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确农业的特征十篇

精确农业的特征篇1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2号）的精神，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经国务院原则同意，现就20**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农业特产税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20**年，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下同）为单位实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地区，要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全面落实农村税费改革中的农业特产税政策，认真扎实地做好合并征收环节、降低税率等工作。

二、20**年，关于取消农业特产税的问题，根据统一政策，分散决策的原则，由各省自主决定。条件成熟的省，可结合本地实际，在自行消化财政减收的前提下，对部分农业特产品（除烟叶外）不再单独征收农业特产税，改为征收农业税。具体品目各地可自行选择，选定品目后，税目的转换、税率的确定、计税依据和征收方式按以下规定执行：

（一）税目的转换

将现行农业特产税应税品目中的水果、干果、药材、果用瓜、花卉、经济林苗木等园艺作物收入，水产品收入，林木产品收入，食用菌收入和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收入，改为征收农业税；将园艺作物收入中的蚕茧改按桑叶，毛茶改按茶青征收农业税；将贵重食品中的海参、鲍鱼、干贝、鱼唇、鱼翅并入水产品中征收农业税；对牲畜产品（猪皮、牛皮、羊皮，羊毛、兔毛、羊绒、驼绒），不在土地上生产的农业特产品（如蜂蜜、燕窝等，但不含水产品），零星、分散地块上生产的农业特产品，既不征收农业特产税，同时也不征收农业税。征收牧业税的省份，继续对羊、牛等牲畜产品收入征收牧业税。

（二）税率的确定

水果、干果、茶青、桑叶、药材、果用瓜、花卉、经济林苗木等园艺作物收入，水产品、林木产品、食用菌收入和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收入的税率，按照省级人民政府在农村税费改革中规定的农业税税率执行。对个别省区的原木、药材、经济林苗木、天然橡胶等品目收入，原农业特产税的税率低于当地农业税税率的，仍按原税率征收农业税。是否随正税征收20％的附加，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但正税附加的总体负担水平应低于原农业特产税（含附加）的负担水平。

（三）计税收入

改征农业税的农业特产品的计税收入由实际收入改为原则上参照粮食作物收入确定。

对利用耕地和园地生产的，按照当地同等土地粮食作物的常年产量确定计税收入；利用其他土地生产的，参照当地耕地上粮食作物常年产量确定计税收入。对利用滩涂、海水养殖和捕捞的水产品，按其历史收益情况确定计税收入。计税收入确定以后，原则上保持一定时期的稳定。考虑到农业特产品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计税收入应按照从低原则确定。

对林农采伐的原木、原竹，按照采伐量从低确定计税收入。

对财务制度健全，会计核算准确真实的捕捞水产品、采伐原木原竹的企业和单位，按其销售收入确定计税收入。具体品目的计税收入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

（四）减免税

农业特产品改征农业税后，统一按照农业税减免政策执行。

（五）征收办法

对大多数农业特产品采取与粮食等农产品一样的农业税征收办法。对财务制度健全，会计核算准确真实的捕捞水产品、采伐原木原竹的企业和单位，实行查账征收；对养殖水产品、捕捞水产品的个人和捕捞水产品无账可查的企业单位以及采伐原木原竹的林农，实行核定征收。过去一直由收购者代扣代缴，改为向生产者直接征收确有困难的，仍可沿用原有的代扣代缴办法。

三、几点要求

（一）充分认识逐步取消农业特产税的重要意义。逐步取消农业特产税是农村税费改革的重要举措，做好这项工作，对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增强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业稳定与发展，完善农业税制，规范农业税征管具有深远的意义。有关部门和领导都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精心组织实施，认真抓好落实。要加强宣传的力度，使社会各界和广大农民群众认识和理解取消农业特产税的重大意义和政策内容，自觉地支持和参与这项工作。

（二）加强农业税的征收管理工作。农业税征收机关要认真贯彻执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各项政策，依法征税，自觉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坚决防止出现新的不问有无税源或税源多少，按地亩或人头平均摊派税款的错误做法。要做好农业特产品改征农业税后的基础工作，认真掌握税源分布和增减变化情况，登记造册并张榜公布。要积极探索和完善农业特产品改征农业税的征管办法。纳税人要积极履行纳税义务，依法纳税。

在农业特产税改革过程中，各地要及时总结经验，不断完善征收办法，对农业税征管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早发现，早解决，并及时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报告。我们将在年底前就20**年全国取消农业特产税的方案充分听取各地意见，提出统一办法，上报国务院审批后下发执行。

财政部

精确农业的特征篇2

一、严格执行农业税收法规政策。农业税要按夏秋两季征收，不得提前征收；在夏收作物少的地区，夏征可以推迟到秋季一并征收。农业税征收方式要尊重农民意愿，一律不得强行要求农民折征代金，农业税折征代金数额，要随粮食定购价格的调减相应地进行调减。农业特产税要在应税农业特产品收获、出售时，按照农业特产品实际产量和实际价格核定收入，以规定的税率计征，不得随意确定产量和价格，高估计税收入。在农业税计税土地上种植应税农业特产品的，农业税照征，在征收农业特产税时将农业税扣除。严禁按人头、地亩和牲畜存栏头数摊派屠宰税，不得把应由收购方缴纳的屠宰税改由饲养户负担。必须重申，税收的立法权集中在中央，地方政府不得在税法明确授予的管理权限之外，擅自更改、调整、变通国家税法和税收政策，不得借税收名义征收其他费。

二、严格控制提留统筹费提取数额。*9年提留统筹费的提取数额不仅要控制在农民*8年人均纯收入的5％以内，而且不得超过*7年的预算额。凡超过的要重新审批，坚决进行调减。调减的指标不准层层截留，一定要落实到村到户。确定的收费数额，各村要张榜公布。*7年提留统筹费收取标准比较高的乡镇，今年要降低标准收取。对受灾地区农民上交的提留统筹费要适当调减。严禁强迫农民以资代劳，农民自愿以资代劳的，折价金额标准不得超过去年。各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必须加强监督、管理。

三、禁止一切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和各种摊派。各级财政、物价（计划）和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要在近期内对涉及农民的收费项目再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清理。对省级以下政府及部门擅自设立的收费项目要一律取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中发［*6］13号）下发后出台的收费项目要一律取消；对中央和省级政府已取消的收费项目仍在执行或变换名称继续收费的，必须立即停收；对确需保留的收费项目，今年能暂缓执行的，也应列出项目宣布暂缓执行；能降低收费标准的，要重新核定、降低收费标准。清理后的收费项目和标准，要向农民公布。禁止在结婚登记、中小学生就学、农民建房和办理计划生育指标等过程中向农民的一切搭车收费。与上述行为有关的民政、教育、城建、土地、计划生育等职能部门要制定具体措施，坚决制止、纠正本系统的乱收费。

严禁向农民非法集资和摊派。*9年，除农村实施义务教育的中小学危房改造外，暂停审批农村教育集资一年。年初已经审批的，也要坚决停下来，不再收取。在农村开展保险业务、合作医疗和订阅报刊，都必须坚持自愿、量力的原则，不得强制推行和强征代订。

禁止非法对农民罚款，坚决纠正因农民未完成种植任务而处以罚款等错误做法。对非法收取的款物，坚决退还农民。

四、禁止一切要农民出钱出物出工的达标升级活动。停止在农村搞计划生育达标、修路达标、医疗卫生保健达标、通电视广播达标、小康建设及小城镇建设达标等检查验收和评比活动。一些地方开展的教育“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检查验收活动也要从实际出发，不得增加农民的负担。

五、切实减轻农民的用电负担。除国务院批准的电力建设基金、三峡工程建设基金等外，坚决取消附加在电价上的不合理收费、基金、附加费等。各省级物价部门要根据农网改造和农电管理体制改革进度，从严核定农村到户电价并负责检查落实。已完成农村电网改造的地区，要根据国家计委批准的“两改一同价”（改造农村电网、改革农电管理体制、实现城乡同网同价）方案的要求，将农村到户电价降到规定的水平；未完成改造的地区，要根据改造已达到的变线损水平，及时核减农村电价。在农村电网改造中，除农民购买自用电表外，绝不允许向农民进行集资、收费。各地要力争使农村到户电价比*8年有明显降低。

六、坚决精减机构、人员，压缩不合理开支。要在冻结乡镇编制的基础上，采取坚决措施精减乡镇机构和超编人员。要精减村、组干部人数，提倡村、组干部交叉兼职。在年内各地都要确定精减人员的数量和进度要求。同时，合理调整农村中、小学校布局，精减教职工队伍，清退不合格的民办教师，具体精减比例由县级人民政府确定。乡镇政府要严格控制日常行政开支，*9年一律不得兴建楼堂馆所，停止购买小轿车，切实减少会议，努力达到行政支出零增长。乡镇统筹费调减以后，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统筹费内的开支项目一律不得定比例。严禁平调、挪用和上调使用提留统筹费。

精确农业的特征篇3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农业税制度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根据中央政府规定的原则和各地的具体情况，逐步建立健全农业税的各项制度，适当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1950年6月15日，根据主席在中共七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的建议，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提出了调整农业税收的措施：第一，只向主要农产物征税，凡有碍发展农业、农村副业和牲畜的杂税，概不征收。第二，为了照顾农村的经济情况，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恰当地减轻农业税并必须按照规定的标准征收。第三，农业税应当以通常产量为固定标准，对于农民由于努力耕作而超过通常产量的部分不应当加税，以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后，财政部就此作出了具体规定。

同年9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公布了《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即日起施行。1951年秋，西北、东北、华北大区重新颁布了农业税暂行条例。

根据《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的规定，新解放区的农业税以户为单位，按照农业人口每人平均的农业收入计征。农业收入的计算，以土地的常年应产量为标准，以市斤为单位。不同来源的收入计算方法不同。每户农业人口全年平均农业收入不超过150斤主粮者免征，超过者按照3%至42%（后来逐步调整为7%至30%—作者注）的40级全额累进税率计征，农业税地方附加不得超过正税的15%.荒地，以试验为目的的农场、林场，经过县（市）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学校、孤儿院、养老院、医院自耕的土地，机关、部队的农业生产收入已经向国家缴纳生产任务的，可以免征农业税。垦种荒地、轮歇地，可以定期免征农业税。遭受自然灾害者和特别贫困者，经过批准可以减征、免征农业税。

为了建立健全农业税制度，政务院、财政部陆续制定了一系列相关配套措施，包括《关于农业税土地面积及常年应产量订定标准的规定》、《农业税灾歉减免办法（草案）》、《农业税查田定产工作实施纲要》、《受灾农户农业税减免办法》等。

在这一时期，农业税负担的基本政策是全国统一的。但具体的征收办法，各地区不尽相同。例如，在征税对象方面，华北区以耕地为农业税的征税对象，耕地的计算单位为标准亩；而其他地区则以土地收入为农业税的征税对象，收入的计算以土地的常年应产量为标准。又如，在税率方面，老解放区实行比例税率，新解放区实行全额累进税率。

1951年6月21日，政务院了《关于1951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其中将新解放区已经完成地区的农业税的最低税率和最高税率分别调整为5%（提高了2个百分点）和30%（降低了12个百分点），将农业税附加的最高附加率提高到20%（提高了5个百分点）。

1952年6月16日，政务院在《关于1952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为稳定农民负担，必须实行查田定产，依率计征，依法减免。

1953年8月28日，政务院了《关于1953年农业税工作的指示》，指出从1953年后三年以内，农业税的征收指标应当稳定在1952年的实际征收水平上，不再增加。

在牧业税方面，中央人民政府没有就牧业税作出统一的规定，而是授权各有关省的人民政府自行拟定征收办法，报请大区人民政府或者军政委员会核准以后，转报政务院备案。

二、新中国农业税制度的统一和调整

1955年9月29日，中共财政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两年来农业税工作情况和对今后工作意见向中央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应加强有关农业税收政策的调查研究，积极准备起草农业税法。

1958年6月3日，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即日起施行。国务院于同日了《关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税平均税率的规定》，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税的平均税率从1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到19%（黑龙江省）不等，地区征收农业税的办法由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自行规定。

农业税的纳税人为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税对象为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等类收入，以粮食作物的常年产量为基本计算标准。农业税实行地区差别比例税率，全国的平均税率规定为常年产量的15.5%，县以上人民委员会对所属地区规定的税率最高不得超过25%.对于个体农民可以按照应纳税额加征一至五成（缺乏劳动力、生活困难者除外）。此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可以随同农业税征收地方附加，附加率一般不得超过15%，最高不得超过30%.对于纳税人在山地上新垦植或者垦复经济林木取得的收入，定期免征农业税。对于纳税人从农业科研机关、农业学校进行农业试验的土地和零星种植农作物的宅旁隙地取得的收入，免征农业税。纳税人的农作物由于遭受自然灾害而歉收的；农民生产、生活还有困难的革命老根据地，生产落后、生活困难的少数民族地区，交通不便、生产落后和农民生活困难的贫瘠山区；革命烈士家属、在乡的革命残疾军人和其他纳税人，由于缺乏劳动力或者其他原因而纳税确有困难的，经过批准，可以减征或者免征农业税。

关于农业税的负担问题，财政部副部长吴波阐述了增产不增税的方针，并明确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各年的农业税征收额将基本稳定在1958年征收额的水平上，不予提高。

1959年至1961年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1961年6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财政部关于调整农业税负担的报告》时提出：农业税的实际负担率，即农业税正税和地方附加的实际税额占农业实际收入的比例，全国平均不超过10%.同时确定，1961年农业税征收额调减以后，稳定三年不变，增产不增税。据此，全国农业税征收额调减了44.4%，后来一直稳定不变。

在牧业税方面，中央继续明确实行轻税政策，以扶持畜牧业生产的发展。1961年12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西北地区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议纪要》，提出要继续实行轻税政策，取消草场税，牧业税的税率应当控制在牧业总收入的3%以内。

三、改革开放后农业税制度的调整

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税制度调整的主要内容，一是对贫困地区采取了大量的减免税措施，二是逐步地建立了对于农业特产品征税的制度。

1978年12月2日，国务院转发《财政部关于减轻农村税收负担问题的报告》，规定从1979年起，在粮食产区，凡是低产缺粮的生产队（包括大队统一核算的单位），每人平均口粮在起征点以下的，可以免征农业税。起征点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作出规定，并报国务院审批。

1979年11月9日，财政部在《关于加强农业财务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农业税的征收额应当继续稳定不变，增产不增税。按照实行起征点的办法，对部分经济条件差的地区和社队的农业税减免，从1980年开始，一定三年不变。各地征收农林特产税的范围和税率，毗邻地区要在负担政策上进行必要的平衡，以便更好地促进社队开展多种经营。牧业税也要贯彻稳定负担、增产不增税的政策。牧业税的税率，以省、自治区为单位，应当控制在畜牧业总收入的3%以内。

从1983年起，农业税起征点办法停止执行，并相应恢复因实行这一办法而核减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业税征收任务。

1985年2月28日，财政部印发《关于贫困地区减免农业税问题的意见》。文件规定，对于少数因自然和经营条件很差，解决温饱问题又需要一定时间的最困难农户，可以从1985年起给予免征农业税3年至5年的照顾。对于生产和生活水平暂时下降，困难较轻的农户，可以根据当年实际情况给予适当减征或者免征农业税的照顾。

为了平衡农村各种作物的税收负担，促进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1983年11月12日，国务院了《关于对农林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若干规定》。根据这一文件，园艺收入、林木收入、水产收入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认为应当征收农业税的其他农林特产收入，均属农业税的征税范围。

1989年3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林特产农业税征收工作的通知》，决定从1989年起全面征收农林特产农业税，并对征税办法作了若干改进。

1993年2月20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调整农林特产税税率的通知》，对部分农林特产品的税率进行了调整。

1994年，中国实施了改革开放以后工商税制的第二次全面改革。在这次税制改革中，农林特产农业税与原产品税、工商统一税中的农、林、牧、水产品税目（不包括改征屠宰税的生猪、菜牛、菜羊）合并，改为征收农业特产农业税（简称农业特产税）。

1994年1月30日，国务院了《关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规定》，即日起施行。农业特产税的纳税人为在中国境内生产农业特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征税对象为国务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农业特产收入；全国统一的税目有烟叶产品、园艺产品、水产品、林木产品、牲畜产品、食用菌、贵重食品等7个，税率从8％至31％不等，其他农业特产税的税率从5％至20％不等。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院校进行科学试验取得的农业特产收入；在新开发的荒地、荒山、滩涂、水面上生产农业特产品的；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和其他地区中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贫困农户，纳税确有困难的；因自然灾害造成农业特产品歉收的，可以享受一定的减税、免税待遇。

四、我国稳定农业税政策的措施

为了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农村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正确处理新时期的农民问题，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减轻农民负担，中共中央、国务院和财税部门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稳定农业税收政策。

1996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了《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决定规定：国家的农业税收政策不变。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即1996年至2000年），国家对农业生产不开征新税种，国家规定的农业税税率不再提高。任何地方无权设立税种，提高税率，非法设立的税种和擅自提高的税率一律取消。农业特产税必须据实征收，不得向农民下指标，不得按照人头、田亩平摊。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不得重复征收。

2000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做好当前农业生产工作的通知》，强调严禁违反国家税收政策向农民乱摊税赋，严禁强迫村集体和农民贷款上缴各种税费。开展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地方，要认真领会和贯彻中央的政策精神，把减轻农民负担作为改革的首要出发点，真正使农民在改革中得到实惠。

2002年2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农业部等部门报送的《关于2002年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意见中提出，要继续执行禁止平摊农业特产税的规定；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工作；普遍推行农业税收“公示制”；强化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责任；继续抓好农民负担的监督检查，规范农业税收征管，防止违反规定平摊税收，落实好灾区和贫困地区农业税费减免政策。

五、农村税费改革的起步

1998年10月14日，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提出，减轻农民负担要标本兼治。合理负担坚持定向限额，保持相对稳定，一定三年不变；严禁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纠正变相增加农民负担的各种错误做法，对违反规定的要严肃处理；逐步改革税费制度，加快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的立法。

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就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明确：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

同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当年将在安徽省试点，总结经验后再行展开。

2001年3月24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农村税费改革的有关政策，包括合理确定农业税计税土地、常年产量和计税价格，采取有效措施均衡农村不同从业人员的税费负担，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特别要减轻生产环节的税收负担），在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前提下妥善解决村干部报酬、村办公经费、“五保户”供养经费开支，妥善解决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义务工以后出现的问题，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认真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各项配套工作，包括改革和精简机构、压缩人员、节减开支，加大中央和省两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有条件的市级政府也应当安排一定的资金支持这项改革）；严格规范农业税征收管理，建立健全村级“一事一议”的筹资筹劳管理制度，建立有效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机制，妥善处理乡村不良债务。

六、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逐步扩大

2002年3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做好2002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确定了2002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范围（其中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国务院确定的试点地区；上海、浙江、广东等沿海经济发达省、直辖市，如果条件基本成熟，可以自费进行扩大改革试点）；规定了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包干使用的办法。

2003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该意见指出，要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2003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充分肯定了2000年以来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取得的成绩，并提出在2003年这项工作要在总结经验、完善政策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推开。

精确农业的特征篇4

关键词：大数据;云南农产品;精准营销;模型构建;营销模式

中图分类号：F76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1254（2016）01-0065-07

Research on Precision Marketing Patter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Yunnan Province in the Big Data Environment

GONG Yingmei， CAO Xinbo

（Faculty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093， Yunnan，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big data environment，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marketing pattern becomes more complicated and marketing method more precise. By analyzing the related literature， the paper summarized the conception and types of precision marketing patter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s well as domestic and overseas marketing patterns.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and precise marketing situation in Yunnan province， it analyses the influence of big data on customer characteristics， marketing information， method and cos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relationship among big data environment， agricultural product of Yunnan province and precise marketing， it constructed precise marketing patter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of Yunnan province， which is constituted of the data acquisition， analysis mining， precision marketing model， marketing implementation and feedback evaluation， discussing the key elements of model building subject， data collection and processing， target market strategy and tactics implementation as well.

