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经济效率范文
时间:2024-03-19 17: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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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课程的系统性
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5版)作为微观经济学的经典教材,十分适合本科生学习。该教材共有11章。首先简单介绍西方经济学.然后介绍了消费者理论(包括需求、供给理论、均衡价格和效用论),生产者理论(包括生产论和成本论)。接下来讲述不同市场结构下生产者如何生产和定价,包括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以及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最后,在介绍一般均衡的经济效率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应如何行使职能避免这一情况。整个微观经济学理论条理清晰,逻辑严密,体现出很强的系统性和连贯性。
(二)理论的抽象性
作为经济学的基础课程,微观经济学对抽象思维有较高的要求。比如,在课程中广泛使用的弹性这一概念,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就很难理解其含义且很容易混淆;此外,一些距离现实生活比较远的理论,如寡头垄断理论、市场失灵等在现实中也很难找到合适的案例来解释。再者,属于社会科学的微观经济学课程并非如自然科学一般可以在实验室再现,缺乏社会实践经验的学生对于理论的理解缺乏深度。
(三)定量、图形分析
使用频繁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主要以定量分析为主,并结合定性分析,其理论的得出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变化较多,学生理解起来不太容易。其次,在很多经济学理论的求证中,往往是大量使用数学知识推导得出因变量对自变量变化的反应程度,数学基础比较薄弱的学生掌握这些也有一定的难度。第三,微观经济学课程中使用大量的图形来说明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变化过程,很多图形比较相似,学生不容易牢固掌握。
二、教学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在本科阶段的微观经济学在教学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切合实际的案例
比较少微观经济学是在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基础上,吸收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仑及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的垄断竞争理论以及其他理论逐步建立起来的。教材中主要也采取西方国家的经济案列,缺少对于亚洲特别是我国当前热点和焦点问题的案例(如土地价格、房地产行业问题等)。这使得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对于案例的理解有距离感,仅停留在表面层次,不够深入,很难运用所学理论解释现实的经济问题。
(二)课时相较于内容偏少
从教学时间的安排来看,相对于这一课程的特点、学生情况和教学内容,48学时较为紧张。学生往往要在一堂课掌握近一章的内容。即使课前进行了预习,学生完全吸收课堂内容难度也较大。这就导致前一章内容还未掌握好,教师已进入下一章赶教学进度。由于课程内容的连贯性,学生往往陷入囫囵吞枣的恶性循环,教学和学习的效果大打折扣。
(三)缺乏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
由于教学的评估方式主要以期末考试为主,这就决定了学生以书本为主、教师以应试为主,从而忽略了课堂教学的真正意义。作为解释现实问题的经济理论,其初衷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服务的。因此,对于理论的学习并不仅仅是弄懂数学公式的推导,或是概念的死记硬背,更重要的在于学会应用已掌握的理论分析现实问题,并尝试给出解决途径和方法。
三、改进微观经济学教学的几点建议
结合微观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以上一些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提高微观经济学的教学质量。
(一)精心设计课堂内容
由于微观经济学内容庞杂,因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对教材内容有所取舍,精心设计好每一堂课,包括如何引入话题,如何突出重点、如何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对学生提出问题等。遵循由浅入深、由抽象到具体、由理论到实践的原则,让学生既能紧扣课本地掌握重点知识点,又能从抽象理论中体会其真正含义。讲课过程中,以价格决定机制为主线,让各章内容贯穿于这一体系当中,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始终有一条明确的主线。
(二)丰富教学手段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的优点
对教材进行梳理、归纳,通过动画、短片、图片等形式引入课堂内容,并通过课件的制作使学生清晰微观经济学理论脉络、重点概念、定理等内容,加强学生感性认识,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多媒体教学往往节省了大量的画图时间,且能够使学生更清楚地认识到变量的变化过程及相互间的影响,教会学生如何看图、看表。其次,加强课堂互动。微观经济学课程本就是实践性较强的课程,从提出和分析现实经济中的焦点、热点问题入手,教师引导、学生参与的信息双向交流过程能够将枯燥的理论讲解转化为活跃的理论讨论,并培养学生独立获取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在课堂中的参与度。
(三)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教学活动中
篇2
关键词:粮食经济市场结构粮食流通体制
粮食走向市场化,用市场解决市场中的问题,实质就是要提高粮食经济发展的效率。粮食经济的市场化首先应实现粮食经济制度的市场化。
粮食流通问题的核心,是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用市场化的手段实现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和对粮食消费的保障。在市场主体、市场体系、市场结构、市场规则、企业战略、政府职能等方面进行体制性和机制性的改革,建立企业完全市场经营,政府适当调控的运行体制;建立自主经营,自我约束的国有粮食企业经营机制;建立市场化的农民利益保护机制,粮食安全保障机制;粮食产业化引导机制和粮食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机制,是粮食市场的结构设计的重点。
1.粮食是生活的必需品,价格弹性小
εP=需求变动%/价格变动%=ΔQ/ΔP·P/Q=LimΔQ/ΔP·P/Q=dQ/dP·P/Q
ΔPo
粮食如果涨价,人们对它们的需求量不会减少很多,如果降价,人们对它们的需求也不会增加多少。粮食的价格比较低,即使上涨一倍,人们对需求量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因为这笔支出在人们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很小,涨价不会影响个人总的经济状况。粮食保护价格在一定时期可以促进粮食经济的发展,一些国家使用这个政策也起到了作用,但它只能是一种一定时期的经济政策。
粮食支出在人们收入中所占比重比较小,价格弹性就小。粮食作为商品,从长期看,其价格弹性就大;如果是短期,价格弹性就小。粮食涨价,短期看,人们会注意节约粮食,但不会节约得太多,从长期看,这种节约对粮食需求量可以进一步减少。时间长,消费者就有可能有足够的时间来改变他们的爱好和技术条件去使用替代品,其价格弹性就大。反之其价格弹性就小。
2.粮食定价时必须考虑产品的价格弹性
不能把价格定在非价格弹性需求上,如果定在非价格弹性需求上,就不能实现企业利润最大,这个时候应当提高价格,提价不仅不能增加总收入,还能因产量减少总成本支出,从而使企业的支出相对稳定。粮价连百价,粮食价格每涨0.01元,全社会商品价格涨0.20~0.26元,导致粮食经济的马太效应。
恩格尔系数的研究告诉我们:当社会人均达到2000美元时,人们对粮食和食品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变化,已趋近等于零,粮食和食品的支出相对稳定。
粮食行业的社会特征和垄断方式,决定了完全垄断的行业和企业的弊端:高价格。完全竞争企业只能获得正常利润,完全垄断价格高于平均成本,伤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产量不足。完全竞争的企业,它的产量从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角度来说,是最优的,在垄断的行业和企业,产量未达到最优,企业产量不足,再增加产量还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福利;生产效率低。企业利润最大化,产量并不在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规模经济未被充分利用,缺乏竞争,缺乏技术创新和强化企业管理,资源浪费。
粮食垄断市场结构的特点:一是行业中的企业数量比较多;二是进入这个行业是自由的,长期看,企业的经济利润会趋于消失;三是各个企业生产同种产品是有差别的。
3.市场结构的主要类型
市场结构是影响粮食流通效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谓市场结构,是指由于市场主体(在微观经济学中称为厂商)数量的多寡和行为的差异而导致竞争程度不同的市场类型。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由于需求曲线的差异,市场供求均衡点与价格的决定是不同的。
微观经济学按照竞争程度这一标准,从厂商数量、产品差异程度、进入市场的难易程度以及厂商对产量和价格的控制程度等方面将市场划分为四种结构类型:完全竞争、纯粹垄断、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竞争市场结构,我们假定厂商是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的独立生产或经营单位。厂商对自己的决策承担风险和享有利润。我们将会发现,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厂商行为和市场均衡点是不同的。
完全垄断寡头垄断垄断竞争完全竞争
强控制价格的能力弱
少卖者的数量多
大产品差异程度小
大进入市场的障碍小
3.1完全竞争市场。现代经济学规定,具有以下特征的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①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买者和卖者,由于他们单个的交易量在供求总量中占很小的比重,因而任何单个的买者和卖者都不能影响市场价格,而只能是既定价格的接受者;②任何厂商都可以自由地并且非常容易地进入市场;③所有卖者向市场提供的产品或服务都是同质的,对买者来说没有任何差别;④生产和经营某种商品的所有资源都可以自由进入或退出市场。
3.2纯粹垄断市场。微观经济学将垄断定义为一个厂商控制一个全部供给的市场结构。在垄断市场下,不存在产品相近的代替品的竞争,也就是说,市场上只有一个卖者,而又没有其他替代品的竞争对手在纯粹垄断市场结构下,厂商与行业(或市场)是完全重合的两个概念,行业中唯一的厂商就是垄断企业,这个垄断企业也就构成了一个行业或市场。
3.3垄断竞争市场。完全竞争和纯粹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现实中普遍存在的是所谓垄断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又叫不完全竞争,是指一种既有垄断因素又有竞争因素的市场结构。微观经济学对垄断竞争市场有如下的假设:①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卖者和买者,以致于某一卖者(或买者)可以忽视其他卖者(或买者)的行为对自己利益的影响;②卖者(厂商)的产品存在着差异,但同属一类产品,相互间有着密切的技术替代关系(指它们都满足同样的需求)和经济替代关系(指它们有类似的价格);③一个生产集团中各个厂商具有相同的需求曲线和成本曲线;④厂商能够比较容易地进入或退出市场(生产集团)。
当垄断竞争厂商和其生产集团在短期内获得超额利润时,除了原来的厂商会扩大生产规模外,新厂商也会进入市场。竞争的结果使价格下降。价格从短期内大于平均成本下降到长期内等于平均成本。同们当厂商在短期内出现亏损时,价格会因为厂商缩减生产规模或退出市场而提高,一直到价格等于平均成本为止。
4.市场结构与经济效率
微观经济学认为,不同市场结构,经济效率是不同的。这种经济效率上的差别,源于市场竞争程度的不同。竞争程度越高,经济效率越高;竞争程度越低,经济效率也就越低。因此经济效率最高的是完全竞争市场,其次是垄断竞争市场,再次是寡头市场,效率最低的是垄断市场。
一个行业到底适合何种市场结构,取决于对如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由产品的自然属性决定的行业对社会化程度的要求。有些产业或行业,如钢铁、汽车工业等,对经济规模的要求较高。在这些行业,保持一定的产量规模是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一些达不到社会平均规模的企业在竞争中被淘汰或兼并,而新企业的进入往往因为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约束而成为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此这些行业适合于垄断或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相反,对另外一些行业(如服装、食品加工业等)来讲,对经济规模的要求较低,社会需求变化较快且呈现多样性特征,企业进入的障碍较少,因此适合于竞争程度较高的市场结构。二是社会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的不同最终体现为产权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分配关系的差异。显然,在一个倡导公平与效率兼顾或共同富裕的社会里,不会允许垄断者对大部分行业的支配。而在一个单纯强调效率及允许收分配差距无限扩大的社会里,垄断者对经济生活的支配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国粮食市场选择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现实的。首先,完全竞争市场的长期均衡是纯粹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来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频繁而剧烈的市场波动。粮食生产周期较长以及粮食消费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质,决定了社会无法容忍粮食市场过于剧烈的波动。其次,市场交换关系在我国粮食流通中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粮食市场的发育尚处在较低层次,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放任市场对粮食流通的调节,必然会引发过度的市场投机行为,其结果是少数人从中渔利,而广大的生产者、消费者和经营者则深受其害。1993年粮食经营和价格放开后粮食市场出现的混乱局面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第三,完全竞争市场对经营者(厂商)行为和市场信息的传播等方面有极其严格的假设和要求。当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市场的效率将大打折扣。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这些要求现在达不到,恐怕将来也达不到。即使是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里也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
篇3
【关键词】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经济转轨 体制和制度创新 镜像效应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年多的高速发展,其成就举世瞩目。然而长期以来粗放型增长所积累的矛盾日益突出,基于现实经济发展中不断积累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我国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并成为“十二五”规划的主线,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谈了很多年,效果一直不理想,从“九五”规划提出两个“转变”,“十一五”规划更是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代替过去常提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入“十二五”以来更加重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但由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内涵界定不清晰,体制、制度改革滞后,“数典忘祖”的事经常发生,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转变面临艰巨任务和严峻挑战。如何有效破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困局,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已成为理论界和学术界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对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理论视角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比较研究,重新界定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内涵,从全新视角和深层次视角探究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因素,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新的理论思考。
二、理论分析
1、宏观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
宏观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称为传统理论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即当下大家最熟悉的,也是正普遍应用的凯恩斯理论角度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核心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增长公式。宏观经济学的增长公式,即凯恩斯的增长公式,其核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量GDP是由总需求决定的,而总需求是由三部分组成,用公式表示:GDP=AD(总需求)=消费需求(C)+投资需求(I)+政府购买需求(G)+净出口需求(X-M)。
(2)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实现路径。依据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积累主要取决于经济社会的总需求,因而要刺激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刺激总需求来实现。但凯恩斯经济学理论揭示出三大规律,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流动性偏好陷阱规律,且三大规律发生的作用分别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导致经济社会消费需求(C)的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导致投资需求(I)的不足;流动性偏好陷阱规律导致消费需求(C)和投资需求(I)的不足。由于三大规律共同作用,必然导致经济社会总需求的不足,进而影响GDP的增长。其结论是,经济社会要保持经济增长,必须增加总需求,要增加总需求只有借助政府力量来实现,即依靠政府的经济干预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现。
