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上市公众公司管理办法十篇

非上市公众公司管理办法篇1

(一)股票向特定对象发行或者转让导致股东累计超过200人;

(二)股票公开转让。

二、第四条修改为：公众公司公开转让股票应当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公开转让的公众公司股票应当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集中登记存管。

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五条：公众公司可以依法进行股权融资、债权融资、资产重组等。

公众公司发行优先股等证券品种，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四、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二条，修改为：股票公开转让与定向发行的公众公司应当披露半年度报告、年度报告。年度报告中的财务会计报告应当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股票向特定对象转让导致股东累计超过200人的公众公司，应当披露年度报告。年度报告中的财务会计报告应当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五、第三十三条改为第三十四条，修改为：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公司申请其股票公开转让，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制作公开转让的申请文件，申请文件应当包括但不限于：公开转让说明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证券公司出具的推荐文件。公司持申请文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

公开转让说明书应当在公开转让前披露。

六、第三十四条改为第三十五条，修改为：中国证监会受理申请文件后，依法对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进行审核，在20个工作日内作出核准、中止审核、终止审核、不予核准的决定。

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六条：股东人数未超过200人的公司申请其股票公开转让，中国证监会豁免核准，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审查。

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八条：本办法施行前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股份有限公司，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九、第四十条改为第四十三条，修改为：中国证监会受理申请文件后，依法对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以及发行对象情况进行审核，在20个工作日内作出核准、中止审核、终止审核、不予核准的决定。

十、第四十二条改为第四十五条，修改为：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股票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不超过200人的，中国证监会豁免核准，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管理，但发行对象应当符合本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一条：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应当发挥自律管理作用，对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股票的公众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信息进行监督，督促其依法及时、准确地披露信息。发现公开转让股票的公众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的行为，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采取自律管理措施。

第六十一条改为第六十五条，修改为：本办法施行前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股票或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应当按相关要求规范后申请纳入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

将修改后的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中股票向社会公众公开转让的表述修改为股票公开转让。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2019年9月28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17次主席办公会议审议通过，根据2019年12月2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修改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的决定》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非上市公众公司股票转让和发行行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根据《证券法》、《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非上市公众公司(以下简称公众公司)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其股票未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

(一)股票向特定对象发行或者转让导致股东累计超过200人;

(二)股票公开转让。

第三条 公众公司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本办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做到股权明晰，合法规范经营，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条 公众公司公开转让股票应当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公开转让的公众公司股票应当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集中登记存管。

第五条 公众公司可以依法进行股权融资、债权融资、资产重组等。

公众公司发行优先股等证券品种，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第六条 为公司出具专项文件的证券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他证券服务机构，应当勤勉尽责、诚实守信，认真履行审慎核查义务，按照依法制定的业务规则、行业执业规范和职业道德准则发表专业意见，保证所出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并接受中国证监会的监管。

第二章 公司治理

第七条 公众公司应当依法制定公司章程。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众公司章程必备条款作出具体规定，规范公司章程的制定和修改。

第八条 公众公司应当建立兼顾公司特点和公司治理机制基本要求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度，明晰职责和议事规则。

第九条 公众公司的治理结构应当确保所有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充分行使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合法权利。

股东对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重大事项，享有知情权和参与权。

公众公司应当建立健全投资者关系管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第十条 公众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集、提案审议、通知时间、召开程序、授权委托、表决和决议等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记录应当完整并安全保存。

股东大会的提案审议应当符合程序，保障股东的知情权、参与权、质询权和表决权;董事会应当在职权范围和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对审议事项作出决议，不得代替股东大会对超出董事会职权范围和授权范围的事项进行决议。

第十一条 公众公司董事会应当对公司的治理机制是否给所有的股东提供合适的保护和平等权利等情况进行充分讨论、评估。

第十二条 公众公司应当强化内部管理，按照相关规定建立会计核算体系、财务管理和风险控制等制度，确保公司财务报告真实可靠及行为合法合规。

第十三条 公众公司进行关联交易应当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保证交易公平、公允，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根据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公司章程，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

第十四条 公众公司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以各种形式占用或者转移公司的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

第十五条 公众公司实施并购重组行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公司章程，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聘请证券公司和相关证券服务机构出具专业意见。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并购重组损害公众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

第十六条 进行公众公司收购，收购人或者其实际控制人应当具有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和良好的诚信记录。收购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从被收购公司获得财务资助，不得利用收购活动损害被收购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

在公众公司收购中，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的股份，在收购完成后12个月内不得转让。

第十七条 公众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重组的相关资产应当权属清晰、定价公允，重组后的公众公司治理机制健全，不得损害公众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第十八条 公众公司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同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在章程中约定建立表决权回避制度。

第十九条 公众公司应当在章程中约定纠纷解决机制。股东有权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仲裁、民事诉讼或者其他法律手段保护其合法权益。

第三章 信息披露

第二十条 公司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信息，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公司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向所有投资者同时公开披露信息。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保证公司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第二十一条 信息披露文件主要包括公开转让说明书、定向转让说明书、定向发行说明书、发行情况报告书、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等。具体的内容与格式、编制规则及披露要求，由中国证监会另行制定。

第二十二条 股票公开转让与定向发行的公众公司应当披露半年度报告、年度报告。年度报告中的财务会计报告应当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股票向特定对象转让导致股东累计超过200人的公众公司，应当披露年度报告。年度报告中的财务会计报告应当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第二十三条 公众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对报告内容有异议的，应当单独陈述理由，并与定期报告同时披露。公众公司不得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定期报告内容有异议为由不按时披露定期报告。

公众公司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定期报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说明董事会对定期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公司章程，报告的内容是否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实际情况。

第二十四条 证券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他证券服务机构出具的文件和其他有关的重要文件应当作为备查文件，予以披露。

第二十五条 发生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公众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报送临时报告，并予以公告，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后果。

第二十六条 公众公司实施并购重组的，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依法严格履行公告义务，并及时准确地向公众公司通报有关信息，配合公众公司及时、准确、完整地进行披露。

参与并购重组的相关单位和人员，在并购重组的信息依法披露前负有保密义务，禁止利用该信息进行内幕交易。

第二十七条 公众公司应当制定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并指定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负责信息披露事务。

第二十八条 除监事会公告外，公众公司披露的信息应当以董事会公告的形式。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非经董事会书面授权，不得对外未披露的信息。

第二十九条 公司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法披露的信息，应当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公布。公司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可在公司网站或者其他公众媒体上刊登依本办法必须披露的信息，但披露的内容应当完全一致，且不得早于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的时间。

股票向特定对象转让导致股东累计超过200人的公众公司可以在公司章程中约定其他信息披露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相关信息的，应当符合本条第一款的要求。

第三十条 公司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将信息披露公告文稿和相关备查文件置备于公司住所供社会公众查阅。

第三十一条 公司应当配合为其提供服务的证券公司及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证券服务机构的工作，按要求提供所需资料，不得要求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出具与客观事实不符的文件或者阻碍其工作。

第四章 股票转让

第三十二条 股票向特定对象转让导致股东累计超过200人的股份有限公司，应当自上述行为发生之日起3个月内，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制作申请文件，申请文件应当包括但不限于：定向转让说明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股份有限公司持申请文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在提交申请文件前，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将相关情况通知所有股东。

在3个月内股东人数降至200人以内的，可以不提出申请。

股票向特定对象转让应当以非公开方式协议转让。申请股票公开转让的，按照本办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办理。

第三十三条 公司申请其股票公开转让的，董事会应当依法就股票公开转让的具体方案作出决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股东大会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中还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修改公司章程;

(二)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建立健全公司治理机制;

(三)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按照相关规定披露公开转让说明书、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及其他信息披露内容。

第三十四条 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公司申请其股票公开转让，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制作公开转让的申请文件，申请文件应当包括但不限于：公开转让说明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证券公司出具的推荐文件。公司持申请文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

公开转让说明书应当在公开转让前披露。

第三十五条 中国证监会受理申请文件后，依法对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进行审核，在20个工作日内作出核准、中止审核、终止审核、不予核准的决定。

第三十六条 股东人数未超过200人的公司申请其股票公开转让，中国证监会豁免核准，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审查。

第三十七条 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公开转让说明书、定向转让说明书签署书面确认意见，保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施行前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股份有限公司，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五章 定向发行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所称定向发行包括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导致股东累计超过200人，以及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两种情形。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然人：

(一)公司股东;

(二)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三)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组织。

公司确定发行对象时，符合本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投资者合计不得超过35名。

核心员工的认定，应当由公司董事会提名，并向全体员工公示和征求意见，由监事会发表明确意见后，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由中国证监会另行制定。

第四十条 公司应当对发行对象的身份进行确认，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对象符合本办法和公司的相关规定。

公司应当与发行对象签订包含风险揭示条款的认购协议。

第四十一条 公司董事会应当依法就本次股票发行的具体方案作出决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股东大会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导致股东累计超过200人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中还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修改公司章程;

(二)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建立健全公司治理机制;

(三)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按照相关规定披露定向发行说明书、发行情况报告书、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及其他信息披露内容。

第四十二条 公司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制作定向发行的申请文件，申请文件应当包括但不限于：定向发行说明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证券公司出具的推荐文件。公司持申请文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

第四十三条 中国证监会受理申请文件后，依法对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以及发行对象情况进行审核，在20个工作日内作出核准、中止审核、终止审核、不予核准的决定。

第四十四条 公司申请定向发行股票，可申请一次核准，分期发行。自中国证监会予以核准之日起，公司应当在3个月内首期发行，剩余数量应当在12个月内发行完毕。超过核准文件限定的有效期未发行的，须重新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发行。首期发行数量应当不少于总发行数量的50%，剩余各期发行的数量由公司自行确定，每期发行后5个工作日内将发行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第四十五条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股票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不超过200人的，中国证监会豁免核准，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管理，但发行对象应当符合本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第四十六条 股票发行结束后，公众公司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要求编制并披露发行情况报告书。申请分期发行的公众公司应在每期发行后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要求进行披露，并在全部发行结束或者超过核准文件有效期后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要求编制并披露发行情况报告书。

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定向发行的公众公司，应当在发行结束后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要求编制并披露发行情况报告书。

