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诗同行十篇

与诗同行篇1

与诗人同行，走过着一条漫长的诗史上，你会赞叹诗仙的飘逸，你感悟会诗圣的智慧。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是杜甫发出的感叹。诗人的接济天下荡气回肠，那豪壮之气似乎要吞天沃日，震撼天地。少年的凌云壮志在诗中一览无余，使人无不感叹诗人的远大报负。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是李清照立下的誓言。是的，活着，要做人间的豪杰，死了，也要当鬼中的英雄。刹时，诗人的坚强，无畏的英雄气概似乎久久萦绕在耳边。一种慷慨激昂涌上心头，似乎与诗人深深地融合在一起了……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是柳宗元的感慨。那是“遍插茱萸少一人”的惆怅？还是“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的思念？还是张岱“独往湖心亭看雪”的执着？又或许与苏轼一样，是被贬闲人的惆怅。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是李白的赞美。那种磅礴的气势似乎要山崩地裂一般，让人的心为之一颤。使人产生了无限的向往之情，来一睹庐山真面目。

读一首诗似乎就是看一个人，在诗中你可以步入人的心境之中，体会他们的感受。

与诗同行篇2

关键词： 古诗词教学 古典诗词 流行音乐 融合点

在悠久的中国文学史上，诗词有极其重要的分量，甚至一个朝代便因这样的文学体裁著称。诗词以其独特的情感寄托、丰富的描写内容、奇妙的韵律节奏让多少文人倾心于对它们的创作，让多少墨客醉心于对它们的品读。诗词承载了太多说不尽的言语，它们甚至是一个王朝的背影。无数的价值寄托，无尽的情感宣泄凝结其中，直接表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文人精神。流行歌曲似乎难登大雅之堂，更难与古典诗词相提并论，但当我们动情地吟唱或听一首流行歌曲时，那从心里涌出的感动绝不亚于古人吟诵诗词时的投入。流行音乐作为青少年亚文化的集中体现，展现了当代青少年表情达意的独特的情感选择与对当前社会的感触。怎样做到以学生的兴趣为载体，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体会古典诗词的博大精深，找到流行与古典的融合点，就是我们在古诗词教学中需要探讨的问题。

《尚书・虞书》曰：“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礼记・乐记》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不难看出诗词与音乐的渊源，在古代诗词就是流行的抒情方式。苏轼在《赤壁赋》中沉浸于良辰美景时，自然而然“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可见古代的诗词和今天的歌曲一样，都是人们抒情的必要。但是，对于今天的中学生而言，诗词毕竟是古人表情达意的文学形式，它以简约取胜，跳跃性强，隐含意义多，想象空间大，学生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如果我们能找到一条易于让学生感兴趣又便于鉴赏的途径，岂不是两全其美？通过平时对诗词的教学和对学生爱好的关注，不难发现今天的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有很多相似之处。

一、古典诗词与流行歌曲在韵律节奏上都有着一定的要求。

在讲古典诗词的过程中，为了体会韵律美，需要找出韵脚。绝句、律诗还好有规律可循，遇到词中间一换韵，学生常常不知所措。但是对于流行歌曲学生明白得很，尝试用流行歌曲的韵理解诗词的韵，学生很快能掌握。

二、古典诗词流行音乐在表情达意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二者均是抒情言志的良好的载体。

人是需要情感表达的，更需要情感表达的良好方式。当一个人在诗词与流行音乐中读到自己相同的情感寄托，那瞬间的感动足以说明诗词、流行歌曲在情感表达方面有莫大作用。在诗词中感念情感缺失、感叹人生苦短占有很大的成分。关于爱情，关于人生，人们总是有太多的话要说，这些构成了诗词和流行歌曲在抒情上的默契。但流行歌曲对青少年而言情感表达更多是直白的，更易感受到韵味，更有节奏感。孔子曾深有体会地说：“余音绕梁，三月不知肉味。”音乐的作用可见一斑。流行音乐因为通俗，学生更容易接受。《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是当今流行歌坛上颇受欢迎的古典诗词。当安文用细腻演绎李清照的思念，当徐小凤以哀怨阐释李煜的愁情，当王菲用空灵吟唱坡的冷清，听着如此抒情的旋律，学生已经走进主人公的情感世界，理解了他们的悲欢离合。“以歌传情”是流行歌曲的核心，每首歌词都有一定的感情基调，应在此基础上细细雕琢，于字里行间寻觅激感的催化剂。基于此，我在诗词教学中有意让古典诗词与流行音乐结伴同行，让学生用流行的形式体会古典的深情。

三、古典诗词与流行歌曲在表现形式上如出一辙，诗词、流行歌曲的本质是趋同的。

古典诗词与流行歌曲都特别注意诗情画意的有机结合；善于营造想象空间；善于运用特殊的意象；善于创造情景交融的意境。

眉佳演唱的《雁衔泥》：“金陵的美人横吹笛/引来了燕子衔春泥/燕子双双筑柳堤/柳荫深处传来浅笑低语/江南的春雨润如玉/从来不湿行人衣/……/唱繁华，颂太平，天遂人意/且听丝竹悠扬，管弦急。”精巧别致，其意境让人想到那句“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极富画面感。由古诗词的诗情画意，联想起两首唐诗

田园乐

王 维

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春烟。

花落家僮未扫，莺啼山客犹眠。

绝 句

杜 甫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

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梅艳芳演唱的《床前明月光》：“是你吧，高高挂在穹苍千年啦，看尽了人世离与散，多少功名似尘埃……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虽然用李白诗题，且将李白原诗嵌入歌词，所传达的却非李白诗的原意。思乡之情在歌词中只是一种若有若无的陪衬，歌词侧重表现的，是现代人的一种生存状态，一种孤寂感和空虚感。不过，月的意象所负载的内涵与古诗所写倒不乏相通，字里行间隐约可以感受到李白《月下独酌》和苏轼《水调歌头》的意境。将古典诗词重新谱曲，或巧妙地化用古典诗词的语句、意境或意象，将古典诗词的精华融入当代流行歌曲中，学生能在流行歌曲中寻找古典诗词独特的魅力。

四、古典诗词与流行歌曲互通有无，相得益彰。

与诗同行篇3

还记得刚开始学习语文的时候，我就认识了古诗。从此以后，它便于我形影不离。那时，老师教我们学习《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于是，当我吃饭的时候，总是想起这首诗，使我懂得了粮食的珍贵和它的来之不易，我要节约粮食。上三年级的时候，我学习了钱鹤滩的《明日歌》，使我懂得了时间的可贵，要珍惜今天，抓住明天，有所作为。还有孟郊的《游子吟》中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使我懂得了母亲对儿女那份无私的爱，我们长大后要孝敬父母……

古诗不但可以教我许多做人的道理，还给我带来了美的享受。

像朱熹的《春日》里的诗句：“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我仿佛看到了春天的面貌，春风吹得百花开放，万紫千红到处都是春天的景致……

与诗同行篇4

关键词：卞之琳 自译诗歌 诗体特征 节奏 韵律 结构

基金项目：2014年度南通市社科基金项目（2014CNT0018）

卞之琳，1910年12月生于江苏海门，我国著名翻译家、诗人和文学评论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从踏入文坛开始，其一直致力于诗歌的创作、翻译和评论，因此获得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评论和研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坛巨匠（沈从文、朱自清、胡适、梁实秋等）对卞之琳的诗歌予以了正面或负面不同角度的评价。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由于卞之琳的诗歌没有融入主流，鲜有研究者的专门评价。改革开放后对卞之琳作品的研究越来越得到研究者的重视，张曼仪（1989）出版了《卞之琳著译研究》，开启了卞之琳诗作研究的整体化、系统化和深入化。[1]袁可嘉、杜运燮和巫宁坤（1990）的《卞之琳与诗艺术》[2]、陈丙莹（1998）的《卞之琳评传》[3]、江弱水（2000）的《卞之琳诗艺研究》一系列著作相继问世。[4]新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卞之琳诗歌的语言风格上，如：戴皓（2006）的《论卞之琳早期诗歌艺术》探析了卞之琳诗歌中的“智性”特征，[5]夏莹（2010）就卞之琳三四十年代作品的语言艺术作了评介，[6]王峰峰（2012）的《卞之琳诗歌特色分析》[7]等。同时，卞之琳是一位有重要影响的翻译家，他的“信、似、译”翻译标准给我国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译诗集《英国诗选》和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的诗体翻译在翻译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其在国内和国外的刊物上发表了20首英文自译诗歌，足见他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杰出成就。然而，除了郭丽（2007）[8]和肖曼琼（2010）[9]分别从不同角度剖析了卞之琳的英译汉作品之外，鲜有其他相关的评论和研究。

