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假期范文
时间：2023-03-16 01:42:27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清明假期，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清明节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又到了。我们学校放了三天假，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回到老家扫墓。刚到外婆家，我就看见外婆外公正忙碌的包着青团子。于是，我也跟着外婆一样包了起来。青团子的馅有很多种，有豆沙的、干菜的、鲜笋的......。没过多久，外婆把包好的青团子放到炉上去蒸。十几分钟过去了，热气腾腾的青团子出炉了。我看得直流口水，外婆就让我这个小馋猫先吃了。青团子又香又好吃，我一口气吃了好几个呢！下午，我们带着香、蜡烛、冥钱等物品到山上去祭祀亲人。在路上，我看见田里有金灿灿的油菜花和绿油油的小麦，风景美极了！不知不觉就到了亲人的墓前。我们就先拜了几下，然后爸爸小心翼翼地把蜡烛点上，又把香点着，我们拿着香一边拜一边说：“祝我们全家身体健康。”我也跟着说：“祝我学习成绩越来越棒。”并且还把一张张冥钱点燃，我又采了几束野花放在墓前。这时，爸爸说放鞭炮了，我听到鞭炮两字就吓得一口气跑到山下躲起来。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想起了杜甫写的诗《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清明假期周记400字二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明天是清明节，大家要早点睡觉，明天要五点四十五分起床，六点半出发。奶奶在吃饭时大声宣布道。我一听，嘴里的饭还没吞下去，就大声说不是吧？比我上学还要早了一小时，！接着白花花的米饭从我的嘴里鱼贯而出，喷得到处都是。姑姑朝我厌恶地皱了皱眉头，我知道，她也不想这么早起床，因为一到休息，她就从晚上12点睡到明天12点的。最后奶奶妥协到六点零五分起床。
篇2
又是一年清明时，2017年清明节就要到了，根据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通知精神，我校清明节假期放假调休时间安排如下：
放假调休时间为4月2日（星期日）至4月 4日（星期二），共3天时间，4月5日（星期三）全体同学要按时来到学校上课。4月1日（星期六）全体同学到校上课，补星期一的课。
为了帮助您的孩子度过一个文明、安全、而又有意义的假期，学校建议您在以下方面对子女加强教育管理：
1、教育子女遵纪守法。不参与各种违法违纪活动，不进入营业性娱乐场所，不进入游戏房、网吧等禁止未成年人出入的场所。
2、教育子女遵守社会公德。不做有损家长和学校声誉，有损学生形象的事情，做文明守纪的好孩子。
3、教育子女注意防盗、防火以及用水、用电、用气的安全。在外出踏青和走亲访友之际，一定要履行好监护人的职责，教育子女遵守交通规则，文明行路。未满12周岁的孩子不得骑自行车上路，路旁的共享单车使用后要停放有序。
4、教育子女不吃三无食品及过期变质食品。提倡有节制的饮食。不光顾街头巷尾无照无证摊点。
5、时值春夏之交，是传染病易发的季节,也是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的高发季节。督促子女尽可能少去或不去人群密集、密闭不通风的场所，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注意疾病的预防。
6、教育子女不要到沟河塘边玩耍嬉戏、捉鱼摸虾，谨防发生溺水事故。
7、注意作息时间的安排。合理安排孩子的学习时间，督促子女按时完成家庭作业并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
8、当前，松江区正在积极争创全国文明城区，学校作为创建工作的主阵地，希望每一位家长积极行动起来，为争创全国文明城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篇3
安全教育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又是一个清明节，又是一个缅怀和拜祭先人的日子。今年清明节具体放假时间为2019年4月5日——4月7日，
4月8日（即下周星期一）正常上课。然而这段时间也是安全事故的高发期，安全问题不容忽视，需要大家一同关注，高度重视，为此让您能够平安度过一个安全有意义的节日，根据上级教育部门的通知要求，为确保清明节假期及森林防火安全，学校在这里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希望同学们牢记！
一、遵守交通规则，注意交通安全
在上学往返途中要遵守交通规则，不得在路上逗留、玩耍或追逐打闹，不准追逐、拦、爬机动车辆，更不要在公路上乱穿，不在公路中间行走，要靠右行；不准骑摩托车，不乘座
(无行驶证、无驾驶证、无保险)
“三无”车辆和超载车辆及非运营车辆等。横过公路和乘车下车时必看清左右两头有无车辆，严禁突然横穿公路；同学们更要提醒驾车的父母严禁酒后驾车、系好安全带等交通安全常识。
二、食品卫生和传染病
饮用食品要注意合理营养，切忌暴食暴饮。不买小店“三无”食品，不吃腐败变质的食物，以免食物中毒，购买食品时应先检查生产日期、生产厂家、保质期等；春季是流行性疾病的高发期，希望各位同学做好这方面的预防工作，一旦发现有发烧、流感、腮腺炎、手足口病、风疹等传染病发生，请立即就医。
三、防溺水、防侵害
天气转热，但同学们仍不要在江、河、湖、塘、溪、水库、水潭等不明水域游泳戏水，不得私自或擅自结伴外出游泳或到水边游玩，外出游泳要有大人陪同，远离不安全场所。外出活动时，严禁上网吧、游戏厅等场所，不接受不认识的人给的食物或礼物，要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且不随便跟陌生人走。遇到陌生人敲家门切莫开门，预防不法分子侵害，遇事要沉着冷静，必要时可报110求救。
四、防拥挤踩踏
节日期间，请同学们在人员集中场所时严格遵守上下楼梯靠右行或现场疏导员的安排。遇拥挤的人群向自己拥来时，应该马上避到一旁，即便鞋子被踩掉，也不要贸然弯腰提鞋或系鞋带，如有可能，抓住一样坚固牢靠的东西，例如路灯柱、栏杆之类，待人群过去后，迅速而镇静地离开现场，千万不要奔跑，以免摔倒。
五、关于清明节祭祀活动及森林防火的几点要求
1．学校倡导文明祭祖，不烧纸钱，不燃放鞭炮，提倡用植树、献花等有益于保护生态环境的文明方式祭奠。
2．要求同学们不准擅自带火种（打火机、火柴等），同家长一道祭祀用火时千万要把周围的易燃物弄干净，如果不小心引燃了周围的易燃物就很容易失火烧山，酿成大错。
3．燃烧祭祀物品应尽量慢慢用小火，注意风大刮走了燃烧的物品从而引起失火。
4．祭祀仪式结束后，不要立即离开，要仔细察看刚刚烧过的地方还有没有火星，一定要让火星完全熄灭后才能放心离开。
5．请所有同学回家告知家长，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如果有谁不小心引燃了森林，谁将会负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
篇4
1、西湖
杭州西湖一直是十分火热的旅游目的地，作为小长假，免费的西湖会涌入更多的游客。清明小长假，这里的游客将会比往常增加4倍的流量。日常去西湖旅游的人已经很多了，突然增加了4倍，想想都觉得很拥挤。
2、鼋头渚
其他时间段鼋头渚不会这么拥挤，但是每当到了三四月份，鼋头渚的游客就会很多。虽说鼋头渚的樱花很值得去看看，但是如果真的要去的话，还是不要赶小长假这个热闹吧。想想一个景区比以往增加了4.5倍的人，那感觉……
3、颐和园
作为现今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颐和园在四月份即将迎来旺季。预测在小长假期间，颐和园客流量会是现有客流量的4倍。如果你想去颐和园，请做好心理准备。
4、夫子庙
南京夫子庙每年也是清明小长假的最热景区，根据预测，未来几天客流量增幅达到了570%，一下子涌入那么多人，你还能安心的游玩吗？
5、八达岭长城
每年节假日看到长城的照片，闲哥总会被人挤人的样子吓到。如果你这个小长假准备去，请先看看图片，然后再决定吧。未来客流量即将上涨540%。
6、乌镇
乌镇虽然又涨价了，但是这依然避免不了人们对其的向往。大数据显示，未来这里将会增长580%的客流量，算是前十个景区里增幅最大的景区之一。
7、中山陵
闲哥记得17年中山陵可是客流量最多的景区之一，所以如果你去中山陵的时候，也得做好心理准备。毕竟550%的增幅也是十分显眼的。
8、黄山
大黄山区一直是闲哥觉得最宜去的旅游胜地，但是如果你清明小长假想去黄山风景区，那么得酝酿酝酿了，毕竟人山人海的景象肯定会让你下次不想再去。还不如选个淡季再去这里。客流量增长460%。
9、周庄
周庄也是江浙沪周边人去的比较多的地方，如果你已经做好去周庄的准备，请考虑下未来这里即将增加550%的游客。
10、拙政园
篇5
[关键词]泰伯；民间信仰；儒家化
一、引言
在宋元以后民间信仰的研究中，经常会出现“国家化”和“儒家化”两个概念。“国家化”是指通过国家权力以制度化的方式将地方上有功于民的神灵纳入祀典，并令全国各府州县立庙遣官致祭的现象。神灵国家化的典型是城隍。这一现象始于宋代，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民间信仰日益多元化，为加强社会控制，朝廷通过对神灵“赐额”、“赐号”的政策，将地方神灵纳入国家祀典，以规范民间诸神。可以说，“国家化”是宋代朝廷应对民间信仰多元化而不得已采取的措施。
“儒家化”是指神灵在纳入国家祀典后，其形象被改造为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现象。神灵儒家化的典型是关羽。“儒家化”始于何时，目前学界尚无定论。不过，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明清时期民间信仰中值得关注的特殊现象，对它的研究，必将有助于学界从民间信仰的角度加深对明清社会特点的认识。有些学者虽不从事民间信仰研究，也从其他领域的研究中得出了儒家化或儒生化的结论，如梁其姿通过对明清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认为在地方社会的主导力量中，出现了一种儒生化的趋势。正因如此，这一问题颇有学术研究价值，近年来备受关注。
