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幸福十篇

非常幸福篇1

长期从事广播与行销工作的威尔・鲍温发明并传播了一个神奇的紫手环，它能让很多人减少抱怨。而这一切首先是让人们产生意识。

在中国传统节日清明节前夕，美国人威尔・鲍温来到北京，工作内容跟他之前数次来北京的情况一样，一是推广自己的“不抱怨”紫手环，告诉人们要幸福与快乐，一是为企业做演讲。他是心灵导师，以“不抱怨”作为出发点，从无意识的无能、有意识的无能、有意识的有能、无意识的有能以及关系决定命运等人们的心灵、意识、社交关系层面，理论性地告诉人们如何通过心灵运动，从不抱怨到走向快乐。

接受本刊专访时，威尔・鲍温右手带着紫手环，他每年都会有一段时间来试试不抱怨行动，这也是一个标志，将所有带紫手环的人联系在了一起。其实，人类的心灵层面是相通的，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不仅是紫手环。威尔・鲍温因为“不抱怨”话题，接受过很多国家的媒体采访，他说，“人们都会说自己国家的人爱抱怨，自己国家的人多么地特别，但是聊到后来，我发现所有国家的人都一样。”

消极的念头

我们的想法创造我们的生活，而我们的话语又表明了我们的想法，威尔・鲍温在写下这句话，以及那些关于为什么要不抱怨、怎样才能不抱怨、要更加幸福的句子时，他根本没有想到他的文字会卖几百万册，“我也没什么本事”，或者，“紫手环能被接受只是我比较幸运而已”，而接下来的事证明他脑子里的想法是错误的。他说每个人头脑里都有这样的小声音，这就好比每个人头脑里都有一只老虎，它试图吞噬你，告诉你你不行，而我们这一生都是在驯服这只老虎。

我没见过自以为消极的人

从5年前至今，有1千多万人通过带上威尔・鲍温的紫手环尝试过21天不抱怨行动，具体方法为：开始将手环戴在一只手腕上，当你发现自己正在抱怨时，就把手环移到另一只手上重新开始，一直坚持下去。大部分人需要好几个月甚至1年的时间才能达到连续21天不换手、不抱怨的目标。

他从来没有见过自以为消极的人。他所认识的人中，当他们破坏性的思想多于建设性时，也没有人真的会察觉到。他们的言词可能向他人透露了负面的想法，但他们自己却听而不闻，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是正面、开朗、乐观、快活的人。威尔・鲍温说：“我们就像受污染水域里的鱼，我们的负能量就是这个污染物，但是我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

手环本身没有魔力，其流行在于，人们认可世界上很多人都在抱怨，大家一边抱怨，一边希望着更好。手环的力量在于人们带上它就会对自己的抱怨产生意识，从而让自己发生改变。

发泄抱怨不如体会抱怨

威尔・鲍温发现，很多人抱怨是希望因为抱怨得到好处，而事实却不是这样。他曾做过一个实验，用同样的方法分别让两组人产生了对同一件事情的抱怨，他给其中一组人枕头，让他们击打枕头，让他们“上蹿下跳”，将自己的抱怨发泄出来，他让另一组人静下来，体会愤怒。20分钟后，测愤怒等级的结果是，发泄的那组比体会愤怒的那组愤怒等级高三倍。

伤害者自己也是受伤的人

在一次演讲互动活动，一个15岁的中国女孩过来找威尔・鲍温，她说学校有人欺负她，自己感到非常受伤，一边讲一边哭，威尔・鲍温告诉她，那些想伤害她的人其实都是在伤害自己，是他们自己觉得身体内有太多痛苦才希望把这个痛苦投射到别人身上，有一天她会长大，当然也会脱离这种困境，她会觉得能够走出这种困境是非常幸福的，但是那些欺负过她的人如果总是如此继续下去，这种痛苦就会一直伴随着他们，如果她能理解这一点的话可能就不会那么难过。

全世界人民都一样

小女孩的事情让威尔・鲍温意识到，不管是在美国还是中国，青少年都有可能非常刻薄，他发现，无论到哪里，当地人都觉得自己非常特别，但其实，所有地方的人都是一样的，抱怨的东西都差不多，关注也是差不多，幸福也都一样，都是在于内心的感受。

“中国人对工作的抱怨占了很大的一部分，美国人也是这样吗？”

“是的。人们很努力去找工作，写简历，参加面试，让朋友写推荐信，找到一个工作，一生去抱怨工作，这其实很不合理。肯定有人羡慕你的工作，人们总会有一种幻觉认为有一些工作就是顺风顺水，其实，人只要活着，就不会总是一帆风顺，而这才让我们成长。”

你可以幸福

时尚北京：不抱怨与幸福的关系？

威尔・鲍温：参加这个项目的第一反应就是自己变得更幸福了。你要想得到更多的幸福，你就要像一个幸福的人一样讲话。我要抱怨就要去找抱怨的素材，这样情况就会更糟糕。我开发了一个手机应用，像数码手环，背后理念是将幸福分级，分成1-10级，每周都要去设定，每天问自己三遍，你有多幸福，你按你自己理解的幸福程度，选择1-10之间的数字，这样你就会逐渐意识到自己幸福了。

时尚北京：幸福的人心灵的状态？

威尔・鲍温：非常自由，不会依附于身边的东西。幸福有时就像一个武器，就像家长惩罚孩子，是做一些事情让孩子们不开心的事，但是如果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开心的话，你就自由了。

时尚北京：来中国的感受？

非常幸福篇2

这年我的工资大概是42元，与周围人比不高也不低。那个时候物质生活水平不高，精神生活也比较单调。我记得当时―位亲戚从香港带来一台14英寸的彩色电视机，为了便于接收信号，我在屋顶树一个杆子做天线。到晚上看节目时大家轮流去转天线的方向，因为信号很不固定。但新的变化很快就发生了。大概过了几年后，我就看到许多家庭，包括一些村庄都有了彩电。去年我们统计发现漳州每百户就有两部小轿车，这个变化非常惊人。无论彩色电视机还是小轿车，虽然只是家庭财富一个物件，却生动地体现了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实实在在的收获。家庭尚且如此，对于城市来说变化那只有用翻天覆地来评价了。

漳州早在1985年便被国务院列为全国沿海经济开放区，是我国较早实行对外开放的地区之一。经过三十年的不懈发展，漳州无论从经济体量、经济结构还是城市形态都发生显著变化。比如说GDP，1978年仅为8.91亿元，到2007年这个数字就增长到863.73亿元，三十年几乎增长了100倍!还比如财政收入，1978年为1.30亿元，到2007年增长到83.84亿元，三十年增长64.5倍。再从经济结构看，改革开放初期漳州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农业大市，到1986年全市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再到1995年全市工业增加值又首次超过农业增加值。如今，漳州的三次产业结构从1978年的47.6：27.0：25.4调整为2007年的22.6：43.4：34.0，工业对垒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49.2％。在工业化的带动下，漳州成为国内农业最发达地区之一，全市农产品及加工品出口占福建省40％以上，合同台资分别占福建省的1/3和全国的1/10，成为全省最大的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对台农业合作引进基地和出口创汇农业基地，以及全国外向型农业示范区和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实验区。从城市形态看，三十年间漳州城市建成区面积从原来不足几平方公里扩展到40多平方公里，城市化率提高到43.2％。特别是近几年，按照“建设新区、开发沿江、改善旧城”的城市发展格局，漳州致力于建设生态工贸港口城市，城市面貌更是日新月异，一座“山水相依、城景交融”，个性鲜明，靓丽和谐的现代漳州正展现在大家面前。

对我个人而言，这三十年历程中，我们既是见证者同时也是参与者，更是改革开放成果的享受者。作为参与者，我们积极投入到国家的建设活动中，用自己的方式和力量为国家发展添砖加瓦，感到很充实很欣慰。作为见证者，无论是国家层面的还是自身周围的变化都历历在目，时时刻刻让我们意识到改革开放的正确英明，让我们深深感到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我记得在我孩子的婚礼上，宾朋们让我说几句，我几乎没有什么酝酿思考就对孩子说：你是生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读书成长、参加工作、恋爱结婚，你是改革开放的代名词。这些话之所以脱口而出，就是因为我们对改革开放的确心怀感激，为能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感到幸福。这是发自肺腑的表达，也是感情最真挚的流露。

非常幸福篇3

关键词：自雇者；受雇者；主观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 F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22-137-2

1 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GDP和人均GDP为3650.2亿元和382元，到2014年GDP增加到636138.7亿元和人均GDP46629元，较1978年分别增长174.28倍和122.07倍。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关注焦点逐渐从物资财富层面转移到精神层面。其中，2012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了《走基层百姓心声》特别调查节目：“你幸福吗？”。这一简单问句引发了当代中国人对幸福的深入思考。“你幸福吗？ ” 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并已进入许多学者的研究视野，开始探求什么是幸福，影响人们幸福的因素又有哪些（邢占军，2011；刘军强、熊谋林、苏阳，2012）。