由此发现，当前对卞之琳的研究只局限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单方面研究，忽略了其诗人和译者的双重身份，且对其英文自译诗歌的研究凤毛麟角。本研究以卞之琳的英文自译诗为切入点，以其诗歌翻译理论为基础，从诗歌形式的节奏、韵律和内在结构三方面分析其20首英语自译诗和原诗的异同点，探索英译诗歌语言的特点。

一、卞之琳自译诗歌简介

据现有数据统计，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卞之琳共创作了20首自译诗歌。其中16首选入《当代中国诗选》，分别为：《春城》（Peking）、《距离的组织》（The Composition of Distance）、《 水成岩》（The Aqueous Rock）、《断章》（ Fragment）、 《 第一盏灯》（First Lamp）、《音尘》（Resounding Dust）、《寂寞》（Solitude）、 《鱼化石》（Fish Fossil）、《旧元夜遐思》（Late on a Festival Night）、《雨同我》（The Rain and I）、《泪》（Tears）、《候鸟问题》（The Migration of Birds）、《半岛》（The Peninsula）、《无题三》（The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a Running Account）、《 无题四》（The Doormat and the Blotting Paper）和《妆台》（The Girl at the Dressing Table）。

1947年，卞之琳远赴英国，开始为期一年的研究学习。在这期间，他自译了两部作品，《无题五》和《车站》，于1949年发表于伦敦杂志《生活与文学》。1982年创作的《飞临台湾上空》收录于《卞之琳诗选》[10] 以及收录在他一生最重要的诗选集――1979年出版的《雕虫纪历》中的《无题五》。

二、卞之琳自译诗诗体特征

毫无疑问，卞之琳在自译诗歌的选择过程中有其考虑因素的，这些诗歌在内容、思想和诗歌形式上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从诗歌诗体特征来看，自译诗和原诗表现出了各自的特征。

（一）节奏

作为中国新诗代表人物，卞之琳的主要贡献是在创作中对“顿”的娴熟运用。[11]“顿”是诗歌节奏的一大显著特征，在卞之琳20首原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作为一名诗歌创作者，他一直致力于对中国新诗节奏的探索和实践。在他看来，诗歌节奏的平整在于“顿”的次数和位置，以实现文本的流畅、节奏的平衡。[12]

纵观20首原诗，其中16首的创作相对体现出了成熟格律诗的风格。每一首都节奏明快，符合卞之琳对诗歌格式的要求。通过在句中动态的组合以及句尾以两个字符或三个字符的停顿实现了节奏的平衡和语调的流畅。在《雨同我》这首诗中，共有两节，每节都有4行，这种形式完全类似于中国古代诗歌“绝句”。为了实现诗歌艺术效果，它的节奏划分是这样的：2/2/2/3，2/3/2/2，2/3/3/2，3/3/3/2，2/2/2/3，3/2/2/3，3/2/3/2，2/3/3/3，3/3/2/3。其中，没有任何一行的划分是以纯粹两个字符或三个字符进行的。这样的诗歌读起来朗朗上口，节奏起伏，不会太压抑或散漫。同时，这8行诗中，每行的停顿次数是一样的，都为4个。所以无论从停顿次数还是位置来看，这是一首典型的节奏明快、成熟的格律诗。

作为一位翻译家，卞之琳一生翻译过多部英文诗歌，在节奏的处理上主要通过把英文的“音步”转换成中文的“顿”，那么在其自译诗歌中，是否在节奏上会把原先的“顿”换成“音步”呢？通过研读发现，尽管有些英译版的诗歌进行了音步处理，但还是没能在节奏上实现与原诗的一致。严格来说，20首自译诗歌中，只有在两首诗中体现出了“顿”和“音步”的转换。

譬如在《灯虫》这首原诗中，作者在每行都使用三顿式的行式。事实上，如果把原诗的押韵特征连同考虑的话，这是一首极富创造性的十四行诗。在西方古诗中，十四行诗都是五步格诗，要么是抑扬格，要么是扬抑格。所以，在原诗翻译过程中，卞就尽可能地把原始的三顿式转换成英诗中的五音步。尽管做了很大的努力，但还是有五行没有成功转换。

在《飞临台湾上空》的翻译过程中，“顿”和“音步”的转换开始渐渐成熟，以该诗的第一节为例。在该节的八行里面，只有三行做了严谨的变换，从原诗的四顿到英诗中的四音步。其余五行，从原先的四顿变成了五顿。显然，这样的翻译并不符合卞的替换策略，但可以看到的是他在翻译过程中的尝试和努力。

（二）韵律

尽管卞之琳认为在中国新诗创作过程中是否使用韵脚并不是很重要，但还是主张一首诗中的押韵需要灵活和多样。[12]对他这20首诗原诗进行研读，不难发现他在押韵上花了大工夫。与中国古诗不同的是，他在诗歌创作中，跳脱了传统在韵脚使用上的局限，实现了灵活多样性，结合了不同的押韵方法，譬如随韵、脚韵、音韵、复合韵等。在其16首相对成熟的格律诗中，随处可见这几种方法的使用。譬如在《旧元夜遐思》中，脚韵得到了充分的运用。

这首富有哲理的新年诗共有两节，每节四行，与中国传统律诗类似。但在押韵方面，脚韵的使用遍布整首诗。在第一节，第一行与第三行押韵，都以“子”结尾，第二行与第四行押韵，结尾使用了一样的韵脚格式“an”。 在第二节中，第二行与第四行押韵，同样使用了接近的韵脚格式“o”和“u”。同时，卞之琳在脚韵的运用上，基本上是每隔两行或三行。这种运用在他其他的诗歌中也有体现，如《无题三》《雨同我》《灯虫》。当然，在这20首诗中，也有其他押韵方式的使用，如随韵、复合韵和音韵。

如果从韵律方面来审视卞之琳的自译诗，可以发现他并没有完全按照原诗的韵脚处理。以《雨同我》为例。在原诗的第一节中，第一行与第三行押韵，以“了”和 “责”结尾，拥有相同的韵脚“e”。 第二行与第四行押韵，以“雨”和“去”结尾，拥有共同的韵脚“u”。 在第二节中，第二行与第四行押韵，以“枕”和“寸”结尾，脚韵都为“un”。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原诗中使用了大量的脚韵。然而在英译本中，只在第二节的第一行和第二行相互押韵，也就是所谓的“随韵”，不同于原诗中的“脚韵”。其他行都没有体现出任何押韵特征。可见，英译版的押韵使用和原诗大相径庭。卞之琳在其他原诗的翻译过程中，亦是如此，譬如《无题五》《妆台》《第一盏灯》《旧元夜遐思》等。

（三）结构

如果说卞之琳在节奏和韵律上的娴熟取决于他自身的理论指导，那么在诗歌结构上的独特处理完全来自于他的经验和天赋。纵观这20首自译诗，它们都展现出了极具独特的结构特征，使得诗歌内部的关联更为清晰和形象。

