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试题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际法试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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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国内法与国际法的互动越来越多，这种互动对法律的制定、实施有很大的影响。本文主要介绍了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国内法的国际化和国际法的国内化这种趋势的背景、表现，同时也提出了应对的策略。

关键词：全球化；国际法；国内法；趋同；应对

一、国内法的国际化和国际法的国内化趋势这种现象的背景

这种趋势出现的主要背景是全球化现象。全球化现象指的是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各个国家之间交往越来越密切，整个地球无论是经济生活中的生产、交换、消费还是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等都出现了趋同和融合的现象。随着商品、服务、人员等的大规模跨国流动，使得各国的经济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变得异常活跃；互联网的发展，更使得整个地球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非常快捷方便；跨国犯罪的增多；全球资源的合作开发；跨国公司力量不断增大，有些大型跨国公司的经济实力甚至超过一些小国家的经济实力等等的现象都需要法律对其作出回应，然而这些问题仅靠一国国内法或某一个国际法就可以解决的，这需要国内法与国际法的结合以及国家之间的配合。

对于这种现象，学术上给出的普遍接受的概念是全球化是一种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的转变的过程, 这一过程导致了洲际或区域内的活动, 交往和权力的流动和网络的形成。这一定义的含义是全球化使全世界各地的人与人之间, 国与国之间活动越来越紧密, 接触越来越频繁, 联系越来越广泛。全球化更应该被看作是一种程序, 而不是一套既定的理念或制度。

法律作为社会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对国家和公民社会生活有极大影响，对这种趋同和融合的现象也应作出回应。这种回应主要是全球化对法律的影响，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也积极与国际进行交流和合作。

二、我国国内法的国际化和国际法的国内化趋势的表现及影响

我国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国际形势，在法律领域做出了很多修改和变动。主要体现在立法、司法、法律教育、法律职业等各个方面。我国宪法在几次修改中先后加入了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概念和制度，刑事诉讼法中的无罪推定原则、有利被告原则和沉默权等，诉讼法的正当法律程序制度，以及商法中的公司法、证券法中的许多制度和原则都借鉴了外国法律制度的经验。我国实行司法考试制度来选拔法律人才、法律援助制度等。在法律实施领域，跨国法律服务的兴起，也是这种趋势的一种体现，跨国律师事务所不断增加，使得国家、地区之间法律交流越来越多。

国际法对我国法律的影响既有有利的方面，也有不利的方面。有利的方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法律价值和法律技术层面，带来了许多新的更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价值，例如宪法上的人权原则、民法上的平等原则、刑事诉讼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等等。这些原则的引入使得我国法治理念进一步增加，而且在立法中也有所体现。另外，一些先进的立法、司法技术等的引进，对我国法治化进程也有推动的作用。其次，法律意识领域的交流和合作，促进了我国法治理念的传播和发展，也使我国更乐于接受外国的先进理念用以发展我国的法律。

三、这种现象如何发展以及我们如何应对

根据全球化现象的发展趋势，我认为国内法律和国际法律的这种互动关系仍会继续，并且从现在的这种被动的受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的角度会变成主动的影响社会进程的地位。

法律是规制社会生活的重要规则制度，所以应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进步，从现实生活看，全球化的现象是社会生活的总体全球化，囊括了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从学术的角度看，全球化更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需要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和配合，离开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全球化，也就没有国内法的国际化和国际法的国内化，然而离开法律的配合，也没有全球化的良好发展和进步，所以只有使各个方面有机配合，才能使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生活能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发展。

学术上要加强研究，比较法的研究需要进一步重视，比较法是一门研究不同法律制度的学问，通过研究不同的法律文化和制度，可以促进法律移植指的是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某种法律规则或制度移植到其他国家或地区。“法律移植是一个能动的创造过程，德国比较法学家格罗斯菲尔德指出:“每一次继受(移植)都必定是一次重新创造。所以在移植的过程中要注意理解被移植法律的本意，并且还要把握本国的实际情况，从而使移植的法律能够在我国起到很好的作用。

立法上，既要考虑我国现实情况，也要参考国际的。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定可以有两种途径，一是在本国自己的法律实践过程中不断摸索和改进，从而制定出符合本国国情的法律，这种方法制定的法律符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可以很好地实行，但是这样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以积累经验，付出的努力比较大。另外一种途径是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借鉴先进国家的优良制度，吸取落后国家的经验教训，从而在本国立法和司法中得到最好的结果。这就是上面提到的有关法律移植的问题，要移植适合我国国情发展的法律。

另外，法律制定不但要注意国际发展情况和全球化趋势，更要注意本国的实际情况，一定要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律。不能光为了迎合外国的制度，而失去了本国固有的东西。

以公司法为例，公司制度起源于美国，美国特拉华州的标准公司法是最能体现公司制度和美国公司管理结构的公司法，美国公司制度的发达也所以中国在1993年制定第一部公司法和2005年公司法修正案借鉴了许多美国和其他国家公司法的内容和制度，但是由于没有搞清一些基本概念之间的关系，导致公司法中的一些制度过于繁冗，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例如独立董事在国外设计的目的是起到公司监事的作用，所以通常情况下监事和独立董事是不并存的。但是在中国的公司法上二者却同时出现，充分显示了中国公司法立法者对基本公司制度的陌生。另外，尽管需要把握公司制度的基本理念和概念，同时也需要考虑中国本国的国情，例如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建立的许多红帽子企业如何发展，中国庞大的国有资产如何管理，这都需要给予相当的重视，才能使公司法在中国公司制度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中起到良好的作用。

再以刑事诉讼法为例，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有许多需要需要改进的地方。从原则上说，无罪推定原则虽然写在刑事诉讼法中，但是在实践中并未得到良好的实施，错案追究制度、程序倒流等，都导致无罪推定原则名存实亡；这方面需要借鉴国外的经验，但是也不能过头。另外，我国监狱羁押率过高的问题，也可以采用多借鉴国外经验的方式予以解决，例如像美国的提高取保候审的适用或用一部分社区劳动代替刑期的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不但可能降低监狱羁押率也可能促使犯罪人有效的回归社区，更有利于社区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

四、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国内法和国际法的互动是受到整个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而进行的，这种趋势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体系的建设、法治观念的形成和传播都有影响。我们应该把握这种互动的趋势，发挥积极的作用，在法律学习和移植的过程中注意把握法律制度原有的精髓，同时做到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使我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取得良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锦.二十一世纪法律研究的一个新课题：法律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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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业咨询公司OrganicMonitor统计，过去两年以来法国自然化妆品销售增长40%，2007年有望迎来新一轮增长。环境认证集团Ecocert报告，2006年有近3500项自然化妆产品在法国认证，比2005年同比增长80%。