2 数据来源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来自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展开实证研究。CLDS样本覆盖中国29个省市（除港澳台、、海南外），调查对象为样本家庭户中的全部劳动力（年龄15 至64岁的家庭成员）。在抽样方法上，采用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本文采用2012年首次全国调查的数据，劳动力个体问卷16253份。根据研究需要，剔除缺失值和异常值最后形成有效样本共4980个，其中自雇劳动者808人，占16.2%；受雇劳动者4172人，占83.8%。

2.2 变量设置

因变量：主观幸福感主要是指人们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决定人们是否幸福的不是实际发生了什么，而是人们对于实际情况在情绪上做出的反应。由于幸福感是一种主观感受，没有客观标准，所以其测量较为困难，现在通常采用的测量方法是自陈量表法。在问卷中通过询问被访者“总体而言，您觉得自己所过的生活感觉是怎么样的呢？”这个问题，要求被访者在“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幸福、非常幸福”中做出选择。尽管这种主观幸福度的测量很简单，但研究表明这一指标具有心理测量学的充分性，有充分的效度和信度。为了便于研究，将因变量主观幸福感定义为二维分类变量，把“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赋值为0，“幸福、非常幸福”赋值为1。

本研究参考以往的研究成果，将可能影响劳动者主观幸福感状况的各类因素作为自变量。其中，自变量包括人口学因素（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和受教育程度）；经济因素（收入、工作满意度、行业）：为了便于研究，对工作满意度的评价分为不满意、一般和满意，分别用代码1、2、3代替；社会因素（社会信任度）：回答选项为：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同意、4.非常同意。我们把非常不同意和不同意编码为0，同意和非常同意编码为1；身心健康因素（自评健康状况、心理因素、）：把自评健康从非常不健康到非常健康，赋值为1到5；心理因素从不影响、一般到影响，分别赋值为1、2、3；有为1，没有为0，定义为二分类变量。

2.3 描述性统计

从表2可知，自雇者的年龄均值大于受雇者的年龄均值，高出3.29岁；从收入水平看，自雇者年收入低于自雇者，少于0.13万元；从受教育程度看，自雇者小学及以下学历人数比例明显高于受雇者，而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比例却远低于受雇者，自雇者的总体受教育水平较低；在行业、社会信任度、健康状况等方面，自雇者和受雇者的差异详见表2。

2.4 分析模型

因为本研究的因变量主观幸福感为二分变量，所以采用二分类变量的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其影响因素。其估计模型为：

Ln[P/（1-P）]=b0+biXi+μ

其中，P表示主观幸福感的概率，Xi表示影响主观幸福感因素的变量。bi为回归系数，表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X每改变一个单位，主观幸福感状况是与主观幸福感状况否的优势比将会平均改变exp（bi）个单位。

3 结果与讨论

自雇者和受雇者主观幸福感比较

LR检验结果表明，两个群体在主观幸福感上存在显著差别。自雇者选择“不幸福”的比例比受雇者高出5.4个百分点。在选择“幸福”劳动者中，受雇者高于自雇者。可见，自雇者比受雇者的主观幸福感更弱。

全样本模型中，在控制了影响劳动者主观幸福感的变量之后，发现就业身份对劳动者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以主观幸福感“否”为参照组，受雇者主观幸福感的程度比自雇者高14.5%。加入多变量后同样表明受雇者比自雇者主观幸福感要高。除就业身份外，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身心健康因素对劳动者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另外，在人口学因素中，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对劳动者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而年龄却没有影响。男性劳动者的主观幸福感要低于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者的主观幸福感越高，二者呈正相关关系。

4 结论与启示

自雇者和受雇者比较研究表明，受雇者主观幸福感的平均水平高于自雇者。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因素包括如下几方面。一是教育的作用。受教育水平是人最重要的人力资本，也是获得收入的主要原动力，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受雇者在本科及以上的受教育比例明显高于自雇者，这就为受雇者的主观幸福感打下一个良好的物质基础。二是健康水平。我们的模型结果表明，健康与否是受雇者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来源。所以，较高的健康水平使较多的受雇者感到幸福。三是社会因素。受雇者的社会资本大都是弱关系，而自雇者的社会资本大都是强关系，社会信任越好，社会资本的质量不断提高，主观幸福感就会提升。同时，我们也发现自雇者的工作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明显高于受雇者。由于自雇者工作形式的多样化和时间的灵活性，主观幸福感更强。这表明，为了提高受雇者的主观幸福感，可以创新工作方式、优化办公环境、办公条件、实行弹性工作制等，从而提高受雇者的工作舒适度及工作灵活性。

另外，研究发现无论自雇者还是受雇者主观幸福感具有极强的工具理性倾向（边燕杰，肖阳，2014）。其中表现在：教育程度较高者大大高于教育程度较低者，收入较高者大大高于收入水平较低者，垄断行业者大大高于竞争性行业者。这些影响的本质是资源满足欲望而致主观幸福，符合工具理性逻辑。因此，我们应加强教育的公平性，提高就业水平和就业质量，从而提高劳动者的主观幸福感。

参 考 文 献

[1] 邢占军.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1，01：196-219+245-246.

非常幸福篇4

关键词：社会比较理论；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

文章编号：2095-5960（2014）03-0094-08；中图分类号：C912；F320；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近来，关于生活幸福感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注。不同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视角从特定的侧面揭示了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但也都存在着各自的缺憾。因此，也就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在比较社会理论视野中，衡量民众生活幸福程度不仅关注人均GDP等经济指标，还要涉及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诸多指标。因为GDP 等经济指标并没有全面涵盖人类生活的各方面，更没有反应民众主观幸福感受。为此，本文拟用的数据――CGSS2005数据和指标来描述 GDP 所不能反映的其他方面，其中包括婚姻状况、年龄和生活纠纷等的因素，并把因素分为个体因素和社会因素两大类。个体因素和社会因素只是抽象的符号表示，即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不仅受个体特征的影响，还受到其所处的社会背景因素的影响（具体见图1）。CGSS2005首次同时覆盖了城市和农村的CGSS调查，除了有普通居民调查问卷外，还有一份针对村庄的村长的调查问卷，因此选择CGSS2005来分析农村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影响因素。

由于以往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城市居民或其他人群的幸福感，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研究不够深入。因此，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社会比较的视角进一步探讨农村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及影响因素很有意义。

二、研究回顾

国内外对幸福感的研究已有一定历史，特别是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更是蓬勃发展。近年来出现很多尝试从不同学科和角度来定义和衡量幸福的研究，如从心理学、哲学、经济和社会政策等方面。根据已有研究，影响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有很多，包括个人收入、教育程度、就业情况等。

国外有些学者开始用关于幸福感的数据来研究经济问题。Bruno S.Frey，Alois Stutzer提出幸福感对环境经济的分析来说有相当大的潜力，认为幸福感的一些研究可以影响社会最优环境的质量水平和环境政策的分析。[1]North Rebecca J，Holahan Charles J，Moos Rudolf H，Cronkite Ruth C在10年期间对274名已婚成年人进行了调查，用以研究家庭收入、家庭社会支持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发现家庭社会支持的变化与幸福感的变化呈正相关。[2]Peter Hills，Michael Argyle通过一个简短的实证研究检验外向性、情绪稳定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证明情绪稳定和外向性相比与幸福感的关系更密切，并把它作为衡量年轻人幸福的重要预测指标。[3]Ballas Dimitris，Dorling Danny采用“英国家庭专门调查”的数据，通过研究表明，与生活状态相比，如“结婚”等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对人们最高的幸福感的影响更大。[4]

在国内，许多学者也致力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奚凯元、邢占军、袁岳等人及其各自的团队对城市居民的幸福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实证研究，推动了学术界对主观幸福感研究的发展。邢占军对主观幸福感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他在全国六个省会城市中取样，力图对全国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量表进行测量和检验，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将样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扩展，以使测量结果变得更加科学和合理。[5]黄嘉文通过把收入作为中介变量来测量教育程度对城市居民的生活幸福感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6]陈志霞、李启明采用主客观综合量表，通过对41个城市的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就城市管理、人格特征等因素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7]随着各地建设“幸福城市”目标的提出，学术界关于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感的研究不断增多。而随着农民问题的社会关注度不断提升，不少学者也展开了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研究。谢彦明以玉溪300多名农民为数据样本进行实证研究，从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等方面对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因素进行统计分析。[8]吴静对浙江11个地市的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并把农民工和其他群体的幸福感进行横向研究，了解农民工真实生活感受以及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差异。[9]

