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宏观调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与宏观调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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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产业；产业绩效；宏观调控；货币政策

中国经济在2006年上半年呈加速增长势头。一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10.3%，二季度增速达到11.3%，已明显偏快。国民经济面临过热危险。在此情况下，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包括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制订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逐项清理各地违规上的项目等。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91443亿元，同比增长10.9%，增速比去年同期快0.9个百分点，比今年一季度加快0.6个百分点。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9.8%，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3%；上半年CPI同比上涨1.3%；2006年6月末M2余额为32.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43%，M1余额为11.23万亿元，同比增长13.94%。前6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2.18万亿元，同比多增7233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6年4月28日起上调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5.58%提高到5.85%。其他各档次贷款利率也相应调整。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保持不变。

不过，央行这次上调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尽管在一般市场经济分析员的预料之外，但应该说是一个好的决策。因为，在一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出台之后，国内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过热、银行信贷快速扩张、房地产投资过热、房地产价格迅速上升已经跃然纸上。国内宏观经济过热问题很快就成政府及学界共识。宏观调控是不使用宏观调控工具的宏观调控，实际上是政府的微观干预。如果说，宏观调控连最基本的工具都没有使用，那么其效果如何是可以想象的。

从货币政策的载体金融产业的绩效分析出发希望说明金融产业与我国宏观政策四大目标之间的关系，并分析现在金融产业绩效与宏观调控手段的内在联系。

一、我国金融产业的市场绩效与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

产业组织理论初步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提出的“产业内企业竞争发展的竞争性理论”，直至70年代才由梅森（Mason）和贝恩（Bain）等人在新古典经济学价格理论基础上形成系统的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现代产业组织理论把产业分解为特定的市场，并采用市场结构（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市场绩效（Performance）理论框架，即SCP模型系统分析。

传统理论的市场绩效，是指在一定的市场结构下，由一定的市场行为所形成的价格、产量、成本、利润、产品质量和品种以及在技术进步方面的最终经济成果。

现代产业的市场绩效可以从其外部性与行业内部收益率水平(IRR)等方面进行考察。经济学上的外部性是指，如果某人或企业在从事经济活动时给其他个体带来危害或利益，而个人或企业又没有因为这一后果支付赔偿或得到报酬，那么这种危害或利益称为外部经济，其中的利益部分就是正的外部性。

（一）我国金融产业对经济增长外部性线性回归分析

我国金融产业GDP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晴雨表”的作用，这就是金融产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正的外部性。我分别对1980年―2006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金融系统净国内信贷总额(BANK)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GDP=β0+β1Bank+μ

用eviews软件做普通最小二乘法求得结果：

最终模型为：

GDP=6.68E11+0.742303(Bank)

(24.75825)

R2=0.968403；

F=612.9711；

D.W=0.291152

由线性分析可知我国金融产业市场绩效从其外部性进行考察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首先，通过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金融系统净国内信贷总额(BANK)线性回归可见，金融资本与GDP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整个方程拟合程度很高，金融投资业促进了创新，增强了我国经济实力，因此金融资本对GDP的增长的意义重大。但我们也要看到其相关系数仅为0.742303，即就金融产业单独而言对GDP贡献的比重并不是很大。

（二）我国金融产业对劳动就业外部性分析

劳动力需求能否长期适应劳动力供给，各个时期劳动力供给结构能否与劳动力需求结构实现均衡是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具有全局性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国家就业政策的重点是通过调整所有制结构，广开就业门路解决总量矛盾。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国民经济的“两个转变”，国民经济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造成就业结构性矛盾显著上升。就业的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交织一起，就业压力空前增大，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实际状况需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扩大就业机会。金融产业通过投资大中小型企业为国家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并促进出口。由此可见金融产业对劳动就业同样有着正的外部性。

（三）我国金融产业对物价稳定的外部性分析

我们知道物价水平与货币供给息息相关，M0(流通中现钞)，狭义货币M1(M0+企业单位活期存款+农村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及广义货币M2(M1+企业单位定期存款+自筹基本建设存款+个人储蓄存款+其他存款)的变化必然对物价产生影响。我们从上又可以看到货币的供给是由金融系统中的银行存款派生出来，这样金融产的健全与否必然对物价产生外部性。然而网络银行的发展和电子货币的普及对中央银行的金融调控能力本身将会产生一定影响。主要表现在电子货币的普及使得商业银行支付准备需求趋于不稳定化，从而影响中央银行的金融调控能力。中央银行是通过对与商业银行的支付准备有关的供需关系施加影响而产生金融调控作用的。如果电子货币的普及过于快速且大幅度推进的话，经济整体对现金的需求会发生相当大的变化，其结果使得商业银行对支付准备的需求发生大幅波动，处于不稳定状态的可能性是不可否决的，其外部性是正是负很难下一定论。

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8月M2与M1间增速差所形成的“喇叭口”继续缩小至2.37个百分点，为年内最小。分析人士指出，M1增速的上扬，说明企业投资冲动更强、以可支付的形式存在的资金更多，这将使得商品和劳务市场普遍受到价格上涨的压力。经济增长从“过快”转向“过热”的几率将会大幅度增加。

（四）我国金融产业对国际收支的外部性分析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生产力的迅猛提高，交通和通讯设备的日新月异，国际经济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而任何一种国际经济关系的进行，都离不开货币流通和信贷活动，换句话说，都离不开国际金融交易。正因为如此，国际金融交易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几乎所有其他与国际经济有关的各部门的增长速度。举例来说，改革开放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我国生产的增长速度，而国际金融交易的增长速度又大大超过了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国际金融业务的空前发展，必然有由国际贸易和非贸易资金往来所产生的国际收支问题。前面所提到金融产业的投资会带动出口从而产生正的外部性，而金融产业的快速发展会加大金融风险，从而带来负的外部性。因此其外部性是正是负责也很难下一定论。

由上分析可知，金融产业以其特殊的产业背景有着与其他产业不同的外部性，即金融产业与宏观调控四大目标有着与其他产业不同的特殊因果关系。

二、我国货币政策的执行与我国金融产业的完善

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是指中央银行改变货币供给量的具体方法或途径。一般来说由三大货币政策工具：公开市场业务；改变再贷款、再贴现利率；改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面我将分别讨论各项货币政策工具与金融产业的联系，以及执行中的问题及改进。