外国投资者尤其青睐法国化妆品行业的优异质量，并期望借此战略门户通往10亿欧元庞大的欧洲有机化妆品市场。

新西兰贸易部长PhilGoff指出:“顺应国际市场对自然化妆品需求不断增长，西兰自然化妆品公司在法国这个世界化妆品的领军市场落户。”Natura,巴西最大自然化妆品公司2年前进入法国，新近在巴黎开设研发中心发展化妆品技术。NP集团,日本自然化妆品和生物技术公司，2006年在里昂开设了欧洲分公司研发自然化妆品，主要研发葡萄酒提取精华，和创新化妆品成分。选择里昂正是由于当地在葡萄种植和皮肤美容研究方面的专业成就。

瑞士自然妆品牌Weleda已在法国Huningue设立了进口分公司,并计划到2009年投资1.5亿欧元，新创40个工作机会。

法国拥有众多久负胜名的化妆品领军品牌，如Clarins、L’Occitane和新近收购法国有机化妆品牌

LaboratoireSanofl的欧莱雅。两大竞争园区，CosmeticValley和PASS(香水和香料),推动法国化妆品创新项目发展，并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机会与同行业专家一起工作、交流。

根据国际市场调研机构Euromonitor，对全球主要的52个国家（占全球GDP95％）的化妆品及香水类产业调查报告预测，直至2009年止，有关类目产品每年将可维持3.6％的年均增长率，到2009年时，市场规模将达2750亿美元。其中，以西欧、亚太地区及北美洲为有关产品的三大市场区域，分别占全球化妆品及香水类产品市场的31%、25%及22%；美国、日本、法国、德国及英国将是环球五大有关产品消费国，市场规模顺序分别为美元456亿、307亿、140亿、124亿及116亿。

中国的化妆品（包括美容、护肤及个人洗涤护理用品）行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全国已有超过4000家化妆品企业，不少厂家的产品以外销为主。全球管理咨询和市场研究公司克莱恩公司(Kline&Company)最新的数据称，中国2006年化妆品销售额较2005年增长逾13%。进一步提升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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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际私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国际私法法典化问题一直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回顾历史，国际私法法典化并不是简单地将原有的散落在其他法典中的法律适用规范、单行法律适用法、习惯规则或者国际惯例累积罗列，其精髓在于促进理论的不断创新，交往的深化便捷，经济的持续发展，文化的加深与进步。对于国际私法法典化，学者的争论，派系的纷争以及国家之间的博弈都使得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的富有魅力。

国际私法法典化的价值取向即在国际私法法典化进程中应该把握的大方向，那么在国际私法法典化的进程中，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价值取向，笔者认为要想明确认知这一问题，首先应该明确如下几对关系：

一、法律的确定性和灵活性

对于法律的确定性和灵活性，不同法系有着不同的追求。大陆法系弥漫着法律的确定性，欧美法系散发着法律的灵活性。然而，法律之所以为法律或者说法律的魅力就在于其确定性，对行为后果的预见性。因此对于冲突规范而言，其核心价值在于追求法律的确定性。但是，法律的确定性又会导致法律的僵硬与滞后，而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案件是复杂多变的，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确定的法律能否适应多变的现实，或者说在法官审理案件时，一方面局限于法律的束缚，一方面有碍于实践的灵活，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实现正义，如何利用法律促进民商事当事人的交往?简言之，对于法律的确定性和灵活性，异议最大就在于，在制定冲突规范时是以确定性为主还是以灵活性为主。

如上所述，在笔者看来，制定冲突规范时，应该注意以下两点：一方面，维护法律的价值，另一方面，适应现实的需要。在国际私法法典化的进程中，确定性作为基本条款，灵活性作为辅助条款，同时给予法官有条件的自由裁量权。在冲突规范的立法中融入以下观点：

第一：软化连结点，即在冲突规范中加入可替代的连结因素或者并行的连结因素，例如对于合同的准据法，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规定适用的准据法，那么可以适用合同的订立地法、合同的履行地法、合同双方当事人所在地法以及货物所在地法等。

第二：规定例外条款，即如果依据原有的冲突规范所选择的准据法仅仅与案件具有微小的联系，而另一个国家的法律与案件有更为密切的联系，那么则适用另一个国家的法律作为案件的准据法。

第三：法官的自由裁量，也即有条件的自由裁量，在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的情况下，法官应该在给定的两种或两种以上可以适用的法律中进行选择。

总之，冲突规范的设立要以确定性作为原则，灵活性作为例外。

二、国家选择、管辖权冲突和以内容为导向的法律选择

国家选择、管辖权冲突和以内容为导向的法律选择，即冲突正义和实体正义。国家选择、管辖权冲突也就是说在案件中如果选定了管辖权，规定了由哪个国家进行管辖，那么就适用该国家的法律，而不考虑适用后所产生的实体效果，这种方式更强调冲突正义。而以内容为导向的法律选择，在选择适用准据法时，突出强调法律适用后的结果，追求个案的公正，其主导理念在于“利益分析说”或“结果导向说”，在充分考虑适用各个潜在准据法对当事人影响的情况下，选择最有利于当事人或者最有利于国家政策实现的法律作为案件的准据法。以冲突正义为导向的国家，选择好像是在国家之间进行的而不是在实体法律之间进行的，冲突规范可以被理解为“国家的选择”规则或者说“管辖权的选择”规则。话虽如此，但是在追求冲突正义的同时不能忽视甚至排除实体正义的追求，大多数国家，在制定法律适用规则时，虽然强调冲突正义，但也规定了特殊情况，例如涉及到弱势群体的保护时，就会相应的考虑实体正义，对实体正义做出让步。

传统冲突规范以实现冲正义为目标，不考虑所选择法律的实体法内容。这种冲突规则指引的法律是根据案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并没有考虑被指引的法律的实体内容，没有查明实体规则内容潜在的冲突，没有明确实体规则潜在的政策冲突以及它们自身所包含的利益取向。只有当所选择的法律与本国的公共秩序原则相悖时才会被考虑。以“结果导向说”为主现代意义的冲突规范于传统意义上的冲突规范相比逐渐占据了上风。例如，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2条第2款规定：“自然人从事民事活动，依照经常居所地法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依照行为地法律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适用行为地法律，但涉及婚姻家庭、继承的除外。”就目前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来看，单单仅就追求冲突正义的国家而言，在立法过程中冲突正义也并非像一块铁板不可被触碰，追求冲突正义时，也强调实体正义的实现，可以说冲突正义和实体正义二者并不是绝对的，也不是互相独立的，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才是国际私法法典化的价值取向。

