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含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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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内涵；辨析；再理解

尽管党和国家在政策层面上一再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不是只讲市场经济，不讲社会主义，同时强调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与政策主张却背道而驰。这不仅影响到改革的政策取向，更对经济改革造成不应有的负面效应。在改革开放已走过三十年的今天，有必要重新梳理各种观点，纠正错误的理解和导向，正本清源，在经济学原理指导下，恢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理解。

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不同理论阐释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东西，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不能共存于一个社会的，因而计划与市场也是不能共存于同一经济体中的。这种理论观点并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而只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者所提出的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际上一方面把我国经济改革的对象——旧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等同于计划经济。另一方面把市场经济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是相互排斥、不能相容的，从而将改革的正确方向即由产品经济转到市场经济，错误地改为由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否定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错误地将计划经济列为否定的对象，实质上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在这种教条主义的影响下，或竭力反对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转而主张搞私有化，认为市场经济等同于私有制。

(二)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消灭公有制，实行私有制。该观点认为，公有制经济不具有私有制经济的排他、独占等性质，其所有者是一个抽象主体，产权是不确的。公有制经济的实际经营者只享有从经营中获取利益的权利，而不负有为自身错误决策承担相应责任的义务。因而，公有制经济的实际经营者极易从个人角度出发作出各项决策，而不惜损害所在经济体的利益。并且由于公有制经济的特殊地位，其他所有制经济很难与之公平竞争，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平等性和竞争性条件无法满足，自然也无法达到所谓的整个社会利益的实现。而只有私有制经济才是市场经济的天然温床。私有制经济的企业和个人具有完全的排他性和独享性，一切行为以实现自身和增加自身福利为目的，而恰恰在追求自身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实现了全社会的利益。这也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的主要内容。这种观点的政策主张实质是搞私有化，建立私有制，在改革中的表现就是主张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

(三)新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

新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现代再现。自由主义理论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洛克和密尔的政治自由学说与财产所有权理论。二是启蒙思想家合理的利己主义学说。三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这是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思想和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一样重视市场的作用，认为市场是最佳的可自我调节的社会结构。因为，一方面，经济运行是有规律的。另一方面，在自由市场情况下，个人能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市场调节在不受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能最有效率地满足各方面需求，自动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政府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其干预行为往往会使情况变得更糟。新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认为，计划经济是市场经济不可调和的对立物，因而建议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主张实行全面的私有化，认为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市场制度的基础。其基本观点和政策主张是：国民经济基本上由市场自发调节，国家实行最低程度的干预，取消国家计划机构，否定国家发展规划；在所有制结构上，取消国家所有制，实行最大限度的私有化，大量吸收外国资本参与私有化改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上，主张改掉公有制，实行私有产权制度，最大限度地缩小国有企业涉及的领域和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可见，在新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实行全盘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很明显，这套改革主张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背道而驰的，应警惕这种观点的不良影响。

(四)以“现代市场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不必考虑所有制问题。市场在国民经济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国家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间接参与经济资源配置和国民经济运行。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机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内容就应包括：一是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独立自主、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二是破除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三是建立并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制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四是摒弃旧的干预经济发展的行政手段，改用间接的财政和货币手段来调节宏观经济的发展。为此，该观点认为，在实践上的首要任务是实行广泛的私有化，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或实行股份制，使国家的作用从微观经济运行中逐渐淡出，直至完全消逝。

(五)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公平+市场效率”的观点

这种观点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说就是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的结合，即社会公平+市场效率。该观点提出摒弃计划经济而实行市场经济是因为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上，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具效率。但市场经济在运行中存在市场失灵，进而产生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其一便是要素社会分配不公。追求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要求。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必须使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完善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观点的影响较大，在很长时间内成为社会上一种主流观点。在这种观点影响下，学术界出现了如各种“社会主义”的定义，主张将“公有制为主体”从社会主义定义中抽掉，提出“普遍幸福社会主义”、“功能社会主义”、“社会公平等于社会主义”、“股份制等于公有制”等概念的现象。这种观点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公平+市场效率”，显然是片面的。一方面，混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与表象。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是一种表象概念，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追求的目标或判断国家经济运行水平的标准，但不能成为区别任何两个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制度不同的判断标准。另一方面，淡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即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必须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征。

纵观以上五种观点可发现，在经济理论史上，长期存在将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对立起来的观点，这已成为一种教条。整个现代西方经济学都表明：自私经济人是出发点，市场经济必须以私有制为基础。这种教条思想在改革初期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排斥市场经济，在改革后期表现为市场经济必然意味私有化，这成为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思想根源之一。