第四十七条 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定向发行说明书、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书面确认意见，保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第四十八条 公众公司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按照本章有关规定办理。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九条 中国证监会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有关规定，各司其职，分工协作，对公众公司进行持续监管，防范风险，维护证券市场秩序。

第五十条 中国证监会依法履行对公司股票转让、定向发行、信息披露的监管职责，有权对公司、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采取《证券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的措施。

第五十一条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应当发挥自律管理作用，对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股票的公众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信息进行监督，督促其依法及时、准确地披露信息。发现公开转让股票的公众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的行为，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采取自律管理措施。

第五十二条 中国证券业协会应当发挥自律管理作用，对从事公司股票转让和定向发行业务的证券公司进行监督，督促其勤勉尽责地履行尽职调查和督导职责。发现证券公司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的行为，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采取自律管理措施。

第五十三条 中国证监会可以要求公司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或者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有关信息披露问题作出解释、说明或者提供相关资料，并要求公司提供证券公司或者证券服务机构的专业意见。

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公司和证券服务机构出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有疑义的，可以要求相关机构作出解释、补充，并调阅其工作底稿。

第五十四条 证券公司在从事股票转让、定向发行等业务活动中，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勤勉尽责地进行尽职调查，规范履行内核程序，认真编制相关文件，并持续督导所推荐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完善公司治理。

第五十五条 证券服务机构为公司的股票转让、定向发行等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应当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公司的主体资格、股本情况、规范运作、财务状况、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充分的核查和验证，并保证其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第五十六条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进行监督检查或者调查，公司有义务提供相关文件资料。对于发现问题的公司，中国证监会可以采取责令改正、监管谈话、责令公开说明、出具警示函等监管措施，并记入诚信档案;涉嫌违法、犯罪的，应当立案调查或者移送司法机关。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七条 公司以欺骗手段骗取核准的，公司报送的报告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除依照《证券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罚外，中国证监会可以采取终止审核并自确认之日起在36个月内不受理公司的股票转让和定向发行申请的监管措施。

第五十八条 公司未按照本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四十二条规定，擅自转让或者发行股票的，按照《证券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五十九条 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除依照《证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外，中国证监会可视情节轻重，自确认之日起采取3个月至12个月内不接受该机构出具的相关专项文件，36个月内不接受相关签字人员出具的专项文件的监管措施。

第六十条 公司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依照《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六十一条 公司向不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投资者发行股票的，中国证监会可以责令改正，并可以自确认之日起在36个月内不受理其申请。

第六十二条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专项文件的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证券法》、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的，中国证监会可以采取责令改正、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等监管措施，并记入诚信档案;情节严重的，中国证监会可以对有关责任人员采取证券市场禁入的措施。

第六十三条 公众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或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在对公众公司股票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公开前，泄露该信息、买卖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股票的，依照《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八章 附则

第六十四条 公众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股票的，应当遵守《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公众公司申请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应当遵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第六十五条 本办法施行前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股票或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应当按相关要求规范后申请纳入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

非上市公众公司管理办法篇2

内容摘要：构建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交易市场是发展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环节，由于非上市公众公司的公众性，必须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管。股权托管制度作为对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监管制度之一，必将在保护投资者利益，促进公司自身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本文针对目前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托管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股权托管制度的必要性以及相关对策。

关键词：非上市公众公司 股权托管 监管

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托管制度的一般理论

公众公司这一概念主要存在于英美法系中，英美等国根据公司的规模及其能否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本将公司划分为公众公司与私人公司。我国《公司法》将公司划分为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并不存在公众公司这个概念。2005年修订的《证券法》第十条中对公开发行行为做出了界定；依据这一标准，我国实践中存在大量公开发行股票但由于各种原因未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由于相关监管制度的不完善，导致此类公司非法交易损害投资者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基于此，2006年12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其中提出了“非上市公众公司”这一概念，并明确要求有关部门尽快研究制定非上市公众公司管理规定；同年12月21日中国证监会又成立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办公室，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基本制度框架开始构建。

根据《证券法》的相关规定，我国公众公司可以界定为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股票，或虽然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但股东人数累计超过200人的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即指公开发行股票但不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即公众公司中除去上市公司的部分。

股权托管是指：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具有普遍社会公信力的第三方机构接受股份制公司的委托，对其股东所持股权进行集中登记管理的行为。主要包括股权持有人股权账户的设立及管理；公司股权的初始登记、变更登记、质押登记、冻结登记、信托登记；公司股本的变动登记；公司向其股东分红派息或进行其它权益分配；公司信息的公开披露等服务。因此非上市公众公司的股权托管指：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具有股权登记托管资质的服务机构，接受非上市公众公司的委托，为其提供股权托管服务的行为。

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托管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目前我国股份公司股权托管的现状为：上市公司的股权依据《证券法》的规定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管理；而对包括非上市公众公司在内的未上市股份公司的股权则相对缺乏统一有效的管理。我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只对股份公司发起人股份进行登记，并不包括非上市公众公司的非发起人股；然而实践中许多成立时间较长、股东人数较多的非上市公众公司都拥有较多的非发起人股东，这部分股权显然不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登记管理范围中。许多股东人数较少的未上市股份公司的股权采用自行管理的方式；而股东人数相对较多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的股权则由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数十家股权托管机构进行管理，如上海股权托管登记中心、湖北省股权托管中心、陕西省股权托管服务中心等；除此之外，一些证券公司营业部也在从事非上市公司股权托管业务。

就目前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托管的现状来看，各地方股权托管机构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托管机构设立程序混乱，管理规则不统一，对托管与转让过户等业务的具体规定也并不相同。一些托管业务有限的托管机构，仅依靠收取托管业务中的手续费难以维持运营，导致实践中部分地方托管机构为增加收入，对非法证券交易视而不见，甚至在非法交易中推波助澜。一些未上市的股份公司将其股份分别在不同托管机构登记托管，造成了股权管理的混乱，甚至出现了同一股东股权在两个以上托管机构托管，同一公司以不同的股票简称在不同机构托管的现象。一些地方的股权托管机构与产权交易机构是合二为一的，由同一机构行使两项职能，极易导致股权托管与交易中的违规违法行为，以上这些行为都极大的扰乱了非上市公众公司股票交易秩序。

完善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托管制度的必要性

（一）保护非上市公众公司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需要

如前所述，目前我国存在大量非上市公众公司，与此同时对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进行投资的社会投资者也形成了一定规模。由于我国的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交易市场还在构建当中，无法满足投资者对股权交易的需要，大量中小投资者为了实现利益，不得不进行私下交易。然而这种私下交易存在着极大的市场隐患，其中信息短缺、不对称极易造成对投资者的误导甚至欺诈。

股权托管制度所具有的功能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一方面股权托管的公司商业信息公共服务功能可以较好地解决市场信息的短缺和不对称的缺陷；另一方面其所具有的股权交易市场准入及异动监控功能，可以有效地控制公司的异常行为，防止公司欺诈。由此可见，完善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托管制度可以有效杜绝私下交易、黑市交易等不规范行为，从而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方便股权变更、防范欺诈行为，从而增加股东股权的流动性；公开股份证明和股权信息查询、减少不对称的信息，从而拓宽投资者的投资渠道。

（二）促进非上市公众公司自身发展的需要

完善的股权托管制度对促进非上市公众公司自身发展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很多方面，如有利于提高股权管理效率、节约管理成本、增强管理透明度等，但最重要的在于通过利用股权托管机构提供的专业化服务和市场化监管，有利于扩大公司知名度、拓宽融资渠道、吸引更多社会资本从而为公司上市创造条件。具体而言，一方面非上市公众公司通过托管机构提供的信息平台，能够有效地提高自身知名度，增强投资者的信赖度，成为公司对外宣传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公司还可以利用股权托管机构的股权转让代办服务的平台，提高公司股权的流动性，实现规范的股权交易，促进公司价值的提升，为公司上市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构建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交易市场的需要

为了解决非上市公司股权交易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断推进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建设，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交易市场的构建。2008年3月17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积极支持在天津滨海新区设立全国统一、依法治理、有效监管和规范运作的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交易市场，标志着我国全国性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交易市场的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然而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交易市场的建立与完善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整个市场的运行需要以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作为基本保障。完善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托管制度，规范对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的管理，必将为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交易市场的构建打好基础、创造条件。

完善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托管制度的对策

（一）托管原则的确立

强制托管原则。为了更好地实现对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监管，无论非上市公众公司是否挂牌交易，其股权必须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登记托管。

全面托管原则。股权托管的对象既包括未发起人股，也包括非发起人股。

统一托管原则。同一非上市公众公司的股权应由一家股权托管机构集中进行登记管理。

（二）托管机构的选择

根据我国目前股权托管的现状，对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托管机构的选择有三种：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各地方的区域性股权托管机构以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本文认为，对托管机构的选择可以配合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交易市场（以下简称场外交易市场）的构建来做出选择，具体分下列几种情况：

1.在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挂牌交易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的股权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托管。如前所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目前主要负责上市公司的股权管理工作，同时扮演中央证券存管机构、清算机构及证券登记机构三种角色。其自2001年成立以来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建立起较为规范的管理体系以及完备的技术系统，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监管经验。对于未来在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挂牌交易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的股权，指定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托管，不仅有利于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托管的规范，而且可以比照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管理的办法，逐步建立与股权交易联动的登记、托管、清算三位一体的管理体系。最终实现防范、化解市场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推动非上市公众公司发展的目的。

2.在区域性场外交易市场挂牌交易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的股权由该区域的股权托管机构托管。虽然我国各地方的股权托管机构存在许多问题，但由其负责在本地区挂牌交易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的股权托管工作也有较大的优势：由于股权托管对象限定在该股权托管机构所在的区域，相对于其他区域外的股权托管机构而言，本地股权托管机构能够及时掌握上市公众公司的经营情况及相关信息，有利于各股权托管机构更加有效地发挥异动监控功能，从而更好的规范交易市场，保护投资者利益。因此在区域性场外交易市场挂牌交易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的股权最适宜由该区域的股权托管机构托管。

3.未在市场挂牌交易的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托管。未挂牌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由于其股权发生变动情况相对较少，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其股权进行管理更具优势：一方面，这样的做法基本符合各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定位。另一方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掌握着非上市公众公司较为详细的资料，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业务开展情况较为熟悉，有利于股权托管工作的进行。但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未挂牌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的股权进行托管存在着一定法律障碍，如前所述，目前我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只登记非上市公众公司发起人股，因此期待通过相关法律的不断完善，最终赋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未挂牌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的股权进行托管的职责。