三、内国利益、外国利益以及国际利益

内国利益，也可以成为法院地国利益，经由冲突规范的指引适用外国法作为准据法违反了本国的公共秩序，那么则排除适用，内国利益可以理解为对本国的生存发展、本国的生态文明或者单纯保护本国国民的利益都属于内国利益。外国利益，即本国以外他国的利益，例如准据法所指引的国家的利益、与案件有关的第三国利益或者案件没有关系的其它国家的利益。国际利益，也可以成为国际社会公共秩序，也就是维护人类本身生存和发展、超国界的维护国际社会的利益，例如冲突规范中关于弱势群体保护的条款、消费者合同以及劳动合同中的强制性规定的条款均旨在维护国际公共秩序。

在国际私法法典化的进程中，各国立法的价值取向在于维护本国利益、保证本国对外政策的实现、最大程度的维护本国国民的利益，因此，在立法过程中，涉及到本国的重大利益的不允许外国法律有所损益，通常情况下通过直接适用的规范或是强制性条款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外国利益，内国法院选法的时候很少予以考虑，换言之，是否违反外国利益并不在法官选法的考虑范围。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在国际私法立法过程中都应该体现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

因此，在国际私法法典化的进程中，各国的国际司法立法应该在尊重国际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之上，充分体现内国利益，重点在于实现内国利益与国际社会公共利益相一致，二者相互促进。而对于外国利益，笔者认为则更多的应该通过双边条约来解决。

四、法律分割论和同一论

有关“分割论”和“同一论”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合同领域，并且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同一合同各个方面的法律适用问题，“分割论”主张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来调整同一合同中不同的法律问题，因为合同中不同法律问题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同一论”主张适用同一法律来解决合同中不同的法律问题，因为合同是一个整体，这样便于合同的履行，纠纷的解决。二是对不同类型或不同性质的合同，“分割论”主张采用不同的法律适用标准;“同一论”主张适用单一的统一的法律适用标准。

“分割论”和“同一论”之争由来已久。对于第一个问题：早在法则区别说时期，巴托鲁斯就主张对同一合同的不同法律方面适用不同的法律，如合同的性质，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行为能力，合同的形式、合同的生效性等问题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后来许多国家在国际私法立法中纷纷接受并采纳了“分割论”的做法。例如，1988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对合同的法律适用的分割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对当事人的行为能力、合同的订立、合同的实质内容等规定了不同的法律进行调整。第二个问题：不同种类和不同性质的合同，各国在立法中采用分别立法的方式加以规制。

但是也有学者反对“分割论”，认为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法律角度，合同都是一个整体，不应该被分割成不同的部分;另外，在实践中对于司法工作者而言，无疑带来了沉重的任务量。同时，合同之于当事人双方是一种合意，既然在合同中选择了适用的法律，那么就代表了当事人双方有意用一种法律来解决合同中的有关问题。并且对于不同种类性质的合同，也应该用同一种法律规范进行规制，因为，合同其本质来看就是一种合意，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产物，“同一论”可以保证合同关系的稳定。“同一论”的论述观点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对于一项合同，如果能够合理有效地解决冲突，满足当事人的利益，那么实践过程中的繁琐也是在所难免的。另外对于不同种类、不同性质的合同采用同样的冲突规范进行规制，那么则否认实践的复杂性，增添了法律的滞后性。

但是“同一论”并不是没有可取的地方，一方面，采用“同一论”维护了合同关系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保证了合同的整体性。应该说，合同既是一个整体，又可以根据不同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分割成不同部分，所以对待“分割论”和“同一论”要采取辩证的态度，互取其长避其短，乃是当今国际私法立法该有的价值取向。事实上，在当今的国际私法法典化进程中，各国立法和条约也都在分割的基础上，注意维护合同法律关系的完整性。

五、“客观论”和“主观论”

法律适用的“客观论”，是指以某种固定场所作为连接点来确定法律关系适用的准据法。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说”是“客观论”的代表论述，萨维尼所应适用的法律，只应该是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依其自身的性质的“本座”所在地的法律来调整。法律适用的“主观论”，也可以理解为“当事人意思自治”理论，根据当时人实现选择的法律对法律关系进行调整。目前，理论在合同领域取得了主导地位，并且在侵权案件中，越来越多的采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来解决选法的问题。

法律适用问题上，“客观论”和“主观论”都有其自身的优点。首先，客观论者认为，在民商事交往过程中，“客观论”便于当事人预见和遵守，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便于国际民商事的交往。其次，主观论者认为，国际民商事交往究其根本来看是私法活动，应该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导，当无意思自治或者意思自治不能时，“客观论”才得以适用。

主观论者和客观论者的表述均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客观论者忽略了民商事关系的灵活性、复杂性以及自治性，进而导致僵硬，甚至不能有效地解决实践中的我问题;同时对于主管论者而言，只看到了国际私法的私法性一面，而没有考虑到国际私法潜在的国家利益，过分自治会引起实诚的混乱，最终也将不利于国际民商事的发展。

因此，在笔者看来，“主观论”和“客观论”不应该是完全对立的，在分析中可以看出其宗旨在于促进国际民商事交往，精确选法过程，最终找到法律关系的“适当法”。因此，二者之间存在着调和因素，萨维尼晚年在论证合同的法律适用时，很明显的关心当事人的“内心期待”。从这一点来看，在国际私法法典化的进程中“主观论”和“客观论”必将走向融合。

国际私法法典化进程中，应该衡量和处理好上述几对基本价值观念，针对以上几种价值取向，不能以偏概全，顾此失彼，应该取长补短，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之上，全面衡量各种价值取向的利弊优缺。诚然要想制定一部全面的、完美的、一劳永逸的国际私法法典是不可能的，但是各国在制定国际私法法典或者单行立法时应该注意平衡以上各种价值取向，既不能固守原有的僵化的观念，也不能一味地追求灵活的适用方法。因此，笔者认为在国际私法法典化的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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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之一：国际法是国家之间为建立正常的国际秩序而进行自我约束和相互约束的一种法律规范。