二、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

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在辨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关系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进行再理解。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在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论一直存在。实际上一些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概念及其关系的认识本身就是不正确的。首先，市场经济的概念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与商品经济没有本质区别，只有发展程度与阶段的不同。厉以宁曾说：“从本质上讲，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一样的。”第二，社会分工决定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育程度。一方面，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产生与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曾指出，“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和水平。列宁根据这一原理分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指出，“国内市场的建立(即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基本过程是社会分工”，“市场和社会劳动专业化的程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三，市场经济是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市场经济是在社会分工发展的推动下，由商品经济发展而来的。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封建社会，社会分工简单、低下，不能形成市场经济机制。历史发展到近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复杂、全面，人类社会的生产形式才由自然经济发展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是由社会分工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一种生产形式，并不是某个社会制度所特有的。其次，计划经济是一种和无政府状态经济相对应的生产形式，政府宏观调控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具体形式。所谓计划是指国家作为一个社会主体代表的角色，监控市场经济的运行，通过事先的计划对宏观市场和微观主体进行适当干预，维护国民经济的均衡、平稳发展。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能有效克服自由市场经济先天的自发性、滞后性、盲目性缺陷，从而有效保证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的平衡，避免生产过剩造成社会资源浪费。最后，无论是单纯的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在经济资源配置上都有其固有的优势与不足。对单纯的市场经济来说，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市场主体通过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在大部分情况下能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市场调节有其固有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缺陷，无法支持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及保证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不能使社会经济发展的利益为人民共享，惠及全体人民。对作为生产形式范畴的计划经济来说，一方面，它可从全局和总体利益上布局生产力，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避免经济运行的剧烈波动。另一方面，计划调节容易受到主观认识能力的限制，不能完全满足利益创造者对个体利益的追求，需要复杂的组织体系推动，并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因此，将两者取优补短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优势更加明显、不足相对弱化的新的生产形式，即计划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生产力与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种计划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内在地结合在一起，计划以市场为基础，市场以计划为指导。在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被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按照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有序运行，可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

(二)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如果说市场排斥公有制经济，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亦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法建立。事实上，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可以相容，且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仍能发挥其高效率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作用。从理论上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没有公有制，也就没有我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这一对基本矛盾，在这一基本矛盾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和相对人口过剩两大规律，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爆发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随其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会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卓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明确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建立强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一个最大的缺陷”。从实践上看，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也存在并与市场经济机制相适应。郎成平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股权结构做的研究表明，欧洲国家持股现象非常普遍。在被研究的欧洲5232家公司中，奥地利国家持股14.81％，芬兰国家持股15.12％，意大利国家持股9.98％，挪威国家持股11.81％，瑞士国家持股7.59％。这充分说明国有经济完全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不会成为市场经济发挥其资源配置作用的阻碍因素。当然，必须承认我国旧的公有制经济形式存在严重问题，必须改革。但同样必须承认，我国旧的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问题，在于其长期处于我国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管理模式下所遗留下来的管理层面的问题。如，严重的官僚主义倾向，以长官意志、行政手段管理指导生产经营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探索建立新的公有制经济管理与运行机制，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生产经营运行机制，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改革一切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运行方法和体制。而认为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改掉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则是脱离了中国客观的历史和现实，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照抄照搬。

    总之，市场经济是不排斥公有制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

(三)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关系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更高发展阶段，是自由市场经济适应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新的发展，是加入政府干预因素而形成的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其显著特征是：市场经济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形成更加完善、复杂的现代市场体系；市场对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发挥基础主导作用，国家通过间接的财政和货币手段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要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现代市场经济。因为现代市场经济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含义中的一个层面，除此之外还有计划市场经济和公有制为主体两个层面的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计划市场经济，是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是把市场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使之按照国民经济结构有计划地运行与发展，保持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基本平衡，自觉按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组织生产。在计划市场机制中，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是统一的、有机结合的、互相渗透和融合在一起的，其作用覆盖全部市场范围，而非相互割裂。计划市场经济能克服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病，基本保持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有利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实现，有利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运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身固然没有什么“姓资”、“姓社”问题，但现实具体的市场经济是不能离开历史上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而运行的，它必然会与某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结合，形成一种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形式或社会性质来说，它是姓“社”的。从另一个角度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一般性与特殊性这两重性质。从一般性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发达的社会分工为根据，是一种计划化了的现代市场经济。从特殊性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含义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现代市场经济。二是计划市场经济。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它是这三层含义的综合或统一。前二者属于生产形式的范畴，后者是特殊生产关系即所有制的范畴。这三个层面结合，组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实践意义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只有把目标搞清楚了，才能找到实现目标的正确方法和途径。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内涵出发，要深化改革，探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途径。

(一)大力发展现代市场经济

第一，建立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的载体，即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知识产权市场、职业经理人市场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第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市场竞争主体。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与制度安排，建立健全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理顺产权关系，实现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经营管理权的分离；形成产权约束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第三，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健全我国宏观调控决策、监督、评估体系；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手段，选择合适的中间目标，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间接调控市场，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运行，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要把国家的宏观调控同科学发展观联系起来，积极引导我国企业走上科学发展、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有限制发展的轨道。

(二)积极探索实现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

计划市场经济存在多种具体形式。探索实现计划市场经济的方式方法，笔者提出一种基于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基础上的“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管理方法。其具体做法是将企业净收入在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个经济主体之间按一定的比例分享。职工不拿固定工资和奖金，而是按事先确定的比率分享净收入。净收入分成制不仅是一种新型的公有制分享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机制，而且也必然对国民经济整体运行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它能克服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促进国民经济协调高速增长和社会经济效益稳步提高。另一方面，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必然形成荣辱与共的局面，能从微观上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滞涨”问题。