当前对民间信仰的儒家化研究可概括为两种研究思路：一是以儒家化过程中的突出事件为研究对象。研究者通过展现事件中的矛盾冲突，分析在儒家化过程中，朝廷、地方精英、民间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二是以某一神灵的儒家化过程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神灵形象在不同时期变迁情况的考辨，探讨儒家化过程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第二种研究思路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儒家化到底开始于何时，根源何在，究竟有哪些社会因素推动了儒家化。要对上述问题有所结论，仅有关羽信仰等少数个案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本文试图以江南的泰伯信仰为研究个案，对上述问题进行相关论述。
二、泰伯信仰的形成与儒家化
泰伯，周太王之子，周文王之父季历的长兄，其事迹详见于《史记·吴太伯世家》。《史记》记载：“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泰伯和仲雍既是吴国的创建者，也是吴文化的创始人，对他的祭祀与崇拜，在巫觋之风盛行的吴地源远流长。明清时期的泰伯信仰主要集中在苏州府和常州府的无锡县，在常州府的其他地区，对吴人先祖的崇拜则主要表现为对泰伯之弟仲雍和仲雍后代季札的祭祀。苏州府泰伯庙有二：一处在吴县闾门内，吴越时由阊门外移至阊门内；一处在元和县唯亭镇。常州府泰伯庙有三，皆在无锡县境内：一处位于无锡惠山，一处位于城内娄巷，一处位于无锡县梅里乡。
史料中最早出现的泰伯庙始建于东汉，“苏州至德庙在吴县阊门外，汉永兴二年，太守糜豹建于阊门外雁宕屯南”，庙的建立可界定为泰伯信仰形成的标志。当时，泰伯的后世仍然可考，史料中详细记载了朝廷赏赐泰伯第四十一世孙吴如胜的具体情况，由此可以推测，此时泰伯信仰应是吴地的一种较原始的先祖崇拜。
唐垂拱二年(686)，宰相狄仁杰禁毁江南祠1700多处，仅存“夏禹、泰伯、季札、伍员”四祠，这样，江南的泰伯信仰在国家权力的保护下，进一步延伸、拓展。值得注意的是，泰伯未被列入祠之列，并不是出于泰伯本人高尚的谦让之德。因为终唐之世，朝廷始终未确立儒家道德为主流道德，而且唐人小说中作为神的泰伯，其形象也与后世儒家所推崇的清心寡欲、淡泊名利的泰伯神相去甚远。在唐人李玫的《纂异记》(《太平广记》卷2806刘景复》条引《纂异记》)中有这样一段关于泰伯信仰的记载：
吴太伯祠在东阊门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皆率合牢醴，祈福于三让王，多图善马彩舆女子以献之，非其月亦无虚日。时乙丑春，有金银行首纠合其徒，以绡画美人棒胡琴以从，其貌出于旧绘者，名美人为胜儿，盖户牖墙壁，会前后所献者无以匹也。
李玫笔下作为神的泰伯，其形象与历史上的泰伯相去甚远，这种区别唐人陆长源早已有过关注。《辨疑志》(陶宗仪《说郛》卷23下《泰伯》引《辨疑志》)云：
吴阊门外有泰伯庙，往来舟船求赛者常溢，泰伯庙东有一宅，中有塑像，云是泰伯三郎(泰伯长子)里人祭时，巫祝云：“若得福请为泰伯买牛造华盖。”
陆对此现象颇为不解，又云：
其如泰伯轻天下以让之，而适于勾昊，岂有顾一牛一盖而为人致福哉!又按《泰伯传》，泰伯无嗣，立弟仲雍，泰伯三郎，不知出何邪?(卷23下)
通过李玫和陆长源的记载，不难发现，此时泰伯神的形象与明清时期神通广大的五通神极其相似，他喜好善马、彩舆、女子，完全不符合后世儒家对圣贤的界定。至于泰伯之子三郎的记载，与泰伯“无子，立弟仲雍”的生平就更不符合了。
这样看来，狄仁杰保存江南的泰伯信仰并不是基于泰伯本人的道德品行，而是考虑到泰伯信仰中的先祖崇拜因素。这也是泰伯与夏禹、季札、伍员三位得以保留的地方祠神区别于其他祠的共同之处。大禹治水疏通江南河道，季札是仲雍的后代也是吴人的先祖，伍员修筑阖间城为吴国的霸业鞠躬尽瘁，他们都在江南开发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凡“有功于民者皆祀之”，狄仁杰对泰伯信仰的保护符合这一原则。
北宋元裙年间(1086—1093)，朝廷赐额泰伯庙“至德”，此举可看作是泰伯信仰国家化的开始，在未被赐额之前，泰伯信仰终究是民间的非正式的，尽管它未被列入民间祠，但它也不具备官方正祀的资格。在泰伯信仰得到了官方的认同后，泰伯的形象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隆兴二岁(1164)，天作雨，害于稼事，民不奠居。乾道改元，春二月，公(沈度，时任平江知府)饬躬斋跋走祠下而祈焉，神顾飨之即应。是岁麦以有秋，府从事请具蔬礼以谢。公曰：“不敢废也，然何足以报万分之一。”(曾几：《重修至德庙记》，道光《梅里志》卷四)
通过这一段南宋时期泰伯祭祀的记载，不难发现，此时泰伯神的形象较之唐代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不再需要花费较多的牢礼，也不需要善马、彩舆和女子，他为百姓谋福利，需要的只是简单的素食果蔬而已，这与后世所界定的清心寡欲、淡泊名利的儒家先贤形象开始接近。但这一时期的泰伯信仰并不具有德化教育的功能，因此尚不能说此时的泰伯信仰已经儒家化了。
泰伯信仰儒家化的日趋明显，泰伯作为仁让之君的圣贤形象在民间日益鲜明，应是在明朝建立后。明宣德五年(1430)，苏州知府况钟鉴于当时诉讼之风不止，刑事案件急增，乃重修泰伯庙，庙成之日，应天巡抚周忱告诫百姓：
方泰伯之奔吴也，断发文身，示不可立，然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遂端委以临其民，是欲辞富贵而富贵随之。及其后世，夫差狃于必胜，穷兵黩武，破越困齐，欲霸中土，卒之国亡身戮，妻子为虏，是欲求富强而失其富强矣……尔民欲为泰伯之让乎，欲效夫差之争乎?一则庙食万世，一则贻讥千载，其得与失必有能辨之者。(周忱：《重修泰伯庙记》，道光《梅里志》卷4)
周忱此言，将泰伯的谦让与夫差的贪婪相对比，把两者迥然不同的后世评价相对比，是为了突出泰伯的谦让之德，以让德教化百姓。“让”是温、良、恭、俭、让五德中的最高层次，此处周忱对泰伯“让”德的推崇较之宋人沈度对泰伯“俭”德的推崇，更符合孔子对泰伯“至德也，三让天下”的评价。可以说，泰伯信仰的儒家化在明中期已经开始了。
明中后期泰伯作为儒家圣贤的地位进一步突出。万历四十八年(1620)，泰伯庙内新修关帝庙，将泰伯与关羽并祀，将泰伯之“让”与关羽之“忠”并举，这是泰伯信仰进一步儒家化的体现。天启三年(1623)，高攀龙等人组织重修泰伯墓，高在《泰伯墓碑阴记》一文中说：
至德之圣，以天下让者，在父子兄弟之间，则其文明可思也。嗟乎!古之圣人，以父子兄弟之间让天下而不顾；世之人，乃不免箪食豆羹争于父子兄弟之间而不耻。若是者，尚可称锡之士，而过梅里之墟、皇山之麓乎?人人思而耻之，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锡之文明甲于天下矣!(卷4)
文中高攀龙推崇泰伯为文明之祖，强调人人若尊崇泰伯，以泰伯为典范，则无锡可成为甲于天下的文明之邦，这是明末泰伯信仰儒家化的又一例证。
清代对泰伯的儒家化改造，在延续明代政策的同时，借助了皇权的支持。康熙二十四年(1685)，江苏巡抚汤斌在江南一带大规模禁毁五通祠推崇泰伯信仰，进而推行江南一带社会风俗的改革，他改革的坚强后盾正是康熙帝本人。康熙四十四年(1705)，皇帝南巡至苏州，御书“至德无名”四字于苏州泰伯庙中，以示对泰伯的敬仰和推崇，帝王将孔子对泰伯的评价御书于庙中，此举可看作是泰伯儒家化改造的。
综上所述，对泰伯儒家化的改造起于明盛于清，其规模和影响虽不如关帝信仰广泛，但儒家化的进程从未停，且在不断深化中。儒家化作为神灵变迁过程中的一类特殊现象，其产生的原因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三、儒家化的推动力量
泰伯信仰儒家化的直接推动力量是地方官员和地方士人，他们共同推动儒家化，是基于共同的目的，即以泰伯信仰推动地方德化教育，改革社会风气。
明朝建立后，儒家程朱理学一直是官方的指导思想，理学主张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严格遵守名分等级。谦让之德是维护纲常礼教，化解社会矛盾的道德基础，尤其是在明中后期世风日下、争讼之风不止的社会环境中，谦让之风更应提倡。泰伯作为历史上有名的谦让之君，其谦让之德若能借助于泰伯信仰在民间大力宣传，这无疑有助于儒家道德主张在民间的传播和社会风气的改善。
前述周忱在重修泰伯庙时对百姓的告诫，突出地反映了他以泰伯信仰推动地方德化教育的目的。康熙二十四年(1685)巡抚汤斌毁五通立泰伯，也是基于德化教育的目的，汤斌是著名的理学家，他推崇泰伯，正是希望以泰伯的俭、让之德教化百姓，遏止江南不良的奢之风。清初的江南无疑是全国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社会财富的增加滋长了社会的争讼之风、奢侈之风，当地盛行的五通神信仰又进一步助长了奢侈消费、相互攀比的社会心理。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通过影响广泛且又符合儒家道德的民间信仰来教化百姓，这是地方官府所能采取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化措施。事实证明，这一措施确实在一定范围内对部分地区的社会风气产生了积极影响。就无锡地方而言，民风最纯朴的地区，也正是泰伯信仰最兴盛的梅里乡和泰伯乡，无锡方志关于各乡民风有这样的评论，“泰伯、垂庆、延祥、梅里四乡民俗颇厚，景云乡之俗最杂，新安、开化二乡民最轻佻”(卷30)。 转贴于
