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在我身边十篇

法律在我身边篇1

法律在我身边

法律，使我们能得到管制，使我们这些二十一世纪的青少年能健康的成为祖国未来的希望，使这个世界能变得和谐美好！我想法律虽然很严谨，但他却给我们的终生受用！

下面为大家讲这样一个故事：两年前，小新开始沉浸在网络里，学习成绩陡然下降。初中还没有毕业便辍学。因担心儿子整天沉迷于网吧，小新的妈妈让他照看家里的台球桌。小新把看台球桌挣的钱拿去上网。后来家里不再提供上网的钱，小新就想到了偷。今年6月上旬，小新偷了爸爸2000多元在网吧呆了一个星期。父亲的一顿打骂对小新来说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仅仅几天后，上网的欲望又像虫子一样噬咬着他的心。此时，爸爸月初给奶奶生活费时说的一番话浮现出来。“爸爸说爷爷那儿有4000多块钱，当时听了也没太注意，后来就想去偷爷爷的钱。6月15日中午我就去爷爷家，晚上，看爷爷奶奶都已经睡了，就去翻，可一想怕把奶奶吵醒了，就想用菜刀把奶奶砍伤了再翻事后，小新的爷爷说，那是奶奶为孙子准备的早点钱。小新捏着两元钱在村口的一个洞里躲了起来。思来想去，还是投案自首了。 小新告诉记者，奶奶从小最疼爱他，有什么好吃的都惦记着他。他在看守所里最想念的就是九泉之下的奶奶。“我当时只想着拿到钱后就去网吧，根本没想后果。如果让我在上网和奶奶之间重新选择，我肯定选择奶奶。”说到这里，他痛哭流涕起来。”

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就是因为迷恋网络，才导致了现在的样子，原本幸福的家庭就这样破灭了！看来，法律对于我们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我们假设当初小新遵守法律，就不会出现这样悲惨的结局！如果我们不遵守要求，生命也许就会付出代价，谁也不愿意这样所以我们要遵守法律，尤其是我们青少年，一旦步入这样的轨道，就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提起法律，就应该给人一种神秘、威严、崇高的感觉。其实，法律与道德、习惯、纪律一样，都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举止。法律和我们息息相关，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走路了，人们走在马路上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它也受法律的控制，红灯停，绿灯行，我们都知道，可又有多少人做到呢？所以说，法律啊！永远只我们身边。而我们却因为小小的不留心，而发生事故。这样有多危险呀！其实，遵守法律很简单，只要我们从小就遵守社会治安，这些险事就不会在我们身边发生，而我们小学生应该做的就是不吸烟，不喝酒，不迷网，做到这三点不就好了吗？但违反法律更简单，现在，有太多人迷恋网络了，不光是小孩，也有大人，其实过度迷恋网络，不仅违反了法律，最重要的是自己的身心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难道我们天天都愿意呆在这个充满“病毒”的气氛中吗？不！绝不！那么我们就应该想办法控制自己的毛病，多想想，现在快乐了，但以后呢？没准就会被称为迷恋网络，被送进警察局，难道你愿意被警察带走？你愿意再也抬不起头吗？位子自己的人生找想，我们就要用努力脱离苦海，面对一种新的生活和未来！

正是因为由于这些规范的存在，我们这个社会才会变得有条有理：正是因为由于法律的存在，才使我们的权利得到了应有的保障，我们应该感谢法律带给我们的一切。有了他的管制，小鸟就自由飞翔！

法律在我身边篇2

记得前不久，银矿新村的堵路事件，闹得很大。我一打听才知道：沙场和铅锌银矿的渣土车来来往往，每天都有几百辆车子从这儿经过，弄的满天都是灰尘，路面坑坑洼洼的。这些渣土车对居民的影响很大，每天还撒出一些土来，环境卫生很不好。居民用一把长长的椅子横在路中间，只留一点空隙让行人和小形车辆通过。经过和沙厂负责人再三协商，居民暂时让沙厂车辆通过。

安静了一阵子，又有一辆满载着一车渣土的“康明斯”从这里经过，这次居民们不放过它了。用一辆电动车拦在路中间，并且报了警。再三调解下，沙厂做出让步，每天定时洒水，车辆不超载，让环卫工人来清扫路面。

我认为，这些渣土车不能超载，或者就不应该出现在居民区。“车辆不能超载”这条是交通部门颁布的，大家都知道。这些渣土车竟然在光天化日下违规，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撞了人怎么办？如果破坏了环境怎么办？如果出了危险谁来负责？

法律在我身边篇3

一提到法律，我们就会想到警察、监狱、法庭、成本成本枯燥的法律条文……认为这些东西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其实，法律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每天生活的点滴之中。

去年春天三月份，邻居家的姐姐玩我的手机，结果几分钟的功夫，我的手机就欠费了，妈妈刚交的费啊！妈妈查询了通话记录，才知道我的手机被莫名其妙的运营商扣除了莫名其妙的话费，几分钟就扣除了我近二百元话费！由于我年龄小，妈妈担心我会因为操作不当而被扣除额外的费用，特别申请了屏蔽业务，也就是说我的手机只能产生正常的通话费和短信费，不可能产生上述莫名其妙的费用。针对这个问题，妈妈向联通公司进行了投诉，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维护了自己的利益，最后，联通公司向我们双倍退赔了由此造成的话费损失。

通过这件事情的教训，我懂得了法律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我们应该做一个知法懂法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好少年！

河北石家庄新华区赵二街小学四年级:孙海琳曼

法律在我身边篇4

[关键词]法律教育；公安边防部队；士官学校

一、提高部队法律教育的重要性

法律教育是部队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它能够增强部队官兵的法律意识，进而提高整个部队的法律观念和依法办事的能力。依法治国是党的基本治国方略，而部队在保障国家安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公安边防部队来说，保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保障国家以及人民安全是他们的重要使命。所以，边防部队更要响应国家的号召，坚定不移地贯彻依法治国的方略。

（一）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与军人的法治观

具有同一性我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有：忠诚于党的军魂观、热爱人民的宗旨观、报效国家的国家观、履行使命的使命观、崇尚荣誉的荣誉观。从这些价值观就可以体现出我国军人热爱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卫祖国的使命，强烈的荣誉观等，而这些在法律中都有明确规定，具有法律依据。同时，依法治军作为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部分，是以依法治国为理论基础，并且对它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军人职责中的其中一项就是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执行军队的条例条令和规章制度。因此，将军人的核心价值观、职责与依法治军和依法治国相联系，体现了与法治观的同一性。

（二）法律教育使军人的核心价值观得以更好践行

任何观念教育都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对行为规范产生影响，军人的核心价值观也不例外。培育军人的核心价值观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能够自觉践行这些观念。观念的培养也需要行动来检验，所以在他们的行为中才能体现出价值观的培养。而作为对实践的检验，正是他们能否忠实履行革命军人的法定义务和责任。因此，加强法律教育可以使军人更好地培养核心价值观。同时，部队的法律教育还有区别于普通公民的地方，即以军事义务和责任为首位的观念是军事法律教育的重要理念。由于这一特殊性，使部队在进行法律教育时，更加突出强调军事义务和责任规范，这样就与军人的核心价值观又统一起来。

（三）法律教育为培育军人的核心价值观提供保障

法律是具有强制力的，是由国家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对于军人的法律教育既需要柔性的教育，也要依靠刚性的要求。依法履行自己义务与职责是军人的行为底线，这些义务与职责是军人的核心价值观的法律化体现。因此，这既是一个道德方面的问题，同时又属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我国将军人的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列入法律里面，就是为了以法律的强制性维护和保障军人的核心价值观得以真正体现。

（四）军事法的特殊性要求军人必须具有更高的法律意识

军事法与普通法有较大的区别，例如：一是军事法相较于普通法更加严格；二是军事不同于其他行业，军事利益在国家利益中处于突出地位，它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三是要贯彻依法从严治军方针的需要，军人所承担的义务与责任要比普通民众更多，更重要。除此之外,军事法是调整国防和武装力量等军事领域中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它具有相对特殊的军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被赋予特定的任务,将军事法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

二、当前边防部队法律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士兵入伍前普遍缺乏系统的普法教育

部队在经过普法教育以后，在法制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广大官兵的遵法用法以及依法办事等观念普遍增强。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其中的不足，一些官兵由于在入伍前就对法律不是很了解，再加上自身很少经历过依法维权的事情，所以对于法律知识并没有多大的兴趣去了解，导致法律意识淡薄，在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上欠缺。例如，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涉及法律的问题，因为自身缺乏法律知识，错误地采取一些处理方式。而且，一些人认为只要自己不触犯法律就可以了，而有时候自己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就可能犯错了。

（二）法律教育的形式单一

由于受到教育资源及其他因素的制约，部队能够接触到的教育形式较为单一。有些部队在进行法律教育时，只是简单地上几堂课，照着书读，使得官兵们并没有多少学习的兴趣，积极性不高。而且，有些单位不注重因材施教，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组织教学。还有一些单位从一开始对于法律教育的定位就是错误的，他们认为法律教育就是“以刑为主，一讲众听”，只要不让他们犯罪，教育就是成功的，从而忽视了对于官兵们自身法律意识的提高。这样一来，官兵们对于法律的学习就缺乏了积极性，同时，由于法律教育本身内容就比较单调，再加上教学形式没有新意，使得法律教育的推进遇到了阻碍。

（三）法律教育缺乏实用性

在对部队的法律教育中，存在一些缺乏实用性的现象。有一些教育内容与官兵们的思想联系不紧密，不能与官兵们的实际相结合。除此之外，部队在进行法律教育时，对此认识不够，思想上存在懈怠。而且在教学中，只是一个人讲，其他人听，忽视了官兵们的接受与理解，不能相互沟通交流。官兵们也只是被动接受知识，不能深入思考，对自身法律意识的提高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同时，因为在平时的法律教育中，不够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致使官兵在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时不知该如何处理，所以，如果不通过法律来帮助他们维护自身权益，法律教育可能自始至终都只是停留在理论部分，不能很好地运用在实践中。

（四）法律教育存在形式化的现象

边防部队由于在平时的工作中任务较为繁重，所以对于官兵的法律教育并不够重视。在平时的法律教育中，常存在教育内容被压缩，教育时间被占用等情况。还有一些边防部队中，平时并不真正重视法律意识的培养，只是单纯制作法律教育的计划，读书笔记等，没有将培养官兵的法律意识作为重点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教育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官兵们也没有认识到法律教育的重要性。

三、改进边防部队法律教育工作的思路和建议

（一）边防部队法律教育应具有针对性

政治教育是边防部队教育的重要内容，而法律教育作为政治教育的重要部分，搞好法律教育对提高部队官兵们的政治素质具有重要作用，而且还能提高他们运用法律武器维护权益的能力。公安边防部队与一般的部队还有所区别，他们既需要执法，同时还是战斗部队，只有抓好法律教育，才能让他们更好地运用到生活工作中。因此，具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律教育，是提高他们法律素质的重要手段，具体要做到以下几点。1.结合日常工作生活，针对不同岗位进行不同的法律知识教育。如在对干部们的教育中就要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有利于基层法律教育活动的开展，进而提高整个部队的法律素质。除了对自身的教育外，还要引导基层官兵们对法律的学习。在对官兵们进行教育时就要结合他们的生活实际，促使他们通过对法律的学习形成一个知法守法的习惯，规范自己的行为。2.开展有关法律内容的宣传教育活动，对官兵们平时遇到的种种问题进行解答，结合他们的工作，对他们可能涉及的问题进行宣讲，鼓励他们用法律的手段解决问题。3.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可以邀请高校的专家等来部队进行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同时，鼓励他们走出军营，到社会中去体验民主法治的进步，通过亲身体验来感受法律的重要性，进而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

（二）坚持学用结合，使法律教育能真正服务于边防官兵

1.运用法律武器帮助边防官兵依法解决个人的涉法问题。近年来，官兵家庭遇到的涉法问题不断增加，主要涉及婚姻家庭、财产问题、个人权益等方面。面对这些问题，很多官兵不懂得如何运用法律武器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因此，要在法律知识教育中加强对这些问题的教育，促使他们能够学习相关的法律知识，在遇到问题时自觉运用法律去解决，发挥法律教育的效果。2.普及相关军事法律知识以及刑法知识，防患于未然。边防法律教育的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预防执法犯罪，因此加强边防法律教育，要做到“三勤”，一是脑勤，即遇到事情要多动脑，善于思考，针对问题及隐患要多思考多分析，在问题发生之前多想预防措施，在问题发生后多想该如何解决；二是嘴勤，即勤于找到法律教育中发现的问题，对于重点易发生的问题要多次强调；三是手勤，即对于上级安排的需要贯彻的精神、部队发生的典型事例等多记录，以便遇到问题时方便查看。3.加强边防部队领导干部们的法律素质。提高领导干部们的法律素质，有利于基层法律教育活动的开展，进而提高整个部队的法律素质。学习法律知识不只是单纯地为了学习，而是要形成一个知法守法的习惯，规范自己的行为。在公安部队执法过程中，不断对此深化理解，当前部队的条令条例在不断完善，部队领导干部们只有学好法律知识，才能更好地教育战士们。

（三）义务与权利并重，依法保障官兵的权利

每个公民存在于社会中，既有权利又有义务，法律教育在强调义务的同时，不可忽视对权利的保障，这样才能发挥官兵的主观能动性。作为军人，在履行自己义务的同时，也享有很多法律赋予的特殊权利。例如，在很多场合、单位中对军人赋予了特殊的权利，在办理业务时军人享有优先权，在参观景点时军人可以享受半价或者免费的待遇。所以，在边防官兵的权利受到侵害时，要学会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这个时候如果不懂如何运用法律知识，就无法很好地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拓宽法律教育的内容，强化权利意识教育，使法律能真正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这是边防部队法律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四）改进教育方法和手段，增强法律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提高边防部队的法律素质和法律意识，能够保障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要针对现有的法律教育中的问题进行改革，改进现有的教学方法，以增强教学效果。例如，可以让边防部队官兵收看法制类节目，针对里面的案例进行分析，还可以通过阅读法制报刊等，增加教学形式。同时，还可以分小组进行讨论学习，一改往常的传统教学模式。通过亲身讨论分析，增强对法律知识的理解，还能够规范自身行为，对法律知识活学活用。

（五）完善激励机制，激发学习热情

在平常的学习中，可以制定一些教学目标，并相应地制定激励机制。例如，制定一周的学习目标，如果没有达成，就设置一些诸如做俯卧撑一类的小惩罚。同时，还可以通过开展“最好一课”“学习标兵”等评比活动，对法律知识掌握得好的官兵给予奖励等，激发官兵们的学习热情。

四、结语

法律在我身边篇5

近年来，对我国境内存在的大量中越跨国婚姻的研究成果比较多。这些成果，主要从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视角，通过个案访谈、实证研究等方法，对中越跨国婚姻的现状、产生原因及其流变问题的解决对策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尤其偏重和关注跨国婚姻中妇女和儿童的生活现状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也有个别学者运用了我国法学的一些理论和知识对此类问题进行了面上的探讨。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仍存在不足:一是研究视角和方法单一。上述研究要么偏重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单学科研究，跨学科的研究不够。二是从法社会学角度来说，此类成果研究的结论仍有待商榷。本文所探讨的中越跨国婚姻是指越南妇女入境与中国男子结婚，并且没有按我国法律履行结婚登记手续的婚姻。对于此类婚姻，其性质究竟是是违法婚姻、事实婚姻还是同居关系?它产生的原因何在?该不该一律不加区分地保护和确认此类婚姻的法律效力?应如何通过规制好它?本文拟针对这些问题展开进一步探讨。

一、一种存在的事实———中越跨国婚姻

广西作为中国西南边疆的重要门户，与邻国越南有着较长的陆地边境线，约1000多公里。20世纪90年代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随着广西边境地区经济发展的快速发展，山水相依的两国边民交往更加密切，在中国边境地区原有基础上又产生了大量的跨国事实婚姻。据有关调查，广西凭祥市边民与毗邻的越南边民存在不办理结婚登记就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有1434对，共生育子女2190人;自1980年至2006年6月底，与越南山水相连、边界线长达184公里的龙州县，非法入境通婚的越南妇女人数达1154人，在中国成婚以后，生育子女共1441人。另据笔者2008级法学本科班学生徐顺海等同学于2010年8月到广西宁明县爱店镇丈鸡、岑么屯实地调研，他们统计发现在上述两屯定居的瑶族人群共55户人家，234人。而这两个屯目前存在跨国婚姻数量的情况是:丈鸡屯总户数31户，跨国婚姻家庭为25户，占丈鸡屯总户数的80.65﹪;而岑么屯总户数是24户，跨国婚姻家庭为14户，占本屯总户数的50.83﹪。应该说上述数据从宏观到微观都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在一定程度上提示了，中越边境存在大量跨国婚姻的事实。但严格来说，现在广西境内的跨国婚姻确切数据应该远远不止这些。对于这一社会现象，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我们当前可能难以获得100%的准确数据。但上述实地调研的资料足已证明:中越边境的中方境内存在大量的跨国婚姻，它并没有随着学界关注度的提高而消失，而是作为一种事实存在着。