Keywords：big data; agricultural products of Yunnan province; precision marketing; model construction; marketing pattern

“大数据”是继物联网、云计算之后信息技术产业又一次重要的技术变革，这一变革也加速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数字农业与信息农业转换的进程，而农产品网络营销是这一进程中的关键环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将大数据界定为由科学仪器、传感设备、互联网交易、电子邮件、音视频软件、网络点击流等多种数据源生成的大规模、多元化、复杂、长期的分布式数据集。大数据的特点可以总结为4V，即Volume（体量浩大）、Variety（模态繁多）、Velocity（生成快速）、Value（价值巨大但密度稀疏）[1]，这些特点为农产品网络营销企业和消费者带来了丰富的信息资源，但与此同时，“信息过载”“信息迷航”等问题也日益严重，造成企业和消费者在迅速准确寻找所需信息方面困难重重。

在大数据环境下，农产品消费者消费心理和行为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在购物过程中更加个性化、主动化、社交化和移动化。农产品营销者一方面要面对顾客知识增加、差异性增大、信息价值日益稀疏化，以及顾客关系管理成本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要面对农产品生产加工的季节性强、地域差别大、地区消费特征各异、时效性强、物流成本高等特点，这就要求营销者必须进行营销理念的革新，由传统的消费者被动接受营销手段转变到让消费者全程参与整个营销过程，以海量数据库和大数据平台为基础和支撑，从营销战略、营销组合及营销效果评估等方面创新传统营销模式，构建大数据环境下的农产品精准营销模式。

云南是农业大省，地理位置偏僻，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严重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产品销售难问题尤为突出。面对大数据环境下营销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如何针对云南农产品属性特征以及营销现状，利用大数据技术，构建云南省农产品精准营销的有效模式，具有强烈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一、关于农产品精准营销模式的文献评述

（一）精准营销模式界定评述

早在1999年，美国的著名营销学家、直效营销之父莱斯特・伟门，就描述了一种崭新的营销模式。他指出将生产商家和销售商家作为中心，改变传统的营销渠道和方法，借助电子媒介、邮寄、电话访问以及互联网等方式构建客户资料库，通过科学的分析，定位可能购买的潜在客户，引导厂商变革推广策略，同时为厂商构建起针对性和操作性较强的营销传播方案，为其提供详细、全面的有关客户和销售商的追踪资料[2]。相关学者认为此描述是关于精准营销模式的最早、最权威的描述。此后，美国的另一位营销大师菲利普・科特勒，在更深层次上阐述了精准营销模式的本质，提出当公司进行更精准、可衡量、高投资回报的营销沟通，以及注重营销结果和行为的传播计划的同时，还要加强对直接营销沟通的投资[3]。

我国学者贺海涛指出精准营销模式主要是指在客户价值生命周期的基础上，以客户为中心，利用可利用的方式，在适当的时间、地点，以适当的价格，借助恰当的营销渠道，向恰当的客户推荐产品，有针对性地放置沟通内容，修正大众营销的不足[4]。王波等将精准营销模式定义为“5W”分析框架，即以客户为中心，在恰当的时机（When）、将恰当的业务（Which）、借助恰当的渠道（Where）、组织恰当的行动（What）、向恰当的客户（Who）营销，进而推进营销管理的持续改进[5]。

由以上国内外对精准营销模式的界定可看出，精准营销模式构建理念逐渐由以生产商和营销者为中心转变为以顾客为中心，模式的构建以客户关系管理为基本思想，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在数据库营销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是基于目标市场营销战略和营销组合框架上的营销创新，体现出精密、准确和可衡量等特性。

（二）农产品精准营销模式研究评述

国外农产品精准营销模式主要是在莱斯特・伟门精准营销模式理论基础上，结合菲利普・科特勒的精准营销理念，融入农产品营销领域的特殊情境构建而成。模式主要包括五个环节：客户信息收集与处理、客户细分与精准定位、精准营销战略制定、精准营销方案设计、营销效果反馈。美国学者Kimberley提出可以根据农产品网站上的客户资料和 IP 资讯筛选，实现对目标消费群体的精准定位，农产品企业可以依据自身的营销需求，以低成本和高效率为标准定位自己的目标顾客，进而通过精准营销模式中的定向投放环节开展农产品精准营销[6]。美国学者Jeff Zabin等提出构建农产品精准营销模式，首先必须保证目标客户群体的针对性，打破传统营销在市场细分方法和技术上的局限性，以及目标客户针对性不强的问题，依托当今强大的数据库资源，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消费者行为进行精准衡量和判断，选择得当的途径向恰当的目标消费群体发送合适的信息，实现农产品精准营销模式的正确实施[7]。国外已经将农产品精准营销模式大量运用于实践之中。目前，美国盛行依托政府构建农产品网站，进行农产品订单式精准生产，依托facebook、twitter等第三方平台开展农产品广告精准推送和农产品个性化推荐等活动。

国内针对农产品的精准营销模式研究成果较少，实践应用中，大多是将传统的精准营销模式向农产品领域直接延伸。张青[8]构建了由业务场景定义、数据采集、数据处理、驱动引擎、营销执行、效果评估六大环节组成的大数据时代数据驱动型精准营销模式。卢秋萍[9]基于LBS，构建了由客户数据库系统、个性化定价系统、网络推广工具和移动促销模型组成的精准营销模式。周希僖[10]等基于SNS，构建了由数据库、分享信息、内容库以及匹配触发器组成的精准营销模式。精准营销模式在我国烟草、果品、牛奶、种子、生鲜农产品、生态农庄以及有机农产品领域已经得到初步应用。刘智[11]等构建了依托现代终端由精确信息、精准定位、精敏投放、精彩形象、精细管理、精诚服务以及精干团队七要素组成的烟草精准营销模式。赵业旺[12]基于精准营销理论，构建了由品牌定位、识别、品牌与消费者沟通系统，以及品牌传播管理系统构成的，新疆南疆果品品牌精准传播模式。蒙牛公司基于信息名址和网络平台，以白领为目标客户构建了蒙牛冠益乳精准营销模式[13]。杨广[14]依托网络、邮件、电话、广告等精准营销工具，构建了由市场定位、个性化沟通、忠实的顾客群以及个性化关怀等核心思想构成的，杂交水稻精准营销模式。秦树新[15]构建了由集中化品牌传播管理、品牌识别体系、精准化品牌定位和整合式品牌传播策略组成的，中国生鲜农产品品牌精准传播模式。周永刚[16]构建了以生态品牌为核心，以各层次产业整合运作模式为依托的“互联网+”，时代生态农庄精准营销模式。林小兰[17]等基于O2O模式，构建了电子商务时代农产品精准营销模式，以及有机农产品精准营销模式。其他，如依托阿里巴巴平台构建的“地方农产品特色馆”和部分B2C生态、有机农产品营销网站等，在运行中也体现出了一定的精准营销思想。

由此可见，农产品精准营销模式在国内外学术界受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在农产品营销领域已经得到逐步应用与推广。但是，对于如何适应大数据环境和有效利用大数据技术，将区域农产品特征与精准营销模式构建相结合方面的研究和应用，成果较少。本文结合云南省农产品特征，充分考虑大数据环境对云南农产品精准营销模式构建的影响，基于大数据平台对精准营销模式的具体构建进行重点研究。

二、大数据环境对云南农产品精准营销模式构建的影响

（一）云南农产品特征

云南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不仅为云南争得了动植物王国的美誉，而且孕育了多样的高原特色农产品，如滇中、滇东北的烟草、花卉、中药材以及畜牧产品;滇南、滇西南的稻米、甘蔗、茶叶、橡胶和咖啡;滇西、滇西北的畜牧以及滇东的热果。云南农业为全省贡献了国民收入的75%、财政收入的70%、外汇收入的60%以及80%的轻工业原料。

1.品种丰富，品质上乘。云南地处西南边陲，热带、亚热带、温带甚至寒带各类气候优势突出，加上占全省95%以上的山地，使得物种资源十分丰富，自然优势明显，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不同的农作物，品种丰富;同时，由于长期以来交通不便，开发较晚，森林植被覆盖率高，加上云南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干湿季明显等气候条件，使得云南农产品的质量明显优于其他很多地区。

2.地方特色明显。首先，云南独特的自然资源，造就了丰富多样的具有云南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品种，并且在生态、健康、美味等许多现代消费理念上优势明显;其次，云南是多民族的聚集地，少数民族人口更是占到了全省人口的33.41%。少数民族在农产品生产上的独特方式，加上各民族自身独特的民族文化和生活习惯，使得云南农产品在文化内涵、生产方式、制作方法上特色明显;最后，云南旅游业发达，一方面赋予了云南农产品“土特产”的标签，另一方面通过旅游纪念品、礼物的形式放大了其地方特色的影响。

3.省外知名度和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高。由于近年旅游业、国际贸易、农产品电子商务以及国内外生态环保理念的盛行，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云南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历史上优质农产品的传承，再加上近几年多发的恶性食品安全问题，使得云南绿色、有机、生态、健康的农产品优势明显，日益受到消费者的喜爱。目前，在内陆地区以及东南亚等国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在品牌知名度和竞争力上仍需大幅度提升。

（二）云南农产品精准营销开展现状

云南省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以及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尤其是信息技术水平与我国中东部相比差距明显，使得云南省农产品精准营销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良好。

自2006年起，在云南省政府的支持下，在全省建立了覆盖16个市州，囊括昆明鲜花、蒙自石榴和元谋葡萄等多种地方特色农产品的新农村网，为云南农产品面对东盟市场开展精准营销，提供了电商平台。2008和2011年，在云南省商务厅和各商务协会的努力下，云南商汇网、东盟资源网、东盟商汇以及东盟商务港等一批覆盖云南特色农产品，面向东盟市场的电商平台逐步涌现。2013年，由云南农业大学与阿里巴巴合作建立的“美丽中国特色云南馆”，借助双方优势资源开展农产品精准营销，自2013年11月上线以来，先后开展了花卉、松茸、石榴、茶叶等多次专题营销活动。宣威火腿、罗平小黄姜、迪庆松茸等特色农产品也纷纷上线交易。通过“双十二”活动，凭借342万销售额的普洱茶，更是排在了云南馆内品类销售额的第一位[18]。以上网络平台也成了企业农产品信息和政府商务信息和法规的重要渠道。目前，云南省商务厅确定了农产品电商发展方向，打造面向东南亚、南亚、日韩等地有国际影响力的电商跨境交易平台，促进云南农产品精准营销的对外扩张。2015年7月3日试运营的元谋县电商运营中心，不但实现了80天农产品销量达442吨和累计销售额达515万元，实现农民增收3%，更是开启了“互联网+”农业的新时代;同时，通过与顺丰速递合作，实现24小时到一线城市、48小时到2线城市、72小时到全国其他城市的物流配送能力，为开展云南农产品精准营销奠定了基础[19]。

（三）大数据对云南省农产品营销环境的影响

大数据使得云南省农产品营销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消费者不再像过去那样信息闭塞，从各个渠道获取的广泛及时的信息使其变得更加主动、对云南省农产品的了解更加充分、选择也更加多样化和具有针对性。营销者同样通过大数据技术能够更加全面、低成本采集信息，实时分析消费者的兴趣和偏好，进而开展云南省农产品精准营销。

1.消费者更加个性化和主动化。大数据时代，由于信息传播的快速性、广泛性，加上便捷的通信系统，消费者变得更具创新性和主动性，消费行为日益受到社交媒体、聊天工具、售后评论以及朋友圈的影响。农产品消费者不再仅仅关注产品的实用价值，而是更加追求其绿色生态、地方特色及文化内涵，更加主动地深入田间地头采摘喜爱的农产品。云南省各地兴起的生态农庄和采摘园，便是很好的证明，而这恰好是云南省农产品的竞争优势之所在。

2.营销信息、营销手段更加精准化。云南省由于受地理位置及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农产品营销信息一直处于相对封闭状态，营销手段相对落后。大数据环境下数据分析处理技术的进步以及电商平台的快速发展，使得云南省农产品营销者能够及时从国内外电商平台、社交媒体获取大量农产品购买信息、消费者网页浏览记录和意见反馈。利用大数据技术，快速分析处理，识别消费者特征、偏好和潜在消费需求，对消费者进行精确化细分、目标市场选择和精准定位，进而利用购物账号、手机、邮箱、微博、微信等渠道实现对国内外目标市场的农产品精准营销。

3.营销成本更加低廉。营销成本一直是限制经济欠发达地区，如云南省农产品营销发展的一大瓶颈。传统的营销模式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取得的营销效果十分有限。如同广告大师约翰・沃约梅克所说：“我知道我的广告费用有一半是在浪费，但我不知道是哪一半。”[3]在大数据时代，由于网络信息技术与电子商务的高度发展，网络社交平台与交易平台的不断完善，营销者获取顾客信息十分便捷、低廉;同时，由于大数据相关分析、处理技术的快速进步，使得对顾客属性、行为、位置、评价等数据的分析处理成本大幅降低。就零售行业来说，据有关研究显示，由于大数据的运用使得其营销成本平均下降50%，利润提升60%[20]。能有效降低营销成本对于量大利薄的云南省农产品而言至关重要。

（四） 大数据环境、云南省农产品与精准营销模式的关系分析

由上述对云南农产品特征的分析可知，云南农产品在品种、品质、特色等方面优势明显，十分符合当前的消费理念和发展趋势。但是，目前国内外知名度较高的云南农产品品牌却很少，农产品滞销、压价、农户收入低等情况较为普遍，如何将云南农产品优势准确传递给具有特定需求的消费者，就成为关键之所在，而精准营销模式就是搭建在供与需之间的一座精准的桥梁。从大数据对云南省营销环境的影响可见，大数据技术带来了传统精准营销的理念变革、技术变革和模式变革，可以结合云南农产品地域特色元素、产品特征、顾客特征、营销情境等因素，对传统精准营销模式在模式框架、构成元素、运作平台和营销方法等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和突破，实时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和个性化产品、提高广告投放精准度、极大降低交易成本并提高营销效率;同时，通过对消费者大数据分析和精准营销模式应用结果评估，可以立足于消费者需求，为云南农产品生产、加工、包装、质量标准设置等各环节的改进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三、大数据环境下云南农产品精准营销模式构建

大数据环境为云南省农产品精准营销所需的市场、消费者和产品信息的获取、大规模分析处理及利用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云南特色农产品文化内涵、生态、健康、环保优势的挖掘和精准推送，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和个性化的营销方法。

（一） 大数据环境下云南农产品精准营销模式

本文精准营销模式的构建以莱斯特・伟门的精准营销理论为基础，结合顾客价值、CRM和数据库营销相关理论，以大数据平台作为技术支撑，利用平台所具有的海量数据采集、存储、数据挖掘、统计分析处理、推送等相关技术，针对云南省农产品特征和顾客特征与偏好构建而成。整个营销模式根据营销效果评价不断完善提升，形成一个持续循环的闭环模式。具体营销模式详见图1所示：

