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三农论文十篇

大学生三农论文篇1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综述

中图分类号：D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2-0071-02

1 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 2期上发表的《论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 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 问题的认识历程。

3 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邓小平、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 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 2003年第1期上发表《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4］李建宁.、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J］.攀登，2001，（4）.

大学生三农论文篇2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都有了一个显著的提高，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尤其是我国gdp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这无疑不让我们坚信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将会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居安思危”，虽然成绩很大，但是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特别是我国的“三农”问题，已经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一方面，农民朋友为国家的经济建设的繁荣付出了毕生精力，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活和各种福利保障都没有很好的落实。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社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本着“立足农村，服务农业，关注农民”的宗旨，不断地为农民朋友送去帮助和爱心，并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至此我社成立一周年之际，一来是为了加强团队建设，增强内部凝聚力，展现当代大学生风貌。二来为了让关注“三农”的这股精神感动更多的人，加深大学生对“三农”问题的理解，因此开展“井冈山大学第一届三农文化节”系列活动。届时通过各种形式传播三农文化，同时也希望将来有更多的知识青年投入农村基层，为祖国的基础事业贡献一份力量，共同推动和谐社会发展。

二、活动主题：携手三农，共同奋进

三、活动意义：

四、活动时间：2009年12月03日——2010年01月03日

五、活动地点：六栋演奏厅、五栋、一栋、庄塘小学、

康佳希望小学、方广小学等。

六、 活动安排：

（1）前期活动：

11月20号开始：

1、悬挂横幅

2、张贴宣传海报

3、活动动员

4、拉赞助

5、邀请相关人士

（2）时间安排：

12月3号下午 星期四：开幕式

12月5日 星期六：三农文化演讲活动

12月6日 星期天：三农文化辩论赛

12月12日—12月13日：三农论坛

12月20日 星期日：三农知识竞赛决赛

12月26或27号晚上 星期四：三农文化节红歌会

12月31日—01月01日文艺下学校

01月03日晚 文艺汇演

（3）后期活动

与各关注三农的各界人士保持联系，同时留下联系方式，以便今后开展相关活动。

一、 活动介绍及流程：

a、 开幕式：

①时间：12月03日15：00—16：00

②地点：六栋演奏厅

③ 拟邀嘉宾：名誉社长（政法学院院长）、校团委书记、政法学院团委书记、指导老师（仰和芝）、社团指导老师、社联主席等。

④流程：秧歌舞——请领导及指导老师讲话——回顾历史（观看视频）——各活动项目介绍——宣布开幕——合唱《支农队队歌》结束

⑤承办部门：支教中心

⑥项目责任人：谭金国

⑦经费预算：场地费30元 其它费用20元

b、三农文化演讲赛：

一、目的：1、增进社员的团结互助

2、营造一个融洽的氛围，加深对三农问题的认识

3、启发大家对社会与理想的深层次思考。

二、时间：12月05日晚

三、地点：5栋407

四、活动对象：社内成员

五、注意事项：

1、内容要求：与“三农”问题、农村生活、下乡经历、理想和责任感有关。

2、参赛人数：大致15人。

3、每场演讲时间3—5分钟。

4、规定：1）在演讲活动开始之前选手随机选取自己的号码。

2）从观众中随机选取10名观众代表（自愿作代表也可以）作为评委，观众代表起到活跃气氛的主导作用。

六、演讲流程：

1由主持人宣布活动宗旨和部分规定。

2大家一起唱《支农队队歌》。

3按照选手号码顺序逐个上台演讲。

演讲过程细则：

1）选手上台之后先唱一段红歌（尽量不要与他人重复）。

2） 进行演讲。

3） 由观众代表或观众针对演讲内容发现问题并提出，然后由演讲者、观众代表或观众回答。

4）由观众发表感想。

注意：a提问时间不得超过一分钟。

b回答时间不得超过3分钟。

c提出一个问题奖一个糖。

d观众或观众代表发表一次感想奖2个糖。

4）所有选手演讲完毕后对奖项进行评定。

5） 最后以《支农队队歌》结束活动。

七、评选奖项：

1所设奖项：

1）最佳感动奖（内容感人亲切）

2）最佳激情奖（选手有激情）

3）最佳形象奖（举止语言）

4）最佳深刻奖（内容深刻有思想）

5）最佳气氛奖（台风较好）

6）最佳创新奖（风格创新）

7）最佳歌声奖（歌声有激情）

8）最佳观众奖（积极参与，包括评委）

2评定方式：

1）所有奖项皆有现场观众选举产生。

2）选举方式：在一张纸上依次写好1）——5）号奖项，再在奖项号码后面写上选手号码，将纸折好后由工作同志用盒子下去收。

八、前期准备：奖状8张，糖果若干，白纸红纸若干，照相机一个。并提前布置会场。

九、承办部门：理论部、宣传部

十、项目责任人：刘俊

十一、经费预算：奖状、糖果及其它物品30元

c、三农文化辩论赛：

一、时间：12月06日19：00—21：00

二、地点： 1栋（待定）

三、辩题：贫富差距拉大是否是正常现象（待定）

四、人员：正反方各10名，各方代表2名，中立方（老队员）5名。

五、辩论流程 ：

1、主持人发言（3分钟）。

2、唱歌活跃气氛（10分钟）。

3、第一轮，正反双方代表陈述观点。（各5分钟）。

4、第二轮，双方互问对方三个问题。（问1分钟，答3分钟）。

5、第三轮，自由辩论。（各15分钟）。

6、第四轮，中立方终结并指出正反方的不足。（10分钟）。

7、第五轮，互相表扬（各5分钟），并互相评出积极分子3名。

注：

1、主持人开场白并讲解辩论赛规则；

2、唱歌以红歌为主，三方轮流拉歌；

3、第二轮主要针对第一轮出现的问题发问，事先有代表搜集问题，每位队员要积极发现问题；

4、第二、三轮主要有智囊团发言，自由辩论时每人发言不得超过5次；

5、第二轮回答方若有时间剩余，可以由其他队员补充；

6、中立方主要提出批评并总结辩论结果，也可发表个人见解；

7、第五轮主要是提出对方说服力较强的观点，表扬个人的优点。积极分子由投票产生，各方队员均有编号。评选标准：有激情，发言次数多，表达较好。积极分子奖励有：奖状一张，糖果若干。

8、每一轮，各方队员都要积极记录对方的漏洞，由自己或代表发问。

9、每方均有计时员，时间到即喊停。10、各方队员发言次数均有记录，记录次数少者（各方两名）要罚歌若干首。

六、准备物品：奖状6张，糖果若干，白纸红纸若干，照相机一个，计时工具两个。并提前布置会场。

七、承办部门：理论部

八、项目责任人：刘俊

九、经费预算：奖状、糖果及其它物品30元

d、 三农论坛：

一：背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国家出现不少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危机下的经济问题，三农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做为当代的大学生，祖国未来使命的肩负者，祖国繁荣富强的主力军，如何确定自己的理想，如何为自己定位，做一个怎样的人，选择何种职业等？或许大学生在困惑，处于迷茫中，我们三农学社的社员也正处于这担忧中，我们该何去何从？当前就业热门有公务员，同时也有稳定收入的高尚的教师职业，我们希望举办三农论坛邀请相关人员帮助大家认清中国的形式，选择有使命的职业，为自己探索一个光明的前途。

二：论坛形式/场次

论坛开展三场，第一场采用讲座的形式举行，第二、三场采用座谈的形式。

三：论坛主题

第一场以“肩负使命，追求理想，合理就业”为主题。

第二场以“聚焦三农，分析现状”为主题。

第三场以“合理支农，社团发展”为主题。

四：论坛时间

第一场时间：12月12日下午3：00—— 5：30

第二场时间：12月12日晚上7：00——9：00

第三场时间：12月13日上午8：00——11：00

五：论坛参与对象

第一场：吉安市相关政府官员，大学生村官，农村基层工作者 ，农村小

学校长，指导老师，学院和校团委相关领导及社会“三农”热心人士。

第二、三场：南昌大学三农协会、江西农大三农学社 、南昌工程学院马

克思研究社团、井大三农学社成员。

六：论坛地点

第一场：五栋408（或407或演奏厅）

第二、三场：一栋304（或六栋301）

七：论坛流程

第一场：1、歌唱开始（队歌）

2、讲座开始 讲座顺序：

a、学长或学姐备考公务员

b、村官的经验和感受

c、政府官员对形式 经验的阐述 （休息）

d、 校长发言（如何做一名优秀教师）

e、指导老师对社员未来的期待，学社的发展建议，帮助支持。f腾老师对就业的看法，学社发展建议，帮助支持。（歌声结束）

第二场：第一次见面时：分小组

1、组建材料

2、大家朗诵《少年中国说》开始

3、各组陈述观点

4、各组讨论观点

5、各同学回归自己社团

6、共同讨论相应需要的追求

7、各校自由交流如何更好支农

8、歌唱结束。

八、预期效果

论坛增加大家对社会对就业的认识，更好的规划自己的大学生活，让更多的大学生投入到农村建设当中去。同时更好的与南昌高校三农类社团合作，有利于学社更好的发展。

九、意义

1、让社员加深对社会的认识，追求自己的理想，认清就业的形势。

2、让社员了解社会当前的社会形势，更好选定自己的目标。

十、经费预算：300元

e、三农知识竞赛：

一、活动背景：

2009年10月1日，伟大祖国母亲过完了她的六十岁生日，其取得的成就令国人自豪、兴奋。但是在这样一个世界第三的经济体中，农业发展却依然落后。“三农问题”己成为我国总理最爱关注的民生问题，它关系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着社会的稳定。温总理曾说过：“大学生无论学习什么专业，都要懂得农村，了解农民。在中国不懂农村和农民就不懂国情。对大学生来说，将业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了解农村都是不可或缺的一课。”我们是当代大学生，只有先了解“三农”，学习“三农”知识，才能更好地服务“三农”,服务社会。井冈山大学三农学社是一个以“立足农村、服务农业、关注农民”为宗旨的综合性学生社团，此次以特色活动三农文化节为契机，开展三农知识竞赛活动，加强大家对三农知识的了解。

二、活动目的：

1、旨在让更多的大学生关注三农事业的发展，弘扬井冈山精神，践行科学发展观，促进当代大学生爱党爱国热情。

2、形成一种学习“三农”知识的氛围，让更多的人了解三农、关注三农，进而服务三农。

3、丰富同学们的课余生活和增长课余知识，了解国家现状。

4、丰富三农文化节的内容，提高学社的知名度并扩大学社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5、加强社员之间的了解、沟通和交流，提高社团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三、活动时间：12月上旬初赛，12月20日（星期日）

四、活动地点：初赛地点为五栋大教室；决赛地点为六栋演奏厅或5—408。

五、活动构成：

1、总体赛程：初赛、决赛

2、初赛试卷：填空题、选择题、简答题（满分100分）

3、决赛题：必答题40分；陈述题60分。

4、题库设置：

①初赛试卷相同，份数由参加比赛人数决定。

②决赛时每人回答1道必答题（随机抽题），之后就同一题目陈述观点。

5、比赛规则与评分细则：

①、初赛时不得带任何试题相关的资料及通讯工具；

②、参赛选手必须遵守考场纪律并服从监考员安排，违反与不服从者，取消其考试资格；

③、决赛时允许带相关资料，必答题时间不超过3分钟，由主持人提问选手独立作答，可以放弃但不扣分；

④、评审团就其回答酌情给分，最后取其平均分；

⑤、以整个赛程最终累计分数的高低评定比赛名次并颁奖。

6、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具体人数以报名人数决定）

7、主持人2名（一男一女）

8、嘉宾/裁判：7名，要求专业性较强。

9、由嘉宾/老师及活动组委会颁奖。

六、活动准备：

1、提前3周由宣传部对外宣传本次活动（形式：①海报②横幅或喷绘），并在一周内完成报名，初赛结果公布后隔一周展开决赛。

2、统计参赛人数，将设计好的题目给老师修改。

3、邀请嘉宾及评委7名。

七、经费预算：场地费50元、打印试卷费50元、宣传费30元、证书30元、其他费用30元 合计190元

八、准备物品：试卷、教室（多媒体且有话筒）、手表等。

九、承办部门：办公室

十、项目责任人：黄林根、徐艳艳

f、三农红歌会：

一、活动时间：12月26或27号晚上

二、活动场地：六栋演奏厅

三、经费预算：150元含场地费及活动奖品。

四、承办部门：文艺队

五、项目责任人：何利民

g、文艺下学校：

一、 活动背景：

1、 井冈山大学三农学社文化节。

2、 欢庆元旦。

3、 本学期支教活动落幕。

二、 活动主题：（暂定）

1、 让梦想腾飞

2、 少年强则国强

3、支教助农，扬我风尚

三、 活动基调：喜庆、祥和、温馨

四、 地点：康佳希望小学、庄塘小学、方广小学

五、 活动时间：2009年12月31日——1月2日

六、 活动目的：

1、 期的支教活动进行总结。

2、 支教队员与所支教学校学生的浓浓情怀。

3、 校领导对支教活动的重视。

4、 本学期的支教成果。

七、 活动节目构成：

1、 歌曲类：

（1） 阳光、健康、向上的歌曲(能够反映学生们充满活力的校园生活,反映教师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

