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诗十篇

曹操的诗篇1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沈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2、短歌行赏析：

这首《短歌行》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作者希望有大量人才来为自己所用。曹操在其政治活动中，为了扩大他在庶族地主中的统治基础，打击反动的世袭豪强势力，曾大力强调“唯才是举”，为此而先后了“求贤令”、“举士令”、“求逸才令”等；而《短歌行》实际上就是一曲“求贤歌”、又正因为运用了诗歌的形式，含有丰富的抒情成分，所以就能起到独特的感染作用，有力地宣传了他所坚持的主张，配合了他所颁发的政令。

本篇通过宴会的歌唱来表达诗人求贤如渴的思想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全诗分为四节，首八句为第一节，写人生有限，诗人苦于得不到众多贤才来同他合作，一道抓紧时间建立功业。次八句为第二节，诗人两次引用《诗经》成句来表现求贤思想：一则求之不得而沉吟忧思，再则求之既得而以笙瑟酒宴加以款待。再次八句为第三节，前四句写愁苦，后四句设想贤才到来，分别照应前两节。最后八句为第四节，先以情景启发贤才，要他们择善而栖；后则披肝沥胆，表白自己能容纳贤才，使天下归心统一。?

曹操的诗篇2

关键词：曹操作品；陶渊明作品；《诗经》；影响

《诗经》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被后世文人模仿，借鉴。魏晋的不少文人在自己的作品中，或为叙事，或为抒情，或为明理，常直接引用《诗经》成句，或化用《诗经》的诗句。下面着力谈一下《诗经》对魏晋时期诗人曹操和陶渊明的影响。

一、《诗经》对曹操的文学作品的影响

曹操四言诗今存八首，从题材内容看，主要有述志、纪事、咏史三类。读其诗歌，可以发现从形式上、现实主义艺术手法上到比兴手法的应用上多受《诗经》影响。

1　形式上的借鉴。《诗经》在形式上多数是四言句，可算是四言诗之滥觞。曹操四言诗从形式上看仍保留着《诗经》中二句一行、四句一节的章法。曹操四言诗还借用了《诗经》中的成句，化句为用。如《短歌行》其二，引用了《诗经・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和《诗经・小雅・鹿鸣》“哟哟鹿鸣，食野之萍”，表达了曹操招纳贤士的迫切心情。

2　借鉴《诗经》中的艺术表现手法。曹操的四言诗之所以能在汉末诗坛上令人耳目一新，是因为其内容上的深刻新警，是《诗经》直面现实的创作精神的体现。如《观沧海》：东临碣石，以现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建安十二年(207)，曹操率领大军征伐当时东北方的大患乌桓。这是曹操统一北方大业中的一次重要战争。远征途中，他写下了乐府歌辞《步出夏门行》(属于《相和歌-瑟调曲》)。这一组诗包括五个部分，其有中《观沧海》、《龟虽寿》。写出曹操北征乌桓时的体验及复杂心态，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奋发进取，立志统一国家的伟大抱负和壮阔胸襟。曹操咏史诗紧密联系自己的现实体验，从现实出发，以咏古人方式写己心，这就是曹操咏史的基本特点。

3　曹操的四言诗还借鉴了比兴的手法。比兴的运用，《诗经》可称之为典范，曹操四言诗亦多用比兴。《短歌行》中大量使用比兴手法：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哟哟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全诗从感慨人生不永恒这一主题入手，强调时不我待，末两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点明主旨在求贤。诗中比兴既多且生动，使全诗韵味深长。从“譬如朝露”到“山不厌高，海不厌深”，比喻精妙，含义深广，形象性强，使全诗洋溢着动人的基调。

二、《诗经》对陶渊明诗文的影响

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道：“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在《与子俨等疏》中云：“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这都表明陶渊明是非常喜欢读书的。他在《饮酒》(十六)中又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六经”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可见，“诗三百”是在陶渊明的开卷之列的。那么好读书、善作诗的陶渊明从我国这部古老的诗歌总集中汲取养分就不难理解了。下面试就《诗经》对陶渊明创作的影响作一简要的归纳。

1　《诗经》在陶渊明作品中的呈现

陶作中，直接引用《诗经》原句处不多，仅见一处，《与子俨等疏》的篇末：“《诗》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出自《诗经?小雅?车》)。还有把《诗经》句子“改造”过运用到作品中的几处，比如《拟古九首》(之三)：“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诗经?邶风?柏舟》为“我心匪石，不可转也”。)又如，《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所以战战兢兢若履深薄云尔。”(《诗经?小雅?小》为“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陶渊明作品中化用《诗经*诗句，借用其意(包括词意和篇意)者较为多见。陶作《归去来兮辞》：“复驾言兮焉求?”驾言，代指出游。《诗经?邶风?泉水》：“驾言出游。”

2　在题材方面，《诗经》对陶渊明创作的影响

曹操的诗篇3

关键词：曹操，游仙诗，政治雄心

Abstract：We can read political ambition abasing on some intensive images in Cao Cao's immortal poems. Cao Cao's immortal poems contain the sustenance of the health and longevity, for Cao Cao was eager to have more energy, more life time so as to creat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his clan and fulfill his political ambition of establishing his reputation as well. Therefore, he wrote these feelings into his immortal poems through many images which are full of political implication.

Keywords：Cao Cao，immortal poems，political ambition

中图分类号：D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曹操架空汉帝、曹氏专权的“无君之心”，也是一种“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的政治雄心。这种雄心，在他的游仙诗中亦多有鲜明体现。如《气出唱》三首：

驾六龙，乘风而行。行四海外，路下之八邦。历登高山临谿谷，乘云而行，行四海外。东到泰山，仙人玉女，下来翱遊；骖驾六龙饮玉浆。河水尽，不东流。解愁腹，饮玉浆，奉持行。东到蓬莱山，上至天之门。玉阙下，引见得入，赤松相对。四面顾望，视正焜煌。开王心正兴，其气百道至。传告无穷闭其口，但当愛气寿万年。东到海，与天连。神仙之道，出窈入冥，常当专之。心恬澹，无所愒欲，闭门坐自守，天与期气。愿得神之人，乘驾云车，骖驾白鹿，上到天之门，来赐神之药。跪受之，敬神齐。当如此，道自来。其一

华阴山，自以为大，高百丈，浮云为之盖。仙人欲来，出随风，列之雨。吹我洞箫，鼓瑟琴，何訚訚！酒与歌戏，今日相乐诚为乐。玉女起，起舞移数时，鼓吹一何嘈嘈。从西北来时，仙道多驾烟，乘云驾龙，郁何蓩蓩。遨遊八极，乃到昆仑之山，西王母侧，神仙金止玉亭。来者为谁？赤松王乔，乃德旋之门。乐共饮食到黄昏，多驾合坐，万岁长，宜子孙。其二

遊君山，甚为真，磪砟硌，尔自为神。乃到王母台，金阶玉为堂，芝草生殿旁。东西厢，客满堂。主人当行觞，坐者长寿遽何央，长乐甫始宜孙子。常愿主人增年，与天相守。其三[1]1-2[作者简介：周育顺（1983～），男，天津人，天津国际商务学校教师。

①“开王心正兴”原作“开玉心正兴”，“玉”为西方小星，与文意不合（泰山在东方，开、心二星亦为东方大星），此依底本校记改为“王”：天王星为东方大星，“王”合文意。]①

“驾六龙……行四海外”落笔开势即道出克险阻，平天下的抱负。《易·乾》：“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 [2]17此言“圣人以时乘此六龙，将以御天下也。云行雨施，就圣人言之，政教如云之行，恩泽如雨之施，天下自无不平也。”[3]10通明古学的曹操定然深谙其义。他以此开篇，把翻越险阻、一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写得壮怀激阔、大气磅礴。

再看“开王心正兴，其气百道至”。《易·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2]37《汉书·天文志》：“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 [4]1273，可见，汉代为政者看来，星象与政治的关联至为紧密。曹操亦常用占星之法指导军政大事，其《兵法》“太白已出高，贼鱼入人境，可击必胜，去勿追，虽见其利，必有后害” [1]70之语，即见其对占星以应人事的相信与熟习。下面我们进一步具体分析开、王、心三星对应了哪些人间政事。开，即岁星。[5]4287岁星，即德星、景星。《史记·天官书》：“天精而见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状无常，常出于有道之国。”张守节《正义》：“（景星）见则人君有德明圣之庆也。”又《武帝纪》：“陛下建汉家封禅，天其报德星云。”司马贞《索引》：“德星，岁星也。岁星所在有福，故曰德星也。” [6]184此为开星政治象征意义。再看王星、心星。王，天王星；心，心星。《史记·天官书》：“东宫，苍龙，房、心。心为明堂，大星天王，前后星子属。”司马贞《索隐》引《春秋说题辞》：“房、心为明堂，天王布政之宫。” [6]446《晋书•天文志》记：“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为大辰，主天下之赏罚。天下变动，心星见，祥。星明大，天下同。前星为太子，后星为庶子。” [7]300此为王、心二星政治象征意义之一。《史记·天官书》又记：“宋、郑之疆，候在岁星，占于房、心。” [6]460《汉书·地理志》：“宋地，房、心之分野也。今之沛、梁、楚、山阳、济阴、东平及东郡之须昌、寿张，皆宋分也。” [4]1663[②按，此处“寿张”当为“寿良”。西汉时的寿良，在东汉光武帝时改曰寿张，此当系《汉书》编著、誊抄者惯性思维之误。]②无论是东周时的宋国、郑国，还是汉代的沛国、梁国、楚国、山阳、济阴、东平、须昌、寿良（寿张），都大抵位于豫州、兖州、徐州境内[⑧查《后汉书·郡国志》，西汉沛国、梁国在东汉均属于豫州，西汉山阳、济阴、东平、须昌、寿良在东汉均属于兖州，西汉楚国在东汉改为彭城国，属于徐州。]⑧，这块包括了曹操的家乡（沛国谯县）、政权中心（豫州、兖州）和重要辖地（徐州）的地区，按照十二度星象划分法恰恰“候在岁星，占于房、心”。此为王、心二星政治象征意义之二。曹操诗中，具有这般象征意义的开王心星，灿烂光芒都照在殿中的曹操身上：足见其希求治国有成，建功创业以兴曹氏之雄心。