（一）公开市场业务

公开市场业务是指中央银行在证券市场上通过买卖有价证券改变货币供给量。虽然央行频繁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意图予以收缩信贷。但货币、信贷的增长势头仍不减。”首先，在我国，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尚未发展到成熟阶段，利率并未完全市场化，使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缺乏必要的条件，以至收效甚微。央行只能采取贴现率、窗口指导、利率管制等其他调控工具，这就使商业银行的行为对货币政策的效力具有更大的作用。交易品种或缺，金融工具和手段创新滞后，货币市场缺乏流动性，地区分割的银行间分隔严重，交易不活跃，货币政策传导缺乏广度，低速低效。其次，债券市场特别是国债市场上种类不多使公开市场缺乏载体，另一方面交易不旺，以调控基础货币为目的的公开市场业务缺乏交易基础，严重阻碍了货币政策工具作用的发挥。

（二）改变再贷款、再贴现利率

再贴现机制是指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再贴现率和规定贴现条件来影响市场利率和货币供给和需求。从1998年3月起再贴现利率成为独立的利率体系，不再继续与同期再贷款利率挂钩。同时下调再贴现利率并延长再贴现最长期限。1999年，中央银行颁发了《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再贴现业务管理的通知》，进一步改进了再贴现业务的方式，扩大其范围，使年末余额达500亿，增长51%。

商业银行在资金短缺是可以向中央银行提出借款要求或贴现要求。中央银行按一定的利息率可以满足商业银行的要求。再看我国这项政策的实施情况，在我看来从我国央行成立以来，几乎很少运用或正确运用这项政策工具。取而代之的是直接的商业银行利率控制。

直接利率控制的情况，央行从1996～2002年的7年间，连续八次降息。其目的很清楚，通过降息适度放松货币、信贷的供应。但执行的结果，除第8次降息外，其他一些年份的货币、信贷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是下降，一些年份则表现很不规则。其根源依然是金融产业的非市场性太强。所以我们要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完善金融产品和服务定价机制，实现有效配置金融资源，提高资金利用效率；而缺乏弹性和灵活度的官定利率的国内金融机构，必将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现在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区间，这既是过去货币政策的延续，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它将对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推进金融机构改革和增加就业都有积极的影响。

（三）改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改变金融机构的准备金数量和货币扩张乘数，从而达到控制金融机构的信用创造能力和货币供应量的目的。为保持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央行再次将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央行宣布提高一个百分点存款准备金率。坦白地说，如此的调整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其原因就在于政银不分，国有商业银行现有盈利模式制约。地方热衷于追求速度和政绩，银行为了取悦地方长官，便盲目支持这些没有经济效益的投资，既浪费了资金，又增加了呆账。商业银行这种不正确的盈利模式及行政行为使得准备金率形同虚设。

总之，金融产业与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有着极其紧密地联系，而导致宏观调控的手段失灵的根本原因又是我国金融产业不健全，所以要重视金融产业的市场化和独立性。

参考文献：

1、杨学兵，张涛.银行间债券市场的SCP分析[J].金融研究，2003(3).

2、何德旭.中国证券公司考察报告[J].经济学家，2003(2).

3、姚秦.中国证券业的集中度:现状、成因及趋势[J].改革，2003(1).

4、王亚民，朱荣林.欧洲风险投资业发展历史、现状及趋势:基于产业组织理论SCP框架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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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金融调控主体多为各国中央银行。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宏观调控的主体几乎都是各国的中央银行，即使在多元制中央银行国家也不例外。

二是金融宏观调控的最终目标都是促进经济增长。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说明，经济增长是其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

三是金融调控日益成为解决金融配置资源过程中的“市场失效”问题的重要途径。为解决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主张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干预国民经济活动的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思想。后来经济发展的实践反复证明了，适宜的政府干预在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中的重要作用。我国正处在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在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的同时，必须加强和改善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有效解决市场在调节金融运行和配置金融资源中出现的“市场失灵”问题。

四是金融调控日益注重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运用。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十分注重依靠政策综合部门的协调。德国的宏观调控体系中，除了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银行以外，经济部、财政部也担当各自的宏观调控职能，三大调控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协调，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我国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也包括计划、财政与金融调控的分工协作与密切协调配合，并且不断走向协调运作。

中外金融宏观调控的差异

一是金融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存在差异

一国宏观调控的目标，大多是在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价格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之间进行权衡。实际上要同时实现四个目标是非常困难的。因而各个国家在实行宏观调控时一般以一个目标为主，使其他目标尽可能达到较好水平；而且在不同时期，根据经济发展情况，选择不同的目标作为主要目标。在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宏观调控的重心已逐步倾向于抑制通货膨胀。德国政府认为，稳定的宏观经济的核心内容，是通过保持马克币值的稳定，实现“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美国政府和经济界也认识到“必须把通货膨胀限制在低水平上”，认为“低通货膨胀不仅有利于经济，而且有助于建立经济持久扩张的阶段”。我国目前是实行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更应以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作为主要目标，同时努力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人们能够承受的水平以下。

二是金融宏观调控手段存在差异

发达国家多年的金融调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金融宏观调控手段体系。美国联邦储备体系通过制定货币金融政策，充分利用公开市场业务、调整贴现率、变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利率调控等手段调控宏观经济金融运行，还通过一些由政府建立和担保的金融机构对特定的经济领域进行干预，通过调控货币供应量等，收到较好的调控效果。自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来，我国金融调控也不断取得长足的进展，货币政策调控逐步趋于完善。但是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脱胎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金融调控的形式也是由直接信贷控制演化而来，“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情况对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另外，由于我们没有实现利率市场化，总体上利率还是以国家统一控制为主，行政色彩依然浓厚。

三是金融宏观调控的环境存在差异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金融宏观调控面对的是比较成熟的经济环境：一是利率市场化运作。二是拥有一个发达高效的金融市场，包括一个市场容量大、信息传递灵敏、交易成本低、交易活跃的货币市场和一个具有较大规模、竞争充分、市场化程度和运作效率较高的资本市场，并且这两个市场之间联系紧密。而我国的情况是，商业性金融机构改革远未达到预定目标；“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使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天然联系被人为割裂；企业和社会公众等调控客体活力严重不足，金融信用意识较差，对金融调控反应能力较差，从而使央行对宏观经济进行金融调控的有效性大打折扣。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主要是单纯依靠大量货币供应推动的结果，而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推动了物价的快速提升。

