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美消费维权十篇

医美消费维权篇1

2010年12月20日，乔某至北京金炫澈技术推广有限公司（以下称整形公司），接受下颌角整形、无下巴成形术、中面部拉皮、颧骨缩小术、脂肪移植术。同时，支付手术费21万。2012年2月，乔某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称整形公司手术失误，其不具备相应手术资质且未告知主治医生不具有行医资格，构成欺诈，要求法院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判令整形公司退还医疗费21万，赔偿损失21万。整形公司辩称其行为不存在欺诈，双方之间应是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不应适用《消法》。一审法院审理后，判决整形公司赔偿乔某二十万元，驳回乔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整形公司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观点：一审法院认为该案应该适用《消法》。认定某整形公司存在欺诈。二审法院认为医疗美容纠纷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应适用《合同法》。认为根据该案件事实在无法具体计算各项费用及损失，乔某又对于一审判决结果认可的情况下，为避免当事人诉累，维持一审判决结果。

二、案件争议焦点

本案中，焦点问题在于医疗美容纠纷是否能够适用《消法》。医疗美容纠纷属于医疗纠纷的一种。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以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为案由立案。医疗美容具备医疗服务的基本特征，但也有自己的鲜明特征，所以在医疗美容纠纷是否适用《消法》存在争议。

主张医疗美容纠纷适用《消法》的观点主要认为：医疗美容服务符合生活消费行为的特征，可以认定其为生活消费的一种。医疗美容行为并非以救死扶伤为目的，其主要是满足人们对美的追求的心理。医疗美容机构具有营利性，社会公益属性逐渐淡化甚至消失。美容者在选择医疗美容机构的时候，同普通消费者一样具有自由的选择权。医疗美容纠纷的这些特点都符合《消法》关于生活消费的定义。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美容者在医疗美容专业知识，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等反面较于医疗美容机构都处于弱势地位。此时将医疗美容纠纷纳入《消法》保护，可以更好的保护美容者合法权益，符合《消法》保护弱者的立法目的。

主张医疗美容纠纷不适用《消法》的观点主要认为：从医疗美容的概念上看，医疗美容机构在机构设立、从业人员执业要求、行为方式等方面都具有较强的行政管理属性，明显区别于一般生活消费行为。医疗美容中的医疗美容机构、美容者与生活消费中的经营者、消费者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在法律适用上，《侵权责任法》、《合同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已经就医疗纠纷进行了规制，医疗美容纠纷既然被归于医疗纠纷的大范畴，就应在侵权法、合同法范围内寻找救济，而不应再单独适用《消法》。

三、关于医疗美容纠纷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思考

笔者认为，医疗美容纠纷应该在《侵权责任法》、《合同法》等法律范围内寻求救济，适用《消法》值得商榷。

第一、医疗美容机构不属于《消法》中的经营者。医疗美容机构是医疗机构而非经营者。我国对医疗美容机构的设置及其执业的医护人员均有特殊要求。从《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第五条、第八条等条文的规定，能够看出我国法律法规对医疗美容机构的设置要求是参照医院的设置条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经营者一般是向工商行政部门领取相关营业执照即可桃怠S纱丝杉，医疗美容机构属于医疗机构，并不等同于经营者；《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对医疗美容机构的执业人员也做出了特殊规定。要求具备医师资格，还需有医疗美容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相应时限的实践经验；医疗美容机构在进行医疗美容行为时的告知义务也严格于经营者。有固定流程的术前告知、签字程序等。在经营者中，尽管是危险性较大的经营性项目当中，一般也只是设置警示标志等方式进行告知，不存在医疗美容机构的严格告知制度。

第二、美容者不属于《消法》中的消费者。医疗美容者的权利不同于消费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所述的消费者是是用金钱交换商品或者服务，此时消费者获得的商品具有可退、可换、可再生产属性，消费者获得的服务也是可以不受限制的重新对消费者实施，消费者获得的商品或服务对消费者的健康权、生命权不会产生危害可能或危害事实。而美容者接受医疗美容行为具有侵袭性，美容者以侵袭自身身体为基础，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自己的健康权而进行医疗美容行为，一旦出现损坏即不可恢复，不存在退换货的权利，尽管有补救措施，但也不可恢复原状。其次，医疗美容者所处的地位与消费者不同。虽然医疗美容者与医疗美容机构之间是平等关系，但是在整个活动中，医疗美容机构处于主导、支配地位。尽管美容者有选择权和拒绝权，但基于医疗美容知识的匮乏和对美的追求的急切心理，不能像挑选商品或服务一样选择随意自主，完全处于被动的、配合诊治的地位。

第三、医疗美容机构承担非结果义务，经营者承担结果义务。《消法》中规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承担的是结果义务，即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的商品、服务的结果必须符合消费合同约定，承担无过错责任。在医疗美容中，更加注重结果，但是医疗美容机构及其医护人员承担的仍然是过程义务。医疗美容行为属医疗行为的一种，具有结果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法律不可能强制要求每一起医疗美容都达到变美的效果。因此，在医疗美容活动中只能要求医疗美容机构承担过程义务，医疗美容机构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从医疗美容机构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来看，医疗美容不应当适用《消法》。如果将《消法》的严格责任原则强制适用医疗美容纠纷，医疗美容机构对美容者发生的损害有过错的要承担责任，医疗美容机构没有过错的也要承担责任，无异于将医疗美容机构推入绝境。

医美消费维权篇2

一、活动目的

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提升消费者协会的社会形象

推进行业自律的全面形成

唤起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引导公众积极维护自身权益

二、活动主题

“3.15健康维权”——人人信赖3.15天天都是3.15

三、活动时间、地点

时间：3月15日上午10：00——下午5：00

地点中南商业大楼门前

四、活动单位

活动主办方：万赢网络

配合执行方：《总裁》杂志社

活动参与方：省消费者协会

媒体代表

客户代表

特邀律师

五、活动规范

六、活动内容

消费者委员会秘书长讲话

“315健康维权”媒体监督联盟成立暨签字仪式

维权媒体监督联盟宣读倡议书

行业自律倡导企业代表上台讲话

行业自律倡导企业联合签字仪式

行业自律倡导企业宣读联合承诺

消协工作人员现场处理投诉、咨询

文艺演出

七、活动流程

09：30——10：00消费者委员会秘书长讲话

讲话内容：（见附件一）

10：00——10：10315健康维权”媒体监督联盟成立暨签字仪式

健康维权媒体监督联盟单位名单（以第一个字首位字母排序，排名不分先后）：

长江日报楚天都市报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杂志社

今日消费湖北天天315调查中心农民日报湖北记者站

人民日报社市场报湖北记者站人民网湖北视窗

武汉晨报武汉晚报

武汉广电局新闻中心《每周315》栏目组武汉教育电视台

消费信息在线信誉杂志社

中国企业杂志社中国消费者报

《总裁》杂志社

10：10——10：15维权媒体监督联盟宣读倡议书

1、方式：选派一位媒体代表上台宣读

2、代表：张萍(消费信息在线首席执行官)

3、倡议书内容：(见附件二)

10：15——10：25行业自律倡导企业代表上台讲话

1、老百姓大药房总经理周勇上台讲话

讲话内容：(略)

讲话时间：5----10分钟左右

2、湖北工程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金虹酒店总经理郑明万上台讲话

讲话内容：（略）

讲话时间：5——10分钟左右

10：25——10：30行业自律倡导企业联合签字仪式

行业自律倡导企业名单（以第一个字首位字母排序，排名不分先后）：

赛康大药房春天，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大药房42256店

陈婷舞蹈用品店财神酒店

楚园饭店春叶稚体美容保健机构

德仁堂国安大药房十一分店

湖北奥泰环境保护装备技术有限公司湖北创世纪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皇冠蛋糕29店湖北工程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金虹酒店

湖北老百姓大药房有限公司湖北丽江饭店

湖北普瑞装饰工程公司湖北省建工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湖北文化艺术器材公司湖北鑫东方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永康药业有限公司久久隆

酒乡坊商绿色小肥羊梅苑自然美沙龙SPA

梅兰专业美容院欧洁蔓美容美体连锁机构

千惠美容美体中心旗风私语

泉来直饮水设备营销中心大食堂

太丽康眼镜店田园咖啡

武汉大政电子文档制作中心武汉猴王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武汉江之旅旅行社有限公司武汉纪元医药有限公司

武汉欧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武汉市绿茵阁餐饮有限公司

武汉市武昌区楚留香饺子馆武汉市武昌区博大豪客来牛排馆

武汉市武昌区古唐民风美食城武汉市吴名氏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市鑫洪湖餐饮有限责任有限公司武汉天鑫大酒楼

武汉中百连锁超市有限公司武汉祝强医疗保健品有限公司

武汉武昌区紫丰副食品有限公司徐东东方眼镜

仙容莱美容美体店徐东草原肥羊

益丰食品周鑫超市

10：30——10：35行业自律倡导企业宣读联合承诺

方式：派一名代表上台宣读

代表：周勇（湖北老百姓大药房总经理）

承诺书内容：（见附件三）

10：35——12：30?消协工作人员现场受理投宿案件

专业律师现场解答法律问题

媒体记者自由拍摄、采访

10：35——12：30文艺演出

七、活动要求

演出风格

本次演出是由政府机构和企业合办的一次公益性路演，旨在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维护消费者权益，推动行业自律，树立公信力，为此本次文艺演出整体风格应严肃、乐观、积极向上、体现新时代、反映新生活。