该诗涉及的仙人包括赤松子、西王母、德星君、旋星君、南门星君[③ “乃德旋之门”：“乃”是然后的意思；“之”是与，和的意思。德、旋、门分别代表德星君、旋星君、南门星君。]③。赤松子。《列仙传》：赤松子，神农时雨师，服水玉，教神农。[8]1328神农氏，三皇之一，赤松为“神农时雨师”，“教神农”，可见他与安治天下之关联。西王母。传说西王母所作《授黄帝符》言：“太一在前，天一备后。得兵契信，战则克矣。” [9]114可见，西王母与帝王征伐之相关。德星君。前文已述，不再赘言。旋星君。《史记·天官书》：“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 [6] 445七政，此当为日、月以及金、木、水、火、土五星。[10]370“七政星明，其国昌” [7]291旋星之于政齐国治，有重要作用。南门星君。《史记·天官书》正义：“南门二星，在库楼南天之外门。占明则氐羌贡；暗则诸夷叛。” [6] 446可见，三位星君都与政治相关。

又如曹操《陌上桑》乐府：

驾虹霓，乘赤云，登彼九疑历玉门。济天汉，至昆仑，见西王母，谒东君。交赤松，及羡门，受要秘道愛精神。食芝英，饮醴泉，拄杖枝佩秋兰。绝人事，遊浑元，若疾风遊欻飘飘，景未移，行数千。寿如南山不忘愆。[1] 4-5

九疑。《山海经》曰：南方苍梧之川，其中有九疑山焉，舜之所葬。蔡邕《九疑山碑》曰：岩岩九疑，峻极于天，触石肤合，兴播建云，时风嘉雨，浸润下民，芒芒南土，实赖厥勋。逮于虞舜，圣德光明，克谐顽傲，以孝蒸蒸……遂葬九疑，解体而升，登此崔嵬，讬灵神仙。[8] 140“触石肤合”至“以孝蒸蒸”数句，见曹操怀如虞舜治国有成之心。东君，即东皇公。《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越王曰：‘寡人被辱怀忧，内惭朝臣，外愧诸侯，中心迷惑，精神空虚。虽有九术，安能知之？’大夫种曰：‘夫九术者，汤、文得之以王，桓、穆得之以霸。其攻城取邑，易于脱履。愿大王览之。’种曰：‘一曰尊天事鬼以求其福；二曰……’……乃行第一术，立东郊以祭阳，名曰东皇公。立西郊以祭阴，名曰西王母。” [11] 346-348见曹操希求征伐得胜之心。羡门，传说中的神仙。《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 [6]106见曹操欲效始皇建立伟业之意。

曹操游仙诗的游仙表象和入世实质是浑然统一的：曹操的游仙诗寄托着对健康长寿的希求，而曹操希求健康长寿，很大程度上是想拥有更旺盛的精力、更充裕的时间，进一步实现他为曹氏江山开创基业、建立名誉的政治抱负，正如他激情呐喊的：“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因此，他将这些情怀，通过极具政治寓意的众多意象，在游仙诗中极为密集地透射出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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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曹操的诗篇4

论文摘要：“三曹”是建安时期的重要作家。与七子互相辉映。彪炳文坛。曹氏父子创作了大量乐府诗，并且注重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这反映了长期以来在经学束缚下文人思想的大解放。曹氏父子的身份地位和皇室生活的经历对他们文学思想之形成有重要作用父子三人均爱好乐府诗，并且创作了大量的乐府诗歌。曹操反对虚而不实的“浮华”风气。在创作过程中尚通脱、尚实、务尽。

    一、背景出身及当时社会创作风气

    曹操(155-220 )，东汉末年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本姓夏侯，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谁郡(今安徽毫县)人，出生于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长子。因其父曹篙乃是中常侍曹腾之养子，故改姓曹。亦因这种关系，曹操自幼便有机会接触官宦子弟。日后的劲敌袁绍亦是曹操年少时朋友。曹操身长七尺，细眼长须。自幼放荡不羁，但很有才华，又足智多谋，善于随机应变。当年，汝南有个善于评论人物的名士，叫许助，评论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初平三年，董卓为王允、吕布所杀。而二人又被卓部下李催、郭祀所逐。献帝乘乱与一帮大臣逃出长安，但被李、郭二人所追捕。而曹操接受荀或、程显建议，迎接献帝至许昌。时为公元196年，曹操四十二岁，从此曹操便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进位为魏王。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逝，享年六十六岁。翌年(221)，操子曹巫篡汉，建国号魏。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逐渐从经学的束缚之中解脱出来，正统观念开始淡化，思想出现了活跃的局面，深受两汉经学影响的士人们僵化了的内心世界让位于一个感情细腻的世界。重个性、重欲望、重感情，强烈的生命意识成了建安士人内心生活的中心。随之而来的是文学成了感情生活的组成部分。它自然而然地失去了政教目的，失去了经学附庸的地位。士人们经过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才逐渐从麻木之中清醒过来，不再忠于一朝，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名士择良君而仕，有的人中间曾经变换几个主子。比如王架，起初是依附荆州刘表，后来归属曹操，成了建安七子之一，一生随曹操南征北战，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同时也留下了不少的军事题材的诗歌。如著名的《从军诗》5首、《初征赋》等。曹操面对士人原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逐渐解构的现实，提取揉合儒道法等各种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形成了自己的实用理性，这不仅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觉醒”，同时也开启了文学的自觉，为诗文灌注了鲜明的个人特色，从而构建了曹操诗歌慷慨悲凉、阔大豪奇的审美境界。

    《乐府诗集》中收录曹操诗共21首，其中包括《气出唱(一作“倡”)三首》、((精列》、《度关山》、《燕露》、《篙里》、《对酒》、《陌上桑》、《短歌行三首》、《苦寒行二首》、《塘上行》、《秋胡行二首》、《善哉行二首》、《步出夏门行》、《却东西门行》。这些诗歌分属于相和曲中的相和、清调、瑟调三曲。根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收集，其中《善哉行》(残句)、《董一卓歌辞))(“卓”当为“逃”之误)、《谣俗辞》、《有南篇》(残句)、《饮马长城窟行》(残句，6首)，为《乐府诗集》未收作品。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至武帝定效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从这段话我们不汉知道乐府被立于汉武帝之时，而且知道了乐府与诗歌的关系，诗的语言形式再加上乐府的曲调，便成了可以歌颂的形式了。又据《汉书·艺文志》:“自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李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祀，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这是文学史上所记载的较早的文人做乐府诗。从这段话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文人乐府诗的产生，与“新声”或“新声曲”的关系极为密切。这种“新声”是配辞而唱的乐曲，其曲牌就是后来的乐府常用的诗题。

    二、曹操的乐府情结与反映真实情感作品的创作

    自武帝立“采诗夜诵”的乐府机关后，整个西汉时期的乐府，由《效祀歌》、《房中歌》、《饶歌》三大类构成，至东汉明帝时，乐府被定为“四品乐”并且经常在宫中演奏。另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与裴松之注引《曹瞒传》及郭颂《世语》等之记载可知，曹操为宦官曹篙义子，自小生活于皇宫中的曹操，自然在很小的时候，就受这种音乐的熏染和影响，自然对这些音乐会很感兴趣。再看《宋书》卷二十一《乐三》的一则记载:，’(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一代袅雄，魏武帝曹操对《但歌》四曲是非常喜欢的。

    这些在皇宫内经常被演奏的乐府诗，是东汉皇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幼生活于东汉皇宫内的曹操，不但从小耳濡目染这些音乐，而且这种透露着王者气势的音乐对“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的曹操有极大的吸引力。这种音乐所蕴涵的气概，正是曹操倾其一生所努力追求的。曹操的“仿效乐府”，表达了他对王权的向往与努力追求，历史地成了曹操难以割舍的乐府情结。在《短歌行》、《对酒》、《气出唱》、《步出夏门行》v露》等诗中，表现了曹操古直悲凉，胸有大志、慷慨激昂的气度。请看其《步出夏门行·观沧海》一诗，以雄健豪迈之笔，对大海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气魄，进行了生动形象的描绘，实际土曹公是借大海来抒发自已博大的胸襟，读之令人回肠荡气，感慨万千。一代袅雄的博大气概尽在其中。

    曹操诗歌，有不少是“歌以言志”的，多借助乐府歌辞以抒发自己的抱负。兹可举出数例:

        歌以言志，晨上散关山。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歌以言志，我居昆仑山。

        歌以言志，愿登太华山。歌以言志，天地何长久。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以上见其《秋胡行》)

还有《步出夏门行》中的“幸甚至哉，歌以言志”均出现了“歌以言志”四字，这充分说明了曹操借乐府歌辞以抒大志的文学思想。再看《三国志·魏志》卷一《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云:

        (太祖曹操)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 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还有《诗品序》云:

        三祖(指魏武帝太祖曹操、魏文帝高祖曹王、魏明帝烈祖曹春)之辞，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曹操善于以乐府旧题写时事，以抒己志。除了抒发自己要建功立业的伟大志向之外，曹操也有不少诗歌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如《秋胡行》:

        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四时更逝去，昼夜    以成岁。大人在先天，而天弗违。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痴。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秋胡行》)

又如《短歌行》第一首云: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补，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令。哟哟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吁，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鹤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在这二首诗里，抒发了诗人深沉的“忧伤”。慨叹“去日苦多”而贤才未至，功业未建，治世难待。诗的末尾托周公以喻志。

    曹操的不少诗唱出现实生活中的苦和乐。在《气出唱》中有“解腹愁，饮玉浆”。在《短歌行》中有“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露行》中有“瞻彼洛城郭，微子为悲伤”。《篙里》中有‘性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苦寒行》中有“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塘上行》中的“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

    在曹操诗歌创作中，表达欢乐之情的也为数不少。如《气出唱》第二首:“酒与歌戏，今日相乐诚为乐。”《秋胡行》第二首:“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善哉行》第三首:“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弦歌感人肠，四坐皆欢悦。”

    这些诗歌创作，无论是叙悲伤，还是言欢乐，都表现了曹操重视内心真实感情的抒发，不虚伪，不做作，所以读起来给人以真实的感觉。人生活在世上，不可能不存在喜怒哀乐等各种感情，曹操就是把这些真性情通过诗歌创作给抒发了出来，表现了人的合理的感情和欲望。正是人性获得解放的标志。正所谓“尚通脱者”也，这种风尚是“人的自觉”的产物，士人从经学束缚中解脱出来，发现了自我，发现了感情、欲望、个性。通脱，正是这种自我发现在行为上的反映。裴松之引《曹瞒传》，说曹操:

        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纺，身自佩小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恰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情。其轻易如此!