（2） 能够反映祖国大好河山、反映祖国欣欣向荣的主旋律歌曲。能够突出老一辈革命家至死不渝的斗争精神的歌曲。

（3） 思想性好,有气氛的外国歌曲(经典的英文歌且简单易懂)。

2、 舞蹈类：

（1） 、热烈、祥和为基调的各类舞蹈。

（2） 积极向上、寓意深刻的艺术性舞蹈。

（3） 具有校园时代气息的创意性舞蹈。

（4） 群众喜闻乐见的街舞、现代舞、健美操、武术等。

（5） 相关主题歌曲的伴舞。

3、 曲艺类：(语言)

（1） 热闹反映校园生活的的相声、小品.。

（2） 经典的传统曲艺类节目。

（3） 音乐诗歌朗诵。

（4） 具有观赏价值的魔术或特技类节目。

（5） 其它类型的曲艺节目。

4、 其它能够反映主题的创意节目。

八、 节目来源：

1、 以三农学社常春藤支教队为主力的主题性节目。

2、 由三农学社文艺队选送的优秀节目。

3、 由支教队员和所支教学校学生联谊的节目。

4、 由所支教学校选送的节目。

5、 以其它名义报名的各类优秀节目。

九、 活动流程：

1、 校长讲话。

2、 文艺表演。

3、 颁发优秀青年志愿者证书。

4、 赠锦旗。

5、 社长讲话。

十、 经费预算：

十一、 预期效果：

1、 寓乐于学，让小学生在活动中学习书本上所学不到的知识。

2、 活跃所支教学校的氛围。

3、 队员的组织能力得到一定的锻炼。

4、 支教活动得到支教学校的肯定。

5、 与所支教学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十二、 活动单位：

1、 主办单位：井冈山大学三农学社常春藤支教队

2、 协办单位：井冈山大学三农学社文艺队

康佳希望小学

庄塘小学

方广小学

h、文艺汇演：

活动时间；1月2日或3日晚

活动地点：6栋演奏厅

经费预算：100元

承办部门：文艺队

项目责任人：何利民

七、活动机构设置：

总负责人：鲁 敏

活动协调委员会：鲁 敏、薛廉文、黄林根、谭金国、何利民

文艺处：何利民

后勤处：

外联处：付雪梅

财务处：刘 昆

八、 附则：

1、 活动中不得违背法律法规、不得违背《井冈山大学三农学社章程》

及其《管理条例》相关条款。

2、 活动中请大家遵守各项活动规则。

大学生三农论文篇3

在张虎林教授看来，时下中国梦应该是“强农之梦”，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梦想。现在“三农”问题很多，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下大力气去解决。

“农民的儿子”为农民

谈到自己的人生经历，张虎林首先强调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他出生在山西省左权县羊角乡盘脑村，抗战末期参加过儿童团，1948年底因父亲早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而和母亲一起辗转来到河南息县、潢川、信阳等地，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光。1957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开始了他“三农”事业的第一站。当时正值“反右”教学改革，大学四年有一半的时间在农村。这个时候张虎林开始全面了解农村，了解农民，掌握了大量的基层情况，这为他日后从事的“三农”事业奠定了实践基础，后来张虎林又读取研究生，在校时大部分时间学习资本论、哲学、历史等课程，更加强化了他的研究理论基础。

1959年“信阳事件”发生了，浮夸、虚报蔚然成风导致严重后果。还在上大学的张虎林突然接到消息：在河南信阳做专员的父亲因为抵制浮夸风，坚持实事求是，被打成右倾。或许是“信阳事件”启发了他，让他从小就树立了矢志不渝的“三农”情怀。

1965年1月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编辑部农村组工作。在《红旗》杂志工作期间，参与了几次中央重大会议，养成了从宏观上、理论上、全局考虑问题的思维习惯。1975年，张虎林被分配到北京市农委所属的农村干部管理学院工作。

1978年，张虎林正式调到中共中央党校工作。“在党校我基本什么都做，干了一圈。”张虎林笑着回忆道，“先是去了学员部搞教学工作，同时担任了党校校刊经济组主编。1990年担任省部班教学组长，还总结出一套教学经验。”据了解，当时除了学习，还给省长部长们安排了课余劳动，每个人都得打扫院子。这个班上的人，有的现在已是政治局委员。

之后，张虎林又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办公厅副主任，3年后又被任命为中央党校组织部部长。时光如梭，在张虎林担任组织部部长6年的时间里，他仍然时刻关注着“三农”并参加农口重要会议。从80年代初开始他连续参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参与制定五个“一号文件”。 1998年，他提出研究“三农”问题并申请成立了中共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这是中国首次成立把“三农”问题作为课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机构。1999年还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为时三天的“三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全国性研讨会，从此揭开了中国“三农”研究的序幕。

张虎林谈到，“从2003年开始，中央把三农问题摆到了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10年来，连续制定了10个一号文件解决‘三农’问题。加上80年代初的5个中央文件，一共是15个。”他认为，城镇化重点在建设农村而非城市。新农村发展了，自然而然城镇化就形成了，而且不会带来很大的副作用以及后遗症。

情系民生 笔耕不辍

退休后，“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成为张虎林的头衔，也是他最喜欢的称呼。他也终于可以如愿以偿能静下心来研究、写作，作品也相应多起来。

他的主要著述有：《中国农村经济学》、《农村经济学》、《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讲话》、《跨世纪的角逐》以及参与写作的《中国农村经济管理概论》、《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探索》、《当代中国经济建设》等共二十多部作品。

这些著作中有许多新思路、新观点受到了决策层的重视，在各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张虎林说：“有人让我研究局部。但我认为，研究局部影响不了全面，局部解决得再好，也不会影响全面效果。”

此外，张虎林还创办了《市县领导月刊》杂志和《三农研究参考》内参，每天都将大部分时间用在调研和写作上。但他对“三农”研究从未间断，他的“三农”政策建议和分析观点，不时见诸各大媒体，他的身影更是经常出现在各类涉农活动的现场。

2003年，政策开始向农村倾斜，张虎林连夜写了4000多字的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文章，将“去费免税”列为重点，并刊登在《三农研究参考》内参上。文中强调“三农”的重要性，阐述了“三农”是国民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党和国家建立和稳定的基础，要想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去费免税”。

“去费免税”这个建议最终被中央采纳了。2004年两会提出五年内免除农业税，后来改成三年，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党的十以来，全国各界关于“城镇化”的讨论日益热烈。

今年3月，在一个新型城镇化的学术论坛上，张虎林再次阐述“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并指出城镇化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好“三农”、为了提高农民的素质、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农民的整体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距。

“城镇化的重点要放在建设好新农村上，而不是说扩建城市或解决城市问题。”张虎林自始至终都强调，解决好“三农”问题才是中央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出发点。

出新书问诊“三农”困局

张虎林编著的《张虎林文集》，已由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出版，书中针对三农问题的犀利观点，引起广大读者强烈共鸣。

该文集分为三农篇、理论与实践篇、演讲篇、榆下论丛及媒体访谈附录。

“在所有的文稿中，本人均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呈现给读者的都是原文原貌。”张虎林认为，这样可以使文章具有历史感、历史的印记。

张虎林在前言中谈到了自己做人、作文和做事的原则。他指出：“无论在何种环境和情况下，均坚持说实话、办实事，不迈一步虚步，而是一步一个脚印。一切都坚持实事求是，这样工作和生活起来，会很踏实，也很充实。”

该文集集中问诊了中国三农问题。与一般人从城市发展来考虑城镇化的视角截然不同，张虎林自始至终都强调，三农问题才是中央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出发点。为什么要搞城镇化？因为推进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张虎林认为这才是城镇化建设的根本理由。

他澄清了城镇化的一大误区，即把城镇化只看作是城市化比例的提高。在这一观点的主导下，“在哪儿修建新城市”取代了“如何建好新农村”的命题，使得城镇化更像是一场以忽略乡村为代价的造城运动。张虎林直言不讳，“我对城镇化中的‘化’字不太感兴趣，因为提到‘化’往往带来很多不科学、不实际的东西，容易走偏，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副作用”。

近年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等规划和政策相继出台，却收效甚微，甚至南辕北辙——城乡之间的差距未见缩小。

大学生三农论文篇4

【关键词】农业经济管理 人才培养模式 农业

一、引言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我国基本上已经进入了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阶段，国家正在重点进行传统农业的改造，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业的重要时期，形成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时刻。而我国的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是为促进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目标下建立的，为服务三农为己任。

二、农业经济管理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一）农业经济管理的人才培养特色不鲜明

我国的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是为促进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目标下建立的，为服务三农为己任。当前我国处于改造传统农业和建设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阶段，但是农业经济管理专业还不能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目标相匹配，如课程内容陈旧，课程结构体系未与农业现代化相调整。在各个大中院校中，人才培养目标趋同，农业经济管理缺乏学校特色和专业特色，毕业生的知识结构类似，技能特长与现代农业发展和需求相距较大。

（二）轻实践重理论

另一方面在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中还存在着“轻实践、重理论”的教育理念，最明显的就是农业试验课程只是理论课程的从属地位，另一方面农业经管类专业的实习基地少，实践教学难落实，如生产实习、社会实践和生产劳动等难以有效落实。在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设置中毕业实习一般设置在最后一期，学生忙于择业求职，导致实习内容流于形式，实习论文缺乏实地调查，实习报告参差不齐，缺乏严谨、规范的实践教学和实习监督，造成学生难以掌握农业的专业技能和实际动手能力，无法掌握农业经济管理的基本方法，也不利于培养农业经管类专业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毕业生竞争力不强

在农业的大中院校培养出的农业经管类毕业生竞争力不强，主要表现在一些学生自身缺乏爱农、兴农和强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再加上学生家长对学生就业意愿的影响力，更使得他们不愿意从事涉农领域。在学校方面，缺乏对学生进行引导正确的就业和从业观念，也使得农业经管类专业的就业率在各专业的排名靠后，就业率低下和毕业生整体素质不高反过来也影响了招生质量，形成了农业专业招生和毕业的恶性循环。

三、农业经济管理专业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一）重新定位培养目标

农业的大中院校应该根据自身的学科优势和所处区域优势，并结合社会市场需求和学生就业期望，突出高校的自身农业特色和人才培养的特点。如浙江大学的农业经济管理重点是培养熟悉食品国际商务流程、具有全球视野、食品企业运作管理的高级涉农商务人才。除了学校角度的人才培养目标的创新，还要专业层面和专业内容两个方面的创新和重新定位培养目标。在农业专业层面上制定针对传统农业、新兴农业、农业应用和农业经济管理的基础理论等方面的培养目标，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农业专业内容上制定各类课程的培养目标，农业经济管理的课程体系、内容设计和培养方案都要适应农业发展和社会需要的要求。在学校、专业、课程这三个层次的农业经管类人才的培养目标相辅相成，无论哪个层面，都能够顺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不仅掌握社会、人文、农村经济、农业管理知识，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还能够运用先进的农业管理理念解决和发现农业问题，独到的创新能力和思维方式去服务和建设“三农”，成为农业现代化的推动者和农业方面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二）不断优化课程体系