（三）监管制度的完善

在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托管法律制度运行的过程中，托管机构的行为是否规范，对股权托管目标能否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托管机构的监管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由国务院授权证监会负责制定和公布有关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登记托管的一般规定，通过实施严格的准入制度来控制股权托管机构的规模和质量，实现对托管机构主体资格的认定，有助于防范不专业的托管机构进入市场而导致的违规违法行为。其次，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定，对托管机构从业人员的执业资格和职业操守进行认证和监管，相关从业人员是股权登记托管制度的执行者，他们的业务水平和职业操守直接影响着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登记托管制度运行的结果。最后，由各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辖区内的区域性股权托管机构的股权登记托管活动进行监管，检查股权登记托管的各项具体业务是否符合程序要求和是否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

参考文献：

1.乐强毅.我国未上市公司股权交易市场建设研究[F].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2.潘东梅.股权集中托管是非上市公司再融资的有效途径[F].产权导刊，2010（3）

3.宋明.规范托管流通渠道 实现公司持续发展[F].财经界，2009（3）

4.郭锋.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证券市场法治[D].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5.刘勇，杨峰.我国证券场外交易监管制度的完善[D].中国商法年刊，2008

非上市公众公司管理办法篇3

2008年1月2日，中国证监会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下发了《关于整治非法证券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治非通知》）。这是中国证券监管部门首次联手公检法系统共同发文，显示管理层对打击非法证券活动的决心。

《治非通知》从非法证券活动的法律政策界限、证监、公安、检察、法院四个部门的衔接配合等方面，作了较为细致的规定。这也是自2006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2006]99号，下称“国办99号文”)以来，关于打击非法证券活动出台的最有力度的文件。

至此，过去在打击非法证券活动过程中存在的法律界限不清、协调不畅等问题，在制度层面得到了解决，对非法证券活动的整治进入了执行层面的攻坚阶段。

「密织法网

非法证券活动由来已久，由于其涉案情况复杂，隐蔽性大，涉案地域范围广泛，个别地区一度出现蔓延势头，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和金融安全。

为了贯彻落实《公司法》和《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以维护中国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和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2006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国办99号文”。

“国办99号文”明确要求坚决遏制非法证券活动蔓延势头，对擅自公开发行股票、变相公开发行股票、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三类行为，坚决予以取缔，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也是新一轮打击非法证券活动的开始。

2007年2月，为了更好实施打击非法证券活动，中国证监会牵头，公安部、人民银行、工商总局、银监会并邀请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有关单位参加，成立了整治非法证券活动协调小组。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证监会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部，负责非法发行证券和非法证券经营活动的认定、查处及相关组织协调工作。

与此同时，证监会于2007年2月8日召开了证券监管系统打击非法证券活动工作会议，是次重要会议全面部署了证券监管系统打击非法证券活动具体工作。

会后下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了各证监局打击非法证券活动的工作要求和原则，以及职责分工和阶段性的工作重点。

2007年9月，证监会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打击非法证券活动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便进一步推动各地打击非法证券活动。

同时，为落实国办99号文关于“非法证券活动查处和善后处理工作按属地原则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负责”的要求，在证监会和地方证监局的积极推动下，各地方人民政府也相继出台了贯彻“国办99号文”的实施意见。

截至2007年12月27日黑龙江省发文贯彻“国办99号文”实施意见，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5个设有证监局的计划单列市政府，全部出台了贯彻实施意见。各地均由地方政府分管领导担任领导小组或协调小组召集人，力求提高打击非法证券活动重要性的认识，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2007年4月初，证监会会同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在上海召开了打击非法证券活动有关法律问题座谈会，重点研究解决行政执法和司法审判中遇到的相关问题。

“打非”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证监会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部副主任冯鹤年对《财经金融实务》记者表示，这次会议针对各部门在“打非”工作中遇到的执法程序、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如擅自发行罪和非法经营罪的补充认定、新老《证券法》相互衔接以及受害人民事救济等问题，都是一段时间以来困扰相关案件查处的重要问题，与会部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并为《治非通知》出台奠定了基础。

《治非通知》不仅弥补了相关法律法规的不足，也为基层公安、司法机关依法办理此类案件提供了政策依据。

从“国办99号文”到36份各地实施细则，再到四部门《治非通知》，目前打击非法证券活动的法规网已经织完。据悉，下一步打击非法证券工作将更加注重一些大案要案的审理和宣判。

「非法证券活动形式

从近几年的情况看，非法证券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暗中坐庄，操纵股价。违法分子利用大笔资金及多个账户的形式，通过散布虚假信息拉抬股价，诱使投资者买入，导致投资者遭受损失。

还有一些不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人员，以能准确荐股为名，预测消息，招募会员骗取钱财。今年1月审理的“带头大哥”王秀杰案，就是王秀杰以“股神”自居，大肆骗取会员的钱财。

承诺固定高额回报，以发售基金等形式，违规理财，也是违反相关规定的，这种行为最后往往是资金被抽调挪用，或投资损失，导致投资人无处追偿。

诱骗社会公众购买所谓“原始股”。不法分子通过编造股份公司即将在国内或境外上市等虚假信息，通过非法中介机构虚假销售“原始股”，同时编造公司业绩、上市已经获批等虚假信息，诱使投资者高价购买所谓的“原始股”，使投资者蒙受损失。

2007年，证监系统接到的举报信件共1400余封，其中移交公安机关的举报信件为366件。中国证监会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部副主任魏学春介绍，从地域上看，非法发行股票的公司多集中在中西部地区，非法中介机构主要在沿海地区；从手段上看，主要以境外上市为诱饵，发行公司和中介机构相互勾结、编造虚假信息进行欺骗。

冯鹤年进一步介绍，从目前证监系统掌握的一些案件看，在非法发行股票方面，根据行为的性质、社会危害性的不同，主要涉及三种罪名，即擅自发行股票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集资诈骗罪。在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方面，主要涉及非法经营罪，有些案件错综复杂，同时牵涉多种罪名、或构成共犯的也并不少见。

“严厉查处非法发行股票类案件，是新一轮打击非法证券活动的工作重点。” 冯鹤年称。

「厘清法律界限

《治非通知》明确，公司、公司股东违反有关规定，擅自向社会公众转让股票，应当追究其擅自发行股票的责任，公司与其股东合谋实施上述行为的，公司与其股东共同承担责任。擅自发行证券的，以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追究刑事责任。

任何单位和个人经营证券业务，必须经证监会批准。未经批准的，属于非法经营证券业务，应予以取缔；涉嫌犯罪的，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与公司同谋发行股票的中介机构，构成犯罪的，以擅自发行股票罪的共犯论处。

在以往办案过程中，一些公安、司法部门将证券监管部门出具性质认定意见作为立案的前置条件，本次《治非通知》明确规定，非法证券活动是否涉嫌犯罪，由公安机关、司法机关认定，如果公安、司法机关认为需要行政主管机关认定的，主管机关应当给予认定。这将大大提高办案的效率。

此前一些案件发生时，一些不法分子常以案件发生在2006年1月1日新《证券法》公布前为由，认为法不溯及既往，企图以此逃脱法律责任。一些具体办案及审理人员对此也常常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

为此，《治非通知》明确，修订后的《证券法》与修订前的《证券法》针对擅自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的规定是一致的，是相互衔接的，因此在修订后的《证券法》实施之前发生的擅自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行为，也应予以追究。

冯鹤年对此解释说，从立法的精神上看，原《证券法》针对擅自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行为也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新《证券法》只不过是作了进一步细化和明确。在这一点上，不存在新旧《证券法》溯及力问题。

实际上，2007年的集中整治对遏制非法证券活动猖獗的势头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去年非法证券活动统计数据看，尽管投诉量仍然居高不下，证监系统全年共收到涉及非法证券活动的各类来信、来访1400件，与2006年同期相比有一定增加，但投诉反映的非法证券活动大多发生在2006年或更早，2007年新发生的非法证券活动约占投诉量的5％，表明非法证券活动的新发率有一定下降，猖獗势头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2007年初，证监会协助公安部办理的在全国影响较大的八起重点案件均已侦查终结，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其中四起已经在法院一审判决。

「待解难题

据《财经金融实务》了解，在查处非法证券经营活动的过程中，由于其作案隐蔽、涉及公众人数众多，且多分散于全国各地的特点，对非法证券活动的查处、发现并不容易，而一些部门之间的工作衔接尚未到位，给打击这类活动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比如，“国办99号文”规定：“严禁任何公司股东自行或委托他人以公开方式向社会公众转让股票。向特定对象转让股票，未依法报经证监会核准的，转让后，公司股东累计不得超过200人。”这句话有三个关键点，一是不得借助中介机构，二是不得以公开方式，三是不得向社会公众转让。

从现有的非法发行股票案件看，其发行股票多超过200人，但对此却难于发现。目前，上市公司的股东登记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而非上市公司的股权则登记于各地工商局。而工商局对于股份公司的登记，仅限于发起人股东的登记，此后股份公司的股东转让，则不需到工商局进行登记。从而使一些非法转让股份的公司难以被发现。

一位证券业内人士认为，应当加强对股份公司股东登记的管理，在股东初始登记及转让登记上，工商局、证券监管部门应该互相衔接，使股权变更登记覆盖股份公司在任何范围内的股东变化，这样才能及时发现一些违法股份转让及股票发行行为。

非上市公众公司管理办法篇4

    【关键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犯罪构成;司法认定

    【正文】

    按照《刑法》第176条的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根据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的规定,所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所谓“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有以下问题值得探讨。