关于作用之一，先看一下1974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诉法国“核试验案”。本案案情大致如下：在从1966年到1972年这段时间里，法国在南太平洋的法国领土波利尼亚进行了一系列的空中核武器实验。在实验期间，某些地区被宣布为“”和“危险区”，不许飞机和船只通过该地周围的地区。当1973年法国声明计划进行进一步的空中实验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1973年5月9日分别向国际法院，控告法国。

两国在请求书中请法院：“判定和宣布在南太平洋进行进一步的空中核武器实验是与国际法的现行规则不相符的，并命令法兰西共和国不得进一步进行这种实验”(澳大利亚)；“判定和宣布法国政府在南太平洋地区进行引起放射性微粒回降的核试验，根据国际法，已构成对新西兰权利的破坏，并且这些权利将受到它的进一步实验破坏”(新西兰)。同时，两国请求法院指示临时保全措施，命令法国在法院作出判决前停止任何进一步的空中核试验。法国政府在1973年5月16日的声明中否认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并声明不接受法院的管辖。结果，法国不出席公开庭审，在其后的诉讼程序中也不提出任何辩诉状。法院在1973年6月22日两个几乎完全相同的命令中以八票比六票判定，主要同意了原稿关于临时措施的请求，命令法国特别“避免进行在澳大利亚及新西兰领土引起放射性微粒回降的核试验”。

通过上面的国际法院对“核试验案”的态度和判决可以得出：由于国际社会不存在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立法和执法机关，因此不正常的国际秩序的建立和完善主要是依靠国家自己的行为而实现的，在国际交往中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之不破坏正常的国际秩序。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包括国家的自我约束和国家间的相互约束。国际法是建立、完善和维持正常的国际关系的法律保障，它提供了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行为准则。根据国际法，国家有义务自己不从事损害正常国际关系的行为，也有权制止别国进行有损于正常国际关系的行为。因此，国际法是国家之间为建立正常的国际秩序而进行自我约束和相互约束的一种法律规范。

作用之二：国际法是国家之间在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中为自己确立各种具体的国家权利和义务的法律依据。

国际法是在国际关系的领域里引进了法律关系的概念，即权利和义务的概念，从而形成了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国际法律关系。这方面的案例很多，比如1976年希腊诉土耳其“爱琴海大陆架权利确认案”。该案争端的起因是在1973年，土耳其授权土耳其国家石油公司开发爱琴海大陆架区域。但希腊凭借其对沿海岛屿的和由此而来的海上管辖权，认为它对这个区域享有排他性的权利。希腊的主张所依据的是对1958年日内瓦《大陆架公约》第1(b)条的解释和国际习惯法的观点，那是土耳其所不接受的。双方试图以谈判解决争端，但1976年当土耳其宣布开始开发这个有争议区域的时候，形势趋于紧张。当时双方都开始进行军事准备。希腊将争端诉诸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同时又向国际法院控告土耳其。希腊请求法院确认它在该争议区域上的权利，禁止土耳其在该区域活动，并在该大陆架上划定希土两部分间的边界。在这些问题未获解决之前，希腊请求法院采取临时保全措施，请求法院：①指示双方不作进一步的开发工作；②不采取可能危害它们之间和平关系的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至于这个案件，它的最后判决结果其实并不重要，案中的两国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诉诸法院请求确认权利就已说明国际法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在国际关系的领域里的各种争端，其实大多涉及到国家与国家间的权利之争。一个国家要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就得尊重别国的基本权利，这就是义务。我国首先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突出一个“互”字，也就是科学地体现了权利和义务的相应关系。周鲠生先生十分精确地指出：“在国际社会里所需要的不是各国更多的自由，而是加强它们之间的联系，不是强调它们的权利，而是多着重它们相互之间的义务。”[1]国际法不但规定了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且还根据这些基本原则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进行交往所享有的各种具体的权利和应承担的各项义务的法律依据，维护了国际法律关系的完整性和科学性，从而建立和确保国际法律新秩序。以上就是笔者从两个具体的国际法院案例的分析中得到的对国际法作用的一点看法。

注释

① 周鲠生著：《国际法》，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参考文献

[1] 顾肖荣主编.《国际法的理念与运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 陈致中选编.《国际法案例选》，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

[3] 潘抱存著.《中国国际法理论新探索》，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4] 周鲠生著.《国际法》，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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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考生虽然进行了大量的复习，但最终成绩还是很不理想，以专家多年经验分析原因主要体现：

1、做题思路和解题方法不当，尤其是站在政府立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意识不够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2、对资料读得不精、不透，对资料总结、概括不准，对新出现的题型不能运用所学的知识随机应变，对议论文、评论文、应用文格式掌握不够，答题内容空洞，分析、论证、解决问题没有说服力等问题。

1、明确申论考试的性质申论考试与传统材料作文考试不同，是对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与对表达能力并重的考试。这句话强调了申论考试与传统材料作文是不同的，广大考生一定要认识到不能用传统材料作文的写作思维来应对申论考试。传统材料作文主要包括寓言型、漫画型、对比型、评论型和联想型等几种形式，作文侧重材料所具有的含意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材料本身，要求根据材料的内容和含意自主立意，自拟标题。

2、明确阅读材料的时间与其他给定材料的写作不同，申论写作明确要求阅读材料的时间是40分钟，作答时间110分钟。

3、明确作答的顺序要求申论考试由于试卷和答题纸是分离的，所以作答要求只能写在答题纸上，申论阅卷采用电子扫描式方式，这样就要求应试者答题时，要依次作答，不能颠倒顺序，答案书写于指定位置。如果不按顺序答题，答题位置出现差错，就会导致出现异常卷，必然影响成绩。

对于阅读理解材料的作答主要有五大原则性：

一、保证时间原则申论阅读的时间要求是40分钟。这是由于以下几个因素限制的：1.材料内容的专业性。2.材料内容的丰富性。3.材料形式的无序性。

二、把握整体原则在阅读材料过程中必须把握整体性原则，把握给定资料的主题和层次，在头脑中形成一个立体的印象，化零为整，这样作答起来才有针对性和时效性，否则，只能是答非所问，偏离主题。

三、强调重点原则2014年的申论给定资料中涉及的内容比较多，但重点强调是如何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问题，如何坚持保护与开发协调统一的问题。强调重点原则，既指整个给定的资料，也包括给出的每一个段落，只要都照顾到了才能体现强调重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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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特别兴盛或流行。今年的中国移动互联产业热闹非凡，无论终端、平台还是应用，都有无数企业涌入，移动互联成为最引人入胜的领域。