在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培养模式中，要从整体上对农业经理管理的专业课程进行改革优化。坚持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实用化、综合化、精简化、多样化，使得学生的知识结构更完整。一是注重农业科技与生物技术、经济管理的有机结合，注重多学科间的知识交叉，将农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不断渗透到农业课程中；二是合理安排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农业公共课程的比例，在扩大学生农业专业的知识面的基础上，也要避免课程内容的重复、交叉和脱节的情况；三是加强农业经管类的核心课程建设，不断凝练和更新农业课程内容，增设能够提升学生创新能力的课程，精简教学内容，在核心课程上增加学分占比。

（三）完善教学方法

大学生最佳职业生涯规划的时间是第一学年，而不是像很多大中院校第二学年或者第三学年学生自行选择专业的方向，因此应尽早为学生创造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在第一学年的下学期就开始让学生自主选择专业方向，如农业经营与管理，农村发展与管理、农村经济产业化等农业经管类的专业方向，并整合专业课程体系，激发学生主动学习，满足学生职业发展的需要。在教学过程中，一是根据学生自身知识、能力和素质的特点，适当增加案例、分组讨论，改变单一的教授方式，鼓励学生主动参与教学中，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在分组讨论中形成师生互动的氛围，激发学生创新思维和探索意识。二是，定期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开展讲座，并加强与农业企事业单位的合作，提高实习基地的质量，增加学生实践调研的机会，将农业经济管理的理论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加强学生创新能力的提升。

（四）强化实践教学

对于农业经管类的学生而言，实践能力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独立思考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理论应用实践的有效途径之一。一是创新开展“班村共建”模式的第二课堂，农业经管专业的学生与基层组织的村级对接，学生科担任村主任助理，为村委推广农业技术、扩展农村产品销售、筹建农村网站等多种形式开展社会实践，逐步使得学生爱农、并愿意扎根农村，培养强农意识的有效途径，也从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学生实践能力，使得他们发挥一技之长，在农村事务中也注入了新鲜血液。二是可适时开展农业科技的学术竞赛，通过对农业专业课程设计实践教学内容，强化实践教学的效果，任课教师引导学生参与社会调查报告、创业设计大赛、农业管理论文比赛、农业技术科研立项等活动，在实践和竞赛活动中强化农业理论知识和合作意识，发挥学生高效积极性和创造性。

参考文献

[1]郊翔宇，崔宁波，庞金波.农业高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探讨[M].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0（5）.

[2]聂洪臣，张季中，姜桂娟，李国政，高建新.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J].现代企业教育-学术・理论，2013.5（下）.

大学生三农论文篇5

关键词：影响因子；学报；农业高校

中图分类号：G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11-0141-03

一、引 言

科技期刊影响因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很实用：一是便于图书馆员制定文献收藏计划和经费预算、向读者推荐优秀期刊；二是期刊编辑人员了解和掌握期刊的现状，制订合理有效的编辑规划和办刊目标的重要依据；三是有利于出版商掌握和监测期刊出版动态、做出出版决策；四是为高校作者（科研人员）寻找和确定与自己专业有关的期刊、确定论文投稿期刊、了解已经发表自己论文的期刊的水平；五是帮助信息研究分析人员：跟踪文献计量学的发展趋势、研究学科之间及各学科内的引用模式、研究学术论文生产的学问及专业学科的发展变化趋势[1]。

笔者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2]，2014年7月～8月以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2009～2013年数据为来源，了解2008～2012年综合性农业科技期刊影响因子的情况，分析我国30家农业高校学报的影响因子变化，并以对这5年影响因子排名前十的期刊网页、获奖情况、稿约、创刊年份做了分析，从中探究影响因子排在前面的期刊的影响力。

图1 30家农业高校学报2008年至2012年影响因子情况

注：本文分析的影响因子都是指复合影响因子，复合影响因子（U-JIF）是指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可被引文献在统计年被复合统计源引用总次数与该期刊在前两年内发表的可被引文献总量之比。计算公式为：U-JIF=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可被引文献在统计年被复合统计源文献引用的总次数/该刊前两年发表的可被引文献总量。

二、30家农业高校学报连续影响因子状况

我国30家农业高校学报的2008～2012年总体状况如图1。这5年中，各家每年影响因子的分布呈无规律性变化，影响因子最高的是2009年南京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为1.498，最低的是2008年天津农学院学报，为0.177，2008年的影响因子总体最低，都低于1.0。

三、我国30家农业高校学报影响因子排名情况

分析2008～2012年30家农业高校学报排名前十的状况如下，有15家学报出现在不同年份的前十里面，其中连续5年排名在前十的学报有5家，分别是浙江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南京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中国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华中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湖南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其中4年排在前十的农业高校学报有2家，具体情况是福建农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2009、2010、2012年分别排第七、第八、第六、第十，江西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2009、2011、2012年分别排第八、第四、第十、第四。

其中3年排在前十的学报有2家，河南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2010、2011年第七、第八、第八。东北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2011、2012分别排第九、第四、第五。

其中2年排在前十的有4家，华南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2010年分别排在第六、第十，甘肃农业大学学报2008、2012年分别排第九、第八；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008、2009年都排第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2012年分别排第二、第七。

其中有1年排前十的学报有2家上海交通大学（农业科学版）2011年排第七，新疆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年排第九。

四、我国30家农业高校学报影响因子排第一和排第三十的情况

如表1所示，调查的30家农业高校学报排2008～2012年第一和第三十的情况，浙江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和华中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家学报的影响因子2008～2012年有2年排在第一，南京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在2010年排第一。排在第三十的主要是天津农学院学报、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报。

表1 我国30家2008―2012年农业高校学报影响因子排名第一和第三十的情况

年份 影响因子排第一的学报 影响因子 影响因子排第三十的学报 影响因子

2008 浙江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 0.813 天津农学院学报 0.177

2009 浙江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 1.369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报 0.362

2010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498 天津农学院学报 0.418

2011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142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报 0.369

2012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317 天津农学院学报 0.326

五、我国农业高校影响因子排名位次的分析

1.办刊时间早，经验丰富。对2008～2012年影响因子排在前十和排在第一的期刊调研发现，排名靠前的农业高校学报创刊时间都比较早，办刊历史长，而且自创刊开始，都曾经多次获得省部级优秀期刊评比一等奖和全国农口优秀期刊荣誉奖，例如浙江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 在2000年首届中国期刊展中，以高学术质量的优势入围“中国期刊方阵”，荣获“双效期刊”称号；获中信所“百种杰出学术期刊”称号；2009年获“高校科技期刊优秀编辑质量奖”；2010年获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精品科技期刊奖”；2011年获第二届“RCCSE中国权威学术期刊”和中信所“第二届中国精品科技期刊”称号[3]。

这些排名靠前的农业高校学报，都曾经被国内外许多重要的检索系统作为收录对象，入选的国际数据库：例如美国《化学文摘》（CA），美国《剑桥科学文摘（自然科学）》（CSA），英国《动物学记录》（ZR），英国《国际农业与生物技术文摘》（CABI），俄罗斯《文摘杂志》（AJ），美国生物科学信息服务社（BIOSIS），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农业索引》（Agrindex），英国《食品科技文摘》（FSTA），波兰《哥白尼索引》（IC）、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文献数据库（JST）等。入选的国内数据库：《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3年版）、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核心库）（CSCD）、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CJCR）（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期刊精品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RCCSE）核心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CAJCED）、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中国科学引文索引（CSCI）、《中国学术期刊文摘》（英文版）、《中国生物学文摘》。

2.稿件质量高，学校科研综合实力强。选稿上，这些排名靠前的农业高校学报，有学术造诣的知名学者作为作者支撑，报道的范围侧重校内外的各项重大教学科研成果，例如：华中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发表的“棉花潜在性缺硼与有效施硼的研究和应用”其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杜湖商品瘦肉猪生产配套技术和繁育体系的研究”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我国棉田缺硼和棉花施用硼肥研究初报”及“续报”成果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泡桐属在湖北省生长情况及生态特性”、“甘蓝型黄籽油菜育种研究的

回顾与展望”等成果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根瘤菌类菌体繁殖能力的研究历史”及其连续报道等3篇成果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4]。该刊首发的“油菜波里马细胞质雄性不育”研究成果，其作者傅廷栋院士获1991年度国际GCIRC杰出科学家奖。

据胡清华[5]报道，他选取浙江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2002～2011年10年间论文的被引频次前5%的论文作为高被引论文研究发现94%的高被引论文都有基金资助，高被引论文的第一作者主要是博士生和硕士生，其次是副教授和教授（博士生导师），其士生和硕士生论文占高被引论文总数的51.6%。

而影响因子靠后的农业高校学报，创刊时间不长，办刊历史短，如天津农学院学报1994年创刊，1998年第4期开始公开发行，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报1981年创刊，这些高校学报的获奖以及进入国内外数据库也相对较少。

3.主编、审稿团队、编辑的全面把关是影响因子靠前的保障。影响因子靠前面的学报始终把刊物的优质稿源、文章的理论价值与创新性作为追逐的目标，例如《湖南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把基金论文率、篇均文献量、论文地区分布数等学术评价指标分给每一个编辑，主编终审时坚持统计对比，并适时通报，责成未达标的编辑立即补救，营造了人人肩上有责任，岗位敬业精神日益增强的氛围[6]。具有科学精神、学术规范的审稿、优势互补的审稿保障专家团队是期刊学术质量的重要支撑。这些学报以编辑委员会和校内专家为审稿主力军，以校外专家为方面军，以核心作者为后备军，有健全的老中青结合、学科门类齐全、科学态度严谨、严守学术规范和优势互补的审稿专家队伍。他们都有完善的网页、网上查新、双盲审稿、内稿外审、一稿多审、审议结合等等有效管理机制。

参考文献：

[1] 叶春峰，张小曼.正确理解和使用影响因子[J].医学信息学杂志， 2008（9）.

[2] 陈艳芬.提高《北京农学院学报》影响因子的途径分析[J].北京农学院学报，2008（S2）.

[3] 欢迎订阅浙江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J].浙江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 ，2014（3）.

[4] 熊家国.中国高等农业院校学报发展史[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1993（1）.

