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农业论文十篇

智能农业论文篇1

农业信息化是衡量一个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美国、日本和德国在农业信息化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印度、韩国等紧随其后。美国采用以政府为主体五大信息机构为主线模式，例如美国利用卫星对土地信息进行实时监测，半数以上的农民用直升机进行耕作管理。日本建立全国联网的市场销售信息服务系统和生产数量和价格行情预测系统，是应用型农业信息的典型代表。德国农业信息发展是靠关键技术地推进，例如计算机自动控制，辅助决策、遥感和农机管理等技术都处在世界前列。印度依靠软件发展的优势，紧抓信息技术传输渠道和数据库及网站的建设[3]。我国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2014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提出继续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建设以农业物联网和精准装备为重点的农业全程信息化。2014江西省作为农业大省《江西省农业厅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信息化的意见》，提出新时期推进农业信息化的重要意义。例如，赣南脐橙采用溯源系统防伪，正邦集团、云山集团、乐平蔬菜中物联网的示范应用等。

2智能网络服务推进农业信息化

2.1物联网

农业物联网是利用物联网技术来实现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各环节信息的获取，通过网络将有效信息进入到物联网的应用层，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对海量数据和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例如果园生产管理、粮食生产管理、畜牧生产管理、环境监测及农产品安全等农业应用系统。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物联网应用如在农产品生产阶段，主要利用传感器采集信息，形成信息数据库，并通过远程控制系统分析处理信息，对作物生产进行调控温度湿度、供给营养液等，以达到最佳生产状态。例如在大棚作物的生产中，采用土壤水分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光照度传感器、二氧化碳传感器等采集作物现场信息，然后推进在线监测、远程控制、联动报警等。在水产养殖中的智能增氧机、智能投饵、水下巡航等技术。在农产品加工阶段，要建立质量安全和监管追溯系统，例如质量安全检测中药物残留、重金属以及病毒检测技术，追溯系统中的二维码、RFID标签技术等[4]。在农产品流通阶段，包括农作物实时跟踪，物流策略等，如全球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销售时点信息系统（POS）等都已经成熟并得到充分的利用。最后在农产品销售阶段，主要包括融合处理，决策反馈功能，为了提供便捷的途径和渠道让更多农产品顺利进入流通市场，如电子商务预定系统，智能仓库物流管理系统。

2.2大数据

随着农业物联网的应用，大数据不可或缺，从各种各样类型的数据中快速有价值的信息。大数据的特性常用五个V来表示：规模性（Volume）、二是高速性（Velocity）、多样性（Variety）、价值性（Value）、真实性（Veracity）。在大数据时代，农业与大数据必然发生各种联系，通过大数据推动智慧农业服务。农业大数据涉及到耕地、播种、施肥、杀虫、收割、存储、育种等各环节，是跨行业、跨专业和跨业务的发展。农作物的监测数据、农业数据、下游数据、经济数据及其它相关数据等源源不断的注入农业大数据的服务平台。这些数据经过各种专业模型和算法，就能为现代农业提供全方位的精准农业决策服务。例如“智能施肥系统”根据作物生长温湿度、光照、雨量、二氧化碳及土壤EC/PH值等环境因素扭转目前盲目施肥带来的污染和浪费。“精准灌溉系统”根据不同地区和不同作物生理需水的特点实现精准节水。“病虫害监测预警系统”实时采集农作物现场的有害生物数据与地理数据库、病虫害知识库、气象数据库等融合决策，实现精准施药，避免过度施药提高食品。“信息管理系统”根据互联网电子商务数据、政策法规、市场流通等信息实现生产与销售的合理分配，解决“供不应求”或者“菜贱伤农”的问题，培育新型农民和引领农民增收。

2.3云计算

农业信息化中的云计算是将农业相关的计算、服务和应用作为一种公共设施提供给公众，使用户能够按需使用互联网上的计算、存储和信息服务资源。云计算从深度和广度巨大地提高了对农业信息化的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农业信息发的发展。云计算从层次分成三种服务模式，分别为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平台即服务（PaaS）及软件即服务（SaaS）[5]。在农业领域，基础设施即服务为农业信息化提供虚拟硬件配置，满足于农业信息化中的大数据存储和高性能的计算能力，降低了基础设施建设的硬件成本。平台即服务作为中间平台为用户提供应用程序开发，维护和应用等服务，保证农业信息数据的安全与协同能力。软件即服务使用户可以通过云服务器获取互联网上的软件服务，降低了用户的接入门槛及农业信息化建设软件成本。例如，农业中用到的气象图像分析系统，卫星图像的传输利用云存储（IaaS），分析处理利用云计算（SaaS）。

3农业信息化中综合网络服务平台构建

3.1农业信息化中物联网、大数据与云计算关系物联网是农业信息化的基础，农业信息化发展水平由大数据来体现。物联网产生大数据，大数据对物联网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在农业信息化中，物联网作为信息采集系统，每时每刻传感器感知的数据和社交网络数据是大数据的来源，而大数据分析则从数据海洋中获取有价值信息，为物联网提供有价值的分析和控制。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业生产智能化水平。农业信息化中物联网的核心是应用，将海量数据经过处理分析，生成各种商业模式的应用，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业物联网的价值，推动农业物联网的创新和发展。大数据和云计算都是为数据存储和处理服务的，大数据是挖掘海量农业信息的价值，云计算是管理扩展数据存储和计算的能力[6]。随着农业信息量的激增，大数据的分析处理离不开云计算，例如把离散的相关农业信息整合，通过云计算有效协同，形成农业的精准安全解决方案。大数据与云计算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大数据是问题，云计算是解决问题的方法[7]。如怎样把农场获取到的各种情况进行数据整理，有针对性的监测分析农场的生产状况，这种大数据与云计算结合形成的管理平台有利于农场主科学地制定农业生产计划。

3.2农业信息智能网络服务平台构建纵向来看，农业智能网络服务平台和智能网络交通、智能网络家居等平台类似，由农业物联网的感知层、传输层和应用层构成。应用层主要包括大数据管理中心、云存储云计算中心与农业应用平台。农业智能网络服务平台的主要功能包括农产品生产、质量安全、运输加工、农业环境监测、市场行情分析、农业科技培训、信息浏览等。平台主要实现以下功能：

（1）数据采集：物联网中各种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与互联网中相关资源的汇集，通过数据整合成、加工处理，组成土壤数据库、气象数据库、地理数据库及电子商务数据库等，所有数据库构建农业数据资源中心。

（2）数据存储：依托集群应用、网络技术或分布式文件系统等软硬件技术，提供对农业信息数据库存储和访问功能。农业应用平台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透过任何网络装置连接到云存储上方便地存取数据。

（3）数据分析：根据农业大数据应用平台需求的个性化，采用大数据相关技术，包括数据挖掘、安全加密、网络通信与算法研究等，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准确的提供给目标客户。

（4）数据浏览：是用户的操作入口，提供多种方式对数据进行查询、展现和统计分析等应用，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及时、有效的生产技术、教育培训、经营管理、市场流通等信息服务。

4结语

智能农业论文篇2

本届论坛设立了“京台农业物联网技术论坛”、“京台智慧城市建设论坛”和“京台大城市水资源管理论坛”三个分论坛；组织了“精装农产品”、“测绘仪器”等科技成果展；建立和巩固了长效交流机制，北京测绘学会和台湾宜兰大学，北京瑞正园农庄和台一生态休闲农场在论坛上签订了合作协议，实现了京台两地相关领域的对接和互补。

“京台农业技术培训”是2012打造的品牌项目，主要依托台湾休闲农业方面的资源优势，介绍台湾农村“三生”（即生产、生活、生态）“三力”（即创力、活力、魅力）的新理念，为北京的新农村建设注入新生力量。今年培训继续做深做实，主要针对北京食用菌的生产和经营者，授课团队包括台湾农会总干事、生物科技公司总经理、休闲农场场主等不同主体，就食用菌的栽培技术、营销策略、产业应用、业态发展等多个角度进行全方位的辅导和培训。

智慧城市建设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大趋势，台湾地区于20世纪90年代末启动智慧城市建设，多座城市获国际智慧城市组织（简称ICF）评比奖项。本次论坛邀请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和台湾宜兰大学测绘领域的专家学者，从“3D台北智能平台”、“物联网应用与智慧城管”、“多尺度三维数位城市建置及应用”、“车载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在首钢工业遗址保护中的应用探讨”、“‘制图六体’的文献解读-兼谈中国古地图测绘技术”、“智能交通发展与地理信息技术应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等方面，为北京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新思路和新信念。此次台湾测绘参访团由宜兰大学校长赵涵捷带队，成员包括台湾测绘领域的政府官员、高校学者、知名企业等共计40余人。

智能农业论文篇3

[关键词]智能种植；云计算；精准农业

中图分类号：TP273；S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37-0239-01

引言

当前中国农业，在信息化建设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与进步，但是各地信息化建设多是各自为政，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和信息孤岛现象比较严重，农村信息化成本高，农户的信息化素质不够，信息化普及难等问题。同时，由于农户经验技术参差不齐，为防治病虫害等使用农药化肥容易造成农药残留，农产品品质也不易维持，甚至有为了假冒高品质而添加有毒物质等现象，直接危害到了人身安全。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顺应当今农业发展趋势，本文通过一种基于云计算的智能种植系统，跨越物理界限，通过较低的成本来普及精准农业，推进中国农业和农村的信息化。

1 系统需求

精准农业主要有3大要求：1、布局规划精准，针对不同类型的农田，播种适合的作物；2、生产投入精准，针对不同作物的不同生长时期或不同疫情，投入适量的肥料或农药，没有农药残留，没有肥料偏颇导致土壤质量劣化和作物产量下降；3、农业产出精准，农产品种类和产量符合市场需求，没有供过于求的浪费。

能够满足精准农业的3大要求的智能种植系统，必须：1、能够感知农作物生产环境，针对影响作物的环境指标（例如高、低温或降雨等）要能够发出预警，促使农户对应；2、能够把握不同作物的不同生长周期，以及针对不同时期需要执行的操作，能够进行或指导农户进行精准的农业操作；3、能够搜集农产品市场需求，辅助决策农产品的销售方向，以及辅助决策农产品的生产方向。

2 基于云计算的架构设计

为实现以上需求，基于云计算技术，对智能种植系统的总体架构设计如下：

2.1 传感控制层

包括空气温湿度、光照度、风向风速、降雨量等一系列气象站传感器来感知农田的环境天气数据，对影响到农作物生长及产量的天气情况进行预警，或者按照农作物不同生长阶段需求，调整周围环境以利于作物生长增产和品质的提高。

包括土壤温湿度、酸碱度等一系列土壤环境传感器来感知农田的土壤环境数据，适时并精确的对作物进行灌溉和施肥，保持土壤的可持续生产的潜力。

包括摄像头等一系列远程视频监控设备来监测和记录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对于突发疫情等状况，提供图片数据以供判断。

2.2 网络传输层

利用Zigbee传输方式低功耗、自组网的特点，通过Zigbee节点组成由智能采集器、智能控制器、智能网关的无线传感通讯网络。

智能采集器：负责连接个传感设备终端，并对传感终端信号进行解析，并转换为传感数据。

智能控制器：负责和农业设施设备连接，实现电平或脉冲控制，实现对设施设备运行状态反馈。

智能网关：负责接收智能采集器及智能控制器运行状态数据，并根据数据协议，打包压缩后上传到云端服务器；负责接收云端服务器下发的指令，并分发到对应终端设备。实现数据的接收和分发。

2.3云服务平台

构建Restful Service作为开放式服务平台，具有很好的跨平台跨语言的集成能力，几乎所有的语言和网络平台都支持 HTTP 请求，无需去实现复杂的客户端，无需使用复杂的数据通讯方式既可以公开服务给任何需求方。

监控服务：负责设备信息管理，设备状态管理，设备控制管理，以及负责设备数据协议解析和数据封装。是智能种植系统核心服务。

报表服务：负责数据分析和统计，负责数据导出。

任务服务：负责标准化任务管理，负责任务分发，任务执行及任务汇报。

交流服务：构建农业社交网络，有效协调农户、农业企业、农业专家、农资供应商，形成高效的行业交流平台。

溯源服务：负责溯源流程管理，溯源档案模板管理，以及溯源数据攥取。

2.4云数据中心

数据以组织进行隔离，按组织进行授权，保存各客户智能种植数据，为数据挖掘和决策提供支持。

2.5 网页前端

基于Jquery构建纯B/S网页架构，支持IE、Safari、Firfox等主流浏览器，支持跨域访问。实现监控中心、报表中心、任务中心、交流中心等核心功能。

2.6 手机前端

构建Android及iOS智能种植系统App应用。实现监控中心、报表中心、任务中心、交流中心等核心功能。同时实现了预警、信息推送、语音集成等功能。

3 基于云计算的必要性和好处

依据SaaS（软件即为服务）的思想，本文所论述的智能种植系统重点使用云计算技术，将服务器和数据库部署在了云端。传感器和控制器等必须直接部署在农业生产现场的设备也设计为利用无线网络连接直接将数据发送到云端，并且直接从云端接收控制指令。该设计尽可能地利用了云计算的优点，利用城市里统一的、优质的基础设施资源，为相比之下信息化较为落后的农村灵活地提供不同规模、同样优质的服务，可以减少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而造成的浪费，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普及农业信息化和精准农业。由统一的系统及专门人员来搜集汇总农业信息，并根据各个农田的状况精准推送相关信息，也可以解决信息孤岛的问题以及农户信息化素质不高，收集、利用信息难的问题。

与流通及销售环节集成，形成全生态链应用系统，通过大数据挖掘，发现农业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平衡状况，有针对性的向农户推送辅助决策的信息。

4 结束语

精准农业是当今农业发展的趋势，但是由于中国农村信息化的实际状况，精准农业还未能得到大规模普及。本文通过论述一种基于云计算的智能种植系统的设计与实现，探讨了以更低成本在农村普及农业信息化和精准农业的方案，对农业信息化和精准农业的普及有参考和指导作用。未来，通过利用新技术，普及农业信息化和精准农业所需的成本将会进一步降低，农产品的品质将更容易得到控制，减少食品安全问题，造福社会。

参考文献

[1] 黄博. 我国农村信息化现状与改进建议. 考试周刊2013，95：130-133

[2] 张军国，赖小龙，杨睿茜，吕静霞. 物联网技术在精准农业环境监测系统中的应用研究 [ M ]. 湖南农业科学， 2011.