严格意义上讲，诗歌结构是诗歌呈现的一个综合框架。在这里，所指的结构是小节的划分和句子的格式安排。句子的格式不是指句子的固定结构或字词的特定顺序，而是指句间或节间所呈现出的特征性的东西。结构安排的合理有助于表达作者的想法和包容的哲学思想。来看《第一盏灯》这首诗，从表面看，是首严格意义上的格律诗。但不难发现，除了第三行，其余几行都彼此押韵。在这首四行诗中，第一行末尾的“品”，第二行的“明”，以及第四行的“灯”，在读音上彼此押韵。而且韵脚的顺序依次为第三声、第二声和第一声，也就是降升调、升调和阴平。可见，韵脚的处理使读者在听觉上产生对人类文明进化的深刻印象。从表面看，只是对不同音调的使用，实则从内部结构看，韵脚的安排是精心策划的。诗中的“第一盏灯”代表的是勤劳的人民。这种独特的安排会让读者产生非常直观的感觉，即劳苦大众的艰辛和经历的苦难，使得诗歌更贴近生活、更形象。如果没有这些独特的安排，这首诗也失去了它想要产生的效果。

再来看卞之琳的四行诗《断章》。从格式上看，只有两小节，每节两行。这首诗结构上的独特在于几处对称的使用。譬如：第一行和第二行中的“你”“风景”，第三行和第四行中的两个动词“装饰”。此外，从停顿次数看，诗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也构成了完美的对称：3/2/3，3/2/3/2，2/3/2/3，2/2/2/2。这些对称的使用，充分表达出了作者内心的思想和蕴含的哲学观点。

同样，卞之琳自译的20首诗无论在小节的安排和句间的格式上也在结构上匠心独运。对于一般的翻译家而言，这是很难实现的，因为这需要对原诗作者所表达的思想和内容有深入的理解。而卞之琳，作为自译者，有着天然的优势。以《第一盏灯》为例。在英译版中，没有沿用原诗中的押韵结构，而是在诗的前三行安排了都以“b”开头的单词：“birds”， “beasts” 和 “blessed”。这样的安排无疑同样会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最后一行以不同的词为首，让读者意识到这是对前面的总结。“blessed” 的使用是具有开创性的，也是比较贴近英文的表达。原文的“有福了”出现在句末，英译版的放在了句首。很显然，他在自译过程中的独特处理很好地保留了原诗表达的思想和哲学意义。

三、总结

卞之琳的身份是双重的，既是一位诗人，又是一位翻译家，一生作品无数。本文仅以其20首自译诗歌为出发点，从节奏、韵律和结构三个方面初探了部分原诗和英译诗的相同点和不同点。那么存在于自译行为背后的策略和具体意义又是什么呢？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进行探究，进而对当代汉语诗歌的译介提供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张曼仪.卞之琳著译研究[M].香港：香港大学中文系，1989.

[2] 袁可嘉，杜运燮，巫宁坤.卞之琳与诗艺术[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3] 陈丙莹.卞之琳评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

[4] 江弱水.卞之琳诗艺研究[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5] 戴皓.论卞之琳早期诗歌艺术[D].华中师范大学，2006.

[6] 夏莹.卞之琳诗歌语言艺术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0.

[7] 王峰峰.卞之琳诗歌特色分析――以《尺八》为例[J].北方文学，2012（12）：33.

[8] 郭丽.翻译家卞之琳研究[D].四川大学，2007.

[9] 肖曼琼.翻译家卞之琳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0.

[10] 卞之琳.雕虫纪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与诗同行篇5

如《诗经》的标准诗行为八言，中间停顿一下，每八个字、两句话的最后一个音与前行或后行的行末尾最后一音同韵。五言诗实际上十字一押韵，以十个音为一标准诗行，七言诗实际上是十四个音一押韵，以十四个音为一标准诗行。楚辞体，宋词体，赋体，元曲，还有些现代歌剧，戏曲，地言戏，歌词，歌谣，都因其所建标准诗行在音节数上的不同和整齐度的差异而形成不同风格的诗体。所以诗体的不同却主要于音节或音步形成的节奏有关，我称这种节奏为音节奏。

但尽管如此，诗歌的音乐性效果总体讲却还是由于韵节奏引起的，节拍这种音节奏在诗歌的音乐效果的作用上并不大，略微起到了加强音响的作用。不管怎么不同的节拍或音节，或整齐或参差，最后在形成诗歌的音乐效果上总体说来还是音韵这种节奏所起的作用最为强烈、显明、响亮。单从音节或音步不同，却可只要一组组的诗行同韵，这些诗歌所生发的韵律效果却还是十分显明的，只是其旋律的徐缓度有所不同而已。如果没有韵律，如果没有标准诗会的存在，只是一些排列整齐的语句摆在那里，每行音步或音节再整齐，这些的文字亦然难以产生音乐美的效果，给人的感觉还是散文的味道。

音节的多少主要引起诗歌在旋律上或者紧迫急促或者徐缓悠长或者界于这二者之间的某种程度。可以说随音节数的增多，诗歌的音乐性效果在不断减弱。当诗行的音节多到二三十个的时候还勉强能感觉到诗在语音上的音韵效果，但如果音节继续增加，就可能导致其音乐性完全消失，比如一行多到40-60个音节以上的时候，我看就无疑成了朱光潜先生所说的那种“多音散文”了，它不再是诗歌，它已从本质上发生的变化，由25字以内的诗到50字之内的散文诗再到多音散文最后到音韵的效果完全消失至普通的散文。从这方面讲，音节奏起到了调控诗歌韵律密度的作用。韵节奏的跨度愈大，诗歌的韵律性愈差。韵节奏的跨度是由音节奏的变化所导致的。音节奏决定了诗行中音步或音节的多少，从而由它而形成了不同的诗体，或一言，或二言，或三言，直到二十言甚至三十言左右。

韵节奏以标准诗行为单位，一个标准诗行就是一个韵节奏。同一韵脚结尾的一个诗句就是一个标准诗行，有时为兼顾音节的7整齐标准诗行里也允许有同韵结尾的别的词组或句子的存在。所有的诗歌，只要是“有音律的纯文学”，只要它有显明的韵律，都可调整成标准诗行来进行分析，进而比较其韵节奏与音节奏之间那种微妙关系。

我所称的音节奏（或拍节奏）指的是由节拍或音节或音步形成的节奏，是指每一韵节奏内部更小的一个个音节或一组组音步。音节奏通过一行行相同或不同的音节音步在时值上的相同或不同，在人的听觉中或在人心灵的感受中，形成整齐的或较为整齐的声音段的比较，这种比较可能会使人联想到音乐中一节节的音符所起的作用。也可能正是这种原因，使音步论者紧紧地抓住这个特性不放，并使之在诗论中不断地发扬光大。但任何事物内部都是由矛盾的两个方面组成的。对于诗歌来说，无非就是韵节奏与音节奏这一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在相互作用，音节奏有其不可忽视的调节韵律密度的作用，但它在音乐性的效果上还是为韵节奏服务的，是协助韵律来完成诗歌的音乐性效果的节奏。

在事物的一对矛盾中，总有一个起决定意义的作用的一方，在韵节奏与音节奏中，也是一样，在诗歌的这对矛盾统一体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韵节奏，韵节奏是诗之所以为诗的原因，而音节奏却是决定诗歌是否优美的一种节奏。诗歌的定性作用取决于韵节奏，在确定了诗歌是诗歌的基础上，诗歌是什么诗体和诗式就决定于音节奏了，在音节奏的协作下，韵节奏与音节奏一起相伴着载歌载舞，共同为诗歌的音乐性贡献了各自的能量。诗歌的旋律，因韵节奏的作用，及由韵节奏所领导的音节奏的协同作用，使诗歌的音乐美得以发挥其音乐性效果。

与诗同行篇6

关键词：孙大雨　商乃诗　新诗创作　翻译实践

商乃诗，又名“商籁诗”、“十四行诗”等，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新诗运动的发展，过度的追求诗体大解放、追求诗歌的自由体，导致诗歌这一文体出现了严重的散文化倾向。商乃诗的出现便为寻找诗歌新的格式与音律提供了很好的出路。