12月20日，距离2011年结束还有10天，百度终于了传闻已久的搭载“百度.易”平台的手机。同时，百度启动了“云战略”，不再掩盖其打造云生态系统的企图。

2011年可谓中国移动互联网的爆发年，在百度之前，已有多家中国IT公司启动移动互联网战略，并联合手机厂商了移动终端。

7月28日，阿里巴巴正式推出独立研发的阿里云操作系统，并与天语合作定制“阿里云手机”；8月3日，华为面向全球了全新品牌理念“自在分享”，并推出华为云服务和首款云手机Vision远见；8月16日，小米科技正式了小米手机；9月21日，就在新浪推出第二款“微博手机”的同一天，腾讯也推出了其第二款定制手机HTC Cha Cha，并宣布与HTC启动了战略合作；11月9日，人人网牵手HTC社交“达人”手机。

而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自移动互联网发端以来，中国在移动互联领域的地位日渐风生水起。回顾2011年，中国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的全面爆发是必然的。

经过几十年的积累，中国在IT领域已经做了大量的积累――全球2/3的手机和平板电脑由中国生产，联想已经是全球PC市场份额第二的国际化企业，百度在华语地区已经是谷歌不可小视的有力竞争对手，腾讯更是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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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轮库存危机不再仅仅是战术层面的问题，已经上升为企业战略层面的问题。

中国经济告别高增长，企业营销却依然故我，二者剧烈冲突，决定了此轮库存危机远远超出了传统清库存的范畴。

新一轮的库存危机，“受灾”面积之大，超乎想象。不像以往，库存只是普通企业的问题，如今，优秀企业的问题更严重；不仅仅国内企业库存高企，跨国品牌也同样中招。在服装行业，反而是规模很小的散货品牌问题较小。

因此，此轮库存危机不再仅仅是战术层面的问题，已经上升为企业战略层面的问题，甚至预示着中国经营环境的巨大改变和企业经营模式的巨大调整，远远超出了解决库存问题的范畴。

环境剧变，而你压货依旧

我们首先为库存危机定性，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此轮大面积的库存危机。

此轮库存危机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转变的结果。中国每年10%左右的GDP增长速度，成长性行业20%左右的增长速度，成长性企业30%～50%的增长速度，这样的增长速度，再多的过量库存也能通过未来的增长消化掉。

中国过去的增长方式，决定了企业通过库存压力促进市场扩张的经营模式。中国最常用的一个营销术语“压货”，就代表了这种经营思维。

自2012年开始，连续多年的“保八”增长结束，中国经济开始告别高增长模式，进入常规增长模式，中国经济的成熟度大大提高。

但是，多数企业的营销模式并未随着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而变化，企业营销模式与国家增长模式的冲突，必然导致此轮库存高企的危机。

并且，越是过去经营增长速度快的企业，库存危机越严重。反倒是过去经营相对困难的中小企业，因为对未来的信心相对不足，存货量不大，反而可能躲过了本轮库存危机。

除了少数行业外，中国多数行业已经或正在走向成熟，产业集中度已经大大提高。在国家经济形势向好的时候，或许增长速度相对较高；当国家经济下行时，现在的问题不能通过未来的增长予以消化，问题就会集中爆发。

除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之外，自2011年开始的经济下行有一定的隐蔽性，使得很多企业误判形势而疏于防范。

2011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下行通道，但作为宏观经济的主要指标GDP却并没有如实反映，CPI的高企更给人以假象，整个社会营造的氛围仍然是经济形势向好。直至2012年5月经济极速下滑才惊醒梦中人。此时，季节性较强的行业已经经历了多轮生产和经营周期，库存已经形成了多季节积累。

2008年，由于受到美国金融危机影响的经济下行属于“急性病”，经济曲线呈V字形，国家和企业有高度警惕性，应变速度很快。此轮经济下行属于“慢性病”，初期感觉不明显，后期感觉无能为力，典型的温水煮青蛙。

服装和家电等行业之所以成为此轮库存危机的重灾区，就在于它有较强的季节性。

以服装为例，2011年之前，虽然库存过量普遍存在，但库存危机只是少数企业的问题。2011年夏季库存过量时，企业在宏观形势向好的氛围之下，普遍认为是企业自身的经营出了问题。当秋季服装库存严重过量时，冬季和春季订单已经下达，埋下了2012年库存过量的种子。服装行业有人甚至说“库存可以卖3年”，即使有夸大的成分，至少也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其实，如果认真分析经济运行的先行指标，如PMI（采购经理人指数）、PPI（生产者物价指数），这些指标早已为企业敲响了警钟。可惜，多数企业已经习惯于高成长的经济环境，对经济运行的细化分析不够重视。

长渠道里的存货

除了宏观因素之外，本轮库存危机的起因还包括中国企业的渠道模式。

中国的渠道链条普遍较长，渠道链条越长，渠道“隐藏”的库存量越大。这些渠道库存，往往已经列出企业的销售业绩。企业的压货模式与渠道模式，决定了当需求萎缩时，不说厂家的库存，仅仅渠道库存就足够市场消化相当长的时间。由于渠道库存有相当大的隐蔽性，当渠道库存突然涌向终端并显性化时，厂家往往相当吃惊。

如何管理渠道库存，如何让渠道库存从灰色状态变成阳光下的库存，这是营销精细化管理必然解决的问题。

此外，企业对近几年消费者收入和消费结构变化的研究不足，因而对有些行业需求锐减心理准备不足。

近几年，工资性收入增长很快，给社会一种假象，以为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提高了。工资性收入虽然增长了，但消费者的刚性支出却增加了（如房租、房贷、教育），可自由支配收入在下降。在经济下行、收入下降时，为了保证刚性支出，非刚性消费领域的支出下降幅度远远超过宏观经济指标所能反映的程度，确实让多数企业措手不及。

库存危机是营销危机的副产品，把此轮库存危机的责任推向宏观经济形势是不负责任的。企业对宏观经济反应的迟钝，说明企业已经丧失了营销最基本的要求——环境适应性。

篇8

1.以提高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为核心目标

提高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产品方面，制造业要不断提高产品的供给质量，满足消费需求。要不断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质量，挖掘产品的内在价值，这就需要制造商有创新精神及其工匠精神。制造商不能只满足于原有的制造模式，要勇于创新，不断更新制造方法和制造工艺，在产品的形式和内容方面不断更新以满足消费需求；制造商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要具有工匠精神，这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企业信誉的利剑；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专注制造业发展的企业家和一大批精益求精、不断创新工艺、改进产品质量的现代产业工人，是制造业供给质量的保证。在企业层面，要不断提高企业的素质和质量，提高企业活力。企业在质不在量，要对无作为企业进行处理，降低制造业的经营成本，加快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促进企业创新，致力于打造一流企业，政府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简政放权，让企业和市场更多的发展空间，减少政府干预。出台一系列有利于促进企业不断创新，优化内部结构的制度政策，引领企业创新行为，为企业创新提供动力。