智能农业论文篇4

关键词 智能电脑甘蔗专家系统；不足；发展方向；德宏州

中图分类号 S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4）04-0331-01

智能农业专家系统是指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总结和汇集农业领域的知识技术、不同层次农业专家长期积累的大量宝贵经验，以及通过试验得到的各种资料数据及数学模型等，用计算机语言由智能工程师开发能够指导农业生产的计算机软件。它来源于人类专家的头脑又高于人脑，最后应用于生产的指导方案，它不是某个科学家、教授、技术人员或某个专家的知识和技术，而是一群专家集体智慧，群体经验通过计算机的反映[1-2]。因此，只要有一个成熟的系统软件，就可以带着专家群体的智慧，超越时空，跳出人为的因素，走向田间地头，进入千家万户，把农业技术直接交给广大农民[3]。为此，德宏州科技局科协组织开发了德宏州智能电脑甘蔗专家系统。甘蔗智能系统功能齐全，准确性高，通俗易懂，操作方便，实用性强。以准确的数据来指导甘蔗生产，达到低耗高能的目的。

1 智能甘蔗专家系统的开发

2000年，德宏州科技局科协决心把电脑农业高新技术引入德宏指导农民发展甘蔗生产。因此，在德宏州成立甘蔗专家组，收集甘蔗生产的信息资料（天气、海拔、温度、水资源、土壤性质等），综合专家组长期积累的大量宝贵经验，以及长期通过甘蔗生产试验得到的各种资料数据及数学模型等，经过反复论证、设计和研究，制订了符合德宏州实际的甘蔗种植生产情况的方案。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充分利用各方面的有利因素，德宏州“智能甘蔗专家系统”完成了初步的方案。

2 智能甘蔗专家系统试验

“点”和“面”有机结合，德宏州甘科所“点”上用严谨的科学态度测出了各阶段精确试验数据，平均提高甘蔗糖分0.9%，提高甘蔗产量9 .795 t/hm2。“面上”通过2000/2001、2001/2002 2个榨季推广试验，华侨、景坎、平原3个糖厂共试验416.8 hm2，平均提高甘蔗糖分0.8%，提高甘蔗产量7.5 t/hm2，但是“智能甘蔗专家系统”是一个综合系统工程，不仅涉及甘蔗种植技术、专家经验、电脑软件，而且还与环境有紧密联系，在应用中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智能软件系统中人―机界面不友好，输入数据比较麻烦，不快捷，二是氮、磷、钾原在一定范围内应该按实际检测值输入，使之更加精确，三是防病虫害、除草等方面不适合德宏州情况。针对上述问题，专家成员采用“理论―实践―理论”，对甘蔗智能系统进一步修改，完善人―机界面，删除了操作复杂、对甘蔗生产无关紧要的许多参数；针对土壤分析的氮、磷、钾改为按实际检测N、P、K含量进行输入；并对除草、虫害等方面不适合德宏州情况进行了修正。通过此次修改使系统更准确、更科学。

3 智能甘蔗专家系统推广应用成效

通过德宏州实施“智能甘蔗专家系统”的经验看，其效益主要包括以下几点：①紧紧抓住既要提高产量又要提高糖分的要求，解决了“产量―糖分”之间的矛盾，既保证蔗农甘蔗产量的增加，又满足了糖厂对甘蔗多产糖的需求，使甘蔗生产更合理化；②糖厂效益；（以州甘蔗所精确测试为依据）智能化种植法比常规法可提高重量纯度2.48%；降低还原糖0.09%，提高甘蔗含糖分0.52%，糖厂每入榨1 t蔗可多产白糖4.16 kg（按85%回收率计），糖厂每入榨1 t甘蔗可增收12.48元。用智能软件，可多产白糖507 kg/hm2（按117.39 t/hm2计），糖厂增加收入1 512.3元/hm2。如果电脑种植666.67 hm2，可多产糖338 t，增收101.42万元。全州种植4.67万hm2，可增收7 070万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③使用智能软件可增加产量9.795 t/hm2，多投入成本453元/hm2，仍可增收4 270万元。④对甘蔗种植有了科学方法，民族贫困科学技术较为落后的地区，就能应用智能软件科学的指导农民使用氮、磷、钾肥配方施用，合理使用农药等，做到经济合理。

4 存在的不足

一是病虫害还未进入动态防治；二是人机界面不够完善，操作不够简单，还须进一步完善修改；三是专家组成员对糖厂试验基地跟踪、指导不够；四是德宏州尚未有土壤分析实验室，必须到保山化验，土壤分析滞后；五是科研、试验经费不足，糖厂也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制约了该系统的推广使用。

5 发展方向

一是加强对智能甘蔗系统软件的推广工作的领导，真正做到认识到位，领导到位，工作到位；二是逐步成立电脑甘蔗系统办公室，配备相应的电脑及软件，组织培训，通过有目的、有步骤、有计划的稳步推广使用，使德宏州甘蔗生产跃上一个新的台阶；三是用严谨科学态度进一步修改、完善智能甘蔗系统[4]。

6 参考文献

[1] 刘延忠，赵文祥，张颖，等.加强农业科技网络信息建设 推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02（4）：18-20，23.

[2] 尤习贵.让电脑农业推动各族群众脱贫致富[J].中国民族，2002（6）：40-41.

智能农业论文篇5

人际智能是多元智能中的一种。多元智能理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心理发展学家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在1983年提出。他认为，人的智力应该是一个量度他的解题能力（ability to solve problems）的指标。根据这个定义，他在《心智的架构》（Frames of Mind， Gardner， 1983）这本书里提出，人类的智能至少可以分成七个范畴（后来增加至八个）：语言智能、数学逻辑智能、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音乐智能、人际智能、自我认知智能、自然认知智能。

人际智能指察觉及分辨自己及他人情绪、感受、企图、目的等能力，其中包括能掌握与人沟通时的面部表情、声线、身体语言等并做出恰当反应的能力，即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传达、交流和交往。人际智能可以使其了解别人，与别人沟通，注意他们在情绪、气质、动机和技能方面的差异。它包括建立与维持关系的能力，能在团体中扮演各种角色，如团体成员或领导者等。

二、教学活动展示

“农民工进城务工”这一课题，选自人教版高中地理必修二第一章的问题研究。

活动过程如下：全班分为三个小组，每组扮演一类角色，分别是农民工、市民、政府官员。第一周为准备时间，布置任务，学生自行查找资料。第二周正式开始。首先各组展示搜集的资料，对“农民工进城务工”问题阐述各自观点，每组7～8分钟；然后，针对自己组和其它组的发言自由讨论5分钟；之后每组派一位代表发言，对刚才讨论的结果进行归纳；最后由教师作总结。

扮演农民工角色的第一组发言：首先，外出打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土地被征用或征收，住在城郊，因为城市扩展，郊区被城市化，原有土地被征用，使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进城务工自然成为其维持生活、供孩子上学的必然选择。其次，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大多数没有技术或知识，很难找到很好且固定的工作，所以大量涌入城市当建筑工人、从事服务业和其它出卖劳动力的工作，工资极低，而且很可能会被老板拖欠，干了一年活还拿不到钱，因为很多人开始干活时并没有与老板签订劳动合同，在讨欠薪的时候往往吃亏。另外，绝大多数农民工没有参加医疗保险，生病以后很少人会选择去医院，绝大多数人是自己随便买点药吃或硬扛，使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

扮演市民的第二组发言：农民工进城务工给城市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他们承担了大部分的脏活累活，像建筑工、清洁工、家政服务人员等，农民工的辛劳为城市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由于很多农民工文化程度不高，一般不注重形象与卫生，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甚至随地大小便， 这也给城市抹上了不和谐的一笔。

扮演政府官员的第三组发言：农业部副部长韩长赋说过，农民工进城务工是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是推进城镇化的必然过程；农民进城务工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是发展城市第三产业、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客观需要；农民进城打工可以获得现金收入，直接支持农业建设和农民生活的改善。农民工进城务工虽然好处很多，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方面用人单位提供了工作岗位，另一方面却是农民工找不到活干，出现了“用工荒”。还有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薄弱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民进城就业能力。虽然近几年很多部门都在开展农民工职业培训，但培训内容针对性、实效性不强，主观性培训较多，技能性培训较少；培训师资和培训教材不适应就业市场的需要。

各组阐述之后自由讨论：学生讨论热烈，并推选出本组的发言人。政府一组首先发言：在听了农民工发言之后，发现政府做的还不够多，以后政府将从各部门抽调人员，专门成立一个机构解决农民工的问题。农民工有事，可以第一时间去咨询办理，有什么想法可以提出来。另外完善法律制度，加强宣传效率，让农民工也能明白其简易程序，懂得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农民工进行职前培训，要实实在在进行技术培训，使其拥有一技之长。市民一组紧接着发言：我们大部分只顾享受农民工为城市带来的好处，当看到他们不文明的行为时就心生厌恶，这种想法不对，应多体谅他们，干脏活累活，衣服很难保持整洁。听到这里，农民工一组赶紧表态：有时候确实不太注意个人卫生和行为，以后会努力改正，让自己不但成为城市的建设者，更要成为城市的合格一员！

教师最后总结：相信大家都从这一次的角色扮演中受益匪浅。这次活动中很多同学利用周末时间走访城市周边的农民或是自己在外打工的亲戚，搜集资料和分析研讨，既锻炼了自己的实践能力，又通过这次角色扮演活动使大家能够站在不同角度、不同高度看问题，学会站在对方立场上理解别人。

三、实施活动小结

挖掘地理教材的人际智能素材。地理教材内容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有关人际交流的素材，如八年级上册“长江的开发”一节中，有一活动题即是给出农民、政府官员和学者的观点，请学生分析怎样才能克服这些影响长江通航的障碍因素，更好的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功能”。地理教师应充分利用和挖掘，努力使地理学习和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相互渗透、相互促进。

创设和谐融洽的教学氛围。《地理新课程标准》中指出，小组合作、交流讨论、汇报评价是教学的重要方式，经常采用合作、讨论等方式，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人际智能。同时，在教学过程中要创设和谐平等、欢快轻松的课堂氛围，在师生和谐平等的氛围里，学生才能身心放松，思维活跃，敢想敢说，主动参与学习过程。

智能农业论文篇6

以农业现代化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经历萌芽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阶段、和谐阶段4个阶段。城乡一体化萌芽阶段是确保农产品数量稳定增加阶段；快速发展阶段是实现农产品的工业化、规模化生产与加工，改变原始农产品用途，提高农产品附加值阶段；城乡一体化可持续发展阶段是农业生产进入自我监控的智能化与信息化的全程可视生产阶段；城乡一体化和谐阶段是实现包括农业在内的与第2、第3产业合作、协调、互助、共赢发展，进入以农业发展为主体的服务业快速发展阶段。

2农业现代化理论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农业现代化发展4个阶段的划分，结合已有学者的研究与农业现代化的实际发展过程，本研究将农业现代化理论指标体系分为3个层次：1个目标层，4个子系统层，22个一级指标。目标层用来反映农业现代化的整体水平，4个子系统层包括农业机械化理论指标、农业工业化理论指标、农业智能化理论指标和观光农业理论指标。具体的分级指标如下。

