弹之，鹤以爪攫楼板书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来归。吾是苏君弹何为？”还有“海上看羊十九年”，指的是苏武牧羊的典故。黄庭坚借助这两个典故来比喻苏轼像神仙一样超逸，苏轼像苏武一样贬谪黄州多年仍然忠贞不二。可见，黄庭坚对苏轼的倾慕之情极深。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与苏轼既有亲戚之情，又有师生之缘，他对苏轼的继承可以说是深刻的。其在《题乐毅论后》中云：“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可见其始终不愿拾人牙慧，重复而为。但实际上，他的创作中却继承苏轼的谐趣之情，始终挥之不去理趣之意。所以陈师道《后山诗话》中推崇备至：“子瞻以诗为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唯秦七、黄九耳。”可见，对此中继承关系的肯定。

苏轼和黄庭坚并称“苏黄”，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轼和黄庭坚都将禅宗“游戏三昧”由人生引入到翰墨方面，他们诗词中谐趣分量大大增多。比如，苏轼诗集中仅诗题有“戏”字者就有93首，而黄庭坚诗集中诗题有“戏”字者更高达114首。同样，黄庭坚填词，后人多认为是信手而来、一时兴起而作颇多，艺术上似乎不够严谨，所以后人对诟病，认为其“亵诨”“鄙俚”。殊不知，这正是黄庭坚学苏轼谐趣词之处。

如黄庭坚《鹧鸪天・座中有眉山隐客史应之和前韵，即席答之》（黄菊枝头生晓寒）这首谐趣词尽得苏轼谐趣真传，也是为官被贬之后，在逆境中的旷达，借幽默谐趣来超脱苦难。其中的“黄菊枝头生晓寒。人生莫放酒杯干。”何其像苏轼《南乡子》中的“满院黄英映酒杯。”《劝金船》中的“杯行到手休辞却。”这种失意人生的旷达让人佩服。“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著冠。”又与苏轼《南乡子》中的“破帽多情却恋头”异曲同工。同样用典，同样是反用典故，同样是令人忍俊不禁，一脉相承，嘲讽之中含有自我调侃。下阙“身健在，且加餐”，呼应着苏轼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减字木兰花》中的“海口如门。一派黄流已电奔。”这种令政敌都嫉妒的豪迈胸襟，令人钦佩。还有“舞裙歌板尽清欢。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又是苏轼《浣溪沙》中的“人间有味是清欢”的现实翻版，继承衣钵之意呼之欲出。

再如黄庭坚的《定风波》（万里黔中一漏天）这首词写于黄庭坚逆境之中，和苏轼一样，调侃之中蕴含着旷达。“万里黔中一漏天，屋居终日似乘船。”颇像苏轼调侃子由的“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斜风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任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下阙“风流犹拍古人肩。”恰似苏轼《蝶恋花・送郑彦能还都下》中的“三十年前，我是风流帅。”一样，潇洒自得。苏轼《超然台记》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黄庭坚也说：“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这是二人在文学创作观念上的碰撞与交织。

黄庭坚书法篇10

【关键词】黄庭坚；贬蜀；风格；比较

一、造语上的新奇艰涩与简放自然

宋代黄庭坚《答洪驹父书》：“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号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黄庭坚贬蜀前的文学创作在造语上追求新奇，提出点铁成金，以故为新，脱胎换骨的诗法，山谷在前期（元祜元年）作五律《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爱酒醉魂在，能言机事疏。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物色看王会，勋劳在石渠。拔毛能济世，端为谢杨朱。”这是“点铁成金”、“以故为新”的典范作品，用事繁富立意新奇，充分体现出黄庭坚早期作品的特色。山谷前期作品还讲究句法、字法，长于点化锻造，黄诗句法特点是笔力挺健，意象瑰奇严整中有流走之势，如“家徒四壁书侵坐，马瘦三山叶拥门”“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等，又如拗句“管城子无食同相，孔方兄有绝交书”“石吾甚爱之牛砺角尚可”。并大量用典，如写连理松枝“金沙滩头锁子骨，不妨随俗替婵娟”、《饮润文家》“一醉解语花，万事画地饼，要似虎头痴，何须楞里瘿”等。