除地方官员外，地方士人是推动泰伯信仰儒家化的另一股力量。这些士人在儒家经典的耳濡目染中成长，饱读四书五经，不少人以教化百姓、服务乡里为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踢弘治十三年(1500)，士人王鏊建议新任无锡知县姜文魁重修泰伯庙，庙成后姜嘱王撰文，王在庙记的末尾感叹曰：“呜呼，孰知世教日陨，兄弟争立，父子相夷，我思至人，生也孔晚，无得而称，其称则远”(王鏊：《重修泰伯庙碑记铭》，见道光《梅里志》卷4)。明中后期无锡士人顾宪成、高攀龙在《重修泰伯墓碑记》和《泰伯墓碑阴记》中也都谈到了自己的社会主张，即人人尊崇泰伯，以泰伯为典范，相互谦让，和睦相处。这不仅是他们的道德主张，也是与他们同时代的儒家知识分子共同的道德主张。直至清代，士人仍然是泰伯庙修缮和维护的主要发起者，如清乾隆三十年(1765)，无锡梅里泰伯庙的修缮就是由地方生员蔡鹤龄等发起组织的。
官府与士人的相互合作，屡见于历代泰伯庙的修缮过程中。我们以无锡泰伯庙和泰伯墓为例，无锡泰伯庙共有三处，即梅里庙、娄巷庙、惠山至德祠，其中梅里庙最古，相传建于东汉永兴二年(154)，娄巷庙建于明初洪武十年(1377)，惠山祠建于清乾隆三十年(1765)。三庙中以梅里庙影响最大，修缮次数最多，明初至清中期共有过七次大规模的修缮。
梅里泰伯庙的首次修缮在明弘治十三年(1500)，修缮的建议者王鏊详细记录了整个修缮过程：“弘治十一年(1498)南昌姜文魁来知无锡，予曰：‘邑有圣人之庙而芜焉，令之耻也。’姜曰：‘诺，甫下车则议复之，且捐俸倡民。’于是富者输财，壮者效力，期年而成”(王鏊：《重修泰伯庙碑记铭》)。具体负责修缮工程的是里中士人蔡孚、蔡济兄弟，由二人董其事，向里中富人募集修缮资金1500两白银。蔡孚、华以正各施田五亩为庙基地，加之原来庙基田三亩五分，共有庙基田一十三亩。修缮竣工后，从耆老华嵩等的建议，请在丹阳东岳庙出家的道士许元善(华用明弟子)居之以奉香火，此后梅里泰伯庙一直由道士主持日常事务。为维持道士的基本生活和祠庙的日常开支，蔡孚之弟蔡济又捐自种田二十三亩为道士赡田(又称为香火田)，钱荣捐近庙基田十亩为道士赡田，邹显之命其子捐租田十亩为赡田(钱荣：《泰伯庙赡田记略》，见道光《梅里志》卷2附)。
我们仔细梳理整个修缮过程后，可以发现这次大规模的修缮，从建议的提出到工程的组织、庙碑的撰写，直至后来祠庙祀田的捐赠和祠庙的维护，先后有王鏊、蔡孚、蔡济、华以正、钱荣五位士人参与其中。
士人不仅负责泰伯庙的修缮工作，还利用自身的名望，为泰伯庙争取和维护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梅里泰伯庙自弘治十三年(1500)重修后，庙祀田(包括庙基田和香火田)一直享有免交赋税的特权。康熙三十七年(1698)后，由于无锡知县李继善将祀田复报升科，祀田被迫完纳夏税秋粮，由此造成祠庙经济收入锐减，甚至无以维持日常开支的局面。为解决泰伯庙面临的困境，康熙五十七年(1718)，贡监生朱宪枝邀集蔡鹤龄等九名生员，将此事具呈抚院，请求重免泰伯庙祀田税粮，抚院经复查核实，令新任知县章颐援旧例免税粮。此后，泰伯庙祀田的优免赋税权再未被剥夺过(章颐：《复免粮碑》，见道光《梅里志》卷二附)。
清初小说家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曾描绘过这样一个场景：主人翁杜少卿邀集若干地方名士在南京重修先贤祠，供奉泰伯等四十二位儒家先贤(第37回)。这一描述绝非空穴来风，无凭无据，作为讽刺小说的《儒林外史》，其创作应是有一定现实依据的。文中的主人翁正是一位饱读儒家经典的士人，可以说士人实质上是推动泰伯信仰儒家化的主导力量。
四、泰伯信仰儒家化成功的社会原因
由地方官和地方士人共同推进的泰伯信仰儒家化在清代达到。在民间，泰伯作为儒家先贤的形象，早已深入民心。儒家化起于明盛于清，得以成功的原因很多，正如学界分析汤斌禁毁五通祠取得成功的原因一样，清代皇权的有力支持是儒家化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除此以外，笔者认为还有两点原因也值得分析探讨：一是儒家化融合了民间道教文化传统；二是儒家化结合了乡土观念。现分别论述：
1 儒家化与道教文化传统的融合
提到民间信仰，不能不谈道教文化传统对民间信仰的影响。中国的道教是一个不断创造鬼神又不断从内部自我更新的宗教，而儒家却向来主张“敬鬼神而远之”。那么，对泰伯的儒家化改造，在强调泰伯作为道德典范的同时，是否会削弱神灵自身的神性呢?笔者认为，由于儒家化融合了当地的道教文化传统，因此儒家化改造并未削弱神灵本身的神应性。关于融合，有两点例证：一是泰伯生辰与道教玉帝生辰同日，都定于农历正月初九(卷1)，而众所周知，泰伯究竟生于何时，早已是无从稽考之事，此为融合例证之一；其二，道士自明弘治年间起直至民国，一直任泰伯庙住持。这些道士不仅负责祠庙日常祭祀活动，而且具有捉鬼的无穷法力，早在清乾隆年间，梅里泰伯庙道士就因擅长捉鬼远近闻名。道士捉鬼，这一行为明显是对儒家“敬鬼神而远之”原则的违背，可它却在梅里的泰伯庙中延续了几百年，这反映了民间信仰中儒家文化与道教文化的相互融合，甚至可以说，在捉鬼这一问题上，儒对道做出了妥协和让步。
有关神灵儒家化过程中，儒家文化与道教文化相互吸收和融合的现象，也可以从其他地区民间信仰的个案研究中得到佐证。笔者认为悠远的先祖崇拜是泰伯信仰中儒道结合的纽带，吴人对先祖的崇敬之情使他们不仅愿意赋予泰伯强大的神力，而且倍加推崇他高尚的道德。
2 儒家化与乡土观念相结合
明清时期是无锡商品经济发展迅速的时期，明末无锡的米市早已远近闻名。清雍正年间，无锡划为无锡、金匮二县，也正反映了无锡地区经济发展、人口增加的事实。经济的发展使无锡人的家乡自豪感增强，而此时的无锡就其行政级别而言，仅是常州府管辖范围内的县级行政区，无锡人迫切希望提高家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无锡梅里是吴国故都，是泰伯最早的定居之地，提高梅里泰伯庙和鸿山泰伯墓的文化地位，不仅有助于提升无锡的文化地位，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无锡人的家乡荣耀感。因而，这一主张在地方士人的文字中多次提及。
早在万历年间，顾宪成就强调“泰伯之祀于吴宜隆，而锡为甚”。略晚于顾宪成的高攀龙则将顾的主张阐释得更为具体：
则是至德之圣，让天下而逃，不之于名山大川，不之于长林、浚谷，而之于荆。其之于荆也，不之于三江、五湖，不之于幽岩、绝壑，而之于吾锡之泱莽平墟，岂其无故耶?况乎临于平墟，墓于兹山，相去不数里而近，若其有择于兹者，又岂其无故耶?锡之士可思也。夫文明者，非文辞藻绩之工已也。(卷4)
高攀龙从泰伯让天下而逃，择无锡而居说开去，谈无锡作为文明礼仪之邦的根基是此地与泰伯深厚的历史渊源。顾、高二人巧妙地将泰伯信仰儒家化与地方文化建设相结合，使儒家化改造成功借助了乡土观念在地域社会的凝聚力。
直至清代，无锡人仍然在为无锡泰伯庙和泰伯墓争取更高的文化地位。刊刻于道光年间的《梅里志》，对康熙皇帝为苏州泰伯庙题词一事，这样记载：“圣驾南巡驻跸苏州，御书‘至德无名’四字镌之苏城泰伯庙中，而泰伯故都在锡，庙亦当以锡者为主。”地方志的编纂者认为无锡泰伯庙地位应高于苏州泰伯庙的观点，与顾宪成“泰伯之祀于吴宜隆，而锡为甚”的主张是一致的。
儒家化与乡土观念的结合，还表现在儒家化并未冲击泰伯在民间的社神形象，直至清末，在梅里泰伯庙中，仍然保存着一间古吴社庙。每年正月九日的泰伯庙会是无锡农村庙会之始，也是无锡农村规模最大的农业生产工具交流会。在苏州唯亭镇，泰伯一直是唯亭镇的社神，民间俗称“三让王”，当地让王解饷粮的习俗一直持续到清末(卷3)。
五、结语
篇6
关键词：羌族；石刻；应用性；类型
中图分类号：K87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013-03
羌族石刻指记载有羌族历史、文化、人物、事件的石刻文献。由于风化泐蚀、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和人为破坏，遗存至今的石刻已经不多。据我们课题组近几年的田野调查，明清羌族石刻，包括石刻原物、拓片及文献著录，180余通，主要分布在四川西北茂县、汶川、理县、黑水、松潘、北川等地。在浩如烟海的石刻文献中，这批石刻文献数量有限，由于正统文献对羌族历史文化记载甚少，而羌族又没有自己的文字，因此这批石刻材料，便成为继羌族民间口头传唱的、少量用汉字书写的宗教经卷、方志野史、宗族谱系、地契文书等纸本文献而外最重要的历史文献。石刻形制类型包括碑碣、墓志、摩崖、题字、杂刻等。石刻类型不同，所记内容亦不一样，文献的价值也各有侧重。就羌族应用性石刻看，至今还没有人进行过专题搜集整理，更谈不上系统研究了。为了更好地发挥这批文献的重要作用，我们认真梳理其内容，分门别类逐一考察，这有利于进一步合理使用文献。通过与传世文献及其它出土文献相比较，互补互正，互相支撑，为进一步整理羌族石刻文献，开展羌族历史文化以及相关学科研究提供参考。
一、明清羌族应用性石刻种类
羌族应用性石刻文献丰富，大致分成文告、规约、契约、纪灾、道路交通、族谱碑等。
1.文告碑。公牍文书主要有章奏、诏命、文告、凭据等。羌族石刻主要为文告碑，是上级传达给下级的文书，镌刻在石，便于传布。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教育、婚俗、赋税、修路等土规，为研究明清时期羌族区域自治、法规、民风民俗等提供了详实的实证资料。如明崇祯十八年（1644）《松潘城告示碑》，刊布裁革旧例，整肃军纪6条。（茂县）清康熙四十年（1701）《牟托巡检司土规告示碑》，治安、婚丧、神事、生产、征粮等土规8条。（汶川）嘉庆二年（1797）《非土著人民不得应试章程碑》，是整饬科考作弊，维护教育、考试公平的文书。光绪四年（1878）《铁邑告示碑》，规定山场地界、汉羌民修桥补路、采樵及民俗等条约。（北川）光绪四年（1878）《禁止差役索诈批示碑》，严禁差役敲诈勒索、增添民累。（理县）光绪间《理番府告示碑》《婚俗禁令碑》，理番府革除“四土、三、五屯袭补规费”[1]，严禁转房婚、近亲结婚等婚俗。