四是金融宏观调控决策程序差异

在经济发达国家，金融宏观调控的决策权基本上集中在中央银行而不是中央政府。在美国，负责发行货币和提出货币供应量增长指标的是美联储，它是美国货币与金融事务的决策机构，享有较强的决策独立性。总统无权干预其业务工作，联储的工作直接向国会负责。德国《联邦银行法》规定，联邦银行可不受议会管辖。中央银行委员会是联邦银行最高权力机构，负责制定货币政策、信贷业务政策和管理制度。如果单纯从中央银行独立性考察，中国人民银行尚不具备美联储以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央行的独立地位。当前的制度安排是，央行隶属于国务院，与财政部、发改委等部委并列，这将在一段时间内决定央行的性质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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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形势保持良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均取得了明显的成就｡统计显示,我国二季度GDP年增长率达到11.3%,为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是,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并呈加剧之势,货币信贷增长依然过多,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能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加大｡上述问题相互交织､相互推助｡如国际收支顺差和巨额的外汇储备加大了货币投放,银行的流动性过快增加推助了投资膨胀,盲目投资引起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加剧能源紧张,导致经济运行成本加大｡如果任由这些现象发展下去,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可能演变为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因此,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

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强化宏观经济调控,严把货币信贷和固定资产投资两个关口是防止投资过热引发的经济过热的关键｡应当看到,当前中央银行宏观调控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的经济金融环境的复杂程度超过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宏观调控面临着两难选择｡一方面,要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健康较快增长,以巩固经济金融改革的成果,增加就业,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又必须抑制过度膨胀的固定资产投资,控制货币信贷过多投放,以避免潜在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转变为现实｡宏观调控的难度加大｡同志指出:“全面贯彻中央对经济工作的决策和部署,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综合性和有效性｡预见性,就是不仅要看当前,还要看长远,不仅要看国内,还要看国际;针对性,就是要找准问题,区别对待,确保重点;综合性,就是要采用经济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特别是通过改革来解决体制上机制上的问题;有效性,就是适时适度管用｡”这是宏观调控的基本原则｡中央银行应遵循这些基本原则,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会同各金融监管部门,按照中央的部署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金融的平稳运行｡要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和前瞻性,在加强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的势头;要增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加强本外币政策协调配合,降低人民币升值预期;要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协调配合,优化投资结构,扩大国内需求,保持人民币币值的基本稳定;要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严格控制对过度投资行业贷款,加强对房地产信贷的监测和管理,停止对地方政府打捆贷款的授信,减少新的不良贷款的发生;要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在抑制货币和投资过快增长的同时,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加强对经济薄弱环节的支持,进一步改善金融服务,促进经济运行回归良性循环轨道｡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创新,是解决经济金融领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根本出路｡我国加入WTO的过渡期即将结束,加快金融业开发开放,迅速缩小我国金融业与国际上的差距,已刻不容缓｡中央银行应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加大对金融改革创新的支持力度,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农村信用社改革､邮政储蓄改革､股权分置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资本市场改革､扩大金融领域对外开放及不断提高金融监管能力和水平等方面,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不断探索,有序推进,稳步扩大改革成果｡

深化改革创新和宏观调控是相辅相承的｡宏观调控创造了改革创新所需要的良好环境,而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金融业运行将逐步规范,理性地传导宏观调控政策能力将不断增强,将大大提高宏观调控的实行效果｡要适应新形势,抓住时机,加快金融改革创新,改善宏观调控,促进国民经济健康较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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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政策；宏观经济；金融机构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2-0008-02

一、引言

21世纪以来，中国金融宏观调控经历了诸多重大挑战，我国金融宏观调控则面临了一系列新的压力。新形势下，中国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平衡的把握更具挑战性，金融改革也逐步走向攻坚阶段。实际上，从效应来看，货币政策需要更好地把握增长与通胀之间的平衡。当前，我国利率、汇率市场化机制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开放经济格局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更加重视内外部协调，并积极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保持中国平衡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目标。同时，当前中国房地产过热问题继续凸显，传统主流货币政策的挑战越来越大，新的宏观审慎政策呼之欲出。

在面对挑战的过程中，中国的货币政策要直面控制通胀的目标，并兼顾改革和转型任务的需要。经济和物价水平的稳定，有赖于货币政策等金融调控机制的建设，未来利率、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要求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鉴于此，本文将回顾21世纪以来的十几年间中国货币政策的实践，总结其特点，分析我国货币政策的得失，并对未来我国货币政策实践与宏观经济发展进行了展望，以期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的内外部协调发展。

二、新世纪以来我国货币政策与宏观调控经验总结

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转轨任务更趋严重，“过热冲动”的问题凸显，防范通胀的要求更加迫切。而从全球范围看，各国央银普遍维护物价稳定为主要目标，货币政策对物价水平稳定的关注更为直接。不过，中国经济的“转轨”特征使得我国宏观调控也比较重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问题，防范通胀风险则更为重要。这也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控环境更加困难。一方面，中国人均收入处于起飞和赶超发展阶段，社会积极性很高，乐观预期的情况普遍存在。另一方面，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各地方举债的动力强，加之中国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情况也使得地方政府的建设发展任务较重。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中的通货膨胀是主要的宏观经济风险，而货币政策主要被用于维护价格总水平稳定。实际上，中国较为成功地运用大规模对冲和渐进升值的组合应应对了各种挑战和问题，主要经验如下：

首先，坚持实行了宏观调控的多目标制。中国是转型国家，改革和完善机制有其自身的过程和规律，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的任务相辅相成。同时，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低，货币政策运作和传导机制与传统发达国家不同，单一目标制不适合国情。中国的货币政策既要维护低通胀，又要促进经济合理增长、保持充分的就业，还要在不断开放的条件下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多目标制适合我国向社会主义实现经济体制的转轨。这是由于转轨过程中消除价格扭曲、优化资源配置需要实现多目标制。中国的货币政策需要对这些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的改革提供空间。同时，金融机构的深化，比较好地解决了妨碍金融稳定的体制性问题。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的多目标制更适合国情。

其次，我国高度重视金融机构健康化。新世纪以来，中国高度重视金融稳定，并将其视为价格稳定的重要前提。本世纪初，中国加快了国有银行体系改革，中国银行体系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在剥离不良资产后，外汇储备被用于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推动了国有银行改制上市。主要国有银行先后建立了公司治理架构。经过一系列改革，中国银行体系沉重的历史包袱得以解决，稳健性和竞争力大大提高。中国经验表明，央行的在线修复对于维护金融稳定和促进宏观调控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货币政策不断强化宏观调控。中国经济转轨之路具有渐进性质，上世纪末，我国市场化的宏观调控框架没有建立，传统计划经济仍是主要手段。伴随经济体制的变化，我国金融机构的信贷管理自不断扩大。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信贷限额管理。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和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形成了间接手段为主的调控模式。