而在山谷贬蜀后期作品中却很少具有前期作品的这种风格。后期的文学创作大多平易流畅，并不刻意求新求奇，追求简放自然之风。山谷在去戎州《答王观复书》中强调，作诗应“语气平而意深，理盛其文，不加藻饰意”。明显地表示不求雕饰，追求极深的内蕴。“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可以看到黄庭坚后期诗作强烈否定文章好作奇语，多雕琢弊病，主张诗歌要“无意于文”、“无功之功”、“理得辞顺”、“不烦绳削而自合”，尤其推崇那种“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的境界。而这些主张主要集中在蜀中时期，特别是山谷谪居戎州的时候。例如《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投荒万里鬓毛斑，三入瞿塘滟灏关。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其他如《竹枝词二首》、《寄贺方回》、《病起荆江即事》等等，全都具有简放自如的特色。

二、意象上的峭拔新奇与平淡深远

山谷前期创作意象峭拔，密集、繁富、深拗、奇特。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对黄庭坚诗歌的意象特点曾有精彩分析，他说：“例若‘青州从事斩关来’，‘管城子无食肉相，孔门兄有绝交书’，‘王侯须若缘坡竹，哦诗清风起空谷’，‘湘东一目诚甘死’，‘未春杨柳眼先青’，‘蜂房各自开户牖’，‘失身来作管城公’，‘白蚁战酣千里血’等句，皆此类。酒既为‘从事’，故可‘斩关’；笔既有‘封邑’，故能‘失身食肉’；须既比竹，故堪起风；蚁既善战，故应飞血；蜂窠既号‘房’，故亦‘开户’。均就现成典故比喻字面上，更生新意；将错而遽认真，坐实以为凿空。”上述这些新颖奇警的比喻，都能给人奇幻生新之感，显示出黄庭坚借助奇思妙想创构新鲜动人的意象的艺术功力。又如《汴岸置酒赠黄十七》：

吾宗端居丛百忧，长歌劝之肯出游？黄流不解涴明月，碧树为我生凉秋。

初平群羊置莫问，叔度千顷醉即休。谁倚柁楼吹玉笛，斗杓寒挂屋山头。

这是一首赠怀友人的诗，与朋友黄几复相互劝勉，这首诗在意象上呈现出新奇峭拔的特点。诗的领联用“黄流”、“明月”、“碧树”、“凉秋”这样的意象组合来表现一种高雅绝俗的人格追求，而颈联又用两个黄姓历史人物（黄初平、黄宪）的典故，来慰藉朋友应保持不为世俗所累的宽广胸怀。这里明显地体现出在意象选择与组合上的追求新奇骇俗与繁复的特点。

山谷贬蜀后其创作在意象上呈现出平淡深远的特点。追求所谓平淡而山高水深，即意象平淡而蕴意深远。他在蜀中大量的诗篇都显示出了语言质朴、意象平淡、句法自如、音律流畅的特点。最值得一提的当是《和答元明黔南赠别》云：

万里相看望逆旅，三声清泪落离殇。朝云往日攀天梦，夜雨何时对塌凉。

急雪脊令相并影，惊风鸿雁不成行。归舟天际常回首，从此频书慰断肠。

此诗作于绍圣二年冬，诗歌首联从概述兄弟相伴入蜀到挥泪告别入手；颈联回首往日，遥想将；颔联在离情中又融入身世之感，更具悲剧意蕴，以风雪中的鹡鸰喻手足之情，以鸿雁失群拟兄弟失散；末联设想兄长仰望天际，盼其归来，并希望从此藉寄书信以慰离愁。全诗无拗语，不用典，一反山谷前期生新瘦硬、峭拔新奇的诗风，将深沉郁勃的情感寓于淡薄深远的意象之中。不刻意追求新奇，显示出平淡质朴的风格。可谓是皮毛剥落尽，不烦绳削，平淡而山高水深之作。