篇2

一、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没有市场，只有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我们过去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国有化，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所以长期执行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和人民这两个主体错位了，是把国家作为创造财富的主体，把老百姓即纳税人的钱集中起来，然后通过财政投入到各行各业，认为这就是搞社会主义，认为国有的比重越高就越是社会主义。人民和企业是被动的，是“你要，我就干”，是国家制订计划，大家来执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经济部门直接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来管理经济，企业失去了自和活力，不是商品生产、价格规律和市场在起作用，结果宏观经济决策没搞好，微观经济活动又管得死，使企业缺乏竞争力和应变能力，使社会主义经济失去了活力，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1978年以前我们也搞过改革，但是没有找对方向，没有对计划经济进行改革。计划经济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统”，通过中央部门来搞集中统一的经济，结果是一统就死。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就开始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实行市场调节，所以我们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为什么提计划经济为主，因为当时认为计划经济作为基本经济支柱必须要坚持，不能动摇。到了十四届三中全会觉得没有商品经济不行了，就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是还是有争论，有的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主要是强调“有计划”，不是指商品经济，应该加强国家配置资源的作用。到了十三大提出来，“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计划和市场是内在统一的”，又进了一步。但是90年代初又回潮了，有些人开始批判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认为不是搞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小平同志到，讲到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方法和手段，社会主义也应当可以搞市场经济。于是党的十四大就明确提出来，我们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了这么多年才明确改革的方向，这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不能动摇。

二、在改革探索中逐步认识市场和政府的作用

从现实来讲，实践证明我们搞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今天中国有那么大变化，30年来，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变化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就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是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带来的。

但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也逐步认识到了市场不是万能的，要将市场经济与政府监管有机结合。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也有失灵的地方。我们搞市场经济必须要加强政府的监管，没有一个严格的政府监管，不可能是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跟政府监管必须是有机统一的。必要的政府干预是应该的。但是不能说主要是政府干预，不能主要靠行政的办法调节经济，配置资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是我们党从十四大、十五大、一直到十六届三中全会，经过反复的争论才确定的。十四大的时候提出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到十五大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社会主义”四个字去掉了；到十六届三中全会时表述为“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就说明一方面宏观调控很重要，但是不是一个前提条件，不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要宏观调控。有的认为计划手段就是宏观调控，但我认为宏观调控主要还是要用经济的手段、法律的手段。政府的干预、政府的作用必须发挥，但是不能够干预微观经济的东西。有人说市场化过了头了，因此要加强政府的行政管控。我们的要素市场到位了吗？我们的行政垄断行业打破了吗？还没有，还需要加强市场化的改革。现在我们总体上说不是市场化过了头，而是市场化还不足的问题。所以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三、政府职能的缺位、错位、越位

近些年来，尽管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职能已经发生了重要转变，但这种转变还仅仅是初步的，甚至在有些方面是滞后的。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充当了市场中一个重要的竞争主体的角色。目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无序竞争乃至恶性竞争现象，其背后或多或少有着政府竞争的影子。政府过多介入市场的微观层面，就难以站在全局的宏观上实行全面统筹，就难免会削弱其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甚至导致某些管理职能的扭曲。

在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是市场不足？还是市场失灵呢？我认为，主要还是市场不足，改革不到位。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摆正。主要表现在：一是“越位”。政府管了不少本来应由市场或企业管的事情，本来应该当“裁判员”的，它去当了“运动员”。二是“缺位”。政府本来应当有服务功能，搞好公共服务，提供公共产品。服务是没有什么权，也没有什么利的，所以往往不愿意干。它愿意干审批，因为有权也有利。三是“错位”。扩大就业渠道，创造就业机会，理应是政府的职责，但有的政府部门却分片包干企业，直接管理企业的下岗分流，至于投资主体错位的现象也不少。

出路是什么？出路就是“让位”。市场和企业能做而且政府不容易做好的事，政府应该让位于市场。总之，要牢固树立人民是创造财富的主人，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的理念，树立群众的主体地位，树立“凡是法律不禁止，大家都可以干”的理念。有了这样的理念，政府就容易转变职能，百姓就会有更大更多的创新空间。虽然部分审批还有必要，但大量的审批应撤除，让市场去调整，让群众去创业。而政府必须依法行政，不能有随意性，要成为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

四、如何正确理解宏观调控

第一，如何理解宏观调控。我感觉到有三点值得我们研究：一种说法，“目前进行的宏观调控，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X次调控”，把宏观调控作为一种运动，好像除了这几次以外其他时间就没有什么宏观调控了；另一种看法，认为宏观调控就是砍项目，就是刹车；还有一种，把宏观调控跟改革对立起来的，好像要宏观调控就不要搞改革。我觉得以上三种都是对宏观调控的一种误解。首先，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深层次矛盾必须通过改革来解决，因此不应该把它和改革对立起来。应该通过宏观调控来深化改革，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一调控就不要改革了。其次，宏观调控是一项经常性的任务，要不断进行的，不能把它作为一种突击运动，以行政手段为主的运动是不能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的。再次，宏观调控不能搞一刀切，经济运行中有投资过热的领域，也有不热的领域，因此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该抑制的就抑制，该发展的就发展，该紧的地方紧，该松的地方松，不搞急刹车，不搞一刀切，宏观调控的目的是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第二，要从源头上来改善政府宏观调控的水平。源头上就是我们原来讲的对市场经济的含义，应当与时俱进，原来的提法就是“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这样，把国家宏观调控作为一个前提条件，好像配置资源的主体是政府而不是市场；好像资源配置是在政府作用下发挥市场的作用，而不是资源在市场配置的基础上发挥政府的作用。因此，必须从源头上完善宏观调控。

