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受益十篇

谦受益篇1

妈妈常对我说：“自满使人招来损害，谦虚则会获得益处。自满使人沾沾自喜，不思进取，谦虚才能让人不断进步，不断有所得！”

四年级一次英语期中考试，我居然考了一百分，我沾沾自喜，一向严格的爸爸对我说：“千万不要骄傲，要谦虚，不然别人就会趁你骄傲的时候，轻易地超过你。记住，一定要谦虚！”当然，我对爸爸的话左耳进，右耳出。

此后，我放学一回家就吃，有时还边吃边写。

时间飞逝，一转眼，到了英语期末考试时，我觉得自己一定能考好。

试卷一发下来，一张只考了85分的试卷映入我的眼帘，天哪，怎们都是些不该错的呀？我开始怀疑考试时是不是在睡觉……

谦受益篇2

玲玲把旧橡皮洗干净放进漂亮的铅笔盒里，让它静静地躺在新橡皮的旁边。新橡皮嫌弃这块旧橡皮，说：“哼!你有什么资格在我旁边？”旧橡皮不理新橡皮。

有一次，玲玲做作业，写错了一个字。她准备用橡皮，结果，新橡皮把旧橡皮一推，推到了转笔刀的身上。玲玲就用新橡皮擦了。等到玲玲写完作业，新橡皮就奚落旧橡皮说：“你算什么东西？和你在一起我感到羞耻。”“何必这样说呢？我们还是和睦相处吧!”旧橡皮争辩。铅笔挺身而出说：“新橡皮，你别这样，也许有一天，你也会………”“住嘴!”新橡皮大喊。转笔刀接着说：“是啊，新橡皮，你别太得意了，早晚你会受到惩罚的!”

从此，新橡皮总奚落旧橡皮，而旧橡皮也不再理会新橡皮。

时间在流逝，转眼间，过了半年。有一次，玲玲写作文，用铅笔写完后，发现错了字。又用那美丽的新橡皮擦掉写错的字。后来，那个新橡皮被玲玲搞不见了。旧橡皮、铅笔、转笔刀都很着急，到处都找不到。又过了半年，旧橡皮在一个角落发现了当年的新橡皮，但它现在已经变得很旧、很脏，居然上面还有蜘蛛网。

谦受益篇3

Q：刘先生在媒体发表的声明大家都看到了，这些文字与观点表明了你的积极态度，但这是你真实的想法吗？

A：请你相信我的真诚。首先，我要感谢上海博物馆书画部的学术团队能够群策群力、集合老少研究员的学术力量，并且代表上海博物馆这样备受世人瞩目的博物馆的官方组织，如此关注一个私人收藏家的收藏行为。不仅先在大众媒体发表粗放的研究结论，激发广大民众的热切关注，还对媒体表示将有详尽的学术文章在数天内公布，引起相关人士的期待。对我这样一个从事中国书画收藏20余年的藏家来说，真可说是受宠若惊了。在我以往的概念中，官方博物馆的从业人员由于受文物法等相关法律的约束，是不能随意对艺术市场的交易和艺术品发表有针对性的评判的。

Q：上博研究员单国霖先生不是龙美术馆的学术顾问团的成员吗？他在与其他几位专家对此件拍品进行真实性鉴定时，就没有向你透露过半点信息吗？

A：没有透露过任何信息。我要强调的是，单先生是我们龙美术馆的学术顾问团成员，我与他以及钟银兰先生认识都比较早，我对他们的人品与学术水平向来十分尊敬。但是顾问团成员只对美术馆的学术负责，我个人的收藏品，或者我准备竞拍某件拍品前，从来没有向他们咨询过具体的关于真伪或优劣的意见。这是我一贯的态度，也顾虑给这两位研究员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也因此，当他们以官方名义对《功甫帖》的真伪发出强大的集体声音时，我颇感突然相当惊讶。我也曾琢磨过这起事件的深层次原因，但另一个更理智的声音提醒我：要尽量从善意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行为。比方说，我认为他们的意见不仅可以使我个人避免可能的损失，而且对整个艺术市场而言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他们主动对一件民间藏品进行学术研究，或许意味着以上海博物馆为代表的官方权威机构将为艺术品市场保驾护航、指引方向。这样一来，广大收藏家就不必有赝品伪作的担忧了，艺术市场也可望越来越纯净。

Q：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宋书画艺术品传流至今很少，省市级博物馆如果有的话也堪称镇馆之宝了。在你收藏的古代书画艺术品中，像《写生珍禽图》、《功甫帖》这样高年份的藏品多吗？

A：经过20多年的苦苦寻访，这个历史时期的书画还是有几件的。我准备在龙美术馆（西岸馆）2014年3月份开馆时，专门做一次宋元书画珍品展。这个想法不是心血来潮，不是拍脑袋的，可以说是我的夙愿。也因此，当我从苏富比的拍卖图录封面上看到《功甫帖》时，感觉就是它为我而来，是缘分到了，就与我相约而至。《功甫帖》我也请专家一起看过，它的来龙去脉也是清晰无误的，此前有张葱玉、徐邦达等前辈泰斗级专家对此作品的一致肯定。据张葱玉先生在《张葱玉日记·书稿》里回忆，建国前就有人向他表达了出让意愿，索价两万大洋，而当时《平复帖》在交易时也不过四万大洋。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中称它“神采飞扬”、“神品”。如果这两位饱学之士存有疑问，会这么说吗？

Q：你能肯定张葱玉与徐邦达两位先生亲眼见过的这件珍品就是苏富比上拍的这件吗？

A：纽约苏富比是有着很高资质的老牌拍卖行，他们对这样一件拍品肯定是十分慎重的。再说在拍卖会上，从30万美元起拍，一直叫到800多万美元，其间竞叫声此起彼落，场内与我竞争的就有五六位收藏家，他们都是行家，决不可能在云遮雾罩的形势下举牌子。

Q：据悉，上海市政府对你的回购行为还是支持的。

A：是的，市领导相当重视，《功甫帖》进关时得到了有关方面的支持，作为海外回流文物经由外高桥文化贸易基地艺术品报税仓库进入上海，经由保税仓库出入境并借展。

谦受益篇4

人总是期望着别人谦虚一点,让自己舒服一点。

这样,谦虚就被归到了礼仪的范畴,指接人待物方面的客套,离开了它的本义。

谦,是《易经》中六十四卦之一。象曰:艮下坤上。《易・谦》这样解释:“君子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裒是剖的意思,拿刀把多的地方割下,补不足。这一卦是说人的品格(而不仅仅是礼仪)在认知方面胸怀若虚,不易满足。好比说在地上挖一个大坑,让水自然地流进坑里,利己而悦人。在知识和财富方面均如此。用神秘论的说法,这一状态为吉象,鬼神不侵。《书・大禹谟》的一句话流传至今:“满招损,谦受益。”这是古人从月亮上汲取的智慧之一,月盈则亏,物极必反。谦之虚之,有如展开怀抱,抱住外物而不让外物所抱缚。