(3)宏观经济学的经济转轨。依据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经济社会经济转轨问题的基本思维定式是,只要经济社会有需求,只要总需求是增加的,不论是国有企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大还是私营企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大,GDP就可以增加。因而在一个市场经济还不成熟、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的国家,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强权政治沿袭下的“强政府,弱社会”的国家,增加社会总需求的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大力发展国有经济,充分利用国有企业。在这种理论思维定式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有部门的比例大幅提升,尤其是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进民退”的过程加速推进,据不完全统计,到2010年,中国国有部门占GDP的比重高达35%以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有部门占到如此大的比重。其理论的负面效应是:一方面,在中国的国有企业由于享有“共和国长子”的特殊地位,在得到了国家太多的资源、资金、项目的扶持和政策倾斜的同时,又能凭借它的垄断地位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导致技术创新动力缺失和经济效率的低下;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上交国家的利润比例偏低,大量GDP不能变成消费者的购买力,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
2、微观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
微观经济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称新理论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就是亚当?斯密理论角度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其核心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微观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模型。亚当·斯密200年前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关注的是财富创造,即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全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升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依靠创新来实现;而技术进步和创新又靠什么来实现,主要依靠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即社会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高,那么社会技术水平越高、创新能力越强;分工和专业化又靠什么,主要依靠市场规模(包括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并保持内外需市场的平衡),市场规模越大,社会分工越细、专业化水平越高,最终通过全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升来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的积累。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其主要原因是充分利用了市场,尤其是充分利用了国际市场。中国在充分利用市场范围扩大的同时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通过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以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中国制造”产品,由此创造了世人瞩目的“中国奇迹”。但是中国对国内市场的开发和利用是不充分的,随着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在国际市场逐步萎缩的状况下,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未来中国经济如何保持可持续增长,重点应该是如何有效开发国内市场和继续开辟新的国际市场,使内外需市场结构趋向平衡,这是未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和核心。
(2)微观经济学经济增长实现路径。下面就亚当·斯密理论视角的国内市场开发实现路径进行阐述。首先分析需求。从亚当·斯密经济理论角度分析,国内市场需求的产生和市场开辟,依靠的主体是企业,只有通过企业的技术创新,才能开发出新产品进而进一步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即经济学理论通常所讲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刺激消费需求的产生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如联想的乐Phone,苹果公司生产的IPAD新产品。而企业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的内在动力,主要靠市场激励机制的形成;而激励机制形成的前提必须是科斯经济学的产权制度(产权制度的核心是产权明晰),只有产权明晰了并且得到法律的安全保障,企业的创新才有回报,企业才有动力去进行创新、去开发新产品,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实现真正的转变。基于亚当·斯密的市场需求理论的结论是要扩大市场需求和规模,必须要依据科斯的产权理论来建立、健全市场激励机制以调动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确保创新得到应有回报。其次分析投资。从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视角分析的投资是为了获得未来的收益,投资是现在的事而收益是未来的事,未来有许多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则是经济学上所讲的风险。因此,企业放弃今天的消费进行投资,从机会成本分析则意味着企业放弃今天消费所能带给它的最大效用,显然企业放弃眼前消费而冒着风险进行投资,是为了通过投资效率的提升,以获取未来更多的收益,如果不能提升效率,那么投资不仅没有任何意义,反而还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浪费,因而只有具有效率的投资才是可行的,企业具有效率的投资既能为社会创造需求又能最终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水平。同时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还指出经济社会投资的主体是企业,不是政府,政府投资往往是低效率的并以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为代价,因而要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必须要减少政府投资,充分调动企业投资积极性。
(3)微观经济学的经济转轨。依据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经济社会经济转轨问题的基本思维定式是,经济社会的经济转型能否成功实现,其关键是能否充分发挥企业家的主导作用,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作用(即使企业家根据他的经验,依据他敏锐的思维判断,依据他对市场信息灵敏的嗅觉去研究和开拓每一个市场,去发现每一个未被满足的需求,并通过企业技术创新去创造更多新的需求和培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去创造更多的GDP),并非依靠政府经济政策干预;要充分调动企业家积极性,必须在全社会形成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和创业氛围,而良好的创业环境和创业氛围的形成,至少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培育:一方面降低国有经济比重。其关键在于将更多的国有资产真正变成老百姓手里的股份,变成他们的资产性收入。如此同时,大幅提高国有企业上交国家利润的比例,真正做到既“善其身”又“善天下”;另一方面健全和完善产权制度,注重私有财产的保护和合法性。只有私有财产得到合理、合法的保护,才能促使企业家有动力、有精力去进行技术创新,去开拓每一个未被满足的市场,从而为社会创造更多的需求和更多的GDP,而不至于由于缺乏安全感,当财富创造达到一定程度后,就思考如何转移财物,如何脱离实体经济。
三、结论分析
通过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理论视角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比较研究,可以引发我们脱离传统的思维定式,以全新的理论视角重新界定思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内涵,通过体制和制度创新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良好创业环境,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扎实成效。主要结论如下。
1、不能用解决短期经济问题的方法去解决长期经济问题
两种理论比较分析的结论是:凯恩斯经济学理论解决的是短期经济增长问题,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解决的是长期经济增长问题。经济学上所讲的短期经济问题主要指由于经济周期性波动而导致经济的不稳定性增长;由于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所导致的经济大起大落等,这些短期经济问题的出现,凯恩斯经济学理论解释是市场运行出现偏差,市场会失灵,这时依靠市场本身“纠错”是不可能的,只能借助政府的力量,通过政府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尤其是经济手段对市场实行干预来实现。如当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时引致需求不足、失业增加、经济萎缩现象出现时,可以遵循“逆向调节”原则,依靠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需求,进而刺激经济的增长,反之。长期以来,我们在经济理论认识上的重大误区,在于用亚当·斯密的短期经济政策去解决长期经济问题,导致经济内部的深层次矛盾不断激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举步维艰。现阶段中国经济关注焦点应从短期的经济增长转向长期的经济增长,从关注经济的数量扩张转向经济质量的提升,因而必须暂时告别凯恩斯理论回归亚当·斯密经济理论(即回归市场,市场运行会出现偏错,但市场运行本身就是一个试错和纠错的过程),这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否取得扎实成效的关键。
2、不能用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的方法去解决微观经济问题
两种理论比较分析的结论:凯恩斯经济学理论解决的经济问题属于宏观经济学范畴,即从整个国家视角关注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积累。其理论核心是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在路径上可以借助国家经济政策的外力来推动,无需通过深层次的制度和体制创新的内在动力来实现。如政府实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通过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扩大中产阶级比重等措施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实现内外需市场的平衡;如政府增加财政支出,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如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刺激投资需求等。这种实现路径的负面效应:一方面虽然能使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以资源和能源的巨大消耗和浪费、以环境和生态的巨大破坏为代价;另一方面这种经济增长以经济结构的巨大失衡为支撑。因而这种增长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现阶段中国经济要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必须要暂时告别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回归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用微观经济学问题的方法解决微观经济问题;由侧重政府宏观调控转向关注制度和体制创新。
篇4
铁路体制中的“三低”与“三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铁路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对经济、社会的贡献非凡。尤其是六次提速,无论在经营理念还是运行机制上,都有重大突破。提速为经济发展带来正的外部性――扩大了运输能力,造福了地方经济,带动了产业发展。
然而,不能不看到,与国民经济的要求相比,铁路发展仍然滞后。从货运来说,全国每天有28万辆左右的请求车,而铁路装车满足率不足一半,大量货物不能及时承运,对国民经济产生了瓶颈约束,造成不利影响;从客运来说,春运期间一票难求,服务行业脸色难看,雪灾面前运力难堪,引起社会的诸多不满。
深入分析,中国铁路体制存在“三低”、“三高”问题。“三低”是指市场化程度低、对外开放程度低、经济效率低;“三高”是指服务价格高、产业进入壁垒高、不良贷款率高。
三低之一是市场化程度低。时至今日,铁道部仍然用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支配企业行为,铁路的运输资源基本上由铁道部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配置。在这种情况下,铁路运输市场必然是供应高度短缺。近几年煤炭、钢铁、电力等涨价,都与铁路运力紧张有密切关系。
三低之二是开放程度低。我国的铁路建设,一方面,政府投入不足,铁路运输由国家预算内投资,近年每年只有500亿元-600亿元左右,捉襟见肘;另一方面,对社会资本开放不够。在铁路总投资中,国有资本占97.5%,集体、私人等民间资本不到2.5%。
三低之三是经济效率低。据铁道部的统计,全国地方铁路80%亏损,即便处在经济总量全国第一的广东,广铁控股的四家地方铁路公司的经营情况也是差强人意,僵化的体制阻碍了铁路企业效率的提高,反而利用垄断牟取部门利益。国家审计署称,某铁路局“采取化整为零等方式逃避上级主管部门的审批管理”,并“违规挪用更新改造资金建设楼堂馆所”。只要铁路运输仍有“瓶颈”,只要还可能出现“煤荒”、“电荒”,铁路的垄断就会花样翻新,而垄断的存在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避风港”。
三高之一是服务价格高。早在计划经济时代,铁路就有“铁老大”之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铁路部门官商作风依然严重。价格上采取计划经济的方式,不论距离多长,所有客运价格均由铁道部制定;而且,客运票价几乎没有考虑不同地区的铁路建设成本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均实行统一价格,违背价格一般原理。
三高之二是进入壁垒高。尽管这几年迫于资金压力,铁路投融资体制看似有所松动,但因利益集团的阻力和信息不对称,市场准入中的“玻璃门”现象仍然严重。
三高之三是不良贷款率高。据国家开发银行资料,截至2005年3月末,国开行合资铁路不良贷款项目有5个,贷款余额64.5亿元,共欠息3.3亿元,占全行不良贷款率的40%。铁路行业不良贷款率在各行业中排名第一。
铁道经济的四大特征
改革铁路,必须厘清铁道经济的特点。那么,铁路有哪些经济特征呢?细分析,有四大特征:
首先是外部性。铁路作为公共基础领域,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铁路的外部性凸显四个效应:一是带动性。铁路通过提供日臻完善的基础平台,形成对客运、旅游和城市发展等的持续需求;二是通过铁路提速,城市藉此可以形成一小时经济圈。各城市之间,利用铁路的提速,进行优势互补,形成合理分工、合作竞争的发展格局,避免城市间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三是形成市场一体化。良好的运输经济能实现资源共享和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推动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打破市场分割格局,形成一个开放有度、竞争有序、结构合理、统一高效的大市场;四是能产生正的外部性,铁路经济属于网路经济,通过协调、互补,形成国民经济的共赢、多赢。
其次是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不仅是微观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是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简单地说,规模经济是指由于规模的扩大而导致长期平均成本降低所带来的经济节约性。铁路的规模经济是指随着铁路业务规模的扩大而发生的单位运营成本下降而单位收益上升的现象。由于铁路的经营规模大,因此规模经济显著。范围经济是指如果增加产品的种类或拓宽经营范围而节约成本,则范围经济存在。如组建铁路集团就是发挥范围经济效应。范围经济要求将密切相关的业务有效地聚合起来进行一体化经营,才能有效节约市场交易费用。
第三是准公共性。铁路是准公共品,具有有限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公共性与私人性并存的产品。这种特征决定了铁路不能仅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还必须把社会效益作为重要的目标,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响应公众要求,扩大公民参与机会,认真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避免不正当的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
第四是固定成本高。铁路投资期长,固定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很大,固定成本高。据统计,我国铁路固定资产约占全国固定资产总额的10%。一方面,其高额的固定成本阻碍竞争对手的进入;另一方面,铁路的回报周期长,也使得企业进入谨慎。
首要的是解决结构性问题
铁路改革,首要的是解决结构性问题。中国铁路发展滞后的核心问题是没有建立起现代市场结构。经济学家肯尼斯・W・克拉克森在《产业组织:理论、证据和公共政策》一书中指出:“市场结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结构决定了行业厂商的行为,这种行为又决定了产业绩效的好坏。”从微观经济学来说,市场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中国铁路明显属于完全垄断市场结构。虽然就整个运输市场来说,铁路又与公路、民航有一定的替代性,但是根据微观经济学的原理,完全垄断是指特殊产品的唯一生产者。也就是说,一种产品的购买量完全由一个卖者控制,价格完全由垄断者说了算,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选择最有利的价格。因此,中国铁路属于完全垄断市场结构。完全垄断,排斥了竞争,造成了资源不流动,无法形成现代市场结构。
那么,如何打破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呢?就是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优化产业结构。问题在于,在目前的结构中,民营企业无法进入。因为,存在深度“进入壁垒”。正如经济学家肯尼斯・W・克拉克森指出的:“进入壁垒与垄断力量相联系,要使垄断力量在长期内持续存在,就必定需要找到某些排斥别人进入市场的办法。”一般说来,构成深度“进入壁垒”的主要因素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资本量、资源的控制权、专利和技术等。如前所述,铁路的高额固定成本阻碍竞争对手的进入;另一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有关铁路的信息被内部化,在运输供求关系和管理机制尚未市场化的情况下,内部的结算关系代替了市场交易关系,真实成本被掩盖。
破“垄”而出的八条政策建议
那么,铁路改革如何破“垄”而出呢?在此,笔者提出八条政策建议:
――铁道并入大交通。适时将铁道部并入交通运输部,负责所有交通的公共管理职能,即包括公路交通、铁路交通和空中交通的管理。铁路方面,则负责铁路公共管理,负责公平竞争性政策的制定。
――加速铁路资产重组。对负责铁路运营的公司实行股份制改造,将企业资产进行重组,通过兼并、联合,实现跨区域、跨行业的发展,发挥范围经济效应。同时取消企业的行政级别,企业高管的选拔及其人财物的管理与上级机关脱钩,由企业自主决定。
――发展混合所有制。民营资本进入铁路的壁垒较高,因此混合所有制是可行的方案。混合所有制,是指在同一经济组织中,不同的产权主体多元投资、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融合而形成的新的产权配置形式。它是推动铁路改革的有效财产组织形式,有利于打破“一家独大”的僵化格局,真正建立产权主体多元化、治理结构法人化的现代企业制度。
――加强铁路建设监督管理。从国家审计署的统计数字看,我国用于基础设施的直接投资,有1/3是效益比较好的,有1/3效益一般,1/3是基本失败的。建议设立铁路建设监督管理委员会,由国资委、审计署、铁路系统及多种经济性质的企业组成,对整个铁路建设实施监督管理。
――向社会资本开放客运。铁道部的文件规定:只允许民营资本控股货运公司,相对利润率较高、重要性较大的客运公司仍必须由国家控股,允许民营资本通过包租的方式经营客运列车。这条规定使民营资本进入客运行业成为“鸡肋”,要向民营企业开放客运公司!