主持人要求

1人，女性

有丰富事业性单位活动主持经验，成熟、稳重，形象亲切但不失专业性，善于调动现场气氛。

对消费问题有全面的了解，对本次活动的目的和意图明确。

应变灵活，能处理突发事件和避免冷场。

歌舞要求

健康向上、格调高雅、形式丰富，多为耳熟能详之曲目

演员要求，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

模样较好、衣着端庄、不花哨、不另类

医美消费维权篇3

一、问题的提出

患者是不是消费者这一问题的提出始发于两个动因：其一，消协可否介入调处医疗纠纷；其二，医患纠纷中患者可否要求双倍返还。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94年1月1日起实施，该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依法成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社会团体的权利。依据这一法律规定1985年在我国已成立的消费者组织迅速发展壮大，至九十年代初我国消费者组织在县以上行政区域已基本普及，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组织网络初具规模。消费者协会成立以后围绕市场经济下保护消费者权益作了大量工作，尤其在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促进消费者建立科学的消费观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在全社会唤醒了消费者的权利意识，消协因自己的工作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与尊重。

与消费者权利意识上升的同时，全社会的公民的权利意识同步上升，患者作为社会的一员其维护自身权益的要求同样日益提高。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患者对医疗结果的期待值提高了，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医患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医疗行政部门处理纠纷的公信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怀疑，谁来处理医患之争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消费者协会的参与自然而然地被提及。王海做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后第一个试尝依据该法第四十九条向有欺诈行为的经营者主张双倍返还的消费者，其知假买假并依法索赔的行为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王海现象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独特现象。前有车后有辙，一些患者在一些纠纷中同样想到了双倍返还问题，基于以上两个因素一些患者积极主张患者就是消费者这一观点，消协也不失时机地介入医患纠纷以保护患者“这一特殊消费群体”；与此相反医疗从业人员否认医患之间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因此医患之争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争议由然而起。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规定患者是消费者

长期以来，患者是不是消费者的争论有很多见仁见智的观点，但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没有明文规定患者是消费者。我国是大陆法系成文法国家，成文法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法律渊源及法律适用均由法律明确规定，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明确规定该法适用医患关系；不仅如此有立法和司法解释权的全国人大及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均未做出立法或司法解释称医患之间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因此我们说医患纠纷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国际上大都不认为患者是消费者，做为大陆法系鼻祖的德国及民事法律比较发达的法国均不认为患者是消费者；我国台湾地区仅有个别判例认为患者是消费者，这些判例出现后台湾医师公会进行强烈反对其后台湾地区的医患之争亦未再适用台湾地区的“消保法”。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对消费者给出明确的定义，因此一些人称医疗行业就应当包含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称的服务之列，事实上这是对医疗服务的一种误解，关于服务的定义，芬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可以让我们明确看清消费者的内涵，芬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该法所称商品包括消费性货物及消费性服务，消费性服务包括修理业、旅游业、文化业、运输业、货物储藏及保险业等，由此可见医疗卫生业不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称的服务业之列；印度1986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列明了该法所称服务的内容，医疗行业未在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称的服务之中。因此我们说从与世界接轨的角度，患者也不是消费者。

三、医患关系的特点决定了患者不是消费者

消费者与经营者是一种平等主体的民事合同关系，为了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了消费者享有以下权利：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索赔权、受教育权、受尊重权、监督权、保证得到可供商品和服务的权利，消费者的上述权利在每一个消费行为中都可以也都应当得到落实，反观医患之间的法律关系，上述权利则难以简单地套用。

同消费者与经营者是平等主体的民事合同一样，医患之间也是一种平等主体的民事合同关系，但是由于医患关系的特殊性，这一合同关系表现出了其他任何合同关系都不具有的特点，这表现在：

1、强制缔约：这是公法对医患合同关系进行的限制，这一特点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任何情况下医方无权拒绝患者的治疗要求。若病人的病情超出了医生的专业或治疗能力，医生有义务指示患者转医，但对危重病人必须就地治疗，不得拒绝急救；其二，当患者为甲类传染病或疑似甲类传染病时，医方有权依据《传染病防治法》对病人进行强制医疗和强制隔离，显然一般的消费关系不具有这一特点。

2.医疗服务合同的标的是抽象的诊疗过程而不是保证医疗结果：一般消费的目的均可要求一定的结果，但是这一目的在医患法律关系中难以实现，因为现代医学科学尚不能满足人们的所有要求，医护人员在医疗服务合同中只能保证尽最大的努力，除美容整形变性等特殊医疗服务合同外，要求医疗服务合同达到一定的目的显然是不可能的。

3.医生在诊疗过程中有一定的治疗决定权也是医疗服务合同的另一大特点：随着社会的进步，要求医生在进行重大侵袭性医疗行为时尊重患者的最终决定权是目前医疗界的共识，这也是法治社会对患者人格权尊重的体现。但是请不要忘记在医患法律关系中，毕竟医生掌握专业知识，医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医生仍可决定治疗方案的取舍，这在其他消费行为中是不能想象的。

4.医患之间是高度合作的关系：医患服务合同的另一大特点是双方在一个合同关系中目标一致，这与其他消费关系也显著不同。

从医患法律关系与一般消费合同的显著差别我们可以看出，医患法律关系有很多与一般消费关系显著不同的特点，医患之间不是简单地买与卖的关系，二者是以生命健康为代价建立起来的高度协作信任关系，医患之间不能简单地用一般消费合同来衡量。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是政府实施的有一定福利性质的公益事业，我国医疗收费尚未实现按成本收费，特别是医疗服务的客体是人的生命和健康，因此在医患关系中患方支付的诊疗费（而非药费和器械费，关于药品与器械笔者将另行专门论述）是一种难以量化的东西，因此医疗纠纷的双倍返还要求不具有公平性，不应在医疗纠纷中简单地套用。

四、全社会都应大力保护患者的权益

谈到这里我们反过来提一个问题，患者不是消费者其权益是否就难以保障？答案是否定的，目前我国已相应完备地建立了医事法律制度，不是消费者的患者其权益一样可以得到保护。

首先，我国《执业医师法》已经颁布实施四周年，《执业医师法》是我国医事法律制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该法明确规定了较高的从业要求，其目的就是从人员素质上把好进门关以确保患者生命健康权。

其次，《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其配套文件对广大医护人员及医疗机构提出了较多的要求，从制度上保证了患者的合法权益，该《条例》也规定了医患纠纷的索赔途径及赔偿标准，其规定是与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

最后，依据《医师法》中国医师协会已经成立各地方医师协会也在逐步建立，医师协会的建立是与WHO相适应的一个发展趋势，协会的重要目的是加强行业管理和行业自律。加强行业管理就是维护患者的权益，而医师维权决不是以患者权益被侵害为前提，医师维权的最终目仍然是保护广大患者的利益，医患之间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

医美消费维权篇4

【关键词】美丽消费 法律约束 分配正义 市场准入

整形致死一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在或担忧或抨击或宽容的态度背后，美丽消费对人们价值观、就业观的冲击有目共睹，有必要对其予以法律约束。

美丽消费的法律约束缘由

美丽消费影响分配正义。这主要是从身体消费的角度来说的。恩格斯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该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找。①市场经济根据市场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凡能为人所用并带来收益的资源在市场经济中都会被纳入生产要素范畴。市场经济下资本的外延不断扩大，身体消费是将人身这种静态权利转化为动态支配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资本参与分配的过程。只是这种收益怎样分配却与正义相关。罗尔斯认为美丽这种自然资质是一种共同财产，得到美丽是一种偶然的事实，不是人类安排的结果②；根据罗尔斯第二正义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应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美丽收益的分配结果所产生的经济不平等，只有当其利于自然资质较差的人时才是正义的。换言之，美丽既然是一种共同财产，美丽所有者就不能独占美丽所产生的收益。然而，美丽作为自然禀赋，无法实现差别分配。因其隶属于个人，具有独占性和可支配性，无法转移或分割占有，权利的独占必然导致利益的垄断，那么据此获取的收益显然只为少数人享有而无法以某种公平的分配方式实现利益共享。以选美为例，在选美活动中，社会公众的目光集中于女性外在美上，选美的优胜者获取大量社会资源和机会，进而转化为财富，剥夺了别的女性的资源存量和潜在份额，构成一种隐形损害。

美丽消费异化了美丽的内涵。美是人在客观事物鉴赏中寻找到的自我认同与愉悦感，是一种社会意识，审美是人在客观事物中寻求自身价值，感知自身与外部世界一致性的过程，是感官与心灵的结合。在消费符号化的社会里，追求“美丽”这个简单的人性需求陷入了消费社会符号拜物教的怪圈。法国思想家让・鲍德理亚认为，消费社会里经过抽象化将身体概括为符号交换的一种材料，身体和物品构成一个同质符号网，并相互赋值。③美丽庸俗化的生产程式使美丽成为消费的产物，进而又成为消费产品。崇尚“美丽”异化为崇尚消费，导致人与人关系的物化和人格的客体化。为避免美丽消费对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道德风尚产生不良影响，美丽消费亟待理性约束。