1.原始数据信息的实时生成、采集、存储与数据预处理。此环节的核心任务是依托大数据平台，在五种主要信息生成源的基础上，通过SNS、微博、微信、论坛、贴吧、电商平台、粉丝群、网页、数据终端，以及传统农产品网络平台等各种渠道，进行有关消费者、价格、渠道、物流配送以及云南农产品属性等方面的信息、数据的收集。依赖大数据平台高性能的数据存储技术和数据库技术，如GFS分布式文件系统、联动式数据库、Hbase、BigSQL、MongoDB等非关系时空数据库存储技术，进行原始数据存储，以及对已有数据和实时数据进行初步预处理工作，形成下一阶段全面的初级数据库。

2.根据初级数据库和大数据平台从各种渠道实时抓取的相关数据信息，进行初级数据、实时数据的统计分析和深度挖掘工作。借助MapReduce、OLAP联机分析等技术，通过第三方大数据分析处理平台，如阿里巴巴的“数据魔方”平台，百度、华为等公司的大数据平台以及为Twitter、Facebook、YouTube、新浪微博等网站挖掘数据的GNIP提供的社交网络API聚合，实现多个API数据格式的聚合，对消费者、市场、农产品相关的实时原始数据、初级数据进行多样性的统计分析和深度挖掘，在此基础上构建顾客特征、偏好模型和云南农产品特征模型。

3.依据顾客特征、偏好和云南农产品特征模型，对农产品市场进行精确细分、准确选择、精准定位，构建云南农产品精准营销模型。依托大数据平台建立精准营销业务场景，结合营销情境制定精准营销方案，实现内容库与营销方案的相互匹配。通过个性化定制和多渠道接入，借助SNS、网络账号、Email、DSP等，采用个性化推送技术，可以是基于内容的、基于平台的、基于方法的个性化推送技术，进行农产品精细化分类、品牌针对性设计、个性化包装、满意性定价、渠道多样化、广告个性化推送以及产品的个性化推荐等，有效利用大数据技术开展云南农产品精准营销。

4.依据大数据平台对云南农产品精准营销实施过程监测数据，并对实施效果指标数据进行实时记录与分析处理，对精准营销模式应用效果进行全方位评估。依据评估结果对数据分析挖掘、特征与偏好模型、营销情境构建、精准营销模型以及精准营销执行环节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形成原因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准确找出解决方案，为下一阶段精准营销模式的改进优化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二）关键环节中的注意事项

1.在模式的构建主体方面，由于精准营销模式依赖于大数据平台对大规模、多类型、快速化、价值化数据的实时、高效的抓取、存储、分析和挖掘，要求主体有强大的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等方面的支持，适合云南省资金实力雄厚的农产品龙头企业。而小型农产品企业更适合借助发展成熟的第三方大数据平台和精准营销模式开展精准营销。其中，云南省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发挥积极的引导与推动作用，一方面有效引导农产品企业根据自身需求进行模式的选择规划;另一方面，积极推进产学研联合，对农产品精准营销模式的构建，开展系统研究与企业应用，实现云南省精准营销模式构建与大数据平台建设的同步推进。

2.进行云南农产品和消费者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处理工作时，一方面要注意数据质量，对收集渠道要进行有效选择，为提高后续大数据分析、挖掘、推送工作的精准性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数据收集要有侧重点，要紧扣农产品消费者、云南农产品这条主线，防止收集大量无用、无效、无价值的数据，造成人力、物力、财力浪费。同时，在对数据挖掘、分析处理时，要注意对第三方大数据平台的开发利用和数据分析处理方法、技术选择上的合理性，不能一味追求自有平台的优势和分析处理技术的先进性，而忽视了自有平台建设和分析处理技术的可行性、有效性、经济性以及分析结果的可表示性和可读性。

3.在进行云南农产品精准营销市场细分、选择、定位时，要注意到目前农产品消费市场个性化、多样化、注重食品质量安全等消费趋势，突出云南农产品在多样性、生态、健康、安全、绿色、有机以及富含地域、民族特色等优势。立足于自有优势进行品牌定位和品牌建设，进一步提高云南农产品品牌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同时，要注意消费者消费层次上的差异、农产品在存储、物流运输等方面的特殊性，以及云南在地理位置、经济水平、运输成本上与东中部地区的差异，尽量在农产品目标市场选择和定位上选择一、二线城市的中高收入人群，走中高端路线。

4.对大数据环境下云南农产品精准营销实施过程和效果评估时，要注意营销效果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的复杂性。在影响农产品精准营销效果的诸多因素中，不仅有消费者属性、行为、消费能力以及农产品品质、特色等方面的显性因素，而且还有许多如消费者心理、性格、消费预期等隐性因素，影响着精准营销的实施效果，而大数据平台大多是针对显性因素进行数据处理和量化分析。因此，在进行精准营销效果评估时，营销者要兼顾这两种因素，应注意评估方法上定性与定量的有效结合，提高评估结果的精度，据此，不断对精准营销模式进行优化提升。

四、结语

本文突破了传统营销模式框架，将精准营销理论运用于大数据环境定区域与特定产品的营销模式构建之中，通过分析大数据对云南省农产品精准营销环境带来的影响，对大数据环境、云南省农产品与精准营销模式的关系进行梳理，结合云南农产品特征、消费者特征和行为偏好，融合特定营销情境，构建了云南农产品精准营销模式。该模式为大数据营销在农产品领域的拓展和应用提供了参考，为云南省在大数据环境下开展农产品精准营销提供了可行的实践模式。而大数据环境下云南农产品精准营销形成机制、效果评估以及大数据平台的整合开发利用等重要内容，将是下一步研究探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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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农业的特征篇5

关键词：农作物分类；特征；无人机遥感影像

无人机遥感具备分辨率高、操作简单、获取数据快及成本低等特点，可以针对某一区域快速采集影像，获取更精确的作物分布信息，对作物监测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具有重大意义，故成为卫星遥感和航空遥感的重要补充。准确、及时地进行农作物分类能够在国家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粮食政策制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能够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有效保障。过去，农业数据大多通过单一的人工操作来获取。经过相关人员的不断探索，发现无人机遥感能够在中小尺度地块发挥更大的作用，能够实现农作物种植信息的精准获取，不仅能在很大程度上为农业生产者提供帮助，还能有效促进相关技术的创新。基于此，笔者将深入探究无人机遥感影像的农作物分类问题。

1研究区概况

1.1研究区基本情况

研究区地势复杂多样，走势呈交叉状，即西南部和东部低，东南部、北部、西北部高。研究区为部级农业示范研究基地，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降水量约523mm，年平均气温约4.2℃，一年中四季变化十分明显，夏季凉爽，春、秋过渡时间较短，冬季降雪量较大。基地占地面积约8.1km2，内部多处地形存在高度差异，有较多的农作物种植在测区内。测区面积符合中小尺度地块的要求，并且满足区分农作物的要求，符合开展本次研究的条件。

1.2数据获取与准备

1.2.1获取和处理遥感数据本次研究使用固定翼无人机操作系统采集遥感数据。该系统不但能够实现自主飞行，而且能够满足传感器的搭载需求，如搭载多光谱相机、可见光相机等，能够长时间监测大面积的地面[1]。无人机的主要材料为EPO复合材料，能够通过安装电池实现长时间飞行，能够在搭载传感器的情况下起飞，并且能够达到约66km/h的飞行速度，最长可持续3h的飞行，最短也可达到1.5h。本次研究的测区试验数据采集将分别在2020年8月和2021年6月进行，借助索尼A7R微单相机完成图像采集，最终获得RGB图像。在进行无人机航拍时，航向、旁向上均拥有80%的重叠率，能够使RGB正射影像的生成要求得到满足[2-3]。无人机完成航片获取后，需有效拼接各航片才能完成整个大区域影像的获取，经过对比分析，本研究在影像拼接方面选择Smart3D软件。首先，利用Smart3D中的POS数据准确地核对几何图形和地理信息，然后利用掌握的信息建立立体模型并赋予各个地块适当的纹理，最后获取整个测区的图像。1.2.2采集和处理地面数据在调查研究区域地面时，需要先观察了解实验区内农作物的实际情况，获取农作物实际分布信息。在DOM底图上对照实际情况划分农作物边界，从而明确田块之间的边界。利用肉眼观察，能够完成真实农作物信息的获取。将DOM作为底图，再通过人工绘制合理划分田块的矢量边界，将其与调查结果相结合，可知水稻主要分布在基地的正东和东南方向，田块密集且面积较小，种植地区地势较低。研究基地中部地势较低、树木较多，东北方向和东部的农作物主要为大豆、玉米，而南部地区的农作物多为蔬菜和大豆。

2基于无人机遥感影像的农作物分类

2.1选择分类样本

在研究区内划分训练区域和测试区域，并划分12类地物，分别为道路、建筑、裸地、草地、亚麻、树木、马铃薯、大豆、小麦、玉米、水稻以及池塘。与样方内地物面积相结合完成样点数的确定，即地物面积越大就拥有越多的样点数。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的实际情况如表1所示，其中，训练样本共计3600个，测试样本共计1550个。

2.2选取农作物分类特征

2.2.1提取农作物可见光植被指数针对遥感影像使用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进行运算，明确提取遥感信息的特征变量。在农作物遥感分类的过程中，应该以农作物的光谱特征作为划分依据。无人机遥感平台能够使多种传感器的搭载要求得到满足，如激光、多光谱、可见光雷达等，其中无人机可见光影像的灰度信息只包括蓝、绿、红3种颜色[4]。为深入探讨无人机遥感可见光影像开展农作物分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首先要完成可见光波段光谱分类特征的提取，在实际执行时使用波段运算的方式计算B、G、R波段像元值，从而明确可见光植被指数，根据分类特征划分农作物种类。其本质就是与各种农作物的植被指数相结合，使研究对象与其他地物在光谱信息方面的差异更明显，从而对地物分布情况形成清晰、准确的认识。现阶段，在近红外波段和可见光波段已经拥有约100种植被指数，如EVI、RVI、DVI以及NDVI等，而在B、G、R波段拥有的植被指数较少。水稻与其他农作物的对比情况如表2所示。研究结果显示，根据可见光植被指数差异系数，将玉米和其他农作物对比，发现亚麻和玉米在NGRDI中的差异系数最大，经计算最终结果为-1.73；在NGBDI中水稻与玉米差异系数最大，为2.8；在NGRDI、NGBDI、RGRI、VDVI以及ExG中，草地、树木、马铃薯和玉米的差异系数都较小，最小值为0.01，玉米与其他作物在NGRDI中差异系数整体较大。研究结果显示，根据可见光植被指数差异系数，将大豆和其他农作物进行对比，亚麻和大豆在NGRDI中的差异系数最大，为-3.72；在NGBDI中水稻和大豆的差异系数最大，为6.49；在RGRI和VDVI中，大豆与其他农作物之间的差异系数较小，甚至存在可以忽略不计的差异系数；而大豆与其他作物在NGRDI中的差异系数都相对较大。由此可知，在植被指数NGRDI中，亚麻与水稻、大豆、玉米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而草地、树木与水稻、大豆、玉米均存在较小的差异。所以农作物分类中的最优特征为NGRDI，其分类效果非常明显。2.2.2提取农作物可见光纹理特征若是多种农作物在同地块种植，随着分辨率的提升，异物同谱现象出现的概率将逐渐减少，但是也会导致同谱异物现象出现的概率增加。无人机可见光遥感能准确反映不同地物的差异，在分辨地物方面准确度非常高[5]。不同农作物在纹理方面存在差异。所以，本次农作物分类将以纹理作为分类标准。本次无人机遥感数据具有较高的分辨率，能够避免混合像元的情况出现。通过遥感数据能够清晰地了解农作物的结构、尺寸以及形状[6]。现阶段，我国在农作物遥感数据分类方面的纹理滤波技术较为成熟，已经实现了纹理滤波方法的多样化，并拥有直方图统计、局部直方图处理等图像处理技术。另外，使用的滤波方法不同，所取得的效果也不同。均值滤波能够有效降低图像中尖锐的颜色变化，同时降低噪声，中值滤波能够有效解决椒盐噪声[7-10]。在概率统计滤波中，应用较为广泛的是一阶和二阶概率统计滤波。其中，二阶概率统计滤波的纹理值的计算通过灰度共生矩阵完成，也就是中心点在距离窗口和特定方向中存在的频率，能够较为理想地提取纹理。所以，本次研究数据的二阶概率统计滤波通过ENVI5.1完成。研究结果显示，与其他作物相比，水稻的纹理滤波差异系数在B、G、R波段的二阶矩特征中分别拥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峰值，大豆和水稻在G中差异最为明显，纹理滤波差异系数为21.35；玉米、马铃薯和水稻之间的差异系数较小，分别为17.65和17.32；其次，水稻和草地、树木分别拥有4.18和9.14的差异系数；亚麻与水稻的差异系数较小，为1.37。另外，在其他纹理滤波特征下水稻与其他农作物的差异系数均拥有较小的数值。研究结果显示，与其他作物相比，玉米纹理滤波差异系数如下：亚麻和水稻与玉米存在最大的差异系数，在R波段的对比度特征中，差异系数的峰值非常明显，分别为11.40和18.48；其次，树木和玉米在B、G、R波段中，分别拥有2.78、2.46、2.47的差异系数；另外，在纹理滤波下，大豆、草地和玉米只存在较小的差异系数。在玉米与其他作物的纹理滤波差异系数方面，亚麻、水稻与大豆存在最大差异系数，在B波段下分别拥有9.75和17.3的差异系数；其次，在R波段，树木和大豆拥有1.71的差异系数；另外，在纹理滤波下，玉米和大豆只存在较小的差异系数。综上可知，在对比其他农作物的过程中，大豆应选取B波段、玉米应选取R波段、水稻应选取G波段。

3结果

本研究借助了无人机搭载数码相机的方式生成研究区域的RGB图像。相比于传统的只提取纹理特征的农作物分类方法，本次研究有效对比了两个不同时段的农作物DSM数据，使农作物的生长差异特征变得更为明显，并在农作物分类中有效运用了这一特征[9]。结果表明，在进行农作物分类时综合考虑农作物纹理、光谱、高度等多维特征，能够精准划分农作物种类，同时Kappa系数也能够维持较高的水平。

4结束语

利用无人机遥感影像能够有效区分各种农作物，未来我国对无人机遥感影像的需求也会不断增加。无人机遥感能够有效获取高分辨率光谱图像，同时还能够生成高分辨率空间数据，能够为我国农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利用无人机遥感影像，能够帮助务农人员实时监测农作物种植情况，从而确保农作物种植效果，促进我国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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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农业的特征篇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发〔2004〕1号，以下简称《意见》印发实施，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高度重视，代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心声。《意见》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前农业农村经济形势，突出强调了增加农民收入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了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总体要求，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政策措施，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坚决贯彻落实。经部党组研究决定，结合工作实际，在落实好现有工作措施的基础上，就进一步学习贯彻《意见》通知如下：

一、认真学习，提高思想认识，从讲政治的高度增强促进农民增收的自觉性。“三农”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土地、矿产、海洋等资源问题。促进农民增收，与国土资源工作密切相关《意见》在五个方面对国土资源工作提出了要求，特别在耕地尤其是基本农田保护、征地制度改革、集体非农建设用地流转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理解《意见》精神，紧密结合国土资源工作实际，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把认识统一到中央的部署上来，把行动统一到支农的要求上来，把目标统一到增收的任务上来，从大局出发，着眼长远，求真务实，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确保中央政策不折不扣地在国土资源管理系统贯彻落实。

二、切实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不允许擅自将耕地改为非农业用地，严禁违法违规占用、毁坏农田。按照统一部署，抓紧做好与农业部门联合开展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大检查工作。通过检查，摸清当前基本农田的底数和利用状况，促进基本农田保护基础性措施的落实；发现和督促地方及时纠正基本农田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消除薄弱环节，坚决查处擅自调整、占用基本农田等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各项基本农田管理制度，切实落实“五个不准”。落实占用基本农田听证和公告制度、基本农田动态监测与核查制度，依法规范使用和补划基本农田行为，对粮食主产区和优质耕地地区的基本农田实行重点保护，完善监管手段。加强农用地分等定级工作和农业地质调查工作，为划定和保护基本农田提供科学依据。积极与农业部门依法加强对农用地和农村承包土地的管理。农业结构调整和生态环境建设要在保护耕地、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前提下规范进行，防止对耕作层的破坏和基本农田的减少。加强国家优质专用粮食基地的基本农田建设，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三、加快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严格征地管理，坚持征地工作做到“四个必须”：必须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必须充分征求被征地农民对补偿安置方案的意见；必须在征地补偿安置费用足额到位后才能动工用地；必须公开征地程序、补偿安置费用标准及使用管理情况。从保证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和长远生存发展需要出发，合理确定征地补偿标准。要严格执行《国土资源听证规定》，对拟定或修改区域性征地补偿标准、征地项目的补偿标准和安置方案等事项，依法组织听证。要加强征地批后核查工作，配合监察部搞好征地费用清理工作，认真解决支付、管理和使用中的突出问题，严肃查处拖欠、挪用、截留补偿安置费用问题。对征地补偿安置费用不到位，安置责任和措施不落实，引起群众上访且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暂停建设用地审查报批。部确定的征地制度改革试点城市，要根据中央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加强调查研究，进一步完善试点方案，在征地范围、补偿办法、安置途径、征地程序等方面实践探索，深化试点工作。各省（区、市）也可在条件成熟的地区确定一些试点市、县开展试点，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市场经济规律的征地办法，为修改完善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提供实践经验。