2.规约碑。碑文涉及乡规民约、行会条规，具有告示性质，但又不是纯粹的文告。羌族规约碑产生于清代，是研究清代羌族社会经济形态、生产水平、社会制度、生活习惯等最直接、最可靠的实物证据。（汶川）光绪四年（1878）《小寺寨封山护林碑》，公示保护神树林规约，禁止乡民私自入山樵采、牧放牲畜。咸丰三年（1853）《瓦寺土司差役碑》制定差役规约14条。（茂县）道光七年（1827）《水磨坪治安管理碑》，制定民约，鼓励村民兴办学校，惩恶扬善，反映了清政府在岷江上游羌区进一步改土归流，从国家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上推行地方行政与国家主体一致的管理方式。道光二十三年（1843）《岳希土司碑》，制定婚姻、田土、债账、争界等土规及议案费用。咸丰元年（1851）《河西议话碑》，商议16个刑事、民事案件裁决原则。（北川）咸丰二年（1852）《永垂万古碑记》，规定各寨民年纳豆粮归属，修补营汛、墙垣等需用。
3.契券。契券是当事各方共同订立的凭券、证据类文书，多为买地阴券，属于冥间文书，署明买地界至、时间、知见证明人，真实性强，是研究古地理的参考材料。所记买地用钱数目，可作为研究古代土地制度和土地价格的依据，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汶川）宋淳熙三年（1176）《员志成甘氏三娘买地券》，所言界至“兵其地，东至震位青o，西至兖宫白虎”[2]，落款“剑南西川成都茂州汶川县滋茂乡”。滋茂乡，元明属灌州，清代先后属筏村、麻溪局、西七区、漩口乡，现属都江堰麻溪乡，为该地所属建制、地理沿革变化提供了材料。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民约碑，也有契券性质。如同治八年（1869）《白水寨乡规民约碑》，内有5份买卖土地、山林契约。
4.纪灾碑。岷江上游地处龙门山断裂带和岷山断裂带，是中国强烈地震带之一。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破坏性大地震，如1933年茂县叠溪7.5级、2008年汶川8.0级大地震等。除此而外，还频发泥石流、干旱、洪水等灾害，碑刻中也有反映，为研究岷江上游地震和洪水灾害提供了材料，但仍显不足。光绪十八年（1892）《董氏墓碑》，记光绪十六年银杏乡桃关沟“天降洪雨，孽龙出焉”[3]。茂县《叠溪积水疏导纪念碑》，记1933年“叠溪陷落，地震山崩，压断岷江正、支各流，积水数潭成海”[4]，酿成奇灾及川西人士及当局诸公疏导水患的史实。
5.道路交通碑是研究中国筑路史、交通史的实物资料。汶川有2通《克枯栈道碑》，分刻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嘉庆九年（1804）。克枯栈道位于杂谷脑河下游，谷深坡陡，路途窄狭，上有悬岩，下临深渊，举步维艰。（理县）嘉庆十一年（1806）《曾头修路功德碑》、（茂县）嘉庆二十二年（1817）《白水溪修路碑记》、道光二年（1822）《纳哈沟路旁修路碑》、咸丰元年（1851）《三龙乡新基寨修路碑》、咸丰八年（1858）《三龙乡新基寨修路碑》、（松潘）光绪（1875-1908）《李道人修路碑》《夏毓秀辖夷口修路碑》等，反映了清代岷江上游羌区道路开凿、修建状况，也是该区域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的见证。岷江上游羌区为历代中央王朝统治，是重要的茶马古道，也是各民族交汇地，清代以前仅存隋开皇九年（589）《姜须达通道记》。桥碑亦只有咸丰六年（1856）《重修跃龙桥碑》尚存，与该地区所处重要地理位置极不相符。
6.界碑。界碑有标界和指路功能。明中叶，瓦寺土司与灌县分界在汶川县水磨与三江交界处的鹞子山。乾隆十五年汉夷争界诉讼裁定，40余年后再次裁定，并立碑《灌瓦界碑》：“内归灌县，外属土司……各营各业，汉民勿得潜入土司境内，藉端滋事；而土民亦不可行越界生非。”[5]嘉庆十六年（1811）《界碑》，是继前碑后勘定，表明自明始，汉夷争界，从未间断。
7.族谱碑记录碑主世系宗支、家族谱系，类似于宗族谱牒，是了解其族属郡望，宗支发展历史的重要资料。（理县）乾隆五十三年（1788）《水塘杨氏家谱碑》，记水塘杨氏羌人家谱六代77人，其中第五、六代改姓杨并按字辈形式取名。这是目前所见岷江上游羌族石刻中最早改姓杨氏的，表明水塘羌人改汉式单姓至迟在乾隆中期。（汶川）乾隆五十九年（1794）《大埃咪张氏家谱碑》，叙张氏始祖自明搬至此居住共十代13人；嘉庆八年（1803）《三江刘氏百代姓氏碑》，记羌人刘氏于明隆庆间从茂州奉旨徙往三江口镇守，共九代110余人；光绪十三年（1887）《毛姓家谱碑》，记毛氏十二代145人，各代字辈清晰，俨汉姓命名；茂县嘉庆十三年（1808）《余氏世代宗枝碑》，余氏题名24人。有的家族谱系碑则以图谱形式记载碑主始祖及后裔宗支繁衍情况。如（理县）嘉庆二十年（1815）《袁氏宗支碑》十四代260余人。每一支系用“――”表示，清晰明了。
二、明清羌族应用性石刻的研究价值
应用性石刻是日常生活实用的应用性文献，为研究羌族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化、民俗等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具有较高的文献和史料价值。有些材料还有可以开发利用的空间。
1.语言研究价值。羌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第二语言汉语的水平参差不平。有的碑文因为同音或音近而出现译音无定字。如《河西议话碑》，“尚议”、“粮弟兄”、“账木”，“尚”是“商”、“粮”是“娘”、“木”是“目”的同音字。更多的则受到羌语语音影响，产生了大量假借字。“江情”即“”，“情娘情旧”即“亲娘亲舅”。羌语前后鼻音韵尾无别，故“江”是“奸”、“情”是“亲”的假借字。有的石刻题名以羌语汉字音译记录，较好地保存了羌语原貌。如族谱碑，（汶川）乾隆三十二年（1767）《龙溪火坟碑》，题名多保、太、勺、舍、甲、已等音节；理h《水塘杨氏家谱碑》题名多姐、保、止、物等音节。保，羌族对男子的美称；已，是对女子的美称。不同音节，表明他们属于不同的部落。进一步考察《龙溪火坟碑》太祖曹、映及其子嗣姓名，多折、甲（押）、乜、已等音节，是典型的党项羌取名通用字，表明党项羌是龙溪羌的主要来源之一。《旧唐书・东女国传》载，贞元中仅西山松州生羌等就有二万余户相继内附[6]，是有史以来羌人从松潘地区入居茂州人数最多的一次，人口远远超过茂州土著编户。他们与原住诸羌相互融合，成为现代茂县、汶川及理县东部羌族的先民。碑铭为此提供了实证材料。利用这批材料，可以考察、研究羌族语音、语言，探讨羌族族源、房名、赐姓、改姓来源理据和民族融合等，乃丰富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宝库。
2.文献研究价值。石刻铭文是一次性文献，文献真实性强。明清羌族应用性石刻文献种类多，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石刻内容丰富，涉及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明清时期羌族的社会文化状态。通过搜集、整理，可以丰富民族文献学，有助于补正传世文献典籍的说误与不足。利用石刻文献，结合传世文献以及其它考古材料、口头传说等，可以使已有的研究成果得到新的解释，促进对已有材料的认识和研究。如《董氏墓碑》，既是纪灾碑，也是水文碑，详记“光绪庚寅岁，五月十二寅卯刻，”洪水“五六百尺之o，源头上走”，使“数千余年之墓，尽赴江中”[7]。其时间和水文数据，为研究岷江上游水利史、水文史提供了最重要实物证据。
3.政治与军事史研究价值。羌族应用性石刻，特别是朝廷、官府的各种文告、政令，反映了明清王朝对羌区实施的区域自治制度，具有较大的政治、军事价值。明代，羌族主要聚居在四川西北部茂州卫、松潘卫、龙安府石泉县等地。《松潘城告示碑》：“后军都督府松潘同知管松潘副总兵事”及“卫、操、营、所及镇、路、关、堡”设施[8]，反映了明代行政和军事建置。明代兵制，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松潘卫属后军都督府。总兵镇守一方。嘉靖二十六年（1547）《何公生祠碑》，述松潘总兵何卿事迹，也反映了明代羌区军事控制的史实。明清羌区土官一统与土流合治并行，既有土司的《牟托巡检司土规告示碑》《岳希土司碑》《瓦寺土司差役碑》，也有流官刊布的《非土著人民不得应试章程碑》《禁止差役索诈批示碑》《理番府告示碑》《婚俗禁令碑》，是清廷对羌区施行的政治政策、行政建制、官吏设置的缩影。随着改土归流，土司辖地和权利进一步被削减，《牟托巡检司土规告示碑》“地少民稀”[9]。《瓦寺土司差役碑》：“烟户只有四五百家。”[10]就是该史实的真实写照。
4.宗教与民俗文化研究价值。羌族宗教以释比文化为中心，集中体现在白石神塔代表万物神灵的自然崇拜。通过在村寨附近的神树林中举行山神祭、羊神祭等仪式，传唱释比经典，传播羌族、思想文化，并出现了保护神树林、严惩盗伐的石刻。如（茂县）道光十六年（1836）《牛家山玉皇庙碑》，村民牛牲立誓，保护山林；光绪十六年（1890）《绵簇民约碑》，禁惜家林；汶川《封山护林碑》，不得私行斫砍；《小寺寨封山护林碑》，禁入山砍伐。羌民日常生产、生活中对神树的保护，既是朴素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反映，也是羌族自然崇拜的缩影，成为规范村民行为的习惯法。羌族习惯法内容丰富，仅《河西议话碑》，有“为其人命之，找本人不随搬粮（娘）弟兄”的诉讼习惯法；“两寨不打一寨，两家不打一家，二人不打一人”的生活习惯法；“为账木（账目）之（只）找本人，不随找家门弟兄”的债务习惯法；“财里钱”的婚姻习惯法[11]。
石刻也涉及羌族婚姻，如《赤不苏维城婚约碑》，羌民自发公议修订嫁娶条文，重在规范婚姻财礼。《婚俗禁令碑》，官方制定，以革除转房婚、近亲结婚等旧弊，反映了19世纪后期羌区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冲突，是研究清末民族地方法律实践的第一手数据，极具历史价值。
系统整理和研究这批材料，可以探索羌族宗教与习惯法、民俗文化，羌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及其规律，对繁荣民族法学，促进羌族地区的民族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11〕阿坝州文管所陈学志提供拓图.
〔2〕汶川县文博馆藏石.
〔3〕〔5〕〔7〕〔10〕汶川县文博馆藏拓.
〔4〕齐书勤，蒋克训.中国地震碑刻文图精选[M].北京：地震出版社，1999.169.
〔6〕（后晋）刘d，等.旧唐书（卷197）[M].北京：中华书局，1975.5279.
