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2 10:58:44

微观经济

微观经济范文篇1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和用途

谈到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缺陷,实际上就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能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学到什么。

要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明白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教给我们什么,还要明白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在什么范围内可以是正确的。搞清了这些问题,就等于搞清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和用途。

中国的经济学人常常是急功近利的,许多人都想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找到有关最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结论。由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都是外国人阐发的,这样一种追求等于认定,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教给了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最优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可是在实际上,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告诉我们这样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我在《混乱的经济学》一书中已经详尽地说明,这样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是不存在的(左大培,2002,特别是第五章和第二章)。而精通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大师们自己也清楚,他们的理论绝不能论证诸如“在任何地方都应当实行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之类的“政策指南”的正确性,因为微观经济学的标准教科书都承认,在存在着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的地方,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很可能是低效率的。

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也不能告诉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普遍适用的“经济规律”。恰恰是当代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本身的分析说明了它的每一条理论原理的局限性,说明了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理论,因为当代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每一条原理都是在一系列严格界定的前提下论证出来的。谁都知道,“价格上升供给就会增加”之类的规律,只有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才能成立。萨缪尔逊曾经说,经济学中真正到处都成立的是比较优势规律。可是英国在18世纪的棉布贸易问题上就没有遵循比较优势规律——按照这个规律,英国本来不应当生产棉布,而应当从印度进口棉布。违反了这个规律的英国不但发动了产业革命,而且上升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左大培,2002,第七章)。

那么,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到底在什么范围内还可以是正确的?回答是:到处都正确,又到处都不正确。

这里的关键在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向我们提供的任何可靠的东西,都只不过是一些“模型”,是在这些模型内部存在的必然的条件联系。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用这些模型告诉我们,在哪一套假设的前提(“条件”)下,会出现什么样的经济后果,这些经济后果都是人的经济行为的产物。条件与经济后果之间的联系有着逻辑上的必然性,这种逻辑必然性产生于从假设条件出发所作的演绎推理。

自经济学这门学科在西方产生以来,经济学家们就对这门学科的性质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无尽无休的讨论。这种讨论伴随着经济理论本身的研究进程,导致了经济学的主流、特别是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越来越走上依据给定前提进行演绎推理的道路。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经济学中的思想家,如米塞斯和罗宾斯等人,恰当地总结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性质,强调经济学的重要原理都是从假设中演绎出来的。只不过这一代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者还充满了自信,坚持说作为演绎前提的那些假设都是不可质疑的公理,它们来自于人们内心的自省。根据这种康德先验论式的观点,米塞斯甚至称经济学的理论原理为“先验的理论”或“先验的定理”(Mises,1976)。而他和罗宾斯那一代人所讨论的“经济理论原理”,其实就是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

对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方法论上的演变和发展,国内学者如胡乐明等人近年来也曾作过系统的论述(程恩富、胡乐明,2002,中篇)。

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家已经没有了米塞斯那一代人的自信。他们虽然将从前提中进行演绎推理的分析方法发挥到极致,使其更加严格和系统化,却不再坚持演绎的前提是内省而来的不证自明的公理。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更象米塞斯的同时代人、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肯所定义的“理论”:它包含着对可能的条件状况之间的必然联系的一般适用的陈述。在欧肯看来,理论就象力学上的自由落体定律那样,必须是必然的、假设性的;所谓假设性,是指理论只包括假言判断,具有“如果……,那么……”的陈述形式:“如果某物体自由下落,那么其降落速度必定为V=g·t”(Eucken,1954,S.29-30)。

明白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种性质,我们就可以断定它在哪里正确,在哪里不正确:在实际情况正好合乎假定的条件的地方,相应的经济理论必定是正确的;在实际情况不合乎假定条件的地方,从这种前提条件推导出来的理论常常是不“正确”的——更严格地说,是不适用的、没有现实意义的。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致命弱点,主要还不在于它的理论结论受预设的假设条件(演绎的前提)限制,而在于它的这些演绎前提往往是极其脱离现实实际的。用前边欧肯所说的自由落体定律为例:只有当一个物体真是在“自由降落”时,它的下降速度才是V=g·t。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物体完全自由下降的情况是很难见到的——空气的阻力就会降低物体的降落速度,而如果物体是在水中下降,则自由落体定律对说明它的降落速度几乎就没有什么用。而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预设的假定条件,比自由落体定律的假设前提离现实要远得多。

当今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一直有一个非常统一的研究范式,这就是分析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为了在其分析中贯彻这一研究范式,它必须在对每一个理论原理的论证中、在每一个“模型”中都假设完全的理性、给定的企业可使用技术、给定的个人偏好,甚至假定每个人都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行为。在至今为止最受偏爱的理论模型中,还附加了诸如完全信息、未来确定、不同企业有完全相同的技术和潜能等假设。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描述的其实是在这样一组给定的抽象条件下的理想状态,这是它的一切弱点的主要来源。

认真的观察和思考会告诉我们,上述那些假设条件几乎处处都不合乎实际情况,这就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到处都丧失解释力。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这些不合实际的假设妨碍了自己的解释能力,主流的微观经济学家们近年来自己在作出种种努力以放弃某些脱离实际的假设。这就出现了有关不完全信息和不确定条件下的理性经济行为的研究。甚至对完全理性这样的假设前提,也出现了修改它的努力。这就导致了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这种研究最近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尽管如此,微观经济学的主流仍然沉浸在我们前边所说的那一套不合乎实际的假设中,它的理论原理几乎全都是根据这一套假设前提推导出来的。

多年以来,笔者都是主流微观经济学的一个诚实的研究者。我承认主流的微观经济学也是一门科学,承认主流微观经济学对真理的要求权,只不过我总要附加一句:它只在它假设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也就是在一个脱离实际的幻想的范围内,是确凿无误的真理;而在现实世界中,滥用它的理论原理往往会导致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的大萧条和90年代东欧国家的贫困化那样的经济灾难。

脱离实际的假设前提

既然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分析前提往往是不符合实际的,从这样的前提推导出来的理论原理就不可能完全正确地解释实际的经济生活。我在研究许多实际经济问题时都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为了恰当地说明实际经济生活中的许多现象,我不得不在分析中提出与主流微观经济学不同的假定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更合乎实际,而根据它们得出的结论却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原理相冲突。根据这样的分析,我们会看到一个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所描绘的不同的世界。我之所以这样作,不是为了出语惊人,而是这样的分析所得出的是一个更接近实际的世界。

但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拥护者却对他们的不合乎实际的理论分析前提泰然处之。在他们看来,分析前提的脱离实际并不是一种理论的重大缺点。早在20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就在一篇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论文中以一种工具主义的说法来为不合乎现实的假设前提辩护。在他看来,经济学的假设从来就不现实,理论的有效性与假设的现实性无关;理论的有效性应由其对所解释的现象的预测能力来判断。

 我们可以用使弗里德曼赢得了声誉的有关菲利普斯曲线的争论来解释弗里德曼的论点:在弗里德曼看来,一个理论是否有效,取决于它能否根据现在的信息正确地预测菲利普斯曲线未来的行为(诸如在多高的名义工资增长率下会出现多高的失业率),而不取决于它的假设是否合乎现实的实际。按照这种说法,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不合乎实际似乎就有了充足的理由。

由此就产生了为主流微观经济理论辩护的种种说法。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很大一部分主要原理是关于个体的最优化行为的。为了在给定的环境下实现这种最优化,需要进行复杂而困难的计算。现实当中的普通人当然不可能进行这样的计算,而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却宣称它说明的正是这些普通人的行为。这当然使它受到了不合乎实际的指责。但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拥护者们却辩解说,鸟儿并不懂得空气动力学,但是它的飞行却完全合乎空气动力学的原理;现实中的个人虽然不会进行最优化的数学计算,但是他们的经济行为却“似乎就象(asif)”他们懂得并按最优化计算行事一样。这样,只要人们的行为与理论原理的结论一样,我们就可以把现实的状况视为“似乎就象”理论上的假设前提所说的那样,从而不必再顾虑理论分析的前提不合乎实际。

初听起来这些辩解似乎很有道理。不过,这些辩解要想成立,就必须满足一个很严格的条件:个人的经济行为、他对外界环境的反应必须真象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预言的那样;至少整个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现象之间的关联必须真的符合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否则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可能有足够的预测能力。而这个条件在不现实的假设之下是很难得到满足的。不合乎实际的假设所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它使整个经济生活中各方面现象之间的关联不可能完全合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而且理论预言和现象关联之间的这种不相吻合很可能就发生在我们的研究所关注的问题上。

还以弗里德曼有关菲利普斯曲线的论述为例。弗里德曼为人称道的主要功绩之一,是推翻了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中的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论证了长期中不存在这种关系。一般人注意的都是,弗里德曼强调工人计较的是实际工资,强调预期的作用,强调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最终必须随实际通货膨胀率而调整。但是实际上,弗里德曼在论证长期中不存在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时,还假设了劳动市场的一种特殊运行状况,而这种运行状况绝不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认定的均衡的劳动市场。

市场供求均衡不仅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分析的核心问题,也不仅是它的研究范式,而且实际上是它看待整个经济生活的基本假设。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几乎每个模型其实都暗中假定每个经济当事人都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行为。而对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一均衡理念的最大挑战就是劳动市场上的大量失业:大量失业的存在、特别是失业率的显著波动证明了劳动市场没有处于均衡状态。而原始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实际上是以劳动市场不均衡为前提条件的。

尽管弗里德曼认为长期中不存在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但是他并不否认短期中这种替换关系的存在。这样,他实际上就承认了劳动市场经常处于不均衡之下。不过,弗里德曼坚信长期中任何市场都会均衡。为了使劳动市场上始终存在的大量失业与均衡概念相容,他提出了“自然失业率”概念,把它定义为劳动市场均衡状态下的失业率,并利用这个概念来否认长期中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可是尽管如此,在论证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会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向上移动时,他使用的论据却是:预期通货膨胀加速会使工人在工资谈判中要求名义工资加速上升,从而使名义工资上升速度加快。严格的数量化分析会证明,在这里,弗里德曼实际上假定了劳动市场上的名义工资是由供给方决定的,而不是由供求均衡的工资水平决定的,这样决定的工资才能容许失业率的波动。这也就是说,弗里德曼之所以能对短期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之间的关系作出正确的预言,靠的是使用合乎实际的非均衡劳动市场模型,而不是使用不合乎实际的均衡劳动市场模型。

弗里德曼关于就业和产量波动的思想以后又经过了两论的发展,一代是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另一代则是所谓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这两代经济理论对就业和产量波动的解释很不同:理性预期学派把它归结于预期通货膨胀率和实际通货膨胀率之间差别的变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把它归因于技术和实际财政开支等“实际”因素的冲击。但是这两代经济波动理论都在同一点上完全回归到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上:它们都坚持“市场出清”的理论模型,把劳动市场看作始终是供求均衡的,从而名义工资总是会使劳动供给等于其需求。

不管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解释产量和就业的波动上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它们的理论模型在对现实的解释力上都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它们不能解释失业特别是失业率的波动。它们解释的只是劳动供给和就业的波动,至多解释的是实际劳动投入的波动;但是这显然不能与失业和失业率的波动划等号,失业率的上升既可能与劳动供给增加同时发生,也可能与就业的增加同时发生。而且在这两种模型所假设的那种均衡的劳动市场下,失业、至少是失业率应当不会发生明显的波动。这样,这两种解释产量和就业波动的模型并不能解释失业的波动。而在解释和预测能力上的这种根本缺陷,显然是由于这两种模型预先作了劳动市场始终是供求均衡的这种不合乎实际的假设。

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解释失业率波动上的无用性是一个最明白无误的证明,说明严重违反实际的假设会破坏理论的预测能力,脱离实际的假设不可能产生一个有完美预测能力的理论。

其实弗里德曼以预测能力来衡量理论有效性的标准也完全可以拿来为中医的理论辩护:中医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理论范式虽然对人体作了不合乎实际的假设,但是只要它有足够的预测能力,就应当把它视为一个有效的理论。但是实际上,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由于对人体的性质作了不合乎实际的假设,它就不可能对人类的健康和疾病状况作足够有效的预测。

主流理论的预言与实际状况的差距

我们可以从演绎前提如何脱离实际上来说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为什么与现实的状况之间有那么大的差距。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是分析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要使这种理论分析合乎经济生活中的实际,现实生活中的人就不仅必须具有完全的理性—完全的计算能力,而且必须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策略,并且他必须预期到别人也是这样。

不仅如此,这种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分析要想得出确定的结论,还必须假设个人的偏好和企业可以使用的技术对于人们的经济行为来说是外生给定的。本来许多有见识的经济学家早已指出了个人的偏好会如何受他人消费、受市场状况影响,这表现在以流行的消费为好的“随大流效应”、以与众不同为好的“snobeffect”、以消费高价物品为幸福的“凡勃伦效应”等等。但是如果这些效应很严重,个人的偏好和市场的需求函数就难以确定,以个人满足最大化为基础的静态均衡要么可能不存在,要么可能极难认定和达到。这就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不几乎完全漠视个人偏好之间的相互影响、个人效用之间的互动以致情绪上的相互影响等等,从而也就不能不漠视当代经济中的许多重大特点——通过广告来影响销售、市场上和社会中的情绪因素对股市的作用等等。

同样的考虑还导致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生产上假定了外生于经济行为的生产技术可能性—生产函数,从而忽视进入和退出一个行业的实质成本——学习效应一类的东西。学习效应指出生产的效率随历史上累积产量的增加而提高,但是累积产量的增加也会使生产效率提高的速度递减。这种学习效应其实时时处处都存在,它表明新的生产者往往有提高生产效率的最大潜力。但是学习效应给静态均衡分析带来了巨大的难题:由于学习效应的作用,生产率和生产函数受生产行为本身影响,而在主流的静态均衡分析中,生产行为本来是在生产函数制约下的企业最优决策的产物。这样,由于学习效应的作用,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偏爱的那种唯一的静态均衡几乎是无法存在也无法找到的,未来的均衡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之前的动态演化路径。正因为如此,主流的微观经济分析在其理论模型中几乎从来就不给学习效应一类的东西留下任何空间。

正是这种生产函数上的非现实假设严重损害了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力。按照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能够按照比较优势安排进出口结构的国家应当经济效率最高,而这里所说的比较优势,是按照当下给定的生产效率来确定的。根据这样的假设,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证明了完全的自由贸易能使一国达到最高的经济效率。但是一旦考虑到学习效应,考虑到学习效应会使一国通过生产现在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产品而很快提高其生产效率,保护关税等促进幼稚产业发展的保护主义措施就可能有利于提高一国的经济效率。这已被历史的事实所证实:当今的那些大的发达国家在其制造业严重落后于其它国家时都靠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发展幼稚产业,这方面19世纪的美国更是一个典型(左大培,2002,第7章)。以主流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无法说明美国的崛起,这是不现实的假设导致理论丧失解释力和预测力的又一个证明。

实际上,给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带来最大伤害的不现实的假设还不是这些。假定一切人都遵守自愿交易的市场规则、起码是遵守法律,假定经济当事人都具有完全的理性,才对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解释力造成了最大的损害。

现实当中的人往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包括不那么合乎自愿交易的市场规则、甚至不那么合乎法律的作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本是人人都能看到的市场现象。据说洛克菲勒早年曾指使人使用炸药包来对付不听自己话的竞争者;就是在今日美国的“法制社会”中,公司之间的经济斗争也往往采取不那么依靠市场的办法:有的公司从别的公司挖人以夺走其采购和销售网络,别的公司则以诉诸法庭作为回敬;你以捆绑销售来垄断市场,我则以反垄断诉讼来打击你。但是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几乎看不到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其结果是当前苏联在还没有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条件下搬用美国的经济政策时,繁盛的黑手党活动使整个经济陷入一团混乱。对此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几乎作不出什么象样的预测。

由于不能容许出现不合市场交换规则的行为,而且由于只注意交换下的市场均衡,并且实际上把平等的交换当成必定均衡的,市场经济中最普通的现象——资本雇佣劳动、资本在企业中统治劳动竟成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一直解释不了的尖端难题。其实资本雇佣劳动本身就是对可能违反市场交易规则的作法的一种事前防范,它只有在普遍存在故意违约的可能性的环境下才可以理解。

完全理性的假定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最重要的分析前提。但是在数量化的分析中,完全的理性相当于完全的计算能力,而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可能具有这种能力。在现实生活中,计算的能力和精力是一种稀缺的资源,甚至可能是人类社会中最宝贵的资源。可是在完全理性的假设下,计算能力上的资源稀缺性根本就不存在。于是人人的行为都被描写成在预见力上超过了未卦先知的诸葛亮。

在这种假定之下发展起来的经典博弈论,典型地暴露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思维方式:它描述的博弈就象是这样一盘棋——下棋的双方都永远不会犯任何错误,每一步都实施的是最优策略。而在实际上,任何懂得棋艺的人都会说,这样的一盘最优对弈的棋可能至今也没有下出来。现实中的对弈者不可能每一步都走得最优,这决定了每一盘棋都与完全理性的棋局有相当的差距。

仔细的观察会告诉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往往连自己的钱是如何花出去的都不能完全说清。用微观经济学的语言说,他们常常并不很清楚自己的“预算约束”到底在哪。在这种情况下,连在消费行为上使用完全理性假设都会将理论分析导入歧途。

与完全理性假定相联系的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通常假定了同质的企业,甚至假定经济当事人也都是同质的。由于假定了企业都是同质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论证一种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产品的供给曲线时,只能以单个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来说明这种供给曲线为何向上倾斜。其实熟悉市场情况的人都知道,价格高时供给量之所以大,往往是因为一种产品价格高时许多效率较低、成本较高的企业也进入该产品的生产,而价格低时这些企业退出该产品生产又导致其供给下降。而由于假定了当事人的同质性,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竟不能指出许多人在一起工作的企业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企业可以通过有在市场中经营的才能的人与没有这种才能的人之间的分工而优化资源配置。