第三，宏观调控要更多地运用间接调控，尽可能少用行政手段。政府如何改革宏观调控方式、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是当前和今后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一是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较高，传统的行政方式进行调控所起的作用不会很大。二是长期以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所产生的主要是总需求膨胀的倾向，现在已经让位给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所产生的供给过剩倾向。这就是说宏观调控的背景和基础发生了变化。因此，调控方式必应发生变化。三是依靠行政审批制度和管制来加强宏观调控，容易造成权钱交易，容易抬高企业的准入门槛，造成某些行业的人为垄断，提高某些行业的利润。管制越严，利润越高，地方的积极性就越高。四是行政手段容易加大改革和发展成本。因此，要尽量少用行政手段。

五、如何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

第一，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发展不限于经济范畴，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普遍实现社会公正、制度文明与社会进步相适应，都应成为发展的重要内涵。因此，政府职能转变不仅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制度前提，而且必然要求进一步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要进一步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必须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必须认识到，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在市场，企业和老百姓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应该是创造环境的主体。政府的职能要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创造良好的环境上来，主要通过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激发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才能真正贯彻科学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坚持科学发展观，还要求正确处理好集中与分散决策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体制高度集中的弊端虽然被认识，但集中体制“能办大事”的认识误区依然影响深远。而科学决策和执行存在多种约束条件，如信息对称与否、利益取向是否“一致”、决策目标是多重还是“单一”的、长期决策还是短期决策等等，不解决约束条件问题，很可能大事办不成，负面影响不小。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分散决策，政府存在很强的“集中偏好”，就难于根据走向市场经济的实际进程切实转变职能，反而会把不适当的决策“强加”给市场，甚至代替市场选择。这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第二，要充分认识转轨时期政府主导型经济的特殊性。政府与市场必须分野，但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相比，转轨国家的政府依然具有一些特殊的发展职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因此是不可避免的。对一个转型中的经济体来说，更需要论证的是：政府的哪些干预是现阶段必须但长远是要“退出”的，哪些干预无论现阶段还是长远都要“退出”，哪些干预现阶段很“弱”而长远是需要加强的，哪些干预是现阶段和长远都是必须的。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真正解释和处理好转轨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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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诚信包含哪些内容

(一)诚信的由来

作为一种传统美德，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立身之本， 是日常生活中为人处世的法宝。《商君书靳令》最早出现信诚信一词;儒家思想的中心就是诚，以诚信为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宋学家朱熹，他认为诚者，真实无妄之谓。他肯定诚是一种美德，诚的核心就是真实不欺。他要求人们效法天道，修德做事要真实可信，说真话，做实事，不要欺诈，不要虚伪。孔子也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也就是说，人如果不讲信用，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就做不成什么事情。程颐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说以实之谓信，反对弄虚作假。由此可以看出，信不仅包括说的话要诚实，不要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而且还包括做的事更要可靠， 它的内涵就是重承诺、言行合一。从天道而言，就是诚从人道而言，就是信。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诚是自然的、本质的，效法天道就是诚，就是追求诚信，就是做人应该遵循的道理和规律。诚和信在哲学上是有区别的，但是从社会道德的角度来看，诚和信是意义相同的概念。在《说文解字》中，许慎认为：诚，信也;信，诚也。由此可见，诚和信基本涵义是一样的，都是做人和做事最基本的要求。

(二)诚信在法律上的含义

从法律上来讲，诚信也在法律规范的道德之内，依据法律，是可以实现的利益期待的一种。也就是说，如果违反所担负的义务，当事人就应该承担责任。这一含义的体现就是诚信原则，始于罗马法，后来逐步形成了法律原则，并在法制史中被重要的民法予以继承和发展。在原则上，诚信包含着利益关系的正义要求，它从整体上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平衡，而要实现这种正义要求，又要求双方当事人和法官的道德品质有一定的水准。对于当事人来说， 在相关的民事活动中，要保持诚信的态度，行使相应的权力，履行相应的义务。其中善意，就是要求当事人在主观上不可以损公肥私、损人利己，而且要有足够的警惕性，不发生类似的过错，从而在客观上达到维护他人和社会的利益的目的;其中诚实，就是要求当事人实事求是，从善意出发，做到以诚相待，不进行欺诈一类的活动;其中守信，就是要求当事人按照契约履行承诺， 对各方的利益都要维护，最终达到互利的目的。

二、诚信缺失的现象及原因分析

诚信缺失， 是目前市场经济中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在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假冒伪劣的现象。文凭和学历的造假危害社会，政绩和数字的欺骗误国误民，信用方面的欺诈后果严重，新闻和广告虚假有损形象，等等。粗略统计，每年有高达上亿元的经济损失是因为诚信缺失直接或间接造成的， 这对于国家和企业来说，都是一种灾难。如果不下决心整治这些诚信缺失的问题， 将给市场经济带来一连串的问题：(1)经济发展迟滞。诚信缺失会严重破坏经济领域的市场秩序，交易成本会大大提高，交易效率会大大降低，市场的健康成长会受到直接的影响。(2)政治秩序受到威胁。诚信缺失危害政治领域，不仅市场的健康发展受到阻碍，而且社会的政治、法律都会受到影响， 使正常的政治秩序受到威胁。(3)社会风气遭到污染。长期的诚信缺失，势必给人们造成各种观念的冲突， 使人们的价值取向发生错位，让人际关系紧张起来，社会丧失安全感，造成人人自危的社会现实。