篇7
斗彩瓷，是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绘相结合的名贵品种。其彩绘工艺要比其他彩瓷品种复杂，它首先要在洁白的坯胎上用青花勾画出纹饰的轮廓线，施以透明釉入窑经1300℃高温烧成后，再在轮廓线内填以不同纹饰所需的各色彩料，再次入窑低温烧彩，这样才能成为一件完美的斗彩瓷。或者是以青花绘主要纹饰，然后在釉上用其他色彩点缀拼凑其余纹饰，所以在一些早期的书上也有叫“填彩”、“覆彩”、“点彩”的。
“斗彩”一词不见于明代论述瓷器的文献之中，首先使用这个词的是成书于清雍正年间的《南窑笔记》。斗彩工艺白面世以来，深受各阶层的喜爱，至明代成化时期已臻完美。万历《野获编》中载：“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可见，成化斗彩在明代就已经很珍贵了。
到了清代，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推崇，斗彩瓷的烧制更是大行其道，不仅烧制了具有本朝特点的斗彩瓷，而且还大量仿烧明成化斗彩瓷，水平之高，以至于时人都以得到一件本朝仿品为贵。时至今日，在众多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斗彩瓷仍然以其淡雅隽永、疏朗秀丽的特色而为众多藏家所珍惜，价格始终不菲。
二
斗彩工艺白面世以来，发展至今，已有500余年的历史，始终是我国彩瓷中的名贵品种。成化斗彩因是专门为成化皇帝烧制的宫廷用瓷，其彩料精选纯正，色调柔和宁静，绘画淡雅幽婉，而倍受后世青睐，成为有明一代斗彩瓷的代表和后人竞相追摹仿古的典范。明代嘉靖、万历时期，以及清代康熙、雍正，乃至民国时期均有仿制，而且清代雍正、乾隆时期一改过去釉下青花和釉上五彩相结合的工艺，而成为釉下青花和釉上粉彩相结合，使得纹饰更加艳丽清逸，将斗彩的仿烧推向了新的阶段，再现了成化斗彩的风姿神韵，但是只要细心观察，仍然可以窥识出明清斗彩瓷在造型、胎釉、彩料、工艺技法、绘画风格上的诸多不同之处。
在造型上，明代成化时期以酒杯、盖罐之类的小件器物为主，器形娟秀、小巧玲珑，其中又以各式酒杯久负盛名，如家喻户晓的鸡缸杯、三秋杯、高士杯等。这种小酒杯的大量出现，固然有皇帝本人的偏好，但同时从另一角度也说明这时蒸馏酒已经出现并且相当成熟了。从上层社会开始，饮酒量出现变化，一改用大碗喝低度的米酒而转向用小杯来喝高度的蒸馏酒，这种社会需要也是成化斗彩小杯大量出现的重要因素。一些清仿制品则制作得精巧工细，但却显得细致有余，而厚朴不足。
在胎体上，成化制品在强光的照射下，呈半透明的肉粉色，底釉莹白泛浅黄色；而清仿制品的胎体呈青白色，底釉白中泛灰。
在所施彩料上，成化制品的色彩鲜嫩娇艳、清雅柔和，多达七、八种，而且每种色彩又有浓淡深浅之变化，绿彩为透明亮丽的大绿色，红彩鲜红而浓，像熟透的枣皮，“姹紫”之色独具时代特征，紫中泛黑，干涩无光目厚薄不匀，作为识别成化斗彩的特殊依据，常凭此色便可定论，所有后仿者均望尘莫及。清仿制品的彩料则粉质感较强，红彩艳而不浓且微微泛黄，绿彩鲜艳却较薄，紫彩有如茄皮，这种所施彩料的不同是辨别成化斗彩与清仿制品的重要特征。
另外，在纹饰绘画风格上，明代成化时期多属写意，以平涂的笔法在青花轮廓线内施以釉上五彩，只分浓淡不分阴阳，画面缺乏层次，但却具有随笔而生，无拘无束之风格，蕴涵着一种古拙质朴的美感；清仿品则突破了成化时期单线平涂彩料而形成的“花无阴阳、叶无反侧”的特点，开始注重写实性，增强了画面的立体感。
斗彩瓷器最关键的技术还在于填彩，清代制品的填彩，严格而谨慎，刻意追求细腻的笔法和工整的构图，每一笔都填进青花轮廓线内，没有丝毫的溢出现象，整体风格较明代拘谨工细，缺乏明代那种自然的随心所欲的发挥。
总之，以成化为代表的明代斗彩瓷温厚古拙、清雅柔和；而清代斗彩瓷鲜艳亮丽、严谨清晰，形成了大相径庭的时代风格。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流传的成化斗彩瓷器非常稀少，绝大部分都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博物院中，二者收藏的总数大约也仅有250多件，故而异常珍稀。
三
综观近年来的瓷器拍卖市场的“宠儿”，不是青花瓷，就是斗彩瓷或者是粉彩瓷，只要是属于官窑的，其升值速度和幅度都令人咋舌。斗彩不但是明瓷中最主要的品种，也是中国瓷器史上最贵重的一项产品，如成化斗彩在当时就很名贵，曾有成化斗彩鸡缸杯一双，价值十万之说的记载。―般的市场行情，10只青花瓷器，等于1只五彩瓷器，而10只彩瓷只值1只斗彩瓷器。成化斗彩的名器有鸡缸杯、高足花鸟杯、葡萄松鼠杯、天字罐等等，这些名器价格高昂，―般器物完整，品相好的价钱都在百万至数百万之间，如在八十年代初期，香港苏富比就曾拍卖过两只鸡缸杯，并且都以当时的500万港元以上的高价成交。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到1999年时，当仇氏旧藏的一只成化斗彩鸡缸杯在索斯比面世，随即再次突破中国明清瓷器拍卖的最高价，以2917万港元成交。2003年10月苏富比的明成化“斗彩花卉纹高点头杯”也以9918400港元的价格成交，而“天”字罐更是近20年来没有在国际拍卖市场出现过，市价不明，但少说也得在数百万港币以上，但可确定的是只要成化斗彩名瓷一出现，必定能拍出天价。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官窑名品中，藏家对斗彩瓷的喜爱更是不言而喻的了，在国际市场的价格一直扶摇直上，特别是2000年以来，在中国瓷器拍卖价格排名中，前20名中大部分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如在香港艺术品拍卖会上，一只清乾隆斗彩扁瓶，以816万港元成交，一对清雍正斗彩碗，则以1014万港元的高价成交。就连应该算不上绝品的一对清乾隆斗彩团菊纹罐在2006年上海崇源8月举行的艺术品拍卖会上都以99万元成交。由此可见，明清斗彩瓷器拍卖市场价格不断攀升。究其原因，大概就是明代斗彩名品已经难得一见了，可能是在抢占拥有清三代斗彩名品的最后机会。“明清官窑”属市场的主流拍品，量价配合良好，市场份额最大，是很有潜力的板块。
收藏瓷器，虽然是一种回报率较高的行当，但古瓷学是一门深奥广阔的学科，专业性较强，需要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因此，作为一般收藏者涉足古瓷领域时，最好请行家帮助鉴别古瓷器的品位高低、年代、产地、真货赝品，以及市场价格等等，以避免“吃亏”上当。
张大千作品上升走势明显
在嘉德近现代书画拍卖专场中，张大干的17幅作品悉数高价成交。其中的《弄玉吹箫图》是张大干早年的仕女画佳作，由于流传有序，并历经多位名人之手见证，最终以162.4万元的价格成交。张大干的作品尤其是精品在内地的价格上升走势明显。专家预测，这将拉动和提升以齐白石、张大干为首的一批近现代书画名家作品的整体拍卖走势。李可染的作品依旧延续着强劲的势头，其中《阳朔碧莲峰》以268.8万元的价格成交。书法专场成交比率高达88.97％。历史名人、文化名人、古代状元、进士以及官员等各个类别的书法拍品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民国书法
作品的价格涨幅也很明显。专家分析，如今的收藏走势趋向类别化，收藏群体开始关注这部分作品，认识更加深化。
来源：《青岛晚报》
纽约亚洲艺术品拍卖会鼻烟壶获佳绩
纽约苏富比和佳士得亚洲艺术品拍卖落下帷幕，一批18世纪中国鼻烟壶系列获得佳绩，拍价共约400万美元。其中有著名藏家玛丽杨精心挑选的107件作品被视为20世纪后期最出色的鼻烟壶收藏之一。
来自中国13世纪的一尊铜佛像是苏富比此次拍卖的重点，估价高达350万美元，遗憾的是没有找到买主。云南一尊12世纪镀铜作品，只拍出190万美元，比估价低了5倍。纽约佳士得中国瓷器艺术品部门负责人表示：当中国内地的收藏家都争旧购买中低价位的藏品时，欧美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的买家依然愿意站在购买高价拍品的行列。内地的买家没有足够的信心在很高的价位买下来，他们依然在学习和体验。
来源：《新闻午报》
青花万寿无疆八吉祥大碗28.6万元成交
保利2007拍卖会上一件清乾隆《青花万寿无疆八吉祥大碗》(―对)以28.6万元成交，清康熙《青花云雷蝉纹豆》以23.1万元成交，清光绪《粉彩蝴蝶赏瓶》(一对)以22万元成交，清道光《斗彩夔凤盘》(一对)以18.7成交，清乾乾隆《斗彩八宝折腰盘》也以12.65万元成交。玉器方面亦是成绩不俗，白玉罗汉观音山子成交价达到13.2万元。佛像部分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明《铜雕释迦牟尼像》以63.8万元成为本场成交价冠军，清乾隆《铜鎏金药师佛像》以12.1万元。此次保利2007拍卖会共推出了“中国现当代艺术”、“古籍善本”、“瓷器、玉器、工艺品”、“中国书画”四个专场。拍卖会总成交额达到3176万元，油画、书画、瓷杂各专场皆有佳绩创出。
来源：《上海证券报》
炒家与拍卖行串通乾隆古画飙升
乾隆书画《岁寒三益》拍卖会前被买家陈先生4.5万元买断。拍卖会上，陈先生又以120多万元自买此画，将价格炒高。画作原收藏者朱先生得知此事，指责拍卖公司和陈先生恶意串通，讨要画作。该案经过东城法院调解，最终和解，朱先生支付80万元，陈先生同意归还此画。昨天，朱先生拿回了该画。去年5月，朱先生委托北京传是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收藏乾隆亲笔立轴书画作品《岁寒三益》。朱先生说，传是公司没得到自己同意，就在预展时将画作以4.5万元卖给了陈先生。今年5月，朱先生在嘉德春季拍卖会上发现，这幅作品被标价220多万元出售，委托方是宁波金昌隆公司。据悉，买家陈先生买画后，再次委托传是公司将该画上会拍卖。拍卖会上，陈先生自己举牌，将价格抬到122万，自买自卖。随后，陈先生将该画卖给了自己任法定代表人的金昌隆公司。朱先生认为，传是公司、陈先生和金昌隆公司恶意串通，抬高价格。要求法院确认陈先生的行为无效，判令三家返还画作。传是公司称，朱先生委托价为5万，交易得到了朱先生同意，但传是公司没拿出朱先生的签字确认书。陈先生表示，自己正常买画，随后拍卖多少钱是自己的事，与朱先生无关。金昌隆公司也认为，此事与该公司无关。