法律约束设想

严格美丽消费市场准入制度。市场准入是规定交易主体进入市场的有关准则和法规，政府对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进行许可，主要有登记和审批两种方式。市场准入制度是政府干预经济，深入微观经济运行的制度表现。④关系国计民生和公共利益的行业如食品卫生、国防军工和邮电铁路等采取审批制度，其它则使用登记制度。关于造美活动，2002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简称《办法》）对美容医疗机构的设置登记、执业人员资格以及消费者都作了规定。如《办法》第五条规定了申请举办美容医疗机构或医疗机构设置医疗美容科室必须具备的条件。2009年，卫生部制定《医疗美容项目分级管理目录》，对医疗美容技术进行分级管理，明确各级别医疗机构可以实施的美容手术范围。通过系列规定，明确了造美活动的市场准入规则。至于选美活动，现实中曾采取过行政审批，但后又采取工商登记制度，选美类的国际赛事到国内后，只要拿到国际组织的授权，就可以举办，只要承办单位经营范围中有这一项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就不能介入。这样，选美比赛中有伤风化的事件就无法避免，如2006年的南京赛区地球小姐酒店陪酒事件。笔者认为，选美活动仍应采取行政审批制度。选美活动与大众的社会价值观、审美观密切相关，对民族精神文化和民族素质都有影响，法律应该规定更为严格的市场准入规则。

明确美丽消费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美丽消费中的权利义务是消费者与美丽资源控制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如前所述，美丽消费中经营者利用其话语权，通过强大的媒体推销其价值观和审美观，对消费者而言，消费往往是产生于虚假需要基础上的过度消费和非理性消费。因此，若双方权利分配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失当就会使美丽消费最终成为社会发展的掣肘。而美丽消费中商家强大的经济权力容易对消费者权利形成压迫，甚至加剧社会不公平现象和失衡心理。因此，法律约束应从微观层面的权利义务分配入手，维护消费秩序。以选美活动为例，当前选美活动诸多问题需要规范，包括侵犯选手人身权、选美程序混乱、主办方和承办方责任不清等，应尽快规范选美，使选美比赛遵守国家宪法和保护公民权利的基本原则。比如，可以规定选美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平衡主办方、承办方、选手三方权利，确立三方平等地位；合同关系约束三方主体；明确评判标准的制定原则和选美评委的合理组成；对选美比赛中违反法规，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权利损害和违背社会公益的行为责令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同时，应明确规定消费者权利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如规定消费者具有公平交易权、安全保障权、选择权、获得尊重权、索赔权等权利，同时医疗美容机构应承担经营者的相关义务，如安全保障义务、信息提供义务、身份标明义务、出具凭证、单据义务、商品与服务保障义务等。

完善美丽消费市场的政府监管。如前所述，对造美活动已有相应的规范约束，从申请举办美容医疗机构的单位或者个人和执业人员的市场准入监管，医疗美容新技术临床研究的专家论证到医疗美容机构重大医疗过失及时报告和医疗美容项目备案的审核等都已作了明确规定，同时笔者认为还应明确规定美容手术年龄，禁止非医学需要的针对未成年人的手术；对日常的美容药品器械强化审批，对医疗美容广告进行严格审批。而对选美活动，第一，严格监管过程，确定分工协作的选美监管机构。既然是一种文化活动，文化部门可以作为相应的行政主管机关规范选美。在选美比赛举办之前，由文化部门核对举办单位的资质，并由举办单位将其活动宗旨和目的、选美基本原则、组织及选秀方式、比赛程序、经费来源与支出等呈交审批，对选美活动内容和过程进行控制，避免违背社会公德的不良现象发生。文化部门对选美活动进行全程监管，确定选美活动主旋律，引导选美的价值倾向，对选美过程中有伤社会风化和公序良俗的行为予以批评制止；其次，还应确定辅助监管部门，应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主要辅助管理机关。工商部门作为普通意义上的市场管理员，仍保持其对选美活动登记管理的职能，一来这与工商机关的传统职能相符，二来也便于掌握选美市场的发展规模，提供相关统计数据，同时配合文化部门对选美宣传活动进行监督；广电部门对选美活动的广播电视营业转播和舆论导向应加强监督管理。第二，规范选美程序。罗尔斯强调一个社会最基本的正义是制度正义，而制度正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程序正义。选美程序是在对诸多具体选美问题进行材料收集、现象分析和规律探讨过程中建筑起的一个合理模型，为比赛提供普遍性的客观知识，对一些基本问题如参赛选手的产生和年龄做出强制规定，更好地实现选美所蕴含的社会价值目标。严格地说，选美比赛应由比赛承办方自主安排程序，但是法律应该为选美基本程序定一个框架，以保护选美过程的公平，使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成为强制性规范，而其他问题则可以充分发挥主办方自由意志，使选美活动法治化。

结 语

一般情况下，市场经济下放松管制意味着更多的自由与经济活力，然而放松管制不意味着在任何领域都合适。美是人的基本追求，以美丽产品消费和女性身体消费为内涵的美丽消费呈现出过度膨胀的发展趋势，超越了审美的人性需要，将美丽异化为一种消费符号。从法律角度予以理性规范，有助于引导正确社会价值观和良好社会文化的树立，也有利于实现社会分配正义。（作者单位：西安石油大学人文学院）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②刘成付：“美女经济的哲学观照”，《哲学研究》，2005年第1期。

医美消费维权篇5

[关键词]服务欺诈 诚实守信 法律对策

一、服务欺诈的定义及构成

1.服务欺诈的定义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4月2日作出的《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有时对方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我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制定并于1996年3月15日颁布实施了《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该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欺诈消费者行为，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

2.服务欺诈的构成条件

(1)时间条件：发生在服务业的经营者在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活动中。

(2)客观方面：表现为服务业的经营者在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活动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

(3)主体条件：服务欺诈行为的实施者只能是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活动的经营者。

(4)主观方面：表现为服务业经营者在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活动中故意实施的。作为促销手段的各种宣传媒介，也往往向消费者传递不真实的信息，使消费者对商品产生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并导致选购商品的失误，其结果自然是消费者受到损害。

(5)因果关系：必须是服务业经营者在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活动中实施的欺诈行为客观上导致了消费者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并作出了相应的意思表示。

二、服务欺诈存在的原因

服务领域的欺诈行为之所以十分猖獗，既有少数经营者存在的原因，也有客观上社会的、法律的因素以及消费者自身的因素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1.服务欺诈者：道德意识淡漠，法制观念薄弱

现代市场经济中不正当竞争的加剧，使得有些商品供给者视损害消费者利益为获取利润的途径之一，他们置诚实信用等商业道德原则于不顾，竞相采取不公平的商业行为或限制性商业行为，在质量、价格、计量、商标等各个方面竭尽各种欺诈手段，坑害消费者，其结果仍然是消费者遭受损害。

2.法律规定：立法滞后，执法不力

在实体法方面，我国虽然已先后颁布了一系列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如《商标法》、《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环境保护法》、《广告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但是涉及服务领域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却很少。而且有些法规和条例在实践中缺乏一定的协调力，法律效力也不高，对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处理和打击的力度不够，威慑力不足。如网络购物还需要依法管理和引导，同时就举证责任方面应进一步扩大涉及具体消费领域的举证责任倒置的范围等。

3.消费者：相关知识欠缺，维权意识不强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这一方面为社会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消费品，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内容；但另一方面，它也使消费者所具备的消费知识相对变得日益贫乏，人们不可能对科技时代生产出的商品的结构、性能、品质等诸多方面有明确和深刻的了解，从而加深了消费者选购商品的未知性和盲目性。

三、防止服务欺诈的法律对策

从服务欺诈的特征和社会经济活动的实践来看，这类行为一旦实施，必然会给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并危害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那么，如何处理服务欺诈行为呢?

(一)法律保护制度的再完善

1.完善相关立法，尤其是服务领域的相关立法力度

现时的消费环境下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领域涉及到了生产的各个环节，已不再仅仅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涵盖的狭小范围。现在的消费领域已广泛地涉及到医疗(包括医疗美容)、网络、通讯、传媒及其他精神消费，因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应在此方面作相应的调整，以切实维护这诸多新兴消费领域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节省诉讼成本是一项基本的原则。

2.在程序法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改革现有的仲裁，建立适应消费纠纷的仲裁制度

我国应当仿效国外设立小额程序，专门受理并解决消费者因缺陷产品造成损害、争议标的额较小的纠纷案件。另外，我们也可以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时增加消费者争议仲裁制度，参照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建立起类似的消费者权益争议仲裁机制。同时抓紧制订消费者援助制度和消费者协会调解制度。

3.加强执法力度。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确保市场有序运行

一方面，要加强中介、执法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另一方面，逐步实行中介组织、执法人员执业后果的连带责任制度，对、出具假证明者给予严厉打击，增强其执业的风险成本。

4.加强行政职能部门的协作和配合，做到以较少的社会投入，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例如我国一些城市中设立12315连动行动，即公安、医疗、工商、税务等部门联合执法，减少投入，切实方便消费者。

(二)提高消费者自身素质

据统计，当消费者权益受损失时，只有22.3%的消费者能主动投诉、维护自身权益，多数的消费者自认倒霉。消费者维权效果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维权意识的觉醒，取决于消费者自身捍卫合法权益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如因损失小，怕麻烦或在诉讼风险等原因而放弃对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实则是对侵权行为的放纵。当然，消费者维权意识的觉醒并非一日之举，需要全社会消费知识的宣传、消费运动的发展和全民文化素质、法律意识的提高。

(三)加强监督工作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

1.加强政府的监管工作

(1)加强专业执照管理。政府对某些服务质量关系重大、而一般消费者又缺乏足够专业知识的服务业(如医疗、家电维修、美容、农机、农资等)即易产生信息不对称的行业实行专业执照管理，甄选合格人员，严格把关。

(2)强化产品安全标准。单个消费者对诸如食品、药品、交通工具等产品的消费安全程度难以凭个人知识、经验加以鉴定，而一旦鉴定错误，其后果往往是以生命或健康为代价。因此，政府必须制订并强化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实行安全标准检验。

(3)严厉制止、打击具有外部负效应的消费行为，如市场欺诈、制售黄赌毒等。

2.加强新闻监督

借助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介，定期对产品质量抽检结果进行曝光，充分发挥新闻媒介的监督作用，形成强大的舆论威慑力量。

3.加强社会监督作用

利用社会传播媒介和消费者运动，广泛宣传消费者意识，形成“讲诚信、反欺诈”、自我抵制假冒伪劣商品、自我保护合法权益的良好社会风气，通过社会舆论，使假冒伪劣商品退出历史舞台。

参考文献：

[1]王利民.消费者的概念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政治与法律，2002，2.