2.1农业机械化理论指标设置

其包括：（1）农业生产集约化指标。用来反映从事农业生产人员的节约程度。既节省劳动力，又能提高机械设备利用率。（2）农业生产规模化指标。用来反映农业生产的集合程度，有利于将种植相同农产品的农户结合，形成规模化生产，提高农机设备的农业生产效率。（3）人力资源配置指标。用来反映劳动力的合理分配效率，将节省的劳动力从事不同行业，可以是学习农业知识，或者从事农业生产管理等。（4）农机销售建设指标。直接反映机械设备的购买使用情况，为农业机械化生产提供了便捷。（5）农机维修指标。反映农机维修技术服务范围的扩大，即引进农机技术人员，提高农机的使用寿命。（6）机油系统指标。反映提供给农村的便捷程度，为农机使用者解决了“巧媳妇无米之炊”的困境，使城乡建立燃油共享平台。（7）农机操作人员培训指标。反映农业技术在农村的推广程度，提高了农民的农机操作技能，也扩大了农业技术学校的普及率，有利于增强农村的教育机构建设，提高农民的知识素养。

2.2农业工业化理论指标设置

其包括：（1）农产品加工指标。用来反映农产品加工的种类及数量。农产品加工品种多样性越高，其农业生产的可塑性越强，更有利于扩大原始农业生产的附加值，而农产品产量的增加更容易形成规模化生产线，降低生产成本，增加销售利润，农产品产量的增加也容易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2）农产品技术人员等级指标。用来反映农产品生产的技术水平。从事不同农业生产环节需要不同的生产技能，农产品生产技术人员的技术熟练程度越高，农产品的加工速率越快，劳动力相对减少，降低企业成本，有利于企业扩大加工规模。（3）农产品加工科研成果指标。主要指研发新的农产品品种、新的生产加工技术或者生产线。新产品既有利于开发新的销售市场，吸引新的客户群；研发新的生产加工技术与生产线可增加提高农产品的加工品质与产量，增加工业化农产品在农业生产中的比值。（4）农产品营销模式指标。用来反映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及销售范围，农产品营销模式可以以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为具体衡量指标[4]。采取农产品低价进入市场或者加大农产品宣传力度等策略拓宽销售渠道，根据不同类型的农产品采取分类营销策略，有利于提高农产品进入市场速度，扩大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增强企业在行业的影响力，提升品牌价值。

2.3农业智能化理论指标设置

其包括：（1）农业物流选址方式指标。用来反映农业物流的服务水平与覆盖范围，农业物流应建在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企业附近，增加农产品产业链的聚合力，扩大农村企业的建设范围，转变农民的生产理念。加快农村生产由第1产业向2，3产业的扩展速度[5]。（2）农业运输管理指标。用来反映农业管理水平。农业物流企业建在农村，除了需要搬运与运输人员外，还需要配备管理人员，既促进了城市管理人员到农村服务，也有利于促进农民学习管理知识，逐步掌握管理技能，通过学习与实践形成自己的管理方式。（3）农业交易市场指标。用来反映农业的生产量与交易量。农业物流的创建需要为其提供运输产品，而农业交易市场的建立满足了农业物流的需求，在农村形成的农贸市场，集中农村农产品的同时也积聚了农村的智慧。（4）农超对接农产品订单生产指标。直接反映农产品在超市中的需求量，间接反映农产品的储备量。订单生产降低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风险，农民进行有目的农业生产。根据市场波动规律储备相应的农产品，调节农产品的供给状况，平抑农产品市场价格，降低农民的种植风险。（5）农超对接农产品检验标准指标。用来反映农产品的质量标准。订单生产的农产品运送到指定超市，直接生产或经过加工的农产品通过检验方可进入超市，提高了农产品的品质，减轻了质检部门的工作力度。为消费者提供安全放心的食品，增强超市的信誉度，有利于超市更好的发展。（6）农业信息对称理论指标。可以用农业物联网覆盖范围或者农产品溯源系统来反映。农业物联网覆盖范围，用来反映农业信息普及的范围，物联网覆盖面积的扩大，在为农民提供种植与生产信息的同时，也将农村的农业种植与生产情况及时传递出来[6]。资源共享、信息对称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农产品溯源系统用来反映农产品食品安全系数，提供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的全程信息，每个最终消费农产品都有相应的追踪系统源，既提高了农业生产的透明度，又保证了农产品质量，也为消费者提供了安全的绿色食品。

2.4观光农业理论指标设置

其包括：（1）公共交通设施指标。用来反映农村与城市的交流速度，公共交通设施覆盖范围面积的扩大，增进了城乡之间的交流。（2）农产品超市覆盖指标。用来反映特色农产品的推广程度，农产品超市扩建速度的加快，以及公共交通设施的覆盖范围的增加，加快了特色农产品的推广速度，增强了特色农产品的影响范围，提高农村特色种植的知名度，鼓励农村从事更多新产品种植，加快特色农业发展。（3）餐饮业服务等级指标。用来反映观光游客对农村生活习惯的适应性，根据观光农业的地域优势，提供不同风格的餐饮酒店，不仅提供本地的特色美食，更重要的是扩大了当地的餐饮市场，既有利于观光农业的发展，也加快了城乡融合。（4）娱乐场所建设指标。用来反映观光游客对农村生活环境的满意度，娱乐场所的增加，延长了观光游客在农村的置留时间，丰富游客休闲方式的同时，也增进城乡文化的交融。（5）住宿环境种类分级指标。用来反映农村提供给观光游客的服务水平，作为餐饮与娱乐的配套设施，住宿设施也应该提供不同的服务档次，满足观光客户的不同需求，吸纳更多的观光游客，增加农村的第3产业收入[7]。

3农业现代化理论指标对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作用分析

3.1农业机械化理论指标体系主要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萌芽阶段的形成

农业机械化理论指标包括农业生产集约化、农业生产规模化、人力资源配置、农机销售建设、农机维修、机油系统和农机操作人员培训7个一级理论指标，它们之间有其内在的关联。农业机械化形成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生产，提高了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农业机械化产生的辐射效果就是增加了农业机械的销售量，农业机械的大量使用增加了机械维修与机油设施的刚性需求，同时需要有大量的农机操作人员配套，农机培训机构也随之产生，形成了一个围绕农业机械建立的小型供、产、销、修、训的区域市场，促进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农业机械的作用是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当农产品生产达到市场饱和时，机械化并不能真正地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但是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初期的确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所以，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入了萌芽阶段。

3.2农业工业化理论指标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形成

农业工业化理论指标包括农产品加工、农产品技术人员等级、农产品加工科研成果和农产品营销模式4个指标。农产品加工种类的增加，提高了农产品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农产品加工科研成果有利于新产品研发、创新农产品的营销模式，既可扩大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又可延长农业产业链[8]。此时的农业现代化已经由机械化生产进入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产业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企业之间必须共同合作，才能互利共赢。所以，农业工业化发展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3.3农业智能化理论指标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入可持续发展阶段

农业智能化理论指标包括农业物流理论指标、农超对接理论指标和农业信息对称理论指标3个平行指标。农业物流的出现使农民的生产理念由单纯的农业种植转向农业生产、运输管理。农贸交易市场不仅集中了农村的交易农产品，同时也聚集了农村的智慧。农业物流为农超对接提供了便捷，提高了对接效率，农超对接促进了农业专业化生产、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业企业发展。农产品生产检验标准的提高，要求农业生产更为严格精细，保证农产品质量。农产品溯源系统为农超对接检验标准提供全程追踪，农产品生产加工的各个环节全程可视。农业物联网覆盖范围的扩大，扩大了农业及城市之间的信息流通速度，农业生产与农业市场资源共享平台的建立，使得农业物流与农超对接更为及时准确[9]。农业智能化理论指标的3个平行指标之间相互作用、相互配合，全面打造农业信息化生产，所以，农业智能化的发展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入了平衡、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阶段。

3.4观光农业理论指标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入和谐发展阶段

观光农业理论指标包括公共交通设施指标、农产品超市覆盖指标、餐饮业服务等级指标、娱乐场所建设指标和住宿环境种类分级指标。交通设施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公共交通打开了农村高速发展的闸门，将农村纯天然农产品、原生态生活习俗不断推向城市，城乡交流速度的加快，带动着农村餐饮业、娱乐与服务业快速跟进，以满足观光游客的城市生活需求，城乡文化、城乡习俗、城乡经济之间的交集范围逐步扩大，逐步形成城中有村，村中有城。所以，观光农业的发展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入了和谐阶段。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农业现代化理论指标体系分为农业机械化理论指标、农业工业化理论指标、农业智能化理论指标和观光农业4个子系统。其中，农业智能化理论指标包括农业物流理论指标、农超对接理论指标和农业信息对称理论指标。根据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构建的农业现代化分级指标体系，可体现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分析得出，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入初级阶段；农业工业化的发展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农业智能化的发展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入了平衡、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阶段；观光农业的发展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入了和谐阶段。农业现代化不仅是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同时也为工业化与信息化发展起到基础作用。随着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并行推进，使现阶段的农业现代化正在处于工业化与智能化农业阶段，所以，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应该尽量缩减农业机械化与农业工业化占现代农业的比例，增加智能化农业与观光农业在现代农业的比例。

4.2建议

智能农业论文篇7

论文摘要：艺术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一个实施手段，在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艺术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审美观念，而且对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都有着深远的意义。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加强农村学校艺术教育的问题也被提到了重要位置。本文从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中存在问题分析着手，对艺术教育的作用进行分析，呼吁社会各界加强对农村艺术教育的重视。 

 

一、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一）开课情况分析 

农村中小学艺术课的开课率较低，即使开课大部分也只是局限于唱歌和图画。少数学校，即使有了专业艺术教师，也存在艺术教育课程被严重挤占现象。艺术课由文化课替代。 

（二）艺术教师情况 

农村中小学艺术教师配备情况远低于城镇学校，师资严重缺乏且多为兼职，专职和专业的艺术教师甚少。 

（三）艺术办学条件 

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总的来说：农村不如城镇、美术不如音乐、小学不如中学。大部分农村学校没有画架、画夹、颜料、纸笔等美术教学用品，音乐教学设施也很简单不完善。 

二、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重要性 

（一）使中小学生的感性思维得到发展 

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它们是完整理想人格的构成要素，统一于一个整体中，它们都要通过教育来发展完成统一。感性是内心的、来自心灵内部；理性是逻辑判断的、来源于大脑的思考。像小学语文、数学、自然等基础课程重视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重视学生的智力发展，对理性思维的考察是从逻辑的、思维判断的角度去评价，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中小学生只是智力和思维得到了发展，在考试中可以得到很高的分数，但他们失去感性的理解，不懂得审美，不懂得欣赏生活。而艺术教育本身就是注重对生活的观察，锻炼学生的感性思维，培养学生发现美的眼睛。素质教育时代我们必须注重对学生德、体、智、美全面培养，中小学生没有发现美的感性思维又怎能更好地全面发展呢？所以，艺术教育对中小学生非常重要。 

（二）艺术教育可以启迪中小学生的智慧 

智慧不等于智力，智力可以通过考试来评价，而智慧是指对待生活的态度，智慧是不可通过测试来测量的。在艺术教育中蕴含着在实践中处理现实问题的智慧，而这种智慧是很难通过学习理论知识获得的，智慧对于学生以后的工作、生活也有着积极的影响。一个人的智商很高并不代表他的智慧就很高，智慧有时比智力还重要，智慧的增加可促进智力的发展，而智力的提高并不代表智慧会增高，甚至会压制智慧的成长。艺术教育恰恰就可以使人增长智慧，如：文学戏剧作品、美术写意作品和音乐舞蹈作品等作品都体现着深刻的智慧。 

（三）艺术教育可促使学生人格的完善 

在艺术教育中无处不蕴藏者生活的真、善、美。艺术教育能使中小学生懂得感恩，使人善良因善是艺术的品格之一，无论是在艺术创作还是欣赏中，艺术作品都能引起人的共鸣。艺术教育还可培养主体的爱美心，有了爱美心就会产生爱德之心和爱智之心，这样就有助于建立学生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和谐关系，使学生懂得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进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心灵高尚的人。 

三、结语： 

农村中小学由于各方面配备不齐全，使艺术教育不能全面开展，在素质教育时代，使得农村学生与城镇学生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十分不利于农村孩子的发展。在经济发展不断提高的同时，农村也应共享改革成果，农村艺术教育问题必须引起各界的关注和帮助，我们期待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更上一层楼。 

 

参考文献 

[1]李进平.贫困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问题及对策[j].教育革新，2009（10） 

[2]苏海英.如何加强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 [j].现代教育科学（小学教师），2010（01） 

智能农业论文篇8

【关键词】 人工智能 农村远程教育 高效

人工智能技术是在计算机科学日新月异发展的进程中一大成果，由于其智能、高效、优化的强大功能，为许多研究者所重视。部分教育领域的研究者，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教育行业，探讨人工智能如何融入教育，促进教育深度发展。研究者们将人工智能与职业教育、继续教育、远程教育及教育技术结合，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农村远程教育虽然也属于远程教育范畴，但由于其自身具有许多特殊性，因此有必要单独将其应用于农村远程教育进行探讨。