“据我考查，直到1926年4月10日，中国的报刊上，才出现了第一首比较严格的按照意体十四行的格律写作的汉语十四行诗。这首诗的题目叫《爱》，作者署名“孙子潜”。发表在北京的《晨报副镌》第1376号上”。孙大雨发表了《爱》、《决绝》、《回答》、《老话》以及《惋惜》、《遥寄》等均为中国十四行诗的发展做出很好的实践，他认为一首好诗不应该是大白话，而是有一定的内在流动性，在十四行诗的创作上他更是勇于实践与创作，并作为我国新诗创作时期一位依照意体十四行格律而写作汉语十四行的诗人，有着其自身的创作张力所在。在《爱》中我们看得出孙大雨开始有意识的创作意大利体十四行诗，不仅仅运用了意大利体的“四四三三”的结构体式，而且遵守了其韵律“abba abba cde cde'’，同时也将诗行的高低按照韵脚的变化而排列，为十四行诗的创作更是增添了一层严谨。但孙大雨十四行诗的创作并不是刻板无灵活性的，另如他的《决绝》在形式上前八行为一段，后六行为一段，八行中又以每四行为一小段，六行中以每三行为一小段。韵式上前八句与《爱》相同“abbaabba”，后六句采用了不同于《爱》的“cde dff”，以及《回答》中后六句的“cde fde”；《老话》中的“cde cdf”等等，后六行的灵活变化均在意体十四行诗的容许范围之内，孙大雨能够依据诗歌的具体情况将十四行诗的特点发挥的淋漓尽致，更是为我国十四行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在孙大雨的商乃诗创作中，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跨行与跨节的现象，跨行如“我怕世界就要吐出他最后，一口气息”(《决绝》)、“我不知／怎样回答”(《回答》)、“凭靠在／渺茫间”(《老话》)等等；跨节如“悄悄退到沙滩下独自叹息，去了”(《决绝》)、“可是谁是／造物自己”(《回答》)、“你们这下界，才开始在我的脚下盘旋往来”(《老话》)等等这样使诗歌虽每行分开却又相连，有着一种内在流动与连绵不绝的音乐美感。人们对孙大雨19世纪20年代前后创作的商乃诗有着极好的评价，孙近仁、孙佳始在《孙大雨诗文集》中前言中有记载：唐弢特别推崇《决绝》，他说：“我爱闻一多的《奇迹》，孙大雨的《决绝》……”，梁宗岱称赞：“孙大雨把简约的中国文字造成绵延的十四行诗，其手腕以有不可及之处”，卞之琳说“也只有孙大雨写了几首格律严整的十四行。”由此可见，孙大雨创作的商乃新诗不以量取胜，但却为推动中国十四行诗的发展却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启发了我们更有兴趣的去寻找、发现中国现代语言的严谨、致密、柔韧以及潜在的音乐美感。

同样，孙大雨在对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翻译中更是倾心倾力，从外在的形式到内在的诗味以及每一诗句中词语的选取都是十分严谨认真的，这也看出了他对莎翁、对商乃诗的热爱程度。中国诗人对英国十四行诗的移植与改造经历了很长时间也经历了很多诗人的一步一步的努力才日趋完善，孙大雨对十四行诗的翻译实践可以从以下几个大的方面来分析：

一　对节奏的改造与移植

诗歌的节奏与格律一直是孙先生诗歌观念的一个重点所在，十四行诗的节奏与中国诗歌的格律与节奏密切相关。孙大雨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一如既往的比较注重节奏。如在翻译第十八首时是严格按照莎士比亚“四四四二”共十四行的结构，另外根据其音组格律的翻译观，对莎士比亚的第十八首进行翻译时，无形中有着十二音五顿的节奏划分，这样翻译出的作品读起来节奏流动而不显呆板，当然在其它几首中也有十三音五顿的情况，例如第七十三首、第八十七首、第一百一十一首等等，这在其新诗创作中也有所体现，如《遥寄》的第一首，音节数有十二音、十三音也有十四音的。这也正说明了孙大雨翻译诗歌的灵活性，对音节数的整齐与否比较宽松，而更注重顿数的整齐、节奏的流畅，在《雕虫纪历·自序》中卞之琳讲道：我较后的经验是在中文里十四行体，用每行不超过四顿或更短，可能用得自然，不然就不易成功。”而孙大雨的十四行诗新诗创作以及翻译大部分都是以五顿见多，这或许跟他的“以二或三个汉字为常态”进行变化的“音组”理论的应用有着一定的关系，每行均有严格的5个音组，即“五顿”。文学的翻译需要经过很多程序的磨合与适应，并没有完全的全盘接受或不加任何的改变，意大利的sonnet在传人英国后就发生了形式及语言上的改变，形成了英式的十四行诗。由此可见，孙大雨的翻译也正说明了中国诗人对十四行诗的改造与移植，同时也成就了中国化的十四行诗的发展前进，这是中国诗人作为译者的职责。

二　采用跨行与跨节

英语和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所以诗歌在语言范围内的重点也就不同，英诗注重重音与音节的节奏，而汉语诗歌是音节与意义的统一体，所以英诗的创作比较注重形式的节奏性，那在汉译的过程中就要注意这一特点，在尊重意义的基础上进行跨行或者跨节，提高整个诗歌行之间与小节之间的衔接性，最重要的汉译中要使跨行、跨节的关键点语义的歇息较大，否则则会破坏诗歌的意义完整性。如孙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六十六首的前两句：

厌倦了这种种，我求死亡来给我

安息，如眼见才能被命定做乞丐，

这样看来在追求音节与音组的情况下，孙大雨找到了这句中的语义歇息较大的点来完成跨行。在这一方面，孙大雨并不是逐字逐句的生搬硬套的去翻译，这在对雪莱的《西风颂》的翻译中有所体现，“the winged seeds,where thy lie cold and low,/each like a corpse withinits grave,until /thine azuresister of the spring shallblow”(摘自第一首第三段)第一行与第二行并未跨行，而第二行与第三行之间的until作为一个暂时性的轻音步完成了语义的歇息与跨行，“冬寒的床上，它们全躺倒在那里／冷而低，粒粒像一具尸体在墓中，／要等你蔚蓝的青春小妹来吹起”，可以看出孙译的时候将第一行和第二行进行了跨行，第二行和第三行没有跨行，但也完整的表达了诗意，同时也没有破坏原诗的节奏流动，充分发挥了诗人译诗的主动性。

三　翻译中契合情感的选词

十四行诗和我国的古典诗词有着容量较小的相似之处，均用精致的诗体将诗人的情感与思想真真切切的表达出来，这是其它诗体所难以达到的。因此，它也就要求译者更要注重诗中措辞的选取，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诗句优美，译诗也应该达到这样一种效果才能更加接近原作，真实的表达原作的精神风貌与情感流露，孙大雨在翻译中非常注重用语的恰当，同时也与大白话保持了适当的距离，他的翻译更多的是在保持原作的情感基调的基础上，以原诗为底色，绘出了中国韵味的商乃诗。例如“when i be-hold the violet past prime"孙大雨译为：“当我眼见到紫罗兰香散花残”让人联想到唐代诗人李商隐《无题》中的“东风无力百花残”；在第十八首第五和第六句：‘‘sometime too hot the eyeof heaven shines，|and oftenis his gold complexion dimm’d”，孙译为“晴空里赤日有时光照得过亮，/它那赫奕的金容会转成阴晦；”第五句中“hot"一词，孙大雨既译出了太阳的炙热，又译出了阳光光线的过亮，这样就和后面第六句中“阴晦”有了鲜明的照应，使整个诗歌内在错综联络，也确切的表达了诗歌的情感状态。

十四行诗格律严谨，结构工整，各韵脚押韵交替进行，尤其是莎士比亚体“abab cdcd e-fef gg”的韵式及其变式更是给商乃诗提供了更多的节奏变化，此外，莎翁十四行诗中的意象表达更是绝妙，这些对于中国诗人的翻译学习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但在学习西方的同时我们更要去追求具有中国特点的商乃诗，为我们建构新诗、发展新诗做重要的引导。

掩卷回味，孙大雨作为新诗前进道路上的“探索者”与“实践者”，立足于中国诗歌的文化，融会贯通中西诗学，为推动中国现代诗学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孙近仁编，孙大雨诗文集[h],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12月。