二、中越跨国婚姻的性质———是非法婚姻还是事实婚姻对于中越边境，中方境内存在的大量的跨国婚姻，究竟如何给它定性?是一律认定其为非法婚姻还是认定为事实婚姻?对于此问题，大量的官方人士，通常认为此类婚姻为非法婚姻。因为此类跨国婚姻中的一方(通常是女方)属于没有正当手续，非法入境的“三非”人士。他们没有按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因而此类婚姻就是非法的。笔者认为，此类婚姻不能一律否定其婚姻的有效性，可有条件地承认其为事实婚姻。因为一个婚姻的成立与否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婚姻的有效与否则是一个法律价值判断问题。中越跨国婚姻的大量存在，是一个事实问题，我们不可否认。其中有些婚姻是符合我国事实婚姻的情形，因而应为有效婚姻。对于事实婚姻问题，我国1950年《婚姻法》、1980年《婚姻法》和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都将结婚登记作为婚姻缔结的唯一法定要件，从未明确规定事实婚姻问题。它只在我国的有关司法解释中出现。比如最早出现事实婚姻的含义界定，是在1979年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现已失效)，该意见中首次对事实婚姻作了解释。其中规定:事实婚姻是指男女未进行结婚登记，以夫妻关系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学术界后来在讨论此问题时，进一步把它科学化、规范化。学界通常理解事实婚姻为没有配偶的男女，未经结婚登记，而公开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亦认为其是夫妻关系的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中处理此类案例，通常也是根据上述学理解释来认定它。判断一个婚姻是否为事实婚姻，主要依据要件有四:一是当事人双方都是无配偶并达成结婚的一致意思表示;二是对外公开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三是周边群众也公认他们是夫妻关系。四、符合结婚法上规定公民结婚的实质条件，只是欠缺法定的结婚形式要件。当前司法实践中对于事实婚姻处理，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

(一)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

(二)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上述解释也就意味着，我国从1994年2月1日起不再认可事实婚姻。法律认不认可一个婚姻是法律的价值判断，但实践中人人往往会因各种缘由不想或不能按法律的规定去实施自己的民事行为。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大量存在于我们生活中。法律不认可其效力，不等于这样的婚姻不存在，它是事实存在的。我们必须正面看待和应对它，婚姻的成立还涉及一个事实判断问题。因此，如何应对和处理此类问题，从而达到最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一直是困扰司法实务界和理论界的难题。据此，笔者认为，以上中越跨国婚姻应属于事实婚姻。

三、中越跨国事实婚姻大量存在的原因

综观中越边境中方境内所存在的大量跨国事实婚姻，究其原因，既有社会原因，也有法律原因。学者们站在不同的视角，就会有不同的看法。笔者主要从法社会学角度认为主要是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两国边境线长，无法完全阻止两国边民的交流中越两国山水相连，自古以来两国民众之间的往来就较为频繁，管理上存在一定的难度。如，《清实录》记载:“署两广总督策楞奏称:粤西南境，地接交夷，土苗错处，各边封禁隘口，时有夷匪、汉奸潜出窜入，屡经设法查禁，而奸民出入如故，盖因商民出口贸易，并佣工觅食，俱乐隘口出入近便，又多娶有番妇，留恋往来，是以偷度不能禁止。”①当代为规范管理，维护我国边境的安全。我国制定相关法律规定对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结婚的外籍人员，一经发现都要遣送回其本国。按照这个原则，我国边境地区的公安部门多次对这些越南妇女采取遣返措施。但由于中越两国边界线较长，约1000多公里，两国村与村之间相距较近，民间小道又比较多，上午遣送非法入境的妇女回到越南，晚上她们又会回到中国家庭。法律难以对这些边民产生最佳实施效果，他们就是这样游走于法律之外。因而，这类跨国事实婚姻的就这样大量存在了。

(二)民间传统习俗影响较为深刻中越两国陆地边境主要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这些民族都有着相同的习俗、语言和生活习惯。自古以来这些民族同胞就有通婚的习俗，并不因为一条人为的国界而阻隔他们之间的互通往来。据调研资料显示，大部分的边境家庭都有跨国亲戚关系。而且由于边境地区远离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是国家控制力相对较弱的地方，因而，国家法律的实施在这些地方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自古以来，边境居民通婚就没有完全按国家法律来履行，祖祖辈辈们实行的婚姻模式给后辈带来一定的示范作用。再有，受当地民族习俗习惯的影响。如宁明爱店当地瑶族仍实行族内婚制，即将适婚者的婚姻对象严格限制在同一族群中，只允许瑶族内部人员通婚，而反对与外族成员通婚。在笔者学生调研的宁明爱店村，只有丈鸡屯、岑么屯和禄旭屯的居民是瑶族同胞聚居的村屯，总人口在三百人左右，其中焦姓人家6户，黄姓1户，其他为赵姓人家，因为这里的瑶族不仅实行族内婚，而且同姓不能通婚，这意味着占人口比例多数的赵姓家族在婚姻对象选择上，存在严重困难。①这样他们不得不考虑跨国婚姻。同时，调查中还发现，当一个家族中有一对跨国婚姻的夫妇，其家族的其他成员中也同时存在这样的跨国婚姻。正是由于存续多年的跨国婚姻及各种远近亲属的存在与交往，一代又一代的适婚青年选择跨国婚姻，有时看起来似乎本身即是约定俗成的习惯。

(三)法律不能提供便利，涉外结婚法律成本高根据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结婚条件，适用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没有共同国籍，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或者国籍国缔结婚姻的，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因此，中越跨国婚姻，在我国要能取得合法化，应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来办理。我国关于涉外婚姻登记的相关法律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995年2月17日民政部的《中国与毗邻国边民婚姻登记管理试行办法》第五条规定:“边民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是中国边境县(市、区)民政部门。”第六条规定:“边民申请结婚登记，毗邻国边民必须持有下列证件和证明:(1)本国护照或代替护照使用的经双方通过外交途径确认的边境地区出入境证件;(2)本国有效居民身份证件;(3)本国边境县(市、区)政府机关出具的经公证机关公证的婚姻状况证明和同意与中国边民结婚的证明;(4)中国边境县(市、区)指定医院出具的婚前健康检查证明。民政部2003年10月生效的《婚姻登记条例》第二条规定: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确定的机关。第五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一)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二)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办理结婚登记的外国人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一)本人的有效护照或者其他有效的国际旅行证件;(二)所在国公证机构或者有权机关出具的、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该国驻华使(领)馆认证的本人无配偶的证明，或者所在国驻华使(领)馆出具的本人无配偶的证明。另外，即使办理了一个合法的婚姻手续，越方边民还不能长期定居中国。因为根据《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中国公民或者在中国获得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的配偶，婚姻关系存续满五年、已在中国连续居留满五年、每年在中国居留不少于九个月且有稳定生活保障和住所的”，并且“遵守中国法律，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可以申请在中国永久居留。”由上可见，对于中越涉外婚姻要能在我国合法化、稳定化，必须按上述有关法律执行。而上述法律法规对于一个边境村民来说，成本是比较高，手续也比较繁杂，周期也较长，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边民按法律去履行结婚登记的意愿。面对中越边境存在的大量跨国事实婚姻，社会上有几种看法:一是维持现状，不管它，顺其自然就行了;二是不承认此类婚姻，我国有关部门要主动干预，严格依法办事，把这些非法入境的越南妇女驱除出境;三是国家应不加区分地承认此类婚姻的合法性。笔者认为上述看法都有偏颇，存在一定的问题。不管是维持现状、听之任之，还是严格依现行法律把非法入境的妇女驱除出境，这两种做法都会导致比较严重的后果:一是中方边民婚姻家庭的稳定性受影响，从而影响到我国边境的稳定;二是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缺乏保障;三是影响到我国法律的权威、易造成更多的违法犯罪行为。因此，笔者建议我国政府有关部门运用法律手段进一步规范此类婚姻，并有条件地承认现有的跨国事实婚姻。

四、解决中越跨国事实婚姻的建议

在众多的社会控制方式中，法律具有正义性、稳定性、明确性等特点，法律自身包含的正义、自由、秩序、等价值，使得人们最终选择了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人们通过自己的活动制定法律，是为了让法律能够起到调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社会关系的作用;为了让法律成为维护一定秩序和保护人与社会利益的社会规范。一个法治社会，应像亚里士多德对法治的定义那样“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的良好的法律。”所以说，人们要遵守法律，首先就要看这个法律本身是否是良法，是否符合当地社会的实际。如果一部法律与当地社会实际相差很远，必定会出现人们规避或对抗法律的情形，法律将会形同虚设，难以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如前所述，中越边境中方境内存在大量跨国婚姻，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应重视此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积极采取措施应对，而不是回避或强行驱除这些妇女出境。事实证明这样做，只会有害而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因此，建议政府有关部门，结合当地实际，变通有关法律法规，给予这类跨国婚姻有效的治理。具体做法:

(一)我国政府应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力量对此问题展开充分而全面的调研当前对中越跨国婚姻的研究和探讨，主要来源于学术界单方的声音。学者们从自己专业视角切入，通过田野调查或个案分析等方法，研究提示了一个个真实的跨国婚姻家庭状况，社会公众才得以了解中越跨国婚姻这样特殊的家庭。但这种研究都是局部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份全面的来自官方的材料。因此，当前跨国婚姻到底有多少?这些婚姻是不是都没获得我国法律的认可?如周建新教授研究发现，中国边境地区各级政府曾从人道主义原则出发，尽可能照顾到跨国民族婚姻的历史传统，对不同时期入境的妇女及其所生子女，有区别地解决了部分人员的国籍和户口问题。但对近五年入境的妇女实行严格控制和遣返政策。有些地区采取的政策是:1.1978年以前入境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贯，给予补办婚姻登记手续和户口登记手续;2.1979年以后入境的，通过外交行径与越南政府协商，应准许他们到越南办理边境出入证件，证件齐全后由民政局补办结婚证，公安局办理户口登记;3.如无法取得越南证明和证件的人员，居住满5年以上的，民政局给予补办结婚登记手续，户口管理部门给予落户4、居住不满5年的视为流动人口，严格管理，原则上做好工作，遗送回原籍。只有充分调研此类跨国婚姻问题，才能更好地做出全面细致的解决对策。

法律在我身边篇6

【关键字】 法治;边界;社会

在中国的法治建设中,文学艺术作品以它独有的方式不断提醒着法律人要以更高的视角、更长远的视野去认识法治,了解法治,看清这种制度背后的代价和缺憾。法治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慢慢的显示出它的副作用。《秋菊打官司》中秋菊的困惑,《被告山杠爷》中山杠爷的悲哀,《女人不是辘轳》中深受家庭暴力者最终解脱的血的代价等等一系列的故事,不禁感慨,中国的法治边界在哪里,法治之路如何顺利走下去。

一、法律语境下的边界:法治边界

(一)边界的含义

边界(boundary)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系统理论中是指不同系统间的标志,无论是对隐性规则的解释,还是对制度偏差的说明,都必须借助边界的概念。每个制度都有自己的内涵和边界,只有合理区分各项制度的边界,才能有效地发挥制度的功能。对制度等对象的认知,也主要是利用控制边界的办法进行。如国际法规定:国家的边界是指划分一个国家领土和另一个国家的领土、或一个国家的领土和未被占领的土地、一个国家的领土和公海以及国家领空和外层空间的想象的界线。边界适用于企业的经营边界、法治边界、道德边界和心理边界。

(二)法治边界的内涵

法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于人治而存在的,它要求社会中的社会关系都要由法律来调整,按照法律规定形成法律关系,公共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界限由法律来加以明确,体现社会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平衡。“法治是一个目标,又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宏伟的理想与一系列显示目标的具体过程的统一”。法治的边界正是法治本身的缺陷和所要调整范围的局限性,由于法治的他律性,必须依靠法律的强制力发挥制约作用,有一种外部强制力贯穿于各主体的内心世界,内化为法律的定向思维,在此过程中,往往会引发去边界和退边界的思考。

二、文学艺术作品:透析法治的边界

(一)法律不讲人情,造成法律的冷印象

《秋菊打官司》讲的是西北农村秋菊(村民)与村长的一次纠纷,秋菊本来是只想要个说法,最后村长被逮捕,判处15天行政拘留。秋菊对此结果并不满意,她说“怎么把人给抓了,我只是要个说法”,秋菊不知道为什么法律这样施行。村长曾经对她有恩,本来相处和睦,可是这样以后,她无法想象村长回村后,他们的处境有多尴尬,甚至秋菊会无法呆在村里。“试问:这种基于个体化预设发展起来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理论能否在农村运行、怎样运行、这种更加关注公民权利保障的法治给农民带来了什么”。在那里,只能把法治看成是冷冰冰的工具,剔除了社会生活的人的温情、灵性和相互关爱。

(二)惩治违法者,却无法适用于违德行为

被告山杠爷的案例中,山杠爷是偏远山村的村党支部书记,村里秩序很好,山杠爷本人也非常受人尊敬,村里有个年轻媳妇虐待婆婆,受到全村人的指责,在法律知识的淡漠的情况下,山杠爷因为看不过,对年轻媳妇采取了游街的方式导致这位年轻人自杀。山杠爷也被公安人员逮捕了,不否认山杠爷侵犯了公民人身自由权,理应受到法律的惩罚,当看事情的经过,年轻人的行为也违反了道德标准,甚至遭到了全村人的不满,法律却无法触及,这样的结果会在全村引发怎样的评论,无法定论、但这些违德行为却不适于或不完全适于法律调整,如果道德建设削弱了,势必会导致法律调整任务的极大加重,这是法治建设中的又一不可避免的难题。

(三)强调事后的违法必究,淡漠了事前的感化教育

在有关我国妇女权益受侵害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家庭暴力的成分占了很大比重,在众多的有关家庭暴力作品中,往往看到的是类似的结局,丈夫最终倒入血泊之中,妻子在解脱的同时锒铛入狱。这应该不是法治建设所追求的结局。“在违法必究的原则下用法律武器惩治了违法者,却没能从源头上遏制犯罪过程的发生,违法者往往也成了最大的受害者,最终为法律的条文买单。这样单独运用法律来治理社会,只能是忙于‘修补’社会。”进行事后的处理,不能进行事前的感化教育,悲剧往往在结果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四)依据法律进行工作,却无法兑现权益承诺

在类似《我是农民》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些农民工或者权益买卖下的受害者会鼓起勇气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应得利益,经过一次次的奔波辛苦,最终取得了满意的胜诉结果。当不忽略法律带给他们的希望时,却也无法掩饰现实带给他们的失望。在有些情况下,违法者确实得到了应有的制裁,受害者却仍是两手空空,法治震慑了他人,却没能挽救本人;中断了犯罪活动,却没能弥补已经产生的损失;完成了法律应负的任务,却没能做好事后的救济;当事人拿起了法律武器,却没能拿到想要的权益。由此可见,我们需要建设法治社会,而仅靠法治又不足以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

三、法情博弈:如何做到两者衡平

(一)立法充分考虑文化背景

人的理性思维、道德标准、价值判断和理想追求都根植于他们所处的文化传统之中。在中国,尤其是在农村,是超越正式法律控制的,因为政府还不能提供足够的或对路的“法律”服务来保持这些地方的秩序。由于区域的风俗和习惯,容易形成一些地方性的“法律”,它们可能不能成为普适的真理,却一般会受到村民的欢迎和认可,这就是为什么秋菊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打赢了官司,法律似乎发挥了作用,公民的权利似乎得到了保障,却不是秋菊想要的结果,她反而陷入了迷惑之中,好像本来的有理变成了理亏,如果法律的制定忽略了这一现实,民众无法得到想要的结果,势必会产生“厌诉”心理,法律的制定要充分考虑现实的文化背景,考虑中国社会中也许并不起眼的习惯、惯例、注重经过人们反复博弈已经证明有效的社会规范。

(二)行政执法充分考虑人情

由于法律重视人的智性开发,注重理性而忽视了人本性中的心性、灵性等方面的培养。在现实的执法过程中,往往过于追求社会行为的规则化、程序化,严格按照法条的规定做到依法办案,违法必究,造成人们对法律的冷印象,甚至觉得法律的作用本身就是惩罚民众,而不是自己利益的保护神。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对于那些违法但还不足以受刑事处罚的人可以酌情处理,以更有利于社会和当事人的方法来做到“惩罚”,如有的国家使用做义工的方式,既可以缓解法制资源的压力,也可以给当事人一个赎罪的机会。在解决特定区域内,尤其是农村和一些偏远地方的民事纠纷时,可以提供一种在功能上替代的纠纷解决方式,充分考虑当事人的尴尬境地和诉讼要求,在执法过程中,不是用法条束缚执法人的思维,面队人情社会,不能不把社会关系网络和当事人的本来目的纳入眼前。

(三)普法工作建立一种混合型制度

在山杠爷的悲哀中,可以见得山杠爷对法律一无所知,当被公安机关逮捕以后,他可能都不清楚自己究竟错在哪里,可以从自身的观点出发谴责山杠爷的不懂法,可在那样一种偏远的宗族环境中,为什么要去懂离他的生活相距甚远的法,也不会清楚法律到底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和好处。秋菊不也同样是因为对法律的困惑导致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在面对这样一种社会现象时,不能不去考虑他们的法治意识如何建立、如何让他们相信并依赖法律。法治的边界就在此人为的加上了条条框框,需要继续进行普法的老话题,在信息社会中,信息虽然日益增加,但增加不等于完全,信息不完全,就需要普法,可以考虑选择一种混合型制度,在依照国家制定法的前提下,吸收一些民间法的空间,国家制定法并不见得都比民间解决的方式更优越。

(四)强调法治的同时兼用德治

在现代社会,“当我们呼吁道德重建的时候,应适当把法律纳入道德的视野之内,随时关注法律发展动态,把法律作为道德的参照物和底线。”让人们来参与法律评议,将呼声最高的道德标准上升为法律,将法律触及不到的角落纳入道德的视野。依靠社会的舆论、人们的内心信念、传统的习惯和规范以及人们对真、善、美的衡量标准来进行德治。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具体化。两者密切相关,正如西方一位著名法学家指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永远力求执行在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则中默示的实用的道德命令”。法治并不排斥德治,德治在现代经济全球化、信息社会发展飞速的环境下对执政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提高执政者的道德素养尤为重要,对法治社会建设下的漏洞起到了弥补作用,是情与法的碰撞与联合,在强调德治的同时应适当注重运用德治。