――大力发展中介组织。中介组织是指那些本身不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在市场活动中接受委托,对市场主体进行监督,提供经纪、咨询、等服务,承担相应责任并能沟通企业、政府、社会各阶层之间联系的组织。在铁路改革中,可将非行政执法职能,如票务监督,划归相应中介组织。
――定期举办价格听证会。与公众相比,铁路拥有技术、业务成本等信息优势。但同时,应看到铁路属于公共服务行业,因此,价格的构成上应充分透明。举办听证会有助于形成公民参与决策的渠道和机制。通过听证会,铁路的价格形成应越来越多地考虑社会各界的意见,特别是消费者的利益诉求,从而保证价格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化。
――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铁路系统运用特许经营权制度、公开招标、合同外包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来参与铁道运输,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只有通过市场机制的运作才可以从根本上优化铁路的公平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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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经济学的论文范文一:发展经济学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探析
【内容摘要】发展经济学是诠释发展中国家如何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发达的经济学,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主题,发展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对我国后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更是具有普适性。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产生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到一个国家如何由穷变富的问题,实质上已涉及到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亚当斯密关于经济发展的构想是: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是国民财富和社会财富的集聚与增长。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劳动力人数的多少决定了国民财富的增长。这是发展经济学的雏形。但是,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则产生于二战后。当时一些国家为摆脱殖民压迫,纷纷独立,迫切需要发展经济。当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在实践上,一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二是当时战败国的经济复苏问题;要么对原有理论加以改造,这比较容易,要么建立新的理论,这相对困难。一些学者深入研究各发展中国家之后发现,其环境与发达国家最初完全不一样,传统理论无法复制和拷贝到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由于条件不同、问题很多、相去甚远,也无法照搬到发展中国家。所以当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迫切需要一门新理论,由此发展经济学诞生了。早在1939年,克拉克(Clark,C.G.,1939)就出版了《经济进步的状况》一书,对后来经济发展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落后地区的工业化》和《东欧与东南欧工业化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在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中具有引领性和开创性的历史地位,是发展经济学的标志性文献。
二、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发展经济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根据其政策演化和发展思路的差异性,发展经济学家将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义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发展阶段,其结构主义思想,是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后来也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二战结束后,很多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经济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诸多阻碍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低、发展滞后、经济变量弹性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表现为明显的刚性结构。因此,结构主义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实完全不同,市场不完善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价格刚性,有时还会出现市场机制的失灵,经济在没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难以达到均衡状态。因此,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是静态资源的重组和优化配置,而应建立在动态调整可投资资源和保证供给增长的前提下,使社会经济结构作出相应的调整。
(二)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义发展阶段。结构主义发展思路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结构主义还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和实用上的局限性,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新古典主义复活而成为发展经济的新的主流思想。概括起来,新古典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一是社会的发展应是综合的发展,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二是重视人力资本,纠正唯物质资本的缺陷;三是强调对外贸易在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显著拉动作用;四是新古典主义突出了市场机制、资源优化配置、微观经济基础等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三)第三阶段。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同样,由于新古典主义在实践中和理论上也存在诸多缺陷,于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盛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思想表现在如下:一是可持续经济发展观念的产生;二是新增长理论的快速发展;三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三、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着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即都存在着发达地区和和相对落后的后发展地区。发展经济学主要讨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发展中大国又具有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小国的特征。现有的研究已经表明发展中的大国发展经济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发展中大国人口数量众多,消费需求旺盛,市场容量的绝对数相比较发展中小国要大。第二,发展中大国人口基数大,幅员辽阔,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和实现产业的集聚、调整、优化,必须建设与之相适应的庞大的基础设施,同时满足不断增长的庞大的国内需求,需要资金数量大,依靠外援或外资几乎不可能解决问题。第三,由于发展中大国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缺乏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动因,实现的是内向型发展的政策,工业化起步阶段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也就是必然选择。第四,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资源丰腴是发展中大国良好的资源禀赋,国内市场规模大,但是,发展中大国在经济发展中也存在如下难题:一是遗产和文明传统的重大影响;二是沉重的人口压力、严峻的就业问题和低下的经济效率;三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四是落后农业与工农业协调发展问题;五是内部发展与对外开放的适度选择。发展中大国与发展中小国相比较,其工业化过程亦不同:一是资本积累。发展中小国既可以自身积累,也可以依靠国际资本。而发展中大国则不行,尽管利用外资绝对量不少,但所占比例有限。二是产业结构。发展中大国的产业结构要求门类相对齐全,这是由发展中大国的资源状态和国内需求状况共同决定的。三是国内市场与国际贸易。发展中小国幅员小,国内统一市场较易形成;发展中大国幅员辽阔,建立交通和通讯网络需要巨额投资,且耗用时间长。所以,发展中大国不同于发展中小国,发展中大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更为严重,更为棘手。比如中国,存在三大经济地带,经济发展水平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处于末端的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大。发展中大国的发展存在不平衡性、层级性。
四、发展经济学适用于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与其他国家的后发地区相比较,我国西部地区在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历史条件等方面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第一,我国西部地区自然环境相对恶劣,自然资源丰富。第二,区域经济基础薄弱,二元结构典型。第三,教育科技落后,基础设施差,社会发育度低,资本形成能力弱。第四,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区。发展经济学致力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产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如今,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内部,亦存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即存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后发展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学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问题探索了良好的范例,提供了成功的借鉴,那么用它来解决一国内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是可行的。这是因为一国内部后发展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条件和现实情况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类似,所以,发展经济学完全可以用来解决中国后发展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后发展地区具有普适性。
五、发展经济学视角下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就必然要走工业化道路。但是,对工业化的理解不同,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结构主义和激进主义所采取的工业化,既忽视农业的发展,又只采取单向的工业品导向,虽然使工业获得较大的发展,但也导致了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不但农业发展严重滞后,而且工业发展亦后劲乏力。张培刚教授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曾指出,完整的工业化是包括农业发展在内的工业化。后来发展经济学之所以陷入危机,是因为发展经济学没有完成使命,广大农村依然贫困,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如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重视农业的发展和农业与工业的协调。我国后发展的民族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差距,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类似,作为一个整体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而民族地区又更为落后,暂时还不具有全面进行工业化的现实条件,发展中国家在由传统的农业化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化时,应具备较强的物质资源的储备,包括:数量庞大的、可使用的资本储备,劳动技能较高的、符合现代工业发展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储备;先进的科技发展水平、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良好的基础设施等。显然,西部民族地区在整体上还不具备这些条件。从资本资源来说,西部民族地区资本形成能力弱,资本使用效率差;从适合现代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来说,西部民族地区科技教育水平低下,具有一定人力资本存量的劳动力资源稀缺、素质差;就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与先进的现代管理制度的适应性来看,就连东部沿海地区目前都还不够成熟,何况西部民族地区;从基础设施建设来看,西部民族地区由于地势地貌和气候和水资源等特征,其基础设施相当落后,其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当困难。因此,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应该是这样的路径选择:一是继续做好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工作。因为一个民族、一个区域如果还没解决温饱问题,怎么奢谈现代化。二是在国家扶持下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关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是现代化工业建立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三是调整产业结构,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西部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不能搞重复建设,要从自身特点和优势出发,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有潜力的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四是发展科学技术,注重人才培养。实现西部民族地区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化,毫无疑问应是后发展的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主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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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对发展经济学的反思[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7
有关经济学的论文范文二:经济学本科实验教学改革
【内容摘要】高校近年都在进行本科教学改革,探讨如何建立起特色人才培养机制,使学生的发展更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经济学本科实验教学改革,旨在以学生为本,通过经济学实验教学,使理论知识具体化、动态化、过程化,培养学生的实证思维模式,牢固掌握经济学理论知识,提高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综合应用能力。
【关键词】经济专业;本科教育;实验教学改革
一、经济学实验在经济学教学改革中的意义
经济学是一门与现实紧密相联的对现实经济现象作出合理性解释并探究经济发展规律的学科。在一定假定条件下,其理论大多可以用现实经济活动去验证。经济学实验指用仿真方法,创造与实际经济相似的一种实验环境,以检验已有的经济理论及其前提假设,它可以提高学习者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动手能力,加深对所学理论知识的理解。经济学专业是理论和实践兼重的学科,需要在实践中去深化对理论的理解。经济类专业的培养目标是理论基础和专业实践能力并重的复合型人才,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学专业为例,其本科人才培养目标是坚持强化基础、突出实践、重在素质、面向创新,着力培养富有创新潜质,有协作精神和团队意识,适应社会需要,有着宽厚理论基础和动手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毕业生就业方向基本上是国家各级经济管理部门、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经济咨询机构、国际贸易部门等。用人单位对经济类人才的需求不仅须有良好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也对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都提出了更高更专业化的要求。而根据对近五年学生实习和就业所做跟踪调查得到的信息,和有效专业教学软件的实践教学缺少有关,学生不懂实务操作,因此在银行、证券、商务贸易公司等单位实习遇到较多困难。因此,经济系迫切需要建立独立的经济学综合实验室,不仅在宏微观经济学的实验教学方面,同时在主要核心课的专业方面,如会计实务、财务管理、信贷管理、国际结算、证券投资、市场营销、国际商务、计量经济学等,通过实操和模拟,巩固和消化课堂理论教学的内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使其毕业后能更快地适应工作需要。经济学本科教学过去是传统教学法,基本上是以课堂和教材为中心,主要采取理论阐释、演绎和模型推导教学模式,比较枯燥、单一,不能很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经济学实验教学是在教师对主要理论进行讲解后,借助于计算机模拟系统将经济学中的基本理论通过学生动手实验观察来巩固课堂和教材知识。学生通过参与、体验,会加深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提升对经济学的学习兴趣,加深对经济行为现象的感性认识,更好地掌握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
二、本科实验经济学教学的主要形式与实验内容
经济学实验主要有验证型实验、模拟型实验和研究创新型实验等三大类。本科开设经济学实验课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加深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掌握经济学理论在现实中的应用,提高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因此经济类本科实验经济学教学应侧重验证型和模拟型实验。验证型实验是为验证已学的理论知识而设置的实验,通过计算机软件模拟,观察并记录下实验结果,最后整理出实验报告。这一项实验包括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两个环节,主要课程有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经济学原理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是经济类专业的基础核心课程之一,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经济学原理偏重于理论,比较抽象,学生学习难度较大。而传统教学方式以讲授为主,比较枯燥,教学效果不甚理想且无法锻炼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经济学原理为基础的实验课,通过动手实验让学生理解经济学的关键知识,并结合现实案例,在系统的引导下让学生完成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从而掌握经济学理论知识在现实中的应用。主要实验包括:
(一)验证类实验课。
1.微观经济学。市场供求均衡、消费者行为与生产者行为理论实验、边际效益理论、完全垄断市场实验等。
2.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市场货币流通实等实验。宏微观经济学每章内容都有一些较抽象难懂的概念和理论,需要借助实验去理解。
3.计量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主要是通过统计的方法来验证数理经济模型中各种变量的关系是否和社会现实相一致,实践性较强。要求学生将经济学知识、计量经济理论与方法以及计量软件相结合,用计量软件进行计量建模和分析,可以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所学的计量经济理论方法。主要有回归分析过程,序列自相关模拟实验等。
(二)模拟类实验课。
1.市场营销。市场营销综合实训主要通过传统营销管理的仿真模拟、商战体验、丰富的典型案例训练锻炼市场营销的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在模拟市场营销环境中运用所学的营销学基础知识,分析和解决企业营销实际问题。
2.商业银行实验。通过对模拟银行软件和相关银行系统各个功能模块的具体操作,使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银行实务中所涉及的基本业务流程,熟悉业务操作中的关键要素,掌握最新的银行实务操作流程。通过实际操作和模拟,巩固和消化课堂理论教学的内容,增强学生对各种银行、证券等业务流程和功能特征的进一步了解。
3.国际商务实验。通过模拟操作,使学生对国际商务整个业务流程和做法基本掌握,从交易准备直至最后的核销退税,综合操作和成套设备贸易等,并能够以从事外贸业务人员的角色,包括进出口商及银行等角色去仿真地操作,对业务反馈作出正确的处理。
4.财务会计实验。通过模拟操作,主要有货币资金、应收应付账款、成本、负债核算、报表编制等,帮助学生理解财务会计基本理论和方法。
(三)实验教学理念和多元化经济实验教学方法。
1.实验教学理念。为适应现实的需要,我们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需要更新,建构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个体自我建构的过程,教师从以讲授知识为主,转变为以创设学习情境、指导学习方向、与学习者双向互动、发现和解决学习疑难为主。在经济实验教学过程中,教师担任的角色主要是组织者、指导者、辅导者和促进者,充分利用情境、协作、沟通等学习环境要素,使教学内容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模拟的类似情境下去应用他们所学的知识。
2.多元化实验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我们采用多种教学模式,主要有协作法、参与式与互动教学、自主学习法、体验式教学、网上交流、专题讨论等,并通过实验反馈、调查问卷等形式分析这些方法对提高实验教学效果和效率的影响。协作法就是实验过程中的各环节由实验团队的多名成员协作完成,大大增强了学生们的团队意识和沟通配合的能力。参与式与互动教学是以学生为主体,当学生完成一项实验后,让学生自己介绍过程与经验,和同学、老师进行互动交流,相互间的讨论争辩,可以互相激发、相互学习,师生互动中实现教学相长。专题讨论就是以专题主题为导向,设计真实性任务,把学习设置到问题情景中,通过学生的自主探究和合作来解决问题,从而形成解决问题的技能和自主学习的能力。教师对实验团队的活动适时进行点评,给予指导。充分利用学校教务网络平台,将相关的经济学教学大纲、教案、习题、案例分析、参考文献等上网开放,实现资源共享,建立网上答疑、讨论、测试系统,充分发挥网络资源的优势,使学生随时可以通过网络资源进行自主性学习、讨论和向教师求教,实现超时空的教与学。
三、经济学实验教学课开设取得的效果和展望
近两年经济学实验课的开设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使学生亲身体验到所学知识的真实性和实用性,有利于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增强了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提高了自身的综合素质。学生们感受很深,评价颇高。在调查教学效果学生反馈中,摘录几段:印象比较深的是总效用和边际效用实验,即让学生进入消费者角色并根据消费者均衡作出决策,合理分配收入得到最大总效用。这个实验让我体会到在不同的消费偏好下,消费者决策是不相同的,但是总效用却可能相同。上机实验将平时所学理论与模拟实验相结合,更好地理解了一些经济学原理。由于相对真实地进入了这些理论的角色方,我们对理论的接受度更高了,这些有趣的实验也增加了我们对微观经济学的兴趣。不得不说,这次的上机实验十分令人难忘和受教。在试验中,我们对这些经济学理论有了直观的而且更为深刻的认识与理解。观看十遍同一个微视频并在每一阶段给出看后的边际效应评分,我们真实地感受到了消费者边际效应递减的状况;在啤酒与电影票的分配试验中,我们体会到了经济人的选择问题与个人喜好的差异。在这次试验中,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效用递减理论实验。平时在课本的学习中,我们似乎并没有很好地感受到效用递减的实际效果,甚至不太能理解为什么效用水平会成为一个负值。通过这次试验中的视频观看,我们深深地感觉到,即使是一个能够带来欢笑的视频,在许多次的重复之后也会变得索然无味,甚至让人厌烦,这大概就是实际操作带来的更深层的理解吧。由此我们感受到,我们在平时的课堂上学习的理论的确为做上机实验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和基础,而在实验中,我们更加感同身受地体会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真正用处,更加能够与实践相联系起来。通过做这些实验,我们对于从课本上获得的经济学的知识有更深的了解,更加能够设身处地地思考经济学问题,将经济学原理融入生活之中。虽说经济学不像工科课程那样要求非常多的实验操作,但在我看来,经济学实验算得上是课程内容的精华之一,因为平时所接受的各种经济变量与经济活动都是以抽象的形式记忆在脑中,若是对其没有足够的理解,就很难在现实世界应用,而经济学实验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以本次在经济学实验室所做的宏观经济学实验为例,我们进行了经济增长分析、市场货币流通等四项实验,每项实验均是以互动的形式完成,学生、老师和计算机三方互动协作,推动实验进展。想想平日脱离实验所做的各种练习,那都是在纸上通过计算完成的,而计算数据和经济变化过程都是题目所指定的,我们要做的仅仅是算出某项结果,这样一来就少了自己动脑分析进行经济决策的过程。而在经济学实验中,我们有多方互动,这意味着我们不光巩固了如何进行经济运算,更锻炼了对于经济市场运转的把握能力。譬如老师那边供给货币,而我们作为银行,要留出存款准备金,之后发放贷款,再接收存款,这样的过程一轮轮进行,我们所能看到的不仅是某一项经济数据的结果,更亲自参与到其中的某一环节,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这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它的运作机制。目前已开设的经济学实验主要是验证性实验、体验型实验。还可根据条件和需要适当开设研究创新型实验等。研究型实验层次是一种研究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教学模式。利用此实验室平台,对少数拔尖学生强化基础,注重学生个性的发展,发挥其特长,鼓励学生参与各个级别的大学生竞赛。根据形势的需要,将开设大学生创业实践训练课程,从了解创业、培养创业能力、体验创业,到企业经营管理实训,循序渐进地培养大学生创业所需要的各种知识和能力,并通过大量实训让学生体验创业的过程,训练创业过程中及创业后的经营管理能力,培养大学生具备成功创业者的素质。同时,根据学校已有项目资源,将具体建设学校冯如杯、全国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指导中心。通过以上教学实践创新基地的建设,有助于锻炼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型思维。同时,实现实验教学与理论教学一体化,形成整体的课程体系,通过实验教学补充学生的知识体系。教师要努力探索以科研带教学,紧跟学术前沿,利用科学研究成果提升实验教学质量,做到教学科研一体化。总之,近几年来的经济学专业的实验教学改革与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经济学实验室是我们教学科研的技术支撑体系,它对学生巩固经济学基础知识,培养动手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闵娜.应用经济学实验教学方法初探[J].当代经济,2007,5(下)
篇6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市场观
中图分类号:f093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1)01-0031-06
摘要: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是一种制度,是作为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冲突的一种方式而产生的,市场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是因为其能够比战争等其他方式更有助于促进社会经济效率。界定明晰而稳定的个人产权是使市场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市场不是一种以普遍和谐为基础的制度。新制度经济学这种市场观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有着深刻的差异。它揭示并弥补了后者的许多不足或局限性,有助于人们对市场形成更为完整深入科学的认识。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市场观
中图分类号:f093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1)01-0031-06
新制度经济学市场观,是指新制度经济学家对诸如市场是什么、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其有效的运行需要什么样产权制度前提、有什么经济社会代价等有关市场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和观点。新制度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的观点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有着深刻的分歧。他们的思想揭示并弥补了主流经济学市场观许多重要的局限性或不足,有助于人们对市场获得更为完整、深入、科学的认识。
一、市场是一种制度
“市场并不像它表面上所显示的那样,是一目了然的”。①西方不同流派的经济学者对“市场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看法并不一致。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市场是买卖双方自由进行商品和劳务交换的地方,是价格存在并受供求关系影响的地方。如马歇尔认为,“经济学家所说的市场,并不是指任何一个特定的货物交易场所,而是指地区的全部,在这个地区中,买主和卖主彼此之间的往来是如此自由,以至相同的商品的价格有迅速相等的趋势”。②斯蒂格勒也认为,“市场是一个区域,在其中一种商品的价格是趋于一致”。③普瑞尔指出,市场是“(1)买者和卖者碰面议定商品和劳务交换的过程,(2)价格存在的地方,(3)价格受到供求力影响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地区”、“区域”或“地方”,既包括有形确定的空间,也包括无形不确定的空间。④在逻辑上,价格的存在是由供求关系决定,是买卖双方在自由进行商品或劳务交易时必然伴生的现象。所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来说,买卖双方对商品或劳务进行自由交易的行为是“市场”的根本。只要存在着关于某种物品的自由交易,就意味着关于该物品的市场的存在。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对市场的看法与主流经济学有明显的不同。他们认为,主流经济学所说的自由交易只是在一个社会选择了市场这种制度时才会普遍存在和有效地进行的现象。科斯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意识到经济体系与法律体系之间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存在着私人法律,如果没有这样的法则和规定,交易就不可能迅速达成”。⑤布伦南和布坎南认为市场意味着一系列运作规则,“个人行为恰好是在这些规则之下在市场中产生的”。⑥所以,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看来,自由交易行为并不是市场的最为本质的东西,市场的最为本质的东西是使此种行为能够有效进行的具有特定的“法则和规定”的“法律体系”。正是从这种角度出发,他们把“市场”看作是一种“社会安排”或一种“制度”。如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指出,可以“把一个社会体系视为依靠技术、法规或习惯对稀缺资源使用导致的冲突的解决方案”,市场只是人类所曾采取的许多“解决方案”或“安排”中的一种⑦。张五常说,“市场本身是一种制度”,“像任何其他制度一样,市场被创造出来在其他约束条件下降低成本”。⑧富鲁博顿和瑞切特说,“市场最好理解成便于多方进行反复交易(与个体之间的零星交易相对应)的社会安排,‘市场’这个组织由一系列的制度规则(一种制度)和人构成,人们创造了这些规则并将它运用到特定的商品交易中去”。⑨这些制度“决定了每个潜在交易者的产权分配并对这些产权如何使用或转让作出了规定”,其目标是使“绝大多数潜在交易方有机会参与竞争”,⑩并“有效地组织交易”。[11]
总之,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市场是一种制度,是价格机制的存在和作用或人们所看到的买卖双方自由地确定交换物品的价格和数量的过程或行为,只是在社会选择了“市场”这种“制度”、“社会安排”或“法则和规定”的条件下才能成为普遍性存在的现象,不是“市场”本身,而是“市场”所力图促进的东西。
二、市场是一个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冲突的一种方式
由于主流经济学把市场归结为人们自由自愿的交换行为,所以,对他们来说,自由交换行为的发生,即意味着市场的产生。在主流经济学看来,导致交换行为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作为人类的“本然的性能的”“要求互相交换这个倾向”;[12]二是分工[13];三是“人类从事经济活动”所遵循的“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14]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观念中,无论是斯密说的交换倾向,还是门格尔所说的人类经济行为所遵循的“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还是“分工”,都不是由人们可识辨的外在于个人的人为的有形强制行为的结果,而是自然或基于个人理性而自发生成的。把交易行为的发生或市场的产生归因于这些自发性或自然生成的有关人性或经济的事实表明,在主流经济学里,市场被看作是基于个人理性自发生成的。
而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市场制度产生的根源在于经济资源稀缺性所必然导致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它是作为一个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这种利益冲突问题的一种方式而产生存在的。阿尔钦指出,经济资源的稀缺性“阻碍了每个个人达到完全心满意足的程度”,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一些人实现的一定程度的心满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下的生活状况为代价的”,因此社会成员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冲突”。“每个社会都必须解决它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解决(而不是消除)这一冲突的方式通称为竞争。因为,按照定义,既然没有办法消除竞争,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在于:为了解决利益冲突,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竞争形式。”[15]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人类为解决这种“利益冲突”而“作的安排包揽了人类经验的全部范围,包括战争、罢工、选举、宗教权威、法律仲裁、交换和投机。每一个社会都采用过这些方法。社会组织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它们所强调的解决与资源稀缺相联系的问题而采用的特定方法上”。[16]这里的“交换”是作为一种社会的“安排”,因此显然不是主要指行为,而是指人们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取得各自所需的但为他人拥有的财物的制度,即其所说的市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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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历史上或在现实中,人类还常用许多非市场手段如战争、行政安排或法律仲裁等来解决经济利益冲突问题,所以他们强调,人们选择市场作为解决因资源稀缺问题所导致的利益冲突的一种社会制度或手段,并不是如主流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理所当然”的。在他们看来,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主要依靠市场来解决稀缺资源使用上的冲突。[17]自由交换要成为一种现实的普遍的行为,“需要法庭或政府的权力来加以补充”,[18]需要得到“以国家暴力或惩罚为后盾的行使法律的支持”,[19]因此,“没有政府的协助是不行的”。[20]中国
把市场看作是一个社会所采取用于解决其所面临的公共经济问题即由于稀缺资源使用而发生的利益冲突的“安排”、“方式”或“方案”,并强调它需要公共权力的“补充”表明,在新制度经济学派看来,市场不是基于个人理性自发生成的,而是一个社会的公共选择或集体选择的结果,因此是基于集体理性人为建构的,具有强制的性质。这一点在新制度主义所提出的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释中有着更为明显的体现。
三、市场是确保稀缺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实用的方法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对于主流经济学家来说,要对为什么市场会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解释,就需要对他们赖于解释的市场之所以产生的原因进行普遍存在性的证明。对于人类是否具有“要求相互交换这个倾向”,斯密本人和后来的经济学家都没有予以解释或证明,也是难以证明的[21]。分工的程度与市场范围是相互依赖的[22],所以人们根本就不可能独立于市场对其进行普遍存在性的证明。人类经济行为遵循“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只是经济人假设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西方经济学家至今都没能对该假设的普遍存在性进行严格的逻辑证明。所以,总的来说,在西方传统主流经济学里,还没有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给予合理的理论解释。
由于把市场看作是一个社会所选择的用于解决经济问题的制度安排的一种,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就从制度成本或交易成本比较的角度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提出了经济学的解释。他们认为,之所以是市场而不是“战争”等其他手段成了人类社会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上的冲突”的“主要依靠”,主要是因为总的来说,市场制度的运行成本较低,能确保较高的社会经济效率。
德姆塞茨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产权制度其实就是一组界定行为的原则,它规定了哪些竞争方式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哪些则不受鼓励、不被允许”。而具体规定“哪些竞争方式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哪些则不受鼓励、不被允许”与其各自的“效率”“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他说,“依靠暴力进行竞争一般不受称道,部分原因在于,如果容许使用暴力,就看不清这种竞争的前提,即无法估计其净收益了”。而在市场上“通过‘自愿’谈判进行的竞争”之所以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就是因为它“提供了权衡收益和成本的更合理的技术手段,同样还提供了排除造成净损失的手段”,[23]即“把人们愿意支付的货币作为计量手段,并且把造成可用货币计量的净损失的那种环境筛除出去”,这就使得它“要比通过暴力的‘非自愿’方式的竞争,更能为社会增加实际财富”。[24]德姆塞茨还认为,如果不经过市场协调就使用民主政治体制的集体决策或法庭裁定来决定资源的配置和使用,就无法得到通过自由市场交易所揭示的为确保经济的高效运行所需要的信息,这样“不管它们采用哪一种效率标准,都可能只是‘隔靴搔痒’,还很容易错判”,导致比市场更低的效率。总之,在他看来,“恰恰是由于要掌握这些关于效率的先决性条件过于困难,才使得通过自由市场交易以形成最佳定位的所有权及资源使用方式成为一种很实用的方法”。[25]
张五常指出,市场上的竞争“汇集了所有潜在所有者的知识——即可供选择的合约安排知识和资源使用的知识”,而“合约当事人之间的竞争”又“降低了执行合约的成本”,这样就“降低了寻找和追求最有价值的选择来签定合约把一种资源用于生产的成本”。[26]他还认为,市场价格是“唯一已知的几乎不导致或完全不导致租金消散的标准”,[27]所以在他看来,“一般来说,管理决策是不可能优于通过价格机制作出的决策。当价格信息引导从事的每一种活动时,发生错误的可能性必然减少”。[28]因此张五常认为,正是由于实施自由市场制度社会的交易成本一般低于取消自由市场制度的社会的交易成本,具有更高的经济生产力,才使得市场能广泛地拓展到原来排斥市场的国家。[29]
