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确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9 06:05:59

精确范文篇1

以微电子技术、通讯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社会正由传统的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迈进,正将世界林业带入数字和信息时代。它将推动电子信息技术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农业系统的发展,引发林业科技革命,是21世纪林业的重要发展方向。

所谓精确林业,是指由信息技术支持的根据空间变异、定位、定时、定量地实施的一整套现代化林业操作技术与管理系统。事实上,这种林业技术体系是信息技术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综合应用的体现,核心是实时测定工作对象所需工作的质、量和时机等数据。通过对影响林木生长环境因素实际存在的时空差异性分析,判别林木长势优劣,确定影响长势的原因,提出科学处方,采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有效的调控措施,消除和减少这些差异。并按需定量实施灌溉、施肥和喷药,以实现最小资源投入、最大林业收益和最少环境危害。制定出针对性的林业生产措施,在取得最优效果的同时,减少污染,保护生态,实现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2精确林业主要支撑技术

精确林业以3S技术(GPS,全球定位系统;GIS,地理信息系统;RS,遥感遥测系统)、信息技术、智能化决策技术、可变量控制技术等为技术支撑体系,以生态学、造林学、工程学、系统学、控制学、测绘学为指导,能在自动化、智能化、一体化、时效性、准确性、可靠性等方面满足人们的需要,它的建立依赖于地球空间信息基础理论及其他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

3精确林业的源头

由于精确林业依赖于3S系统,而3S系统在欧美发达国家发展很快,因此精确林业在发达国家崭露头角,发展较快。精确林业的概念和实践,起源于发达国家林业生产高效化程度的提高、林业生产中降低成本、提高投入产出率、发展优质高效林业的要求以及环境保护、资源再生利用、林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需求。这些要求反映了人类的共识,既要经济效益和快速发展,又要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可持续发展。

精确林业的构想是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首先提出的。提出这个概念的基础,是当时微电子技术发展推动了智能化监控技术,同时又结合了作物生长模拟、栽培管理、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由于GPS技术在1990年海湾战争中大显身手,此后美国将这一技术应用到林业生产领域,开创了精确林业技术体系的雏形。到了1992年4月,美国召开了第一次精确林业学术研讨会,精确林业这一概念才逐渐被人们广为接受。

精确林业最基本的技术组成部分是全球定位卫星。后者主要是针对林地面积、林木生长情况等因素的差异而指导人们分别采用不同的经营管理措施等。

4精确林业现状

在我国,精确林业的理论框架逐步完善,技术体系初步建立,应用领域进一步扩大,产业部门逐渐形成。

3S技术及其他高新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森林资源清查、林地面积实时测量、林界划分、护林防火、飞播造林、荒漠化监测等方面。目前,山西省二类调查和数字生态都使用3S技术,林业信息管理系统不仅是林业资源管理的工具,同时也可以为用户创建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管理效益。总之,有如下3个优点:一是节省经费。制作一张林相图或林业规划图,从勾绘草图、小班求积、清样、标注、描色、数据分析、统计等都可以实现计算机化,与人力相比在总体上可节省50倍的经费。二是提高工作效率。提高了内业制图速度,缩短了林业资源数据更新周期;提高各类林业专题调查,如天然林保护工程区划、森林资源分类区划、森林资源分类经营工作效率;提高制作经营决策方案的效率。如此高效地提供林业数据,从而达到了林业决策的适时性。三是使林业经营管理更趋科学化。将空间数据作为不可缺少的因素与属性数据进行综合分析,改变了单一属性数据分析缺陷,使制作的决策方案更加合理;对森林资源的空间属性数据进行动态管理,一旦资源发生变更,即刻对资源数据进行更新,从而准确掌握资源状况,做出有效的决策;制作与生长模型、决策模型等有关的专题地图提供形象化决策分析方案,为经营方案准确、有效地实施奠定了基础。

目前,全国精确林业建设已经启动,这标志着精确林业的研究进入了系统集成与平台建立阶段。随着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精确林业示范地的建立,我国精确林业将由实验转向生产,由技术形成产业,必将拥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和强大的生命力。

5精确林业之路

精确林业是一种基于知识的林业技术体系,是知识经济在林业中的最好体现,也是林业创新体系主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一次世界性林业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更为重要的是,发展精确林业是有效利用生态资源,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地大物博早已成为一种过时观念,因为多年来的粗放性和掠夺性开发早就造成了自然资源的匮乏,再加上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就更少。比如,人均林地占有量逐年下降,水土流失、气候异常、环境污染、土地荒漠化严重,致使自然灾害愈加频繁。

在此情况下,实施精确林业必然可以优化资源,保护环境,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实际上这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但是,在实施精确林业上还有很多困难,如实施精确林业技术必须使计算机控制的林业技术与土地状况的空间差异精确匹配。我国疆域辽阔,林业生产条件复杂,林业领域电子计算机和信息等技术应用较少,基础设施还不先进。所以,一方面,购买精确林业软件并不实用;另一方面要自行开发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土壤土质、适应不同气候的精确林业软件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比如,要创建识别树种、林龄、断面积、蓄积量等的3S软件需要测取大量数据,需要若干年的各个地区、地块的投入、气候变化等历史数据,但各地区在这方面都还没有基础。此外,如果能建立适合不同地区土地情况的精确林业软件,林业工作者的操作和认识也需要有一个过程。

精确范文篇2

1精确营销策略

精确营销的概念是由世界直效行销创始人莱斯特•伟门在1999年提出的[1]。精确营销是为产品、业务、内容等寻找可能会感兴趣的潜在目标客户的方法过程。要尽可能精确地寻找到目标客户,必须对目标客户的行为、兴趣爱好等进行分析,并与需要营销的产品、业务、内容相匹配。目前,精确营销已广泛应用于互联网、移动通信的各种应用[2-5]。移动通信领域中,国外运营商很早就重视了将客户行为分析技术应用于精确营销,并开展了多种尝试。例如,澳大利亚Vodafone的精确营销平台使用客户行为分析,对销售提升最高可达400%;Sprint通过对位置信息分布的分析,为广告商/商场提供最佳广告/开店位置服务;新加坡电信也使用客户信息与位置信息提供广告服务;英国新兴运营商Blyk完全依赖精确营销广告运作,最高客户响应率达51%(传统直邮响应率不足1%)。国内运营商中,中国移动早已建有精确营销平台[6-7],通过将客户行为细分为若干个可操作的维度,营销人员便能根据既定营销目标结合规则模型实现精确选取客户进行精细化营销的目的,并可结合客户行为分析挖掘丰富价值。为加强经营分析系统对企业运营重点工作的支撑,持续提升通信公司精细化运营管理能力,本文提出建立全方位精确营销体系,如图1所示。基于数据挖掘理论建立客户行为分析模型,由模型建立针对客户的营销矩阵,根据矩阵特征寻找适合该客户的营销策略,根据应用实施情况评估模型,进而改进模型,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其核心思想是在对客户进行360度观察后制定的综合、统一性营销策略,量体裁衣,真正实现“一对一营销”。

2建立移动通信客户行为分析模型

对通信运营商来说,各运营与支撑系统所积累的海量历史数据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同时,数据挖掘系统能够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发挥其智能计算的优势,将两者相结合就能建立起客户行为分析模型,成为精确营销的有力支撑平台。根据多年营销经验,本系统将客户行为分析模型细分为4个子模型,即客户价值评估模型、客户粘性评估模型、客户异动评估模型和客户需求鉴别模型,每个子模型均根据数据挖掘理论得出评估结果。本系统的数据挖掘理论采用径向基神经网络算法和K-means聚类算法[8-9]。

1)客户价值子模型谁是本企业的核心有价值客户,其评价标准是由收入、收益、忠诚、影响力等众多因素所组成的,根据图2中的基础数据,建立客户价值子模型。该模型引入客户回报率指标,取代过去仅用收入-成本评估客户带来的偏差,同时考虑客户的影响力,打破仅考虑个人消费贡献的局限性,从更广阔的角度评估客户的潜在贡献。模型计算每个客户的价值指数,价值指数说明客户的维系价值。客户价值指数分为:高、中高、中、低4个等级。

2)客户粘性子模型客户粘性衡量客户忠诚度重要指标,说明了客户维系需求的程度,根据图2中的基础数据,建立客户粘性子模型,从而划分客户的粘性等级,客户粘性等级分为高、中、低3级。对粘性高的客户进行营销策略优先。

3)客户异动子模型客户异动指数说明客户异动趋向。根据图2中的基础数据,建立客户异动子模型鉴定客户异动情况,异动指数分为:有、无2级。对有异动倾向的客户进行保有策略优先。

4)客户需求鉴别子模型对整体存量客户历史消费信息进行建模,建立客户需求鉴别子模型,如图2所示。客户细分为14个类型组,不同的客户类型反映了客户对特定产品的需求迫切度。根据不同的客户分类组别采取不同的资费套餐设计或捆绑方式,从而进行客户保有策略和营销策略。

3精确营销系统模型

根据移动通信客户行为分析模型可以构建出营销矩阵,如图3所示。营销矩阵给出了营销策略方向,从而能够建立以营销矩阵为框架的精确营销指导体系,使营销指导常态化。例如图4所示的示例,能让各级营销管理者能够及时准确了解辖区市场状况及具体的营销需求,让营销人员能随时准确的指导特定客户的维系及营销任务。经过一段时间应用,对精确营销系统模型实施结果进行评估,修正每一模块的指标和参数,建立新的系统模型,循环往复。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本模型趋于稳定、有效,由此构建出符合本地区的精确营销系统,保证“一对一营销”。

精确范文篇3

关键词:原油精确计量;技术发展;趋势方向

自进入21世纪以来,在社会经济稳健发展的大背景下,原油计量技术现已取得一定的进步及发展。同时,为了顺应时展潮流,满足日益严格的技术应用要求,原油计量技术逐步向精确计量技术转变,以自动化盘库计量技术为基础纳入自动含水率、手工及原油高度等指标计量原油产量[1]。盘库系统主要通过检测出原油油罐中油水界面及液位获取油层厚度再进行人工检测出油层含水率计算出原油储罐中油量,而原油油罐自动计量或盘库效率的影响原因为油水界面与含水量检测精度无法满足实际需求。其中,盘库指油田联合站统计储罐净油量的过程,并且自动化盘库与油田联合站管理决策存在着密切联系。鉴于此,本文针对原油精确计量技术发展趋势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原油盘库计量准确度的影响因素

一般说来,油水界面指受油水密度差异性的影响于容器内油水交界处所产生的界面,并且原油厚度检测以万用表电阻法为主要方法。由于油水密度差异性与压力因素、温度因素及电场因素直接挂钩,造成油水界面检测流程复杂难以准确检测出油水界面,甚至存在加剧检测误差的可能性。同时,原油脱水时原油罐高度不同原油含水量及密度也不尽相同,即原油所处高度越高、原油含水量及密度越低[2]。我国《石油及液体石油取样法(手工法)GB4756-84》中明确规定“手工采样所测量的石油产品平均密度及含水量计算方法以液面5/6处下部、1/2处中部及1/6处上部为主进行等体积混合”。按操作原理,盘库操作原油含水率检测方法可分为一次罐法、二次罐法及净化油罐法[3]。其中,一次罐法指将油井提取出高含水率原油经预分离及加热处理后实现第一次进入油罐的过程,而受高含水率原油经多次预分离后油水界面较为模糊,存在出现“油包水”等油水分层现象的可能性且含水率不超过50%,检测过程中尽量于预分离处理装置含油出口开展人工测定;二次罐法指经一次罐后初步自然沉降再进行电脱水、热力及化学处理后进入二次罐完成自然沉降的过程,二次罐含水率不超过35%存在出现“油包水”等油水分层现象的可能性,仍采取人工采样法进行含水率检测。净化油罐法又称三次罐法指经二次罐自然沉降处理后含水率约为10%原油进入三次罐再开展人工采样或使用在线含水分析设备完成监测的过程[4]。从现阶段我国原油计量技术水平来看,多数油田联合站使用净化油罐法进行监测,并且受原油含水量监测环节较为繁琐复杂的影响,所涉及人员众多原油样品采集环节、称重环节及蒸馏环节操作复杂,存在造成原油含水率数据误差的可能性,无法保证原油含水率数据的准确性。同时,净化油罐法属于离线测量法,适用条件较为严格,无法使用自动化盘库计量系统,其测量准确性与技术人员存在着密切联系。

二、原油精确计量技术的应用要点

1.声纳原理。作为应用电力实现水下精准定位的仪器设备,声纳设备以回声原理为基础主要通过发声体所得回声探索障碍物具体位置,并且结合回声接收时间长短判断出发声体与目标间距离远近。声纳发射设备可以产生特定频率电信号,而电信号利用转换器成为声信号发射至水中后接触障碍物后出血回声。同时,受声纳设备中安装高灵敏度侦听设备的影响,所接收的回声不止能辨别回声传递方向,更能自动将声波自发出至接收时间转化里程,准确计算出水下障碍物具体位置返回相关显示画面便于确定目标方向及距离,甚至部分声纳设备能明确指出障碍物类型及运动速度,为监测大罐原油厚度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在实际监测的过程中,相关技术人员结合声纳设备水下检测特点及油田联合站原油处理罐实际情况,将声纳设备发射器件安装于量油孔底部,于量油孔中放入1个平面及1个半圆朝向声纳系统的浮球,并且纳入原油密度及污水密度等指标进行浮球制作确保其恰好漂浮于油水界面上跟随油水界面上下自由浮动,便于声纳系统作业后准确发现油水界面浮球,以量油孔上部所安装的超声波定位设备进行大型油罐液位高度检测,再经计算机数据对比后得出原油厚度输入特定表格计算出任何时间段原油密度、温度及含水率等数据实现自动化盘库。此外,利用局域网能接受任何已授权计算机安装软件后观察所有联合站的原油厚度产量。2.导波雷达液位测量。从工业仪表发展进程角度来看,新型测量技术以切实解决工业测量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发展演变而成,以达到增强检测技术水平及带来相应工业效应的目标。由于雷达液位仪表测量技术具有使用条件广泛及测量精确高等应用优势,深受相关技术人员欢迎。有学者认为雷达液位测量技术属于全新液位测量技术,适用于所有介质液位测量,但是受实际情况的限制,仍存在较多问题亟待解决,促使新型导波雷达液位测量技术应运而生,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雷达液位技术的不足,具有广阔的技术发展前景。其中,雷达指利用空间传播发射接收电磁波的液位测量设备。导波雷达指利用波导体发射接收电磁波的液位测量设备。部分雷达液位仪表制造企业错误认为价格因素是影响雷达液位设备全面推广的主要因素,但是伴随雷达仪表应用日趋广泛,其应用缺点也更为明显。雷达主要通过反射接收高频及电磁能量计算电磁波抵达液面再反射至接收天线时间完成液位测量,并且相较于超声波液位计,摆脱原有超声波液位计声波传送的限制,其检测性能相对强大。同时,超声波液位计声纳所产生的声波属于经大气传播途径的机械波,一旦大气成分发生变化则存在造成声速变化的可能性,例如:液体蒸发汽化改变声波传播速度等。

三、结语

通过本文探究,认识到相较于其他常规液位测量技术,导波雷达液位计应用优势显著且综合性能较强,不受工艺复杂条件限制,例如:气化泡沫液面波动、变介质密度及低介电常数等,提高复杂介质条件下液位测量效率。同时,原油精确计量技术以满足采油厂自动化盘库系统需求为基础实现油田联合站原油储量数据动态更新,减轻计量工作人员及资料工作人员劳动强度加快盘库速度优化盘库流程,准确反映原油库存及原油产量。

参考文献

[1]冯亮,孔德晶,王春友,付锦泽.停井驱替流程产量修正系数计算[J].当代化工研究,2017,(05):8-9.

[2]陈超,肖虎,姜国铭,何群.自动连续取样仪在管输原油交接中的应用[J].河北企业,2015,(08):139-140.

[3]王亚平,解海龙,李石林,董登峰,侯海云.利用比重瓶和称量法测定原油含水率[J].当代化工,2014,(01):76-79.