纵观国内外关于幸福感的相关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往往也存在局限。首先，研究方法存在局限。许多研究采用定量分析方法，而由于变量选择等方面的局限，会使得结果的科学性受到削弱。其次，样本的局限性。许多研究的样本选择多是在一定时间的特定群体，甚至有些样本不够全面、不具代表性，这些都对研究结果产生不良影响。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许多关于幸福感的研究多是建立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之上，由于文化背景和发展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国外一些用于测量生活幸福感的维度不一定适用于我国，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研究时，应充分考虑我国文化背景和基本国情等方面的特殊性。

三、研究假设部分

根据社会比较理论和CGSS调查情况，本研究假定被访者以自己为参照，通过与他人比较，当在比较结果中自身处于优势时幸福感则高，处于劣势时幸福感则低。这种关系可以用图2表示出来：

图2社会比较参照对象的比较模型

本文在参照大量文献和模型分析的基础上，基于cgss2005数据，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选择有效变量进行研究，并提出以下假设：

（一）生活幸福感与个体因素

假设1：生活幸福感与性别相关，且女性的生活幸福感高于男性。

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如今的社会大环境仍强调男性的社会以及经济地位，给男性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下，只有少部分男性达到了别人眼中男性应有的成功与幸福，通过社会比较，不少男性因此产生心理落差，进而影响他们对生活幸福感的评价。而女性面临的压力相对少得多，由于整个社会环境对女性的要求并无太多苛刻，她们也不像男性那样常常进行社会比较，因此，她们的生活幸福感常高于男性。

假设2：婚姻状况对生活幸福感的影响非常显著。

婚姻是大多数人的人生追求之一，得到婚姻的人往往容易对生活产生一种满足感。而已经结婚的人，容易得到爱情和家庭感情的滋润，因此，容易对生活感到幸福。人们特别是未婚的，看到已经结婚并过得比较幸福的同龄人，往往不自觉地进行社会比较，从而对生活幸福感的评价产生影响。

假设3：生活幸福感与年龄有关，且年龄与生活幸福感在大体上呈现U型曲线关系。

人们在较年轻时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并不明显，所以经过社会比较人们对生活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不幸福。但年龄越增长，差异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必然会有部分人的生活过得幸福，通过社会比较，结果往往会影响人们的生活幸福感。但随着年龄的继续增长，人们慢慢地适应并接受现实，也逐渐获得原先所期望得到的，对生活的幸福感随着上升。这两个方面使年龄对生活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使得年龄与生活幸福感之间大体上呈现U形的关系。由此提出以上假设。

假设4：受教育程度与居民的生活幸福感相关，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生活的幸福感就越强。

根据社会比较理论，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比其他人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他们往往期望具有高的回报，而高学历正是获得一些好工作的敲门砖，且往往拥有成功的机会比别人多。因此，越是高教育程度的人，就越会比别人对生活感到幸福。

假设5：个人收入对居民的生活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收入越高人们的生活幸福感也会越高。

个人收入水平直接影响一个人的生活品质，收入越高，生活就会过得越宽裕，因此幸福感就越强。收入是个人经济水平的重要体现，由于生活在社会大环境里，人们不免会与其他人进行比较，收入水平比别人低，会降低其幸福感。因此，假设个人收入对居民的生活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收入越高人们的生活幸福感也会越高。

（二）生活幸福感与社会因素

假设1：与朋友亲密度与居民的生活幸福感的关系非常显著，与朋友关系越密切，居民的生活幸福感越高。

在人与人交流不断密切的社会的大环境下，与朋友及他人的联系在人们的生活中变得越发重要。人们倾向于认为那些与朋友们联系或关系密切的人的生活是幸福的，常把自己和拥有良好人际关系的人作为社会比较的尺度，进而影响他们自身对生活幸福感的评价。因此，假设与朋友的亲密程度对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显著。

假设2：住房产权与农村生活幸福感有关。

在当今社会，房子逐渐成为衡量一个人经济地位的重要标志，也是影响人们生活幸福的重要因素。因为房子，很多人特别是在大城市里拼搏的人们开始沦为“房奴”， 不惜为了一套房子而过着拮据的日子。特别是在这个认为“房子”与“票子”同等重要的社会里，人们跟有房的人士进行比较，往往容易感到自己过得失败且不幸福。因此，假设住房产权与农村居民的生活幸福感有关。

假设3：医疗费用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非常显著，医疗费用越高，居民的生活幸福感越低。

医疗费用是一个人看病和治疗的花销，间接反映了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医疗费用越高，说明一个人健康状况不佳或患有某种疾病。而健康状况不佳或患有疾病往往影响一个人的正常生活，甚至会给居民带来经济上或其他方面的困扰。通过与健康的人进行社会比较，生病的人往往拥有较低的生活幸福感。因此，假设医疗费用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非常显著，医疗费用越高，居民的生活幸福感越低。

假设4：生活纠纷与生活幸福感的关系显著，生活纠纷越少，居民的生活幸福感越高。

生活纠纷是个人与他人产生冲突的一种形式。与他人存在冲突不仅影响当事人的心情，也会对其生活幸福感产生消极的影响。许多生活纠纷不仅打乱了人们平静且安定的生活，还会破坏个人的利益与人际关系网，给个人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通过社会比较，人们普遍认为与他人不存在冲突与生活纠纷的人是幸福的，以他们作为尺度进而影响了自身的生活幸福感。因此，假设生活纠纷与生活幸福感的关系显著，生活纠纷越少，居民的生活幸福感越高。

假设5：家庭总收入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非常显著，家庭收入越高，居民的生活幸福感越高

在整个社会大系统里，家庭作为一个单位是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进行社会比较时，人们逐渐倾向于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比较。而家庭总收入直接反映了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也间接反映了一个人的家庭生活情况。通常家庭经济收入高的人，感到的经济压力会小些，对生活的幸福感也会强些。因此，假设家庭总收入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非常显著，家庭收入越高，居民的生活幸福感越高。

四、数据与方法部分

（一）数据和变量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CGSS2005，这个全国性调查覆盖了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125个县级单位，整个样本大小为10372人，其中6098个城市样本， 4274个农村样本。由于本文研究农村居民的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所以对数据进行了处理，只采用农村样本。

1.因变量及其操作

通过问卷中代码为“qe03”的问题，我们可以了解被访问者的生活幸福感情况。为了便于统计分析，把生活幸福感按幸福程度主要分为如下两类：把“非常幸福”、“幸福”和“一般”合并为“幸福”，并使“幸福”=1；把“非常不幸福”和“不幸福”合并为“不幸福”，并使“不幸福”=0。

2.主要自变量及其操作

依据研究假设，影响农村居民对生活幸福感评价的自变量包括“个体因素”和“社会因素”两大类。其中“个体因素”的设计包括“性别”、“年龄”等个人方面因素；“社会因素”的设计包括“与朋友的亲密度”、“住房产权”、“医疗费用”、“生活纠纷”等社会方面因素。

（1）性别

性别为二分变量，以0代表女性，l代表男性。

（2）婚姻状况

根据问卷中代码为“qb01”的问题，我们可以了解被访者的婚姻状况。其中备选项有：“1―未婚，2―已婚，3―离婚未再婚，4―离婚后再婚，5―丧偶未再婚，6―丧偶后再婚，7―拒答”。进入研究模型时，首先将“未婚”、“离婚未再婚”、“丧偶未再婚”合并为“未婚”，再把“已婚”、“离婚后再婚”、“丧偶后再婚”合并为“已婚”，其次删除答案为“拒答”的个案和缺失值。婚姻变量因此变为二分变量，令“未婚”=0，“已婚”=1。

（3）年龄

通过问卷中被访者填写的出生年份数据，可以计算出被访者在被访问时的年龄。具体计算操作方法为：用“调查开展年份”（即2005）减去“被访者出生年份”（问题的编号为“qa3_01”），经过计算，得出被访问者的实际年龄区间为[18，93]。

（4）年龄的平方

根据相关研究，年龄与生活幸福感可能有着非线性的关系，这里将年龄的平方加入到研究模型中，以便于进一步分析两者之间的变化关系。

（5）被访者的收入状况

观察问卷的问题代码为“qb12b”的问题，可了解被访者在被访时间的上一年的收入状况。为了使在进行数据统计时可能出现的异方差问题得到消除，特将被访者个人年收入的数据进行了自然对数的变换。

（6）被访者的受教育情况

利用问卷代码为“qb03b”的问题，可了解被访者最高受教育程度。问卷中，有23个备选项，备选项过多不便于数据统计，因此研究时将对备选答案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并令其=1；第二类为“初中文化程度”，并令其=2；第三类为“高中文化程度”，并令其=3；第四类为“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并令其=4；删除为“其他”的备选项。分类后，被访者的文化程度变为四分类定序变项。