最后，合理把握汇率、利率改革进程，做好流动性对冲。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主动收窄了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对于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也逐渐显现。浮动汇率制度改革被提上日程。实际上，汇率机制改革需要一定的条件和合适的时机，到2005年上半年，我国宏观调控成效明显，投资过热得到抑制，对外贸易持续增长。在此条件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启动，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此后，中国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大幅减少了外汇干预，使得国际收支趋于均衡。同时，大规模的流动性对冲等工具的适用，使得中国货币政策在应对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压力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利率改革方面，我国积极配合金融改革进程，促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当前，中国已从融资利率管制转为主要依靠市场决定利率，取得了长足

进展。

三、小结

总体来看，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我国货币政策适用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和教训。这些对于加快推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市场改革、提升内生增长动力意义重大。未来几年，中国要紧紧抓住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运用货币政策维护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同时，金融宏观调控要有大思路，要能够前瞻性地谋划调控策略和方法，在工具选择上要坚持适度创新，提高调控的科学性和专业化水平，增强长期可持续发展的

基础。

参考文献

[1]　夏斌，陈道富．中国金融战略2020[M]．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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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T市H区政府为例

 一、论文拟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及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从整体经济到实体企业的发展都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和世界经济形势的风云变幻带来的严峻考验，出于保障经济形势平稳的需要，中央政府已经习惯于在宏观层面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各项政策调控，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特殊形势下更会采取强有力的政策调控措施支持企业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各地方政府如何结合地方实际情况，正确贯彻落实好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将其快速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措施，从微观层面直接帮助企业克服各种困难，创造和抓住机遇，使企业在确保生存的同时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摆在我们面前最紧迫和实际的课题。

本论文试通过研究分析在金融危机形势下，T市H区政府如何贯彻中央各项宏观调控政策，采取符合自身实际的政策措施直接扶持企业发展，及其取得的经验和效果进行概括总结，力争具备一定的指导性。

研究解决上述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在现实意义方面，一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经济越来越融入世界经济，全球性大范围的经济波动对我国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地方政府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等特殊形势，采取何种政策措施帮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将会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对其进行研究总结尤其重要；二是中国幅员辽阔、国情复杂、地方差异巨大，中央政府的决策部署必然突出指导性和原则性。当中央宏观调控政策逐级传达到地方后，地方政府在实际落实上级指令的过程中，必然会结合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定适应自己区域特定情况的操作办法，调度区域经济，在金融危机等特殊形势下直接扶持企业发展。那么，总结概括一套符合地方实际、适应地方政府操作的有效的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操作办法，现实意义十分巨大。

在理论意义方面，我们可以发现，研究国家层面经济调控政策的研究非常集中，而对地方政府如何在微观层面扶持企业发展进行分析研究的不多，更没有形成一套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地方政府扶持企业发展的相关理论。本文即尝试从上述角度进行研究，力争为相关理论的形成做出一些贡献。同时，金融危机形势下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及其指导下地方政府扶持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很多是应对危机的非常举措和直接干预手段，政企在金融危机特殊情况下联系十分紧密，明显有别于我们普遍倡导的政企分开等发展方向，由此将会引出金融危机形势下对政企关系的重新界定。

 

二、论文基本理论、核心概念及相关文献综述

由于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必然从政府财政分配及其提供公共服务职能角度出发，因此本文以公共经济学、政府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相关理论为支撑，并作为概念框架来分析。

本文研究的基本范畴是由政府经济学研究衍生的，具体指金融危机特定经济形势下地方政府如何从微观角度发挥服务企业职能。核心概念包括：政企关系、地方政府、扶持企业等。

通过有目的地查阅相关文献，我们认为，国外与国内从宏观角度研究把握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文献比较丰富，成果比较丰硕，特别是从宏观角度研究分析社会转型期如何理顺政企关系的文献很多。同时，结合地方政府职能和施政特点，从微观角度研究其施政过程中如何具体为企业发展服务的文献较少见，更少有对社会主义国家地方政府如何采取非常措施扶持企业发展的研究，没有一套具备较强操作性的规范实施办法，更没有形成具备一定借鉴意义的相关理论及概念。对此，本文在克服相关文献较少的困难，尽量搜集查阅相关资料的同时，更多地采用联想推理、逻辑判断、数字比较等方法对涉及问题进行原创性思考和分析研究。

   

三、论文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

    本论文研究思路（逻辑进程）主要是：首先，概括总结金融危机形势下国家采取宏观调控政策的背景和方法。其次，结合上述背景分析，以T市H区政府为实例，综合分析研究基层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的目的、实际操作办法及其效果。最后，试归纳总结出具备一定借鉴指导性的、符合地方政府施政特点的金融危机等特殊形势下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思路办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除经济学基本方法论外，主要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实证分析与规范经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包括定量统计分析法、试验方法等研究方法。对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进行调研，掌握企业需要政府提供的服务其生产经营的政策措施，并通过准确的统计数据分析，对企业在接受政府直接扶持后生产经营效果变化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得出结论。

    本文具备以下特点：一是选题原创，比较符合时势，具备较强现实意义，创新性总体较强；二是论文纵向跨度较大，从宏观经济走向、中央政府调控到地方实体企业发展形势、地方政府措施都需要阐述，从政府经济学相关理论到地方政府对促进经济、服务企业的施政尝试都需要分析研究，分析的层面、角度较多；三是研究方法涵盖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四是以顺应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形势的有代表性的地市级行政区为研究实例，采用资料真实客观、鲜活；五是提出观点、得出结论在当前具有较强的借鉴性、实用性、推广性。

 