这些都是纯任性情的自然发作，不加任何掩饰，看不到礼的任何约束的痕迹。至于曹王要部下在王聚墓前学一声驴鸣，为集送行;称衡的脱了衣服在庙堂之上击鼓;南荆的三雅之爵，河朔的避暑之饮，等等。全都是不受任何礼法的约束，情有雅俗，性有善恶的表现。

    三、《文心雕龙》对曹操文学思想的评价

《文心雕龙》中论及曹操文学思想的有以下几处:

        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趁实，求其靡丽，未足美矣。

“为表不过三让’，见曹操《上书让增封》:“无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是用忧结，比章归闻，天兹慈无已，未即听许。臣虽不敏，犹知让不过三。所以仍布腹心，至于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赏，下为臣身免于苟取。”其  目的是为了功赏实事求是。反对“浮华”是曹操的一贯主张。路粹《为曹公与孔融书》称曹操:“抚善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征，计有余矣。”孔融因为与称衡等人搞“浮华交会”、以虚乱实而被曹操杀掉。“浮华交会”，是汉末士风的一大特点。“浮华交会”就是指朋友、生徒之交游聚会时“合党连群”，用浮游无根，华而不实之词或于品题人物时“互相褒叹”(如孔融与称衡的相互吹捧)，或在清议时事时胡乱攻评。曹操认为，孔融就是“浮华”之风的典型代表。曹操在写作实践中也是反对浮华的，他写的命令文告，都是有什么说什么，不掩饰不含糊，大胆真实。东汉末年，在写作上已经存在内容陈旧、词藻过胜的现象。对此，曹操的文学主张有革新的意义。当时的碑铭，有不少是谈墓之作。蔡琶是很善于写墓铭的，他说:“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续汉书》)为了抵制碑铭文之华而不实之风，曹操于建安十年下令“禁厚葬”，“禁立碑”。曹巫在《典论·论文》中主张“铭诛尚实”之说，即与曹操相同。

        《文心雕龙·诏策》篇云:“戒救为文，实诏之切者……魏武称:‘作戒软，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晓治要矣。”，

“戒救”是皇帝诏策中的一种文体。曹操深知这种文体的特点，为了充分发挥戒救为政治服务的功能，保证它的切实可行性，故在论述其写作时说，戒救要有很强的针对性，即要求针对具体的人和事而发，且其态度应当十分鲜明，当“依”则“依”，当“违”则“违”，不能“首鼠两端”，模棱两可，含糊其词。

    《文心雕龙·章句篇》云:

        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外。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

“兮”字为语气助词，有声无义，曹操不好用之。考曹操所存诗赋，无用“兮”字者。这里，实际上“兮”字是可有可无的，加上与去掉并不影响文义的完整表达。曹操是尚简尚实的，所以反对这种用法。曹操不仅为人“简易”，为文也“简约严明”(见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反对“烦富”和“陈词滥调”。他在《孙子序》中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而但世人未之深明此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曹公的“反对烦富”的文学思想于此可见一斑。

    《文心雕龙·事类》云:

        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才为盟主，学为辅位，主佐和德，文采必霸;才学偏狭，虽美少功……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然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    知所出。”斯则寡闻之病也。

这段话反映了曹操的反对模仿因袭，主张创新的文学思想。曹操批评张范为人欲学邮原而为文专拾掇崔、杜。其结果是:“造之者富，随之者贫”—有创造性的人富有，跟着走的人贫穷。俗话说“吃别人嚼过的摸没味道”，也是这个意思。它集中表现了曹操重创造轻因循，为文重学问广见闻的文学思想。

    又如《章句》云:

        贾谊、枚乘，两竟辄易。刘欲、担谭，百句不迁。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资。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观彼制韵，志同枚贾，然两句辄易，则声韵微嫌。

这段话反映了曹操反对写作诗赋一韵到底的文学思想。这一主张，亦为五言和七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指明了方向。最早的一批文人七言诗，多是一韵到底的。一韵有尽而换韵可致无穷。如此，就能增大诗体的容量即表现力。

    再如《养气》云:

        至如仲任置观以综述，叔通怀笔以专业，既    暄之以岁序，又煎之以日时，是以曹公惧为文之伤命，陆云叹用思之困神，非虚谈也。

曹操的诗篇5

曹操(155-220)，东汉末年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本姓夏侯，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谁郡(今安徽毫县)人，出生于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长子。因其父曹篙乃是中常侍曹腾之养子，故改姓曹。亦因这种关系，曹操自幼便有机会接触官宦子弟。日后的劲敌袁绍亦是曹操年少时朋友。曹操身长七尺，细眼长须。自幼放荡不羁，但很有才华，又足智多谋，善于随机应变。当年，汝南有个善于评论人物的名士，叫许助，评论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初平三年，董卓为王允、吕布所杀。而二人又被卓部下李催、郭祀所逐。献帝乘乱与一帮大臣逃出长安，但被李、郭二人所追捕。而曹操接受荀或、程显建议，迎接献帝至许昌。时为公元196年，曹操四十二岁，从此曹操便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进位为魏王。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逝，享年六十六岁。翌年(221)，操子曹巫篡汉，建国号魏。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逐渐从经学的束缚之中解脱出来，正统观念开始淡化，思想出现了活跃的局面，深受两汉经学影响的士人们僵化了的内心世界让位于一个感情细腻的世界。重个性、重欲望、重感情，强烈的生命意识成了建安士人内心生活的中心。随之而来的是文学成了感情生活的组成部分。它自然而然地失去了政教目的，失去了经学附庸的地位。士人们经过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才逐渐从麻木之中清醒过来，不再忠于一朝，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名士择良君而仕，有的人中间曾经变换几个主子。比如王架，起初是依附荆州刘表，后来归属曹操，成了建安七子之一，一生随曹操南征北战，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同时也留下了不少的军事题材的诗歌。如著名的《从军诗》5首、《初征赋》等。曹操面对士人原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逐渐解构的现实，提取揉合儒道法等各种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形成了自己的实用理性，这不仅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觉醒”，同时也开启了文学的自觉，为诗文灌注了鲜明的个人特色，从而构建了曹操诗歌慷慨悲凉、阔大豪奇的审美境界。

《乐府诗集》中收录曹操诗共21首，其中包括《气出唱(一作“倡”)三首》、((精列》、《度关山》、《燕露》、《篙里》、《对酒》、《陌上桑》、《短歌行三首》、《苦寒行二首》、《塘上行》、《秋胡行二首》、《善哉行二首》、《步出夏门行》、《却东西门行》。这些诗歌分属于相和曲中的相和、清调、瑟调三曲。根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收集，其中《善哉行》(残句)、《董一卓歌辞))(“卓”当为“逃”之误)、《谣俗辞》、《有南篇》(残句)、《饮马长城窟行》(残句，6首)，为《乐府诗集》未收作品。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至武帝定效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从这段话我们不汉知道乐府被立于汉武帝之时，而且知道了乐府与诗歌的关系，诗的语言形式再加上乐府的曲调，便成了可以歌颂的形式了。又据《汉书?艺文志》:“自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李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祀，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这是文学史上所记载的较早的文人做乐府诗。从这段话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文人乐府诗的产生，与“新声”或“新声曲”的关系极为密切。这种“新声”是配辞而唱的乐曲，其曲牌就是后来的乐府常用的诗题。

二、曹操的乐府情结与反映真实情感作品的创作

自武帝立“采诗夜诵”的乐府机关后，整个西汉时期的乐府，由《效祀歌》、《房中歌》、《饶歌》三大类构成，至东汉明帝时，乐府被定为“四品乐”并且经常在宫中演奏。另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与裴松之注引《曹瞒传》及郭颂《世语》等之记载可知，曹操为宦官曹篙义子，自小生活于皇宫中的曹操，自然在很小的时候，就受这种音乐的熏染和影响，自然对这些音乐会很感兴趣。再看《宋书》卷二十一《乐三》的一则记载:，’(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一代袅雄，魏武帝曹操对《但歌》四曲是非常喜欢的。