（7）与朋友的亲密程度

根据问卷中代码为“qe05” 的问题，我们可以得知被访者与朋友联系的亲密程度。为了便于统计，首先将答案“非常不密切”和“不密切”合并为“不密切”，并令“不密切”=0；其次将“一般”、“密切”和“非常密切”合并为“密切”，并使“密切”=1。

（8）住房产权

根据问卷中代码为“qc02”的问题，我们可以了解被访者拥有的产权情况。为了便于统计，将“租住单位房”、“租住公房”、“租住私房”和“住亲友住房无需租金”合并为“无产权”，并使“无产权”=0；将“自有私房”、“已购房（部分产权）”和“已购房（全部产权）”合并为“有产权”，并令“有产权”=1；删除“其他”等缺失值。

（9）被访者的医疗费用

根据问卷中代码为“qc10b”的问题，可从中了解被访者去年全年所花去的医疗费用。为了使在进行数据统计时可能出现的异方差问题得到消除，特将被访者在被访问时的去年的全年医疗费用的数据进行了自然对数的变换。

（10）生活纠纷情况

根据问卷中代码为“qf20a”的问题，我们可以得知被访居民在过去四年在生活或工作中与人发生纠纷的情况。备选答案选项有：“1―有、2―没有”令“没有”=0、“有”=1。

（11）被访者的家庭收入状况

根据代码为“qc09” 的问题，可以得到被访者家庭2004年全年的家庭总收入，其中包括家庭全体成员的工资和各种奖金、分红等，可以得知被访者的家庭收入状况。为了避免出现异方差问题，故将被访者年收入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变换。

（二）方法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生活幸福感，设置为二分变量，因此本研究采用了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其具体大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yij=b0+b1x1j+b2x2j+…+bixij+uij

上述公式中，yij表示因变量，b0表示常量，bi表示回归系数，xij表示自变量，uij表示方程残差。

以下的表格是对本文所涉及的变量进行相关统计描述得出的结果：

五、模型分析或统计分析部分

（一）模型结果

根据以上数据，采用stata/SE12.0软件进行分析，以生活幸福感为因变量，以被访者的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年龄的平方、被访者的收入状况、受教育程度、与朋友的亲密程度、住房产权、被访者的医疗费用等作为自变量纳入logit函数模型进行分析，统计结果如以下表格所示：

表格2的模型一是只考虑个体的因素而建立的模型，模型二则为只考虑社会因素建立的模型，模型三是综合以上两种因素后而建立的总体模型。通过观察统计的回归系数与显著性水平可知：与朋友亲密度、住房产权、医疗费用、生活纠纷等社会因素对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略大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个体因素对生活幸福感的影响。

由观察可知，模型一的伪决定系数为0.0679，而模型二的伪决定系数是0.0897。这说明了农村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受到个体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双重影响，而社会因素的影响力在逐渐变大。本模型的数据结果将在以下进行详细阐述。

（二）生活幸福感与个体因素

1.性别与生活幸福感的关系并不显著。在模型一中，性别与生活幸福感的关系是显著，其中B=-02153297， 结合设定的“女=0，男=1”条件，可以得知女性居民的生活幸福感要高于男性。但在综合考虑个体因素和社会因素的总模型中，性别与生活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由此不能断定性别与生活幸福感存在相关性。结合两个模型的结果，本研究认为，性别对生活幸福感的关系不大，因此不接受“生活幸福感与性别相关，且女性的生活幸福感高于男性”的假设。

2.婚姻情况对生活幸福感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模型研究的结果显示，生活幸福感与婚姻之间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在模型一和模型三中，P=0且B>1，说明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婚姻状况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生活幸福感就上升1.289758或1.072343，在统计意义上是非常显著的。

3.年龄与生活幸福感之间呈现U型的曲线关系。根据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知，不论是在模型一还是在模型三中，年龄对生活幸福感的影响都是非常显著的。结合这两个模型的结果，年龄对工作满意度总体上是呈负相关的，两个模型的B值均为负数，说明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幸福感在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为了进一步研究年龄与生活幸福感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特别在研究模型中加入年龄的平方作为其中一个变量。根据研究结果发现，在模型一和模型三中，年龄的平方与生活幸福度呈现出一种U型的曲线关系，其中B>0，说明曲线是开口向上的，即在早起阶段，年龄对生活幸福感具有正向的影响，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幸福感首先是呈下降的趋势，到达某一特定的节点后，逐渐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因此本研究接受生活幸福感与年龄之间呈现U型曲线关系的假设。

4.受教育程度与生活幸福感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虽然在个体因素模型中，受教育程度与生活幸福度之间的关系呈现一定的正相关，B值逐渐增大，意思即为农村居民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其生活幸福感也越高。但在总体模型中，加入社会因素进行考量后，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只是在初中文化程度显著，其他并不显著。因此，在这里根据模型数据分析，本研究不接受“受教育程度与居民的生活幸福感相关，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生活的幸福感就越强”的假设。

5个人收入与生活幸福感的关系呈现正相关，且相关关系非常显著。

在模型一中，居民个人收入对生活幸福度的影响非常显著，B=0.4724796，且显著性水平小于0.01，说明个人收入对生活幸福感的影响非常大。在纳入其他因素进行考量的模型三中，个人收入对生活幸福感的影响仍然显著。所以，本研究认为生活幸福感与被访者的个人收入水平相关，且个人收入水平越高，农村居民就越会感到幸福。

（三）生活幸福与社会因素

1.农村居民与朋友的亲密度对其生活幸福感的影响非常显著，且两者呈正相关。

在社会因素模型中，居民和朋友的亲密度与生活幸福感的相关系数B=1.177358，且其显著性水平为0.000

2.住房产权与居民生活幸福感的相关性并不显著。在社会因素模型中，由住房产权与农村居民幸福感相关关系的显著性水平为0.134>0.1，可知住房产权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在总体模型中，虽然显著性水平为0.095，但与0.1是非常接近的。由此，本研究认为住房产权对农村居民的幸福感的影响很小，从而不接受住房产权与农村生活幸福感有显著关系的假设。

3.医疗费用与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相关性非常显著，且呈负相关。在模型二中，B=-0.1178499且显著性水平等于0.006小于0.01，说明医疗费用与居民生活幸福感的相关关系非常显著，且为负相关。在总体模型中，B值仍为负数，显著性水平仍大于0.01。综合两个模型的结果可以判断，医疗费用与居民生活幸福感呈显著的负相关，即医疗费越高，居民越容易感到不幸福，反之，医疗费用越低，居民对生活就越容易感到幸福。

4.生活纠纷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关系显著，且呈负相关的关系。在模型二中，B=-0.3099782且显著性水平等于小于0.01，说明生活纠纷与居民生活幸福感呈显著的负相关。在模型三中，B值认为负数，显著性水平小于0.05，更说明了以上的结论。

5. 家庭总收入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非常显著。在模型二中，B=0.8461729且显著性水平小于0.01，说明家庭总收入对农村居民的生活幸福感是非常显著的。模型三中的B值与显著性水平更充分说明了以上结论。

六、结论

根据以上对模型数据的分析，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一）在个体因素中，婚姻情况、年龄、个人收入对生活幸福感的影响比较显著，而性别、受教育程度对生活幸福感地影响并不显著。根据社会比较理论，笔者认为性别对生活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是由于随着时代的进步男性和女性在各方面的差别在逐渐减小，男性和女性的生活幸福感比较也不再局限于自身的性别因素上而是其他影响更大、更具有社会可比性的因素。而受教育程度对生活幸福感的影响要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人受教育程度高但生活中处处受挫，因此也会过得不幸福。

（二）在社会因素中，与朋友的亲密度、医疗费用、医疗纠纷和家庭总收入对农村居民的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很显著。而住房产权对农村居民的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他们一般不像城镇居民一样那么难得拥有一套的产权房。由于大多数农村居民都有私有住房，所以跟同等身份的人进行社会比较就不容易感到不幸福。

（三）总体来说，社会因素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比个体因素的影响更大一些。这说明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个人特性对人们的生活态度所产生的影响在渐趋减小，而具有社会比较性的因素对人们影响却越来越大。

为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幸福感，政府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以及帮助创业等机会来增加农民居民的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做好农村社区的管理工作，减少农村居民之间的生活纠纷，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完善农村合作医疗以及相关救助制度，保证农村地区有较好的医疗卫生服务，解决农民看病难等问题；提供更加全面公共服务，提高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实现城乡统筹与区域统筹，为有效地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参考文献：

[1]Bruno S.Frey，Alois Stutzer.Happiness Research： State and Prospects，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 2005， Vol.63 （06）， pp.207-228.

[2]North Rebecca J，Holahan Charles J，Moos Rudolf H，Cronkite Ruth C. Family support， family income， and happiness： a 10-year perspective.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2008，Vol.22（06）， pp.475-83.