如果一个人能够谦虚,取守势、取阴柔、取卑下,心里预备出那么一个大坑或曰空间放得下别人的建议、牢骚和攻击。这个人不一定没脾气,不一定点头哈腰,但一定不虚伪。

虚伪,实为伪虚。没有竹心之虚、月亮之亏硬装出来的假恭顺,也就是假文凭、无证上岗,和谦虚八竿子搭不上关系。这路人,一旦得势,马上变脸。

恰恰地,有人误读“谦虚”这一深厚的境界,只在面子上做一做,像催红的西红柿,以为自己成为了美德的占有者。

他们制作伪谦虚的工具是牙、眼、腰和舌头,惟独没有心灵。见面先龇牙笑一笑,眼如天边的弯月亮,腰像八两重的谷穗那样弯着,舌头吐出的话全是“我不行”。这一副样子谁受益?受什么益?这不叫谦,这是满。当一个八方风光的人说“我不行”之时,盼望你立刻指出并赞美他伟大的功绩,这是十足的傲慢。

世界上没有一件容易做的事情,谦虚尤难,特别是人在春风得意的时候。若要谦,什么人的话都要捺着性子听进去,要在心里准备大的内存,要承认自己无知或知之不多,要时时以小学生的姿态提醒自己。如此才受益,才避祸,才博取众人之长发展自我。

这当然比点头哈腰难。在中国文化中,不缺少好东西,而是好东西的生长速度比不上假东西来得快,谦虚也不例外。才说受益,就有伪逊。从交往上说,合乎分寸的客套是合于礼,但谦虚这一心灵修养更难却更伟大。

谦虚是否定并超越自我的大工程。真正谦虚的人,百里有一而已;伪谦虚者,十中有一;固执己见的人是人群中的多数。

谦受益篇5

论文摘要：明末清初，钱谦益三笺杜诗：《读杜小笺》以史证诗，《读杜二笺》以诗正史，《钱注杜诗》以诗补史。三次笺注贯穿的诗史互证精神，对其晚年创作产生重大影响。

钱谦益，明清之际著名的文学家、学者，其诗文创作与文学主张对明朱清初的文坛产生了较大影响。他先后三次笺注杜诗，时间跨度近30年。从三笺杜诗的学术活动中，我们可以考察出钱谦益诗史观的深化过程。

 

一、《读杜小笺》：以史证诗

 

崇祯六年(1633年)，钱谦益在《读杜小笺》中提出“诗史”观。他在《郑典设自施州归》笺注中说：“施州，裴冕也。冕性侈靡，好尚车服及营珍馔。每会宾友，滋味品数，坐客有哨声于名者。二诗记汧公、施州事，皆诗史也。”“二诗”是指此诗及《赠李十五丈别》，钱谦益认为它们真实地反映了裴冕等人的事迹，故可称之为“诗史”。 

关于钱谦益的“诗史”观，我们还可在其序跋中找到有关论述。崇祯四年(1631年)，他在《跋汪水云诗》中说：“《湖州歌》九十八首，《越州歌》二十首，《醉歌》十首，记国亡北徙之事，周详恻怆，可谓诗史。”他认为宋末汪元量诗写尽国破家亡之痛，堪称诗史。 

钱谦益认为杜诗有诗史意义，这确实把握了杜诗的真精神。杜甫“三吏”、“三别”、《北征》等诗为史诗中之名篇。五代以来，杜诗即诗史成为许多士人的共识。五代孟棨在《本事诗·高逸第三》云：“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宋代欧阳修等人编撰的《新唐书·杜甫传》云：“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白宋以来，杜诗即“诗史”之论为人们所理解，并促使了“诗即史”观念的产生。宋人严粲《诗缉》卷二十二“鼓钟刺幽王”条云：“然古事亦有不见于史，而因经以见者，《诗》即史也。”明人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卷首，明人朱朝瑛《读诗略记》卷四“鼓钟”条均引用严粲此句。宋代以来，严粲诸儒以《诗经》补史，体现了古老的诗、史合一的传统。元人刘养吾则明确提出“诗即史”，其《送钱方立游荆二首》(其一)诗云：“阿年耆旧谁家传，一代衣冠又古丘。乱后题诗诗即史，未应轻付水东流。” 

正是在诗史观已为人们所接受的背景下，钱谦益在《读杜小笺》中提出了他的诗史观，即以史汪诗，并在笺注中多次运用。如《投赠哥舒开府》诗注，引用天宝十一年哥舒翰与安禄山同到朝中事迹，笺释“受命边沙远，归来御席同”句；《上韦左相》诗注，引天宝十三年杨国忠精求端士事，笺释“霖雨思贤佐”句；《塞芦子》诗注，引安史之乱时，史思明兵进太原而致崤、丽空虚渚事。笺释“崤、函盖虚尔”句。这样的笺注，在《读杜小笺》中俯拾皆是，反映出钱谦益“诗可传史，史可证诗”的诗史观。 

 

二、《读杜二笺》：以诗正史 

 

崇祯七年(1634年)，钱谦益作《读杜二笺》。在《渎杜二笺》中，钱谦益在以史证诗的基础上，采用一种新的笺注方法，即以诗正史。这主要体现在他对杜甫《洗兵马》主旨的阐释。 

在《读杜小笺·洗兵马》笺注中，钱谦益认为肃宗诚心思父，迎玄宗于巴、蜀，后因李辅国谗间，遂有移仗之事： 

郭湜《高力士传》云：辅国趋驰未品，小了纤人，一承攀附之恩，致位云霄之上，欲令猜阻，更树勋庸。移仗之端，莫不由此。与公诗意正相脗合。关中即留萧丞相，谓房琯也。瑁自蜀奉册，留相肃宗，故曰即留也。张子房谓张镐也。时镐方代琯为相，故曰复用。琯与镐皆玄宗旧臣，遣赴行在，肃宗用之而不终者也。钱谦益引用郭浞《高力士传》，把房琯罢相之因归咎于李辅国谗间，这用的是以史证诗的方法。后来钱谦益修改此论，在《读杜二笺·洗兵马》笺注中，撕开了肃宗温情的面纱，认为肃宗尽孝迎父为假，猜忌囚父是真，玄宗移仗之根本原因不在于李辅国谗问，而在于肃宗为了皇权而不尽孝道。他把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肃宗： 

呜呼!伤哉!公以上疏救房琯，自拾遗移官，流落剑外，终身不振。此其一生出处事君交友之大节，而后世罕有知之者。则以房琯之生平为唐史抹杀，而肃宗之逆状，隐而未暴故也。……唐史有隐于肃宗，归其狱于辅国。而后世读史者无异辞。司马公《通鉴》乃特书曰：令万安、成宜二公主视服膳，四方所献珍异，先荐上皇。呜呼!斯岂李辅国所谓匹夫之孝乎?何儒者之易愚也?余读杜诗，感鸡鸣问寝之语，考信唐史房琯被谮之故，故牵连书之如此。并探究出《洗兵马》之主旨： 

《洗兵马》，刺肃宗也。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钱谦益此论可谓意味深长：第一，读诗首先要学会知人论世，把人物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分析，挖掘人物的性格与内心，才能得出正确的主旨。杜甫因上疏救房瑁导致四处飘零、终身不振。当朝廷清洗旧臣之际，杜甫上疏论救，非不察也；言微人轻，卷入党争，非不智也，是儒家“出处事君交友之大节”的信念支撑着杜甫，而上疏之举成为杜甫日后命运多舛的一个转折点。第二。读史而不能尽信史，房瑁并非浮薄之臣，肃宗并非孝顺之君，《通鉴》并非完全真实，以史证诗可能误解诗人的心曲。 