如今,我们正处于法治社会的建设过程中,不否认法治确实是理性的表现,但实际上,不敢说人类完全就是理性动物,人在社会中,除了理性,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出现了法治的边界,只有在这条建设法治的路上,不断吸取、不断积累、不断探索,才能以法治为中心,实现各方面方针政策的殊途同归,最终得以建设一个理性、和谐的社会。

参考文献

[1]游劝荣.法治成本分析[M].法律出版社,2005

[2]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法律在我身边篇7

——新任领导干部廉政谈话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首先，向在座的各位表示祝贺。按照程序，你们已经成为我市县处级领导干部。就地级市来说，你们已经成为“高级”干部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召开这次新提拔县处级干部集体廉政谈话会。刚才，市纪委的X书记和你们做了深刻的交流。下面，我结合自身实际，结合我市干部队伍现状和以往的经验，与大家交流一下如何“以案为鉴”，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党员干部。

权力意味着责任，责任意味着担当。身处改革发展爬坡过坎、脱贫攻坚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党员干部走上新岗位，遇到的利益、矛盾和诱惑会更多，能不能以敬畏之心对待权力、以公正之心化解矛盾、以警惕之心处理诱惑，考验着党员干部的定力。对干部开展任前廉政谈话，就是要及时提醒、早打招呼，督促他们系好履新的第一颗“风纪扣”，防患于未然。刚才，我们集中观看了我市查处的X违纪违法犯罪案例，还观看了省纪委查办的X违纪违法犯罪案例。

当前，通过典型案例教学，已成为各级党组织开展警示教育活动的必备课，也是最直接、最直观、最有力、最有效的一种教育形式。通过典型案例教育，党员领导干部能够做到以案为鉴、对照自省、汲取教训、警钟长鸣，进一步筑牢信仰之基、绷紧纪律之弦。如何做好以案为鉴，发挥“案鉴”的最大效果、最佳效应?请你们到新的岗位上后，结合各自工作职责，建议通过“议案明纪”“以案普法”“以案施教”“以案促改”四种形式，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切实筑牢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思想防线，努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党员干部队伍。

做好“以案明纪”，就是通过典型案例教育，增强党员干部的纪律意识，做到用权当戒。“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典型案例教育的过程就是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讲纪律、守规矩”意识的过程。典型案例一般具有较强的政治意义、社会意义，影响力大、可鉴性高。通过对案例的深入剖析，让人们能够较全面地弄清一个人、一名党员干部违规违纪，以及走向违法犯罪的“轨迹”“历程”。其中涉及了哪几条“纪律要求”，违反了哪些党规党纪，教育引导党员领导干部增强纪律和规矩意识，时刻牢记“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理性用权;时刻牢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为民用权;时刻牢记权力是把“双刃剑”，有权不乱为，用权当有戒。作为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切实“以案为鉴”“以案明纪”，做到时时守纪律、事事讲规矩，如此才能形成讲纪律守规矩的“头雁效应”，形成干事创业的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做好“以案普法”，就是通过典型案例教学，加强对党员干部法律普及，做到行有所戒。“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全面的战略部署。党的指出：“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谁执法谁普法”。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率先垂范。党员干部作为党和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者、执行者，首先要带头学法知法懂法护法。通过典型案例教育，能够更好地再次对党员干部进行一次法制宣传教育，法治精神洗礼，切实“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增强对法治的敬畏，做到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都要考虑到是否违纪违法;把法律作为不可逾越的“红线”，不钻法律“空子”，不跟法律规矩“躲猫猫”，不游戏法律，切实做到行有所戒、依法办事。

做好“以案施教”，就是通过身边案例教育，用“身边案”教育“身边人”，做到引以为戒。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是永恒主题，党员干部教育是永远的课题。教育的目的一致，教育的方法不同。用身边人案例教育“身边人”，应当说是警示作用最强、警示效果最好的一种教育方式，能够取得“处理一个、教育一片、警醒一方”的良好效果。用好“身边教育”就要上好警示“公开课”，建立职务犯罪案件庭审旁听机制，让党员干部走进庭审现场旁听，亲眼看到昔日的同事、熟人站在被告席上接受法律的审判，亲耳听到他们沉痛的忏悔，亲身体验“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含义，引导党员干部以案为鉴，筑牢廉洁防线。同时各级党组织要通过组织党员干部现场参观警示教育基地、拘留所、看守所等场所，“零距离”感受违纪违法惨痛教训，以案施教、以案促防，做到警钟长鸣、防微杜渐。另外，要通过编写“身边人”典型案例教材，拍摄制作警示教育片，提醒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法律在我身边篇8

伴随着改革开放40年的光辉历程，我国律师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国内到国外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服务经济发展、保障人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法律顾问处”到“律师事务所”，从“国家法律工作者”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定位在变，身份在变，但始终不变的是党对律师工作的领导，是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法治作为律师从业的基本要求。

我认为我们应该做一名使者，做法律法规的信奉使者，做党纪国法的宣扬使者，做公平正义的捍卫使者。以事实为准绳，以法律为依据，最大努力的去实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力争让每一位当事人都能感受到司法程序的公平正义。

作为一名即将正式执业的实习律师，我认为我们第一件事便是通读《律师执业行为规范》，了解律师执业规范，遵守执业道德，防范执业风险。因为律师依法诚信规范执业是律师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表现，是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重要前提。规范执业，从我做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一名依法、规范、诚信执业的律师，才能做一名优秀的使者。

我经常会想，我为什么想要成为一名律师？现在我想明白了，因为我想做一名能为身边人解惑，能给身边人带来帮助的人。就像发生在我们常州的“7.17”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便引发了网络的爆炸式关注，各大媒体也迅速转载报道。而我们常州市司法局在得知事故消息后，第一时间就召集了律师、鉴定人等组成“7.17交通事故应急处置法律服务团”，设立三个事故处理点，为事故处理提供法律咨询、鉴定咨询等，拟定法律解决方案，为伤者家属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不仅仅是实质的帮助，还有精神上的安抚。这对我感触很深，能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法律帮助，最大努力为其实现合法权益，捍卫公平正义，不正是我们律师应该做的吗！当然，仅仅为身边人提供帮助远远不够，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部便积极推动中国律师事务所“走出去”，努力做到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到哪里，涉外法律服务就跟进到哪里。我们应当做一名使者，把公平正义带给每一个需要法律帮助的人，让他们看到法律的光辉。

以此致敬律师制度恢复重建40年，希望我们都能感恩来路、坚守信仰、守护公平、不忘初心。

法律在我身边篇9

关键词：实在法，权利冲突，权利的自因性，权利的涉他性，权利的排他性，权利的自因性，权利的涉他性，权利的排他性，权利边界的模糊性

现代社会普遍将法治作为社会的理想治理模式，通过法律将社会控制在和谐有序的状态之下，社会对法律的依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人们对法律的这种依赖是建立在对法律的确定性的信念之上的，人们试图用具有很强的确定性的法律来使自己的行为预期和行为的结果之间达成某种法律上的一致性，从而使依法律而为的行为与行为的结果之间的关系能被人们合理的预期，并通过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把法律作为行为的指南来使社会达成某种和谐一致。 然而这种对法律的确定性的企求能否实现呢？是否是对法律的一种过分的要求呢？实际上，法律远没有达到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具有很强的确定性，行为和行为之果之间的关系仅凭法律本身就能确定，而是法律自身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本文所要探讨的权利之间的冲突就是这种不确定性的表现形式之一。

虽然本文试图通过对权利冲突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使人们对权利冲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然而社会科学的复杂性决定了对任何问题的研究都可以从多个角度、多个侧面进行，并且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甚至有重大的差别。所以受制文章的篇幅和笔者的能力，本文仅仅从分析实证主义的立场出发，将法律看成是一个封闭的自恰的逻辑系统来分析权利冲突。当然，这样就存在一个不可避免的危险，即这种分析只能顾及一个侧面，得出的结论也不可能是对此问题的全面的认识，只能管中窥豹，只见一斑。

本文所采用的“权利”是狭义的权利，即不包括权力的权利，仅指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而不包括表征服从关系的权力。

为了方便讨论，本文有的情况下，假设存在一个尚未成熟的早期的法律体系，在此法律体系中权利的边界尚未完全地被界定清晰，“权利”指“初始界定的权利”。

第一部分 权利冲突的概念

一、权利冲突的定义

对任何一个概念的界定都始自对它进行定义，虽然采用定义的方法对概念进行认识本身就值得怀疑，定义不可能涵盖概念的所有内容，它只能从一个角度、一个侧面说明一部分问题。但毫无疑问，对一个概念进行把握，这种定义式的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分析权利冲突概念的其他问题之前，先分析权利冲突的定义，由此入手来分析权利冲突的概念。

那么我们如何来对权利冲突进行定义呢？在下定义之前，先看两个案例。

案例一1：一名妇女居住在农村。这名妇女聘请了一位私人医生。为了方便，医生就住在妇女寓所的附近。有那么一天，妇女突然发病，电话便打到了医生的住所。妇女讲，现在顶不住了，希望医生立马赶到。但是说来也巧，那天正是正常的休假的日子，而且医生已经和朋友约好去打高尔夫球，于是医生没有答复也没有去看一下。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没有医生的及时诊断治疗，妇女的病情加重了，并且最终死亡。事后，妇女的继承人震怒了，将医生告到了法庭，断定医生必须为此负责任。

但是可以想象，医生的律师认为医生像其他人一样有放假休息的权利。要求医生分分秒秒在那里等待着病人的召唤，是不公正的。律师当然可以拿出一个重要的判例，即美国法院判决的赫雷诉埃丁菲尔法案。在那个判例里，有一个清楚的法律规则：在没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形成的契约关系中，不存在任何的法律责任问题。说起来，在医生的案子里，虽说他是妇女的家庭医生，可两个人到底没有明确约定随叫随到。

不过继承人的律师也可以认为，医生开始从事医疗职业的时候，都会举行一个希波克拉底式的宣誓。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腊的医师，极富责任心，不论何时何地，都以解除病人的痛苦为己任。因此医生的这等宣誓，就是表明自己将在任何时候（情况下）救死扶伤。依此看来，医生对依赖其的病人的需要置之不理，大错特错了。这名律师照样能拿出一个重要的判例：美国法院审理的考特奈姆诉威兹德姆案。在这个判例里，明摆着另一个清楚的法律规则：在没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形成的契约关系中，如果为了避免出现不公正的情况，法院将暗许一个契约关系的存在。

在这个案例里，双方均有合理的法律上的明确的理由（权利）来支持自己，以对抗对方的权利要求，因此双方各自的法律上的正当合理的理由（权利）就处于一种对抗状态、冲突状态。

案例二2：1991年美国独资企业蜜雪儿服饰（北京）有限公司在北京注册成立。1994年，台湾蜜雪儿开发有限公司在北京以“蜜雪儿”三字作为商标注册。1998年，台湾蜜雪儿以美国独资企业蜜雪儿服饰（北京）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为由向北京中级人民法院提讼。北京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被告名称中的“蜜雪儿”与原告商标“蜜雪儿”相同，但是如何调整这一关系，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而且对企业名称登记的异议也不属于法院管辖。但是法院同时认为，美国独资企业蜜雪儿服饰（北京）有限公司不应将作为企业名称的“蜜雪儿”作为图样和标牌单独突出使用，该公司的此种使用行为构成了对台湾蜜雪儿开发有限公司的不正当竞争。美国独资企业蜜雪儿服饰（北京）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认为公司有权在产品、包装物以及经营场所使用该公司的名称。为此，该公司上诉至北京高级人民法院，要求法院撤消原判决。 在此案中，两个公司都有法律上的合理正当的理由（权利）对抗对方的权利，显然是商标权和商号权这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问题。

以上案例中冲突着的权利有如下几个共同点：（一）两个权利分属两个不同的主体。（二）两个权利指向了某种共同的对象。（三）两个权利因为都有法律上的根据，而都是合法的，应该得到法律上的支持。（四）这两个权利因为遇到一起，使它们都实现成为不可能的。

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出权利冲突的定义：

权利冲突就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具有同样法律上之依据的权利之间，因法律未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做出明确地界定所导致的权利边界的不确定性、模糊性，而引起的它们之间的不和谐状态、矛盾状态。

二、 国内现有的几种权利冲突的定义及评价

国内对权利冲突的研究是非常少的，而且不成体系，只散见于几篇文章和著作中，观点也并不一致，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

第一种将权利冲突看作是法定权利和道德权利之间的冲突。3限于法律自身的特点，法律中规定的权利（法定权利）和现实社会的权利要求（道德权利）之间总存在差距，这种差距就导致了法定权利和道德权利的冲突，因为道德权利总要使自己上升为法定权利。这种理论观点所要解决的是法律怎样尽可能的适应社会现实之需要，将社会的权利要求上升为法律上的权利的问题，因此与本文所要论述的权利冲突是有本质区别的，可以说是用同一个词语表达了不同的涵义；本文是从法律内部的视角来看待权利冲突问题的，采用的是分析实证的方法，侧重于实证性的分析和研究，并不涉及道德权利和法定权利问题，所以囿于本文所采取的立场，此涵义不为本文所采。当然这种观点无疑也有巨大的理论和现实的价值，特别是在我们国家目前法律制度并不完善，还有很多道德权利有待于上升为法定权利的状况之下，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第二种将权利冲突看作是合法权利之运用和非法权利之运用之间的冲突，因此将侵权行为看作是权利冲突的表现。4法律虽然确定了主体的权利，但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总会受到非法的干扰，主要表现为侵权。此观点将权利冲突扩大到了权利和无权（非法行使权利）之间的冲突。非法权利之运用，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无权，是一种侵害行为，实际上其与合法权利的冲突是一种纠纷，可由司法途径根据法律上的规定解决，合法和非法之间的界限还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严格说来，这并不是权利冲突。这种观点显然混淆了权利和无权之间的界限，因此亦不可取。权利冲突和侵权的区别后面将做论述，在此不做详述。

第三种将权利冲突解释为权利的相互性。权利是相互的，因此权利在实现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如言论自由权和隐私权之间的冲突。5此观点从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权利冲突一些本真的方面。然而将权利冲突解释为权利的相互性，存在着逻辑上的问题，主词和宾词之间是综合性的，不是分析性的。因此，它与其说是一种对权利冲突的定义，不如说是权利冲突的原因。如果把权利冲突界定为权利的相互性，还存在着另一个逻辑上的矛盾。很显然权利冲突指的是在一个法律体系中权利之间的冲突问题，即制定法（实在法）的问题，而在制定法中，权利是有明确的界限的（虽然不可能完全做到，而只是一种理想），超越界限之外，滥用权利，即是违反了法律上的义务，因此权利不具有相互性。文中，苏力先生在使用权利问题上采用的是法律上的权利，亦即从实在法的角度来使用权利。同时苏力说权利的相互性主要来自于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但科斯在文中想要解决的是因为交易成本的存在，如何在双方之间分配权利的问题，科斯在使用权利一词的时候是严格遵照权利在实在法上的意义来使用的，没有提到所谓的权利的相互性问题，而只是讲问题的相互性，否则就无所谓权利的配置问题了。因此，此种理解也是有问题的。

第四种将权利冲突分为权利在法律上的冲突和在事实上的冲突。6权利在法律上的冲突指两个不同的法律主体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所处的法律地位在逻辑上的矛盾关系，“权利（狭义）-自由”与“权力-豁免”的矛盾关系是权利冲突的表现形式。权利在事实上的冲突则表现为不同的权利在事实上的不可能同时行使，尽管承载不同的权利的法律规范在逻辑上不存在矛盾，但是在其所适用的具体的情景中，如果某一法律主体的权利能够得到实现，那么，另一法律主体的同种权利则无法实现。此观点把握住了权利冲突的本质性的规定，即两个合法的权利之间的冲突，但却没有认识到权利有其行使的边界，因此将权利冲突划分为法律上的和事实上的没有必要，事实上的权利冲突是法律上的权利冲突的必然表现，法律上的权利冲突必然现实化，表现为事实上的权利冲突，因此应该将二者统一起来。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内目前对权利冲突的认识尚处于十分模糊的阶段，因此有必要对权利冲突进行详细地阐明，以澄清人们认识上的错误，使人们对权利冲突的把握更切近它自身。

三、 权利冲突的基本特征

为了能更加清晰地对权利冲突进行认识，有必要分析一下权利冲突的特征，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和全面地理解和把握什么是权利冲突。

从权利冲突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权利冲突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权利冲突中的权利必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这是产生权利冲突的一个形式上的前提。单个权利不会存在冲突问题，只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权利才可能产生冲突。

（二）权利冲突中的权利指的是法律上的权利，不是双方均是应然权利、习惯权利或现实的权利，也不是一方是法律上的权利，另一方是应然权利、习惯权利或现实的权利。后两种情况只具有法理学上的意义，在法理学讨论的范围之内，而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因为应然权利和习惯权利没有纳入到法律体系之内，就是一种权利的要求，而不是法律上的权利。现实权利是法律权利在现实中的实现，是一种完成状态的权利，也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

（三）权利冲突的权利均有自己法律上的根据，均是正当的。既然法律都规定了它们的存在，单纯的从法律的逻辑演绎讲它们均应得到支持，而不应单纯地支持其中任何一方。从法律上讲，它们都是合法的。

（四）在权利冲突中，相互冲突着的权利只能实现其中的一个，或者实现各自的一部分，不可能完全实现。如果在冲突中，两个都能实现也就无所谓权利冲突了。因此在解决权利冲突的时候，总会扬此抑彼，支持其中的一个或者各自的一部分。其结果是在双方的关系中，一方权利的丧失，或者各自丧失一部分。 （五）权利冲突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法律对冲突着的权利边界界定的不明确，存在着模糊性。因为假如法律已经明确地将冲突着的权利的边界进行了界定，这两个权利的冲突就不可能产生，并且冲突着的权利的冲突也必将随着法律对冲突着的权利的边界的重新界定而消失。