医美消费维权篇6

【关键词】医疗保障制度；政府调控；政府作用

一、美国的医疗保障制度的现状

美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是以1935年罗斯福总统签署的《社会保障法》为依据，以医疗保险为主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其主要是私人商业医疗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相结合，私人商业保险是美国整个医疗保险的主体，由企业负担雇员的医疗保障，从而政府免征医疗保险金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而社会部分则是依据约翰逊总统出台的《医疗照顾及援助法》，也就是所谓的“Medicare”和“Medicaid”。前者是针对65岁以上的老人，而后者是向残疾人和穷人提供帮助，所需的费用基本上由财政承担，所以整个美国社会医疗保障制度所需要的资金绝大部分由政府的税收负担。

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存在两大难题：一是不断增长的医疗保健费用使得政府，保险公司和个人都不堪重负；二是社会上有众多的人没有医疗保险。到目前为止，美国仍然有4600万人没有进入医保的覆盖范围，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全民医保的发达国家。同时由于美国的医疗服务基本上都是私人提供的，医疗纠纷的增加，使得医生忙于医疗保险、医疗支付和医疗诉讼中，忽视了医疗效率的提高，出现效率低下的问题。

二、医疗改革与政府调控的关系

有些学者认为市场经济对于淘汰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医院和医生有很大的作用，但事实并非仅限于此，医疗保健确实在市场经济中可以被作为商品，可是它也不是普通的商品，在这笔买卖中，买卖双方处在一个十分不平等的地位中。医患双方医疗服务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可能导致患者的过度消费。患者对于医疗市场的不认识，使得他们在选择医疗服务时缺乏充分的选择权。患者无法向对电器的选择，可以通过市场的充分竞争得到解决，使得大多数的消费者的权益得到保护。而医疗则不然，没有充分的竞争，患者在就医前不能通过对比，减少过度服务的概率。

医疗服务不仅是个奢侈品，它也是个生活的必需品。它不仅仅是有钱人才可以享受的，同时也是穷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此政府对于贫困群众的医疗资助是政府承担责任的最起码表现。医药市场的报价制度、公民就医的补贴制度、保险市场的规范活动以及医务人员的培养计划都是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对于医疗改革，政府的管制就显得相当的重要。一方面要发挥市场竞争对于卫生资源的优化配置，朝着社会效率的最大化方向前进；另一方面也要强调政府在市场中对于弱势群体的资助以及对于医疗服务机构之间的公平竞争的维护，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最优作用。医疗改革与政府的调控是紧密相连，两者不可分割的。

三、宏观调控政策在医疗改革中所体现的作用

医疗改革本身就是政府宏观调控的表现之一。所谓宏观调控政策就是国家对于国民经济总量进行的调节与控制的政策，是保证社会再生产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它主要运用价格、税收、信贷、利率等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以及行政手段来实现。[1]P421国家对于宏观权的行使不是无限度的，当然也要遵循一般的法律原则，例如比例适度原则。其中比例适度原则在美国医改中，笔者认为显得十分的重要。正如上文所说，美国的医疗改革举步维艰。其中牵涉到美国很多利益集团的利益得失。也正如前文所说医疗改革是离不开政府的政策，美国的医改体现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法强制保险

在这次医疗改革中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强迫美国人购买医保，否则将面临巨额罚款，企业如果不提供医保也将要罚款。政府对于不属于医保扩大范围里的人提供补贴，这说明了保险立法对于社会的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如现在的美国巨大的社会成本将会居高不下，致使许多的个人因病难以生存，许多企业因医保负担过重而阻碍企业发展，社会矛盾将更加尖锐。这种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也不会说因为未来的市场竞争而得到改善。因为经济法正是在这种竞争无法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政府的宏观调控就显得十分的必要，也反映了调控权行使中比例适度原则中的成比例原则或称“狭义比例原则”，强调宏观调控的手段应当与调控目标成比例，因而调控必须是适当的、正当的、理性的、均衡的。“宏观调控权是离不开必要的法律形式，从权力来源的角度，应当实行宏观调控权法定原则。” [1]P419美国国会对于每一项法案的通过都是十分审慎的，真正的维护各方的利益，克服很多的盲目性，法案不断的提出，不断的修改，寻求平衡。但是一旦通过的法案，必将在全美国得到贯彻，真正做到有法必依。

（二）加强对保险公司的监管

在此次医改中，保险公司面临更为严格监管。固定百分比（大公司为85%，小公司或者个人为80%）的保费将被强制用于医疗项目，否则保险公司会被要求向消费者提供回扣。“禁止保险公司不对投保者已有疾病进行赔付，不受理患者投保要求，或者通过诱骗手段推销终身保险，同时要求保险公司不得对投保人年度保险赔付额度附加不合理条款”。改革的核心是：“改变对医院的激励，从医院有诱导需求的激励转变为有降低医疗成本的激励。” [2]其实这就是将自1980年以来美国一直实行的医后付款变为医前预付，用于控制医院的医疗成本。医生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他们只能通过提高医疗的效果来减少成本的耗费，那么对于病患来说是有益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此条改革中，保险公司的责任被加重了，保险的利率被缩小，其实自保险行业出现以来，投保者和保险公司一直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保险公司通过各种格式条款的解释免除了自己许多方面的责任，通过不同的理赔手段，使自己获得最大利润，同时在对医院进行支付时，会对某些可能对患者有利的药物不予赔付等等，投保者无法得到自己最大的保险利益。政府的改革也是为了平衡投保者和保险公司利益，就好像经济法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普通消费者一样。通过提高固定保险成本在医疗报销中的比例，通过成本控制的手段，加大保险公司在医疗中的作用，减少政府对已有医疗保险的公民中的支出，更多的去帮助目前还没有医疗保险的那部分公民，实现资金利用的最大化，真正的做到民交民用，维护社会的公平。

（三）税收政策的改变

奥巴马提交给国会的这个“终极版”的医改法案长达1000多页，内容极为的繁杂。但是最终的核心目标其实只有两个：一是将更多无医保的美国人纳入医保范围内，使美国成为一个“全民医保”的国家；其次就是降低美国的医保成本，提高医疗效率。美国的医疗是世界上“最贵”的，卫生总费用占到GDP的27%，但医保效率却是偏低，公平性差，美国的婴儿死亡率高于其他所有发达国家。据美国国会预算局估计，医改法案在生效后第一个10年内，美国政府预算赤字减少1380亿美元，在第二个10年内减少约1.2万亿美元。法案生效后第一个10年内将耗资9400亿美元。这项政府多买单的医改，则意味着政府要增加税收收入。奥巴马在预算案中要求国会提高富裕人群的所得税，针对年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上的个人或者夫妇，同时还要终止布什总统针对富裕群体的减税计划。税收政策是一个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每次进行重大经济改革或者经济政策时比用的手段之一。奥巴马提出的税收政策其实就是“劫富济贫”，富人多缴税来帮助穷人看病。笔者认为美国以前的医改为什么没能成功，很大一部分是没能触动美国富人经济利益的根本，他们的钱永远只会出现在他们富人的圈中，永远为富人服务，而今天的医改反对声如此之大，就是因为将美国富人的钱拿来给穷人，自然感觉如同割肉一般，但我们也不要忘记，富人的大部分财富也是来源于国家和这些穷人的奉献，所以提高他们的税赋来帮助穷人也是无可厚非的。现在的社会已不是过去的以“个人本位”思想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更多的是“社会本位”思想，社会的发展必须不仅注重效率，更要体现公平。

四、政府的政策在医改中是必不可少的

著名的经济学家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所提出的科斯第二定理：即当企业的内部组织交易的行政成本过高时，那么对于实现社会效率最大化的目标则会越来越远。这时政府的直接管制则将发挥作用。科斯认为：“政府是一个超级企业，因为它能通过行政决定影响生产要素的使用，政府如果需要的话，就可以完全避开市场，这是企业做不到的。”

在奥巴马提出医改前，美国的医疗服务绝大部分是靠市场来运作的，当然也有政府的管理，但是这种管制是小作用的，随着经济危机对于美国企业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小型或者中型企业感觉到对于员工的医疗支付有着无比承重的压力，使得他们不能更好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时自由的医疗服务，使得医院和医生的效率都明显的下降，医院的行政成本过高、卫生资源浪费严重等问题日益突出。奥巴马医改政策中的建立新的国家保险市场，没有医保的美国人、以及小企业可以通过这一途径购买医保，显示了政府可以通过专业化来引导市场的发展；医改中美国人首次被要求购买医保，否则将面临罚款，同时对不属于医保扩大范围里的人提供补贴，就是通过立法手段来确保每位美国人都有医疗保障，来实现社会的公平，和资源的有效利用，而不是只是富人的权利。同时放弃开展与私营保险公司的公共医保计划，将会使得美国政府的支出大大降低等等。

【参考文献】

[1]张守文.经济法理论的重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夏炀.从美国医疗改革模式看我国医疗卫生改革[J].理论前沿，2009（21）.