钱谦益两次笺注，使《洗兵马》诗旨发生巨大变化。《读杜小笺》把房琯被贬归咎于佞臣谗间，语气委婉，对肃宗有所回护；《读杜二笺》则直接刺君，显露肃宗之逆状，语气峭刻。在这种诗旨变动中，钱谦益赋予了诗史观更加丰富的内涵。那就是史可证诗之旨，诗也可正史之误。 

 

三、《钱注杜诗》：以诗补史 

 

《钱注杜诗》是钱谦益晚年重要的学术著作，也是其《读杜小笺》和《读杜二笺》学术思想的延伸和发展。与前两次笺杜不同的是，钱谦益晚年注杜时，已经做了清朝的子民。山河易代之悲，黍离麦秀之感，沉潜于胸，形诸于笔，使《钱注杜诗》出现了、充满了浓重的家国之思，具体表现为以诗补史观念的深化。

钱谦益在崇祯年间笺注杜诗，已经注意到诗歌记载的事情有时会遗落在史家的视野之外，即诗能正史。那么，他晚年的注杜则明确体现了诗能补史、正史的功用。如对《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的笺注，《读杜二笺》云：“严武之贬，已见于贬房琯之制，而贾至以中书舍人出守汝州，《旧书》不载，他皆无可考。”《钱注杜诗》云：“至出守汝州，在乾元元年。《旧书》不载，皆无可考。……当据此诗，以补唐史之阙。”二笺相较，钱谦益在《钱注杜诗》中明确提出杜诗可补唐史之阙，其以诗补史的意识更加强烈。 

在《钱注杜诗》中，这样的以诗补史的事例不少，如《览柏中允兼子侄数人除官制词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载歌丝纶》笺注：“此诗云：‘方当节钺用。’必茂琳，非贞节也，史既不详，而《通鉴》尤为阙误，故详辨之于此。”又如《九日奉寄严大夫》笺注：“宝应元年四月，代宗即位，召武入朝。是年徐知道反，武阻兵，九月尚未出巴。《通鉴》载六月以武为四川节度使，徐知道守要害拒武，武不得进，误也，当以此诗正之。”钱谦益以此两首诗补《通鉴》之阙，又正《通鉴》之误。可以说，钱谦益《钱注杜诗》中的以诗补史的诗史观，是其《读杜二笺》以诗正史的诗学观的发展和深化。 

我们还注意到，相较于《读杜小笺》，钱谦益在《钱注杜诗》中有意识地将诗史观与杜诗写作技巧有机地结合起来。在《钱注杜诗·秋兴八首》笺注中，钱谦益加强了对杜诗组诗篇章结构的分析，他从以下几个方面充分表现了杜甫的写作技巧：第一，错综互举，重重钩摄。题下笺日：“此诗一事叠为八章，章虽有八，重重钩摄，有无量楼阁门在。今人都理会不到，但少分理会，便恐随逐穿穴。如鼷鼠人牛角中耳。余义则更于分章下详之。”其八笺曰：“公诗如骇鸡之犀，四面皆见，故错综互举，以告知者。”钱谦益有些自诩，认为自己独得杜甫的作诗之秘，在钱谦益看来，《秋兴八首》中每首诗既可独立成篇，又章章蝉联；既章章蝉联，又遥相呼应。每首诗都指向一个主题：“每依南斗望京华”，八首诗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第二，事讫重申，章重事别。后四首体现了叠章的写法：都是写长安，但角度不同：虽然角度不同，但都结穴于“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这个主题，而这个主题又服务于“每依南斗望京华”这个总主题。后四首既是八首之结尾，又是一个有机的、独立的小单元。第三，工于起兴，善于承接。“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是第一首诗之起兴，第一首诗又是《秋兴》全篇之起兴。“末二句，结上生下，故即以‘夔府孤城’次之”，“今谓‘昆明’一章，紧承上章‘秦中自古帝王州’一句而申言之。……于上章末句，克指其来脉，则此中叙致，褶叠环琐，了然分明”。钱谦益非常注重诗与诗之间的过渡衔接。 

钱谦益对杜诗写作技巧的分析，实际上是与其诗史观紧密相联的，即诗人要担当起“诗史”的称号，必须具备极强的叙事能力。在动荡的年代里，诗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会让诗歌承载起以诗叙史的任务，而在一个诗缘情的国度里，诗歌的叙事功能并不发达，诗人们对叙事技巧并不讲究，如何让诗歌更好地发挥叙事功能，成为摆在诗人面前的一个课题。所以，我们就能理解钱谦益为何以“铺叙排比”为杜诗的一个鲜明特点，为何对杜诗写作技巧极其重视。他对《秋兴八首》篇章结构的独特分析，实际上也回答了明人胡应麟提出的一个问题，胡氏说： 

四言之赡，极于韦盂。五言之赡，极于《焦仲卿》。杂言之赡，极于《木兰》c歌行之赡，极于《畴昔》、《帝京》。排律之赡，极于《岳州》、《夔府》诸篇。虽境有神妙，体有古今，然皆叙事工绝。诗中之史，后人但知老杜，何哉?胡氏也是从叙事技巧而论，他提出一个疑问，千载而下，叙事绝妙者不乏其人，为什么只有杜甫能担当起“诗中之史”的称号呢?而牧斋对《秋兴八首》写作技巧的分析，实际上回答了胡氏提出的这个问题，那就是《岳州》、《夔府》等排律表现了杜甫卓绝的叙事能力，《秋兴八首》等抒情性质的七律也表现出杜甫谋篇布局的高超才能；杜诗之难，不仅难在排律上，还难在七律上；七律之难，不仅难在声凋字句，还难在能够涵括巨大的历史内容。杜甫正是以七律诗，完美表现了诗歌叙史和诗歌补史的艺术功能。 

四、诗史情结与诗歌创作 

 

从《读杜小笺》到《钱注杜诗》，钱谦益诗史互证的精神一直贯穿于其中。这种精神来源于“诗可以观”传统的儒家诗教。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到鲁同观周乐的事迹，季札从反映政治盛衰的角度来批评《诗经》诸作，这种批评方法开启了后世以“诗史”论杜甫的法门。钱谦益也是从“诗可以观”的视角来论杜诗，他在《学古堂诗序》中说：“余往与泾华数子言诗，以为自汉以来，善言秦风，莫如班孟坚，而善为秦声者，莫如杜子美。”从杜诗中可以观出秦声、秦风，他在《王元昌北游诗序》中对杜诗中的秦声作了解释：“秦之诗，莫先于《秦风》，而莫盛于少陵，此所谓秦声也。自班孟坚叙秦诗，取‘王于兴师’及《车辚》、《驷铁》、《小戎》之篇，世遂以上气力，习战斗，激昂噍杀者为秦声。至于近代之学杜者，以其杜诗为杜诗，因以其杜诗为秦声，而秦声遂为天下诟病。甚矣世之不知秦声也!”他认为杜诗中的秦声并不是那种充满兵象之音的秦声，而类似于《诗经·秦风》中的篇什。杜诗温柔敦厚，婉而多风。杜诗多风，从杜诗可看出开元、天宝至大历年间的政治之兴衰，唐帝国如何从盛世一步步走向衰微。而当钱谦益也不由自主地卷入历史的漩涡中，身经天翻地覆的朝代更迭，激烈动荡的社会动乱时，他会更深刻地感受到诗歌与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而正是这种感受，极大激发了钱谦益以诗观风、以诗存史的诗学思想。 