（六）权利冲突，不仅仅是人的思维从法律出发做出的逻辑上的假定，纯粹思维中的存在，而且这种思维中存在的权利冲突，必然转化为现实的权利冲突。因为，假如权利冲突仅存在于思维中，只是逻辑上的假设，不能产生现实的权利冲突，那么权利冲突也就不会发生。思维的这种假设有着现实的基础。 四、权利冲突所以可能发生的条件

权利冲突不仅仅是人的思维的逻辑假设，它现实地存在于法律世界之中。既然它可能现实地发生于法律实践当中，发生于人们行使自己法律上的权利之时，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换句话说，具备哪些条件，权利冲突才有可能发生呢？此处之发生既指在逻辑上发生（存在于法律条文中），也指逻辑的现实化，即在现实中的发生。 具体说来，权利冲突之所以可能发生的条件有四个：

（一）客体（对象）的同一性，即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权利指向同一个客体（对象）。此处的客体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客体，而是权利在实现自己的过程中所具体指向的对象。指向不同客体不同对象的权利不会发生冲突，因为如果这些权利不指向一个对象，那么这些权利在实现自己的过程中就不会发生碰撞，遇到另一方的阻碍，而可以顺利地实现自己。

（二）主体的相异性，即指向同一客体的各个权利归属于不同的主体。若这样的各项权利归属于同一个主体，那么主体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也不会遇到阻碍，能顺利地实现，也就没有了权利冲突。 （三）权利的合法性，即指向同一客体的归属于不同主体的各个权利，都具有相应的法律上的根据，否则彼此的关系就不是权利冲突，而是侵权或者违约。

（四）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权利相互抵触，即一个权利主体行使他的权利必然构成对另外的权利主体的权利的限制或者阻碍。如果这些权利不相互阻碍，则它们之间就不会发生冲突。

举例解释一下。7甲公司拥有 一件注册商标“Titanic”，使用于洗衣机上。此时乙公司将“Titanic”作为商标提出注册申请，并被核准注册使用在脱水机上，那么这种情况下，乙公司对该商标的权利与甲公司对“Titanic”的商标权利就发生冲突。在这个例子中，两个商标权指向同一个客体“Titanic”，并且这两个商标权分属于甲公司和乙公司，而且从法律上看，甲乙各自的权利均有法律上的正当根据或理由，并且他们的这两个权利是相互抵触的，因为商标代表了一个公司的信誉、知名度，另一个公司可能利用相同的商标获利。如果不是这样，甲乙的商标权不指向同一个客体“Titanic”，那么他们之间就不会发生商标权的冲突；如果对“Titanic”的权利属于一个公司，如甲，也不会产生冲突；假如一个没有法律上的根据（依据），那么就这一方就是在侵权，因为这一方的权利并不存在；假如二者的权利不存在相互抵触的情况，也不会发生权利冲突，如他们拥有的权利指向的利益是某种不具有有限性的利益，比如呼吸空气的权利。因此上面的四点是不可缺少的，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不会构成权利冲突。

五、权利冲突的形态或发展阶段

权利冲突的形态是指权利冲突以什么样的样态表现出来，从而能够为我们所把握和认识。权利冲突的形态问题是权利冲突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权利冲突主要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法律的逻辑上的权利冲突，是指法律对权利界定的逻辑矛盾，是一种存在于法律体系中的未表现出来的形态，实际上是人的思维从逻辑上进行逻辑的推演而得出的，是一种逻辑的假设。

另一种是现实化的权利冲突，指的是法律的逻辑上的权利冲突现实地表现出来的形态。权利冲突从思维的推论和假设变为现实的发生。这种形态较容易为人们认识，而法律的逻辑上的权利冲突在未表现出来之前，通常是不会被认识到的。

权利冲突的这两种形态是相辅相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认识而得出来的。法律的逻辑上的权利冲突总会表现为现实化的权利冲突，法律的逻辑上的权利冲突也只有通过现实化的权利冲突才能被人们认识，并真切地把握。而现实化的权利冲突总是法律的逻辑上的权利冲突的现实化，没有法律的逻辑上的权利冲突就不会有现实化的权利冲突。因此也可以说权利冲突的这两个形态是权利冲突的两个发展阶段。法律的逻辑上的权利冲突是权利冲突的潜在阶段，现实化的权利冲突是权利冲突的现实阶段。

六、权利冲突与侵权和违约的关系

（一）权利冲突与侵权的关系

首先让我们先讨论权利冲突与侵权的关系，为了讨论起来方便，先对民法中的侵权做必要的说明。

根据民法上的研究，侵权是指一方由于过错侵害他人的财产和人身，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以及依法律特别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侵权分为一般侵权和特殊侵权。一般侵权指一方因过错而实施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和侵权责任一般构成要件的侵权。特殊侵权是相对于一般侵权而言的，指欠缺侵权的一般构成要件，并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和公平责任原则的侵权。8 实际上，特殊侵权只是有鉴于行为的特殊性而加大了行为人一方义务的侵权，只要行为人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履行义务的程度就视为侵权。此问题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所以不做详细说明。

侵权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在侵权中，必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的主体，仅有一个主体不会构成侵权。

（二）在侵权中，一方侵害了另一方的权利，这些权利可能是财产权利也可能是人身权利，并且这些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有法律上的正当合理根据。 （三）在侵权中，要求侵权行为人有过错，如果行为人没有过错，即使给另一方造成损害，也不构成侵权。即行为人的行为有违法性，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义务。

（四）在侵权中，一方要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在侵权中，一方因自己的过错而损害了他人的利益，必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此由民法平衡当事人的利益的性质所决定。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侵权关系中，双方实际上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侵权一方没有履行自己法律上应当履行的义务而给另一方造成损害。在此关系中，一方是有法律上正当合法的根据的权利的权利人，此权利人因具有法律上之权利而可以要求另一方履行法律上的义务，即使这种义务只是消极义务，即不作为的义务；另一方不具有法律所承认的，具有法律上之根据的权利，从而可以对抗前一方的权利请求，他只能按照法律上的规定履行他的义务，否则就构成侵权，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这样就可把侵权和权利冲突很容易的区别开了： （一）在侵权中存在的是权利-义务关系，一方为权利人，另一方为义务人。权利人可以以自己具有法律上的权利而要求义务人履行法律上的义务，而义务人却没有法律上的合理正当的理由（权利）来对抗权利人。在权利冲突中，存在的是权利-权利关系，双方均为权利的主体，均有法律上的正当合理的理由来要求对方满足自己的要求，并对抗对方的要求，实际上它是一种双向的权利-权利关系，因此出现了双方均可以以自己有法律上之权利而对抗对方这种情况，出现了权利的对抗状态。 （二）在侵权中，侵权人要为自己的侵权行为付出代价，即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在侵权中，可以在现有的法律范围内解决这种暂时的矛盾状态，而不会出现无法解决的消极状态。在权利冲突中，因为双方均有支持自己的法律上的正当合理的理由，即权利，所以在现有的法律范围内无法解决责任的归属问题，这样就呈现出一种法律上的消极状态。 同时，还需要注意这样一种情况，即一方行使自己的权利超过自己权利的范围而引起的侵权，此种侵权表面上看也是一种权利-权利关系，似乎侵权方亦有自己法律上的支持自己的行为的合理的理由，但此种侵权关系中侵权方超越了自己权利的合理的界限，实际上是违反了法律上其应尽的义务，因此实际上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并非我们所说的权利冲突。此种侵权关系，在现有法律的范围内就可以完满地解决，确定责任的归属。容易让人将侵权与权利冲突混淆起来的就是此种侵权。 （二）权利冲突与违约的关系

在讨论权利冲突与违约的关系之先，也来明确一下什么是违约，违约有哪些特征。

在我国合同法中，违约是指这种情况：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规定。在《牛津法律大词典》中，违约被定义为：“由一方当事人不合理拒绝或者不履行合法和强制性的合同义务，即完全不履行。”根据合同应负有义务，通常表现为拒绝履行，不履行，延迟履行或不当履行等形式。实际上违约的概念应更广泛，包括对各种法定的、约定的以及诚实信用产生的义务的违反。换言之，任何违反合同义务的行为，都可以成为违约。9

违约有以下特征：

（一）在违约中，违约关系的主体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主体必须多于一人，仅一个人构不成违约。

（二）在违约中，一方当事人违反了合同上的义务，尽管这些义务多有任意性的特点。

（三）在违约中，违约行为在后果上侵害了合同债权，因此要承担违约责任。虽然违约责任可由双方当事人约定并可免除，但在法律上，任何违约行为都要承担违约责任。

在违约中，双方当事人的关系实际上也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一方为权利的主体，权利的享有者，虽然此权利只是由合同创设，但同样是有效的合法的，另一方是义务人，此义务亦由合同创设。因此权利人可以以自己享有某种法律承认的由合同创设的权利为由要求义务人履行合同中约定的义务。另一方当事人（义务人）没有法律认可的正当合理的理由（权利）来对抗这种要求。而在权利冲突中，双方是一种权利-权利关系，双方均有法律上的正当合理的理由（权利）来要求对方履行某种义务（这种义务虽然不存在），从而产生了一种对抗状态。

同时在违约中，违约责任的归属可以在法律和合同的范围内确定，违约责任的归属是明确的，不发生归责的困难，而在权利冲突中，因为双方的主张都有正当有效之根据，所以责任归属是困难的，或者说根本没有责任问题。

七、权利冲突与权利竞合

如果说权利冲突是权利的消极状态的话，那么权利竞合就是权利的积极状态。权利竞合是指这样一种情况：一个权利的主体针对同一件事情同时拥有多个指向同一客体（标的）权利可以向对方主张。常见的是请求权竞合，如一个消费者购买了一件商品，但因商品质量问题而被伤害，此时他就有两个请求权，一个是违约请求权，一个是侵权请求权，他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来向对方提出请求，要求对方给予赔偿。

权利竞合有如下几个特点：（一）多个权利归属于一个主体，权利的主体是单一的，不是多个。（二）多个权利针对的是同一事态，指向同一客体，而不是多个客体。（三）其中一个权利得到满足，其余权利均归于消灭。（四）但在消灭之前，各权利彼此独立，不相关联，诉讼时效分别进行，其中一个权利因时效而消灭，其余的权利不受影响。

在权利竞合的情形：有人主张，权利人可以从这多个权利中选取任何一个向对方提出请求，但不能向对方主张多个权利。一旦权利人选择了其中的一个，则他的其它可以主张的权利就消失。有人主张，当事人可以合并或选择其中一个行使，或同时或选择其中一个，前一诉讼判决对后一诉讼不产生影响；但因为两个权利以同一给付为内容，因此不能主张双重给付，其中一个权利获得满足，另外的权利将随之消灭。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权利冲突和权利竞合有如下的区别：（一）权利冲突中的权利主体是两个以上的，而权利竞合中的权利主体只能有一个。（二）权利冲突中两个以上的主体拥有权利，一方的权利都可以对抗对方的权利，而在权利竞合中权利的主体只有一个，对方是义务的主体，而非权利的主体。（三）权利冲突是一种权利-权利关系，而权利竞合是权利-义务关系，只不过可能的权利是多个的，可能的义务也是多个的。（四）权利冲突中责任的归属发生困难，因此是权利的消极状态，而权利竞合中并不发生责任的归属困难，一旦权利的主体选择了其中的一个权利向对方主张，对方的义务也就确定下来，责任的确定也就没有任何困难。

由此可以看出权利竞合与权利冲突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分别指向不同的权利事态，不能将二者混淆起来。

八、权利冲突的类型

对某问题进行类型分析，几乎成了研究问题的一个公式、套路，笔者虽然反对学术套路，但对问题进行类型分析实不失为分析研究问题进而加深对问题的理解的一种方法。因此，本文亦不免此俗套，对权利冲突的类型进行必要地分析和讨论。

对事物进行分类，角度不同，分类也各异，而分析问题的角度是非常广泛的，因此事物分类也就异常地广泛，权利冲突问题亦是如此。有鉴于此，对权利冲突类型问题，本文仅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分析，而不试图窥其全貌。

（一）根据发生冲突的权利是否是同一类权利，可以分为同类型权利的冲突和跨类型权利的冲突。此处的权利指种权利，而非属权利，属权利不会指向特定的对象，它只是一种学理上的分类，不存在权利冲突问题。对于前者，可以设想一个不完善的法律体系，其没有对抵押权的边界做出明确的界定，在一物上可以成立多个抵押权，并且无权利顺位问题。这样两个抵押权在实现的过程中，如果指向同一个对象，就会发生冲突。如果抵押人未能履行其对两个抵押权人的债务，两个抵押权人就均有权将抵押物进行拍卖，以获得的价金来清偿债务，实现债权。当抵押物的价值可以同时满足两个抵押权人（债权人）的债权时，两个抵押权均可实现，但当抵押物的价值不能同时满足两个债权时，两个抵押权就会发生冲突（当然这种冲突在现在的法律中已经解决了，即抵押权的顺位制度-作者注）。后者如商标权和商号权，当双方同时将同一个名称以商标和商号分别进行注册时，一方拥有对这个名称的商标权，另一个拥有对这个名称的商号权，即使一方注册在先，但因我国对商标和商号采取分别保护的做法，双方针对同一个名称的商标权和商号权就会发生冲突。

（二）根据发生冲突的权利是公权利还是私权利，可分为公权利之间的冲突，私权利之间的冲突，公权利和私权利之间的冲突。公权利之间的冲突指由公法所赋予的权利之间的冲突。私权利之间的冲突指由私法所赋予的权利之间的冲突。公权利和私权利之间的冲突指由公法所赋予的权利和私法所赋予的权利之间的冲突。其中私权之间的冲突，如（一）中所举的例子。私权利和公权利的冲突，如言论自由权和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当一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和另一个人的隐私权指向同一个对象时，两个人都要实现自己的权利就不可能，因为言论自由权之行使就会侵犯他人的隐私权，而隐私权之行使又会限制了他人的言论自由权。对于公权利之间的冲突，我们同样可以设想一个不完善的法律体系，如通行权，每一车辆都有经过十字路口的权利，而无需等待，这样的话两个通行权就会发生冲突，每一个的行使都会限制另一个的实现。再如生存权和和自由权的冲突，当病疫流行时，政府可以对居民进行检查以免于病疫的流行，政府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居民的生命权，但这时就与公民的自由权发生冲突，居民可以以享有自由为由不接受政府的检查。

（三）根据发生冲突的权利是基于法律的规定还是当事人自己的约定，可以分为法定权利的冲突和意定权利的冲突。法定权利指直接由法律赋予的权利（此处的法定权利按照狭义理解）。意定权利是指双方当事人经协商一致在合同中或者其他文件中设立的权利。法定权利的冲突比较容易理解，如上面（一）和（二）中的例子。意定权利冲突则有必要说明一下。如果当事人在通过协议来对双方的权利进行划分和界定的时候，并未对各自的权利界定清楚，就会发生意定权利冲突。

九、权利冲突的实质

仅仅分析权利冲突的定义、特征、构成要件、形态、分类以及与侵权、违约和权利竞合的区别是远远不够的。人的思维有一种天然的倾向，就是要透过事物的表面去试图认识事物更深层的东西，自身不变而推动事物变动的那个存在者。我们对权利冲突的分析和探讨不能仅仅停留在它的表面，应该透过它的表面去分析把握它的更深层的东西、更本真的东西，去探寻隐藏在它的背后，推动权利冲突运动变化的那个不变的存在者，以使我们的认识建立在更深刻的基础上，更真切地具体地把握权利冲突自身的特性、本质。

既然有一个隐藏在权利冲突背后自己不变而推动权利冲突动变的不变者，那么这个不变者是什么呢？换句话说，权利冲突的实质是什么呢？什么是使权利冲突得以发生的深刻根源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诉诸于对权利本身的理解。

目前关于权利的认识的理论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10：

（1）第一种把权利理解为资格，即去行动的资格，占有的资格或享受的资格。权利概念的要旨就是资格，说你对某事拥有权利就是说你被赋予某种资格。按照这种理解，权利意味着可以。

（2）第二种把权利理解为具有正当性，合法性，可强制执行的主张，即以某种正当的、合法的理由要求或吁请承认主张者对某物的占有，或请求返还某物，或要求承认某事实行为的法律效果。说某人拥有一个权利，这或者指他已经实际上有效地作出某一主张，或者是他可以有效地作出某一主张。

（3）第三种把权利理解为自由，即法律允许的自由，有限制但受法律保护的自由。每一个真正的权利就是一种自由；包括权利主体的意志自由和行动自由，主体在行使权利时不受法律上的干涉，主体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不受他人的强制。

（4）第四种把权利理解为法律所承认和保障的利益，不管权利的具体客体是什么，上升到抽象概念，对权利主体来说，它总是一种利益或必须包含某种利益。

（5）第五种把权利理解为法律赋予的权利主体的一种用以享有或维护特定利益的力量。 （6）第六种把权利理解为法律规定的有权人做出一定的行为的可能性，要求他人做出一定行为的可能性以及请求国家强制力量给予协助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受到由法律规范所责成的他人的相应的义务的保障。

（7）第七种把权利理解为法律所保障或允许的能够做出一定行为的尺度，是权利主体能够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以及要求他人相应地作出或者不作出一定行为的许可与保障。

（8）第八种把权利理解为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法律规则承认一个人（权利主体）的选择或意志优于他人（义务主体）的选择或意志。

（9）第九种把权利理解为正当理由，持有这个理由，相应的行为、利益、主张和期待在法律上就会被认为是正当的并得到支持。对于权利人自身而言，权利意味着他在法律上有一项正当的理由去做某事或不做某事，在这项理由没有被或取消之前，有某种权利就是有某种自由，权利人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事，并可以借 助于法律力量来防止和排除他人的干涉11.