    一、金融机构是否可以构成本罪

    按照《刑法》第176条的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可以由自然人构成,也可以由单位构成。对于金融机构是否可以构成本罪,应当区分不同情况分别对待。对于没有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如果没有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可以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如财务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都没有向一般公众吸收存款的资格,财务公司只能向特定成员单位吸收存款,如果财务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非法向公众吸收存款,则可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国务院相关行政法规也有相关刑事处罚罚则的规定,如国务院《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以下简称《处罚办法》)第27条规定:“财务公司不得有下列行为:(一)超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规模发行财务公司债券;(二)吸收非集体成员单位存款或者向非集团成员单位发放贷款;(三)违反规定向非集团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四)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行为。财务公司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该财务公司直接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其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记过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情节严重的,责令该财务公司停业整顿,对直接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给予撤职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或者其他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处罚办法》第28条规定:“信托投资公司不得以办理委托、信托业务名义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委托、信托业务。信托投资公司违反前款规定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该信托投资公司直接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其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记大过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情节严重的,暂停或者停止该项业务,对直接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给予撤职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或者其他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具有向公众吸收存款资格的商业银行来说,是否能够成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主体则存在争议。肯定论者认为,商业银行违反国家规定,采取非法提高利率等方式吸收公众存款,如果情节达到一定程度,可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罚。从我国《刑法》的具体规定看,法律并没有对该罪的犯罪主体作任何限制的规定,只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了金融秩序,就有可能构成本罪。有存款业务经营权的金融机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同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种社会危害性不仅表现在金融机构之间的无序竞争,导致金融市场秩序的混乱,而且阻碍了国家货币政策功能的正常发挥,削弱了国家通过信贷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给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巨大的风险和压力。从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平等性来看,主体地位平等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作为金融机构的银行也是一样,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各主体都要平等地享受权利、履行义务,不仅在民商事法律面前平等,在刑法面前也是平等的。有吸收公众存款业务经营权的金融机构如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不论罪处罚,势必有失市场经济的平等原则。另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入世承诺的履行,金融业将全面开放,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的成分和性质也越来越复杂,不仅有国有商业银行,还有股份制银行、民营银行、外国银行等等。如果把有吸收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排除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之外,是不合适的,也是不合法的。[1]否定论者认为,具有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高息揽储等行为不属于刑法调整的范围,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2]

    具有吸收存款资格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不能成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体,如果这些金融机构非法采取高息揽储等手段吸收公众存款的,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般可给予行政处罚。主要理由是:第一,从立法机关设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初衷看,主要是为了打击当时没有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单位和个人以各种名义非法集资、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对于具有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以高息揽储的行为,并不在打击的意图之内。20世纪90年代,我国相继发生多起具有全国影响的非法集资行为,如沈太福案、邓斌案,我国1979年《刑法》没有对这种非法集资的行为进行规制的条文,这些案件一般都是以投机倒把罪等其他罪名处理的。鉴于这种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5年6月通过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第7条明确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这是本罪第一次以单行刑法的方式得以确立。1997年《刑法》修订时,该内容被完全吸纳。

    第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典型的行政犯,对行政犯的犯罪构成的认定应当参照相关行政法规的规定。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规定,所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所谓“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从该条规定的字面含义分析,行政法规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强调的是未经相关主管监督机构批准,不具有办理存款业务资格的单位和个人非法吸存的行为,而不是针对有办理存款业务资格的单位的某种违规吸存行为。国务院《处罚办法》的相关规定也印证了这一点。《处罚办法》第27条和第28条规定财务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如果违反规定非法吸存的,可以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处罚办法》第15条规定:“金融机构办理存款业务,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擅自提高利率或者变相提高利率,吸收存款;(二)明知或者应知是单位资金,而允许以个人名义开立帐户存储;(三)擅自开办新的存款业务种类;(四)吸收存款不符合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客户范围、期限和最低限额;(五)违反规定为客户多头开立帐户;(六)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存款行为。金融机构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该金融机构直接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给予撤职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对其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降级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情节严重的,责令该金融机构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从该条“金融机构办理存款业务”的用语来看,显然指的是有办理存款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根据该条的规定,有办理存款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如果擅自提高利率或者变相提高利率吸收存款的,只给予行政处罚,而没有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这和第27条、第28条形成鲜明的对比。从《处罚办法》其他条文的规定看,共有13个条文有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也有多处条文只规定了行政处罚措施,没有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可以看出,《处罚办法》对第15条的规定显然是有意为之,而不是立法者的疏漏。故行政法规显然并不认为具有办理存款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高息揽储的行为有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罚的必要,刑法应当与此相衔接,将这类主体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体中排除。

    第三,具有办理存款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高息揽储的行为,虽然是违规行为,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其社会危害性和没有办理存款业务资格的单位和个人的非法集资行为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显然要轻很多。其危害性主要体现在违背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相对于其他同样具有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而言,高息揽储的金融机构获得了不公平的优势地位,而这显然不是刑法设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要着重保护的客体。刑法设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保护的客体,主要是国家的金融安全和社会公众的财产利益。而且,具有办理存款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高息揽储的行为,国家也容易发现和控制,没有必要通过刑事手段来调整,故不需要将其纳入该罪的主体范围。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客观行为界定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否以“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为构成要件

非上市公众公司管理办法篇5

近期上市公司――河北承德钒钛有点“麻烦”，其半年报一出，即引来一片对其财务造假的质疑声，媒体分析详见报端后，股价应声而跌。“在我们看来，他们是一家很负责的公司，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主营业务上，成长也非常快。”宜众通达财经公关公司总裁厉京认为，一方面可能是在数字的理解上存在一定的差别，另一方面也昭示了当前国内上市公司与媒体沟通上的不成熟。

波动中的稳健策略

与国内年轻的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相比，更年轻的是与之相关的投资者关系管理行业。作为IR这个年轻行业里年龄最长的公司之一，宜众通达一直采取限制规模式的发展，没有像其他同行一样借助股市高涨的东风进行大规模扩张，曾一度被业内笑喻为“踏步式发展”，而厉京则严肃地表示这种稳健发展模式来自历史教训。

以l999年5月l9日为转机,在经历了整整两年的大熊市之后,中国股市终于展开了一轮声势浩大的“升势”。股市的好转托起了国内第一批财经公关公司的崛起，宜众通达也是受惠者之一。“刚开始运作的时候，我们多扮演‘工具集成’的角色，直接将公司图片、文字资料做成片子进行推介。”

2003年至2004年，股市再次经历大振荡。这次由于股市的长期低迷，财经公关公司与上市企业一同面临着熊市的严峻考验。“在那次可以称之为‘劫难’的时期，大部分的财经公关公司没有挺下来，我们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亲历股市跌宕的厉京由此把“稳健”确立为企业的第一战略原则。

随着股市的复苏，从2005年开始，又有一批财经公关迅速兴起。“财经公关公司最辉煌的时候是在股权分置改革时，当时项目很多，公司在股改的压力下，非常积极，通常不是我们去找项目，而是项目来找我们”。而在这个行业快速膨胀的时期，厉京却看到了隐患：“这个行业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来自竞争对手之间的相互竞争，毕竟蛋糕很大，良性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还能促进这个行业的繁荣。但是最可怕的就是公司内部的自我裂变，低水平的复制，自己把自己做臭了。”

随着今年股市从6000点到2000多点的大幅下落，国内的投资者关系管理也相对进入一个低谷期。厉京坦承“现在的日子不好过，”但因为有稳健式发展策略和常年性项目的保证，这次大势的波动并没有特别影响到宜众通达。

财经公关公司一般包括IPO、再融资和常年性项目三大部分业务。“IPO和再融资，时间跨度不是很长，赢利性较强，而常年性项目由于涉及面非常广，与IPO和再融资相比并不是很好做，而且盈利较低，所以同行的业务重点一般都集中在前两种。”但是经历过“起死回生”的厉京，仍然把常年性项目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上次危机时期的救命稻草正是常年性项目，虽然这种项目由于需要持续的推陈出新而最难做。如果总是用一套东西，久而久之客户学会了，我们也就没有价值了。”现在宜众通达的三种业务保持着比较稳定的比例。

以“稳健”策略来应对资本市场潮涨潮落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宜众通达，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为企业与投资机构提供IPO、再融资、股权分置改革、投资者关系管理、媒体关系管理、金融营销等顾问的专业顾问机构。“作为国内首家获得广告资格的财经公关公司，我们已经可以为客户提供从策划到实施的一条龙服务。”厉京不无骄傲的表示。

培育市场 前景可期

相比大势的波动，国内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 (IRM)的目的性太强是令财经公关领域忽冷忽热的另一重要原因。股改时，由于股改方案需参加股东大会的流通股股东2/3以上同意才能通过，上市公司在沟通上投入很多精力，可一旦股改完成后，上市公司IRM的热情就一落千丈。“‘没事时’上市公司IRM的内容也不够丰富，对于投资者关心的问题常常遮遮掩掩，一带而过。” 厉京补充说。

这种IRM管理上的不成熟在今年的大熊市中表现尤为明显：股价杠杆出现下跌的时候，上市公司往往还做积极的努力，后来随着情形越发的不明朗，很多公司就干脆放弃了――反正是整体的市场大环境不好，采取一种消极的顺势而为。

站在专业财经公关的角度，厉京非常推崇万科的IR工作。万科从1993年发B股开始，就坚持按香港的通行做法，每年举办两次业绩推介会，从来没有懈怠过，即使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最惨淡的一段时期，万科都坚持下来了。按照王石的说法，只要还有一个投资者出席，这个会议就没有取消的理由。

IR有时还是一个“一把手”工程，需要高层的足够重视。“管理层应该保持每周或者每个月与投资者直接见面的频率，而不是在有了融资的驱动下才去和投资者以及公关公司联系，平常多走动，最好作为一种制度化固定下来。万科高层就非常重视与投资者的沟通，王石和郁亮一有空就会去见投资者，在公司的经营策略和资本方面的策略听取投资者的意见。”

上市公司的成长与专业机构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根据本刊的采访，现在国内上市公司一般采取专业机构加自建IR团队的做法。“业界机构有专业性强、判断准确的特点，但是随着公司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接触，学到很多新鲜的东西，从而会有更高的要求，因此专业机构也必须持续的学习、创新，提供持续的增值服务。”

“有一点香港同行做得很好，很在乎为客户争取一些奖励。他们市场上的一些‘奖优’机制非常完善。” “奖优”机制体现在很多方面，举办投资者关系年会就是其一。在国内最早举办IR年会的是英国著名的投资者关系专业期刊IR杂志（IR Magazine），自2002年第一届开始至今已经举办过六届。

2004年7月南京大学的李心丹教授主持完成了《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的研究课题，构建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体系严谨、经过实证检验的投资者关系评价指标体系，也由此拉开了中国投资者关系年会的序幕。自2007年第三届投资者关系年会起，宜众通达开始接手主办。“虽然IR是从国外引进来的，但是毕竟已经在国内落地生根，我们也想借此年会，建立本土市场‘奖优’的局面。”厉京坦言。