钱谦益晚年在《有学集》中，也多次流露出他的诗史情结。顺治八年，他在《浩气吟序》中说：“鼎钟铭勒，岂徒托诸诗史，终有考于斯文。”钱谦益作此序文以悼念他的门徒瞿式耜；作于顺治十三年的《金陵杂题绝句二十五首继乙未春留题之作》(其十四)诗，云“闽山桂海饱炎霜，诗史酸辛钱幼光。束笋一编光怪甚，夜来山鬼守奚囊。”钱谦益此诗写给抗清义士钱秉镫；作于顺治十八年的《王奉常烟客七十寿序》云：“余定陵老史官也，佩文肃琬琰之遗训，故记斯宴也，亦用史法从事。诸子有志于古学者也，作为歌诗以祝寿，岂亦将取征诗史，耻为巫祝之词，则余之志其不孤也矣!”钱谦益作此序以纪念他的老师王图，钱谦益晚年还念念不忘自己老史官的身份。我们注意到，这种诗史情结与崇祯朝时的诗史意识有一脉相通的地方，即都是遗民心态的折射。《有学集·跋汪水云诗》称宋末汪元量诗写尽国破家亡之痛，“可谓诗史”。而当钱谦益也像汪氏一样身处朝代变革时，他过去的涛史意识就会转化为浓厚的诗史情结，这种浓厚的诗史情结也影响着钱谦益的诗歌创作。钱谦益晚年的《投笔集》，不仅体现了《钱注杜诗·秋兴八酋‘》中的创作技巧，更体现了其强烈的诗史观念。这里，我们以《投笔集·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为例，来观照杜诗三笺中的诗史观对其创作的影响。

《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写于顺治十六年，是时郑成功率主力北上，破瓜州，降镇江，前锋部队已抵达南京城下，复明运动出现转机。在这种形势下，钱谦益心情兴奋，写下这八首组诗。第一首，钱谦益以起兴开端，“龙虎新军旧羽林，八公草木气森森”为此诗之起兴，此诗点明当时的抗清形势：郑成功水师势如破竹，直抵金陵。“长干如唱平辽曲，万户秋声息捣砧”两句，喑指战争平息。钱谦益希望复明运动能取得最后胜利，万户不再有离愁。此诗为全篇之起兴，奠定了全篇的基调。第二首，“十年老眼重磨洗”写出钱谦益十年的艰辛等待，钱谦益自顺治六年就开始受永历朝之命联络东南，至此正好十年。第三首基调高昂，“大火西流汉再晖”，喻指明朝宗室再兴。第四首，诗人从想象回到现实，情绪也转入低沉，开始描写内心之悲痛：“九州一失算残棋，幅裂区分信可悲”，山河沦陷，国家分裂。“局内正当侵劫后，人间都道烂柯时”，局势如棋局争劫，仍然难以预料，而人们的等待已经太久。“推枰何用更寻思”，战争还在继续，而复明之心义无返顾。后面四首诗的前六句都写抗清斗争，后两旬诗意都是诗人对自己的描述。其五写抗清将来之前景。其六写抗清目前之局势，其七写抗清战争之场景。其八写抗清意志之坚定，都是写抗清，但角度不同；虽然角度不同，但都结穴于“依然南斗是中华”这个主题。这种写法既体现了钱谦益笺注《秋兴》时所总结的“事讫而重申，章重而事别”即叠章的特点。又描写了当时真实的抗清时局。 

谦受益篇6

论文关键词 刑法 谦抑性 宽容化

一、刑法谦抑性的本质

刑法谦抑性这一名词最早是由日本传入我国的刑法学术界的，日本的学者也是最早对刑法谦抑性的内涵作出界定的，他们认为刑法的谦抑性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补充性、不完整性以及宽容性。而在我国的刑法学术界，人们普遍认为刑法的谦抑性含义是：从刑法发挥作用的范围以及使用刑法的必要性着眼，注重刑法的最后手段性。

而刑法谦抑性的本质就是对刑法介入社会的程度进行确定，简单来讲就是怎样在国家和人民之间进行权力的划分，从而寻求一个平衡点，最终使国家和人民都可以享受刑法带来的权利。人们将自身的刑罚权利交予了国家，这为数众多的自由汇集在一起就构成了国家的惩罚权，另外其他的任何东西都属于擅权，也就产生了明显的不公平性。简单来讲就是说公民在这一范围内的任何活动都是自由安全的，但是如果跨越了这一界限，那么公民就会受到国家应有的惩罚，从而保证大多数公民的利益不受侵害。国家和公民就好像站在天平的两端，而刑法就处在天平的中间，如果偏向国家一面，那么国家的权利就会扩大，而刑法就会表现的太过强硬。如果偏向公民一面，那么公民的权利就会放宽，刑法就会表现的过于软弱。当前在谦抑性的大背景下，人们往往过分的要求对刑法的克制，从而忽视或者扭曲了刑法应该起到的积极作用。当前社会的各种风险因素越来越多，适当的保持刑法一定的张力，对刑法进行积极和长远的调整控制，是一种较为理性和务实的选择。

从上述来看，我国刑法谦抑性的本质实际上应该表示为刑法的补充性，也就是说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刑法应该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简单来讲就是指当其他一些手段可以对社会进行调控时，刑法就不需要动用，但是当其他手段无法对社会进行有效的调控时，这时就需要动用刑法来进行控制。随着刑法谦抑性在我国的不断发展和提倡，我国传统的重刑主义思想得到了有效地控制，这对于我国法律而言有着历史性的意义，同时刑法的谦抑性与我国当前保障人权、宽严结合的刑事政策相符合。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刑法谦抑性的另一层含义很容易被人们所忽视，那就是刑法需要在其他手段无法对社会进行调控时，发挥自身应该具备的作用，一味的遵循谦抑，使刑法太过软弱的做法也是不能采用的。

二、对刑法谦抑性的认识误区

第一，我国刑法的主要任务是实现无犯罪化，有的人持有这样的观点，那就是犯罪谦抑，谨慎对待犯罪和尽量避免犯罪。也就是说在立法和司法程序中，对犯罪的定性应该持谨慎的态度，能不定性为犯罪的就应该尽量避免，能不进行定罪处罚的就应该避免定罪。

第二，刑罚改革应该朝着非刑罚的方向发展。随着谦抑性的不断深入人心，非刑罚化的观点在我国也逐渐盛行，有的人认为应该设立免刑制度和通过非刑事制裁措施等方法来对刑罚的功能进行弥补，从一个侧面上限制刑罚的应用范围。

第三，尽量实行对被告人有利的刑法解释。特别是一些特殊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如果现行的立法中无法得到适合的结论时，应该遵循谦抑性的原则，这种做法容易给人一种错误的感觉，那就是所有的案件都能够利用谦抑性而获得理想的结论。此外，还有的人认为，如果出现上述那种刑法适用中无法得到合适解释的你难问题时，应该将这一因素转换成为有利于被告的因素，并作出相应的有利于被告判罚的结果。

三、刑法谦抑性的基础

在当今的社会中，刑法可以看做是社会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和工具，那么为什么还需要保持刑法的谦抑性？刑法指定的目的就是为了对犯罪行为进行制裁，但是如果刑法出现不适用的现象，会不会成为一部“死法”？这些问题都关系到刑法谦抑性的基础问题。