经法院调解，各方达成和解，陈先生与金昌隆公司返还画作给朱先生，朱先生给付金昌隆公司80万。调解结案，意味着法院不需对陈先生行为是否有效做出认定。因该案诉讼期间画作被法院冻结，达成和解后，法院取消了冻结。昨天，朱先生到嘉德拍卖公司办理了取画手续。
来源：《京华时报》
齐白石画作成常州拍卖会标王
随着第826件作品敲响成交之槌，“龙城之夏”书画拍卖会顺利落下帷幕。虽然这场大型拍卖会没有打破常州书画拍卖会的最高纪录820万元，但首次在常州露脸的齐白石“多寿”立轴仍以86.9万成交价，成为本次拍卖会当之无愧的标王。
篇8
古代贮冰技术虽应用很早，但在渔业生产上很难得到普及。入秋鱼类肥美、正当捕捞旺季之时，渔获数量甚巨，未进入贸易市场、没有被及时消费的鲜鱼如不经加工处理极易腐坏。我国人民很早就掌握了简单的鱼类加工技术，如将鱼用盐腌制、或将鲜鱼晒制成千鱼贮藏，“鲍鱼之肆”即为咸鱼加工工场。发展至明代，由于官方对渔业的重视，渔业生产大为发展，水产加工产品的数量也大大增加、质量越来越好，水产加工工艺趋于多样化、精致化，饮馔加工工艺更为丰富多彩，这从官府征收的鱼课名目中可见一斑，除鱼课钞银之征外，还有干鱼、鱼油、鱼腺胶、各地鱼蚱、鱼蚱椒料和香料等本色之征。时至清代后期，渔获物的冷藏保鲜渐行，尤其是冰厂渐多以后，原多只用于进贡皇家的冷藏厂逐渐推广。清代末期，又从海外引进水产品装罐加工技术。另外，人们对非食用类的副产品也予以加工利用，做到物尽其用。
一、传统加工
1、腌制、糟制
腌糟鱼主要有鱼蚱，鱼蚱制作的历史十分悠久。制作鱼蚱及鱼酱等法早见于《齐民要术》，至宋代技艺益高。据载有玉版蚱(即鳇鱼蚱)、鲟鱼蚱、荷包蚱、银鱼鲊、蟹蚱等十余种。南人以鱼为蚱技艺极高，有“经十年而不坏者”。鱼蚱封藏时间越长，质量愈佳而愈为人珍爱。不同的加工方法制品不同，如饭蚱、裹蚱、荷叶蚱等。据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记载，上乘蚱品，选用何种原料，都有讲究，封藏方法和现在腌制咸菜极为相似。
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于一带均盛行鱼蚱制作，如湖广一带、安徽安庆地区及太湖流域均有生产。据史料记载，明代湖广一带还有专门从事鱼蚱加工的专业匠户——鲊户。湖广每年要向朝廷进贡各种鱼类加工特产如鲟鱼蚱、鳇鱼蚱、鲤鱼蚱、酱子蚱几小桶，估价银多少，加上桶柜物件、箍桶水竹、委官盘缠、蚱户盘缠银等共331两，递年详委首领官一员于先一年四月以里如法造办，侯次年带领“蚱户二名”进京朝贡。(2）可见湖广水乡这种蚱户不在少数，随同进京当差献技者当乃其中手艺最为娴熟之人。湖广地区自成化年间始进贡鱼蚱，其后蚱贡之征终明一代未稍宽，渔民负担愈来愈沉重。
明清时期，鱼蚱制作工艺较以前更趋精致。如太湖地区荷包齚的制作，据民国《吴县志》卷51《物产二》转录《蔡宽夫时话》云：“吴中作蚱，多就溪池中莲叶包为之，后数日取食，比瓶中者气味特妙。”前志又载，“乡间取大鱼切作片，用米屑、荷叶三数重包之，谓之荷包。”但此法并不是直接在荷塘边制作。偶尔也有用精肉作蚱者，直接在荷塘边用池中荷叶包裹，“数刻可供馐”；但因“荷叶性恶腻，多作能害荷”。史料记载中多见以红曲之类制作鱼蚱者多，如武昌地区之鱼蚱，其制法“以鱼为之，或拌以萝葡、或拌以红曲”（3）。又如安庆地区之鱼蚱“以红曲酿之，可生食”（4）。
长江中下游地区制作鱼蚱，所用原料多采用鲟鳇鱼。这主要是因为鲟鳇鱼之骨松脆、肉质细嫩，最适于制鲊，故多被选用．清康熙吴县人沈朝初有《忆江南》一词云：“苏州好，密蜡拖油鲟骨蚱。”又如康熙十四年《安庆府志》卷5《物产》记载，“鳣鱼似龙，长丈余，大者千余斤。江东呼为鳇鱼，亦曰王鱼……可作蚱，骨松脆，皮亦肥美”；该地区之“货类”即出产的商品中就有鱼蚱，“怀宁用鲟鳇、桐城用青鱼。”
腌糟制鱼除上述制作工艺较复杂的鱼蚱外，还有较简单的直接用盐藏法防腐之腌鱼。盐藏法又可分为二种，一种为盐水渍法，即将鱼类浸渍于食盐水中，藉以防腐；另一种为盐渍法，即用食盐遍擦于鱼体，然后重重叠于木桶等装盛器具中，盛器底面也撤布食盐。后一种方法保存时间较为长久。应用这二种方法所贮藏之鱼，鱼体中保持着相当之咸味。可以说，以盐藏法保存鱼货为应用最为普遍的方法之一，因其制作简单，使用方便。惟其保存时间不如鱼蚱长久，但鱼蚱保存必须密封，否则易变味。
2、干制
将鱼制作成鱼干以长期收藏是一种十分常见、应用普遍的传统加工方法，其制作历史已十分悠久。早在商周时代即有这种鱼类加工方法，干制之鱼称[鱼+肃]，或称腊鱼、鱼腊。长江中下游地区各乡村至今仍多采用这种加工方法。干制法按干燥热源可分为晾制和薰制二种，“干制法者，或用日晒或用火焙，务使鱼体中之水分完全蒸散”；按是否先用盐渍又可分为素干和盐干二种，“其用淡水冼净后而干燥者曰素干品，鱼体用水煮熟，然后千燥者日煮干品，经盐水一度之侵渍，再用淡水洗净而干燥者曰盐干品”（5）。将鱼体抹盐及干燥其所含之水分都是防止细菌的侵入而使鱼体腐败难食。
晾制法：一般来说，在气温较高、阳光充足的夏秋季节多采用晾制法制作干鱼。因此，捕捞盛期在夏秋季的各种鱼类也就多采用此法加工。晾制鱼干法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均多用之，如湖广两湖平原、江西鄱阳湖平原、安徽沿江平原及长江三角洲太湖流域等地都有鱼干制作，只是规模大小不同、产量多少不一而已。
明代湖广常德府“多干鱼。盐鱼日干，货于四方，颇以为珍。各县俱出，而沅江尤多”（6)，由此可知，其加工工艺乃先用盐涂抹，然后在太阳下曝晒至干。又如明代岳州府华容县加工干鱼，“商人烘曝，贸易遍江淮间”（7），可见加工工艺既用烟熏，又用日晒。由此二例可知湖广岳州、常德二府干鱼加工产品数量之多。不单此：府，湖广其它府州肯定同样如此，如在湖北有大量中小型浅水湖，鱼利丰富的府州，其干鱼制作规模当较湖南岳州、常德等府州更甚。如武昌县“有白鱼，即阳鲚，肉白可为饼”（8），即剔除鱼刺以后压制晾干成鱼饼者。
在安义宿松地区，“银鱼一种为吾邑特产，捕取后向日光晒晾干洁，用布袋装置。……此外若虾米一种亦所出甚多，虾米者取鲜虾蒸煮旋即晒干去甲存肉即谓之虾米”，其地制作银鱼干及虾米都是利用日光晾；“贩干鱼之商人先将鲜鱼收买”，然后“以盐水腌透，就日光晒干”（9），营干鱼贩运之商人亦采用晾制法制作鱼干贩卖。
太湖流域亦用日光晾晒银鱼干、鲚鱼干、螳螂子等。同治《苏州府志》卷20《物产》记载：“鮆鱼，出太湖，一名刀鱼，俗呼为刀鲚，别于江产也，出常熟海道者尤大，四五月取其子曝干名螳螂子；小者曰黄尾鮆，[鱼+肃]之可致远；银鱼，出太湖，色白，无鳞，[鱼+肃]之可致远。”所谓“[鱼+肃]之”，即压制晒干。鱼卵又称鱼子，所谓螳螂子即取鲚鱼之子晒成干。又如《太湖备考》卷六《物产》记载：“觜鱼，一名刀鱼，俗呼为刀鲚，又名湖鲚，别于江产也；一种小者各梅鲚，渔人[鱼+肃]之以鬻”；“银鱼，鳙之可以致远”。两种所记大体类似，也就是说整个太湖流域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形。日本人山本田芳1885年撰写的《清国水产辨鲜》中记载：“鲚鱼在江苏长江年产五百万斤，干鲚鱼年产约十五万斤运销各地。”
沿海的川沙地区“制造鱼干，亦第用盐晒”，“堪供食品之需”（10)。
晾制干鱼除上述先用食盐涂抹，然后利用日光晒干的盐干品外，也有不用盐抹而直接晒干者。据张耒《明道杂志》记载，早在宋时期，在汉阳武昌一带即有一种“淡鱼”，其法将数累千百之鱼剖开，不加盐，累晒江岸之上’干后以物压作鳙载往江西出售。饶州、广信等地“尤重之”，“虽臭腐可恶而更以为佳”，“若饮食祭享，无淡鱼则非盛礼”。一船“淡鱼，其值数百千”。此虽为宋时情形，估计明清时期这种产品仍得流传。又如在安庆的宿松地区，“若鲚鱼、靠鱼亦系晾干贩卖，但无须用盐腌浸；鲚鱼、靠鱼之出以夏月为多，故朝出水而夕即晾干，每年贩运外出者亦称大宗”（11）。其制作鲚鱼干、靠鱼干即充分利用夏日的强烈日光照射而迅速蒸干鱼体水分，省却先用盐腌浸的一道工序，也使鱼干制品的品种更为丰富多样。
薰制法：在气温较低的冬季和多雨水、空气湿润的春季，所捕获的鱼类已无条件采用晾制法。在此情形下，人们便采用薰制法加工鱼干，即利用烟薰或火焙的方法将鱼体所含水分蒸干。如前述明代岳州府华容县加工干鱼，“商人烘曝”，其加工工艺便既用烟熏，又用日晒。薰制品与晾制品之风味完全不同，各地的薰制品又各有地方特色。不过，相比较而言，由于受条件的限制，利用人工烟薰或火焙的薰制法之规模要远远小于利用随处可采、随时都有的天然日光晾晒的晾制法，前者之产量也就远低于后者。然而，俗话说“物以稀为贵”，惟其产量较少，则更见其珍贵。
3、副产品加工与利用
除水产品食用加工外，人们也进行一些副产品的加工和利用，如提炼鱼油，加工鳔胶，用介壳类水产之甲壳肥田等。提炼鱼油以为燃灯之用古以有之，如明人诗云，“八尺长竿一具罾，前船相唤后船应。得鱼换米兼沽酒，更取鱼油作夜灯”(12）。又如“黄鲴鱼及鲹鱼肠腹多脂，并可取肠以熬油为燃灯之用，称为鱼油”（13）。此即为渔民充分利用渔获物，就地取材加工副产品以供日用之需之例。人们在历史时期也很早利用鱼鳔加工螵的胶或鱼线胶。加工鳔胶之例如：鱼腹中鳔“可作胶，谓之大胶。唐张彦远云吴中鳔胶采章之用，盖古画家取此”（14）。可见，至迟在唐代，人们已知将鱼鳔加工成鳔胶制作“采章”，即类似现代的印章，画家即有用这种鳔胶采章者。各地区征收鱼课中大都有鱼线胶之征，可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将鱼鳔加工成鱼线胶极为普遍，政府将其定为一种额征课税，且大多征收本色。万历《大明会典》中明确记载官方征收鱼线胶乃为造船之用，即做为一种粘合剂。前文述及虾米之制作乃将生虾蒸煮晒干后去甲而成，对其所剥下之虾甲，人们也予以回收利用，“凡干虾所去之甲并可买作粪田之用，虾甲亦名虾糠”（15）。虾蟹等水产之壳甲中富含磷元素，因此，可将其甲壳碾碎后用于田地中施肥，是一种很好的磷肥。即使是腌鱼后所剩之盐水，人们也能做到废物利用，如“腌鱼之水谓之滴卤，可助烹调，并可以供制豆货食品之用”（16）。更何况在明清二代，食盐均极为珍贵，官方对食盐征税极重，人们就更舍不得轻易丢弃尚可进一步利用的滴卤之水了。