[2]孙大雨译，英诗选译集[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

[3]孙近仁、孙佳始，耿介清正——孙大雨纪传[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与诗同行篇7

学习古典诗歌的首要条件，是通读全文后能够理解这首诗的大致内容，只有在了解诗歌字、词、句表达含义的基础上，才能对这首诗进行更深层次的剖析。因此，读懂一首诗是高中语文古典诗歌单元教学的基础环节，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从诗歌全文内容来看，学生完全可以根据注释对诗歌内容进行理解。而在对诗歌进行赏析时，可从不同角度对诗歌进行赏析，如，诗歌的主要内容、诗歌的描法、诗歌的中心思想等。教师可以在引导学生通读全文后，要求学生自主学习，自行分析诗中关联的内容与表达方法。当学生通读全文后，往往会对整首诗的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此时他们往往会产生不同疑问，如诗人想要透过这首诗表达什么样的思想感情，诗人的人生经历是怎样的，诗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背景下作了这首诗等等。教师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进行下一个环节的教学。

二、高中语文古典诗歌单元教学的第二个环节

了解诗人的生平经历是高中语文古典诗歌单元教学的第二个环节，也是对古典诗歌进行深度学习的重要环节。大部分诗人均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他们所作的每一首诗，都有可能彰显着他此刻所处的不同环境与不同心境。从某种层面上来看，诗人的人生经历对其诗歌内容、风格与中心思想是息息相关的。所以，“知人论世”完全是古诗单元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对诗人进行介绍时，教师可将诗人生平经历分为不同时期，如读书壮游时期，该时期诗人涉世未深，往往有着远大抱负，诗歌也尽显豪迈之风；战乱纷飞时期，诗人作诗往往会赞颂出征将士，表述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仕途不顺时期，诗人一般会遭到无数挫折，创作诗歌多半吐露了怀才不遇的心声。总之，了解诗人的生平经历，对学生深度学习诗歌是大有裨益的，教师务必给予重视。

三、高中语文古典诗歌单元教学的第三个环节

高中语文古典诗歌单元教学的第三个环节比较倾向于课外拓展，主要是为检查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使学生懂得如何举一反三，进一步丰富学生的学习内容，帮助学生拓宽视野。教师在带领学生学完一首古典诗歌后，可选取诗人的典型故事，使学生对诗人有更为深入的了解，激发学生课下进行拓展阅读的兴趣。另外，围绕教学素材，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合作探究，通过充分探讨，去感悟与体会诗歌中蕴藏的道理，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

四、结语

与诗同行篇8

【关键词】古诗词教学；音乐；结合

中图分类号：G623.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5）18-0088-01

在语文古诗词教学中，主要是通过对古诗词的朗读、体味、思考来感受古诗词的魅力，体味古诗词的内涵，培养学生对古诗词的感悟能力和诗词鉴赏能力。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却发现，因为古诗词大多为古代诗人创作，其年代背景和用词手法上与现代相距甚远，再加上古诗词本身所具有的抽象性使得小学阶段的学生很难通过阅读来真正把握到古诗词的内涵，体味作者的感情。因此，古诗词教学也就成了小学语文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语文教师往往在教学中分析过多，情感融入过少，这也导致学生难以真正体味到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使古诗词的学习仅限于表面，分析有余，感悟不足。但同样，若是分析较少，学生便难以读懂古诗词的内容，浅尝辄止，也无法有效把握古诗词的神韵。因此，在实际教学中，笔者不断探索、研究，试图找寻一种新的方式方法来促使古诗词教学可以更好地开展。在研究中，笔者发现，将音乐与古诗词有效结合可以帮助学生体味作者的思想感情，帮助学生将自己的情感与作者的情感相连接，让枯燥的课堂教学生动形象，富有感染力，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一、将音乐融入诗歌教学过程的可行性

音乐与诗歌有着一定的关联性和相通性，《毛诗・大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诗歌这种称谓并非没有依据，如诗经中的《蒹葭》、《北方有佳人》原本便是诗歌，是一种吟唱的形式。正所谓“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长歌行》也是吟唱形式，是一种民间歌谣，以音乐的形式得以流传；又如，宋词，每首词都有着它固定的曲调，“依调填词”是词创作的一大特色。由这些我们也可以看出，音乐与古诗词之间实为一母同胞，在历史的长河中相融交织，难以分割。

用音乐可以更好地再现诗词的创作背景，诗词的创作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经历，有着浓厚的时代印记。离开背景、脱离作者的创作背景来看待问题的话，难免有一种不知所云的感觉。诗词创作是源于情感的激发，学生由于所处的时代、环境、年龄和心理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学生很难真正把握诗歌的内涵。而教师若仅仅是单纯地教授和给学生讲解背景资料，就会使课堂显得呆板无趣，难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就无法使学生真正体味到诗词的美好。一段合适的音乐可以直观地为学生呈现出或悲凉、或温暖、或不舍、或喜悦、或抑郁不得志、或满心欢喜的场景，同时，一段音乐的注入还可以活跃气氛。

二、古诗词与音乐结合的教学运用

1.运用与古诗词相关联的音乐。在诸多音乐歌曲中，有许多歌曲都有着古诗词的影子，音乐歌词借用古诗词的现象也非常普遍，因此，可以将这类歌曲与古诗词教学相融合。例如，在学习张继的《枫桥夜泊》时，“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首古诗中的歌词便被《歌声依旧》这首歌借鉴。这首歌中有这样几句歌词“带走一盏渔火……让它停泊在枫桥边……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明显，这首歌的歌词便用到了《枫桥夜泊这首诗。因此，教学时便应有意识的借助这些歌曲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利用与古诗词相近的歌曲进行教学时，应明确以下三点：

第一，提高被借用古诗词在歌曲中的地位和其在歌曲中所表达的情感，这样有助于对古诗词进行分析，并为真正的古诗词讲解埋下伏笔，提高学生兴趣。例如，歌曲《涛声依旧》中表达了男女离别时的寂寞、凄凉和无限的思念和无奈，这一点与《枫桥夜泊》中所表达的孤独寂寞相契合。歌曲与古诗词的叠加可以使学生在低沉的歌曲中营造一种悲伤的氛围，从而更好地烘托出诗词中的情感。

第二，应当明确所借用的诗词在原诗中的地位和所表达的情感。《枫桥夜泊》中“月落乌啼霜满天”这句诗，它被运用于歌曲中便有其道理，这句诗为全诗奠定基调，将月落、乌啼、霜满天相结合。其中，月落是视觉现象，乌啼是听觉，霜满天是感觉。这样诗人便将失眠后对景物的感受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这句诗起到了烘托全诗、倾诉愁思的作用，其在歌曲中的作用也是如此。因此，将歌曲与古诗词相连有助于学生对古诗词情感的把握，因为学生对歌曲的感触更深。

第三，将被借用的古诗词在歌曲中的作用和其本身的作用进行对比分析。歌曲仅仅是为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古诗词而服务，在分析中，我们可以让学生分小组进行讨论，这首诗本身的情感与其在歌曲中的情感是否相同，有什么不同之处，被借用的古诗词在歌曲中的作用与其在原诗中的作用是否相同，等等。这样可以提高学生的兴趣和讨论的热情。

2.运用歌词中典型的表现手法。在音乐中不乏灵活、生动的语法现象和丰富的情景构造，像是“快乐着你的快乐，悲伤着你的悲伤”“你那弯弯的忧伤，穿透了我的胸膛”……这些歌词中包括多种多样的语法，如倒装、夸张，等等。虽然古诗词中同样语句优美，用词恰当，情感丰富，但是因为年代的关系，导致古诗词的用词结构与现代的语法和篇章结构相距甚远，学生在理解、分析时会感觉晦涩难懂。利用流行歌曲中的这些语法特点来进行古诗词的教学，可以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古诗词中所运用的语法。

同样，歌词的创作也与诗词一样有押韵和韵律，因此，教师可以将歌曲的这一特点与古诗词连接起来。例如，在讲杜甫的《春夜喜雨》时，有这样一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其中便用了拟人的手法，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这种修辞手法，在教学中可以为学生们放《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这首歌中的这几句“你的柔情似水，几度让我沉醉。”在这里，便将柔情比作水，与《春夜喜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古诗词因为其时代背景和用词手法与现代相距甚远，致使学生理解起来较为困难。而音乐的融入好比是为古诗词教学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使得学生可以从熟悉的场景、事物入手，来提高对古诗词的理解能力，丰富学习内容，拓展文化视野。

参考文献：

[1]陈小奇，陈志红.中国流行音乐与公民化――草堂对话[M].广州：新世纪出版社，2008.