精确范文篇4

摘要:我国《刑法》第5条既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也是量刑公正的一般标准,它要求量刑精确制导,最大限度地避免刑罚误差。实现量刑精确制导的根本出路是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依法构建量刑标尺,将法定刑空间划分为200个刻度,把其中各种刑罚折算或者虚拟为有期徒刑的月数,明确1个刻度所体现的不同性质刑罚的度量,用以计算刑罚的轻重程度;(2)在正确定罪并找准法定刑的前提下,理性评价犯罪人具有的量刑情节,将其所反映的社会危害程度和人身危险程度用一定数值(积分)表示,借以计算行为人罪责的大小程度;(3)将量刑情节的轻重积分与量刑空间的轻重刻度按“1∶1”的标准相对应,前者在相应量刑空间中的读数,便是量刑公正的最佳适度。关键词:罪责;量刑;量刑精确制导;法官自由裁量权Abstract:Article5oftheCriminalActofthePRCisdeemedthebasicprincipleofcriminallawandthegeneralstandardofsentence.Itrequiresthatsentencingbeaccurateanderrorsbeavoidedasmuchaspossible.Atheoreticalandmethodologicalinnovationisheldvitaltoaccuracyofsentencing,whichismadeinthreeprocesses:(1)Tomakeasentencingscalewith200markseachofwhichindicatesatermofimprisonmentandtheseverityofthepunishmentinproportiontotheprescribedpenaltiesforthecrimesoastomeasuretheseverityofsentence.(2)Afterproperconvictionanddeterminationthatwhatsortofpunishmentistobeimposed,toevaluaterationallythecircumstancesofthecaseanduseaseriesofnumberstoshowtheextentofsocialandpersonalinjuriessoastomeasurethecriminalliabilityoftheconvicted.(3)Tomakesurethatthescoreofcriminalliabilitycorrespondingwiththemarksofsentencingscalesoastodeterminethemostpropersentence.KeyWords:criminalliability;sentence;accuracyofsentence;discretion我国《刑法》第5条关于“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的规定,既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也是量刑公正的一般标准和试金石,其内在要求是量刑的精确制导,这在中国刑事立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所谓量刑精确制导,是指从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视角出发,以《刑法》第5条为根本指导方针,采用科学方法精确计算行为人的罪责程度(注:“罪责”一词,是《刑法》第5条中“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的简称,泛指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和刑罚程度,揭示两者相互对应转换的内在联系,求解量刑公正的最佳适度,最大限度避免刑罚打击误差,以利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和谐发展。这不是能不能办到的问题,而是想不想办到的问题。我们应当遵循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继续解放思想,大胆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的要求,彻底摒弃粗放的“估堆量刑”模式,推动我国量刑改革健康发展。量刑精确制导归根结底是在量刑理论创新基础上进行量刑方法的创新。正如所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1]科学计算罪责程度与刑罚程度并使前者转换为后者是一道世界难题,而破解这道难题的钥匙是数学思维。正如马克思所说:“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2]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指出:“要使渴求真理的欲望得到满足,既不能在形而上学的理论中去寻找,也不能在经验学科的博学中去寻找,只能在数学中去寻找。”[3]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科学,具有应用的广泛性、逻辑的严谨性和结论的准确性。凡是可以度量的事物都存在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刑罚裁量更是如此。所以,要把握罪责程度和刑罚程度以及两者之间的对应转换关系,必须应用数学工具。一、依法构建量刑标尺,科学计算刑罚程度(一)法定刑是罪行轻重的概括表达方式在我国刑法中,罪名与罪行是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罪名是对某个或者某些(性质相同但危害程度不同)罪行本质特征的高度概括;罪行是指具有特定犯罪构成或者符合某种犯罪构成的起码要求,并且配置一定法定刑的行为模式或者适用一定法定刑的行为。由此可见,犯罪构成是罪行的法律表达方式。罪行与法定刑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两者的对立统一在理论上称为罪刑单位,这是我国刑法关于个罪的立法模式。罪行的轻重决定法定刑的轻重配置,同时,法定刑又是罪行轻重的概括表达方式。(注:判断法定刑的轻重,应当遵循如下原则:下限相同的,以上限重者为重;上限相同的,以下限重者为重;上限和下限不相同的,以上限重者为重;上限和下限均相同的,以并处附加刑者为重,其中“应当”并处附加刑的重于“可以”并处附加刑的。)法定刑是刑法学的一个特定范畴,指“刑法分则条文对各种具体犯罪所规定的量刑幅度。……法定刑在法律条文中列于罪状之后,是刑法分则条文的基本组成部分”[4]。所以,法定刑是法律为特定罪行所配置的刑罚或者刑期幅度。现代法学赵廷光:论量刑精确制导关于法定刑的概念,最高人民法院曾经作过如下解释:“如果所犯罪行的刑罚,分别规定有几条或几款时,即以其罪行应当适用的条或款作为‘法定刑’;如果在同一条文中有几个量刑幅度时,即以其罪行应当适用的量刑幅度作为‘法定刑’;如果只有单一的量刑幅度,即以此为‘法定刑’”[5]。这种解释无疑是正确的,应当坚持这个科学概念。因此,那种将同一罪名之下的、与不同罪行相匹配的轻重不等的若干量刑幅度连结起来称之为“法定刑”的观点,以及将适用不同量刑幅度的特定罪状称之为“量刑情节”的观点,不但在理论上难以成立,而且在司法实践中祸患无穷。我国《刑法》共规定了37种法定刑模式(档次),分别配置给847种轻重不等的罪行,除“处死刑”的5种罪行和“可以判处死刑”的8种罪行外,其它罪行所配置的都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在相对确定的法定刑中,刑种为单一有期徒刑(幅度)的有11种模式,分别配置给356种罪行,其幅度最宽者为“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法定刑包括有期徒刑和其它1至3个刑种的有25种模式,分别配置给478种罪行,其幅度最宽者为“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刑种最多者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所以,宽幅度、多刑种是我国法定刑的基本特点。什么是量刑?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说:“法官的任务是在具体案件中解决具体适用何种刑罚,而立法者只是规定刑罚的范围。这种在刑罚范围内确定刑罚的过程,叫做量刑。”[6]所以,量刑是在特定法定刑范围以内或者以下,对犯罪人判处具体刑罚或者免除刑罚处罚的活动,凡与此无关的都不是量刑活动本身。在我国,除法定刑为绝对确定死刑的极少数罪行外,其它罪行均有一定的量刑空间。量刑空间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在犯罪分子没有减轻处罚情节或者法定刑没有减轻处罚空间的场合,量刑空间仅指立法者为该种罪行所配置的法定刑,此乃狭义的量刑空间,其“中间线”是从重处罚空间与从轻处罚空间的分水岭;在法定刑具有减轻处罚空间且犯罪人具有减轻处罚情节的场合,量刑空间还包括因适用减轻处罚情节而依法向下扩展的刑罚空间(亦称演绎的量刑空间),因此,广义的量刑空间包括从重处罚、从轻处罚和减轻处罚三个空间(后两者统称为从宽处罚空间)。量刑空间是由《刑法》明文规定的或者依法设置的,如果它的宽窄和高低限度有所不当的话,只能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修改,其它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随意变更,(注:“法定刑只有立法机关才能制定,司法机关、执法人员无权拟制。”(顾肖荣,吕继贵.量刑的原则与操作[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39.))也无权另行规定适用于某种犯罪情形的具体刑罚或者刑罚幅度。(注:贝卡里亚说:“在稳定的管理形式中,力量来自于整体,而不是局部的社会;法律只依普遍意志才能修改……”。(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15.))(二)量刑空间形式是衡量罪责程度的公正标尺量刑亦称刑罚裁量,刑罚裁量应当有一把客观、公正的标尺,正如量体裁衣必须有一把刻度分明的尺子一样,量刑空间应当以“标尺”的形式表现出来。所谓量刑标尺,是指量刑空间的刑种结构、排列位置、轻重范围及其相互之间的数量关系。这里所说的“刑种结构”,包括可以单处的附加刑,(注:因为“法定刑既可以只有主刑,也可以同时兼有主刑和附加刑”。(顾肖荣,吕继贵.量刑的原则与操作[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39.))根据《刑法》规定,可以单处的附加刑只有罚金和剥夺政治权利两种。这里所说的“排列位置”和“轻重范围”,是指将量刑空间平均划分为若干细小的刻度,将刑期和刑种按轻重顺序排列,明确各刑种在其间所占多少刻度,用以测算刑罚适用的轻重程度。如果没有这样的量刑标尺,宣告刑何以为特定犯罪人“量身定做”呢?刑罚个别化岂不成了一句空话?在人类刑法文明史上,最早提出“量刑标尺”这个概念的是近代刑法学创始人、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他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指出:既然存在国家和法律,“人们就能找到一个由一系列越轨行为构成的阶梯,它的最高一级就是那些直接毁灭社会的行为,最低一级就是对于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所可能犯下的、最轻微的非正义行为。在这两极之间,包括了所有侵犯公共利益的、我们称之为犯罪的行为,这些行为都沿着这无形的阶梯,从高到低顺序排列”[7]。“如果说,对于无穷无尽、暗淡模糊的人类行为组合可以应用几何学的话,那么也很需要有一个相应的、由最强到最弱的刑罚阶梯。有了这种精确的、普遍的犯罪与刑罚的阶梯”[7]42,我们就有了一把“衡量犯罪”轻重程度的“潜在的共同标尺”,从而计算出“犯罪对社会的危害”程度[7]7。贝卡里亚虽然提出了罪刑均衡论,但他并非绝对的报应刑论者,而是“折衷主义刑罚论”的早期代表人物。例如,他在论述罪刑均衡的同时也指出:“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它人不要重蹈覆辙。因而,刑罚和实施刑罚的方式应当经过仔细的推敲”[7]42。由此可见,刑罚的适用不应以已然之罪为绝对的原因,而应将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纳入其价值取向的视野。总之,贝氏关于“无形的罪行阶梯”与“潜在的犯罪标尺”的科学构想,为我们提供了探索罪责程度向刑罚程度转换的理论前提。(三)“虚拟徒刑”是依法构建量刑标尺的关键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的“引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对于刑罚适用的相关问题“应当用几何学的精确度来解释”[7]7。那么,怎样用几何学的精确度来解释刑罚适用问题呢?笔者认为,依法构建刻度分明的量刑标尺是最佳途径。在我国刑法中,法定刑为单一有期徒刑或者包括有期徒刑的罪行占全部罪刑单位的98.5%;在司法实践中,有期徒刑适用频率最高,它是我国刑罚体系的主轴。所以,应当以刑罚的共同本质属性为根据,将有期徒刑的“月数”作为衡量其它主刑的“等价物”。这种数量转换关系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首先,我国古代早就产生了“天有万象,物有万象,万象皆数,得数而忘象”的哲学思想;在现代,有学者精辟指出:“一切事物皆可量化,亦即任一事物皆可无条件地转化成数量信息而被提升(抽象)出来。这是符合信息概念的,且已成为人们的流行看法。”[8]其次,不同刑罚之所以能够区分孰轻孰重,就是因为它们之间具有可比性,外国刑法之所以规定“刑罚易科”,难道不正是基于这种可比性吗?因此,要正确处理量刑空间各刑种之间的数量关系,就应当按照数学上的“去量纲化”和“转换原理”,(注:所谓数学上的去量纲化(“量纲”即事物的计量单位),“是指将单位各异因而不可比的各种事物放在一起,剥离其间的不可比因素,抽出共有的属性使其获得可比性。”所谓数学上的转换原理,是指“根据事物之间的系统关联和逻辑关系,把某种测量对象转换到相关的事物上去,然后通过测量相关事物,间接地测量目标事物”。(白建军.罪刑均衡实证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07.))将法定刑中的管制、拘役、无期徒刑和死刑暂时虚拟为有期徒刑(以下简称“虚拟徒刑”),(注:为了叙述方便,凡阐述对象包含有期徒刑的,“虚拟徒刑”一词也包括有期徒刑折算的月数。)用以明确各种刑罚在量刑空间的位置及相互边界。虚拟徒刑概念的提出并非要在有期徒刑和其它主刑之间划等号,其目的仅仅在于测算刑罚适用的轻重程度。(注:比如,量刑空间的某刻度至某刻度为某种刑罚,超过某个刻度的为另一种较重或者更重的刑罚。)总之,将其它主刑暂时虚拟为有期徒刑的“月数”,待得出量刑结论后再回归原来的惩罚性质的过程,是依法构建量刑标尺从而实现量刑精确制导之关键所在。(四)构建量刑标尺的五个步骤第一步,为了计算方便,我们将法定刑空间平均划分为200个刻度(从重和从轻处罚空间分别为100个刻度),(注:法定刑空间刻度与量刑情节积分具有系统关联。将从重和从轻处罚空间分别划分为100个刻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使量刑情节积分与量刑空间刻度按一比一相对接,从而简便地计算出量刑的最佳适度。)根据其间所含刑种的幅度刑罚量,(注:所谓幅度刑罚量,对于某种刑罚而言,是指该刑罚的期限或者虚拟徒刑的期限以内的刑罚量,例如“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其幅度刑罚量为徒刑4年即48个月;对于多刑种的法定刑和减轻处罚空间而言,是指各刑种期限以内的徒刑和虚拟徒刑的总量。)计算出每个刻度所体现的不同性质的刑罚量,这在理论上称为法定刑“刻度月”,它因法定刑的幅度宽窄不同而有量的差别。幅度刑罚量不包括该刑种的“起刑期”,(注:所谓“起刑期”,泛指有期徒刑、拘役和管制的下限,剥夺政治权利的下限,法定最低刑和减轻处罚的底线,以及该罪行的最低罚金额。例如:“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起刑期为5年即60个月,“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起刑期为6个月,拘役的起刑期为1个月,管制的起刑期为3个月即虚拟徒刑1.5个月,法定最低刑为10年有期徒刑之罪的减轻处罚底线为5年即60个月等。)当法定刑为单一有期徒刑时,其刻度月=幅度刑罚量÷200刻度;如果法定刑包含两个以上刑种,则先按刑种平均分配它们应占的空间刻度,再根据各刑种的幅度刑罚总量计算出1个空间刻度等于多少虚拟徒刑量。(注:按照本文设计,法定刑1个刻度为徒刑或者虚拟徒刑0.23-0.48个月的,占全部罪行的65%,为0.06-0.18个月的约占15%,为0.54-0.90个月的约占19%,为1.02个月的只有1种罪行。)第二步,鉴于有期自由刑(指有期徒刑、拘役和管制)具有剥夺或者限制犯罪人人身自由的共同属性,所以应当在它们共占的空间范围内重新分配各自所占的空间刻度:(1)将有期徒刑换算为月数,按其幅度刑罚量÷刻度月的公式,计算出它应占的空间刻度;(2)根据《刑法》第42条和第44条后段规定的精神,将拘役的幅度刑罚量虚拟为有期徒刑5个月,计算出它应占的空间刻度;(注:拘役的期限为1至6个月,扣除起刑期1个月,按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计算,其幅度刑罚量为虚拟徒刑5个月。)(3)根据《刑法》第38条前段和第41条后段规定的精神,将管制的幅度刑罚量虚拟为有期徒刑10.5个月,计算出它应占的空间刻度。(注:管制的期限为3个月至2年(24个月),扣除起刑期3个月,按羁押1日折抵刑期2日计算,其幅度刑罚量为(24个月-3个月)÷2=虚拟徒刑10.5个月。)(参见下文图示2)。第三步,根据《刑法》第50条中段、第78条第2款后段、第81条第1款和第87条第4项前段规定的精神,首先将无期徒刑虚拟为有期徒刑“15年以上20年以下”(其幅度刑罚量为虚拟徒刑5年即60个月);然后,再按各刑种平均分配空间刻度的原则,比照无期徒刑,将死刑虚拟为有期徒刑“20年以上25年以下”(其幅度刑罚量也是虚拟徒刑5年即60个月)。这就是说,在法定刑包含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场合,量刑最佳适度在虚拟徒刑15~20年刻度范围内的,适用无期徒刑;如果跨过20年的,则适用死刑,其中,在22.5年以下刻度范围内的一般适用死缓,从而建立起死刑适用的一般标准(参见图示1)。第四步,鉴于可以单处的附加刑具有相对独立性,没有必要再虚拟为徒刑,只须按刑种平均分配它们在法定刑中的空间刻度,便能直接计算出每个刻度所体现的特定刑罚量:(1)刻度罚金量(注:刻度罚金量包括3种情形:对于数额罚金刑来说,指1刻度等于多少罚金额;对于倍数罚金刑来说,指1刻度等于犯罪数额的多少倍;对于比例罚金刑来说,指1刻度等于犯罪数额的百分之几。)=(特定罪行适用罚金的最高额度-最低额度)÷罚金刑所占的空间刻度;(2)剥夺政治权利的刻度月=该刑种幅度刑罚量(48个月(注: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为1年以上5年以下,扣除起刑期1年,其幅度刑罚量为4年即48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所占的空间刻度。第五步,依据法定刑“刻度月”所体现的刑罚量,计算减轻处罚空间的宽度。在《刑法》中,法定刑具有减轻处罚空间的共有662种罪行,其中法定最低刑为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行只有148种,对于后者的减轻处罚应当有所限制,不可宽大无边。