二、冷藏与装罐
1、冷藏
冷藏即冰藏，冰藏法最为简单，即将鲜鱼埋藏于天然冰或人造冰中，用以保存鱼类短时间之鲜度。用冰藏法使鱼类保鲜的技术应用很早，但由于贮冰技术较复杂，在较长时期内其规模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冰鲜鱼大都限于奴隶主、贵族享用，或为进贡皇家的贡品，而较少应用于大规模的渔业生产。
明清时期已出现较大规模的专业冰厂。明王鏊所修《正德姑苏志》中有“三伏市上卖凉冰”之语，可见苏州在明朝已有专业冰厂。清沈德潜所修《元和县志》记载：“冰窨在葑门外，设窨二十四座……每遇严寒，戽水蓄于荡田。冰既坚，贮之于窨，盛夏需以护鱼鲜，并以涤暑。”尤悼所作《冰窨歌》云，“葑溪门外二十四，年年特为海鲜置”，其诗进一步说明该专业冰厂主要是为海产保鲜兴办的。康熙二十三年《江南通志》记载：松江府“每夏初，贾人驾巨舟，群百呼噪网取”黄鱼，都是“先于苏州冰厂市冰以待”。清时，沿海一带食用冰鲜黄鱼已成一种习尚和爱好。清康熙吴县人沈朝初《忆江南》一词中就描写了食冰鲜的盛况：“苏州好，夏日食冰鲜，石首带黄荷叶裹，鲥鱼似雪柳条穿，到处接鲜船。”小船插上三角形红旗，鸣锣集市，曰贩冰鲜，吴俗最尚此鱼，每尝新时，不惜重价，故有典帐买黄鱼的谚语。同治《苏州府志》卷20《物产》记载，吴地有谚云“楝子花开石首来，笥中被絮舞三台”，言典卖冬具以买鱼也。（17）
明清规模巨大的鲥贡，也是用冰长途护运的。为此，在南京燕子矶建有皇家专备冰窖和鱼厂。陆路运输，按15公里一站，由3000余匹驿骑接力飞奔传递，自长江边至北京1250余公里，限22个(44小时)时辰送达。保鲜的办法是逐尾用铅匣盛装，中间填以冰，泼上浓油密封，再以箬叶遮护。水路，则由快船日夜兼程沿运河北上，船上载冰护航，沿途并设有冰库，源源不断补充冰块，保证贡品到达京城还很新鲜。
明清时期虽已出现较大规模的专业冰厂，但在清代后期以前，其在渔业生产上的应用仍不普遍。专业冰厂仍未大规模普遍兴建，冰鲜鱼因成本较高、数量少而价值昂贵，上述吴地典卖冬具以买黄鱼即为一证。又如同治《苏州府志》卷20《物产》记载：“石首鱼，俗名大黄鱼，今惟出海中，味绝珍，夏初则至，吴人以楝花时为候。此时已渐熟，鱼多肉败气臭，吴人既习惯视之，故有忍臭啖石首之讥。二十年来沿海人家始藏冰，悉收冰养鱼遂不败”。可见，在清道光以前，沿海藏冰养鱼者尚少；至咸丰、同治年间，渔获物冰藏保鲜法始渐盛。自此之后．冰厂之设渐多，地域亦逐渐推广普及．民国《川沙县志》卷5《实业志·渔业及林业》的一段记载清晰地反映了这一变化过程，该志云：“所获海鲜，近年均用冰制，以便运往远埠……。冰厂，夏获鱼鲜，须用冰制。向因购自上海，殊形不便。自清宜统元年，周兰村等集股，在八团北一甲白龙港南，租地建造冰厂一座。年来销路日广．在横沙各渔船，多向购用，获利颇丰。民国四年，复有人集资设厂，以谋扩张营业。十一年九月，邑人家曾等，又在八团南三甲海滩，股设冰厂，呈准县知事严森出示保护。”
从这一段史料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其一，清代后期，沿海地区夏季的海洋渔业生产之渔获物已大都采用冰镇保鲜；其二，在清宣统元年以前，沿海的川沙及其它地区用冰以藏鱼大都尚须向沪镇上海采购；其三，自清宜统元年以后，沿海各地陆续集资建造冰厂，无须再购自上海，且其营业规模呈扩大趋势．冰厂之管理亦日益严密。
以上即为水产品冰镇保鲜的大致发展过程，总之，时至清代后期，冰藏保鲜才在渔业生产上得到大规模应用。
2、装罐
水产品罐装加工法之应用较以上各种加工方式都要晚。可以说是一种“泊来品”，即为海外引进之加工工艺。晚至清代后期，水产品之装罐加工仍尚少，如沿海的川沙地区“制造鱼干，亦第用盐晒，并无装罐，堪供食品之需”（18）。但其毕竟随着国门之开而逐渐走进国人的生活，据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6《实业志·渔业》记载，“罐诘贮藏之法甚多，适用于国人嗜好之鱼类罐诘约有三种”；其一为水渍制，即将生鱼处理适当后装入罐中，注入清水密封、加热而制；其二为调味制，其法将渔获物加以酱油、白糖、香料等，先行煮熟后装罐，加热杀菌而成；其三为薰炙制，其法将鱼类先行适当调理，再经油炙及薰烟工作，然后封罐制成。用第一种方法制作的鱼罐头可用作庖厨中烹调的原料，用后面两种方法制成的成品可供家庭行旅随时取食，毋须再行调味。转贴于 三、饮馔加工
水产品的饮馔加工几乎同人类史一样悠久，从有渔猎生产以来，其饮食即包括水产品饮馔加工。水产品饮馔加工的一般方法，早已为人们普遍掌握。如苏轼{物类相感志}记载，薄荷去鱼腥，煮鱼羹临熟人川椒多能去鱼腥，用枳实或凤仙花子煮鱼则骨软等。又如河豚味极美，但有剧毒，宋代时吴人已掌握了一整套河豚的加工方法，对其何部分及何时所捕最毒了如指掌。孔平仲《续世说》、张耒《明道杂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等书对此多记载，如吃河豚的当天不能进服汤药，因河豚与中药乌头、附子相忌。如已中毒，解毒之法有催吐和药解。催吐系“亟饮秽物”，药解以龙脑水或至宝丹或橄榄，亦可炒槐花与干燕支(胭脂)等捣成粉末，用水调灌。
饮馔加工可分风味鱼品和名特优产品。相对而言，太湖地区的水产饮馔加工工艺较其它地区更为精致。“吴地产鱼，吴人善治食品，其来久矣”（19）。民国《吴县志》卷51《物产二》转引(隋)《大业杂记》云，吴人作鲈鱼干法。“五六月海中取此鱼，缕切晒干，盛以瓷瓶，密封泥。欲食开取，以新布裹大盆盛井底，浸久出布．却水。则敷然散著盘上”；又有以鲤鱼为原料所作者，其法亦“出太湖，纯以鲤酸为之；一瓶用鱼四五百头，味过鲟鳇。”又如作水晶绘之法，“以赤尾鲤净洗去涎，用新水慢火熬浓，去鳞滓，待冷即缕切之，沃之五辛。”（20）可见，各种鱼绘制作从原料的挑选、火候的掌握到佐料的调放都有一系列较复杂的加工工序。饮馔加工在都市中尤为讲究，如北宋汴京(即今开封)有因“南人不服北食”而开的南食店。一部分“南人”通晓南馔制作．如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记载，梅圣俞家中的老婢能制作以鲫鱼为主要原料的南馔生鱼片便是一例。又据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五等书记载，当时的名特优产品有活鲟鱼唇割下制作的“鱼魂”；以河豚腹内腴白制作的“西施乳”；以及钱塘门外宋五嫂以菰为羹、以鲤鲫为绘的“金羹玉绘”等。
以上所述均为明清以前即有的饮馔加工方法，毫无疑问，其加工工艺必代经流传并更趋精致。上引民国时期太湖地区的方法对其饮馔加工方式仍有详细记载即为明证。明人文集中亦有鱼类饮馔加工的详细记载，“吴人制鲈鱼蚱、馈子腊，风味甚美，所称金虀玉绘也。鲈鱼肉甚白，杂以香葇花叶．紫绿相间．以回回豆子、一息泥、香杏腻坌之，实珍品也。鲼子鱼腊亦然。回回豆子细如榛子肉，味甚美。一息泥如地椒，回回香料也。香杏腻一名八丹杏仁，元人《饮膳正要》多用此料。鲼子鱼今京师名鮆鰶鱼”(21）。可见其时鲼子腊这一名馔已从太湖地区传至京师，且另有别名。诗文歌赋中更多有提及者，如其一云：“日冰解作块，水落旧痕出洲背。渔翁招摇沉网罟，上客游观缓裘带。跃青跳白举数尾，鲂鲤不言羊豕脍。取物还存爱物仁，半释况乃兼细碎。玉花行看登翠盘，素髫早巳扬清濑”；其二云：“平湖如席洲若块，渔子击水惊鱼背。一网数鳞如拾芥，骈头贯口相萦带。饔人挥刀飞雪花，座客停餐谈玉脍”(22)。清代的专门书籍如《随园食单》中记载了江浙一带烹调加工的菜肴，其中有石发、酱石花、石花糕、鱼翅、刀鱼、鲥鱼等多种水产珍品。
除上述的各种名特优产品外，亦有鱼杂之类风味产品，“凡腌干鱼者必先将鲜鱼剖开，去其腹内之肠肚各件谓之鱼杂，滨湖产鱼之地多取鱼杂调煮佐膳，称美味焉”(23）。明清时期，虾蟹等类水产的食用加工种类也甚多。蟹类有酱蟹、糟蟹、醉蟹等。加工的秘诀有所谓“雌不犯雄，雄不犯雌”、“酒不犯酱，酱不犯酒”、“蟹必全活，螯足无伤”等。虾类加工有醉虾、虾松、虾米粉等。
综上所述，由于明代官方对渔业的重视，渔业生产大为发展。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产加工业颇为发达，水产加工工艺趋于多样化、精致化。水产加工方式多种多样，加工数量巨大，加工质量优良，饮馔加工工艺更是丰富多彩、精湛多样。这从官府征收的鱼课名目中可见一斑，除鱼课钞银之征外，还有干鱼、鱼油、鱼腺胶、各色鱼蚱、鱼蚱椒料和香料等本色之征。传统加工方法有腌制、糟制鱼蚱，曝晒、晾制、薰制鱼干等。时至清代后期，渔获物的冷藏保鲜渐行，尤其是冰厂渐多以后，以前难以普及，多用于皇家进贡等的冷藏保鲜技术逐渐推广，清代后期尤为突出。清代未期，又从海外引进水产品装罐加工技术，罐装加工数量也迅速上升。此外，人们对各类副产品也予以加工利用，做到物尽其用，如提炼鱼油，加工鳔胶，用介壳类水产之甲壳肥田等。
注释：
(1)丛子明、李挺主编《中国渔业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出版。
(2)万历《湖广总志》卷21《贡赋志一》。
(3)光绪《武昌县志》卷3《物产》。
(4)康熙十四年《安庆府志》卷5《物产》。
(5)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6《实业志·渔业》。
(6)嘉靖《常德府志》卷8《食货志·物产》。
(7)隆庆《岳州府志》卷11《食货考》。
(8)光绪《武昌县志》卷3《物产》。
(9)民国《宿松县志》卷18《实业志·渔业》。
(10)民国《川沙县志》卷5《实业志·渔业及林业》。
(11)民国《宿松县志》卷18《实业志·渔业》。
(12)(明)唐之淳《唐愚士集》卷1《淮上渔者》。四库1236—528(前为册序，后为页序，下同。)