这些在皇宫内经常被演奏的乐府诗，是东汉皇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幼生活于东汉皇宫内的曹操，不但从小耳濡目染这些音乐，而且这种透露着王者气势的音乐对“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的曹操有极大的吸引力。这种音乐所蕴涵的气概，正是曹操倾其一生所努力追求的。曹操的“仿效乐府”，表达了他对王权的向往与努力追求，历史地成了曹操难以割舍的乐府情结。在《短歌行》、《对酒》、《气出唱》、《步出夏门行》v露》等诗中，表现了曹操古直悲凉，胸有大志、慷慨激昂的气度。请看其《步出夏门行?观沧海》一诗，以雄健豪迈之笔，对大海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气魄，进行了生动形象的描绘，实际土曹公是借大海来抒发自已博大的胸襟，读之令人回肠荡气，感慨万千。一代袅雄的博大气概尽在其中。

曹操诗歌，有不少是“歌以言志”的，多借助乐府歌辞以抒发自己的抱负。兹可举出数例:

歌以言志，晨上散关山。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歌以言志，我居昆仑山。

歌以言志，愿登太华山。歌以言志，天地何长久。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以上见其《秋胡行》)

还有《步出夏门行》中的“幸甚至哉，歌以言志”均出现了“歌以言志”四字，这充分说明了曹操借乐府歌辞以抒大志的文学思想。再看《三国志?魏志》卷一《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云:

(太祖曹操)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还有《诗品序》云:

三祖(指魏武帝太祖曹操、魏文帝高祖曹王、魏明帝烈祖曹春)之辞，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曹操善于以乐府旧题写时事，以抒己志。除了抒发自己要建功立业的伟大志向之外，曹操也有不少诗歌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如《秋胡行》:

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大人在先天，而天弗违。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痴。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秋胡行》)

又如《短歌行》第一首云: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补，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令。哟哟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吁，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鹤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在这二首诗里，抒发了诗人深沉的“忧伤”。慨叹“去日苦多”而贤才未至，功业未建，治世难待。诗的末尾托周公以喻志。

曹操的不少诗唱出现实生活中的苦和乐。在《气出唱》中有“解腹愁，饮玉浆”。在《短歌行》中有“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露行》中有“瞻彼洛城郭，微子为悲伤”。《篙里》中有‘性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苦寒行》中有“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塘上行》中的“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

在曹操诗歌创作中，表达欢乐之情的也为数不少。如《气出唱》第二首:“酒与歌戏，今日相乐诚为乐。”《秋胡行》第二首:“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善哉行》第三首:“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弦歌感人肠，四坐皆欢悦。”

这些诗歌创作，无论是叙悲伤，还是言欢乐，都表现了曹操重视内心真实感情的抒发，不虚伪，不做作，所以读起来给人以真实的感觉。人生活在世上，不可能不存在喜怒哀乐等各种感情，曹操就是把这些真性情通过诗歌创作给抒发了出来，表现了人的合理的感情和欲望。正是人性获得解放的标志。正所谓“尚通脱者”也，这种风尚是“人的自觉”的产物，士人从经学束缚中解脱出来，发现了自我，发现了感情、欲望、个性。通脱，正是这种自我发现在行为上的反映。裴松之引《曹瞒传》，说曹操:

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纺，身自佩小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恰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情。其轻易如此!

这些都是纯任性情的自然发作，不加任何掩饰，看不到礼的任何约束的痕迹。至于曹王要部下在王聚墓前学一声驴鸣，为集送行;称衡的脱了衣服在庙堂之上击鼓;南荆的三雅之爵，河朔的避暑之饮，等等。全都是不受任何礼法的约束，情有雅俗，性有善恶的表现。

三、《文心雕龙》对曹操文学思想的评价

《文心雕龙》中论及曹操文学思想的有以下几处:

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趁实，求其靡丽，未足美矣。

“为表不过三让’，见曹操《上书让增封》:“无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是用忧结，比章归闻，天兹慈无已，未即听许。臣虽不敏，犹知让不过三。所以仍布腹心，至于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赏，下为臣身免于苟取。”其目的是为了功赏实事求是。反对“浮华”是曹操的一贯主张。路粹《为曹公与孔融书》称曹操:“抚善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征，计有余矣。”孔融因为与称衡等人搞“浮华交会”、以虚乱实而被曹操杀掉。“浮华交会”，是汉末士风的一大特点。“浮华交会”就是指朋友、生徒之交游聚会时“合党连群”，用浮游无根，华而不实之词或于品题人物时“互相褒叹”(如孔融与称衡的相互吹捧)，或在清议时事时胡乱攻评。曹操认为，孔融就是“浮华”之风的典型代表。曹操在写作实践中也是反对浮华的，他写的命令文告，都是有什么说什么，不掩饰不含糊，大胆真实。东汉末年，在写作上已经存在内容陈旧、词藻过胜的现象。对此，曹操的文学主张有革新的意义。当时的碑铭，有不少是谈墓之作。蔡琶是很善于写墓铭的，他说:“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续汉书》)为了抵制碑铭文之华而不实之风，曹操于建安十年下令“禁厚葬”，“禁立碑”。曹巫在《典论?论文》中主张“铭诛尚实”之说，即与曹操相同。

《文心雕龙?诏策》篇云:“戒救为文，实诏之切者……魏武称:‘作戒软，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晓治要矣。”，“戒救”是皇帝诏策中的一种文体。曹操深知这种文体的特点，为了充分发挥戒救为政治服务的功能，保证它的切实可行性，故在论述其写作时说，戒救要有很强的针对性，即要求针对具体的人和事而发，且其态度应当十分鲜明，当“依”则“依”，当“违”则“违”，不能“首鼠两端”，模棱两可，含糊其词。

《文心雕龙?章句篇》云:

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外。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

“兮”字为语气助词，有声无义，曹操不好用之。考曹操所存诗赋，无用“兮”字者。这里，实际上“兮”字是可有可无的，加上与去掉并不影响文义的完整表达。曹操是尚简尚实的，所以反对这种用法。曹操不仅为人“简易”，为文也“简约严明”(见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反对“烦富”和“陈词滥调”。他在《孙子序》中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而但世人未之深明此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曹公的“反对烦富”的文学思想于此可见一斑。

《文心雕龙?事类》云:

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才为盟主，学为辅位，主佐和德，文采必霸;才学偏狭，虽美少功……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然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知所出。”斯则寡闻之病也。

这段话反映了曹操的反对模仿因袭，主张创新的文学思想。曹操批评张范为人欲学邮原而为文专拾掇崔、杜。其结果是:“造之者富，随之者贫”—有创造性的人富有，跟着走的人贫穷。俗话说“吃别人嚼过的摸没味道”，也是这个意思。它集中表现了曹操重创造轻因循，为文重学问广见闻的文学思想。新晨

又如《章句》云:

贾谊、枚乘，两竟辄易。刘欲、担谭，百句不迁。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资。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观彼制韵，志同枚贾，然两句辄易，则声韵微嫌。

这段话反映了曹操反对写作诗赋一韵到底的文学思想。这一主张，亦为五言和七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指明了方向。最早的一批文人七言诗，多是一韵到底的。一韵有尽而换韵可致无穷。如此，就能增大诗体的容量即表现力。

再如《养气》云:

至如仲任置观以综述，叔通怀笔以专业，既暄之以岁序，又煎之以日时，是以曹公惧为文之伤命，陆云叹用思之困神，非虚谈也。

曹操的诗篇6

【关键词】曹操;诗文;广告天下

东汉末年,汉室衰微,社会动荡,群雄而起。曹操一个少时不务正业“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又“姿貌短小”的宦官之后,最后却能在乱世中力败群雄,统一了北方,结束全国混战、动荡的局面,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

曹操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他能广纳天下贤才,有志之士投之麾下,和他一起共创大业。曹操的诗文,就是广告天下的最佳传媒。

曹操,字孟德,沛国谯县(安徽亳县)人。曹操的祖父曹腾,是东汉的宦官,历仕安、顺、质、桓四帝,做到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曹腾的养子曹蒿,即曹操的父亲,不知其究为谁家子,或者说是夏侯氏之子,为夏侯的叔父。由于曹嵩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所以很容易就做到司隶校尉、大司农等大官,在灵帝时,又“货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尽管曹操有着这样显赫权势的家庭,他却有着深深的自卑。宦官在当时社会上是被人歧视的,跟何况自己的父亲还是宦官的养子,是“阉竖之后”,父亲的买官曾被袁绍骂他是“因脏买位”的后代,他又“资貌短小”,更被人瞧不起,所以,儿时的曹操曾一度不务正业“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 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耳闻目睹外戚与宦官之间的倾轧争夺、官场上个人争斗的成败、社会的动荡和政治的黑暗,他不再沉溺与飞鹰走狗的生活,开始发奋读书,关心政治,涉足社会、特别是在他十四五岁时,窦武、陈蕃、杜密等人被宦官所杀害,对他的震动很大。他预感乱世降至,他要在乱世中干一番大事业,让人对他刮目相看。

东汉尚名节,以名取士,清人赵翼所云:“驯至东汉,其风益盛。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苛难,遂成风俗。”民间对名士的学问、德行是为楷模,对他们异常敬慕,所以士人求名之风大兴。曹操就是深知扬名的重要,在他未入仕途时就广交名士,以此扬名。青年时期的曹操为实现自己的治世理想特注重结交名士,这样既取其所长,还可借以让别人了解自己,提高自己的名声,扩大自己的影响,以取得“名士效应”。曹操却与南阳以狭义出名的名士南阳以狭义出名的名士何频频交往,谈百家,论《诗经》,讲兵法,分析评论现实斗争、党锢之祸,表现出渊博的学识和济世之才。为此得到了何“汉室将亡,安天下者,定为此人”的评价。此后,曹操在士人中的名声大振。