因此,笔者主张以5年有期徒刑为限,对这类罪行设置减轻处罚底线,即:犯法定刑为死刑之罪的,减轻处罚底线为15年有期徒刑;犯法定最低刑为无期徒刑或者15年有期徒刑之罪的,减轻处罚底线为10年有期徒刑;犯法定最低刑为10年有期徒刑之罪的,减轻处罚底线为5年有期徒刑;犯法定最低刑为7年有期徒刑之罪的,减轻处罚底线为2年有期徒刑;犯法定最低刑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包括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减轻处罚不受限制。如果案件具有减轻处罚情节,应当根据该罪行的法定刑“刻度月”和减轻处罚空间的幅度刑罚量(徒刑或者虚拟徒刑的总月数),计算出应当向下扩展的减轻处罚范围(空间宽度)。计算公式为:减轻处罚幅度刑罚量÷法定刑刻度月=减轻处罚的空间刻度。这就是说,每个刻度所体现的刑罚量应当在广义量刑空间中保持一致,实行统一的计算标准。最后,根据《刑法》第33条和第34条的规定,将量刑空间中的各刑种按其所占的空间刻度由轻至重顺序排列,便是衡量特定犯罪人罪责程度的公正标尺,即:以其法定刑中间线为起点(分界线),正数第1~100刻度为从重处罚空间;倒数第1~100刻度为从轻处罚空间;如果行为人具有减轻处罚情节,再倒数一定刻度则为减轻处罚空间。(注:不同的减轻处罚空间具有不同的底线。在现行《刑法》规定的37种法定刑模式中,有13种法定刑的下限是管制或者单处附加刑,它们分别配置给185种罪行,因而这些罪行没有减轻处罚空间。)现举二例图示如下:(五)量刑空间与量刑情节的数量关系罪行虽然是刑法上的犯罪最小单位,但因犯罪是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同一性质的罪行及其行为人在现实生活中是形形色色的,所以无论是立法者、司法解释者还是刑法学者,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给千奇百怪的同种罪行及其行为人另外规定不同轻重的确定刑,(注:在我国刑法学界,有学者主张在罪状之下和法定刑之内,另外规定若干“具体事实”并对应若干“具体刑罚”,以此为实现“量刑公正的基础和关键”。(参见:周长军,徐嘎.量刑基准论[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7(2).))而只能由《刑法》用一定的构成要件和相应的刑罚幅度将它们概括为一个罪刑单位,用以覆盖其中各种不同的犯罪情形,并授权法官根据案件中量刑情节的不同性质、不同表现和数量多寡,理性评价特定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和特定行为人的人身危险程度,并据以判处适当的刑罚,从而体现刑罚个别化的要求。由此可见,量刑空间不但内部存在刑种(或刑期)之间的数量关系,而且它还与犯罪人具有的量刑情节(通过理性评价并用一定积分表示罪责程度)发生数量关系,进而推算出量刑的最佳尺度。与此相反,有学者认为:某种罪行在某一地区和某一时期的“平均处刑值”,或者该罪行的某种情形在某一地区和某一时期的“最高发案率”,是在法定刑范围内确定量刑“基准刑”的根据[9]。笔者对此不以为然,因为这种“平均处刑值”和“最高发案率”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如果以它们作为判断犯罪人罪责轻重程度的基准,或者作为对该种罪行从重从轻处罚的参照系,那么全国各地的量刑岂不五花八门,这不但与“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原则相左[10],而且与实现“量刑均衡”的要求背道而驰。因此,脱离量刑标尺而由地方法院或者法官制定抽象个罪的“量刑基准”的作法,大有商榷之必要。总之,依法构建量刑“标尺”,正确处理法定刑各刑种(或刑期)之间的数量关系,明确其中1个刻度等于多少不同性质的刑罚量,用以计算处罚轻重的具体程度,是实现量刑精确制导的必然选择和前提条件。二、理性评价量刑情节,科学计算罪责程度如前所述,罪行是指具有特定犯罪构成的行为模式或者符合特定犯罪构成起码要求的现实行为;刑事责任是指国家司法机关根据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轻重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依法对犯罪人所进行的“非难”(否定性法律评价和道义谴责),并依非难的严厉程度强制犯罪人承担相应的刑事法律后果(主要表现为刑罚处罚)。罪行决定刑罚适用的基本范围,刑事责任决定刑罚适用的具体程度。刑事责任是连接“罪行”与“刑罚”的桥梁和纽带,对罪刑关系起调节作用。这就是说,罪行的轻重与刑事责任的大小未必成正比,而刑罚的轻重与刑事责任的大小必须成正比,所以,量刑公正有时表现为“罪刑均衡”,有时则表现为“罪刑失衡”,但均应当表现为“责刑均衡”[11]。由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注:我国刑法学界有学者精辟地指出:“刑法上的责任意味着实施了违法行为的行为者所承担的规范性的非难或谴责,因此,最终决定责任大小的就是违法性的大小和有责性的大小之和。由于我国刑法理论通常不使用西方式的违法性和有责性这类概念,所以我们可将这里的违法性换成行为责任,而将这里的有责性换成行为者责任,这样便于理解。于是,我们可以说,责任的大小取决于行为责任大小和行为者责任大小之和。”(顾肖荣,吕继贵.量刑的原则与操作[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15.))都是决定罪责轻重程度的根据,所以,不同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具有不同的罪责程度。那么,应当怎样计算特定犯罪人的罪责程度呢?(一)正确定罪是理性评价罪责程度的前提正确定罪是量刑适当的前提,但是定罪正确不等于量刑适当。所谓定罪,是指认定某一具体行为是否满足犯罪构成起码要求的刑事诉讼活动,其标准是犯罪构成。不同罪行具有称谓不同、内容特定、形式各异或者数量不等的若干构成要件,从而表现为形形色色的样态。由于犯罪构成是唯一的或者说是与众不同的,所以根据构成要件的数量、名称、内容或者形式的不同,就能将这种罪行与那种罪行严格地区别开来。罪名与罪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国现行《刑法》共规定了436个罪名,共包括847种罪行,其中有128个罪名只包含1种罪行(称为单一构成类型的罪名),其余308个罪名分别包含2~4种罪行(称为集合构成类型的罪名),因而对绝大多数罪名还可以根据其包含罪行的多寡,再细分为该罪名的基本罪和相对于基本罪的重罪、更重罪、最重罪或者轻罪、更轻罪等罪行。因而“定罪的内容十分广泛,它不仅包括确定行为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而且还包括重罪与轻罪等”[12]。由于不同罪行配置不同轻重的法定刑,而法定刑幅度的宽窄与上下限度的差异对量刑轻重会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定罪错误往往会造成法定刑适用错误,从而导致量刑的畸重畸轻。在我国刑法中,犯罪事实、犯罪构成事实、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4个概念,严格区分它们之间的界限对于定罪与量刑至关重要,但因它们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很多人搞不清楚,所以有必要在此加以廓清。所谓犯罪事实,是指发生在犯罪过程中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行为客观危害和行为人主观恶性的一切事实情况,它包括犯罪构成事实和非犯罪构成事实,后者是量刑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犯罪构成事实,是指特定犯罪构成诸要件所涵盖的一切主客观事实情况。根据现行《刑法》规定,有些犯罪构成所涵盖的事实情况,必须全部具备才能定罪;但是,有些犯罪构成则具有若干选择要件,有些构成要件则包含若干选择要素,只要具备其中任何一个选项便可满足定罪的法律要求,于是这类犯罪构成所覆盖的主客观事实情况便多于定罪的需要。因此,凡是用以充足犯罪构成起码要求的那些事实情况,都是定罪情节;定罪后剩余的那些犯罪构成事实,理所当然地转化为量刑情节。所谓非犯罪构成事实,是指特定犯罪构成诸要件没有涵盖的其它犯罪事实,例如,作为故意杀人罪核心要件的危害行为,是指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至于剥夺他人生命的方法、手段,法律在所不问。因为故意杀人可以表现为“作为”,也可以表现为“不作为”;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所以“暴力”虽然是实施故意杀人罪常见手段,但它只是故意杀人罪的非犯罪构成事实。其他诸如故意杀人的目的和动机也是如此,均属于该罪行的量刑情节。总之,所谓定罪情节,是指满足犯罪构成起码要求的那些主客观事实情况;所谓量刑情节,是指定罪情节以外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行为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主客观事实情况。划清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的界限,是量刑精确制导的理论基础;禁止将定罪情节重复评价为量刑情节,是量刑公正的基本保障。(二)量刑情节是评价罪责程度的惟一根据我国刑法学界有学者正确地指出:“量刑情节在量刑过程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它是决定宣告刑的客观依据。刑法依据各种犯罪的性质以及社会危害的程度而规定了轻重不同的法定刑,它们从总体上规定了对犯罪人裁量刑罚的范围。也就是说,法定刑已经解决了此罪与彼罪(包括重罪与轻罪)在适用刑罚上的总体区别,但它还没有解决同一性质的犯罪(即同一罪行的案件中不同情况的案件)应如何适用刑罚的问题。而量刑情节则是专门用于解决此类问题的。”[13]由此可见,法定刑与罪行相匹配这一事实本身,就从上一层次限定了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的轻重范围,至于在法定刑范围以内或者以下判处刑罚的具体范围,只能由量刑情节来决定。所以,在正确定罪并找准法定刑的前提下,量刑情节是评价罪责程度的惟一根据。根据现行《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刑法理论的概括,目前可供适用的量刑情节至少有336种。量刑情节包括表明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的情节(共236种)和表明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程度的情节(共100种)两大部分,前者只能发生在犯罪实施过程中,后者却存在于罪前或者罪后。此外,还可根据量刑情节的不同渊源,将它们划分为法定量刑情节与酌定量刑情节、司法解释规定的量刑情节与定罪后剩余的犯罪构成事实转化而来的量刑情节四类。其中:有的是从重处罚情节、有的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统称从宽处罚情节);有的是单功能情节,有的是多功能情节;有的是总则性情节,有的是分则性情节。(注:所谓总则性量刑情节,是指由《刑法》总则和司法解释规定的适用于一切罪行或者多数罪行的量刑情节;所谓分则性量刑情节,是指《刑法》分则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只能适用于某种罪行或者少数罪行的量刑情节。)将这些渊源不同、性质不同、功能不同、效力不同和适用范围不同的情节组合起来,便是我国刑法中的量刑情节体系[14]。在《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量刑情节中,共有36种多功能从宽处罚情节。所谓多功能从宽处罚情节,是指具有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多种选择功能的量刑情节。(注:其中,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12个,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7个,从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4个,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13个。)既然一个量刑情节具有两三种可供选择的从宽处罚功能,那么应当根据什么来选择适用哪种从宽处罚功能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5月9日《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的精神,选择的根据主要是“犯罪轻重”和该情节在案件中的“具体表现”。因此,凡罪行极其严重或者罪行重大的,一般选择从轻处罚;罪行较重的,一般选择减轻处罚;罪行较轻或者轻微的,一般选择免除处罚。(注:所谓罪行极其严重,是指法定最高刑为死刑之罪;所谓罪行重大,是指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之罪;所谓罪行较重,是指法定最低刑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所谓罪行较轻,是指法定最高刑为5年或者3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所谓罪行轻微,是指法定最高刑为2年或者1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案件具有的每个量刑情节都能从某个侧面揭示行为人一定的罪责程度。量刑情节在量刑中的“重要性程度”和在案件中的“具体表现情况”,是理性评价特定量刑情节影响罪责轻重的两个重要方面:(1)所谓量刑情节在量刑中的“重要性程度”,是指将案件具有的某个量刑情节置于相关的其它量刑情节之中,通过不同“性质”的比较,据以判断其危害危险程度。(注:所谓“危害危险程度”,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的简称。)例如,预备犯、未遂犯和中止犯这3种量刑情节所反映的社会危害程度就有轻重之分;偶犯(初犯)、再犯、重犯和累犯这4种量刑情节所反映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就有大小之别。(2)所谓量刑情节在案件中的“具体表现情况”,是指将某个量刑情节置于同种情节的范围之内,通过对不同“表现”进行比较,据以判断其危害危险程度。例如,同样都是“累犯”,但刑满释放不久实施犯罪与刑满释放三四年以后才犯罪,累犯重罪与累犯轻罪等,各自反映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就不相同;同样都是“自首”,但在立案前自首与立案后自首、犯罪较轻自首与犯罪较重自首、主动自首与走投无路自首、自首认罪与自首不认罪等,各自反映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就有所差别。总之,量刑情节的性质决定其影响危害危险的份量,量刑情节在案件中的具体表现决定其影响危害危险的程度,两者相加便是一个特定量刑情节所表明的危害危险程度。除了这两个方面之外,究竟还有什么可以作为理性评价的内容呢?离开量刑情节的理性评价,何以判断罪责程度呢?(三)量刑情节“积分”是罪责程度的表达方式不同案件具有不同性质、不同表现和不同数量的量刑情节,从而对犯罪人的罪责程度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应当采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理性评价每个量刑情节所反映的危害危险程度,并用一定数值(积分)表达出来,这种评价方法能使办案人员对犯罪人的罪责程度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升华,真正作到心中有“数”。美国著名科学家汤姆生指出:对于“你所研究的问题,如果不能用数字来表示,那么你的认识是不够的,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你的思想上,还没有上升到科学的阶段”[15]。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认为:“在特定的理论中,只有包含数学的部分才是真正的科学。”[16]由此可见,对量刑情节的理性评价积分,是犯罪人罪责轻重程度的最佳表达方式。1.从重、从轻处罚情节的理性评价积分标准在目前可供适用的336种量刑情节中,有329种是从重和从轻处罚情节(含可以选择从轻处罚的36种多功能从宽处罚情节),约占全部量刑情节的98%,足见其适用频率很高。因此,只要从重、从轻处罚情节得以量化,减轻和免除处罚情节的量化就不在话下。那么,当犯罪人具有某个从重或者从轻处罚情节时,究竟在法定刑范围内对其从重或者从轻多少呢?对此,《刑法》、司法解释和刑法理论均无现成答案,只能由办案人员联系具体案情和犯罪的时间、地点,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在这里,评价模型和评价指标的科学设计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为此,应当从三个方面考虑:一方面,根据《刑法》第62条关于限制从重和限制从轻的规定,要考虑从重或者从轻处罚空间的情节容量,到底容纳几个情节才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这将从整体上影响刑罚处罚的轻重程度;另一方面,要考虑量刑情节的1个积分与量刑空间的1个刻度相对应,揭示量刑情节的多寡及其积分高低与刑罚轻重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三,还要考虑评价模型的直观性、简便性和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于是,在我们面前就存在着三种选择:(1)假如犯罪人具有1个从重或者从轻程度最高的量刑情节时,便适用法定最高刑或者最低刑,势必“重者愈重,轻者愈轻”,导致处罚两极分化,显然不足为取;(2)如果犯罪人具有3个从重或者从轻程度最高的量刑情节时,才能适用法定最高刑或者最低刑,势必“重者愈轻,轻者愈重”,量刑显失公正,更是不足为取;(3)只有当犯罪人具有2个从重或者从轻程度最高的量刑情节时,才可以适用法定最高刑或者最低刑,此乃“该重则重,该轻则轻”,它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不失为评价模型的最佳选择。关于量刑情节的评价指标,有必要将从重或者从轻处罚情节的理性评价积分,控制在5~45分的范围之间,从而给法定最高刑或者最低刑的适用再留有一点伸缩余地,使其在宏观上形成公差(注:所谓公差,指“等差数列中相邻两项的差”。(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639.))为5的9种不同情形。但是,就一个具体量刑情节而言,由于其“重要性程度”和“具体表现情况”的评价极限与评价差异,实际上只能表现为高低限度不同的5种情形。(注:参见下文所示“从重或者从轻处罚情节‘整体积分’参数表”。)这就是说,从重或者从轻处罚空间,应当以恰好容纳4个积分中等的相应量刑情节为宜,即在量刑情节同向竞合的场合,只有具备4个积分中等(25分)的或者2个积分最高(45分)的相应情节时,才有可能适用法定最高刑或者最低刑,从而使那些从重处罚情节较多或者积分较高的犯罪人受到相对较重的处罚,使那些从轻处罚情节较多或者积分较高的犯罪人受到相对较轻的处罚。这是量刑公正之使然,也是刑罚个别化的要求,它对任何犯罪人来说都是公平合理的。总之,在兼顾评价科学性和操作简便性的前提下,采取分析社会现象的“五级归纳法”,通过如下两个层面的选择评价,并用一定积分来表示评价结果,实现量刑情节积分与量刑空间刻度按“1∶1”的标准相对接,便能将特定量刑情节所体现的罪责程度相对精确地计算出来。具体的评价模型和评价指标如下:第一层面:评价从重或者从轻处罚情节的“重要性程度”。这种评价是指将特定从重或者从轻处罚情节与性质不同的其它相关情节进行比较,对其在量刑中的“重要性程度”进行如下五级评价,并表示为一定的积分。其积分标准如下表所示:第二层面:评价从重或者从轻处罚情节的“具体表现情况”。这种评价是指将特定从重或者从轻处罚情节与性质相同的其它量刑情节进行比较,对其在案件中的具体表现分别进行如下五级评价,并表示为一定的积分。