1 我国当前农村远程教育发展面临的困境

我国农村远程教育是伴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而在广大农村出现的一种新的教育模式。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以广播电视大学为代表的远程教育的兴起，为我国教育的发展写下了浓重的一笔，由于其不受时间、空间、学习者等要素的影响，充分体现了“时时能学、处处可学、人人皆学”的巨大优势。因此，本世纪初，国家将远程教育教学模式引入广大农村，于2003年推出了“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于2004年依托广播电视大学体统推出了“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这些远程教育工程对推进农村教育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其发展也遇到了困难，具体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师资力量短缺

由于受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制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导致城乡经济发展不均衡，直接造成了城乡教育发展失衡。在农村教育中，首先表现在教师配置上，由于农村教育经费投、教师工资水平均低于城市，造成了长期以来农村教育师资力量短缺，远程教育更是如此。据相关研究表明，现我国农村远程教育由于缺少懂计算机或网络技术的专业人才，往往用不相关专业的人才作为替代，且大都为兼职人员。这就造成了对远程教育设备的维护、远程教育资源的管理及远程教育教学辅导等方面出现问题。以广播电视大学系统为例，自2004年广播电视大学开始招收“一村一名大学生”学员，虽然学员增长速度很快，但其教学点仅延伸至县城，招收的学员往往为县城周边农村的农民，而广大较偏远地区正真渴望接受教育的农民缺少受教育机会，之所以没有延伸至乡镇及行政村，根本原因是缺少师资力量。

1.2 资源建设不足

由于农村远程教育是本世纪初才在农村兴起的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属于新生事物，因此缺少前期的积累，主要体现在教学资源的积累上。我们知道，是否拥有丰富优质的教学资源是关乎远程教育成败的关键。而长期以来，我们主要注重城市远程教育的发展，现城市远程教育已相当成熟，拥有一大批优质的教育资源，吸引了大批学习者。但由于农村远程教育与城市远程教育相比有其特殊性，广大农村学员需要掌握的不仅仅是理论知识，他们最迫切学习的是农业实用新技术及掌握能够改变自己生活现状的一技之长，而这些课程资源在城市远程教育中设计不多。因此我们没有现成的教育资源可供使用，需要另起炉灶进行建设。但由于投入农村远程教育的经费有限，用于资源建设的经费也不足。造成了现阶段农村远程教育资源依然短缺的现实。这不利于农村远程教育进一步发展。

1.3 课程设置不合理

如上所述，广大农村学员渴望学习的是改善自身生活的实用农业新技术及一技之长，同时广大农村也需要培养一批懂管理的乡村干部。因此在专业和课程设置上，客观上要求向这些方面靠拢。虽然现在农村远程教育在专业设置上慢慢转向适合农村学员的涉农专业，但在课程设置上还是不尽如人意，往往只根据自己师资情况及资源情况来设置课程，这样往往造成农民学员需要的课程没有涉及，而农民学员缺乏兴趣的理论课程所占比重过大的问题。这样会严重挫伤广大农村学员学习积极性，对农村远程教育发展极为不利。

1.4 网络教学平台存在不足

我国现阶段远程教育的网络辅导教学平台现阶段的形势往往通过QQ对话、Email邮件、BBS及一些音频、视频系统进行。这些方式当然是有效的网络教学方式，但存在问题也是十分明显的，最主要问题在于如果没有提前联系，教师就不会及时回复学生提出的问题，缺少师生互动。学生的学习效果会大打折扣。

2 人工智能应用于远程教育的优势

2.1 人工智能的概念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学科的一个分支，是一门研究计算机模拟和延伸人脑功能的综合性科学，部分研究者将其定义为：一个电脑系统具有人类的知识和行为，具有学习、推理判断来解决问题、记忆知识和了解人类自然语言的能力。人工智能的产生过程：对于人类因问题和事物而引起的刺激和反应，以及因此而引发的推理、解决问题及思考决策等过程，将这些过程分解成一些步骤，再通过程序设计，将这些人类解决问题的过程模拟化或公式化，使电脑能有一个系统的方法来设计或应付更复杂的问题，这套能够应付问题的软件系统，称之为人工智能。

2.2 人工智能切合了远程教育的要求

有研究者指出：人工智能是研究如何构造智能机器（智能计算机）或智能系统，使其模拟、延伸、扩展人类智能的学科。人工智能在教学领域应用的最直接结果就是诞生了智能教学系统。而所谓的智能教学系统是以计算机辅助教学为基础而兴起的，它是以学生为中心，以计算机为媒介，利用计算机模拟教学专家的思维过程而形成的开放式人机交流系统。由于它综合了知识专家、教师、学生三者的活动，因此，与之相对应，智能教学系统一般分为知识库、教学策略和学生模型三个基本模块，再加上自然语言智能接口。人工智能的这些功能和模块刚好切合了远程教育的特点及要求。我们开展的远程教育一直以来就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辅导为辅，教师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对学生进行实时和非实时辅导，以此来完成学生的学习过程。因此人工智能适合应用于远程教育教学过程。

2.3 人工智能能够有效加强对学生的管理，提高学习效率

长期以来远程教育为社会诟病的是，由于缺少师生间直接交流的机会，造成教师对学生的组织和管理方面的困难。如果我们仅仅依据学生登录次数、登录时间等方面来评价学生学习情况，这样往往造成对学生学习的错误评价，但对远程教育的教师来说也只能做到这些。但如果我们将人工智能引入远程教育，它可以依据自己强大的功能，通过对学生情况的数据分析，科学提供学生的学习能力、认知特点及当前的知识水平。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它能为每位学习者制定适当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服务，切实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这是我们远程教育所倡导的最佳服务的效果。

2.4 人工智能可以从某方面解决农村远程教育师资力量

如上所述，由于城乡间经济差距，造成了长期以来城乡教育发展失衡，广大农村地区师资力量较为薄弱，特别是远程教育方面。这一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缩小城乡经济差距，但这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农村师资力量特别是远程教育师资力量的解决，需要一个过程。而人工智能技术利用了计算机模拟教学专家的思维过程而形成的开放式人机交流系统，它集知识专家和教师于一身。广大学员可以通过自然语言系统，实现正真意义上的人机对话，完成适时的学习辅导过程，这从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师资短缺的问题，为农村远程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思路。

2.5 人工智能能够有效解决农村远程教育资源建设问题

目前我国农村远程教育在资源方面存在的问题除了数量较少，质量也不高，许多网络课程资源仅仅是课本的翻版，虽然资源制作者利用现代资源制作手段，以文字、视频及图片等手段来展现知识，但知识之间的逻辑联系性方面存在不足。这给学习者有效学习带来极大不便，影响了学习效果。而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对现有的网络课程资源进行智能加工，对知识结构进行重新构建，对知识间的层次性、逻辑性进行重新编排，为学习者展示学习重点、难点，切实提高学习效率。使资源更加优质高效。

2.6 人工智能能够提供实时交流，解决网络教学平台的不足

由于人工智能集知识专家、教师与一身，可以通过自然语言系统，开展人机对话，通过讨论解决学生遇到的问题。能改变传统网络教学平台缺乏及时交互性的问题。能够解决网络教学平台的不足。促进农村远程教育的发展。

3 结语

人工智能技术是计算机科学发展的成果之一，它具有智能、高效、优化的强大功能，许多行业都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高效率。对我国农村远程教育而言，如果能将人工智能引入，能从某种程度解决因为资金问题造成的师资力量缺乏问题；提高对远程教育学生的管理，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高效远程教育服务；能够利用它强大的功能重新编辑网络资源，让它更有利于学生学习；同时人工智能还能提供自然语言接口，打破以往网络教学平台的弊端。相信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我国农村远程教育会迎来新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震，王文发.人工智能原理在人类学习中的应用[J].吉首大学学报，2006（1）：39-41.

[2]武晶晶.关于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几个问题[J].教育教学论坛，2012（9）：159-160.

[3]张红军.人工智能与教育技术[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6）：228-230.

[4]张小永.陕西农村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建设初探[J].陕西农业科学，2011（4）：228-230.

智能农业论文篇9

关键词： 新自由主义 后现代主义 马克思主义 实体主义 经济史 法律史

Abstract: This essay reviews and reflects on my past ten years’ experience teaching in China and writing for a Chinese audience. First is a simplified discussion of the two most influential theoretical traditions to day， neo-liberalism and post-modernism， and of the two main secondary traditions， Marxism and substantivism. The emphasis is not o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ies of these traditions， but rather on their practical uses for scholarship today. Then， an attempt to answer the central question raised in this essay: in such an environment， how do we treat theory， and what kind of scholarly work do we do? The essay mainly draws on and summarizes my own experience in scholarly practice to propos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Key words: neo-liberalism， post-modernism， Marxism， substantivism， economic history， legal history.

我十多年前发表了《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回顾自己学习和运用学术理论的经历，强调学习和使用理论，应该同时兼顾多种传统，以经验证据为准绳来决定取舍。（黄宗智2003b[1998]）之后在为国内研究生们写的《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一文中，更突出地强调在学术研究中，理论概念和经验必须相互连接，两者缺一不可，好比左右双手并用。文章指出，可以借助与现有理论的对话来建立自己的新概念，来创建可以验证的新的中层理论概念（区别于不可验证的宏大理论）。更高的境界是借助不同理论传统的交锋点来形成自己研究的问题。（黄宗智2007c）此篇是前两篇的后续讨论，是对我这十年来在国内教学和写作的经验性回顾，也是对当今在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两大主要理论传统和两大次要传统的反思。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不是对理论的学术史研究，也不是对其思想史或哲学史的讨论。其目的不在就理论论理论，而在学术实用。本文提出的问题是：在当前的理论和意识形态潮流下，我们要怎样对待理论，做什么样的学术？目前学术界影响较大的理论体系对我们做学术能有什么样的帮助？同时，又会起什么样的误导作用？

这十年来在国内教学、为国内读者写作，最使我惊奇的是，新自由主义在国内学术界的影响竟然远远超过在美国。对我来说，新自由主义理论固然具有它一定的是处和洞见，但它同时带有许多明显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部分，对理解中国来说充满盲点和误区，亟需纠正。本文简略探讨这个理论传统今天在美国和中国学术界所占的霸权地位，并进而讨论影响第二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传统，以及两个最主要的“另类”理论传统，即马克思主义和实体主义理论传统。文章对四个传统分别作出评论，主要从自己的学术实践来提出意见。对它们的反思和应用是我近年来学术变化的一个主要动力。

另一个主要动力来自对中国现实的关怀，从消极转到积极。过去作为处于美国学术界比较边缘地位的“中国研究”的一员，多年来习惯于一种对中国只带有消极关怀（想而不写）的心态；但是，回到国内为关心国是的青年学者开课，并为国内读者写作，自然而然地从消极的关怀转向积极的参与。这样，更把主要理论传统所包含的前瞻性论说带到自己学术研究问题意识的中心地位。文章也总结了我近年来在这个方面的思考和学术研究。

新自由主义霸权话语

国内一般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在学术界的霸权地位，其实远远超过在美国的所谓“新保守主义”。两者的基本教条是大致相同的（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更多附带一种近乎帝国主义的制度输出愿望，想把自己的制度强加于别的国家），但其在中国的影响比美国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便是在“金融海啸”引起全世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和反思之下，其在中国高等院校的强势地位仍然没有动摇。

这个现象颇耐人寻味。表面看来，美国到底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其意识形态的大本营。新自由主义在那里的影响力怎么反而弱于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社会主义”中国？

为什么在中国威势比在美国更大？

究其原因，首先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顾名思义，乃是保守的思想。它的核心是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反对美国从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国家越来越多干预市场的历史潮流，因此称作“保守”。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主要来自保守（右派）的共和党的右翼，针对的是民主党过分的国家干预。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则不同，它伴随“改革”和“思想解放”而生，是针对过去高度官僚化计划经济的反动，因此，一定程度上更具新颖性和活力。这是原因之一。（虽然，它今天很大程度上已经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颠覆性转向一种维护既得利益的保守性。）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近年作为第二主要思想潮流的后现代主义，其含义和影响在两国十分不同。这点需要花点篇幅来说明。在美国， 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核心是对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深层反思和批判，强调主观因素、否定客观、否定绝对真实、否定唯物思想。它是对西方长期以来（从天主教到现代科学）在认识论上的绝对主义的反动。它成功地在整个学术界质疑了实证主义，推翻了现代主义的认识论。它的影响力可以见于这样的现象：近二三十年来，学术界人士在提到过去认作无可置疑的事实和客观现象时，普遍地要加上引号，或“所谓”两个字（例如“所谓事实”、“所谓客观”）。

在中国则很不一样，学术界没有像西方那样程度的认识论上的焦虑，没有像西方那样的，从笃信上帝到笃信科学，而后到彻底怀疑科学所导致的深层认识危机。中国的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重点，不在怀疑客观和事实，而在质疑西方现代主义所连带的西方中心主义。以在法学界影响甚广的“本土资源”论为例，其重点在针对全盘西化的新自由主义移植论，也就是说西方中心论，试图从一种中国“本土”的实际和传统来与之抗衡。它归根到底主要是一种本土感情（民族主义）的表现。