曹操深知自己宦官家庭的出身为广大士人所蔑视,加之自己曾一度“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因而就更要注意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二十岁的曹操出任洛阳北部尉,正式步入仕途。当时的洛阳治安情况很差,曹操上任的首件事,就是杀了灵帝宠臣宦官蹇硕的叔父,使得洛阳城的治安状况大为好转。之后任济南国相国,调查了解了依附权贵,上下勾结、贪赃枉法,鱼肉乡里的地方豪强后,上书朝廷,一举将县令、长罢免了八个。于是政教大行,“一郡清平”。此后又禁淫祀当时一些商人地主违规大建祠庙,装神弄鬼,大搞摊派,诈取百姓钱财。曹操一举将其毁掉,并禁令。曹操的罢贪官、禁淫祀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和肯定。曹操也因此扬名。黄巾起义爆发后,曹操由议郎升任骑都尉,和皇甫蒿、朱y一起镇压起义,由于镇压起义有功,当年又升任济南(山东济南市东)相。董卓专权时,曹操也参与了讨伐董卓的战斗。这时曹操兵力是单薄的。初平三年(公元192年),青州(山东临淄北)黄巾军百万人进攻兖州,兖州牧刘岱战死,曹操继领兖州牧,打败黄巾,“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万余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自得青州兵后,曹操的兵力才日益强大。此后的曹操曹操广纳天下贤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利用诗文广告天下,宣传他的政治理想,他的治世方针,他对人才的渴求,也以此让世人了解他的思想、他的感情。他要向世人展示自己的才华、自己的人格魅力和雄心壮志,以吸引天下人才,成就统一天下的伟业。

据史书记载:曹操“御军三十年,……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可见曹操诗作应该很多,可是由于历史原因,曹操的诗作仅存20余首。曹操诗歌的思想内容可分为几个方面:

1、用史诗般的笔法真实地记录描写了东汉末年社会离乱、群雄逐鹿、人民颠簸流离的悲惨社会现实。如他在《薤露行》中写到:“唯汉二十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谍疆。忧郁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已亦先受秧。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汤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上。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这首诗以董卓作乱京师为描写对象,不仅形象地展示了当时的大将军何进和诸侯盟主袁绍等人的愚蠢,而且真实地再现了当时国家崩溃、社稷沦丧、人民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况。再如《蒿里行》一诗:“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遇一,念之断人肠。”写出了军阀战乱造成的人民大量死亡和社会经济受到的极大的破坏,语言苍凉,场面望之心寒,即便是铁石心肠对此也不能无动于衷,鲜明地流露出曹操伤时悯乱的恻隐情怀,表达了对生民的强烈关怀,隐含了解危于时局的责任意识。这是向世人展示他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和他对此现实的忧愤、不满、和哀伤,也流露出他反对动乱,立志重振统一国家的政治抱负。曹操诗中表达出广大人民的情感和希望,顺应了民心,也让人们在乱世群雄中认识到曹操非同一般,他能给国家、给人民带来希望。要有所作为的能人贤才,如果要干一番事业,不跟着这样的人有去跟谁呢?

2、军旅征戎之作。国家危难,人民痛不欲生。作为一个人马倥偬的军事统帅,曹操强烈反对军阀割据、社会离难,他决心削平战乱,还人民一个宁静太平的生活空间。于是他便把自己的一腔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诉诸于军事搏杀,开展了长达30年的艰苦征战,为建立一个国家统一、人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太平盛世而竭尽奋斗。反映到他的诗歌创作中,就是他的军旅征戎之作。其中的《苦寒行》、《却东西门行》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极写行军路上之艰难,读来历历在目。又如他在《却东西门行》中写道:“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这种感受,既是曹操的切身感受,又是所有在外征战拼杀的征夫和将士们所具有的。诗中忧郁的心情使他平易化,他既是统帅,也是士兵。心与众将士相通,使诗有了感染力,既鼓舞了将士的斗志,也博得了他们的爱戴。诗中描绘出山地风雪行军图,使人似见千军万马在山路上顶风冒雪勇往直前,给人以雄伟壮观的感受,同时也道出了对早日完成统一大业,功成名就的渴求,这也是全军将士的同一心愿。手捧诗卷,读来荡气回肠,感人至深。一个救民于水火,肩负国家统一大业的英雄形象跃然于纸上。

3、表达了他的政治态度和理想,以及为实现其理想思广告天下贤才。曹操是一位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政治家,他戎马拼杀的目的就在于建立一个国家统一、人民富足,政治清明,谦让有礼的美好社会,他也正是以此来感召天下贤才。在他的诗作当中,这种对美好未来的追求和积极进取的精神也得到很好的体现。其中的《短歌行》就写得慷慨激昂,悲壮有色。在这首诗中,作者虽然流露出了人生短暂、壮志难酬的丝丝遗憾,但是作者并没有因此而消沉,最后笔锋一转,就把这种失意无着的感受化作为为国家招揽人才的极度渴望之中。“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种渴望天下贤士相助的急切心情,若非有大的救国救民之抱负,是绝然不会产生的。在《龟虽寿》之中,他用乐观的精神鼓舞自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他对自己的前途和统一大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在他的诗歌里,对未来社会的美好图景,他也进行了精密设计。如《度关山》一诗:“天地间,人为贵。立君牧民,为之规则。车辙马迹,经纬四极,黜陟庸劣,黎庶繁息。于铄圣贤,总统邦域。”他认为:民是重要的,也是需要明君管理的,更是需要社会制度和法律的约束的。他要像古代明君那样,巡行四海,罢黜庸劣,任用贤能,使生民繁息,使天下国家统一。这不仅是一种开明政治制度的美好向往,也是曹操治乱兴邦的指导思想,更是他为奋斗的人生理想。他的这种理想在《对酒》诗中就描绘得更加鲜明具体:“太平时,吏不呼门”、“咸礼让,民无所事讼。三年耕有九年储,包谷满盈,斑白不负载。”“路无拾遗之私”、“囹圄空虚,冬节不断。”曹操为未来的社会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图景,这在当时动乱时期对人民来说无疑具有无穷的诱惑力和号召力,对渴望在乱世中建功立业,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能人贤才来说,无疑也具有无穷的诱惑力和号召力。

再看曹操的散文。他的散文的内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招贤纳士,唯才是举;二是治国安民,除弊革新。较之他的诗歌更加直白明确表明了他广告天下的目的。

汉末社会动荡,群雄而起,曹操初期势单力薄,要消灭群雄实现统一,确实非常需要大批能人志士为其所用。为此他打破了传统任人唯亲、以德为先的用人观念,“唯才是举”。从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到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三下《求贤令》:“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唯才是举,吾的而用之。”之后他的《举贤无需品行令》更是直白的道出德行和出生地位并不是选拔人才的关键,真正体现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但这并不代表曹操就不重德行,他只是为了早日实现他的宏图大业而对人才的使用不求德行兼备,强调不要因某方面的不足而放弃利用有特长的人才,后来到事实充分证明了曹操此举的英明。

官渡之战前,尽管袁绍较曹操强大许多,一些智能之士就因曹操的魄力和用人方针的吸引,弃袁绍而投之曹操麾下,曹操如获至宝,都非常欢迎和敬重。官渡之战后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被抓,曹操也念其是人才而不计较陈琳过去为袁绍写过讨伐他的檄文,在檄文中把曹操祖宗三代都骂了,曹操也只骂了他几句后仍用他为官。正因曹操在纳贤用人上言行一致,每次战役他都广纳一些人才,结果他的阵营是“谋士如雨,猛将如云”。很快就在乱世群雄中脱颖而出,成为佼佼者,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诗文的广告效应。

曹操在文学创作上的艺术成就,仍然受汉末名士行为的影响。不受传统的约束,高扬个体人格,率性而为。加之曹操酷爱文学,也精通声律,他深知文学与治世的作用,他对他儿子们的教育就很重视文学。他在诗文创作上都有创新,乃至文人争相效仿,形成谓之“建安风骨”的一代新风,曹氏父子也成了建安文学的领军人物。

曹操诗歌给人以悲沉遒壮的感受。这种悲壮美,成为他艺术风格的特征。曹操的“雅好慷慨”,源于可慷慨的离乱现实;它的悲情壮思,是感发于社会的“风衰俗怨”和人心思治。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雄厚而丰实的生活体验在他的诗中体现的“慨当以慷”的情怀,是自我的,也是时代的;是真实的,也是美好的,曹操诗歌语言沉郁雄健,直率质朴,其放言遣词是颇个性化的,他襟怀壮阔,丘壑在胸。声情的真切质朴、沉雄刚健,他意奋故而辞放,志深所以笔长。他的散文具有清俊、洒脱的特点。和在诗歌中一样,他的文章都是直抒胸臆,直言事理,没有虚伪的感情;语言质朴简明,没有浮华的辞藻;篇幅短小,大多在几十到百余字之间,这也充分体现出其文的实用的特点。所以才有产生共鸣的社会基础和巨大的艺术感染力量,所以才感召了大批的能人贤才投之他的麾下。

在曹操的诗文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对统一天下的事业充满着信心,胸怀雄才大略,爱才惜才,正直有情的乱世英豪。

【参考文献】

[1]郭预恒《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海出版社1998。

曹操的诗篇7

论文摘要：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文质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诗为主的诗体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曹植“一代诗宗”的诗史地位，是由曹植的四大贡献奠定的。

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这座里程碑，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然“邺中诸子，陈王最高”(皎然《诗式》)，后世言建安诗，也莫不首标曹植。然曹植诗歌的里程碑意义何在?他究竟对中国诗歌有何独特贡献?本文拟从四个方面略抒己见。