其积分标准如下表所示:最后,将从重或者从轻处罚情节的“重要性程度”评价和“具体表现情况”评价所得的积分相加,便是该量刑情节的整体积分。可见,量刑情节的“重要性程度”和“具体表现情况”这两个因素,是以交叉的方式共同决定一个量刑情节的整体积分的,从而揭开特定量刑情节影响处罚轻重的神秘面纱,使其“庐山真面目”显露出来。量刑情节“整体积分”的参数列表如下:要特别指出的是,量刑情节理性评价“公差系数”是可以进行调整的,以便从整体上校正可能发生的刑罚打击误差。而且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将受到一定历史阶段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社会和谐程度的影响,适时调整“公差系数”也应在情理之中。至于以5为公差系数是否恰当,理论上对此还可以进行讨论,我们可以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就这一问题形成共识,进而对其加以微调。2.减轻处罚情节的理性评价积分标准因为减轻处罚情节属于“特别重要”的情节,勿须再对其进行“重要性程度”评价,只要根据该情节在案件中的具体表现进行一次五级评价,在有限制的减轻处罚空间范围内分别减轻1/5、2/5、3/5、4/5或者5/5(直到底线)的刑罚,便可表明该情节对罪责程度的影响,(注:在这种场合,刑罚程度又是衡量罪责程度的标准。)从而达到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目的。鉴于减轻处罚是在从轻处罚空间的下限以下适用刑罚,所以减轻处罚情节积分应当超过100个从轻处罚积分,其计算公式为:减轻处罚情节积分=减轻处罚空间刻度×x/5(即减轻处罚情节理性评价积分)从轻处罚空间100个刻度。既然减轻处罚情节积分包括了从轻处罚空间刻度,那么从轻情节积分事实上已经被减轻处罚情节积分所吸收了,所以,凡是犯罪人具有减轻处罚情节的,其从轻处罚情节积分均不再计入积分总量,也不可用之抵消从重处罚情节积分。3.免除处罚情节的积分前提和积分量免除处罚情节只能适用于法定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在犯罪人没有任何从重处罚情节,或者既有从重处罚情节又有减轻、免除处罚情节的场合,适用免除处罚情节的结果,必定是对犯罪人作有罪宣告但免除其刑罚处罚,所以不存在情节积分问题。如果犯罪人既有从重处罚情节又有免除处罚情节,就需要用免除处罚情节积分去抵消从重处罚情节积分,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量刑的公正性。那么1个免除处罚情节的积分量应当以多少为恰当呢?笔者以为,应当以101分为恰当(即从轻处罚空间100个刻度1个空间刻度),因为在犯罪人没有减轻处罚情节的场合,只有再加1个空间刻度才能体现免除处罚的要求。4.多情节“逆向竞合”的解决方案所谓多情节逆向竞合,是指犯罪人既有从重处罚情节又有从宽处罚情节的情形。例如,行为人参与非法拘禁他人且致人死亡,根据《刑法》第238条第2款之规定,其法定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然而,如果行为人既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本罪”,又在“犯罪后自首并有重大立功表现”,那么前者是“法定应当”从重处罚情节,后者是“法定应当”从宽处罚情节,这就等于刑法同时向法官下达两道内容截然相反的命令,即既要对犯罪分子从重处罚,又要对犯罪分子从宽处罚,不适用其中任何一种量刑情节都是违法的,于是办案人员陷入了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在这种情形之下,究竟应当怎样计算犯罪人的罪责程度呢?笔者认为,除了采取轻重情节积分“等量抵消”外,再也找不出更为科学的解决方案。所谓轻重情节积分“等量抵消”,并非是用一个从重处罚情节去抵消一个从宽处罚情节(因为两者的理性评价积分通常是不相等的),而是指用从重处罚情节的1个积分去抵消从宽处罚情节的1个积分,最后剩下的只能是或重或轻的积分,它便是犯罪人的罪责程度。(四)理性评价量刑情节是法官“自由裁量权”之所在由于量刑情节在具体案件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千姿百态,所以任何人都不可能离开具体案件和犯罪时间、地点对它们进行翔实描述并配置相应的刑罚,如果有人试图这样做并使之用于规范量刑活动,也难免失之偏颇。量刑科学的任务在于提供简便易行的评价方法对量刑情节进行理性评价,至于某个量刑情节对从重或者从轻处罚的影响力,只能由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在诉讼过程中联系特定案情、发案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治安形势等情况作出正确判断。由于行为是否符合某种犯罪构成和行为人是否具有某种量刑情节是客观存在的,法官只能依法据实认定,不可主观臆断,所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仅限于对量刑情节的理性评价。这种权力应当受到各方面的尊重,因而有学者主张,“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应落实到法官独立行使职权”[17]。马克思指出:“要运用法律就需要法官。如果法律可以自动运用,那么法官也就是多余的了。”“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于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18]量刑精确制导不但不否定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且只能在尊重这种权力的条件下得以实现。因此,有的地方法院在量刑改革中制定了抽象的“量刑规范”,硬性为各种量刑情节匹配具体刑罚,要求本地法官在量刑时遵照执行[19]。有学者甚至主张由法院或者法官在罪状与法定刑之间规定若干“具体事实”并配置相应的“具体刑罚”,以此来规范量刑活动[20],这岂不是向18世纪末法国曾经实行过但不久即被废除的“绝对确定刑”倒退吗[21]?其本质在于剥夺法官对量刑情节的理性评价权,难免有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之嫌。更值得质疑的是,制定这种绝对确定刑的权力究竟属于谁?它符合现行《立法法》的规定吗?理性评价案件具有的每个量刑情节,既是对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职业素养的严峻挑战,又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展示个人专业才华的平台。由于控辩双方在刑事诉讼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因而他们对于某种事实情况是否属于量刑情节,有无证据来支持某个量刑情节的成立,以及怎样正确评价某个量刑情节等问题,通常会产生一些分歧,从而使法庭质证和法庭辩论丰富多彩、有声有色。如果控辩双方经过不同观点的碰撞还不能就某个量刑情节的评价达成一致,最后则由法官作出裁决。法官应当就采信什么和不采信什么进行公开阐明和严谨论证,于是量刑的透明性和充分说理性便在(而且只能在)诉讼的过程中显现出来。控、辩、审三方究竟哪一方对量刑情节的评价比较公允,旁听群众自有评说,在舆论监督的强大压力下,谁也不敢在庄严的法庭上胡言乱语,这就使法庭真正成为讲道理的地方,从而将量刑摊在“阳光”之下,有效地防止“权”、“情”介入诉讼的暗箱操作。如果控辩一方或者双方认为法官对某种量刑情节在认定或评价上有所不当,以致影响量刑公正的话,还可以依法提出抗诉或者上诉,从程序上制约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总之,在犯罪人只有1个从重或者从轻处罚情节的场合,该情节理性评价的积分量,便是其罪责的轻重程度;在犯罪人具有多个从重或者从宽处罚情节的场合(理论上称为数情节同向竞合),数个同向情节积分量之和,便是其罪责的轻重程度;在犯罪人既有从重处罚情节又有从宽处罚情节的场合(理论上称为多情节逆向竞合),轻重情节积分“等量抵消”所剩下的或重或轻的积分,便是其罪责的轻重程度。因此,表达罪责程度的量刑情节积分在不同案件中具有不同的内涵。三、积分刻度两相对应,求解量刑最佳适度(一)中国应当产生先进的量刑理论在罪责程度转换为刑罚程度的问题上,西方刑法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例如,功利主义法学的信奉者边沁认为:“法典的制定者明确规定的刑罚已经为每一个人提供了‘计算方法’,每一个人都可以从法律规定的刑罚中衡量并计算出他的行为可能遇到的风险。”[22]至于这种计算方法是什么,边沁没有告诉我们,这简直就是量刑理论上的“歌德巴赫猜想”!与此相反,刑事社会学派创始人之一、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则认为:“报应理论所要求的犯罪和刑罚之间的均衡,将我们的法官推到了一个完全无法解决的难题面前。”[23]在他看来,罪刑均衡是无法实现的,因而“估堆量刑”不可避免。作为近代刑法学的创始人,贝卡里亚虽然首创了罪行阶梯、刑罚阶梯和罪刑均衡理论,指出刑罚具有双面预防的目的,力主构建量刑标尺用以衡量罪责程度,呼吁刑罚和实施刑罚的方法“应当经过仔细推敲”,提出对刑罚适用问题“应当用几何学的精确度来解释”等光辉论断,但由于他未能阐明罪责程度向刑罚程度转换的具体方法,因而距离量刑的精确制导还有一步之遥,然而这一步的跨越却让世界等待了240多年,“可见西方刑法学者也有思想僵化的一面”[24]。德国是现代刑法学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该国现行《刑法教科书(总论)》虽然坚持“量刑的‘基础’是行为人的罪责”,“刑罚的度应当与罪责的度相适应”。但又坦言“将罪责程度转换为刑罚程度是最为困难的。……在德国,还没有对该问题作科学上的研究,而在国外已经具备了向纵深发展的倾向”[25]。而已经具备这种“向纵深发展”倾向的非我华夏莫属,因为中国是全球审理刑事案件最多的国家,由于人口众多,民族复杂,幅员辽阔,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犯罪现象之纷繁复杂,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难以比拟的。所以,在我们这样的国度应当产生先进的量刑理论,为世界刑法学作出应有的贡献。怀着这种信念,笔者经过近20年“山重水复”的探索,(注:笔者于1988年初主持研究“中国刑法专家系统”(下设辅助定罪系统和辅助量刑系统),于1990年7月报经武汉市科委批准立项(武工科[1990]231号文件),于同年11月16~17日在武汉市科委主持下,通过以高铭暄教授为主任委员的11名专家委员会鉴定。参见:叶三方.中国刑法专家系统通过鉴定[J].法学评论,1991(1):封底.)终于步入“柳暗花明”的境界,即在罪责程度与刑罚程度得以科学计算的前提下,采取量刑情节理性评价的1个积分(所体现的罪责量)对应量刑空间的1个刻度(所体现的刑罚量)的方法,按“1∶1的标准”处理两者之间的数量关系,便能架设起罪责程度向刑罚程度过渡的桥梁,从而实现量刑精确制导。(二)量刑情节积分与量刑空间刻度的内在联系正确处理量刑情节与量刑空间之间的数量关系,是实现量刑公正性、透明性、充分说理性以及量刑结论可预测性和可重复验证性的简便易行方法。就一个具体案件而言,犯罪人可能只有一个量刑情节,也可能具有多个量刑情节;犯罪人仅有的一个量刑情节,可能是从重处罚情节,也可能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案件具有的多个量刑情节,可能都是从重处罚情节或者从宽处罚情节,也可能既有从重处罚情节又有从宽处罚情节;量刑情节在具体案件中所反映的危害危险程度可能较高,也可能较低。所以,应当根据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立法者为之配置的法定刑,以及具体案件中量刑情节的单复、性质、理性评价积分量和量刑情节的同向竞合或者逆向竞合,分别采取如下操作方法,求解量刑公正的最佳范围。1.单个量刑情节积分与量刑空间刻度的数量关系单个量刑情节积分与量刑空间刻度的内在联系,表现为如下四种数量关系:(1)如果犯罪人只有1个从重处罚情节,应当根据对该情节的理性评价积分量,从法定刑的“中间线”开始向上读数,读数所指的空间刻度(从轻处罚空间刻度从重情节积分量),便是对犯罪人从重处罚的最佳适度;(2)如果犯罪人只有1个从轻处罚情节,应当根据对该情节的理性评价积分量,从法定刑的“中间线”开始向下读数,读数所指的空间刻度(从轻处罚空间刻度-从轻情节积分量),便是对犯罪人从轻处罚的最佳适度;(3)如果犯罪人只有1个减轻处罚情节,应当根据对该情节的理性评价积分量,从法定刑的“中间线”开始向下读数,读数所指的空间刻度(从宽处罚空间刻度-减轻情节积分量),便是对犯罪人减轻处罚的最佳适度;(4)如果犯罪人只有1个免除处罚情节,那么,免除处罚是不言而喻的。2.数情节“同向竞合”积分与量刑空间刻度的数量关系同向竞合的数个量刑情节积分与量刑空间刻度的内在联系,表现为如下四种数量关系:(1)如果犯罪人只有多个从重处罚情节,应当根据对它们的理性评价积分总量,从法定刑的“中间线”开始向上读数,读数所指的空间刻度(从轻处罚空间刻度从重情节积分总量),便是对犯罪人从重处罚的最佳适度;假若多个从重处罚情节积分之和大于100,无论超过多少,都只能遵照《刑法》第62条关于限制从重的规定,对其判处法定最高刑。(2)如果犯罪人只有多个从轻处罚情节,应当根据对它们的理性评价积分总量,从法定刑的“中间线”开始向下读数,读数所指的空间刻度(从轻处罚空间刻度-从轻情节积分总量),便是对犯罪人从轻处罚的最佳适度;假若多个从轻处罚情节积分之和大于100,无论超过多少,都只能遵照《刑法》第62条关于限制从轻的规定,对其判处法定最低刑。(3)如果犯罪人只有多个减轻处罚情节,应当根据对它们的理性评价积分总量,从法定刑的“中间线”开始向下读数,读数所指的空间刻度(从宽处罚空间刻度-减轻情节积分总量),便是对犯罪人减轻处罚的最佳适度;假若多个减轻处罚情节积分之和超过减轻处罚空间的底线,无论超过多少,都只能按前述限制减轻原则在减轻处罚底线处对其判处刑罚。(4)如果犯罪人既有免除处罚情节又有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免除处罚是理所当然的。3.数情节“逆向竞合”应采轻重积分“等量抵消法”如果犯罪人既有从重处罚情节又有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应当采取“轻重情节积分等量抵消”的办法来化解冲突。所谓轻重情节积分等量抵消,是指用从重处罚情节的1个积分去抵消从宽处罚情节的1个积分,并根据两者抵消后所剩下的或重或轻的情节积分,分别按上述两种方法求解量刑最佳适度。(三)生命刑、自由刑和资格刑的精确制导量刑最佳适度并非宣告刑,只有再加上特定的起刑期,才是对犯罪分子宣告执行的刑罚。宣告刑是量刑精确制导的“弹着点”,其计算公式因量刑空间形式的不同而有如下9种:1.当“量刑最佳适度”的读数为“量刑标尺”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所占空间的某个刻度时,宣告刑只能是无期徒刑或者死刑。2.当“量刑最佳适度”的读数为“量刑标尺”的有期徒刑所占空间的某个刻度,而有期徒刑为法定最轻刑或者量刑空间为单一有期徒刑时,其宣告刑=量刑最佳适度的读数×法定刑刻度月特定起刑期(法定刑下限或者减轻处罚底线的刑罚量)。3.当“量刑最佳适度”的读数为“量刑标尺”的有期徒刑所占空间的某个刻度,而量刑空间还包括拘役、管制或者单处附加刑时,其宣告刑=(量刑最佳适度的读数-拘役、管制或者单处附加刑等较轻刑种所占空间刻度)×法定刑刻度月有期徒刑起刑期6个月。4.当“量刑最佳适度”的读数为“量刑标尺”的拘役所占空间的某个刻度,而拘役为量刑空间最轻刑时,其宣告刑=量刑最佳适度的读数×法定刑刻度月拘役起刑期1个月。5.当“量刑最佳适度”的读数为“量刑标尺”的拘役所占空间的某个刻度,而量刑空间还包括管制或者单处附加刑时,其宣告刑=(量刑最佳适度的读数-管制或者管制和附加刑所占空间刻度)×法定刑刻度月拘役起刑期1个月。6.当“量刑最佳适度”的读数为“量刑标尺”的管制所占空间的某个刻度,而管制为法定最轻刑时,其宣告刑=量刑最佳适度的读数×法定刑刻度月×2(注:指将管制虚拟徒刑1个月还原为管制2个月,下同。)管制起刑期3个月。7.当“量刑最佳适度”的读数为“量刑标尺”中管制所占空间的某个刻度,而量刑空间还包括单处附加刑时,其宣告刑=(量刑最佳适度的读数-单处附加刑所占空间刻度)×法定刑刻度月×2管制起刑期3个月。8.当“量刑最佳适度”的读数为“量刑标尺”的剥夺政治权利所占空间的某个刻度时,其宣告刑=量刑最佳适度在剥夺政治权利空间的读数×剥夺政治权利刻度月剥夺政治权利起刑期1年。(注:剥夺政治权利刑期48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所占量刑空间刻度=该刑种的“刻度月”。)9.当犯罪人既无从重处罚情节又无从宽处罚情节时,应当在法定刑“中间线”适用刑罚,其宣告刑=幅度刑罚量÷2起刑期。但是,在酌定量刑情节不断丰富和被细化的前提下,这种情形只是理论上的推测,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找到实例。(四)财产刑的精确制导1.财产刑概述(1)财产刑的立法模式。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财产刑属于附加刑,分为罚金和没收财产两种。它们只能适用于《刑法》分则有明文规定的404种罪行和260种单位犯罪,共有五种立法模式:A.“并处或者单处罚金”;B.“并处罚金”或者“可以并处罚金”;(注:“可以并处罚金”属于立法特例,只能适用于《刑法》第325条规定的“非法向外国人出售、赠送珍贵文物罪”。)C.“对单位判处罚金”;D.“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E.“并处没收财产”或者“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其中,只能适用罚金的有289种罪行,只能适用没收财产的有60种罪行,“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有55种罪行,此外还对260种单位犯罪适用罚金。在只能适用罚金的罪行中,除79种罪行因罪责较轻达到一定程度的可以单处罚金外,其余均为并处罚金。没收财产是我国附加刑中较重的一种,当一种罪行可以适用“并处罚金”也可以适用“并处没收财产”,或者“可以并处没收财产”也可以不并处没收财产时,应当结合犯罪人的罪责程度、财产状况或者罚金缴纳能力等具体情况作出选择。(2)罪责程度(量刑情节积分)是财产刑适用轻重的主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月21日《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罚金的数额,应当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在法律规定的数额幅度内确定。对于具有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被告人,……罚金刑原则上也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由于罚金刑的适用既受犯罪人罪责程度的影响,又受其财产状况和实际困难所制约,因而可能同时存在“宣告刑”和“执行刑”两种判决。宣告刑是指人民法院根据犯罪人的罪责程度,宣告应当执行一定数额罚金的判决,其所体现的是罪责程度与罚金数额的均衡,以示量刑公正;执行刑是指人民法院根据《刑法》第53条关于犯罪人“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而决定减少执行罚金或者免除执行罚金的判决,(注: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13日《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规定:“刑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主要是指因遭受火灾、水灾、地震等灾祸而丧失财产;罪犯因重病、伤残等而丧失劳动能力,或者需要罪犯抚养的近亲属患有重病,需支付巨额医药费等。”)