很明显,德姆塞茨和张五常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释角度有所不同。前者直接从市场更能促进经济效率或生产力的角度来解释,而后者则是从市场更能节省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解释。但对于新制度经济学来说,所有的经济制度安排“都需要一定的成本”,[30]“经济制度的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易成本的高低”[31]。这表明,他们二者的解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以市场能比其他制度或手段更能有效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为根据来解释市场的普遍存在性。这种解释也进一步地表明了,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市场的集体理性和集体选择的基础。转贴于中国
四、界定明晰而稳定的个人产权是使市场有效运行的一个前提条件
市场运行是买卖双方的自由交易过程,也是物品价格的形成和决定的过程。价格形成和决定的理论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市场运行的理论。从该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主流经济学家把任何经济物品或劳务的价格描绘成了只是由那些与其产权制度安排无关的诸如偏好、生产技术和社会经济资源结构等客观因素决定的函数,因此,完全忽略了产权安排市场运行效率的影响。另外,在该理论里,“交易成本被假定为不存在”。[32]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成本为零时,产权界定不会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不会影响市场运行的效率。这表明,主流经济学蕴涵着产权与市场运行效率是不相关的市场观。中国
对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来说,交易成本大于零是最基本的假设之一,科斯第二定理是该经济理论的最为核心的命题。它认为,在该假设条件下,产权界定会通过影响市场交易成本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所以,产权制度与市场运行效率的关系是该学派经济学家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根据经济人假设,他们认为,“一切私人所有者都有强烈的动力以最有价值的方式使用其产权”,[33]而个人产权即个人对自己所有的物品的排他性的占有使用权、收益权和自由的转让权等的任何弱化,如产权界定不明晰、受限制或无法获得有效的保护,都会导致交易成本的提高[34]和市场价格信息质量的下降,[35]从而使得以市场出清价格的交换不能实现,影响资源配置效率。[36]所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37]。要确保市场的有效运行,“产权界定必须首先高度稳定”,[38]“要求不存在对合约条件的法律管制,而且要求不存在对合约选择的限制”,以确保每一个人即“可以自己将物品或资源用于他认为是最有价值的用途,也可以与其他人进行合约安排达到这种用途”。[39]由于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产权的界定和保护要靠国家,对它的侵犯或弱化也主要是来自国家。所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政府对尊重私有产权给以可信的承诺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40]严格限制政府剥夺财富的能力的可靠政治基础是繁荣的市场所必备的。[41]
五、市场不是一种以普遍和谐为基础的制度
为给市场经济提供意识形态上的支持,从亚当•斯密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除了宣扬社会利益会因为个人的自由的自私自利行为得到有效促进的“无形之手”原理之外,他们还不断地提出各种不同的学说或定理来证明,在市场经济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普遍和谐。如萨伊定律宣扬人与人之间的利害是休戚与共的;[42]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则更是把市场经济描绘成一个能让每一个人“凭自愿对它作出贡献,而获得的则超过他的贡献,并且总是增加着他的满足”的“高尚”、“平等”、“自由”、“公平”和“同个人独立完全协调”的“美丽组织”;[43]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把自由市场经济描述成为没有剥削的正义的世界。[44]在目前,许多主流经济学家都把介绍阿罗和德布鲁等所证明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作为微观经济学教材的一个重要内容,以此来宣扬任何一个人的福利都不可能因竞争性市场的存在而变得更差的观点。[45]
新制度经济学家明确反对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这种和谐论。在他们看来,市场并不是一种以普遍和谐为基础的制度。这不仅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利益冲突是市场产生和存在的根源,而且还在于他们认为:
1. 市场并不能消除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不可消除的利益冲突,任何交换都必然包含着冲突或竞争的方面。阿尔钦说,由于资源“稀缺”这一“约束的存在”,“每个人”都不可能“达到完全心满意足的程度”,[46]而且,由于“同一资源不能同时用来满足竞争性的需求”,[47]“一些人实现的一定程度的心满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的生活状况为代价的”,因此,在每个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都“必然地”是“没有办法消除”的。“市场”是“解决而不是消除这一冲突的方式”。在市场制度下,“交换行为是一种手段,借助于这种手段,买者就能够为了从卖者那里获得商品而同别的买者展开竞争”。[48]因此,市场交换固然可能因为它是每个买者和卖者借以达到更理想境况的手段而具有协作行为的性质,但它具有竞争行为的性质也是显然的。所以,阿尔钦认为,经济学家不应该只把交换当作协作行为来考察,忽视它的“竞争方面”。[49]
2. 市场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市场行为中受惠。德姆塞茨指出,“既然我们讲使用资源就会发生冲突,有关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说‘自由市场总会使每个参加者受惠,也能使社会效用实现最大化’就不正确了”。因为“市场在权衡比较得益和受损时,是把人们愿意支付的货币作为计量尺度,并且把造成可用货币计量的净损失的那种环境筛除出去。自由市场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他举例说,“当新产品进入市场时,自由市场在运作中承载的那些有害效果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不管一种新产品能给其消费者带来多大的益处,人们购买了这种产品,则被它取代的、原有产品的生产者就受到损害。”所以,他强调指出,认为“自由市场制度总会使每个参加者受惠”或认为 “每个人都能从市场行为中受惠的观念”,是出于“对市场功能和运营”的“完全错误”的“解释”,是“不正确”的,“必须摒弃”[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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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能防止有害的效果,是市场具有强大力量的原因之一。德姆塞茨认为,“既然我们讲使用资源就常会发生冲突,有关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哪种制度真能防止有害后果,就像以普遍和谐为基础的那样,那么也会因其无法容忍的非实用性(即没有效率),而很快就让位于其他制度安排。”自由市场“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正是该制度具有强大力量的原因之一”。[51]阿尔钦认为,“一切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没有哪个完美无缺的标准是有效的”。“市场”的这种“不完美”或“缺陷”是人们要获得它的“更大优点”所必须承受的“代价”。[52]中国
从其反对市场和谐论的最后一个理由中可以看出,新制度经济学反对市场和谐论,揭示市场的不和谐性,特别是揭示它不能制止有害效果的特点,其目的不是为了反对自由市场制度,而是为了反对那些一看到市场有缺陷就认为应该用政府来取代市场的干预主义。从这一角度讲,它的目的其实和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和谐论一样,都是为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辩护的。
六、结语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制度主义市场观与主流经济学的市场观有深刻的差异。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新制度主义市场观是一种新的市场观。在笔者看来,无论从推进人们对市场的认识来说,还是从现在还没有建立起能够确保经济持续有效运行的稳定均衡制度的社会来说,这种新市场观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综合起来,它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意义:其一,它强调市场存在的制度基础,有助于人们认识到,自由交易并不像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所暗示的那样是仅仅依赖个人理性就可以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的行为,它需要某种特定经济制度的支持,好的市场(sound market)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完全自发的秩序,它包含并体现着某种人为的秩序,它需要建构理性主义的努力。其二,它指出市场作为一个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冲突的一种方式这一性质,有助于人们认识到,一个社会选择市场,首先并不是由于市场拥有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那些美好的性质,而是因为该社会存在着需靠它来解决的由于资源稀缺所导致的无法消除的使用冲突。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以自由交易的方式来获得自己所需要——但为他人所拥有的物品的市场行为,首先并不是如正统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是一种个人自发的行为,而是一种社会强制的行为。其三,它较为深刻地阐明了市场在确保经济的普遍效率方面所具有的为其他任何社会制度或手段所不可替代的优势之所在,弥补了主流经济学的不足,有助于人们更为充分地认识到在现实社会经济条件下选择市场经济制度的经济合理性和必然性。其四,它对产权制度与市场运行效率所具有的影响的揭示,有助于政府认识到明晰而稳定的个人产权制度对确保市场运行效率的重要性,意识到滥用国家权力——这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唯一能够合法地对个人产权进行侵犯的权力——对经济的可能的危害性。其五,它较为客观地揭示了那些不可能在市场经济中消除的社会冲突以及由这些冲突所导致的为有效率的市场所不能加以制止的有害后果的普遍存在性,有助于人们较为充分地意识到,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市场和谐论是不现实的,市场效率不是免费的午餐,只有以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方式来应对市场经济的不和谐甚至危机,才可能实现市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和谐。
注释:
①【美】e•曼斯菲尔德:《微观经济学:理论与运用》,郑琳华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26页。
②【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10月版,第18页。
③【美】j•斯蒂格勒:《价格理论》,施仁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83页。
④【美】f•l•普瑞尔:《东西方经济体制比较:研究指南》,钱伟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171-172页。
⑤r. h. coase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2, no. 4 (sep., 1992), pp. 713-719,p718。
⑥brennan,g.,and j.m.buchanan,1985,the reasons of rules.cambrie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3。
⑦[16][17][33][36][47]a. a. alchian, h. demsetz, the property rights paradigm,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33, no.1,(mar.1973), pp16-27、p16、pp19-22、p22。
⑧[27]张五常:《经济解释》,易宪容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版,第527、436页。
⑨⑩[11][18][20]【美】e•g•富鲁博顿、【德】r•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范式》,罗长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64、350、365、343页。
[12][2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6月版,第13、16-20页。
转贴于中国
[13]【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6月版,第20页;【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陈良璧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2月版,第18页;【英】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郭大力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10月版,第81页。
[14][21]【奥】c•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刘絜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100、97页。中国
[15][19][46][48][49][52]阿曼•阿尔钦:《产权经济学》,载于盛洪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68-80、68、69、68-69、79页。
[23][24][25][38][50][51]【美】h•德姆塞茨:《产权制度中的道德与效率》,载于【美】h•德姆塞茨:《所有权、控制与企业》,段毅才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26-351、346、337、338、336-337页。
[26]张五常:《佃农理论》,易宪容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8月版,第83页。
[28]steven n. s. cheung,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6, no. 1 (apr., 1983), pp. 1-21,p5。
[29]张五常:《共有产权》,载于张五常:《经济解释》,易宪容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版,第430页。
[30]r.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3,
oct.,1960, pp1-44。
[31]科斯:《科斯的评论》,载于张五常:《经济解释》,易宪容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版,第469页。
[32][39]steven n. s. cheung,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17, no. 1 (apr., 1974), pp. 53-71,p70、pp56-58。
[34]h. demsetz,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57, may, 1967, pp347-359.p354-359.;steven n. s. cheung,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17, no. 1 (apr., 1974), pp. 53-71,p64。
[35]h. demsetz,the exchange and enforcement of property righ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7, oct.,1964. pp11-26,p19-20。
[37]r. h. coase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 (oct., 1959), pp. 1-40,p27。
[40]d. c. north, 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4, jun.,1994, pp.359-368.:p366,p361;d. c. north:《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62-178页。
[41]b. r. weingast constitutions as governance structures: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secure market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转引自【美】e•g•富鲁博顿、【德】r•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范式》,罗长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44页。
[42]【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10月版,第141-149页。
[43]【法】巴师夏:《经济和谐》,载于季陶达:《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1963年9月版,第205-220页。
[44]【美】克拉克:《财富的分配》,陈福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2月版,第1-16页。
[45]【美】安德鲁•马斯-科莱尔等:《微观经济学》(下),刘文欣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737页。
参考文献:
[1]袁庆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界定理论述评[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8,(6).
[2]唐志军.《佃农理论》的一般性贡献[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9,(1).
责任编辑:武玲玲中国
责任校对:马 斌
conception of the market in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chen meiyan
abstract: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holds that market is an institution, which emerges as a method adopted by the society to resolve the conflicts in using scarce resources and has become a universal being because it can boost the social economy more efficiently than other ways, such as war. it also holds that the specifically delimited and stable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is a prerequisite for the efficient operation of the market, which is not an institution based on a universal harmony. these conceptions are profound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western orthodox mainstream economics. they reveal and remedy many defects or limitations in the latter and could help people to achieve a more complete, deeper and mor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market.