[2]韩雪屏等.语文课程教学资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与诗同行篇9

意象有观念意象及高级审美意象之分，而文学艺术追求的是那种最能体现作家艺术家审美理想的高级意象。在中国古诗人的笔下，马的意象就是“至情”、“至理”的高级艺术形象，并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深远的历史，早在《诗经》时代，马意象就出现在了诗文中，到唐代诗人李贺的诗作中，马的意象频繁出现，并且马的意象在李贺的诗中具有不同的精神内蕴，如“瘦马”的怀才不遇，但仍刚劲执着；“肥马”的平庸无能但仍长期受用；以及“骏马”境况凄凉但仍显豪壮之情.

一、李贺诗中“马”的意象与杜甫诗中“马”的意象的异同

在唐代咏马的诗人中，李贺和杜甫是最具代表性的。据记载，“在李贺的诗中，咏马的特多，径题马诗及句中谈到马的竟达八十三首，占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左右”。杜甫的咏马诗虽不算多，可查阅的整篇为咏马且有代表性的咏马诗有12首，[2]但是他的咏马诗不但史料价值高，而且艺术价值也很高。杜甫和李贺同样是写咏马诗，却表达出不完全相同的寓意，且诗歌的表达形式也不完全相同。这是由诗人个性的差别和诗歌创作背景的不同造成的。但是同样强烈的出仕愿望和坎坷不平的仕途又使二人的马诗传达出一些相同的信息。下面就二者的不同点和相同点分别论述。

（一）不同的吟咏主题与不同的审美取向

1、不同的吟咏主题

首先，杜甫和李贺同样是写“马诗”，乐观的态度和对仕途的无限向往，表现在马诗上，集中在这首著名的《房兵曹胡马》，他写到：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

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这是一首咏物言志诗。一般认为是作于开元十八年或二十九年，正值诗人漫游齐赵，裘马轻狂之际，所以语词矫健豪纵，充满着天地任我闯的睥睨之势。诗歌风格超迈遒劲，反映了青年杜甫锐于进取的精神。但是与李贺强烈的出仕之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的仕途坎坷曲折、终不现用。但李贺为人又抱负不凡，自视甚高，在遭逢怀才不遇之下，自然郁结难抒，更何况造成他终生微卑的原因，竟是与之争名者所谓的“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这样的无稽之由。出身高贵却毫无补益，少年成名却不被赏识。

2、不同的审美取向

杜甫和李贺在诗歌创作上的不同首先表现在杜诗多歌行体，诗歌感情充沛。而李诗则一律用五绝形式，诗歌铿锵有力。[4]杜甫所写的十二首马诗中。有7首为七言古体，这七首古体诗中有6首是歌行体诗歌。如《高都护骢马行》和《李雩县丈人胡马行》各有十六句，《骢马行》24句，《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达34句之多。杜甫为何要用歌行体来写马呢？歌行体可长可短的自由形式便于对马进行细致的描绘，并且可以自由的抒情和议论。以《高都护骢马行》[5]为例。

安西都护胡青骢，声价欻然来向东。

全诗采用七言句式，句式结构比较自由，较少讲求对仗工整，形式的安排主要取决于内容的需要和抒情的要求。诗歌婉婉道出骏马的来历、志向和遭遇，语言明白晓畅，通俗易懂。全诗除了“雄姿未受伏枥恩，猛气犹思战场利”一对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对仗之外，其余的句对都算不上。

李贺的则不同，整组咏马诗都采用五绝，简洁明快，塑造了栩栩如生的马的群像，刻画有力深沉，寄托了诗人的情怀；李贺能写出气势如此壮阔的全诗，实在难得。

杜甫和李贺在诗歌创作上的另一个不同点是杜诗故事性强，李诗抒情性强。杜诗擅于对马进行整体描写，一首马诗就是一匹马的故事。马的形貌、气质、来历、遭遇等等，都交代得一清二楚。

（二）相同的出仕愿望与相同的坎坷仕途

1、相同的出仕愿望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道出了中国古代文人渴望出仕的普遍心态。杜甫和李贺也不例外。表现在咏马诗上，杜甫有“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李贺有“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马诗二十三首·其五》）。

2、相同的坎坷仕途

杜甫先是在安史之乱爆发时被囚于长安，后冒险投奔唐肃宗，肃宗见其忠诚，授予左拾遗。可是杜甫生性耿直，不肯屈从权势，[第一论文 网 dylw.net]多次向统治者提出忠言善谏，不被采纳，后被贬到地方任微职。他一等再等，始终没有等到再被重用的一天。出于对肃宗的失望，他最后辞去官职，举家搬到边地秦州。从此，他的生活越来越艰难，缺衣少食，诸病缠身。

二、李贺对“马”意象写作的继承与创新

从《诗经》开始，“马”的意象就成为中国古诗人抒写的对象，并且赋予了马一种精神品格，如《小雅·车攻》中的“萧萧马鸣，悠悠旆旌”，③写出了马的俊朗，且暗示出英雄的昂扬斗志，又如《楚辞·离骚》中的“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③则又以“马”的意象来寄寓诗人的壮志，以至到唐代，“马”的意象频繁出现，进而形成了一种写作有关“马”诗的传统，虽然在杜甫的诗歌中也曾经出现有关“瘦马”意象，但却不如李贺笔下的“瘦马”刻画的传神、意境构设的独特。

三、李贺诗中“马”意象的影响与发展

在中国文学史上，继李贺之后，又出现了众多写“马”的意象的诗人。如南宋诗人辛弃疾就是写作马诗最多的诗人，他继承了李贺写“马”意象的传统。游国恩说：“李贺的诗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影响，晚唐的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的诗，都或在意境、或在手法、或在语言、或在意象上受过他的影响。南宋、金元的诗人也 有模仿他的诗歌的。”[6]在辛弃疾的《稼轩词》中，描写了数量众多的动物意象，其中数量出现最多的是“马”的意象。

马意象是李贺怀着一种深沉且特殊的感情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在诗人李贺的笔下，我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马的形象，而且深刻感受到了该意象背后的独特内蕴；李贺以“瘦马”自比，寄寓忧愤之情，与“肥马”相比，深怀嘲讽之意，以“走马”作比，深表不舍之情，可见，马的意象在诗人的笔下已成为一种人格的显现。不仅李贺，在中国古诗人的笔下，马已经被赋予了一种精神品格，或积极向上或平庸无能或悲惨凄凉。可见，马意象作为中国古诗人的所咏之物，已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写作对象，而且印证了创作者的情感历程并彰显了其人生品格。

参考文献：

[1]王充闾.李贺咏马. [M]中华诗词，2007：57.

[2] 巍立明.古道驰骏马画形寓深悲—浅析杜甫咏马诗 [J ] .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

[3] 杨凤琴.论唐代咏物诗的时代精神[J ]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4.