四、论文基本框架结构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选题缘由

第二节 选题研究的目的意义和理论贡献

1.2.1选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2.2选题研究的理论贡献

1.2.2.1金融危机特殊形势下对政企关系的新界定

1.2.2.2对地方政府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操作办法进行总结

第三节 选题研究的创新点和下一步研究方向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整体架构

第二章 政府与企业关系概述

第一节 研究政企关系重要性

2. 1.1 研究政企关系的理论意义

2.1.2 研究政企关系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二节 政企关系基本概念和理论

2.2.1 政企关系研究的历史脉络和趋势

2.2.2 政企关系核心概念和基本理论

第三节  我国政企关系特点

2.3.1 我国政企关系的复杂多样性

   2.3.1.1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

   2.3.1.2政府与三资企业的关系

   2.3.1.3政府与中小企业的关系

2.3.2 我国政企关系的发展变化性

   2.3.2.1改革开放前政企关系发展特点

 2.3.2.2改革开放后政企关系发展特点

   2.3.2.3金融危机特殊形势下政企关系特点（比照美国凯恩斯主义）

2.3.3 改善我国政企关系的途径

第三章 中央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政策分析

第一节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式

3.1.1 政府宏观调控的历史演变和现实必要性

3.1.2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式

3.1.3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趋势

第二节 21世纪初全球性金融危机及其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影响

3.2.1 21世纪初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到来

3.2.1.1 金融危机的起因及发展趋势

3.2.1.2 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政府直接干预经济）

3.2.2 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影响

3.2.2.1 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发展的不利影响

3.2.2.2 金融危机也为我国企业发展带来了机遇

第三节 中央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政策

3.3.1 金融危机形势与我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分析

3.3.2 中央政府应对金融危机宏观调控的具体政策（财政、就业等）

3.3.3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及发展趋势

第四章 金融危机形势下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实例分析—以T市H区为例

第一节 地方政府施政特点概述

4.1.1 地方政府施政环境特点

4.1.2 地方政府施政方式特点

4.1.3 地方政府落实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方式及效果

第二节 T市H区区域发展背景概况

4.2.1  T市H区区域发展的战略定位和规划定位（具备滨海新区特殊背景）

4.2.2  T市H区区域快速发展的趋势

第三节 金融危机形势下T市H区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实践

4.3.1 金融危机对T市H区企业发展的影响

4.3.2  T市H区政府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具体实践

4.3.2.1 扎实开展基层调研并制定落实中央调控政策的实施方案（从政府的经济调节职能角度，结合区域发展规划）

4.3.2.2 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从政府经济调节职能角度）

4.3.2.3 努力扩大内需消费（从政府经济调节职能角度）

4.3.2.4 潜心打造促进企业长远发展的公平环境（从政府市场监管职能角度）

4.3.2.5 全力保障企业人员就业、分配和生活水平稳定（从政府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职能角度）

4.3.2.6 利用政府优势直接扶持企业发展（分为正常服务和特殊政策措施方面）

4.3.3  T市H区政府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过程中的特点和创新

4.3.4  T市H区政府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观察

第五章 结论

第一节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措施的归纳总结

5.1.1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遵循原则

5.1.2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具体操作方法

第二节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相关问题展望

5.2.1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的发展趋势

5.2.2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的相关理论研究

结束语

篇6

一、正确处理宏观调控总量目标与其他目标之间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处于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大国，同时又是一个开放度很高的国家，宏观调控面临的经济背景较为复杂，这就决定了政府在进行总量调控的同时，必须兼顾其他目标。但由于这些目标之间的关系有时很复杂，有些是短期变量，有些是长期变量，这就迫使宏观调控部门必须在看清楚这些经济变量关系的基础上，在多重目标中进行有取舍的选择，否则会造成主要目标的模糊不清甚至目标之间的相互冲突，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比如，本轮调控在抑制过剩产能、缩减贸易顺差和控制流动性过剩等方面同时下手，但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收入分配机制是一个由制度所决定的长期变量，不是短期内可以调整好的。如果把保增长作为短期经济运行的首要目标，顺差扩大与货币过剩以及资产价格上涨就是保增长所必须支付的成本，也是保持较高增长率的前提条件。再比如，调整出口退税率的政策初衷是稳定出口，但出口退税针对不同产品有降有升，被多个政府部门当做政府实现多重目标的工具：显性目标是优化产业结构、稳定汇率；隐性目标则是调整货币政策、增加财政收入。多重目标之间可能相互掣肘、自相矛盾，大大降低了政策的效果。从未来趋势看，宏观调控四大总量目标应该兼顾，但在宏观经济调整尚未见底、就业形势空前严峻的新形势下，“保增长”和“保就业”应该置于更为优先的目标，而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则作为兼顾目标。在“保增长”和“保就业”两大目标中，应把“保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政府投资和银行信贷应重点向对就业带动作用大的部门倾斜，通过增加就业扩大消费需求，以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二、正确处理宏观调控与宏观管理的关系

本轮经济景气周期中，宏观调控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反复“偏热”，针对土地使用和生态环境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国土和环保部门加入了宏观调控部门的行列。例如，前环保总局组织开展“环评风暴”、国土资源部开展土地督察等等。这些政策措施在客观上起到了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提高投资项目质量的效果。但在经济下滑期，这些部门是不是需要配合调控主要目标而放松经济管理职能、放宽市场准入?显然，周期性的加强或放松土地、环保和行业准入政策是不适当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厘清“宏观调控”职能与“经济管理”职能的关系，把常规性经济管理职能与反周期的调控职能分开，把确需强化的部门经济管理职能通过法定形式固定下来，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范围、方式与手段。特别是在当前新增政府投资项目比较多、比较集中的情况下，要按照中央有关部署，坚决杜绝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两高一资”项目死灰复燃。要认真总结近年来在节能减排方面行之有效的一些经验做法，及时制度化、法制化。不能把市场准入等经济管理政策与宏观调控政策混为一谈，防止在采取宽松调控政策的同时降低环保、能耗等市场准入门槛，使“十一五”前3年来之不易的节能减排成果毁于一旦。要把扩大内需与调整结构结合起来，通过改革创新，在不断优化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的过程中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三、正确处理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之间的关系

我国宏观调控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由于市场体系还不健全，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还不完善，价格、利率、汇率等经济调节工具还没有完全市场化，地方财政体制与市场经济还不相适应。在这种情况下，必要的行政手段客观上发挥了对宏观调控的协助和配合作用。本轮在控制投资过度扩张、土地滥用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运用行政手段调控甚至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行政手段往往见效快，反弹也快，甚至还会对现行体制造成路径依赖(尤其是土地、环境保护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行政手段的过多使用对加快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因此，在未来的宏观调控中应更好地处理好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与行政手段之间的矛盾，要通过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重点发挥经济手段调控的作用。为了尽量减少宏观调控中过多地依赖行政手段，今后在解决产能过剩、淘汰落后企业、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方面，要应尽快完善市场准入标准体系，建立科学的行业准入制度，规范重点行业的环保标准、安全标准、能耗水耗标准和产品技术质量标准，并且通过法律手段保障这些标准的实施，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并通过严格的法律法规，打击假冒伪劣，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市场有序竞争。