大学生三农论文篇6

关键词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三农”问题

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农村建设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来，新农村建设的政治实践在全国蓬勃发展，理论探讨也不断深入。由于西部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政治结构、文化和民族特点等因素，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呈现出与中东部不同的特点，对西部新农村建设的理论探讨也逐渐形成独特的体系，学者们或者是针对西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或者是从西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现实的角度出发，发表对新农村建设的看法。提出对策和建议。经过两年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发展，对西部新农村建设理论进行回顾和总结是很有必要的，也必将有助于今后西部新农村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深入发展。

一、西部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意义

(一)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性。有论者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践行党的性质宗旨的需要，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需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有论者进一步指出加快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之所以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点，原因在于全国和谐的薄弱之处是西部地区，城乡和谐的薄弱之处是农村，社会和谐的薄弱之处是农民。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改变西部农村的面貌，改善西部地区农民的生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难点所在，也是着力点所在，是突出的抓手。有论者还指出，西部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保证。

(二)西部新农村建设的预期作用。大多数论者一致认为，西部新农村建设为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首先。在政策方针层面，新农村建设端正和明确了少数民族聚居区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的思路，改变了过去单纯追求GDP的观念，更注重农村中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协调、全面发展。其次，在经济层面，新农村建设有利于打破二元结构，促进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为统筹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总抓手，还可以促进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再次，在社会政治层面，西部新农村建设还有利于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与和谐发展，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使农民群众通过新农村建设增进对党组织的亲近和信任。最后，在思想观念层面，新农村建设有利于农民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激发农民发展生产、增收致富、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内在动力。

二、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内涵和关键

(一)新农村建设的实质。有论者认为。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贯彻城乡统筹发展的基本方略，逐步建立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新型城乡关系，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繁荣。另有论者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要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缩小城乡差距，使城乡二元结构得到改观，达到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目的。

(二)新农村建设的内涵。有论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集中概括。与传统农村相比，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五个方面的突出特点：其一，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城乡统筹良性互动的新农村；其二，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现代化水平、科技贡献率高，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的新农村；其三，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生态环境良好、生活环境优美的新农村；其四，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设施良好的新农村；其五，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新农村。

(三)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根据西部农村的特点，将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或突破点放在哪里，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对策设计和实践成效。在此问题上，众说纷纭，争议颇大。有论者认为，要进一步提高西部农村生产力、创造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应该着重研究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化、农民组织化和农村合作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新型农民培养造就以及村镇建设和环境整治等五个方面的问题。有的论者更重视人的因素，认为建设新农村的关键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他们运用自己的双手创建美好家园，前提是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有的论者更重视生态问题，认为只有通过大力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充分利用农业的可再生资源，才能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使农民的收入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使农村生活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并实现农业的持续发展，加快西部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有的论者更重视经济发展，认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生产发展为首要任务，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建设重点。最后，有的论者认为，应该将改善农民生活作为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着力点、关键环节，加快推进西部大开发，缩小地区、城乡之间的差距。

三、西部新农村建设的障碍

(一)地理、气候和生态等自然资源条件。所有论者都指出，西部地区地处内陆，以山脉、高原、沙漠、戈壁为主，交通信息闭塞，气候恶劣。土质贫瘠，耕地面积小，生产和生活用水短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是西部地区贫困的重要原因，也是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巨大障碍。比如，贵州喀斯特地区山高林密，坡度陡峭，道路崎岖，岩多土少，石漠化严重，机械化程度低。甘肃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汇区，地形复杂多样。自然环境恶劣，森林覆盖率低，农业生态脆弱，土地沙化，干旱、大风、冰雹、霜冻等自然灾害频发。

(二)劳动力素质、结构和思想观念等人力资源条件。所有论者一致指出，西部地区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文盲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导致劳动生产率很低。在科技文化素质方面。有论者指出，西部地区农民对新事物、新技术的接受能力偏低，对市场的认识粗浅、模糊，对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缺乏思想准备，保守和小农意识根深蒂固，缺乏开拓进取的精神和魄力，大多数人缺乏一技之长，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难以推广。在劳动力结构方面，有论者指出，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农业生产主要依赖老、弱、妇、幼群体，使西部农业劳动力素质日趋低下的状况更加严重。在消费观念方面，有论者指出，西北地区农民的消费主要集中在物质生活方面，文化生活消费显得相对滞后。在文化消费方面，先进文化、高雅文化消费不足，而低级庸俗文化消费仍有较大市场。在道德文明素质方面，有论者指出，西部地区农民一方面受市场经济负面影响，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另一方面，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重新泛起，、封建迷信等思想有抬头趋势，从而导致勤劳节俭、诚实守信、尊老爱幼等传统美德正在丧失，关心集体、热心公益等集体主义观念正在淡化，民主法治观念依然淡薄。

(三)发展总量、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等经济发展条件。就总的情况来说，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2000年西部大开发之前，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投资份额较低，西部地区传统产业相继萎缩，新兴产业发育迟滞，产业发展缺乏新的增长点。就二、三产业发展状况而言，有论者指出，西北五省二、三产业所占GDP的比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还缺乏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支持的能力，并且其产业结构侧重于资源密集和资本密集等类型，产业关联效应、产业升级效应不明显，对区域就业、城镇化以及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的贡献相对较小，也没有形成明显的区域分工，不易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不足以提供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支持。就农业而言，人均耕地少，人地矛盾突出，生产性基础设施、服务性基础设施和流动性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农业产业化的模式还需要进一步创新，进一步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素质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产业发展的低水平、产业结构的低层次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偏离。成为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障碍。就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来看，西部地区区域贫困和个体贫困并存，农村贫困程度深。

(四)农村党支部、基层组织和管理等政治条件。一些论者指出，西部农村党支部领导核心作用发挥难。一是执行政策无力，二是加快发展无门，三是服务群众无钱，四是化解矛盾无法，五是自身致富无能。西部地区和一些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农村基层管理乏力，部分干部法制意识淡薄、思想观念陈旧和自身能力欠缺，、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严重，无法担负起新农村建设的重任。一些少数民族干部存在“等靠要”的臣属型政治文化；一些村干部缺乏平等意识，以狭隘民族主义或大民族主义处理民族关系；一些少数民族村干部受宗教的影响，以宗教价值观判断是非曲直，甚至影响政策；一些村委会主任，缺乏民主意识，在决策时一手遮天；一些村干部缺乏村民自治所必需的政治经验、政治技巧。广大农民对自己依法享有的政治、民利不熟悉，更谈不上行使，村委会选举常常是走过场，阻碍了当地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五)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条件。在文化教育方面，有论者指出，由于历史和政策方面的原因，教育资源在城乡分配不公直接导致了农民受教育程度低。同时，农民注重物质消费，对子女教育、农业科技投入、农民自身精神文化消费的投入明显不足。西部地区“毛入学率”和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都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另有论者指出，西部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等体系不健全，远远不能满足西部广大农民的需要。

四、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原则和策略

(一)需要处理的矛盾和关系。有论者认为，西部新农村建设需要处理和化解人多地少的矛盾、农村对人才的需要与农民素质普遍偏低的矛盾、西部资源开发的控制与农民生活基本需要的矛盾、以及分散经营与市场化经济格格不入的矛盾。另有论者指出，在新农村建设中，需要处理好民族地区以下各种关系：一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和不同地区具体实施战略的关系；二是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推进民族地区全面协调发展；三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建设的关系；四是正确处理发展与生态人文环境保护的关系，将文化保护与生态环境保护视为完整统一的工程，实现民族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五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总体目标与个体差异的关系，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理念，充分尊重农牧民自己的选择权利。正确处理鼓励个体积极性与合作组织协调的关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各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关系，引导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适应。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有论者指出，要处理好四种关系，即新村建设与新农村建设规划之间的关系，新农村建设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传承的关系，宗教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以及生态环境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二)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主导和机制。关于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主导及其与其他各种力量的关系，还存在相当大的分歧。有论者认为，构建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平台，必须以政府为主体，而且是中央政府的投入为主体，国家通过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力度、支持力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成具有一定水平的新农村发展平台之后，才能带动社会各界特别是经济实体的广泛参与。相反。另有论者认为，新农村建设不应该成为政府代替农民包办的新农村建设，而应是农民自主的新农村建设；同时，也不能站在政府和城市的角度来建设新农村。农民是农村和农业的主体，农民也应该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必须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了解农民的切身需求。发动农民主动参与，组织农民共同建设。没有农民积极参与的新农村建设，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没有农民积极参与的新农村建设，也很难取得成功。最后，有论者对主体和主导进行了辩证的分析：“三农”问题首先是体制性问题，新农村建设必须突破二元结构的束缚，通过“以工哺农、以城带乡”，促进农村的全面发展。从而决定了政府既是启动者，又是组织者和出资者，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三农”问题又是发展性问题，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常态，“三农”问题必须在发展中解决，而农民是发展的主体，他们既是新农村建设的受益者，也是新农村建设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只有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引导农民积极响应、参与和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任务才能顺利完成。此外，新农村建设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机制就是，通过政府的帮助、支持和引导，培育农村和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在农村形成各种发展力量的合力，形成政府、农民和各种力量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原则。有论者提出，西北新农村建设应更加注重长远性，坚持规划优先、分步实施、因地制宜的原则；与扶贫开发相结合推进西北地区新农村建设；与退耕还草相结合，在新农村建设中同时注重自然环境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有论者也指出要因地制宜推进新农村建设，不照搬、不强求统一的建设模式，改善农村公共服务保障体系，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基础保障，注重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避免“涸泽而渔”、“杀鸡取卵”、“寅吃卯粮”式的急功近利行为，转变农民观念，培养新经济时代农民应具备的基本素养[2¨。有论者提出，分类指导是新农村建设的有效原则。还有论者提出，坚持新农村建设的长远目标与渐进发展相结合，坚持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坚持内涵的新农村建设与外延的新农村建设同时并举。

五、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措施

(一)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反哺农业”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因此大多数论者都强调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一是要争取中央和地方政府对西部地区的资金投入；二是要用好政策，加大引资力度，整合各方面的资金；三是要加强资金监管，提高资金利用效率。首先，加强公共投资向农业基础设施的倾斜，优先发展农田水利建设，以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其次，加强道路交通和电网改造等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最后，加强村内道路、自来水工程以及电视、电话等生活基础设施建设。

(二)发展县域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有论者指出，县域经济是我国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结合部，是社会经济功能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经济单元，是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关键性层次。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途径，是实现“以城带乡”的重要支撑。是建设新农村的强大引擎。具体来讲，发展县域经济，一是要发挥资源优势，培育支柱产业；二是要鼓励和支持符合产业政策的乡镇企业发展，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业；三是要着力发展县城和在建制的重点镇，为小城镇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四是要发展劳务经济，把劳务输出作为扩大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五是发展非公经济，引导企业要素聚集，改善金融服务。

(三)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现代农业

1促进农业产业化。一些论者从不同角度和方面，指出了农业产业化的基本内容。首先。以工业化的理念推动农业产业化，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建设优势产品产业带，让农民从低水平的生产中解放出来。其次，推进一村一品，发展特色产业。根据地域特点。大力开发最具特色和个性的产品。最后，发展农业合作组织。鼓励土地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生产。探索“市场+基地+农户”的模式，实现大面积市场化、组织化；按照市场需求组织农民进行规范化、标准化和专业化生产，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还要提高农业龙头企业的素质。

2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农业。一些论者指出，循环经济和生态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到西部地区，要着力解决水土流失、荒漠化防治问题；做好西部地区退耕还林还草和植被恢复工作；加强西部地区减灾、防灾、病虫害综合防治；推行农业清洁生产；建立生态农业的激励机制和保障体系，实现西部地区农业以及其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加大科技支农力度，培养农业科技人才。有论者指出，一是充分发挥农技站的作用；二是加强与科技部门、高等院校的联系与协作；三是制度化、规范化，甚至强制性地对农民进行农村实用科技培训；四是建立激励机制，留住本地科技人才，提供优惠政策，尽可能引进人才。

(四)发展基础教育和培训，造就新型农民。首先，有论者提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切断“穷根”。在加大对西部地区教育投入的同时，还应从西部地区农村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一些非常规措施，鼓励教师资源向西部农村倾斜，应着重强调非物质性、有长远效益的激励。其次，有论者指出，提高农民素质，一是要从基础教育人手，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二是要加强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向农民传授现代农业技术和标准化生产知识，以及富余劳动力转移所需的专业技术；三是突出政治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农民的人文素质，提高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将传统美德和现代文明结合起来，克服小农意识和陈规陋习。最后，还有论者指出，要引导西部地区农民树立科学合理的消费观，鼓励农民扩大文化教育投资，克服封建迷信、铺张浪费和等陋习。

(五)巩固基层党支部，加强基层社会组织。如何大力培养年轻、有知识、有能力的村支书和村干部，并组织好外出务工农民积极参与家乡新农村建设，是西部劳务输出大省急需解决的问题。关于建立一支具有较高执政能力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有论者认为应采取如下措施：首先，拓宽用人渠道，积极选拔人才；其次，加大对现有干部的培训力度；最后，有计划地培育和选拔后备干部队伍…。有论者提出，要转变基层党组织的职能，改革村党组织设置，突出党员分类管理，建立、规范村级组织保障机制；推行“两推一选”、“公推竞选”，建立健全村委班子。还有论者提出，通过加强基层组织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健全村民自治机制，鼓励、引导和支持农村发展各种新型社会化服务组织，提高乡村治理水平。

大学生三农论文篇7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双边匹配；评价体系；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44-0092-03