与诗同行篇10

摘要：建安诗歌是我国文人诗歌创作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魏晋风度下的三曹父子即是此时期“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们的诗歌具有“古意悲凉”等共性，但由于个人特质和人生际遇的不同，三人在创作诗风上又存在很大的差异。从曹操诗的古朴雄浑，到曹丕的婉约便娟，直至曹植的词采华茂，从中亦可窥见建安诗人的艺术追求。本文旨在结合三曹诗歌创作的具体作品，来分析探讨其各自的诗风特点，并对“三曹”诗歌风格的差异进行阐释论述。

关键词：古直悲凉；婉约便娟；词采华茂；诗风差异

在中国历代文学史上，三个诗人或文学家并称，能够成为文学坐标峰峦的为数并不多见，论及各时期文人，亦是依稀可数。在建安诗坛上，以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三曹”是建安乃至魏晋时期文学的重要代表，三峰并峙，璀璨诗坛。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正如李白、杜甫这样的大家一样，建安诗坛假若没有“三曹”将是无法想象的，势必是建安诗坛的一大笔缺失，亦可以说无法谈其为真正的建安诗坛了。

建安时期是一个文学繁荣发展的时期，也是五言诗迅速腾跃的时代，曹操、曹丕和曹植在五言诗创作上都具有很强的功力，尤其是曹植的五言诗，更堪称“建安之杰”。其中，曹操以其乐府诗为主，曹丕与曹植在五言诗创作上居多，曹丕在诗歌语言创作形式上另开辟了一些新的路径，如其六言、七言与杂言诗，但其三人的很多诗篇，大抵都收录在《古诗十九首》之中。虽然三人诗风由整体观之，创立于建安文学的大背景下，带有“古意悲凉”的共同特征，但其抒情诗就个性化表现层面而言，却同中有异，散发着不同的光芒。宋代以“诗评最为确论”著称的敖陶孙在其《敖器之诗话》中就有评论曹操与曹植之诗的述语，这样说道：“魏武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足可见，曹操与曹植的迥异诗风，虽未提及曹丕，但把曹操的古直沉雄与曹植的纵逸词茂分析得恰如其分。故而，从整体建安诗坛发展流变来看，三曹的诗歌创作对文学艺术追求而言是一种进步，但由于诗人各自的气质禀赋与际遇经历的不同，其诗歌所呈现的气象与特色亦为迥然。以下将结合三曹各自具体的代表性名篇，试浅要谈及各自诗作的风格特点，并加以阐释论述。

一、曹操诗歌之古直悲凉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烈、战争频繁的动荡时代，但同时也是文学艺术自觉、诗歌蓬勃发展的时代，此时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非凡的作品，亦造就了一批天赋极高的英灵俊才。“建安风骨”的开拓者曹操便是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代表。曹操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各身份兼而合一的人物，他出身于宦官家庭，这就使他在年轻时就有步入仕途的机会，另一方面，他又机敏善权术，好读书练武习文。曾在东汉灵帝时举孝廉，任洛阳北部尉。在董卓之乱时，迁都许昌，招募卒士，讨伐董卓，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后又经历多次战争，逐渐削平了北方的割据势力，统一中原地区，建立曹魏政权。

乱世不仅把曹操造就成了一位时代英雄，也造就他成为个性独特、风格迥异的文学家与诗人。曹操志向远大，青年时期就投身于激烈的政治斗争，对长期动乱的现实社会有着很深的体验。由于他目睹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亲身经历了多次战争，使其诗文逐渐染上了“慷慨悲凉”之气，因此其诗歌雄壮古直，不事雕琢。他崇尚质朴，反对浮华，作为建安文学的领袖，一改东汉注重骈俪词采的传统，行文语言自然朴实，其诗风与文笔清新华丽的曹丕和词采华茂的曹植大不相同。曹操作为一名政治军事家兼文学家，其诗歌作文很多是基于治国经略和社会现实的需要。因而，其笔下的诗歌多取材于割据纷争的战乱事件，其诗歌的画面盛大，境界开阔，充满着慷慨悲凉、古朴雄浑、气势刚健的笔调。难怪钟嵘评诗时论及曹操，认为其诗颇具古直之风，甚有悲凉之句。以下试结合曹操极具代表性的名篇诗歌来分析其慷慨沉雄、古直悲凉的诗

风特点。

如其脍炙人口的名篇《短歌行》，这个我们在中学时代即诵读成章。其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首诗写于曹军在赤壁之战严重受挫的背景下，曹操一面在训练水军、e蓄力量，一面欲招纳贤士、延揽人才，创作《短歌行》的主旨亦在于此。曹操深感于人生的短暂，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抱负远大的政治军事家，其对生命价值自身的体会自然也高于常人。人生之短，犹如朝露，对于曹操这样想要建功立业的人来说，是很令人忧虑的。他虽已步入人生暮年，但仍志在千里，壮心未已，于是生发出“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样的延揽贤士，为天下不平而感叹深忧的心声。《短歌行》对仗工整、一唱三叹，涵盖了对生命更广阔更深入的理解，慷慨激昂，古直悲凉，字里行间吐露着曹操沉雄、饱满的笔力，具有强烈的感染和震憾力量。

再如与《薤露行》视为姐妹篇的《蒿里行》，其云：“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首是以乐府为诗题的挽歌，主题背景是汉末董卓之乱，社会动荡不安，黎民深受苦难的场景。这首可以说是最能体现曹操“古直悲凉”之诗风的乐府诗了。古直，即诗歌语言不事雕琢，具有古朴、率直和雄浑之感。此篇《蒿里行》整体读来浑然一体，从兴兵讨伐董卓，到袁氏兄弟的拙劣称帝，使得战争连绵不断，百姓尸骨遍布荒野，此诗一路酣畅淋漓，直叙不逶迤，颇具古朴率直之感。而此诗之悲凉，正是体现在战乱不断，百姓深受其苦，作者在经历作战时所亲眼目睹的荒野遍骨的惨景。于是生发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感叹，表面文字虽浅显质朴，但所表现的思想却是宏大而深邃的，曹操诗的古朴雄浑之风便一览晓之。

二、曹丕诗歌之便娟婉约

曹丕为曹操的次子，并被立为魏太子。自幼便受其父的熏染影响，机敏好学，广读诗论，多才多艺，具有很高的文学修识学养。曹丕描写战争背景的诗篇，其气势风格相比曹操，慷慨雄浑之气略逊，深沉古凉之意不足，这大抵和其本人的经历际遇和气质特性有很大关系。

曹丕笔下的征战诗歌，多以女子角度自称，描写思妇的闺音之叹和离愁别绪，工笔细致入微，刻画缠绵悱恻、含蓄秀美、婉约有致，笔调迟缓细腻，这是同时期其他建安诗人所不能企及的。《三国志选》里就曾评论曹丕道“天资文藻，才艺兼该”。曹丕诗歌的语言融古朴与秀丽于一身，工于抒情，为后代文人墨客所称颂，体现了此时期文人由乐府诗逐渐向文人诗过渡的特点。

而曹丕在诗歌创作形式上也有有益的新尝试，其乐府诗和非乐府诗并重，除了四言诗，他在五言、六言、七言和杂言诗方面均有开拓，大大拓展了文人作诗的途径，并被后人视为“歌行之祖”。先秦时期虽是七言诗的起源，但文人所创数量极少，直至后来汉代也并不受重视。但到了曹丕这里，一改建安诗人传统的五言诗，在七言诗亦不乏大量佳篇之作，使其逐渐列入诗歌创作的体裁行列，对诗歌发展而言是一种不可小窥的进步。曹丕最具代表性的七言诗当属《燕歌行》，它是中国古代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文人七言诗，标志着七言诗的成熟。而其六言诗也有不少篇幅，诸如《寡妇诗》、《黎阳作・其四》之列。因此综而观之，曹丕诗歌既有对汉乐府诗歌发展改造的一面（五言诗与六七言、杂言诗并创）；又有诗风笔法转于辞采华茂、婉约便娟的一面，对整个文坛而言具有推动的价值意义。

继曹操《短歌行》之后，曹丕亦有同名四言诗篇，是为追思其父曹操。曹丕作此篇不同于其父，他是专门抒发对父亲的怀念之情，专章独奏，哀悼抒情意味强烈。父亲的离去令他悲恸不已，另一面，他作此篇也是为了完成父亲生前的遗令。如其开篇所言：“其物如故，其人不存。”把自己见物思人、物是人非的悲绝之情写得凄婉动人。此外，像“呦呦游鹿，草草鸣霓。翩翩飞B，挟子巢栖。”这样的句子与曹公篇的诗句相仿，善用比兴手法，以大鹿呼唤小鹿来比拟父子间的亲情。而且此篇抚琴曲声唯美，文字凄怆抒情，含蓄委婉，抒发了他对生命的感慨与思考，是其便娟婉约诗风的体现。