[3]Peter Hills，Michael Argyle. Emotional stability as a major dimension of happines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 2001， Vol.31 （06）， pp.1357-1364.

[4]Ballas Dimitris，Dorling Danny.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major life events upon happines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2007， Vol.36 （06）， pp.1244-52.

[5]邢占军.基于六省会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研究[J].心理科学，2008（6）：1484-1488.

[6]黄嘉文. 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J]社会，2005（5）：181-203.

[7] 陈志霞、李启明. 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影响因素及测量[J] 城市问题， 2013（9）.

非常幸福篇5

【关键词】双相情感障碍；幸福体验

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Disorder）是一种常见的心境障碍（或称情感障碍），指以心境或情感的异常改变为主要临床特征的一组精神障碍，具有病因不明、长期反复发作等特征，不仅给患者的身体与精神造成严重损伤，也使其家属遭受沉重的心理社会负担。此类疾病通常被视作“幸福的盗贼”，是导致患者及其家庭系统不幸的主要根源。本文将试图以一例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及其家庭系统的经历为基础，挑战“心境障碍降低患者及其家庭生活质量”这一看似必然的逻辑。

一、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本文使用的文本来自对一位26岁的女性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及其主要家庭成员的深度访谈，研究方法包含如下四个设计要点：访谈空间上采用分别访谈的形式；访谈结构上以非结构为主；访谈内容上，以受访者的痛苦经历为线索，围绕对幸福的体验与理解而展开；针对研究关系与伦理问题，我与受访家庭之间有着深厚的私人关系，这使访谈以一种熟人交流的形态得以实现。本研究的受访家庭系统包括患者本人及其男友、母亲、父亲、祖父与祖母，我选择前三位为受访对象。

二、患者及其家庭系统对幸福的建构

研究认为，幸福感的构成分为情感与认知两个部分，情感层面侧重对幸福的感知与体验，认知层面则主要指对幸福的看法与理解。下文将在罹患心境障碍疾病的背景之下，就前者进行探讨。在谈论人类体验时，最好的方式之一可能是将感觉融入叙事中加以展示。因此，我将呈现并分析若干个受访者向我讲述的故事，为探索受访家庭的幸福体验提供线索。

第一，在与自己相处时，患者及其家属对幸福的知觉表现出较高的敏感性。当被问道“生活中哪些事情可能会让你感到幸福”时，患者向我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

每天早上叠被子，那个动作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幸福，那个时候是刚刚状态很差的时候开始，在之前我甚至是不叠被子的，但有一阵，慢慢的，每天他（指男友）出去了，然后，我就跪在床上，叠被子，叠叠叠，然后，床拍拍，就这整个过程就是幸福感爆棚。时间也没有很久，但那段时间我就觉得，这个过程是，我一天当中最幸福最美好的一个时刻。我能感觉到，在这个动作里面，就是有一种我想活下去的意愿，带着我对活下去的一种盼望。（患者）

在这段文本中，患者详细分解了“叠被子”这一对她而言具有正面价值的日常行动，并多次使用了强调语气来突出“爆棚”等积极词汇，愉悦的面部表情贯穿了叙述的整个过程，足见这一行动不仅被定义为幸福，甚至是一种强度颇高的幸福。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并不起眼的动作，却成为患者出于对生命的渴望而迈出的重大一步。在与患者的整个访谈过程中，她用非常快乐的声线，向我列举了大量诸如此类“鸡毛蒜皮”的小事，以对“哪些事情是幸福”作出补充。我们看到，尽管患者对痛苦的知觉比常人来得更敏感，但是，要使患者体验到幸福所需要的刺激强度，恰恰也是同比缩小的。

第二，在患者本人的两性关系中，也有许多与常人不同的幸福体验。在心境障碍患者的康复过程中，两性关系往往意味着多重的高风险因素。不过，在下面这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中，我将展示一段相对稳定的爱情可能对患者的病情产生怎样的积极影响。

有一次，我，我想要自杀，后来我情绪比较激动说不出来话，他（指患者男友）就递给我一张纸和笔，当时我满脑子一直盘旋着一个景象，就是，就是我站在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楼上，然后这个楼在转，我要往下跳，所以我就在纸上画了一个非常渺小的人在一栋很高的楼上，结果，他看完以后就拿着笔，就画给我看，就把那栋楼，我不知道他怎么改的，改成了一个像生日蛋糕一样的东西，很多很多层，或者像结婚蛋糕吧，然后把那个小人涂成一个蜡烛，上面就插了很多蜡烛，这样子，然后他就递给我……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是很幸福的事情。（患者）

在这段描述中，有两组非常鲜明的对比。一组是“非常高的楼”与“非常渺小的人”的比较，另一组是这幅“跳楼图”与插满蜡烛的多层蛋糕的反差。前者反映了患者在情绪崩溃状态下对自身命运的悲惨想象，后者则凸显了患者在目睹男友“妙手回春”的积极乐观时所体验到的震撼与惊喜。

在患者向我介绍她的两性关系时，诸如此类的故事还有两件，一件是她在经历了精神崩溃之后，与男友一起边吃冰淇淋边看电影的情形，另一件则是某次发病时，她在男友二人一同站在天台无言地吹风望海的图景。这三个故事都被患者作为解释幸福的事例而提出，但她却表示说不清这些情节因何使她感到幸福。

我们发现，在这三个故事当中，患者都处在无法与人进行言语对话的情绪失控状态。然而，从将患者的画从“跳楼”改为“蛋糕”，到每一次对患者行为失常的容纳与陪护，在这位男友的行动中，却始终传递着对患者无声的关爱与体谅。这种无声胜有声的情感表达，可能正是促使患者令人意外地将上述三件本应属于痛苦的情绪体验定义为“幸福”的主要原因。

非常幸福篇6

【关键词】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温州

“流动儿童”指随父母移居到非出生地就读的少年[1]。温州是沿海城市，是经济逐年快速发展的地方，流动儿童人数也在逐年增长。据温州市妇女儿童网上统计，截止2010年6月底，温州市有留守流动儿童31.93万人，接受义务教育的留守流动儿童29.9万人，占温州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人数的31％。由于流动儿童离开了原有的生活环境，来到陌生的地方，其心理健康状况亟待关注。

本研究通过对温州市儿童主观幸福感、积极情感／消极情感、总体生活满意度的调查，试图了解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及与非流动儿童的区别，以期为以后温州市流动儿童教育、心理或一些福利的政策提供一个参考依据。

1、对象和方法

1.1对象

以温州市不同区域2所民工子弟学校（只招收流动儿童）、2所混合学校（招收流动和非流动儿童）和2所公立学校（不招收流动儿童）的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一二年级的儿童为调查对象。以班级为单位统一发放问卷，由研究者和班主任共同指导并统一回收问卷，共发放问卷530份，回收问卷487份，回收率92%，其中有效问卷457份，有效率94%。其中流动儿童有175人，非流动儿童282人；男生273人，女人184。

1.2工具

1．2．1幸福感自我评定量表[2]

该表测量总体幸福感的单项目量表，题目表述为"Do you feel happy in general?"，，由心理学博士翻译为“总的来说，你觉得你生活得幸福吗?”从“非常不幸福”到“非常幸福”分别计0～10分。总分越高表示总体生活满意度越高。

1．2．2学生总体生活满意度量表)[3]

该表共7个项目，要求学生对其整体生活的满意程度作出评价。每个项目采用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点计分。

1．2．3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中文版[4]

共14个项目，分为积极情感(8个项目)和消极情感(6个项目)2个分量表。按l(没有)～4(经常有)点记分。

1．2．4学生多维生活领域满意度量表[5]

共40个项目，分为5个维度：家庭满意度、学校满意度、朋友满意度、自我满意度、生活环境满意度。l(十分不同意)～6(十分同意)点计分，分数越高表示满意度越高。

1．3统计方法

用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

2．1儿童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情况

2.1.1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情况

流动儿童总体幸福感得分为(7.5±1.7)；总体生活满意度(3.3±0．6)；积极情感得分(2.9±0．5)，消极情感得分(2．4±0．5)，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配对样本t检验显示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8.4，P

2.1.2非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情况

非流动儿童总体幸福感得分为(8.4±1.8)；总体生活满意度(3.7±0．6)；积极情感得分(3.2±0．5)，消极情感得分(2．1±0．6)，多维生活满意度中对学校的满意度为(3.9±0．6)，对朋友(4.0±0．6)、对家庭(4．7±1．0)、对自我(4.4±1.0)、对环境(3．9±0．7)。

2.2不同环境下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区别

具体区别领域见表1。

3讨论

3．1儿童主观幸福感状况的分析

从整体上看，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在中等程度以上(8.1±1.8，10点计分)，体验到的正性情感较多。这与Huebner对5544名青少年的研究结果相一致[3]。

3．2流动儿童与非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差异的分析

整体上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低于非流动儿童，由于户口所在地以及父母社会经济能力的不同，流动儿童与非流动儿童在享有的教育资源、家庭生活条件、娱乐休闲方式、父母的教育方式和辅导能力等方面均存在差距，而这些都将会对儿童的自我意识及幸福感水平造成一定的影响。流动儿童居住点和学校普遍在偏远的郊区，郊区的学校设施一般都偏老旧，师资比较单薄，娱乐设施也相对比较少。这些对于孩子的教育及幸福感都有一定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范先佐.“流动儿童”教育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当代教育论坛,2003,(2)：24-27.

