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美行政管理制度十篇

医美行政管理制度篇1

国外的医保体系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三种：全民医疗保险、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制度，每一种制度都有其典型特征，而相应的代表国家实际医保现状也存在不同问题。如加拿大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是以公费医疗为主，由政府出资，政府管理，私人医院或医生提供医疗服务，其特点是以社会公平民主、公民享有平等自由的权利为核心，建立一个病有所医、急有所救、人人共享的医保体系。同时，还有商业医疗保险作为补充性医疗福利，以此支付公费医疗保险项目之外的医疗服务费用，根据各省的法律，这些福利只能涵盖政府保险计划规定的公费医疗项目以外的费用[1]。美国是唯一没有建立全民医疗保障制度的发达国家，全美56.7%的公民（约1.7亿）购买商业医疗保险，43.5%的公民（约1.2亿）享受社会医疗保险或医疗救助项目，另有近15%的公民（约4700万）没有任何医疗保障[2]。美国的医保模式由私人商业医疗保险占大份额，使公立和私立医院公平竞争，政府作为第三方督促市场有序运行，并承担穷人和老人的医保费用。德国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发源地，1883年《工人疾病法》为其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确定了基本框架，到1975年，90％以上的人口进行了社会医疗保险登记[3]。德国的社会医疗保险不同于商业保险，是一种通过法律手段促使企业单位和个人共同缴纳社保基金，并以互助共济为宗旨，由政府计划组织并监管的保险模式。与这三个国家不同，我国并不属于典型医保制度中的任何一种模式。构成我国现今医保制度的主要有以下三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我国始终坚持以“让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建立覆盖全国城乡的医疗保障体系”为目标建立医保制度，但由于各地区和单位等多种客观因素的差异，公民享有的医保待遇标准也各不相同。

二、国外医保制度存在的问题

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医疗保险制度，各国运行的制度中都存在些许不足。以加拿大这个看似全民都能享受免费医疗的国家为例，它与中国传统的挂号就医模式不同，在加拿大的医院里没有挂号处，也没有门诊部而只有急诊室。这取决于加拿大运行的层级医疗体系，将家庭医生设为“看门人”，没有家庭医生的推荐就无法去医院就诊。因而，在享受免费医疗前最大的难题即是：你是否有家庭医生？据统计，加拿大全国仅3000多万人口，却有超过500万人口没有家庭医生。再说说美国医保制度，丹尼尔斯在他的著作《医疗公正论》中描述了美国人的一个普遍共识:“比起其他许多工业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美国人很少主张平等医疗保健体系，但仍有一个信念就是：医疗保健资源应比其他社会商品更公平的分配。[4]”由此可知，美国人追求的是机会均等，而非结果平等，这就导致了保险公司通过提高保费以达到排斥高发病概率人群的目的，使那些本身处于弱势的群体在获得医疗服务时也处于不利地位，医疗卫生公平性问题十分突出。众所周知，世界上所有实行社保制度的国家长期都面临着同一个难题：医保费用支出膨胀。据统计，德国是世界上医疗费用支出最高的国家之一，2003年德国医疗卫生费用占GDP的11.1%，在OECD国家中位列第三，仅次于美国(15%)和瑞士(11.5%)，2007年该国医疗保险的基金赤字高达70亿欧元，致使医疗卫生费用危机成为该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5]。加拿大2006年的医疗健保支出达1420亿加元，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10.4%，创下历史新高。美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因其医疗服务的滥用导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医疗费支出一直以平均11.6%的速度递增，高出同期平均消费价格指数2.9%左右；2002年美国人均医疗费用更是达到5000美元，成为世界第一[6]。

三、中国医保制度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保覆盖率的不断提高，其费用的支出也呈现不合理的快速增长，医疗保险费用支出从1999年的16.5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1541亿元；人均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支出从1999年的237.8元增长到2007年的698.8元，增长了近3倍[7]。而不合理的费用增长势必加剧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在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中，在医疗费用负担的公平性方面，美国和中国分别排在第54位和第188位，中国排名倒数第四[8]。除上述两方面外，我国医疗保险制度亟待解决的问题还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医药市场缺乏管理机制。医疗资源中最为普遍的是药品，其地位不亚于医疗服务的重要性，药品的生产、销售、管理关系到整个医疗保险体系的运行和发展。我国医药市场可谓龙蛇混杂，全国目前单是药厂就有6000余家，批发企业则是超过1万家。药品收入不仅与医院效益挂钩，也决定了医生的业绩，导致医生通过乱开药、开贵药等手段提高个人收益，医药不分家的体制造成了当前复杂混乱的大环境。第二，医疗服务效率低，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我国的医疗现状是盲目追求名医、名院，往往舍近求远，长途跋涉去就诊，致使医疗需求过度集中在少数大医院，这不仅使部分医生工作量超额，影响就医的质量和效率，也造成部分医院的医疗资源相对地被闲置浪费，医生福利减少的同时工作态度逐渐消极，如此形成恶性循环。第三，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当、供求失衡。中国社会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影响，城乡之间差距相当明显，不仅导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城乡居民收入和待遇的不公平，也反应在医疗资源及服务水平的不平等、不均衡。大中型城市及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医疗资源较为集中且丰富，而农村等落后地区的基本医疗设施和资源极度匮乏，使之呈现明显的“倒三角”形式，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我国城市地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人口占44.8%，农村地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居民占79%[9]。第四，医保机构职责分工不明确，缺乏统筹管理制度。在我国，城镇职工医保和城镇居民医保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管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由卫生部管理，城乡医疗救助由民政部管理。同时，各管理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医保政策各不相同、核算方法互不统一、管理项目重叠等现状必然会增加管理成本的浪费，从而加重管理机构的负担和政府的财政压力，也使参保人员在申请和享受医保福利时困难重重。

四、国外医保制度经验的借鉴与启示

无论是国外已相对完善的典型医保制度，还是我国尚未成熟的医保制度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缺陷，但我国仍可参考国外医保制度中有借鉴价值的部分，以防止我们重蹈覆辙，也为我国医保制度的改革之路开拓新的思考路径。据调查，在加拿大及北美等国“医”和“药”是分开的，“医”是全保，而“药”是大部分都不保的，加拿大的医院也不卖药，买药只能拿着处方去药店买，彻底杜绝医院为了盈利乱开药、开贵药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的处方药也非整瓶出售，而是严格按照医生处方，开几片才能买几片，有效避免了药品过期等浪费现象。按照加拿大宪法，医疗保险制度的监管和实施工作由省、地区政府承担。各省、地区主要负责管理本省或地区的各项医保工作，省卫生部门控制着绝大部分医疗卫生资源以及医疗服务的数量与质量，支配卫生资金的使用，制定医疗服务的价格，确定资产支出水平，控制医疗费用的增长速度，是医疗保健的关键最后责任主体[10]。再说德国的药品市场，据统计德国目前仅保留了10个大的药品批发商，且其中最大的三家占了近70%的市场份额，而德国84%的药品都通过药店进行销售，几乎不需通过医院出售，从而避免了医院以药品营利的可能性。此外，德国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大致分为两大部分：以传染病监控为主的公共卫生体系和一般医疗服务体系[11]。前者是由联邦、州和县三级政府的卫生行政部门主管，各级政府财政信息流通由下至上、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有序管理机制；后者则是私人医生、医院以及各种康复和护理机构，这一体系奠定了德国医保制度的夯实基础，构建了一个健康有序、和谐发展的运行体制。最后不得不说到美国，美国的药品销售额占据了世界药品市场份额的40%以上，是当之无愧的医药巨头，然而其药品批发商总共只有70家。由于药品市场的集中度相当高，政府能有效地对本国的药品市场进行合理调节和控制监管，大大降低了医药资源浪费的风险和监管成本。另外，美国的商业医疗保险公司大多都有自己管辖的医院，有助于维持保险市场的公平竞争，保险公司能集中管理并控制医疗服务和医疗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保险公司与医院之间的利益相挂钩，以此约束医院的道德风险，进而实现医疗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各方利益的最佳平衡。通过借鉴加拿大等国的经验，可总结其对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几点启示：第一，实行医药分家。由上述分析可发现加、美、德三国药品生产量虽然庞大，但医药市场始终保持井然有序，层级分明。参考它们在控制医药市场方面的各种手段，我国可以借鉴以下几种方式：如减少私有药品生产厂家和零散批发商；集中监督管理药品从生产出厂到市场流通的循环链。此外，还需保证医生的待遇福利水平，维护其基本权利，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医生为了创收铤而走险。第二，大力推进多层次的医疗保险体系。国外成熟的医保制度结构都较为繁复且面面俱到，能满足有不同医保需求的公民。事实上，无论是多小的国家，仅凭政府的单一力量都不可能实现全民医保需求，更无法在短时间内达成我国“广覆盖”的医保制度目标。因而我们应积极提倡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并不断鼓励企业和个人参加商业保险等多种形式的补充医疗保险，以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同时满足公民在基本医疗保障之外的其它需求。第三，进一步扩大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发达国家的医保制度通常是以基层为主力，如加拿大的医疗体系由家庭医生为中心，形成“看门人”制度，以此减少医疗资源被浪费的可能性。具体措施如建立社区卫生事业，小病、常见病在以全科医生为主体的社区医院就诊，大病、重病在较大医药就医；公平分配医疗资源，缩小城乡差距，为困难地区的卫生服务机构提供必要的房屋和设备，帮助其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建设；加强医生队伍的培养和改造，不仅要提高医疗技能等专业技术，更应着重培养其职业道德和增强个人素质。第四，建立医保统筹管理制度。纵观加、美、德三国的医保管理经验，可以发现其共同特点是：管理机构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有条不紊、信息通畅，且相关法律制度较为完善。我国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来改善制度上的缺陷：首先，将各层级的医保机构承担的责任义务制定成法律条款，以增强其规范性和透明度；其次，制定统一的医疗保险待遇标准，不搞特殊化，如目前企事业单位之间的医保报销比例参差不齐，更遑论城乡之间医保水平的显著差距；最后，各地只能建立一个最高统筹管理机构，负责监督管理其下属地区的医保机构，严格按照国家出台的统一医保政策，由下至上、分级管理医保事项。