同质企业的假设使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对实际的市场经济中最不令人愉快的一面完全闭口不谈: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往往是优势的企业、优势的人挤垮劣势的企业、劣势的人。这种同质企业的假设还使经济理论家们对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外资企业进入本国丧失了警觉,以致以漠不关心的态度客观上助长了外资企业垄断中国经济的行为。

显然,如果现实中的人都象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假设的那样具有完全理性并且遵守市场交易规则,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和个人破产将会少得多,企业和个人的亏损和财产损失将会消失。在竞争中被排挤出局的人,不过是其财富的回报少了一点,而一般不会血本无归。但是我们在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中看到的,往往是企业和个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企业的破产和巨额亏损,是个人财产的巨大损失。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看不到这些现象,是因为这种理论假设了不合乎实际的前提,漠视了个人理性的不完全、人们在理性程度上的巨大差别和现实中处处存在的不遵守市场交易规则的行为。

一般来说,人们在理性程度上的巨大差别和大量不遵守市场交易规则的行为会大大加剧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由于在假设前提中就排除了这些因素,它就不能完整地解释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状况,不能完全说明现实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为何如此之大。这就使对分配不平等问题的理论解释成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最大弱点之一,其根源在于它的均衡分析根本无法解释社会中的两极分化。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最终关注的是市场经济中的均衡状态。但是要达到均衡,不仅当事人要有完全的理性并遵守市场交易规则,而且他要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策略,并且他必须预期到别人也是这样。这就等于要求人人都有充分理性的预期,并且在这个预期下实行那唯一的纳什均衡战略。但是对现实经济生活的观察会告诉我们,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不会如此行动。

正如市场有效性假说证明的那样,理性预期的假设等价于完全没有套利机会。但是对没有套利机会的论证本身就会导致一个悖论。主流微观经济学家们论证说,如果有套利机会存在,那么人人都会利用它去牟利,结果就会使套利的机会不再存在。这种论证,等于假设了人人都会努力去发现和利用套利的机会。但是如果人人都坚信市场有效性假说从而认为不会有套利机会存在,他们又怎能有动力去发现和利用套利的机会呢?显然那时将存在很大的套利机会。这个简单的悖论告诉我们,没有套利机会的前提是至少有许多人在搜寻并利用套利机会;没有追求套利机会的努力存在,经济生活中将不存在均衡。

与此相关的是,只关注完全理性选择下的均衡行为导致了经济理论家在预言股市走势上的无能。笔者本人就是一例。由于偏重理论,对股市上的炒作不感兴趣,笔者从来就不能在中国股市的短期动态上发表任何意见。基于我对均衡状态的分析,我不仅认为热衷于炒卖股票的人是在拿钱瞎胡闹,而且认为中国股市的总市值多半都过高。我经常为股市的过热而担忧,早早就预言这种过高的股票价格早晚要崩溃。股票市场的事实最终也都证明了我的这些预言。但是现在我却要根据我这些年观察股市的经验承认:作为对股民的忠告,我那样的均衡分析自有其益处,因为偏离基本面的股市行情不可能不下挫;但是最为一个实证的说明,作为说明大多数股民实际上是如何行动的实证模型,这种均衡分析却是完全失败的,因为我根本不能根据这种模型来预言明天的股价会多高。在近年的中国股市上,追涨杀跌是最普遍的行为,有人根据分形理论甚至测算出,股价上涨导致股价进一步上涨的作用可以延续将近一年。就是在美国,这种正反馈的动态也可以延续一天左右。而这样的正反馈行为完全违反了均衡分析的预言。

其实我在论证股价出现泡沫的股市早晚会崩溃时,依据的也不是对最优化的均衡行为的分析,而是其它的一些论据,如资金流量的限制等等。这种论证类似于以自然选择来说明人们的经济行为。著名的企业经济学家泰勒尔曾经引用谢勒尔的话说:当必须回答企业为什么要最大化其利润时,经济学家就诉诸他们武库中的最后武器——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变种。从长期看,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要生存,其利润就必须是非负的(Tirole,1988,绪论)。这其实也是对最优化行为的最有力的论证:市场经济中的生存竞争逼迫人们选择最优化行为,可以把最优化行为看作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是这种论据并不能抹煞大量的、甚至是占绝大多数的非最优化的行为的存在。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忽略这些非最优化的行为是极其有害的。其所以有害,不仅是由于这样它就不能说明实际的经济运行,而它总是宣称它说明了实际;而且是由于针对他人的非最优化行为的最优战略,一般将不同于他人行为最优化时的最优战略。这就是为什么坚信“可错性”的索罗斯能靠投机而暴富的原因。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只关注最优化的均衡行为的分析结构导致它忽略了社会中每日都在进行的自然选择。

当代博弈论的分析表明,要使最优化的行为达到均衡,需要的信息和计算远非任何个人所能承担。为了避开这个难题而保留个体最优化下的均衡模式,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不得不死死抓住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机制。在它定义的完全竞争市场中,单个的企业和买者都不能影响物品的价格,而只能把它看作是外生给定的。这种给定的价格极大地节约了最优化决策所需要的信息量和计算任务。而以根据给定的价格所作的最优化行为作基础,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才能证明,完全竞争能够保证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完全竞争在资源配置效率上优于其它的制度形式。

但是这样一种分析框架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陷入了另一个难题:它必须说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物品价格是如何形成、如何决定的。它从来就没有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这个层次上说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价格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它把问题简单地从个体推给那个神秘的概念——“市场”,说任何单个的企业和消费者都不能独自影响完全竞争的物品价格,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物品价格完全是由“市场”决定的,归根结底是由“市场”上的“均衡价格”决定的。至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经济行为如何参与决定物品价格,如何在“市场”决定价格的过程中起作用,它只好闭口不谈。

由于不能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出发来说明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价格如何决定,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当然也不能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出发来说明市场价格的调整过程。正如瓦里安(HalR.Varian)在其著名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微观经济分析》中所说的:这里“最大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存在于竞争思想和价格调整之间的悖论:若所有当事人将市场价格视为给定并在其控制之外,那么价格怎么会变动呢?还剩下谁来调整价格呢?”(Varian,第21章第4节)

这就产生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中的一个最大笑话:它力图以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来说明市场价格机制如何运行,但是对于这个市场价格机制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如何决定,它却不能根据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作出解释!

正如瓦里安所指出的,“这个谜团导致了一个精心编造的神话的出现”,在这个神话中,一般均衡分析的奠基人瓦尔拉斯设想有一个统揽经济全局的“拍卖者”,其唯一职能就是寻求市场出清的均衡价格:他先随机地喊出一套价格,各个经济当事人再根据这套价格来确定自己的供给和需求。拍卖者比较每一种物品的供给和需求,提高求大于供的物品的价格,降低供大于求的物品的价格,直到找到那一套一般均衡的价格为止(Varian,第21章第4节)。

在这个以“瓦尔拉斯拍卖者”为主导的价格调整过程中,完全竞争下的价格实际上是由那个“瓦尔拉斯拍卖者”决定的。当然,现实当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拍卖者;而且如果有这样一个拍卖者的话,他更应当是一个计划经济中的中央计划者。其实奥斯卡·兰格就是根据这个思路设计了他的“竞争社会主义”。

在历数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些缺陷之后,我要向读者们声明:我并不想象一位著名的经济史专家那样,把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说成是“无用的多余之物”。但是我认为,按照个体最优化下的均衡行为这个范式推导出来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并不能告诉我们实际的经济生活是什么样子。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参考点,它是一个类似坐标系中的原点那样的东西,根据这个参照点,我们可以大致地测出并且说明我们现在的经济运行在什么地方,运行在离这个原点多远的地方。

参考文献

Eucken,Walter(1954):KapitaltheoretischeUntersuchungen.2.Auflage,1954,PolygraphischerVerlagA.G.Tuebingen/Zuerich.

Varian,HalR.:MicroeconomicAnalysis.ThirdEdition.

Mises,Ludwigvon(1976):EpistemologicalProblemsofEconomics.中译本《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

Tirole,Jean(1988):TheTheoryofIndustrialOrganization.MassachusettsInstituteofTechnology,1988.

微观经济范文篇2

《微观经济学》教材有很多,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斯蒂格利茨和沃尔什合著的《经济学》,曼昆的《经济学原理》,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梁小民编写的《西方经济学教程》。对于学生来说,教材的难易程度和实用性是很重要的。经济学是一套连贯的理论,如果教材难度过大,学生就不易接受,真正学到的知识就少。在国外的教学中,很多课程没有固定教材,教师上课也并不依据某一本教材,而是列出一长串参考书供学生阅读,而在我国传统的教学中强调以教材为本。可是国内学者编写的教材很少融入案例或新闻摘要,根据我国国情,我们在指定教材的同时,还应在讲课之前为学生精心选择教学参考书目。这些参考书目包括经济学经典教材、经典著作、经典论文,有价值的期刊和经济学学习网站。国外学者,特别是美国大学教师编写的教材案例比较丰富,可惜是取材于国外的经济现实,有些在中国课堂中并不能达到好的效果。因此,教师还需要大量收集经济学案例,作为教学内容的一部分,这一方面能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能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教学方法的改革

微观经济学原理与思维方式的形成,是培养经管类专业人才的第一步。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很丰富,但也很抽象、深奥、难懂,学生难于消化,特别是要用高等数学的知识证明和推导经济理论,使很多学生普遍感到经济学难学。要做好教学,就要针对学生的特点,培养其专业兴趣,多传授实用性强的知识,最终使经济学原理“印”在学生的脑海中。将微观经济理论学习过程中的抽象、难于理解的问题,变为具体和简单。

首先,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在多媒体教学过程中,在对教材进行整理、归纳后,借助国内外最新的教学内容、精彩片段等,加强学生的感性认识,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由于《微观经济学》的教学内容需要将图、表和数学都作为其基本工具,引入多媒体教学手段后,可以节约出大量的课堂时间,这对教学内容的完成将更有利;同时教会学生看图表、做图表对学习微观经济学基本理论非常重要,尤其需要教会学生如何看图、如何作图。“一图胜千言”--解释经济现象时,有时用图来说明要远远好于语言的罗列。

第二,教学中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教学过程本身就是教学相长,师生互动环节也早被提出,敢于提问才能敢于批判、敢于探索、敢于创新。因为,正确的提问代表着创新的方向,没有正确的方向也就没有创新成果。从学习活动方式来看,绝大部分学生的学习活动仅限于“预习、听课、复习”之中,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懒于思考、缺乏问题意识”。这种学习状态扼杀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因此,可以考虑将课堂实验的方法引入《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中来。形成师生互动,老师引导,学生参与其中的信息双向交流过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从被动的知识接受者变成主动的知识探询者,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同时,教师也可以发现学生的能力和兴趣。了解学生的需求,做到因人施教。

第三,加强案例教学。案例教学在现代教育领域已被广泛使用,我们不仅要加强对西方经济社会的研究,揭示西方国家的消费者行为、生产者行为、企业组织与管理等的新变化,还要加强对我国经济实践的研究;通过大量的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例子让学生了解,西方经济学原理具有极强的实用性,所有人都生活在经济社会之中,人们的衣食住行都和经济有联系。西方经济学原理不仅是一门学问,更是人们生活、理财的可靠指南。

第四,注重习题练习。通过做习题可以加深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并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理论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习题练习可以使学生熟悉生疏的概念、原理,纠正学习中的错误,巩固所掌握的知识。并且我们可以在学期初为学生提供一系列经济管理研究的前沿课题供学生选择。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根据选题查找参考文献.依据所学知识分析研究课题并总结自己的观点。最后要求学生在小组前进行答辩演讲。表达自己的观点,回答其它同学提出的问题。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正确表达、敢于表达自己观点的能力和不怕困难、勇于担当的性格。

3、考试形式改革

对任何课程来说,考试都是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虽然它是教学过程的终端,但对整个教学过程逆向影响十分显著,直接关系到教学效果的好坏和教育质量的高低。对微观经济学课程来说,考试是其教学过程的延续,是学生深化学习的过程。学生在回答问题过程中,学生将所学到的观点和方法运用于解决分析实际问题,使其所学内容得到强化,加深了对课堂上所学理论的理解并且提高其综合素质,也使思想得到进一步升华。同时,考试也是教师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情况的综合检验,是对教与学的一次全面性反馈。通过考试,教师可把握学生的思想脉搏,了解学生思想的阶段性变化,开展针对性的教学。

但教师不能只通过期末考试的成绩来评价学生,学生的学习目的也不要仅仅在追逐最后的分数。我们可以通过累加式组合构成学生的成绩,即《微观经济学》的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共同组成,平时成绩的权重确定,教师可根据授课对象不同而有所不同。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结合章节的内容给学生布置思考题,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和小测试,并围绕讨论写出小论文,这样,可以锻炼学生查找资料的能力和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同时减轻期末考试的压力,不再通过死记硬背而完成期末考试。所以平时成绩应包括出勤、课堂提问、个人作业、小测试、小论文等形式占最终成绩的30%。同时对期末考试的内容进行调整,注重考评学生的分析问题能力和逻辑计算能力,增加开放性和应用性的题目。这类题目紧密结合当时的经济热点问题,从报纸或网站上选取恰当的文献资料,让学生利用所学的经济理论进行分析。对同一个问题,学生可以选取不同的视角,使用不同的经济理论进行分析,这种题目并没有唯一答案,只要学生在论述中有理有据、自圆其说就是合格答案。这样既可以激活学生的思维能力、想象力和创造能力又较好地发挥了考试的导向作用、教育作用和反馈作用。

微观经济范文篇3

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新古典经济学家发现了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薄弱,标志是一篇名为“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论文。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创造的新版宏观经济模型成了这个领域的标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矗但不同的是,它更强调所有的决策都是和最优化行为相一致的。为了将失业和经济波动纳入分析之中,新古典经济学家首先是求助于不完全信息,而后是技术变革。

新的理论至少在一方面有了进展:价格和工资决策有了清晰的微观基矗但是其中的行为假设过于原始粗糙,以至于至少有六种经济现象不能得到解释。在一些情形中和新古典假设的矛盾导致了对这些现象的否认。在其他的情形中,新古典的解释只不过是同义反复。六种现象如下:(1)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在新古典模型中,只要失业者接受只比市场出清水平低一点点的工资,他马上就可以找到工作。所以非自愿失业不可能存在。(2)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的作用:在新古典理论中,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完全没有作用。一旦货币供给被完全预期到,价格和工资就会相应地变化。真实工资和相对价格是保持稳定的;实际经济不会受到任何影响。(3)高失业下通货紧缩并未加剧:由新古典模型可推导出自然失业率的菲利浦斯曲线。如果失业率低于这一自然率,通货膨胀就会加速;反之通货膨胀会持续减速。(4)普遍的退休储蓄不足:在新古典模型中,个人决定消费和储蓄的数量已最大化其跨期效用函数。这样的话私人的储蓄额应该是最优的。但是人们却常常对他们的储蓄感到失望。而且,如果没有社会保险计划的话,许多人都认为他们会过少的储蓄。“强迫储蓄计划”非常流行。(5)股票价格的过度波动。(6)自暴自弃的低下阶层的长期存在。

我将从我的一个最早的尝试开始,这个尝试导致了对非对称信息在市场中的作用的发现。

一、非对称信息

信息问题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所有的市场中。在一些市场中,不对称信息可以由于重复交易和声誉的存在而较为容易得到解决。在其他市场,如保险市尝借贷市尝劳动力市场中,买卖者之间的非对称信息并不容易解决,而且造成了严重的市场失效。例如,老年人不容易买到保险,小公司的贷款受到限制。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少数者”会受到统计歧视,因为人们总是被归入根据可观察的特征确定的各种类型中。借贷市场失效是失业的主要原因。即使在声誉和重复交易克服了不对称信息的地方,这些惯例也影响了市场的结构。

要了解不对称信息的根源,知道哪个时代正在进行的一场更加广泛的思想革命是很有用的。在20世纪60年代初以前,经济理论家们很少为刻画特殊市场的特殊制度而建立模型。张伯仑的垄断竞争模型和琼·罗宾逊的相似的理论出现在研究生课程甚至一些高年级本科生的课程中。但这些是少之又少的例外。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增长理论家们开始建立有特殊技术特征的模型——如边干边学等,“特殊”模型开始增加。把这些特殊因素纳入模型中并未损害原有的价格理论,但是它们播下了即将到来的革命的种子。

二、非自愿失业

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非自愿失业是不可能存在的。失业者是那些正在寻找工作(否则他们不是失业,而是非劳动人口)但是拒绝了不能提供使他们满意的工资的工作的人,因为他们期待更高的工资。由于找不到能提供符合自己要求的工资的工作而失业是不如人意的,但是受到最低工资规定和工会讨价还价影响的人除外,他们是自愿失业者。在市场出清价格下每个人都能找到工作。在新古典理论中,就业下降的时期——商业周期低潮——可能是由于意外的总需求水平下降造成的。同样的,就业下降也可能是由于负的供给冲击,这造成了劳动者退出劳动市场,放弃可得到的工作。然而任何关于由自愿的工作决策引起的商业周期的描述都遇到了经验上的困难——先于周期的辞职行为是不争的事实。

行为经济学家并不否认非自愿失业的存在,相反他们对此给出了自成一体的解释。20世纪70到80年代首次出现的效率工资模型使得非自愿失业这一概念有了意义。这些模型假定由于道德、公平、内部力量或非对称信息的存在,雇主有强烈的动机向劳动者支付高于最低水平的工资。这种“效率工资”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所以使工作机会受到了限制。一些劳动者因此找不到工作,这些人就是非自愿失业者。