在中国历史学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远不如在美国那么强大。在拒绝过去的阶级斗争框架之后，一个重要倾向是美化清代及其市场经济，借以“去西方中心化”，但主要的潮流则是“碎片化”的研究，抛弃了过去那种对历史整体的意识形态化认识，但一般并不附带拒绝经验和客观真实的倾向，甚或正好相反（下面还要讨论）。

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在中国（除了个别的学术领域之外，例如比较文学），不能够称作一个实实在在的学派，不能够被视作一个在学术实践层面上真正具有庞大影响力的理论。它没有太多公认的经典或教科书。在社会科学诸领域，影响力最大的是萨伊德的“东方主义”和吉尔茨的“地方性知识” 概念（两者都被纳入我在国内为研究生们开设的“社会、经济与法律：历史与理论”课程），而对它们的理解和接纳，主要源自“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动机，而不是怀疑一切客观事实的动机。

这就和美国很不一样。在那里，后现代主义根本性地动摇了实证主义科学的基础。其认识论附有一大堆的高水平理论，从语言学到哲学，从艺术和建筑学到认识论，从文本分析到法学和社会学与人类学，都具有很大的学术势力，形成彻底质疑现代主义的大潮流。（例如，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 福柯Michel Foucault，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詹姆森Fredric Jamison等的著作）

在美国的人文学科里，后现代主义已经占到新主流地位，几乎是霸权地位。在社会科学中，它也有巨大势力：在历史学和人类学领域，它已经占到近乎主流地位的优势，在社会学中则几乎已经形成和新自由主义两权对峙的局面，而在经济学、哲学、政治学领域，其势力虽然不如在以上诸学科，也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其占到主流或分权地位的学科，它直接控制或部分控制了学科基本内容、教员聘任、职称评审、研究生遴选等关键环节。（这当然和美国的高等院校制度有一定的关系：和中国相比，教授们享有较大的权力，一旦占据重要大学的职位，便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左右本学科在该校的发展方向。）

这种状态和美国高等院校长时期对政府的批判传统有一定的关系。学术界人士一向以展示自己的独立精神为荣，几乎认为独立批评，尤其是批评政府，乃是作为学者的一个基本条件。绝少人会简单地遵循官方的意识形态和言词；无论心底里如何想，也必定要摆出独立批评者的姿态。这是美国学术界的一种潜规则。学术界也因此一向比一般民众的政治立场相对“进步”、“左倾”。在过去，高等院校乃是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例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反越战运动）的左派思想的大本营；今天则是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主要所在地。过去在高等院校，（老）左派和右派分享权力，相互制衡；今天则是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分享权力和相互制衡。（虽然如此，在一般民众中，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仍然十分有限，知之者其实为数甚微。）

由于后现代主义在美国学术界更强大的势力，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没有能够达到像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学术界的考核制度中如此完全的霸权，而是处于与后现代主义分权和妥协的局面。这两大理论传统的共同点是它们都高度意识形态化，轻视经验证据。对新保守主义来说，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掌握最终真理，而在最基本的真理前面，根本就没有客观还是不客观的事实之分。而对后现代主义来说，这是因为在他们的认识论中，本来就没有什么真实可言——一切最终只不过是“话语”或修辞。因此，两者同样偏向理论、轻视经验（也因此使美国无视经验证据而发动伊拉克战争成为可能），并且同样敌视马克思主义。如此的共识更促成它们之间的一种妥协，甚至联盟。

在双方分权共处的局面下，两者都分别默认对方的正当性，并因此促使学术评价简约化为一种关系“政治”，越是“前沿”和“一流”的大学越如此。以我自己任教38年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为例，此前那种严谨的客观学术评审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后现代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认识论上的相互容忍。在学术评价的场合，互相让对方选择与自己意见一致的人士来做评审。（详见黄宗智2008a：533~535）两者的权力关系可以比喻于长期拉锯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一个今天是执政党，另一个则是在野的反对党，但两者在议会中共存，而且在野党在短期内便很可能执政，当前则占有一定的分享权力的地位。

在中国则是由新自由主义在制度层面上独享霸权。在“与国际接轨”的大潮流下，新自由主义已经在制度上深入到教科书、核心刊物等，而由此也在研究生的遴选、教员们的聘任与评审中占据霸权地位。一个具体例子是，我自己这几年所在的国内学术单位，虽然是在一位认同于“另类”学术的非常能干的院长的领导之下， 并且附带有新左派的倾向（包含经过重新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去西方中心化的后现代主义、以及一定程度的本土意识），但事实上，在关键性的招生、招聘以及评审方面，实际上几乎完全由占据霸权地位的“主流”经济学所左右——依据它们的标准而选定必读书目、设计考卷问题、规定要在哪些刊物等，几乎完全臣服于新自由主义知识体系之下。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学科的未来其实完全被新自由主义所掌控。

这部分是因为体制问题。中国的体制是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民主集中制。研究生招生制度被完全控制于全国统一的官僚体制之下，采用的是行政管理手段。在僵硬的应试教育制度下，个别学校和院系，更不用说个别教员，欠缺自主招收有特殊才能但没有超过分数线的学生的权力。要建立起有制度性依据的“另类”做法，真是谈何容易。无论是建立“博士点”、学术“特区”，还是新学科等，都必须面对高度统一制度化（官僚化）的体制。目前，“另类”分子只能依赖党内右、左之分，一定程度上借助（老）左派来争取活动和话语空间，但是，在一统的制度性实际运作中，新自由主义其实已经占据了绝对的霸权地位。

我个人由此得出的实用性结论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霸权比在美国更需要反思、批判、挑战。

要么轻视经验研究，要么完全拒绝理论

在美国，由新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主宰的学术环境，所造成的部分后果是共同偏向理论，并造成理论与经验的割裂。两者都认为，在理论和经验之间，理论占据决定性位置，认为一切争论全是理论争论，经验证据只是装饰。两者的霸权其实一定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在那样的环境下，今天已经越来越少有双手并用、紧密连接经验与概念、在两个层面上同时具有新鲜建树的学术研究。

在中国，新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得到国家政权的认可和支持，与官方的社会主义话语并存于极其微妙的关系之中。在那样的环境下，有的高度教条化的经济学家们，酷似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留学苏联的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等“海归”领导人。陈、秦等经过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坚信马列理论乃是革命的绝对真理，坚信苏联的革命经验乃是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典范。今天在美国受培训的中国经济学家们，有的同样以为自己已经掌握绝对真理（“科学”），意图以之改造中国。两者同样不顾中国实际，无视中国实践经验，要把中国推向已经给定的教条。过去是城市革命、工人阶级专政、轻视农村和游击战；今天是市场经济、资本和“效率”挂帅、忽略农民和公平。新自由主义中影响最大的所谓“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更建构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绝对对立——私有产权vs. 公有制；市场vs. 计划；市场分配vs. 国家分配；个人抉择vs. 官僚抉择——并以此完全拒绝中国的现代革命传统，完全无视其历史背景。如此的二元区分，特别清晰地展示于今天在国内影响最大的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和科尔奈Janos Kornai，也可见于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科斯R. H. Coase、诺斯Douglass North等经济学理论家。（我开设的课程把舒尔茨的著作当作掌握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切入点。）

和过去的马列主义同样，今天的新自由主义是以普适真理和科学来自我包装的。不同的是，过去是以阶级斗争为核心，把它视作“政治”的核心；今天则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去阶级的“政治”。即便是在极其显著的社会不公现实之下，新自由主义只讨论个人利益和博弈，拒绝讨论阶级矛盾。

和过去马列主义指导下的研究同样，教条化的新自由主义经验研究多受其意识形态所主导。它在表面上虽然强调“科学的”、实证的、精确的经验研究，但实际上缺乏真正的、既有经验根据也有创新概念的学术研究。这种教条化的学术主要有两种：要么努力证明新自由主义理论，时而借助貌似科学的计量方法；要么试图说明中国去他们的理想图景还有一定的距离，借以强调中国必须向新自由主义理想进一步迈进。这种研究其实和冷战时期的美国中国研究非常相似。它们呼吁，要确立私有产权，确立纯粹的市场竞争，遏制、消除国有企业，目的是建立和（他们想象中的）美国相同的完全私有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在这些大潮流下，也有相当部分学者，面对学术的高度意识形态化和理论的明显不符合现实，坚决拒绝意识形态化理论，许多人并连带拒绝一切学术理论。和毛泽东时代的部分学者同样，他们以经验主义来卫护自己的求真理念。这种现象在经验研究传统一直占主流地位的历史学科尤其普遍，形成当前的“碎片化”研究趋势。在经济学领域，则可见于纯技术性的研究。但问题是，经验研究从来只可能是学术的一只手，脱离概念的建构和运用，等于是自缚另一只手。用这样的方法来培训研究生，等于是迫使他们脑袋里那块概念肌肉萎缩，使得他们之后即便想利用分析概念也会力不从心。

至于引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学术，它们主要借用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批判来树立中国传统（或乡土文化）的正当性，借以“去西方中心化”。部分学者则更是模仿美国学者的话语分析，并且多多少少染上了美国最时髦的后现代主义学术特征，即主要以批判姿态呈现自己——竞相试图对现代主义作出深层的反思与批判，把建树理解为批判。如此的学术，多缺乏扎实的经验根据。

在以上论述的经验与理论分裂的学术环境下，青年学者相当普遍养成了一种浮躁的阅读习惯。面对缺乏概念的“碎片化”经验堆积，他们认为，如此的研究意义不大，只需稍作浏览。同时，面对没有经验检验的理论空谈，他们觉得只需快速总结出“观点”，不需要详细阅读。这样，就养成轻浮阅读的习惯，并普遍以此来应付学校的课程。较少有学生具备独立学术思考和积累学问的阅读态度，即习惯性地质问，此作的概念和其经验证据把自己说服了没有？

以上是我这个外来者对国内学术环境的初步认识。本文要提的问题是，在这样的学术环境里，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术？当然，在新自由主义学术占据制度化的正当性现实之下，任何“另类”学术，包括扎实的学术研究以及“另类”的理论思想，影响和势力都比较有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因此放弃学术最基本的对真实和真理的追求。我个人更认为，我们也不可放弃连接经验与概念/理论，因为唯有那样，才有可能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概念和理论。我自己教学中常常对学生这样说：理论不可盲从，也不可拒绝；西方理论是其学术的核武器，必须面对和掌握，才有可能超越。

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外的“另类”理论/思想

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可以说是当今中、美学术界两大主要理论体系，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体主义传统则可以说是两大次要传统。作为学者，我们必须做去意识形态化的研究（不然，何谈“学术”？）。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广泛采用多种学术传统的洞见，或借助其间的张力来反思每个理论传统，或与其对话来提炼自己的新概念。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在后现代主义之外，两大次要学术传统也是批判、超越新自由主义霸权话语的重要可用资源。

中美“左派”思想影响之异同

中美相比，其“老”“左派”思想同样日趋式微。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过去是国家政权的正式意识形态，但今天很大程度上已经是被遗忘的理论。在年轻一代的学生中，部分由于教育制度对“政治”的强制要求，相当普遍被视作仅是一种修辞。就其现在在学术界的活力，也许还不如在美国处于另类和边缘地位的马克思主义。

但是，由于中国的现代革命传统，由于官方相当程度上仍然沿用过去的革命话语，

左派在中国的学术界占有和美国很不一样的另一种空间。一方面，上面已经提到，新自由主义在学术界占据绝对霸权；但是，另一方面，官方的“社会主义”话语也为反对新自由主义霸权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和权力依据。“老”和“新”“左派”都可以借助官方的正式话语来批评新自由主义的原教旨市场信仰，以及其人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主义教条，可以强调“社会公平”以及“和谐社会”等被官方正式话语认可的价值和期望。也可以有限度地援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批判新自由主义。

在被边缘化的实际下，左派思想一方面趋向一种脱离实际的“修辞化”，但是，另一方面，则也显示了一定的创新力量。首先是摆脱了过去的教条，包括计划经济理论以及庸俗的唯生产关系（阶级斗争）论，认识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有的宽阔视野，即由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互作用（而不是偏重其中任何一方）的历史演变观点。在对待上、下层建筑关系上，也同样灵活，不会陷入简单的唯物观点。同时，在新的环境下，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原来的、把全人民幸福置于首要地位的价值观念。此外，借助后现代主义理论对西方的现代主义，包括其西方中心主义以及其科学主义（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这方面），提出深层的反思，并对中国的过去进行更均衡的重新思考。 最后，脚踏实地地直面当前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实际，探索利用其动力以及改善其现实的可能方案。诸如此类的“新左派”理论思想，其潜在的活力和影响远远超过在美国。由于当前中国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的现实，新左派今天所占的地位虽然比较边缘，但它具有庞大的社会基础，不容低估。