曹植诗隐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

中国诗歌发展，明显地呈现出“二源合一流”的大势走向。“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以《楚辞》、《庄子》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建安诗歌一代繁盛，正是“得《风》、《雅》、《骚》人之气骨”，二源交汇，南北合流，儒道合一的产物。唐代诗歌革新运动，标榜“汉魏风骨”，正是要恢复或再次确认这个大势走向。然建安诗人真正融二源于一流，远继《风》、《雅》、《庄》、《骚》，近承《汉乐府》与《十九首》，下开盛唐李白、杜甫诸人，得首推曹植。曹操诗21首，全为乐府诗，内容上槁目时艰，肠断民瘼，艺术上古直悲凉，通脱自然，显然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和刚健质朴的风格。曹操长于四言诗，似有《诗经》遗风，然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谓其“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吴乔的《围炉诗话》卷二也谓曹操四言诗“不受束於《三百篇》句法”。曹操的杂言诗，包括一些游仙诗，也似有《庄》、《骚》韵味，但主要还是源于汉乐府的杂言体和游仙诗。所以沈德潜《古诗源》卷五称“孟德诗犹是汉音”。曹丕诗一半以上为乐府，并且“乐府酷是本色”(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曹丕工于言情，大量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这也显然“源出于《十九首》”(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王粲为“七子之冠冕”，相比之下，他受汉乐府和《十九首》的影响较小一些，王粲存诗20首，乐府诗仅有5首，其诗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皆与《十九首》相差较远；王粲诗更多地受到诗、骚的影响，这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所说，王粲诗乃“小雅、变风之余”，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王仲宣诗出于骚”，其余“六子”存诗太少，不足论。而曹植乃“风、雅之苗裔”(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曹植自己也以“有应风雅”相标榜(《与杨德祖书》)，读曹植《送应氏》、《泰山梁甫行》、《情诗》、《门有万里客行》等，这一点，不言而自明；同时，曹植《飞龙篇》、《远游篇》等游仙诗，“与《楚辞》同意”(郭茂倩《乐府诗集》卷64)，《杂诗》六首，“原本于《离骚》”(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所以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曹子建诗出于骚”；并且，曹植诗也多乐府，“参其乐府，皆汉氏之韵”(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南国有佳人》等游子思妇诗，“全法《十九首》意象”(同上)。因此，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谓“子建之诗，隐括《风》、(傩》，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将曹植作为《风》、《雅》、《楚辞》的正宗传人来推崇。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也谓“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也将曹植作为诗家“正轨颛门”，作为上承《诗经》，下开陶潜、李白、杜甫的“诗家正宗”来标榜。

建安诗歌，正处于承上启下，“二源合一流”的历史交汇处，“三曹七子”皆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真正以诗歌实绩确立这个嬗变大势者，当首推曹植。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得好：曹植诗，“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惨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制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初步确立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定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

所谓“骨气奇高”，是说曹植诗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骨有气，充满气势和骨力，充满追求和抗争，显得慷慨刚健，悲愤沉郁，以气取胜，以骨取胜；所谓“词采华茂”，是说曹植诗风流倜傥，文采斐然，工于起调，善为警句，锻字炼句，声色和美。相比之下，曹操诗骨气高，然词采质朴；曹丕诗词采美，然“婉娈细秀”(钟惺《古诗归》卷七)；王粲诗“文若春华”(曹植《王仲宣诔》)，然“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卷二)，“文秀而质赢”(钟嵘《诗品》卷上)。建安诗人唯曹植华丽其容，风骨其实，“词采华茂”因“骨气奇高”而不致流于浮艳纤柔，“骨气奇高”又因“词采华茂”而不致陷于平浅粗豪，真乃文质相称，情文并茂，壮哉美哉，美哉壮哉!所以成书《多岁堂古诗存》称“魏诗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粗，子桓雅秀而伤于弱，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吴质《答东阿王笺》即以“文彩巨丽”赞美曹植；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将“华丽壮大”作为建安文学的一大特征E3；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上)》也指出：“曹植的诗中，这一点(华丽壮大)表现得最为明显，并且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建安以前，《诗经》天然古拙，《楚辞》风华流美，到《汉乐府》则刚健质朴，《古诗十九首》则平淡自然，而曹植熔铸《风》、《雅》、《楚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终于锻炼出了“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壮美品格而“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钟嵘《诗品》卷上)。

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云：“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呜凤也。”高度评价了风骨与词采的统一，并誉为文中凤凰，同时讥笑有风骨而缺文采者为文中鸷鸟，有词采而乏风骨者为文中野鸡。牟愿相《小潞草堂杂论诗》云：“曹子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左思得其气骨，陆机摹其词采。左一传而为鲍照，再传而为李白；陆一传而为大、小谢，再传而为孟浩然，沿流溯源，去曹益远。”Es]陆机、谢灵运、谢眺等人，受曹植“词采华茂”的影响，以至愈演愈烈，繁衍出六朝诗歌的“采丽竞繁，刚健不闻”(陈子昂《修竹篇序》)；另一方面，左思、鲍照，其实还包括阮籍、陶潜、庾信、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人，继承发展曹植“文中鸣凤”的精神，形成“盛唐雄赡”(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的壮美诗风。陈子昂的诗歌革新运动，上接“汉魏风骨”，要求新诗歌应“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修竹篇序》)，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胱楼饯别校书叔云》)，要求风骨与清发的结合，皆与曹植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一脉相承。难怪杜甫要“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子建文章壮”(《别李义》)，特别亲睐曹植，标榜曹植的壮美诗风；难怪尚镕《三家诗话》将曹植、李白、杜甫等人作为“文笔鸣凤”的代表诗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将李白、杜甫作为曹植的传人，认为李、杜“接武子建”，“其源皆出于子建”(《曹集铨评》附录)。因此，我们可以说，阮籍、左思、鲍照、庾信、陈子昂以及盛唐诗的“雄赡”，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品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是由曹植初步确立。

曹植诗“情意有余，汹涌而发”(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确立了抒情的文化品格。

《诗经》以言志抒情为主，其中有少数诗歌，如“民族史诗”、《七月》、《氓》等有明显的叙事倾向。《楚辞》也以抒情为主，但叙事性大为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便大量用赋的手法；《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多用体物铺叙笔法；《卜居》、《渔父》更是明显的散文化、叙事化。《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陌上桑》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长情”，又以抒情为主。中国诗歌虽以抒情言志为发端，但其发展实在是依违于志、情、事之间，左右摆摆，自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始，中国文学方觉醒、独立，中国诗歌方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王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是对建安诗歌“慷慨l、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的总结提炼。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

《古诗十九首》虽以抒情为主，但毕竟数量太少，情感单纯，不外乎男女情愁和士子失意两种，不足与《汉乐府》一代叙事诗风相伉俪。曹操诗气雄力坚，情悲意壮，但所抒之情也大多局限于悲壮粗豪一类，并且不少诗作，如《对酒》、《度关山》、《薤露行》、《苦寒行》、《蒿里行》等，仍然受汉乐府“缘事而发”影响，有着明显的叙事性。曹丕“工于言情”，但也偏于男女之情，其反映政治、军事题材的诗，如《煌煌京洛行》、《秋胡行》、《令诗》、《黎阳作》等，也多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七子”中唯王粲、刘桢多抒情诗，但数量、质量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曹植诗“本乎性情(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慷慨高歌不减乃父，“柔情丽质，不减文帝”(钟嵘《诗品》卷上)，并且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白马篇》之豪壮、《薤露行》之慷慨、《送应氏》之悲凉、《七哀诗》之哀怨、《美女篇》凄婉、《杂诗》之缠绵、《赠徐干》之坦诚、《野田黄雀行》之沉痛、《赠白马王彪》之沉郁、《当墙欲高行》之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惨……，故庾信的《伤心赋序》谓曹植诗“千悲万恨”，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卷上也谓“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者也。”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卷六也说“真切情深，子建所长”，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卷二也称曹植“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曹植诗不仅感情丰富、强烈，而且抒情手法多样、精湛，如《赠白马王彪》，或情附于事、或以景托情、或引类譬喻、或直抒胸臆、或旁敲侧击、或反面衬托、或侧面渲染，各种手法交替使用，彼此生发，将一腔生离死别、骨肉情深、忧谗畏讥、含冤负屈、报国恋君、忧生患死等种种复杂情感，抒写得淋漓尽致、深沉感人。

而曹操的第一抒情佳作《短歌行·对酒当歌》，抒思贤之情，主要用了比喻和直陈手法；曹丕的第一抒情佳作《燕歌行·秋风萧瑟》，写离别之情，主要用了以景传情和直抒胸臆的手法，相比之下，皆显得感情色彩单一，表现手法也单一。所以王世懋的《艺圃撷余》云：“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比一变也。”正是因为这“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一变”，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徘徊游移状态，确立了抒情诗在诗坛的正宗地位，从此，诗主性情，文主事理的格局形成，后世论诗，当然要“祖述子建”了。

四

曹植诗长于五言古体，并以众多的数量、广泛的题材、上乘的质量，确立了五言诗在中国诗坛的牢固地位。

曹植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诗》、《骚》无标准的五言诗；西汉文人诗坛荒凉，苏、李五言诗系后人伪作；汉乐府首开五言风气，但毕竟以杂言为主；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全系五言，然题材狭窄，数量太少。五言诗，“暨建安之初”，方“五言腾踊”(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经“三曹七子一蔡”的努力，才“彬彬之盛，大备于时”(钟嵘《诗品·总论》，并垂式千秋，成为中国诗歌之一主要体式。而整个建安，只有曹植才是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据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现存建安五言诗162首，而曹植一人就有65首，占了整个建安五言诗的27．7％；第二名是曹丕，五言诗23首；第三名是王粲，五言诗16首，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