1引言

十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与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相比，我国农业现代化滞后的问题仍很突出，而农村劳动力作为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影响因素，如何对农村劳动力进行优化配置成为关键问题。农村劳动力优化配置的本质是劳动力在产业间和城乡间的转移的过程，在产业间转移与工业化和城镇化关系密切、在城乡转移与城镇化联系紧密，同时减少农村劳动力有利于促进农业现代化，因此本文拟对农村劳动力与“三化”系统——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匹配问题进行探讨。双边匹配理论，作为博弈论的一个分支，无论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实践运用方面，是博弈论中比较经典的部分[1]，该理论主要应用于适龄男女的婚姻关系、学校招生的录取关系、劳资双方的雇佣关系等[2]。由于本文涉及两个主体之间的匹配，所以以双边匹配理论为支撑。

2农村劳动力与“三化”系统的双边匹配问题描述

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尚无统一的概念，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工业化的定义是“工业化是一种过程。”，工业化通常定义第二产业产值或就业人数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2]；城镇化是农村劳动力资源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第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促进小城镇和中小城市不断发展的过程；农业现代化是生产力要素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一个动态再配置过程。本文农村劳动力是泛指户籍关系在农村且具有劳动能力公民。针对实际中“三化”这个系统和农村劳动力这个系统的宏观性，很难从传统意义上进行微观匹配，为了克服这个困难，同时将双边匹配理论作为本文的支撑，将从评价的角度来衡量匹配程度，所以确定“三化”系统与农村劳动力相关的评价指标是实现“三化”系统和农村劳动力系统匹配关键。本文将双边匹配的理论延伸化，主要是通过评价值确定农村劳动力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中的配置比重，促进“三化”统筹和农村劳动力的充分就业。

3农村劳动力与“三化”系统的评价模型

3.1农村劳动力与“三化”系统的评价模型框架

劳动力是“三化”建设的必要要素之一，农村劳动力作为劳动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使农村劳动力与“三化”匹配成为促进“三化”统筹发展的重要途径。农村劳动力作为“三化”发展的支撑点，可以同时推进“三化”的发展。而农村劳动力和“三化”又组成一个大系统，四者之间相互影响，四者之间应保持一种动态的均衡，才能保证“三化”的统筹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四者之间的动态的均衡，其中，一者的改变，带动三者的改变，进而影响整个系统均衡性。“三化”系统与农村劳动力的均衡性呈现一种螺旋式的上升状态，四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经济的发展。

3.2农村劳动力与“三化”系统的匹配判别

本文构建的农村劳动力与“三化”系统的评价模型中，是将农村劳动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者又构成一个大系统，农村劳动力是否与另外三者匹配，关键由与农村劳动力相关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和农业现代化的评价指标值大小决定。因此农村劳动力与“三化”是否匹配，可采用“落差值”的方法，将与农村劳动力相关的“三化”的评价指标值进行简单数据处理，用“三化”中的评价指标的实际值与期望值作差的绝对值来判断农村劳动力与“三化”是否匹配。落差值越小，说明农村劳动力与“三化”越匹配，反之越不匹配。用α、β和γ分别表示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中与农村劳动力落差值，其中α、β和γ∈[0，1]，当三个落差值都为0时，认为此时农村劳动力和“三化”绝对匹配，当三个落差值都在（0，0.1]之间时，认为两者较为匹配；当三个落差值都在（0.1，0.3]之间时，认为两者一般匹配；当三个落差值中有任意一个值在（0.3，0.5]之间时，认为两者之间不匹配；当三个落差值中有任意一个值在（0.5，1）之间时，认为两者极为不匹配；当三个落差值中有任意一个为 1 时，认为此时两者极为不匹配，具体数据信息如表1所示。

5对策建议

由于农村劳动力与“三化”不匹配，且主要因为与农业现代化不匹配，就需要我们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突破口，拉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促进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劳动力的匹配，对此本文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多地分布于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之中，因此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是促进农村劳动力优化配置一条有效途径。同时在中小企业的发展进程中要加强信息化的管理，信息化将降低中小企业的成本，使中小企业的规模不断壮大，从而吸收更多的农村劳动力。

（2）小城镇的发展会伴随产业集群效应形成，产业集群有着资本密集度较低、分布产业较多的特点，对农村劳动力有很强的吸收力。农村劳动力在小城镇数量的增加会促进小城镇的经济发展，加快城镇化的进程。

（3）加强农村劳动力的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也是必经之路。学历教育能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学习能力，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技能教育，能提高农村劳动力在各个产业的劳动效率。

（4）要真正实现农村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必须逐步取消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村政府可以从改善农村社会保障的视角出发，城市政府可以成立专门的机构根据农村劳动力在当地工作的年限、是否履行义务、所作贡献大小等为其打分，通过累计的积分，提供相应公共服务并逐渐实现共享城市公共服务，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就地配置的两条途径并行，快速实现农村劳动力的优化配置。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22.

[2]Gale，Shapley L.College Admissions and the Stability of Marriage[J].American Mathematical Monthly，1962，69（1）：9-15.

[3]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861.

[4]胡树华.产业“三力”评价模型与应用[J].中国软科学，2012（5）：3-6.

[5]樊治平.基于累积前景理论的双边匹配决策方法[J].系统工程学报，2013（2）：1-4.

[6]方玉媚，汤德喜.统观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及其对统筹城乡发展的影响[J].系统科学报，2010，18（2）：48-52.

[7]刘溢海.“三化”协调背景下的河南省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12，10（5）：6-8.

[8]程智强，程序.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的设计程序[J].农业技术经济，2003（2）：1-4.

大学生三农论文篇8

［关键词］农民；持续增收；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2）04－0070－04

一、农民增收的现状分析

当前，“农业、农村、农民”工作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解决的好坏、快慢，直接关系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质量和速度，也是提高人民福祉、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关键。［1］总理在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说明时除了强调要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也提出“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高农民职业技能和创收能力，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农民收入问题是“三农”问题的焦点和集中反映，换言之，实现农民持续、快速增收是破解“三农”问题的主线，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及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农民增收不只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所以中国政府应该也必须高度重视农民增收问题，［2］这也是2004年至今，中共中央、国务院已连续九年以“一号文件”形式强调农民增收问题的主因。详见表1。

这些“一号文件”在传递出农民增收问题重要性的信号的同时，也说明了当前农民增收问题的严峻性和紧迫性。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这是 “十二五”期间需要着力解决的重要课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绝对收入水平很低。中国的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根据统计资料，如果按照人均年纯收入人民币683元的贫困线标准，2005年底，全国有2365万农民属于绝对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3．2％和中国总人口的1．8％。683元平均到一年365天，相当于每天生活费不足2元。如果以人均年纯收入人民币869元作为“低收入人口”的统计标准，贫困人口则增加到9000万人。而869元平均到一年365天，每天开支还不足2．4元人民币。2010年中国将贫困线提高到人均年纯收入1274元人民币，相当于每天生活费3．5元，照此标准测算，中国仍有2688万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如果按照世界银行《1980年报告》制定的全球贫困线标准――1985年购买力计价的370美元（人均生活费每天1美元）①，折合人民币约3000元，即使是人均纯收入最高的2010年的5919元，中国农村约有1／5人口在全球贫困线标准上下徘徊。如遇子女上大学、重大疾病、天灾人祸等，即使收入高于贫困线的农民也不可避免会返贫。

2．农民相对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从增长数量上来说，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是134元，到2010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为5919元，年均增加为181元，而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978年是343元，到2010年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为19109元，年均增加为586元；从增长速度来说，这些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只有12．49％，而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为13．32％；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来看，1978年这个比例为2．56，2010年扩大为3．23，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获得的各种转移支付和补贴等，实际收入差距则达6倍（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城乡差距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带来的负面问题将会相当严峻。因此，2010年中共中央将“三农”工作重心放在了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之上。

3．农民收入地区之间不平衡。东部地区凭借其资金、技术、自然条件和区位条件的优势，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的增长要高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同时由于东部地区市场经济发展较早，市场条件发育较好，乡镇企业发展较快，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也要高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从农民人均纯收入来看，2010年东部地区为8142．8元，中部地区为5509．6元，西部地区为4417．9元，东北地区为6434．5元。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不同地区之间农民收入差距很大。

4．农户间收入差距突出。从人均纯收入五等分分组来看，2010年低收入户人均纯收入只有1869．8元，中下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上收入户、高收入户分别为3621．2元、5221．7元、7440．6、14049．7，高、中上、中等、中下、低收入户间的收入比为7．5∶4．0∶2．8∶1．9∶1．0，其中工资性收入比为8．7∶4．9∶3．3∶2．1∶1．0，家庭经营收入比为6．8∶3．7∶2．7∶1．9∶1．0；财产性收入比为15．9∶4．2∶2．7∶1．7∶1．0；转移性收入比为5．0∶2．4：∶1．7∶1．4∶1．0。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不同农户之间收入差距很大。

二、积极探索农民增收的意义

1．促进农民增收关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大局。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落实科学发展观，最终是为了人的发展，最终都要落脚到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来。而对于农民来说，他们衡量党政领导能力的主要标准，就是看是否能够增加他们的收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因此，只有促使农民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才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是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实处。

2．促进农民增收关系城镇化大局。城镇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衡量一个地区是否实现现代化，城镇人口的比例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有序转移是中国减少农民、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因此，增加农民收入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促进现代化进程的问题。

3．促进农民增收关系扩大内需的大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需求密切相关，尤其是与国内需求密切相关。生产与消费是市场经济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当前内需不足，主要是农民需求不足，而农民需求不足又是因为农民收入太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提高农民收入对促进内需扩大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扩大内需主要是扩大农民的需求，而只有增加农民收入，农民内需才有扩大的基础，才能把农村变成最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以此来拉动中国的内需。［3］

4．促进农民增收关系稳定大局。截止2010年底，中国有134091万人口，其中67113万在农村，约占总人口的50．1％，第一产业人员占乡村就业人员比重的67．4％。占中国人口半数以上的农民的生活水平是否提高，将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农是国之本，农伤则国贫；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农民富天下富，农民安天下安”是古人反复阐述过的道理。当今社会，要稳定社会大局，必须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民富裕起来，农民增收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农民富裕起来就会安居乐业，农村这块天地也就能稳定。当前，农民增收的形势十分严峻，也隐含着许多不安定因素，影响着稳定的大局。因此，当今之计，就是尽快促进农民增收，解决农民的各种困难，为新农村建设创造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

5．促进农民增收关系全面小康大局。在中国，农民是全国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全面小康，顾名思义就是全社会、全体国民都达到小康生活水平。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的：“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农民收入指标是全面小康社会指标体系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指标，农民收入增加了，其他指标也会相应提高。因此，促进农民增收关系着全面小康的大局。［4］农民增收问题触一发而动全局，其能否顺利解决，极大地影响着中国能否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系统回顾中国农民增收演进的历程，总结中国在农民增收问题上的经验和缺失，进一步推动理论创新，积极探索“十二五”期间实现中国农民持续增收的有效路径，并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三、农民增收问题研究的路径选择

现阶段传统的农民增收措施的能量释放已接近极限，选择何种路径才能有效破解新形势下农民持续增收难题急需研究。而且，农民增收问题一定要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提出系统的、有可操作性的对策。没有理论的支撑，所提出的观点就如同“无水之源”，难以服人；缺乏系统性，认为只靠一两项具体对策就可以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也是不现实的。同样，对策缺乏可操作性，不过是“纸上谈兵”，也将不会有任何现实意义。要想兼顾“学术性、系统性、可操作性”，我们就必须要在国外基础性研究的前提下，对国内学者零散的观点进行系统性梳理，以期真正找出实现中国农民持续增收的最佳路径。