(13)民国《宿松县志》卷18《实业志·渔业》。
(14)同治《苏州府志》卷20《物产》。
(15)民国《宿松县志》卷18《实业志·渔业》。
(16)民国《宿松县志》卷18《实业志·渔业》。
(17)参考丛子明、李挺主编《中国渔业史》，第67页。
(18)民国《川沙县志》卷5《实业志·渔业及林业》．
(19)民国《吴县志》卷51《物产二》。
(20)乾隆《长洲县志》卷17《物产》。
(21)(明)杨慎《升庵集》卷69《金虀玉脍》。四库1270—682。
篇9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在这个丰收的美好季节里，我们又将迎来一年一度的中秋、国庆长假。为使大家能够安全、文明、健康、充实地度过这个假期，学校特别提醒大家，时时刻刻都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文明健康”的意识。为此，同学们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在校期间注意事项
1．住宿安全。假期留校的同学，要注意宿舍安全、物品安全。宿舍内不得留宿外来人员；宿舍内除正常用电以外，切忌使用电炉、热得快、电热杯等电加热和电制冷、电炊器具，更不要私接电线；不要在宿舍内存储易燃、易爆物品，更不要在清理宿舍时焚烧书本、报纸等杂物；外出时要关好门窗，要防止盗窃、抢劫、欺骗等事件的发生。
2．生活安全。假期留校的同学，要注意自己的生活安全。要保管好随身携带物品，不要随意乱放，以防被人顺手牵羊；不要将自己的证件等随意丢放，或轻易借人使用，以免发生意外；要注意饮食卫生，以免产生意外；外出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最好结伴而行；处理好同学之间的关系，和谐相处，减少摩擦；生病之后应及时就诊，以免延误。
3．网络文明。假期留校的同学，要合理利用网络，文明上网，注意身心健康。妥善安排每天的时间，不要在电脑前坐得太久，更不要熬夜上网；不要下载和传播不良信息；不要沉迷于网络游戏；注意网络安全，讲求网络道德。
二、离校期间注意事项
1．往返安全。往返途中，同学们要注意交通安全，不坐非法运营车辆；时刻注意自身财物安全，防止盗窃；应提高警惕，与陌生人交流要慎重，不要将自己的手机号码等个人信息、学校和家庭等相关信息告诉陌生人，以防上当受骗；应避免误入传销等非法组织等。
2.旅途安全。长途旅行的同学应尽量结伴而行，不要单独出发；参加户外活动，应先了解安全注意事项，设置好安全救生设施，避免参加危险活动。
3. 崇尚文明。在往返、旅途或在家休假期间，要遵守国家法律，遵守相关的规章制度，遵守社会公德，不参加封建迷信xx活动，注意举止文明。
亲爱的同学们，生命如花，安全第一；健康为本，文明至上。希望同学们珍惜时间，妥善安排，度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所收获的假期！
篇10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13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已经于2007年12月7日国务院第198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国务院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作出如下修改：将第二条修改为：“全体公民放假的节日：（一）新年，放假1天（1月1日）；（二）春节，放假3天（农历除夕、正月初
一、初二）；（三）清明节，放假1天（农历清明当日）；（四）劳动节，放假1天（5月1日）；（五）端午节，放假1天（农历端午当日）；（六）中秋节，放假1天（农历中秋当日）；（七）国庆节，放假3天（10月1日、2日、3日）。”这标志着通过渐进式的制度变迁模式推出了新的休假制度。与此前的黄金周放假制度相比，新的假期制度有如下特点：
（1）比旧假期制度增加了1天假期。旧假期制度为春节、五
一、国庆各3天，新年1天，总共为10天，新假期制度为春节、国庆各3天，清明、五
一、端午、中秋、新年各1天，总共为11天。
（2）7天的长假减少，3天的长周末（小黄金周）增加。根据新的办法，从2008年起，保留“十一”、春节两个黄金周不变，但将春节放假第一天提前至除夕，缩短现行的“五一”黄金周，将其法定假日由原来的3天减为1天，将其分配给清明、端午、中秋3个传统节日，确定其为国家法定假日，放假1天。今后“五一”、清明、端午、中秋、新年5个假日1天的假期，可就近结合双休日，分别凑成一个长周末假期，加上“十一”和春节，共同构成我国的5个3天的长周末（小黄金周）和2个7天的黄金周假日体系。
2新的假期制度对旅游业的影响
旅游消费需求的实现，受到收入水平等多种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其中闲暇时间是影响人们旅游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旅游业的发展与人们享有的闲暇时间密切相关，因而休假制度的变革所带来的闲暇时间变化，必然会对旅游业及其相关企业产生较大影响。新的假期制度“2个7天长假、5个3天小长假”的假日模式，将调整公民的旅游消费行为，对旅游业及相关产业产生一定的影响。
（1）延长了假期，分散了出游时间，有利于缓解景区资源、环境和接待压力，提高旅游服务质量。从2008年放假的时间来看（见表1），新假期制度长假和长周末形成的大小旅游高峰次数增多，旅游时间分散在1年的7个月里，一定程度上缓解黄金周旅游“井喷”现象，均衡了淡旺季的客源分布，削峰填谷，缓解了长期以来长假集中消费带来的不利影响，也保证了旅游服务质量的提高。
（2）长线旅游受到限制，短线旅游急剧升温，中线旅游将稳步上升。新的假期制度将“五一”长假改为长周末，由于时间的关系，许多人取消了“五一”长距离旅游的计划，取而代之的是短线旅游。各旅行社也纷纷推出短线旅游产品，一时间，短线旅游将成为市场主流。当然，随着旅游交通的快速发展与旅游区之间联动的加强，中线旅游会呈上升之势。
（3）团体包价旅游减少，自驾车游迅猛增加。长线旅游目的地较远，游客对目的地情况不熟悉，对出境游、长途国内游以及不靠近主流客源市场的边远地区的旅游往往通过旅行社团体包价旅游的形式实现。“五一”长假的取消将在一定程度上对以旅游团队为主要客源支撑的山水和文化资源型观光景区和相关旅游企业带来一定的冲击。短线旅游目的地一般为城市游憩类的市民公园、市郊休闲度假等景区（点），游客对旅游目的地情况较为熟悉，在当前公路交通发达的形式下，短线旅游以散客汽车旅游为主，特别是自驾车游发展迅猛。
（4）旅游产品多样化。新的假期制度中增加了清明、端午、中秋3个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使假日旅游变得更具民族特色，形式更加多样化了。以重庆为例，3天清明小长假，广大游客除了缅怀先烈、祭祀、扫墓（红色旅游）外，祭祀旅游新方式悄然浮出。重庆市旅游局相关人士称，从假期的统计情况看，第一个清明节“小长假”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旅游形式——祭祀旅游。游客们基本都选择第一天去相关地方缅怀先烈、祭祀、扫墓，后两天旅游、度假、休闲。在祭祀等传统活动的带动下，休闲、度假旅游等收获颇丰。在重庆酉阳，大部分游客先选择在赵世炎故居瞻仰烈士，祭奠革命英烈，然后纷纷走进土家山寨品尝桃花酒、土家饭，或是进入桃花源赏花踏青，零距离感受土家苗寨的民风民俗和优美的自然山水。因此，红色旅游、乡村旅游、民俗生态游、祭祀游成为清明旅游热点，四大特色旅游共同带出清明旅游热潮。此外，即将来临的端午节与中秋节将迎来更具民族特色的端午故里赛龙舟、吃粽籽，中秋节团圆赏月、吃月饼等体验性民俗旅游活动。
（5）5~7天的长线旅游“井喷”现象更加明显。“黄金周”休假制度实施以来，给中国旅游业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带来了中国旅游经济的空前繁荣。无论是企业还是员工已经习惯了长期以来的休假时间方式，7天长假给了他们远走他乡感受异地风情和探亲访友的机会，给了在远方工作的人们回家团圆的充足时间。根据近年来黄金周交通、旅游服务愈加拥挤的数据统计形势显示，减少“五一”两天的法定假期（即取消了“五一”黄金周长假），必然造成“春节”黄金周和“国庆”黄金周旅客流量的空前膨胀，从而给交通、旅游服务接待带来更大的压力和挑战。
（6）新的假期制度对旅游相关产业发展的影响。第一，新假期制度给旅行社业整体带来灵活经营的自主性。从旅游产业链角度看，旅行社可以不再受制于高峰时期旅游供应链上下游的住宿、交通等供应紧张的情况，可以实现更加灵活自主的经营；从旅行社内部经营讲，“五一”长假取消后，旅行社必须重新开发组织小长假旅游线路和产品，增加了经营成本，但带薪休假的实施，将使人们的出游计划更为灵活，模糊了旅行社全年经营的淡旺季的分界。第二，小型旅行社受冲击较大，或可催生垂直销售模式的形成。对于小型旅行社来讲，新产品开发和不断增加的散客对服务质量的高要求，直接导致经营成本的增加，在此压力背景下将进一步催生小型旅行社打专一的攻坚战，针对特定市场走特色化、精细化道路。而承受不了这种压力的可能发生经营模式的转变，即小型旅行社逐渐走向依赖大型旅游批发商的实力、走分销和的经营之路，促进旅行社业垂直销售模式的全面形成。第三，第三方旅游服务提供商以个性快捷的优势将分得自助游的更多份额。小长假与散客的增加，增加了游客对自助旅游的选择与需求。以“去哪儿”旅游垂直搜索引擎为代表的新兴业态以及以携程、艺龙为代表的第三方旅游服务供应商，为自助游的消费者建立了更为全面、直接、便捷的在线旅游服务采购信息平台，在线决策与预订将会因为更加契合旅游产品自助消费模式，而分得更多自助游的市场份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