五、结论

医美行政管理制度篇2

关键词 “双蓝” 商业保险 “新农合” 启示

一、美国医疗保险体制现状

（一）美国医疗保险概况

美国的保险市场处于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自由竞争状态，政府不加过多干预，以商业医疗保险制度为主，公共医疗保险制度为辅的综合医疗保险制度。公共医疗保险制度又分为医疗照顾制度和医疗补助制度。由于美国具有多元文化，移民性，多民族的特性保险市场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和自主性，表现为多数私营医疗保险的复杂竞争状态，大多数美国公民是通过商业医疗保险来转移风险，2012年就有64%的人口参与私营医疗保险，仅有小部分贫困人口可以享受政府的医疗照顾，10%～15%的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目前美国仍然没有实现全民医保。

（二）蓝十字蓝盾医保系统

“双蓝”计划是美国影响力最大的商业医疗保险企业联盟，承保大量全国医保业务以及社保险业务，并且伴随着美国社会医疗保障制度成长。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口参与“双蓝”计划，在没有实现全民医保的情况下其仍拥有巨大的覆盖面，“双蓝”承办了联邦公务员医保计划（FEHBP），医疗照顾计划（Medicare），和医疗救助计划（Medicaid）等。在政府与参保者之间充当重要的衔接作用，是美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中坚力量。

二、“双蓝”承办社保运营模式及特点

（一）美国医疗社保承办方式

美国的社会医疗保险是由政府筹资主办，再委托商业保险公司承办。这样政府不但可以监督控制国家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同时还能利用商业保险公司的科学运营管理技术，促进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的同时节约成本，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但政府监管部门与承办的商业保险公司之间存在多种委托形式，主要包括三种：

第一，委托经办模式。该种模式下监管政府保留产品设计、相关规定的制定等主要权利，仅仅将日常经办业务外包给经验丰富的商业保险公司如：参保登记、数据整理、核理赔等。政府的控制权限大，承办保险公司承担风险小，缺乏激励。

第二，保险合同模式。承办的商业保险公司在该种模式下享有比前者较大的权限，不但受理保险业务的日常经营，还可以在符合规章制度的范围内调整和完善产品的设计，拥有运作社会医疗保障基金的权利且自负盈亏等。

第三，管理式竞争模式。管理式竞争模式是三种模式当中市场化最高，承办保险公司之间竞争最激烈，政府职能最为弱化的一种模式。政府的雇员可以在众多通过审核的承办保险公司的众多产品中选择性价比最高的保险产品。

（二）“双蓝”承办医疗照顾计划运营模式

Medicare是社会医疗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针对65岁以上的老年人，残疾人，低收入家庭的儿童，退伍军人等。“双蓝”作为其主要的长期承办商，积极配合政府，不断大胆创新，对美国社会医疗保障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二者之间的契约合作已处于常态，Medicare中A，B两部分至今仍采用委托经办的模式，Medicare的数据录入、参保登记、审核理赔、报销结算等具体经办业务由经验丰富拥有专业技术的“双蓝”承办，“双蓝”在其契约关系中充当“蓝领工人”不承担经营的风险，监管政府通过支付给“双蓝”约定的管理费或其运营成本来达成合作。剩下的主动权仍保留在监管政府的手中，资金的筹集与管理、产品的设定及调整、相关制度的规定、评估遴选合作的医疗机构等核心工作还由监管政府承担。

三、新农合的经营概况

（一）新农合发展以及参与新农合的现状

自2003年新农合试点以来，本着提高农民健康水平，缓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问题，得到了较好的口碑，在中国农村的推广速度十分迅猛，2010年已经基本实现农村居民的全面覆盖.到2017年人均补助标准已经达到450元，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也已经稳定在50%和75%左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看病难”问题.商业保险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新农合，作为补充保险不断完善新农合大病保险。从2006年至2011年商业保险公司经办新农合县的数量由66个增加到134个，委托管理的基金由11亿增加到46亿。但随后这一比例有所下降。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通货膨胀增强，医疗费用成本越来越高。新农合的补偿程度已经渐渐不能满足参合者的需求，2012年起开始积极探索商业保险机构参与新农合经办服务试点工作，扩大试点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参与新农合经办服务，探索利用新农合基金购买商业大病保险，推动形成多重补充医疗保险机制，分担重特大疾病高额医疗费用。以中国人寿为例，截止到2016年9月中国人寿在国内31个省级分公司及200多个城市与政府合作，开展250多个大病保险项目，覆盖4亿城乡居民，行业领先。通过四年的实践，取得了初步成效，累计为800多万人次（400多万人）支付赔款220多亿元。大病患者报销比例在基本医保基础上提高十几个百分点，“雪中送炭”效果突出。相比美国，我国社会医疗保障覆盖面虽然远远领先，稍有起色，但在运营管理上存在诟病，监管制度不完善，运营成本高，相关新农合工作人员专业水平有限，学习美国的先进技术显得尤为重要。

（二）新农合运营模式

我国的新农合是国务院，卫生部，省级，地方级，县级卫生行政部，还有国务院，省级，市级，县级新农合联合办公室等层层部门进行监管。政府起到主要的引导作用，从农民，集体，政府三方共同集资来分散风险，除了给予参保农民门诊，住院补偿之外，主要是针对大病统筹。自试点推行以来，新农合主要承办方式有三种：一是由卫生部门所属合作医疗治理中心开办；二是由劳动保障部门所属社保中心开办；三是保险公司承办。第一种方式较为普遍但缺乏专业性，后两种承办方式由于第三方付费则需要更多的监管与约束

四、“双蓝”承办Medicare计划对新农合的启示

（一）拓宽新农合与承办商业务范围

Medicare计划中A、B、C、D、四个部分医疗保险均与商业保险以不同的形式契约合作，中国政府也在不嘀С稚桃当O詹斡氲叫屡┖系木办中来，2017年国务院卫生部下达新农合工作指导意见中继续强调加大财政政策对新农合大病保险的支持，积极推进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大病统筹，要不断完善大病保险政策。然而目前大部分的合作范围限于新农合补充医疗以及重大疾病救助。新农合大病统筹是新农合基本医疗保险的延伸，虽属于同种社会医保但标准与范围不同，如果商业保险公司在承办大病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同时拓展基本医疗保险以及补充医疗保险的承办，就能使得更多的新农合业务可以借助到保险公司专业优势，例如专业的风险管理、精算技术，完善的服务网络等，如果政府不加以大范围的利用，而选择从零开始，将会损失大量的机会成本。反之加以大范围运用，“搭个便车”是“惠而不贵”，最终实现双方共赢。

（二）加大财政支持，及时落实管理费用

新农合基金当中农民缴费低，大部分筹资依靠政府补贴，加上目前新农合重大疾病统筹以及商业保险公司的管理费用，政府的财政压力大。进而由于管理费用到位不够及时造成保险公司正常开展受到影响。为了加强对商业保险公司的激励，政府应对承办新农合业务的保险公司给予税收优惠，免征其相关的所得税，增大保险公司参与合作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其提供更高质量的专业服务。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加快，农民生活水平改善，可以进一步适当提高农民个人的筹资标准，再者可以设立专门新农合公益基金，引导企业以及社会名人参与公益事业，鼓励其积极支持农村贫困人民的医疗卫生发展。

（三）增强承办商激励机制，提高市场竞争

美国Medicare和FEHBP选择承办商都会公开招标进行遴选，签订短期合作，结束后再次进行公开招标。在竞标过程中双蓝往往要与众多竞标者共同竞争，这样激烈的竞争可以有效地加强承办商的激励程度。目前中国保险市场也处于快速发展的状态，近几年新的保险公司如雨后春笋一般先后注册成立，政府招标也将有更多的选择，利用目前中国保险市场这一特点，适当增加参与招标的保险公司，放宽准入标准。目前相关政府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商业保险机构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服务的指导意见》对参与经办的管理提出明确要求，要求委托期不少于3年，为提高其管理效率，应相对调整委托期限区间长度，并规定委托期限的上限，加大参与新农合项目的竞争程度，促进各家保险公司相互监督，共同成长。

（四）加强政府的管控职能，健全监管制度

美国政府对于社会医疗保障计划却十分重视，例如Medicare计划虽然交于“双蓝”承办，但其主要的权利及监管依然由政府保有。其一，Medicare信托基金是由信托基金理事会管理，该理事会由美国社会保障法确立，监督Medicare信托基金的财务运作。中国新农合基金数额不断增长，一个有效专业的基金投资运营管理机构是必要的。其二，中国本属于政府管控下的市场经济，虽然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合作，但其二者的最终目标并不一致，政府代表农民利益，保险公司作为商业机构，实现利润最大化是其最终的目标，当务之急政府的首要工作就是完善相关监管制度使双方的合作能与保险公司的利益相关联，使保险公司成为新农合的利益主体将有利于实现新农合真正的“管办分离”。同时对承办商的业务绩效予以公开和监督，做到既监管又激励。

（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营业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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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潍.商业保险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背景、机遇与挑战[J].保险研究，2008（12）.

[3] 沈铁铮，涂红波.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的模式比较及启示[J].中国保险，2013（6）.

[4] 蒋蓉，屈婕.美国医疗照顾制度基金管理运作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6（3）.