有许多关于同质的工人所得工资的经验研究证明了效率工资是普遍存在的。早在效率工资进入宏观经济学家的视野之前,劳动经济学家就记录了在相同的工作或有相同特征的工人之间收入的广泛差别。看起来确实有“好工作”和“坏工作”之分。好工作和坏工作的存在使得非自愿失业有了意义:失业者愿意接受但是没能得到那些被同等能力的人把持的工作。

但是为什么厂商们会支付在最低限以上的工资呢?就我看来,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解释在经验上是最有说服力的。三个要点如下:互惠(人类学中的礼物交换理论),公平(心理学的平衡理论)以及对集体规范的遵循(社会学中的参照群体理论和心理学中的群体信息理论)。在最早的基于礼物交换理论的“社会学”版本的效率工资理论中,厂商给劳动者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劳动者则回报以对公司的忠诚。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的另一个原因是对公平的考虑:根据心理学的平衡理论,劳动者可能会由于认为他们的工资低于“公平”水平而不积极工作。集体规范通常决定了工人们关于礼物互惠的交换形式以及公平工资的概念。Fehr和其同事用实验的方法确定了互惠行为和集体准则对工人效率的重要性。我最喜欢的效率工资模型是内部人—外部人模型。其中内部人阻止公司以低于现行工资的市场出清工资雇用外部劳动者。一个暗含的假设是内部人有能力破坏公司雇用外部劳动力的努力。DonaldRoy的一份细致的关于伊利诺斯机动船厂的研究也许反映了这种行为的发生机制。内部人针对外部人的串谋是许多公司支付高于市场出清水平工资的原因。

另一个版本的基于非对称信息的效率工资模型把高于市场出清工资看作是纪律工具。在夏皮罗·斯蒂格利茨模型中,公司支付“高”工资来减少员工的偷懒行为。然而当所有公司都支付“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资时,平均工资提高了,使得失业出现。失业作为一种纪律工具起作用,因为工作不努力而被炒鱿鱼的工人只有在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可能找得到工作。

工人纪律模型比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模型更符合经济学的标准逻辑。但是心理学和社会学模型,虽然依赖于标准经济学分析之外的因素,却可能为非自愿失业提供了更好的总体解释。行为模型刻画了凯恩斯在“通论”前几章所强调的重点:公平以及相对工资的比较。

三、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只要被完全预期到,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没有作用。对货币供应量变化的完全预期使得理性的工资和价格确定者会以适当的比例调整名义工资,使得产出和就业不发生变化。这种新古典假设和关于货币政策的经验证据以及人们对中央银行对经济作用的普遍信念是相矛盾的。

宏观行为经济学的一个主要贡献是清楚地展示出在合理的行为假设下货币政策确实能够影响实际经济,就像凯恩斯经济学很早就断言的一样。认知心理学把决策者描述为搜集信息,并把决策建立在简化的意识结构上的“直觉科学家”。依赖拇指定律(ruleofthumb),而忽略那些对利润或效用影响很小的因素是这种心理节约机制的一个应用。在工资—价格体系中,简单法则造成了总工资(价格)水平对外部冲击反应的惰性——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轻视的“粘性价格/工资”行为。在新古典的批评中,“新古典综合派”所假定的惰性的工资行为是非理性的,于厂商和工人是不利的,因此是不合理的。相对的,行为经济学家指出包括“货币幻觉”在内的拇指法则不仅是广泛存在的,而且是合理的。因为以此原则行事带来的成本是很小的。

在和JanetYellen合作的文章中,我用一个有效率工资和垄断竞争特征的模型首次展示了这一结果。我们假定一些定价者遵循拇指法则,在需求冲击(由货币供给造成的)之后仍然保持价格不变。我们说明遵循“拇指法则”而没有根据货币供应量变化调整价格的厂商的损失是“第二性”的(小的),而货币冲击对产出的影响在这样一个经济环境中相对冲击的水平而言是第一性的(显著的)。我们把厂商采取的粘性价格确定的拇指法则称为“近似理性”,因为它们由于偏离完全最大化行为而承受的损失是第二性的(小的)。

关键性结论——近似理性的价格粘性足以赋予货币政策显著的力量——的逻辑是简单的。在垄断竞争条件下,每个厂商的利润函数都是对其价格二阶可导的,所以在最佳价格的领域内是平坦的。因此任何对利润最大化定价行为的偏离带来的利润损失都是较小的——相对于偏离本身而言是第二性的。但是如果大量公司的偏离行为都是相似的话,那么真实的均衡——去除价格水平之后的货币供给——相对于完全最优化行为下的情形而言将会产生第一性的变化;真实均衡的第一性的变化,反过来又引起总的需求、产出和就业的第一性的变化。因此对完全理性行为的微小偏离——实际上是小而合理的偏离——反驳了认为被完全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变化不能影响实际收入和产出的论点。

近似理性的拇指法则模型解决了Lucas的关于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很难发现货币政策和产出之间除了暂时的关系之外还有任何联系。新的行为经济学以相当数量的近似理性行为为依据,确定了货币供应量变化同产出之间紧密的联系。

四、菲利浦斯曲线和自然失业率

也许菲利浦斯曲线代表了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关系。菲利浦斯曲线把通货膨胀率同失业率、通货膨胀预期以及影响总供给的各个因素如食物或油的价格联系起来。在这个关系中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定义了货币政策的“可行性范围”,并且因此对其制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菲利浦斯曲线首先在英国得到估计,然后是美国和其他国家。

菲利浦斯曲线的基础是供给与需求。菲利浦斯认为当需求水平高或失业低的时候,厂商的定价方针会将工资通货膨胀(根据生产力调整过的)传递到价格通货膨胀中。因此,对定价者而言,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个可接受的权衡。

在20世纪60年代,米尔顿·弗里德曼(1969)和爱德华·费尔普斯(1968)提出了一个新见解。他们认为工人们是为实际的而非名义的工资讨价还价:工人理应预测到通货膨胀并由此得到补偿,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讨价还价。在低失业的时候要求更高的预期实际工资。又一次的,定价方针将工资通货膨胀传递给了价格通货膨胀。这样一个微小的假设的修改(人们为了实际的而非名义的工资讨价还价)的效果是巨大的:可接受的失业—通胀权衡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惟一的“自然”失业率,与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并存。有了“真实工资”讨价还价这一假定,长期的菲利浦斯曲线——与实际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的恒等式并存的价格/工资组合——是垂直的,因为有且只有一个失业率——“自然率”,实际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在这个失业率处相等。

要了解为什么长期菲利浦斯曲线必然是垂直的,让我们想象一个中央银行希望通过货币政策把失业率维持在自然率以下。在劳动力市场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工人们要求超过通货膨胀率的工资增长额。相应的,厂商将相关成本的增长转嫁到价格中去,所以通货膨胀超出了工人们在讨价还价时所预期到的值。因此当失业率在自然率之下时,实际通货膨胀率超过了预期通货膨胀率。最后,工人们被愚弄了。所以在较长时期内,通货膨胀预期,相应的还有通货膨胀都不断加速。相似的弗里德曼·费尔普斯模型预测如果中央银行尝试把失业率维持在自然率之上的话,最终将会造成不断加速的通货紧缩。只有自然失业率才能产生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首次提出自然率假设之后,经济学家们以惊人的速度接受了它。但是我怀疑这个理论在失业率很高的时候依然适用。

我对自然率假设的怀疑得到了一个经验事实的支持,它揭示了自然率的适用性不是普遍的。毫无疑问,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失业率极度地超出了任何合理的自然率。根据自然率假设,在整个十年中价格通货紧缩应该是持续加速的。但这并没有发生。价格下降了一段时间,但是通货紧缩在1932年之后停止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没有明显的通货紧缩,虽然失业率非常之高。这个证据说明,至少在有些时间段里,存在高失业和低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自然率假设失效了。

微观经济范文篇4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和用途

谈到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缺陷,实际上就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能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学到什么。

要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明白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教给我们什么,还要明白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在什么范围内可以是正确的。搞清了这些问题,就等于搞清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和用途。

中国的经济学人常常是急功近利的,许多人都想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找到有关最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结论。由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都是外国人阐发的,这样一种追求等于认定,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教给了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最优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可是在实际上,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告诉我们这样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我在《混乱的经济学》一书中已经详尽地说明,这样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是不存在的(左大培,2002,特别是第五章和第二章)。而精通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大师们自己也清楚,他们的理论绝不能论证诸如“在任何地方都应当实行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之类的“政策指南”的正确性,因为微观经济学的标准教科书都承认,在存在着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的地方,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很可能是低效率的。

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也不能告诉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普遍适用的“经济规律”。恰恰是当代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本身的分析说明了它的每一条理论原理的局限性,说明了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理论,因为当代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每一条原理都是在一系列严格界定的前提下论证出来的。谁都知道,“价格上升供给就会增加”之类的规律,只有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才能成立。萨缪尔逊曾经说,经济学中真正到处都成立的是比较优势规律。可是英国在18世纪的棉布贸易问题上就没有遵循比较优势规律——按照这个规律,英国本来不应当生产棉布,而应当从印度进口棉布。违反了这个规律的英国不但发动了产业革命,而且上升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左大培,2002,第七章)。

那么,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到底在什么范围内还可以是正确的?回答是:到处都正确,又到处都不正确。

这里的关键在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向我们提供的任何可靠的东西,都只不过是一些“模型”,是在这些模型内部存在的必然的条件联系。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用这些模型告诉我们,在哪一套假设的前提(“条件”)下,会出现什么样的经济后果,这些经济后果都是人的经济行为的产物。条件与经济后果之间的联系有着逻辑上的必然性,这种逻辑必然性产生于从假设条件出发所作的演绎推理。

自经济学这门学科在西方产生以来,经济学家们就对这门学科的性质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无尽无休的讨论。这种讨论伴随着经济理论本身的研究进程,导致了经济学的主流、特别是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越来越走上依据给定前提进行演绎推理的道路。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经济学中的思想家,如米塞斯和罗宾斯等人,恰当地总结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性质,强调经济学的重要原理都是从假设中演绎出来的。只不过这一代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者还充满了自信,坚持说作为演绎前提的那些假设都是不可质疑的公理,它们来自于人们内心的自省。根据这种康德先验论式的观点,米塞斯甚至称经济学的理论原理为“先验的理论”或“先验的定理”(Mises,1976)。而他和罗宾斯那一代人所讨论的“经济理论原理”,其实就是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

对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方法论上的演变和发展,国内学者如胡乐明等人近年来也曾作过系统的论述(程恩富、胡乐明,2002,中篇)。

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家已经没有了米塞斯那一代人的自信。他们虽然将从前提中进行演绎推理的分析方法发挥到极致,使其更加严格和系统化,却不再坚持演绎的前提是内省而来的不证自明的公理。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更象米塞斯的同时代人、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肯所定义的“理论”:它包含着对可能的条件状况之间的必然联系的一般适用的陈述。在欧肯看来,理论就象力学上的自由落体定律那样,必须是必然的、假设性的;所谓假设性,是指理论只包括假言判断,具有“如果……,那么……”的陈述形式:“如果某物体自由下落,那么其降落速度必定为V=g·t”(Eucken,1954,S.29-30)。

明白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种性质,我们就可以断定它在哪里正确,在哪里不正确:在实际情况正好合乎假定的条件的地方,相应的经济理论必定是正确的;在实际情况不合乎假定条件的地方,从这种前提条件推导出来的理论常常是不“正确”的——更严格地说,是不适用的、没有现实意义的。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致命弱点,主要还不在于它的理论结论受预设的假设条件(演绎的前提)限制,而在于它的这些演绎前提往往是极其脱离现实实际的。用前边欧肯所说的自由落体定律为例:只有当一个物体真是在“自由降落”时,它的下降速度才是V=g·t。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物体完全自由下降的情况是很难见到的——空气的阻力就会降低物体的降落速度,而如果物体是在水中下降,则自由落体定律对说明它的降落速度几乎就没有什么用。而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预设的假定条件,比自由落体定律的假设前提离现实要远得多。

当今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一直有一个非常统一的研究范式,这就是分析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为了在其分析中贯彻这一研究范式,它必须在对每一个理论原理的论证中、在每一个“模型”中都假设完全的理性、给定的企业可使用技术、给定的个人偏好,甚至假定每个人都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行为。在至今为止最受偏爱的理论模型中,还附加了诸如完全信息、未来确定、不同企业有完全相同的技术和潜能等假设。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描述的其实是在这样一组给定的抽象条件下的理想状态,这是它的一切弱点的主要来源。

认真的观察和思考会告诉我们,上述那些假设条件几乎处处都不合乎实际情况,这就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到处都丧失解释力。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这些不合实际的假设妨碍了自己的解释能力,主流的微观经济学家们近年来自己在作出种种努力以放弃某些脱离实际的假设。这就出现了有关不完全信息和不确定条件下的理性经济行为的研究。甚至对完全理性这样的假设前提,也出现了修改它的努力。这就导致了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这种研究最近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尽管如此,微观经济学的主流仍然沉浸在我们前边所说的那一套不合乎实际的假设中,它的理论原理几乎全都是根据这一套假设前提推导出来的。

多年以来,笔者都是主流微观经济学的一个诚实的研究者。我承认主流的微观经济学也是一门科学,承认主流微观经济学对真理的要求权,只不过我总要附加一句:它只在它假设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也就是在一个脱离实际的幻想的范围内,是确凿无误的真理;而在现实世界中,滥用它的理论原理往往会导致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的大萧条和90年代东欧国家的贫困化那样的经济灾难。

脱离实际的假设前提

既然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分析前提往往是不符合实际的,从这样的前提推导出来的理论原理就不可能完全正确地解释实际的经济生活。我在研究许多实际经济问题时都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为了恰当地说明实际经济生活中的许多现象,我不得不在分析中提出与主流微观经济学不同的假定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更合乎实际,而根据它们得出的结论却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原理相冲突。根据这样的分析,我们会看到一个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所描绘的不同的世界。我之所以这样作,不是为了出语惊人,而是这样的分析所得出的是一个更接近实际的世界。

但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拥护者却对他们的不合乎实际的理论分析前提泰然处之。在他们看来,分析前提的脱离实际并不是一种理论的重大缺点。早在20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就在一篇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论文中以一种工具主义的说法来为不合乎现实的假设前提辩护。在他看来,经济学的假设从来就不现实,理论的有效性与假设的现实性无关;理论的有效性应由其对所解释的现象的预测能力来判断。

 我们可以用使弗里德曼赢得了声誉的有关菲利普斯曲线的争论来解释弗里德曼的论点:在弗里德曼看来,一个理论是否有效,取决于它能否根据现在的信息正确地预测菲利普斯曲线未来的行为(诸如在多高的名义工资增长率下会出现多高的失业率),而不取决于它的假设是否合乎现实的实际。按照这种说法,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不合乎实际似乎就有了充足的理由。

由此就产生了为主流微观经济理论辩护的种种说法。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很大一部分主要原理是关于个体的最优化行为的。为了在给定的环境下实现这种最优化,需要进行复杂而困难的计算。现实当中的普通人当然不可能进行这样的计算,而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却宣称它说明的正是这些普通人的行为。这当然使它受到了不合乎实际的指责。但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拥护者们却辩解说,鸟儿并不懂得空气动力学,但是它的飞行却完全合乎空气动力学的原理;现实中的个人虽然不会进行最优化的数学计算,但是他们的经济行为却“似乎就象(asif)”他们懂得并按最优化计算行事一样。这样,只要人们的行为与理论原理的结论一样,我们就可以把现实的状况视为“似乎就象”理论上的假设前提所说的那样,从而不必再顾虑理论分析的前提不合乎实际。

初听起来这些辩解似乎很有道理。不过,这些辩解要想成立,就必须满足一个很严格的条件:个人的经济行为、他对外界环境的反应必须真象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预言的那样;至少整个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现象之间的关联必须真的符合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否则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可能有足够的预测能力。而这个条件在不现实的假设之下是很难得到满足的。不合乎实际的假设所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它使整个经济生活中各方面现象之间的关联不可能完全合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而且理论预言和现象关联之间的这种不相吻合很可能就发生在我们的研究所关注的问题上。

还以弗里德曼有关菲利普斯曲线的论述为例。弗里德曼为人称道的主要功绩之一,是推翻了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中的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论证了长期中不存在这种关系。一般人注意的都是,弗里德曼强调工人计较的是实际工资,强调预期的作用,强调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最终必须随实际通货膨胀率而调整。但是实际上,弗里德曼在论证长期中不存在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时,还假设了劳动市场的一种特殊运行状况,而这种运行状况绝不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认定的均衡的劳动市场。

市场供求均衡不仅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分析的核心问题,也不仅是它的研究范式,而且实际上是它看待整个经济生活的基本假设。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几乎每个模型其实都暗中假定每个经济当事人都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行为。而对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一均衡理念的最大挑战就是劳动市场上的大量失业:大量失业的存在、特别是失业率的显著波动证明了劳动市场没有处于均衡状态。而原始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实际上是以劳动市场不均衡为前提条件的。

尽管弗里德曼认为长期中不存在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但是他并不否认短期中这种替换关系的存在。这样,他实际上就承认了劳动市场经常处于不均衡之下。不过,弗里德曼坚信长期中任何市场都会均衡。为了使劳动市场上始终存在的大量失业与均衡概念相容,他提出了“自然失业率”概念,把它定义为劳动市场均衡状态下的失业率,并利用这个概念来否认长期中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可是尽管如此,在论证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会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向上移动时,他使用的论据却是:预期通货膨胀加速会使工人在工资谈判中要求名义工资加速上升,从而使名义工资上升速度加快。严格的数量化分析会证明,在这里,弗里德曼实际上假定了劳动市场上的名义工资是由供给方决定的,而不是由供求均衡的工资水平决定的,这样决定的工资才能容许失业率的波动。这也就是说,弗里德曼之所以能对短期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之间的关系作出正确的预言,靠的是使用合乎实际的非均衡劳动市场模型,而不是使用不合乎实际的均衡劳动市场模型。