“投资者关系管理是上市公司长期持续的战略管理行为，在短期内无法看到显著效果，如果能够借助市场托起上市公司对此的重视，那将是最大的成绩。”

非上市公众公司管理办法篇6

关键词：非法集资；实证分析；建议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发展，资金融通的新方式不断涌现，金融领域犯罪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特别是非法集资犯罪日渐易发多发，严重干扰了社会经济健康有序发展，需要引起高度关注。一般的，非法集资犯罪是指法人、其他组织或个人，未经有关机关批准，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事实上，我们俗称的“非法集资罪”并不是刑法中的法定罪名，而是一类犯罪的总和，根据我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有关规定，“非法集资罪”涉及7种犯罪行为，分别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非法经营罪，虚假广告罪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在刑事检察工作实践中，非法集资类犯罪主要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因此，本文主要就上述两种罪名，结合X市检察院近三年来办理的非法集资犯罪案件，对其发案特点、原因，以及办案中的难题做一分析，并提出几点建议。

一、非法集资类案件的主要特点

（一）涉案金额大，受害人数多、范围广

非法集资类案件的涉案金额往往特别巨大，少则几十万、几百万，多则数千万、上亿元。如X市检察院办理的李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涉案金额50多亿元，受害人数高达2万余人。案件受害人群体广泛，遍及离退休老人、下岗职工、农民、个体工商户、公务员、企事业单位职工等社会各个阶层。受害人之间多多少少存在着同事、朋友、亲属等不同的关系，形成了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辐射效应。有的受害人既是被害人又是帮凶，不但自己投资，还拉亲朋好友等去集资，自己从中抽取佣金。如在张某集资诈骗案中，张某主要集资诈骗对象只有5人，剩余近百名受害者均为这5人从亲戚、朋友中进一步发展而来。

（二）均以高额利息为诱饵，骗取被害人信任

犯罪嫌疑人多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作案手法，以高于银行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利率为诱饵，诱惑公众参与集资活动。分析非法集资类案件的发生过程，可以发现其大多经历了“身份伪装暴利引诱返利诱惑羊群效应资金链断裂案发”的发展顺序。在集资活动初期，嫌疑人往往能保持良好的“信誉”，按时足额兑现先期投入者的本息，给予高额回报，骗取参与群众的信任，进而利用获利集资人做“活广告”四处宣扬，不断扩大集资规模。随后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资金运作方式，用后期集资人的钱兑现先前的本息。然而，随着集资款的不断增长，需要支付的回报也越来越多，最终因不堪重负而导致资金链断裂甚至“跑路”。

（三）作案形式多样，欺骗性、隐蔽性强

非法集资类犯罪行为通常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具有欺骗性、隐蔽性。大多公司有工商执照、税务登记证等合法证照，如江某集资诈骗案中，江某通过合法手续设立“金汇实业有限公司”，开展非法融资担保业务。有的本身是当地知名企业家、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如李某案，李某不仅是市人大代表，还是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在当地具有较高知名度。有的以银行正式职工、保险公司业务员、农村信用社代办员等特殊身份，以金融机构的名义吸收存款，骗取群众信任，如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周某、宋某，均利用农村信用社联络员的身份进行非法集资。

（四）追赃困难，维稳压力大

从案件办理情况看，涉案公司、企业的财务管理极不规范，记账方法简单粗糙，没有建立会计账目，财务账册资料残缺混乱，无证据反映投资款的资金流向和投资用途，造成追赃困难。例如江某案中，犯罪嫌疑人通过虚假宣传，采取还本付息、高息揽储等方式向社会不特定群众非法吸收存款，用于个人投资、放贷、购买高档轿车等活动，肆意挥霍，为了逃避打击而销毁账目，致使集资款无法查实追回。受害人在无法索赔的情况下，往往集结到各级政府上访，寻求政府救济，进而出现越级访、告急访，甚至引发，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了恶劣影响。

二、该类案件产生原因

（一）社会闲置资金增多与投资渠道狭窄形成矛盾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居民逐渐积累了一些财富，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一些群众因棚户区改造、城镇拆迁而一夜暴富，面对通货膨胀的压力，亟需寻找投资出路。而可供民间资本保值增值的渠道非常有限，这推动了大量游资涌入民间借贷市场，特别是部分老年人、农村群众缺乏投资理财知识，盲从于身边亲戚朋友，急于投资获利，最终导致上当受骗。

（二）企业融资需求活跃与金融市场不规范形成矛盾

中小企业发展对民间融资的迫切需求是非法集资案件多发的主要驱动力。城镇中小企业大量成立以及发展壮大，需要大量资金，但由于自身条件限制，向银行贷款难度大、周期长，银行供款缺口大。企业融资困难带来了巨大的民间资本运作市场，在金融市场不够规范、乱象丛生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对融资机构的准入审批和对企业违法经营的监管不力，导致一些担保公司趁势在企业与社会公众之间架起桥梁，超出经营范围违法从事融资业务，以赚取高额利率差。

（三）群众急切求富的心理与淡薄的风险意识形成矛盾

在集资者鼓吹“高额回报，见效快”，投资“风险小，获利高”等诱惑下，部分群众将理性投资意识抛之脑后，甘冒风险参与到非法集资活动中；一部分群众尤其是中老年人缺乏必要的金融及法律知识，不能正确辨别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在不法分子利益许诺的驱动下，抱有投机侥幸心理，进而盲目投资。

三、非法集资类案件办理中的难题

X市检察院结合办理非法集资类案件实践，总结出办案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难题，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

（一）定性难

非法集资类案件所涉罪名繁杂，有诈骗罪、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及衍生的虚开发票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等。案件往往和民事纠纷以及合同纠纷交织在一起，司法机关对某些案件的定性和处理上有较大分歧。有些案件犯罪嫌疑人主观心态的变化复杂，开始是民间借贷，后来随着资金困难，萌生了非法占有的故意，然后又迫于压力不断的清还欠款，犯罪的主客观要素不断变化，很难认定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有的客观上账务混乱，证据链条很难完整形成，究竟其中多少是正常的民间借贷纠纷，多少是刑事犯罪的金额很难认定。

（二）取证难

非法集资类犯罪在侦查中存在取证难的现象，难以全面、及时、准确查清全案。犯罪嫌疑人和受害人为了个人私利而选择不报案、报假案、作伪证等现象非常普遍。具体案件中证据真假难辨，而且有的记账凭证粗糙，有的账务记载不全，有的甚至已经灭失。如江某案中，其公司账目混乱，甚至部分被故意销毁、遗失，导致大量资金去向不明，难以查清。此外，这类犯罪时间跨度一般都比较长，有些长达数年，事发后很多证据已经灭失或被篡改，取证非常困难。

（三）干扰多

某些非法集资类犯罪中混杂着个别公职人员及其子女的民间借贷集资活动，甚至与政府、银行之间存有复杂关系，这给查办案件带来一定的阻力。某些群众无视法律规定，通过上访、闹访、围攻政府、散播谣言等极端方式宣泄情绪，甚至提出法律容许范围外的要求，另外，政府在维稳方面的过度担忧，对涉案群众上访、缠访应对乏力，也给司法机关依法办案带来极大干扰。

四、办理非法集资类案件的几点建议

（一）注意案件办理效率与维护稳定的统筹兼顾

一方面，要提升案件办理效率。在确保案件质量的前提下，要加快案件诉讼进度，做到快侦、快捕、快诉、快判，防止因案件查处时间过长产生犯罪分子转移资金、受害群众损失扩大等情况，同时避免受害群众因长时间得不到妥善解决，情绪失控，产生过激行为。另一方面，要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在办案中，要积极开展风险评估预警，避免可能发生的自杀、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其他刑事犯罪，以及防止受害群众围攻政府、上访闹事等。

（二）准确进行案件定性

非法集资类案件涉及罪名较多，在此罪与彼罪之间往往容易产生分歧。因此，要特别注意坚持统一正确适用法律，按照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严格依法办理案件，对案件性质准确认定，避免出现错案。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对属于民间借贷纠纷的，要依法引导受害群众通过民事诉讼等其他途径维权；对属于刑事犯罪的，要扎实固定各类证据，避免各种干扰，依法、公正、规范办理。

（三）严把案件事实和证据关

在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体制改革的形势下，要以庭审标准搜集固定证据，严把案件事实和证据关，确保案件办理质量。在犯罪主体方面，对于自然人，需要注意搜集犯罪嫌疑人是否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和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证据。对于单位，需要固定单位、直接负责人及主管的基本情况，比如营业执照、工商登记证明、法定代表人等，重点搜集其是否拥有存贷款资格，以及组织内部章程、财务管理、资产流向等方面证据。在犯罪客观方面，主要注意搜集以下证据：犯罪嫌疑人组织、策划行为，非法集资行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集资款的获取、管理与使用行为，以及集资被害人的参与行为和损失情况等。在犯罪主观方面，要重点把握能证明犯罪嫌疑人非法集资的动机、目的、谋划情况，以及主观心理的证据。

（四）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一方面，对主观犯意明显，直接实施非法集资行为的管理人员、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要严厉打击，震慑犯罪，督促犯罪嫌疑人配合政府和司法机关，想办法把集资群众损失减少到最低。另一方面，参照有关意见规定，对时间较短、数额较少、情节轻微、主观恶性小的一般参与者，特别是能够积极挽回损失的，可以减轻或免于刑事处罚，对不知情且没有直接参与非法集资业务的工作人员，一般以教育为主，不按犯罪处理。通过宽严相济、区别对待，最大限度避免激化矛盾纠纷，减少对立，促进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

非上市公众公司管理办法篇7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促进县域经济加快发展为目的，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合理配置金融资源，充分发挥各类社会富裕资金的作用，拓宽金融服务，积极支持“三农”和中小企业、个体经营者发展的资金需求，进而推进我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

（二）基本原则。

按照积极稳妥、有序推进的原则，在全市范围内选取1个县（区）进行试点，并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范围。按照严格监管、规范动作的原则，试点县（区）政府和各级监管部门要认真承担起对试点工作的领导、组织、协调和监管职责。小额贷款公司要严格执行国家金融方针和政策，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开展业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担风险，其合法的经营活动受法律保护，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按照明确职责、防范风险的原则，试点县（区）政府和监管部门要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做好风险管理、防范和处置工作。