造成诚信缺失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利益的驱动。市场经济下，利益最大化是最根本的追求。过去的计划经济，依靠权力运行，资源配置通过指令分配，竞争根本不存在，诚信缺失的可能性很小。市场经济中，靠契约运行，这就离不开诚信的支撑。企业或个人， 都将自己的追求目标定为利润的最大化， 在利益的强力驱动下， 违背诚信成为可能。(2)法律的漏洞。由于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发展滞后，从目前来讲，不仅失信者不能受到有效的打击，而且因为执行难等相关问题，反而使违反诚信付出的代价太小， 这让诚信缺失的当事人有恃无恐。(3)道德的滑坡。市场经济下，过多的不诚实守信的案例，造成了人们道德观念的动摇，是非善恶混淆不清，致使诚信缺失成为司空见惯。

三、从法律上对于诚信缺失的制约

(一)保护诚信，完善立法

早期的自然经济和从前的计划经济，市场空间相对较小， 市场交易的参与者彼此之间相互了解，交易信息互相对称，交易的安全由自然人的品质和道德来维护是完全可以的。然而，市场经济下，市场空间相应的扩大了，市场交易的参与者对对方的底细不清楚，交易信息处在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之下， 使交易的风险大大增强了。因此，要实现交易的诚信， 就必须维护交易的安全。这种支持和保障，必须通过完善法律来实现。

(二)严格执法，依法管理

在社会的转型时期， 出现诚信缺失的问题，司法滞后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长期以来，存在于司法和行政中的问题，如权利寻租、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等， 让失信违法者钻了空子。他们通过很少的成本投入， 运用非法手段，获得的回报却是丰厚的。长此以往，多数守信者从自身利益出发，纷纷转向失信者，无形中使违法失信者的行列不断壮大。所以，信用缺失的根治，社会诚信的培植，严格执法和依法管理是关键的一环。

(三)加强教育，鼓励诚信

要实现诚信通过法律来制约， 就必须树立牢固的诚信守法观念。要广泛地开展诚信的宣传、教育活动，并进行相应的理论研究，确定以实事求是为最基本的思想路线， 培养社会公民诚信的道德思想。同时，还要建立一整套的经济价值体系，把诚信作为核心，规范社会经济行为， 使经济活动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对于国外经济管理中的合理因素要积极吸收，还要摸清现实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把国家的利益要放在首位， 还要对个人的利益充分尊重。提倡效益原则，鼓励竞争意识，还要倡导协作精神。在一定的范围内，允许追求个人和局部的利益， 更要注重社会的责任和全局的利益， 并由此形成一系列符合诚信的道德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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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制度厚度 构成要素 中国化涵义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原有的经济制度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我国开始逐步进行经济转型，即由高度集中的计划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与此同时，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国际贸易壁垒日益改善，使得更多公司由本土走向世界，“全球—地方”间联系逐渐加强，区域的制度因素在该地区经济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所以，在全球经济转型的潮流下，市场资源的整合，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合理化搭配所产生的协同作用，以及社会文化因素在经济及发展中起到的促进作用，将最终促成传统经济发展的升级换代，并借助“制度厚度”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国家地区经济的发展。

一、制度厚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地理学在经历了多次研究方向和视角的转变后，正逐渐发展成为研究区域经济的正式规范的科学。但由于区位分析假设条件的不切实际，有价值资料的获取难度增大，以及社会经济现象的过于复杂，都导致经济地理学的计量发展受到挑战。战后的全球及地区经济发展的问题也向经济地理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问题，而其理论方法显得力不从心。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开始，经济地理由新古典学派转向政治经济学派，特别是以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为代表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派，哈维将空间看作是围绕经济活动社会关系的产物，把空间社会化，或者说是将其进行社会化构造。新马克思经济地理占据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的经济地理的研究前沿。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经济由开放程度较低的福特经济范式向全球化开放式的后福特主义经济范式转变，因此促使欧美发达国家与地区向后福特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调剂方式”相适应，法国调节学派（Regulation School）由此诞生。调节学派认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国的滞胀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以一种特定形式积累过程为特征，从而形成特定的“积累体制”（Regime of Accumulation）。每种体制的积累都在危机中告终，并在新的生产组织中诞生新的制度及社会规范以支持。每一种积累体制都有其特定的“调节模式”（Mode of Regulation）支配着积累过程。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体制需要相应的制度形式（Institutional Forms）框架加以维持。

西方经济地理学家逐渐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社会与制度关系的重要性，并将其关系运用到相关地方经济的问题讨论当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地理学界开始了对制度转向（Institutional Turn）的研究当中，相关理论得以研究和发展，其研究的领域也相应扩大和拓展。

部分学者认识到特定的制度条件对地方和区域经济区域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这种经济地理的制度转向中，Amin和Thrift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制度厚度”（Institutional Thickness）。他们认为，在“全球—地方”联结下，除了区域自身的环境条件与产业特色外，区域通过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搭配因产生协同作用（synergy）而使得该地区获得经济活力。制度化过程，使得该区域各机构间产生信任，拥有同一愿景，形成一套共同认可的行为、支撑和操作规定，使每个个体“如鱼得水”。