篇7
摘要: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是一种制度,是作为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冲突的一种方式而产生的,市场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是因为其能够比战争等其他方式更有助于促进社会经济效率。界定明晰而稳定的个人产权是使市场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市场不是一种以普遍和谐为基础的制度。新制度经济学这种市场观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有着深刻的差异。它揭示并弥补了后者的许多不足或局限性,有助于人们对市场形成更为完整深入科学的认识。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市场观
新制度经济学市场观,是指新制度经济学家对诸如市场是什么、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其有效的运行需要什么样产权制度前提、有什么经济社会代价等有关市场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和观点。新制度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的观点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有着深刻的分歧。他们的思想揭示并弥补了主流经济学市场观许多重要的局限性或不足,有助于人们对市场获得更为完整、深入、科学的认识。
一、市场是一种制度
“市场并不像它表面上所显示的那样,是一目了然的”。①西方不同流派的经济学者对“市场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看法并不一致。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市场是买卖双方自由进行商品和劳务交换的地方,是价格存在并受供求关系影响的地方。如马歇尔认为,“经济学家所说的市场,并不是指任何一个特定的货物交易场所,而是指地区的全部,在这个地区中,买主和卖主彼此之间的往来是如此自由,以至相同的商品的价格有迅速相等的趋势”。②斯蒂格勒也认为,“市场是一个区域,在其中一种商品的价格是趋于一致”。③普瑞尔指出,市场是“(1)买者和卖者碰面议定商品和劳务交换的过程,(2)价格存在的地方,(3)价格受到供求力影响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地区”、“区域”或“地方”,既包括有形确定的空间,也包括无形不确定的空间。④在逻辑上,价格的存在是由供求关系决定,是买卖双方在自由进行商品或劳务交易时必然伴生的现象。所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来说,买卖双方对商品或劳务进行自由交易的行为是“市场”的根本。只要存在着关于某种物品的自由交易,就意味着关于该物品的市场的存在。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对市场的看法与主流经济学有明显的不同。他们认为,主流经济学所说的自由交易只是在一个社会选择了市场这种制度时才会普遍存在和有效地进行的现象。科斯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意识到经济体系与法律体系之间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存在着私人法律,如果没有这样的法则和规定,交易就不可能迅速达成”。⑤布伦南和布坎南认为市场意味着一系列运作规则,“个人行为恰好是在这些规则之下在市场中产生的”。⑥所以,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看来,自由交易行为并不是市场的最为本质的东西,市场的最为本质的东西是使此种行为能够有效进行的具有特定的“法则和规定”的“法律体系”。正是从这种角度出发,他们把“市场”看作是一种“社会安排”或一种“制度”。如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指出,可以“把一个社会体系视为依靠技术、法规或习惯对稀缺资源使用导致的冲突的解决方案”,市场只是人类所曾采取的许多“解决方案”或“安排”中的一种⑦。张五常说,“市场本身是一种制度”,“像任何其他制度一样,市场被创造出来在其他约束条件下降低成本”。⑧富鲁博顿和瑞切特说,“市场最好理解成便于多方进行反复交易(与个体之间的零星交易相对应)的社会安排,‘市场’这个组织由一系列的制度规则(一种制度)和人构成,人们创造了这些规则并将它运用到特定的商品交易中去”。⑨这些制度“决定了每个潜在交易者的产权分配并对这些产权如何使用或转让作出了规定”,其目标是使“绝大多数潜在交易方有机会参与竞争”,⑩并“有效地组织交易”。[11]
总之,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市场是一种制度,是价格机制的存在和作用或人们所看到的买卖双方自由地确定交换物品的价格和数量的过程或行为,只是在社会选择了“市场”这种“制度”、“社会安排”或“法则和规定”的条件下才能成为普遍性存在的现象,不是“市场”本身,而是“市场”所力图促进的东西。
二、市场是一个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冲突的一种方式
由于主流经济学把市场归结为人们自由自愿的交换行为,所以,对他们来说,自由交换行为的发生,即意味着市场的产生。在主流经济学看来,导致交换行为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作为人类的“本然的性能的”“要求互相交换这个倾向”;[12]二是分工[13];三是“人类从事经济活动”所遵循的“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14]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观念中,无论是斯密说的交换倾向,还是门格尔所说的人类经济行为所遵循的“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还是“分工”,都不是由人们可识辨的外在于个人的人为的有形强制行为的结果,而是自然或基于个人理性而自发生成的。把交易行为的发生或市场的产生归因于这些自发性或自然生成的有关人性或经济的事实表明,在主流经济学里,市场被看作是基于个人理性自发生成的。
而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市场制度产生的根源在于经济资源稀缺性所必然导致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它是作为一个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这种利益冲突问题的一种方式而产生存在的。阿尔钦指出,经济资源的稀缺性“阻碍了每个个人达到完全心满意足的程度”,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一些人实现的一定程度的心满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下的生活状况为代价的”,因此社会成员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冲突”。“每个社会都必须解决它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解决(而不是消除)这一冲突的方式通称为竞争。因为,按照定义,既然没有办法消除竞争,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在于:为了解决利益冲突,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竞争形式。”[15]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人类为解决这种“利益冲突”而“作的安排包揽了人类经验的全部范围,包括战争、罢工、选举、宗教权威、法律仲裁、交换和投机。每一个社会都采用过这些方法。社会组织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它们所强调的解决与资源稀缺相联系的问题而采用的特定方法上”。[16]这里的“交换”是作为一种社会的“安排”,因此显然不是主要指行为,而是指人们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取得各自所需的但为他人拥有的财物的制度,即其所说的市场制度。
由于在历史上或在现实中,人类还常用许多非市场手段如战争、行政安排或法律仲裁等来解决经济利益冲突问题,所以他们强调,人们选择市场作为解决因资源稀缺问题所导致的利益冲突的一种社会制度或手段,并不是如主流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理所当然”的。在他们看来,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主要依靠市场来解决稀缺资源使用上的冲突。[17]自由交换要成为一种现实的普遍的行为,“需要法庭或政府的权力来加以补充”,[18]需要得到“以国家暴力或惩罚为后盾的行使法律的支持”,[19]因此,“没有政府的协助是不行的”。[20]
把市场看作是一个社会所采取用于解决其所面临的公共经济问题即由于稀缺资源使用而发生的利益冲突的“安排”、“方式”或“方案”,并强调它需要公共权力的“补充”表明,在新制度经济学派看来,市场不是基于个人理性自发生成的,而是一个社会的公共选择或集体选择的结果,因此是基于集体理性人为建构的,具有强制的性质。这一点在新制度主义所提出的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释中有着更为明显的体现。
三、市场是确保稀缺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实用的方法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对于主流经济学家来说,要对为什么市场会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解释,就需要对他们赖于解释的市场之所以产生的原因进行普遍存在性的证明。对于人类是否具有“要求相互交换这个倾向”,斯密本人和后来的经济学家都没有予以解释或证明,也是难以证明的[21]。分工的程度与市场范围是相互依赖的[22],所以人们根本就不可能独立于市场对其进行普遍存在性的证明。人类经济行为遵循“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只是经济人假设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西方经济学家至今都没能对该假设的普遍存在性进行严格的逻辑证明。所以,总的来说,在西方传统主流经济学里,还没有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给予合理的理论解释。
由于把市场看作是一个社会所选择的用于解决经济问题的制度安排的一种,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就从制度成本或交易成本比较的角度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提出了经济学的解释。他们认为,之所以是市场而不是“战争”等其他手段成了人类社会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上的冲突”的“主要依靠”,主要是因为总的来说,市场制度的运行成本较低,能确保较高的社会经济效率。
德姆塞茨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产权制度其实就是一组界定行为的原则,它规定了哪些竞争方式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哪些则不受鼓励、不被允许”。而具体规定“哪些竞争方式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哪些则不受鼓励、不被允许”与其各自的“效率”“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他说,“依靠暴力进行竞争一般不受称道,部分原因在于,如果容许使用暴力,就看不清这种竞争的前提,即无法估计其净收益了”。而在市场上“通过‘自愿’谈判进行的竞争”之所以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就是因为它“提供了权衡收益和成本的更合理的技术手段,同样还提供了排除造成净损失的手段”,[23]即“把人们愿意支付的货币作为计量手段,并且把造成可用货币计量的净损失的那种环境筛除出去”,这就使得它“要比通过暴力的‘非自愿’方式的竞争,更能为社会增加实际财富”。[24]德姆塞茨还认为,如果不经过市场协调就使用民主政治体制的集体决策或法庭裁定来决定资源的配置和使用,就无法得到通过自由市场交易所揭示的为确保经济的高效运行所需要的信息,这样“不管它们采用哪一种效率标准,都可能只是‘隔靴搔痒’,还很容易错判”,导致比市场更低的效率。总之,在他看来,“恰恰是由于要掌握这些关于效率的先决性条件过于困难,才使得通过自由市场交易以形成最佳定位的所有权及资源使用方式成为一种很实用的方法”。[25]
张五常指出,市场上的竞争“汇集了所有潜在所有者的知识——即可供选择的合约安排知识和资源使用的知识”,而“合约当事人之间的竞争”又“降低了执行合约的成本”,这样就“降低了寻找和追求最有价值的选择来签定合约把一种资源用于生产的成本”。[26]他还认为,市场价格是“唯一已知的几乎不导致或完全不导致租金消散的标准”,[27]所以在他看来,“一般来说,管理决策是不可能优于通过价格机制作出的决策。当价格信息引导从事的每一种活动时,发生错误的可能性必然减少”。[28]因此张五常认为,正是由于实施自由市场制度社会的交易成本一般低于取消自由市场制度的社会的交易成本,具有更高的经济生产力,才使得市场能广泛地拓展到原来排斥市场的国家。[29]
很明显,德姆塞茨和张五常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释角度有所不同。前者直接从市场更能促进经济效率或生产力的角度来解释,而后者则是从市场更能节省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解释。但对于新制度经济学来说,所有的经济制度安排“都需要一定的成本”,[30]“经济制度的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易成本的高低”[31]。这表明,他们二者的解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以市场能比其他制度或手段更能有效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为根据来解释市场的普遍存在性。这种解释也进一步地表明了,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市场的集体理性和集体选择的基础。转贴于 四、界定明晰而稳定的个人产权是使市场有效运行的一个前提条件
市场运行是买卖双方的自由交易过程,也是物品价格的形成和决定的过程。价格形成和决定的理论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市场运行的理论。从该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主流经济学家把任何经济物品或劳务的价格描绘成了只是由那些与其产权制度安排无关的诸如偏好、生产技术和社会经济资源结构等客观因素决定的函数,因此,完全忽略了产权安排市场运行效率的影响。另外,在该理论里,“交易成本被假定为不存在”。[32]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成本为零时,产权界定不会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不会影响市场运行的效率。这表明,主流经济学蕴涵着产权与市场运行效率是不相关的市场观。
对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来说,交易成本大于零是最基本的假设之一,科斯第二定理是该经济理论的最为核心的命题。它认为,在该假设条件下,产权界定会通过影响市场交易成本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所以,产权制度与市场运行效率的关系是该学派经济学家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根据经济人假设,他们认为,“一切私人所有者都有强烈的动力以最有价值的方式使用其产权”,[33]而个人产权即个人对自己所有的物品的排他性的占有使用权、收益权和自由的转让权等的任何弱化,如产权界定不明晰、受限制或无法获得有效的保护,都会导致交易成本的提高[34]和市场价格信息质量的下降,[35]从而使得以市场出清价格的交换不能实现,影响资源配置效率。[36]所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37]。要确保市场的有效运行,“产权界定必须首先高度稳定”,[38]“要求不存在对合约条件的法律管制,而且要求不存在对合约选择的限制”,以确保每一个人即“可以自己将物品或资源用于他认为是最有价值的用途,也可以与其他人进行合约安排达到这种用途”。[39]由于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产权的界定和保护要靠国家,对它的侵犯或弱化也主要是来自国家。所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政府对尊重私有产权给以可信的承诺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40]严格限制政府剥夺财富的能力的可靠政治基础是繁荣的市场所必备的。[41]
五、市场不是一种以普遍和谐为基础的制度
为给市场经济提供意识形态上的支持,从亚当斯密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除了宣扬社会利益会因为个人的自由的自私自利行为得到有效促进的“无形之手”原理之外,他们还不断地提出各种不同的学说或定理来证明,在市场经济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普遍和谐。如萨伊定律宣扬人与人之间的利害是休戚与共的;[42]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则更是把市场经济描绘成一个能让每一个人“凭自愿对它作出贡献,而获得的则超过他的贡献,并且总是增加着他的满足”的“高尚”、“平等”、“自由”、“公平”和“同个人独立完全协调”的“美丽组织”;[43]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把自由市场经济描述成为没有剥削的正义的世界。[44]在目前,许多主流经济学家都把介绍阿罗和德布鲁等所证明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作为微观经济学教材的一个重要内容,以此来宣扬任何一个人的福利都不可能因竞争性市场的存在而变得更差的观点。[45]
新制度经济学家明确反对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这种和谐论。在他们看来,市场并不是一种以普遍和谐为基础的制度。这不仅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利益冲突是市场产生和存在的根源,而且还在于他们认为:
1. 市场并不能消除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不可消除的利益冲突,任何交换都必然包含着冲突或竞争的方面。阿尔钦说,由于资源“稀缺”这一“约束的存在”,“每个人”都不可能“达到完全心满意足的程度”,[46]而且,由于“同一资源不能同时用来满足竞争性的需求”,[47]“一些人实现的一定程度的心满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的生活状况为代价的”,因此,在每个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都“必然地”是“没有办法消除”的。“市场”是“解决而不是消除这一冲突的方式”。在市场制度下,“交换行为是一种手段,借助于这种手段,买者就能够为了从卖者那里获得商品而同别的买者展开竞争”。[48]因此,市场交换固然可能因为它是每个买者和卖者借以达到更理想境况的手段而具有协作行为的性质,但它具有竞争行为的性质也是显然的。所以,阿尔钦认为,经济学家不应该只把交换当作协作行为来考察,忽视它的“竞争方面”。[49]
2. 市场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市场行为中受惠。德姆塞茨指出,“既然我们讲使用资源就会发生冲突,有关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说‘自由市场总会使每个参加者受惠,也能使社会效用实现最大化’就不正确了”。因为“市场在权衡比较得益和受损时,是把人们愿意支付的货币作为计量尺度,并且把造成可用货币计量的净损失的那种环境筛除出去。自由市场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他举例说,“当新产品进入市场时,自由市场在运作中承载的那些有害效果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不管一种新产品能给其消费者带来多大的益处,人们购买了这种产品,则被它取代的、原有产品的生产者就受到损害。”所以,他强调指出,认为“自由市场制度总会使每个参加者受惠”或认为 “每个人都能从市场行为中受惠的观念”,是出于“对市场功能和运营”的“完全错误”的“解释”,是“不正确”的,“必须摒弃”[50]。
3. 不能防止有害的效果,是市场具有强大力量的原因之一。德姆塞茨认为,“既然我们讲使用资源就常会发生冲突,有关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哪种制度真能防止有害后果,就像以普遍和谐为基础的那样,那么也会因其无法容忍的非实用性(即没有效率),而很快就让位于其他制度安排。”自由市场“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正是该制度具有强大力量的原因之一”。[51]阿尔钦认为,“一切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没有哪个完美无缺的标准是有效的”。“市场”的这种“不完美”或“缺陷”是人们要获得它的“更大优点”所必须承受的“代价”。[52]
从其反对市场和谐论的最后一个理由中可以看出,新制度经济学反对市场和谐论,揭示市场的不和谐性,特别是揭示它不能制止有害效果的特点,其目的不是为了反对自由市场制度,而是为了反对那些一看到市场有缺陷就认为应该用政府来取代市场的干预主义。从这一角度讲,它的目的其实和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和谐论一样,都是为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辩护的。