三、章法上的变化莫测与平整自如

山谷贬蜀前文学创作的在章法上变化莫测，章法细密，线索深甚，转折急陡，起结无端，绝不平铺直叙，如《和陈君仪太直外传》：

高丽条脱碉红玉，逻逤琵琶捻绿丝。

蛛网屋煤昏故物，此生惟有梦来时。

作者在本首诗中善于写出凄凉的幻境；于神思则缥缈，于感觉则精细，于笔势则灵转。章法陡转，借过去的繁华和后来的破落强烈对比，渲染出盛世如烟的惆怅感触。至于后两句，则更是一大转折，一大跌宕。前后句内容曲折回环，跌宕腾挪，“蛛网屋煤昏故物”这一句，用白描手法极力渲染出荒凉凄清的景象。故物虽存，而昔时难再，这就除非“梦中”再见了。“此生”是一次重复，“惟有”就更加强调，推进一层。其结果，使人怆痛，使人怅惘。

而在后期，章法平整自如，表现出归真返璞的倾向。笔调极其简放，意思层层紧扣，一气贯注，清晰细密，章法上实实在在，平直自如。如《题王居士所藏王友画桃杏花二首》：

凌云一笑见桃花，三十年来始到家。从此春风春雨后，乱岁流水到天涯。

凌云见桃万事无，我见杏花心亦如。从此华山图籍上，更添潘阆倒骑驴。

此诗作于元符三年在蜀中时，前首就桃花发论，写灵云和尚悟道后的自由快活，暗含自己赦免获释后的喜悦心情；后首则先写人见杏花如同“凌云见桃”一样，心境有所领悟，自然舒放，最后借用魏野的诗句“从此华山图籍上，又添潘阆倒骑驴”诗句，改“又”为“更”，突显出自己悟道后的怡然自得的心境。这两首诗笔势自然流畅，章法上一气贯注，没有回挽逆折，显得丰厚而平整，内蕴着自己的悟道后的愉悦之情，给人以轻快飘逸之感。全无前期章法上的跌宕转折。

四、音律上的拗峭挺拔与和谐流畅

黄诗前期诗作在音律上具有拗峭挺拔的特点，一是句中音节打破常规，不循惯例。如：“心犹未死杯中物，春不能朱镜里颜。”（参见《次韵柳通叟寄王文通》）矫健奇峭。二是黄庭坚律诗中多用拗句，将律诗中的句式和平仄加以改变，从而使文气反常，或造成音调的突兀，有意打破平衡和谐的效果，给人以奇峭倔强的感觉。如《次韵裴仲谋同年》：“舞阳去叶才百里，贱子与公皆少年。”“百”应平而仄，“皆”应仄而平，遂觉得音节兀傲。又如《题落星寺》：

落星开士深结屋，龙阁老翁来赋诗。小雨藏山客坐久，长江接天帆到迟。

宴寝清香与世隔，画图妙绝无人知。蜂房各自开户牖，处处煮茶藤一枝。

此诗大拗大救，奇崛劲挺，为表现幽僻清绝的境界创制了恰到好处的语音外壳。黄庭坚的三百多首七律中有一半是拗体，这也是形成其生新廉悍风格的重要因素。

而黄诗贬蜀后创作的大量诗歌在音律上和谐流畅，尤其是后期所作的七律多显出音律上的平和畅顺，除前面所举的赠黄元明的用筋字的几首外，还有《和高仲本喜相见》也是如此：

雨氏南浦曾相对，雪满荆州喜再逢。有子才如不羁马，知君心是後凋松。

闲寻书册应多味，老傍人门似更慵。何日晴轩观笔砚，一樽相属要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