[3]杨冠琼.当代美国社会保障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4]张旭昆.医疗体制改革不可偏颇的两个方向---市场竞争与政府资助[J].经济学家，2009（7）.

[5]孙洛平.市场竞争性和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经济学视角下的医疗体制改革模式[J].财贸研究，2008（1）.

[6]周学荣.科斯社会成本问题与政府管制的效率实现[J].皖西学院学报，2006（3）.

医美消费维权篇7

近日，中国大妈赴韩整形脑死亡，武汉姑娘赴韩整形心跳骤停，女白领耗尽积蓄赴韩整形失败维权被关看守所……一条条新闻触目惊心。另一方面，韩国、日本、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国家、地区医疗观光产业风生水起，成为吸金利器。

据韩国官方统计，在2012年，中国游客首次超越美国游客成为韩国医疗旅游市场的最大消费群体。2014年，中国赴韩做整形手术的人数已达5.6万，几乎每10名到韩国进行医疗整形的外国人中就有7名中国人。而据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的数据，我国赴韩国整形事故和纠纷的发生率以每年10%至15%的速度在增加。

那么，目前海外医疗旅游资质如何认定？远赴海外真的能享受到高品质的服务么？费用是否合理？医疗纠纷为何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医疗观光已形成完整产业链

站在韩国首尔狎鸥亭地铁口，无论朝哪个方向看，都是密密层层的整形医院招牌，直径三公里的范围内云集了三四百家整形机构。新的招牌还在不断挂出，而且很多中文标识让人恍若置身国内。

在韩国当导游的中国留学生韩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位于狎鸥亭的“整形一条街”已经成为中国游客的保留项目。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韩国保健福利部的统计称，2013年，到韩国整形外科就诊的中国人达1.6万人，而当年外国患者的总数为2.4万人，而在2009年，中国患者的数量还只有791人。

为吸引更多医疗观光游客带动经济，自2009年起，韩国开始针对以医疗为目的入境的游客实行申请过程更为简化的医疗专用签证制度，为希望赴韩整形的游客开通了便利通道。日本也在2010年12月就通过了新设外国人“医疗签证”的决议，以增加国外患者赴日本的次数，延长在日本的停留时间。

一些国内的中介服务进一步刺激了中国游客的热情。他们看准商机，与国外整形医疗机构合作，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医院预约、接机送机、住宿安排、翻译陪同、术后护理等“一条龙”的服务，宣称即便不懂外语、不做“功课”在海外看病求医也不是问题。

春秋国旅的销售经理王鹏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健康管理是高端客户群最愿意投资的领域，而旅游则是他们首选的消费模式。目前市场上的医疗旅游细分项目包括医疗（疾病治疗、海外生育）、整形、养生（SPA、食疗）、灵修（瑜伽、冥想）等，但是这种形式还是小众市场，因为作为旅游业的细分领域，医疗旅游的专业项目如美容整形、重症手术等，风险很大，容易发生医疗纠纷。

王鹏表示，“旅行社承担的风险太高，目前国内也没有针对海外医疗旅游制定法律法规，业者缺乏足够的信心。”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秘书长、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副院长赵振民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海外医疗观光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原因，即强大的营销攻势。

赵振民表示，“以整形美容为例，崇洋问题也非常普遍。由于个别媒体宣传的原因，在一些不明真相的求医者眼中，韩国的漂亮女孩都是经过美容手术打造出来的，有的甚至误认为韩国的技术和设备比国内先进很多。在这种误导下，很多不明真相的消费者盲目相信海外医疗美容机构的能力。”

据了解，目前，组织中国人赴国外进行医疗旅游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存在几种形态，第一种是通过中介介绍;第二种则是旅行社推出的“医疗旅游套餐”;还有一种则是网友自发组织的团购活动，通过网络签署协议，以自由行组团。

在“整形王国”遭遇影子医生

去韩国进行整形的经历对北京白领丽丽（化名）来说不堪回首，她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2015年春节前夕，丽丽和3个朋友经过3个月的准备和策划，决定去韩国一家整形外科医院进行整形手术。去之前，丽丽做足了“功课”，和医院的美容顾问做了好几次在线视频对话，确定进行玻尿酸注射隆鼻、隆下巴两个项目。

丽丽表示，根据顾问的介绍，这种注射隆鼻，又称为非手术无创隆鼻，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美容服务。经过讨价还价，注射隆鼻的价格最终约合人民币6000元，甚至比北京的某些医院还便宜。

当带着3万元年终奖的丽丽和3位朋友来到韩国这家整形外科医院的时候，还是有点小失望，因为医院远远没有宣传照片中那么大，而且翘鼻尖手术价格也比之前定价要高，在原来基础上又加了8000元人民币。

在手术全程，丽丽发现之前宣传的王牌男专家一直没有出现，甚至连手术方案也没有，丽丽一行4人被拉到一个小房间，由两个戴着口罩的中年妇女接二连三开始打针，整个过程非常快，4人的手术在一个半小时之内完成。

丽丽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事后，我们都犯嘀咕，找到在韩国留学的朋友咨询，说我们被影子医生代劳了。据说这些整形医院都是找两个专家充门面，然后是一群服务人员代劳。”

在韩国当导游的中国留学生韩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影子医生在韩国非常普遍，而韩国整形手术事故频发的一个原因就是部分整形医院只顾挣钱，不顾患者的安全，做手术就像工厂流水线一样。

韩冰向记者介绍，“我带团来做整形，亲眼见过一个医生一天最多给15人做了手术。整形一条街的很多手术室内设有计时器，韩国人要求双眼皮手术30分钟，开眼角、眼尾手术1个小时，隆鼻手术两个小时内完成。招牌医生根本忙不过来，有的医院对患者进行麻醉后，并不是由承诺的院长或是有名的医师来进行手术，而是其他的医生来进行手术。” 韩国首尔，整形一条街。韩国的整形技术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游客前来寻医问诊。 CFP

吃了影子医生的哑巴亏不说，更让丽丽崩溃的是她的手术效果和之前预期的完全不一样。丽丽的鼻子虽然被垫高了，但是两个鼻头居然大小不一。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医疗美容科主任、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副会长李东介绍说，自己每个月都会接诊8～10位从韩国整形归来，要求修复的患者。“赴韩整形后造成感染，引起并发症，切口长了瘢痕，视觉上不对称等，都是常见的问题。”

维权之路难于上青天

根据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提供的数据，目前我国赴韩整形事故和纠纷的发生率以每年10%～15%的比例在增加。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称，政府旗下机构――韩国消费者院数据显示，在受理的1.6万起消费者咨询中，咨询“整形手术结果不满意”的比重高达69.5%。韩国健康保险审查评估员向国会提交的数据显示，在韩国全国1091家整形外科医院中，有76.9%的医院没有心脏除颤器等急救医疗设备。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就必须转院，由此耽误抢救时间而酿成事故的也不在少数。

李东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目前大力宣传的“微整形”如注射玻尿酸、肉毒素、胶原蛋白等虽然不需要开刀，但仍然属于医疗美容范畴，一般的美容院并不具备资质。而现在接受注射美容医疗的人，有60%以上在非医疗机构进行。如果使用了不合格的药品，或由没经过正规培训的人进行手术，很可能造成毁容，并影响身体健康。“整形手术比较特殊，患者需谨慎选择、认真沟通，通过正规渠道寻找医院，了解手术并发症。”

同时，让丽丽没有想到的是，维权之路难于上青天。

丽丽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我咨询了律师，首先我向医院索要不到病历记录、缴费发票和手术协议等证据，也缺少韩方认可的医疗事故鉴定，律师们大多认为情况不乐观，有的直言官司打不赢。另外，维权过程也令人耗不起。光是在两地跑腿就要花费数万元，一个律师说可以试试，但要做好打好几年官司的准备，至少花40万元～50万元，我只好放弃。”

医美消费维权篇8

靳魏坤说自己之前做过演员，问她演过什么，她自信满满地说：“我演过很多，但是你肯定都认不出我。”说完又是一乐，算是给自己解围。她的“演艺生涯”被一次失败的胸部整形手术拖了后腿，医生没有资质，那次在太原的手术失败了。很长一段时间，靳魏坤的胸部一直是溃烂的，虽然性格大大咧咧，但对一个年轻姑娘来说，这是难以启齿的痛苦。在韩国一档真人秀“Let美人”里，她看到了和自己情况一模一样的案例，一个受到同样困扰的妈妈在节目里重获新生，这让她兴奋了很久，把这个节目从头到尾看了个遍，一些被外貌困扰的女性在节目里通过整形手术、时尚包装变身为令人羡艳的美人，医生们看起来和蔼而稳重，整形医院被描述成一个打造奇迹的地方。