虽然如此，和后现代主义同样，新左派也没有能够在学术体制之内扎根。在教科书、核心刊物、教员聘任、考核以及研究生遴选等方面，都没有能够形成真正的势力。其所掌握的权力其实局限于个别学者的声誉和地位，但是，鉴于改革三十年以来的不公平的发展这一基本事实，新左派理论是具有巨大潜力的，也是今天挑战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另类理论。

处于左右之间的实体主义理论

至于实体主义理论，它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从来都不曾是主流理论，但它一直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它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对原教旨市场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它的主要代表，也许可以视作社会学-经济学的波拉尼以及农民学传统的恰亚诺夫和斯科特。因为小农经济在中国的强韧持续，其影响要比在美国大得多，没有像美国那样伴随小农经济的消失而趋向式微。在美国则只有在对第三世界的“外国区域研究”（foreign area studies）中，影响较大，主要限于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学科。（至于法学领域，美国的实用/现实主义法学也许也可以被视作实体主义理论传统的一部分。它在美国影响较大，长期与形式主义抗衡、拉锯——下面还要讨论。）

今天，实体主义理论仍然不失为一个可用资源，在美国有相当深厚的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传统。譬如，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影响最大的历史社会学理论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便同时采用这个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传统来批判新自由主义。（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兴起的“批判法学”，也同样借助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两个传统来批判形式主义法学。）在前苏联，则是在斯大林的恐怖政治之前，恰亚诺夫的理论曾经有过非常重要的影响。今天，它仍然不失为重要的另类理论传统，对小农经济仍然占重要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它也是批判和反对新自由主义霸权话语的一个重要另类资源。

在研究方法上，实体主义理论比较倾向质性和社区研究（有点类似于毛泽东时代的所谓“解剖麻雀”方法）.，如果使用计量方法，则要在那样的基础上方才采用。这种方法很好体现于过去曾经一度占到人类学主流地位的社会人类学和经济人类学。与形式主义研究方法不同，它更倾向于从经验到概念的研究进路，而不是形式主义所广泛使用的从理论到经验再返回到理论的研究进路。对惯常在没有任何感性认识的条件下，滥用定量的形式主义研究方法来说，它可以起重要的纠正作用。（这方面，我个人认为，应该通过质性研究形成鲜明的问题之后，方才有深度、针对性地使用计量，然后再返回到质性研究中去检验、阐释。）在这方面，实体主义理论和研究方法在今天其实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开设的课程同时纳入以上两个另类传统的阅读材料。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术？

在中国现今的学术环境中，显然十分需要有一定的政治意识和自省，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的高度意识形态化，认识到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影响，方才有可能破除其误区和盲点、做出更符合中国实际的学术研究。在批判中，后现代主义、新左和实体理论，只要符合中国实际与需要，都是可用的宝贵资源。

我自己在这方面花了不少精力，针对经济学和社会学中流行的“形式主义”理论传统提出批判，也针对法学界中同样占霸权地位的形式主义理论提出批判。

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力争，在市场经济下生产要素会得到最佳配置，不可能会有过剩——土地、资本如此，劳动力也如此。据此，他坚持印度（和中国都）没有过剩劳动力。两地的农业发展都无需考虑人口压力问题，只需要能够促使农民增收的新技术。他的学说可以视作当时（在发展中国家的）所谓“绿色革命”的意识形态。

首先，应该说明，即便是1979年授予舒尔茨经济学奖的诺贝尔委员会，也对他这种观点带有一定的保留：因此，他们把该年的经济学奖，同时授予论证发展中国家农村具有“劳动力无限供应”的刘易斯W. Arthur Lewis。

针对舒尔茨忽视中国“人多地少”基本国情的论点，我指出：舒尔茨对中国劳动力的理解是不符实际的，忽视了其相对过剩的实际。我之前的研究证明，明清时期依赖雇佣劳动力的“经营式农场”确实是按照舒尔茨的理论逻辑运作的，因为它们根据需要而调整其劳动力和劳动投入，趋向劳动资源的最佳配置。但是，占绝大多数的“家庭农场”（在华北平原占据所有农户的90%，在江南则接近100%）则不同，因为它们的劳动力是给定的。在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之下（家庭农场面积严重不足），他们做出的回应是越来越高度的劳动密集化，倚赖家庭的辅助劳动力来吸收低于粮食种植报酬的手工业（在江南地区特别是纺纱和养蚕、缫丝），以边际报酬递减的代价来支撑“农业+手工业”“两柄拐杖”结合的“家庭化生产”谋生模式。在华北，家庭农场的劳动力平均只种植10~15亩，而经营式农场的劳动力则达到适度的20~30亩。在江南，纺纱的报酬只相当于粮食种植的1/3到1/2，蚕桑则是以八、九倍的劳动投入来换取（相应于粮食种植的）三、四倍的报酬。这就表明在当时的市场经济下存在劳动力相对过剩，以及当时农业经济的“内卷化”。（黄宗智1992[2000，2006]，1986[2000，2004]）

集体化时期更加如此。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和一些其它发展中国家同样经历了所谓“绿色革命“（即化肥使用、科学选种和机械投入）。但是，在人口压力下，江南粮食种植的劳动密集程度达到一年三茬（早稻、晚稻、冬小麦），以劳动报酬递减的代价来换取绝对收入的提高。绿色革命的新投入+劳动密集化，所起的作用促使农业产出年增长2~3%，但如此的增长基本被每年2%的人口增长所蚕食掉，结果是劳动报酬停滞不前，也就是我所说的“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绝对产出的]增长”。

至于去集体化的改革时期，农村约1/3的劳动力从农业中释放出来，但农业总产并没有因此下降，展示的是一定程度的“去内卷化”。这也是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很好证明。（黄宗智1992[2000，2006]）

近二十年来，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生产，或“离土不离乡”，或“离土又离乡”，其背后也是劳动力过剩的事实。即便如此，农村劳动力仍然相对严重过剩，大量农业从业人员仍然处于“就业不足”的状况之下。这一切乃是改革时期“农民工”浪潮的基本背景，促使大规模低报酬、不受国家劳动法规保护、没有正规职工福利的“非正规经济”的形成。

林毅夫等根据与舒尔茨同样的逻辑，力争中国的庞大劳动力其实乃是其“比较优势”，在改革中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之下，终于通过市场机制而得到其最佳配置。蔡昉等则一再强调，中国今天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即农村和城市整合的、同等工资的劳动力市场。而陆学艺等则强调，中国已经形成一个“中产阶级”即将占大多数的“橄榄型”（区别于“金字塔”型）社会。他们忽视的是，大量农村劳动力在“非正规经济”中被超时使用、拖欠工资、欠缺福利、没有劳动法规保护等恶劣现象。如此的实际不能简单被称为“比较优势”或整合的劳动力市场，或橄榄型社会，不能无视这么多人的血汗经历。（详见黄宗智2009c）

当然，在“招商引资”的竞争下，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是个有利条件，配合地方政府的无视国家劳动法规，更加如此，但我们要同时看到其（主要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的）“剥削”的一面，看到中国的快速“发展”的“奇迹”是以广泛的社会不公来换取的。也就是说，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不公其实来自同一根源，即地方政府不顾劳动剥削和环境污染而积极招商引资。（黄宗智2010d， 2009a）

近年来，由于三大历史性趋势的交汇——生育率的下降终于在世纪之交体现于劳动力绝对量的递减，快速的城镇化（包括大量的农民工非农就业），以及由于收入上升而导致的高值农产品（蔬菜水果和鱼肉蛋奶）的需求增加，促使单位耕地面积上既是更多资本也是更多劳动力的投入（例如，拱棚蔬菜和秸秆养殖）——在今后几十年间有可能可以消除劳动力过剩的“内卷化”问题。（黄宗智、彭玉生2007a）与舒尔茨的认识不同，我以上的论点不是来自任何单一的理论，而是来自中国的实际经验，展示的不是从理论到经验拼凑、再返回到理论的典型新自由主义研究方法，而是从经验到概念、再返回到经验的研究方法。在对经验证据的理解上，我借助（实体主义理论传统的）恰亚诺夫“农民（家庭农场）经济”理论来形成自己的“内卷化”/“过密化”概念。

作为以上思路的延伸，这些文章兼顾到中国发展模式问题，借以讨论新自由主义制度经济学的对错。首先，针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教条，即发展必须由市场+私有资本主义公司来推动，我指出，在中国的发展“奇迹”中，地方政府显然起了极大作用，和新自由主义要求政府干预最小化的教条完全不同。同时，地方政府的作为——为了招商引资而无视劳动和环境法规——也是当前社会和环境危机的来源。（黄宗智2010a， 2009b）

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教条——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必定会导致欧美式的橄榄型（即由庞大的中产阶层占大多数的）社会结构，我论证，中国的社会结构其实是（从金字塔型演变为）烧瓶型的，新精英阶层人数和比例确实有所增加，但仍然只占全人口的绝对少数，不会超过5~15%（确切多少的关键在于对“中产阶级”如何定义）；占绝大多数的则是农民+农民工+下岗工人的非正规经济，多达全人口的85%。他们处于中产阶级之外，做的是最脏最累的工作，拿到的是普遍远低于城市正规职工的报酬，基本得不到劳动法规的保障，并且没有或只有低层次的社会保障。如此的城乡差别以及分配不公，乃是今天中国最最突出的问题（黄宗智2010d，2009c， 2008c）

批判形式主义法学

法学领域的状况和经济领域十分相似。形式主义法学影响最大的理论家马克思·韦伯认为，现代西方法律乃是“形式主义理性”法律，与非西方社会的“实质主义”法律十分不同。西方形式主义法律的依据是来自古希腊传统的、被认为是世界文明中西方所独有的演绎逻辑。如此的形式主义理性乃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是其法律、现代科层制治理，乃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这种观点被改革时期的中国的法学界广泛接受，形成现今法学的“主流”认识（虽然，常有只得其皮毛、不得其真髓的理解和运用。下面还要讨论。）

首先，针对形式主义思维方式，我指出：它片面强调逻辑和理论，忽视经验和实践。同时，它自以为是普适的，基本无视时空环境，也因此既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也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即便是在美国和德国，都兴起了长期与之抗衡、拉锯的实用主义/现实主义以及法社会学传统。他们强调，法律是（应该）应时而变的，需要适应现实与实用。实际上，我们如果摆脱纯理论性的视角而考虑到法律实践，便可以看到，即便是现代西方本身在实际运作中的法律，其实也并不是纯形式主义的，而是形式主义与现实主义长期拉锯而形成的产物。（黄宗智2007b， 2009a）至于中国，我对韦伯建构的理想类型的批评首先是，在中国的法律实践（区别于其“表达”）中，其实含有实用和（可预期的）“理性”的维度，绝对不符合韦伯建构的“实质非理性”或“卡迪法”理想类型，而更接近于他讨论不多的“实质理性”模型。同时，它绝对不像韦伯所建构的纯经验性或回顾性法律，而是具有一定前瞻性的法律。它所依赖的不是与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密不可分的“权利”前提概念，而是儒家的“仁”与“和谐”伦理。同时，其所使用的法律思维十分不同于形式主义的完全偏向抽象概念和理论，而是特别强调连接经验与概念，并带有强烈实用倾向的思维方式。（黄宗智2001[2007]，2003a[2007]， 2009a， 2010c）

此外，我指出，对中国古代法律的理解，需要摆脱其简单的官方表达，而看到表达与实践既矛盾又抱合的基本特征（即，法律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合起来则更是另一回事）；韦伯所看到的其实只是其表达层面。（黄宗智2001[2007]）对现代和当代（改革前后）的法律理解同样。以离婚法为例，毛泽东时代的法律不能仅凭其表达来理解，更要看到其带有古代传统特征和现代实用性的方面。这尤其可见于其离婚法实践中的调解制度。它既继承了传统的社区互让调解传统，更加上了现代革命的、依赖国家法规和政策的“干部”和行政调处与调解。此外，还创建了中国独特的法庭调解制度。在继承-赡养法、侵权法、财产法等方面，我们都能够在司法实践中看到古代、革命中国和西方的多元共存以及融合与矛盾，绝对不能依赖简单的“形式主义”思维或“全盘西化”意识形态来理解。（当然，也不能仅凭“本土资源”来理解或总结。）（黄宗智2006， 2009a， 2010c）

同时，我更指出，国内的移植主义法律有许多地方与中国实际不相符，并且是来自对西方法律的错误理解。譬如，《取证程序的改革》一文论证，进入新世纪之后，在离婚法领域中，盲目移植西方“当事人主义”取证程序，缺乏配套制度（例如，证人取证），其结果是在实践之中，导致毫无意义的形式化程序以及违反法律条文本身意图的司法实践。（黄宗智、巫若枝2008b）再则是《中西法律如何融合：道德、权利与实用》一文，同样说明，盲目移植被误解的西方“修复性正义”，导致牛头不对马嘴的“刑事调解”司法实践运动。这就类似于教条性地提倡西方的“米兰德原则”，而实际上与中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司法实践水火不相容，乃是完全脱离实际的空谈。（黄宗智2010c）