（一）刑法谦抑性的哲学基础

首先，刑法是人们为了保障自身利益而制定出来的，它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具体到现在我们民主和法制的社会中，刑法只有充分的保证多数人的权利和利益才有它存在的实际意义，但是如果刑法无法保证多数人的权利和利益，那么刑法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它的使用也会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国家的刑罚权也必然受到相应的限制，因此，刑法应该在国家和公民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其次，当发生犯罪后，就需要通过刑法来解决，但是刑法的使用前提是事实清楚，不存在任何争议。从人的认知角度来看，法官在一定的条件下不可能真正清楚的认识到事实的真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这样就会实现不冤枉好人的目的，虽然这种方式可能会使一些坏人得到不公正的判处，但是这种方式也不会造成既冤枉好人，又纵容坏人的情况出现。

（二）刑法谦抑性的法律基础

首先，刑法的谦抑性与我国法律基本的罪刑法定原则有着较多的共同性，罪刑法定这一原则的基础就是要求人的行为是否是犯罪，以及应该受到怎样的刑罚，都必须是建立在刑法存在的基础上，这一原则要求法律禁止采取事后法以及采取类推的解释等，而且对刑法的内容提出了适当和正当的要求，也就是刑法谦抑性中所说的禁止刑法处罚不当的行为，从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出刑法的谦抑性与罪刑法定的原则有着异曲同工的作用。

其次，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对国家采取刑罚权的限制，这与刑法的谦抑性有着明显的共同点。刑法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应该是公正平等的，而罪刑法定的原则就是为了使拥有巨大权力和资源的国家与地位和力量非常悬殊的个人二者之间产生一种公平的平衡，这一原则明确国家的权利使用限制，使刑法维持自身的谦抑性，从而限制国家随意使用自身的刑罚权利，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保证国家和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之间相互平衡，从而在利用刑法打击犯罪的同时，保护公民自身合法的权益不被侵害。

最后，刑法最终的实现效果就是刑罚的产生，而刑罚必然给接受刑罚的人带来一定的痛苦，所以，如果使用中出现微笑的偏差，都可能给个人和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从这一层面上来看，刑法必须保持谦抑性。

（三）刑法谦抑性的现实基础

刑法制定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公民和社会的权益不会被任何犯罪行为的损害，但是刑法也并不是简单的为了对犯罪分子进行处罚，如果能够实现公民和社会的权益在不适用刑罚的前提下得到保障，那么不采取刑罚行为是一种最为合适的结果。随着社会的进步，刑法正在朝着从重到轻再到无的方向发展，对于那些对社会和个人利益不产生危害的行为正在逐步被剔除犯罪的范畴，与此同时，人们的自由和权利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和尊重，从这一角度来看，实现刑法的谦抑性也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和作用。随着我国法律的发展，公民的自由、尊严和生命的法律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刑罚中的死刑判处被越来越严格的限制，一些对社会危害较小的犯罪行为处罚上也在朝着更加人性化的方向发展，而且从社会角度上来看，整个社会对一些违法犯罪行为也展示出了更大的宽容性，上述这些都是刑法谦抑性实施和发展的现实基础。

四、刑法谦抑性的具体要求

（一）刑法谦抑性对刑事立法的要求

在我国法律中的刑事立法中，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对犯罪和非犯罪进行严格的划分，有哪些行为在原来属于犯罪，而现在不属于犯罪。在刑事立法过程中，应该坚持以下几点来保证刑法谦抑性。

1.只有发生侵害时，才会产生犯罪。也就是说如果行为没有亲海盗其他人或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时，就不能定性为犯罪行为，而且这种侵害必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使社会无法容许，比方说成年人之间的通奸行为、不公开的卖淫行为等就不应该用犯罪来定性。

2.刑法不应用于一些稀奇的行为，即使这种行为对他人的利益造成了侵害，但是由于这一行为极为稀奇，那么这种行为也不应该被定性为犯罪。因为，刑法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适用性，刑法中如果出现那些极为稀奇、可能永远不会被应用到实际案例的法律条文也就失去看刑法的意义，而且对于这些行为，适用刑法后并不一定能够收到好的效果和获得社会的认同。比方说，利用银行的自动取款机出现错误来盗取现金的行为就不应该采用刑法来定性为盗窃罪，因为这一事件和行为发生的几率非常小，如果利用刑法来进行处理，那么就无法达到刑法的一般预防目的。

3.生活中出现的一些较小的案件并不适用于刑法，刑法的主要针对对象是那些造成重大利益和权利侵害的犯罪行为，前面所说的小案件应该由其他的具体法律管控，比方说民法、行政法等。

4.刑法不应处理那些没有最终确定的案件。在司法处理过程中，那些界限不易确定和存在争议的行为，不能将其划分为犯罪，如果简单的将其定性为犯罪，那么刑事司法中将会出现极大的混乱场面。

（二）刑法谦抑性对刑事司法的要求

1.刑法中各种具体条文和规定必须按照严格、谨慎的方式进行解释，严格禁止随意对其进行扩大化的解释，尤其是那些采取类推方式的解释更应极力的避免。

2.在确定刑法适用性和对其进行解释时，应该遵循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当犯罪和非犯罪不能确定时，应判定为无罪，当不能确定重罪或轻罪时，应该判定为轻罪。

3.在遵循法律的前提下，如果利用其他的法律可以解决的行为案件，就不应该采用刑法来进行定性，而那些可以利用其他方式替代的处罚就应该尽量避免使用刑罚。

（三）刑法谦抑性对刑事政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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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们能且仅能针对那些侵害或者威胁合法权益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加以使用刑法判罚的手段

这是抑制刑法处罚范围的精神实质。一方面，若刑法对社会利益保护不受制约，就会使公民和犯罪人因刑罚权的恣意行使而受到侵害，从而就失去了保护社会的机能。另一方面，只有当除刑法以外的其他所有制裁方式都无法抑止这种危害社会的行为，不能保护守法公民的合法权益时，才能将这种侵犯法律的行为纳入到刑法的使用范围中去。从判罚原则上来讲，刑法的立法者希望在裁罚违法犯罪行为时，不会错误地否定到那些对社会有利的行为，也不会使宪法赋予公民所应享受的自由受到重重限制。司法人员在处罚任何的不法行为时必须以预防类似行为再次发生所为处罚的最终目的。假如一些行为虽然有害，但动用刑法不能有效地抑制这种行为，而采取其他方法反而更有效，不应将该种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这是适用刑法必须具有符合刑事责任的目的所决定的。事实上，设立刑法的根本目的就是在于“阻止罪犯重新侵害公民，也是防止发生类似的犯罪”。目前，在形式多样的各类案件中，即便很大程度上，对于已经实施的犯罪，我们已不能矫正，但是，消除犯罪人其再犯的可能性却是存在的。经过教育我们能够使犯罪人清醒地意识到：也许通过犯罪的途径能够获得短时间内的很大的利益和精神的愉悦，但是一旦接受惩罚，那么所经受的痛苦将远超过实施犯罪所可能获得的微小的利益。