二、组织实施

（一）市政府成立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试点和监管工作。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成员单位由市政府办公室、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人行铜川市中心支行、铜川银监分局、市中小企业促进局、市经委、市工商局、市公安局、市农业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等部门组成，负责领导全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中小企业促进局。领导小组办公室是全市小额贷款公司的主管部门，其主要职责：一是制定全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相关实施意见和管理办法；二是负责组织、协调对试点县（区）政府申报的小额贷款公司申报方案进行复审和报批；三是指导和组织、协调试点县（区）政府及各级相关部门做好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和风险处置工作；四是作好试点的推广工作和新成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复审和报批工作。

（二）试点县（区）政府具体负责组织开展本县（区）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和监督管理及风险处置工作。要明确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主管部门，做好小额贷款公司申报的初审，承担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和风险处置责任，并组织县（区）工商、公安、人行和银监等职能部门跟踪监管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流向，严厉打击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高利贷等金融违法活动。

三、小额贷款公司的性质和设立条件

（一）小额贷款公司是指由自然人、非公有制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二）小额贷款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以全部财产对其债务承担民事责任。小额贷款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以其认缴的出资额或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三）小额贷款公司的股东需符合法定人数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由50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有2至200名发起人，其中需有半数以上的发起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

（四）小额贷款公司实行主出资人制度。主出资人必须具备企业管理规范、信用优良、实力雄厚等条件，其净资产不低于3000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不高于50%、且连续两年盈利、净利润总额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主出资人持股比例不超过35%，其余单个出资人出资不得低于200万元人民币，鼓励小额贷款公司持股比例相对分散。小额贷款公司的股份可依法转让。

（五）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上限不超过3亿元人民币。设立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3000万元人民币；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6000万元人民币。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来源应真实合法，全部为实收货币资本，由出资人一次足额缴纳。对于切实服务“三农”和中小企业及个体经营者、规范经营、效益良好需增资扩股的小额贷款公司，增资扩股方案经县（区）政府初审，市政府复审同意，报省政府金融办备案后到当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有关变更手续。

（六）拟任小额贷款公司的高管人员，必须熟悉金融业务、有金融从业经历两年以上，具有较强的金融合规经营意识和风险控制能力。小额贷款公司的董事长和经理应从事银行业工作2年以上，或者从事相关经济工作5年以上，具备大专以上（含大专）学历。出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自然人、企业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拟任小额贷款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自然人，应无犯罪记录和不良信用记录。

（七）小额贷款公司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内控机制，有符合规定的章程和管理规定，有必要的营业场所、组织机构、具备相应专业知识和从业经验的工作人员。小额贷款公司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对内、对外集资或吸收公众存款，贷款投向要符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产业发展政策。

（八）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全体投资人共同成立筹备工作小组，筹备工作小组应向试点县（区）政府提出设立申请，申请材料主要包括

1、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申请书。

2、出资人协议书。

3、出资人承诺书。

4、小额贷款公司基本情况。

5、经出资人共同签署的公司章程草案

6、法定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

7、法律中介机构出具的小额贷款公司出资人关联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8、拟任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部门负责人的任职资格申请书。

9、住所使用证明，营业场所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证明材料。

（九）试点县（区）政府对小额贷款公司筹建的申请材料应进行认真初审把关，并拟定小额贷款公司设立申报方案，内容包括：

1、县级人民政府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申请书。

2、县级人民政府对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承担范围与处置责任的承诺书。

3、小额贷款公司的申请材料（前款所要求的材料）。

小额贷款公司设立申报方案由所在县（区）人民政府报市政府复审后，报省政府金融办审定。

（十）小额贷款公司应持省政府金融办同意设立的审批文件在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并在5个工作日内向当地公安机关、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派出机构报送相关设立资料。

四、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来源和业务规定

（一）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为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

（二）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融入资金的利率、期限由小额贷款公司与相应银行业务金融机构自主协商确定，利率以同期“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为基准点确定。

（三）小额贷款公司可经营的业务为：

1、办理各项小额贷款；

2、办理中小企业发展、管理、财务等咨询业务；

3、其他经批准的业务。

（四）小额贷款公司应建立健全贷款管理制度，明确贷款流程和操作规范。要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应有不低于70％的资金用于支持“三农”经济发展，且单笔贷款金额原则上不超过30万元人民币，对同一借款人贷款余额不超过小额贷款公司资本净额的1％。

（五）对于注册资本金达8000万元人民币及以上，且连续两年盈利，净资产收益率大于5％的小额贷款公司，经批准可在注册地以外的县（区）开设分支机构。

小额贷款公司未经批准不得在规定的区域范围外发放小额贷款。

（六）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利率最高不超过司法部门规定的上限，下限为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0.9倍。

（七）小额贷款公司应按照《公司法》要求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明确股东、董事、监事和经理之间的权责关系，制定稳健有效的议事规则、决策程序和内审制度，提高公司治理的有效性。

（八）小额贷款公司应加强内部控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真实记录和全面反映企业业务活动和财务活动。

（九）小额贷款公司应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审慎规范的资产分类制度和拨备制度，准确进行资产分类，充分计提呆账准备金，确保资产损失准备充足率始终保持在100％以上，全面覆盖风险。

（十）小额贷款公司在当地税务部门办理税务登记，并依法缴纳各类税费。

五、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

（一）小额贷款公司的日常监管工作由试点县（区）人民政府指定的管理部门负责。

（二）小额贷款公司应建立信息披露制度，按要求向公司股东、相关部门、向其提供融资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有关捐赠机构披露经中介机构审计的财务报表和年度业务经营情况、融资情况、重大事项等信息，必要时应向社会披露。

（三）市政府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指导和督促试点县（区）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试点县（区）政府主管部门要建立小额贷款公司动态监测系统，小额贷款公司除定期向动态监测系统提供借款人、贷款金额、贷款担保和贷款偿还等业务信息外，还应提供融资情况、高管人员、股权变动质押等情况。

（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把好准入关，加强日常巡查和信用监管，强化年度检验，督促企业合规经营。

（五）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资金流向进行跟踪监测，并将小额贷款公司纳入信贷征信系统。小额贷款公司应向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申领贷款卡并定期报送利率监测相关报表；应向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信贷征信系统提供借款人、贷款金额、贷款担保和贷款偿还等业务信息。

（六）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派出机构负责监测小额贷款公司与融资银行的关联交易，依法查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与小额贷款公司合作时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及时认定小额贷款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

（七）公安部门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申报材料进行留案备查，并积极配合试点主管部门和工商、人民银行、银监等部门严厉打击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高利贷等金融违法行为，维护金融稳定和社会秩序稳定。

（八）小额贷款公司以及向小额贷款公司提供融资的银行，应将融资信息及时报送小额贷款公司所在县级政府主管部门、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派出机构。提供融资的银行应跟踪监督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的使用情况。

（九）小额贷款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如有违反本意见规定的行为，情节较轻的，由当地政府主管部门采取风险提示、约见谈话、监管质询和罚款等措施，督促其及时整改。如有非法集资、变相吸收公众存款、高息放贷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由县级政府组织有关职能部门及时查处，并报省政府金融办取消其试点资格，吊销营业执照，追究公司主要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六、小额贷款公司的终止

（一）小额贷款公司法人资格的终止包括解散和破产两种情况。小额贷款公司可因下列原因解散：

1．公司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出现；

2．股东大会决议解散；

3．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4．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5．人民法院依法宣布公司解散。小额贷款公司解散，依照《公司法》进行清算和注销。

（二）小额贷款公司被依法宣告破产的，依照有关企业破产的法律实施破产清算。

七、小额贷款公司的扶持政策

（一）各级政府要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政策扶持，研究适合本地的具体扶持政策。

非上市公众公司管理办法篇8

努力推进法院工作科学发展

——在全市法院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今天我们召开全市法院工作会议，主要任务是回顾总结上半年工作，安排部署下半年工作。刚才，马丽同志通报了上半年三项重点活动的开展情况，醴陵市、天元区、茶陵县三个法院作了典型发言，君瑜同志就全市法院的司法绩效和涉诉信访工作进行了通报讲评，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要求，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深入研究，狠抓落实。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一、认真总结，正确估价上半年的工作成绩

今年来，全市两级法院紧紧围绕“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工作主题，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司法职能，切实加强审判执行工作和自身建设，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自去年11月至今年5月，全市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10359件，审执结7941件，结案率为74.52%；其中中院受理各类案件1003件，审执结708件，结案率为73.88%。上半年着重开展了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充分履职主动服务发展

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点和新需求，增强了服务大局的主动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年初在全市法院部署开展服务“招商引资年”活动，优质高效审执结相关案件673件，为招商引资营造了良好的司法环境。4月份，中院又与市工商联联合开展了“优化投资环境、非公有制经济司法保护”调研活动，深入商会及会员企业调查研究，受到了企业的好评。同时全市法院均建立起涉重大工程项目、重点企业案件的“绿色通道”，为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提供了便捷的司法服务。天元区法院仅用37天就圆满完成了神农城核心区域征地拆迁工作，有力地确保了神农城建设的顺利进行。中院出台《办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行政案件的指导意见》，并积极与市房产局、规划局、国土局等单位协调联系，保证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顺利施行。

（二）积极探索促进社会和谐

在全市法院组织开展“矛盾大化解、案件大调解及法官五进”三项活动。加强信访工作，建立起涉诉信访评估预防、信访通报、约期接谈等制度，上半年全市法院化解涉诉信访积案236件，化解率为95.5%；化解上级交办的重复进京访案件105件，提前完成了化解进京重复访的工作任务。荷塘区法院多管齐下，成功化解了7件进京访积案，获得区委的充分肯定。加大调解工作力度，制定出台《大力加强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上半年，全市法院调解结案2793件，调解率为55.38%。中院民四庭成功调解“**汉华”系列案，得到市委的认可；**县法院刑事附带民事调解率达100%，民商事调解率达82%，比去年同比提高17个百分点；茶陵县法院在4个乡16个村招募17名调解志愿者参与调解，增强了调解效果；芦淞区法院建立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的速裁调解机制，缩短了审理周期，提高了办案效率。注重紧扣群众现实需求开展司法审判，组织全市法官深入社区、乡村、企业、学校和机关，发放宣传资料、开展法律咨询。并先后在医院、交警等矛盾多发部门设立便民联系点10处，在乡村、社区设置巡回审判点15处，在市中心广场、城市中心地带开展宣传、咨询活动32场次。使司法工作进一步面向社会，贴近实际，走进百姓。