医美行政管理制度篇3

医疗器械是一个涉及面极为广泛的概念，从简单但必不可少的产品（如压舌板、轮椅）到复杂的高科技产品（如有源植入器械心脏起搏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报告，2001年约有500,000种不同的医疗器械投入市场，总价值为1,450亿美元；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创新，医疗器械工业是目前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预计2006年其全球市场总价值将超过2,600亿美元。当前，建立有效的医疗器械管理机制已被各国政府作为健康领域首要的工作之一。

美国：采用药品管理模式

美国是最早开始对医疗器械进行管理的国家。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1938年版的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FDCA）将其管理延伸到医疗器械，并在1968年制定的控制放射卫生和安全法案中规定了对放射性医疗器械的要求。第一部全面的医疗器械法规是1976年版的《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该法案同时提出了医疗器械上市前和上市后的管理，具有非同一般的现实意义。此后30年间，FDA又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和法案，并与FD鄄CA中第五章医疗器械部分配合，以完善其法规体系。这些法规和法案分别为：1990年医疗器械安全法案（SMDA）、1992年医疗器械修订本（MDA）、1997年食品和药品管理现代化法案（FDAMA）、2002年医疗器械使用费和现代化法案（MDUF鄄MA）。

美国医疗器械管理体系的核心是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FDCA），其特点在于广泛采用了严格的药品管理模式；其突破性在于第一次同时提出了产品的上市前和上市后监管，并且建立了以产品风险为依据的医疗器械分类和管理制度，将1,700多类医疗器械分作三大类管理。FDA的医疗器械管理模式的特点可归纳为：以产品分类及审查原则数据库为基础；提出全面综合的医疗器械定义，对医疗器械的界定、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区分提出判断依据；提出了基于风险的医疗器械分类制度和市场准入的理念；监督医疗器械生产者对法规的执行情况；要求生产者和使用者反馈医疗器械的使用情况；采用了中央集权和专家支持的方式对医疗器械进行管理。

欧盟：力求实现协调功能

作为全球第二大医疗器械生产和消费者，欧盟对医疗器械的管理有着不短的历史和值得借鉴的经验。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英国、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欧盟各国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医疗器械管理体系，如英国的生产企业注册制度（MRS）、GMP要求及不良事件报告制度；法国的临床试验要求和德国的药品法以及医疗设备安全法规。随着欧盟统一市场条约的颁布，统一协调后的欧洲医疗器械指令（MDD）于1993年正式，其目的是在欧盟各成员国内消除贸易障碍、获得相互认可以及进行技术协调。

MDD是欧盟最重要的相关立法工具之一，目的是为了达到欧盟内法律的一致性。作为统一市场计划的一部分，MDD为欧盟的医疗器械管理制定了统一的法规体系，主要由有源植入医疗器械指令、医疗器械指令、诊断试剂指令3个指令组成。

MDD也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一部医疗器械法规，在欧盟所有成员国执行并取得了良好成效，该指令被称作是能够体现医疗器械管理法规全球统一化的典范。此指令推出了以下几个新突出的概念：将医疗器械按照分类规则分成四类，并分别遵循不同的符合性审查途径；对药械复合产品的管理；提出基本要求作为确保医疗器械安全和性能的基本条件，并配合使用医疗器械标准细化产品的技术指标；进行医疗器械风险评估的要求；与医疗器械安全有效相关的临床数据的要求；生产者报告不良事件与检测其上市医疗器械的义务；提出第三方审查机构的概念，实行分权式管理。

中国：法规体系基本成型

相对而言，中国的医疗器械法规开始建立的时间较晚。虽然在1991年才了第一个医疗器械政府规章，但此后的几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第一部法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于2000年颁布并实施，为医疗器械的监督管理奠定了法律地位，是中国医疗器械管理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之后，一系列的管理办法相继出台，由此构建起一个基本的医疗器械法规体系：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2000）、医疗器械分类管理办法、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医疗器械新产品管理办法（试行）、医疗器械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质量体系考核规定、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医疗器械标签和使用说明书管理办法、医疗器械标准管理办法、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管理办法。

根据以上法规框架，可将中国的医疗器械管理要求归纳为三点：对医疗器械上市前的管理分为三段（即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要求、生产企业许可要求和医疗器械经营管理要求），实施强制许可制度；与医疗器械上市前的市场准入相对应，医疗器械也面临着上市后的管理与控制，主要手段有质量监督抽查和许可检查,目前,对医疗器械质量体系和上市后的管理正处于立法起步阶段，经验不足；采用了集权和分权相结合的监管模式,对低风险产品采用分权模式管理，高风险产品实行集权管理。

比较：从管理模式到上市后控制

如今，美国和欧盟的医疗器械管理法规提出的一些新的管理理念已被中国的立法者和管理者所采纳，并体现于2000年颁布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中，如：以风险为基础的分类管理制度、市场准入制度、质量体系管理。尽管如此，美国、欧盟、中国的三大法规体系之间还是存在显著差异。

第一，管理模式。在美国，医疗器械法规是药品法的一个附属部分，对器械的要求自然也采用了与药品法规相同的模式，其管理更是建立在具体的产品数据库之上。而中国和欧洲则是为医疗器械单独立法，根据器械特点采纳了工程管理模式，并以原则为导向配合标准的应用。总体来说，美国法规的要求要更严于欧洲和中国；但是由于药械之间的显著差异，将源于药品法的一些要求用在器械管理中，在很多情况下被认为是不合适的。

第二，定义和界定。与欧盟MDD中的定义相比，美国FDCA中提供了一个相对狭隘的定义，但却在FDA指导文件中给出了非常宽泛的阐释，并加上充分的数据库资源，从而弥补了定义中的不足。中国法规中的定义和欧洲MDD的完全一致，但却有着不同的阐释，如残疾人使用的轮椅和义肢、眼镜，其使用目的和方式符合法规中的定义，却在指导文件中被认定为非医疗器械。同时，中国的法规对药械复合产品与组织工程产品没有明确的指导方向。

第三，分类规则。美国最早提出对医疗器械进行分类管理以提高管理效率，欧盟和中国随后继承了这个管理模式，但各国在具体的分类规则上有明显差异。首先，欧洲MDD将所有产品分为4个管理类别；而美国和中国则将产品分为3个管理类别。由于医疗器械涉及的产品众多，欧洲的4个等级的分类制度被认为更合理，因此被GHTF采纳进指导文件中。其次，欧盟的分类制度以分类原则作为依据；美国则是以医疗器械分类数据库为依据，并由专家小组作为技术支持；中国针对市场机制尚不成熟的情况，目前按照“分类原则加分类目录”并“以分类目录优先”的原则，实施管理。还有，三大体系在高风险医疗器械所占比例上也有较大差异。美国和欧洲只有8%～10%的医疗器械被划分为高风险产品管理；而中国的这个比例则超过了20%。事实上，过多的产品被划分为Ⅲ类高风险产品管理，既给生产者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又造成政府管理上的高成本和低效率。

第四，产品责任主体。欧盟和美国在法规中明确规定，生产者是主要的责任主体，对其产品及因产品故障所致的一切后果负责；而在中国的法规中没有对此做出明确规定，因此政府承担着产品及使用的责任，成为一些冲突的根源。

第五，质量体系。美国对医疗器械的质量体系要求是单独立法，作为强制执行的要求。欧盟并没有独立的质量体系法规，而是将要求融入欧洲统一标准中，并在产品上市前审查环节加以体现。此外，在欧盟MDD已成功地将对质量体系的保证作为产品上市前控制的主要手段。而中国仍沿用最终产品审查作为产品控制的主要方式，并且割裂了产品控制和质量体系管理。

第六，上市前控制。上市前控制模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标准的应用、技术和专家的支持、对有效性的要求和产品审查的灵活性等方面。欧盟和美国将标准作为上市前控制的技术指标，由于充分意识到标准体系的重要性，政府十分关注标准体系的建设，并与国际化标准组织保持密切合作，以获得最新的标准知识和信息。欧盟在医疗器械指令中确立了标准的法定地位，将标准的要求作为关键的安全审查依据。中国建立了自己的标准体系，但由于人力、物力的不足，目前的标准远远不能满足产品发展的需求，国际标准的转化速度过慢成为最主要的问题。

对于产品上市前控制这一环节，欧盟和美国都拥有充分完善的技术支持：欧盟建立了医疗器械技术委员会作为法规制订和实施技术力量；美国拥有力量更强大的专业技术小组，组成产品审查委员会；中国虽然成立了国家和省级技术审评中心和检测中心，但技术资源不足仍然是主要矛盾之一。

美国和欧盟法规对产品有效性的要求上存在差异。美国在法规中对医疗器械的有效性采用了与药品相类似的要求，必须通过合理的临床研究来验证；而欧盟则采用工程的手段来要求，更多地鼓励生产者使用文献资料和实验室资料来验证产品的有效性；中国对有效性的要求采纳了美国的经验，必须对大部分Ⅱ类和所有Ⅲ类医疗器械进行临床研究。对同一产品的上市前审查，欧盟MDD提供了不同的申报途径，生产者可以根

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欧盟对上市前审查的灵活性被认为是管理创新。而美国和中国的体系中则没有这样的灵活机制。同时，美国和欧盟简化了部分Ⅰ类产品的管理，无须管理部门介入，由企业自行管理。

医美行政管理制度篇4

【关键词】美国医疗保障 日本医疗保障 财政定位

美国是典型的市场型医疗保障制度,而日本则是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模式的典型代表,本文从医疗保险体系的介绍及其最新改革两方面来介绍两国医保情况,以期对探讨财政在构建新医保体系过程中的正确定位有借鉴意义。

一、日本医疗保险体系

1、日本医疗保险制度介绍

日本的法定医疗保险属于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模式,现行的医疗保险制度是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其主要由雇员健康保险、国民健康保险、其他雇员保险、老年卫生保健服务和私人医疗保险等制度组成。国民医疗保险的资金来自税收、受保人缴费和政府补贴。日本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具有以下特点:强制性参保,个人负担小部分医疗费用,医疗保险的运营和管理由国家公共机关负责。优点主要是:实行社会统筹,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互助共济、风险共担的作用,体现公平性的同时兼顾效率,避免资源浪费和过度保障的弊端。缺点首先是采取“以支定收,以收定付”的资金筹措与偿付方式,将会导致医疗保险基金的循环上升;其次保障范围较为有限,限定在一定条件范围内的居民,所以,这种医疗保障制度并不崇尚全民医疗保障。

从日本社会保障资金的收入和支出构成上看,国家财政始终居于重要地位。在收入方面,大约6成的资金来自社会保险费,3成来自财政,1成来自资产收益。其中社会保险基金主要由被保险者、企业主和政府三方负担,且来自雇主的比例相对稳定,一直高出雇员的贡献。在支出方面,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两大项目一直占有绝对多的份额,随着人口老年化的加剧,增幅最大的是养老保险费用,其次是医疗保险费用,如表1所示,从1995年到2005年医疗保险所占比重一直较大。

2、日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最新改革

自2000年以来,日本社保改革的总体方向是:努力抑制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过度膨胀,减少中央财政赤字;确保制度的公平性,即在人口结构变动的过程中不让特定的年龄层承担过重的负担,不使给付和负担在特定的时期发生不平衡。2008年以后实施医疗保险的改革措施主要是创建新型高龄者医疗制度。新制度的资金来源有三个部分:一是后期老年人缴纳的医疗保险费;二是在职职工(国民健康保险和受雇者保险)的支援金,三是来自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公费负担。三者的负担比率为1∶4∶5。保险费由各市町村征收,资金运营则以都道府县(省)为单位,实行省级统筹。