弗里德曼关于就业和产量波动的思想以后又经过了两论的发展,一代是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另一代则是所谓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这两代经济理论对就业和产量波动的解释很不同:理性预期学派把它归结于预期通货膨胀率和实际通货膨胀率之间差别的变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把它归因于技术和实际财政开支等“实际”因素的冲击。但是这两代经济波动理论都在同一点上完全回归到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上:它们都坚持“市场出清”的理论模型,把劳动市场看作始终是供求均衡的,从而名义工资总是会使劳动供给等于其需求。

不管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解释产量和就业的波动上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它们的理论模型在对现实的解释力上都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它们不能解释失业特别是失业率的波动。它们解释的只是劳动供给和就业的波动,至多解释的是实际劳动投入的波动;但是这显然不能与失业和失业率的波动划等号,失业率的上升既可能与劳动供给增加同时发生,也可能与就业的增加同时发生。而且在这两种模型所假设的那种均衡的劳动市场下,失业、至少是失业率应当不会发生明显的波动。这样,这两种解释产量和就业波动的模型并不能解释失业的波动。而在解释和预测能力上的这种根本缺陷,显然是由于这两种模型预先作了劳动市场始终是供求均衡的这种不合乎实际的假设。

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解释失业率波动上的无用性是一个最明白无误的证明,说明严重违反实际的假设会破坏理论的预测能力,脱离实际的假设不可能产生一个有完美预测能力的理论。

其实弗里德曼以预测能力来衡量理论有效性的标准也完全可以拿来为中医的理论辩护:中医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理论范式虽然对人体作了不合乎实际的假设,但是只要它有足够的预测能力,就应当把它视为一个有效的理论。但是实际上,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由于对人体的性质作了不合乎实际的假设,它就不可能对人类的健康和疾病状况作足够有效的预测。

主流理论的预言与实际状况的差距

我们可以从演绎前提如何脱离实际上来说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为什么与现实的状况之间有那么大的差距。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是分析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要使这种理论分析合乎经济生活中的实际,现实生活中的人就不仅必须具有完全的理性—完全的计算能力,而且必须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策略,并且他必须预期到别人也是这样。

不仅如此,这种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分析要想得出确定的结论,还必须假设个人的偏好和企业可以使用的技术对于人们的经济行为来说是外生给定的。本来许多有见识的经济学家早已指出了个人的偏好会如何受他人消费、受市场状况影响,这表现在以流行的消费为好的“随大流效应”、以与众不同为好的“snobeffect”、以消费高价物品为幸福的“凡勃伦效应”等等。但是如果这些效应很严重,个人的偏好和市场的需求函数就难以确定,以个人满足最大化为基础的静态均衡要么可能不存在,要么可能极难认定和达到。这就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不几乎完全漠视个人偏好之间的相互影响、个人效用之间的互动以致情绪上的相互影响等等,从而也就不能不漠视当代经济中的许多重大特点——通过广告来影响销售、市场上和社会中的情绪因素对股市的作用等等。

同样的考虑还导致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生产上假定了外生于经济行为的生产技术可能性—生产函数,从而忽视进入和退出一个行业的实质成本——学习效应一类的东西。学习效应指出生产的效率随历史上累积产量的增加而提高,但是累积产量的增加也会使生产效率提高的速度递减。这种学习效应其实时时处处都存在,它表明新的生产者往往有提高生产效率的最大潜力。但是学习效应给静态均衡分析带来了巨大的难题:由于学习效应的作用,生产率和生产函数受生产行为本身影响,而在主流的静态均衡分析中,生产行为本来是在生产函数制约下的企业最优决策的产物。这样,由于学习效应的作用,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偏爱的那种唯一的静态均衡几乎是无法存在也无法找到的,未来的均衡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之前的动态演化路径。正因为如此,主流的微观经济分析在其理论模型中几乎从来就不给学习效应一类的东西留下任何空间。

正是这种生产函数上的非现实假设严重损害了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力。按照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能够按照比较优势安排进出口结构的国家应当经济效率最高,而这里所说的比较优势,是按照当下给定的生产效率来确定的。根据这样的假设,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证明了完全的自由贸易能使一国达到最高的经济效率。但是一旦考虑到学习效应,考虑到学习效应会使一国通过生产现在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产品而很快提高其生产效率,保护关税等促进幼稚产业发展的保护主义措施就可能有利于提高一国的经济效率。这已被历史的事实所证实:当今的那些大的发达国家在其制造业严重落后于其它国家时都靠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发展幼稚产业,这方面19世纪的美国更是一个典型(左大培,2002,第7章)。以主流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无法说明美国的崛起,这是不现实的假设导致理论丧失解释力和预测力的又一个证明。

实际上,给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带来最大伤害的不现实的假设还不是这些。假定一切人都遵守自愿交易的市场规则、起码是遵守法律,假定经济当事人都具有完全的理性,才对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解释力造成了最大的损害。

现实当中的人往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包括不那么合乎自愿交易的市场规则、甚至不那么合乎法律的作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本是人人都能看到的市场现象。据说洛克菲勒早年曾指使人使用炸药包来对付不听自己话的竞争者;就是在今日美国的“法制社会”中,公司之间的经济斗争也往往采取不那么依靠市场的办法:有的公司从别的公司挖人以夺走其采购和销售网络,别的公司则以诉诸法庭作为回敬;你以捆绑销售来垄断市场,我则以反垄断诉讼来打击你。但是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几乎看不到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其结果是当前苏联在还没有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条件下搬用美国的经济政策时,繁盛的黑手党活动使整个经济陷入一团混乱。对此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几乎作不出什么象样的预测。

由于不能容许出现不合市场交换规则的行为,而且由于只注意交换下的市场均衡,并且实际上把平等的交换当成必定均衡的,市场经济中最普通的现象——资本雇佣劳动、资本在企业中统治劳动竟成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一直解释不了的尖端难题。其实资本雇佣劳动本身就是对可能违反市场交易规则的作法的一种事前防范,它只有在普遍存在故意违约的可能性的环境下才可以理解。

完全理性的假定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最重要的分析前提。但是在数量化的分析中,完全的理性相当于完全的计算能力,而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可能具有这种能力。在现实生活中,计算的能力和精力是一种稀缺的资源,甚至可能是人类社会中最宝贵的资源。可是在完全理性的假设下,计算能力上的资源稀缺性根本就不存在。于是人人的行为都被描写成在预见力上超过了未卦先知的诸葛亮。

在这种假定之下发展起来的经典博弈论,典型地暴露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思维方式:它描述的博弈就象是这样一盘棋——下棋的双方都永远不会犯任何错误,每一步都实施的是最优策略。而在实际上,任何懂得棋艺的人都会说,这样的一盘最优对弈的棋可能至今也没有下出来。现实中的对弈者不可能每一步都走得最优,这决定了每一盘棋都与完全理性的棋局有相当的差距。

仔细的观察会告诉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往往连自己的钱是如何花出去的都不能完全说清。用微观经济学的语言说,他们常常并不很清楚自己的“预算约束”到底在哪。在这种情况下,连在消费行为上使用完全理性假设都会将理论分析导入歧途。

与完全理性假定相联系的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通常假定了同质的企业,甚至假定经济当事人也都是同质的。由于假定了企业都是同质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论证一种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产品的供给曲线时,只能以单个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来说明这种供给曲线为何向上倾斜。其实熟悉市场情况的人都知道,价格高时供给量之所以大,往往是因为一种产品价格高时许多效率较低、成本较高的企业也进入该产品的生产,而价格低时这些企业退出该产品生产又导致其供给下降。而由于假定了当事人的同质性,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竟不能指出许多人在一起工作的企业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企业可以通过有在市场中经营的才能的人与没有这种才能的人之间的分工而优化资源配置。

同质企业的假设使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对实际的市场经济中最不令人愉快的一面完全闭口不谈: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往往是优势的企业、优势的人挤垮劣势的企业、劣势的人。这种同质企业的假设还使经济理论家们对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外资企业进入本国丧失了警觉,以致以漠不关心的态度客观上助长了外资企业垄断中国经济的行为。

显然,如果现实中的人都象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假设的那样具有完全理性并且遵守市场交易规则,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和个人破产将会少得多,企业和个人的亏损和财产损失将会消失。在竞争中被排挤出局的人,不过是其财富的回报少了一点,而一般不会血本无归。但是我们在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中看到的,往往是企业和个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企业的破产和巨额亏损,是个人财产的巨大损失。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看不到这些现象,是因为这种理论假设了不合乎实际的前提,漠视了个人理性的不完全、人们在理性程度上的巨大差别和现实中处处存在的不遵守市场交易规则的行为。

一般来说,人们在理性程度上的巨大差别和大量不遵守市场交易规则的行为会大大加剧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由于在假设前提中就排除了这些因素,它就不能完整地解释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状况,不能完全说明现实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为何如此之大。这就使对分配不平等问题的理论解释成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最大弱点之一,其根源在于它的均衡分析根本无法解释社会中的两极分化。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最终关注的是市场经济中的均衡状态。但是要达到均衡,不仅当事人要有完全的理性并遵守市场交易规则,而且他要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策略,并且他必须预期到别人也是这样。这就等于要求人人都有充分理性的预期,并且在这个预期下实行那唯一的纳什均衡战略。但是对现实经济生活的观察会告诉我们,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不会如此行动。

正如市场有效性假说证明的那样,理性预期的假设等价于完全没有套利机会。但是对没有套利机会的论证本身就会导致一个悖论。主流微观经济学家们论证说,如果有套利机会存在,那么人人都会利用它去牟利,结果就会使套利的机会不再存在。这种论证,等于假设了人人都会努力去发现和利用套利的机会。但是如果人人都坚信市场有效性假说从而认为不会有套利机会存在,他们又怎能有动力去发现和利用套利的机会呢?显然那时将存在很大的套利机会。这个简单的悖论告诉我们,没有套利机会的前提是至少有许多人在搜寻并利用套利机会;没有追求套利机会的努力存在,经济生活中将不存在均衡。

与此相关的是,只关注完全理性选择下的均衡行为导致了经济理论家在预言股市走势上的无能。笔者本人就是一例。由于偏重理论,对股市上的炒作不感兴趣,笔者从来就不能在中国股市的短期动态上发表任何意见。基于我对均衡状态的分析,我不仅认为热衷于炒卖股票的人是在拿钱瞎胡闹,而且认为中国股市的总市值多半都过高。我经常为股市的过热而担忧,早早就预言这种过高的股票价格早晚要崩溃。股票市场的事实最终也都证明了我的这些预言。但是现在我却要根据我这些年观察股市的经验承认:作为对股民的忠告,我那样的均衡分析自有其益处,因为偏离基本面的股市行情不可能不下挫;但是最为一个实证的说明,作为说明大多数股民实际上是如何行动的实证模型,这种均衡分析却是完全失败的,因为我根本不能根据这种模型来预言明天的股价会多高。在近年的中国股市上,追涨杀跌是最普遍的行为,有人根据分形理论甚至测算出,股价上涨导致股价进一步上涨的作用可以延续将近一年。就是在美国,这种正反馈的动态也可以延续一天左右。而这样的正反馈行为完全违反了均衡分析的预言。

其实我在论证股价出现泡沫的股市早晚会崩溃时,依据的也不是对最优化的均衡行为的分析,而是其它的一些论据,如资金流量的限制等等。这种论证类似于以自然选择来说明人们的经济行为。著名的企业经济学家泰勒尔曾经引用谢勒尔的话说:当必须回答企业为什么要最大化其利润时,经济学家就诉诸他们武库中的最后武器——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变种。从长期看,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要生存,其利润就必须是非负的(Tirole,1988,绪论)。这其实也是对最优化行为的最有力的论证:市场经济中的生存竞争逼迫人们选择最优化行为,可以把最优化行为看作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是这种论据并不能抹煞大量的、甚至是占绝大多数的非最优化的行为的存在。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忽略这些非最优化的行为是极其有害的。其所以有害,不仅是由于这样它就不能说明实际的经济运行,而它总是宣称它说明了实际;而且是由于针对他人的非最优化行为的最优战略,一般将不同于他人行为最优化时的最优战略。这就是为什么坚信“可错性”的索罗斯能靠投机而暴富的原因。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只关注最优化的均衡行为的分析结构导致它忽略了社会中每日都在进行的自然选择。

当代博弈论的分析表明,要使最优化的行为达到均衡,需要的信息和计算远非任何个人所能承担。为了避开这个难题而保留个体最优化下的均衡模式,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不得不死死抓住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机制。在它定义的完全竞争市场中,单个的企业和买者都不能影响物品的价格,而只能把它看作是外生给定的。这种给定的价格极大地节约了最优化决策所需要的信息量和计算任务。而以根据给定的价格所作的最优化行为作基础,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才能证明,完全竞争能够保证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完全竞争在资源配置效率上优于其它的制度形式。

但是这样一种分析框架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陷入了另一个难题:它必须说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物品价格是如何形成、如何决定的。它从来就没有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这个层次上说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价格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它把问题简单地从个体推给那个神秘的概念——“市场”,说任何单个的企业和消费者都不能独自影响完全竞争的物品价格,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物品价格完全是由“市场”决定的,归根结底是由“市场”上的“均衡价格”决定的。至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经济行为如何参与决定物品价格,如何在“市场”决定价格的过程中起作用,它只好闭口不谈。

由于不能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出发来说明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价格如何决定,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当然也不能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出发来说明市场价格的调整过程。正如瓦里安(HalR.Varian)在其著名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微观经济分析》中所说的:这里“最大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存在于竞争思想和价格调整之间的悖论:若所有当事人将市场价格视为给定并在其控制之外,那么价格怎么会变动呢?还剩下谁来调整价格呢?”(Varian,第21章第4节)

这就产生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中的一个最大笑话:它力图以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来说明市场价格机制如何运行,但是对于这个市场价格机制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如何决定,它却不能根据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作出解释!

正如瓦里安所指出的,“这个谜团导致了一个精心编造的神话的出现”,在这个神话中,一般均衡分析的奠基人瓦尔拉斯设想有一个统揽经济全局的“拍卖者”,其唯一职能就是寻求市场出清的均衡价格:他先随机地喊出一套价格,各个经济当事人再根据这套价格来确定自己的供给和需求。拍卖者比较每一种物品的供给和需求,提高求大于供的物品的价格,降低供大于求的物品的价格,直到找到那一套一般均衡的价格为止(Varian,第21章第4节)。

在这个以“瓦尔拉斯拍卖者”为主导的价格调整过程中,完全竞争下的价格实际上是由那个“瓦尔拉斯拍卖者”决定的。当然,现实当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拍卖者;而且如果有这样一个拍卖者的话,他更应当是一个计划经济中的中央计划者。其实奥斯卡·兰格就是根据这个思路设计了他的“竞争社会主义”。

在历数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些缺陷之后,我要向读者们声明:我并不想象一位著名的经济史专家那样,把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说成是“无用的多余之物”。但是我认为,按照个体最优化下的均衡行为这个范式推导出来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并不能告诉我们实际的经济生活是什么样子。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参考点,它是一个类似坐标系中的原点那样的东西,根据这个参照点,我们可以大致地测出并且说明我们现在的经济运行在什么地方,运行在离这个原点多远的地方。

参考文献

Eucken,Walter(1954):KapitaltheoretischeUntersuchungen.2.Auflage,1954,PolygraphischerVerlagA.G.Tuebingen/Zuerich.

Varian,HalR.:MicroeconomicAnalysis.ThirdEdition.

Mises,Ludwigvon(1976):EpistemologicalProblemsofEconomics.中译本《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

Tirole,Jean(1988):TheTheoryofIndustrialOrganization.MassachusettsInstituteofTechnology,1988.

微观经济范文篇5

一、流动性及其对国债价格的影响

国债的微观经济功能与国债所拥有的独特流动性密切相关。

因此,研究国债的微观经济功能,首先需要了解国债的流动性及其对国债价格的影响。

(一)流动性内涵

资产流动性反映了资产以预期价格转换为现金的速度、便利性以及确定性。流动性强的资产可以较低的成本和接近预期价格或等于预期价格迅速转换为现金。除了现金之外,国债是最富流动性的资产。国债的交易费用最低,且无任何信用风险。而其它金融资产,如股票或金融债券,虽然它们也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也能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进行交易,但由于它们具有某些信用或市场风险,所以与国债相比,其价格波动性较大。

(二)关于流动性影响国债价格的实证分析

1965年EugeneF.Fama提出了有效市场理论。他认为,在金融市场上金融资产的价格已包括了所有可获得的信息。由于金融市场信息是有效的,所以任何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应等于其净现值。而金融资产的净现值又等于其所产生的所有未来现金流的贴现值之和,其贴现利率是反映相关现金流的风险利率。

尽管净现值在解释资产价格时是一个相当有价值的概念,但是净现值不能解释金融资产市场价格的某些特例。例如,国债的市场价格通常就要比单纯以净现值判断的结果要高。为解释这一反常现象,YakovAmihud和HaimMendelson(1986)提出了流动性溢价理论,即资产价格为其资产净现值与其流动性溢价之和。

Amihud和Mendelson观察了资产出价和询价之间的价差,以此来测度资产流动性:资产的流动性越高,其出价与询价之间的价差就越小。在假定投资者要以较高的预期收益来补偿其所拥有的流动性较低的金融资产的情况下,Amihud和Mendelson在检验了1961—1980年间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出价和询价价差及预期回报率以后发现:(1)若出价与询价之间价差增大,则平均回报率上升;(2)收益一价差关系的斜率随价差增大而下降。他们的结论证实了流动性溢价的理论。Amihud和Mendelson(1991)又检验了短期国债和剩余期限小于或等于6个月的中期国债的收益率。若不存在流动性溢价,这些短期和中期国债的收益率应该是一致的。然而,现实中收益率却存在差异,这再次证实了流动性溢价的理论。Amihud和Men—delson也曾对1987年4—11月的489对相互匹配的短期和中期国债进行检验并发现:(1)中期债券的出价与询价之间的价差约为短期债券的4倍,这表明了中期债券的流动性较低;(2)中期债券的收益率要高于到期期限相同的短期债券收益率,其平均值AY=o.428%,其标准差为0.021.