它所体现的是“刑罚人道主义”原则和实事求是精神。当然,如果犯罪人没有减免罚金的特殊情况,宣告刑也就是执行刑。(3)限额罚金刑与无限额罚金刑。罚金刑分为“限额罚金刑”和“无限额罚金刑”两类,前者又分为数额罚金刑、倍数罚金刑和比例罚金刑3种,它们只能适用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154种罪行;后者分为对自然人适用罚金刑和对单位适用罚金刑两种(下文专题阐述)。在限额罚金刑中,数额罚金刑适用于96种罪行,共有5种额度:a.处1万元~5万元罚金;b.处1万元~10万元罚金;c.处2万元~20万元罚金;d.处3万元~30万元罚金;e.处5万元~50万元罚金。倍数罚金刑适用于45种罪行,共有2种额度:a.处犯罪数额的0.5倍~2倍罚金;b.处特定犯罪数额1倍~5倍罚金。比率罚金刑适用于13种罪行,共有4种额度:a.处特定犯罪数额1%~5%罚金;b.处特定犯罪数额2%~10%罚金;c.处特定犯罪数额5%~20%罚金;d.处特定犯罪数额5%~30%罚金。无限额罚金刑是指《刑法》只规定“并处罚金或者单处罚金”、“并处罚金”和“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没有规定罚金额度、倍数和比例的情形。为了揭示罪责程度与罚金适用之间的内在联系,应将无限额罚金刑的幅度罚金量虚拟为100﹪,通过一定的计算公式,表明对犯罪人应当判处最高罚金额x%的罚金。但是,根据机关司法解释规定,成年犯罪人的罚金“起刑额”不得少于1000元,未成年人不得少于500元。(注: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13日《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4)特定犯罪数额是适用倍数罚金刑和比例罚金刑的基础。其中,倍数罚金刑的特定犯罪数额共有8种,即“销售金额”、“偷逃应缴税额”、“违法所得”、“偷税数额”、“拒缴税款”、“欠缴税款”、“骗取税款”和“票证价额”等,在宣告罚金刑时,应当指明判处特定犯罪数额的多少倍。比例罚金刑共有7种,即“虚报注册资本金额”、“非法募集资金金额”、“虚假出资金额或者抽逃出资金额”、“洗钱数额”、“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价额”、“骗购外汇数额”和“逃汇数额”等,在宣告罚金刑时,应指明判处特定犯罪数额的百分比。(5)罚金刑的量刑空间及其刻度罚金量,应按“单处”与“并处”分别计算:A.单处罚金是指犯罪人罪责较轻,在法定刑包括主刑和罚金的条件下,对其从轻单处一定数额罚金的情形。共有3种类型:a.法定刑有4个刑种的,罚金刑量刑空间为从轻第51~100刻度,共50刻度;b.法定刑有3个刑种的,罚金刑量刑空间为从轻第34~100刻度,共67刻度;c.法定刑有2个刑种的,罚金刑量刑空间为从轻第1~100刻度,共100个刻度。单处罚金刑的刻度罚金量=幅度罚金量÷罚金刑所占空间刻度。B.并处罚金刑是指犯罪人在已被判处主刑的前提下,依法对其并处一定数额罚金的情形。共有两种计算公式:a.法定刑无减轻处罚空间的,刻度罚金量=幅度罚金量÷量刑空间200个刻度;b.法定刑有减轻处罚空间的,刻度罚金量=幅度罚金量÷(法定刑空间200个刻度减轻处罚空间x刻度)。2.限额罚金刑的计算公式限额罚金刑的精确制导应当具备5个条件:一是犯罪人罪责程度;二是罚金刑空间刻度;三是幅度罚金量;四是刻度罚金量;五是特定犯罪数额(仅限于倍数罚金刑和比率罚金刑)。现分单处罚金与并处罚金,分述如下:(1)单处限额罚金刑的计算公式A.单处数额罚金刑计算公式为:(从轻处罚刑空间刻度-量刑情节积分)×刻度罚金量罚金最低额=从轻单处罚金人民币x万元。B.单处倍数罚金刑计算公式为:特定犯罪数额x万元×[(从轻处罚刑空间刻度-量刑情节积分)×刻度罚金量x倍最低罚金倍数]=从轻单处被告人犯罪数额x倍罚金即人民币x万元。C.单处比率罚金刑计算公式为:特定犯罪数额x万元×[(从轻处罚刑空间刻度-量刑情节积分)×刻度罚金x%最低罚金x%]=从轻单处被告人犯罪数额x%罚金即人民币x万元。(2)并处限额罚金刑的计算公式A.并处数额罚金刑的计算公式。宣告刑因犯罪人量刑情节轻重积分不同而有三种计算公式:a.量刑情节积分为从重处罚积分的,计算公式为:(从轻处罚空间100刻度从重处罚情节积分)×刻度罚金量最低罚金额=从重并处罚金人民币x万元;b.量刑情节积分为从轻处罚积分的,计算公式为:(从轻处罚空间100刻度-从轻处罚情节积分)×刻度罚金量最低罚金额=从轻并处罚金人民币x万元;c.量刑情节积分为减轻处罚积分的,计算公式为:(从轻处罚空间100刻度减轻处罚空间x刻度-减轻处罚情节积分)×刻度罚金量最低罚金额=减轻并处罚金人民币x万元。B.并处倍数罚金刑的计算公式。宣告刑因犯罪人量刑情节轻重积分不同而有三种计算公式:a.量刑情节积分为从重处罚积分的,计算公式为:特定犯罪数额x万元×[(从轻处罚空间100刻度从重处罚情节积分)×刻度罚金量x倍最低罚金量x倍]=从重并处被告人犯罪数额的x倍罚金即人民币x万元;b.量刑情节积分为从轻处罚积分的,计算公式为:特定犯罪数额x万元×[(从轻处罚空间100刻度-从轻处罚情节积分)×刻度罚金量x倍最低罚金量x倍]=从轻并处被告人犯罪数额的x倍罚金即人民币x万元。c.量刑情节积分为减轻处罚积分的,计算公式为:特定犯罪数额x万元×[(从轻处罚空间100刻度减轻处罚空间x刻度-减轻处罚情节积分)×刻度罚金量x倍最低罚金量x倍]=减轻并处被告人犯罪数额的x倍罚金即人民币x万元。C.并处比率罚金刑的计算公式。宣告刑因犯罪人量刑情节轻重积分不同而有三种计算公式:a.量刑情节积分为从重处罚积分的,计算公式为:特定犯罪数额x万元×[(从轻处罚空间100刻度从重处罚情节积分)×刻度罚金量x%最低罚金量x%]=从重并处被告人犯罪数额x%罚金即人民币x万元;b.量刑情节积分为从轻处罚积分的,计算公式为:特定犯罪数额x万元×[(从轻处罚空间100刻度-从轻处罚情节积分)×刻度罚金量x%最低罚金量x%]=从轻并处被告人犯罪数额x%罚金即人民币x万元;c.量刑情节积分为减轻处罚积分的,计算公式为:特定犯罪数额x万元×[(从轻处罚空间100刻度减轻处罚空间x刻度-减轻处罚情节积分)×刻度罚金量x%最低罚金量x%]=减轻并处被告人犯罪数额x%罚金即人民币x万元。3.无限额罚金刑的计算公式无限额罚金刑只能适用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107种罪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53种罪行、侵犯财产罪的14种罪行、危害公共安全罪的4种罪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的7种罪行、危害国防利益罪的1种罪行和贪污贿赂罪的4种罪行,共计190种罪行。其中,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的共44种罪行,并处罚金和可以并处罚金的共124种罪行,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共22种罪行。由于这种罚金刑没有规定具体数额幅度、倍数幅度和比例幅度,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裁量上的诸多困难。《刑法》没有为这些罪行规定罚金限额,原因非常复杂,这是各国刑事立法最为棘手的问题。由于这种罚金刑赋予法官极其宽泛的“自由裁量权”,颇为社会舆论所诟病,其主要原因在于多数判决没有阐明犯罪人的罪责程度与罚金宣告刑之间的内在联系。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是:通过立法将某些罪行的无限额罚金刑修改为额度罚金刑。但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保留某些罪行的无限额罚金刑仍有必要,但是应当谋求一种补救办法。这种办法就是:构建本罪本地无限额罚金刑的量刑参照系。首先,将“无限额罚金刑”视为一个整体即该事物的100%,将其平均分配给量刑空间刻度,从而计算出1个刻度等于整个罚金刑的多少百分比;其次,授权各地区司法机关根据不同罪行的犯罪性质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通过召开听证会等形式确定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最高罚金额”,并根据犯罪人的罪责程度,求解特定案件适用罚金的具体程度——最该判处本罪行“最高罚金额”百分之几的罚金。诚然,该办法也并非尽善尽美,但是有这种“参照系”总比没有好,与其被公民指责为“估堆量刑”,倒不如向社会讲清道理。无限额罚金刑的计算公式如下:(1)单处无限额罚金刑。指犯罪人罪责较轻,在法定刑包括主刑和罚金的条件下,对其从轻单处该罪“最高罚金额”x%的罚金。这种罚金刑只能适用于44种罪行,计算公式为:(从轻处罚情节积分-罚金刑空间刻度)×刻度罚金量x%=从轻单处本罪本地最高罚金额x%的罚金。但是成年犯罪人不能少于1000元,未成年犯罪人不能少于500元(下同)。(2)并处无限额罚金刑。指犯罪人在被判处主刑的条件下,依法对其并处该罪“最高罚金额”x%的罚金(包括选处罚金的情形)。共有三种计算公式:第一,量刑情节积分为从重处罚积分的,计算公式为:(从轻处罚空间100刻度从重处罚情节积分)×刻度罚金量x%=从重并处本罪本地最高罚金额x%的罚金;第二,量刑情节积分为从轻处罚积分的,计算公式为:(从轻处罚空间100刻度-从轻处罚情节积分)×刻度罚金量x%=从轻并处本罪本地最高罚金额x%的罚金;第三,量刑情节积分为减轻处罚积分的,计算公式为:(从轻处罚空间100刻度减轻处罚空间x刻度-减轻处罚情节积分)×刻度罚金量x%=减轻并处本罪本地最高罚金额x%的罚金。4.单位罚金刑的计算方法单位罚金刑也是一种无限额罚金刑,适用于可能或者只能由单位构成的260种罪行。其中,有11种是危害公共安全罪,有178种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有62种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有6种是危害国防利益罪,有3种是贪污贿赂罪。根据《刑法》第31条关于“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的规定,对单位判处罚金的轻重,只能以犯罪单位的罪责程度为根据,而单位犯罪是通过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来实施的,这种人员通常有2人以上,由于他们在单位犯罪活动中所起作用不同,罪前和罪后表现也不一样,那么究竟以谁的罪责程度作为对单位适用罚金的根据呢?笔者认为,应当以在单位犯罪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罪责程度为根据,其刻度罚金量和宣告刑的计算公式与对自然人“并处无限额罚金刑”完全相同,只不过是另行确定单位犯罪的“最高罚金额”而已,它应当高于自然人犯该罪的最高罚金额。5.没收财产刑的计算方法根据《刑法》第59条的规定,没收财产刑是指对犯罪人判处主刑同时将其“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无偿收归国有的情形。没收财产只能附加于主刑适用,不能独立适用。这种附加刑只能适用于法律有规定的115种罪行,其中,“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有55种罪行,“并处没收财产”的有19种罪行,“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的有41种罪行。既然“没收财产是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那么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根据什么没收犯罪人个人财产的“全部”或者“一部”?对于后者来说,又根据什么决定没收财产的多少?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犯罪人的罪责程度。虽然没收财产只能适用于性质较为严重的犯罪,但并非都是法定刑档次较高的罪行(如危害国家安全罪中的某些轻罪),即使构成法定刑较重的罪行,表达犯罪人罪责程度的量刑情节积分,可能是从重积分,也可能是从轻积分或者减轻积分,因此,应当将犯罪人个人所有全部财产设定为100%,以其罪责程度为已知条件,求解没收部分财产的最佳适度。根据现行《刑法》规定,并处没收财产的量刑空间分为两种情形:法定刑没有减轻处罚空间的,其刻度财产量=犯罪人个人全部财产100%÷200个刻度;法定刑有减轻处罚空间的,其刻度财产量=犯罪人个人全部财产100%÷(法定刑空间200个刻度减轻处罚空间x刻度)。宣告刑因犯罪人量刑情节轻重积分不同而有三种计算公式:第一,从重并处没收财产的,其计算公式为:犯罪人个人所有财产x元×[(从轻处罚空间100刻度从重处罚情节积分)×刻度财产量x%]=从重并处没收犯罪人个人所有财产的x%即人民币x元;第二,从轻并处没收财产的,其计算公式为:犯罪人个人所有财产x元×[(从轻处罚空间100刻度-从轻处罚情节积分)×刻度罚金量x%]=从轻并处没收犯罪人个人所有财产的x%即人民币x元;第三,减轻并处没收财产的,其计算公式为:犯罪人个人所有财产x元×[(从轻处罚空间100刻度减轻处罚空间x刻度-减轻处罚情节积分)×刻度罚金量x%]=减轻并处没收犯罪人个人所有财产的%即人民币x元。(五)法定刑幅度过宽是少数罪行量刑偏重的原因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按照本文所述的罪责程度向刑罚程度转换的原理,对于个别罪行来说其宣告刑可能偏重。但这并不是笔者提出的量刑理论与方法有问题,而是这些罪行的法定刑幅度过宽和上下限偏高的原因所致,这是立法上的问题,并非研究人员所能解决。例如,强奸罪(基本罪)的法定刑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刑罚量为有期徒刑7年,“中间线”实际刑期为6年6个月,一些法官和学者认为配刑过重。因此,建议以法定刑“中间线”所体现的刑罚量为评判依据,重新审视某些罪行的法定刑配置,提出改善我国罪刑关系的立法建议[26],使其在整体上更加协调和科学。这是刑法改革的一项庞大系统工程,它涉及相关罪名的构成类型增减和法定刑模式的改善与重新配置问题,需要谨慎从事和逐步完成。为了抛砖引玉,笔者试以强奸罪(基本罪)等三种罪行为例,提出修改其法定刑的立法建议,以供国家立法机关参考:结束语反思中外刑法理论上以往的量刑研究,惯性思维忽视量刑标尺的依法构建、轻视量刑情节的理性评价、漠视罪责程度与刑罚程度之间的数量关系,是导致至今未能破解量刑精确引导这道世界难题的三个主要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拒绝数学思维,(注:在量刑研究中,我国刑法学界长期受“用机械的办法和简单的数字加减的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观念束缚,这是问题的症结。参见:高铭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1:93.)这就违反了量刑活动本身固有的规律性,以致二百多年来在量刑问题上没有实质性突破。试想:离开“量”的概念,能有“刑”的精准吗?“估刑”与“量刑”存在天渊之别。令人遗憾的是,量刑研究的这种误区至今仍未被大多数刑法学者所认识,难怪“估堆量刑”的做法在司法实践中畅通无阻。所以,我们不可固步自封,更不要低估国人的智慧,妄自菲薄,不思进取,而应当高举党的“十七大”旗帜,尊重客观规律,坚持科学发展观,在量刑改革上大胆创新,力争有所建树。参考文献:[1].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9.[2]保尔·拉法格,等.回忆马克思恩格斯[M].马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7.[3]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M].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533-534.[4]高铭暄,王作富,等.中国刑法词典[M].北京:学林出版社,1989:477.[5]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全集[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375.[6]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M]徐久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465[7]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66-67.[8]高昌隆.社会度量学原理[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67.[9]朱平.量刑规则实证分析[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6:21-26.[10]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EB/OL][2008-03-18]http://.[11]赵廷光.论量刑公正的一般标准[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4):35-40.[12]高铭暄.刑法学原理:第二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140.[13]顾肖荣,吕继贵.量刑的原则与操作[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29.[14]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79-290.[15]苏惠渔,等.量刑方法研究专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24.[16].克莱因.数学:确定性的丧失[M].李宠魁,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42.[17]章武生.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N].人民法院报,2007-11-29.[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6.[19]汤建国.量刑均衡方法[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12-97.[20]周长军,徐嘎.量刑基准论[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7(2):11-12.[21]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学研究中心,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中英量刑问题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9.[22]卡斯东·斯特法尼.法国刑法总论讲义[M].罗结珍,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46-147.[23]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M].徐久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版,2005:464.[24]赵廷光.论量刑原则与量刑公正——关于修改完善我国量刑原则的立法建议[J].法学家,2007(4):52.[25]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M].徐久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1047-1048.[26]赵廷光.关于改善部分“罪刑关系”的立法建议[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6(1):5-14.