在西方经济学家的眼里，农民收入问题主要是农场主的收入问题，而在影响农场主收入的各种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农产品价格。［5］现在，在国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经济学理论框架来分析、解释农民收入问题。有关理论研究，散见于不同经济学领域的理论中。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主张根据比较优势组织生产）、诺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论”（认为资本供求的“恶性循环”是贫穷的原因所在）、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认为摆脱贫困恶性循环的途径是实行大推进战略）、赫尔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摆脱贫困恶性循环的途径是实行不平衡增长战略）、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认为农业中潜在的失业人口将被吸引到城市工业中去）、克拉克的产业结构演进理论（认为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力在第一产业减少，第二、三产业增加）、费景汉和拉尼斯对刘易斯理论的修正和补充（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当偏向劳动密集型和资本节约型的工业），还有托达罗的劳动力转移理论（主张要重视农村经济的发展，增加对农村的投入和就业机会）、舒尔茨的人力资源理论（认为传统农业必须改进人力资本质量）、罗默知识积累理论（主张通过资本投资与知识积累的良性循环实现经济增长）、卢卡斯“人力资本模式”（认为人力资本规模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杨小凯和博兰德专业分工理论（认为专业化分工将导致人力资本与知识的积累）、李斯特的农业残缺状态理论（认为农业残缺状态限制了农民增收）、阿马蒂亚・森的制度决定理论（认为制度是农民增收的主要障碍）、速水佑次郎的农业政策阶段理论（主张在工业化不同发展阶段实施不同的农业政策）、盖尔・约翰逊的政府适度干预理论（认为政府在农业中的作用是“有限而必不可少的”）等，都对农民增收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但是，这些理论只能作为我们的研究基础，而不能采取“拿来主义”，直接套用以分析中国农民增收问题。

国内关于农民收入问题的学术研究始于1993年，至今已达20年，形成了众多的学术观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农民增收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观点有：张为东的必然规律说①、吴敬琏的资源禀赋不足论、林光彬的思想观念落后说、彭松华的发展阶段论、朱明侠的产业空洞论、张晓山的农业结构调整滞后说、许经勇的市场化进程缓慢说、温铁军的城乡二元结构论、陈锡文的农村劳动力剩余说、胡鞍钢的制度性阻碍说、马晓河的政策失误说、盛洪的农民权益缺陷说、陈国胜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说等；二是关于农民增收对策的研究，主要观点有：王春超的加大资源投入力度论、蒋和平的技术革命论、赵光文的合作组织论、聂华林的农业结构调整论、吴敬琏的促进农民就业论、樊纲的非农化带动论、陈锡文的城乡统筹发展论、蔡的产权制度改革论、许经勇的财税制度改革论、林毅夫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论、迟福林的农民权益保障论、张晓山的消除计划体制残余论、韩俊的减轻农民负担论等。这些研究从不同维度对农民增收问题进行了论证，对研究农民增收问题有重要的借鉴性，但受研究视角所限，还需要进一步整合，以便形成一个系统的研究框架体系。［6］

在表2中，我们将国内外关于农民增收的相关经济理论和主要观点从“三农”内部、“三农”外部、政府制度三个层次进行了分类归纳整理。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现阶段在研究农民增收的路径选择问题时，我们可以将农民人均纯收入分为农业人均纯收入、非农业人均纯收入、其他人均纯收入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在分析农业人均纯收入时，我们是站在一个“农”字上来看“三农”内部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有哪些，哪个或哪些是主要的影响因素，有多大的提升空间，对农民增收能做出多大贡献等；在分析非农业人均纯收入时，我们是站在“非农”视角上来看农民增收与工业、金融业、城镇居民、城镇化、国际贸易条件等的关系，探讨工业反哺农业、城乡统筹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等对农民增收有多大影响，有多大的提升空间，对农民增收能作出多大贡献等；同时，还要看到，任何一个国家在农民增收过程中，政府的政策支持都是必不可少的，并且政府也以一个独立的经济部门的形式直接影响着农民增收，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农业人均纯收入、非农业人均纯收入以外的其他人均纯收入就需要从政府的层面对影响中国农民增收的政策和制度进行研究。具体说来，这种分析思路可以用图1来表示。

四、结束语

通过对农民增收现状及研究意义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现阶段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学术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兼顾的需要，迫使我们系统研究国外经典理论和国内学者主要观点。最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农民增收问题要从三农内部、三农外部及制度三个层次进行系统性研究。当然，在此提出的可能仅仅是农民增收的“一个”研究维度，对同一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要兼顾到“学术性、系统性、可操作性”，还可以从别的研究视角进行综合分析。

参考文献：

［1］蔡，王德文，都阳．农村发展与增加农民收入［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6．

［2］陈锡文．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若干问题［J］．理论前沿，2007，（1）．

［3］龚培兴．解读“十二五”农民增收新政［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4］张晓山．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新农村建设［J］．中国改革，2006，（4）．

大学生三农论文篇9

早上好!

我叫陈雪瓶，我的论文题目是福建农村信用社支持海峡西岸新农村建设问题的思考，我的指导老师是张彬老师。现在我将论文写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及主要内容向各位老师汇报，恳请各位老师批评指导。

选题意义

之所以选择写福建农村信用社主要是根植于XX年的一个热点问题：据中国商业情报网报道：农业仍成为XX年全球投资热点。XX年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增的1000亿元中央投资已经大体落实到项目，其中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占340亿元，成为最大投资领域。新一轮放贷在XX年展开，六大银行新增贷款三千亿元蓄势待发。而灾后重建、“三农”、中小企业融资这三项，并没有在各大国有银行的考虑范围内，或是把它们放在了列表的末尾。中央政府1000亿元的投资，未来两年总共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带动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大约是3700亿元。农发行和国开行将如何有效的优化资金的配置，将是未来拉动农村金融市场，带动百姓消费信心的关键。而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的农村信用社将如何在国家这一大规模的支农政策中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关键在于解决自身现存的问题。

而之所以将福建农村信用社的建设与海峡西岸新农村建设联系在一起，主要出至于为了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福建省农村信用省联设出台了《关于发挥农村金融主渠道作用，大力支持现代农业发展，服务海峡西岸新农村建设的指导意见》的一号文件，指导全省农村信用社的进行支农工作。

因此，本课题主要针对福建农村信用社存在的存在着资金、外部环境、信贷方式、人才等方面的问题，同时相应结合福建地方经济的特点，有针对性的对福建农信社提出改革的建议和对策，使其更好的为海西新农村的建设服务。

文章的结构和主要内容

大学生三农论文篇10

文革以后农史研究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其特点是在前一阶段整理农书的基础上，以农业科技史为中心，对农业生产力、生产关系、农业政策、农业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展全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专业农史机构的研究和专业农史机构以外的各学科的有关研究也获得初步的整合。由于内容较多，本节分为两部分，首先概述新阶段的一些主要特点，然后简要介绍重要研究领域及其重要成果。

（一） 农史研究新阶段出现的原因及其主要特点

新形势出现的主客观原因

客观上，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实现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需要从农史研究中获取借鉴，这给农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主观上，建国后十七年以资料整理为中心的工作已经为农史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循此继进，开展全面的史的研究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在文革中被人为地中断了。文革结束后，人们被压抑的研究农史的热情迅即迸发出来。这在1977年安徽合肥召开的中国生物学史（包括农、医史）学术讨论会上已有所表现。1978年，农业部和农科院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编写《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任务。1979年，在郑州召开的第一次编写会议，被农史界学者喻为"农史研究春天"的到来。继之，80年代初又有《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上马，该书特设《农业历史卷》，在草拟框架时，确定其内容包括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农业生产史、农业经济史、农业思想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世界农业史等学科分支或项目，实际上是大致明确了农史学科的"四至"。从1995年开始，在郑重会长的倡导下，中国农史学会组织编写全面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历史发展《中国农业通史》，全书分原始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近代卷和边疆民族卷，另有附录一卷，共10卷，规模宏大，目前仍在编写之中。这些动员整个农史界力量编写的大工程的启动，对农史学科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不同学科加速交叉融合的形势下，友邻学科理论方法以至资料的引入，也为农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这些既促进了农史研究新阶段的到来，也成为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下面简单介绍这一新阶段的一些主要表现和特点。

2、 研究队伍空前壮大

文革中被解散的研究单位恢复了编制和活动：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的恢复在文革后期，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恢复在1978年。同年，北京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成立了农业历史研究室，不久浙江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也成立了农史研究机构。据《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称：到1990年，广义范围农业各业务部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建立的农史研究机构已近20个。这些单位的农史研究者，都在新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从80年代初期起，这些研究单位大都着手招收培养农史学科的研究生，这样，在老一辈学者焕发学术青春的同时，新一代农史研究骨干也迅速成长起来。除了农史专业研究队伍自身的壮大以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史学界、科技史界、经济史界、民族学界、考古学界、历史地理学界的学者纷纷加盟农史研究，有些甚至已经进入农史界的圈子。最明显的是考古文物界。江西省在70年代末成立了陈文华主持的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心（该中心开始设在江西省博物馆内，后来设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内），编辑《农业考古》，打出"农业考古学"的旗帜，成为农史研究领域中一支活跃的力量。农业部下属的农业博物馆，1983年开始筹备，1986年正式开馆，馆内有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的常年陈列，她下设的研究所亦以农业历史为重要研究方向，出版了一批图谱和专着，积极参与国内外有关学术活动，该馆是农业历史学会的挂靠单位。科技史与农史联姻是有传统的，胡道静先生就称自己是科技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在农史学会正式成立以前，农史工作者主要是通过科技史学会的农史专门委员会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的；这种联系现在还有继续。李根蟠由于曾在中国农科院工作的关系，成为出入经济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从1981年开始，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于1987年9月正式成立，由刘瑞龙任名誉会长，王发武任会长，会员包括了农史专业研究机构的学者，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以及业余农史爱好者共283人。1993年换届，由郑重任第二届理会长，会员增至382人。1998年再度换届，郑重继续任会长，会员增至570人。90年代，农业部成立当代农史研究室，1994年在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下设立当代农业历史专业委员会。中国农史学会成立以来，已经举行了8次学术年会，对团结各方面力量推进农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地方，河南省和广东省也先后成立了农史学会，广东省农史学会的活动尤为正常和活跃。

3、 农史刊物的创办

1981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当时还是筹委会）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联合创办的《中国农史》季刊和中国农业考古中心主办（后与中国农业博物馆合办）的《农业考古》半年刊几乎同时创刊。前者是我国农史学科第一份专业性学术期刊，内容包括农业史、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外国农业史和古农书研究等，大大超越原来该室集刊的范围。后者把考古文物与农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注意反映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少数民族农业史、中外比较农业史、农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融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为一体。从1991年起，每年增加两期茶文化的专号。在此稍前，华南农学院农业历史研究室受农业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了不定期《农史研究》丛刊，从1980年到1990年共出了10辑；该刊一度计划改为季刊，但只出版了1983年第1期。1987年，中国农业博物馆创办了《古今农业》半年刊，1991年改为季刊；刊登有关农业历史、农业考古、农业资源、农业经济、农业博物馆的建设等方面的论文和调查报告。1994年，农业部当代农业史室也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农业史研究》。作为一种专史拥有几种学术刊物，这在中国史学界是罕见的。这些刊物不但为农史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园地，而且促进了专业农史研究圈与圈外各种信息和成果的交流，促进农史研究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而大有利于农史学科的发展。

4、 研究领域的拓宽，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这是新时期农史研究发展的重要特点。在这个题目下实际上包括了三方面的问题，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难以分割的，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叙述。上面谈到，建国后十七年的的农史研究是以整理农书为中心的，本时期，这一工作仍在继续，但重点已经转到史的研究。大体说来，在九十年代后期以前，研究是以农业科学技术史为中心展开的；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以《中国农业通史》的编纂为契机，转入更全面的农业史研究的阶段。与研究领域拓宽紧密相联系的，一是新资料来源的开辟，二是与友邻学科的交叉融合。文革前农史研究收集和运用的主要是农书的材料、历史文献的材料，方志的材料；文革后，除继续发掘和利用这些材料以外，又加入了新的材料，最突出的是考古学的材料、民族学的材料和以"满铁"调查资料为中心的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1] 。农史学科的资料基础更加雄厚和广阔。这一时期农史研究的方法，除继承前一阶段的传统外，还引入不少学科的理论方法，又有其他学科的学者加盟农史研究，于是出现了农史研究与友邻学科交叉融合的态势，以至形成农史研究的新领域或新的生长点。上面说到的考古学、民族学材料加入农史研究，同时就是农史学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交叉融合。它如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文化学、民俗学、    