四、加大土地开发整理力度，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认真落实部《土地开发整理若干意见》，继续完善土地开发整理相关制度和政策。结合《全国土地开发整理规划》实施，进一步明确国家投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安排的重点和方向，突出重点区域和重大工程，积极组织国家投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切实搞好项目实施管理，加大项目监督检查力度，有效发挥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使用效益。在开展农村土地整理中，尽可能使用农民工，促进农民增收。加强开发整理土地和复垦的权属管理，保护农民集体土地合法权益。增加粮食主产区的土地整理复垦项目。国家投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和农业综合开发土地复垦项目要向粮食主产区倾斜。抓紧与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制定将部分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具体意见和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将部分土地出让金专项用于土地整理、复垦及宜农未利用土地开发和基本农田建设，切实在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上发挥积极作用。

精确农业的特征篇7

一、充分认识在郊区农村进行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本市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一系列指示，以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清理压缩涉及农民的收费项目，规范提留统筹及“两工”（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建立健全农民负担管理制度，使农民个人直接承担的各项费用和劳务严格控制在中央规定的限额之内，农民群众基本满意，农村社会稳定。

但现行的农村税费制度和征收办法还不尽合理，由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乡镇企业承担的农民间接负担较重，农民个人应承担的合法税费征收困难；面向农民和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和各种摊派还时有发生；在城市建设、农村教育、社会公益事业和土地征占过程中加重农民负担的问题仍然存在。这些问题，严重侵害了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利，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不利于郊区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

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事关郊区360万农民的切身利益，是规范农村分配制度，遏制面向农民的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和各种摊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各级党委、政府务必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重大意义。

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指导思想是：贯彻党的*大、*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税费改革文件精神，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推进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的要求，规范农村税费制度，从根本上治理对农民的各种乱收费，切实减轻包括乡镇企业负担在内的农民负担，进一步巩固农村基层政权，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和首都郊区农村社会长期稳定。

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基本原则是：

（一）针对本市农民直接负担较轻，而由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乡镇企业承担的间接负担较重的实际情况，从轻确定农民直接负担水平，采取有力措施，把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乡镇企业负担减下来。

（二）针对本市部分地区农民承担合法负担的思想意识较为淡薄的问题，在改革中坚持思想工作先行，采取多种形式，教育农民增强履行合法负担的自觉性。

（三）针对乡镇机构和人员过多造成乡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的农民间接负担较重的问题，在进行税费制度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乡镇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压缩人员，量入为出，减少政府开支。

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主要内容是：“四取消、两调整、一改革”，即：取消乡统筹；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

三、试点单位与步骤

昌平区为本市试点单位。整个试点工作，从今年7月开始到明年3月结束，分六个阶段进行：

（一）统一思想阶段。通过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等中央文件，使试点单位各级领导提高认识，统一思想。

（二）培训干部阶段。对参与试点的干部和广大基层干部进行有关法规、政策的培训，确保农村税费改革工作顺利进行。

（三）调查摸底、测算收支、编制预算、制定配套政策措施阶段。

1.调查内容：

（1）村提留、乡统筹、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及其他农民负担征收使用现状；

（2）乡（镇）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和经费收支情况；

（3）农村中小学校布局、教师队伍和教育经费收支情况；

（4）村级干部设置、干部报酬情况；

（5）专门面向农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的项目及收取情况等。

2.测算内容：

（1）新的农业税具体适用税率；

（2）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

（3）1998年前5年农作物平均产量、平均价格及亩收益；

（4）费改税以后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年征收总额；

（5）农业特产税的税率和征收地区；

（6）农业税附加的征收比例；

（7）乡（镇）干部人员编制及乡（镇）财政收支预算；

（8）农村中小学校布局方案和教师队伍整顿压缩方案；

（9）村级干部补贴人数和补贴标准等。

3.制定11项管理办法：

（1）农业税征收办法；

（2）农业特产税征收办法；

（3）农业税附加征收管理办法；

（4）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以工补农办法；

（5）向不承包土地但从事工商活动的农村居民收取村内公共事业资金的办法；

（6）原民办公助的农村学校资产管理办法；

（7）村级补贴干部及其报酬管理办法；

（8）一事一议的村内集体生产公益事业用工管理办法；

（9）一事一议的村内集体生产公益事业筹资管理办法；

（10）关于取消专门面向农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的决定（公布具体项目）；

（11）对违法加重农民负担行为的处罚办法。

（四）宣传、动员阶段。采取多种方式向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民进行深入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使这项改革得到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五）组织实施阶段。向农户收取农业税及其附加、农业特产税，向不承包土地并从事工商活动的农村居民收取村内集体公益事业资金。要通过重新核发农民负担监督卡将上述合法任务分解落实到村和农户，并采取多种形式使农民群众接受，自觉自愿地缴纳新的农业税及其附加。

（六）总结经验完善政策阶段。认真总结试点单位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并制定出全市税费改革方案。

四、加强对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领导

搞好郊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意义重大。各级党委、政府要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农村税费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态度要积极，步伐要稳妥，方案设计要周全，干部群众思想工作要深入细致。要充分估计试点工作的难度，切实加强对试点工作的领导。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抓，负起全面责任。各部门、各单位要积极支持和配合。

精确农业的特征篇8

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

（一）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

2000年初，中央决定在具有代表性的农业大省安徽省进行全面试点，标志着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2001年，江苏省依靠自身财力在全省自主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其他省份大都选择了部分县（市）进行了局部试点；2002年，中央在总结安徽、江苏等地两年来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将试点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到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16个省份，同时，经过国务院批准，浙江、上海两个发达省份也依靠自身财力进行了自费改革。至此，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已经在全国20个省份全面展开，其余11个省份继续在部分县（市）进行局部试点。根据财政部统计，2002年全国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地区，农业人口达到6.2亿，约占全国农业总人口的3/4。

（二）试点政策进一步明确和完善

关于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政策，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2000年3月2日，中发[2000]7号）明确了以“三项取消”、“两项调整”、“一项改革”为主体内容的改革措施。在此基础上，2001年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2001年3月24日，国发[2001]5号），有关部门也出台了一些相关文件，对有关政策进行了完善和具体化。主要内容包括：

1、关于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的核定，除强调坚持按照中发[2000]7号文件规定、以二轮承包土地面积为依据外，明确提出“对新增的耕地或因征占、自然灾害等减少的耕地，可按照实际情况进行个别调整”，但“经过核定的土地面积和常年产量要征求农民意见，得到农民认可，并张榜公布”。

2、将“如何均衡农村不同从业人员的税费负担”的权限赋予省级人民政府，强调“对不承包土地的务工经商农民，是否需要和具体采取什么形式收取一定的资金用于发展村级公益事业，由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

3、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了农业特产税政策，减轻生产环节税收负担。在2000年调整农业特产税征收环节，简并、调整农业特产品应税品目，调整部分农业特产品税率的基础上，又进一步降低了部分农业特产品（如茶叶、水果、原木、原竹等）税率，并将部分农业特产品（如烟叶、牲畜产品）的征收环节由生产环节改为收购环节。

4、关于解决村级三项费用缺口问题。国务院明确，“可以由乡镇财政适当补贴，也可以按照中发[2000]7号文件精神在农业税及其附加总体负担水平不超过8.4%的前提下，通过适当降低农业税税率，相应提高农业税附加比例的办法，增加村级收入”。

5、关于取消统一规定的“两工”后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和维护所需要的资金投入问题。国务院规定，“今后凡属于长江、黄河、松花江、辽河、淮河、洞庭湖、鄱阳湖、太湖等大江大河大湖地区，进行大中型水利基础修建和维护，所需资金应在国家和省级基本建设投资计划中予以重点保证；农村小型水利建设项目，应从地方基本建设计划中安排资金。坚决取消基本建设投资中要求农民出资出劳进行配套的做法”。

6、进一步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由过去的乡镇政府和当地农民集资办学，改为由县级政府举办和管理农村义务教育，教育经费纳入县级财政，并建立和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加强县级政府对教师管理和教师工资发放的统筹职能，将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的管理上收到县，由县级财政按国家规定标准及时足额发放。各省级政府要参照改革前农村中小学实际公用经费，核定本地区标准和定额，扣除学校适当收取的学杂费，其余部分由县级地方政府在预算中予以安排。中央和省级政府要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

7、按照“财力向下倾斜，缺口上移”的要求，调整县乡财政体制，对乡镇因改革出现的收支缺口，由县财政予以弥补；中央转移支付资金要全部兑现到乡，省和有条件的市县也要加大对改革的支持力度。

（三）试点内容进一步拓展

近两年，各试点省份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大都是按照中发[2000]7号文件精神和国务院有关规定及其政策措施进行的，但与2000年安徽省试点方案相比，一些省份的试点内容又有进一步拓展，浙江省的试点方案和内容与中央的统一规定相比有较大改变。主要包括：

1、安徽省。2001-2002年，安徽省在原有方案基础上，一是坚决制止向农民乱收费：详细规定了农村中小学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并在部级贫困县对农村初中和小学实行“一费制”；二是对农民建房、结婚登记和计划生育等，除按规定向农民收取证件工本费和其他合法费用以外，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律取消，并不得代收任何费用，不得强行服务收取费用；三是将毛茶、水果、干果的农业特产税税率由2001年的10%下调到8%，并选择萧县、砀山两县进行将水果等生产环节的农业特产税全部改征农业税的试点；四是取消基本水费，一律实行计量收费，不用水不交费，并详细规定计量水费的收取标准；五是选择天长、五河两县进行给农民直接补贴试点，即在放开粮食收购价格、放开粮食购销市场的基础上，取消在流通环节对新收购粮食的补贴，不再按保护价收购农民余粮，将国家实行按保护敞开收购农民余粮政策间接给农民的补贴转为直接补贴。

2、山东省。一是农村税费改革后，新的农业税税率按照最高不超过6%，农业税附加不超过正税40%的比例执行；二是改革后的农业税由乡镇财政部门负责征收，并不再征收实物，一律征收代金，具体可委托粮食部门在收购粮食、结算粮款时代扣代交；三是关于农业特产税，对在大田中生产西瓜、甜瓜、甜叶菊3种农产品改征农业税，不再征收农业特产税，对原在生产、收购两个环节征收特产税的应税产品，属于一个纳税人的，合并在一个环节生手，税率要略低于原两个环节适用税率之和，属于两个纳税人的，暂维持生产和收购两个征收环节不变，农业特产税附加的比例暂定为正税的10%-20%；四是取消一切不利于控制和减轻农民负担的干部考核制度，各级党委和政府不得对乡镇，乡镇不得对村级组织下达不利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指令性政绩考核指标，不得出台与财政支出挂钩或规定支出比例的政策和措施。

3、黑龙江省。对在农业税计税土地上种植（养殖）农业特产品的，只征收农业税，不征收农业特产税，对在非农业税计税土地上生产农业特产品的继续只征收农业特产税，不征收农业特产税附加。

4、浙江省。从2002年开始，浙江省执行以“减调改稳、合理负担、转移支付、配套进行”为主要内容、与中央制定的改革方案不完全一致的农村税费改革，一是实行“三个取消”：取消乡统筹、屠宰税和统一规定的农村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二是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在计税土地上农、特两税合并只征收农业税，不征收特产税；三是改革和规范村提留，按村民认可的办法向全体村民合理收取一定的村公益事业资金，收取标准不超过现行村提留负担的数额；四是稳定农业税，继续按现有的负担水平和征收管理办法执行；五是按照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办法的有关规定，省级自筹资金，加大对县市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优先保证欠发达县市的资金缺口补助，各县市要对财政困难的乡镇实行转移支付。

（四）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进一步加强

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刚开始时，中央在中发[2000]7号文件之所以没有强调要给试点省进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主要是立足于两点：一是确定7%的农业税税率和占农业税20%的农业税附加比例较高，已经考虑到因“三项取消”给地方财政收入带来的影响；二是中央希望试点地区能够立足自身，自我消化。但2000年安徽的试点工作暴露出因地方财政缺口影响农村基层组织正常运转和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等严重问题，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2000年底，“国务院已经决定，中央财政每年拿出200亿元用于对地方转移支付，解决农村税费改革后出现的基层经费的正常开支缺口”。按照转移支付办法，2000年底，中央财政核定安徽省补助11亿元；2001年，针对安徽方案实施后新出现的减收因素，将对该省的补助增加到17亿元（包括农村教师工资补助），并对其他省份106个试点县（市）转移支付补助16亿元，还对全国21个省发放农村教师工资补助50亿元（包括安徽省）；2002年，国务院新增16个省份扩大改革试点后，中央财政新增安排165亿元用于补助16个省份改革，使2002年中央财政安排的转移支付总额增加到了245亿元（包括50亿元的农村教师工资专项补助）。

二、乡村管理体制改革

伴随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各地普遍进行了以乡村管理体制改革为核心的配套改革，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乡村撤并与机构改革、基层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改革、乡村教育体制改革等。

（一）乡村撤并与机构改革和干部精简

1、乡村撤并。在配套改革中，乡村撤并是力度最大的改革措施。其中有的地方是与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同时进行的，有的地方是为了给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创造更好的条件先期进行的。从全国看，到2001年底，乡镇数量比1999年底减少了4580个，减少10.24%，行政村数量比1999年底减少28172个，减少3.82%；从2002年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看，到2001年底，乡镇数量比1999年底减少了3443个，减少10.32%，行政村数量比1999年底减少27701个，减少4.67%。从乡镇撤并工作力度较大的黑龙江、江苏、浙江、山东、湖北五省看，到2001年底，乡镇数量比1999年底减少了2525个，减少29.3%，分别减少21.2%、33%、20.1%、36.5%和28.5%；从行政村撤并工作力度较大的黑龙江、江苏、浙江、湖北四省看，到2001年底，行政村数量比1999年底减少22127个，减少17.8%，分别减少33.6%、40.5%、5.4%和2.75%。

江苏省乡村撤并工作力度较大，到2001年底，乡镇总数由1999年底的1922个减到1287个，减少635个，撤并率为33%，行政村总数由1999年底的34903个减到20782个，减少14121个，撤并率为40.5%。从对江苏省3个县市的调查情况看，其乡村组撤并力度更大。溧阳市36个乡镇合并为18个镇，减少了50%；565个行政村调整为291个村和7个居委会，合并率为48%，村均行政区划面积由调整前的2.43平方公里增加到4.61平方公里，平均人口由1081人增加为2050人。宝应县30个乡镇、427个行政村、5108个村民小组调整为16个乡镇、253个行政村和2909个村民小组，分别减少47%、41%、43%。沭阳县713个村委会（居委会）、6237个村民小组调整为472个村（居）委会、3696个村民小组，分别减少了33.8%、40.7%。安徽省五河县的村组撤并率分别为49%和44%，村干部减少65%。贵州省湄潭县行政村和村干部数量都减少2/3以上（见表1）。

表1江苏三县市、安徽五河县和贵州湄潭县乡村组撤并情况表 乡镇 行政村（居委会） 村民小组 村、组干部

改革前 改革后 减少% 改革前 改革后 减少% 改革前 改革后 减少% 改革前 改革后 精简 减少% 溧阳市 36 18 50 565 298 48 --- --- --- --- --- --- --- 宝应县 30 16 47 427 253 41 5108 2909 43 7071 3600 3471 49 沭阳县 --- --- --- 713 472 34 6237 3696 41 7864 3297 4567 58 五河县 --- --- --- 438 225 49 3122 1756 44 3192 1125 2067 65 湄潭县 --- --- --- 369 120 67 --- --- --- 1746 484 1262 73

注：“---”为缺乏数据。

2、改革机构、精简干部。各省在乡村撤并过程中加大了机构改革、干部精简力度。江苏省确定的乡镇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目标是，撤并1.7万个乡镇事业单位，精简分流事业人员11万多人。现已减少7000多个机构，精简分流人员4万多人。溧阳市将每镇原有18个事业机构调整为9个，人员编制总数由2061个缩减到1221个，减幅为40.8%。沭阳县37个乡镇的659个事业单位减少129个，减少了20%，人员由3255个（不含中小学），减少到2806个；将乡镇的文化站、广播站合并为文化中心，将畜牧站、林果站、水产站、桑蚕站合并为多种经营管理站，乡镇卫生院改革为民办民营。宝应县对乡镇基层站所采取了四条改革措施：一是理顺管理体制，对农科站、农经站、文化站、卫生院等过去由县主管部门管理的基层站所，下放到乡镇，实行属地管理，县主管部门负责业务指导，以解决“上面管不好，下面管不了”的问题；二是合并有关站所，保留农科站，农机站与水管站合并成立水利农机管理站，企管站与农经站合并成立农村经济管理服务站，兽医站、林业站、桑蚕站、水产站合并成立林牧渔业技术指导站；三是重新核定人员编制，编制的标准按其服务范围的大小和服务内容确定，农科站、水利农机管理站、林牧渔业技术指导站按服务面积每1万亩确定1.5名，经管站按每两个行政村确定1名；四是强化劳动人事管理：全县清退2220名临时聘任人员，对在编人员实行公开竞争上岗，落聘人员分流到企业单位或实行待岗制度，乡镇所属事业单位人员的人事关系实行人事代管，凡缺编人员一律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择优录取。同时，溧阳、宝应、沭阳三县市在村组撤并过程中分别精简村组干部1294人、3471人、4567人，宝应、沭阳的村组干部精简比例分别为49%和58%。