六、结语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制度主义市场观与主流经济学的市场观有深刻的差异。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新制度主义市场观是一种新的市场观。在笔者看来,无论从推进人们对市场的认识来说,还是从现在还没有建立起能够确保经济持续有效运行的稳定均衡制度的社会来说,这种新市场观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综合起来,它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意义:其一,它强调市场存在的制度基础,有助于人们认识到,自由交易并不像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所暗示的那样是仅仅依赖个人理性就可以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的行为,它需要某种特定经济制度的支持,好的市场(sound market)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完全自发的秩序,它包含并体现着某种人为的秩序,它需要建构理性主义的努力。其二,它指出市场作为一个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冲突的一种方式这一性质,有助于人们认识到,一个社会选择市场,首先并不是由于市场拥有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那些美好的性质,而是因为该社会存在着需靠它来解决的由于资源稀缺所导致的无法消除的使用冲突。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以自由交易的方式来获得自己所需要——但为他人所拥有的物品的市场行为,首先并不是如正统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是一种个人自发的行为,而是一种社会强制的行为。其三,它较为深刻地阐明了市场在确保经济的普遍效率方面所具有的为其他任何社会制度或手段所不可替代的优势之所在,弥补了主流经济学的不足,有助于人们更为充分地认识到在现实社会经济条件下选择市场经济制度的经济合理性和必然性。其四,它对产权制度与市场运行效率所具有的影响的揭示,有助于政府认识到明晰而稳定的个人产权制度对确保市场运行效率的重要性,意识到滥用国家权力——这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唯一能够合法地对个人产权进行侵犯的权力——对经济的可能的危害性。其五,它较为客观地揭示了那些不可能在市场经济中消除的社会冲突以及由这些冲突所导致的为有效率的市场所不能加以制止的有害后果的普遍存在性,有助于人们较为充分地意识到,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市场和谐论是不现实的,市场效率不是免费的午餐,只有以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方式来应对市场经济的不和谐甚至危机,才可能实现市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和谐。
注释:
①【美】E曼斯菲尔德:《微观经济学:理论与运用》,郑琳华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26页。
②【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10月版,第18页。
③【美】J斯蒂格勒:《价格理论》,施仁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83页。
④【美】FL普瑞尔:《东西方经济体制比较:研究指南》,钱伟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171-172页。
⑤R. H. Coase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2, No. 4 (Sep., 1992), pp. 713-719,P718。
⑥Brennan,G.,and J.M.Buchanan,1985,The Reasons of Rules.Cambrie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3。
⑦[16][17][33][36][47]A. A. Alchian, H. Demsetz, The Property Rights Paradigm,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33, No.1,(Mar.1973), pp16-27、P16、pp19-22、P22。
⑧[27]张五常:《经济解释》,易宪容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版,第527、436页。
⑨⑩[11][18][20]【美】EG富鲁博顿、【德】R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范式》,罗长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64、350、365、343页。
[12][2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6月版,第13、16-20页。
[13]【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6月版,第20页;【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陈良璧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2月版,第18页;【英】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郭大力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10月版,第81页。
[14][21]【奥】C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刘絜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100、97页。
[15][19][46][48][49][52]阿曼阿尔钦:《产权经济学》,载于盛洪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68-80、68、69、68-69、79页。
[23][24][25][38][50][51]【美】H德姆塞茨:《产权制度中的道德与效率》,载于【美】H德姆塞茨:《所有权、控制与企业》,段毅才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26-351、346、337、338、336-337页。
[26]张五常:《佃农理论》,易宪容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8月版,第83页。
[28]Steven N. S. Cheung,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6, No. 1 (Apr., 1983), pp. 1-21,P5。
[29]张五常:《共有产权》,载于张五常:《经济解释》,易宪容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版,第430页。
[30]R.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3,
Oct.,1960, pp1-44。
[31]科斯:《科斯的评论》,载于张五常:《经济解释》,易宪容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版,第469页。
[32][39]Steven N. S. Cheung,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17, No. 1 (Apr., 1974), pp. 53-71,P70、pp56-58。
[34]H. Demsetz,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57, May, 1967, pp347-359.P354-359.;Steven N. S. Cheung,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17, No. 1 (Apr., 1974), pp. 53-71,P64。
[35]H. Demsetz,The Exchange and Enforcement of Property Righ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7, Oct.,1964. pp11-26,P19-20。
[37]R. H. Coase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 (Oct., 1959), pp. 1-40,P27。
[40]D. C. North, 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4, Jun.,1994, pp.359-368.:P366,P361;D. C. North:《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62-178页。
[41]B. R. WEingast Constitutions as Governance Structures: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Secure Market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转引自【美】EG富鲁博顿、【德】R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范式》,罗长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44页。
[42]【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10月版,第141-149页。
[43]【法】巴师夏:《经济和谐》,载于季陶达:《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1963年9月版,第205-220页。
[44]【美】克拉克:《财富的分配》,陈福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2月版,第1-16页。
[45]【美】安德鲁马斯-科莱尔等:《微观经济学》(下),刘文欣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737页。
参考文献
篇8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收入分配;垄断;超额利润
一、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差距的新制度经济学解释及治理措施
(一)从外部性理论来看收入分配差距。新制度经济学用产权观点来阐述外部性问题,认为两类情况会导致外部性的出现:一是产权界定不清。如果产权界定足够清楚且不存在交易费用,这类外部性就可经由双方谈判来解决;二是法律禁止交易双方自愿谈判。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使用奴隶劳动制度。在使用奴隶劳动的社会,由于法律禁止了奴隶的谈判自由,奴隶的劳动报酬只能满足其最低生活需要,使用奴隶的企业并没有承担奴隶劳动的全部成本。这种外部性导致奴隶与企业主在收入上有更大的差距。如果法律允许双方自由谈判,外部成本就成为企业生产成本的一部分,外部性内部化了。现代企业用工过程包括人员招聘、谈判、签约、培训、上岗几个阶段,在签约前,一般遵循的是自愿原则,劳资双方可以就工作时间、岗位、报酬进行自由协商。但劳动者一旦进入企业成为签约员工,这种自愿协商的原则将被行政命令原则所取代,双方转变为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员工的自由谈判权不复存在。资方为其自身的利益考虑,凭借其特权把一些损害强加于员工方面,而这种强加的做法不会违背法律的规定和先前的协议。这一过程中外部性就产生了,员工没有得到劳动的全部报酬,企业也没有付出劳动的全部成本。因此,法律上对企业员工自由谈判权的禁止性规定,是企业内不同层次从业者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从不完全契约理论看收入分配差距。新制度经济学把交易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而交易本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不完全契约理论认为,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要在签约时预测和描述到所有的可能状况并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是不可能的,契约中总会留下未被指派的权利和未被列明的事项,这样的契约就是不完全契约。劳动合同本质上是一种不完全契约,劳资双方在剩余权利上存在严重的不对称。员工只享有有限的特定权利,而资方几乎享有全部剩余权利。这为资方合法占有剩余收入的行为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和可能性。而剩余收入来源于企业员工的劳动,剩余收入分配的不均衡意味着员工劳动与收入的背离,员工与资方收入分配必然出现较大差异。企业经营的越成功,剩余收入越多,两者之间差距就越大。
(三)从间接定价理论看收入分配差距。间接定价理论认为企业的功能在于节约交易中的直接定价成本(即市场交易成本)。市场直接定价由于以下几个原因而变得成本高昂:交易数量过大;消费者对产品的每一组成部分缺乏详细信息;分解要素投入者贡献的困难。这意味着,通过人的专业考核来取代消费者对要素所有者的每一项活动或贡献的直接定价会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率。这一结果导致企业的出现,此时人成为企业的真正所有者和控制者。由于人的资本和劳动投入实际上没有进行市场交易,不能进行直接定价,因此,就通过人所拥有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进而实际所取得的剩余收入作为其投入和产出的间接价格。从间接定价理论所揭示的企业定价过程看,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人的出现。人一方面为取得投入要素的使用权而与其它要素所有者讨价还价,另一方面就整个产品与消费者讨价还价。人本身的要素投入定价则取决于产品定价与其他要素定价之间的差额,这就是企业的剩余收入。如果在这里将要素投入仅仅看作是劳动要素,那么在现代企业中,人与员工的收入分配的差距不借助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同样可以实现。换言之,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不仅仅限于私营企业,如果在国营和集体企业中存在所谓的“企业家或者中心人”,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同样可以存在。
(四)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治理措施与经济效率。现代企业中,由于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契约的不完全或间接定价方式的存在,企业实际控制方能够取得相对于其他各方的占优权利,其内容包括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凭借这些占优权利,实际控制方可以在劳动成果的分配中取得更多的份额,由此形成企业分配中差距过大的问题。因此,减轻问题最主要的措施应该是限制或减少控制方的占优权利,并让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在组成企业的各方之间均衡分配。具体存在多种解决方式,如,加强工会的力量,提高员工集体谈判能力,可有效减少外部性效应;对《劳动合同法》的条款进行修订,加强对员工权利的保障,并在具体签约中进一步明确关于特定权利的规定,以减少甚至消除资方所享有的剩余权利;通过国家立法,对剩余权利在企业各方之间进行强制性分配,尽量使剩余权利更为均衡和明确。
以上措施,如果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是完全能够做到的,但现实中却是另一番景象,剩余权利广泛存在于各类企业组织中,很多企业甚至有意强化剩余权利的非对称分配。如,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企业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突出剩余权利的地位,并将剩余权利由企业各方分享转移至企业特定一方或少数几方所独享。这一转变方式中所蕴含的是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即消除收入差距与提高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转二、由垄断所造成的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及治理措施
(一)超额利润来源于不完全的市场竞争结构。在经济学中,利润这个概念的含义是,企业的销售收入与企业的生产费用两者之间的差额。其中生产费用包括工资、利息、租金及折旧,如果两者相等,称企业获得正常利润,因为在生产费用中已经包含了生产要素的正常回报,如果存在差额,则称作超额利润。经济学上的利润与会计核算上的利润不是一个概念。根据微观经济学的市场结构理论,在完全竞争市场,不可能存在超额利润,企业只能获得正常利润。而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由于信息的不充分,或者技术以及人为设置的进入障碍等,企业则可以获得超过正常利润的收益,即超额利润。
一种传统观点认为,超额利润是对企业家才能的一种回报。企业家在经营中不断寻找市场机会并降低生产成本,从而获得超出一般水平的利润。企业家的才能和作用的确不能忽视,但超额利润的出现,归根结底来自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各种形式的垄断、高额的交易成本、消费者信息的缺乏等等,没有一个因素是企业家才能的结果,恰恰相反,它们是企业家才能得以实现的前提。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超额利润是企业家主动承担高风险的回报。不能否认,在很多领域先进入者要承担较大的失败风险,因此获得一段时间的超额利润正是对风险的补偿,那就再正常不过了。但是从长期平均来看,成功与失败的几率必然相互抵消,超额利润是不可能存在的。在所谓的高风险领域,持续的超额利润的存在必然是某种垄断因素造成的。
从更深层面来分析,企业超额利润的存在是企业财产所有权垄断的必然结果,这类似土地所有者获取的绝对地租。任何企业都或多或少存在专用性资产,比如专利技术、专用设备、专用人力资本等,这些资产在市场交易中存在经济租金,其转化形式就是超额利润。可以将企业财产所有权分为财产控制权与财产收益权,如果将其中的收益权看作控制权的延伸,则经济租金自然归属于企业;但如果将财产控制权与财产收益权视为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权利,而财产的收益并不单纯取决于企业的财产控制权,更取决于市场结构的特征,经济租金也就不必然归企业所有。
综上分析,从长期来看,企业超额利润是市场的不完善造成的。而市场的不完善或缺陷,主要表现为垄断,正是垄断所产生的高额利润导致了行业间巨大的收入差距。这一结论表明:一方面,通过完善市场降低企业的垄断程度,从而造成企业利润的下降,是无可厚非的;另一方面,对企业超额利润的直接削减具有某种正当性与可能性,因为超额利润来源于企业无法控制的众多因素。因此,根治分配差距的首要措施就是打破垄断,构建自由竞争的社会环境。如果暂时无法打破垄断,也可以采取相应政策削减垄断者的收入。征收超额利润所得税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政策。
(二)超额利润所得税的正当性证明。超额利润所得税是指对企业超出正常利润以外的部分征收的所得税。对于超额利润所得税,可能存在两种反对意见:一是认为是对企业财产权的侵犯;二是认为会抑制企业对利润的追求,从而降低生产效率。
反驳第一种意见的理由是,如果将收益权认为是一种附条件的所有权,则超额利润所得税只是将原本不属于企业的一部分收入依法拿走而已。产权经济学认为财产权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使市场参与者对未来形成稳定合理的预期,从而激发有效率的经济行为。侵犯财产权的主要表现就是破坏产权的稳定,使得人们无法形成合理预期。而超额利润所得税则不会对财产权的稳定带来损害,在法律上明确的界定后,企业对未来的所得是可以清楚预测的。因此,超额利润所得税既不是对财产权的直接侵犯,也不会间接损害财产权的稳定性。
篇9
Abstract:This article main analysis harmonious society and economic system's relations, have proven any economic system are one kind of balanced, one harmonious argument, the discussion harmonious society promotes the market economy operating efficiency, had indicated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must be able to move effectively in the harmonious social basis. Simultaneously also proposed, the market, the government, the culture constituted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pecial connotation together, constituted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resources deployment effective measure.