四、正确处理宏观调控与体制改革的关系

近年来，我国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同时，宏观经济领域的改革不断深化，但一些长期制约经济增长的深层次体制和机制问题仍未解决，尤其是能源、土地、资金等一些重要资源要素价格长期偏低，由此导致“三过”(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资过多、外贸顺差过大)问题突出，内外经济不平衡矛盾加剧。总结本轮调控所采取的措施，大体可归纳为“五管齐下“，即管住信贷、管住土地、管住项目、管住环保、管住能耗。其中除信贷和项目分属于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其他三项实际上都是通过宏观调控，解决由于要素和资源性产品定价过低而导致的要素和资源被滥用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属于深化改革的范畴，试图用宏观调控手段解决本应该由改革解决的问题，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宏观调控只能缓解一时的矛盾，但是不能从建立经济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上来解决问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已成为我国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但是，保增长、扩内需必须要与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不能继续以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粗放式增长为代价，来换取短期的经济增长。因此，要抓住当前国际国内经济调整的有利时机，继续深化财政、金融、外汇管理、收入分配体制以及能源等资源要素价格改革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改革来推进增长方式的转变，推进结构的改善，建立一个完善的体制和机制。

五、要认真研究和吸取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

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演化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给全球实体经济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其教训值得引起我们认真的吸取和反思。

一是长期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必然会埋下资产泡沫的隐患。

二是稳定物价既要盯住CPI，又要关注资产价格。虽然房价和股价属于资产价格不计人消费价格指数，但房价、股价交互上涨必然会传导到消费物价，不利于物价总水平的稳定。尤其严重的是，当房价和社会最终购买力严重脱节、股价和公司的基本面严重脱节时，资产泡沫就会破灭，最终会拖累实体经济，进而引发金融和经济动荡。

篇7

当前为何要延续积极稳健的宏观政策基调？不变的基调下明年调控政策传递出哪些新信号？

财政货币政策延续“一松一紧”搭配

2011年起，我国告别？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组合，转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财政政策相对扩张、货币政策相对中性的政策组合拳一直延续至今。

？财政货币政策基调之所以四年不变，与这几年类似的经济形势有关。？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经济发展下行压力加大且面临种种不确定性，实行一松一紧的调控政策，既有利于防范前几年积累的流动性带来的物价上涨压力，也能更好突出结构导向，增加有效供给。

？名称的延续并不意味着政策是不变的。？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认为，随着经济形势变化，宏观调控思路也会有新变化。当前存在的通胀压力和以地方债风险为代表的金融风险，会成为拖住货币政策手脚的两大矛盾，要实现经济稳中求进，还需借助积极的财政政策。

？明年宏观调控基调不变，整体看会更注重推进改革和结构优化。如果经济受到较大外在冲击，政策将不会不顾‘后遗症’来刺激短期需求。？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说。

财政政策：调整支出结构 扩大减税力度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厉行节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扩大营改增试点行业。

高培勇说，明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变化，应关注三个因素，赤字规模、减税和增支力度。？当前经济体制改革重点是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对资源配臵起决定性作用。而减少政府干预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大减税规模，明年财政政策应向减税倾斜，加快营改增改革进程。？

？明年财政政策应注重短期和中长期结合，服务全面深化改革大局。从市场充分发挥作用角度考虑，财政政策要特别注意服务于转变政府职能和减少行政审批。？贾康说，当经济运行稳定在合理区间时，宏观调控应强调稳字当头、稳中有为，但如果出现滑出区间的可能性，就要启动必要的政策预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认为，明年财政政策重心在优化支出结构。民生、结构调整和创新、基础设施薄弱环节等领域都会成为调整完善支出结构的重点。同时，应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除了进一步扩大营改增试点，还应更多为中小企业减负。

货币政策：稳字当头 注重风险防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要保持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改善和优化融资结构和信贷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金融运行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专家指出，目前货币池子的水已经够多了，再放松会加大通胀风险，但在经济下行压力仍存情况下也不能收紧，保持稳健将是明年货币政策最好的选择。

？经济下行压力下，保持货币信贷和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是有必要的，有利于促进经济稳步回升。？宋立建议，明年应优化信贷结构，重点增加面向中小企业的信贷比例，改变中小企业获得信贷很难的现状。

彭文生说，截至11月末，今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14.2%，高于年初预定的13%增速目标，预计全年最终增速也将高于年初目标，这无疑增加央行控制流动性的压力。近期市场利率上升表明央行货币政策已经在收紧。

？由于影子银行和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持续扩大，防范金融风险压力加大，明年宏观经济政策存在趋紧压力。同时，潜在的通胀压力也会限制货币政策放松的空间。？彭文生说。

寓改革于调控：短期调控与重大制度建设相结合

在强调明年财政货币政策基调不变的同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出明年要用改革的精神、思路和办法来改善宏观调控，寓改革于调控之中。

？这一富有新意的表述，表明未来短期宏观调控将与重大制度建设相结合。？贾康说，宏观调控涉及机制建设，需要改革配套。

篇8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作为这一概念的直接解读者，先后于2月17日和3月7日在央行网站上发表《社会融资总量的内涵及实践意义》《社会融资规模是符合金融宏观调控市场化方向的中间目标》两篇文章。

争议随之而来，焦点集中在社会融资规模计算方法的准确性、与货币政策目标的相关性、可控性，以及行政规模调控等问题上。

这一新统计概念背后蕴含着怎样的货币政策新思维？4月1日，盛松成在央行办公室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

他认为，不能用旧的思维模式去理解新的概念。“当一个新的概念出现时，人们往往会用传统的思维模式去理解它、阐述它，由此对新概念产生误解。”

面对各界对行政调控的担忧，盛松成多次强调，“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是今年金融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绝不意味着把社会融资规模分解为信贷、债券、股票等具体调控指标，而是通过数量与价格调控手段相结合，保持今年社会融资规模总量和结构合理。

理论和实践创新

《财经》：社会融资规模概念的提出，对货币政策调控具有怎样的意义？

盛松成：迄今为止，社会融资规模概念有三种提法，即社会融资总量、社会融资规模和社会融资总规模。它们是同一概念的三种不同的提法。

社会融资规模的提出是我国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将对提高金融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和推动金融市场健康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一是促进直接融资发展，改善企业融资结构。有利于“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挥好股票、债券、产业基金等融资工具的作用，更好地满足多样化投融资需求”（《政府工作报告》）。

二是使金融宏观调控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全面监测和分析整体社会融资状况，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即商业银行通过表外业务绕开贷款规模。

三是促进金融宏观调控机制的市场化改革。社会融资规模将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结合起来，将进一步促进金融宏观调控向市场化方向转变，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