安徽省将乡镇机构数量大大缩减，设1-3个综合性机构，控制领导职数，提倡交叉任职，将乡镇行政编制精简10%；并着重进行了乡镇事业单位改革，重点是理顺条块关系、压缩机构建制和大力精简财政供给人员，具体内容：一是按事业单位承担的职能界定管理主体，理顺条块关系；二是合理界定乡镇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职责任务，实行政事分开；三是确立事业单位的法人地位，增强其生机与活力；四是压缩国有事业单位建制，优化事业单位所有制结构，实现社会事业投资主体和举办主体的多元化；五是合理调整事业单位布局，统筹规划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使全省乡镇事业单位（不含中小学校和卫生院）平均由12.2个压缩到7个以内，全省乡镇事业单位财政供给人员平均由43.2名精简至30名以内，实行限额配备，中心建制镇和城关镇限额为30名，其他乡镇限额为25名。

河南省决定，在平原3万人以下和山区2万人以下乡镇原则上撤并的基础上，乡镇机构由原来的5个撤为3个，行政编制精简27%。黑龙江省规定，为了完善乡镇机构改革和人员精简分流工作，各有关主管部门不得人为地要求上下业务对口，不得干涉地方机构设置、人员去留等具体事务；同时规定，乡镇事业单位撤并为四个中心，事业编制实行总量控制，人员编制小乡30名，大乡35名。

（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尽管我国从1994年开始进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但目前县乡财政体制却是五花八门，有的安排了复杂易变的分享制，有的干脆继续实行包干制或带有包干性质的“定额上缴（或补贴），超收分成”体制，与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要求相差甚远。实行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几乎所有的试点省都对地方财政体制、尤其是县乡财政体制进行了改革与调整，以江苏省的做法较为典型。

1、江苏省调整了省地（市）县（市）财政体制。依据“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总体要求，确定了“激励苏南，锦上添花；扶持苏北，雪中送炭”的调整财政体制的指导思想。具体做法如下：

一是调整省级财力集中办法。取消了省集中12.5%增值税的政策，取消了省按比例对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排污费、水资源费等分成的政策，取消了省从税收返还增量中集中一定比例（5%）的政策，而采取定额上交的办法，即以2000年为基期，核定各市地方财政收入基数和税收返还基数，比基数增长部分，省统一集中一定比例（20%）；同时规定，省财政不集中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收入，金融保险营业税、省属企业所得税仍作为省级收入。

二是建立比较科学、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1）取消了省对市县每年的年终困难补助，通过测算出的标准财政收入、标准财政支出和标准财政供养人员等数据，核定了各地的转移支付基数，将标准人均财力低于全省确定的标准的县（市）列入财政转移支付范围，按照各地标准人均财力与既定标准的差额，省补助50%。（2）采取了补助增长与财政收入增长挂钩的办法，即地方财政收入每增长1%，转移支付补助增长1.1%。（3）对没有享受财政转移支付补助的市、县（市），采取地方上交与奖励挂钩的办法：对标准人均财力高于全省统一标准的市、县（市），按其地方财政收入当年新增上交额给予一定比例的发展资金，用于当地的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

三是严格财政收支制度。（1）明确规定各县（市）应按照公共财政理论和“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确定省级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方向和支出范围。（2）推行部门预算，增强预算约束力，实现预算安排的公平、公正和公开；改革财政资金缴拨方式，实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3）严格规范部门参与财政收入分配的行为，严禁各部门各单位在财政体制之外调用不属于本级政府的财力。

2、改革县乡财政管理体制。为了保证农村税费改革的顺利进行，进一步理顺县（市）与乡镇财政分配关系和管理体制，江苏省出台了“县（市）对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完善的意见”，划分了乡镇财政的收支范围。各县（市）按省文件的精神对县乡财政管理体制进行了相应调整。沭阳县确定了“划分收支、核定基数、定额补助（上解）、超收分成”的体制，自2001年起财政收入实行环比超收分成，建立奖惩机制；对乡镇编制内新分配师范毕业生工资实行县乡共同负担，县财政负担70%。

溧阳市2001年实行了市镇分税制分级财政体制。具体内容如下：

（1）划分收支范围。①收入范围。镇本级收入包括市与镇共享收入和镇级收入。共享收入包括：镇域范围内企业缴纳的增值税留成25%部分，其中15%归市财政，10%归镇财政。镇级收入包括：镇域范围内企业缴纳的营业税（不含金融企业）、国有和集体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商企业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城市维护税、地方税收滞纳金和罚没收入、农业税及附加、农业特产税及附加等。镇征收的消费税比照增值税计算镇级财力。②支出范围。镇财政支出包括：在镇的行政、司法、农业、林业、水利、农机、文化、卫生、广播、财政、计划生育、民政、经管、统计、渔政畜牧等。

（2）核定收支基数。①收入基数：以2000年收入实绩为体制基数，按核定递增比例计算执行期各年收入基数。②支出基数：以2000年市财政按标准下达各镇财政的各类人员经费包干支出指标和超收返还形成的支出为体制基数，按核定递增比例计算执行期各年支出基数；农业税及附加、农业特产税及附加增量形成的支出，不按核定比例递增。

（3）收支挂钩。①定额上解或补助：对测算财力数大于支出基数的镇，实行定额上缴；对测算财力数小于支出基数的镇，实行定额补助。执行期内，各项增支自行消化。②递增上解或补助：镇财政收入递增所得的财力增加数与支出递增增加数之差，作为镇递增上解或补助数；超过递增比例增加的收入形成的财力镇自留，形成的支出不进入下年支出基数；达不到递增比例影响市级财政财力的，用镇自有财力赔足。③农村税费改革后实行转移支付办法需要镇匹配的财力，实行体制内上交。④省集中20%财力的计算：根据省政府《关于调整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通知》精神，市对镇按财力增加部分集中20%，统一上解省财政。

（4）几个单项财力分成办法：①耕地占用税镇留成15.2%用于建立农发基金；②契税收入市镇三七分成；③农业税社会减免和灾害减免年终由市与镇统一结算。

（5）增减人员经费的办法。经组织人事部门确定的人员进出，市财政于次年按一定标准核增（减）相关镇的支出基数。

3、会计集中核算与会计委派制相结合的财务管理制度。为有效地对县乡村财务进行管理，江苏省沭阳县、宝应县和溧阳市都加大了财务管理制度的改革力度。沭阳县在1998年超前实施政府集中采购、会计委派制和预算外资金票款分离等系列改革的基础上，2001年成立了县乡会计核算中心，全面实施了以集中核算为主要内容的财政支出管理制度，做到统一办理资金结算、统一发放工资、统一会计核算、统一管理会计档案、统一办理财务公开和政府采购。一是县会计核算中心对县直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实施“国库集中收付，会计集中核算”；二是乡会计核算中心对乡镇行政事业单位及村（居）委会财务收支实行“会计集中核算，乡村财务统管”；三是对教委系统实行系统内集中核算；四是对城区医院、部分学校和有成本核算的单位，实行会计委派制。实现了“管理一个渠道，收支一个口径”。各村也在乡镇会计核算中心专户储存、专户使用，统一由会计核算中心监督管理。宝应县、溧阳市也成立了乡镇会计管理站或会计服务中心，对不同单位分别实行会计委派或会计制，并对村（居）委会财务普遍实行村账乡管。

另外，安徽省五河县进行了县乡财政公共收支制度建设试点。主要做法是，以综合预算编制和管理改革为基础，以国库单一账户制度改革为重点，以预算统编、会计统配、国库统付、采购统办为主要内容，做到预算内外“收入一个口径，管理一个渠道，支出一个漏斗”。一是实行预算统编，即在界定支出范围的基础上，按照“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实行全面综合预算，规定单位收入全额上缴财政，支出根据单位预算情况与财政供给能力安排拨付；二是实行国库统收统付，即所有财政性收入上缴国库和财政专户，所有财政性支出都通过国库单一账户集中支付，实行收入征管与收缴分离，变多头收缴为国库金融部门统一收缴，收入直达国库或财政专户，实行经费使用与拨支分离，变多层次分散拨付为财政集中及时统付，支出直达个人或商品劳务供应者；三是改革财务管理体制，实行会计统配，即在单位财务自不变的前提下，取消单位会计，改变资金结算和财务核算方式，在县乡两级分别建立会计中心，全面各单位的资金结算、财务核算和会计档案管理；四是改革单位采购制度，实行采购统办，即取消单位自行采购，县乡分别建立采购中心，单位所需商品和劳务，一律由采购中心统一采购或定点采购。

（三）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1、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与政府责任。

国务院决定，对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把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从主要由农民承担转到主要由政府承担，把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从以乡镇为主转到以县为主。

政策规定：中央政府负责制定农村义务教育的方针政策和发展规划，指导开展教师培训工作，加大对困难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促进各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协调发展。省级政府要进一步增强统筹发展农村义务教育的作用和能力，发挥关键性作用，并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省级转移支付力度，合理使用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资金，重点支持财政困难县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地（市）级政府要统筹协调所辖县（市）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对财力不足、发放财政供养人员工资确有困难的县，给予转移支付，对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给予补助。县级政府要承担起发展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统筹规划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逐步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保证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按时入学；建立规范、稳定的经费投入保障机制，确保中小学教职工工资、正常运转经费和危房改造所需资金；核定中小学学校的教职工编制，负责农村中小学校长、教职工管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乡镇政府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发展农村义务教育。

2、各地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主要做法。

一是调整农村中小学校布局，重新核定教师编制。首先是调整学校布局。江苏省规定，一所农村完全小学施教服务人口为1万人左右，一所农村初中施教服务人口为3－5万人，原则上每个乡镇设立1所初中，全省已撤并农村中小学4000所左右。南京市计划到“十五”末期调减村小（办学点）600所，将减少50%多；沭阳县先后撤并了171所农村小学和12所初中。安徽五河县先后撤并小学177所，初中11所。其次是重新核定师生比和教师编制。江苏省规定，小学教师与学生比为1：27，教学辅助人员为1：300；初中教师与学生比为1：20，教学辅助人员为1：150。据此，江苏省已清退编外教师3万余人，沭阳县辞退代课教师1100多人；安徽五河县精简聘用人员1277人，分流富余人员175人。

二是将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上收到县级财政管理，确保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工资项目和标准及时足额发放。根据调查，全国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省份，绝大多数县市都按照国务院的规定，由县级财政建立工资专户，优先保证发放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

三是采取有力措施，稳定投入，加强监管。第一，努力确保按时足额、统一发放教职工工资，确保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确保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经费。第二，努力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经费高于改革前的水平，努力做到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第三，加大监管力度，建立公示、举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努力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落实到位和有效使用。对挤占、挪用农村中小学教育经费，拖欠农村中小学教职工工资，以及不及时修缮危房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要追究领导和直接管理者的责任。

四是发展民办教育。据调查，为了缓解教育经费、尤其是农村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不少地方都在探索发展民办教育、尤其是民办义务教育的路子。目前，江苏沭阳县已有民办高中9所、初中22所、小学27所、幼儿园261所、其它教育机构7所，共326所，有教职工2143人，学生35676人，固定资产达2亿多元。其中民办小学学生10536名，民办初中学生7536名，分别占全县小学生总数的4.53%、初中学生总数的7.18%；全县有460多公办教师到民办学校任教，可以为县财政节约开支700多万元。

三、主要成效

首先，农民法定负担全面减轻。通过对20个全面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省份的有关统计数据的测算，改革前的1999年，农民承担的法定税费负担分项总计为：农牧业税及其附加152.1亿元，农业特产税及其附加85亿元，屠宰税25亿元，乡统筹230.4亿元，村提留193.5亿元，农村教育集资62.3亿元，6项合计总额为774.5亿元，人均负担约112.6元。根据这20个试点省份上报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方案所测算，改革后的2002年，农民承担的法定税费负担分项总计为：农牧业税306.8亿元，农业特产税40.1亿元，农牧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的附加72.6亿元，3项合计总额为419.5亿元，人均负担约61元。根据上述统计计算，这20个税费改革试点省份，改革后的农民负担水平比改革前减轻约45.8%。

大部分地区都明确规定，农村税费改革要做到村村减负，户户减负，人人受益。据调查，江苏省溧阳市在税费改革后，有13797个农户的负担增加（占农户总数的7%），增加金额73.16万元；为了达到村村减负、户户减负的目标，对增加部分全部减免，由财政直接补贴。安徽省五河县在2000年农村税费改革后，全县农民人均法定税负88.77元，比1999年的138.57元减少49.8元，下降35.94%；2001年，该县对不实的计税土地和部分较高的计税常产进行了核实和调整，全县又少收入176万元，农民负担进一步减轻。

其次，农村税费改革促进了农村教师工资拖欠问题的解决。为解决农村教师工资的按时发放问题，中央从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中专项安排50亿元财政资金对地方进行补助；各地都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想了许多办法，将保证教师工资发放作为教育经费投入的重中之重，不少地区都在县级财政建立教师工资专户，采取给教师发放工资卡、到银行领取工资的办法。江苏省委、省政府规定，实行农村税费改革以后，新增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主要用于农村义务教育；从2001年开始，省财政对苏北和苏中地区32个县（市）进行体制性财政转移支付基数10.8亿元，明确规定其中的6.16亿元用于发放教师工资，税费改革财政转移支付10.47亿元，绝大部分用于发放教师工资。目前，苏北、苏中9个省辖市44个县（市）已全部建立中小学教师工资县级统一发放专户，全省已做到按月按国家统一规定的项目、标准发放教师工资，有效地解决了长期拖欠教师工资的问题。不少地区、尤其是一些传统农区反映，实现农村教师工资按时、按国家标准发放，是除农民法定负担全面减轻之外，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取得的最重要成果。

第三，降低了村级组织运行成本。各地通过村组合并、干部精简，提倡干部兼职和交叉任职，加强村级报刊征订管理，取消村级招待费、县内出差补助费、学习培训费等措施，大幅度减少了村组数量和村组干部数量，有效地遏制了村组乱开支的现象，从而降低了村级组织的运行成本。江苏溧阳市年节约村级开支1300多万元，宝应县年减少工资性支出及其他村级公用经费达4000万元以上，沭阳县仅通过精简村组干部就比改革前节约工资性支出达566万元，减少47.5%。

四、问题分析：政策检讨

（一）村级组织行政化倾向进一步加强

农村税费改革后，不少地方的乡镇政府组织，通过“管人、管账、管干部工资”的办法，加强了对村级组织的行政管理和控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村干部“公职化”。在农村税费改革和乡村撤并、机构改革过程中，为了精简村组干部、减少村级开支、分流乡镇富余人员，安徽、江苏、贵州、黑龙江等省份的一些县市实行了村支书和村会计委派制度，将部分乡镇干部（也有县直机关干部）下派到村级组织，担任村干部，并由政府财政负责其工资发放。据调查，安徽省五河县共选派209名国家干部下村担任村支部书记，全县只保留了16名农民村支部书记，每4-5个村派1名专业会计担任村会计，代管村级财务；长丰县也派150多名乡镇干部到村组织任支部书记，占全县363个行政村的41.3%。贵州省湄潭县484名村干部中，有300多名是受上级组织委派到村级组织担任村总支书记、支部书记或支部其他成员。江苏溧阳市天目湖镇在村组合并过程中，镇直部门下派27名干部到村里任职，占75名村干部的36%。

2、村级资金及其账目由乡镇管理，甚至纳入乡镇财政预算管理。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全国许多乡镇对村级资金及其账目都实行了“村有乡管”，但一般都是由乡镇经管站负责管理，而且多数只管账目、不管资金。而在农村税费改革以后，虽然继续对村级资金实行“村有乡管”，但管理主体和管理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有的地方将村级资金直接由乡镇财政所管理，经管站的职能变为监督管理；有的地方甚至将村级资金直接纳入乡镇财政预算管理，根本没有村级资金乃至农业税附加的概念；有的地方虽然继续由经管站管理，但也在乡镇财政设立村级资金专户，实行资金、账目“双代管”。江苏某市规定，农村税费改革后，原由镇统筹和村提留开支的村干部报酬、村民小组组长补贴、村级办公经费、民政优抚、五保户供养等方面的支出，将纳入镇财政预算管理，并通过转移支付的办法，由市镇两级财政统筹解决。

3、村组干部收入标准和收入水平由乡镇党委、政府负责确定和考核。从调查情况看，大部分乡镇党委、政府都通过文件的形式，对村组干部、尤其是享受定额收入和补贴的村干部的待遇标准、收入结构和水平、不同村干部的收入系数以及经费来源和发放等进行明确的规定，并制定详细的考核内容、考核办法和量化指标（见案例1、案例2、案例3）。

案例1江苏A镇2001年村定额干部年终分配待遇实施意见（摘要）

一、待遇标准及分配办法：定额村干部的报酬由基础工资、考核工资和效益工资三部分组成。

1、基础工资：是村定额干部全年的基本报酬：标准5000元/人。

2、考核工资：按年终岗位考核实绩计算，满分为1000元/人。考核内容及计算办法为：（1）完成全年税费收缴工作，收缴率在98%以上的，得300元；（2）搞好国防教育、加强基层人武建设，完成全年征兵改造任务的，得200元；（3）完成计划生育工作，计划生育率达100%、且达到合格村标准的，得200元；（4）搞好农业结构调整，没有出现乱砍滥伐或严重火灾事故的，得100元；（5）建章立制，强化管理，没有出现违法用地和无证建房、水利事故、土葬、越级上访、矛盾上交的，得100元；（6）班子团结协调、政令畅通、村务公开、开拓创新、没有违法乱纪、刑事案件的，得100元。