二、美国医疗保险体系

1、美国医疗保险制度介绍

美国是实施市场型医疗保障制度的典型代表,这种医保制度的优点是充分发挥了市场调节功能,使得医疗市场上的产品呈现多层次,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政府财政支出仅仅保证经济困难人群的基本医疗需求即可,政府只承担监管责任,大大降低了政府在医疗卫生服务上的财政支出。缺点则是政府的“全面退位”势必会导致“市场失灵”,受保者在很大程度上受自身支付能力的制约,无法或只能获得较低水平的医疗服务,医疗保障不能覆盖到全体居民,难以保证再分配的公平性。

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的资金来源于交纳联邦医疗保险税的工作者及其雇主缴纳的税金,也称医疗保险税。医疗保险税是联邦税,约占联邦税的7%,是全部工资或自雇者净收入的2.9%,(有土地的农民属于这种情况)税金是由雇主和个人各承担45%。税金用于支付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的费用。按现有社会保险政策,美国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占GDP比重将不断地增长,医院保险(HI)和补充医疗保险(SMI)的增长增幅很大(如表2所示),预计2072年HI的支出将比1998年增长一倍多,而SMI的增幅接近2.5倍。到2045年两者的支出将明显超过OASI的支出水平。

2、美国医疗保险制度的最新改革

奥巴马在2010财政预算报告中要求国会同意建立一笔高达6340亿美元的医保储备基金,作为未来10年改革医保体系的首期资金,这笔资金一半将来自向美国高收入阶层增税,另一半则由缩减公共医疗补助制度支付给医院和保险公司的费用产生。美国医疗保险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最有效的工具之一为抑制开支的增长,通过改革,调整提供高增值服务的实际成本。奥巴马的医疗保险计划内容主要有:第一,推出全新的医疗保险计划。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投保人可享受到全方位的医疗服务项目,项目设计参考现今的联邦雇员健康福利项目;为无法支付医疗保险费用的家庭提供联邦津贴,保证低收入家庭被纳入新计划之中。第二,削减医疗开支。第三,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三、美、日经验对我国财政在构建新医保体系中定位的启示

美、日的医保体系及改革操作方式虽各不相同,但它们之间也有着共同之处。首先保险覆盖率广,实行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其次,都面临严重的财政压力。研究借鉴这两个国家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1、财政应着力解决资金支出结构后失衡问题,正确处理财政投入与个人支出之间的关系

医疗保障被认为是一种准公共产品,政府必须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主要责任,加大医疗卫生直接投入,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在美、日医保体系历史沿革中两国财政投入都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但目前我国医疗费用支出结构性失衡问题尤为突出,问题之一是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在卫生费用支出中占比过大,而政府支出不足。卫生部公布的《2008年我国卫生改革与发展情况》中记载2007年我国个人卫生支出为5098.7亿元,占比45.2%;政府卫生支出2297.1亿元,占比20.3%。因此在现阶段我国医保水平仍很低的情况下应建立稳定的财政经费保障机制和增长机制,逐步增加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医疗保障事业的投入,增加我国人均医疗资源占有量,改善人均医疗服务状况。强化政府责任,逐步实现卫生费用主要由政府负担,扭转政府卫生投入比例过低、居民个人负担过高的状况,财政增加的投入,主要用于疾病预防控制、基本医疗服务、医疗困难救助、资助低收入人群参加医疗保险等方面。医疗费用支出结构性失衡问题之二是卫生资源分配流向不合理,大医院费用太高,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太少、呈倒三角形。因此我国财政在加大政府对医疗事业投资的同时,也着手从制度设计上寻找解决医疗费用支出结构失衡问题的突破口,政府必须明晰和重视医疗保障事业中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强调政府的投入并非所有的资金均应由政府包揽下来。从美、日两国经验看,目前两国均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历史遗留的问题目前两国仍很难较好的解决。未来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政府绝不会大包大揽,所以要处理好财政投入与个人支出之间的关系。

2、财政应合理加大对农村医保资金的投入,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医疗保障制度

美、日医保制度都是在一个主要的医疗模式基础上,建立多层次、多样性的医疗保障体系,且两国在医保方面的最新改革均逐渐覆盖低收入人群。因此借鉴两国经验应进一步扩大医保覆盖范围,逐步让低收入人群享受平等的医保。我国目前城乡差别仍很大,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仍较低,因此在较长时期仍会继续实行分层次的医疗保障制度,采用分步走的策略,在经济发达且区域内发展均衡的地区范围内,建立更高保障能力的医保制度,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同步协调发展。在此基础上,待条件成熟时,逐步将农民纳入城市居民医疗保障体系中,并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障制度。在现阶段突出问题是农村医保水平偏低,且资金支持力度不够,因此财政在资金支持上要体现政策合理加大对农村医疗保障的资金补偿,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将农村视为资金补偿的重点,走出过去医疗保障的“城乡二元体制”的误区,将政府卫生投入的重点从城市转向农村,合理加大对农村医疗资金的补偿力度。特别是将公共卫生资源向农村倾斜,这会使有限的卫生资源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3、财政应建立独立的医保基金,对社会保障资金的运作进行统一管理、多样化投资

美国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逐步放宽了对基金投资限制,增加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投资的品种,扩大投资管理渠道,鼓励金融机构的创新。同时逐渐开放国外市场,允许社会保障医保基金购买国外上市公司的股票,利用资本市场的机制和条件,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资运作管理效率。因此借鉴美国成功经验,财政应将用于医保的资金单独拿出来,建立独立的医保基金,对其运作进行统一管理。基金由专门的委员会负责管理,并对基金的保值、增值负责,这应在政府严格的监督下进行以确保投保人的利益不受损害。基金委员会可组织成立一个投融资公司,对基金进行多元化投资所得收益必须纳入基金,除一部分可留作储备金外,其余部分应全部用于投保人。如对公司债券、股票和一些事业项目(如房地产、大型建设项目、基础设施项目等)进行投资,来提高医保基金的投资收益率,这条道路是十分可行的。随着社会保障基金规模日益扩大,并随条件的成熟,医保基金还可以利用风险投资、指数投资等新兴投资工具对国际资本市场进行投资,最大限度地实现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社会保障基金投资到海外市场,利用全球化分散投资是降低风险的有效手段但这个具有一定风险性,需各方面条件成熟了再考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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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美行政管理制度篇5

关键词:兽医;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畜牧业

兽医担任着控制动物疾病、预防人畜共患疾病、保障动物食品质量安全的重要职责，在我国畜牧业发展以及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兽医工作隶属于公共卫生工作，过去人畜共患病如狂犬病的发病率较高，兽医工作者在控制这些疾病中作出过重大贡献。如今，我国兽医行政管理体制难以满足新形势的发展要求，这对动物疫病防疫工作有着消极的影响，因此，加强兽医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必要性。

1兽医行政管理体制

所谓兽医行政管理体制，即是动物疾病防疫工作的最高组织形式以及管理模式、人才队伍、管理疾病以及法律体系。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兽医行政管理体制，但却有共通之处。国家兽医行政管理体制是否科学健全，关乎着该国畜牧业持续发展与公共卫生安全。国际公认的具有高效性与实践性的兽医制度为官方兽医制度，这是《国际动物卫生法典》中确定的兽医行政管理制度，它具有垂直管理与普遍性的特点。除此之外，还有执业兽医制度，执业兽医就是通过执业兽医考试并取得资格证、得到国家许可的兽医人员，他们不仅从事动物防疫与诊疗工作，还会担任动物保健与美容工作。官方兽医制度与职业兽医制度共同为国家兽医行政管理与公共卫生作出贡献[1]。

2我国现行兽医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2.1机构设置不健全

部分地区动物卫生由多部门管理、分散承担，存在职责不清且重叠、管理效率不高的实际问题，导致资源严重浪费。

2.2基层防疫工作不到位

我国基层兽医体系薄弱，各乡镇配备的村级动物防疫员专业水平较低，大部分基层兽医条件艰苦，工资、待遇低，人才供给不足，用人机制与竞争机制显著不足，年龄断层非常厉害且被认可度较低；政府对基层兽医工作缺少关注与重视；兽医工作人员社会地位较低。

2.3缺少完善的法律体系保障

我国现行动物检疫防疫与动物食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还不完善，某些环节存在空白，很容易被不法分子为赢得私利而钻法律空子，不利于动物食品安全的发展。虽然我国颁布了动物防疫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等，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异很大。

2.4政府部门对兽医工作缺少财政支持

我国中央政府与国家赔偿制度缺少足够支持，一旦有重大疫情，基层兽医无论是技术、机械还是人力与资金都很不足，无法达到扑灭疫情的目的。我国还未建立完善的兽医专业实验室，兽医行政体制与技术水平难以满足企业化、规模化的畜牧业。

3我国兽医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议措施

3.1要健全兽医行政管理机构

我国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要转变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宏观调控。改进市场监管并重视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政府要建立健全的兽医行政管理机构，明确兽医行政管理机构主要责任，建立体制机制并落实监管责任。上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要为下级机构负责，为他们提供技术指导与监督。政府要提高兽医技术水平并健全各级兽医支持体系，增加国家兽医实验室建设力度，对地方实验室统筹规划。

3.2加强基层兽医人才培养

要加强兽医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为人力资源储备提供保障。要提升从业人员素质、加强兽医科研力度、完善动物疫病控制手段，健全风险评估机制，提高科学防治水平。从培养临床兽医技术人才来看，学校要建立兽医实验室、教师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国家要给予足够的硬件与软件支持。政府要增加对兽医工作的经费投入，不仅保障财政支持，还能增加青年人才投身兽医行业的积极性。

3.3推行执业兽医制度

兽医管理部门必须推行官方兽医制度，普及执业制度。根据国家规定加强业务培训，提高兽医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与业务水平，要经过资格认证或者政府任命等程序，对于进入兽医队伍的工作人员必须经过培训与考核。兽医行政管理机构可效仿美国等国家的做法，通过相关法律，将官方兽医与执业兽医联系起来，让他们联系起来共同工作。

医美行政管理制度篇6

论文关键词 自然灾害 医疗救援 救援主体

近年来，全世界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过去的2011年就是个重灾年。抗击灾害，拯救生命，挽救损失，是每个国家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相比中国，美国、日本作为等发达国家就设置了比较先进的自然灾害医疗救援制度，其经验可以为我们所了解及借鉴。