从题材范围来看，曹操五言诗“治国平天下”，多言政治、军事、民情等国家大事；曹丕五言诗“恩怨相汝尔”，多限于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七子”中唯王粲、刘桢五言诗稍多，其余不足言，虽题材较广泛，但毕竟数量太少。而曹植五言诗，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贫民百姓；大涉家国之事，小及人际私情；神如灵飞龙，俗如虾鳝浮萍，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极大地开拓了五言诗的题材领域和反映生活的能力，并且咏史诗、咏怀诗、咏物诗、寄赠诗、山水诗、田园诗、游仙诗、边塞诗等等，皆有涉猎，真可谓“备诸体于建安者，陈思也”(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二)。后世诗人，阮籍的《咏怀》诗，从题材内容、艺术形式、表现手法都与曹植后期诗的忧生患死，比兴含蓄，一脉相承；左思的《咏史》，与曹植的《三良诗》、《虾鳝篇》、《豫章行》直接相通；陶渊明的咏史、咏怀诗，也是继承了曹植、阮籍、左思的路子，其田园诗也受曹植《芙蓉池作》、《公宴》等“怜风月、狎池苑”(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诗作的启发，陶渊明的《还旧居》与曹植的《送应氏》也形神兼似；郭璞的《游仙诗》与曹植的游仙诗更是一体相传；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钟嵘《诗品》卷上)，其山水诗受到曹植山水景物描写的影响；鲍照乐府及边塞诗，也显然与曹植相关联；鲍照的“白马驿角弓”便源于曹植的“白马饰金羁”。所以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谓“《虾鳝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嗣宗诸作之祖；《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陈思所以独擅八斗也。”陈子昂的五古《感遇》诗，与曹植五古“不逾分寸”(施朴华《岘俯说诗》)，李白的“古风”、 杜甫的“五古”，“其源出于子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由此可见，曹植五古的题材、体式，对后世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难怪后世言五古要“祖述子建”(吴乔《围炉诗话》卷一)，“必首思王”(张炎《曹子建集七卷本序》)。

艺术质量上，曹植五古深于取象，善为比兴，大量诗作，通篇用比兴，在建安诗坛，可谓“集比兴之大成”、“开一代风气”；曹植诗工于起调，善为结语，曹植以前，古诗不假思索，无意谋篇，自曹植，方“有起，有结，有伦序，有照应”(沈德潜《说诗啐语》卷下)，并且“结名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严羽《沧浪诗话·诗法篇》)，曹植有此成就，实在是大不易；曹植诗功于锤炼，善为警句，而曹植以前，古诗“平平道出，无用工字面”，自曹植，方锻字炼句，后世诗人争相效仿，甚至“唐人诗眼本于此”(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曹植诗对仗工整，平仄妥贴，对齐永明体及唐近体诗，也多有启发；曹植诗词诗采华茂，粲溢古今，却“浑然天成”、“文质适中”(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卷三)，将乐府诗的通俗和《十九道》的典雅相融合，“形成自己全新的语言风格”；此皆曹丕、王粲所不及，曹操更是无此“文心”，无意“雕龙”。

曹操的诗篇8

关键词：短歌行；曹操；贤才；忧

曹操诗歌现存20余首，所反映的内容各不相同。有的反应当时社会动乱，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如《蒿里行》；有写景的《观沧海》；有的抒发个人的政治思想和抱负。如《不出厦门行?龟虽寿》；还有一首体现曹操渴望得到天下贤才的《短歌行》，我们通过赏析这首诗来体会曹操那种思贤若渴的意愿。

浅析曹操《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皎皎如月，何时可辍。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短歌行》是汉乐府的旧题，属于《相和歌·平调曲》。这就是说它本来是一个乐曲的名称，这种乐曲怎么唱法，现在当然是不知道了。但乐府《相和歌?平调曲》中除了《短歌行》还有《长歌行》，唐代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引证古诗“长歌正激烈”，魏文帝曹丕《燕歌行》“短歌微吟不能长”和晋代傅玄《艳歌行》“咄来长歌续短歌”等句，认为“长歌”、“短歌”是指“歌声有长短”。我们现在也就只能根据这一点点材料来理解《短歌行》的音乐特点。《短歌行》这个乐曲，原来当然也有相应的歌辞，就是“乐府古辞”，但这古辞已经失传了。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短歌行》就是曹操所作的拟乐府《短歌行》。所谓“拟乐府”就是运用乐府旧曲来补作新词，曹操传世的《短歌行》共有两首，这里要赏析的是其中的第一首。

这首《短歌行》的主题思想突出，中心明确。在这首诗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是渴望拥有贤才，希望天下人才来为自己所用。曹操在其政治活动中，为了扩大他在庶族地主中的统治基础，打击反动的世袭豪强势力，曾大力强调“唯才是举”，为此而先后了“求贤令”、“举士令”、“求逸才令”等；而《短歌行》实际上就是一曲“求贤歌”、又正因为运用了诗歌的形式，含有丰富的抒情成分，所以就能起到独特的感染作用，有力地宣传了他所坚持的主张，配合了他所颁发的政令。 《短歌行》原来有“六解”，我们现在按照诗意分为四节赏析。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幽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这八句猛一看很象是《古诗十九首》中的消极调子，但不然。这里讲“人生几何”，不是叫人“及时行乐”，而是要及时地建功立业。又从表面上看，曹操是在抒发个人之情，发愁时间过得太快，恐怕来不及有所作为。实际上却是在巧妙地感染广大“贤才”，提醒他们人生就象“朝露”那样易于消失，岁月流逝已经很多，应该赶紧拿定主意，到我这里来施展抱负。主要的情感特征就是一个“愁”字，“愁”到需要用酒来消解。曹操考虑的是要在他自己这一生中结束战乱，统一全中国。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这八句情味更加缠绵深长了，在这首诗中他说“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固然是直接比喻了对“贤才”的思念；但更重要的是他所省掉的两句话：“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曹操由于事实上不可能一个一个地去找那些“贤才”，所以他便用这种含蓄的方法来提醒他们：“就算我没有去找你们，你们为什么不主动来投奔我呢？”由这一层含而不露的意思可以看出，他那“求才”的用心实在是太周到了，的确具有感人的力量。紧接着他又引用《诗经?小雅?鹿鸣》中的四句，描写宾主欢宴的情景，这八句仍然没有明确地说出“求才”二字，因为曹操所写的是诗，所以用了典故来作比喻，这就是“婉而多讽”的表现方法。在当时凡是读到曹操此诗的“贤士”，都可以自认为他就是曹操为之沈吟《子衿》一诗的思念对象。正因为这样，此诗流传开去，才会起到巨大的社会作用。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 ，心念旧恩。

这八句是对以上十六句的强调和照应。以上十六句主要讲了两个意思，即为求贤而愁，又表示要待贤以礼。倘若借用音乐来作比，这可以说是全诗中的两个“主题旋律”，而“明明如月”八句就是这两个“主题旋律”的复现和变奏。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月明”四句既是准确而形象的写景笔墨，同时也有比喻的深意。清人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说：“月明星稀四句，喻客子无所依托。”这说明他看出了这四句是比喻，但光说“客子”未免空泛；实际上这是指那些犹豫不定的人才，他们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下一时无所适从。这四句诗生动刻画了那些犹豫彷徨者的处境与心情，然而作者不仅丝毫未加指责，反而在浓郁的诗意中透露着对这一些人的关心和同情。这恰恰说明曹操很会做思想工作，完全是以通情达理的姿态来吸引和争取人才。而象这样一种情味，也是充分发挥了诗歌所特有的感染作用。最后四句画龙点睛，明明白白地披肝沥胆，希望人才都来归我，确切地点明了本诗的主题。

《短歌行》是曹操的代表作，主要是为曹操当时所实行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服务的，但是作者将政治内容和意义完全熔铸在浓郁的抒情意境之中，全诗充分发挥了诗歌创作的特长，准确而巧妙地运用了比兴手法，寓理于情，以情感人。诗歌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上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语言质朴，立意深远，气势充沛。这首带有建安时代“志深比长”“梗概多气”的时代特色的《短歌行》，读后不觉思接千载，荡气回肠，受到强烈的感染。

参考文献：

[1]《中国文学史参考资料简编》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曹操的诗篇9

论文摘要：建安是中国诗歌“本乎性情”的历史转关。曹植诗“千悲万恨”、“汹涌而发”，以其众多的数量、精湛的质量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徘徊游移，确立了中国诗歌的抒情品格，从此，中国诗歌便一头扎向抒情一路。这是曹植对中国诗史的一大杰出贡献。

中国与西方诗歌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国诗歌以言志抒情为主，西方诗歌以模仿叙事为主。中国诗歌发端于言志抒情，但其发展却长期依违于言志、缘事、缘情之间，左右摇摆，徘徊游移。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确立，当在文学自觉的建安时期，又当以“建安之杰”(钟嵘《诗品·总论》)的曹植着力更勤，贡献最大。

作为中国诗歌艺术渊源的《诗经》，是以言志抒情为发端的，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的产物，“诗三百”除《生民》、《公刘》等所谓“民族史诗”及《七月》、《氓》等少数诗作有明显的叙事倾向外，其余皆“吟咏情性”(同上)。《楚辞》“忧愁幽思”(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也以抒情言志为主，但《楚辞》的叙事成分，较之《诗经》，则大有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自叙世系祖考，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以至上叩帝阍，下索佚女，便大量用“赋”的手法，“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具有明显的叙事化、散文化的倾向。《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体物叙事，排比铺陈。这种赋化倾向，越到后来越发突出，《渔父》中，“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日：‘子非三闻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卜居》中，“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竭知尽忠，而蔽障于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乃往见太卜郑詹尹日：‘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詹尹乃端策拂龟，日：‘君将何以教之?”’《楚辞》明显的有一种由抒情而叙事，由诗而文的脱胎换骨的发展趋势，这预示着一种新文体“汉赋”在《楚辞》母体中的孕育和诞生。《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战城南》、《陌上桑》、《十五从军征》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如果说中国的叙事诗萌于《诗经》，长于《楚辞》，而《汉乐府》则是其成熟的标志。汉代文人诗一片荒凉，《古诗十九首》则代表了汉代文人诗的最高成就，它“深衷浅貌，短语长情”(陆时雍《古诗镜·总论》)，或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或抒写士子才人的失意苦闷，又转而以抒情为主。直到魏晋时期，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出，才标志着中国文学的觉醒、独立，中国诗歌方结束徘徊，明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现，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是对建安诗歌“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的总结提炼。所以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有云：“中国诗歌发展的主流，是由‘言志’到‘缘情’，而建安恰是从‘言志’到‘缘情’的历史转关。”④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