3、效益工资：按村级集体到帐净收入为标准计算，满分为3000元。计算办法为：（1）集体经济账户有盈余且上交到账净收入额最高的村，为3000元，其他的村按相应的系数比例折算；（2）集体经济账户亏损的，只能享受按相应的系数比例折算数的50%。

二、分配比例：定额村干部年终报酬分配比例为：支书100%，村主任95%，会计90%，村副主任85%。

三、经费来源：由镇按定额干部每人5500元转移支付下拨到村，不足部分由村自有资金解决；没有自有资金的，由村打报告给镇政府，经审计后研究解决。

（摘自A镇镇委[2001]N号文件）

案例2江苏A镇2001年村定额干部补贴办法（摘要）

一、补贴范围和对象：各行政村享受定额补贴的村支部书记、副书记、村委会主任、副主任、村会计。

二、补贴办法和标准：

1、基础补贴：支部书记按每月300元，村主任按每月200元，村副书记、村会计按每月150元，村副主任按每月100元的标准进行补贴。

2、集体经济收入补贴：为鼓励发展农村经济，有集体经济收入的村，除享受基础补贴外，再按集体经济收入的多少进行适当补贴，方法为：以集体经济收入（企业年度纯上交到账数），按三级分段比率累计计提，5万元以下的按5%计提，5－10万元按15%计提，10万元以上的按10%计提，三段计提数相加即为计提总数，由各村按村书记1的系数，村主人0.5的系数，村副书记、村会计0.4的系数，村副主任0.2的系数比例进行分摊来确定每位补贴干部的年终补贴数。

3、上述补贴实行总额包干，各村可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统一使用单独建账。结余部分，可按上述比例进行分配，也可转入下一年度统一使用，超支部分必须按上述比例当年退赔。

4、凡在企业经营活动过程中开展正常的业务洽谈、承包改制、配合上级业务部门检查等过程中发生的必要费用由企业列支。5、各村要广开渠道，增收节支，大力发展地方经济，积极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凡因争取条线、挂钩村或其它部门资金支持而发生的必须费用，经镇主管领导审核后按不超过引资的15%－30%进行补贴。

三、补贴经费来源：由各村自行解决。

四、补贴经费发放：村集体账户有盈余的可按月发放，没有盈余的年终一次性发放。

（摘自A镇镇委[2001]M号文件）

案例3江苏B镇镇委、镇政府对村干部的考核办法

1、工资构成：考核工资——通过在村全体党员和村民代表会议上的述职，并由参加会议人员打分的办法，90分以上为优，85－90分为称职，80－85分为基本称职，80分以下为不称职；不称职者要由领导谈话，以示警告，连续两次不称职者，将被免职（考核结果作为发放考核工资的重要参考）；奖励工资——有特殊贡献者，才可能有；基本工资——根据基本工资的标准确定。

2、基本工资的确定标准及其幅度：确定标准有2项：一是村级人口规模，即5000人以上的村，村干部人均工资为3200－3500元/年，3000－5000人的村，村干部人均工资为2800－3200元/年，3000人以下的村，村干部人均工资为2500－2800元/年；二是村级税费总额（反映工作量的大小）。

3、不同村干部的工资系数：同一个村，不同职务村干部的工资水平不一样，工资系数，村支部书记为1，村委会主任、会计为0.8，支部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为0.7，其它成员为0.6。

（摘自课题组对B镇镇委书记的访谈笔记）

村级组织行政倾向的进一步加强，有其政策和体制性原因。

第一，农业两税附加资金的财政性质。农村税费改革措施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将原有的具有集体资金性质的村提留改为农业税附加（包括农业特产税附加）。虽然政策明确农业税附加属于集体资金，但事实上，不仅农业正税的附加也是税，属于国家财政资金，与“正税”一样具有强制性，而且“附加”的比例是由地方政府组织逐级核定、并要求与农业正税一并“统一收取”的。因此，主要依靠具有财政资金性质的“农业税附加”资金运转的村级组织，就很难理清与乡镇政府的行政和财务关系，难以实现真正的自治性运转。

第二，集体资金“村有乡管”的政策内涵不清。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机构改革使乡镇经管站的机构受到较大影响：有的地方将其撤消，职能并入乡镇财政所；有的将其与其他机构合并，或直接并入乡镇财政所，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虽然政策明确规定“用农业税附加方式收取的村提留属于集体资金”，但是，由于农业税附加资金的财政性，由于对农业税附加“实行乡管村用，由乡镇经营管理部门监督管理”的政策规定内涵不清楚，很多地方对“监督管理”到底是“监督”还是“管理”，存在较大争论。其结果，以财政部门为主导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自然是以财政部门的意见为主。调查发现，很多地方的财政部门都认为，“监督管理”就是“监督”而不是“管理”，财政部门自然是村级资金的管理主体。

第三，乡镇党政组织存在较大的“分流人员”压力。精简乡镇机构、压缩人员，是农村税费改革中一项重要的配套改革措施，它关系到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成败。但多年来乡镇党政组织及其部门和事业单位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干部队伍，积累了诸多矛盾。对乡镇党政领导来说，机构改革相对容易、人员压缩极其困难，除了临时聘用人员容易清退以外，因没有科学的对国家干部的精简机制，缺少分流渠道，而面临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在传统农区，一是乡镇企业发展缓慢，且收入低、就业机会少，对乡镇干部的吸引力很小，二是在乡镇党政组织及其所属的事业单位就业，就业和收入预期相对稳定，且有较高的身份“比较优势”，因此在国家没有出台科学的人员分流标准和对分流人员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措施的情况下，更无法准确地核定精简对象。要实现既压缩人员，又保留“分流人员”国家干部身份的双重目标，下派到村级组织任职是最好的选择。

村级组织行政化倾向的进一步加强，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一是将具有财政资金性质的农业正税附加作为村级资金，动摇了村级组织自治性的存在基础，自治功能难以发挥，村级组织面临着成为乡镇政府附属行政机构的危险。

二是下派国家干部到村级组织任职，使村干部“公职化”，不仅动摇了村民自治的组织载体，而且，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在乡镇机构改革和人员精简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和成效的情况下，在村级又会形成一层庞大的国家干部队伍，政府财政的人员负担将进一步加重。

三是由政府财政供养的国家干部到村级组织任职，是代表政府管理村级事务的人，由乡镇党委、政府负责确定和考核村组干部的收入标准和收入水平，当政府的利益与农民的利益发生短期冲突时，村级组织就很难代表和维护农民利益，甚至可能违反和侵犯农民利益。

四是对村级资金实行“村有乡管”，尤其是由财政部门管理，延长了农民的监督距离，增加了监督困难，村级资金（包括“一事一议”资金）的安全性难以得到保证。一些地方借助“村有乡管”的办法，用“借”、“垫”、“扣”等手段，将村级资金变成事实上的“村财乡用”，严重侵犯了农民利益和村级组织的利益。

五是村级组织的行政性和集体资金收取的强制性，提高了基层政府及其部门“搭车”收费的可能性。

（二）农民税费尾欠和财政资金“刚性”结算双重挤压下的村级资金困境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村级组织面临巨大的资金困境：

1、村级资金存在较大的开支缺口。从江苏情况看，除了一些二三产业相对发达的村以外，大部分村级组织资金入不敷出，存在较大的开支缺口。据调查，江苏A县村均农业税附加收入仅有3.85万元。虽然政策明令要压缩村级开支，但是，根据调查，事实上必不可少的开支项目有：（1）村组干部报酬约需4-6万元；（2）村五保户供养经费，村均约需2-3万元；（3）办公经费，包括电话费、账册费、电费、报刊费等，村均最少需要0.5万元；（4）其他经费：村组干部党训补贴费、宣传费（村务公开栏、标语、政策宣传等）、计划生育费（相当于村人均2元/年·人）、征兵费、村人（党）代表选举经费、节日经费（包括教师节、6.1儿童节、三八妇女节、五四青年节、八一建军节等）、出差补助费（计划生育、征兵等工作到县里开会），最少需要0.5万元。以上总计，村年均开支至少相当于收入的2倍。湖北省监利县红城乡反映，农村税费改革后，村平农业税附加收入只有2万余元，而一个村正常的费用支出平均在5万元左右，支出缺口达50%。

2、农户税费尾欠不可避免。调查显示，无论农民负担有多少，几乎每个村都有部分困难户、外出户、“钉子户”的税费任务无法完成，税费尾欠达5%-15%、甚至更多。2001年，宝应县全县约有5%的农业税费尾欠，其中，柳堡镇14000个农户，农业税及其附加任务有10%的农户近50万元的尾欠。苏中某县的上方镇2001年只完成税费任务的90%，估计2002年的税费尾欠更多。即使是相对发达的溧阳市天目湖镇，也有5%的税费尾欠。湖北省监利县某乡至少有10%左右的特困户、外出户和能交不交的“钉子户”无法完成税费任务。

3、农业税费“上清下不清”。农村税费改革后，虽然农户税费尾欠不可避免，但村级组织必须完成乡镇政府下达的税费任务。假如一村有10万元的农业税和2万元的农业税附加任务，如果有5%即6000元的尾欠，只收上来11.4万元，乡镇的10万元任务也必须首先完成，村附加只有1.4万元；如果有20%即2.4万元的尾欠，只收上来9.6万元，村附加不仅一分不剩，村里要么举债、要么挤占其他村级资金，也必须完成乡镇的10万元任务。苏中某村2002年需要农民负担税费约80万元，其中农业税35万元，农业税附加7万元。到8月中旬，该村共收取的43万元现金（不仅包括部分农业税及农业税附加，还包括4.3万元的“一事一议”资金和约7万元的“以资代劳”款、抗旱排涝费、水费等），除了村级开支一部分和被水利部门拿走4万元作为基本水费外，其余的全部上交到镇财政（还从个体户拆借3万元），农业税任务一次结请。

4、县乡财政用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抵扣农业税和其他上交任务。按照江苏省的规定，中央和省两级的财政转移支付必须全部用于补助乡村两级，其中必须划出15%的资金用于村级开支。但事实上，落实到乡村的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只是账面上的。以苏北某镇为例，县财政给该镇119万元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被县财政用于抵扣乡镇政府应上划的400万元教师工资；该镇在做账时将上级转移支付的3万元用于对村级的转移支付，用于抵扣村里的税费尾欠。

村级组织面临资金困境，有其政策和体制性原因：

第一，“税改”政策使村级收入下降幅度最大。按照中发[2000]7号文件精神，农村税费改革后，作为村级资金的“农业税附加比例最高不超过农业税正税的20%”；虽然国发[2001]5号文件允许各地“在农业税及其附加总体负担水平不超过8.4%的前提下，通过适当降低农业税税率，相应提高农业税附加比例的办法，增加村级收入”，但从2002年以省为单位进行的试点情况看，除山东和自费改革的上海、浙江省以外，其他17个省区执行的都是中发[2000]7号文件规定的农业税附加比例。有关统计表明，改革前的1999年，这17个省区由农民负担、属于政府的法定收入有农牧业税及其附加、农业特产税及其附加、屠宰税、乡统筹、教育集资等5项，合计总额为461.4亿元；由农民负担、属于村级组织法定收入的有村提留一项，合计总额为162.6亿元。改革后，这17个省、区测算的数据表明，在取消屠宰税、乡统筹、教育集资以后，由农民负担、属于政府收入的有农牧业税、农业特产税等2项，合计总额为292.5亿元，相当于改革前5项合计总额的63.4%，减收1/3左右；由农民负担、属于村级组织收入的有农牧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的“正税附加”，总额为57.2亿元，相当于改革前村提留的35.2%，减收近2/3。

第二，县级财政对乡级政府的综合结账。一般地说，县级财政给乡级政府下达的财政、税收计划和上解计划，要由乡级财政、国税、地税、工商等部门分别完成。其完成程度，一是取决于财政、税收计划的真实可靠性，是否有足够的税源，二是取决于有关部门的税费征管力度，能否“据实”征收。所谓“县级财政对乡级政府的综合结账”，就是指，因没有足够的税源，或者没有“据实征收”，使一些部门完不成征收和上解任务，形成缺口，县级财政就要求乡级政府综合平衡、补足，由乡级政府与县级财政一并结账，完成上解任务。填补缺口的办法，一是挤占、挪用其他资金（包括“村有乡管”的集体资金），一是用县级财政给乡级政府的应拨款（包括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资金）直接抵扣。也就是说，不少地方都没有按照“财力向下倾斜，缺口上移”的要求，调整县乡财政体制，而是“县把缺口留给乡、乡把缺口留给村”。

第三，“村有乡管”提供了方便条件。在农民税费尾欠和财政资金“刚性”结算的双重挤压下，村级面临巨大的资金困境。这种不利局面，会造成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一是村级组织缺少运转资金，会影响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村级组织的正常运转，甚至可能导致村干部“撂挑子”和村级组织瘫痪，直接影响农村税费改革的推进。二是要维持村级组织运转，村干部一定会想方设法增加村级“收入”，要么加码征收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或以各种名目乱收费、乱摊派，最终抵消农村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上取得的巨大成效；要么挤占、挪用“一事一议”款、“以资代劳”款等其他村级资金，直接影响村级公益事业建设；要么靠举债度日，形成新的债务黑洞。三是激化干群矛盾，影响社会稳定。

（三）农民的“税外”负担与对农村公共品成本的分摊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农民的税费负担基本可以分为3个部分，一是属于财政收入的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二是属于村级资金的“两税”附加、“一事一议”款和“以资代劳”款，三是经营性收费。按政策规定，农业两税及其附加要由乡镇财税人员严格按照规定的比例征收，“一事一议”款和“以资代劳”款要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按照村民自治的原则收取，经营性收费要按照谁服务谁收费、谁受益谁交费的原则收取。但调查发现，一些地方在让农民承担“税外”负担和分摊公共品成本方面，存在诸多不合理、不符合政策要求的行为。

1、农民的“税外”负担项目多、数量大。有关资料表明，2002年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20个省份，除了向农民收取农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及其附加以外，多数省份都收取了“两工以资代劳”款、“一事一议”筹资，且数量较大，仅“以资代劳”款就达154.8多亿元，相当于两税附加的近1.45倍。除此之外，从调查情况看，一些地区还要农民交纳学生捐资助学款、二三产业就业人员交积累以及水圩费、抗旱排涝费、农业开发资金还贷、水利工程配套费（水利工程水费）、大病互助、农技畜禽防疫等。从表2（附后）可以看出，2001年和2002年，A县农民承担的农业两税附加合计分别为1073.41万元、1068.24万元，“一事一议”筹款分别为1324.79万元、1296.62万元，“以资代劳”筹款分别为1232.12万元、1224.96万元，二三产业就业人员交积累筹款分别为859.57万元、906.83万元，服务代办费筹款分别为3271.71万元、3498.78万元。也就是说，A县农民承担的“一事一议”款、“以资代劳”款和二三产业就业人员交积累金3项合计数，每年都超过农业两税附加总数的3倍以上，同时，收取的服务代办费总数也是每年都超过农业两税附加的3倍以上。另外，该县村级组织还要负担计划生育经费150万元。

2、“一事一议”款和“以资代劳”款的跨村平调使用。从调查情况看，对上述两项资金，很多地方都采取由乡镇统筹大部分资金进行跨村平调使用的办法，甚至有的地方在乡镇统筹跨村平调使用的同时，还有由县级统筹一部分资金跨乡使用的现象。在江苏某县一村收取的“以资代劳”款中，每年要被县里拿走3万元（相当于总额的近50%），用于县城道路建设。按照苏北某县的规定，农民交纳的“以资代劳”款，要上交50%给县里，用于跨乡镇的水利和公路工程建设；据该县一镇委书记介绍，2001年，该镇“以资代劳”款35万元，上交县里14万元（赖掉3.5万元），2002年恐怕要上交13万元（总额26万元的50%）。据江苏某镇镇长介绍，近两年该镇收取的约50万元的“以资代劳”款，全部被市里拿走，用于疏通河流工程。湖北监利县某乡为在3年内实现村村通路，将各村收取的“一事一议”款中的一部分（10元/人·年），交乡里统筹使用。

3、经营性收费按人或按地平摊，并由乡村干部负责与农业税一起“搭车”征收。从调查情况看，经营性收费主要包括水圩费、抗旱排涝费、农业开发资金还贷、水利工程配套费（水利工程水费）、大病互助、农技畜禽防疫等，这些费用的收取并不是按照谁服务谁收费、谁受益谁交费的“对象性”原则、由服务者向受益者收取，而很多地方都是在年初将其与农业税征收计划一并下达到乡镇政府，然后由乡镇政府作为任务再分解下达到村，由乡村干部负责催收（有的地方美其名曰“服务代办”），陆续上交到有关部门。同时，在乡村干部帮助收取服务代办费时，基本都是按照土地面积或人头分摊的。苏北某县规定的基本水费收取标准是，旱地3元/亩，水田12元/亩，经济田8元/亩；苏中某县规定的基本水费收取标准是，提灌区8元/亩·年，直灌区18元/亩·年，抗旱排涝费的收取标准是30元/年·亩；湖北监利县某乡规定的基本水费收取标准是15元/亩。