一、美国的自然灾害医疗救援制度

1.法律法规。美国《国家应急预案》是有关处置灾害的综合性法法律，将国土安全、紧急事件管理、法律实施、消防、公共工程、公共卫生、应急救助人员的健康和安全、应急医疗服务以及私人部门等统一为一个整体结构，对联邦政府、州长、地方行政首脑和民族行政首脑在应急事件时期的职责作了详细的规定，成为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地方政府和民族政府在紧急事件期间互相协调的基础。《美国突发公共卫生实际应急反应指南—针对州、地方及民族自治地区的公共卫生管理者》旨在帮助州、地方及民族自治地区的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在突发事件或灾难发生后24小时内，迅速有效地采取公共卫生应急反应行动豍。这是针对灾害医疗应急救援的专项立法。此外，还有《减灾和紧急救助法》、《联邦紧急相应计划》、《联邦紧急事态应对预案》、《国家地震灾害减轻地震灾害法》等。

2.自然灾害医疗救援应对体系。美国的自然灾害医疗救援体系被纳入突发公共卫生应对体系之中。美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三级应对体系，自上而下包括：CDC（联邦疾病控制与预防系统）一HRSA（地区/州医院应急准备系统）一MMRS（地方城市医疗应急系统）二个子系统胡。当出现自然灾害突发公共公共卫生事件时，指挥系统由CDC提升到联邦应急计划，总统有权根据危机事态的严重程度决定是否需要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启动联邦应急计划；HRSA主要通过提高医院、门诊中心和其它卫生保健合作部门的应急能力，来发展区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主要负责药物获得、急救、运输、信息传递、隔离检疫、医务人员培训以及医院系统协调；MMRS通过地方的各个执行部门，如：消防、自然灾害处理部门、医院等部门，现场救援人员协作，确保城市在一起公共卫生危机中最初48小时的有效应对

3.非政府机构依法成为灾害医疗救援的法律主体。美国十分重视自愿者和自愿组织在灾害医疗救援的作用。1970年成立全国抗灾志愿者组织，该组织的主席是联邦紧急事态管理局顾问委员会的委员，在《联邦紧急事态应对预案》中被要求固定承担紧急救援和为灾民提供后勤服务方面，被公认为是第一应对者和有效救援者。此外，还有1881年成立的美国红十字会豏，履行包括国内和国际灾难救援在内的某些美国政府的责任，具有“联邦工具”的合法地位，今天，美国红十字会的日常工作，几乎完全纳入了美国紧急事态管理的工作体系，承担着美国联邦紧急事态管理局的部分工作。

4.设立专门的灾害信息管理系统。美国在联邦CDC中专门设有负责与媒体沟通的通讯办公室，负责向公众和医疗救援人员及时告之灾害事态信息，帮助相关人员正确判断灾害发展状态。此外，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主持全球应急管理系统，以灾害信息服务、灾害应急事务处理为目标，主要业务包括同国际系统连接，进行灾害管理、减灾、风险管理、救助搜索、灾害科研等。

二、日本的自然灾害医疗救援制度

1.法律法规。1961年颁布实施的《灾害对策基本法》是日本预防灾害、对应灾害和灾后重建等事业方面的根本大法，对其他相关法律起着指导性的作用，也是其他相关法律的立法依据。该法就防灾救灾中政府的责任、地方团体的责任以及市町村的责任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公布于1947年的《灾害救助法》是关于灾害应急救助问题的最早的法律。其宗旨是：在发生灾害时，国家要在地方公共团体、日本红十字会、其他团体及国民的协助下，进行应急的必要的救助，以此来保护受灾者和维护社会秩序豑。此外，针对多发行地震灾害，还制定了详尽的地震灾害对策性法律，如《地震防灾对策特别措施法》等。

2.确立包括灾害医疗救援在内的三级政府负责管理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即中央一都（道、府、县）一市（町、村）三级，由主管卫生和福利的厚生劳动省负责建立，并以之为中心，纳入整个国家危机管理体系。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险，日本政府会向国民及有关机构发出紧急通报，通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同召开了干事会，研讨对策。中央主管机构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最主要职责是收集信息并制定和实施应急对策。在日本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处理系统中，消防（急救）：警察、医师会、医疗机构协会、通信、铁道、电力、煤气、供水等部门，也按照各自的危机管理实施要领和平时的约定相互配合。平时，在灾害疾病的预防工作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全国各都道府县的地方保健所和市盯村的保健中心豒。

3.非政府机构依法成为灾害医疗救援的法律主体。2007年修订的《灾害基本对策法》把红十字会在内的61个非政府机构制定为全国性公共事业，要求其无条件配合灾害救援工作。

4.快速反应的灾害救援机制。建立灾害发生后24小时内的医疗救援程序，并根据不同时间段设立了应急措施：灾后6小时内，主要救援工作是派遣医疗队救助伤病；灾后12—24小时内，主要救援工作是转移伤病。

5.建立应急信息管理网络，可服务与灾害医疗救援工作。日本建立了完善的灾害通讯网络体系，包括：以政府各职能部门为主的“中央防灾无线网”；以全国消防机构为主的“消防防灾无线网”；以自治体防灾机构和当地居民为主的都道县府、市町村的“防灾行政无线网”；以及在应急过程中实现互联互通的防灾相互通讯用无线网等。此外，还建立了包括紧急联络通讯网在内的各种专业类型的通讯网。另外，还正式设立内阁信息中心，以24小时全天候编制，负责迅速搜集与传达灾害相关的信息，并把有关灾害通讯网络的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三、美日自然灾害医疗救援制度分析

美国对自然灾害医疗救援制度有相关的法律进行规范，体现在基本行政法律、各项专门的减灾法之中，并且还有针对灾害医疗应急救援的专项立法；依法分配了各行政职能部门在灾害医疗救援中的职责，并且该职责是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而非灾害发生后的“临危受命”；把卫生系统与其他系统串联起来，使得公共卫生、灾害事件管理、执法、医疗服务等领域内的人员可以综合有效的协作；重视非政府组织的灾害医疗救援力量，并将其纳入政府的管理体系，发挥其优势作用；依法确立了灾害医疗救援的日常应对体系及具体程序和专门的服务与灾害医疗救援信息管理系统。

医美行政管理制度篇7

美国的商业健康险，一部分是雇主为员工购买，另一部分是投保人主动购买。由公司雇主出资的部分，按人均计保费约为5570美元/年，按家户计年均保费为15991美元。由投保人自主购买的部分，按人均计保费约为2998美元/年，按家户计年均保费为6448美元。商业健康险汇聚的资金对推动美国医药研发进步和资助医疗设施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2015年6月25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通过支持奥巴马医改的决议，标志着该法案得以持续合法实施。需要注意的是，全面评估该医改的实际效果需要长时间的实践观察，而我们要做的只是找到其创新之处，在政策设计时进行参考：（1）扩大了医保覆盖面，给已投保人提供反歧视保护，控制医疗费用；（2）建立了保险交换机制；（3）在联邦及州建立了三个风险分担机制；（4）限制了健康险公司的保费用途；（5）管理式医疗保险产品促进医保合作，共同压制医疗成本，还续用了税收激励；（6）政府鼓励的责任医疗组织（ACO,AccountableCareOrganization）有更强烈的控费动机来提供价格公平的医疗服务。

2对我国协调发展商业健康险

和社会医疗保险的启示虽然寿险和健康险都属于人身保险，但沿用寿险经营模式处理健康险业务的不足在于：风险本质不同；缺乏成熟的健康相关指标体系控制；缺乏成熟的联合医疗产业经验；保单处理导向而不是风险控制导向。在健康险的产品设计上，暴露的问题更加明显：首先，健康险专用业务数据库缺位，我国健康险萌芽于上世纪80年代，2000年后才逐渐有所起色，到现在顶多覆盖了两代人，即便是从欧美购买的疾患资料也无法把握东亚人种就疾患索赔的有效情报。第二，寿险公司推出的多是寿险-健康险联合式的健康险品种，重在对结果的赔付，不符合“健康管理是健康险发展重点”的行业发展方向。比如招商信诺合资寿险公司2014年近50%的收入来源于健康管理。健康管理概念被引入医疗健康管理领域后，会促使投保人形成对自身健康管理更高的认识并提出更高的诉求。帮助客户提高健康管理视域下的保健意识，使其少生病，而不是对生病后的理赔过程做出反应，这才是健康险行业发展的未来走向。第三，高赔付经历，吓阻了新型产品的开发。第四，健康险的过程控制基本为零，或是方法不正确。事前控制即核保存在的问题：一是，根据免体检限额（FCL,freecoverlimit）自动接受了大量保单，但是并不清楚有多少份额适保。二是，核保人员医学常识和审查指标有限。事后控制存在的问题：一是，被动理赔。由于大部分健康险，尤其是医疗险，从保险事故发生到确定风险强度有一定期间，由于过程弱控制，具体赔付金额受被保人影响很大。二是，滞后理赔。由于结算手段繁琐落后，在医疗险上的投诉比例较大，不仅影响公司形象，而且对重复就医也无法做出快速反应。2010年，奥巴马医改法案从税优、财政补贴和惩罚等方面对雇主和个人购买商业健康保险提出了新要求，堪称“胡萝卜加大棒”。对雇主来说，雇佣超过50名员工的企业必须给员工办医保；政府对为员工购买医疗保险的小企业减税；雇员低于25人的企业主动购买商业健康险可获得政府资助。个人年收入低于43320美元、核心家庭年收入低于73240美元的，政府给予医保补贴。对低收入家庭，只需付出家庭收入的10％就可购买到全额保险。可见该法案对投保人相当慷慨，这是“胡萝卜”。对存在道德风险嫌疑，生病后临时购买保险的，法案规定对其处罚；对于第一年没有购买最基本医疗保险的违规者，罚金标准上涨到每年695美元或年收入的2%，这是“大棒”。美国商业健康险和社会医疗保险“双管齐下”的启示在于：一是我们有必要提倡一种“健康管理”的概念，重新审视商业健康险的社会地位，应把商业健康险作为中国金融和医疗保障领域的重要产业，完善税优政策，提供多层多种的保障选择，完善全民医保体系。二是加强社保和商保合作，鼓励私营保险业发挥社会管理功能。三是加强“医”“保”合作，鼓励保险公司持股私人医院。四是建议适度“引狼”，鼓励有实力、有担当的资本和外资健康险公司参与进来，产生“鲶鱼效应”。