《古诗十九首》虽以抒情为主，但毕竟数量太少，且感情单一，大多限于男女离愁和士子失意两种，远不足与《汉乐府》一代叙事诗风相抗衡。更何况，《古诗十九首》等汉代诗人受汉乐府的熏染，也一定程度上“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如“今日良宴会，欢乐难俱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耱轲长苦辛。”(《今日良宴会》)虽穷作乐而意不平，抒情性很强，但仍然以一次朋友相聚为背景，叙写了聚会的场面、音乐及对音乐其“声”、其“响”、其“意”、其“真”的评述，仍有一定的叙事成分。另外，《青青陵上柏》、《西北有高楼》、《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涉江采芙蓉》、《驱车上东门》、《明月何皎皎》、《迢迢牵牛星》等大多数诗作，也带有汉乐府“缘事而发”的某些特征。《古诗十九首》并非标准的抒情诗，仅以抒情为主罢了，仍带有由言志、缘事而抒情的过渡性特征。

作为建安诗歌的开创者或领袖似的人物曹操，现存诗2l首，皆为乐府，从艺术形式到艺术表现到语言风格，受《汉乐府》的影响极大。曹操的大量诗歌，如《对酒》、《度关山》、《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善哉行》、《却东西门行》、《谣俗辞》，等仍以事件为基本要素，多采用铺叙手法，其抒情也常常情附于事或“缘事而发”，句式也带有明显的散文化特征。如“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孟津，乃心在成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便真实地记叙了东汉末年关东各路军阀联合讨伐董卓的战争及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明代钟惺《古诗归》卷七评曹操诗“汉末实录，真诗史也”，这“实录”二字，准确地揭示出曹操诗强烈的叙事特征。又如《对酒》：“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斑白不负戴。”也大量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虽然，曹操诗“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敖器之《诗评》)，慷慨悲歌，沉著雄放，以抒情为主，但总体上仍然没有完全突破中国诗歌徘徊于言志、缘事、缘情的大格局，更何况曹操诗数量太少，情感也较单一，多偏于悲壮粗豪一类。曹丕诗“工于言情”，沈德潜《古诗源》卷五也谓曹丕诗“能移人情”。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谓曹丕“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并认为“曹操是乱世英雄，所抒之情大都与历史命运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负有关。曹丕却更努力于个人情感的表达。”“曹丕的转变主要表现之一是个人情感的抒发。”②高度评价了曹丕对中国诗歌抒情化过程的独特贡献。而该书在谈到曹植时仅强调了曹植的“文采富艳”和“对五言诗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只字未提曹植对中国抒情诗的贡献。诚然，曹丕诗情感性强，“读之自觉四顾踌躇，百端交集。”(刘熙载《艺概》卷二)并且已基本突破汉乐府“缘事而发”的套路，与《古诗十九首》多选择“意象”，立象见义或“凿空乱道”(同上)，直抒胸臆的抒情手法一脉相承，如“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俺留寄它方?贱妾筏筏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燕歌行》)其中“秋风”凄寒、“草木”凋零、“白露寒霜”、“群雁南翔”，景为情设，立象见义，或“贱妾筏独”、“泪下沾衣”，则又放笔直抒，没有“缘事”而“凿空”抒写。但曹丕诗的“抒情”，一是情感也单一，偏于男女之情，特别是乱世之中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如《燕歌行》二首写居妇怀远；《杂诗》二首写游子思乡；《清河作》写新婚别怨；《陌上桑》写征夫行愁；《寡妇》伤寡妇筏独；《代刘勋出妻王氏作》二首哀弃妇凄苦；《钓竿》言男女求欢；《秋胡行·朝与佳人期》写佳人失约等等，这类诗约占曹丕诗歌的5O，是曹丕诗的主流及精华之所在；二是代人言情，曹丕诗中的男女风情、离愁别怨，多非曹丕自己的真实感受，也没有屈原似的“香草美人”的兴寄蕴籍，大多是沿袭《古诗十九首》的传统题材，代人言情罢了，这与中国抒情诗主要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不类。更何况占曹丕诗歌27的政治、军事题材诗，如《黎阳作》四首，《至广陵马上作》、《饮马长城窟行》、《煌煌京洛行》、《秋胡行·尧任舜禹》、《令诗》等，仍大量用赋的手法，铺叙直陈，更多继承的是汉人言志、缘事的传统，如“奉辞讨罪遐征，晨过黎山峻峥。东济黄河金营，北观故宅顿倾。中有高楼亭亭，荆棘绕蕃丛生。南望果园青青，霜露惨惨霄零，彼桑梓兮伤情。”(《黎阳作诗》)“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将以时整理。”(《令诗》)与乃父曹操的政治、军事题材诗一样，“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散文化倾向很明显。因此，曹丕虽对中国诗歌抒情化的确立有一定贡献，但其诗歌创作仍带有从汉乐府、《十九首》及汉末文人诗脱胎而来的因袭，带有中国诗歌正在突破言志、缘事传统而走向抒情的转型性特征，并且曹丕诗的数量、质量也有限，与其弟曹植相比，更是相差有间。

“建安七子”中王粲、刘桢成就较高。王粲“遭乱流寓，自伤情多”，其诗多抒遭乱流寓之苦、怀才不遇之愁、思治思定之叹，但毕竟数量太少，现存诗2O首。刘桢诗“言壮而情骇”(刘勰《文心雕龙·体性》)，情感豪雄飞壮，现存诗不足2O首。孔融、陈琳、阮璃、应埸、徐干存诗太少，不足论。总之“建安七子”抒情诗的成就远不能与曹植比肩。

曹植现存诗96首，远远超出同时代诗人，并且“本乎性情”(丁晏《曹集铨评·陈思王诗钞原序》)，写理想，抒豪情，如“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虾鳝篇》)“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薤露行》)真是慷慨高歌不减乃父；写离愁，抒别怨，如“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七哀诗》)可谓“柔情丽质，不减文帝”(钟嵘《诗品》卷上)。曹植诗大大突破了其父“悲壮”、其兄“凄婉”的情感基调，达到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极大地拓展了诗歌情感的丰富性，如《白马篇》之豪壮、《薤露行》之慷慨、《送应氏》之悲凉、《七哀诗》之哀怨、《美女篇》之凄婉、《野田黄雀行》之沉痛、《赠白马王彪》之沉郁、《当墙欲高行》之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惨……，故庾信的《伤心赋序》谓曹植诗“千悲万恨”，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卷上也称子建“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也评价其诗“才思逸发，情态不穷”，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卷六也赞赏其诗“真切情深，子建所长”，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卷二也感叹“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并且曹植的“千悲万恨”、“汹涌而发”，是真正个人化的，是作者自己刻骨铭心的真情实感，就是《美女篇》、《七哀诗》等抒写闺怨情愁的作品，也上承屈原“香草美人”的艺术精神，下开李白、杜甫所谓“南国佳人”、“燕赵秀色”的兴寄传统，以男女之情比君臣之义，以夫妻失欢喻君臣失和，寄寓着自己被无端压制、闲置而壮志难申的悲苦愁怨、抑郁愤激之情，与曹丕“贱妾畿畿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代人言情，无所寄寓，殊自不同，这才是中国抒情诗艺术发展的方向或主流。

曹植诗歌创作以曹丕登基为界(时年曹植29岁)，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实曹植前期诗与乃父乃兄差不多，仍带有汉乐府“缘事而发”及《古诗十九首》向抒情过渡的某些特征，读曹植《白马篇》、《送应氏》、《赠王粲》、《赠徐干》等前期诗，这一点，不言而后明。曹丕登基以后，曹丕父子对曹植横加打击、迫害，不仅政治理想毁于一旦，并且还常有生命之虞，真是名为侯王，实为囚徒，这前后处境的迥然不同，一落千丈，激发出曹植的“千悲万恨”且“汹涌而后发”，将曹植的抒情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而曹丕自己，登基后忙于政务、军务，前期“工于言情”的特征反而被这些事务所缠而弱化，而言志、缘事的特征反而有所加强，曹丕的抒情诗基本上止于前期的水平，读曹丕后期的《令诗》、《黎阳作》四首、《至广陵于马上作》、《饮马长城窟行》等政治、军事题材诗，这一点，也显而易见。

曹操的诗篇10

曹操是三国时期着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有三个儿子，老大叫曹丕，老三叫曹植。曹植自幼聪颖早慧，很有才华，擅长诗文，因此曹操很喜欢他。曹操死后大哥曹丕继承了王位，当上了皇帝，就是魏文帝。曹丕早就妒忌曹植的才华了，又怕他篡夺王位，因此总想找个借口杀掉弟弟。有一次，他找借口刁难曹植说：“大家都说你的诗写得好，今天我想看看你的才华，我要你七步之内做出一首诗，若做不出来，可就是欺君之罪！”曹植稍微思考了一下，便走一步吟一句：“煮豆燃豆萁，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当曹植吟完刚好在七步之内。

曹丕听完这首诗，感到非常惭愧，就打消了杀曹植的念头这件事很快的传开了，人们都称赞曹植，后来就把曹丕限曹植七步吟诗的事称为“七步之才”。

宝安中学附属小学五年级：李瀚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