4、其他收费行为。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向在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民收取“积累金”。据调查，这一现象在很多地方存在。苏中某县规定，为了在社区范围内“公平负担”，凡户口在农村社区并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动力，都要按一定的标准向村集体交纳积累，标准是，凡一年在二三产业就业4-8个月者，每人每年交30元，凡一年在二三产业就业8个月以上者，每人每年交100元。2001年和2002年，该县向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民收取的“积累金”分别为859.57万元和906.83万元。其中一个被调查村的收取办法是，对在本地就业的近200人，按工资的2%扣除，每人每年约80元，一年能收1.3－1.4万元；对外出就业者，每人每年收50元，一年能收约6000元。二是向中小学学生收取“捐资助学款”。调查发现，虽然这一现象不多，但比较典型。江苏某县规定，税费改革后，学生捐助款生均收取150-300元/年左右，没有学生的农户不交。收取办法是，由学校印好“自愿捐助书”，由学生家长在其中的“自愿捐助”处签字并“捐款”，不交款者不准其子女入学，该项费用由学校代收后交给教育主管部门。2001年该县全年收取这项费用总额达到3400万元（这还不包括学生交纳的大约1732万元学杂费），该县某镇2002年将向每位学生收取150元。

上述现象的发生，有政策性原因，也有操作性原因。主要包括：

第一，新的农业税收入大都进入乡镇干部工资专户，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缺少资金来源。按改革试点的政策规定，原来乡统筹的大部分开支都要纳入乡镇财政的开支预算，但由于县乡财力下降，那些以农业税收入为主的乡镇，要实现保证基层组织正常运转的目标，那就首先要保证干部工资。大部分试点乡镇的农业税收入都被上级要求统一纳入工资专户。但典型调查显示，即使是加上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收入，以农业为主的乡镇也难以保证干部工资全额发放。从而使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缺少财政资金来源。因此，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基层政府组织向农民转嫁公共品供给成本就不可避免。

第二，农村税费改革后，乡村公共品供给主体不明确。以乡村道路建设为例，政策规定，取消乡统筹以后，原由乡统筹费开支的乡村道路建设所需资金不再固定向农民收取。村级道路建设资金由村民大会民主协商解决，乡级道路建设资金由政府负责安排。问题是，什么是“村级道路”，什么是“乡级道路”；“村级道路”是否包括“村际道路”；“乡级道路”是否包括“乡际道路”，没有明确的概念界定和政策说明。因此，各地在具体安排道路建设资金时，因难以界定资金供给主体，出现一些扭曲的政策安排。江苏省《关于改革和完善县（市）对乡镇财政管理体制的意见》明文规定，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通往行政村的村级道路所需资金由村民大会讨论协商，通过一事一议的办法解决，乡镇可给予适当补助。县城通往乡镇的乡级道路建设资金由县乡两级财政资金予以补助”。这一规定，一是明显地将“村际道路”纳入“村级道路”的范围，并将其建设资金的供给主体确定为农民，这就为乡镇政府在全乡镇范围内平调使用村级“一事一议”道路建设资金和“两工”及其“以资代劳”款留下隐患；二是没有明确县乡政府是“乡级道路”的资金供给主体，县乡两级财政只对“乡级道路”建设负有“资金补助”的责任，这说明，农民仍然对“乡级道路”建设负有“筹资筹劳”的责任，这就为县级政府在全县范围内平调使用村级“一事一议”道路建设资金和“两工”及其“以资代劳”款提供了依据。

第三，乡村干部采取与农业税“搭车”并按人或按地平摊的方式征收经营性费用，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仍然担负经营性职能。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尽管国家已经明确要求将水利工程水费等收费由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改为经营性收费管理，并按照自愿有偿的原则，在规定的收费范围和收费标准内对接受经营的对象据实收取。但在地方政府机构改革过程中，由于政府职能转换滞后，很多经营性职能没有从政府功能中分离出来，地方政府和部门及其所属的事业单位，仍然利用行政权力、结合部门利益从事经营性业务，并继续将经营性收费作为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而拥有经营性收费业务的部门和单位，根本无法面对庞大的农户群体，逐户收取其所谓的“经营性费用”，只有通过上级政府将其“经营性收费”作为任务与农业税税收任务一并下达给乡村组织，并依靠乡村干部作为“服务性代办”去完成；对乡村干部来说，要完成“经营性收费”任务，采取按人或按地平摊、并与农业税一起征收的方式是最方便的选择。

第四，以“公平负担”为理由，向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农村居民收取“积累金”，既有失公平，在操作中也走了样。有关政策规定，农村税费改革后，“对不承包土地并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农村居民，可以按照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经过村民大会讨论确定，在原乡统筹费和新的农业税附加的负担水平内，向其收取一定数额的资金，用于村内集体公益事业”。这种规定本身具有不合理性：一是以“户口”为依据，向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农村居民收取“积累金”，用于村内集体公益事业建设，似乎是为了在农村社区内“公平负担”，但却带来了城乡之间的“不公平负担”，即使是与在同一社区内居住而不需要交纳“积累金”的乡镇干部相比，也有失公平；二是农村居民从事的二三产业，已经交纳有关的工商业税收，如果再让其交纳“积累金”，就是一种“双重征税”行为；三是即使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农村居民属于个人收入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也要看其收入是否达到交纳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水平，而不能一概都交。即使这一政策规定有其合理性，在操作中也出现了不符合政策要求的行为：一是按照政策规定，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农村居民是否交纳“积累金”，要“经过村民大会讨论确定”，而不能像一些地方采取由政府下达任务的方式确定；二是按政策要求，交纳“积累金”的对象是“不承包土地并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农村居民”，不是所有“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农村居民”，而一些地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对“承包土地并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农村居民”也收取“积累金”，扩大了“积累金”的收取范围；三是一些地方不考虑外出人员是否就业、是否有收入，而是按照劳动力外出时间的长短，规定交纳“积累金”的不同标准，更不合理。

以上问题，会带来诸多严重后果：一是对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缺少明确的政策界定，地方政府会推卸其农村公共品供给责任，并容易发生向农民转嫁农村公共品供给成本的行为，从而增加农民的“税外”负担；二是乡村干部采取与农业税“搭车”并按人或按地平摊的方式征收经营性费用的做法，容易诱使一些涉农部门产生新的“三乱”行为；三是向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农村居民收取“积累金”，会造成新的城乡不公，也会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四是农民承担过多的“税外”负担，尤其是一些新的乱收费，不仅会抵消农村税费改革对减轻农民负担的作用，直接影响改革的顺利进行，甚至会使农村税费改革面临陷入“黄宗羲陷阱”的危险。

五、基本判断：政策检讨

（一）农村税费改革后，乡村干部仍是“征收税费”的主要力量

一个良好的愿望是，农村税费改革后，随着农民负担的减轻，农民交纳税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会大大提高，进而会大幅度减少税费征收工作量；因而，完全可以依靠农税征管人员完成税费征收任务，其他乡村干部可以抽身不管。调查显示，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1、单靠有限的农税征管人员，无法面对数量庞大、高度分散、规模狭小的农户。从调查情况看，尤其是在一些传统农区，平均每个村约有上千农户，每个乡镇有十数个村、上万农户。农村税费改革要实现村村减负、户户减负的目标，必须在农业税费征收之前，对农业税计税面积、税负水平进行逐村逐户核实查对，还要做到让所有农户对各自的计税面积、计税金额和负担卡签字；在税费征收过程中，不仅要宣传发动，还要上门征缴，同时还要做好困难户的核查和税费减免、“钉子户”的说服教育或采取“税收保全”措施等项工作。如果再加上与农税“搭车”征收的“非农业税费”征收工作，要单靠乡镇农税征管人员保质保量地完成，是根本做不到的。

2、主动交纳农业税及其附加的农户较少，税费催征工作量仍然很大。江苏某镇介绍，在每年农业税费集中征收季节，几乎全体镇直干部都要参加税费征收工作组，派驻各村，并依靠全体村组干部，广播宣传，逐户催缴。即便如此，2001年全镇1.4万个农户，真正主动向定点农税征管人员主动交纳农业税的只有13户，约有30%的农户主动交给村组干部，其余的都需要乡村干部上门收取（全镇2001年仍然有约10%的农户尾欠近50万元农业税及附加）。苏北某村反映，靠乡镇工作组和税收征管人员，同时还要聘任村会计为“员”，大概能完成农业税及附加任务的60%左右，其余的都要靠村组干部上门催征。有的地方甚至采取让教师上门追缴农业税的办法。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反映的只是农民交纳农业税及附加的情况，并不包括大量的“非农业税费任务”。几乎全部被调查村干部都证实，如果没有乡镇和村组干部参与，保质保量地完成税费征收任务是根本不可能的。

3、村组干部是突击征收“非农业税费任务”的主要力量。农村税费改革以后，除了农业税及附加和“一事一议”款、“以资代劳”款以外，农民负担的税费项目还有很多，如上级政府对经营性收费的“服务代办”，农村五小车辆使用税、计划生育费等。多数被调查村干部都反映，很多乡镇政府都将这些“非农业税费”作为必须完成的硬性任务、并配套一些奖惩措施下达给村级组织，由村组干部突击完成。依靠有关部门，是难以完成的。（参见个案4）

4、税费收缴情况是政府实施村组干部政绩考核的主要内容和奖罚的主要依据，是直接影响村组干部收入水平的最主要因素。（见个案1、个案4）

个案4一村支部书记在村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摘录）

会议时间：2002年1月1日；参加人员：全体村组干部；主持人：村党支部书记

会议主要议题：征收2001年的三项税费——计划生育费、五小车辆税收、基本水费

一、计划生育罚款收缴

1、罚款对象：包括超生的、不够年龄结婚的、暗婚暗育的、抱养弃养子女的，以及没有“三证”的；

2、罚款任务：与去年一样，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

3、主要措施：（1）各村民小组在4号以前完成的，第一名奖300元，第二名奖200元；（2）在4号之前不交钱的被罚款户，后拖一天，加罚20%；（3）2000年以后超生的，罚款不封顶；（4）凡是已怀孕没生下来、又属于超生的，允许株连其亲属，已经生下来的，不要株连其亲属。

二、五小车辆税收收缴

1、收税对象：独头手扶拖拉机、带拖斗拖拉机、营运车辆、三轮车、摩托车；

2、收税标准：独头手扶拖拉机15元/年，带拖斗拖拉机40元/年，营运车辆45元/月，三轮车150元/年，摩托车60元/年；

3、主要措施：（1）村组干部分工负责，努力做好五小车辆税收的征收工作；（2）要按照镇里下达的标准征收，不能打折扣。

三、基本水费收缴

1、收取依据：具体由水利部门解释；

2、收取标准：每亩地7元。

四、工作要求

1、本村这项工作开展较晚，任务较重，村组干部要分工负责，马不停蹄地进入工作状态，必须在4号以前完成三项税费征缴任务；

2、三项任务是硬性的，刚性的，没有弹性，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

3、在4号之前完成的有5%的回扣，完不成任务的要对组长罚款；

4、三项税费征缴要先急后缓，先抓计划生育罚款，后起基本水费和五小车辆税收；

5、要重点在钉子户和困难户上下工夫；

6、不希望哪一个组长不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不希望出现村民顶撞现象，出了问题，由各村民小组组长负责。

（摘自苏北某村《村组干部会议记录》）

（二）农村税费改革后，土地“税负平摊”和“税负不公”问题没有解决

农村税费改革前，各地普遍存在少报、漏报土地及新开垦土地和没核减工商开发、水利工程、修路等非农占地的现象，早已出现因“有地无税”、“有税无地”等土地税负“不公”问题，还由于农业特产税本身存在的“五难”、“四多”、“一高”问题，无法实施依率据实征收，不得不采取按人按地平均分摊的办法。但农村税费改革后，土地“税负平摊”和“税负不公”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1、从事农业生产的实际土地面积是不断变化的。按照税费改革的政策规定，农业税计税面积要坚持以二轮承包土地面积为依据。虽然政策允许按照实际情况进行个别调整，但由于新开垦土地和工商业开发、水利工程、修路等非农占地不断发生，实际农业土地面积是不断变化的，不可能对计税面积进行准确、及时的调整，因此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因土地面积变化带来的“税负不公”问题。以湖北监利县某乡为例，税费改革后，县里按照乡里往年上报土地面积124213亩作为农业税计税面积给该乡下达农业税及其附加任务9623938万元，亩平77.48元，但该乡实际只有土地面积119938亩，与上级核定的计税面积相差4275亩，乡里为了完成税收任务，下达给村里的农业税及其附加任务为亩平80.24元，亩平提高3.56%。

2、按地平摊农业税，带来土地“税负不公”。从调查情况看，虽然政策要求实行地区差别税率和计税常产，但绝大多数试点省至少到县一级执行的都是统一税率，至少在乡镇一级都是执行同一计税常产。由于不同地区乃至不同农户之间的土地质量不同、经营水平不同，土地农产品产出水平差异较大，如果对不同地区、不同农户按同一税率和计税常产平摊农业税收，就会带来土地“税负不公”。

3、无法解决农业特产税本身固有的缺陷，不能实现依率据实征收，不得不继续采取“按地平摊”的办法加以征收，仍然存在农业特产税“税负不公”问题。

（三）农村税费改革后，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支撑了农民负担的减轻

农民法定负担全面减轻是农村税费改革后取得的最重要的阶段性成效，但基层组织减收也是基本事实。但中央要求，“农村税费改革后，县、乡政府因收入减少影响的开支，主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压缩财政供养人员、调整支出结构等途径解决”。也就是说，基层政权“消肿减支”对减轻农民负担起决定性作用。但从实际情况看：

1、基层“消肿减支”远远不够。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县乡政权组织“消肿”不够。从调查情况看，乡村撤并和村干部精简力度较大，成效显著，但大多数县市级机构改革不够，力度不大；在乡镇机构改革中，除了清退部分临时聘用人员和让部分到退休年龄的干部退休外，其财政供养人员数量没有太大变化，有的地方甚至还在继续增加。江苏省3县市的统计结果验证了我们的看法（见图表2）。二是县乡政府职能转换不够。从调查情况看，各地在机构改革中，比较注重机构撤并和人员精简，但对政府职能转换普遍不够，政府仍然承担过多的经营性职能，政企不分严重；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体制没变，农民被动出资、投劳太多，且平调使用现象严重；县乡村职能划分不清，财权事权不统一。三是乡镇垂直部门改革不够。从各地进行乡镇机构改革的情况看，被下放管理权限或被撤并的机构主要是一些与“三农”密切相关的涉农部门，如农经管理、畜牧、水产、林果、农机、农技等，而对人、财、物等管理权限均在上级管理部门的垂直单位，普遍没有涉及，即使有，力度也不大。县乡政府职能不转变，自然就难以真正地精简机构，更难以精简人员，从而就使减少开支和调整开支结构极其困难，县乡政府组织运转成本就难以降低?/p>

年份 沭阳县 溧阳市 宝应县 1999 26864 19262 22908 2000 28015 19954 24085 2001 28919 19388 23919 2002 29045 19502 23919

2、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弥补了县乡政府组织因税费改革而减少的合法收入。除江苏、浙江、上海3省市外，2002年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17个省份，在改革前，其农牧业税及其附加、农业特产税及其附加、屠宰税、乡统筹、教育集资5项收入约为484.4亿元，税费改革后，其农牧业税、农业特产税收入约为312.4亿元，实际减收约172亿元。

有关政策要求，农村税费改革后，要“通过中央和省两级财政转移支付的办法给以适当补助，有条件的市（地）一级政府也应安排一定的资金支持这项改革”。事实上，撇开省地两级财政对县乡财政转移支付的作用不论，仅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就弥补了县乡政府组织因税费改革而减少的合法收入。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央财政给这17个省份的转移支付可分为2个部分，一是农村税费改革专项转移支付约191.53亿元，二是农村教师工资专项补助约40.74亿元。2项转移支付总额约为232.27亿元。

按照中央有关政策要求，中央财政关于农村税费改革的专项转移支付，要有一定比例用于村级组织开支缺口。但从调查情况看，能够落实到村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极少，即使有，也主要是账面上的。这里就按江苏省有关政策要求的15%的比例，计算中央财政对这17个省份191.53亿元的农村税费改革专项转移支付中，约有28.73亿元要落实到村。也就是说，加上农村教师工资专项补助，上述17个省份的县乡两级政府应得到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总额为203.54亿元；再加上农村税费改革后这些省份312.4亿元农牧业税、农业特产税2项合法收入，县乡两级政府收入总额已达515.94亿元。这已经比其改革前484.4亿元合法收入多出约31.54亿元。也就是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不仅弥补了这些地区因税费改革减收的172亿元合法收入，还多出31.54亿元。

（四）农民负担有反弹的可能

目前各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农民负担会不会反弹。这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层组织是否“消肿”，不合理开支是否减少；二是随着农民减负，改革前一些必要的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是否有新的制度安排予以保证；三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和可持续性；四是农村税费改革是不是一种可持续性的制度安排。从我们调查的情况和有关文献的反映的问题看，农民负担有反弹的可能。

1、基层组织没有“消肿减支”。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进行税费改革试点的不少地区，没有能够按照政企分开和精简、效能的原则，真正转换政府职能，精简机构和人员，即使是对分流、轮岗人员，也缺少可持续性的制度安排，财政负担没有减轻。

2、农村公共品供给缺少资金来源。按照有关政策规定，改革前由乡统筹开支的大部分项目，都要纳入乡镇财政预算开支。但为了确保基层组织的正常运转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正常需要，在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农业税收比例较大的传统农区的一些县乡组织，都首先将农业税和上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绝大部分纳入工资专户，用于发放干部和教师工资。即使这样，不少地区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欠发工资的现象。不少地区的县乡财政都很难对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做出必要的资金安排，即使有预算安排，也难以落实。