Amin和Thrift在《制度厚度与地区经济》（institutional thickness and the local economy）中认为“制度厚度”有以下四个要素构成：①密集的制度存在，包括该区域内的企业、志愿组织、行业联盟、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工会、研究与创新中心等，这些机构的存在，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构成制度厚度的重要条件；②各种组织间产生高度的相互作用，促进其相互合作、交流及反射网络（reflexive networking）的形成，这种交流合作使各机构间产生信任感。在地区制度安排层面，产生显著的同构（isomorphism）；③在各机构间产生高度相互作用后，主体结构对其他机构形成管辖结构，通过联合建造和集体存在，将部门主义和制度之间的冲突降到最低，也降低了社会成本；④一个地区共同的愿景，这是一种集体动员，让各组织形成相适应的行动步调，使各部分围绕特定的议程、项目或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目标，达成共识。

二、制度厚度的中国化含义及其构成要素探究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由此飞速发展，同时，中国的经济体制也发生巨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相对封闭，施行计划经济，主要特征有开放程度低、国有经济比重高、政府对经济的全面管制和中央政府的高度财政集权。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改革在以下三方面取得了成效：在农村得到推广、乡镇企业兴起、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建立。由此，我国开始走向改革，走向开放，走向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趋于解体。

长期以来，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经历着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国际化的四个阶段的转型，逐渐发展为现在的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经济模式，在这四个过程中，经济的自由化将中国经历了一个以农村为主到以城市为主的渐进式的改革过程，在农村的改革过程中，以为核心，放开国有企业自由经营权，使国有企业初步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推动城市经济改革，使非国有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经济市场化改革将国有企业推向市场，参与到其他所有制企业的竞争当中，使国有企业更进一步地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接下来的民营化改革则强调产权的重要性，允许经济更大程度地自由，各种所有制相互竞争，使非国有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的自由程度逐渐加强时，中国经济将走向世界，经济的国际化改革变得不可或缺，国际化改革历程中，中国经济在加速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同时能够面对来自世界新经济的挑战，逐渐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当中去，向国际经济的一体化过渡。

但市场经济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它可能会导致市场失灵、市场缺失、市场抑制，以及市场化主体行为不理性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制度转型的同时进行制度创新。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地区影响力逐步加强，我们可探索在一个地区进行制度创新，由此来尽量克服市场经济的弊端，促进经济发展。因此，我们应建立制度与地区的关系，为地区的经济发展服务。制度厚度恰好将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制度联系起来。

Amin和Thrift认为，制度厚度是支撑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区域内企业、志愿组织、行业联盟、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工会、研究与创新中心等，他们通过交流而产生高度的相互作用，形成一套共同认可的行为、支撑和操作规定。但是我国社会构成、文化环境与外国有所不同，制度厚度在我国的含义也会有所改变，考虑到我国区域中主要机构及社会文化因素，我们认为，制度厚度是指区域中的企业、政府、金融机构、行业联盟与研究创新中心，在政府制度的主导下，通过交流合作而产生同构，拥有同一愿景，并为此而形成一套共同认可的行为与规定。它的构成要素有以下四点：①制度存在，包括该区域内的企业、行业联盟、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研究与创新中心等，这些机构是构成制度厚度的基础；②政府政策支持，政府制度对于地区制度厚度的形成起着主导作用，在中国，行业联盟、大型银行、研究创新中心多为政府主管，政策支持有利于各机构间快速行动，加强合作；③各种组织间合作、交流，这种沟通使各机构间产生信任感，形成一个地区共同的愿景。各组织以该地区及自身经济发展作为目标，步调统一，合作共进。

三、结语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愈来愈强调制度与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寻求特定空间内的制度对区域的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制度厚度”新观点应运而生，虽然其定义和理论尚缺乏一定的精确度，在区域和地方的制度尺度上如何运用，地区的制度厚度到底如何推动经济发展与繁荣等问题依然存在，但制度厚度仍能使全球与地方更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全球化，作为一种非地方性的影响力量，增加了地区经济的不稳定性，促使制度的改变以适应全球化的经济发展。中国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中发展，处于经济转型的变革中，借助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厚度，藉由非正式制度的密切互动，与正式制度合理结合，在政府的少量干预下，而自发地形成绵密的制度结构，以带动地方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与全球化接轨，实现“全球—地方”的有机结合，并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制度厚度”的继续研究应更符合中国经济的特色，集合中国的发展模式和现状，弥补其在西方发达国家应用时的不足，更有效地发展中国地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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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转型目标　横向的制度安排　纵向的制度安排　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4―0066―06

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在逻辑上应该包括转型路径研究和转型目标研究两部分。但是，长期以来研究的主体集中于前者而忽视了后者。这一倾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明显而巨大的：一方面，学术界在某种意义上放弃了探索可以与世界主要市场经济类型并列的中国型市场经济的可能性，其结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没有得到全面的论证，中国实践的理论意义被矮化；另一方面，忽视对转型目标的具体内容的研究，屏蔽了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难题的潜在方案。

一、转型目标：被忽视的研究方向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热烈关注，而近年的金融危机让这一热潮继续升温。在这些研究之中，外国观察家关于“北京共识”的研究由于将中国的经验赋予与“华盛顿共识”对立的地位而备受重视。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关于中国改革的新一轮研究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我国经济改革的主流论述在实际内容上并没有本质差别。首先，两者都将渐进主义和试验主义视为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两者都将转型路径而不是转型目标作为研究的重点。所谓转型路径指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途径和方法，而转型目标则指过渡完成之后出现的经济模式的形态和性质。很明显，转型路径和转型目标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两者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一方面，路径依赖导致转型路径影响转型经济的形态和性质；另一方面，对转型目标的设计也必然影响对转型路径的选择。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尽管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明显存在不同的模式，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文献之中却基本不存在对转型目标问题的深入讨论。