二、刑法谦抑性的必然要求就是控制刑法的处罚程度

抑制刑法的适用范围主要是把握刑法的干预合理性和必要性，刑法谦抑性的要求就是控制刑法的处罚程度则是对刑法干预的量的考虑与选择。两者共同构成刑法谦抑性的本质内容。控制刑法的处罚程度，是指对于已经确定为犯罪的行为，如果用较轻的刑事处罚方式足以能抑制某种犯罪行为，就不需要使用重的刑事责任方式。事实上，尽管重刑具有相当程度地惩戒、制裁和威慑的作用，但其自身也存在与生俱来的局限性，特别是它有可能助长情况更为严重的恶性案件的发生。刑罚如两刃剑，用之不得当，则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过重的刑罚不仅不能实现刑罚的效果，而会导致犯罪人反国家、反社会的心理，使刑罚的效果适得其反。而量刑适当的刑罚则会引导犯罪人重新树立正确的价值感与正义感，更有利于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因此，当我们将预防和控制犯罪作为首要出发点的话，只要能够起到有效地抑制犯罪者再次犯罪的目的，我们要优先考虑相对较轻又高效的刑罚方式，而不是以单纯地重罚来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三、刑法谦抑性在我国的表现

在立法方面，其一，是我国刑法立法规定是谦抑的，具体表现在我国的刑事立法把需要用刑罚处罚的行为范围限制得比较紧缩，比较合理规定刑法的适用范围。1997年和1979年刑法相比已经扩大了刑法规定的行为范围，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刑法编制中已经充分反映了刑法的谦抑性的合理要求：即尊重事实依据，不夸大犯罪程度，罪轻则轻法轻罚，罪重则重法重罚。司法裁决人员不应只考虑犯罪类型，而忽视犯罪行为的量这一要素，即犯了什么罪是一回事，犯罪程度的高低是另一回事，从这一角度看我国的刑法立法过程中的充分遵从了谦抑性这个原则。另一方面，我国刑法立法体现了谦抑性的思想方向，但是，我国目前对刑罚主要认识是重刑主义，认为严厉的刑法能够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近十几年来我国实行的是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严重经济犯罪的方针，客观上强化了全社会对刑罚历史使命的期待，对刑罚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效果也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但是，从近代世界各国法律范围看，刑法早已经不再是严酷无情的代名词，而是愈发地谦抑化、人道化、客观化，刑法不再是强权的统治工具，因此，我国不仅要在刑事立法上紧跟世界步伐，在刑事司法也要贯彻体现刑法的谦抑思想。

刑法的谦抑性，作为刑法的三大价值理念之一，影响着现代刑法的价值取向，它对制定一个国家的刑事政策、引导刑事立法方向、以及督导刑事司法实践活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向意义。我国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犯罪控制方针，充分体现了刑罚的谦抑性的思想。四、我国的刑事立法中“非犯罪化”与“犯罪化”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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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谦抑性  宽严相济  非犯罪化  轻刑化  刑事政策

2004年12月22日，罗干同志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正确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2006年的“两高”报告明确规定我国现阶段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2006年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亦提出了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也规定在检察工作中要进一步完善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工作机制和工作制度。

而所谓谦抑，是指缩减或者压缩。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换言之，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制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就足以抑制某种犯罪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 

谦抑性刑法是法治社会的一种基本要求，作为正当行为规则的谦抑性刑法并非刻意设计的而是自生自发的。刑法谦抑性作为刑法价值理念之一种，既为众多论者所呼吁和倡导，也在现代以降的刑法制度中逐步得到体现。刑事政策是国家针对犯罪而采取的防治策略和措施，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灵魂。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们党和国家在长期同敌对势力和犯罪分子进行斗争中形成并逐步发展完善的，是长期历史经验的总结。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刑事策略思想与刑事科学思想的统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事科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刑罚的谦抑性与人道性。事实已经证明，刑罚不是越重越好，轻重适宜才是最重要的，才能有效地控制犯罪。并且，在如今法治社会，任何刑罚的适用都受到人道主义的限制，不得为追求惩治犯罪的效果而采用残酷的刑罚，这也已经成为国际刑事司法的基本准则。 

一  谦抑性的理解与认识

1  谦抑含有缩减或者压缩之意。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换言之，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制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就足以抑制某种犯罪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英国哲学家边沁有一句名言，称“温和的法律能使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人性；政府的精神会在公民中间得到尊重。”这句话可谓刑法所以要奉行“谦抑内涵”的法哲学基本理论。

2  刑法的谦抑性不是刑法典中法定的概念，而是刑法理论上的一个概念，它是现代刑法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人类追求民主、自由而应从国家所取得的必然回报。刑法具有法益保护机能与自由保障机能，前者意味着通过刑法从而保护法益；后者则意味着通过国家的刑罚权从而保障行为人的自由。但两者又会存在冲突：刑法以处罚犯罪人来实现保护法益的目的，故刑法的处罚范围越宽越有利于保护法益；但处罚范围越宽越限制了人的自由，越不利于刑法的保障功能。所以，人们一直在追求二者的协调和平衡，随着法治的进步，追求的结果是限制国家刑罚权的行使，使个人免受国家刑罚权的无理侵害，使个人自由真正获得保障。刑法是关于犯罪和刑罚的科学，因此刑法的谦抑性也表现为两个方面：犯罪认定上的谦抑性和刑罚处罚上的谦抑性。

（1）犯罪认定上的谦抑性的基本含义包括：在对被控行为存在合理怀疑时，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当被控行为在有罪和无罪之间时，应当宣告无罪；当事实在重罪与轻罪之间时，应认定为轻罪；无法确信某一犯罪事实是否已超过追诉时效时，应认定已超过追诉时效而不再追诉等等。

（2）刑罚处罚上的谦抑性基本含义包括：在刑事立法上，如果规定较轻的刑罚即可，就没有必要规定较重的刑罚；在刑事司法上，对于已经确定为犯罪的，如果适用较轻的刑罚即可，就没有必要适用较重的刑罚。刑罚的适用是根据犯罪人所触犯的罪名、犯罪的手段，主观恶性等量刑要素来确定的，因此对于自首、立功等量刑要素，从刑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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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抑性出发，就应当作宽泛的解释和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

  有人认为，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帝王原则”，刑法谦抑性与之相悖，认为刑法已经对定罪和量刑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那么所谓的刑法谦抑性会损害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

其实刑法谦抑性和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是并行不悖的，因为二者的适用条件不同：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适用刑法具体的定罪、量刑规定乃当然之理，然而许多案件的事实并不是清晰的，甚至说模棱两可的，这时罪刑法定原则也就没有适用的条件，可法官又不能拒绝裁判，那么只有适用刑法谦抑性来推定案件的事实。可以说，刑法的谦抑性是罪刑法定原则的重要补充，罪刑法定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而刑法的谦抑性只是刑法的一个基本理念，二者是不矛盾的。

   现代刑法的三大目标——公正、谦抑、人道。“报应预防一体理论”符合了中国人中庸之道，但有时未必符合被害人家属的利益。为了基本的生存，部分的被害人也许愿意以经济补偿的方式免除施害人的死刑。然而法院往往为了起到制裁犯罪人和威慑社会的作用而不顾被害人家属的请求仍判死刑。这连被害人都无法信服的刑法的正当性可想而知。陈兴良教授提出了“忠诚理论”，确定公民对法律的忠诚，不是畏惧而是信仰法律，信服刑罚。所以要着重对准自然犯罪而不是划定过大的法定犯的犯罪圈，使刑法起到平衡利益的作用。过度的刑罚只会助长更多的罪行。罪犯所面临的罪果越大，也就越敢于规避刑罚。为了摆脱对一次罪行的刑罚，人们会犯下更多的罪行。刑罚只是治标而不治本，要真正减少犯罪只能致力于培养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刑法的谦抑性体现在削减、限制和压缩法律。没有必要设置的刑法就不要设置，做到轻轻重重，总体趋轻。轻罪轻罚，重罪重惩，总的趋势是刑法的轻缓化。 