靳魏坤从节目里营造的故事中找到了希望。“你看过哪一期？你知道方美晶么？”在她兴奋的叙述里，这是一个被节目选中的幸运儿通过整形改变人生的励志故事。方美晶曾经被人们嘲笑为丑女，面部不对称、下巴突出，甚至因为相貌对人生失去希望，手术之后，她脸蛋小巧，五官精致，皮肤吹弹可破，像是从画中走出来的人。“她现在就在那家整形医院做前台，很美，站在那里就是一个活广告，给客人倒一杯水、聊聊天就足够吸引人。”

靳魏坤也希望自己能成为这种故事的主角，小时候的苦日子让她心有余悸，“想吃一个鸡蛋都会挨打”。她很早就一个人闯荡社会，希望当明星出道改变命运。因为对韩国整形的向往，她时常搜索“Let美人”的报名机会，迟迟没有等到，被搜索栏下另一条消息吸引――“许愿清单2”，中国版“Let美人”。在节目组的宣传中，这是由韩国KBS和东方卫视共同打造的。但结果表明，这种宣传未必是真实的。靳魏坤当时却深信不疑，在她眼里，好的电视台和节目主持人就是品质保证。

顺藤摸瓜报了名，在上海的“海选”现场里，她很整齐地梳着一个马尾辫，哽咽着说出了自己的梦想：“做一名艺人，让家里的奶奶过上好日子。”希望自己能够像“Let美人”里的主角一样，通过整容获得重生。

如果只看当初的心情，靳魏坤确实像是中了大奖一样，韩国一家整形医院的院长说看中了她的才华，在现场握住她的手。“我不仅要修复你的胸，还要做你的脸，给你一张美丽的面庞。”

按照“Let美人”的套路，这是丑小鸭变白天鹅故事的开始，之后是变身之后的康庄大道。节目组说，她还会得到在韩国出道的机会，签约最大的经纪公司，梦想的实现看起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她憧憬了一下重生之后的未来，感激涕零地说：“以后我红了，一定在每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感谢院长，竭尽所能帮医院做宣传。”

2014年1月，靳魏坤坐上了去往首尔的飞机，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重新开始的机会，狎鸥亭就是一个圆梦的地方，医院里和蔼的医生就像是造梦大师。“谁也没有办法否认，好看的人就是有更多的机会。”

出乎意料的是，节目还没录完，靳魏坤发现自己的脸歪了，为了得到再回韩国修复的机会，她化着浓妆，在录制现场强颜欢笑地演了一场。但节目并没有如期播出，甚至“东方卫视都不知道有这样一档节目”，这只是混乱的开始。

首尔狎鸥亭的整容一条街在求美者心中是个盛产奇迹的地方，39岁的宁波人宓圆圆怎么不会想到自己会在那里被警察带走。“我老公说，那么丑的人到了那儿都会变美，你去还不变成天仙啊。”

宓圆圆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已经接近不惑之年的女性，她穿着一身缝着卡通图案的粉红色绒衣，帽子上有两个俏皮的耳朵，坐在记者对面，拧开黄色的润肤乳瓶子，慢悠悠地将乳液涂在手上。她长了一张精致的脸，看上去只有二十出头，没有皱纹。

如果不是在韩国经历了两次失败的整容手术，这位几乎没有社会经验的女士应该依然过着阔太的平静生活，她从不需要考虑生计和现实，“每个月至少2万块的生活费，包包和化妆品另外算”。第一次在韩国一家整容医院犹豫的时候，医生看到她手上拎着爱马仕的皮包，对她说：“不会有问题，给你做手术的医生和你拿的包是一样好的。”

整形对她来说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情，甚至只是无聊生活的一点调剂品。宓圆圆清楚地记得，丈夫在她整形之前说，等回来，再换一台新车。“香车美人，更好的车才能配得上我。”但回到宁波之后，她没有等到想要的翘鼻子，反而是持续的红肿、鼻孔朝上，发际线下移的手术在额头上留下一条疤痕，前额也失去知觉。

“被妈妈关起来三天没有出门。”宓圆圆说话轻声细语，是江南人的腔调，她一直活在父母和丈夫的庇护之下，美好的容貌是家人引以为傲的。“他们吃饭也喜欢带着我去，觉得有面子。”红肿迟迟没有消下去，镜子里的这一张脸成了心病，医院通过翻译告诉她吃些抗生素，但吃药、输液，都不见好。

但除了一张术后告知书，没有任何能证明她在韩国Faceline整形医院做过手术的证据。她飞去韩国找医院，偷偷打开手机录音，想保存一点证据，费了好大力气要病历，只要来一张和自己金额、日期都对不上的银行刷卡记录。

宓圆圆回忆，医院的态度在她手术之后第二次去韩国讨说法时开始急转直下，之前帮她说话、和她一起哭的韩国小翻译被医院辞退了，另一位中国翻译帮她传达了院长恶狠狠的态度：你如果不低调就滚。她又软弱下来，求医生帮她好好修复，但是做完修复手术，“鼻子成了S形”，希望再一次落空。从这个时候起，宓圆圆再没离开过帽子和口罩，吃饭时，她会把口罩向上一拉，确保鼻子被遮住，小心翼翼地露出嘴。

医院拒绝赔偿，海外维权进入一个死局；家人不能理解，国内的生活也陷入混乱。不久，宓圆圆遇到了和她有相似遭遇的靳魏坤，她决定也选择抗争。2014年4月，两人一起去韩国继续讨说法，之前抱有希望的医院开始成为噩梦。对方已经不愿意再接待她们，沟通陷入一种抗议、报警、再抗议的反复之中。甚至是更直接的冲突，宓圆圆戴着鸭舌帽，举着自己整容失败的海报，被泼了一身的方便面，白衣服被染上麻辣味的汤汤水水。 在韩国经历了人生的最低谷，回国之后，丈夫离开了她。之前情感上、经济上的支持瞬间消失，几次维权往返韩国已经花掉十几万元人民币，仍然没有结果。她没有工作，只能依靠父母，因为经济上的拮据，下一次赴韩显得遥遥无期。向国内媒体曝光求助成为她们唯一的选择，深圳的陈怡丽看到消息，直接订了机票来北京汇合，此前她因为在韩国整形失败患上了抑郁症，和家人疏离。当三个同病相怜的人抱在一起，她感到被理解。

维权的日子并不好过，三个人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将近一年的斗争已经花了不少钱。宓圆圆以前从来不坐出租车，嫌座套不够干净，现在标准已经降了很多，乘着公交地铁往外跑，“能打一次车也很高兴了”。家里人催她回去相亲，她没有答应。

灰心丧气的情绪在三个人身上此起彼伏，但总有人适时地扮演着打气的角色。靳魏坤是最有主意的一个，午饭时间，她点完了菜，情绪激动起来：“我们要是现在放弃了，那几家医院一定会偷笑，那三个人当时闹得那么凶，最后还不是默默放弃？”她越说越激昂，在嘈杂的东北餐馆里，像是一个没人注意到的孤独演说者。“我们不能放弃，得让更多人知道真相。”

她们在媒体上的曝光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在狎鸥亭做翻译的王欢告诉记者：“最近的中国客人明显少了，可能和那三个女孩儿有关系，有韩国医院的院长打电话问我，为什么最近中国客人这么少？”

在赴韩整形的链条上，中介网站和像王欢这样的翻译正是连接中国客人和韩国医院的角色。他2007年从河南焦作到韩国留学，毕业之后发现这个行业的商机，成立了一家公司，专门接待中国求美者，依靠QQ群里的人际传播，有源源不断的客户。他接待的姑娘们戴着墨镜、口罩，坐在车里帮他录一段介绍自己整形感受的视频，就能免费在他家里住到拆线回国。

王欢很坦然地告诉记者，从医院里拿提成是合法的，“就像是售楼小姐一样，不可能是白服务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翻译的角色又给中国整形者一个抱团取暖的机会，有了和医院对话的筹码。一个王欢介绍的客人在一家医院整形失败之后，他和医院争取要回了手术费。“如果只是她一个人去，肯定是要不回来的，医院是看利益的，他们不想得罪我，因为得罪我一个，我背后的一串人也不会来了。”

“韩国人的价格和中国人的价格本身就不一样。”网络上小有名气的整形达人陈英告诉记者，这是每一个赴韩整形者都知道的潜规则，很多韩国整形医院成立海外部的成本，给中介、翻译的费用，都要放进中国求美者的手术费中。中介的角色最初是由旅行社或者导游兼职做的，因为其中高额的利润，一批专业的中介机构从线上的咨询到签证、机票、酒店、介绍医院提供一条龙的服务。

“价格的标准可能和你穿什么衣服有关系，从你出门开始，可能已经有人在评判你的消费能力，这决定着你最终手术的费用。”陈英更主张一个人直接去医院，依靠着其他网友提供的经验和医院砍价，不给任何中间环节提供赚钱的机会。“对于中介网站来说，赴韩的各个环节都是赢利点，经济条件好的人可能觉得，我知道你骗我，没关系，你给我整得好就好。”