精确范文篇5

以微电子技术、通讯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社会正由传统的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迈进,正将世界林业带入数字和信息时代。它将推动电子信息技术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农业系统的发展,引发林业科技革命,是21世纪林业的重要发展方向。

所谓精确林业,是指由信息技术支持的根据空间变异、定位、定时、定量地实施的一整套现代化林业操作技术与管理系统。事实上,这种林业技术体系是信息技术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综合应用的体现,核心是实时测定工作对象所需工作的质、量和时机等数据。通过对影响林木生长环境因素实际存在的时空差异性分析,判别林木长势优劣,确定影响长势的原因,提出科学处方,采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有效的调控措施,消除和减少这些差异。并按需定量实施灌溉、施肥和喷药,以实现最小资源投入、最大林业收益和最少环境危害。制定出针对性的林业生产措施,在取得最优效果的同时,减少污染,保护生态,实现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2精确林业主要支撑技术

精确林业以3S技术(GPS,全球定位系统;GIS,地理信息系统;RS,遥感遥测系统)、信息技术、智能化决策技术、可变量控制技术等为技术支撑体系,以生态学、造林学、工程学、系统学、控制学、测绘学为指导,能在自动化、智能化、一体化、时效性、准确性、可靠性等方面满足人们的需要,它的建立依赖于地球空间信息基础理论及其他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

3精确林业的源头

由于精确林业依赖于3S系统,而3S系统在欧美发达国家发展很快,因此精确林业在发达国家崭露头角,发展较快。精确林业的概念和实践,起源于发达国家林业生产高效化程度的提高、林业生产中降低成本、提高投入产出率、发展优质高效林业的要求以及环境保护、资源再生利用、林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需求。这些要求反映了人类的共识,既要经济效益和快速发展,又要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可持续发展。

精确林业的构想是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首先提出的。提出这个概念的基础,是当时微电子技术发展推动了智能化监控技术,同时又结合了作物生长模拟、栽培管理、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由于GPS技术在1990年海湾战争中大显身手,此后美国将这一技术应用到林业生产领域,开创了精确林业技术体系的雏形。到了1992年4月,美国召开了第一次精确林业学术研讨会,精确林业这一概念才逐渐被人们广为接受。

精确林业最基本的技术组成部分是全球定位卫星。后者主要是针对林地面积、林木生长情况等因素的差异而指导人们分别采用不同的经营管理措施等。

4精确林业现状

在我国,精确林业的理论框架逐步完善,技术体系初步建立,应用领域进一步扩大,产业部门逐渐形成。

3S技术及其他高新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森林资源清查、林地面积实时测量、林界划分、护林防火、飞播造林、荒漠化监测等方面。目前,山西省二类调查和数字生态都使用3S技术,林业信息管理系统不仅是林业资源管理的工具,同时也可以为用户创建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管理效益。总之,有如下3个优点:一是节省经费。制作一张林相图或林业规划图,从勾绘草图、小班求积、清样、标注、描色、数据分析、统计等都可以实现计算机化,与人力相比在总体上可节省50倍的经费。二是提高工作效率。提高了内业制图速度,缩短了林业资源数据更新周期;提高各类林业专题调查,如天然林保护工程区划、森林资源分类区划、森林资源分类经营工作效率;提高制作经营决策方案的效率。如此高效地提供林业数据,从而达到了林业决策的适时性。三是使林业经营管理更趋科学化。将空间数据作为不可缺少的因素与属性数据进行综合分析,改变了单一属性数据分析缺陷,使制作的决策方案更加合理;对森林资源的空间属性数据进行动态管理,一旦资源发生变更,即刻对资源数据进行更新,从而准确掌握资源状况,做出有效的决策;制作与生长模型、决策模型等有关的专题地图提供形象化决策分析方案,为经营方案准确、有效地实施奠定了基础。

目前,全国精确林业建设已经启动,这标志着精确林业的研究进入了系统集成与平台建立阶段。随着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精确林业示范地的建立,我国精确林业将由实验转向生产,由技术形成产业,必将拥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和强大的生命力。

5精确林业之路

精确林业是一种基于知识的林业技术体系,是知识经济在林业中的最好体现,也是林业创新体系主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一次世界性林业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更为重要的是,发展精确林业是有效利用生态资源,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地大物博早已成为一种过时观念,因为多年来的粗放性和掠夺性开发早就造成了自然资源的匮乏,再加上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就更少。比如,人均林地占有量逐年下降,水土流失、气候异常、环境污染、土地荒漠化严重,致使自然灾害愈加频繁。

在此情况下,实施精确林业必然可以优化资源,保护环境,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实际上这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但是,在实施精确林业上还有很多困难,如实施精确林业技术必须使计算机控制的林业技术与土地状况的空间差异精确匹配。我国疆域辽阔,林业生产条件复杂,林业领域电子计算机和信息等技术应用较少,基础设施还不先进。所以,一方面,购买精确林业软件并不实用;另一方面要自行开发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土壤土质、适应不同气候的精确林业软件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比如,要创建识别树种、林龄、断面积、蓄积量等的3S软件需要测取大量数据,需要若干年的各个地区、地块的投入、气候变化等历史数据,但各地区在这方面都还没有基础。此外,如果能建立适合不同地区土地情况的精确林业软件,林业工作者的操作和认识也需要有一个过程。

5结束语

精确林业是现代林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超前性的林业新技术,是信息林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国情、省情,研究发展适用的精确林业技术体系、运用体系是必要的。精确林业的研究与发展,将有助于人口、资源与环境方面重大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林业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林业环境保护。GIS作为精确林业的核心技术,也应适应精确林业需要,作技术上的改进与深入。

【论文关键词】精确林业可持续发展

精确范文篇6

[摘要]:

本研究采用实验研究方法,集中考察分析对精确新闻报道的“了解”、“实践”,如何影响人们对精确新闻报道优势和劣势的评价、对精确新闻报道在中国发展前景的判断等。研究显示,要推进精确新闻报道在中国的发展,我们不但要对新闻从业人员进行全面、准确地介绍精确新闻报道,还要努力使之实践精确新闻报道。

Abstract:Thisstudyuseexperimentmethodtoanalyzehowunderstandingandpracticingtheprecisionjournalismmakeeffectstothepeople’sevaluationsontheadvantageanddisadvantageoftheprecisionjournalismanditsdevelopmentinChina.ThisresearchindicatesthatifwewanttopromotethedevelopmentofprecisionjournalisminChina,wemustintroduceitcompletelyandaccuratelytothemediapractitioners,aswellasmakethempracticeit.

KeyWords:precisionjournalism;comprehend;practice;experimentresearch

一、研究的目的

1983年1月29日,《中国日报》以《首次运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民意测验:读者相信报纸》为题,将1982年北京调查[1]的结果刊登在国内新闻版的头条位置上。这是中国大陆新闻媒介刊发的首篇精确新闻报道。其后,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加快,精确新闻报道在中国大陆得到了较为快速的发展,并对新闻媒介快速、准确地反映民意乃至整个社会的民主化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作用。

但同时,我们可以发现,精确新闻报道目前在中国的发展面临两个重要问题:(1)、报道的规范性不够;已有相关研究主要依据美国全国民意调查委员会等机构关于新闻媒介刊发社会调查的基本要求,对中国大陆的有关精确新闻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并科学、客观的评价了其中存在的诸多不规范性(杨光,彭泰权,2006;肖明,2000);(2)、报道刊发的持续性不足,尚未形成应有的规模,尤其是专版、专栏严重缺乏。我们考察中国大陆新闻媒介的栏目设置可以发现,目前诸如《北京青年报〈精确新闻〉》、《中国青年报〈调查观察〉》这样的连续性刊发、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精确新闻报道专版(专栏)微乎其微。

如何进一步推进精确新闻报道在中国大陆的健康、快速发展?这成为当下中国大陆新闻媒介面临的一个重要而现实的问题。本研究主要考察对精确新闻报道的了解以及相关操作,对评价精确新闻报道的优势和劣势的影响等,从一个侧面分析影响采用精确新闻报道的相关因素,从而为确实推动新闻媒介采用精确新闻报道提供研究资料和理论思考。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所谓精确新闻报道,就是指记者运用调查研究、实验研究和内容分析等社会科学定量研究方法,来收集资料、查证事实,进而报道新闻的一种报道形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精确新闻报道在美国等西方新闻媒介得到大量的采用。这主要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对民意的重视、社会科学定量研究方法的发展、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开设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精确新闻报道等课程)等(罗文辉,2001)。

其中,上述对民意的重视,是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动对新闻媒介的运作提出的重要外在要求;而后三者因素综合起来,就集中反映在“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方法的成熟及相应人才对其掌握”上;也就是说精确新闻报道和传统报道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对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方法的把握和应用,也正因此,这一专门技术的严格要求,成为影响新闻媒介采用精确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

新闻从业人员如何接受精确新闻报道?在此过程中,他们将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依据大众传播学的重要研究成果《创新扩散理论》,我们知道,在采用新事物的过程中,人们对新事物的“了解”和“试用”,是两个重要影响因素。与传统新闻报道相比较,我们可以把精确新闻报道看作一种新的报道形态。本研究采用实验研究方法,集中考察分析对精确新闻报道的“了解”、“实践”(即一定程度上的试用),如何影响人们对精确新闻报道优劣势的评价、对精确新闻报道在中国发展前景的判断等。

我们的研究问题是:

(1)对精确新闻报道越了解,是否对精确新闻报道的正面评价越高;

(2)参与精确新闻报道的实践,是否增加他们对精确新闻报道操作难度的认同。

本研究选取一组控制组和两组实验组。我们首先较为全面的对两组实验组介绍精确新闻报道,并让其中一组参与精确新闻报道的实践,然后对他们进行问卷调查。我们对控制组则只做简单的提示,不给他们介绍精确新闻报道、也不让他们参加精确新闻报道的实践,直接进行问卷调查。

具体来说,本研究选取本学期选修《精确新闻报道》课程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同学为实验组。我们首先花费两节课的时间,对这些同学介绍了精确新闻报道的定义、主要特点,操作的基本程序等,让他们对精确新闻报道有大致的了解。然后,我们随机组织其中一半的同学参加有关近期举行的全国“两会”内容的电话调查,让他们亲身实践精确新闻报道的主要操作环节,在一定程度上试用精确新闻报道。然后,就精确新闻报道的有关问题对所有同学进行了问卷调查。

同时,本研究选取15名未选修《精确新闻报道》课程的本学院的同年级同学作为控制组。基于同学对精确新闻报道这一概念知晓的有限,我们对这些同学仅简单介绍了精确新闻报道是一种什么新闻报道样式,即记者运用调查研究、实验研究和内容分析等社会科学定量研究方法,来收集资料、查证事实,进而报道新闻的一种报道形式。然后,采用上述同一问卷对他们进行调查,了解他们对精确新闻报道的看法。

本研究将主要比较参加电话调查实验组、未参与电话调查实验组以及控制组三者之间的差异。

本研究的主要变量以及相关测量如下:

对精确新闻报道的正面评价;我们采用7级量表测量被试对精确新闻报道的正面评价(数字越大,表示认同度越高,即:1=认同度最低,7=认同度最高),即“有人把精确新闻报道方法和传统新闻报道方法进行比较,得出下面一些关于精确新闻报道的说法,你是否同意?:报道更真实准确、报道更全面完整、评论更客观公正、可读性更强、信息量更大、分析更深入、可信度更高、反映群众意见更充分”;

对精确新闻报道操作难度的看法;同上我们采用7级量表测量被试对精确新闻报道操作难度的看法,即“有人把精确新闻报道方法和传统新闻报道方法进行比较,得出下面一些关于精确新闻报道的说法,你是否同意?:适用范围有限、资料收集成本高、技术要求高,操作难、用枯燥的数字说话不易为读者所接受、耗费大量的时间”;

对精确新闻报道在中国的发展前景的看法,我们采用5级量表测量被试对精确新闻报道在中国的发展前景的判断,即“你认为精确新闻报道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如何?(1)、很好(2)、比较好(3)、说不清楚(4)、不太好(5)、不好”;

对社会科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熟悉程度;我们采用5级量表测量被试对社会科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熟悉程度,即“你对‘定量研究方法’的熟悉程度如何?(1)、很熟悉(2)、比较熟悉(3)、说不清楚(4)、不太熟悉(5)、不熟悉”;

对(社会)统计学的熟悉程度;我们采用5级量表测量被试对(社会)统计学的熟悉程度,即“你对‘(社会)统计学’的熟悉程度如何?(1)、很熟悉(2)、比较熟悉(3)、说不清楚(4)、不太熟悉(5)、不熟悉”;

参与社会调查的经验;我们询问被试接受“两会”调查之外的调查的情况,即“你还参加过其它调查吗?(1)、接受别人的调查(2)、调查别人(3)、既没有接受别人的调查,也没有调查过别人”。

本研究主要考察被试对精确新闻报道的相关评价和态度,因此,对精确新闻报道的正面评价、对精确新闻报道操作难度的看法、对精确新闻报道在中国的发展前景的判断等变量是本研究的主要因变量。同时,我们应注意到,如前所述,精确新闻报道的特点就在于应用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方法于新闻报道中,被试对这一方法的了解和实践自然对评价精确新闻报道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把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熟悉程度、对(社会)统计学的熟悉程度,参与社会调查的经验等相关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三、研究的主要结果

(一)实验的分组情况

我们对回收的问卷进行整理,最后确认有效问卷42份。我们把这些问卷的数据输入电脑,利用SPSS11.0进行统计分析。

如表(一)所示,本研究共有被试42名,其中控制组14名,参加调查的实验组16名,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12名。同时,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控制组、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和参加调查的实验组的被试,对“定量研究方法”的熟悉程度依次增加,但三组之间的差异未达到显著程度。参加调查的实验组的被试,对“(社会)统计学”的熟悉程度最高,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最低,控制组介于两者之间,但三组之间的差异未达到显著程度。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三组在对“定量研究方法”的熟悉程度和对“(社会)统计学”的熟悉程度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但就参与社会调查的经验而言,参加调查的实验组与控制组、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之间有较明显的差异,即参加调查的实验组的调查经验更丰富。但控制组和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之间没有明显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三组在参与社会调查的经验这个变量上,本研究没有实现严格的控制;但同时,我们看到三组之间的差异特征,正符合本研究的目的,即参加调查的实验组更多地实践精确新闻报道的重要环节(调查)。因此,我们可以围绕本研究的主要问题对这些数据进一步统计分析。