《财经》：社会融资规模概念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有无类似的国际经验？

盛松成： 首先，社会融资规模概念的提出受到货币供给理论中的“新观点”的启示。

这些理论认为：对经济有着重大影响的，不仅仅是狭义的货币，而且是包括狭义货币在内的所有短期流动性资产；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的行为，而且是包括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的活动和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货币当局不仅应该控制商业银行及其负债，而且应该控制其他金融机构及其负债；货币供给并不是取决于货币当局的外生变量，而是取决于经济过程本身的内生变量。

同时，社会融资规模概念的提出也是对国际金融危机深入思考的产物。

在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中，银行与资本市场之间联系密切，贷款的提供者扩大到整个金融体系；信用过程不仅发生在银行体系之内，而且发生在银行体系之外，存款性公司资产负债表已不能完全反映货币信贷创造过程；资产负债期限转化职能不仅局限于传统商业银行，而且发生在“影子银行”的其他多种形式中；宏观审慎管理范围过于狭窄，大量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市场和产品游离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成为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来源。

随着金融管制的逐步放松和金融创新的发展，传统的货币供应量、信贷规模等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不能满足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和宏观审慎管理的要求，中央银行需要监测更广义的信贷。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提出的广义信用的概念囊括了实体经济部门债务资金的所有来源。

详解中间变量

《财经》：社会融资规模这一新概念，蕴含着怎样的货币政策调控思路？

盛松成：当一个新的概念出现时，人们往往会用传统的思维模式去理解它、阐述它，由此对新概念产生误解。社会融资规模作为一个新概念，其创新不仅体现在其内涵上，而且体现在它作为金融宏观调控监测指标和中间变量的市场化方向上。

从历史上看，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曾有一个发展过程。1994年10月起，央行开始正式按季度向社会公布货币供应量分层次监测指标。1995年央行尝试将货币供应量纳入货币政策目标体系。1996年起，货币供应量正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由此可见，社会融资规模的积极作用和重大意义也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拟从2011年一季度起试公布季度社会融资规模数据。未来条件成熟，可按月公布社会融资规模及各组成部分。

《财经》：央行一直在强调价格和数量工具的综合运用，社会融资规模的提出将带来哪些新的转变？

盛松成：近年来，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在货币市场利率体系中的基准地位逐步确立，Shibor在金融产品定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影响社会流动性水平和市场利率水平，会对包括股票、债券在内的资产价格产生一定影响，从而影响股票和债券价格及其融资规模。

《财经》：社会融资规模在实际操作中，将如何发挥其作为中间变量的作用？目前社会舆论对“社会融资总量”的理解存在一些分歧。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融资规模在实际操作中会被分解为信贷、债券、信托等具体规模调控指标。

盛松成：社会融资规模符合金融宏观调控市场化方向。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金融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是要“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

这绝不意味着把社会融资规模分解为信贷、债券、股票等具体调控指标，而是要“综合运用价格和数量工具，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政府工作报告》）。

我们采用基于2002年至2010年的月度和季度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与新增人民币贷款相比，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与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CPI的关系更紧密，相关性显著优于新增人民币贷款。

尤其要指出的是，社会融资规模与物价关系较为紧密，因此在当前形势下，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意义重大。

同时，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与基础货币、利率关系更紧密，相关性显著优于新增人民币贷款。基础货币与社会融资规模的正相关系数为0.15，高于与人民币新增贷款的正相关系数（0.06）。利率与社会融资规模的负相关系数为0.57，高于与人民币新增贷款的负相关系数（0.53）。

探路逆周期监管

《财经》：今年1月的国务院工作会议和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均出现了“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的表述，如何理解“合理”的含义？

盛松成：应从总量和结构上来理解“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

首先，社会融资规模应在总量上保持合理。一是社会融资规模应与宏观调控目标相一致。可以根据GDP和CPI等指标测算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所需的相应社会融资规模。二是社会融资规模应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吻合，与宏观调控导向相吻合。三是社会融资规模应有助于防止物价过快上涨。

其次，社会融资规模应在结构上保持合理。一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结构要合理。二是要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三是要重视对经济薄弱环节的支持。

社会融资规模涉及金融市场等诸多方面，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需要各相关部门更紧密的沟通和合作。

《财经》：社会融资总量的提出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行三会”的协调问题，目前有什么新进展？

盛松成：我行与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已达成共识，在原有数据共享基础上加强协作，保证社会融资规模统计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财经》：“十二五”规划提出了构建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社会融资规模在其中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盛松成：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的总体要求是：操作上，逆周期调控社会总体流动性水平；目标上，加强金融体系稳健性分析监测和评估，避免出现金融系统性风险；监管上，要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的监管制度。

篇9

关键词：房地产；宏观调控；目标

一、引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增加了我国房地产业宏观调控的复杂性，随着2008年9月16日人民银行下调贷款基准利率和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标志着5年多来的紧缩性政策转向，同时各地房地产市场普遍出现不景气的局面。然而到了2009年下半年，房地产市场一扫阴霾，各地房地产市场频频上演“地王频出”、“量价齐升”、“一房难求”的火爆场面。随着2009年9月1日国土资源部的《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建设用地管理促进批而未用土地利用的通知》标志着我国房地产业宏观调控政策重新启动。

二、房价成为调控的目标

房价上涨过快是当前房地产领域最突出的问题，房价为什么会不断上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有的人认为是开发商牟取了暴利，有的人认为是炒房团在存心哄抬，也有人说，是很多人的超前消费观念有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人们明知开发商通过炒作而哄抬价格、明知自己难堪重负，为什么还有超前消费?这是因为房价越调控越涨的事实，强化了人们的预期，如果现在不赶紧买，将来可能付出更多。归根结底，任何商品的价格高低只与需求和供应两项因素相关。当需求旺盛时，价格上涨以抑止需求，同时上涨带来的暴利，又吸引了更多的制造商加入，于是增加了供应，竞争逐步加强，价格慢慢回落，如此周而复始。住房价格是住房市场的核心，是住房市场健康的“晴雨表”，怎样对其进行调控、其调控的目标是什么，这些都是必须关注的问题。一般来说，宏观调控就是政府对经济总量的控制，并通过这种总量控制来稳定整个社会经济周期中的经济上下波动。对国家来说，经济总量就是GDP增长速度、失业率与就业率的高低、货币供应量的大小、利率和汇率的调整等。但从当前政府出台的不少关于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来看，基本上没有走出那种以微观行政方式来代替宏观调控的窠臼，而仅仅是遏制过热行业的发展等。