其他经济学家也研究了流动性溢价理论,DavidBeim(1992)检验了1987—1990年的长期国债,用出价和询价的价差来测度长期国债流动性后发现,在发行后的最初两年里流动性减少了1/3.自第二个年度后,流动性减速开始放缓,但在随后的年份中,减速又加快了。研究同时显示,尽管流动性与国债余额规模二者之间并非同比例变动,但有一定的相关性。Beim认为,倘若长期债券的价格等于其现金流现值的期限结构理论有误差,其关键原因就在于流动性对国债定价有影响。

AvrahamKamara(1994)扩展了Amihud和Mendelson(1991)的研究,他将即期风险(im—mediacyRisk),即交易所实现的价格与当前报价不同的风险,融入了流动性溢价分析之中。通过检验1977年1月到1984年7月大约还有14周到期的短期和中期国债,Kamara发现,在这些具有同样剩余期限的中期与短期国债之间存在收益率差异,其中包含了即期风险的因素。

FrancisA.Longstaff(1995)检验了市场交易影响金融资产价格的机理。Longstaff发现,对市场交易的限制极大地降低了股票价格,其降低值等于流动性减额。这一结论与流动性溢价理论相一致。

Longstaff(2001)同样还比较了长期零息票国债和长期零息票REFCORP(ResolutionFundingCorporation)债券的价格和收益率,揭示了国债的流动性溢价。针对大量金融机构破产的情形,1989年美国国会制定了《金融机构改革、复苏和执行法案》(FIRREA)。FIRREA建立了REFCORP作为解决这些破产企业的融资机构。REFCORP债券的本金由长期国债担保,而REFCORP债券的利息由政府支付。由于REFCORP长期债券与长期国债在风险与税收方面相一致,故可比较的REFCORP长期零息票债券与长期国债之间的价格与收益率差异就可反映出流动性溢价的差异。通过比较1991年4月至2001年3月期间3个月到30年期的国债和零息票债券的收益率,发现平均收益率差异范围为9.35至16.28个基点(100个基点为l%),这些收益率差异意味着在两种零息票债券之间的平均价格差异从3月期的0.035%到30年期的5.05%不等。

二、国债的微观经济功能

(一)国债在金融市场上的功能

尽管国债一直是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的有效手段,但是国债还具有其他许多重要的金融功能。

1.基准定价

作为基准定价的有效工具,国债必须具有一条真实的收益率曲线。在一个发达的国债市场上,国债具有构造一条“真实的”无风险收益率曲线的特性:(1)市场参与者认为国债是无风险的;(2)国债按预期数量有规律地发行,其发行期限绝大部分应为4周到10年;(3)国债供给量充足;(4)国债市场具有很好的统一性、流动性,在任何到期日其价格均不会出现异常波动。鉴于上述这些特征,市场参与者可利用所观察到的国债收益率绘制一条无风险收益率曲线,并且可以利用这条无风险收益率曲线来评价其他具有风险的债券价格。

2.利用国债回购进行融资

回购协议可视为以可靠的流动性为担保的短期贷款。投资于长期国债的管理人可通过国债回购市场保留其长期持仓量。回购市场规模大且主要依赖于国债作为其基础债券。据美联储统计,在2001年上半年,一级交易商日均未清偿回购总额为2.95万亿美元。政府证券清算公司(GSCC)按产品类型跟踪观察了通过其清算的回购交易,在2001年上半年,GSCC处理了超过98.1万亿美元的回购交易,日均处理7845亿美元,其中国债占78万亿美元(为所有回购交易的81.5%)。

(二)国债有助于降低投资者融资成本

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在购买公司所发行的债券时,一般会再选择购买国债或其衍生产品对债券利率风险进行套期保值。若国债市场发育不健全,债券购买者就要使用成本更高的套期保值手段,则债券购买者的边际套期保值量将会减少,其面临的利率风险也会增加。为弥补债券购买者所面临的较高的边际利率风险,必须提高债券的预期收益率。因而,债券购买者利用国债及其衍生产品能有效地规避利率风险,同时可降低企业发行债券必须支付的利率水平。这样,国债市场的流动性可在两个方面降低绝大多数投资者的费用:承销及债券发行。

(三)在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期提供了流动性

为分析国债在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能对金融市场发挥增强流动性的功能,BengtHolmstr?m和JeanTirole(1998)以美国经济为例,构建了一个在不稳定环境下,众多企业在房地产业进行长期投资以获取收益的模型。在Holmstr?m—Tirole模型中,在0期,每家企业采用发行债券和股票融资。

百事通

由于每位企业家受激励性所驱动必须至少保留一小部分企业预期净现值,因此每家企业的全部预期净现值一定大于其外部债权和股权的预期净现值。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企业家楔(entrepreneurialwedge)。在1期,企业项目投资所需要的资金可能会增加或减少,这称之为流动性振荡(liquidityshocks)。相应地,其投资的预期净现值同样会增加或减少。此时,每家企业必须决定是否继续或终止投资。若企业终止投资,则原所有的投资都将损失;若企业继续投资,它在2期所获得的投资收益有可能高于也有可能低于其预期收益。

Holmstr?m和Tirole利用该模型首先分析了经济扩张时期特定企业的随机流动性振荡特征。为使经济利益最大化,只要预期净现值保持正值,企业就应该在1期继续投资。然而,在企业所有的净现值和外部净现值之间的企业家楔的作用,限制了企业再向投资者发行新债券和新股票的能力。因此,流动性振荡会迫使某些具有的预期净现值的企业终止投资,并由此降低了总体经济利益。若1期流动性振荡为正向的企业将剩余资金贷给流动性振荡为负向的企业,虽然能阻止预期净现值为正值的企业减少投资,但能增加总体经济利益。然而,由于搜寻和交易费用的存在,因此拥有剩余资金的企业向资金短缺企业的贷款变得不切实际,而诸如商业银行之类的专门金融中介得以发展,他们聚集企业的剩余资金并将它们贷给资金不足的企业。除了贷款,流动性振荡为负向的企业还可能抽出其银行储蓄或出售在。期所获得的债券或其他企业的股票来清算其有价证券组合,以满足其在1期的融资需求。那么,在0期要求企业购入金融资产,还要进行初始投入,这就有可能降低企业的预期收益率。

其次,Holmstr?m和Tirole分析了非随机高度相关性的流动性振荡。例如,非预期性增税提高了所有企业在1期进行投资的成本。这类高度相关性的流动性振荡具有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期的特征。上述企业获得的流动性来源——发行新债券或股票,以及从金融中介借款或清算其金融资产——均是内生的,即模型中的所有流动性均由私人企业的生产活动所产生的。由于这些流动性是内生的,所以不能满足整个经济对流动性的总需求。假定某些企业抽出存款以满足其流动性需求,金融中介将不能满足来自于其他企业对贷款的需求。若某些企业卖出股票和债券,证券的市场价格将会下降,较低的债券和股票价格将会阻止其他企业通过发行新债券和股票来募集资金。由于企业不能满足整个经济社会对流动性的需求,因此在发生危机时某些受流动性约束且预期净现值为正值的企业仍会终止投资,这种行为将降低总体经济利益。

最后,Holmstr?m和Tirole提出了国债的作用。国债与私人债券所提供的流动性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国债所提供的流动性是外生的;二是国债的流动性基于政府强制性税收,而私人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则取决于特定企业和影响企业获利能力的经济环境。

在Holmstr?m和Tirole的模型中,没有将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作为可供选择的流动性来源。尽管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可向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而国债与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所提供的流动性有很大的差异。

现实中,个人和企业可以主动利用国债的流动性。HolmstrOm和Tirole指出,面对具有高度相关性的流动性振荡,“政府债券提供了自我保险的工具”;而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所发挥的流动性则依赖于政府的决策和行动。

因而,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不能完全替代国债所提供的流动性,仅是对国债所提供的流动性的补充。Holmstr?m和Tirole通过以上分析,论证了国债在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期所提供的经济功能,即一个有相当规模的、活跃的国债市场能减缓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期的就业、投资和生产规模的紧缩。

(四)国债能增加私人投资和实际GDP的增长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MichaelWoodford(1991)认为,传统模型和李嘉图均衡模型都不能完全解释国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且构建了流动性约束模型。传统模型和李嘉图均衡模型假定存在完善的金融中介,即个人和企业可以竞争性利率和未来收益为依据方便地获得融资。而流动性溢价的存在表明,金融中介是不完善的。正是金融中介的不完善性导致某些个人和企业会受到流动性的约束,即他们不能以未来收益为依据获得融资。且当现金流波动时,流动性约束还会迫使某些个人和企业放弃效益较高的项目,最终流动性约束会导致私人投资达不到最佳水平。

Woodford还强调,持续的国家预算赤字可使受流动性约束的个人和企业获得高度非流动性的未来收益权(未来税收)去换取高流动性的资产(国债)。因此,无论增加国家净债务(发行国债)是否会提高实际利率水平,不断增加的国家净债务有助于受流动性约束的个人和企业稳定其投资水平。另外,与传统模型和李嘉图均衡模型结论不同的是,不断增加的国家净债务对经济的影响并非是中性的。不断增加的国家净债务给与私人部门额外的流动性,减少了先前由于流动性约束而放弃的可获利投资项目,从长期而言加速了GDP的增长。Woodford的研究还进一步证实,流动性约束模型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的表现相一致。

然而,国债供给并非是在私人流动性约束不再存在时才达到最佳水平。其原因在于,支付国债利息的资金来源于征税,而税负过重会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必须在发行国债以减缓流动性约束的宏观收益与征税对经济产生不良影响的成本之间进行权衡。

(五)国债微观经济功能的佐证:我国香港特区财政和新加坡的实践

长期以来,我国香港特区财政一直出现盈余,特区政府不必因赤字而发行债券。然而,特区政府决定建立政府债券市场并授权特区货币管理局发行债券。截至2000年底特区政府债券发行余额已达到1090亿港币,占特区GDP的8.6%。

与我国香港相类似,新加坡政府同样有持续的财政盈余,也没有发行政府债券的财政需求。但新加坡政府授权货币管理局(MAS)于1998年发行了新加坡政府债券(SGS)。截至2000年底,SGS余额达到432亿新加坡元,占新加坡GDP的27.2%。MAS认为,新加坡发展政府债券市场的目的是:(1)供向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提供短期无违约风险或违约风险很小的投资选择;(2)建立一个具有较强流动性的政府债券市场作为公司债券市场的基准;(3)鼓励发展与固定收益债券相关的技术及扩大新加坡可提供金融服务的领域。

不过,理论界至今尚未对我国香港特区和新加坡的实践进行实证性研究,以定量确定我国香港和新加坡发行政府债券的绩效。然而,经济学家和金融市场参与者均认为,建立活跃的政府债券市场是发展有效资本市场的前提条件。我国香港特区和新加坡在没有预算赤字的情况下,仍建立起活跃的政府债券市场的实践同样说明该市场具有一定的微观经济功能。

三、启示

上述关于国债微观经济功能的分析对处于国债市场建设阶段的我国具有一些有益的启示。

由于国债在经济和金融运行方面具有的基础地位及其所具有的微观经济功能,特别是国债有助于缓解通货紧缩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就业、投资和生产规模收缩。因而对于我国来说,建立一个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国债市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微观经济范文篇6

一,实习目的:通过对市场和工厂的参观与调查,让我们这些大一的经济类专业的学生对市场与微观经济主体有一个初步的认知,也让我们在这次实习中可以使我们学到的知识与实际相联系从而得到运用。

二,实习时间:2010年7月5日——2010年7月9日

三,实习地点:迎新街,得一文化广场,花鸟鱼市场,恒源钢材市场,红星·美凯龙家居市场,新华化工场

四,实习报告:

(一)我们身边的市场

我们知道,要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就必须要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市场是商品交换顺利进行的条件,是商品流通领域一切商品交换活动的总和。市场体系是由各类专业市场,如商品服务市场、金融市场、劳务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文化市场、旅游市场等组成的完整体系。同时,在市场体系中的各专业市场均有其特殊功能,它们互相依存、相互制约,共同作用于社会经济。

要建立起完善的市场体系就必须发展和完善我们的商品市场,因为商品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基础,是国民经济中物质商品和与服务交易的的基本市场和主要形式。而商品市场按照商品的用途分类,又可以分为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像我们参观的迎新街的蔬菜贸易市场,得一文化广场的图书市场,花鸟鱼市场以及红星·美凯龙家居市场就是属于消费品市场,恒源钢材市场则是属于生产资料市场。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类市场都在发展,下面我就说说我对我们参观调查的几个市场吧。

1.迎新街的蔬菜贸易市场

迎新街位于太原市的最北边,属于太原的北郊。在我看来,迎新街就像是太原的一个卫星城,虽然不大,但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这个不大的迎新街里,各种大大小小的市场和消费场所也不少,如:来悦菜市场,迎宾市场,旭日市场,商贸城等。而蔬菜贸易市场则是一个主要的消费品市场,人们可能其他市场没去过,但菜市场肯定去过,所以我们就着重考察了一下迎新街的蔬菜贸易市场。

在蔬菜贸易市场中,我们主要是调查了一些蔬菜,食品的价格。我们特意对最近炒得比较热的绿豆和大蒜进行了一番调查,发现目前的绿豆价格已经涨到了8元每斤,而大蒜的价格更是涨到了5元左右一斤。这种近乎疯狂的价格引起了我们的思考,为什么价格会涨的如此之高了?我们结合目前学习的《政治经济学》中有关供给与需求对价格的影响的知识以及日前一些关于绿豆和大蒜价格的新闻报道,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由于夏天的到来,天气越来越炎热,人们对绿豆的需求是越来越高,再加上一些闲散资本持有者为了牟取利益,大量囤积绿豆和大蒜,造成了市场上绿豆和大蒜的供给量远远达不到人们的需求量,从而引起价格的上涨。

针对目前这样的情况,我也说说我自己的看法: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指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以市场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由于市场调节具有其自身的滞后性,盲目性,自发性等缺陷,所以国家应该积极发挥其宏观调控的职能来弥补市场失灵所造成的不良后果。

其次,国家应该出台相关政策,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行正确的投资,而不是去进行投机倒把。国家也应该慢慢解决开放一些垄断产业,如石油,通讯,房地产等,让民间资本更多的去投资一些实体产业。

2.花鸟鱼市场

花鸟鱼市场应该算的上是一个新兴的市场,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而慢慢兴起的一个市场。据我对市场工作人员的询问,了解到,该市场的主要消费者是一些企事业单位和一些中高等收入者。我们通过调查发现,其实该市场的价格范围还是比较大的,便宜的只要几块钱,而贵的则高达上万元。像我们有几个同学就花了5元钱购买了一盆含羞草,花30元购买了一对小松鼠,这个价格还是在我们大学生的承受范围之内的。

3.恒源钢材市场

钢材市场是我们参观的各个市场中唯一一个生产资料市场,也是与我们专业最能联系上的一个市场吧。近些年,国内国际上对钢材价格的问题引发过不少争议,像08年以前,房地产业开始快速的发展,国际上铁矿石价格疯涨,造成钢材的价格急剧上升,那几年,做钢材生意的人都赚了不少钱。08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钢材市场的价格一度下降了不少。09年以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复苏,钢材的价格也开始呈上升趋势。我们也向钢材市场的员工了解了一下目前的钢材的价格情况,目前全国二级螺纹钢均价为3831元每吨,全国热轧卷板平均价格为3909元。前段时间看到一则新闻,说武钢收购了澳大利亚的一处铁矿石,我觉得我们国内的钢厂就应该多走出去,多掌握原材料,那样在国际定价时,我们就多了一点话语权,而不像现在这样在国际钢材价格的定价权上我国没有多少话语权。

4.红星·美凯龙家居市场

红星·美凯龙家居市场是我们参观的最后一个市场,这个家居市场是一个面向中高档消费人群的高级家居市场,一进家居市场的大门就能感受到那种高贵典雅的感觉。这个家居市场一共有3层,布局十分合理,使得消费者可以有目的的进行选购。我们主要调查了一下各类家具的价格,发现这里经营的大多是外国的知名品牌,也有少数国内的高档品牌,当然家具也是价格不菲,大多数家具是以万元为单位的。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种面向中高档消费人群的市场会不断涌现出来。

(二)我们身边的微观经济主体

我们的市场是由一个个微不足道的微观经济主体组成的,微观经济主体主要包括个人,企业,政府三个方面,这次实习我们参观了位于迎新街的新华化工厂就是一个微观经济主体,通过这次参观实习,我们也了解到了一个企业,一个工厂是如何构成,如何运转的。

据我调查了解,新华化工厂跟我们学校是有很大的渊源的,以前我们学校和新华化工厂是同属于兵工部系统,外界对我们学校的俗称就是“化校”,我们学校是后来才转划到教育部的,不过我们学校和新华化工厂还是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工厂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新华化工厂是一个国有独资的兵工厂,对外名称是新华化工厂,而内部代码是908厂,该厂主要是向部队生产提供个体防护工具(如防毒面具)和集体防护面具(如过滤器),当然也会有一小部分用于对外销售,如网吧,银行等公共场所都需要过滤器,工厂的产品还会对外出口,主要出口对象是那些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我还向负责人了解到,全国部队所需要的防护产品基本上是由这个新华化工厂和湖北宜昌的809厂共同供给,做为一个在太原读书的湖北人,我也感到一丝自豪。后来我又向工厂的负责人询问该工厂的生产模式是什么样的,他告诉我说:“由于身份的特殊(国有兵工厂),所以一般都是国家先下指标,我们再集中力量进行生产,一般都会超额完成任务。”这也许就是计划体制下的优越X##B。当有同学问起该厂的规模时,负责人非常自豪的告诉我们,这个产从配件生产到成品组装都有自己的分厂,就是说,从配件生产到成品的出厂都是在这么一个厂里完成的,不需要外界的任何帮助。