二  谦抑性的刑法体现

  轻刑化

谦抑性的一内在要求是“刑罚与其严厉不如缓和”，亦即“在刑事立法上，如果规定较轻的刑罚（缓和）即可，就没有必要规定较重的刑罚（严厉）；在刑事司法上，对于已经确定为犯罪的行为，如果适用较轻的刑罚（缓和）即可，便没有必要适用较重的刑罚（严厉）。”

刑罚是实现刑事责任的主要方式，一般而言，刑罚是一种强制，而强制是与自由紧密关联的、对应的两个概念。

强制的目的在于为个人在无数的未来情势中“确定他们的行事规则”，使个人能够遵循这种规则且使他能够“永不遭受强制”。——哈克耶。通过刑罚规则的确定，通过刑罚的适用，确认出一种规则，这种规则作为一种公域性知识，除非人将自己置于这种规则的境遇之中，否则他不受刑罚制裁，并且他可以利用这种规则作为实现其个人目的的手段。在明确了这种刑罚规则的含义以及刑罚的目的以后，我们不难看出，刑罚的限度只要不为刑罚规则的确认者（立法者）和具体刑罚的适用者（司法者）用以实现非犯罪者本人利益的目标，那么，这种刑罚规则和刑罚的适用程度便是正义的、可欲的，个人能遵循并利用这种规则作为一种知识实现了其个人目的，则他就获得了这种规则所旨在保障和促进的自由。当然，一国之刑罚规则自有其历史传承性和习惯性特色，因为刑罚规则是一种否定性的、正义的、正当的行为规则，有其自生自发性和演化发展性。

问题是何以要倡导轻刑化？刑罚这一强制行动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由于施以强制的目的在于确保个人在一般意义上在实现个人目的时能够充分运用自己的特定知识而避免遭受强制（刑罚）的不利后果，因此，轻刑化所要说明的是传统刑罚这一强制规则相对于能够确保个人能够避免这种强制而言，显得过于严厉，抑或超出了他的责任能力。那么，刑罚的限度只要调整在一般意义上的人在行动过程中能够避免陷入刑罚制裁的程度，刑罚便是妥适的。 

作为社会安全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刑法,其刑罚的宽严对社会稳定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多数人的观念中，刑罚似乎只是用来惩罚犯罪者的，其实不然，刑罚的目的更多的是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我国现行刑法典应借鉴国外经验，体现轻刑化的趋势。轻刑化的利弊，我们通过对周朝“明德慎罚”思想的详细论述揭示周朝得以长久统治的奥秘，然后对历史上较为繁盛的汉、唐两代的轻刑政策加以论述，以增强此观点的可信度。同时通过对秦、元、明因重刑而灭亡的历史教训更加突出减轻刑罚的重要性。在现代化建设中，重刑会给社会劳动者增加心理障碍，从而阻碍现代化建设之积极性，尤其是在经济建设领域里，更应注意刑罚的尺度。 

   非犯罪化

谦受益篇9

[关键词]刑事立法；刑事司法；谦抑性

[作者简介]张珍芳，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江苏　南京　210093；柯刚，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科员，江苏　南京　211500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6―0093―03

世界范围内的刑法改革正朝着文明、人道的方向前进，中国的刑法也在为此努力。改革的先导莫过于观念的转变，而对刑法谦抑性的认识和了解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国内外学者对谦抑性的问题已有一些研究，并且，该问题正在进一步引起重视。但是，这些研究和重视大部分都放在了刑事立法领域，而忽视了刑事司法领域。本文拟通过对刑法谦抑性更为全面的内涵的表述，指出不仅是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也需要坚持谦抑性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刑事司法谦抑性的原因及其实现途径。

一、刑法谦抑性之内涵

关于刑法的谦抑性，日本学者平野龙一认为应包含以下三层含义：“第一是刑法的补充性，即使是有关市民安全的事项，只有在其他手段如习惯的、道德的制裁即地域社会的非正式的控制或民事的规制不充分时，才能发动刑法；第二是刑法的不完整性；第三是刑法的宽容性，或者说是自由尊重性。即使市民的安全受到侵犯，其他控制手段没有充分发挥效果，刑法也没有必要无遗漏地处罚。”其中的不完整性，是指刑法不介入公民生活的各个角落。

在此基础上，张明楷教授认为，刑法的谦抑性实质是刑法的补充性，即能够采取其他手段充分抑止违法行为和保护法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同时，他认为，刑法的谦抑性应体现在处罚范围和处罚程度两个方面：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止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足以抑止某种犯罪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

陈兴良教授则认为，刑法谦抑性的价值蕴含三个方面：其一是刑法的紧缩性，即从历史的演变过程来看，刑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所占的比重逐渐降低；其二是刑法的补充性，即只有在其他社会统制手段不充分时，或者其他统制手段过于强烈，有必要以刑罚的手段替代时，才可以动用刑法；其三是刑法的经济性，即刑法的节俭性，是指以最小的刑法资源投入，获得最大的刑法效益。

笔者认为，紧缩性和经济性是刑法谦抑性在历史或经济层面上的具体体现，而非其价值。刑法谦抑性的价值，应仅为刑法的补充性。同时，刑法的谦抑性应体现在处罚范围和处罚程度两个方面，但无论在哪一方面，刑法的谦抑性都不只是相对于其他法律而言的，而是相对于所有其他社会统制手段(其中既包括习惯、道德等手段，也包括其他法律)而言的。而且，谦抑性不应局限于刑事立法领域，刑事司法过程同样适用。因此，笔者认为，刑法的谦抑性指的应当是：刑法应依据一定的规则控制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凡是适用其他社会统制手段足以抑止某种违法行为和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制定或适用刑法；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足以抑止某种犯罪行为和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制定或适用较重的制裁方法。其中，立法领域涉及如何谦抑地制定刑法，司法领域涉及如何谦抑地适用刑法。对刑事立法领域的谦抑性，学者多有提及，本文主要讨论刑事司法领域的谦抑性问题。

二、刑事司法谦抑性之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与刑事立法相同，刑事司法领域也应当适用谦抑性原则，理由如下：

首先，这是由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刑罚的严厉性与两面性决定的。由于刑法的制裁措施最为严厉，其他法律的实施都需要刑法的保障，刑法便在法律体系中处于保障法的地位，只有当其他法律不足以抑止违法行为时，才能适用刑法。刑法的介入带来的后果极有可能是刑罚，它以剥夺犯罪人的人身自由、财产甚至生命为代价，其严厉性决定了对刑法及刑罚的适用必须慎而又慎。同时，正如耶林所说的：“刑罚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作为一种以恶制恶的惩罚手段，刑罚权的任意扩张，人们动辄得咎，对个人而言，承受了过重的惩罚，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对国家而言，浪费了司法资源，却得不到良好的社会效果。最后，必然是既窒息了社会生活的活力，又使刑罚的效力不断下降。

其次，这是由刑法的目的决定的。洛克曾鲜明地指出，不管会引起人们怎样的误解，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者限制自由，而是为了保护和扩大自由。康德也认为：“权利的普遍法则可以表述为：‘外在地要这样去行动：你的意志的自由行使，根据一条普遍法则，能够和所有其他人的自由并存。’”可见，自由地行事是一个人的权利，对自由的限制以不妨碍其他人的自由为限，否则，就是对自由的妨碍。因此，法律要废除或者限制的，是妨碍他人自由的自由，而对除此之外的自由，是要保护和扩大的。