生态学、气候史、比较农史法、自然辩证法等的引入或加盟，都给农史研究增添新活力，使之出现多样化的绚丽局面。

这一时期农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浮燥的风气的漫延，在有关论着大量涌现的同时出现了忽视质量的倾向，对材料和论据缺乏严谨的考据和论证、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章已不是个别的现象，急功近利的求多、求快、求大的行为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而又缺乏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在20世纪末，商品经济的大潮对农史研究的队伍的冲击越来越大，农史研究面临新的困难。

（二）重要领域及重要成果举隅

农书和农业文献的整理、校释和研究

这方面的工作在文革前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成绩最显着的是中国农业遗遗产研究室的缪启愉，缪氏在50、60年代已积极参与万国鼎领导的农书整理校注工作，万氏1963年去世后，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农书整理工作遂由缪氏牵头。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文革后期即已开始在辛树帜的领导下整理出版石声汉的遗着；此外马宗申也独立做了不少工作。现按时代的先后对综合性农书的整理作一简单介绍：

先秦：夏纬瑛五十年代在西北农学院工作时已致力于先秦农书和农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60年代调至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管子地员篇校释》和《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后，完成了《周礼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诗经中有关农事章句的解释》和《夏小正经文校释》，分别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他的工作为先秦农业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王毓瑚的《先秦农家言四篇别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是在研读夏着《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的基础上写成的，对夏着作了不少有益的补充和校勘。

两汉魏晋南北朝：缪启愉继《四民月令辑释》（农业出版社，1981）后推出的《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初版，1998年再版），是在广泛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而考订之翔实、校释之精审，超越前人，是迄今最完善的一本《齐民要术》校释本。缪氏还有《齐民要术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一书，对《齐民要术》的科学内容作了分析。游修龄的《齐民要术疑义考释》（收入游氏《农史研究论文集》）运用现代化科学知识考释《齐民要术》中难读难解问题，是继《齐民要术及其作者贾思勰》之后研究《齐民要术》的又一力作。

隋唐宋元：这方面的成果有缪启愉的《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石声汉的《农桑辑要校注》（农业出版社1983），缪启愉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8年）,马宗申的《元刻大字本农桑辑要译注》也将要出版；王毓瑚校点的《王桢农书》（农业出版社，1981年），缪启愉的《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其中，缪氏的校释后出转精，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

明清：石声汉在身患沉疴情况下奋力完成的《农政全书校注》遗稿，经过整理压缩后，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明清农书整理的最重要成果。研究《农政全书》及其作者徐光启的论着，在农书及其作者的研究中居于首位；据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所载，截至1991年，有关论文达167篇。就本时期的研究而言，梁家勉的《徐光启年谱》是研究徐氏生平的力作；《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纪念徐氏逝世三百五十周年专集和席泽宗、吴德铎主编的《徐光启研究论文集》（学林出版社1986年）也收集了部分成果。明清不少地方性农书，如《农桑经》、《马首农言》、《三农纪》都有了校注本 。王达对王恒力《补农书校释》作了增补 。宋湛庆对明代马一龙的《农说》进行了整理和研究 。我国最后一部大型综合性农书《授时通考》，亦由马宗申作了校注，由农业出版社从1991年到1995年分4册出齐；至此，我国重要的综合性农书已全部整理出版。

专业性农书的整理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作物、植物专书有傅树勤、欧阳勋的《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伊钦恒的《群芳谱铨释》（农业出版社，1985年）等。两汉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不少记录岭南植物的"志录"类着作，最着名的是《南方草木状》，旧题西晋稽含着，对该书作者和撰期历来有争议，1983年华南农学院召开关于《南方草木状》的国际讨论会，将该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会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杨竞生撰写了《南方草木状考补》，堪称有关研究成果的总汇。缪启愉、邱泽奇的《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农业出版社，1990年），则开创了整理古代农业典籍的新体例。畜牧兽医书和水利书的整理也很有成绩。前者如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的《元亨疗马集选释》、杨学聪点校的《新刻马书》（均为农业出版社1984年出版）、许长乐校正的《新刻注释马牛羊驼经大全集》（农业出版社，1988年），后者如马宗申的《营田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4年）、汪家伦的《筑圩图说及筑圩法》（农业出版社，1980年）和《浙西水利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84年）。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辑的《中国农学遗产选集》转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又有《茶》、《古兽医方集锦》、《常绿果树（上编）》、《稻（下编）》等分册问世。另外又出版了《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方志茶叶资料汇编）》（朱自振编，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国古代栽桑技术史料研究》（章楷着，农业出版社，1982年）、《中国科技史资料选编--农业机械》（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研究组编，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森林史资料汇编》等资料集。为了摸清明清农书的家底，经过王达的长期努力，已知明清农书（包括佚书）已逾千种；有关成果在2001年的《中国农史》中连载。作为传统农学资料精华的整理，彭世奖编着的《中国农业传统要术集萃》（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是别开生面的一种。

对农书各别研究或综合研究（包括中外农书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多，《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各编的有关部分，综合了有关研究成果，对历代农书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还应该提出的是在中国农业古籍的整理和研究中，中国与东邻国家的友好合作。这里仅举两个例子：其一，被吴德铎称为"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的《全芳备祖》，它的宋刻本传到日本后，长期被珍藏于宫内省图书馆，文革后，承蒙日本友人、尤其是天野元之助教授的帮助，原书被全部摄制寄来我国，1982年由农业出版社作为"中国农学珍本丛刊"的一种影印出版。其二，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传到日本后，天野元之助教授根据他三十多年来对中国农书版本的研究，70年代撰写了《中国古农书考》，作为对《中国农学书录》的补充，并与它合刊发行；天野这本书，文革后亦由彭世奖翻译成中文出版（农业出版社，1992年）。

2、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

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中心，对农业生产各个部门、各个项目的研究，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各种因素和领域的研究，均已展开。

作物史的研究涉及各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和嗜好作物。从研究论着数量看，粮食作物中，稻最多，麦次之；经济作物中，棉花最多；园艺作物中，果树最多，蔬菜和花卉次之，嗜好作物中的烟和茶均可观，尤其是茶，研究论着的数量冠于各种作物，但相当部分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论述的。在作物史的各种论着中，游修龄的《中国稻作史》是最重要的成果。游修龄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旗手之一，他善于把现代科学知识与农史研究结合起来，熟练而巧妙地把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古文字学、训    

诂学、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古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与方法应用到农史研究中去，视野开阔，新见迭出。这种治学特点在《中国稻作史》中鲜明地表现出来。游氏新时期撰写的农史论文，大多收集在《农史研究文集》（农业出版社，1999年）中，其中也有相当部分是论述作物史的。作物史方面的论着还有章楷的《植棉史话》（农业出版社，1984年）、倪金柱的《中国棉花栽培科技史》（农业出版社，1993年）、郭文韬的《中国大豆栽培史》（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朱自振的《茶史初探》（农业出版社，1996年）、唐启宇的《中国作物栽培史稿》（农业出版社，1986年） 等。农业生产的其他部门史亦成果累累。如畜牧史方面，谢成侠的《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中国养禽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相继出版，《中国养马史》也再版并出版了日译本。张仲葛、朱光煌主编的《中国畜牧史料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程绍迥、张仲葛主编的《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农业出版社1992年）亦已问世。林业史论着有张钧成的《中国林业传统引论》（中国林业出版社1992年）、南京林业大学林业遗产研究室主编的《中国近代林业史》（中国林业出版社1989年）、陶炎的《中国森林的历史变迁》（中国林业出版社，1994年）等。渔业史的论着有丛子明、李挺主编的《中国渔业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张震东等的《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等。蚕桑史的论文数量亦可观，其中蒋猷龙关于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的研究较有影响 。土壤学家王云森写了《中国古代土壤科学》（科学出版社，1980年），据报道，他的《中国土壤科学技术发展史》正在出版中 。研究农具史的学者不少，其中周昕用力最勤，《中国农具史纲及图谱》（建材工业出版社，1998年）是他研究成果的总汇。水利史是与农史密切相关、但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的一个学科，在本时期相当活跃，成果丰硕。其中与农史关系较大的专着有：汪家伦、张芳的《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缪启愉的《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彭雨新、张建民的《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芳的《明清农田水利史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8年）等。除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外，也有不少从总体论述中国传统农业科技特点的论着，其中董恺忱、杨直民的《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农史1981年第2期？）较有新意。

在史学领域内，综合性的通史着作更能反映了该学科的总体研究水平。作为农业科技史综合研究的成果，《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和《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堪称两本里程碑式的着作。前者梁家勉任主编，动员了农史界几乎全部的力量，数易其稿，经过8年的工作，1989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全书将近100万字。该书集80年代中期以前农史界研究之大成，并广泛吸收了史学界的新成果，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后者范楚玉、董恺忱先后任主编，北京的几位学者参加编写，游修龄为主审，200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40余万字。该书在《史稿》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80年代中期以来农史界和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农学体系的特点，按长时段分篇，每篇依次介绍该时期农学发展的历史背景，该时期的农书，然后按中国传统农学体系内在的逻辑关系阐述该时期农学的发展；在材料的发掘、内容的开拓和论述的深化方面都有新的创获，基本上代表了90年代农史研究的水平。近代农业科技史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编撰（具体组织者为闵宗殿）的《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5年），它的出版填补了农业科技史的一个空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研究偏重于古代状况。

以生产史为中心的农业史综合研究，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是比较重要的成果。该书把"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的主要特点和发展主线，突破以前研究中只讲农区和汉族农业的局限，把农业区域、农业结构、农业类型和不同民族农业联系起来作动态的考察，是建立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相适应的农史新体系的尝试。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屯垦史，是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者集体编撰的《中国屯垦史》 、彭雨新的《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是该领域的重要成果。

3、农业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

利用考古发现研究农业史上的事物，可以上溯到30年代徐中舒的《耒耜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的第二本第一分）和胡厚宣的《卜辞所见之农业》（载《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不过在很长时期内这种工作是零散的、主要是史学界的学者在做。70年代，裴李岗、磁山、河姆渡等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农具、作物、牲畜等农业遗存，震撼了考古界，也震撼了农史界，促进了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和把考古文物运用到农史研究中。游修龄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文化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1976年）、《从河姆渡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和传播》（1978年）就是影响很大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时有些学者自觉地把考古文物、民族学资料引入农史研究。例如宋兆麟，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本人参加了许多民族地区的调查，他对河姆渡骨耜、钱山漾"石犂"、汉代牛耕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特点。从70年代后期开始，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合作进行原始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的系列研究，用的就是考古学材料、民族学材料、神话传说材料和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有关研究成果后来结集为《中国原始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对推动这股潮流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是陈文华。在陈文华的直接操持下，江西省博物馆1978年冬举办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1980年该展览修改后应邀赴京展出。这是首次利用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全面系统反映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辉煌成就。1981年，在原农业部长何康的支持下，江西省博物馆成立了"中国农业考古中心"，出版了《农业考古》。这样就树起了一面旗帜，开辟了一个阵地。把原来被忽视的农业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汇集起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农史界，又促进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和成果在"农业考古"旗帜下交流融汇，为农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对农史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还有中国农业博物馆。她是"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赴京展出后开始筹建的。她设立了常年的大型农史展览，编辑出版了《古今农业》和一批资料和论着，并支持了《农业考古》出版，是《农业考古》合编单位之一。闵宗殿和曹幸穗先后任博物馆研究所的主任。农业考古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除在刊物发表的外，还有的编成专着问世。如：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中国古代耕织图》、《汉代农业画像砖石》（夏亨廉、林正同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陈文华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农业出版社，1991年）、《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彭邦炯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等。

农业起源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焦点之一。以此为主题，已举行了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稻作起源地是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本时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如距今一万年前后长    

江中游的彭头山、玉蟾岩、仙人洞遗址，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稻谷遗存，江苏吴县草鞋山、湖南澧县城头山古稻田遗址的发现，不断刷新人们的认识。对水稻的起源地有各种不同见解，立足于考古发现的中国长江中下游起源说逐步取得优势。这一时期，人们还广泛介绍国外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并对中国农业起源的途径进行探索，取得了一些共识。对于这个问题讨论，古为农在《中国农业考古的沿革与农业起源问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中已有所总结。