[2]Abdel-Khalek AM．Measuring happiness with a singleitem scale[J]．Soc Behav Pers，2006，34(2)：139-150

[3]Huebner E S. Preliminary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multidimensional life satisfaction scale for children.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1994, 6(2):149-158

非常幸福篇7

六成受访者感觉现在“幸福”

在当今中国，幸福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幸福，才是一切行为的终极价值和目标。从去年各地召开的地方两会开始，多个地区纷纷提出将提升百姓的幸福感作为工作的重要目标。

总体而言，中国人会感觉生活幸福吗？“2011-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显示，过半受访者（50.9％）感觉“比较幸福”，9.7％的受访者感觉“非常幸福”；23.5％的受访者表示“说不好”自己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福；仅有15.9％的受访者明确表示自己“不太幸福”或者“很不幸福”。

六成（60.6％）受访者感觉自己“幸福”，相较于去年高出了0.4个百分点。与此相关联的是，只有13.3％的受访者认为今年“不如去年幸福”。

如果放在全球范围内衡量，中国人的幸福指数算得上高吗？今年上半年，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Gallup）公布的全球幸福感调查报告显示，全球有17个国家超过半数的民众觉得幸福，其中丹麦人民的幸福感最高，74％的民众觉得幸福；还有26个国家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民众觉得幸福；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中国人占比18％，仅在亚洲，幸福感就低于阿联酋、阿曼、韩国、泰国、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等国。

年龄越大，幸福感越高

学历越高，幸福指数越低

调查显示，幸福感高低与年龄大小密切相关，年龄越大幸福感越高。年龄在18-35岁的年轻人幸福感指数在60以下，56-65岁的老年人幸福感指数为68.6，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幸福感指数则高达70.7。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健全，对城乡老年人在医疗、养老方面的保障力度不断加大，加上老年人主要追求颐养天年，对其他方面要求较低，因此容易产生较高的幸福感。而随着物价，特别是房价的上涨，“80后”们在工作、生活方面的压力非常大，加之当今社会物欲横流，年轻人相互攀比心理强，这样更容易产生心理落差和不平衡，自然就影响了幸福感。

幸福感指数与文化程度也密切相关，文化程度越低幸福感指数则越高。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幸福指数最高，为67.1；而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幸福感指数最低，为60.6。

婚姻对于“幸福”的影响上升至第三

“2011-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除了对千余名公众进行问卷调查外，还对近百名不同行业、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层次的劳动者、学生进行了深度访问，谈到对自己幸福感影响最大的因素时，大多数受访者提到了4个关键词，“收入”、“健康”、“婚姻”和“家庭关系”，而这4项，恰好也在今年“影响公众幸福感的十大因素”排行榜中位居前四位。

“收入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的幸福感。”天津市东丽中学教师魏宪萍的感觉是，收入虽然不是影响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但却对于健康和婚姻都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很重要”。

因为去年母亲的一场重病，易城阳光健身会所操课部经理郑雷雷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健康的重要性，她本身也是一名健身教练，对于生活在充满竞争与压力的现代化社会中而又不注重身体锻炼的一大部分人群，她感到很担忧，“尤其是年轻人，亚健康者所占比例已经非常高了。”在她看来，健康才是影响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

此外，住房、社会保障、职业、环境、个人能力和社交，也会对公众幸福感产生较大影响。

与去年的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相比，今年婚姻对于公众幸福感的影响力由第10位上升至第3位；而社交与社会保障对于公众幸福感的影响力则退后了一些，前者由第7位降至第10位，后者由第4位降至第6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公众幸福感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收入”与“健康”中，去年排在首位的是健康，今年则是收入，并且“收入”（59.3％）比“健康”（53.0％）高出了6.3个百分点。

虽然只有53.0％的受访者把健康视为影响自身幸福感的因素之一，但却有63.4％的受访者表示“会为自己的健康感到担忧”。

虽然收入和健康都非常重要，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张西超告诉记者，“收入并不是影响幸福感的核心因素。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人类处在温饱水平，钱的多少对于幸福感的影响并不大，国外也有大量的研究表明，一个百万富翁的幸福指数可能会比一个穷光蛋稍微高出一点点，但是不会太高，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收入并非影响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

中国有句老话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不妨看看年长者的观点，调查显示，在影响“80后”、“70后”、“60后”三个年龄层次受访者的幸福感因素中，收入均排在健康之上，并且在“80后”受访者中，选择“收入”比选择“健康”的高出了14.4个百分点之多；而在“50后”受访者中，则是选择“健康”的最多。

民众幸福首盼“提高工资”

调查显示，居民对社会治安状况、交通条件等方面满意度总体评价值越高的地区，幸福感指数往往越高，反之亦然，这说明幸福指数与民生工程紧密相关。

10月17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表示，四季度将会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酝酿八年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终于有眉目了，而这一改革，也被很多人看作是当前“最大的民生工程”。

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日前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显示，部分行业工资上涨过快，除企业高管与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最大达4553倍外，企业内部近5年来高管工资增幅明显超过普通职工工资增幅，收入差距不是在逐步缩小而是明显放大，造成社会收入分配不公。而全国总工会在201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两成职工5年间从未涨过工资。

因此，公众对于提高工资水平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幸福感的提升。

调查显示，近年来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下了非常大的功夫，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和谐社会的架构及机制逐步建立，民众对此比较满意。但是，城乡居民对当前收入分配制度的满意度却仅为55.5，次于食品药品安全和城市噪音控制的满意度。这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城乡居民的幸福指数。

如何才能有效提升公众的幸福感？排在首位的是“提高工资水平”，其次是“提高养老保障水平”，再次是“提高食品安全水平”，接下来依次是“提高医保水平”、“降低房价”、“改善医疗卫生服务”、“改善城市环境”、“加大教育投入、改善教育服务”、“改善社会治安”和“治理交通拥堵”。

非常幸福篇8

一年前，我在“宜家”买了一盆小植物，它的名字叫“小幸福树”，也许当时我就是因为这个好听的名字才买下它的。

小幸福树刚买来时是非常小的，只有几片叶子，为了很好地照顾它，我把小幸福树放在我的写字台上，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给它浇水，我看着它，一天一天长高长大，花盆也越换越大，颜色是那样青翠碧绿，微风一吹，一片片叶子好像在点头和我打招呼呢，我真喜欢我的小幸福树。

在暑假里，爷爷突然病了，脸涨得通红，走路摇摇晃晃的，爸爸妈妈连忙带爷爷去看病，医生说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溢血，非常危险。在医院吃药吊盐水后，爷爷病情慢慢稳定下来，可是每天都唉声叹气的，躺在床上，懒得动一动，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要知道过去爷爷总是身强体健的，每天接送我上学，家里买菜做饭也都是爷爷一手包办的，现在爷爷生病了，我怎么安慰爷爷呢?我想到了小幸福树，我捧着小幸福树，对爷爷说：“爷爷，我要把我的小幸福树送给你，每天我看到它，就感到非常幸福，如果它每天陪伴着你，这样你的身体一定会好起来的，它一定也会把幸福带给你的。”爷爷接过小幸福树，高兴地说：“谢谢，这真是一份特殊的礼物啊！”

有一首歌就叫《幸福树》，歌词里有这样一段：我的爱就像一棵幸福树，你的心就像温暖的乐土，甜美的笑还有爱抚，我快乐又满足 。是啊，爷爷对我的无私的爱是我最大的幸福，愿幸福树能带给爷爷健康的身体，愿幸福树能给每个人带来快乐和幸福。

非常幸福篇9

关于“幸福”，有许许多多的定义。毕淑敏老师认为：生命中温暖的瞬间、美妙的时刻，那种在我们心中可以久久体味的真情，就是幸福最朴素的本质。最实际的幸福，就是知足常乐地安度日常生活。摆脱妄念和虚荣，幸福自在心中。

是啊，“幸福”并不是要得到多少，更不是要无谓的满足，而是需要用心灵去感悟生命中的美好瞬间，去畅想美好的未来……

“幸福”是不能刻意地去追求的，在人世间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往得到“幸福”，可是却又平添了多少不幸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幸福”是自然流露出来的一种心灵感受，它就像一汪清水，你用手狠狠地去抓它，你却什么也抓不到，你用双手轻轻地去捧它，那它就在你的手中了。