以上九种对权利的理解，站在各自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侧面，对权利自身是什么东西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概观这九种对权利的解释，可以说各自都有其合理性，都在某一方面把握了权利自身的本真的特性。因此不能说其中任何一种理解优于其他的理解，只有将他们综合起来考察才能真正较全面地揭示权利自身是什么，也只有这样，我们的理解才更全面，我们才能更切近本真地把握权利这一概念。 但其中哪一种理解揭示了隐藏在权利背后的那个不变的存在者，也即哪一种理解更切近本真地体现了人类思维的这种试图透过事物的表层去把握事物更深层的东西的天然倾向呢？哪一种才真正具有一种本体论追求的倾向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不能仅仅依靠理解权利自身来得到，而要透过权利这一概念所要表达的真正意图来寻找。

那么权利究竟表达了什么意图呢？这就要追问权利问题之所以可能的根基。那么何者为根基呢？答案是人。权利总是人的权利，权利观念自从它产生之初所要表达的就是人。因此权利实际上要说明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探讨权利的实质、权利冲突的实质就要去寻问人及其存在于其中的由他组成的社会。 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亚里士多德说人天然就是一种城邦动物。人总是生活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不能离开他人而独立存在。而人又如何可能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存在呢？人虽然存在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但必然有自己的独立存在性，只有这样才不至于使自己随着个性的消失而消失。人既然有独立自在性，那么这种独立自在性的根基是什么呢？人如何才能自在存在、生活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人有自己各自的利益，并且这种利益要得到满足。只有这样他才能独立自在地生活，如果人没有各自的维持其独立自存的利益，人也就消失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消失，社会也将不复存在。也正是因为人有自己的利益，并且这种利益只要是合理的就时常得到满足，人才会独立自存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之中，社会才会存在。“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12 “人们奋斗和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3因此可以说权利所表达的深刻的内容就是对人的利益的认可和保护。法律就是通过确认、界定、分配各种利益，将它所认可的利益以权利的形式确定下来并加以保护，从而不至于因利益的纷争而使社会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我们主要是通过把我们所称的法律权利赋予主张各种利益的人来保障这些（得到承认并划定界限的）利益的。”14所以说权利在一定程度上是表征利益的范畴，是利益隐藏在权利的背后，推动权利的发生、运动和变化。

这样权利冲突的实质就彰显出来。权利冲突实质上就是一种利益冲突，是以权利冲突形式表现出来的利益冲突。利益冲突是那个隐藏于权利冲突背后的东西。权利冲突实质是法律用权利的形式对利益进行界定和分配时，因界定和分配地模糊性而导致的。利益冲突之所以产生就是由人的社会性本质决定的。独立自在性的人处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这种人的个性（独立自在性）和社会性的矛盾使利益冲突的产生有了逻辑上的可能性。人一方面要维持其个性（独立自在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处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因此人为了保持其个性（独立自在性）而去追求自己的利益，但这种利益又可能是他人所要追求的，可资源毕竟是有限的，于是利益的冲突就不可避免的产生。法律的出现就是为了减少和尽可能地消除这种利益的冲突，将每个人的利益界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并以权利的形式固定下来。但法律通过权利的形式对利益的界定总有不确定的、模糊的地方，因此人在以权利的形式去追求自己的利益时，会受到他人的同样以权利形式出现的指向同样的对象的利益追求的阻碍，这样权利的冲突就不可避免的了。

我们通过对权利冲突的实质的分析，得出权利冲突实际上就是利益冲突这一结论，这样我们对权利冲突的认识就进一步加深了，不再仅仅停留在权利冲突的表面，而是深入到了权利冲突的背后，把握到了隐藏在权利冲突背后具有更深刻意义的利益冲突。

十、权利冲突与法律的理想

在讨论此问题之前，先让我们看一下我们所说的法律的理想是什么，只有这样才能有所依归地进行分析和讨论权利冲突和法律的理想的关系问题。那么法律的理想是什么呢？

现代社会普遍以法治为社会的治理方式。法治就是指社会服从普遍规则的治理，这个普遍规则就是法律。在这里面，预设了一个逻辑的前提，即存在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逻辑上和谐一致的法律，人们可以从这个法律中根据其规则合理地预知自己行为的后果，在行为和行为的后果之间建立起一种必然的联系。由此人们才会获得一种有序性、稳定性、可预知性的感觉，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对法律产生信仰，相信自己的行为只要是根据法律而为的就可以获得合理的预期的结果，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的。然而法律能否承担起这种作为逻辑上的假设性前提的重担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法律本身只能在很少的情况下满足这个逻辑上的假设性的前提，那么我们的法治的根基就不存在了，这样我们的法治及对其的信赖也就不存在了，整个社会必将陷入到无序之中。（即使是在人治社会，人们的行为与行为的结果之间的合理的预期也是需要满足的，否则社会只能陷入一种混乱状态。因本文重点不在于此，所以不加深入地分析。）假设法律本身能在大多数情况下满足这种要求，满足这个逻辑上的假设性的前提，那么这种服从普遍规则治理的状态、法治的根基就不会被完全地摧毁。也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生活在一个相对比较和谐有序的状态之下，才能有一种依归感，感到有安身立命之所，才能进行正常的生产、生活、工作、学习，进行各种正常的社会交往。这种法治的逻辑上的假设性的前提就是我们法律的理想。我们总是试图使法律达到这种逻辑上的完满状态，使法律具有确定性，以使我们能根据法律在我们的行为和行为的结果之间建立合理的预期，不至于因我们不能对我们的行为建立任何的预期，而使社会处于一种极端的无序状态，破坏了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本。 我们虽然明白了我们法律的理想是什么，但权利冲突和我们所说的这种法律的理想有什么关系呢？权利冲突在一个法律体系中的存在状况影响着法律的这种理想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也就是说关系着法治的逻辑上的假设能否得到满足和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的问题。权利冲突的存在使两个具有同样法律上的合理根据的权利无法得到正常的如权利人所预期的那样的实现。它实际上削弱或者摧毁了（假如权利冲突在一个法律体系内部处于一种常态的话）法治得以实现的这个逻辑前提，使行为者无法在行为和行为的结果之间建立起正常的预期，也就是说打破了行为和行为的结果之间的正常的法律上的因果联系。因此假设在一个社会的法律体系中，权利冲突是一种常态的话，由于人们不能正常地建立行为和行为结果之间的合理预期，那么这个社会必将处于一种混乱状态。人们对整个法律体系的信赖也就会荡然无存，从而最终导致法治的崩溃。即使在一个法律体系中权利冲突不是作为常态存在，权利冲突的消极作用也还是很明显的，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我们不可能喜欢我们不能合理地在我们的行为和行为的结果之间建立合理的预期这种情况，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和谐有序的状态。 因此权利冲突这种法律体系中的消极状态是与我们对法律的欲求、期望，法律的理想相矛盾的。所以，在一个法律体系之中不允许权利冲突的存在，虽然这种要求不可能完全实现，但至少不会允许权利冲突作为一种常态而存在。我们必须解决这种权利的冲突状态，以满足法治的逻辑上的前提、法律的理想-存在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逻辑上和谐一致的法律，可以使人们在行为和行为的结果之间建立起合理的预期。法律必须是普遍的、逻辑上和谐一致的。于是就引出了我们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即如何解决权利冲突的问题。

第二部分 权利冲突的原因分析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要探讨权利冲突的原因。只有弄清楚权利冲突的原因，我们才有可能有针对性地去解决权利之间的冲突。 对事物的研究，可能有多个视角，而每一个视角都有其存在的独特价值，但同时从各个角度对一个事物进行研究探讨，虽然可以将每一个视角的独特之处都展现出来，但由于个视角之间可能存在交叉，不免使研究处于一种逻辑上的混乱状态，而从一个视角对某一事物进行深入地分析和研究比从多个视角多个维度对事物进行分析引起这种逻辑上的混乱的可能性要小的多。有鉴于此，本文对权利冲突的原因也仅仅从一个视角进行分析和探讨，以避免逻辑上的混乱。

既然从一个视角对权利冲突的原因进行分析，那么是从哪一个视角呢？从此视角的合理性又在何处呢？笔者认为既然是讨论权利冲突的原因，那么从权利的属性角度来探讨权利冲突的原因也许是一个可行的角度。15因此本文就试图从权 利本身的属性这一角度对权利冲突的原因进行分析和探讨，分析权利的哪些属性使权利冲突成为可能。下面就从权利的自因性、权利的涉他性、权利的排他性和权利边界的模糊性这四个角度进行分析。

在讨论之前，先对文中使用的概念做必要的说明。按照我的理解，权利可以分为一下三个形态-权利之在其本身：作为人的思维的对象而尚未进入人的思维之中的作为思维之中的权利的本原的权利；思维中的权利：作为思维之中作为对权利之在其本身认识的产物的权利，也就是法律上的权利；法律文本中的权利：人的思维对权利之在其本身进行认识并以语言的形式固定在法律文本中的权利。当然思维中的权利和法律文本中的权利并未在以下的文章中出现，但对于理解思维和语言对权利的影响是很重要的。 一 、权利的自因性

在讨论权利的自因性之前，首先对“自因性”进行一下必要的说明。自因性本是一个哲学上的概念，指最高实体的一种性质，即最高实体以自身为原因，而没有外在的原因，也就是指自我决定，通过自己而被认识无须他物说明，自己说明自己，自己成立自己，自己认识自己。因此实体就是独立存在的最完满的，无条件的，不含有任何其他的概念的影响，具有最高的自明性，它是“一”。而具体事物都是不完满的，依赖于他物而存在，是“多”，受他物的限制，需要他物来说明，他们的存在都以他物为原因。16

将本来属于哲学上的作为最高实体的属性的自因性这个概念移植到法学中，用到权利身上，虽然从根本上讲并不妥帖，因为权利本身从根源上讲是有其存在的原因的，对这一点理论上论述已经很多，在这里只是作为一个自明性的命题接受下来；但从另一个方面讲，将权利看做自因的，在实在法领域内，从法律的运用和适用的角度看，还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

权利的自因性从逻辑上讲是指权利以自身为原因，无须他物为其存在的原因，没有外在的原因，自己实现自己。具体化之，是指权利的主体在自己为某种行为或者不为某种行为，要求他人为或不为某种行为时，仅以自己享有法律上的权利即可自足，而无须寻找其他法律以外的根据。因此权利的自因性是指权利实现的根据的自因性，而非成就权利的自因性。

权利的自因性是法律上的公设。所谓公设即是预先假定的、自明的、无须论证的假设。权利的自因性深刻根源于法律的调整机制中。假如权利不被假定为自因的、自足的、无须证明的，而是可以怀疑的，须论证的话，整个法律体系就无法运转，无法实现法律的目的。因为，此时权利如果需要论证，不是自明的、自因的，就没有法律的主动发动者。没有主动的发动者，整个法律就只能在那里丝毫不能发挥作用，等于存在着的无，这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法律就是通过将它所认可的人们的行为规定为人们行为时不用去论证的权利而发挥作用，调整人们的社会生活的。这就保障了社会运行的效率，而不至于因为人们需要时刻论证自己行为的合理性而使整个社会丧失效率。

现代法治社会，所张扬的是人的个性、自由，是从个人的视角思考问题的，因此是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同时也是民主的平等的，体现在法律中就是权利本位。权利本位是指在权利和义务、权力的关系中，权利处于核心地位，是第一性的，义务和权力都是实现权利的手段，权利是法律上的首要的价值目标。法律将社会所认可的个人利益、自由以权利的形式固定下来，加以保护。凡侵犯他人的权利的均要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制裁，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因此权利就是一种法律上的正当合理的理由，依据此理由，权利人可以自己为或不为某种行为，或者要求他人为或不为某种行为。郑成良先生在他主编的《现代法理学》一书中这样来论述权利：权利是法律上的正当理由，持有这个理由，相应的行为、利益、主张和期待在法律上就会被认为是正当的并得到支持。对于权利人而言，权利意味着他在法律上有一项正当的理由去做某事或不去做某事，在这个理由没有被或取消之前，有某种权利就是有某种自由，权利人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按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事，并可以借助于法律的力量防止和排除他人的干涉。17这就恰如其分地把权利的自因性这个属性勾勒出来。国内存在的其他几种对权利的理解也有效的证明了权利的自因性的本性。18

（1）把权利理解为资格，即去行动的资格，占有的资格或享受的资格。按照这种理解，权利意味着“可以”，义务意味着“不可以”。一个人只要被赋予某种资格，具有权利的主体的身份，就能够向别人提出作为或不作为的主张，就有法律能力或权力不受他人干涉地从事某种活动。一个人也只有被赋予某种资格，具有权利主体的身份，才能向别人提出作为与不作为的主张，才有法律能力或权力不受他人干涉地从事活动。此种理解内含着这样的含义，即权利是权利主体行为的法律上的根据，权利主体在行为时仅以自己享有某种权利即可，而不用去证明自己权利的合理性。这正说明了权利的自因性问题。 （2）把权利理解为具有正当性，合法性，可强制执行的主张，即以某种正当的，合理的理由要求或吁请承认主张者对某物的占有，或要求返还某物，或要求承认事实（行为）的法律效果。只要一个人有权利，他就可以要求或吁请承认他对某物的占有，或要求返还某物，或要求承认事实（行为）的法律效果。这种对权利的理解也实际上把法律上的权利看作自因的，无须权利的主体在以其有某项权利而行为时证明其权利的正当性。

（3）把权利理解为自由，即法律允许的自由-有限制，但受到法律保护的自由，每一个真正的权利就是自由；包括权利主体的意志自由和行为自由，主体在行使权利时不受法律上的干涉，主体做或不做一定行为不受他人的强制。此种理解也很好的说明了在实在法范围内权利的自因性的特点，既然权利给予我的自由，那么我在行使权利时仅仅知道我是在行使权利即可，而无须问我的权利的根据，问我行使权利是否会侵害他人的合理的利益。 所以，以上三种对权利的理解虽然角度不同，但实际上都说明了权利的自因性问题，因为无论是把权利理解为资格，还是主张，抑或自由，都隐含着这么一层意思，即在制定法范围内，权利是一个人行为的正当有效的理由和原因，而不用去寻找其他的原因来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只要证明行为人具有某种法律上的权利即可，权利即权利人行为的最高和最终认可的根据。 从词源上讲，权利（right）在英语中，有以下几种解释：名词形式有两种含义，一个是指公正、正义、公义、道理，另一个就是指我们的权利，对某物有正当的权利之状态，有权利要求的东西，可依法去做或具有的东西；它的形容词形式大致有三种含义，一个是正当的，合法的，应该，一个是正确的，对的，令人满意的，还有一个就是最适合的，就情况而言最好的、合法的。从权利（right）的几种含义可以看出，权利（right）本义中就有正确的、正当的、正义的意思。因此，在法律上凡依权利而为的，就是正确的、合法的。19

那么我们就可以合理地推出，在法律上权利是自因的，在依之为或不为某种行为时，不须为其做其他的论证以证明其合理性、有效性。权利无须外在的原因就可以按其本性来自己实现自己。实际上，在制定法的范围内，权利的正当性、有效性、合理性是一个基本的假定。

二 、权利的涉他性

权利虽然是自因的，即以自己为根据，无须其他的原因而可以自己实现自己。从如何实现自己的根据上讲它是自足的，这是法律自身的一条公设，否则法律就不可能正常的运作。但权利在实现自己的过程中，又不是自足的，仅依靠自己无法实现自己，必须有他者的协助，也就是说权利是涉他性的。涉他性也是权利的一个重要属性。 我们说权利是涉他的，那么这个他的内容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因为国内较通行的看法，总认为权利和义务是对立统一的，权利和义务是相互对应，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每一项权利必然伴随着一个或几个保证其实现的义务，而不管这个义务是权利人自身的还是他人的。权利以义务的存在为存在条件，义务以权利的存在为存在条件，缺少任何一方，它方便不存在。这来自于对马克思的经典论述-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的误读。从这种观点推开去就是权利总是关涉到义务的，权利的实现要有相应的义务的协助，否则权利就无法实现自己。虽然寻找的根据-马克思的这句经典论述-错了，但应该说这种观点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但假设这样，那么本文所说的权利的涉他性这一属性不就等于权利和义务的对立统一关系问题了吗？从而这种提法不也就失去意义了吗？因为假如如前所讲， 权利的涉他性就只是换了一个名词而已，实际上并无自己新的内容，可以以权利和义务的辨证统一关系取而代之。

但问题并非这么简单，虽然权利的涉他性与权利和义务对立统一关系有某种相近之处，但它们的观察角度、立场和各自所指向的内容并不完全一样，是有重大差别的。权利的涉他性这一提法也是有自己的蕴涵的，是可以站的住脚的。那么，既然如此，权利的涉他性又有自己的什么独特之之处而使自己能够立身呢？

应该讲权利的涉他性和权利义务的对立统一这两种提法所持的立场，观察的角度是不相同的。权利的涉他性所秉取的是内部的视角，是从权利自身的演绎来观察权利的，即权利在实现自己的过程中，它不是自足的，不能够自己实现自己，满足自己的要求，总要涉及一个“他”。而权利义务的对立统一的提法所采取的是外部的视角，是作为一个第三者来观察权利和义务，从而对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进行考察的，这种视角是超出权利义务两者自身，作为一个它们的评判者出现的，采用的是超越性的视角。所以虽然权利义务的对立统一也得出权利的实现需要有义务的存在，似乎与权利的涉他性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至少是部分一样的，但从观察的角度看两者是有重大差别的。