鉴于以上总结的研究成果，我特别强调，要纠正形式主义法学片面关注理论和法律条文的缺点，我们必须关注法律的实际运作。我因此提倡“实践历史”的研究进路，赖以纠正脱离实际运作的法学和法史研究。更具体地说，就是从诉讼档案出发来研究中国的法律，对过去的古代和革命时代如此，对移植西方法律的中华民国时期和当代中国改革时期同样如此。唯有通过对司法实践的研究，看到其与法律表达（理论和条文）的互动，我们才有可能认识到中国法律在实际运作中的实质内容，才有可能更贴切地理解过去的法律以及其现代的动向。《从诉讼档案出发：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一书汇集了我在美国所培养的十多位中、青年学者的文章，体现了这种研究方法。（黄宗智、尤陈俊编2009d；黄宗智2009a）

当然，这并不是说实践一定是正确的，表达一定是错误的。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实践之中也多有错误的经验，譬如，在离婚法中已经被广泛运用的“当事人主义”取证程序、在刑法中被误解为“恢复性正义”的“刑事和解”，更无庸说常见的“刑讯逼供”等。这些是今天司法实践中亟需改革的缺陷。其中关键在于要看到实践的后果，而不是沉溺于理论和条文的空谈，因为那样的学术研究最终只是意识形态的争论，对真实的理解和恰当的立法都无济于事。

以上对形式主义法学的批判的根据，和对中国农业的理解同样，是来自从实际运作（实践）出发的学术，由此概括并建立新的概念，逐步建立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理论，然后再回到经验来检验。这是对当前的形式主义法学和形式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根本性批判。

现实关怀与建树性学术之必要

以上是以批判为主要目的的学术。但是，我深觉，我们的学术不能停顿在批判层面上。哪怕只是在“象牙塔”的学术层面上。我进入不惑之年后，对自己学术的一贯要求是要做创新性的经验研究，同时从新的材料中得出新的概念。理论的用途不在真理，而在提出问题；我们要借助理论来建立新概念，而不是简单地应用/证实现有理论，或简单地证伪现有理论。我们的目的应该是：创建符合中国实际、带有中国主体性的学术和理论/概念。

更关键的是，我自己对现实的越来越积极的关怀。作为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相对美国国家和社会来说，只可能是比较边缘的学者，对美国的主要思想潮流和社会问题缺乏发言权。如果关心现实，一般最多只涉及美国中国政策等类型的问题。即便心向中国，也只可能采取消极的关怀，不可能积极关怀或参与其中。但是，近十年来在中国教学的环境则很不一样。在国内，为关心国是的青年开课，我发现，自己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做的学术，有什么具体的、关乎中国现实和未来的重要问题的贡献？在国内，面对新自由主义霸权的现实，当然需要反思和批判。问题是，在批判之上还要建树。中国的现实固然需要批判，但是仅凭批判和否定，对改变现实实在无补于事。

由此，便在自己的“从哪里来？”的学术之上，不可避免地加上“到哪里去？”的问题。两个问题的结合，更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怎样从这里走到那里？”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我自己这十年来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不能仅凭想象，脱离眼前的事实而借理论之名来做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空洞论说。我个人认为，一个有用的研究方法是从过去和最近的实践之中来探寻可供今天所用的资源，以用来回答：什么才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出路？在目前的情况下，有什么可以依据的资源让我们从这里走到那里？

回顾和前瞻性的实践历史研究

经过这些年的摸索，我认为：要同时摆脱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其与后现代主义轻视经验研究的弊端，一个可行方案是在实践历史中探寻可供今天之用的实用智慧。一方面，可以摆脱只重话语、轻视实践/经验的弊端。另一方面，可以倚赖已有的经验和实际基础来确定今天的改革路径，避免毫无实际根据的空谈。

我对“实践”的理解包含三种含义。首先是相对于理论的实践，主要指行动，和毛泽东《实践论》的理解基本相同；同时也是相对于表达的实践，区别于官方表达或话语，这是我研究清代法律得出的概念框架；再则是相对于制度和结构的实践，主要指实际运作的过程，乃是（我开设的课程所纳入的）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家布迪厄的基本观点。上面提到的形式主义只重理论/概念、忽视实践，所指的是第一种含义。再则是清代的极其高度道德化的话语/表达，与其相当实用性的实践形成鲜明的对照（如，由社会自身来处理“细事”纠纷的理念表达，和州县衙门由于实用需要而惯常处理“户婚田土”细事纠纷的实践）。这是第二层的含义。最后是诸如当事人必具“甘结”要求的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则明显只是一种形式化的程序，更重要的是在其实际运作过程中才可以看到的知县们的司法“实践逻辑”，这是布迪厄的概念。（黄宗智2009a: 第1章；黄宗智2005a， b）

我提倡的是，在建树性的现实关怀下，可以在通过过去这些方面的实践来探寻其中的实践智慧，由此来建树今天可用的方法。所以说，我所提倡的实践历史研究，绝对不是纯回顾性的，而是具有一定前瞻性/价值观念的。可以直言，我个人认为，做学术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人民大众谋求幸福，而不仅是一己之利益、地位、声誉、权力或报酬。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假设利己即最佳的公益途径，实质上是不顾社会公平；这也是我们需要探寻另一种选择和可能的重要原因。但我提倡的不仅是纯理论/哲学/抽象性的探讨、不仅是对未来图景的凭空设想，而是基于实践的回顾和前瞻，借以回答“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的问题。

法律与法史领域

我2009年完成的民法研究第三卷（《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提倡的是：在中国的法律/司法实践历史中探寻立法原则和具体立法的可行途径。上面在总结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中已经提到，回顾中国的法律传统，可以看到其一贯的“实用道德主义”思维方式，始终连接概念和经验，并照顾到实用需要。我论证，这是可资今天所用的思维方式，并且已经在实践层面上多有呈现。例如，在继承法上，独特地把赡养老人的义务和继承的权利连接起来（“对被继承人尽了抚养义务. . . . . . 可以多分。 . . . . . . 不负抚养义务的 . . . . . . 应当不分或者少分。”——《继承法》第13条），和作为中国现代立法楷模的德国民法十分不同。这是照顾到中国家庭关系和伦理的实用性创新。又譬如，在侵权法方面，既采用源自西方个人权利逻辑的侵权概念，强调必分对错，又十分实用性地看到，在实际生活中，多有不能区分对错的涉及损伤的纠纷，并立法处理如此的实际情况（“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负担民事责任”——《民法通则》第106条）。这样的立法体现了在采用西方形式法律之上，实用性地照顾到经验实际的思维。再譬如，在婚姻法中，虽然部分采纳了西方的权利和契约概念，但在实际运作中，其核心概念其实是人际关系（“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1980年婚姻法，第25条），而不是契约或侵犯个人权利的逻辑链。这些都是促使舶来的形式法律适应中国现实的做法。我个人认为，这些是实践之中所展示的明智的立法抉择，虽然已经个别地被采纳为法律条文，但其背后的思维方式迄今还没有得到正式认可。它完全可以用来指导今天的法学和立法。（黄宗智2009a；亦见黄宗智2010c）

以上的一些做法和古代的实用道德主义法律思维方式其实具有一定的连贯性。中国法律传统一向拒绝完全抽象、脱离时空的法律思维和立法，坚持要通过实际经验情况来澄清法律条文的含义。古代的法律因此惯常寓抽象原则于具体事例。这是个优良的传统， 并在民国立法中得到一定体现。即便是在中国的革命立法、甚至是今天的移植立法中，也有所体现。这是我们今天应该认可的法律传统。

同时，中国法律传统绝对不仅仅是经验性和回顾性的、像韦伯假说的那样缺乏抽象和前瞻性的法律。无庸说，中国传统法律不像西方法律那样从个人权利前提出发，而是从人际关系的伦理观念出发。在古代法律中，在法家的思想之上，加上了所谓“儒家化”，借助于儒家的“仁”、“和”、“礼”、“孝”等（前瞻性）伦理概念来指导其实用性的法律。这个传统也可见于中华民国时期的法律，尤其是其对德国法律在赡养父母方面的修改，也可以见于毛泽东时代之援用传统调解（强调在“人民内部矛盾”中使用“和”的理念，特别鲜明地体现于离婚法纠纷中的“调解和好”，要求唯有在调解不成之后，方才允许离婚），并由此发明民事法律中的普遍依赖“法庭调解”的制度创新。即便是在改革时期的立法中，也可见于1980年的婚姻法之确立感情是否“确已破裂”原则的条文，以及1985年的继承法明确把“继承”和“赡养”相连接等条文。这些创新都在当代法律中体现了传统的伦理观念。

今天的主流“形式主义”法学其实多有机械地移植西方法律的错误。首先，忽视了西方法律中形式化表达和其实际运作之不同，忽视了与形式主义占几乎同等地位的法律实用主义和法社会学传统。有时候在“与国际接轨”的大口号下，更出现只得其形式、不得其真髓的盲目引进，无视条文背后的主、客观条件。近年简单的取证程序改革以及所谓“恢复性正义”和“刑事调解”等便是很好的例证。结果是牛头不对马嘴的立法，既脱离了西方法律的实质性内容，也违反了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诸如此类的立法和实践方面的谬误，应该明确面对并引以为戒。（黄宗智2010c， 2009a， 2003a[2007]， 2001[2007]）

最后要说明，这里提倡的绝对不是非此即彼的中西二元对立观点，像现今国内影响较大的“移植论”和“本土论”之间的对立那样，而是要求在确认两者缺一不可的历史现实下，探索超越性的融合。西方权利思想确实可以赖以纠正中国法律的不分对错、“和稀泥”倾向，更不用说今天参与全球化经济的与国际接轨现实需要。但同时，我们需要具备清醒的历史视野，认识到今天的中国法律只可能是三大传统——古代、现代革命、移植西方——的结合体，缺一便脱离历史实际。我们要建立的是既继承中国古代和现代革命传统优点的、也是可以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体系，我们要做的是既具有前瞻性也具有实践性/实用性的法学研究。（黄宗智2011a， 2010c）

农业经济与经济史领域

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包括所谓“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农业发展的必须条件是明晰的私有产权以及自由的市场经济；它想象的最终图景是享有“规模经济”效益的大农场，一如在农业人口只占10%以下的发达国家那样（美国、德国、英国的只占2%）。在这个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最近十几年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大规模扶持资本主义型的“龙头企业”，想借以“带动”中国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相当普遍的共识是，要彻底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最终只能在更高度、更快速的城镇化下，走上农业资本主义规模经济的道路，就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黄宗智2010b）

针对如此的新自由主义的教条，我论证，中国的实际是，在人多地少的现实以及（土地改革传统和）承包制的均分土地制度下，农场规模一般都只有劳均七个播种亩。今天和可预期的将来只可能主要是小规模的家庭（农场）经营。我们需要探寻的更是小家庭农场发展的出路，不是大规模资本主义公司和高度机械化的产业化规模生产。后者违反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不符实际。经过对现有统计材料的系统梳理和计量，我们发现，迄今如此的资本主义农业规模生产只占到农业总劳动投入的约3%（黄宗智、高原、彭玉生，待刊）。妄图走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只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农村无产化——像印度那样，农业雇工占到农村人口的45%，贫苦人口占到全人口的42%。如此的社会形态不可能解决中国农村发展远远滞后于城市的问题，更不可能减轻今天的贫富悬殊问题。（黄宗智2011a， 2010a， 2010b， 2010d）

在近中期中，中国农业的发展必定将是以小家庭农场为主的发展，并且应该如此。我们必须正视小家庭农场的经济特征和发展潜能。根据近年来的（我称之为）“隐性农业革命”的内容，真正需要扶持的是上面已经提到的从事资本和劳动双密集、生产高值农产品的“新农业”小（四、五亩）家庭农场。它们借助结合不同产品的“范围经济”效益（例如过去的“桑基鱼塘”和今天的“种养结合”），而不是规模经济效益。另外则是（因为劳动力外出和土地流转而达到）适度规模（20来亩）的粮、棉“旧农业”小家庭农场。这两种小农场才是中国农业的出路所在、所必须依赖和照顾到的经济主体。在那样的基础上，可以在“纵向一体化”（即综合产、加、销）中，适当采用“不同层面的不同最佳规模”（如，小家庭生产、成规模加工与成规模销售）。（黄宗智2010a; 2010b）