3政策建议

3.1改变我国保险的笼统分类法，提高健康险公司的专业程度。在定价基础和专业管理上，健康险与寿险、意外伤害险区别还是很大的，在美国健康保险市场份额比财产保险、寿险还大，社会走向发达的过程就是健康险快速发展的过程。美国商业健康保险与寿险是两回事，而我国只是笼统地将保险分为人身保险、寿险和责任险（或再加信用险），这种粗犷的分类法在将来恐怕不适应保险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遵循发展规律，专业化经营，树立专业化的经营理念、经营策略，输入专业化运作人才、精算体系和核保核赔体系，才能在私人领域更有效地与政府的社会医疗保险相配合，又不挤占政府资源。

3.2加强健康险行业监管和适度引入“健强险”及惩罚措施。美国医改方案中对保险公司的监管比以往严厉，规定保险公司不得以客户既往病史为由拒保或收取高于原始一定比例的保费。强制雇主投保，拥有50位以上全职员工的公司必须为雇员购买团体健康险，否则按每员工2000美元罚款(豁免前30个员工)。该法案最受争议的是据说有违反美国宪法嫌疑的“个人责任”条款，个人强制购买健康险，否则就面临罚款。罚款标准每年各异，如2014年家庭每个成年人95美元或者其收入1%的最大值，2015年为325美元或收入2%的最大值，2016年为695美元或收入2.5%的最大值，对未成年人的罚款标准是成人的50%，每个家庭的罚款上限是2085美元。奥巴马医改法案对具体操作、赏罚额度量化得非常清晰，惩罚机制提高了人们不买健康险的成本。而我国的医改方案比较泛化，原则性、规范性的语言较多，我们没有必要像美国那样罚得过死，但附有惩罚机制的健康强制保险也是我国未来发展的方向。

3.3建立第三方仲裁委员会，保质保量控制医药费用。奥巴马医改方案中提出要建立联邦医疗服务监管委员会，对医疗服务效果及发生的支出进行审核。我国的医疗保险是费用报销型的后付制，病人在看病时首先自付全部的费用，然后再拿着账单找保险公司报销，保险公司实际上非常孤立，没有参与医疗和用药。由于病人对医疗服务的价格缺乏弹性，加上医生串谋“药代”、医疗器械销售人推销药品、过度治疗的冲动（尤其是私立医院），导致多做不必要的检查、多开贵而无当的药物等，使得医药费用居高。我们有必要引入一种比较颠覆式的思维，去建立一个中立的、有法律效力、但干预实际业务极少的第三方仲裁委员会。它既不会站在医疗机构的谋利角度尽可能供给过多医疗服务导致医疗费用居高，也不会站在保险公司的角度力图压缩医疗成本，而是站在中立者的角度不偏不倚地“再平衡”医疗机构的费用支出，在不造成医疗资源浪费前提下，同时保证医疗服务质量，有效降低医疗费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医患纠纷的发生率。

医美行政管理制度篇8

    德国

    德国医疗保障制度由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组成,月工资收入超过法定界限(4000欧元/月)的居民可自愿选择参加法定社会医疗保险或是商业健康保险。[3]德国的商业健康保险业走的是专业化经营道路,2007年德国商业健康保险覆盖率达到27.97%,其中,基本型商业健康保险覆盖率为10.4%,费用补充型商业健康保险覆盖率为17.5%。专业化经营和管理专业化经营是指健康保险业在专属经营和监管的环境下,创新健康保险管理技术、延长健康保险产业链、加强与医疗机构的合作,并积极参与政府医疗保障项目,为消费者提供综合质优的健康管理服务和保险。在德国,保险业实行寿险、财产险、健康保险分业经营,即经营寿险和财产险的公司不得经营商业健康保险,反之亦然。由于商业健康保险的风险发生率与寿险有着明显区别,前者是基于疾病发生率而后者是基于死亡率来计算,因此,专业化经营有利于商业健康保险建立本行业的精算原理、风险评估及控制技术、管理方法等,并有利于监管以保护消费者利益。在德国有48家专业经营商业健康保险的公司,建立起独特的医疗健康网络,在产品开发、核算定价、核保核赔、信息系统、数据统计和分析、经营流程、客户服务和管理、医院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6]而在拓宽健康保险产业链方面,慕尼黑再保险公司旗下最大的健康险公司———德国健康保险公司(DeutscheKrankenversicherung,DKV)于2001年启动了“ThinkHealthcare”(关注健康)的长期战略,以不断整合健康管理和医疗服务资源,其中DKV子公司Almeda通过远距离遥控和监测技术提供专业化疾病管理服务。[7]此外,德国商业健康保险业非常重视精算人才培养,这有助于降低商业健康保险的各类经营风险的发生。目前,德国精算学会1710名会员中约有250名健康保险精算师及250~300名数学家,主要为40多家专业健康保险公司提供服务,包括健康保险新产品费率计算、理赔资料分析、费率调整、准备金计算等。多层次的产品结构德国商业健康保险公司非常重视产品的创新与开发,满足不同群体需求以提升公司竞争力,其中,既包括针对不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替代型产品,也有针对已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补充型医疗保险产品和项目。[9]替代型保险主要包括综合医疗费用保险业务(包含门诊、住院、牙科治疗等费用)、收入保证保险业务、自愿长期护理保险业务,这是目前德国商业健康保险的主营业务。补充型医疗保险主要包括附加住院费用保险、附加门诊费用保险、附加住院津贴保险、附加收入保证保险、预防保健费用保险、健康服务提供,主要定位于中高收入人群,类似于高端商业健康保险。

    美国

    美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非常发达,其经营主体众多、保险产品品种繁多,趋向于由专业健康保险公司经营,其2007年商业健康保险覆盖率达到65.5%,其中,基本型商业健康保险覆盖率为57.9%,费用补充型商业健康保险覆盖率为7.6%。[3]管理式医疗保险模式虽然商业健康保险的运作效率高、产品品种丰富且多样化,但是以商业健康保险为主体的医疗保障体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公平性较差、医药费用较高。因此,为了控制医疗费用上涨并降低风险,美国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引入管理式医疗模式。由于医疗卫生费用不断上涨,美国政府于1973年通过了健康维护组织法案,允许更多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参与政府的医疗保障制度管理,开始了管理式医疗保险模式的探索。管理式医疗保险模式主要通过保险公司与医院职能融合,保险公司不仅负责费用的收取和赔付,而且进一步介入医疗服务提供和监督过程。美国管理式医疗保险组织由HMO、优先医疗服务提供者组织(PreferredProviderOrganization,PPO)、排他性医疗服务提供者组织(ExclusiveProviderOrgani-zation,EPO)、服务点计划(PointofService,POS)组成,其中以HMO为主体。[10]与传统商业健康保险模式相比,管理式医疗保险模式能主动控制风险,有效降低医疗费用,提高服务效率及质量。由于在管理式医疗保险模式下,保险公司可以通过按人数预付费方式直接或间接介入医疗机构监督和管理,来控制医疗服务质量和费用,并可以执行对重大医疗方案的审查,因此,保险公司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医疗成本控制。纳入健康管理理念美国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在保险产品及服务中非常重视健康管理及疾病的预防,即通过组织和管理上的创新来更好地促进居民健康,达到控制医疗费用快速上涨、降低健康保险经营风险等目的。例如美国最大的健康险公司维朋,开发了一系列标准化的医疗服务方案,根据被保险人健康状况提供分类保障计划。而在服务提供过程中,通过家庭医师转诊推荐制,对居民更好地进行健康管理,并遏制过度需求,控制费用增长。研究表明,纳入健康管理理念的管理式医疗保险模式在费用控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HMO可以比传统商业健康保险组织低14.7%的成本来提供相同保障范围和医疗服务,而PPO则能以低6.1%的成本来提供。

医美行政管理制度篇9

关键词：社会福利　社会安全保障　社会救助

美国社会福利体系逐渐完善是近50年发展的结果。由于1929年到1935年的美国经济危机，出现了股票大跌，经济萧条，通货膨胀，进而产生通货紧缩，失业增加，大量的失业人群没有社会保障构成潜在社会动乱的威胁，使美国政府把社会保障提到了议事日程，1935年总统罗斯福签署，美国国会通过了《社会保障法》。从此美国开始了推行社会保障制度时期。二战后，50年代，美国进入经济恢复最好阶段，也是全美就业的最好阶段，这也使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行有了较好的经济基础。社会福利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成为美国国会的重要议题。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的价值取向与美国的宗教价值观有较大的联系，它的基础思想和文化理念是鼓励勤奋工作，多劳才能多保障，不养懒汉。

美国政府的社会福利主要体现在社会安全保障体系和社会救助体系上。社会安全保障体系主要由美国联邦政府负责。针对的人群主要是对社会有贡献，曾经交纳过收入税的人群。同时，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年龄在65岁以上或年龄不到65岁，但因各种原因导致失明或伤残的人群；已故受益者的配偶和子女：失业者。资金来源是由美国联邦统一征收的社会保障税。资金征收部门是联邦国内税收服务局(相当于我们的国税局)。管理部门是联邦社会保障安全局。监督部门是美国国会。

社会救济体系主要由各州政府负责。针对人群是无社会安全保障的困难群体。对要求获救济的人员有严格的资格审查。资金来源是各州的收入税。管理部门是各州的劳工或健康和人力资源部门。监督部门根据项目不同有所不同，对与联邦政府合作的项目由联邦社会保障安全局监督，其他的由州议会负责监督。

一、美国的社会福利体系的主要内容：

(一)社会安全保障

1、社会安全保障的功能：向交纳社会安全保障税的劳动者、受益人的配偶或子女、已故劳动者的配偶、子女或被赡养的父母支付社会安全福利。在美国，有4,800万，约美国人口的1／6，正在领取某种社会安全福利。

2、社会安全保障的主要项目：

退休保障：选择何时退休是一生中做出的最重要决定之一。如果在达到规定的正常退休?龄时退休，将领取全额的退休保障。对达到规定的正常退休年龄之前退休，退休后将永远领取减少的福利。