教师的幸福就是教师在自已的教育工作中自由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的一种教育主体生存状态。”对于幸福教育的教师来说，教育不只是付出与牺牲，更是成功和快乐，教育不是重复，而是创造和享受。教育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幸福生活的本身。学校应是教师实现自我价值，享受幸福人生的乐园。

“幸福”就像一粒种子，看起来不咋样，却能培育出幸福的花朵，而我们教师就是播种“幸福”的园丁，可是当我们播下“幸福”过后，却并没有看见成片的花朵儿开放，杂草和荆棘混杂于其中，实在让人难受，以至于让园丁们也终于生气了：“你个东西怎么能这样……；你……都不如……；班上要没有你这样的学生就……”，骂完过后，会怎么样呢？也许更郁闷，更难受……，这时园丁们怎么不问问自己呢：“自己幸福吗？”，既然是播种幸福又为什么要用“不幸”的污水去浇灌呢？孩子没有做好，已经是不幸了，我们怎么还要侮辱他们呢？其它的孩子看到你那张满是“凶狠”的脸，会怎么想呢？他们还会表现出他们应有的天真笑容吗？不会了，也许他们一整天也无法高兴起来，因为他们也被你浇灌了“不幸”的污水。反观今天的教育，它经常忘记了自己的目的，反而把一些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本身变成了目的来追求。比如教材、教学方法、分数、作业、考勤管理等等，它们都应该是学校教育帮助人健康成长的手段，但是，在很多场合下它们没有被放在人这个目的下来使用，而是自成目的，甚至让人这个目的反过来为这些手段服务，这样手段就蜕变为压抑人、控制人、折磨人、奴役人的异己物，成为剥夺人的幸福生活的“教育因素”。那么，是谁拿走了孩子的幸福？是成人，是教育者，老师、父母……

在当下，许多儿童生活在一种幸福缺失、幸福匮乏的社会生活之中，应试教育、学业压力、社会公正遭到严重践踏、生态环境恶化不堪等等，无不危机着孩子们的幸福生活。为孩子们找回幸福，重建幸福的生活是时代赋予教育工作者特别是家长们的神圣使命，也是和谐社会，幸福社会的最高责任。所以要培养幸福的花朵，我们做园丁的就得先做一个幸福快乐的园丁，我们带着笑脸去播种去浇灌，花儿也会对我们点头，小鸟也会对我们歌唱，甚至天空也会为我们传来天籁。是啊，我们笑了，花儿笑了，花园里到处是欢声笑语，到处充满了欢乐……

幸福需要感悟：从前有个国王外出巡视，它无意中看见一个乞丐在一堵墙下的草堆里睡得正酣，国王非常生气，就命令侍卫过去把他弄醒，乞丐醒来后看了看国王，伸了个懒腰，然后慢慢地站起来，国王更加生气了大声吼道：“你没有看到本王在此吗，你就不怕本王杀了你？”乞丐说：“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杀了我就好像为我换个地方睡觉而已，况且一个国王有必要杀一个乞丐吗？”国王非常惊讶，疑惑地问道：“你在这种地方怎么会睡得如此的甘甜，我在玉床上睡，怎么总是睡不着呢？”乞丐说：“那是因为你拥有得太多，你要想到许多事情，而我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用想，我不用担心有谁来跟我争夺这堆草。” 拥有天下的国王感到自己非常不幸，一无所有的乞丐却非常地满足。也许做乞丐是不幸的，但是他能感受到幸福的存在；也许我们的家境并不太好，但我们可以用幸福的笑声来充满整个小屋；也许你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你可以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去感受到战胜自己的快乐；也许你是个非常不幸的人，但你要相信，不幸过后，幸福一定会来到，因为幸福是黎明的曙光，通过漫长的黑夜过后，必将为你带来光明。

对于从事幸福教育的老师来说，学校不是职业场，而是事业场；教育不是牺牲，而是享受；教育不是重复，而是创造；教育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幸福生活的本身。要重塑教师的精神。我们不应仅仅当一支蜡烛，我们更像冲天的火箭，在把一批又一批学生送上预定的轨道时，也让自己一级比一级飞得更高，达到事业的巅峰，从而让学生体验到成才的幸福，自己也体验到成功的幸福。

如今我们学校到处充满了幸福快乐的阳光：操场上有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大树下有孩子们游戏的声音，朗朗地读书声从教室的窗口飞出去，一直飞到了遥远的天际。

就连往昔沉闷的留守儿童也换上了喜悦的笑容，在视频聊天室里，她们看着爸爸妈妈亲切的笑脸，开心地交谈；在亲情聊天室里，她们听到来自远方熟悉的声音，她们陶醉了……他们已经满足了，因为她们感受到了远方的爱，也感受到了眼前的爱――学校和社会不离不弃的帮助。

非常幸福篇10

[关键词] 幸福感；程度等级；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判

[中图分类号] C9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7)08-0119-03

[作者简介] 王忠郴，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应用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研究方向为数量经济学；(上海 201209)

徐 辉，广东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技术经济与管理。(广东 广州 510320)

一、百姓幸福感程度测量的意义及方法剖析

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追求幸福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百姓生活的终极目标之一。那么，当百姓的幸福感变得重要起来时，百姓究竟能从哪些方面获得幸福的感觉呢?是不是一个地区的经济越发达，百姓就一定越幸福?对百姓幸福感程度进行测量，主要有什么意义?哪些指标可以提高百姓的幸福感，哪些指标则不能?

所谓百姓幸福感程度的测量正是围绕着上述这些问题开展的一项工作。对此，近几年来全球范围内许多学者加强了对幸福感程度测量方法的探讨，并且创设了不同模式的幸福指数，正在逐步形成快乐经济学的研究。

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以解决温饱为基本目的的生存已经不再是我国百姓的主要问题，对百姓幸福感程度测量的研究也开始在我国逐步开展起来，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与百姓所认可。如果说GDP、GNP是测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百姓幸福指数就可以成为测量百姓幸福感的一个标准。因此，百姓幸福感程度的测量与GDP、GNP指标同样重要，一方面，百姓幸福感程度的测量可以监控我国经济社会运行的态势；另一方面，它可以及时帮助政府与百姓了解对现实生活的满意程度。百姓幸福感程度的测量，对深入探讨经济增长方式、生活品质提升与国民幸福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与理论意义。

从目前国内外对百姓幸福感程度测量的方法来看，大体上都是通过“幸福指数”，即一个用来测量百姓幸福感具体程度的指标数进行的。这里主要分为直接调查问卷方法和间接采用综合指数方法两种。前者主要包括收集样本及问卷两个步骤，在采用随机抽样和问卷过程中主要是在调查百姓与总体幸福感相关的若干指标，比如生活便利程度、治安状况和自然环境等基础上进行打分；后者首先要分别测量与百姓总体满意度相关的各个方面的分值，比如百姓人均收入、空气质量、文化与娱乐设施及交通状况等，然后按照特定的权重体系对各方面的分值加权平均后得出最后的总体综合指数，即百姓总体幸福指数值。不难看出，这两种方法在进行测量时均涉及到与幸福指数密切相关的一系列指标，有些是能够定量分析的硬指标，更多的是难以定量分析的指标(即定性分析软指标)。

然而在许多定性分析的软指标中，比如“交通状况”这个指标，直接调查问卷方法和间接采用传统数学方法都难以测量百姓对其满意的确切程度。由于交通状况的“好坏”是在百姓心目中对“交通”效用的一种主观心理感受，其感受程度因人而异，好与坏之间缺乏一些绝对准确的判断标准，也就是说，交通状况的“好坏”难以用达到了哪些标准时就称得上“好”，而没有达到这些标准时交通状况就是“坏”来衡量。因此，目前这两种方法是将百姓对其满意的程度先划分为3类，比如划分为好、中、差3种类型，然后从高分到低分赋以一定的分值，比如5、3、1分。应该看到，由于这3类划分之间的界限也不是十分清楚，实际上都属于“模糊”概念。即使在定量分析的硬指标中，比如“百姓人均收入”这个指标，最终是要将百姓人均收入的“高低”转换为好、中、差3种类型划分上相应的分值，同样也涉及到许多“模糊”概念。由此，在当前百姓幸福感程度测量的方法中，如果能够进一步采用模糊数学中有关概念，对百姓幸福感程度等级进行模糊综合评判，与上述两种方法相比，可能会更加比较客观、合理地解决一个人或一个地区百姓幸福感程度的测量问题。

二、百姓幸福感程度等级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基于AHP对百姓幸福感程度等级进行模糊综合评判，首先应该有一套比较合理、科学的百姓幸福感程度等级评价指标体系，也就是百姓究竟从哪些方面、哪些指标能够真正带来幸福的感觉。