最近的经验表明，虽然在地方政府全力以赴地支持“龙头企业”的现实之下，农村的合作社和“社会化的”（即由政府组建的公共）专业市场，起了出人意料

之外的积极作用，“带动”了将近一半的“纵向一体化”的新农业。这些新型小农场面向市场，生产高值农产品，并且，由于新农业的资本和劳动力双密集化的特征，一般能够做到适度规模和“全就业”。（譬如，从事拱棚蔬菜，一个劳动力只需要一亩地，而从事旧的露地蔬菜种植，则需要三、四倍于此的土地；“秸秆养殖”则可以在5亩地的农场上，饲养10头猪或更多，远远超过过去一个家庭农场只散养一两头猪的模式）。这种“新农业”的兴起，意味农业可以一反过去几个世纪的内卷化/过密化。当然，也意味每劳动力所获报酬的增长，亦即真正意义的农业发展和现代化。它已经帮助可能将近一半的中国农民进入“新农业”生产，问题是剩下来的一半以及怎样促使所有农户的进一步发展。在处于偏远地区、土地贫瘠和交通不便的村庄，这个问题特别艰巨。（黄宗智2010a， 2010b）

过去，只有城郊农民才能分享到城市建设用地增值的收益。针对这个问题，重庆市政府近几年建立了全市的“地票交易所”，使偏僻地带农民也能进入地票交易。2011年7月，一亩宅基地（从非农用地改成农耕用地）的地票（因为可以借以获得一亩建设用地的指标）的市价已经达到15.5万元。对于意欲迁入城镇的农民来说，这是一笔可以用于创业或房子首付的资金。对于从事耕作的农民来说，它带来了融资的可能。所在地方一旦具备必要的基础设施，贫穷的旧农业农民便可能转入生产高值农产品的新农业。

重庆市政府最近启动对农民的“三产”（宅基地、承包地、林地）作出系统的市场价值估计、出具证书，并引导金融机构接受这些产权为贷款质押，动员该地的金融机构在三年之内为农村小家庭农场提供650亿元（等于平均每户一万多元）的借贷。这是一个意义可能相当深远的举措。过去，小农们无法向正规金融机构筹资，只能依赖亲朋的非正规借贷，农业的“资本化”因此受到极大限制。同时，“小农”面对大资本主义企业或当地政府或经营能人，因为缺乏谈判条件（对方完全掌控资本），一般都只能受人摆布。农村因此也不太可能组织出真正以农民为主体的合作社。借合作之名来获得政府的资助或税收优惠，但实际上则是由极少数人操纵、逐利的“伪”合作社相当普遍。这是今后亟需克服的一个问题。重庆的新举措也许能够通过赋予农民实质性的谈判筹码，而由此促进真实意义的合作社的兴起。市政府最近提出要在五年内引导农民组建2000个股份合作社。我们论证，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特点是“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与印度的经验相比，差别尤其鲜明。重庆的新举措可能会为这样的农业发展提供更为坚强的制度性基础。（黄宗智、高原、彭玉生，待刊)

此外，重庆近几年更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可能具有很大潜能的公平发展道路。它特别关注农民工问题，为他们大规模建造廉价公租房，并通过地票交易所，为可能迁入城市的农民提供了一个可以以合理价格出售自家宅基地的平台。更有进者，市政府利用国有企业的资产（尤其是土地）的市场增值来为农民工建设和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条件。同时，积极引进国内外投资，借以推动全市的经济发展。其中关键是在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第一只手”和国家调控的（看得见的）“第二只手”之上，更建立了公益性国有企业的“第三只手”，由这三只手相互搭配、竞争。这个所谓“重庆经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自己一直希望看到的，通过实践而探索出实用可行的道路和（理论）模式。它可能会对全国起示范作用。为此，我撰写长文仔细总结关于重庆经验的现有证据，再加以前瞻性的分析，并组织了一个中美学者的学术对话和辩论。（黄宗智2011b）

结论

最后，回到本文所提的中心问题：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术？和我以往提倡的一样，我认为学术研究应该既带有经验创新，也带有与之紧密连接的概念创新。在经验和概念方面，我们应该双手并用，不能只是碎片的堆积，也不能只是宏大的空谈。对于理论的使用，首先要求“去意识形态化”，对现存理论要带有一定的自省和批判，尽可能掌握多种理论传统，以经验证据来决定取舍。最好是借助与其对话来创建自己新的概念，更高的境界则是从多种理论传统的交锋点来形成自己研究的问题意识。这才是建立真正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学术和理论的途径。当然，这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甚或一代人所能做得到的，但我坚信，这是个正确的方向。

由于当前意识形态化的形式主义理论占据了话语霸权，我特别强调实践历史的研究方法，借以纠正形式主义偏向理论、轻视经验的缺点。同时，也借以连接（多是来自西方的）理论与中国实际（因为实践乃是这样的连接的体现），通过中国自身的实践经验来探寻符合中国实际的概念和理论。

经过近十年来在国内教学的经验，我个人认为，学术应该既具有回顾一面（从哪里来？）也带有前瞻的一面（往哪里去？）。在这方面，我认为，学术研究完全可以，并且应该带有一定的价值观念。当然，每个人的选择各有不同，但我自己认为学术的一个可取的目标是民众的幸福。由于当今学术界和思想界偏向理论、无视实际，我特别提倡以如此的价值观念来从过去的实践经验中探寻今天的可用资源，提出有实际根据的、可行的前瞻性方案。目的是回答“怎样从这里走到那里？”的问题。如此的实践走向，不是仅仅抽象空洞的建构，而是可供观察的经验实际。

[参考文献]

正文所引用的笔者著作：

黄宗智、高原、彭玉生（待刊）：《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中国的农业发展》。

黄宗智（2011a）:《中国的现代家庭：来自经济史和法律史的视角》，载《开放时代》，第5期：82~105页。

黄宗智（2011b）：《重庆：“第三只手”推动的公平发展？》，载《开放时代》，第9期：5~32页。

黄宗智（2010a）：《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2010b）：《中国的新时代小农场及其纵向一体化：龙头企业还是合作组织？》，载《中国乡村研究》，第8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lishiyushehui.cn

黄宗智（2010c）：《中西法律如何融合？道德、权利与实用》， 载《中外法学》，第5期：721~736页。

黄宗智（2010d）：《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与实用含义——非正规经济实践》，载《开放时代》，第10期：134~158页。

黄宗智 （2009a）：《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2009b）：《跨越左右分歧：从实践历史来探寻改革》，载《开放时代》第12期：78～88页。

黄宗智（2009c）：《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载《开放时代》第2期：51～73页。

黄宗智、尤陈俊编（2009d）：《从诉讼档案出发：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2008a）《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黄宗智、巫若枝（2008b）：《取证程序的改革：离婚法的合理与不合理实践》，载《政法论坛》，第1期：3-13页。

黄宗智（2008c）：《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悖论的社会形态》，载《中国乡村研究》，第6辑：1～14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lishiyushehui.cn

黄宗智（2008d）：《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和现在——舒尔茨理论的对错》，载《中国乡村研究》，第6辑：267～287页。lishiyushehui.cn

黄宗智、彭玉生（2007a）：《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载《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74-88页。

黄宗智（2007b）：《中国法律的现代性？》，载《清华法学》，第10辑：67~88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lishiyushehui.cn

黄宗智（2007c）：《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载《开放时代》，第4期：5~30页。

黄宗智（2006）：《离婚法实践——当代中国法庭调解制度的起源、虚构和现实》，载《中国乡村研究》，第4辑：1~53页。lishiyushehui.cn

黄宗智（2005a）：《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载《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85~95页。

黄宗智（2005b）：《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载《读书》2005年，第2期：3~14页。

黄宗智（2003a[2007]）：《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黄宗智（2003b）：《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井和一个问题》，载《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102-13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lishiyushehui.cn

黄宗智（2001[2007]）：《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智能农业论文篇10

关键词：城镇化进程 农业经济 农村金融

1、农业金融借贷理论

黄宗智先生是华裔学者，他对中国华北农户十九年代经济通过调查，总结，归纳，分析，发现了我国农户的“过密化”的现象，这一现象的研究基础上，又发表了举世闻名的“拐杖逻辑”的理论，而农户的融资拥有“内援融资”的属性。根据黄宗智的理论，在上个世纪，在清末民初中国，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降解迅速发展的人口，在北中国平原农业区到足以让农户的基本生活条件的一般水平下，在强化管理过程农户是出现边际报酬递减的“过密化”现象。小农家庭农场是不能“解雇”自家的剩余劳动力，同时，由于其他的就业机会和生活需求不足，农户不得不接受这种近似饥饿的收入水平，并依靠家政业和商业这两个拐杖，坚强地活下去。中国的基本国情目前是一个人多地少，人地高度之间的矛盾是巨大的，中国农户的需求行为，不能离开基本国情。在理论的角度看，农户作为一个基本的经济单位，最大的特点是不解雇的剩余劳动力，由于家庭组织不能将过剩的劳动力，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会越来越少，单位土地劳动力会越来越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可转让的，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劳动者。此外，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发展到一个新的类，所以他们会继续坚持家庭经济，黄宗智说，中国农户经济的“过密化”现象。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农业收入相对较低，以弥补低收入工人，农户工作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供大于求迫使农户又取决于家庭的小块土地的作为保险，密集的小规模，低收入农业系统和恶性临时系统。因此，当需求农户工繁荣的城市经济增长与农村土地制度背景，形成密集型农业模式今天半农半工作制度化（黄宗智2006）。黄宗智提出的“小农经济，在华北中国”和“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和农村发展”的社会变化的一个方程，即农户收入=家庭农业收入+非农业工资收入，在收入两个部分，家庭农场收入作为人的腿，和非农业收入是类似的拐杖，拐杖总是在腿和不容易使用时派上用场，这种现象被称为“拐杖逻辑”。黄宗智也认为，和农业收入和非农工资收入的角色地位是不同的，尽管家庭农场的收入不高，但相对稳定，属于“生存保险收入”，非农工资收入虽然可以形成，超过农业收入，但只是一个“外快”。这不仅是因为对非农工资收入相对缺乏稳定性，但也因为农户，这是天生的孕育的、对土地具有深厚的情感无限的亲密，和传统无法彻底抛弃，除了在家庭和社会中生存并保持土地现状，建立家庭的尊严深刻内涵的因素。黄宗智教授的“拐杖逻辑”的命题，虽然时间很长，但在“过密化”和“拐杖逻辑“中国农村仍然适用于今天的许多部分。类似于几个世纪前，改革开放后，许多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一个成年男人不能依赖外出务工（或进城打工）为一个大家庭，因此不能脱离自己的土地上成为一个纯粹的雇佣农（或城市雇工）。费孝通先生认为，这些家庭，农业或农村土地不仅是一种生存的尊严，是依靠。因此，农户依靠土地，不仅对农业收入的考虑，他们中的很多事情，很多土地。经济效益可以替代，但在农业和土地，如传统文化，尊严和情感，很难放弃和替换。大量事实证明，农业和副业收入没有农村经济的变化，但维护它在很大程度上。低收入家庭依靠副业和农户工增加收入，而是使他们在家庭农场更依赖，因为非农收入的增加和加强在很大的程度上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家庭管理。为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户工，收入只有一个家庭收入的一些补充而不是取代。即使非农收入已经大大超过了农业收入（如东南沿海发达省份），农业收入仍然是非农收入的主体，仍然改变的辅助作用。作为农户经济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户借贷行为是指农户接受信用为主要表现，包括农户和正式制度，农户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非正式金融机构融资，乡镇企业和个体活动（马忠富2000）。它包括家用借出和借入资金两个方面。借钱是指农户获得收益或确保资金给农户使用的资金安全，包括储蓄金融机构的劳动收入，或通过一定的方式向其他单位或个人使用，以及为投资目的的利润或控制等。借来的钱是从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或个人借钱给农户。

2、对影响农户借贷行为的因素分析

通过文献梳理，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影响农户家庭主要农户社会关系的借贷行为的重要因素，家庭经营收入和生产经营情况和国家。拖欠还款有负面影响正规信贷，农户的人力资源来获得家庭借贷资源形式因素的能力没有明显影响。材料属性和社会关系农户获取非正式贷款资金的影响。根据多元logistic模型分析表明，销售收入都有明显的影响，而作为农村干部的借贷行为的个体经营企业。年长的，更不可能有任何贷款。信用政策的了解程度高的农户，更可能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贷款或信贷。家务劳动人口，农户更可能有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贷款。农户的土地面积大，更容易农户借贷和借款，可能来自不同的来源。农户家庭财产的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更可能有正式和非正式的贷款。农户收入很高，农户可能没有钱。高农户的自我保障业务的收入，更可能的是有规律的家庭借贷或正式或非正式的贷款。现任或前任的农户村干部更倾向于选择有正规借贷和非正式贷款，或可能没有任何借款。韩军（2007）利用农村金融市场利率Iqbal模型分析是外生的利率和首要考虑的因素是不借贷，家庭的特点和生产和农户家庭收入的操作，在农户借贷需求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其中，家庭收入对农户借贷需求的影响是“U”型，并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是积极的；农户收入和主要消费的生产也具有积极作用的借贷行为是明显的。当前研究中的缺失，农户借贷的家庭福利的影响总体而言，多数研究者认为借款是适当的将加强农户的家庭福利的影响。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增加农户欠发达地区小额贷款收入稳定有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重复不断的贷款收入的作用最为明显。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