（三）关注民生践行司法为民

关注民生民情，严厉打击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和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依法妥善审理房屋买卖、劳动争议、拖欠农民工工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等案件。落实便民利民，石峰区法院与司法局联合建立了**首家法律援助志愿者工作站，实现了法院司法救助与法律援助、法院人民调解工作室与法律援助站的联动对接；炎陵县法院大力推行巡回审判，上半年受理的353件民商事案件中有80%在流动法庭审理结案；醴陵市法院成立了交通事故巡回法庭，审结交通事故类案件123件。坚持惠民利民，上半年全市法院为经济困难的案件当事人依法减、缓、免诉讼费178.89万元，为困难执行申请人、刑事案件被害人和信访当事人发放司法救助金40.8万元；对139件劳动争议案件和追索抚养费、抚育费、赡养费的案件免收了诉讼费。加大执行力度，出台《执行申请登记备案规定（试行）》，促进了执行工作的规范化。上半年全市法院执结执行案件1426件，兑现标的2.73亿元。攸县法院运用村级联合办公制度和预案销号绩酬挂钩制度，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执结积案25件。

（四）创新举措优化司法绩效

强化司法公开，通过定期寄送情况通报、主动走访、邀请代表听审评议等方式，加强与人大代表的沟通联系，增强监督效果。继续推行裁判文书网上，中院文书上网率达85.31%，居全省法院前列。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建立了法律文书管理和审务信息查询系统，出台《关于庭审录音录像工作的实施方案》，基层法院陆续建成了数字法庭。出台《关于司法委托工作统一管理的若干意见》，将城区法院司法委托中介机构选定工作归口中院统一管理，提高了效率，保障了公平。同时，紧紧围绕绩效工作目标，大胆创新审判管理机制，改进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强化案件质量评查，完善超审限案件催、督办制度。注重审判运行态势分析，抓好对审判工作的宏观管理。在全市法院推出“院长督办令”督办、交办重大案件，并严格过错责任追究，促进了全市法院司法绩效的进一步提升。上半年全省司法绩效考核中，我市两级法院的民事调解率，一审简易程序适用率，民事、行政案件息诉率，人民陪审员参审率和司法赔偿率五项指标排名全省第一，司法绩效综合排名全省法院第一。

（五）严格管理提升队伍素质

积极开展“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人民法官为人民”和“建设法治湖南，湖南法院怎么办？”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以建设学习型法院为切入点，开展各种形式的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中院组织了每月一次的“月底大课堂”等活动，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为干警讲授政治、业务知识，并在全市法院组织开展“为天平增光，为党旗添彩”庆祝建党90周年演讲比赛，增强了广大干警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深入推进创先争优，联合**电视台、**日报等主流媒体推出“服务‘四化两型’建设，推进公正廉洁司法”大型宣传报道活动，共推出宣传报道42篇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将廉政建设融入到法院文化建设之中，设立了廉政书架，在内网开设廉政教育平台。建立案件回访制度，继续实行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构筑起了倾向性问题预警体系，架设起了违法违纪的“高压线”。

二、保持清醒，认真审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回顾半年来的工作，取得的成绩让人欣喜，令人鼓舞，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和维权意识不断增强，这对人民法院的办案质量、司法作风、队伍建设等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大家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正确认识面临的新任务、新形势，又要切实注意到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自加压力、振奋精神，加强和改进工作，主动地适应新形势，服务新发展。一是群众满意度仍有待提高。上半年公众安全感及干部队伍建设测评中，我市法院得分排名均不理想，比全省指标低了将近2分；全市仅有炎陵县、醴陵市法院的得分超过了全省平均指标，大部分法院的排名较去年下半年均有下降，有些下降的幅度还很大。仔细分析，这其中虽然有“4·22”突发事件和其他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但也反映出我们的司法水平、工作作风和做群众工作的能力，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待尚有一定的差距。从全市交叉明察暗访和调研督查的情况看，全市法院队伍的整体情况是好的，但问题依然存在，这其中有工作作风懒散、办事拖拉、工作方法简单机械以及群众意识不强、业务水平不高等这些队伍建设中的老问题，也有在新形势下产生的新问题，如人才流失造成的队伍不稳定，新招录的人员缺乏工作经验，青黄不接的断层现象严重；换届之年造成的人心不安定，干事的激情有所减退，人员的管理有所松懈，存在着不敢抓、不敢管、怕得罪人的现象。这些问题在每个法院都或多或少存在，需要我们高度重视，认真改进。二是司法绩效仍有待提升。司法绩效是最能客观真实反映出工作效果，最能体现司法能力和水平的动态指标。我市法院的司法绩效在全省一直处于领先，今年上半年更是取得全省法院综合排名第一的好成绩，成绩值得肯定，但不能高枕无忧，掉以轻心。抓司法管理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一旦落下，就很难赶超。虽然上半年考核中，我们有五项指标排名全省第一，但与我们去年同期相比，我们的民商事、刑事案件结案率，民事案件调解率均有所下降，特别是一、二审刑事案件结案率下降幅度较大，而一审、再审案件被改发率比去年增加了1个百分点，绩效考核仍面临巨大压力。三是涉诉信访工作仍形势严峻。面对经济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调整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这样一种复杂形势，涉诉信访工作已成为人民法院一项十分压头的任务。上半年，通过全市法院的努力，信访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全省通报的赴省进京访的情况看，我市涉诉信访形势仍不容乐观，特别是少数县区反弹严重，任务依然艰巨。同时，虽然我们提前完成了省委政法委和省法院交办的重复进京访的化解任务，但部分案件“案结事未了”，还需进一步研究分析，做好后续的化解和稳定工作，彻底解决问题，化解矛盾。

三、咬住目标，全力抓好下半年各项工作

（一）发挥审判职能，更有效地服务发展大局

当前，随着“四化两型”建设和“三大战役”深入推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速度提升、质量提高、民生改善、后劲增强”的良好态势。两级法院要紧紧围绕全市中心工作，更好地践行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工作主题。

1．主动服务项目建设。《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条例》修改实施以后，征地拆迁工作成为了项目、工程建设的第一要务，也对人民法院的非诉执行工作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对此，全市法院一定要高度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到征地拆迁非诉行政案件的审查执行工作是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重要职责，全市法院必须牢记使命与责任，进一步增强法治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努力为“四化两型”建设提供有力地司法保障与服务。对“4·22”事件，我们一定要深刻反思，汲取教训，但绝不能因此而丧失信心，畏难退缩。要加强组织领导。积极主动向党委汇报，争取支持，配齐配强力量，主动适应形势，有条件的法院要增设土地房屋征收审判庭并加挂“非诉行政执行局”的牌子。同时，增加必要的办案设备，保障办案经费。要坚持依法履职。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行政非诉执行案件坚持合法性和合理性并重的审查原则，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严格把关，统筹兼顾公共利益和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切实做到程序公正、实体合法。要改进方式方法。通过认真调研和学习借鉴，进一步规范执行行为，提升执行能力；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坚持柔性执法，确保依法、安全、有序执行；要将思想疏导和协调工作贯穿于非诉行政案件审查和执行的全过程，努力实现和谐拆迁。

2．切实维护社会稳定。要妥善审理好金融、投资、环保、知识产权等领域的案件，运用法律手段调节经济社会关系；要坚决依法惩处各类刑事犯罪，依法严惩各种危害国家安全和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犯罪；依法妥善处理涉众型犯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的暴力犯罪；严厉打击各类严重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进一步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要积极参与平安**创建、文明城市创建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促进社会管理创新，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同时，要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3．积极化解社会矛盾。要强化“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理念，创新方式方法，提高调解质量和自动履行率，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的目标；要积极创新和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推动建立党委领导、各方参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各司其职、互相协调的“大调解”工作格局；要认真做好立案调解、诉中调解和执行和解工作，把调解、协调的理念和原则落实到办案的每个环节，努力做到案结事了。

（二）坚持群众观点，更积极地践行司法为民

司法为民是人民法院的根本宗旨。两级法院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司法为民理念，并将其真正落实到具体的执法办案之中，努力让人民群众亲近司法、信赖司法、维护司法。

1．进一步开展好三项活动。开展三项活动是拉近司法与人民群众距离的有效途径，是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新要求的积极举措，是深化群众观点的具体体现。要坚持群众路线、群众观念和群众立场，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将三项活动引向深入；要通过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切实把司法为民根本宗旨落实到执法办案的始终，满腔热情地为人民群众办好每一起案件，架设起司法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感情桥梁。

2．进一步落实好便民举措。要不断完善群众诉求表达机制、司法便民工作机制，建立健全立案、审判、执行各个环节的便民措施。要大力推行巡回就地办案，扩大速裁案件范围；要加强基层人民法庭和立案信访窗口建设，完善“一站式”服务，让群众少跑路、少花钱、少等待。要切实加大信访工作力度，进一步健全落实涉诉信访风险评估、信访通报和诚信约期等制度；要继续推动立案调解工作，积极探索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形成化解社会矛盾的合力；要加大信访责任倒查力度，强化为民司法的责任心，提高办案质量；要加强与党委、政府等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有效解决群众信访中反映的合理诉求。

3．进一步维护好群众权益。要紧紧抓住人民群众关心的公共安全、权益保障、公平正义等问题，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公正审理就业、教育、医疗、住房、消费、社会保障等涉及民生的案件。要不断拓宽司法救助领域, 加大对刑事案件被害人、信访案件申诉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申请执行人的救助力度。要继续扎实开展创建“无执行积案、无涉执信访和违法执行”先进法院活动，做好反规避执行工作，从严惩处抗拒执行的行为，不断完善有利于执行工作开展的长效机制，实现执行工作良性发展。