从经济学角度，影响百姓幸福感的指标可分为个人类指标和组织类指标两种，其中组织类指标是由于宏观制度安排影响、百姓个人无法选择的指标。当个人类指标和组织类指标之间相互和谐时，才能够真正实现百姓幸福感。

首先，由于每个百姓所处的经济环境状况对幸福感将会带来较大的直接影响，因此，对百姓经济环境的幸福感进行衡量非常必要。它主要包括百姓的人均收入、当地经济增长的水平、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当地GDP比例等3个评价指标。其中第一个指标是个人类指标，直接测量百姓个人在经济环境方面的幸福感程度。平均而言，生活于富裕地区的百姓比那些生活于贫困地区的百姓更幸福；第二个、第三个指标则是组织类指标，测量当地百姓整体在经济环境方面的幸福感程度。一般来说，当地经济增长水平越快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当地GDP比例较多时，人们赚钱的机遇相对就会多些，显然百姓在经济环境方面对于幸福感的体验会越好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生活在经济越发达地区的百姓就一定越幸福，因为经济环境评价仅仅是百姓幸福感测量的一个方面，当百姓收入差距普遍过太时，势必会影响到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片面追求眼前、物质利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等也不是真正有益于广大百姓的福祉。同时还应该看到，百姓的人均收入、当地经济增长水平与人情冷暖之间可能造成的负相关关系，即百姓人均收入越高、当地经济增长水平越快时，人情味可能会淡一些。

其次，需要对百姓所处的自然环境方面进行衡量，也就是要评价百姓的自然环境幸福感，它关系到百姓能否适宜该地生活程度的问题。对自然环境方面的评价主要包括自然景观、环境污染程度、空气质量和气候状况等4个组织类指标。显然，生活在一种怡人的自然景观、良好的环境、空气质量和舒适气候的自然环境中的百姓与生活在缺乏自然景观、环境污染严重、空气质量低下和恶劣的气候自然环境中的百姓相比幸福感要好得多。据奚恺元教授等2006年12月到2007年1月对我国4个直辖市、22个省会城市和5个自治区首府的调查报告披露，自然环境幸福度排名前8位的城市分别是海口、银川、昆明、拉萨、南宁、杭州、南昌、合肥。

再次，要对精神文明给百姓带来的幸福感进行衡量，即要评价百姓的文明幸福感。其中包括卫生状况、百姓之间人际互助程度和道德风尚状况等3个指标，其中既有个人类指标也有组织类指标。当百姓生活在一个既有物质文明又有高度精神文明的环境里幸福感才会真正提高；反之，生活在一个脏乱、缺乏人情味和道德风尚极差的环境中给广大百姓带来的文明幸福感程度是大家可想而知的。

最后，对百姓所处的社会环境方面的质量也要进行衡量，即要评价百姓的社会环境幸福感。百姓对所处的社会环境方面的质量评价越好，那么社会环境幸福感程度就越高。这方面主要考虑生活便利程度、治安状况、人均道路面积与个人健康状况等4个指标。其中生活便利程度、治安满意度这两个组织类指标更为重要些。当然，人均道路面积与健康指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百姓所处的社会环境方面的质量。生活便利程度包括了一个地区的百姓生活服务设施、交通状况、文化与娱乐设施等，明显表达了百姓的生活便利幸福感；而治安状况则是百姓幸福感的一个基本前提条件，只有确保了百姓的治安幸福感，包括上述百姓经济幸福感、百姓自然环境幸福感、百姓的文明幸福感以及社会环境幸福感自身在内的百姓总体幸福感才有了根本保障。

综上所述，百姓幸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具有上下层的二层结构，上层包括百姓经济环境幸福感、百姓自然环境幸福感、百姓文明幸福感和百姓社会环境幸福感4个方面，这4个方面相互协调、互相制约。比如，百姓经济幸福感再好，如果经济增长是以自然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条件不断恶化为代价的，那么将会极大地降低百姓自然环境幸福感。另外，当百姓的收入越来越多时，虽然百姓经济环境幸福感可能会增加，但是人们之间的包容性会变弱，甚至精神可能会变得贫困，也就是百姓文明幸福感可能会下降；下层是这4个方面中所要具体考虑的14个指标，这14个指标中大多为难以量化的定性分析软指标，这样恰好能够运用模糊数学中有关二层模糊综合评判方法进行处理。

当然，影响百姓幸福感的指标还有很多。比如，制度对幸福感的影响、通货膨胀对幸福感的影响等，这里不再详细讨论。

三、百姓幸福感程度等级的模糊综合评判

由于百姓幸福感程度等级评判牵涉到上述4个方面，有时在某一方面或某一个指标百姓幸福感程度评价可能较高一些，有时在另一方面或另一个指标百姓幸福感程度评价可能较低一些，因而百姓幸福感程度测量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综合评价工作，即评价结果应该是一个百姓总体的、全面的幸福感程度。

首先，以某地区第一个方面“百姓经济环境的幸福感”如何进行下层模糊综合评判为例，它包括以下4个步骤：

1.确定3个指标的模糊权重。在第一个方面中，考虑了百姓的人均收入、当地经济增长的水平、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当地GDP比例等3个评价指标。它们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分别描述了带来百姓经济幸福的感觉。当然，在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区评价时的侧重点不同，可以根据这3个指标对百姓幸福感影响的相对重要性程度，得到这3个指标的权重，记为a=(a1、a2、a3)，，这里a1+a2++a3=1。比如，a1、a2、a3分别为0.30、0.45和0.25，表示当地经济增长水平对百姓幸福感影响的重要性程度相对最高，其次是百姓的人均收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当地GDP比例重要性程度相对最低。

2.确定测量百姓经济环境幸福感程度等级，即确定评价集。由于百姓经济环境幸福感程度来自于人们心里感觉，即幸福的效用。在“满意”与“不满意”中间的界限难以找到十分清晰的标准，应属于模糊评价概念。一般来说，将百姓经济环境幸福感程度细分为“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很不满意”等5个等级更加客观、合理一些。这就是说，评价集包括“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很不满意”。

3.构造模糊关系矩阵。给出第一个方面中3个评价指标分别在“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很不满意”等评价集上的得分。这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步骤，关系到整个百姓经济环境的幸福感的下层模糊综合评判结果可靠性。

以第1个指标“百姓的人均收入”为例。例如，在该地区现有人均月收入为6000元，根据该地目前经济发展与人均收入实际状况，对百姓人均收入带来的经济环境幸福感程度进行评价，可以给出在“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很不满意”等5类上的得分，比如分别给出0.85分、0.95分、0.25分、0.20分、0.15分。由此可以看出，“比较满意”程度得分最高为0.95分，但不是非常满意，“很不满意”程度得分最低为0.15分，表示该地区百姓人均收入总体状况较为满意。这里得分越接近于1.00表示幸福感程度越大，越接近于0.00表示幸福感程度越小。

同样，可以类似得到该地区百姓在当地经济增长的水平、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当地GDP比例等其它两个评价指标上经济环境幸福感程度的分值，比如第二个指标在“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很不满意”上的分值分别为0.90、0.40、0.30、0.15、0.10；第三个指标在“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很不满意”上的分值分别为0.10、0.20、0.85、0.35、0.20。这样，得到了模糊关系矩阵：

4.进行第一个方面的模糊综合评判。由上述第1个、第3个步骤，通过两个模糊矩阵的合成运算，合成运算选择“主因素决定型的最小最大法则”，可以得到第一个方面“百姓经济环境幸福感”的模糊综合评判结果如下：

由“最大隶属度原则”，给出在第一个方面“百姓经济环境幸福感”中隶属于“非常满意”的程度最大，其隶属度等于0.45。然后，采用上述同样步骤，可以分别得到第二个方面“百姓自然环境幸福感”、第三个方面“百姓文明幸福感”和第四个方面“百姓社会环境幸福感”的模糊综合评判结果。

最后，进行上层方面的模糊综合评判。由四个方面的权重和上述第4个步骤的结果，并再次运用模糊矩阵的“主因素决定型最小最大法则”的合成运算，可以得到“百姓总体幸福感”的模糊综合评判结果，并由此确定百姓幸福感程度的等级。

比如，最后的模糊综合评判结果为(0.75，0.90，0.80，0.55，0.25)，即隶属于“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程度分别为0.75，0.90，0.80，0.55和0.25。由“最大隶属度原则”，可以得到该地区百姓幸福感程度应该隶属于“比较满意”的等级，从而为百姓幸福感程度测量方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参考文献：

[1]袁红林.简论快乐指向管理[N].光明日报，2007-03-28.

[2]了望东方周刊编辑部，邓恺元.31直辖市、省会城市幸福感大调查[N].了望东方周刊，2007，(7-8).

[3]陈惠雄.快乐经济学理论难点、发展向度与现实价值[N].光明日报，2006-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