2.以形成工业和服务业良性互动、融合共生的关系为关键任务

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伴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发展的大变革，如蒸汽机的发明使人类进入了蒸汽时代，蒸汽成为了能够替代人工的动力，较之前提高了生产的效率，节省了人力；内燃机的发明和电力的营运将人类带入了电气时代，满足了人类社会高速发展的需要，为生产提供了更强的动力支持；以互联网为主导的信息技术和发展，使人类并不止步于简单机械，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给人类生产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是不可估量的。随着全球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大发展，产业结构需要根据发展环境进行变革以满足时代要求，适应时展，才能持续存在，否则必将淘汰。产业融合体现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上，是制造业服务化或者是服务型制造的发展，当前中国服务业内部结构的高端化程度不够，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相对较大，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占比不够高，服务业中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呈现出以偏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为主的增长趋势，造成整体服务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支持不够；而制造业与服务业结合尤其是与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结合也不够，也就是服务型制造发展不够。转变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制造业和服务业形成良性的互助关系，融合发展。在调整工业和服务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比重同时，还要关注产业运营的状况，着眼于企业的经营效率和收益情况，努力营造工业和服务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竞争环境，为企业提供健康的发展环境。目前我国服务业呈现出以劳动密集型服务产业为主，技术密集型产业较少，服务产业仍处于低端水平，而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联系不够，没有找到适合双方发展的模式体系，未建立起长效发展的合作模式。

篇9

2001年的第三天，多数日本人还在享受新年休假，日本多家报纸相继报道了一条海外消息：印尼政府保健省指责日本味素公司印尼分公司的产品违反伊斯兰教徒信条，命其三周内收回所有上市产品。随后，该公司日方社长及日方数名人员被逮捕，工厂暂时停工（注1）。

据报道，该公司1998年起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美国产的某种酶，而这种酶乃是从猪内脏提取的。人口近二亿的印尼国民的80%~90%是伊斯兰教徒，印尼市场出售的食品都要贴有伊斯兰教徒可以食用的标志。2000年9月，该公司再次申请可食用标志时，被指出使用不合法的酶，并受到当局劝告，要其自行回收上市的不合法产品。然而该家公司只更换了生产环节的酶，没有在流通环节上采取行动，以至于发展到被公开指责并被公开要求回收其产品的地步。数日后，印尼总统及当地大学的教授先后发表最终产品无问题的见解，社长等人被释放，工厂在更换酶之后重新开工，事件表面上看似乎已得到解决。

然而各种现象表明，此事引起的严重后果远未结束：味素产品在事件后迅速从各家超市、商店包括街头小卖铺里消失；有些市民在听到广播后，将已买的味素当作垃圾扔掉；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一些愤怒的人举行抗议游行并在寺院前当众焚烧味素包装袋（注2）。据报道，该公司四种产品年产约4万吨、其中90%在当地消费。这样，即使是短暂时期内的停止销售，也可推知其损失相当严重。此外，味素产品在其他伊斯兰国家的销售亦受到影响，在东京证券市场上，日本味素总公司的股票价格也在事件之后暴跌（注3）。

日本味素公司在全球拥有多家分公司，它1969年进入印尼市场、其产品在印尼调味料市场销售量占首位，在印尼生产的味素产品产量约占味素公司全球产量的十分之一。然而拥有长期在其他国度生产、销售、经营经验的公司，为什么还会产生此类问题？事件之后，各种推测假说纷纷出台，这里无意去一一辨别。作为非直接经营者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去苦虑今后的具体经营方针或对策，而是应当从这件事的发生背景去重新认识开发异文化国度的经济市场和进行异文化交流时应注意的问题。

二　事件告诉我们什么

今日世界每天都发生着人员的互动、文化的互相接触。尤其是经济方面的交往，几乎象一日三餐一样平常和频繁。人们会把他国持有的信仰或各种习俗作为“奇风异俗”来介绍，但是有多少自诩为文明国、先进国的国民们平等地把这些习俗和信仰看作是同一地球成员所拥有的一种文化而加以真正的尊重呢？不会平等地看待其他国度的文化而企图去接近或进入这个文化，就会在这些异文化氛围里开展经济活动时碰到异文化交流潜在的巨大暗礁。

由于没有机会去当地做调查，无从得知今日印尼的市场和印尼国民们日常餐饮以及家庭餐桌上的状况，也无从得知味素产品几时东山再起重建国民对其产品的信赖、重振当年雄威。但是凭借文化研究者的知觉，有一点可以指出，那就是欲卷土重来，实是“任重道远”之事。因为该公司不只是简单地违反了该国家的生活习惯，它所犯的过错是触犯了其国民的信仰、伤害了持有异文化的消费者们对其产品以及对产品背后的文化的信赖，因而是致命的。

这件事表明日本企业对其进入的国外社会理解度尚不足，其原因之一是过高估计了自己对该地区文化的认识能力。企业用自己的尺度衡量，认为已达到对异文化的理解。而该地区的文化亦用自己的文化尺度衡量，对日本企业认识异文化的评价是不合格，并且这种评价以文化冲突导致经济问题的最坏形式来表达。异文化理解度的差异将会导致经济交流的失败，这对欲在21世纪开发异文化经济市场或者准备进行异文化交流的企业或国家、民族集团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教训。

从欧美起步的现代文明，总是以自己的文化为标准衡量其他的文化，从而持有优越感。然而其他文化的拥有者们也往往以自己的文化为基准，衡量他者的文化。即使是承认欧美文明的先进、主动引进其文化或者努力向其看齐的国家或民族，也未必就会完全丢弃自己的原有文化和民族自尊。当今世界上现存的多种文化都欲在21世纪的地球上获得生存的空间，文化个性的强调与重视，将是21世纪文化的一个特性。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仅仅带着经济目标和经济头脑进入另一国家或民族的异文化区域，而不在事先尽可能地理解那里的文化，则不仅无法顺利开展经济活动、获得经济利益，还会碰到异文化的厚重墙壁上，卷入源于文化的误解或纠纷之漩涡，最终招致经济损失甚至引起两种文化间的重大社会问题。