残障福利：如果是由于预计将持续至少一年或将导致死亡的生理或精神病状而不能工作，您可能符合社会安全残障福利的资格。联邦的残障规则不同于其它私人计划或其它政府机构的计划。如果符合领取其它机构或计划的残障资格并不表示具有领取社会安全残障福利的资格。并且，医生所出具的残障证明，也不代表将自动取得社会安全残障福利的资格。

3、社会安全保障的资金来源：社会安全保障税。社会安全保障税是联邦税之一，约占联邦总税额的30％。其由雇主和个人共同承担，个人和企业各担薪水的6.4％，共计12.8％。对自雇者付其净收入的12.8％(有土地的农民属于这种情况)。有劳动收入的人群需缴纳社会安全保障税，社会安全保障税在工资中占的比例是有限额的，个人在一定限额的收入中缴纳社会安全保障税。该限额每年根据工资的调整而提高。2006年，此限额是94,200美元。

4、社会安全保障税的运作：社会安全保障税是用于对退休人员，残障者，去世工作者的遗属，以及受益人的家属支付保障的资金。在管理上，个人所缴纳保障税的税金不是存入个人帐户，以供自己在日后领取福利，而是用来付给现在领取社会保障的个人。未被使用完的税金会转入社会安全信托基金，而不是存入个人帐户。在每人所缴纳的社会安全税中，85％进入支付月福利给退休人士与其家人，以及支付月福利给已故工作者生存的配偶与子女的信托基金。另外15％则进入支付福利给残障人士与其家人的信托基金。

5、社会安全保障税的管理机构：社会安全保障局是社会安全税的管理机构。也是从这些信托基金中，社会安全保障局支付管理各项社会安全保障计划的费用。社会安全保障局是联邦政府中效率最高的机构之一。在所征收的每一美元社会安全保障税中，用来管理的费用还不到一美分。

6、目前美国社会安全保障税的情况：2006年有关社会安全保障(social security)的统计数据是：

2006年有关社会安全保障的工作积点

每赚970美元取得一个社会安全保障(social security)工作积点，每年不超过四个积点

大多数人需要40个工作积点才能取得领取退休保障资格，即每人必须至少工作10年才有可能领取退休保障。

2006年每月平均的社会安全保障金额

退休单身工作者：1,002美元

退休夫妻：1，648美元

残障工作者：939美元

残障工作者及其配偶与子女：1,571美元

寡妇或鳏夫：967美元

有两个子女的年轻寡妇或鳏夫：2,074美元

在2006年，社会安全保障税的收入占总税收的25％以上，支出预算在联邦公司预算中的比例占到20％以上。社会保障部门的运行成本为1％。

(二)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

1、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的功能：是国家为65岁或以上民众所设置的医疗健康保险计划。某些65岁以下的符合资格的人也可以得到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其中包括残障者，永久性肾衰竭以及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路葛雷克氏症)患者。这个计划协助支付医疗保健的费用，但不包括所有的医疗费用或长期护理费用。

2、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的资金来源：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的资金来源于交纳联邦医疗保险税的工作者及其雇主缴纳的税金，也称医疗保险税。医疗保险税是联邦税，约占联邦税的7％，是全部工资或自雇者净收入的2.9％，(有土地的农民属于这种情况)税金是由雇主和个人各承担1.45％。税金用于支付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的费用。每个人的全部收入都需按比例缴纳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税，没有限额。对低收入者，且资产有限，所居住的州政府可能会协助支付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的保险费，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支付其它(自己需要支付)的医疗费用。是否有资格符合这项补助只有所居住的州政府才能决定，在大多数州，接受该项补助的单身者的资产，银行帐户、股票和债券等不得超过4,000美元，夫妻的资产不得超过6,000美元

3、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税的运作：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税都转入到用于支付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的医疗受益人的信托基金帐户。

4、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税的征收机构：国税局。

5、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税的管理机构：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由联邦医疗保险与医疗补助服务中心管理，而不由社会安全保障局管理。

6、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税的监督机构：国会。

7、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的主要项目：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有四个部分：

医疗保险(a部分)：协助支付住院护理和某些后续服务的费用。多数人在65岁时便可得到医疗保险。在符合领取社会安全保障或铁路退休福利资格时，便自动得到符合医疗保险的资格。在政府机构工作的员工虽然因没有缴纳社会安全保障税而不能领取社会安全保障收入，但因缴纳联邦医疗保险税(medicare)而取得医疗保险的受保资格。当连续领取社会安全残障福利24个月后，将符合医疗保险的受保资格。此外，需要接受维持性透析或肾脏移植的永久性肾衰竭患者或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路葛雷克氏症)患者，当本人工作年限足够或者在配偶或父母的工作年限足够时，也可以得到符合医疗保险的受保资格。

医疗保险(b部分)：协助支付医生服务、医院门诊治疗和其它医疗服务的费用。几乎所有符合医疗保险受保资格的人都可以参加医疗保险b。b部分是可随意参加的保险计划，但不是免费的。在2006年，每人每月的保费是88.50美元。

联邦医疗保险的优势计划(c部分)：在许多地区都提供这种计划，同时具有联邦医疗保险的a与b部分的人士，可以参加c部分，并在其中选择任何一个提供医疗健康服务的医疗体。任何具有联邦医疗保险的医疗保险(a部分)与医疗保险(b部分)的人都可以参加联邦医疗保险的优势(从前叫做联邦医疗保险选择)计划。任何一项联邦医疗保险的优势计划将取代在联邦医疗保险之外所购买的附加保险madigap，选择优势计划需要因为保险范围的增加额外支付保险费。

处方药的保险(d部分)：帮助支付医生为治疗病症而开具处方的药物。任何具有联邦医疗保险的医疗保险(a部分)与医疗保险(b部分)或已经参加联邦医疗保险的优势计划(c部分)的人都符合资格加入处方药的保险，(d部分)处方药的保险是可随意参加的计划，并且在加入后需要交纳附加的保险费。

(三)失业保险(unemploymentinsurance)

1、失业保险的作用：失业保险是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而由州政府负责管理施行的项目。各州都有合同互相承认相关的福利。联邦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劳工部施行，主要是为负责职业培训和如何管理失业保险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进行相关数据统计。

2、失业保险的资金来源：失业保险税在各州征收，允许在州征税额中抵扣已交联邦失业保险税部分。州的失业保险税纳税人为雇主，但也有少数州同时对雇员征收。税基由雇员人数及支付雇员工薪数决定。所征税款主要为失业工人建立保险基金。此外还有专门适用于铁路工人的“铁路退休保险税”和“铁路失业保险税”。

3、失业保险税的管理：联邦财政部失业保险信托基金管理部。

二、美国的社会救济体系

社会救济是针对无税收贡献，收入很低或无收入人群，目标是维持最基本的生活。由各州或联邦共同合作制定政策和管理办法。

在社会救济方面美国的救济政策主要有：

(一)对无工作能力人群导致贫困的救济

1、公共医疗补助制度：是由各州与联邦政府共同合作，由州政府出资完善madicare的一个部分。它的宗旨是要每一个在美国合法居住者都能够得到疾病医治。医疗补助(medicaid)是针对低收入和资产有限的民众的健康管理计划。它涵盖了儿童，老人，盲人，残疾人以及其它有资格得到联邦资助的其它人员。与常规健康保险不同的是：其可提供大多数的免费服务，并把资金直接付给医疗提供单位。1996年有资格享受符合该救济的人群是资产收入不能高于1,000美金，在2066年，不能高于2,000美金。但在资格审查和具体规定方面，条款制定非常具体和详尽。可操作性很强。公共医疗补助(medicaid)的管理机构：它通常是由联邦级的医疗保险和医疗辅助服务中心所属的健康和人员服务部门进行管理。在一般的医院，通常由联邦政府支付的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占到医疗费用总收入的34％，公共医疗补助(medicaid)，由地方政府付费治疗的占到30‰商业保险占到30％，无保险，由医院作慈善的占到6％。

2、社会安全生活补助金(ssi)：这是一种由联邦政府计划，由各州用普通税收支付的救济政策，用于帮助老人(65以上)，盲人和残障者等有很少收入或无收入人群的一项补助措施。提供这类人群的基本食物，衣服和住宿。2006年社会安全生活补助金ssi每月个人为603美元，夫妻两人在904美元左右。

3、儿童营养(child nutrition)：儿童营养计划是由美国农业部为儿童和相关家庭提供健康饮食资助和综合营养教育的项目，包含15个联邦政府的营养资助项目计划。有1／6的儿童享受这些救济。包括农业部的食品资助计划中的公立学校早餐项目、午餐项目以及妇女、婴儿和儿童的食物供给；营养教育和健康关怀推荐等。项目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合作。联邦政府总体负责项目中的食物成本，在管理方面的成本与各州共同担负。联邦政府负责解释有关的条例和说明，建立全国性标准，确定项目内容并建立区域办公室监督各州，确保项目的进行。1997年，美国农业部75％的预算，590亿美圆用于该项目的施行。

4、食物券：(food stamps)是由联邦政府计划，各州或地方政府机构执行的救济计划。其目的是帮助低收入者购买食物。领取者的条件是：领取残障补助或福利的失明和残障的合法移民；于1996年已达到65岁或以上，并同时具有在美国合法居住的贫困者。一般是指资产不超过2,000美元，或家有60岁以上老人，资产不超过3,000美元的家庭(不包括房产，土地和汽车)。

食物券管理机构：各州人力资源部根据联邦法律和美国农业部的有关条例进行管理。

食物券资金来源：各州的普通税收。

(二)对有工作能力贫困群体的救济

针对有工作能力但又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群，以促进其就业愿望和能力的资助项目。主要政策有：

1、个人收入税收返还政策：(eitc)个人收入税收返还政策(eitc)是联邦政府对低收入工作个人或家庭对联邦税进行税收返还的一项激励制度。是帮助有工作收入的有小孩的贫困家庭，鼓励接受救济的低收入者寻找工作，争取更高的收入。高出部分的收入可以享受税收返还。税收返还数目取决于付税者的小孩的数量、工资收入以及总收入。当你的个人所得税的积分超过某个数目时，你可以有资格申报税收返还优惠。