在参观工厂时,我还发现了一个非常欣喜的现象,都说我们中国缺少自主研发的拥有核心技术的机器设备,但在这个厂里,我见到的都是映着中文的国产机器,整个工厂工人并不是很多,靠的就是这些机器的自动化生产。

这次的工厂之行给我的收获实在是太多……

五,心得总结

微观经济范文篇7

(一)国债在金融市场上的功能

尽管国债一直是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的有效手段,但是国债还具有其他许多重要的金融功能。

1.基准定价

作为基准定价的有效工具,国债必须具有一条真实的收益率曲线。在一个发达的国债市场上,国债具有构造一条“真实的”无风险收益率曲线的特性:(1)市场参与者认为国债是无风险的;(2)国债按预期数量有规律地发行,其发行期限绝大部分应为4周到10年;(3)国债供给量充足;(4)国债市场具有很好的统一性、流动性,在任何到期日其价格均不会出现异常波动。鉴于上述这些特征,市场参与者可利用所观察到的国债收益率绘制一条无风险收益率曲线,并且可以利用这条无风险收益率曲线来评价其他具有风险的债券价格。

2.利用国债回购进行融资

回购协议可视为以可靠的流动性为担保的短期贷款。投资于长期国债的管理人可通过国债回购市场保留其长期持仓量。回购市场规模大且主要依赖于国债作为其基础债券。据美联储统计,在2001年上半年,一级交易商日均未清偿回购总额为2.95万亿美元。政府证券清算公司(GSCC)按产品类型跟踪观察了通过其清算的回购交易,在2001年上半年,GSCC处理了超过98.1万亿美元的回购交易,日均处理7845亿美元,其中国债占78万亿美元(为所有回购交易的81.5%)。

(二)国债有助于降低投资者融资成本

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在购买公司所发行的债券时,一般会再选择购买国债或其衍生产品对债券利率风险进行套期保值。若国债市场发育不健全,债券购买者就要使用成本更高的套期保值手段,则债券购买者的边际套期保值量将会减少,其面临的利率风险也会增加。为弥补债券购买者所面临的较高的边际利率风险,必须提高债券的预期收益率。因而,债券购买者利用国债及其衍生产品能有效地规避利率风险,同时可降低企业发行债券必须支付的利率水平。这样,国债市场的流动性可在两个方面降低绝大多数投资者的费用:承销及债券发行。

(三)在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期提供了流动性

为分析国债在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能对金融市场发挥增强流动性的功能,BengtHolmstr?m和JeanTirole(1998)以美国经济为例,构建了一个在不稳定环境下,众多企业在房地产业进行长期投资以获取收益的模型。在Holmstr?m—Tirole模型中,在0期,每家企业采用发行债券和股票融资。

由于每位企业家受激励性所驱动必须至少保留一小部分企业预期净现值,因此每家企业的全部预期净现值一定大于其外部债权和股权的预期净现值。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企业家楔(entrepreneurialwedge)。在1期,企业项目投资所需要的资金可能会增加或减少,这称之为流动性振荡(liquidityshocks)。相应地,其投资的预期净现值同样会增加或减少。此时,每家企业必须决定是否继续或终止投资。若企业终止投资,则原所有的投资都将损失;若企业继续投资,它在2期所获得的投资收益有可能高于也有可能低于其预期收益。

Holmstr?m和Tirole利用该模型首先分析了经济扩张时期特定企业的随机流动性振荡特征。为使经济利益最大化,只要预期净现值保持正值,企业就应该在1期继续投资。然而,在企业所有的净现值和外部净现值之间的企业家楔的作用,限制了企业再向投资者发行新债券和新股票的能力。因此,流动性振荡会迫使某些具有的预期净现值的企业终止投资,并由此降低了总体经济利益。若1期流动性振荡为正向的企业将剩余资金贷给流动性振荡为负向的企业,虽然能阻止预期净现值为正值的企业减少投资,但能增加总体经济利益。然而,由于搜寻和交易费用的存在,因此拥有剩余资金的企业向资金短缺企业的贷款变得不切实际,而诸如商业银行之类的专门金融中介得以发展,他们聚集企业的剩余资金并将它们贷给资金不足的企业。除了贷款,流动性振荡为负向的企业还可能抽出其银行储蓄或出售在。期所获得的债券或其他企业的股票来清算其有价证券组合,以满足其在1期的融资需求。那么,在0期要求企业购入金融资产,还要进行初始投入,这就有可能降低企业的预期收益率。

其次,Holmstr?m和Tirole分析了非随机高度相关性的流动性振荡。例如,非预期性增税提高了所有企业在1期进行投资的成本。这类高度相关性的流动性振荡具有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期的特征。上述企业获得的流动性来源——发行新债券或股票,以及从金融中介借款或清算其金融资产——均是内生的,即模型中的所有流动性均由私人企业的生产活动所产生的。由于这些流动性是内生的,所以不能满足整个经济对流动性的总需求。假定某些企业抽出存款以满足其流动性需求,金融中介将不能满足来自于其他企业对贷款的需求。若某些企业卖出股票和债券,证券的市场价格将会下降,较低的债券和股票价格将会阻止其他企业通过发行新债券和股票来募集资金。由于企业不能满足整个经济社会对流动性的需求,因此在发生危机时某些受流动性约束且预期净现值为正值的企业仍会终止投资,这种行为将降低总体经济利益。

最后,Holmstr?m和Tirole提出了国债的作用。国债与私人债券所提供的流动性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国债所提供的流动性是外生的;二是国债的流动性基于政府强制性税收,而私人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则取决于特定企业和影响企业获利能力的经济环境。

在Holmstr?m和Tirole的模型中,没有将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作为可供选择的流动性来源。尽管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可向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而国债与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所提供的流动性有很大的差异。

现实中,个人和企业可以主动利用国债的流动性。HolmstrOm和Tirole指出,面对具有高度相关性的流动性振荡,“政府债券提供了自我保险的工具”;而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所发挥的流动性则依赖于政府的决策和行动。

因而,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不能完全替代国债所提供的流动性,仅是对国债所提供的流动性的补充。Holmstr?m和Tirole通过以上分析,论证了国债在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期所提供的经济功能,即一个有相当规模的、活跃的国债市场能减缓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期的就业、投资和生产规模的紧缩。

(四)国债能增加私人投资和实际GDP的增长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MichaelWoodford(1991)认为,传统模型和李嘉图均衡模型都不能完全解释国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且构建了流动性约束模型。传统模型和李嘉图均衡模型假定存在完善的金融中介,即个人和企业可以竞争性利率和未来收益为依据方便地获得融资。而流动性溢价的存在表明,金融中介是不完善的。正是金融中介的不完善性导致某些个人和企业会受到流动性的约束,即他们不能以未来收益为依据获得融资。且当现金流波动时,流动性约束还会迫使某些个人和企业放弃效益较高的项目,最终流动性约束会导致私人投资达不到最佳水平。

Woodford还强调,持续的国家预算赤字可使受流动性约束的个人和企业获得高度非流动性的未来收益权(未来税收)去换取高流动性的资产(国债)。因此,无论增加国家净债务(发行国债)是否会提高实际利率水平,不断增加的国家净债务有助于受流动性约束的个人和企业稳定其投资水平。另外,与传统模型和李嘉图均衡模型结论不同的是,不断增加的国家净债务对经济的影响并非是中性的。不断增加的国家净债务给与私人部门额外的流动性,减少了先前由于流动性约束而放弃的可获利投资项目,从长期而言加速了GDP的增长。Woodford的研究还进一步证实,流动性约束模型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的表现相一致。

然而,国债供给并非是在私人流动性约束不再存在时才达到最佳水平。其原因在于,支付国债利息的资金来源于征税,而税负过重会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必须在发行国债以减缓流动性约束的宏观收益与征税对经济产生不良影响的成本之间进行权衡。

(五)国债微观经济功能的佐证:我国香港特区财政和新加坡的实践

长期以来,我国香港特区财政一直出现盈余,特区政府不必因赤字而发行债券。然而,特区政府决定建立政府债券市场并授权特区货币管理局发行债券。截至2000年底特区政府债券发行余额已达到1090亿港币,占特区GDP的8.6%。

与我国香港相类似,新加坡政府同样有持续的财政盈余,也没有发行政府债券的财政需求。但新加坡政府授权货币管理局(MAS)于1998年发行了新加坡政府债券(SGS)。截至2000年底,SGS余额达到432亿新加坡元,占新加坡GDP的27.2%。MAS认为,新加坡发展政府债券市场的目的是:(1)供向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提供短期无违约风险或违约风险很小的投资选择;(2)建立一个具有较强流动性的政府债券市场作为公司债券市场的基准;(3)鼓励发展与固定收益债券相关的技术及扩大新加坡可提供金融服务的领域。

不过,理论界至今尚未对我国香港特区和新加坡的实践进行实证性研究,以定量确定我国香港和新加坡发行政府债券的绩效。然而,经济学家和金融市场参与者均认为,建立活跃的政府债券市场是发展有效资本市场的前提条件。我国香港特区和新加坡在没有预算赤字的情况下,仍建立起活跃的政府债券市场的实践同样说明该市场具有一定的微观经济功能。

二、流动性及其对国债价格的影响

国债的微观经济功能与国债所拥有的独特流动性密切相关。因此,研究国债的微观经济功能,首先需要了解国债的流动性及其对国债价格的影响。

(一)流动性内涵

资产流动性反映了资产以预期价格转换为现金的速度、便利性以及确定性。流动性强的资产可以较低的成本和接近预期价格或等于预期价格迅速转换为现金。除了现金之外,国债是最富流动性的资产。国债的交易费用最低,且无任何信用风险。而其它金融资产,如股票或金融债券,虽然它们也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也能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进行交易,但由于它们具有某些信用或市场风险,所以与国债相比,其价格波动性较大。

(二)关于流动性影响国债价格的实证分析

1965年EugeneF.Fama提出了有效市场理论。他认为,在金融市场上金融资产的价格已包括了所有可获得的信息。由于金融市场信息是有效的,所以任何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应等于其净现值。而金融资产的净现值又等于其所产生的所有未来现金流的贴现值之和,其贴现利率是反映相关现金流的风险利率。

尽管净现值在解释资产价格时是一个相当有价值的概念,但是净现值不能解释金融资产市场价格的某些特例。例如,国债的市场价格通常就要比单纯以净现值判断的结果要高。为解释这一反常现象,YakovAmihud和HaimMendelson(1986)提出了流动性溢价理论,即资产价格为其资产净现值与其流动性溢价之和。

Amihud和Mendelson观察了资产出价和询价之间的价差,以此来测度资产流动性:资产的流动性越高,其出价与询价之间的价差就越小。在假定投资者要以较高的预期收益来补偿其所拥有的流动性较低的金融资产的情况下,Amihud和Mendelson在检验了1961—1980年间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出价和询价价差及预期回报率以后发现:(1)若出价与询价之间价差增大,则平均回报率上升;(2)收益一价差关系的斜率随价差增大而下降。他们的结论证实了流动性溢价的理论。Amihud和Mendelson(1991)又检验了短期国债和剩余期限小于或等于6个月的中期国债的收益率。若不存在流动性溢价,这些短期和中期国债的收益率应该是一致的。然而,现实中收益率却存在差异,这再次证实了流动性溢价的理论。Amihud和Men—delson也曾对1987年4—11月的489对相互匹配的短期和中期国债进行检验并发现:(1)中期债券的出价与询价之间的价差约为短期债券的4倍,这表明了中期债券的流动性较低;(2)中期债券的收益率要高于到期期限相同的短期债券收益率,其平均值AY=o.428%,其标准差为0.021.

其他经济学家也研究了流动性溢价理论,DavidBeim(1992)检验了1987—1990年的长期国债,用出价和询价的价差来测度长期国债流动性后发现,在发行后的最初两年里流动性减少了1/3.自第二个年度后,流动性减速开始放缓,但在随后的年份中,减速又加快了。研究同时显示,尽管流动性与国债余额规模二者之间并非同比例变动,但有一定的相关性。Beim认为,倘若长期债券的价格等于其现金流现值的期限结构理论有误差,其关键原因就在于流动性对国债定价有影响。

AvrahamKamara(1994)扩展了Amihud和Mendelson(1991)的研究,他将即期风险(im—mediacyRisk),即交易所实现的价格与当前报价不同的风险,融入了流动性溢价分析之中。通过检验1977年1月到1984年7月大约还有14周到期的短期和中期国债,Kamara发现,在这些具有同样剩余期限的中期与短期国债之间存在收益率差异,其中包含了即期风险的因素。

FrancisA.Longstaff(1995)检验了市场交易影响金融资产价格的机理。Longstaff发现,对市场交易的限制极大地降低了股票价格,其降低值等于流动性减额。这一结论与流动性溢价理论相一致。

Longstaff(2001)同样还比较了长期零息票国债和长期零息票REFCORP(ResolutionFundingCorporation)债券的价格和收益率,揭示了国债的流动性溢价。针对大量金融机构破产的情形,1989年美国国会制定了《金融机构改革、复苏和执行法案》(FIRREA)。FIRREA建立了REFCORP作为解决这些破产企业的融资机构。REFCORP债券的本金由长期国债担保,而REFCORP债券的利息由政府支付。由于REFCORP长期债券与长期国债在风险与税收方面相一致,故可比较的REFCORP长期零息票债券与长期国债之间的价格与收益率差异就可反映出流动性溢价的差异。通过比较1991年4月至2001年3月期间3个月到30年期的国债和零息票债券的收益率,发现平均收益率差异范围为9.35至16.28个基点(100个基点为l%),这些收益率差异意味着在两种零息票债券之间的平均价格差异从3月期的0.035%到30年期的5.05%不等。

三、启示

上述关于国债微观经济功能的分析对处于国债市场建设阶段的我国具有一些有益的启示。

由于国债在经济和金融运行方面具有的基础地位及其所具有的微观经济功能,特别是国债有助于缓解通货紧缩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就业、投资和生产规模收缩。因而对于我国来说,建立一个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国债市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微观经济范文篇8

从宏观角度看,这次金融危机使得人们进一步明晰了金融改革与管理之间的关系,而从微观角度看,则可更好地把握金融危机与微观经济主体之间的联系。

二、经济危机对银行信贷的影响分析

1.信贷规模。金融危机对于全球经济秩序的影响首先就表现在银行信贷领域。外国众多学者对美国的银行信贷变化进行了探究,他们发现在2008年10-12月,也就是金融危机爆发最为严重的时期,各大银行对大额借款者的贷款数额与金融危机爆发前一个季度相比整整下滑了47%,而与最繁荣时期相比则下滑了79%。根据这一结果,学者又进一步研究了银行贷款供给规模的变化对企业的贷款需求规模的影响,他们发现在金融危机爆发时期,当银行减小供给数额时,各大企业也针对性地减小了本身的信贷额度。依据以上分析,学者认为银行信贷所受到的影响主要表现于供给侧,各大商业银行在甄选贷款对象时将客户与其的关系作为首要标准,而其中客户且存款额较少的银行的贷款数额则下滑程度更大。与此同时,部分学者也探究了流动资产与银行信贷规模之间的关系,在金融危机时期,各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更依赖于股票市场以及核心存款等稳定资金来源,贷款数额较之以前无太大变动,而其中非流动资产所占比例较大的银行则会在这一时期选择提高自身的流动资产比例,同时也进一步降低数额审批标准,因此,流动资产管理也是银行信贷规模缩减的原因之一。另外,部分学者深入研究了企业在金融危机时期的银行贷款和债券融资情况,他们发现信贷供给侧与经济危机爆发周期有着紧密联系,通过分析债券融资对于贷款的取代作用得出,贷款规模缩减的主要原因就是供给侧问题,其中,严格的贷款审批标准、较高的不良贷款率、下滑的股票价格以及紧缩性货币政策是主要因素。金融危机极大动荡了美国金融秩序,银行资本的安全风险大大增加,银行与银行以及银行与企业之间的流动供给大幅下滑,许多银行面临着破产危机。针对这种情况,部分经济学家基于股权资本,深入探讨了金融危机对于银行信贷活动的影响,发现在金融危机时期,运用股权资本能有效保障银行经营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也对经营业绩有一定程度的改善效果。2.政府干预。金融危机爆发,致使银行流动供给枯竭,银行贷款数额也有大幅下滑,为了振兴经济,全球各国(地区)政府都及时调整了本国(地区)的经济及货币政策,并设立了专门的职能机构对银行贷款进行管理。基于该形势,国外经济学者也针对政府干预与银行信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在这次经济危机中,美国政府紧急援助了几家面临破产危机的金融机构,同时,欧洲各国也相继出台了相关的援助政策。基于该背景,部分学者以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以及中国台湾这五个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银行绩效在政府干预前后期的变化。研究表明,通过政府干预能有效提高银行的货款偿还能力、风险把控能力以及经营盈利能力等。而另一部分的学者则发现,政府干预的程度对银行绩效表现有着重要影响,简单来说就是,在危机爆发前政府对于银行的干预程度越高,银行在金融危机时期的绩效表现则越好。

三、经济危机对企业融资的影响分析

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在供给侧对银行信贷产生影响,这就使得银行的流动性资产枯竭以及绩效表现大幅下滑,迫使其通过缩减贷款规模或增大存款流动性等方式来规避运营风险。针对这种情况,企业基于降低融资束缚的目的,运用了其他融资手段以为企业的正常运作提供资金保障,这其中主要包括有现金储蓄、债券融资以及贸易融资三个方面。部分学者就企业所受融资束缚程度将所选中的来自全球范围内的1050家企业进行分组和问卷调查,通过分析数据之后发现,受融资束缚的企业大多会采用减少薪资、科研等方面的资本支出,并运用多种方式增大现金储蓄量,具体来说就是,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信贷危机,企业会采用快速支取信贷余额以及降低股票分配率等方式来提高自身的资金流动性,以此来提升企业的风险应对能力。某些经济学家也对债券融资手段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在危机时期企业往往将经营重点从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转到了增大企业现金储蓄以及资金流动性之上,而债券融资也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企业的资金来源,成为提高资金流动性、把控安全风险的最佳选择之一。此外,贸易融资也成为了各个企业用于摆脱融资束缚的重要举措,一些学者基于市场融资能力下滑的情况下,对中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亚这六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研究,依据大量数据来探究企业业绩下滑的成因,最终发现其中贸易融资比例较大的企业的业绩下滑程度较轻,由此可见,贸易融资对于企业的正常运作有较大的积极影响。

四、经济危机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分析

出于风险规避的目的,银行在金融危机时期往往会采用减少贷款数额和提升资金流动性等措施,基于该种形势,企业难以从银行处获取贷款,因此,在这一时期,企业的投资力度也呈现了下滑趋势,而其中现金储蓄及信用额度与其关系最为紧密。学者将对象企业按受融资束缚程度划分,研究现金储蓄与投资力度的关系,最终发现,经济危机主要从供给侧影响非金融机构的融资能力,各个企业在危机爆发时期的投资力度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而其中下滑程度最大的主要是现金储蓄量较小的企业。而另外一部分学者则在研究企业资金流动性问题的时候将企业资金流动性、外界资金以及企业决策三方面进行有机融合,从而发现在金融危机时期,对于其中没有发生资金短缺问题的企业来说,更高的信用额度往往代表着更大数额的资金支出,而受到融资束缚的企业则会选择性地进行资金储备和投资活动,此时信用额度则有利于减少经济危机对于企业投资的不良影响。

五、结语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会对银行信贷、企业融资以及投资等领域的微观经济主体行为造成较大的冲击和影响,把握其内在联系具有现实作用。因此,经济学者必须进一步探究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基于我国基本制度及经济体制,为我国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应对措施,以此来保障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涤新,邓斌.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绩效——微观主体风险控制权配置的视角[N].管理科学学报,2013,1607:66-79.