对企业来说，海外经济市场是极富魅力的。但是，进出于海外各国的企业如果只有经济眼光，则会掉入看不见的异文化陷阱。国际经济市场的开发，应警惕伴随经济活动的异文化交往的暗礁。这是味素事件告诉我们的教训。

三 异文化理解的尺度：中日文化之例

中国与日本，隔海相对。两国之间有着漫长的历史关联，无论文字、饮食还是居住、穿着诸习俗都可以找出千丝万缕的关系。出于这种文化背景，两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模糊的、不成明文但已经渗入很深的意识：相互的文化理解度似乎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彼此间已不存在文化再认识问题。日本的文化皆从中国传入，两文化之间极为相似，持有这种错觉的人在日本和中国似乎都不是少数。对中日文化的叙述也多停留在描述眼前可见的相同相似的现象上。而实际上，中日之间因文化意识和习俗的不同而招致误解的各类“小事件”今日仍频频不绝。这类误解“事件”的频发和错误认识的积累，小则伤害个人间的交往，中则影响企业的经济运营，大则损害国民形象、甚至会造成民族间的隔阂。限于时间，本文不做理论分析，以下仅从生活习俗方面举若干事例。

颜色――日中两国对颜色的认识有着分歧。日本将红白双色用于喜庆场面、把黑色服装视为正式礼服，白色则代表神圣和洁净。因此，生日贺礼或病愈庆贺、贺升迁、升学以及婚礼贺喜时，都会有红白双色彩带装饰的礼物；婚礼时也会看到许多着黑西服戴白领带或黑色和服的人。

倘若着黑服出席中国人的婚礼，或以红白双色装饰贺礼，如果贺礼的受礼方或婚礼当事人对日本文化毫无了解，其心情可想而知。当然，若受礼方是重要的企业合作伙伴或重要的客户的话，其后的交易也许会令人担心。

数字――中国有“四平八稳”、“四六成双”之说，用具多以四个为一套。而日本忌其与“死”同音而极力避之。茶杯、水杯或饭碗都是五个为一套，块茎类青菜或水果遇到四至六的数时，也一般改为五个一盒或一袋。向日本友人赠送4件一套的礼品，也许他会稍感惊讶；如果面向日本市场销售产品，4个一套的国内程式也需要改变。

在日本，9也因其发音与“苦”相同而不大受欢迎。另外，婚礼时庆贺二人结为“一个”家庭，形成“一个”共同体，因此要极力避免2的出现，认为这意味着二人会分手。即使贺礼金额数字为二万日元时，也要备成面额一万和面额五千日元共三张纸钞。若按照中国习惯，送上“成双成对”的贺礼或意在贺新婚夫妇天长日久而特意将贺礼金额备为“99”、“499”、“999”时，就可能已经撞上异文化的暗礁了。当然，与4、9这些数字相连的庆贺类产品在日本文化氛围里的销售也需要动动脑筋。

其他――日本自明治五年起，将阴阳历合一，传统年节基本转为按阳历举行，（有一部份按阳历推迟一个月举行）。今日日本国内使用的挂历大部分只印有阳历。但是，中国至今仍然保持阴历和阳历双轴运转方式。不了解这一差异的日本大学生于阳历新年日本的“正月”期间专程前往中国欲看中国的正月情形却失望而归；阳历的7月7日特意向中国的留学生问候：“今天是七夕，……”不想得到的回答却是“今天是纪念日！”当然，预期的一场有关习俗的对话也就此打住了。当然，只印有阳历的日本产的挂历，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量也会有限吧。

此外，结婚、乔迁贺喜、新居落成以及祝寿时，中国人避免“送钟”，赠送龟或猫头鹰也不宜于中国文化氛围。

日本国民相互赠送日常生活消耗品为的是不会使受礼方感到接受了弃之可惜之物，但是挂面或小咸菜类在中国未被列入礼品名单；极小的物品会使人感到是“小恩小惠”或“小气”；接受毛巾或洗衣粉类“礼物”的中国民众，会发问“是不是觉得我们脏？”

在日本，按照中国习惯去过于关心他人有时会被认为是干涉隐私；在中国，按照日本习俗出于尊重他人隐私而保持距离，有时会被认为是冷淡。……

不了解中日两国文化的相异之处以及在日常生活细节方面的表现和两种文化交往时的注意事项，则会出现上类文化小冲突。以上事例仅仅是与生活意识、习俗相关的例子，属于文化冲突的浅表层次。倘若触及民族自尊、民族信仰、文化禁忌诸问题，导致的则不是一朝一夕的不满或不解，包括经济在内的各方面都难免受影响。这也对中·日民俗研究者提出了课题：如何将研究成果还原于社会、为两国民间文化交往提供正确的知识。

列举上述事例的目的在于说明：相距遥远的两种文化的深入理解的确不是件易事，相近的文化之间亦存在着流于肤浅理解、真正深入理解难的问题。异文化理解度的自我判断与频频发生的误解，说明真正认识一种文化之难、轻信自我判断基准的危险性。

同时说明要深入理解一种文化，需要极大的时间和人力的投入，其中民俗学科大有发挥空间。

味素事件并不仅仅是日本文化与伊斯兰信仰间的冲突，不能用两种文化相差太大作为解脱之辞。人类集团的活动，无疑都带有其文化背景。对待事物的态度与解释则表现出信仰的不同。过于相信现代化科学技术和自己的经济能力，轻易地将对方的行为视为迷信、非文明等，这种带偏见的文化认识尺度是导致异文化经济交往失败的所在。对从事多种文化研究的人们来说，这个事件提出了如何确定“文化相互理解和认识的尺度”这一问题。这种尺度应当具有广泛的通用性，无论国家相距远近，文化上是否有关联，都可以依照同一种尺度相互衡量以及自我检验，以保证能用较客观的态度看人看己。这种尺度应包括这样一些基本要素：不盲听妄信、不轻易对他文化下结论；抛弃文化优越感、克服文化偏见、尊重其他文化的意识；等等。

要达到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入理解，不仅需要企业有意识地努力，还需要有相当量的对异文化的正确解释与分析，后者是需要文化研究者完成的重要使命。对开发国际经济市场的企业来说，何种程度的理解才是真正的理解即客观的衡量尺度问题，怎样才能达到这种真正的理解即社会科学向经济界提供参考的学术可能性问题，这些都是文化研究者面临的课题。