但并不是所有医院都具备这种能力，再回忆起一年前在韩国看望刚刚做完手术的靳魏坤，陈英有些懊悔：“那家医院有三层楼，她觉得很正规，但在我们眼里算是黑名单，基本是做一个失败一个，只是她当时已经做完了手术，我也不能打击她。”

信息和价格的不透明，让这个链条上的利益分配变得混乱。中日友好医院的整形外科医生薛志强告诉记者：“国内很多中介机构为了盈利，把求美者推荐到一些并不是太好的医院，而且中介能拿到手术费用的一半，这在业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在赴韩整形的链条上，很多中国整形专家无奈地成了最后一环，承接着赴韩整形者回国之后的疑问、难题甚至是修复手术。薛志强告诉记者：“赴韩整形在最近三年火爆起来，在外院做的手术，国内三甲医院一般是不给拆线的，怕万一出事故，责任不好界定。”但这样的需求越来越多，与此同步增长的另外一个患者诉求是修复，很多在韩国手术失败又维权无门的人，最终还是只能在中国的三甲医院找专家做尽可能的弥补。

医美消费维权篇9

关键词：产品责任；跨国诉讼；长臂管辖；不方便法院原则

中图分类号：DF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2)03010108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产品的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这使在一国生产、他国销售的产品致害的索赔问题更加复杂。中国消费者遭遇跨国公司的缺陷产品伤害已非第一次，消费者屡次面临维权困境。美国产品责任法律发展最为完善，中国消费者倾向于适用美国产品责任法，近几年甚至选择到美国本土对美国公司提讼。这种方式对缓解中国产品责任纠纷是否有用？中国目前产品责任跨国诉讼有何进展？该种诉讼依据是什么？最大的障碍又是什么？中国消费者如何在产品责任跨国诉讼中利用有利条件获得更多的赔偿？这些都是产品责任跨国诉讼的意义所在，跨国诉讼不失为中国消费者解决跨国产品责任纠纷的途径之一。

一、中国产品责任跨国诉讼之现状

从诉讼的角度讲，中国受害人通过严格法律程序获得跨国产品责任诉讼胜诉的并无先例。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该种诉讼中，中国消费者面对美国跨国公司一筹莫展。包头空难、博士伦眼睛护理液以及美敦力心脏起搏器等产品致害纠纷，受害人均非美国公民，但案件符合美国“长臂管辖”原则。

（一）“包头空难”产品责任诉讼

包头空难是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发生于2004年11月21日的国内航线上的空难事故，造成55人遇难，东航称赔偿每名遇难者211万元（RMB），家属对此不满。美国德克萨斯州律师皮尔斯到中国与中国律师郝俊波说服遇难家属授权律师在美国代为提讼。2005年8月17日，部分遇难者家属委托的美国律师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郡高级法院提交诉状，以“幸存及非法死亡之诉”通用电气公司、庞巴迪公司及中国东航，提出赔偿请求。加州洛杉矶郡高级法院受理此案后不久，被告就作出反应。9月16日，被告提出将此案移至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审理，联邦地区法院于11月驳回被告请求。

2006年2月，东航又向加州法院提出新动议，请求在中国法院重新提请诉讼。经过一轮关于管辖权的庭审辩论后，包头空难美国诉讼案于11月2日进入调解阶段。后调解未成，该案继续在洛杉矶郡高级法院审理。2007年3月23日，该法院接到东航提交的报告，坚称该案应移至中国法院审理。该法院由此决定，5月23日重新开庭审理管辖权问题。法院最后依据“不方便法院原则”（Forum Non Conviniens），裁决中止审理该案，认为最合适管辖的法院为中国法院。受害人律师提起上诉。但美国法院未放弃对此案的关注，自2007年12月10日起，每6个月安排一次状况会议，直至诉讼在中国得到解决或美国法院作出其他决定。2009年2月，该案二审开庭曹海丽、段宏庆《包头空难美国诉讼》，载《财经》杂志2007年第10期（市场与法制版）。。3月上旬，美国法院维持了由中国法院管辖的裁决，但表示对中国法院不予受理的关注肖玮《包头空难案可能重返美国审理》，载《北京商报》2009年2月11日。。

在中国，2009年8月11日，北京市二中院对包头空难案立案，32名罹难者家属要求东方航空公司、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庞巴迪宇航公司及生产事故飞机发动机的通用电气公司，连带赔偿12亿元。但1年之后，法院仍未开庭审理此案。受害人律师郝俊波说：“如果在中国的诉讼被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我们会去美国申请恢复审理。”

（二）博士伦隐形眼镜护理液产品责任诉讼

2006年开始，中国有数位受害人眼睛受到博士伦“润明”水凝护理液不同程度的伤害。伤害最为严重（眼睛失明）的受害人来自海南省，已在美国提讼。2007年3月30日，美国纽约州最高法院正式受理了该案。

北京雷曼律师事务所与美国芝加哥威斯勒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合作协议，中国博士伦护理液的受害者在提交有效证据后，可在美国博士伦公司。郝俊波律师表示，消费者需要准备好医院病历和一份声明，说明使用博士伦“润明”水凝护理液的具体起止时间、医院诊断结果以及因使用该护理液而遭受的各种痛苦和不便。此案采取律师风险方式，如需去美国参加诉讼，消费者合理的差旅费用将由美国律师负担。郝俊波指出，之所以让护理液受害者说明是否在5月才停止使用，是考虑到美国的惩罚性赔偿。2006年2月，博士伦“润明”水凝护理液已在新加坡被勒令停止销售，但直到5月才在中国召回。显然，该公司存在明显过错，有可能会在美国被判惩罚性赔偿付中《诉博士伦4年小伙尚未获赔》，载《法制晚报》（电子版）2011年1月17日A14（法制·焦点版）。。

该案受害人与博士伦（Bausch & Lomb, Inc）的产品责任跨国诉讼因为管辖问题之争而迟迟没有进展。但博士伦公司并未中止与受害人的谈判，由美国律师在美国代为进行。据内部人士介绍，该案目前仍处于调解中，且以调解结案的可能性很大。

（三）美敦力（Medtronic Inc）心脏起搏器产品责任诉讼

医美消费维权篇10

    关键词：医患关系；法律性质；立法价值；惩罚性赔偿

    我国首次在立法上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第49条，该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一倍。”理论界对医患纠纷能否适用《消法》第49条的规定一直争议不断，一种观点认为医方不是经营者，患者也不是消费者，所以不能适用《消法》；另一种观点认为医患双方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医疗机构有义务向患者提供约定的医疗服务，患者根据其提供的医疗服务支付医疗费用，医患关系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医患之间建立的是医疗服务合同，所以可以适用《消法》。而司法实践中对医患纠纷的处理由于法官的“自由裁量”，也使得相似案件的裁判大相径庭，案件的审理结果不是难以维护患者权益，就是医方愤愤不平，国家司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过于绝对，医患纠纷由于医疗行业的特殊性，不能作简单的归结。能否适用《消法》第49条实质上取决于不同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而对我国医患关系法律性质的分析应结合实际国情以及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加以区别。本文拟就不同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惩罚性赔偿制度依赖《消法》的独特立法价值角度出发，探讨医患纠纷中的惩罚性赔偿问题。

    一、医患纠纷的法律性质分析

    实践中，患者到医疗机构就诊存在两种情形，一种是患者由于疾病的突发性（如遇到交通事故）而被动的被送往最近或最方便的医院治疗，此种情况形成的医患关系可称为被动型的医患关系；另一种是患者按部就班，选择自己信任的医院挂号，医院收取挂号费后向患者交付挂号单，这样形成的医患关系可称为平等型的医患关系。目前理论界基本上都将这两种医患关系混淆在一起，但笔者认为这两种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不能一概而论。

    （一）对于被动型医患关系，笔者认为是不可能构成合同关系的。因为合同最基本的原则是意志自由，必须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而一方面，患者由于自身条件所限（如患者本身昏迷），无法选择医院；另一方面，医疗行为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当病人的生命健康权受到紧急侵害时，医生应履行救死扶伤的义务，尤其在患者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时，这是一种绝对的强制义务，即使当时患者没有支付费用，医院也只能无条件的接受患者并给予治疗，而不能将病人拒之门外。国家赋予的强制义务，限制了医院的意志自由，也使其权利义务不平等，加重了医方的风险程度。这种医患关系的建立是不可预见的、偶然的，无法事先精确安排，对此种医患关系当然不能适用《消法》。

    （二）对于平等型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长久以来由于受到将医疗、教育等社会服务机构与服务对象间形成的社会关系纳入行政保障体制与计划模式的传统认识影响，有观点认为医患关系是医疗行政法律关系，具有社会公益性、对患者人身支配性及专业性。笔者认为此观点有失偏颇，平等型医患关系本质上应属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而不是医疗行政法律关系。

    首先，从医患关系主体看，无论医院的经济实力与技术实力如何雄厚，无论患者的出身、职业、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如何，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其次，从医患关系内容看，医疗机构有义务向患者提供约定的医疗服务，患者根据其提供的医疗服务支付相应的医疗费用，医疗机构的义务就是患者的权利，患者的义务则是医疗机构的权利，这种权利义务的一致性完全符合自愿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