关键词:和谐社会 经济制度 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效率
Key word: Harmonious society Economic system Resources deployment Market economy efficiency
作者简介:龙云安,男,经济学博士,国际职业培训师,2006年度评为亚洲十大培训师、中国教育培训十大领军人物。主要研究领域:世界经济、跨文化管理、跨国公司、市场营销、战略管理、国际企业管理等。曾在著名跨国公司NPM公司和BACTEL公司共职;现兼全国100余家管理顾问公司的高级培训师、顾问。著有《新营销原理与实务》、《声誉管理》、《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研究》,参与编写了《世界经济大词典》等。
市场经济运行需要具备基本的制度条件和社会条件,通常所说的自由、平等、所有权,只是制度层面的规定性,然而只有制度保障还远远不够,要保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还必须具备非制度层面的社会条件,那就是在信用基础上由诚信、道德伦理所构筑的和谐社会,人与人之间、人与客观事物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相容共生、和谐相处,这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根本保障。没有和谐的社会,就没有健康的经济制度。
一、和谐社会与经济制度的关系
和谐社会是指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的社会。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是一种平衡,一种和谐。所谓制度变迁就是一种旧的平衡被打破,建立一种新的平衡,新的和谐。在制度变迁过程中,通常会出现实质性的制度变迁,如体制、法规等和非制度变迁,如伦理道德、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一般来讲,任何一种制度形态都会形成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伦理,如新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社会伦理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卢梭在自然法理论中所描述的自然状态实际上就是一种自然和谐。卢梭从人性本善的观点出发,把自然状态描述成天堂般的人间仙景。自然人按其本能无忧无虑地生活,他们的理性尚未发展,也不存在野心、贪婪心、嫉妒心、虚荣心等等,在自然状态下,社会是平等的、和谐的。
然而,“自从一个人需要另一个人的帮助的时候,自从人们觉察到一个人据有两个人食粮的好处的时候起,平等就消失了,广大的森林就变成乐须用人的血汗来灌溉的欣欣向荣的田野;不久便看到奴役和贫困伴随着农作物在田野中萌芽和生长。”([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P121)社会产生了私有和私有制,自然状态下的和谐消失了,新的政治和谐和经济和谐产生了。
实际上,卢梭的自然和谐只能是在特殊社会和制度下的和谐。大卫-休穆宣称人性论是“一切科学唯一稳固的基础”(《人性论》引言),他认为“自私”和“贪婪”是人的本性,只要人们追求私利不威胁公益就不必加以限制。把私人利益的追求限制在对私人占有不构成威胁的范围内,社会也将达到自然和谐。
社会和谐是相对的,经济制度一方面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手段,另一方面又会产生新的不和谐,因为,经济制度是历史的产物,具有许多历史的局限性,甚至错误信号,必然产生制度缺陷。所以说,人类追求和谐社会,就是最大限度地消除不和谐的因素,完善制度安排,实现社会和谐。
二、和谐社会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
实际上,和谐社会提出的是一种社会秩序,反映着特定制度下的生产关系,反映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存在有序、相容共生。资源配置就是在这种特殊的生产关系下实现的。尽管任何经济制度,本身也是一种平衡、一种和谐,但和谐的程度和内容是不同的,因此,资源配置的方式也就不同。一般来讲,公平合理的社会和谐才会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
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完全改变了资源配置的方式,市场机制成了首要的配置手段,人为的主观意志在资源配置过程中降为次要,完全靠斯密先生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来配置资源,然而,由于市场主体的先天差异性,市场机制的“非人性化”,决定了市场机制下的不公平,和资源配置的不合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完全有别于历史的经济制度,从根本上消除了奴隶制的残酷、封建制的偏见、资本主义的市场狭隘,为自由、全面、和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第一次把社会资源的配置纳入公正与合理的轨道。市场机制既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同时,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府对市场机制修缺补漏,也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手段之一。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没有阶级的偏见。中国传统文化 “平衡和谐,人己关系,天人合一”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人文精神。“中和位育”作为儒家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取向。其中“位”即秩序,“育”即进步。位者,安其所;育者,遂其生。“中和”的观念在文化上表现为宽容与共享,要求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多元共生。所以说,市场、政府、文化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内涵,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有着其他社会制度不曾拥有的和谐根基。在这种经济制度下的社会和谐,才是人类追求的美好和谐,按照社会主义和谐经济制度配置资源,才是人类最合理和最优的资源配置模式,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最优”。
今天,我们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就是把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之中,形成合理、和谐的经济制度,从而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
三、和谐社会使市场经济更有效率
市场经济本身追求效率,但由于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着缺陷和市场机制失效,使市场经济制度失去了原有的平衡与和谐,从而降低了市场经济的效率。所以,构建和谐社会,就是消除市场经济中不合理、不和谐因素,使市场经济制度趋于完美,从而提高市场经济效率。
然而,古典经济学把市场奉为圣经,休穆先生的“人性”只能在市场上得以充分发挥,斯密先生“看不见的手”也是在市场上显示作用,李嘉图视市场为上帝,整个古典经济学都是那么崇拜市场,不关心市场带来的负面后果。其实,在现实中,市场是不完备的。因为,市场无法消除规模经济所带来的分配不公;保险机制也无法消除市场不确定性,由此而出现市场失败者,并因此而陷入困境,波及家庭和个人;市场无法消除外部不经济性,破坏他人和社会,如环境污染。这些市场经济的缺陷,就是社会和谐的威胁因素, 当然,不能否认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也不否认市场机制下的效率,但它给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确实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
市场经济的效率来源于社会和谐与合理的资源配置,构建中国和谐社会,就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消除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人与社会之间协调相融,人与自然之间多元共生,在和谐关系下,生产、交换、消费、分配得以合理有效。资源配置合理,利益分配公平,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
参考文献:
论社会信用,大卫-休穆,商务印书馆,陈玮译1997
休穆对社会市民的系统认识,[日]大野精三郎,胡企林译1982
经济学说史,陈孟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篇10
[论文摘要]科斯定理以交易费用为切入点,把产权效率性作为核心,区分交易成本为零和交易成本为正两种情形,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假定和引申。科斯定理分析问题的工具和思维方式,给我们进行国企产权改革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科斯定理首先发端于科斯1959年的《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科斯定理”这个词是由芝加哥大学著名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勒在1966年出版的《价格论》中首次提出和使用的。尽管,定理是以科斯的名字命名,并且在1960年《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对科斯定理的基本内涵也进行了阐发,但由于科斯本人对此没有直接具体地加以精确表述,学术界出现了多个表述版本。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因此有待于在理论上进行澄清和梳理。
一、科斯定理的理论基础
交易费用是科斯定理分析问题的切入点,同时也是整个科斯定理的前提和出发点,因此表述科斯定理必须首先对交易费用理论进行阐释。所谓交易费用,通俗地说就是交易过程中所花费的成本或代价。用科斯的话来讲:“是经济制度操作的成本,有别于生产成本,产权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相当于物理学中的‘摩擦’”。科斯指出交易费用至少包含以下两个内容:(1)发现贴切的价格费用,就是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的费用。(2)谈判与签订契约的成本,科斯认为企业的建立及企业间关系的形成,也不是无代价的。
交易费用的提出首先打破了古典微观经济学对自由价格配置资源最优的理想化设计,由此对经济效率的考察在传统的单一价格机制分析中加入了一个新的参数,即企业制度。因为有企业与没有企业的交易费用不一样,所以效率的高低除了自由价格配置的缘故,还受企业组织作用的影响。而且科斯的基本倾向是企业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具体地讲,交易费用有两个层次的外延定位:一是指给定的没有企业参与时市场交易活动过程中的交易费用,我们可称为交易费用Ⅰ;二是指有给定企业制度参与下的市场交易费用,我们可称为交易费用Ⅱ。企业经济效率等于交易费用Ⅰ减去交易费用Ⅱ的余额。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其实是告诉人们在一般情况下,交易费用Ⅰ会大于交易费用Ⅱ,所以企业参与市场交易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再进一步讲,经济效率取决于企业制度交易费用,也就是说企业制度是决定经济效率的重要因素,这主要是同它对交易费用的影响能力有关:企业制度降低交易费用作用多,经济效率就高;反之,则较低。
交易费用理论通过比较不同制度或合约的方法加以确定各自交易费用之间的差异,其提出的真正价值在于让人们重视从这样一种角度出发去研究效率问题,从而为科斯定理的提出提供了前提和分析工具,并不在于具体回答每次交易中的实际交易费用究竟是多少,所以那种对交易费用进行绝对定量研究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二、科斯定理的理论内涵
在交易费用理论的基础上,科斯提出科斯定理的基本内涵。当然,这是在严格的逻辑基础上一步步推演出来的。如果交易费用为零,那么,定义清晰的产权关系的自愿交易,就是资源有效性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假定交易费用为零(或交易费用很低)时,只要产权被明晰地界定,那么无论产权被界定给谁都无所谓,各方都会达至同一个最优效率的决策,或产值的最大化。这是对科斯定理的最基本的表述。这种表述至少包含三层意思:第一,科斯在研究通过市场调整合法权利的问题时,强调“这种调整只有通过市场进行,才会导致产值的增加”。在假定交易的费用很小或为零的情况下,外部性完全可以通过损害双方的交易渠道最有效地解决,政府干预不一定是最优的结果。第二,权利必须得到界定,才有可能进行交换,这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因为没有这种权利的初始界定,就不存在权利转让或重新组合的市场交易”,市场不可能就外部性问题达成最有效的解决办法。第三,在交易费用为零的假定下,权利的初始界定并不影响福利最大化或产值最大化这一最终结果,不论是谁应对造成的损失负责,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最优的权利配置。
当然,科斯没有仅仅停留在“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上,实际经济活动中,在市场价值机制下的交易费用也不可能为零。交易不可能无摩擦,而摩擦的主要原因又在于财产权利关系往往是不清晰的。科斯认为,人们对交易费用为零的实际现状,进而对价格机制运转的摩擦和产权结构的混乱绝不是无所作为的。相反,正因为状况如此,人们在怎样的法律规定的权利结构下进行交易,对交易费用有极大的影响,进而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具有巨大作用。因此,交易是有成本的,不同的制度下,交易的费用不同,进而对资源配置的效率有不同影响,所以,为了优化资源配置,制度的选择是必要的。只要交易费用不为零,就可以利用明确界定的产权之间的自愿交换来达到配置的最佳效率,从而克服“外部效应”,而无需抛弃市场机制。其原因在于,只要产权上明确地界定,交易各方就力求降低交易费用,使资源使用到产出最大、成本最小的地方,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也就涉及到了科斯定理的另外一种表述:当交易费用为正(较大)时,制度或合约的安排,决定性地影响交易费用的高低,因此如果找到能够有效地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或合约安排,就能够提高效率。
其实,上面两种表述都是有意义的,它们从两个不同方面分别反映出了科斯定理在理论假定和理论引申上的思想。但是,这两种表述都不够全面,都没有触及科斯定理的实质内涵。笔者认为,正确的科斯定理定义,不但应跳出交易费用为零时的阐释,也应脱离交易费用为正时的具体表述,要把这两者串联到共同的价值实质:充分发挥产权制度的效率性功能,达到产权效率支配状态最优。因此,对于科斯定理我们可以尝试这样的表述:追求制度的交易费用最小和配置效率最大目标的一个比较方法和评价体系。
再回到具体阐释上来,正是科斯定理的这种实质内涵将产权与资源配置有效性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把法律、产权、交易费用等范畴引入扩展到资源配置有效性分析之中。科斯认为,在既定的产权结构下,人们可采取三种不同的制度安排达到同样的效果。一是企业制度,即对生产要素的直接支配,这要支付管理交易费用,但一般比市场机制的成本低。二是市场制度,即运用价格机制。它所需付出的是买卖交易成本,如果这里费用低于用企业制度解决冲突的管理费用则市场制度更有效。三是政府直接管制,即政府颁布法令,规定人们必须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政府是一个“超级企业”,它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解决外在性问题,但由于缺乏竞争,政府的管理成本有时也是相当高的。
那么,社会究竟采取哪种制度安排最佳呢?最重要的依据在于产权的清晰程度。第一,如果冲突发生在不同所有者之间,交易费用又不为零,那么运用市场机制实行联系、协调,交易费用不会很高,则市 场制度使资源配置趋于有效。第二,如果权利界区不明确,采取市场制度的交易费用很高,那么,对制度设计和实施的方法与方式,也有必要作出选择。第三,关于既定的产权制度要不要变革、怎样变革的选择。从总体规律上看,产权制度总是不断演变的。但在这种演变中人们必须面对的是:现存制度虽然是不合理的,然而,建立新制度的成本无穷大,或新制度的建立所带来的收益低于其成本,那么,这种产权制度的变革是没有必要的。
科斯定理的意义在于,通过交易费用及其意义的强调,把制度和产权因素纳入经济分析,由此定理可以推理:既然交易费用是一个不为零的正数,并且为数甚巨,还影响产出和资源配置。那么,它也是节约的对象——产权制度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要实现这一节约,这就是制度的效率性质,同时也说明产权不只是仅仅具有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作用,并由此得出产权制度存在的理由、制度选择的标准和制度演进创新的经济性动因。
三、对我国产权改革的现实启示
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取决于合理有效的社会制度的安排,而有效的产权制度是合理有效的社会制度的基础。科斯定理,以其分析问题的新方法和新视角,以及对交易费用、产权制度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强调,为我国产权理论与实践的丰富和完善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众所周知,国有企业是克服公用物品私人垄断外部性,降低公用物品交易费用的产物。按照科斯交易费用理论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把国有企业的交易费用区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没有国有企业参与时的交易费用。这种交易费用是社会忍受公用物品私人垄断外部性,私人垄断占有大多数人利益的费用;一个是有国有企业参与时的交易费用。这种交易费用虽然消除了公用物品私人垄断的外部性,但不得不把由于权责利模糊而产生的“偷懒”、“搭便车”、化私为公等费用包含进来。这两种层次的交易费用可以用交易费用Ⅰ和交易费用Ⅱ来代表。国企的经济效率等于交易费用Ⅰ与交易费用Ⅱ之差。因此只有当交易费用Ⅱ小于交易费用Ⅰ时,国企产权的界定状态才是合理的。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可以分两个方面对国企产权进行界定。
首先是对交易费用Ⅰ进行界定。交易费用Ⅰ中不同的领域,由于其行业性质和产品性质的不同,需要作出明确的各自范围界定,并与一定的产权制度相对应。反过来讲,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中,尽管国有企业有存在的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都采取同一的产权制度模式。对于非竞争领域提供公益产品和具有自然垄断行业性质的国有企业,应采取国有独资公司的模式;对于处于限制竞争领域能较大程度制约国民经济的具有主导性质的国有企业,应采取国家绝对或相对控股的有限公司或股份公司的模式,并允许部分产权交易变更;对于那些处于竞争性领域的不具主导性质的国有企业,应采取国家参股的有限公司或股份公司的模式,不一定非要控股,其产权可以完全通过市场进行交易。至于界定途径选择的问题,按照科斯的观点,最基本方式应该是立法(当然是有效的立法,坏的立法只能加重交易费用)。当市场交易费用非常高时,立法的根本目标就在于改造原有法律确定财产权结构,使交易费用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