(二)研究的主要结果

1、对精确新闻报道的正面评价;

对于精确新闻报道的正面评价,呈现三种模式:一是“控制组→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参加调查的实验组”模式,这主要集中反映在“信息量更大”、“可信度更高”和“可读信更强”三个方面,实验组更认同。二是“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控制组→参加调查的实验组”模式,这主要集中反映在“报道更真实准确”、“评论更客观公正”、“分析更深入”和“反映群众意见更充分”四个方面,参加调查的实验组最认同,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最不认同,控制组介于其中。三是关于“报道更全面完整”一项的评价,控制组的评价最高,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最低,参加调查的实验组介与其中。2、对精确新闻报道操作难度的看法;

对于精确新闻报道操作难度的看法,也呈现三种模式:一是“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参加调查的实验组→控制组”模式,这主要集中在“技术要求高,操作难”、“耗费大量的时间”两个方面,控制组更认同。二是“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控制组→参加调查的实验组”模式,这主要集中在“适用范围有限”、“资料收集成本高”两个方面,参加调查的实验组最认同,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最不认同,控制组介于其中。三是关于“用枯燥的数字说话不易为读者所接受”一项的评价,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的评价最高,参加调查的实验组最低,控制组介与其中。3、对精确新闻报道在中国的发展前景的看法

对于精确新闻报道在的中国的发展前景,实验组比控制组持更乐观的态度,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最乐观。

表(四):控制组和实验组对精确新闻报道的在中国的发展前景的看法的均值比较四、讨论和结论

本研究作为一项探索性的应用研究,旨在发现和解决影响采用精确新闻报道的相关因素和问题。因此,我们重点考察控制组、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和参加调查的实验组之间的相关差异,分析对精确新闻报道的“了解”和“实践”对精确新闻报道的评价、态度产生怎样的影响。虽然从数理统计的结果来看,三组被试在相关问题上没有出现显著差异,但我们通过分析其间存在的关系模式,依然可以看到三组之间的差异的存在。

1、参加调查的实验组

参加调查的实验组高度认同精确新闻报道的优点,它只在“报道更全面完整”一项上的认同度不及控制组。对精确新闻报道操作难度的判断上,参加调查的实验组高度认同“适用范围有限”、“资料收集成本高”两项,也比较认同“技术要求高,操作难”、“耗费大量时间”两项,对“用枯燥的数字说话不易为读者所接受”的认同度低。也就是说,参加调查的实验组认同精确新闻报道的优点,同时较为全面、深入地看到其操作难度,因此谨慎地判断精确新闻报道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2、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

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对精确新闻报道的优点认同度低,在“报道更真实准确”、“报道更全面完整”、“评论更客观公正”、“分析更深入”和“反映群众意见充分”五个方面的认同度最低,在其余“信息量更大”、“可信度更高”和“可读性更强”三个方面的认同度仅高于控制组。同时,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对精确新闻的操作难度的认同度也低,在“适用范围有限”、“资料收集成本高”、“技术要求高”和“耗费大量时间”四个方面认同度最低,但在“用枯燥的数字说话不易为读者所接受”一项上认同度最高。也就是说,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既不大认同精确新闻报道的优点,也不大认可其操作的难度。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对精确新闻报道在中国的发展前景最乐观。

3、控制组

控制组对精确新闻的优点的认同度介于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和参加调查的实验组之间,主要认同“报道更全面完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控制组不大认同精确新闻报道的优点。控制组对精确新闻操作难度的评价,主要认同“技术要求高,操作难”和“耗费大量时间”,这反映出他们主要看到的是精确新闻报道操作难度中的外在表现。控制组对精确新闻报道在中国的发展持保守态度。

我们可以把上面的主要发现,总结在表(五)中。

我们该如何解读表(五)?

首先,我们比较控制组和参加调查的实验组,可以看到,对精确新闻报道的“了解”和“实践”,将增进人们对精确新闻报道的较为全面的认识(对优点和操作难度的认同),也使人们更愿意接受它,对精确新闻报道在中国的发展持更乐观的态度。其次,我们再来观察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他们虽然接受了有关精确新闻报道的介绍、但未参与实践,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精确新闻报道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不准确的,但对精确新闻报道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却盲目乐观。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要推进精确新闻报道在中国的发展,我们不但要对新闻从业人员进行全面、准确地介绍精确新闻报道,还要努力使之实践精确新闻报道。

最后,我们也需要看到本研究还有许多局限需要在将来的研究中改进。例如,研究对象主要是新闻学院的学生,我们需要对精确新闻报道的直接采用者即媒介从业人员进行调查;本研究对参加调查和未参加调查实验组的界定以及参与社会调查的经验的考量等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本研究只是从对精确新闻报道特性的评价方面展开研究,新闻媒介对精确新闻报道的采用必然涉及人员、资金等诸多问题,都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完善和拓展。

[注释]

[作者简介]廖圣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系副教授。

[基金项目]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资助项目《创新课程:计算机辅助新闻业务》

[1]1982年6月至8月,由北京新闻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以及《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组成的调查组,首次对北京地区进行科学的受众调查。

[参考文献]

杨光,彭泰权(2006).记者应如何报道“调查报道”——从中关村知识分子平均死亡年龄的调查说起.新闻记者,(4).

精确范文篇7

以微电子技术、通讯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社会正由传统的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迈进,正将世界林业带入数字和信息时代。它将推动电子信息技术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农业系统的发展,引发林业科技革命,是21世纪林业的重要发展方向。

所谓精确林业,是指由信息技术支持的根据空间变异、定位、定时、定量地实施的一整套现代化林业操作技术与管理系统。事实上,这种林业技术体系是信息技术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综合应用的体现,核心是实时测定工作对象所需工作的质、量和时机等数据。通过对影响林木生长环境因素实际存在的时空差异性分析,判别林木长势优劣,确定影响长势的原因,提出科学处方,采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有效的调控措施,消除和减少这些差异。并按需定量实施灌溉、施肥和喷药,以实现最小资源投入、最大林业收益和最少环境危害。制定出针对性的林业生产措施,在取得最优效果的同时,减少污染,保护生态,实现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2精确林业主要支撑技术

精确林业以3S技术(GPS,全球定位系统;GIS,地理信息系统;RS,遥感遥测系统)、信息技术、智能化决策技术、可变量控制技术等为技术支撑体系,以生态学、造林学、工程学、系统学、控制学、测绘学为指导,能在自动化、智能化、一体化、时效性、准确性、可靠性等方面满足人们的需要,它的建立依赖于地球空间信息基础理论及其他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

3精确林业的源头

由于精确林业依赖于3S系统,而3S系统在欧美发达国家发展很快,因此精确林业在发达国家崭露头角,发展较快。精确林业的概念和实践,起源于发达国家林业生产高效化程度的提高、林业生产中降低成本、提高投入产出率、发展优质高效林业的要求以及环境保护、资源再生利用、林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需求。这些要求反映了人类的共识,既要经济效益和快速发展,又要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可持续发展。

精确林业的构想是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首先提出的。提出这个概念的基础,是当时微电子技术发展推动了智能化监控技术,同时又结合了作物生长模拟、栽培管理、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由于GPS技术在1990年海湾战争中大显身手,此后美国将这一技术应用到林业生产领域,开创了精确林业技术体系的雏形。到了1992年4月,美国召开了第一次精确林业学术研讨会,精确林业这一概念才逐渐被人们广为接受。

精确林业最基本的技术组成部分是全球定位卫星。后者主要是针对林地面积、林木生长情况等因素的差异而指导人们分别采用不同的经营管理措施等。

4精确林业现状

在我国,精确林业的理论框架逐步完善,技术体系初步建立,应用领域进一步扩大,产业部门逐渐形成。

3S技术及其他高新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森林资源清查、林地面积实时测量、林界划分、护林防火、飞播造林、荒漠化监测等方面。目前,山西省二类调查和数字生态都使用3S技术,林业信息管理系统不仅是林业资源管理的工具,同时也可以为用户创建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管理效益。总之,有如下3个优点:一是节省经费。制作一张林相图或林业规划图,从勾绘草图、小班求积、清样、标注、描色、数据分析、统计等都可以实现计算机化,与人力相比在总体上可节省50倍的经费。二是提高工作效率。提高了内业制图速度,缩短了林业资源数据更新周期;提高各类林业专题调查,如天然林保护工程区划、森林资源分类区划、森林资源分类经营工作效率;提高制作经营决策方案的效率。如此高效地提供林业数据,从而达到了林业决策的适时性。三是使林业经营管理更趋科学化。将空间数据作为不可缺少的因素与属性数据进行综合分析,改变了单一属性数据分析缺陷,使制作的决策方案更加合理;对森林资源的空间属性数据进行动态管理,一旦资源发生变更,即刻对资源数据进行更新,从而准确掌握资源状况,做出有效的决策;制作与生长模型、决策模型等有关的专题地图提供形象化决策分析方案,为经营方案准确、有效地实施奠定了基础。目前,全国精确林业建设已经启动,这标志着精确林业的研究进入了系统集成与平台建立阶段。随着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精确林业示范地的建立,我国精确林业将由实验转向生产,由技术形成产业,必将拥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和强大的生命力。

5精确林业之路

精确林业是一种基于知识的林业技术体系,是知识经济在林业中的最好体现,也是林业创新体系主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一次世界性林业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更为重要的是,发展精确林业是有效利用生态资源,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地大物博早已成为一种过时观念,因为多年来的粗放性和掠夺性开发早就造成了自然资源的匮乏,再加上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就更少。比如,人均林地占有量逐年下降,水土流失、气候异常、环境污染、土地荒漠化严重,致使自然灾害愈加频繁。

在此情况下,实施精确林业必然可以优化资源,保护环境,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实际上这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但是,在实施精确林业上还有很多困难,如实施精确林业技术必须使计算机控制的林业技术与土地状况的空间差异精确匹配。我国疆域辽阔,林业生产条件复杂,林业领域电子计算机和信息等技术应用较少,基础设施还不先进。所以,一方面,购买精确林业软件并不实用;另一方面要自行开发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土壤土质、适应不同气候的精确林业软件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比如,要创建识别树种、林龄、断面积、蓄积量等的3S软件需要测取大量数据,需要若干年的各个地区、地块的投入、气候变化等历史数据,但各地区在这方面都还没有基础。此外,如果能建立适合不同地区土地情况的精确林业软件,林业工作者的操作和认识也需要有一个过程。

5结束语

精确林业是现代林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超前性的林业新技术,是信息林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国情、省情,研究发展适用的精确林业技术体系、运用体系是必要的。精确林业的研究与发展,将有助于人口、资源与环境方面重大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林业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林业环境保护。GIS作为精确林业的核心技术,也应适应精确林业需要,作技术上的改进与深入。

精确范文篇8

今天的会议主要有两个任务,一是对推进精确管理进行全面动员,二是分析4月份生产经营工作情况。刚才,钱副总传达了集团公司《关于中国电信精确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企化部王主任宣读了《合肥电信推进精确化管理实施意见》,并对推进工作计划进行了说明。下面,我就推进精确管理讲四点意见。

一、认清当前形势,统一思想认识,切实增强推进精确管理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当前,合肥电信经过近几年的市场洗礼和管理变革,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面临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市场竞争形势更加严峻,异质替代、同业竞争不断加剧,发展压力越来越大;二是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管理难度增加,尤其是上市后,资本市场对企业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三是企业进入了转型变革期,各项任务更加艰巨,强化管理的内在要求日益迫切。合肥电信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要从传统基础网络运营商向现代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转型,就必须坚持一手抓发展的同时,一手抓管理。通过强化管理,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因此,合肥电信在当前形势下推进精确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战略意义。我们必须认清当前形势,统一思想认识,切实增强推进精确管理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推进精确管理,是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公司化运营后,合肥电信逐步改变了粗放型的管理模式,走上了集约化管理之路。近三年来的管理创新,如业务流程重组、渠道建设、综合化集中维护、网络资源动态管理、绩效管理、内控制度建设、学习型组织创建等,为我们提升管理水平探索出了正确的方向。我们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坚持管理创新,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以效益为目标,坚持充分发挥员工积极性,坚持走科学管理之路,才能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才能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我们要通过推进精确管理,进一步发扬这些宝贵经验,在现有管理水平上不断提升,提高企业竞争力。

推进精确管理,是适应市场变化、解决现实问题的必然选择。近年来,我们在加强企业管理方面采取了很多举措,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与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日趋白热化的市场竞争以及企业自身发展要求相比,还存在很多不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市场细分、差异化营销仅仅停留在表面上,客户资源不能准确细化,高层客户关系有待巩固,客户忠诚度有待提高,市场营销能力还不能完全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的要求。二是前、后端以及管控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不够,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全局意识、效益意识有待进一步增强。三是现有人力资源有待进一步盘活,员工积极性需要进一步提高,员工进退去留机制还不能完全适应企业转型的要求。四是各级管理人员缺乏职业素质的训练,习惯于定性分析企业,往往是理念超前,行动滞后,工作上停留在“大概”、“可能”、“差不多”的层面上,心中无数,对企业流程各个环节缺乏有效的控制和准确的量化。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管理上有更大突破。不推进精确管理,就难以实现客户的有效保持与发展;不推进精确管理,就难以实现成本、投资、网络等资源的高效配置;不推进精确管理,就难以充分盘活人力资源,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加快观念转变,推进精确管理,已经迫在眉睫。

推进精确管理,是支撑企业战略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企业战略转型的最终目标是成为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这需要涉及很多新的领域特别是转型业务和未来移动业务领域,传统的经营管理模式已经很难适应发展的要求,迫切需要我们在管理方式上进行重大转变。因此,在企业实施战略转型的进程中,特别是近2-3年的转型关键时期,我们要以推进精确管理为契机,革除陈风陋习,改变管理方式,创新运营模式,引领企业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二、立足企业实际,强化四个理念,正确理解和把握推进精确管理的总体思路。

实施企业转型、推进精确管理和优化资源配置,是今年集团公司提出的三大战略举措。企业转型指明了企业发展的方向;推进精确管理是实现企业转型目标的重要保障;优化资源配置是精确管理的一项重要举措。要把推进精确管理作为合肥电信今年工作的主线和今后一段时期企业管理的方向,作为推动企业转型的战略基点和提升综合竞争力的中心环节,贯穿到企业发展的全过程。精确管理涵盖企业方方面面,涉及企业全体人员,上到市公司,下到农村支局,无论是市场经营、客户服务、网络维护、工程建设,还是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其他综合管控和管理工作,都要在细致、规范、标准和量化管理方面扎扎实实地做好,在夯实管理基础的过程中推进管理的精确化,使管理工作精准、到位,全面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合肥电信推进精确管理的总体思路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以效益为目标,以信息化支撑和流程管理为手段,全面强化基础管理,积极推进精确营销、精确资源配置和精确数据支撑,推动企业经营管理能力得到显著增强,企业运作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人员综合素质得到进一步提升,达到基础管理规范、资源配置高效、市场响应灵敏、客户服务领先,实现企业战略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正确理解和把握推进精确管理的总体思路,必须要立足企业实际,强化四个理念,为推进精确管理扫除认识误区,明确前进方向。一是强化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要继续提高客户管理的水平,实施对客户的科学细分,完善基于客户价值的产品体系,建立面向客户的营销支撑系统,优化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流程,并带动后端以及综合管控部门全方位地支撑市场经营和客户服务,使企业运作更加贴近市场,真正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运营模式。二是强化发展质量的理念,提高资源配置效益。要通过成本、投资的精确配置以及有效评估,实现企业资源按产品、地域和客户的有效匹配,促进企业发展从单纯的成本、投资拉动型切实向规模效益型增长方式转变,实现有效益的客户和业务发展,进一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要以支撑业务发展为导向,强化网络资源的动态调配,盘活现有网络资源和其他物资资源,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三是强化以人为本的理念,提高企业运作活力。要以人为本,建立适应企业发展的用人机制和激励机制,有效发挥人的能动性,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要采取有效措施盘活现有人力资源,实现企业现有人员的精确管理,促进人员的结构性优化。四是强化量化管理的理念,促进企业运作更加科学。量化才能体现精确。要将量化管理的方法全方位运用到管理工作中,在注重定性管理的同时,更加注重定量的控制,用具体、明确的量化标准对管理过程进行引导、调节、控制和矫正,使员工行为模式由经验型向数字思维型转变。要加强对各类数据的整合和分析,为企业决策提供有效支撑,真正做到决策心中有数,执行快速准确。但在强调量化的同时,要避免因片面追求量化而降低工作效率,避免将精确管理变成教条管理和复杂管理。

三、围绕中心,突出重点,从六个方面扎实推进精确管理。

全面推进精确管理,是促进合肥电信管理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的重要举措,也是合肥电信实现战略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石。我们要正确理解和把握推进精确管理的总体思路,既要兼顾全面,把精确管理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落实到工作的各个层面,也要突出重点,在某些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实现以点带面、遍地开花。当前,我们要围绕中心,突出重点,从六个方面扎实推进精确管理。