个人收入税收返还政策(eitc)的管理部门：是由国税局征收联邦收入税部门负责管理。这部分的税收返还在1995年占到税金总额的16.7％。

2、普通资助救济(ga)：ga项目是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供的福利项目，当个人和家庭不能满足税收返还优惠(etic)，困难家庭临时资助(tanf)和食物券(food stamp)福利资助项目时，但又不能满足基本的生活状况时的一种福利项目，一般针对的人群是没有失业保险，其他福利不足以维持他的基本生活。支付形式可用现金，食物券或帮助租赁等。比较联邦政府的资助项目，它的数额低、周期短，仅提供基本的衣、食、住和很有限的医疗资助。

普通资助福利(ga)的管理：普通资助福利(ga)的管理和资金来源是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其自定的政策范围运行。

3、贫困家庭临时资助项目(tanf)这是一项由联邦政府支持的救济项目，目的是使儿童能够得到家庭照顾或由其亲戚照顾的补助项目。由各州灵活地制定政策。通过对需抚养儿童双亲的工作培训，促进就业，促进再婚，阻止或减少婚外怀孕，意外怀孕，鼓励维持双亲家庭等措施来帮助符合临时需要帮助的家庭。

对因懒惰导致贫困需要补助的家庭，为不养懒汉促进就业，各州对该类情况有不同的资助政策。在西弗吉尼亚州，其资助年限每次不超过2年。每人一生不超过60个月。对单亲家庭要求单亲的每周工作时间不少于30小时，双亲家庭父母双方每周工作时间不能低于35-55小时。工作时间不足的减少或停止资助。在资格审查方面也有很多具体的规定。

贫困家庭临时资助项目(tanf)管理部门：在西弗吉尼亚州，项目的管理部门是西弗劳工部。

贫困家庭临时资助项目(tanf)资金来源：普通州税。

4、鼓励就业资助项目(earnfare)：

鼓励就业(earnfare)资助项目是一种由州和地方政府提供的激励政策，用于帮助吃食品券但身体状况良好能够并愿意自食其力的成年人群体。对有抚养儿童的成年人给予更多的倾斜。所提供的服务包括：对参与者进行评估，并进行职业培训。

在各州，还有很多符合当地实际的救济项目，在西弗吉尼亚州针对婴儿、儿童、妇女等各种自定政策多达16项以上。

政府管理以外的商业医疗保障也是全社会医疗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医疗保险是雇佣单位为雇佣者及其家人购买的医疗保险，但这在美国不是政府法律强制执行的，由雇佣单位自定。但由于它有抵扣所得税的优惠，并为了吸引优秀员工，一般公司，特别是大公司都有较好的商业医疗保险计划。商业医疗保险完全是商业行为，政府不插手管理。

美国社会福利制度的优点包括：

1、制定政策价值理念清晰，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在美国，每个人都有交税的义务，每个交税者都有平等的机会享受安全保障。在社会福利体系政策制定中，在退休养老方面是以工作积点为标准，实现全社会支付税收的劳动者统筹，兼顾了个人能力可能导致的退休后的收入不公，同时又由于对低收入的劳动群体有退税政策，较好地平衡了贫富差距，体现了二次分配中的公平性。在医疗保险方面，又以个人账户为主要管理方式，使每个缴纳不同医疗保险额的劳动者享受不同水平的保障，体现了多劳、多贡献、多得的效率优先的价值理念，符合大多数美国人崇尚的宗教文化和价值体系。

2、制定政策法律依据充分，政府资金使用效率提高。由于各级政府制定的主要福利政策是在联邦的统一法律和计划框架下进行，有关标准是统一的，且税收和专项资金来源可靠，各级政府在社会福利体系中的服务对象和任务明确，福利的覆盖人群广泛。其保障体系惠及的是为社会创造财富、交纳税收的所有劳动者，救济体系惠及的是需要得到救济的人群，而同时又不是每个人拥有自己的保障账户，提高了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率。

3、统一征收专项税收，社会安全保障资金来源稳定。美国的联邦保障是通过联邦统一征收专门的税收来实现的，2006年，美国有关社会保障的税收占到全部税收的25％以上，社会保障支出占到联邦全部支出的20％，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有较好的保证

医美行政管理制度篇10

在《弗莱克斯纳报告》的催化下，一场深刻的医学教育认证改革在美国展开，医学教育认证进入规范化、标准化的新时代。换句话说，《弗莱克斯纳报告》对当时美国医学认证制度本身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医学教育逐步实现了入学标准的正规化、学制合理化以及培养人数的精英化。当前中国的医学高等教育正在朝着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伴随着我国医学教育规模的拓展，提高医学教育质量引起社会各方的关注。通过对《弗莱克斯纳报告》和美国医学教育认证制度的介绍，希望对我国医学教育质量的提高有所帮助。

一、《弗莱克斯纳报告》倡导医学教育认证的背景

（一）美国医学教育数量 与质量的矛盾突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社会事业如火如荼，发达的工农业客观上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这也对高等教育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尽管美国高等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却是在一种非常松散的管理机制下展开的。从1636年哈佛学院成立直至19世纪末长达两个半世纪的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被称作“无认证的时期”。期间各种学校林立，所有制形式和办学条件各不相同。不同学校在入学条件、入学标准、学制、课程设置、考试制度等方面也都各异。医学院校大多设施简陋，教师素质低，课程设置陈腐，教学方法仍以讲授为主，内容枯燥、乏味；即使实验医学渐受重视，但实验室所需较高的费用和大多数医学院基金的短缺决定了其医学教育的质量。到底大学应具备怎样的条件，大学中的专业教育应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成为当时美国高等教育界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首先发端于与公众健康密切相关的医学教育领域。

（二）政治文化理念需要并维持着社会化认证体系

社会发展先于政府的历史使美国公众形成了对政府不信任的社会心理，加之强烈的个人主义文化特质的影响，美国人民对集权极为反感，不愿意依赖政府来解决社会问题，而是寻求自由结社，依靠协会、社会团体的集体力量来维护权利。另外，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文化上的兼容并蓄形成了个人主义、院校自治、自由结社等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其中，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它崇尚个性、注重个人发展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反对外部力量的过分干预，体现在教育系统中就是以多样性的教育形式来满足多样性的需求，尽可能让每个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使联合自愿活动更成为不同背景移民解决问题的有效选择。美国人这种独特的政治文化理念需要和维持着社会化认证体系，成为医学教育认证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必要社会心理条件。专业认证组织则是各行业为提高大学中专业教育的质量，规范从业资格，避免行业腐败而自发组织的。在以后的发展中，民间自愿性的认证组织与政府之间一致保持着合作但不合并，独立但又为政府服务的关系。

（三）美国高等教育存在高度自治和分权管理的传统

（四）联邦政府和公民社会对医学教育认证的共同诉求

联邦政府为加强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同时防止高校反对、维护各州的教育管理权力，使自己的干预和管理名正言顺，联邦政府选择高等教育认可作为联结政府、高校和社会的纽带，利用认证制度来缓冲其与州政府、高校之间的关系，满足各利益主体的需要。联邦政府通过《高等教育法案》将高等学校的教育认证与其教育基金挂钩，以通过财政杠杆来促使高等学校提高教育质量。除此之外，联邦政府还通过一系列法案对高等教育给予了赠地、拨款支持，对高等教育质量格外关注，这些措施给高等院校通过教育认证以巨大驱动力。

20世纪初，美国公民社会已形成了一个重视高等教育质量的舆论环境。美国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存在一个公共领域——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具有自我管理、自我调节能力，它鼓励公民自主而广泛地参与社会事务、解决社会问题，其存在为医学教育认证以非政府、非营利的民间形式生成提供了广阔空间。1910年的《弗莱克斯纳报告》的发表引发了对医学教育等专业教育质量的关注。但高等教育长期以来形成的“象牙塔”式的神秘性、高贵性依旧保持着。随着高等教育的参与面的扩大，利益相关者的增多，社会影响力加大，公民社会要求高等教育打破其过去那种特权领域的神秘性，向社会公布其基本情况和信息。政府和公众的需求，成为认证制度形成的一个主要动力，并一直推动着认证制度的发展，使其逐渐成为联系高等教育、政府和社会公众的重要桥梁。

二、《弗莱克斯纳报告》对医学教育认证的启蒙作用

医学教育认证的依据是医学教育标准，这些标准是由权威认证机构召集下属成员学校的专家一同讨论拟订，并得到下属成员学校共同认可后确定的。不同时期的医学教育标准反映了当时医学教育水平，无疑是当时教育专家认识程度的体现。在《弗莱克斯纳报告》之前，美国医学教育参差不齐。

（一）传统医学教育质量亟待提高

（二）《弗莱克斯纳报告》对医学教育论证的构想

《弗莱克斯纳报告》在医学教育认证部分中提出：“应该建立各州医学考试委员会和举行医学认证，各州相关委员会的成员应由医学界专家和知名人士组成。在举行认证考试方面，政府应赋予各州委员会权力并组成专门机构；对不合格的医学院校不予认证；坚持医学院校的入学标准；获取足够资金以履行其职能。”

（三）医学教育论证制度发挥的成效

美国的医学教育认证机构通过对医学院进行质量评审和评估，以保证并提升高校教育能力和教学效益。使得美国医学教育的质量水平大大提高。

3 医学院校学制合理化。《弗莱克斯纳报告》提出。医学院校需要4年制的学制，前两年进行课程教学，强调大学应该完全掌握医学教育和培训，为医学院前两年的课程学习提供所需的实验设备、教职员工等资源；后两年进行临床实习，强调大学应该管理和掌握附属教学医院，保证临床教学顺利进行。同时还提出，专门负责临床教学的教师应和其他教师一样，属专职教师并同样可以享受教授序列职称和头衔。

三、美国早期医学教育认证制度的萌芽和确立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开始进行高等教育认证的国家，高等教育认证制度发展到现在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其中真正意义上的医学教育认证工作是由美国医学会下属的医学教育与医院认证委员会进行的。

（一）美国医学教育论证的萌芽时期

（二）美国医学教育认证的确立

在1904年美国医学会成立医学教育与医院认证委员会（CMEH）。CMEH是一个独立于政府和医学院的民间组织，具有独立开展认证工作的权利，不仅不受行政力量的干扰，而且保证了认证的客观性和可信性，切实保障了医学教育的质量。CMEH首次提出设立医学院的标准和一个医学院校的名单，根据他们的学生在职业证书考试中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