四　国际经济市场开发与民俗学的作用

现代经济、国际市场与民俗学，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是相距甚远毫不相干的领域。但是，发生于21世纪初始的经济界的事件，为民俗学科指出了在21世纪的新的活动空间。

要使企业进入国际经济市场，首先需要掌握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等多方面的综合信息。文化氛围的异同也是不可忽略的要素。民族文化的禁忌、民间信仰、生活习俗的异同等等，处理不好有时会成为毁坏相互信赖关系的导火索。

中国有句古话，要“入乡随俗”。而在今日社会，需要事先问其俗、知其俗，然后才能在“入乡”后顺利地“随俗”。企业是盈利单位，它以经济运营为主要目标。一般中小企业无力安置专人或设置专门研究异文化的部门。以研究各“乡”之“俗”、即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民俗学科，在积极开发国际市场的经济界恰恰可以发挥作用。民俗学关于他国、他民族习俗、信仰、文化特征的研究成果，可以成为企业开发新经济市场时的参谋，促进经济界对异文化的客观理解，帮助企业先知其俗再进入其乡以便顺利展开经营工作。

民俗学在追踪研究传统的遗留以及描述农村地区习俗变迁之外，全面深入地把握各民族文化特性，以其作为经济界理解异文化、开发异文化地区经济市场的重要参考资料，这是否可以作为民俗学在21世纪的一个紧迫任务呢？民俗学研究的经济效果，只靠计算民俗用品商店或民俗旅游的营业额是无法化衡量出的。缺乏对异文化理解的国际经济市场开发，只能是构建在沙滩上的城堡。要开发国际经济市场并长久将其维持下去，则需要借助社会科学的力量打好理解当地文化这一经济发展的地基。民俗学研究的经济效益，民俗学在现代社会可以发挥的作用之一，可以体现在经济界文化顾问这一角色上。它并不意味着直接进入经济运营系统，然而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大得多。

积极开发国际市场的经济界，向民俗学者们提供了民俗学在现代社会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可以大展身手的学术空间。新的学术空间也向民俗学科提出了新的要求。民俗学研究要以文化上的“知己知彼”为努力的目标，为了解、把握自·他文化的异同而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同一国内的其他民族文化。在条件允许时积极研究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化，运用比较研究这面镜子，认识他国文化特征，再反照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形成对自己文化的多角度全方位认识。

在异文化地区发展经济，需要对其文化有深刻理解。帮助经济界理解异文化的社会学科之一，是民俗学。这是从一个跨国经济冲突中得到的启示。

注1：见《朝日新闻》2001年1月5日、1月9日、《读卖新闻》2001年1月5日、7日、8日、10日等的报道。由于没有前往当地实地调查的机会，只能借助报纸报道等文字资料，在此说明。

篇10

[关键字]国际商法　发展趋势　问题对策

一　国际商法概念

国际商法(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也称国际商事法，是调整国际商事交易和国际商事组织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国际商法随着国际商事关系的出现而产生并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既调整国际商事交易关系，又调整国际商事组织关系。

二　国际商法的发展趋势

国际商事关系不断地发展变化，作为调整这种社会关系的国际商法也在不断地发展。近年来，国际商事关系向国际性、协调性、安全性和便利性方向发展，这使得国际商法体系的发展呈现如下的发展趋势：

(1)国际商法将更加“全球化”。由于各国民商法的差异阻碍了国际商业的发展，必须确立一套能专门且统一适用于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商事交易的规则，于是，产生了国际商法。这需要构成国际商法渊源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接受。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国际商法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各国在加人国际商事公约或接受国际惯例上的态度将更为积极，国际商法将更加“全球化”。

(2)国际商事规范将更加统一化。国际商事交往的发展、国际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最终决定了国际商事规范的统一化。在国际商法的初创时期，其借鉴的成果和基础更多地集中于传统民商法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比较民商法研究等内容。但国际商法的最终目的是形成统一的国际商事交易的规则。因此，国际商法必将打破作为各国比较商法存在的现状，在传统商法和比较商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向统一化的方向发展。

(3)国际际商法的领域将更加广泛化。现有国际商法所涉及的商事领域有限，随着新的交易方式的不断出现，如电子商务在全球的发展，需要有法律规则的调整，这就迫切需要制定涉及领域更加广泛全面的国际商法。

(4)国际商法的价值观开始由中古时期以单纯赢利为目的向现代商法营利兼顾社会效益为目标发展。传统理论认为盈利是商业的唯一目的，然而，现代商业却越来越多地关注社会公共福利和社会效益成。这一变化体现在了美国《统一商法典》中，在其1-102条中即规定了善意、勤勉、合理和注意的义务不得通过协议加以排除。因此，国际商法的价值观开始由中古时期以单纯赢利为目的向现代商法营利兼顾社会效益为目标发展，增加维护社会公共福利的职能，符合现代社会重视公共福利的商业价值观。

三　问题和对策

(1)国际商法、国际经济法以及国际私法之间的关系比较微妙，难以区分。国际商法与国际经济法等相关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模糊，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私法的范围至今存在争议。国际商法的大部分内容被国内“大国际经济法”和“大国际私法”的主流观点所覆盖，国内多数学者认为国际商法没有必要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存在。国际商法、国际经济法以及国际私法之间的关系依然比较微妙，难以区分。

但随着国际经济关系复杂化和种类细化，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部门法必须越来越细化，从而每种经济关系都有相适应的法律部门来调整。诸法合一的庞大的部门法，不能解决国际经济关系日趋复杂的问题，不适应国际经济的发展趋势调。因此，国际商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且与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私法长期并存，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2)国际商法在法律渊源方面的多样性、复杂性特点，为人们认识和把握国际商法的体系带来了困难。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国际商法有自己特有的体系结构，然而对于国际商法体系应包括哪些内容，国内学者的观点并未达成一致。然而科学合理的体系结构划分对于一个法律部门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研究、运用国际商法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国际商法的体系。

深入研究、正确阐述国际商法的体系首先应理解国际商法体系的涵义，其次要找到决定国际商法体系的依据。

(3)国际商法的进一步统一困难重重。国际商法的统一势在逐渐加强，然而全面统一国际商法，在短期内难以实现。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国内和涉外两套商法，并希望在国际商法中引入有利于它们的经济新秩序原则。发达国家则迫切要求商法中引人“自由开放”、“国民待遇”原则，为其进军他国市场提供方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国际商法上存在的分歧给国际商法的统一带来重重困难。

国际电子贸易的出现和发展有助于解决国际商务活动的冲突，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电子贸易的产生和进一步扩大，有可能促成国际商法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