微观经济范文篇9

资产流动性反映了资产以预期价格转换为现金的速度、便利性以及确定性。流动性强的资产可以较低的成本和接近预期价格或等于预期价格迅速转换为现金。除了现金之外,国债是最富流动性的资产。国债的交易费用最低,且无任何信用风险。而其它金融资产,如股票或金融债券,虽然它们也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也能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进行交易,但由于它们具有某些信用或市场风险,所以与国债相比,其价格波动性较大。

(二)关于流动性影响国债价格的实证分析

1965年EugeneF.Fama提出了有效市场理论。他认为,在金融市场上金融资产的价格已包括了所有可获得的信息。由于金融市场信息是有效的,所以任何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应等于其净现值。而金融资产的净现值又等于其所产生的所有未来现金流的贴现值之和,其贴现利率是反映相关现金流的风险利率。

尽管净现值在解释资产价格时是一个相当有价值的概念,但是净现值不能解释金融资产市场价格的某些特例。例如,国债的市场价格通常就要比单纯以净现值判断的结果要高。为解释这一反常现象,YakovAmihud和HaimMendelson(1986)提出了流动性溢价理论,即资产价格为其资产净现值与其流动性溢价之和。

Amihud和Mendelson观察了资产出价和询价之间和价差,以此来测度资产流动性:资产的流动性越高,其出价与询价之间的价差就越小。在假定投资者要以较高的预期收益来补偿其所拥有的流动性较低的金融资产的情况下,Amihud和Mendelson在检验了1961-1980年间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出价和询价价差及预期回报率以后发现:(1)若出价与询价之间价差增大,则平均回报率上升;(2)收益一价差关系的斜率随价差增大而下降。他们的结论证实了流动性溢价的理论。Amihud和Mendelson(1991)又检验了短期国债和剩余期限小于或等于6个月的中期国债的收益率。若不存在流动性溢价,这些短期和中期国债的收益率应该是一致的。然而,现实中收益率却存在差异,这再次证实了流动性溢价的理论。Amihud和Men-delson也曾对1987年4-11月的489对相互匹配的短期和中期国债进行检验并发现:(1)中期债券的出价与询价之间的价差约为短期债券的4倍,这表明了中期债券的流动性较低;(2)中期债券的收益率要高于到期期限相同的短期债券收益率,其平均值ΔY=0.428%,其标准差为0.021(注:YakoyAmihudandHaimMendelson.Liquidity,Maturity,andtheYieldsonU.S.Treasuries.JournalofFinance,1991,46(9):1411-1425.)。

其他经济学家也研究了流动性溢价理论,DavidBeim(1992)检验了1987-1990年的长期国债,用出价和询价的价差来测度长期国债流动性后发现,在发行后的最初两年里流动性减少了1/3。自第二个年度后,流动性减速开始放缓,但在随后的年份中,减速又加快了。研究同时显示,尽管流动性与国债余额规模二者之间并非同比例变动,但有一定的相关性。Beim认为,倘若长期债券的价格等于其现金流现值的期限结构理论有误差,其关键原因就在于流动性对国债定价有影响。

AvrahamKamara(1994)扩展了Amihud和Mendelson(1991)的研究,他将即期风险(ira-mediaeyRisk),即交易所实现的价格与当前报价不同的风险,融入了流动性溢价分析之中。通过检验1977年1月到1984年7月大约还有14周到期的短期和中期国债,Kamara发现,在这些具有同样剩余期限的中期与短期国债之间存在收益率差异,其中包含了即期风险的因素。FrancisA.Longstaff(1995)检验了市场交易影响金融资产价格的机理。Longstaff发现,对市场交易的限制极大地降低了股票价格,其降低值等于流动性减额。这一结论与流动性溢价理论相一致。

Longstaff(2001)同样还比较了长期零息票国债和长期零息票REFCORP(ResolutionFundingCorporation)债券的价格和收益率,揭示了国债的流动性溢价。针对大量金融机构破产的情形,1989年美国国会制定了《金融机构改革、复苏和执行法案》(FIRREA)。FIRREA建立了REFCORP作为解决这些破产企业的融资机构。REFCORP债券的本金由长期国债担保,而REFCORP债券的利息由政府支付。由于REFCORP长期债券与长期国债在风险与税收方面相一致,故可比较的REFCORP长期零息票债券与长期国债之间的价格与收益率差异就可反映出流动性溢价的差异。通过比较1991年4月至2001年3月期间3个月到30年期的国债和零息票债券的收益率,发现平均收益率差异范围为9.35至16.28个基点(100个基点为1%),这些收益率差异意味着在两种零息票债券之间的平均价格差异从3月期的0.035%到30年期的5.05%不等。(注:FrancisA.Longstaff.TheFlight-To-LiquidityPremiuminU.S.TreasuryBondPrices.UniversityofCaliforniaLosAngel-esWorkingPaper,2001,(5).)

二、国债的微观经济功能

(一)国债在金融市场上的功能

尽管国债一直是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的有效手段,但是国债还具有其他许多重要的金融功能。

1.基准定价

作为基准定价的有效工具,国债必须具有一条真实的收益率曲线。在一个发达的国债市场上,国债具有构造一条“真实的”无风险收益率曲线的特性:(1)市场参与者认为国债是无风险的;(2)国债按预期数量有规律地发行,其发行期限绝大部分应为4周到10年;(3)国债供给量充足;(4)国债市场具有很好的统一性、流动性,在任何到期日其价格均不会出现异常波动。鉴于上述这些特征,市场参与者可利用所观察到的国债收益率绘制一条无风险收益率曲线,并且可以利用这条无风险收益率曲线来评价其他具有风险的债券价格。

2.利用国债回购进行融资

回购协议可视为以可靠的流动性为担保的短期贷款。投资于长期国债的管理人可通过国债回购市场保留其长期持仓量。回购市场规模大且主要依赖于国债作为其基础债券。据美联储统计,在2001年上半年,一级交易商日均未清偿回购总额为2.95万亿美元。政府证券清算公司(GSCC)按产品类型跟踪观察了通过其清算的回购交易,在2001年上半年,GSCC处理了超过98.1万亿美元的回购交易,日均处理7845亿美元,其中国债占78万亿美元(为所有回购交易的81.5%)。(注:DominiqueDupontandBrianSeek.TheTreasurySecuritiesMarket:OverviewandRecentDevelopments.FederalReserveBulletin,1999(12):797-798.)

(二)国债有助于降低投资者融资成本

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在购买公司所发行的债券时,一般会再选择购买国债或其衍生产品对债券利率风险进行套期保值。若国债市场发育不健全,债券购买者就要使用成本更高的套期保值手段,则债券购买者的边际套期保值量将会减少,其面临的利率风险也会增加。为弥补债券购买者所面临的较高的边际利率风险,必须提高债券的预期收益率。因而,债券购买者利用国债及其衍生产品能有效地规避利率风险,同时可降低企业发行债券必须支付的利率水平。这样,国债市场的流动性可在两个方面降低绝大多数投资者的费用:承销及债券发行。

(三)在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期提供了流动性

为分析国债在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能对金融市场发挥增强流动性的功能,BengtHolmstrom和JeanTirole(1998)以美国经济为例,构建了一个在不稳定环境下,众多企业在房地产业进行长期投资以获取收益的模型。(注:BengtHolmstromandJeamTirole.PublicandPrivateSupplyofLiquidity.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98,106(2):1-40)在Holmstrom-Tirole模型中,在0期,每家企业采用发行债券和股票融资。

由于每位企业家受激励性所驱动必须至少保留一小部分企业预期净现值,因此每家企业的全部预期净现值一定大于其外部债权和股权的预期净现值。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企业家楔(entrepreneurialwedge)。在1期,企业项目投资所需要的资金可能会增加或减少,这称之为流动性振荡(liquidityshocks)。相应地,其投资的预期净现值同样会增加或减少。此时,每家企业必须决定是否继续或终止投资。若企业终止投资,则原所有的投资都将损失;若企业继续投资,它在2期所获得的投资收益有可能高于也有可能低于其预期收益。

Holmstrom和Tirol,利用该模型首先分析了经济扩张时期特定企业的随机流动性振荡特征。为使经济利益量大化,只要预期净现值保持正值,企业就应该在1期继续投资。然而,在企业所有的净现值和外部净现值之间的企业家楔的作用,限制了企业再向投资者发行新债券和新股票的能力。因此,流动性振荡会迫使某些具有的预期净现值的企业终止投资,并由此降低了总体经济利益。若1期流动性振荡为正向的企业将剩余资金贷给流动性振荡为负向的企业,虽然能阻止预期净现值为正值的企业减少投资,但能增加总体经济利益。然而,由于搜寻和交易费用的存在,因此拥有剩余资金的企业向资金短缺企业的贷款变得不切实际,而诸如商业银行之类的专门金融中介得以发展,他们聚集企业的剩余资金并将它们贷给资金不足的企业。除了贷款,流动性振荡为负向的企业还可能抽出其银行储蓄或出售在。期所获得的债券或其他企业的股票来清算其有价证券组合,以满足其在1期的融资需求。那么,在0期要求企业购入金融资产,还要进行初始投入,这就有可能降低企业的预期收益率。

其次,Holmstrom和Tirol,分析了非随机高度相关性的流动性振荡。例如,非预期性增税提高了所有企业在1期进行投资的成本。这类高度相关性的流动性振荡具有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期的特征。上述企业获得的流动性来源——发行新债券或股票,以及从金融中介借款或清算其金融资产——均是内生的,即模型中的所有流动性均由私人企业的生产活动所产生的。由于这些流动性是内生的,所以不能满足整个经济对流动性的总需求。假定某些企业抽出存款以满足其流动性需求,金融中介将不能满足来自于其他企业对贷款的需求。若某些企业卖出股票和债券,证券的市场价格将会下降,较低的债券和股票价格将会阻止其他企业通过发行新债券的股票来募集资金。由于企业不能满足整个经济社会对流动性的需求,因此在发生危机时某些受流动性约束且预期净现值为正值的企业仍会终止投资,这种行为将降低总体经济利益。

最后,Holmstrom和Tirol,提出了国债的作用。国债与私人债券所提供的流动性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国债所提供的流动性是外生的;二是国债的流动性基于政府强制性税收,而私人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则取决于特定企业和影响企业获利能力的经济环境。

在Holmstrom和Tirol,的模型中,没有将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作为可供选择的流动性来源。尽管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可向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而国债与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所提供的流动性有很大的差异。

现实中,个人和企业可以主动利用国债的流动性。Holmstrom和Tirole指出,面对具有高度相关性的流动性振荡,“政府债券提供了自我保险的工具”;而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所发挥的流动性则依赖于政府的决策和行动。

因而,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不能完全替代国债所提供的流动性,仅是对国债所提供的流动性的补充。Holmstrom和Tirole通过以上分析,论证了国债在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期所提供的经济功能,即一个有相当规模的、活跃的国债市场能减缓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期的就业、投资和生产规模的紧缩。

(四)国债能增加私人投资和实际GDP的增长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MichaelWoodford(1991)认为,传统模型和李嘉图均衡模型都不能完全解释国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且构建了流动性约束模型。传统模型和李嘉图均衡模型假定存在完善的金融中介,即个人和企业可以竞争性利率和未来收益为依据方便地获得融资。而流动性溢价的存在表明,金融中介是不完善的。正是金融中介的不完善性导致某些个人和企业会受到流动性的约束,即他们不能以未来收益为依据获得融资。且当现金流波动时,流动性约束还会迫使某些个人和企业放弃效益较高的项目,最终流动性约束会导致私人投资达不到最佳水平。

Woodford还强调,持续的国家预算赤字可使受流动性约束的个人和企业获得高度非流动性的未来收益权(未来税收)去换取高流动性的资产(国债)。因此,无论增加国家净债务(发行国债)是否会提高实际利率水平,不断增加的国家净债务有助于受流动性约束的个人和企业稳定其投资水平。另外,与传统模型和李嘉图均衡模型结论不同的是,不断增加的国家净债务对经济的影响并非是中性的。不断增加的国家净债务与给私人部门额外的流动性,减少了先前由于流动性约束而放弃的可获利投资项目,从长期而言加速了GDP的增长。Woodford的研究还进一步证实,流动性约束模型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的表现相一致。

然而,国债供给并非是在私人流动性约束不再存在时才达到最佳水平。其原因在于,支付国债利息的资金来源于征税,而税负过重会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必须在发行国债以减缓流动性约束的宏观收益与征税对经济产生不良影响的成本之间进行权衡。

(五)国债微观经济功能的佐证:我国香港特区财政和新加坡的实践

长期以来,我国香港特区财政一直出现盈余,特区政府不必因赤字而发行债券。然而,特区政府决定建立政府债券市场并授权特区货币管理局发行债券。截至2000年底特区政府债券发行余额已达到1090亿港币,占特区GDP的8.6%。

与我国香港相类似,新加坡政府同样有持续的财政盈余,也没有发行政府债券的财政需求。但新加坡政府授权货币管理局(MAS)于1998年发行了新加坡政府债券(SGS)。截至2000年底,SGS余额达到432亿新加坡元,占新加坡GDP的27.2%。MAS认为,新加坡发展政府债券市场的目的是:(1)供向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提供短期无违约风险或违约风险很小的投资选择;(2)建立一个具有较强流动性的政府债券市场作为公司债券市场的基准;(3)鼓励发展与固定收益债券相关的技术及扩大新加坡可提供金融服务的领域。

不过,理论界至今尚未对我国香港特区和新加坡的实践进行实证性研究,以定量确定我国香港和新加坡发行政府债券的绩效。然而,经济学家和金融市场参与者均认为,建立活跃的政府债券市场是发展有效资本市场的前提条件。我国香港特区和新加坡在没有预算赤字的情况下,仍建立起活跃的政府债券市场的实践同样说明该市场具有一定的微观经济功能。

三、启示

上述关于国债微观经济功能的分析对处于国债市场建设阶段的我国具有一些有益的启示。

由于国债在经济和金融运行方面具有的基础地位及其所具有的微观经济功能,特别是国债有助于缓解通货紧缩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就业、投资和生产规模收缩。因而对于我国来说,建立一个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国债市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对国债的研究均是从财政的角度出发,将注意力放在国债手段的利用限度、国债规模及其经济效应等问题的分析和评价上。即使在当前的通货紧缩时期,对国债的运用也仅从宏观角度考虑,研究国债的宏观调控功能。对国债所具有的微观经济功能研究不够,对国债市场发育不全、对经济和金融的不利影响缺乏足够的认识。具体而言,涉及国债市场的建设研究,也大都从满足财政政策需要的角度,如如何低成本、高效益地发行国债来完善国债市场。而从实践来看,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发行国债以来,也始终将国债市场视为筹集资金弥补财政赤字的场所。

上述关于对国债作用的认识和实践直接导致了我国国债市场发展过程中的诸多不足。具体表现在:国债发行机制市场化程度不够;国债期限品种尚不丰富,缺乏短期国债;各类期限国债未能做到连续、定期发行;未能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债市场;国债市场流动性不足等。这些缺陷严重影响了我国国债市场微观经济功能的发挥。为此,笔者认为,今后我国国债的发行及国债二级市场的建设不仅要考虑财政融资的需要,而且还应该从建立、健全国债市场的角度来考虑国债的发行、流通和偿还。今天,国债市场与经济和金融体系息息相关,其发展不应该也不能仅仅与财政赤字相联系。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国债所具有的微观经济功能,使人们深刻认识到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发达的国债市场的重要性。我国的国债市场发展应摆脱其为经济建设投融资的那种狭隘思维,而应将其定位于为建立完善的国债市场体系,成为我国经济和金融运行的基础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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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ehinasi,GarryJ.,CharlesF.Kramer,andR.ToddSmith..FinancialImplicationofthe

微观经济范文篇10

[关键词]EMU欧盟经济影响

AnAnalysisonEconomicEffectsofEMUtoEU

(DepartmentofFinance,NanjingUniversity,Nanjing,210093;(TianjinAcademyofSocialScience,Tianjin300191)

Abstract:DuringtheincorporationofEurope,EuropeanEconomicandMonetaryUnionhasanimportanteffectonitsmembers.Inthispaper,weanalysistheeconomiceffectsofEMUtoEuropeUnion.Theresearchoutspreadsfromthemicroeconomicleverandmacroeconomiclever.