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把握有关。第一，传统的表述主要从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国有经济的地位和宏观调控的作用等方面来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这样的界定是从市场机制的地位和企业制度的形态；以及国有经济的强弱和宏观调控的有无等两组因素来突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内涵。从市场机制和企业制度来看，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的主流，有意或无意地将美国型市场经济和美国型企业制度等同于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唯一形式。因此，我们对市场经济本质的认识基本是在以美国型市场经济为唯一参照物的基础上展开的。在这样的认识之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市场经济的部分基本没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研究价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只能体现在国有经济和宏观调控之中。但是，宏观调控和国有经济广泛地存在于先进工业国，其地位和强弱也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进一步地，在我国经济的现实运行中，国有经济更多地作为政府引导经济发展的基础而存在，并没有明显地对国民经济的其他所有制成分的制度建设发挥示范作用，这些因素能在多大程度上从“量”和“质”两个方面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的特色也仍有疑问。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有下降的危险。第二，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在相当程度上是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角度进行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混合经济体制论的痕迹。但是，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表明，与生产过程相关的微观层面的制度安排和创新活动才是区分主要市场经济类型的基础。第三，这样的界定在破除计划和市场不能共存的认识的同时，也间接地否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经济计划和国有经济之外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以及这种因素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体现“市场经济”因素的性质和形态的可能性。

以上原因导致我国的学术界无意亦无力分析转型目标问题而将注意力集中于转型路径研究。客观地说，在经济转型的初期，与走向何种市场经济即本文所说的转型目标问题相比，选择何种转型路径以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更为紧迫的课题。但是在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地位已经确立、调整经济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的重要性上升、制度经济学的进展和世界经济的演变表明，美国型市场经济并非唯一有效且完美无缺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对转型目标，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行研究的必要性正在上升。长期忽视对转型目标的研究，这不但有使中国的实践成为对美国型市场经济的无声复制的危险，而且限制了我们解决改革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的思路。

本文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存在显在的和潜在的两个侧面。在现阶段，宏观调控和国有经济无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的主要载体。但是，这样的含义更多的是显在的，并没有涵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的全部内容。

二、交易形态与创新活动：市场经济的类型学分析基础

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取得的进展，集中地体现在比较制度分析学派关于美日经济体系和美日企业行为的比较研究之中。相对而言，典型的美国企业(A企业)在劳动市场、制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中的交易行为更多的是短期的、交易对象往往是流动的；而典型的日本企业(J企业)在上述市场中的交易行为更多的是长期的、交易对象往往是相对固定的。青木昌彦指出企业在上述三种市场中形成的交易惯例之间具有互补性，并从信息流动的角度对这些“风格化事实”进行整理。他认为A企业的信息结构更多的是垂直型的，而J企业的信息结构更多的是水平型的。青木昌彦证明两种信息结构都可能达到最优。图1所示的这一分析视角为市场经济的类型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20世纪90年代之后，管理学家持续地对典型的美国和日本的企业行为进行比较。以基于产品建构的企业竞争力理论为依据，通过将产品建构的概念一产品结构(或工序)与产品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一引入组织理论，这些学者认为，在产品建构具 有模块型特征的产业(IT、软件、生物制药、金融等)之中，模块型的组织原则更易于促进竞争力的形成，而在产品建构具有集成型特征的产业(汽车、摩托、高级家电等)之中，集成型的组织原则有助于竞争力的形成。换言之，如表1所示，产品建构和组织建构之间的匹配关系是企业竞争力和创新活动的源泉。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集成型和模块型的组织原则高度接近比较制度分析学派所说的理念型意义上的美国企业和日本企业的组织形态。至此，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分析获得了具有实证基础的支持。必须提及的是，尽管理念型意义上的美日企业的实践更接近模块型和集成型的组织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日企业所形成的组织形态已经达到极致而无法赶超。

欧美学者从制度互补性角度所进行的分析也值得关注。豪尔和索斯吉斯认为，市场经济可以分为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型市场经济两种，英美是前者的代表，而德日是后者的典型。习前者的特点是由市场机制对经济进行协调，而后者的特点是由制度对经济进行协调。类似地，阿玛布从产品市场的竞争形态、劳资关系、金融体系、社会保障和教育等五个制度领域出发，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将市场经济区分为市场基础型、亚洲型、欧陆型、社会民主主义型和地中海型五类，其中的市场基础型和亚洲型的代表分别是美国和日本。在研究方法方面，豪尔和索斯吉斯的研究尽管属于政治学领域，但是其研究团队将企业作为分析的焦点。他们在其著作的日文版序言中指出，德日的区别在于德国经济中的协调机制主要以产业为中心而存在，而日本经济中的协调机制主要以企业为中心而存在。如果用更为通用的术语来表述，那么可以认为德国是法团主义，而日本则是企业层面的法团主义。类似地，阿玛布在其著作的日文版序言中不但直接承认青木昌彦的研究对其有重要影响而且将科技与产业特征这一与企业行为密切相关的变量作为分析的主要因变量。因此，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领域的这两项最新的重要研究不但在主要研究工具(制度互补性)和主要分析方向(企业)方面与比较制度分析学派具有明显的共同点，而且其对市场经济所进行的类型化也基本上是对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美日比较的扩充和细化，没有明显超出前者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说，在现阶段，以比较制度分析和基于产品建构的企业竞争力理论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类型学仍然是我们思考我国市场经济的特征及其发展方向时最有理论价值的参考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市场经济的类型学最终指向是企业层面的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也就是说，创新的形态和性质正在成为区分市场经济类型的核心变量。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可以表述如下：从制度经济学的传统出发，以创新活动为中心，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行体系化的整理。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和现实选择