第一,要强化精确营销,提升营销策划和渠道管理水平。当前,经营工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离网率上升、话务量流失、渠道管理薄弱,这些问题如果不有效加以解决,势必动摇企业发展的根基。因此,必须把用户发展、话务量经营和渠道建设作为当前经营工作的重中之重。在用户发展上,要加强客户精确管理,按照市场细分的方法进行有效的客户定位,加强市场信息收集和客户消费心理研究,寻找出企业中的大客户、高价值的商业客户和忠诚度高的公众客户,加强产品、客户、价格和服务的精确匹配,开展针对性营销。在话务量经营上,要继续丰富、完善长话产品线,有效控制显性分流,逐步释放长话风险;要继续通过话务量套餐、组合营销、混合虚拟网等手段,积极应对竞争,有效控制本地话务量的隐性分流。在渠道建设上,要充分认识渠道作为精确营销载体的重要作用,重点抓好直销、实体、、电子等新四大渠道的协调发展。要以产品预算、客户群目标为驱动,通过目标的逐级分解,有效落实收入责任制;要加强渠道的统筹管理,从运作效果、运作过程、基础管理等三个方面,推进渠道之间的协调发展;要科学设置关键指标,提升指标的针对性和导向性,激发客户经理的工作积极性;要推进派单营销精确化,当前要重点开展对潜在客户、预警流失客户、高值客户、使用移动商务电话客户的派单营销。

第二,要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对市场营销的高效支撑。在投资上,要加强投资管控,优化投资结构,推进投资预算由“能力驱动型”向“效益驱动型”转变,确保投资向有效益的区域、业务和客户群倾斜,向战略性、前瞻性业务倾斜。在转型业务支撑上,要加强固网智能化改造,稳步实施“光进铜退”,进一步优化ip城域网,为宽带、号码百事通、商务领航等重点业务提供网络和能力保障。在网络维护上,要积极构建面向客户、产品和网络的高效运维体系。当前重点是按照省公司的要求,大力推进宽带“腾龙工程”,进一步提升宽带网络质量和服务质量,增强市场竞争的比较优势;加强小灵通网络的深度优化工作,提高小灵通10000号预处理能力,建立客户可感知的小灵通质量评估体系,进一步提升客户满意度;加强运维成本管理,优化维护成本结构,提高维护成本使用效益,促进维护成本管理的科学化和精确化。在网络资源管理上,重点是强化网络资源的应用,针对不同级别的客户和不同的需求,制定灵活多样的组网和资源配置方案,确保网络资源与客户价值的有效匹配;加强网络资源数据分析工作,增强网络资源预警能力,提高对前端的响应速度和支撑质量。

第三,要精确管理人力资源,增强企业的活力和核心竞争力。在招聘方面,要结合合肥电信实际需求,关注企业员工的年龄结构、文化层次以及专业匹配,选聘企业急需的各类人才。在使用方面,要坚持“靠得住、有本事、能干事、干成事”的选人原则;要及时调整和优化岗位设置,合理调配和使用现有人员,实现对岗位和工作量的精确配置,真正做到人岗匹配、人尽其才;要按照省公司的要求,落实员工分类管理机制,对不同类型的员工实行科学化、个性化的管理,并通过完善考核分配和岗位晋升机制,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要释放员工的工作压力,拓宽各类型员工的晋升通道,创建相互信任的工作氛围和人际环境。在考核上,要根据形势变化,不断完善绩效管理办法,建立以市场为中心、以业绩为导向的绩效考核机制。在培训上,要注重课程设计,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满足员工职业学习的需要,提升员工职业技能;要以支撑企业转型为重点,进一步强化培训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努力培育一支适应企业转型要求的高素质的员工队伍。

第四,要在省公司统一领导下加快it系统建设,加强对精确管理的信息化支撑。要充分认识it系统建设的重要意义,按照“统一规划、信息共享、面向市场、急用先行”的原则,统筹推进信息化工作,突破跨业务衔接及系统协调的难点,变信息孤岛为信息共享。要加快客户资料库和资源数据库的建设,实现数据支撑的精确化。要加快bss系统建设,加强对营销和客户管理的有效支撑。要推进oss系统建设,特别是要持续推进资源管理系统的应用,提升按市场需求快速配置资源的能力。要深化mss系统应用,进一步提高人、财、物的管理水平。

第五,要进一步加强流程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各单位要在巩固bpr成果的基础上,围绕企业中心工作持续优化关键业务流程,不断完善以客户为中心的流程体系,使企业运作进一步贴近市场。此外,要通过加强流程的考核和流程的it支撑,实现流程各环节责、权、利的统一,提高流程运转效率和工作效率。

第六,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管理,提升企业形象。要继续推进以“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为主题的5s管理,深入开展5s管理达标活动,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员工素养,努力将5s管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要全面加强企业制度建设,提升企业管理的规范化水平。今年,分公司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将制度建设提到重要议事日程。目前,各部门已按计划完成了制度编目和初稿编写工作,制度初稿待提交总经理办公会审定后正式印发。今后,分公司每年都要开展制度建设,要将制度建设作为基础管理的一项重点工作,融入到企业文化建设之中,建立制度建设长效机制,不断提升企业管理的规范化水平。

四、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评估考核,从四个方面明确推进精确管理的要求。

精确管理作为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要确保持续推进并取得实质性成效,必须切实提高各单位领导和员工推进精确管理的执行力。分公司决定,从现在开始,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工作,对照精确管理的要求,找差距、找问题,确定重点、明确目标,制定精确管理的推进计划,确保精确管理工作有效开展。

第一,要加强领导,明确责任。精确管理是一项全面而系统的工作,各级领导要从企业长远发展的高度充分认识推进精确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通过培育精确管理意识,倡导精确管理精神,转变思维观念和行为模式,正确理解和把握精确管理的总体思路,切实把精确管理提到重要议事日程,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突出重点,稳步推进,营造一个实施精确管理的工作氛围和工作环境,并积极推动精确管理工作的有效落实。为保证精确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分公司成立了领导小组,主要职责是,负责精确管理全过程的领导,提出精确管理指导性意见,协调解决精确管理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对实施情况进行评估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挂靠企业管理与信息化部,负责总体协调和督办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三个工作组,即针对性营销工作组、资源优化及信息化支撑工作组、综合管理工作组。工作组的主要职责是,确定精确管理项目,制定实施计划并组织实施,解决精确管理实施过程中的问题,不断优化实施方案,逐步建立精确管理长效机制。

第二,要结合实际,积极创新。分公司确定精确管理工作的六项举措是全局性的要求,各单位要结合实际,确定本单位推进精确管理的重点,制定实施计划,及时总结成果,丰富精确管理的内涵。要广泛发动员工参与精确管理,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广大员工在实际工作中,要持续改进做事的行为,改进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要鼓励员工对企业存在问题提出改进建议,促进企业提高效率、提高业绩。要在推进精确管理实践中发现人才,在管理改进活动中培育人才,使广大员工在推进精确管理中实现自身素质的提高。

第三,要加强评估考核,建立长效机制。分公司将精确管理纳入阶段性工作进行考核,企业管理与信息化部要定期对精确管理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考核,确保各项工作可管可控,扎实开展。当前,各工作组必须认真筛选若干个精确管理的重点项目开展工作,积累经验。今后2-3年内,分公司的各项工作都必须以精确管理理念为指导,建立精确管理的长效机制,逐步形成有合肥电信特色的精确管理文化。

精确范文篇9

为什么要说精确化也是细节化呢?对于我们基层的员工来说,做的多、看的多的也正是一些具体的工作,深刻地感受到“天下之事,必作于细,必作于精”的道理。因为你在工作中,不注意精确,不注意细节,那么这样的工作是做不好的,是没有成绩的。比如一个营业员,你如果不能精确地使用自己的工作时间,那么你就可能做不完今天的事情,就会影响其他的各个环节的工作;如果不能在工作中注意细节,那么就极有可能在工作中发生差错。精确化和细节化就像一对孪生兄弟,总是分不开的。这是在我们平时的细小工作中的事,往大的方面说,纵观国内的的强势企业,都是在细节的比拼上下过很大功夫的。正是不注意细节化、不注意精确化的大企业病拖垮了许多大企业,诸如浪费巨大而熟视无睹,人浮于事相互推诿,对市场信息不敏感,内部各部门之间沟通障碍,员工创新动力不足等,每一个问题都会在细节上找到其理由。

以前我们的企业是一种粗放型发展,一项工作的完成,也只是把目光盯在完成上,而没有去想过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的诸如成本、程序、计划等细节,也没有精确化的概念,这样的结果往往是工作看上去上完成了,而事实上这项工作的完成是否达到目标、是否值得,也从未注意。而对于完成工作的员工来说,也同样只是去完成了工作,没有去想怎么样才能完成的好,怎么样才能完成的的有成绩。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提精确化管理的原因吧。如果一个部门负责人以为自己是考虑大事情的,只要把决策确定了就行,细节是部下的事情,这种观点只对了一半,负责人做好决策是对的,也是根本性的,但没有细节就无法落实,特别是涉及多部门、多专业的决策,推行举步维艰。部门负责人要抓大事,但抓大事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细节,最好的部门负责人是明察秋毫就必须掌握细节,能在过程中精确化,能在细节的较量中比他人更细致、周密,你能细而不一定事事都做得如此细,这就是一种威慑力,使得部下不敢马马虎虎,无法搪塞,于是所有人都很精确化、细节化,组织运行质量自然就高了。

同样,一切管理和制度都存在不足,一切合作与协调也都有缺点和空白,只有大家都关注细节,才能减少遗漏和空白;只有大家都关注细节,才能减少遗漏与失误,大而化之可能也会成功,但其失败的概率要高得多。可能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成功,但一次粗心和忽视可能会酿成一生遗憾而难以补救的失败。

笔者所在的单位,有一次领导到一个营业厅去检查工作,在收费营业员处细心地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如果营业员不说什么话,那么用户就是欠多少费用就缴纳多少,也会要求你找零,而如果营业员说:“多余的钱可以预存到下个月用吗”,这时,大多数用户都会接受营业的建议,而不会要求找零。领导回来后很快就此事召开了一个会议,特别用这个事例来说明,要求广大员工在工作中,一定要注意细节,要能去抓住用户有心理,提高我们的服务水平。我想,这同样也是我们精确化管理中所要求体现的细节化吧?

正如那个营业员的例子,只是多说一句话,带来的结果就是不一样,这就是注重细节与不注重细节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其实这样的事例在我们的工作中还有很多。在我们进行工程预算时,一这要精确到每一个环节,才能得到比较准确的数据。而精确到每个环节,也就是要细化到每个细节,越是精确化,也就越是要细节化,二者是相互存在的统一。一个善于细节管理的企业,企业里崇尚细节政策一定是深入人心的。全体员工积极投入到合理化建议运动去,在几乎不提高成本的情况下,服务质量越来越高,劳动生产率越来越高,市场占有率也自然越来越高。

精确范文篇10

【论文摘要】精确林业是由信息技术支持的现代化林业操作技术与管理系统,是个新生事物。本文介绍了精确林业含义、主要支撑技术、发展现状等,可以帮助林业工作者正确认识发展精确林业的重要性。

由于人口的急剧增长、人类对地球资源的过度索取以及过度开发与工业化污染环境的后果,人类的生存面临日益严重的自然资源短缺和危机,这也对林业生产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为了既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需求又能节约林业资源并保持可持续发展,精确林业的概念和实践自然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1精确林业的含义

以微电子技术、通讯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社会正由传统的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迈进,正将世界林业带入数字和信息时代。它将推动电子信息技术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农业系统的发展,引发林业科技革命,是21世纪林业的重要发展方向。

所谓精确林业,是指由信息技术支持的根据空间变异、定位、定时、定量地实施的一整套现代化林业操作技术与管理系统。事实上,这种林业技术体系是信息技术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综合应用的体现,核心是实时测定工作对象所需工作的质、量和时机等数据。通过对影响林木生长环境因素实际存在的时空差异性分析,判别林木长势优劣,确定影响长势的原因,提出科学处方,采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有效的调控措施,消除和减少这些差异。并按需定量实施灌溉、施肥和喷药,以实现最小资源投入、最大林业收益和最少环境危害。制定出针对性的林业生产措施,在取得最优效果的同时,减少污染,保护生态,实现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2精确林业主要支撑技术

精确林业以3S技术(GPS,全球定位系统;GIS,地理信息系统;RS,遥感遥测系统)、信息技术、智能化决策技术、可变量控制技术等为技术支撑体系,以生态学、造林学、工程学、系统学、控制学、测绘学为指导,能在自动化、智能化、一体化、时效性、准确性、可靠性等方面满足人们的需要,它的建立依赖于地球空间信息基础理论及其他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

3精确林业的源头

由于精确林业依赖于3S系统,而3S系统在欧美发达国家发展很快,因此精确林业在发达国家崭露头角,发展较快。精确林业的概念和实践,起源于发达国家林业生产高效化程度的提高、林业生产中降低成本、提高投入产出率、发展优质高效林业的要求以及环境保护、资源再生利用、林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需求。这些要求反映了人类的共识,既要经济效益和快速发展,又要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可持续发展。

精确林业的构想是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首先提出的。提出这个概念的基础,是当时微电子技术发展推动了智能化监控技术,同时又结合了作物生长模拟、栽培管理、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由于GPS技术在1990年海湾战争中大显身手,此后美国将这一技术应用到林业生产领域,开创了精确林业技术体系的雏形。到了1992年4月,美国召开了第一次精确林业学术研讨会,精确林业这一概念才逐渐被人们广为接受。

精确林业最基本的技术组成部分是全球定位卫星。后者主要是针对林地面积、林木生长情况等因素的差异而指导人们分别采用不同的经营管理措施等。

4精确林业现状

在我国,精确林业的理论框架逐步完善,技术体系初步建立,应用领域进一步扩大,产业部门逐渐形成。

3S技术及其他高新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森林资源清查、林地面积实时测量、林界划分、护林防火、飞播造林、荒漠化监测等方面。目前,山西省二类调查和数字生态都使用3S技术,林业信息管理系统不仅是林业资源管理的工具,同时也可以为用户创建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管理效益。总之,有如下3个优点:一是节省经费。制作一张林相图或林业规划图,从勾绘草图、小班求积、清样、标注、描色、数据分析、统计等都可以实现计算机化,与人力相比在总体上可节省50倍的经费。二是提高工作效率。提高了内业制图速度,缩短了林业资源数据更新周期;提高各类林业专题调查,如天然林保护工程区划、森林资源分类区划、森林资源分类经营工作效率;提高制作经营决策方案的效率。如此高效地提供林业数据,从而达到了林业决策的适时性。三是使林业经营管理更趋科学化。将空间数据作为不可缺少的因素与属性数据进行综合分析,改变了单一属性数据分析缺陷,使制作的决策方案更加合理;对森林资源的空间属性数据进行动态管理,一旦资源发生变更,即刻对资源数据进行更新,从而准确掌握资源状况,做出有效的决策;制作与生长模型、决策模型等有关的专题地图提供形象化决策分析方案,为经营方案准确、有效地实施奠定了基础。

目前,全国精确林业建设已经启动,这标志着精确林业的研究进入了系统集成与平台建立阶段。随着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精确林业示范地的建立,我国精确林业将由实验转向生产,由技术形成产业,必将拥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和强大的生命力。

5精确林业之路

精确林业是一种基于知识的林业技术体系,是知识经济在林业中的最好体现,也是林业创新体系主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一次世界性林业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更为重要的是,发展精确林业是有效利用生态资源,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地大物博早已成为一种过时观念,因为多年来的粗放性和掠夺性开发早就造成了自然资源的匮乏,再加上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就更少。比如,人均林地占有量逐年下降,水土流失、气候异常、环境污染、土地荒漠化严重,致使自然灾害愈加频繁。

在此情况下,实施精确林业必然可以优化资源,保护环境,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实际上这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但是,在实施精确林业上还有很多困难,如实施精确林业技术必须使计算机控制的林业技术与土地状况的空间差异精确匹配。我国疆域辽阔,林业生产条件复杂,林业领域电子计算机和信息等技术应用较少,基础设施还不先进。所以,一方面,购买精确林业软件并不实用;另一方面要自行开发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土壤土质、适应不同气候的精确林业软件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比如,要创建识别树种、林龄、断面积、蓄积量等的3S软件需要测取大量数据,需要若干年的各个地区、地块的投入、气候变化等历史数据,但各地区在这方面都还没有基础。此外,如果能建立适合不同地区土地情况的精确林业软件,林业工作者的操作和认识也需要有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