权利的涉他性与权利义务的对立统一两者中，权利的“指他”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前者指权利在实现自己的过程中不能自足，需要有一个“他”来协助。这个“他”是包含义务在里面的，这就是说权利的涉他性有指涉义务的一方面，不管这个义务的主体是谁。但同时这个“他”不仅仅指义务还包含着其他内容，即权利。权利在实现自己的过程中，不仅关涉他者的义务，而且关涉他者的权利，因为权利有种扩张性的倾向，在实现自己的过程中，总要最大可能的实现自己，但当超越自己的合理界限的时候，就面对他人的权利了，这就成了侵权。另一方面，当两个权利在法律上的界定并不清晰时，就产生权利冲突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权利的涉他性中，这个“他”不仅仅是义务还包含着权利。权利的涉他性表征的是权利的一种指向性，即总是指涉他者的。因此权利的涉他性这种提法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和自洽性。

权利在实现自己的过程中不是自足的而是涉他的，那么这种涉他性的深刻根源是什么呢？这就需要对权利本身的属性进行进一步地探讨。权利是一个表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范畴，因为权利总是人的权利，权利就存在于人和人的关系中，并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才能获得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当人们的关系不存在时，权利也就没有了自己存在的根基。因此对权利的理解必须从人的这种生存状况，从人的社会属性这个角度出发，从而本真地把握权利的特征和属性。理解权利的涉他性这个问题也是如此。那么基于人的生存状况，人的社会属性，权利为何就是涉他的呢？

人的各种属性虽然可以在经验中找到其合理的根据，但用经验的方式来论证人的属性是不足够的，因为我们在经验中所得到的不是一个必然性的结论，因此我们必须把人的这些属性假定为验前的原理。 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人之所以成其为人就是因为人具有这种社会性，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依存的。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即是此在总是与他人共同在此，即共在。在这种生存状况下，基于人的这种生存关系，人的相互依存性在权利上就表现为权利的不自足性，即涉他性。

三 、权利的排他性

排他性也是权利的一个重要属性，也是作为构成权利冲突的原因的诸权利属性的重要一环。因本文主旨在于分析权利冲突，所以就权利的排他性这个属性的分析也侧重于从这个角度入手，不想对权利的排他性进行系统地论述。

既然分析权利的排他性这一属性，那么首先就要先明确一下权利的排他性指的是什么，也即权利的排他性有什么内容，它的含义是什么。

本文中权利的排他性是指权利在实现自己的过程中，为了实现自己总要排除外在的阻碍这样一种性质。权利的排他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排除其他与自己指向同一对象而性质上对立的权利的实现，这是权利的排他性的主要含义。权利总是要排除这种与自己性质上相对立的存在于同一个客体（对象）上的权利的实现。如果不这样，那么自己就不能实现自己。这样就会产生权利的冲突。如言论自由权和隐私权，当两者指向同一个对象（客体）时，它们就不能很好地去实现自己，另外，假如两个所有权成立于同一个物上，由于两个所有权之间是相互排斥的，它们就不能实现自己。

另一方面，权利的排他性是指排除他人违反自己的义务（或者因行使权利超越范围而违反自己的义务）而侵犯权利主体的权利，即排除妨害。权利排他性属性的这一方面产生出他人违反义务（或行使自己的权利超越范围而违反义务）时的请求权。凭此请求权可以要求对方履行义务，或在对方不履行义务时向司法机关请求给予保护。权利的排他性的这一方面对权利来说也是十分必要的，是权利排他性的应有含义。因为假如权利无此属性，则在他人侵犯自己的权利时，就不能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利，从而也就无法使自己的权利真正地有效地完全地实现。

为了进一步明确权利的排他性的含义，有必要对排他性的权利中的“排他”和权利的排他性中的“排他”做一个必要的说明。排他性的权利是指不能同时多个成立于同一个客体上的权利。在此情形中，两个权利不能同时成立于一个客体上，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权利，此乃由这种权利的自身的性质决定的。如所>！

那么权利为什么会有排他这种属性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要讨论权利是什么这个问题，更进一步要探讨人的属性及人的生存状况问题。

人的属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包括两个，一个是自然属性，另一个是社会属性。我们在此将人的自然属性看作人的自保和实现自己的倾向，人作为一个生物总是要自我保存自我实现的；同时人又是具有社会属性的，在此我将之看作是人处于人与人的关系中。人就生活在这种状态之下，一方面要自我保存自我实现，一方面又处于与他人的关系中，同时资源又是有限的，于是就产生了利益问题。人既要谋求自己的利益（这使人自我保存自我实现），同时又要排除他人对自己的利益的侵害。但假如仅仅这样的话，人类社会就处于战争状态，因此就需要某种规则对利益进行界定、分配并保护其所认可的利益，这种规则就是法律。权利就是人的思维在对人的这种生存状况进行思考的基础上，对人的这个生存状况的一个表征。人们制定法律，并将法律所认可的利益以权利的形式在法律上确定下来并加以保护，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权利的排他性是人的思维思考人的这种生存状况而在法律上确立权利这一概念时自然地加于权利之上的，也即权利的排他性是权利的自身所固有的属性。因此，权利的排他性在人的思维中是一个明证性的问题，在法律之中，是一个不容质疑的权利的属性。假如我们假定权利不具有排他性，那么这必将消解掉权利本身，权利之所以独立自在，就是因为人的思维假定其为不可侵犯的，是排他性的。

四、权利边界的模糊性

抛弃思维的逻辑自洽性的考虑，权利边界的模糊性也许是最能说明权利冲突产生的原因的。

（一）权利何以有边界

讨论权利边界的模糊性，首先要解决权利何以有边界这个问题，倘若权利没有边界，何以有权利边界的模糊性？那么如何去论证权利的边界的存在呢，既然我们已经承认了它的存在？这就涉及到对权利的理解问题。

在此，我把权利理解为思维对权利之在其本身的把握，是观念层面上的。权利作为一个思维中的、观念性的概念是如何在思维中存在而具有其 独立的价值的呢？毫无疑问，从思辨的角度，因为有义务这一概念的存在才使权利在思维中的存在成为可能，但此处我的意旨不在于论证权利概念相对于义务而存在，而是想要说各种权利如何区别于其他的权利而在思维中有其独立存在的可能性，这一提问可能更深切地涉及到本部分所要讨论的问题。问题的答案也就是权利有自己的边界。正是权利有自己的边界从而使一个权利区别于另一个权利而在思维中之独立存在成为可能。20因此，权利具有边界是我们的思维在把握权利时为权利所设定的。当然，此处的边界不可简单的理解为空间性的边界，权利的边界毋宁说是逻辑上的边界。 上面从一个权利为何区别于另一个权利在思维中独立存在的角度分析了权利的边界问题，下面从另一个角度，即从人的生存状况和人的属性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思维会对权利设定边界，也就是指思维对权利设定边界的客观基础在何处。21

正如前面我多次提到的，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物，总是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当中。人的这种属性是人类社会所有的制、文化之所以产生的人性的根源。假设仅从唯我论的角度去分析问题，总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正如现象学的大师胡塞尔试图从先验的自我出发去建构他的整个哲学体系却遇到了一个人如何知道一个与其一样的人的存在的问题，即主体间性的问题，并迫使他对主体间性给出了从先验自我的角度无法最终解释的解释方案：移情作用。从此可以看出人的这种共在性、社会性在分析人类社会时是不可回避而必须给予关注的。权利之所以有边界也就根源于人的这种共在性、社会性。因为人都是平等的，都享有法律所规定的权利，一个人在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行使权利时不能侵犯别人的权利，否则实际上否定了他人的权利的存在，因此权利总要有一定的范围，有自己的边界。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权利确实具有边界并且有其主观的和客观的基础。当然说权利有边界并不是说权利的边界就是清晰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权利的边界是模糊的，并因此引发了很多问题，如，权利之间的冲突。虽然权利的边界不清晰是模糊的，但权利还是有一定的范围的，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引发权利的冲突，各种权利之间能相安无事。从一定角度讲，法律不断完善的过程，就是不断地使权利的边界清晰化的过程。

（二）权利边界的模糊性

在讨论权利边界的模糊性之先，先就讨论此问题的一些思维的基本前提说明一下。我先假定有一个法律世界的存在，这个法律世界被我们所认识，被我们所把握，向我们显现为众多的法律现象，法律世界是作为向我们显现的法律现象之背后的那个存在者。在此世界中，权利之在其本身以权利这个显现形式向我们有所显现，权利之在其本身就是权利这个显现形式的背后的存在者。在此理论假定的基础上，再让我们来讨论权利边界的模糊性问题。

首先，法律世界和权利之在其本身作为显现形式（法律现象和权利）的背后的存在者，其向我们的显现并不是完全的显现，也就是说它们总是以侧显的方式向我们显现。这种显现的不完全性根源于我们（此在）的展开方式。“真理本质上是自由，所以历史性的人在让存在者存在中也可能让存在者不成其为它所是和如何是的存在。这样，存在者便被遮盖和伪装了。”22 “从当下可敞开的存在者那里-无论这种存在者是自然中的存在者还是历史中的存在者-我们是把捉不到这个整体的。”23 “让存在总是在个别行为中让存在者存在，对存在者有所动作，并因之解蔽着存在者；正是因为这样，让存在才遮蔽着存在者整体。”24

从认识论的角度讲，我们的思维对世界的把握总是通过我们的经验而进行的。（这种经验可能是生活的体验，也可能是作为旁观者的观察。）我们是通过经验来把握世界从而获得对世界的认识并得到关于世界的知识的。近代经验论者就认为我们的知识来源于经验，是通过对经验的整体的归纳而得来的。马克思主义也同样这么认为。康德在对历史上的经验论和唯理论进行了批评总结之后，也认为我们的知识来源于经验，只不过他为了给科学建立一个基础，反对休谟的不可知论，认为我们有认知的先天形式（先天感性形式和先天的范畴）。经验式的把握世界的方式是我们的理论思维获得知识的唯一方式。既然我们是通过我们的经验来把握世界，世界通过我们的经验向我们显现，那么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我们通过经验把握世界，世界通过我们的经验向我们显现，这种把握和显现是一种什么样的把握，什么样的显现。因为我们总是对已经对我们有所显现者才能有经验，而因我们的实践不可能完全触及到整个世界，从而，世界向我们的显现，我们对世界的把握就总是有限的。 同时，我们关于我们的世界的知识都是经由我们对我们在实践中取得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世界向我们的显现进行归纳而取得的。而归纳这种推理方式、获得知识的逻辑形式对推理的前提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只有在穷尽了所有的情况之后，所获得的结论（知识）才是可靠的，否则这种推理的有效性就要大打折扣，我们由此得出的关于我们的世界的知识的真理性就值得怀疑。如前所述，由于我们的关于我们的世界的经验是有限的，世界向我们的显现是非本真的、不完全的，因此当我们对我们关于我们的世界的经验进行归纳时就总是不完全归纳，得出的关于我们的世界的知识的真理性就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情况。由此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看出，法律世界和权利之在其本身（作为法律世界的一部分）在通过我们的实践对我们显现，并为我们把握为经验时，总是不完全的、有限的，当我们对我们关于法律世界和权利之在其本身的经验进行归纳时得出的关于他们的知识就总是不完全的、有缺陷的。因此当立法者对我们关于权利之在其本身的经验进行归纳总结并规定为法律上的权利时，对权利的把握总是不完全的，也就不可能精确地确定权利的范围、权利的边界，所以权利的边界就总是模糊的。 并且，世界、法律世界和权利之在其本身作为人属的世界总是变动不居的，它们总是在变化之中，表现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发展。因此当我们在有限的实践当中去把握它们时，当它们在我们的实践经验中显现自己时，就更是不完全的、有限的。抛开我们的理论思维的有限能力不说，我们作为一个有限性的存在（时间性的存在），不可能去完全地把握那变动不居的永远在变化发展的对我们来说是无限的世界、法律世界、权利之在其本身。因此当我们的立法者面对一个在发展变化的权利之在其本身，却总是做出相对稳定的不变的关于权利的立法时，他就总感到无能为力。这种对变动不居的权利之在其本身的有限性的认识，就导致了我们在对权利做出一个相对稳定的法律上的规定时，总有某种程度的滞后性，而这种滞后的对权利的法律上的规定，就更无法对权利的边界做出精确的一成不变的规定了，这样权利边界的模糊性就不可避免了。 权利的边界之所以是模糊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法律本身必须是概括的、抽象的，而且要有相对的稳定性，不能溯及既往。因为假如法律不是概括的、抽象的，也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并且溯及既往，法律对权利的规定就可以以个案的方式进行，并随时可以修改完善，并且在每当对权利的边界需要进一步界定时，给予界定，并适用于引起这种需要的案件。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存在权利边界的模糊性问题，但法律不可能不是概括的、抽象的，也不可能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并不溯及既往，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法律也就不能称之为法律，而只是一种临时的措施。法律必须是概括的、抽象的、稳定的，并因此可以针对同一类案件反复适用，同时也必须是不溯及既往的（非经常的溯及既往），这是人们所赋予的法律的本性所必然要求的。正如在前面讲到的，法治社会（其实不仅仅是法治社会），法律规则必须能够使人们在自己的行为预期和行为结果之间建立合理的联系，如果法律规则不能够让人们在自己的行为和行为的结果之间建立合理的预期，整个的法治社会的大厦也就不复存在。 权利边界的模糊性，还涉及到我们是通过什么来把握我们在其中的世界的。我们是通过语言来把握我们在其中的世界的，是语言使我们在其中的世界成为可理解的，可为很多人共同的理解和把 握的，语言使人与人的主体间性成为可能，由此我们的世界也才成为一个可以相互交往的世界，并因此而使我们对世界有所领悟。这也是胡塞尔为什么后期从唯我论转向主体间性、生活世界原因。现象学大师海德格尔曾经说：“存在在思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人栖居在语言所筑的家中。”25而他的弟子，哲学解释学的创立者伽达默尔更是进一步说：“语言是理解本身得以实现的媒介。”26 “语言不但是适合于在世界中的人的一种配置，而且是人拥有世界这一点也是建立在语言之上，体现在语言之中的。世界对人来说作为世界存在于此，正如它对生物来说一向并不具有在世的此在。世界的这种此在是以语言的方式被把握的。”27]我们对法律世界、权利之在其本身的把握也是通过语言来进行的，是我们的语言使法律世界、权利之在其本身向我们展开、显现。因此讨论权利边界的模糊性，就不能不讨论我们借以把握它的方式-语言，实际上正是语言使权利边界的模糊性成为可能并展现给我们。 那么语言如何使权利的边界的模糊性成为可能呢？那就是语言自身就是模糊的，具有模糊性。正是语言自身的这种模糊性成就了权利边界的模糊性。于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语言如何是模糊的呢？

讨论语言的模糊性问题，当然要从语言自身的结构谈起。语言之所以是模糊的，就在于语言的“能指”和“所指”是分离的。28这类似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分离，用中世纪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共相和殊相的问题。所指、内涵类似于共相，就是语言要表达的意义。能指、外延类似于殊相，指所指和内涵所指向的具体的事态（对象）。也可以称为语言的概括性和具体性问题。在对语言的理解上，虽然语言哲学在反对心理主义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正是因为语言哲学家完全拒斥了被他们视为形而上学的理性心理学的道路，所以不能把握人类语言的真正秘密。人们从各具体对象（事态）中取出其共同的东西，这就是内涵、所指、共相，是抽象的。但因为人们的这种抽取是一种归纳，并且是不完全归纳，这种内涵、所指、共相不可能完全涵盖能指、外延、殊相，于是产生了它们之间的分离问题。并且世界的不断变化加剧了这种分离带来的冲突。语言的模糊性就凸现出来。实际上语言总是模糊的，虽然不存在私人的语言，但因个人的经验范围不同，对同一语词、概念在理解上总是有差距的，这就产生了理解的多义性问题。语言的模糊性从根源上讲就来自于个人经验之间的差距和经验（世界）的不断变化。“一个词的意义不是绝对确定的，从来都有一种或大或小程度的模糊性。意义是块区域，就像靶子一样，它可能有一个靶心，但靶心的部分依然或多或少地处于意义的范围之内，当我们从靶心向外移动时，这靶心决不会退缩成一点，总有一块模糊不定的区域环绕着它，不管这区域是多么小。”29

以上对语言的模糊性做了简要地说明，这时也许有人会问，语言的模糊性与权利边界的模糊性有什么必然联系呢？语言的模糊性对于法律乃至权利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假如没有语言，法律的存在也就成为不可能的。法律按其本性总要求高度的确定性，不容许有半点的模糊性，但语言的模糊性却使人们的这种确定性的努力往往事倍功半，在寻求确定性中，却永远无法达到确定性。套用一句海德格尔的话，我们总是在通往法律的确定性的途中。

单就权利来说，任何权利都用语言来表述，这就产生了能指与所指、内涵与外延、共相与殊相的分离和矛盾。任何一项权利的涵义、表述，在人类的经验范围内永远无法囊括这项权利的所有事态。当一种新的权利事态出现时，这种权利事态能否归于此权利而不是另一种权利就会发生疑问，因此权利也就具有了模糊性的特点。用人类语言表述的法律（权利）总是处在这种张力之中。所以由于人类的语言不像人工语言（符号语言）那样精确，因此法律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精确性，以人类语言表述的法律（权利）就不可能给人一个精确的行为坐标，使人们可以依之去为和不为某种行为，或者依之要求他人为和不为某种行为。权利的边界总是模糊的，或者说具有模糊性，这种模糊性使权利的冲突成为可能。

以上讨论了权利冲突之所以发生的原因。权利的这几个特点、属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它们共同的作用下，权利之间才会发生冲突，缺少其中任何一种我们的认识都是不完整的，我们也就不能对权利冲突的原因有一个正确地全面地认识。

第三部分 权利冲突的解决

正如前面所说，权利冲突毕竟是一种权利的消极状态，与我们的法律的理想是冲突的，并且如果任由这种冲突存在，必将会因而使整个法律大厦坍塌，法治也就成为不可能之事，必须设法消除这种权利的消极状态。那么我们如何解决权利冲突呢？ 在引起权利冲突的权利的诸特性中，自因性、涉他性和排他性，因其与权利的关系是不可分离的，是根本性的，去除了他们权利也就不能成其为权利，因此在此三个特性上，我们不可能有任何的作为。权利边界的模糊性虽也是权利的本性，但其是基于人类经验的有限性而产生的，在人类不断的经验权利冲突的种种事态后，其模糊性是可以具体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的。因此权利冲突之解决就成为一个如何可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明晰权利的边界，重新界定冲突着的权利的范围和边界的问题。