    再次，平等型医患关系的建立源于患者去医疗机构挂号，医疗机构发给患者挂号单的双向意思表示。实质上，患者前往医疗机构挂号是向特定的医疗机构发出明确需要接受医疗服务的内容，属于要约行为；医疗机构发给患者挂号单，表明其接受患者的意思表示，即同意为其提供医疗服务，属于承诺，医患之间的医疗服务合同由此成立。

    二、对平等型医患纠纷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应当说，是平等型医患关系的不对称现状决定了医患纠纷中必须对患者的权益加以特别保护。平等型医患关系只表明患者和医方平等地位的应然性，即患者和医方形式上的公平性，而医患关系的实然性则体现出医强患弱的不对称性，也即患者和医方实质上的不平等性。这主要体现在：1、我国多年来一直强调医疗机构的事业性和公益性，形成了医方对患者“居高临下”的不平等关系。医方认为提供医疗服务是对患者的施善行为，患者只能被动的听其摆布而没有任何发言权；2、双方在医学信息占有上的不对称性。医学是专业性极强、技术含量很高的行业，患者对疾病的了解程度、对什么疾病应用什么药或什么手术治疗、治疗方案有无风险或副作用等等知之甚少，而医方对医学知识的掌握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容易发生医方为了经济利益而损害患者利益的事情。现实生活中，某些医院、医生对患者有意捏造、夸大病情，多开药、开贵药，使用不必要的医疗设备、医疗方案等等行为成为消费投诉的热点，就极有力的证明了目前医强患弱的现实状态。

    医患双方事实上实力悬殊，医患关系的不对称性现状，决定了法律应当对处于弱势的患者权益加以特别保护。笔者认为对患者权益加以特别保护的方法就是从法律上对医患纠纷的处理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法律从本质上是人类理性制度设计的一种，医患双方只是抽象上的人格平等，但要实现实质平等，只有依赖法律的制度设计。既然法律不能从经济社会等根本要素上有效改变事实上双方的实力对比，就只有在法律地位上对二者宽严有别，对弱者赋予更为充分的交易权利，提高交易地位，对强者加强义务约束，使强者在侵害弱者利益时承担比弱者所受损失更为高昂的赔偿，显著增加其违法侵害的成本，使其不敢贸然利用强弱差势故意侵害弱者的利益，从而达到法律的威慑和预防作用。从实证角度讲，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我们也不可能寄希望于“诚实信用”原则对医方的道德约束作用，只有从法律上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才能有利于医疗行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减少和杜绝医方利用强势地位损害患者生命身体健康权益的行为；另一方面，赋予患者额外的赔偿也能激励弱势方勇敢维护自身权益。因此，在医患纠纷中实行惩罚性赔偿制度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医患纠纷实行惩罚性赔偿制度必须依赖《消法》

    我国现行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唯一法律依据是《消法》第49条。也就是说，医患纠纷的处理实行惩罚性赔偿制度只能以《消法》为法律依据。虽然平等型医患关系是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但能否适用《消法》理论上争议很大。笔者认为，患者是否是《消法》规定的消费者，医方是否属于《消法》规定的经营者，这是平等型医患纠纷能否适用《消法》的前提。

    《消法》是维护消费者利益的法律，该法对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内涵作了规定，但未直接规定消费者和经营者的概念。而对消费者、经营者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是造成学界观点分歧和司法机关处理混乱的原因。根据《消法》第二条和第三条的规定，该法中的经营者是指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消费者是指为满足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因此可以看出，《消法》中的消费专指生活消费，是人们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消耗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过程，生活消费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消法》中的消费对象是商品和服务；《消法》中的消费方式包括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消法》中的消费主体包括公民和单位。笔者认为，患者为了达到恢复身体健康的目的而购买、使用药品或者接受医疗服务的行为是一种生活消费行为，即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药品或者接受医疗服务的生活消费行为，因此，平等型医患关系中的患者属于《消法》中规定的消费者。

    对于医方是否属于《消法》规定的经营者的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医方不以盈利为目的，因而医方不是经营机构。笔者认为，此观点随着医疗体制的改革进程已越来越不可取。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目标就是将医院推向市场，尽管目前官方消息称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但已无法改变中国医患关系市场化走向的事实。医疗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已使患者治病就医的福利性和医疗机构的公益性发生了很大变化。医疗机构投资主体呈多元化的趋势，原国有医疗机构被个人或有关单位买断，从原来的重社会效益向重经济效益转变。为了增加经济效益，医疗机构开始有了竞争意识。一方面，医疗机构采用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设施吸引患者，加强医风医德教育，改善服务态度，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不断扩充医疗服务内容，整形美容、隆胸、抽脂减肥等也纳入医疗服务范畴；另一方面，广告—这个现代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促销手段也被医疗机构大量采用。依照我国《广告法》的规定，广告是指商品经营者或服务提供者承担费用，通过一定的媒介和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介绍自己所经营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的商业广告。因此，广告这种商业行业，已使医疗机构公益福利性的角色发生了位移，盈利性成为医方生存的必要条件已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实践中相当多的医疗机构打着社会公益性的招牌，行盈利之实。基于以上分析，在平等型医患关系中，为患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药品或者提供医疗服务的医方当然属于《消法》中规定的经营者。

    既然平等型医患关系中患者属于《消法》中规定的消费者，医方属于《消法》中规定的经营者，则平等型医患纠纷当然可以适用《消法》，医患纠纷中实质公平的实现则必须依赖《消法》第49条的规定。

    《消法》的立法宗旨是保护作为弱者的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消费者作为势单力薄的个体，无法也无力与实力强大的生产经营者进行抗衡。《消法》通过赋予弱者更充分的权利，加强强者的义务约束来实现弱者和强者实质上的公平。承认与关注消费者与经营者实力的悬殊，对消费者加以倾斜性保护，赋予其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请求双倍赔偿等法定权利，旨在防治强势方侵害弱势消费者。《消法》属于经济法范畴，与属民法范畴的《合同法》等对抽象人格平等的赋权相比，前者显然对存在实力差距的法律关系中的弱者赋予特别保护。

    《消法》第49条的规定开创了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先河，并由此成为《消法》乃至一切旨在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公平、扶正强弱差别、体现司法预防功能的特殊法律制度的精髓。因此，无论是从保持《消法》适用的统一性还是切实维护患者合法权益、督促医方树立外在监督之下的严谨医疗信用，淡化当前日益加剧的医患矛盾，纠正频发医疗损害事件的不利趋势，在平等型医疗纠纷中适用《消法》第49条的规定都是非常必要而且可行的。

    四、《消法》第49条对平等型医患纠纷的适用条件

    实践中，平等型医患纠纷大量存在，但不是每个纠纷都能适用《消法》第49条。笔者认为，要适用该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须符合以下条件：

    1、医方的医疗行为存在欺诈。欺诈一般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要达到欺诈目的，不仅要借助欺诈方的捏造与隐瞒，还要借助于受欺诈方违背了真实意思表示的回应行为。具体到医疗纠纷中，医方一般具有如实告知患者所患何种病情以及病情轻重程度等义务，但只有在医方侵犯患者知情权的行为关系到患者是否接受医疗服务时，才能构成医疗欺诈。如无行医资格或超出资质范围而故意隐瞒、故意夸大甚至捏造患者病情、使用不必要的药品和医疗方案等等。但理论上认为医疗欺诈有排除适用的情形，如果医方医疗行为中的“欺诈”符合医事伦理，则该“欺诈”不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比如在特定情况下向病人隐瞒真实病情，防止其丧失生存希望。

    2、医方的欺诈行为给患者造成了损失。有损失才能有赔偿问题。医疗纠纷中的损失一般包括：本无必要而因受欺诈后多花的医疗费用、误工费用；因医疗服务导致病情恶化或造成了病情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费用、医疗费用、误工费用；因受欺诈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费用等等。

    3、患者须提出要求惩罚性赔偿的主张。患者在受欺诈造成损失后，既可提出要求惩罚性赔偿，也可不提出。《消法》第49条中规定“……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因此， 如果患者不提出惩罚性赔偿的主张，就不能适用此规定。

    五、适用《消法》第49条解决医患纠纷的局限性

    综上分析，在平等型医患纠纷中适用《消法》第49条对于缓和日益激烈的医患矛盾、扶正倾斜的医患关系是非常必要而且可行的。但是《消法》本身将惩罚性赔偿制度局限于以消费关系为基础的欺诈行为中，导致了在医疗关系中医方不以欺诈方式实施的其他严重侵害患者利益的行为无法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这些行为带来的恶果有可能比欺诈侵害的后果更严重却反而没有更严厉的措施加以惩罚。笔者认为要解决此问题，只有扩大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使医疗纠纷中的侵害行为无论是否是欺诈造成的都能适用，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平衡医患双方的利益，妥善解决医疗纠纷。

    主要参考文献

    1、金多才：《关于医患纠纷的法律思考》，载《人民司法》2000年第8期。

    2、张力：《试论医疗纠纷中的惩罚性赔偿问题》，载《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9期。

    3、姜军松：《关于医疗纠纷案件审理中法律适用的几个问题》，载《湘潭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4、夏民、刘同君：《医患关系的法理学思考》，载《医学与社会》2000年第13卷第5期。

    5、汪海莹：《医患关系法律适用问题探讨》，载《成都医学》2000年第26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