又如以文辞典雅居称的四言诗《善哉行》，后人流传最广、耳熟能详的诗句想必是首句：“有美一人，婉如清扬。妍姿巧笑，和媚心肠。”开篇即以浅淡笔墨展现了一位顾盼生姿的美女容貌，娇美温润，妩媚生姿。“感心动耳，绮丽难忘。眷然顾之，使我心愁。嗟尔昔人，何以忘忧？”尾篇以侧面的形式―即“我”的感受，来表现对这名美丽才女的倾慕与顾盼眷恋。这首《善哉行》便是曹丕诗风的代表性作品，从这首诗亦可看出，建安诗风的古朴悲凉之气不复察觉，逐渐转为便娟含蓄之风，建安诗风在悄然间游离变化。此诗以男女情爱为题材背景，格调舒缓，绮丽和媚，清新婉转，极具典型地代表了曹丕诗歌的创作诗风。

再者，以曹丕的七言诗代表―《燕歌行》为释例来探讨其诗风。《燕歌行・其二》：“别日何易会日难，山川悠远路漫漫。”首句与李商隐之《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意趣相仿，缠绵忧思，情感细腻。其后：“涕零雨面毁形颜，谁能怀忧独不叹。”意象朦胧，交代人物思念之颜色憔悴，却没有明确交代思念者之身份，有待读者去想象发现，含蓄隽永，意味深长。最后：“仰看星月观云间，飞鸽晨鸣声可怜，留连顾怀不能存。”则拾取“星月云、飞鸽”等意象，互相交融，情景璧合，把此诗所描写的飘然不定的行迹与刻骨铭心的思念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此细腻刻画，工于笔调，踌躇叹惋，如泣如诉，不愧是曹丕笔下传颂的名篇！因此，曹丕虽无曹操诗风的雄浑大气，但其在诗文创作上亦卓有建树，低徊委婉、便娟秀丽、宛曲细腻之风使其诗文创作成就相当突出。

三、曹植诗歌之词采华茂

曹植为曹丕同母之弟，其才思敏捷、文笔立成，文学成就相比曹丕更胜一筹。但其四十一岁的短暂人生却波澜起伏，变化很大，可以分为人生的前后两个分期。前期为建安初期，此时期经常跟随曹操从军征战，具有相当丰富的经历。再加上其自幼文学天赋与修养出众，十几岁便可吟诗成章且文采斐然，因此深得其父曹操的宠幸。曹操曾让其子每人当场作赋，曹植援笔而成，曹操非常吃惊，对曹植之文思大为赏识，难怪刘勰也有对之“思捷而才俊”的高度评价。这是曹植前期生活的境况，从其诗风之词采华茂、纵逸飘然、骨气奇高亦可晓之一二。

然其后期，即黄初、太和时期，自曹操去世之后，其兄曹丕登上王位，曹植的轻逸宠幸生活也随之结束。这时期，曹丕为翦除羽翼，先后将曹植的文人亲友杀害，曹植也被贬数次，发落边地，曹植有感于此，其诗风创作开始感慨忧伤，其数副名篇中都透露出沉郁顿挫、淋漓悲壮的诗歌风格。因而，钟嵘曾在其《诗品》中高度评价曹植，言：“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架溢今古，卓而不群。”由此可见，曹植后期诗歌创作颇能体现其“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之诗风。三曹的诗歌创作，发展到曹植这里，充分继承了其父与兄的特色，既有悲凉慷慨之调，也极富润色饰采之美。

纵观曹植的整体诗歌创作，比起曹操与曹丕，其后世流传的作品数量要多得多，他的四言诗较有特色，但最为突出的当属五言诗，不愧奇冠三曹之首，素有“建安之杰”的称号。他的诗词采华美，骨气奇高，无不渗透着建功立业、高亢进取的精神，同时又抒发个人遭遇心忧，嗟叹生平际遇，具有浓郁的个性色彩。以下将结合曹植诗赋创作的名篇进行分析探讨其诗风特点。

如其《白马篇》：“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首句便展现一幅辽远广阔的背景，读之豪气劲爽，以阳光下高大的白色骏马疾驰而去来拉开帷幕，笔法纵逸。“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将驰骋沙场之健儿的狡捷与勇剽描写的十分尽致，英姿栩栩如生，又寄托着作者自身渴望建功立业的骨气与抱负。最后以脍炙人口的诗句结尾：“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想必此句为后人所传诵成咏吧，这也是曹植意气昂扬的自我写照，把心中念念不忘的立功立德的豪迈气概溢于言表，此诗颇具“骨气奇高”之诗风。

再如其《美女篇》则是“词采华茂”的典范。整篇读来酣畅淋漓，纤柔华美，温润生姿。“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读之飘然纵逸，意境唯美。“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采，长啸气若兰。”通过对美女服饰、体态、容貌和气色的细腻描写，铺叙女子的唯妙美貌，感之与汉乐府《陌上桑》笔下的罗敷极为相仿，在细节上刻画善于炼字，注重词采的华丽，声情并茂。所以，就此篇对美女的描摹，应当是曹植“词采华茂”的代表性作品，使其顾盼生姿的形象跃然纸上。但曹植作此篇又不单单是描摹其形象，重要的是笔下所寄遥深，以美女虽盛年貌美却独守空房来自喻自己壮年不被重用，表达壮志难酬的感慨叹惋。故而，一定程度上抒发了曹丕政权下自己生活艰深、不为所用的怨愤，词采华美，文质合一，雅怨之气涵盖其中，读来气势不凡。

《赠白马王彪》堪称曹植最为寒怆凄切的典型代表作品了。此文写于曹彰被曹丕害死，英年暴死的悲惨背景之下，曹植感时泪伤，愤恨而作。“踟蹰亦何留？相思无终极。太息将何为？天命与我违。”两段皆以反问句式开头，难以掩饰内心的一腔郁愤，将对曹丕独揽政权、相加迫害兄足的行为娓娓道来，同时也对自身命运担心忧虑，抒发难以被皇帝任用的愤懑。“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收泪即长路，援笔从此辞。”面对曹彰的暴死，曹植在诗中表现愤怒，进行抗争，充分展现了其自身的傲岸夤恰4耸援笔立成，一气呵成，至情至性，将难以直言的伤慨溢于言表，以沉重舒缓的笔调，表达对生命短暂、不可揣度把握的悲怨之情。因而，此诗将曹植“骨气奇高，情兼雅怨，体披文质”的心性与诗风诠释得张弛有度、一览无余。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三曹诗风进行一个纵向度的总结。由曹操诗风的古直雄浑，过渡到曹丕的便娟婉约，衍变为曹植的词采华茂、情兼雅怨，魏晋三曹诗风的主线是一路发展、不断进步的。魏武帝曹操是魏晋建安诗风的开拓者，显然，他的慷慨豪迈、雄浑苍茫，在至今文人中也是无人能及的。但是他的诗却难免有笔法偏粗的缺憾，没有细腻的文人笔调。魏文帝曹丕则一改其父苍凉雄浑之诗风，他工于笔调，善写游子思愁与离愁别绪，如泣如诉，其诗笔力迟弱、过于婉曲清秀。而陈思王曹植之诗既有词采华茂、才思敏捷的一面，又在诗中注入对个人生平际遇的慨叹和人民疾苦生活的反映，“情兼雅怨，体披文质”，兼具其父与其兄的诗风特色，难怪刘勰对之有“独冠群才”、“思捷而才俊”的高度评价，又有“建安之杰”的高冠，论文思论寄托，名副其实，当之无愧！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曹植之诗风可堪称为建安文学流变的杰出艺术追求与进步意义的卓越表现。

参考文献：

[1]（宋）敖陶孙.敖器之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晋）陈寿著，缪钺.三国志选[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叶嘉莹.汉魏六朝诗讲录[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4]（清）吴淇.六朝选诗定论[M].江苏：广陵书社，2009.

[5]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6]（南朝）钟嵘.诗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