一、权利冲突解决之可能

对于权利冲突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考虑，一方面是权利冲突的必然性。人的经验式的和语言式的把握世界的方式使法律不可能完全地清晰地界定权利之边界，因此权利边界的模糊性就不可能完全地避免，因此是必然的，权利之间总有模糊地带，我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权利冲突问题。另一方面，权利冲突总会向我们显现，从而能够为我们把握。实际上我们是能够把握现实发生的权利冲突并解决之的。我们总是在不停的进行着法律实践，在此实践中，我们关于法律的经验总在不断的增长，法律的发展过程就是我们关于法律的经验不断增长的过程。正如美国的大法官霍姆斯所说“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我们的法律之所以发展到现在比较完善的程度，跟我们历史上的经验的积累是分不开的。当权利冲突向我们显现为某种具体的权利冲突时，就为我们解决它提供了条件，因为我们不可能解决我们的经验还未把握到的事情，而某种权利冲突一旦为我们的经验所把握，我们就可以以某种方式解决它。“归纳是我们用来预测事件进程的一种策略，尽管这种策略不能保证人们一定获得真理，但它的合理性在于：它是人们为获得真理所能采取的诸多行动方案中的最佳方案。归纳策略的合理性还在于：归纳是一个自我修正的过程，它让过去的经验决定对未来的预测，并且让新的经验修正、否定虚假的信念。如果我们始终一贯地坚持归纳策略，我们最终总会达到真实的归纳结论。”30

所以权利冲突既是不可解决的，此义指我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权利冲突，因为权利冲突不可能为我们永远地全部地把握；同时权利冲突又是可以解决的，此义指我们可以解决我们所认识到把握到的权利冲突。

二、权利冲突的两个解决途径

解决权利冲突的途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是任何一个途径在法律上都是可行的，有一个解决权利冲突的效能的问题。解决方案出来之后，必须可以为后来的同样的事例所采用，也即具有普遍性。通过此途径解决之后，冲突着的权利的边界被重新划定，而使权利之间的冲突归于消失。因此虽然调解、仲裁等方式可以将现实的权利冲突解决，但此类途径的解决结果只能运用于此案，而对以后的案件不适用，因此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法律上的权利的冲突。所以真正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利冲突的途径只有两个：立法和司法。这是针对法定权利冲突而言的。意定权利之间的冲突，因只具有个案性，因此可以采用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调解、仲裁和司法途径解决。虽然立法不是针对个案的，而且在双方意思自治的领域内，立法对双方的行为不能有过多地干涉，但立法在解决意定权利冲突中的作用还是非常巨大的，例如规定在双方约定不明时按照法律中的规定来确定合同的内容。通过双方当事人的协商或调解来解决意定权利冲突，由于是通过双方的协议而达到的，因此没有从法理上讨论的必要和价值。而仲裁或司法途径主要是通过法律解释（合同解释）来实现的，遵守的是合同的解释规则，在此也不做详细的讨论。因此本文主要是讨 论权利冲突的两个具有法律上的意义的解决途径，即立法和司法途径。 （一）立法途径

通过立法途径来解决权利冲突，就是指通过制定或修改法律来对权利的边界进行重新界定，以消除权利边界的模糊性，最后实现解决权利冲突的目的。通过立法途径解决权利冲突有可以分为两方面，一个是在立法过程中尽量的避免，另一个是通过立法途径来对已经发生冲突的权利的边界进行重新界定，以此来消除权利边界的模糊性，解决权利冲突。 人的理性虽然是有限的，不可能将所有的权利事态（state of affairs about rights）都把握在理性的思维之中，人不可能认识所有的权利事态，但在人的理性的认识的限度内，却可以尽量避免因立法疏忽而引起的权利冲突。实际上，一部分权利冲突就是因为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考虑不周而造成的。对于这部分权利冲突，在理性思维的现有的认识限度内，我们是可以通过审慎思考、谨慎立法避免的。因此通过立法途径解决权利冲突就包括这种事前预防性质的方式。如何在立法过程中做到审慎，将理性所能够认识到的情况考虑进去，避免因立法不周而引起的权利冲突，这就受制于立法者的立法水平，包括立法者的思维对权利事态的把握能力、概括能力、总结能力和审慎的程度。在此方面，我们只能尽量寻找足够审慎、具有很强的立法水平的立法者来进行立法。当然我们还可以在立法过程中，通过广泛地讨论、征求大家的意见而尽量避免立法的不周而引起权利冲突。还有就是借鉴已有的立法成果，已有的立法成果是人类长期的理性认识的结晶，并在历史中经受了种种考验，应该说它们对权利事态的把握是比较全面的，因此我们在立法中应该给予充分地重视，并吸纳到我们的法律中来。

但是无论如何人的理性思维的认识能力总是有限的，即使在可能的认识范围内也不可能做出完全没有漏洞的关于权利的规定，同时对于人类的思维不能完全把握的情况，理性更是无能为力，只有当在权利冲突发生之后，我们才能认识到它。因此对于权利冲突的解决，在立法途径中，更经常采用的是通过事后对法律进行修改或者制定新法的方式来对权利的边界进行重新界定，消除权利边界的模糊性，重新划定人的行为的边界。在这种事后补救的方式中，主要是根据法律的诸原则（公平、正义、效率、安全等），对诸利益进行平衡，以此来重新界定权利的边界。对权利边界的重新界定（这种界定只是针对权利冲突的情况而进行的重新界定，并非从根本上重新界定权利）当然要受到具体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政治等诸因素的制约。

立法途径的事前预防的方式，当然不可能有效地解决所有的权利冲突的情况，因为有些权利冲突在产生之前，我们是很难把握的。而事后通过制定和修改法律的方式来解决权利冲突有其缺点，一是现代法制要求法律具有稳定性，不可能经常性地对法律进行修改，这就削弱了她解决权利冲突的能力。因此这种方式解决权利冲突就是不及时的，往往落后于现实的需要，不能在权利冲突发生之后就及时地解决，而是在发生和解决之间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间隔。二是现代法治要求法律具有不溯及既往的品质，不允许有溯及力的法律，因此对于已经发生的权利冲突，这种解决方式存在一个不能解决已经发生的权利冲突的问题，对于已经发生的权利冲突是无能为力的。同时判例法（英美法系）国家，立法的功能还是非常弱的，因此不可能经常性地采用立法途径来解决权利冲突。

既然通过立法途径解决权利冲突具有种种缺陷和弊端，那么我们是否还有其他的解决方式呢？有，那就是司法途径。

（二）司法途径

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权利冲突即是指在司法过程中，由法官对发生冲突的权利的边界进行重新划定，以此来消除权利边界的模糊性，最后解决权利之间的冲突。司法途径相对于立法途径来说有很大的优点，就是可以解决由于法律具有稳定性和法律不溯及既往，而引起的对已经发生的权利冲突案件无能为力这个问题，同时可以减少因立法与权利冲突发生之间的间隔而带来的成本。因为司法和法律实践的联系远比立法紧密，因此可以比较快的解决已经发生的权利冲突。

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权利冲突包括两种情况，一个是在现有的法律范围内可以通过法律解释而解决权利冲突的情况，另一个是不能够在现有的法律范围内通过法律解释解决而必须通过法官根据法律之精神来制定新的权利规则才能解决的情况。在一些大陆法系国家是不承认判例具有法律地位的，因此在这些国家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权利冲突的作用就非常有限了。对于第一种情况，司法途径只能解决作为个别案件出现的权利冲突，而不能够根本上解决权利之间的冲突，即不能对冲突着的权利的边界进行重新地界定。而第二种情况，在这些大陆法系国家来说就更不可能，因为大陆法系国家基本上是不承认法官可以造法的。这些国家奉行的是严格的三权分立原则，立法是立法机关即议会的职能，法官只能适用立法机关已经制定的法律，法官扮演的是一种自动售货机的角色。对于英美法系国家来说，因为是判例法传统，所以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权利冲突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实际上对权利边界的重新界定也主要是通过司法途径以判例的形式来进行的。

（三）大陆法系：从严格规则主义到法官的自由裁量

在近代，曾经奉行严格的规则主义的原则，不允许法官进行自由裁量。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个是因为近代的思想观念受严格的三权分立的支配，认为法官行使司法权，议会行使立法权，法官只能严格按照立法机关已经制定出来的法律行事。因此法官只能严格按照立法机关已经制定出来的法律进行判决，不能单凭自己的良心和理性进行自由裁量。此时法官扮演的只是自动售货机的角色。另一个是理性主义的传统，近性主义思潮占统治地位，特别是欧洲大陆，认为人可以仅凭自己的理性就可以制定一部完全可以囊括现实生活所有情况的法律，因此法官的职责也就是从已经制定出来的法律出发，运用演绎的逻辑思维方式将法律适用于具体的案件之中。

但这种严格规则主义的观念，不久就在现实的法律实践中处处碰壁。因为法律只是一些抽象的规则，本身具有概括性的特点，而具体案件是千差万别的，虽然有很多共性，但也有自己的个性，这样，即使法律本身是从实践中总结概括出来，也很难跟具体的案件完全一致，不可能将千差万别的情况规定于法律之中。特别是现实生活是在不断变化的，而法律本身却要求一定的稳定性，因此当社会生活发生了变化，而相应的法律却没有随之改变时，法律与现实生活的张力关系就愈加明显。

于是，人们渐渐地放弃了严格规则主义的信念，允许法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允许法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原来的规则做某种变化。当然这种自由裁量权也是有限制的，否则就给了法官恣意行使权利的借口。这种从严格规则主义到法官自由裁量的变化，最主要的体现在法律中的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如民法中的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法官可以在法律没有规定或规定不明确，有矛盾，或者在严格适用法律时会导致严重的非正义的结果时，按照法律的原则，运用自己的良心和理性来审理案件。这些法律的原则，一方面给了法官进行自由裁量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恣意行使。 促成这种从严格规则主义到法官自由裁量的变化的是权利冲突的存在，权利冲突即使不是促成这种变化的全部原因。可以说允许法官自由裁量的目的或主要目的，就在于让法官可以按照法律的原则，在具体的案件中解决权利之间的冲突。所以，由立法机关在法律中规定一些法律的基本原则，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是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解决权利冲突的方法之一。 那么，这种通过规定法律的一些原则来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方法以解决权利冲突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利之间的冲突呢？对意定权利之间的冲突，这种方法是可行的，因为意定权利冲突本来就只具有个案性，随着双方权利的实现，合同履行，意定权利的任务也就完成，并消灭了。而对于法定权利之间的冲突，这种方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除非像英美法系那样赋予每一个判决以法律的效力，因为此时解决的只不过是体现在这个案件中的权利之间的冲突而已，而没有解决可能发生于其他案件中的这两个权利之间的冲突，并未真正划清权利之间的边界。所以大陆法系国家引进英美的判例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四、权利冲突的解决与利益衡量、价值选择

如前所述，权利冲突的实质是利益冲突，权利冲突中隐含着利益的冲突，也正是因为利益冲突的存在才使权利冲突得以发生。因此，解决权利冲突、重新确定和明晰权利边界的过程就是一个对冲突着的利益进行衡量和取舍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价值选择的过程。选择保护不同的利益其中就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体现了选择者不同的价值观念。“对各种利益的承认或拒绝承认以及划定那些得到承认的利益的界限，最终都是按 照一个确定的价值尺度来进行的”。31

那么也许我们会产生一个疑问，解决权利冲突非要进行利益衡量和价值选择不可吗？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解决？权利冲突之产生在于法律规定的权利的边界具有模糊性，不是十分的精确，此种情况实际上是法律的一种漏洞。法律之漏洞乃是指我们期望法律中予以清晰地规定以解决现实生活中发生之问题而实际上却没有予以规定或清晰地规定者。因此，既然权利冲突是因为法律没有明确对冲突的权利的边界进行规定而产生，此通过简单适用法律规则是不能够予以解决的。而我们又不能对权利冲突这种法律上的漏洞采取漠视的态度，因为，法律之设定就是为了解决现实中所发生的法律纠纷，否则，设定法律之目的必然落空。因此权利冲突现实的存在和我们的设定法律的目的都要求我们给出解决方案，所以要解决发生的权利冲突只能是进行利益的衡量和价值的选择。拉伦茨在他的《法学方法论》中也如此认为：“司法裁判使用此方法（法益衡量的方法-引者注）的范围所以这么大，主要归因于权利构成要件欠缺明晰的界限，……权利也好，原则也罢，假使其界限不能一次确定，而毋宁多少是开放的，具流动性的，其彼此就特别容易发生冲突，因其效力范围无法自始确定。一旦冲突发生，为重建法律和平状态，或者一种权利必须向另一种权利（或有关的利益）让步，或者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各自让步。于此，司法裁判根据它在具体情况下赋予各该法益的重要性，来从事权利或法益的衡量。”32 “个案中之法益衡量是法的续造的一种方法，它有助于答复一些-法律未明定其解决规则之-规范冲突问题，对于适用范围重叠的规范划定其各自的使用空间，借此使保护范围尚不明确的权利（诸如一般人格权）得以具体化。”33博登海默在他的《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中也类似地写到：“当法官在未规定案件中创制新的规范或废弃过时的规则以采纳某种适时的规则的时候，价值判断在司法过程中会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 “在不受先已存在的规范和原则指导的相互冲突的利益间进行选择，就需要进行价值判断。”34当然他们是仅指司法过程而言的，那么通过立法途径解决权利冲突，在立法过程有没有利益衡量和价值选择呢？当然有，并且就立法过程来讲，它就是一个对诸种利益进行衡量，对利益进行界定、分配并以权利的形式予以保护的过程，就是一个对于冲突着的诸价值进行目的判断的价值选择的过程。可以说，利益衡量和价值选择是立法思维的主要形式，和进一步进行技术操作的前提。只有在进行了利益衡量和价值选择之后才能进行逻辑演绎式的技术性的操作，进一步地将衡量和选择的结果精细化、明确化。 既然解决权利冲突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利益衡量和价值衡量，那么依我们的基本信念就要使此种衡量和选择尽量避免主观任意化而应使之具有符合客观的现实的情况的品格。拉伦茨不无忧虑地说：“然而，衡量也好，称重也罢，这些都是形象化后的说法；于此涉及的并非数学上可测量的大小，毋宁是评价行为的结果，此等评价最困难之点正在于：其并非取向于某一般性的标准，毋宁须同时考量当下具体的情况。之所以必须采取在个案中之法益衡量的方法，如前所述，正因为缺乏一个由所有法益及价值构成的确定的阶层秩序，由此可以像读图表一样获得结论。果如此，那么法益衡量究竟还算不算一种方法，或者它只是下述自白的简称：于此，法官根本没有任何方法原则为后盾，而只是依其自定的标准而做成裁判的？倘若如此，对于依在个案中之法益衡量所做的裁判即无从控制，法官也可以堂而皇之以自己的主观见解来裁判。”35博登海默也说：“先进的法律制度往往倾向于限制价值论推理在司法过程中的适用范围，因为以主观的司法价值偏爱为基础的判决，通常要比以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规范为基础的判决表现出更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并且还援引了拉伦茨的论述：司法主观主义既与法律确定性这一公共利益不相符合，亦与等同情形应当平等对待的正义要求相违背。36所以，为了在利益衡量和价值选择中避免主观任意，我们必须寻找一定的规则来对之进行规制。然而我们能否找到一个客观的衡量和选择的标准呢？拉伦茨对此表示了无能为力：“依今日方法论的认识程度而言，前述问题或许尚无终局的答案。”37认为，“当各最高法院的裁判日渐积累，比较的可能性亦日益提高，则判决的判断余地亦将日渐缩小，然而，每次都还是必须考量具体的个案情事，而没有一件个案会与另一个案件完全相同，因此不能期待会获得一种单凭涵摄即可解决问题的规则。事件比较可以促成类推适用，或许也可以对事件做某种程度的类型化；它可以使法益衡量变容易些，但毕竟不能完全取代后者。”38

但拉伦茨虽然说不能找到一个终局的答案，不过他还是给出了一个答案。39 “对于法益衡量可以由前述裁判归纳出下述原则：首先取决于-依基本法的价值秩序-于此涉及的一种法益较他种法益是否有明显的价值优越性。无疑应该可以说：相较于其他法益（尤其是财产的利益），人的生命或人性尊严有较高的位阶。因为言论自由权及资讯自由权对于民主社会具有结构性的意义。在大多数案件中，或者涉及位阶相同的权利间的冲突，或者正因为涉及的权利如此歧异，因此根本无从做抽象的比较，例如，个人自由权与社会法益（如国民健康）的冲突，新闻自由与联邦共和国的安全利益间的冲突。于此种情况，一方面取决于应受保护法益被影响的程度（例如，公众知悉此事务以及国家对此事务保密的利益程度如何），另一方面取决于：假使某种权利须让步时，其受害程度如何，最后尚须适用比例原则、最轻微伤害手段或尽可能微小限制的原则。根据后者，为保护某种较为优越的法价值须侵及一种法益时，不得逾达此目的所必要的程度。即使遵守上述原则，法官仍然有很大的自为评价余地，这点在各法官对梅菲斯托小说所采取的不同立场中表露无遗。但它同时指出，法益衡量并非单纯的法感，不是一种无法做合理掌握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仍须遵守若干可具体指称的原则，在此程度上，它也是可审查的。此外。莱尔歇也指出：在联邦关于基本权的裁判中，对各种客观法益依其位阶其轻重的做法逐渐减少其重要性，相较于此，尊重一般的法治国原则（例如比例原则、当事人武器平等原则）、重视其他独立并超过于个别客观的基本权价值的各种标准，则日益重要。”40