（三）注重审判质效，更切实地维护司法公正

案件质效是司法权威的基石，是司法公正的生命线。两级法院要时刻绷紧司法绩效这根弦，把严案件质量这道关，确保绩效工作目标的实现。

1．以信息化保障促进审判管理。坚持以新的审判管理系统为平台、以制度建设为核心、以规范管理为抓手、以全面统筹为方法，重点抓好审判流程、绩效管理和责任追究等工作，构建科学的审判管理体系。要在管理上探索创新，从完善配套工作制度入手，通过强化措施、硬化标准、细化责任来加强和创新审判管理。要加大对改判、发回重审、申诉再审和党委、人大交督办案件的评查力度，继续实行内定审限制度，完善超审限的催、督办制度，严格瑕疵案件通报整改和错误案件追责制度，改进和加强案例指导制度。要加速两级法院审判管理平台的信息化建设，努力实现对审判质效的全程、动态跟踪监督。

2．以规范化管理严格绩效考核。要强化责任意识，对照年初制定的绩效目标，认真分析上半年司法绩效状况，针对存在的问题，强化措施；要根据省院统一要求，积极探索建立适合本单位的考评考核机制，科学设定司法绩效考核指标，完善考核制度，严格兑现奖惩；要通过每月对法官实行业绩考评和通报，进一步强化法官的质量效率意识和均衡结案意识，促进审判执行工作良性发展；要加强内部监管，确保立案、审判、执行各个环节司法权的规范正确行使。

3．以多元化形式扩大司法公开。要坚持“阳光司法”，继续抓好人大代表听审评议活动和裁判文书上网、法院开放日、庭审网络直播、新闻等工作，以公开促公正。要着力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拓展接受监督的广度和深度，努力实现接受监督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经常化。要与人大代表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吸纳意见、改进工作；要认真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保持经常性的工作沟通，听取政协委员的意见；要依法接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切实加强和改进工作；要加强与社会各界、新闻媒体的沟通联络，充分借助电视、报刊、电台、网络等媒体平台宣传法院工作的新举措、取得的新成绩和涌现的先进人物，让人民群众了解法院，争取人民群众对司法活动的理解和对法院工作的认同。

（四）创新落实举措，更有力地提升队伍素质

优秀的业绩源于优秀的团队，提升队伍素质是提升审判质量、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根本保证。全市两级法院要以培育公正、廉洁、为民的司法核心价值观为重点，切实加强队伍建设，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过硬、一心为民、公正廉洁的法院队伍。

1．着力抓好作风建设。要突出重点，扎实开展革命传统、理想信念、执法为民和群众观点教育，进一步深化法官对人民法院人民性的理解和认同；要抓住根本，大力弘扬公正、廉洁、为民的司法核心价值观，切实加强对法官的权力观教育；要强化措施，全面提升司法职业修养和职业形象，着力培育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职业道德，规范法官司法行为；要广泛动员，以“感情、作风、能力”为重点开展群众观点大讨论，切实增进群众感情，改进司法作风；要注重效果，积极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挖掘身边的先进典型，充分发挥先进的示范、引领和激励作用；要打牢基础，营造法院文化建设的浓厚氛围，以法院文化陶冶法官情操。

2．大力加强能力建设。要认真组织开展岗位标兵、办案能手、调解能手等各种评选活动，努力提高法官的司法能力和水平；要按照建设学习型法院的要求，建立学习常态机制，继续开展“月底大课堂”等活动，提高法官正确适用法律、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要注重强化人员配置，大力优化队伍结构，确保队伍的稳定性；要注重从法律层面和社会层面的结合上研究新情况、新问题，问计于群众，问计于基层；要不断探索新形势下法院工作管理的新路子、新办法，把司法实践中的好做法、好经验及时上升为工作制度，以制度管权、管事、管案和管人；要强化规范化管理，激发广大干警干事创业的激情。

非上市公众公司管理办法篇9

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6）》，2015年中国的公司债、企业债和债务融资工具中共有18起违约事件，较上年有所增加。其中，公司债12起，涉及债券本金35.3亿元；企业债2起，涉及债券本金23亿元；债务融资工具4起，涉及债券本金60亿元。2015年全年债券市场的违约金额为118.3亿元，从金额上看，只2016年上半年债券市场违约金额就达到去年全年的两倍，违约次数则与去年全年总的违约次数相当。

这种可以看做剧烈的变化，当然有一部分是悲观的。一些原来看起来还不错的公司，经过一些年已经面目全非。这里面比较突出的，是2015年4月出现的首只国企违约，天威中期票据（11天威MTN2）。天威票据的发行方是保定天威集团。天威集团在2012年还是债券评级中很安全的级别―AA+级，也曾经拥有出色的上市公司天威保变。

2008年天威集团有21个新能源项目开始建设，这种投资规模使这家公司在2010年后新能源投资出现周期性变化之时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害。其上市公司在2011年开始出现亏损（但是当时保定市政府给予了补贴，所以上市公司账面上的亏损是从2012年开始的）。而天威集团已经陷入资不抵债的境地。

另外，公司债市场的变化也是由一些制度上的变化引起的。证监会在2015年年初修改并公布了《公司债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在《管理办法》修改之前，只有上市公司可以发行“公司债”，非上市公司发行的债券叫做“企业债”。公司债的管理审批归证监会，企业债的审批管理归发展改革委。而修改后的《管理办法》规定，只要是公司制法人都可以发行公司债。这一修改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发行公司债的主体范围，而且在这个领域里发展改革委放弃了对企业债的管理权，证监会统一了企业债和公司债市场。

《管理办法》还规定，小公募公司债的审批意见从证监会下放到交易所。小公募公司债指的是只对合格投资者发行而不对大众投资者发行的公司债。这种易得性的加强，让申请发行公司债的公司兴致大大提高。

另外，2015年中国股票市场的大幅度动荡也让中国债券市场热度更高。2015年到2016年，很多高等级的公司债的利率已经接近同期国债。由于公司债投资者还要支付个人所得税，从道理上说这种接近已经算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从经济的整体结构上说，债务违约增加也有乐观的角度（这当然是个相对的角度，即因世道不景气而出现违约比世道不景气却没出现违约要正常）。

非上市公众公司管理办法篇10

一、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

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合法、公开、透明的原则，坚持规范与发展相结合、稳定与创新相结合，全面落实国家、省、市促进民间投资、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大力培育充满生机活力、可持续经营的市场主体，逐步建立权责明确、科学高效、合理开放、松紧适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为全省民间融资规范管理工作探索路子，积累经验。

目标要求：争取用半年左右时间，完成辖区内民间融资公司的规范确认，初步建立民间融资有效管理体系，使国家、省、市关于促进民间融资发展的各项政策得到全面落实，确保民间融资公司经营合法规范，权益得到保护，资本实力和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促进民间融资行业有序健康发展。

二、规范管理的范围和内容

规范管理的范围：本方案前，已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区辖区内或主要业务在区辖区内，不吸收公众存款，以自有资金为主，向中小微企业、三农及个体经营业主、居民等提供小额资金借贷服务的投资公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服务公司、投资管理公司等经济实体，包括非区辖区内投资公司在区内设立的分支机构。不包括信托投资公司和创业类、股权类等投资企业，以及已经确认的含“投资”字样的融资性担保公司。

规范管理的内容：

（一）市场准入规范。主要包括民间融资公司注册资本金是否达到规定要求；股东及股权设置是否符合条件；是否有虚假出资和抽逃资金行为；公司组织机构和风险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等。

（二）业务行为规范。主要包括民间融资公司业务是否符合规定；是否有从事非法或变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高利贷和暴力追债等行为。

（三）从业场所及队伍规范。主要包括民间融资公司是否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具备规定的资格条件，是否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从业人员是否具备规定的资格条件等。

三、工作步骤和时间安排

规范管理工作从年12月份开始，至年6月底结束。具体工作安排如下：

（一）制定暂行办法。区金融办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制定《区民间融资规范管理暂行办法》，省、市金融办批准后，以区政府名义下发，作为开展工作的依据和指导。

（二）制定工作方案。区金融办牵头，对辖区内已经登记注册的民间融资公司进行调查分类，提出规范管理的具体方案。

（三）动员部署。12月份召开专题会议，对民间融资公司的规范管理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并通过媒体等方式进行公告。

（四）规范整改。民间融资公司对照规范管理的内容进行自查自纠，对不符合规范要求的事项，落实整改措施，尽快完善。

1、对注册资本达不到规定要求的，引导其通过增资扩股或联合重组等方式，扩充其资本实力。

2、对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符合要求的，要进行调整；对制度不健全的，要尽快修订完善。

3、对规模较大、经营规范，且符合《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要求的，引导其转制为小额贷款公司。

4、对存在问题比较严重、风险较大、整改措施难以落实的，要坚决予以取缔；对问题特别严重、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影响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的，要依法依规予以查处。

规范整改的截止时间为年3月31日。

（五）规范确认。民间融资公司规范整改结束后，向区金融办提出规范确认申请，初审符合规范管理要求的，经区金融稳定工作联席会议同意后，由区金融办下达经营民间融资业务的同意函。民间融资公司凭同意函，到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或设立手续。

规范确认的条件是：1、已经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并通过年年检；2、达到本方案有关规范管理工作要求；3、经确认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规范管理到位。

规范确认的最后截止时间为年5月31日。

未经确认或未经批准设立的民间融资公司，仍暗中从事放贷类业务的，由公安、工商等相关部门依法进行查处。

（六）试点总结。规范确认工作结束后，及时进行总结，于年6月30日前将结果报市金融办。

四、组织领导

（一）健全工作机制。区金融稳定工作联席会议由区政府分管领导任总召集人，区金融办主任任召集人，负责全区民间融资规范管理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研究制定支持民间融资规范发展的政策措施，审核民间融资公司的资格，协调解决民间融资规范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教育和提示公众防范各种形式的金融风险，组织做好民间融资风险处置、机构重组和市场退出工作。

（二）明确工作职责。区金融稳定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照职能分工，全力做好规范管理工作。

区法院：负责依法审判涉及非法金融活动的各类案件，为民间融资公司提供法律支持，维护民间融资公司正当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区发改局：贯彻落实好国家产业政策，把好项目投资审查关，避免民间融资公司出现不良投资。

区公安分局：负责打击各类涉嫌金融犯罪案件。

区财政局：落实区政府对民间融资的财政鼓励政策。

区商务局：协助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参与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区局：负责解决涉及民间融资的案件。

区金融办：负责起草有关规章制度和监督管理办法，审核同意民间融资公司的设立、变更、终止，组织对民间融资公司进行监管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