再次，这是由民间法、习惯法等社会统制手段的存在及作用决定的。诚如梁治平先生所言：“即使在当代最发达的国家，国家法也不是惟一的法律，在所谓正式的法律之外还存在大量的非正式法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外国法律制度的引进，以及外国政治法律文化观念和思想影响下的大规模的法律改革，当代中国的国家法律制度至少在形式上已经是由各种外来的法律制度、规则、概念、术语所构成的。随着国际交往的进一步深入，外国法律制度的影响与日俱增。但是，中国传统的法律制度和文化仍然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社会中，以民间法、习惯法等形式规范着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中国现代国家制定的法律的实际运行及其有效性。因此，为了更好地解决纠纷，国家制定法应保持一种灵活性，将更大的纠纷解决空间划给民间法，国家制定法仅仅介入一些必须介入的领域。即使在刑事司法过程中，也要保持谦抑性，在不损害社会和他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依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允许一些纠纷私了甚至是规避正式法律，而不是一味地强调“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最后，有人可能认为，刑事司法领域适用谦抑性与法治及罪刑法定原则不符。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待商榷。法治及罪刑法定原则确实要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但是，事物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具体案件应该具体分析，在原则之外，应该而且必然存在着例外。一味地强调“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并不一定妥当，也并不一定能达到真正的法治。法治社会的建立，虽然需要强制性地适用法律，但更需要人们的自觉遵从。特殊情况下，允许一些案件私了，保持刑法谦抑性，反而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三、刑事司法谦抑性之条件及其实现

对于刑法或刑罚适用的条件，学者有过多种论述。

边沁认为，不应当运用刑罚的条件可归为四类，当刑罚：(1)滥用；(2)无效；(3)过伤；(4)太昂贵之时。

帕克认为，作为犯罪予以处罚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这种行为在大多数人看来，对社会的威胁是显著的，从社会的各重要部分来看是不能容忍的；(2)对这种行为科处刑罚符合刑罚目的；(3)对这种行为进行控制不会导致禁止对社会有利的行为；(4)对这种行为能够进行公平的、无差别的处理；(5)对这种行为进行刑事诉讼上的处理时，不产生质与量的负担；(6)对这种行为的处理不存在代替刑罚的适当方法。

陈兴良教授认为，运用刑法手段解决社会冲突，应当具备两个条件：其一，危害行为必须具备相当严重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其二，作为对危害行为的反应，刑罚应当具有无可避免性。一般来说，具有下列三种情况之一的，就说明不具备刑罚之无可避免性：(1)无效果。所谓无效果，就是对某一危害行为来说，即使规定为犯罪，并且处以刑罚，也不能达到预防与抗制之效果。(2)可代替。所谓可代替，就是指对于某一危害行为来说，即使不运用刑罚手段，而运用其他社会的或者法律的手段，例如道德教育、民事或者行政制裁，也足以预防或抗制这一危害行为。(3)太昂贵。所谓太昂贵，是指通过刑罚所得到的效益小于其所产生的消极作用。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都很有道理，但太过宽泛了。滥用、无效、太昂贵等等，是刑法不应该适用的条件，却不是刑法谦抑地不去适用的条件。刑法的谦抑性仅取决于其是否可替代。对于哪些情形下刑法是可被替代的，张明楷教授认为，应当从行为的性质、代替刑罚的手段、处罚规定对有利行为的影响、处罚的公正性、处罚的目的与效果等方面来考虑。借鉴这一观点，笔者认为，刑事司法过程中，刑法应否保持谦抑，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刑事立法的规定。司法的原则之一，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因此，司法时，首先要考虑到立法的规定。只有当刑事立法对某种情况有规定时，才能进而考虑刑法是否适用的问题。如果刑事立法对某种情况根本没有作出规定，那么，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就没有相应的刑法可供适用，当然也就谈不上刑法是否需要谦抑的问题了。

其次，行为的性质及情节。某种行为的性质越严重、情节越恶劣，说明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越大，适用刑法的必要性也就越大；反之，说明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越小，适用刑法的必要性也就越小。此时，如果其他社会统制手段足以调整，或者较轻的制裁方面足以抑止，那么就可以不适用刑法或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了。

最后，其他社会统制手段调整的可行性及效果。刑法之外，存在着民商法、经济法等其他法律部门，还存在着道德、习惯及其他非正式的社会统制方式。当这些统制手段切实可行，而且它们的适用足以抑止某种违法行为和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需要适用刑法。

具体到刑事司法个案中，法官应根据具体情况，综合考虑以上几个方面的因素，行使自由裁量权来决定是否适用刑法以及适用何种程度的刑罚。在自由裁量的过程中，法官甚至可以根据需要引入刑事调解、和解等制度，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从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出发，由其自由协商决定是否适用刑法、适用何种刑罚。

[参考文献]

[1]平野龙一.刑法总论Ⅱ―现法与刑罚[M].东京：岩波书店，1965.

[2]张明楷.论刑法的谦抑性[J].法商研究，1995，(4).

[3]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4]张明楷.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J].法学研究，1994，(6).

[5]耶林.为权利而斗争[M].胡宝海，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6]洛克.政府论[M].吕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7]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M].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8]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谦受益篇10

心态从宽

乐观开朗才健康

“心态好，心理素质好，人的整体状态才会好。”刘君谦把“心态从宽”作为养生的第一秘诀。

其实刘君谦这一生不平凡，坐过监狱、得过重病，但他总觉得事情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要往好的方面想。比如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对很多人来说觉得丢脸、痛苦的事，但刘君谦却不当回事。多听音乐也是调节心情的好方法。据了解，刘君谦年轻时是个“舞林高手”，他很喜欢听音乐，什么音乐都听，至今仍然保持每天听一个小时音乐。他和5个子女关系都很好，每周抽时间和家人喝茶、聊天，不让自己孤独，保持心情愉快。

运动从水

坚持每天去游泳

每天5点钟起床，刘君谦先给自己来个全身按摩，如拍打腿部、揉捏耳朵等。除此外，他还坚持游泳，“我90岁前每天游300米，90岁后每天只游100米。”

为什么选择游泳进行锻炼？刘君谦说，他46岁时得了肺结核，虽然病治好了，但他也意识到健康的重要，于是决定通过游泳锻炼身体，一周之后发现胃口好了，精力充沛，于是就上瘾了，并坚持了半个世纪。

冬季，刘君谦坚持冬泳。他说冬泳很有益，但要从夏天就开始，从洗冷水浴开始，否则身体会受不了。“我还到健身房进行肌肉训练，这些对延年益寿十分有益。”

生活从简

最爱吃橙子和三文鱼

“‘七成饱’很重要。”刘君谦称，“这是我一生的饮食原则。”刘君谦一生最爱橙子和三文鱼，当然也很注重饮食的多样性，五谷为养，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少肉多菜，少盐多醋，豆、姜、葱、蒜齐全。

早餐吃由黑、黄、红、绿、白五种颜色豆子煮的“五豆粥”；中餐吃蔬菜、米饭和牛肉或三文鱼，他说三文鱼富含Ω-3，可以软化血管，抗衰老；午睡后吃些水果，橙子是他的最爱，还用山楂泡茶喝；晚餐则以青菜为主，常吃黑木耳、西红柿。

作息规律

保证睡眠充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