3、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已实行包干使用。也就是说，即使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能够持续、稳定的拨付，但不可能再加大力度。

4、一些地方已经出现农民负担“加码”和“乱收费”行为。据湖北某乡党委书记反映，经过调查摸底，为了弥补村级资金不足和部分农户的税费尾欠，该乡各村在乡政府下达农业税收任务的基础上，平均每个村约加码5万元，全乡近400万元。苏中的部分县乡为弥补教育经费不足，强行向农村中小学学生收取“捐资助学款”。安徽某村村民反映，税费改革后，初中、小学学杂费收取实行的“一费制”，现在标准已提高，税改第一年标准分别为生均110元和80元，第二年提高到220元和120元。

六、政策建议

（一）继续完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方案

完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方案，必须坚持以下基本原则：一是实行有利于农业和农民休养生息、减轻农民负担的轻税政策；二是有利于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三是有利于土地税负公平、公正、公开；四是有利于农民监督；五是简便易行。

在坚持上述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对完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方案，提出如下要点：

1、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改征土地资源税。按照现有农业用地的产出水平，土地只能是农民的生存保障资料，农业尤其是种植业根本没有能力承担税费任务，现有农业用地的所有税费负担理应全部取消。但是，考虑到国家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负担能力，我们建议，采取一个向全面取消农业税费的过渡办法，过渡期为5年，即在过渡期内，在取消现行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的基础上，从轻确定税负水平，改征单一的土地资源税。

第一，以村为单位，全面据实核查现有农业用地资源，据实核定土地资源税的计税面积，多的增、少的减，彻底消除“有税无地”或“有地无税”现象，从根本上夯实“公平税负”的基础。

第二，按照简便易行的原则，不考虑农业生产品种、种植结构和产出水平，主要以农业生产季节数量为标准，参考土地质量，分区域对农业用地分等定级，并采取定额税的办法，确定亩均土地资源税税负；但要对亩均税额实行上限控制：如对产出一季的农业用地，亩征土地资源税10元，产出两季的，亩征20元，产出三季的，亩征30元。

第三，已经确定的土地资源税税收标准，亩均税额保持长期不变，以村为单位的税收总额可随农业用地数量的增减，每3年调整一次；其间增减的农业用地，其土地资源税任务由土地实际使用者承担。

第四，制定土地资源税减免政策，具体可按现有农业税减免比例执行。

第五，村级集体组织为土地资源税的纳税主体，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名义直接向农户收取土地资源税。

2、严格按照村民自治原则，筹集、管理和使用村级资金。

第一，继续采取村提留的办法，向承包土地的农户收取村干部报酬、五保户供养、办公经费三项费用。村提留的比例，不超过土地资源税正税的40%；村级组织只负责组织村内公益事业建设，村内公益事业建设资金，严格执行“一事一议”制度，是否收取、如何收取、收取多少，均由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真正实行民主决策；村内公益事业建设资金，只对承包土地的人口收取，按照“无偿筹资、有偿用工”的原则，在确定投资数量和用工数量的基础上，实行投资、投劳两线运行，分别算账。

第二，除农税征管部门有权按照政府核定的标准和税额向村级组织收取土地资源税以外，各级政府组织及其部门无权以任何形式给村级组织下达包括服务性收费在内的任何筹资筹劳任务；村提留和村级公益事业建设资金属于集体所有，由村级组织负责管理和使用，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以任何形式和名义跨村平调使用村级资金，不得实行“村有乡管”或“资金、账目双代管”；除遇特大洪涝灾害和其他突发性事件以外，跨村使用劳动力一律根据自愿、有偿的原则，由用工单位或个人与农民协商解决。

第三，村级组织使用集体资金，实行村务公开、村民监督和上级审计。村提留和村内公益事业建设资金的使用，实行专款专用、分别做账，严禁将“一事一议”资金作为村提留使用；对村级财务实行“双公开”，一方面向村民公开，定期公布收支账目，一方面对上级政府公开，将村级收支账目报送农经管理部门；由村民大会选举产生村民理财小组，负责对村级财务进行全过程监督管理；赋予政府农经管理部门村级财务审计职能，负责对村级财务进行定期审计或抽查审计，并根据群众反映进行有针对性的审计。

3、税费负担的交纳。

第一，承包土地的农民在村社区内部从事农业生产不再作为纳税主体直接向政府纳税，只向土地集体所有者的代表——村级组织交纳土地承包费(即地租)，土地承包费包括土地资源税和村提留两部分，村级组织作为土地资源税的纳税主体，按照上级政府核定的标准和税额，用土地承包费的一部分向农税征管部门交纳土地资源税。

第二，对只保留土地承包权力而不直接承包土地，并与村级组织签订契约5-10年的农民（具体期限由村民大会事先讨论决定），不承担土地承包费和村内公益事业建设资金任务；对与村级组织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而又将承包地转让出去的，要由土地流转双方签订流转协议，明确土地承包费和村内公益事业建设资金的承担主体，村级组织按照协议规定收取土地承包费和村内公益事业建设资金。

第三，农民交纳土地承包费和村内公益事业建设资金，可采取或“交钱”或“交粮”或“钱粮并行”的办法，如果需要农民交粮，必须事先公布粮食收购价格，与愿意交粮的农民签订收购合同，并实行农户与购粮单位、农户与村级组织、村级组织与农税征管部门四方分别结算的办法，不允许代扣、代缴、代结。

第四，在以下3种情况下，村级组织有权收回农民的承包地：承包土地而又抛荒土地达一年者；承包土地而又不交纳土地承包费和村内公益事业建设资金达一年者；转出承包地而又因不签订流转协议、造成无人交纳土地承包费和村内公益事业建设资金达一年者。对被村级组织收回承包地的农民，只保留其承包土地的权力，5-10年内不得重新直接承包土地（具体期限由村民大会事先讨论决定）；村级组织有权对收回的承包地实行集体统一经营或重新发包经营。

（二）配套改革要连动进行

1、取消乡级财政，建立县乡一体的、由县级财政统筹的公共财政体制。一是将乡级政府的人权、财权和事权统一收归县级政府，取消乡级财政，建立由县级财政统筹预算乡镇财政收支的财政管理体制，县级政府及其部门给乡级组织下达的所有事项、安排的所有人员，全部由县级财政预算开支，不得留任何缺口；二是转换县乡政府职能，按照“政企分开”原则，将其现在承担的经营性职能全部剥离，推向市场，完全脱离与政府行政和财务的关系；三是经过严格核定、由政府及其部门负责收取的、带有“对象性”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律作为县级财政预算收入，其人员工资和征收费用纳入县级财政预算开支，实行收支“两条线”；四是由县级政府按区域合理设置地税征管部门，并作为农税征收主体，按照政府核定的标准和税额，具体负责向村级组织收取土地资源税，上交县级财政部门，除此之外，农税征管人员不得借征收土地资源税的名义，“搭车”任何其他税费。

2、进行县乡村机构改革连动，做到全部“消肿减支”。一是在转换政府职能、由县级财政统筹预算收支的基础上，合理确定乡级组织的机构数量和人员编制，乡级组织无权通过自收自支，自设机构、自聘人员；二是彻底改革乡级组织用人制度，全部实行竞争上岗，对落聘人员，由县级财政给其发放3年基本工资、购买失业保险后，自谋出路，真正使乡级组织改革做到既“消肿”又“减支”；三是在转换县级政府职能的基础上，按照减事、减人、减机构、减开支的原则，进行县级机构改革，并真正做到既“消肿”又“减支”。

3、按照“政府拿钱做政府的事，农民拿钱做社区的事”的原则，严格划分农村公共品供给责任。一是合理确定村级组织的公共品供给责任，将村级供给责任界定为“村内公益事业”，由村级组织按照“一事一议”的办法向农民筹集建设资金；二是跨村跨乡的道路、水利工程等公益事业建设资金，由县乡政府财政和争取上级投资及外部投资统筹解决；三是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农村公共品建设，缓解县级财政压力，如在县级财政承担农村中小学九年义务教育主要责任、统筹解决大部分教育经费的基础上，吸引民间投资、鼓励发展农村中小学民办教育，改革乡镇卫生院管理体制，实行“民投、民管、民营”。

注：1、本表2001年和2002年数字来源于当年A县农村税费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所制《农民负担税费和劳务归户汇总表》；需要说明的是，原来的两个表格分别形成于2001年3月31日和2002年4月26日，都处于农村税费征收工作还没有开始的阶段，也就是说，该县“一事一议”筹款“两工及其以资代劳筹款”、“二、三产业交积累金数”、“抗旱排涝费”、“水圩费”、“农技畜禽防疫”等费用的数量，都是事先计划好的，不仅量大，且由县里将计划下达到每个乡，乡镇将计划下达到每个村，分配具体、详细，数量精确到小数点以后两位数，使计划变成了必须完成的任务。

2、该县提供的上述两表格中的各项指标，在表格中都已经具体落实到各个乡镇。

精确农业的特征篇9

为了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切实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日前，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发〔*〕1号）。现就税务系统贯彻中央（中发〔*〕1号）文件精神，进一步落实税收优惠政策问题通知如下：

一、认清形势，提高思想认识

当前，农民增收困难已经成为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农民收入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影响着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应，制约着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关系到农村社会进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中央（中发〔*〕1号）文件明确指出，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文件要求全党要从实践“*”重要思想的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紧迫感和主动性。

近年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先后下发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字〔*〕020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8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体工商户销售农产品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49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30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落实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上述文件明确了对专营种植业、养殖业、饲养业和捕捞业的个体工商户或个人，凡其经营项目属于农业税、牧业税征税范围且已征收农业税、牧业税的，对其所得不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政策，提高了个人、个体工商户和销售农产品的个体工商户的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明确了取消农业特产税后，对减征、免征农业税或牧业税地区的个人或个体工商户从事种植业、养殖业、饲养业和捕捞业且经营项目属于农业税（包括农林特产税）、牧业税征税范围的，其取得的上述4业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这些政策的制定是落实中央关于促进农民增收要求的体现，认真贯彻执行这些政策，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和个体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意义。各级税务机关必须深入学习和领会中央关于增加农民收入的文件精神，在依法治税的原则下，全面贯彻落实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各项涉农税收优惠政策。

二、切实采取措施，将税收优惠政策落到实处

各地在贯彻落实涉农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较好效果。但从全国情况看，发展仍不平衡，少数地区将起征点的确定权限层层下放，个别地区甚至出现为保收入任务而人为调高不达起征点业户定额的情况，使税收优惠大打折扣。为确保各项涉农税收优惠政策落到实处，现提出以下工作要求：

（一）要切实加强对优惠政策落实工作的组织领导，各级税务机关的一把手要亲自抓，分管领导要具体负责，要动员全系统的力量查找优惠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加以改进。

（二）要主动向当地党政领导汇报，阐明落实优惠政策与保持税收增长的关系和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对于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意义，以取得地方党政领导对该项工作的支持。

（三）要大力开展税收政策宣传，务必使全体税务干部和广大农民全面掌握和了解中央制订的各项涉农优惠政策，努力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为了便于社会各界和广大农民对税务机关落实政策情况进行监督，省、地、市国税局和地税局要设立专门的监督举报电话，并将电话号码向社会公布。

（四）各地要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努力克服畏难情绪，切实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体工商户销售农产品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49号）要求，将从事农产品销售的个体工商户的起征点迅速调整到位。

（五）要严格执行对进入各类市场销售自产农产品的农民取得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政策。对市场内的经营者和其经营的农产品，如税务机关无证据证明销售者不是“农民”的和不是销售“自产农产品”的，一律按照“农民销售自产农产品”执行政策。

（六）要按照中央（中发〔*〕1号）文件的要求和《税务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对无固定生产经营场所的流动性农村小商小贩，免予办理税务登记。

（七）为合理确定进入集贸市场的农民个体工商户的纳税定额，规范集贸市场业户税收的核定工作，各地国税局和地税局要加强协作配合，共同做好共管纳税户应纳税经营额的核定工作。省、市税务机关要做好农民个体工商户纳税定额的区域间平衡工作，避免区域间纳税定额差距过大；县（区）国税局和地税局要成立统一定税联合工作小组，联合工作小组要在对本辖区个体共管户的生产经营情况进行深入细致调查的基础上，提出核定定额的方案。在定额核定工作中要严格坚持集体评定定额制度。

（八）为了增强税收执法透明度，杜绝为税不廉，各地在个体工商户税额核定工作中要严格实行办税公开，大力推行“阳光作业”。各基层征收机关要普遍建立定额调整听证制度，税务机关认为个体工商户和个人销售农产品的销售额达到起征点，需要采取定期定额方法征税的，核定定额时，要充分听取当事人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取得社会各界和个体工商户的理解和支持。同时，应采取适当方式对纳税户的定额情况和停歇业情况进行公开，自觉接受纳税人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三、狠抓落实，加强督促检查。

精确农业的特征篇10

一、农业税收征管改革的目标模式

(一)改革的指导思想农业税收征管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方案》的总体要求,紧密结合农业税收工作实际,以组织收入为中心,加快农业税收征管改革为重点,努力实现农业税收的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和专业化管理,充分发挥税收宏观调控职能作用,促进农业乃至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

(二)改革的目标农业税收征管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分类分步推行纳税申报和集中征收,搞好委托和服务监督,逐步实现计算机控管和重点稽查”的新模式。围绕实现主要目标,要着重抓好征收机关自身职能的转换和纳税人自觉申报纳税意识的提高,逐步实现由上门收税向纳税人自觉申报的转变,由专管员直接管户向管事、监督与服务的转变,努力走出一条法治、规范、高效的农税征管新路子。

(三)基本模式的主要内容1、分类分步实行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制度。根据农业税税收工作特点和纳税人的纳税意识、生产经营、财务管理水平等情况,分别采取多种办法:对国有、集体和其他经济组织的单位,要在规定申报期内自行申报纳税,对基层组织健全、号召力强和群众基础好、纳税意识较高的地方,推行农民自行申报纳税,明确征纳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规范和提高;对条件暂不具备的地方,要结合普法教育,加大税收宣传力度,提高农民纳税自觉性,逐步创造条件实施。同时,各地还可以根据耕地占用税和契税一次性纳税和相对集中的特点,实行分税种申报,逐步到位。2、因地制宜设置办税服务场所,逐步实现集中征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农税征管服务场所的设置,要符合税收征管改革通盘筹划、整体推进的要求,要和工商税收征管改革相结合,要符合相对集中、讲求实用和方便纳税的原则。在县、市区已建立的地税办税服务厅内,增设农业税收窗口,为城关区域内的纳税人提供纳税服务;在基层税务所因地制宜、因陋就简设置办税服务室,服务对象以乡镇所在地和邻近村庄的纳税人为主,办税服务室要有税收宣传栏、税法公告制度和优质服务承诺制度;对交通、通信不便的偏远地区设置征收点、点或采取巡回征收方式,实行定期定点征收税款,为纳税人服务。3、建立健全协税护税网,依法搞好委托。依靠县、乡镇人民政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加强与有关部门的配合协作,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征收领导组和协税护税网络,聘请农村政治觉悟高、纳税意识和责任心强的村干部、离退休干部为协税员,形成一个领导有力、运作协调、职责明确、有效严密的征收体系。同时,各地还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依法委托粮食、土地、房地产管理部门农业各税,按程序给单位核发《委托证书》,对协税员要实行规范管理,定期进行培训和监督检查,并实行目标责任制考核。4、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实现计算机控管。当前,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农业税收管理》软件,加快应用和推广,要从农税征管改革试点单位入手,将农税基础管理、税款征收、税收统计分析等纳入微机监控,逐步实现电子化。同时,此项工作要尽可能与工商税收征管改革接轨,争取农业税收与工商税收计算机管理使用一个网络,最大限度降低税收成本,提高征管效率。5、实行重点稽查为主,建立相互制约机制。农税征管在逐步实行纳税人自行申报、集中征收的同时,要加大稽查工作力度,通过强化稽查来促进纳税申报率的提高、征管人员素质的提高及新征管模式的到位。鉴于农税工作的特点,应建立日常稽查和重点稽查相结合,以重点稽查为主的稽查体系。基层税务所主要负责对辖区内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情况进行检查,县级以上农税分局(处、科、股)主要负责对重点项目、重要案件的稽查,同时对基层所税干执法情况进行检查。同时,为了相互制约,基层税务所人员也要对上级的执法行为进行监督。各级稽查工作都要正确使用稽查文书,严格按程序进行。6、调整充实人员机构,科学配置征管职能,这是改革的关键环节。为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税的要求,各地在试点的基础上,要积极创造条件,按照精简、效能的原则和不升格、不增加本单位总编制的总体要求,将地市、县局农税科、股改为农业税收征收管理分局,对内仍为内设机构,对外成为一个独立的执法主体,赋予其管理和征收双重职能,以适应当前形势要求。农税分局内部也要按照税收和征管分离、征收和稽查分离的原则分设岗位,配置相应职能,顺序运作。基层税务所实行工商税收与农业税收统一管理,但要注意必须确定一名所长和一名专管员侧重于农业税收管理,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农业税收征管改革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要进一步提高对改革的认识,切实加强领导。由于农业税收在一些地方所占比例较小,加之农业税收面对千家万户,征管难度大等等,一些基层县局的领导对农税征管改革认识不到位,重视与支持不够,有等待观望的思想,这样下去势必影响农业税收的发展。因此,加快和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仍然要选择在争取领导的重视与支持上。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重点向改革相对滞后的县市区党政领导和地税局局长宣传,增强其改革的自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