对此问题博登海默也认为：“即使在法律的创制领域，司法自由裁量权也要受到社会制度一般性质的限制。”“一个文化的价值模式趋于构成阻碍司法评价自由的障碍。”因此他同时说到：“法官所做出的价值判断中只有少数是自主的，所谓自主，在这里是从它们独立于当时当地的习俗、基本前提和社会理想的意义上说的。”41

虽然找一个终局的答案非常困难，42但找一个纯形式的、不含任何质料因素的我们在解决权利冲突、重新确定权利的边界时思维所要遵守的逻辑的过程、程序还是可以的。说其是纯形式的、不含任何质料因素的是因为在这个程序中不预先确定何种利益、何种价值居于优先地位，而是通过仔细的考量后确定。它是描述性的，因为它是我们在试图解决权利冲突、重新确定权利的边界时，我们的思维所经过的一个程序。从在解决权利冲突、重新确定权利的边界的过程中，我们的思维又必须遵守这个过程、程序的角度而言，它又是规范性的。那么这个程序是什么呢？下面就试述之。

当遇到两个权利相互冲突的情况时，我们的思维通常会考虑、比较这两个权利的性质，看是否有优先考虑的性质，也就是说一个权利在性质上是否优先于另一个权利（这里说一个权利优先于另一个权利是在权利的边界重新划定之前和划定之中所必须采取的一种策略，一旦划定之后就是权利的边界问题，而不再是一个权利优先于另一个权利的问题。在权利的边界重新划定之前，不采取这个策略就不能解决权利冲突）。同时我们还会而且应该考虑如果确定一个权利优先于另一个权利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因为一个权利优先于另一个权利并不是说绝对的优先，还要考虑优先到什么样的程度，这就取决于下面几种我们必须考虑的情况：1）对相对权利的损害程度。一个权利优先于另一个权利不能超出可容忍的限度。当然什么是可容忍的限度很难给出一个固定的统一的标准。2）是否存在替代机会的可能性。确定一个权利优先于另一个权利，还要考虑假定的优先的权利和另一个权利是否存在替代机会。假如后一个非优先 的权利存在可替代的机会，那么这种假定就是合理的。但如果后一个非优先的权利没有合理的可替代的机会，而前一个假定优先的权利存在可替代的机会，那么这种假定就是不合理的。举个例子说明43，假如有人用他人的身份证登记手机（可能是向朋友借，也可能是捡到别人的身份证或者偷取别人的身份证），这个人道德低下，一下登记了很多个，并且大数额的透支，最后人不知去向。这时电信公司就向身份证的所有人提出支付请求，而身份证的所有人拒绝支付，最后官司打到法院。此时就有一个重新确定权利的边界的问题，是支持电信公司的请求，还是支持身份证所有人的请求？也就是说是电信公司的权利应该被优先考虑还是身份证所有人的权利应该被优先考虑？这里面就有一个机会替代的问题。身份证的所有人是一个个人，他没有能力去寻找替代机会，而电信公司却有足够的能力找到可替代的机会，他完全可以利用其技术手段来限制高额的透支，例如只允许少量透支，因此确定身份证所有人的权利优先于电信公司的权利是可取的。3）对相关法益的损害程度。此处的法益指缺乏相对的权利人的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我们还应该考虑确定相互冲突的两个权利何者优先是否会损害相关的法益。例如法律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但不能在电影院高呼失火了，因为假如此时确定言论自由优先，那么就会损害法律所保护的相关公益。44

还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无法合理地确定两个相互冲突的权利何者优先时，怎么办？法律应采取技术性的手段来消除权利冲突、重新界定权利的边界，当然法律实际上也是如此处理的。这些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1）规定权利并存，使其各自实现自己的一部分。通过自身限制自身来达到利益实现的平衡。如在破产还债程序中，破产财产不足以偿还所有债权时的平等的债权。2）规定权利的生效要件或者对抗要件。如物权法中有关不动产登记的规定。3）规定权利顺位，设定优先权。按照权利取得的先后来确定权利的边界。如法律对同时成立于一物之上的先后取得的抵押权的处理。4）规定法律之间的效力位阶，当下位法的规定和上位法的规定冲突时，适用上位法，如我国立法法中78到87条的关于法律适用的规定。

同时，如何具体地确定相互冲突的两个权利的边界，进行利益衡量和价值选择，还要受到思维的逻辑规则的限制。因为在民主、自由、平等之社会，任何人必须为自己的选择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也就是说任何人必须去证明自己的做法、意见是正确的，必须做到自己的选择、做法、观点要让别人接受。那他就要在遵守逻辑规则的基础上，从人们普遍认可的某个或者某些命题出发去合理地论证他的观点、他的选择、他的做法。在立法这种解决权利冲突的途径中，那就表现为立法者必须为他的立法给出立法的理由，并且这样的理由必须是被大家所接受的，因此立法中的解决权利冲突的方案、利益衡量、价值选择可能是社会全体成员广泛讨论并最后接受的结果。在司法中，一方面表现为法官对自己的判决（在这个判决中法官在利益衡量和价值选择的基础上对相互冲突的权利的边界进行重新的界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逻辑论证，另一方面还包括当事人为争取对自己最有利的判决所做的努力-从逻辑上证成自己的主张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以上所说的仅仅是纯形式性的不包含任何质料因素的思维的逻辑过程和逻辑规则对具体的利益衡量和价值选择的制约，实际上，为在解决权利冲突时所必须进行的利益衡量和价值选择寻找一个统一的、固定的、模式化的质料性的规制系统是十分困难的，因为这既与具体的历史文化传统相关，又与发生权利冲突的具体情景有关。只有在遇到个别权利冲突的情形下，我们才能具体地确定如何进行利益衡量和价值选择，并且也很难说此时的做法就与客观的情形所要求的完全相同，我们明确确定边界后的权利就与权利之在其本身相合。也许只有在我们的利益衡量和价值选择的结果与社会需要的互动中，我们才能找到一个客观的符合事物（权利）本身的结果。

注释：

1　作者：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吉林大学法学院教师，在职博士研究生。邮编：130012.

本文是在我的硕士论文《权利冲突：概念、原因及解决-一个实在法的透视》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因此对很多问题的探讨和阐述不很成熟，然而为了保持当时对这个论题思考的原貌，本文并未做大的修改，这些问题将在以后做进一步的思考和阐述。 1刘星：《西方法学初步》，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页。

2　杨玉熹：《商号与商标：权利冲突与解决》，《现代法学》1999年第4期。

3　参见林喆：《权利的法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8-352页。

4　参见程燎原、王人博：《赢得神圣-权利及其救济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9-357页。

5　参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8-182页。

6　参见王涌：《私权的分析与建构》，/privatelawreveiw/siquangainianfenxiwangyong.txt.

7　此案例参见曹新明：《论知识产权冲突协调原则》，《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

8　参见王利明主编：《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23页。

9　参见王利明、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新论》，中国人民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6-577页。

10　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13-115页。

11　参见郑成良主编：《现代法理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1-92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39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82页。

14 （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 法律的任务》（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2页。

15　对此问题，刘作翔先生在他的《权利冲突的几个理论问题》中，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中国正在发展中的、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和原有的、尚未彻底转轨的计划经济的矛盾和冲突；二是中国正在发展中的法治和法治尚不完善、不完备的矛盾和冲突；三是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和全社会公民权利意识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和冲突。我认为刘作翔先生的概括并未揭示出权利冲突之所以存在的根源，因为他脱离了实在法来谈权利冲突，结果得到的只能是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概括出的几个所谓的原因。 16参见斯宾诺莎《伦理学》中有关实体的论述。

17　参见郑成良主编：《现代法理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1-92页。

18　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 97年版，第113-115页。

19 《牛津高阶现代英汉双解辞典》，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4-1295页。

20　对于此问题，可参照黑格尔《小逻辑》存在论中对质及其环节的相关论述。

21　权利之所以有边界，也许是因为权利之在其本身本身就有边界，权利是权利之在其本身向我们的显现，所以我们把握到的权利也就有了边界问题，但因为人的认知理性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对权利之在其本身是无法把握的，所以其存在边界也只是思维的假定，至于是否真的如此，我们是无法回答的。 22 （德）海德格尔：《路标》（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20页。

23　同上，第222页。

24　同上，第222页。

25　转引自徐友渔、陈嘉映等：《语言与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55页。

26　同上，第177页。

27　同上，第180页。

28　此处所使用的“能指”和“所指”与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所使用的“能指”和“所指”并不相同，索绪尔的“能指”实际上说的是声音符号，“所指”说的是声音符号所代表的概念。

29 （英）罗素《心的分析》（英文版），197-198，1951；转引自徐友渔《告别20世纪-对意义和思想的思考》，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30　陈波：《逻辑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276页

31 （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 法律的任务》（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2页。

32 （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79页。

33　同上，第286页。

34 （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3页。

35 （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79页。

36 （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4 页。

37 （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79页。

38　同上，第286页。

39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刘作翔教授和北京大学的苏力教授的处理与拉伦茨相同，他们都试图给出一个类似的权利的价值位阶体系，虽然具体的观点有很大差别。详细请参见《中国法学》2002年第二期和《法学研究》1997年第三期。

40 （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85-286页

41 （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4-505 页。

法律在我身边篇10

我们小学生正担负着努力学习，将来建设祖国的重任，祖国、社会都要求我们知法懂法、遵法守法，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社会法制教育小学国旗下的讲话范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如果喜欢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喔!

社会法制教育小学国旗下的讲话范文1尊敬的老师、同学门：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讲话的主题是：增强法制观念，创建平安校园。

时光飞逝，转眼已到了20__年的最后一个月。12月4日是我国一年一度的法制宣传日，常言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立。让我们一起来学法、守法、用法、宣传法。

我们每一位同学只有学习了法制知识，才能知道什么是合法，什么事违法，学会分辨是非，识别善恶，从小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我们每一个公民必须具备基本的法律素养，只有懂法守法，才能依法办事，远离犯罪边缘。法制法规无处不在，它时刻保护我们，也时刻警示我们。我们应该合理地运用法律知识来保障我们应有的权利，履行应有的义务。我们不仅要用法制知识武装头脑，还要用法制意识武装中国。我们更应该鼓励身边的人，一起学习法制知识。

国有国法，校有校规。学校里的法律既包括国家的各种法令法规，也包括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纪律条令。有的同学对校纪校规视而不见，忽视学校对学生仪容仪表、待人接物、行为言语等方面的要求，不爱护公物、乱扔垃圾等等，这些违反学校规章制度的不文明行为会严重破坏我们美丽校园的和谐氛围。也许此刻同学们并没有发现它的严重性，但一个人的行为久而久之会成为一种习惯，一种习惯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性格，一种性格久而久之会成就一种命运。若以善小而不为，以恶小而为之，积小成大，最终必然自食恶果。希望同学们能在校内遵守校纪校规，在校外严格遵守法纪法规!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以法为鉴，可以晓规则。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做起，做一个学法、守法，守纪合格的小学生，创建平安和谐的校园。平安校园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在增强法制意识地同时，我们还要提高自己的安全防范意识，学会自我保护。特别提醒以下几点：

(1)注意食品安全，不吃卫生不合格的食品。

(2)注意消防安全，提高防火的安全意识。

(3)注意交通安全，上下楼梯靠右行走，不要拥挤。教学楼内严禁喧闹、追逐。过马路时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4)注意活动和运动安全。随着冬季长跑运动的展开，希望全校师生在感受快乐和健康的同时，也注意做好运动前准备活动，运动中量力而行，防止运动创伤。

最后祝全体老师和同学们安全、健康、快乐地度过每一天。谢谢大家!

社会法制教育小学国旗下的讲话范文2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12月4日是法制教育宣传日，所以今天国旗下讲话的主题是――法制安全，从身边做起。

同学们，当文明学生，做守法公民，接受健康的思想，并时刻以法律为准绳，规范自己的言行，监督自己的行为，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健康成长。这是我们学会做人的前提。你们虽然掌握了一定的生活常识，有了一定的独立意识，普遍希望得到社会的支持，理解，尊重赞扬。以体现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但年龄特点决定了同学们的幼稚，不成熟。可能做出一些不该做的事情，甚至法律意识的淡薄，而导致一些违法犯罪现象的发生。

有些现象我们学校也曾发生过，比如：有的同学在我们学校上学的时候，不遵守纪律，不听老师的教育，爱小偷不摸;有些同学很冲动，为了一点小事，大打出手，总之小小的年纪，就已经有了许多劣迹。

借此机会，我特别向大家提出几点希望：

1、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认真履行学生的一日常规，用校纪校规约束自己的行为，做到严格遵守。

因为遵守纪律是遵守法律的最基础的环节。

2、履行的法律义务和责任，自己所拥有的权利，自己应明确地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要学会对自己行为有所控制，增强法制意识。

树立自尊、自律、自强意识，增强辨别是非和自我保护能力。

3、胸怀宽阔，因小事激化同学矛盾，双方要退让一步，积极化解矛盾，双方应该冷静地处理，而不能说一些刺激性的话语、做一些挑逗性的动作而激化矛盾，更不应该大打出手，造成严重的违纪现象。

如果盲目冲动约请校外人员，性质会发生更严重的变化，将会受到学校的严肃处理，直至法律的严惩。

同学们：“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任何丑恶的、不良的行为和习惯，我们都应坚决制止，决不含糊。让我们携起手来，认真学习、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自觉抵制各种不良现象，一起学法、知法、守法。用我们美好的心灵去净化身边的丑恶，用我们灵巧的双手共建人类的文明，共创和谐校园。

社会法制教育小学国旗下的讲话范文3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题目是《法制安全牢记我心》。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个规矩，否则就什么也做不成。对国家、社会来说，这个规矩就是法律。对于我们小学生来说，首先就要从遵守《小学生守则》和《小学生日常行为行为规范》做起，当文明学生，做守法公民，规范自己的言行，监督自己的行为。我们应该懂得，法律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约束了我们的行为，可它限度地保护了我们的合法权益。

在我们的校园内外，存在着一部分法律法规意识淡薄的同学，存在着将学校的规定置之不理的同学。课间十分钟，有的同学在校园里追逐嬉戏、互相打闹;活动时间，有的同学不注意自我保护而受伤;乘坐公交车时，不能做到有序上车、礼让三先……?a href='//xuexila.com/aihao/zhongzhi/' target='_blank'>种植涣嫉南窒螅岣U＝萄е刃蛟斐苫炻遥岣缁嵩斐刹晃榷ㄓ跋臁M保庑┫窒蠡峒蟮赝参颐亲陨淼陌踩4唇ㄆ桨残T埃侨缁幔褰淌δ酥寥逍脑鹑危俏颐敲恳桓鋈诵牡椎脑竿?/p>在这里，我向全体同学发出倡议：

1、慢步轻声靠右行，课间在校园里，在教室内，不追逐，不乱跑乱跳，做到文明礼让。

2、友爱谦让，和睦相处。

3、正确使用运动器械在使用运动器械时，严格按照体育教师所指导的去做。

4、学会玩耍，开展文明游戏。

5、学会操作，在使用剪刀、裁纸刀等用具时一定要格外小心。

牢记交通规则，在外出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同时还要向家里的亲人和周围的其他人多宣传交通法规，另外，为了让危险远离我们，很重要一点是要注意树立家庭保护意识，学会自己保护自己。注意家庭安全。

同学们，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祝愿同学们都能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做一个守法的小公民，树立安全意识，时刻注意安全，从而平安、健康、茁壮地成长!

社会法制教育小学国旗下的讲话范文4尊敬的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12月4日是我国的法制宣传日。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个规矩，否则就什么也做不成。对国家、社会来说，这个规矩就是法律。依法治国是我国的治国基本方略，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加强法律宣传，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得到普遍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和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得到增强，我国在依法治国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未来希望。今天的青少年，明天就是国家的保卫者、建设者，是振兴中华民族、使祖国繁荣昌盛的希望所在，是各条战线的生力军和后备力量。青少年法律素质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社会的稳定程度。正处在生理和心理的生长发育阶段的中学生，可塑性很强，从小培养法律意识，进行普法教育，不仅可以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更重要的是能促使我们养成依法办事，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

作为新时代的中学生，我们要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自觉学习基本的法律知识，逐步培养法律素质，成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我们要善于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自觉不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我们要热心宣传法律法规，以正确的法制观念去影响身边的人，带动周围的人，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同学们，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知法守法，与法同行，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必经之路。让我们行动起来，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自觉做到知法、懂法、守法、护法，为推进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我的讲话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社会法制教育小学国旗下的讲话范文5老师、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12月4日是我国的法制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弘扬法治精神服务科学发展”。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题目是《遵纪守法，做一个勤奋好学的好学生》。

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同学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接收到各种新鲜的事物，其中有健康的，也有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你们是否能分辨得清楚?同学们是否想过你们日常的一言一行都必须受到法律约束，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是不可侵犯的，谁违犯了法律就必定受到法律的惩罚。要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安全和切身利益，就要学法、懂法、守法，只有遵纪守法了，才能保护好自己。

这里给同学们讲一个关于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事例，题目是走路也要有“规矩”。听到这个题目，有的同学一定会感到可笑，“别逗了，走路谁不会呀!”这里讲的“走路”是讲过交通路口时应该何时走，如何走。有的同学在马路上玩耍、游戏，甚至在马路上相互追逐打闹，这正说明他们没有意识到危险性。南京某小学二年级学生王诚就是因为没有这样的意识，失去了一条腿，留下惨痛的教训。一天傍晚，王诚瞒着爸爸妈妈溜出家门找同学一起玩捉迷藏。一个同学在前逃，王诚在后追，不知不觉中跑到了一个交叉路口。被追的小朋友怕被捉住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