4、农史研究中民族学资料之利用与民族农业史

民族学和民族史与农史学的交叉融合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农业考古》设"少数民族农业研究"专栏，其他农史刊物注意刊发这方面的文章，有利于这种趋势的发展。这种交叉融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利用近现代仍然处于原始社会或初期阶级社会的民族的有关资料，研究农业发展的早期形态；或利用这些资料研究农业历史上的有关事物。李根蟠、卢勋在实地调查和广泛利用民族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学者利用民族学资料研究耦耕、耦犂等也取得可喜成绩。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尹绍亭的《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2册和罗钰的《云南物质文化·采集渔猎卷》，收集了丰富的资料。

二是研究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农业的发展，它与中原汉族农业的交流与融汇，它对中国农业总体发展所作的贡献等等。李根蟠较早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少数民族的伟大贡献》 一文，并在这个基础上与卢勋合作撰写《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有关少数民族农业史的论文已有相当数量，涉及的方面也相当广。对北方草原民族牧业生产研究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最近，王建革利用满铁资料研究北方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别开生面[10] 。对南方民族农业史的研究也比较活跃，专着有覃乃昌的《壮族稻作农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等。

5、 地区农业史

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50年代，例如，1965年出版的《浙江农史研究集刊》第一册所收集的，就是浙江地区农业史的论文。陈恒力也曾致力于太湖地区农业史资料的搜集。不过，比较系统地开展地区农业史的研究，还是80年代的事情。这是农史研究深入发展自身所要求的，亦与当时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勃兴息息相关。做这方面工作的有专业的农史研究者，也有经济史的研究者，有关成果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张波的《西北农牧史》（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李伯重的《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1620-1850年间江南农业的发展》（英文，英国麦克米兰公司1998年）、衣保中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等。近年张泽咸也发表了论述了汉唐时代边疆地区农牧生产的系列文章，如《汉唐间蒙古高原地区农牧业生产述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汉唐间东北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上、下）（文史1999年第1、2期）等。应当指出的是，历史地理学者的加盟大大促进了地区农业史[研究的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包含了不少与农业史有关的内容；他指导的研究生的博士论文，形成了包括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农业地理的系列着作，相当一部分在90年代后期陆续出版，如韩茂莉的《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吴宏岐的《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陈国生的《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社教的《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周宏伟的《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李令福的《明清山东农业地理》（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五南图书出版公司联合出版，2000年）等。一些省区也在编写本地的农业发展史，如江苏省农林厅的《江苏农业发展史略》（江苏省科技出版社，1992年）、陈钧《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杨新才的《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其中，最突出的是广西，不但有《广西农业经济史》（左国金等编着，新时代出版社，1988年）、《广西农业科学技术史》（廖振钧编着，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而且有农业的各种专题史和生产部门史，如土地利用史、土壤肥料史、植物保护史、农业机械化史、水利史、粮食生产史、油料作物史、糖业史、甘蔗史、烟草史、林业史、畜牧史、渔业史等。随着西部大开发热潮的到来，对西部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对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绿洲农业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

6、 农业文化史与农业思想史

从文化史的角度上研究农业史，把农业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也是新时期、尤其是80年代末以来农史研究的新取向。这一方面是受到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文化热的影响，同时，当时教育界提倡自然辩证法与科技史的结合，也成为这种研究取向的动力。80年代末就有人呼吁以文化学作为农史研究的新视野[11] 。从1994年，《农业考古》开辟了"农业文化研究"和"农业与饮食"专栏，另增加每年两期的《茶文化专号》。同年底，中国农史学会在江苏无锡召开了第七次学术年会，主题是以吴地文化为重点的区域农业史。有关论着也逐步多起来。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农业史，要求注意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与整个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习俗、观念形态等等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研究大致上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各别部门、各别项目或各别地域农业文化的研究，如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吴越文化、齐文化；其中茶文化的研究最为活跃，已经先后召开了3次国际茶文化学术讨论会，与农业关系密切的饮食文化研究亦成果累累。二是总体的研究。从文化角度对农业史的总体考察，首推石声汉。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陕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着。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12] 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学术界对我国农业文化的特点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存在不同的认识，可参阅叶茂等的综述《传统农业与现代化》的第五部分[13] 。

与农业文化史关系密切的有农业思想史。在农史界，农业思想史研究的倡导者是王毓瑚。从发表的有关论着看，有从农学思想的角度研究的，有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研究的，均有论着问世。在农学思想的研究中，对"三才"理论的论述最多；它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农学理论的核心。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继起研究的有范楚玉、李根蟠等[14] ，该问题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中有较详细的论述。

7、 农业史与环境史、灾害史

在欧美，环境史研究大体上是20世纪年代以后才开始的；中国的有关研究并不比国外晚。例如60年代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一文，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创之作。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尤其是90年代后期各种环境灾害纷至沓来，环境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环境史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很广，由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的学者在做，农史研究者只是其中之一。如历史地理学界等广泛开展对各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及其与农牧业发展关系的研究，其中对历史上农牧交接地带的研究最令人瞩目[15] 。史念海对黄土高原环境变迁的论述最多，《黄土高原    

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是其总结性着作，内有"生态环境编"、"农林牧分布编"、"农牧分界编"等。朱士光的有关研究成果结集在《黄土高原地区的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对河西地区沙漠化和农牧史的研究，李并成做的工作较多[16] 。其余如蓝勇对西南地区和三峡地区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研究[17] ，王建革把生态学理论与经济史、社会史结合的一系列论文[18] ，萧正洪关于环境与技术选择关系的论述[19] ，就是这方面研究的部分成果。进行气候史研究的，开创者是竺可祯[20] ，继起研究的有文焕然、张丕远、邹逸麟、满志敏[21] 等人。1999年，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联合起草了《过去2000年中国环境变化综合研究》预研究报告，列出5个研究重点，即：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研究，过去500年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的研究，过去2000年来人对环境变化适应的研究，陆地生态系统的历史演变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生物物理过程研究，过去2000年气候与环境变化的模拟研究。又有从经济思想或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以至东亚古代自然观的，强调这种自然观的特点是主张人与自然协调。例如90年代后期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主持了环境与东亚文明的国际合作研究[22] 。以上研究，不限于农业史，但均与农业史有密切关系。关于农业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农史界主要是从农学思想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上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和实践，研究中国古代各业协调发展、物质循环利用的生态农业雏形；彭世奖、倪根金、闵宗殿、李根蟠等人都在做这方面工作[23] 。《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也组织了关于"生态、农业、社会"的专题讨论。1999年底，中国农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借用传统哲学"天人关系"的范畴，考察经济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试图把各个学科的分散研究整合起来，把研究推向深入。[24]

与环境史关系密切的是灾害史的研究。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20世纪初历史学者就开始收集历史上的灾害资料并进行研究，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陈高佣的《中国历代天灾****表》（10卷，中法大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1945年第1期）就是其代表性的成果。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8、90年代，灾害史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成果累累。许多省区都编辑了地方的自然灾害史料，水利部水管司还编辑了几个大河流域的旱涝档案史料；人们从多角度探讨灾害的成因（自然因素中的气候、人文因素中的过度垦殖，尤为学者所注意）、灾害对农业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历史灾害发生的规律性、灾害与人口关系、减灾措施与荒政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有各学科的学者，但研究内容多与农业史有关。在农史界，西北农业大学古农学研究室做的工作较多，他们选编了《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张波、卜凤贤还对灾害学和灾害史的理论进行了探讨[25] ，《农业考古》90年代末开辟了"农业与灾害"专栏。

8、 关于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讨论

在新时期的农史研究中，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成为研究和讨论的中心之一。这一讨论的背景是，文革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的传统农业，无论理论上或实践中都成为突出的问题；史学界在批判封建主义过程中，如何评价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也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此外，这一讨论又与国外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批评联结在一起。讨论最热烈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后一直没有中断。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一、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的特点。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之一是精耕细作，这是大家公认的。论者把精耕细作理解为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综合技术体系。农学理论的基本精神是"天人相参"。又提出"多元交汇"的问题。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结构的特点，学界有不同认识，或认为是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或认为是不同于西欧的另一种农牧结合类型。二、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种完全否定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传统的意见，这种观点受到多数学者的批评。在基本肯定传统农业历史作用的前提下，不同学者对它的评价的差距相当大，分歧集中在对传统农业（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劳动生产率的估计，以及是否出现如同美籍学者黄宗智所说的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过密型"农业。对西方殖民势力侵入前，中国传统农业是否已经落伍，如果已经落伍，这种差距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认识上的分歧更大。三、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农业的作用。论者大致肯定在农业现代化中应该把现代科学与传统农业中的精华相结合，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的新模式。有关讨论文章，几个农史刊物都有刊载，《农业考古》设有"农业历史与农业现代化"专栏；专着则有郭文韬等的《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6年）。关于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特点及其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的两个结束语，有较系统的论述。有关讨论情况，可参阅叶茂等《传统农业与现代化》[26] 综述。

9、 世界农业史、比较农业史及其他

我国学界对世界农业史的介绍始于30年代，1949年以前出版过几本有关世界及欧美农业史的译着。但开展世界农业史的研究和把中国农业史放到世界农业史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是文革以后的事。王毓瑚是这种研究的倡导者，并已着手译介外国农学史和比较（包括经济与技术方面）农业史的有关资料。1980王氏逝世后，这一工作主要由董恺忱继续进行，他给大学本科学生、研究生和教师讲习班讲授这方面的课程和开设讲座，译介和撰写有关文章，并主编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的"世界农业史"部分。近年来这方面的论着逐渐增多。1996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邹德秀的《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史》。

新时期农史研究还涉及其他一些方面，这里不一一介绍了。需要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了一些工具书，如闵宗殿编的《中国农史系年要录（科技篇）》（农业出版社，1989年），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的《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林业出版社，1992年）等，给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了方便。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和中国农业博物馆联合编纂《中国经济史研究一百年》，包括研究综述和大型论着索引的数据库，将以文字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出版。

注释

[1] "满铁"是1907年日本在大连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日本政府当年为了侵华的目的通过满铁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调查，调查所积累的丰富资料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社会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是中国学者首次系统利用满铁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尝试。曹氏目前正在主持对满铁资料的大规模的整理研究工作。由于本文舍弃了农业经济史的内容，关于满铁资等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的整理和利用的介绍也只好从略。

李长年：《农桑经校注》，农业出版社，1982年；高恩广、胡辅华：《马首农言注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第2版；邹介正：《三农纪校释》，农业出版社，1989年。

农业出版社，1983年。

《农说的整理和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该书和作者的另一部着作《中国农史稿》，虽然都是80年代中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实际上却是作者文革前完成的。

【日】吉武成美、【中】蒋猷龙：《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研究》，《    

农业考古》1987年2期，1988年1期。

《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该书分上、中、下三册，主编分别是杨向奎、张泽咸、王毓铨；农业出版社，1990-1991年出版。

在《农业考古》1984年第1、2期、1985年第2期、1987年第1期、1989年第1、2期连载。

[10] 《游牧圏与游牧社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1] 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农史》1989年第1期。

[12]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3]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16-118页。

[14] 石声汉：《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农业出版社，1980年；范楚玉：《中国古代对天时、地利、人力关系的论述》，《自然科学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3期，1984年；李根蟠：《从"三才"理论看中国传统农学的特点》，载《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国际波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5]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环境研究与思考》，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

[16] 李并成着有《河西走廊历史地理》，此书计划出3卷，.第一卷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

[17] 《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作者还有关于三峡地区生态环境与农林牧变化的系列论文。

[18] 如《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游牧圏与游牧社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9] 《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0]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21] 文焕然，文熔生着《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的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集。

[22] 参见王守华、戚印平着《环境与东亚文明》，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23] 彭世奖：《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农史研究》第8辑；《从中国的农业史看未来的农业与环境》，《中国农史》2000年第3期。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24] 1993年底台湾学者刘翠溶和澳大利亚学者伊懋可（Marle Elvin）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有台、港、大陆和西方学者参加的"中国环境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心之一就是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会后出版了题名《积渐所至》的论文集。

[25] 张波：《农业灾害学》，陕西科技出版社，1999年；卜凤贤：《农业灾害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