三、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推进制度创新

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推进，我国房地产市场化程度逐渐提高，但房地产的生产要素土地与金融的市场化程度偏低，不仅严重制约着房地产市场化进程，而且呈现出一定的伪市场化特征。现有的房地产发展模式其表现形式为“政府低价征用农民土地――政府高价拍卖――开发商开发成商品房后再更高价出售”的“官商联合开发模式”，使得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在短期内容易获得较大的经济利益，但却进一步加剧了市场风险。这也就不难理解地方政府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首当其冲地承担的救市义务。另外，基于房地产市场准入门槛较高的特点，房地产市场竞争程度低下，垄断特征明显。同时，房地产市场效率不高也是不争的事实，资源闲置和短缺并存的局面并未得以根本扭转。为此，应当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实现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有机结合，使市场供求均衡得以优化和保障；应当积极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房地产企业的竞争能力；积极推进上游资源――土地和金融市场的改革，创新房地产开发模式；按照总量平衡、结构优化的原则，积极发展商品房市场，活跃二手房市场，规范租赁房市场，创新经济适用房产权制度以及廉租房分配制度，建立多层次的住房供给和保障体系，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实施监管制度创新，削弱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市场间的利益联结，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使其能够真正承担起为各阶层民众提供更多更好公共服务的职责。

四、应积极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提高调控的有效性

应该说，住宅和房地产区域性很强，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土地资源情况、不同的消费习惯都会影响其发展。由于级差地租的存在，住宅和房地产本质上不是全国统一市场。这一特殊性决定了各级地方政府在房地产调控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制订和实施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各司其职，在不同层面发挥不同的作用。应明确中央政府的职能主要是确定宏观调控政策的方向，通过金融政策、税收和财政政策进行调控，而涉及到住宅建设中的土地供应、容积率、户型结构以及市场调控的具体操作则应由各级地方政府来完成。现在我们对地方政府对宏观调控政策执行不力多有抱怨，但不去追究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因此，笔者认为，现在已到了要建立中央与地方对房地产调控“共同治理”机制的时候了。

篇10

【关键词】经济法；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

经济法的体系是由多层次、门类齐全的经济法部门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经济法体系的基本构成是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二分法”的经济法体系也是目前法学界的主流观点。根据对于目前经济法体系研究现状及成果，本文将从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两方面对经济法的体系问题加以探讨。

一、市场规制法

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市场主体为了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不择手段，采取各种不正当竞争手段，甚至滥用其取得的市场优势地位损害其他市场主体和消费者的利益。长此以往，市场秩序将无以维持以致阻碍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同时鉴于政府失灵的存在，需要国家采取法律手段对市场秩序进行规制。

所谓市场规制法是调整国家对市场竞争及其他不公平交易行为进行规制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市场规制法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1）市场竞争法，主要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市场竞争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平竞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2）产品质量法。产品质量是衡量市场交易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目的在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4）要素市场管理法，主要包括对各类生产和生活资料市场进行管理和监督的法律规范，如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期货市场监管法律制度。

二、宏观调控法

随着社会化生产方式的出现，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社会分工的扩大，人们利用、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日益严重；同时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使得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竞争日益导致供大与求和社会生产力与社会消费力失衡这一冲突的出现；更为严重的是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时有发生对于市场经济的健康、良性和稳定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而对这些不良后果的遏制单凭微观的规制、个体的力量是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的。因此需要由国家对其进行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法由此应运而生。

所谓宏观经济法是指国家在调整国民经济的运行，调节和控制宏观经济活动过程中发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侧重于宏观层次，国家通过政府及经济管理机关，以市场为基础，运用计划、财政、金融、税收、价格、国际收支平衡等法律，调节和控制宏观经济活动，而调整这些经济活动的法律即为宏观经济法。宏观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和宏观监管经济关系。包括国家在调整国民经济运行，实行宏观经济调控和监管过程中发生的国家同各级政府和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机关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机关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机关同企业、事业等社会组织或公民之间在宏观经济调控和监管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

具体说来，学界目前较为一致地认为宏观调控法体系的基本构成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法、财政法（包括预算法）、金融法、税收法、产业政策法、投资法、价格法、对外贸易法等。其中计划法主要调整计划主体在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要的政策目标等国家计划的过程中发生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投资、金融、财政、价格法，这些法律制度主要规范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过程中所采用的投资、金融、财政、价格法律手段，同时也是对投资金融财政价格方面的宏观调控政策目标进行的规范。产业政策法则主要调整为了实施国家计划，在如何确定和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政策目标的过程中发生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对外贸易法的主要调整对象则是国家在对外贸易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旨在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三、二者的关系分析

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作为调节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大法律手段，二者是相辅相成，密切相关的，对于市场经济的建设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两者的联系可以说市场规制法是宏观调控法的基础，市场规制法能否良好的执行对于宏观调控法目标的最终实现有一定的影响。而宏观调控法调控目标的转变也会直接影响到市场规制法相关制度的变更。然二者的区别也是很显然的。它们在产生顺序、解决问题、功能作用、调整性质、调整原则等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首先，二者产生的顺序不同。中国的法律制度特别是现代化的法律制度多是从国外引进的，而这其中的社会历史因素自不必言。因而经济法作为中国引进的一项法律制度虽在现在看来极具中国特色，但从渊源上说来，其源于资本主义国家。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两个阶段，相对应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由于高度的自由竞争使得国家不得不对竞争秩序进行规制，由此市场规制法产生。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场主体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垄断逐渐形成且其实力日益强大，严重的限制了自由竞争，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甚至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此时为了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国家开始对经济进行干预，至此宏观调控法产生。所以说市场规制法先于宏观调控法产生，这一点，从自由竞争理论和国家干预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先后盛行即得到印证。

其次，二者对于经济关系进行调整的原则不同。市场规制法的调整原则是效率优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规制法体现、认可和保障个体权利，维护个体合法的营利活动，使社会关系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合法化，从而最大限度地挖掘作为主体的人和组织的空前的创造力和活力，同时对市场秩序和市场行为进行确认、规范和保障。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原则则是追求社会的公平，实现社会公正，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再者，二者的功能作用不同。市场规制法的作用在于国家通过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对

市场进行干预，通过行政机关管理市场，以保障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以及市场的良性、有序运行。宏观调控法的作用则在于规范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行为，实现引导经济发展的目标。

目前，虽然“二分法”是经济法体系的主流观点，但经济法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其体系的构建要从变化着的实际出发，并在对问题进行更深一步的认识的基础上同时对不断产生的新问题加以考量，以实证主义的态度来研究这一问题。这样的经济法才更能实现其对于公共利益进行保护的价值目标，才更能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参考文献：

[1]邢娜.浅谈经济法体系构成[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0（11）.

[2]左剑君.论市场规制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J].科技信息（学术版），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