Keywords:EMUEUEconomicEffects

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EuropeanEconomicandMonetaryUnion)(简称EMU)自成立以来,持续推动着欧盟的货币一体化进程。到2002年1月1日欧元(包括纸币和硬币)已经成为合法付款方式,同尚存的各成员国货币一并流通;2002年7月1日起,欧元区各12国货币已经全部退出流通领域,欧元成为欧盟内部唯一的合法货币。在这种背景下,欧元不仅成为欧盟内部成员国间进行相互结算和支付的手段,而且成为与美元和日元并立的世界三大国际货币之一。欧元作为欧盟的统一货币,代表着一个具有3亿人口的单一性市场和占世界经济总量1/5规模的真实经济,欧元的正式流通必将对欧盟经济及整个世界经济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涉及到各国(欧盟内部各国、欧盟与世界其他国家)间各种资源(包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的配置和效率、各国间经济政策的博弈和协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及各国间经济福利的分配和结构等。

但本文将集中研究EMU对欧盟经济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宏观性影响和微观性影响。

一、EMU对欧盟经济的宏观影响

货币一体化是欧盟走向最终统一的标志性界碑,但对于那些本着经济或政治利益而急于获得欧盟成员资格(EU)的前东欧各国来讲,EMU提高了他们加入欧盟的门槛。当然,欧元正式流通意味着欧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深化,它对欧盟的整体经济环境都具有一定的裨益,但这种利益也是有成本的。

(一)EMU对欧盟宏观经济的积极影响

EMU的支持者认为,统一的货币将带来更趋稳定的汇率,较低的交易成本、较高的价格透明度从而减少信息成本并激发欧盟内部的企业降低生产成本,这些都有利于提升欧盟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随着企业成本的降低也有助于增加欧盟内部消费者的经济福利。而且,按照德国中央银行模式构建的独立的欧洲中央银行(ECB)也预期能够保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降低真实市场利率从而激励投资、产出的增加和就业率的提高(EUCommission,1992)[1]。

马斯特里赫特收敛性标准(TheMaastrichtConvergenceCriteria)(简称MCC)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欧元区的经济稳定性,因为它对各成员国政府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和国债约束)、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率和长期利率)都制定了严格的标准,这些标准被ECB认为是利用减小不对称性外部冲击②进而稳定欧元区经济的便利化机制。而稳定和增长协定(TheStabilityandGrowthPact)(简称SGP)也可以保证EMU加入国保持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因为当某成员国的经济增长绩效激起民愤或无法采取措施改善经济增长环境时,将面对处以此国GDP0.5%的罚款,其唯一的例外性条款是当某成员国正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经济出现严重衰退的标准是此国国民收入出现超过2%的持续下降(Artis&Buti,2000)[2]。

(一)EMU对欧盟宏观经济的消极影响

EMU的反对者认为,统一的货币会导致成员各国对自主性调节经济的工具的丧失,从而引发欧元区经济的不稳定。由于无法对各国具有差别化特征的产业结构、就业和产出进行客观的测度,“真实收敛性标准”不具有现实性,反而容易引起不对称性的外部冲击。同样,面对多样化的各国经济,ECB力图用单一的政策工具——普通利率来稳定欧元区的经济将被证明是无效的。货币政策影响EU成员国的差别性效应根源是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经济结构的不对称性,直接原因是各个成员国具有不同的产权结构和多样的利率结构。例如,英国经济对短期利率变动的敏感系数是欧盟平均水平的4倍(Eltis,1996)[3]。根据Minford(2000)的估计,ECB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调整可能引起成员国经济的衰退规模扩大1倍;而ECB通过推行低通货膨胀而树立信誉的决心可能导致成员国经济的过度通货紧缩[4]。

这种内生于MCC和SGP的通货紧缩偏差,在整个1990年代估计减少了欧盟GDP5%的增长,并导致700~1000万欧洲人失业(Holland,1995)[5]。SGP通过限制超出GDP3%的财政赤字,阻止了各国政府利用凯恩斯宏观政策对经济的反经济周期性调节。而且,本来在整个经济周期内一国的国家预算常常会以超过GDP10%的比例变动,而SGP却硬性地规定一国在经济繁荣时期必须保持占GDP7%的预算结余,否则政府只能被迫在经济下降的中期增加税收并减少政府支出(Burkitt,Baimbridge&Whyman,1997)[6]。因此,Michie(2000)认为EMU将使得欧盟经济处于“高失业水平的锁定状态”,而当需要应用活跃的宏观经济政策以降低失业率时却陷入了放任主义矛盾(thelaissez-faireorthodoxy)[7]。此外,各项收敛性标准常常由于各种原因而遭偏废,在从1990~1997发生的120个场合(标准应当被执行时)下,MCC仅仅在13个场合下被完全实施;而在过去的近40年里450个可能机会中,SGP仅仅被依照执行了13次(Eichengreen,2000)[8]。

这些负面效应可以用工资和价格弹性、劳动力流动及财政的联邦化(fiscalfederalalism)来解释。众所周知,欧盟经济趋于面临严重的工资刚性,尽管欧盟内部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别和较高的失业率,其内部的劳动力流动指标却只及美国的1/3。而且,这些数据还仅仅是各国内部的劳动力流动程度,如果涉及到成员国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则由于语言障碍、文化差别及非资历认同等原因,这个数据肯定更小。财政的联邦化有利于更公平地在欧盟内部重新分配EMU带来的成本和收益,但即使对这种配置进行最为适中的调整也会引起欧盟预算的大幅度增加(欧盟预算现仅占其GDP的1.24%),所以具体操作起来会遇到很大的政治障碍。

Eltis(2000)认为,MEU会引发政府权力的扩张,这意味着对经济的过度管制和在福利政策上的过度开支,从而引起“欧盟硬化症”(Eurosclerosis),即一种集合高税收、高管制的劳动力和产品市场以及高政府补贴的局面,这将大大降低欧盟经济的弹性。Currie(1997)提出,要保持MEU的中长期稳定,关键在于对欧盟内部的财政、福利和劳动力市场配置进行结构性改革,同时减少结构性失业[9]。按照Edmonds(2000)的研究,欧盟内部的社会派政治家和各个行业工会的领导人,将依据他们从MEU中获得的预期效用来决定他们对单一化市场和统一性货币的支持力度[10]。

EMU支持者声称,EMU有利于避免欧盟内部的投资者被吸引到货币更稳定的地区,而且,单一化内部市场(thesingleinternalmarket)的建立(简称SIM)可以抬高竞争对手进入的门槛,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防止保护主义带来的报复。但反对者则认为这种利益不具有现实性,因为对贸易进行刻意管制将直接违背罗马条约(theTreatofRoma)、单一欧洲法案(theSingleEuropeanAct)和马赫条约(theMaastrichtTreat),而且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将直接触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基本原则。

二、EMU对欧盟经济的微观影响

EMU对欧盟经济的微观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欧盟内部的企业及其外部竞争者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性影响效力上。

(一)、竞争能力

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欧盟企业的成本将会明显下降。首先,欧元的正式流通直接减少了欧盟成员间进行交易所需的货币兑换,从而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根据欧盟委员会(1992)的估计,这种节约能够带来推进欧盟每年GDP0.4%的增加③;其次,单一的货币(欧元)可以消除跨国交易时所面临的汇率不确定性,因此有利于微观主体进行有效决策。企业也不必通过套期保值处理汇率风险了,可以节约相关的手续费;第三,统一的货币减少了汇率的风险溢价,导致真实利率降低,从而可以节省投资成本,欧盟委员会(1990)估计这种节省可推动欧盟GDP每年07%~1%的增长。

当然,由于在欧元区交易的所有商品、服务及要素都由统一的欧元来标价,EMU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提高了交易商品的价格透明度。价格透明度的提高可以降低信息成本并强化欧盟内部的企业竞争,带来价格向下的压力,这有利于增加欧元区消费者的福利。依据欧盟委员会的估计,这种效应将带来欧盟GDP每年0.3%的增加④。

(二)、单一性市场

低信息成本、高价格透明度及汇兑风险的消除都有利于欧盟单一化内部市场的完善,尽管现在EMU仅仅局限于欧盟15国中的12个,但毫无疑问的是“一价定律”将会逐步扩展到全欧盟,从而提升整个欧盟的市场交易量及竞争激烈度。单一性市场无疑为各国的多样化产品提供了一个充分展示自己的舞台,各种产品在价格、质量、品牌及服务上的竞争日趋激烈,企业的市场竞争战略可能由价格差别化转向品牌差别化上来。此外,将不同产品的不同货币标价转化为统一的欧元标价可能引起产品的价格结构、生产质量或数量发生出人意料的变化。例如,某种饮料在法国原来的标价是人们所熟悉的FF14.90,在转换为欧元标价EUR2.25时,人们可能产生心理上的不适感。此时,如果厂商提价将引起消费者的敌视(认为企业利用货币转化来恶意抬高售价),而厂商降价则由于厂商只有较小的边际利润而不可行,为此厂商会考虑对此种饮料进行重新包装从而引起饮料单位品质或数量的改变(可能涉及到生产线的重新组装)。

SIM对不同产业部门的影响效果不同。制造业部门会因真实利率的降低而获益,因为它们的厂房和生产投资具有较长的寿命周期,其中那些生产耐用消费品的大型企业会因市场边界的扩大而扩大生产规模。为此,通信或航空行业的企业兼并现象会越来越多,而小企业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更容易被敌意性收购,未来涉及生产性行业的购并活动会逐步增加。相反,对于欧盟内部那些不具有竞争优势的服务产业来讲,由于受到单一性市场内生的自由主义,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已签订的开放商业及公共服务领域的协议以及EMU带来的价格透明度等的影响,都面临着不小的和竞争压力,其中邮电、商业和信息产业首当其冲。

金融产业部门是受货币一体化进程影响最深的部门。单一的货币有利于推进欧盟资本市场的一体化进程,有利于强化金融机构之间的市场竞争,并导致金融兼并的活跃和投资理性的增加。当然金融机构竞争压力下的低金融服务费用在有利于企业融资的同时将以增加金融服务部门内的失业率为代价。对于那些能够持续推进自身金融创新的金融机构,在争夺欧元区市场份额的竞争中会为自己多争得一些契机和胜算。

对于那些经营跨国交易或电子商务的企业来讲,单一化市场意味着他们已有优势的丧失,这类企业被市场竞争淘汰的可能性今后会大大增加。事实上,单一化市场意味着所有企业的边际利润会出现显著下降,不过这种下降的幅度取决于企业的市场权力和产品价格弹性。

(三)、劳动关系

强化内部的劳动关系对于EMU推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微观企业的业绩提高都很有裨益,由于政府缺乏调节本国企业以适应国际竞争的替代性工具,各成员国只能依赖工资政策而将本国总体实际工资的增长与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相挂钩。欧盟关于增长、竞争力和就业的白皮书中就有关工资限制的情况进行了说明,而欧盟经济政策委员会也认为对工资进行限定是必要的。有关的研究也表明,通过在中观的产业层面对工资谈判进行协调,便于有关各方将通货膨胀的影响内生化于其决策中,因此像荷兰、德国和爱尔兰等国已经在政府和劳资双方之间签订了相关的社会性协议,以保证本国实际工资的调整能够适应EMU标准⑤。事实上,欧盟对企业进行内部的集体性劳资谈判也是鼓励的,为了能使企业具有较好的工资调整弹性而又不违背EMU的规定,现有的工资谈判常常集中于非工资性条款或条件,如教育培训、提升机会及组织纪律等方面。

为了提高欧盟内部劳动力的流动性,统一性的劳动力市场需要建构起来,但现实的条件决定了这种统一性劳动力市场只能局限于特定的劳动力群体,比如具有特殊技术或管理技巧的群体、具有高流动性的劳动力群体、更年轻的劳动力群体等。但在建构针对这类群体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过程中,会面临原有各成员国的及各行业工会组织的强烈抵触,其博弈过程是长期而复杂的。

此外,货币的统一将增加各地区各部门间差别化工资的透明度,但日益增长的无视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却要求工资公平的平均主义思想会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刚性。这将引起工资水平的收敛性(趋同性)压力,由于各成员国间在劳动效率和工资水平上具有相当的不平衡性,这种工资水平的地区平均性倾向会使那些低收入的成员国(如爱尔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以及失业率的提高。1990年代,东西德合并后的德国就发生过类似情况。

(四)、过渡性成本

引入一种货币替代其他多种货币是有成本的。这种货币过渡成本(transitioncost)包括:(1)消费者对新货币价值体系进行适应的心理调整,这种心理调整的成本是潜在的而又不可忽视的;(2)会计和账户体系的重建成本,即需要对计算机系统重新调整,还需要开立新的欧元银行账户;(3)价格标签重制成本,其中从2002年1月1日到2002年7月1日需要标出本国货币和欧元两种面值的价格,2002年7月1日以后全部商品价格标签都需要换成欧元标价。根据欧洲银行联合会的估计,欧盟的商业银行在货币过渡期间的4年内需要花费63亿~79亿英镑,大约占到每年商业银行总运营成本的2%。英国零售协会估计整个英国零售商将因货币过渡花费35亿英镑的成本,其中的17%是在欧元正式流通之后开始的6个月商品双标价时期的成本。Arestis&Sawyer(2000)估计英国加入货币联盟的货币过渡性成本将达到187.5亿英镑,大致占英国GDP的1.9%⑥[11]。

(五)、外部性影响

欧盟的货币一体化进程不仅仅对“欧洲型”企业具有影响,对于那些投资于欧盟的跨国公司,必须与欧盟的企业一样承受EMU带来的各种收益、成本和风险;对于那些与欧盟企业保持互补性关系的非欧盟企业,EMU给其带来的效应更多地是直接性的正向效应;而对于那些与欧盟企业产生竞争的非欧盟企业来讲,由于EMU引起欧盟内部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具体原因如上文分析),未来对市场的争夺将日趋激烈。

此外,EMU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存量和流量)也有一定的影响,影响对欧FDI的主要因素是产品的需求水平,而产品的需求水平又取决于市场规模的大小和市场活跃的程度以及整体经济环境和劳动力质量。这样,由于EMU一方面能够推进欧盟单一化市场的建立及提升市场的活力(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微观经济的高效),同时可以强化欧盟内部的劳动联系(通过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及统一性劳动力市场的建构),外加相对稳定的汇率,这些都有利于对欧FDI的流入,当然对欧FDI流入的增加速度还取决定于投资者对EMU未来成功的预期。至于EMU对欧国际贸易的影响,可以利用经济一体化理论中的贸易转移效应和贸易扩大效应来解释。

注释:

①MCC依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theMaastrichtTreaty)而定,规定:

(ⅰ)各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不得超过欧洲货币体系(EMS)中最低的三个国家通货膨胀率平均水平的1.5%;

(ⅱ)各成员国长期利率只能保持在条件(ⅰ)中同样三个国家的平均长期利率水平的2%区间内;

(ⅲ)加入国必须至少两年内保持于真实汇率水平(ERM)的狭窄波动带内而没有重新调整;(ⅳ)各国政府的预算赤字不能被欧洲议会(EuropeanCouncil)视为“过度”,根据马赫条约104c(2)条款,其预算赤字超标临界点是在非暂时性或特殊性情况下该国GDP的3%;(ⅴ)各国的国家负债也不能“过度”,根据马赫条约104c(2)条款,将这种过度定义为:一国的政府负债超过本国GDP的60%并且没有以“令人满意”的步伐进行降低。

②不对称性外部冲击(asymmetricexternalshocks)指那些发生于外部的、一国政府无法控制但对国内不同部门经济产生差别性影响的事件。例如,世界石油价格急剧下降有利于英国或荷兰的能源产业,但会增加制造部门和流通部门的生产成本。根据这种情况,欧盟大部分国家将选择宽松性的货币政策以刺激他们的经济发展,而对于英国或荷兰两国来讲可能更偏好中性的或偏紧的货币政策。因此,对货币联盟各国经济制定越严格的收敛性标准,则越有利于降低这种由于不对称性外部冲击所带来得不对称性程度。

③但Burkitt等人(1997)认为欧盟的估计过于夸大,他们研究发现:那些交易额超出5百万美元的交易中,货币间的兑换成本仅仅占到交易额的0.05%。

④Burkitt等人(1997),Hallett&Vines(1993)认为需要谨慎地对待欧盟委员会所做出的这些估计,因为依据相关分析,货币统一带来的各种“好处”加起来最多能够推动欧盟GDP每年0.3%的增长。

⑤但Marsden(1992)研究发现,这种协调性工资谈判无法微观地影响到企业对工资制度的具体应用,因为企业为了激励雇工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往往需要较大的工资调节弹性,企业对工资的过分调节也时有发生。

⑥Whyman(2002)分析认为,对货币过渡成本进行估计,从产业层面的测度精度要优于从宏观经济整体层面进行的测度精度,因此Arestis&Sawyer(2000)的估计不是很准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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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Currie,D.TheprosandconsofEMU[M].London:H.M.Treasury.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