在第二节的语境之下，分析作为转型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时，我们将遇到以下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市场经济的部分是否可能在逻辑上不同于美国型和日本型市场经济；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社会主义的部分，是否可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市场经济的部分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发展出一种和第二节所讨论的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的主流研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相容的分析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第二节提及的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的主流研究在方法论方面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没有将所有的交易形式统一到一个分析框架之内。近年来获得迅速发展的包括比较制度分析在内的广义的制度经济学均将交易视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这一思路明显来自旧制度经济学。但这些研究涉及的金融、制品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交易不是旧制度经济学家所列举的交易形态的全部。如表2所示，康芒斯认为交易可以分为交涉型交易、管理型交易和配给型交易。交涉型交易的典型是产品市场中的买卖行为，管理型交易的典型是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而配给型交易的典型则是判决和政策。另外，新旧制度派学都没有把自然资源和土地市场纳入分析框架。第二，与上一个问题相关，这些研究者将交易形态的形成视为自发的，忽视了政策和法律因素的影响。实际上，从康芒斯对交易的定义出发，如图2所示，我们可以发现配给型交易必然对企业内部的管理型交易和企业之间的交涉型交易的形态和性质产生影响。

将康芒斯提示的交易类型和资源、土地市场中的交易统合进第二讨论的主流分析框架之后，我们可以获得如图3所示的新的分析框架。

从图3所示的分析框架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作为转型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在以下方面获得清晰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第一，在资本主义国家之中，交易形态主要是市场进化的结果。而在我国，交易形态的形成可能是市场进化和政府介入双重影响的结果。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可能存在于资源和土地市场的交易之中。在我国，由于资源和土地为国家所有，所以政府可以主导这一市场之中的交易形态并影响交易所产生的收益分配。第三，政府可以通过对金融、制品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交易施加影响来获得对宏观经济的控制或实现对所得分配的调整。第四，依据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在具有不同技术特征的产业群之中，更有助于竞争优势的形成的组织原则和交易形态各有不同。不同的先进工业国中往往存在处于主导地位的组织原则和交易形态，其结果是这些国家往往只在同一类产业中发展出明显的竞争优势。由于我国地域之间存在文化上的差异，所以有可能分别在集成型产业和模块型产业中都发展出与之匹配的组织惯例和交易形态并在这两类产业中都形成竞争力。第五，不同的产业群要求不同的组织原则和交易形态与该产业的技术特征相匹配，而我国有可能形成国有经济致力于发展更需要长期稳定的交易环境的集成型产业，而民营经济在模块型产业占据优势的格局。随着民营经济向集成型产业扩展，有可能出现民营企业在研发人员的雇佣形态和某些关键性企业间关系方面引进国有企业的比较长期而稳定的组织形态和制度安排的可能。换言之，在长期内有可能出现国有企业在特定领域向民营经济输出组织原则和制度安排的可能。

以上述分析为基础，我们可以从生产和分配、横向制度安排和纵向制度安排的角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行分类。本文对横向的和纵向的制度安排的定义借鉴了康芒斯对交易形态的区分。所谓纵向制度安排指与配给型交易有关的制度安排，其典型是政府通过法律或政策自上而下的主导的制度安排，而横向制度安排指与交涉型交易和管理型交易有关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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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简述

作为最彻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一生进行过两次捍卫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大论战和一次新经济自由主义复兴的运动。20世纪三十年代反对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大论战和反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以及20世纪七十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运动。哈耶克出版过两本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影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和《致命的自负》。前一本书是他坚决反对纳粹主义、极权主义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通俗阐释，也是影响最大的“世纪之作”；而后一本书则是哈耶克毕生探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收由之作”。在这本《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依然不改其“斗士本色”，将无法实现“口诛”的“收由大论战”改作了“笔伐”的“理论大总结”，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进行了最后的全面批判，对新经济自由主义进行了简要地总结性论述。这两本著作使哈耶克成为了阐释现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当然代表。

二、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贡献

一般认为，哈耶克在论证市场经济自发进化过程的问题上做出了一项重要的贡献，即将秩序的自发性和规则的自发性区别开来。在他看来，保证经济秩序的自发性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因为在某些刻意制定的规则的基础上，也有可能产生出自发性的整体秩序。因此，真正重要的在于确保规则的自发演进属性，只有在自发进化过程中存续下来的规则——哈耶克称为内部规则的基础上产生的经济秩序，才是有效率的经济秩序，并且才与自由主义原则相一致。

（一）进化主义理性论与经济制度的进化。哈耶克强调分散性的个人知识的重要性。顺着这一线索，哈耶克提出了所谓的进化主义理性论。需要指出的是，哈耶克讨论的理性指的是一种逻辑推理能力，是一种由一定的前提推论出正确结论的能力。在经济理论中，理性即指“为达到某些目标而对各种手段的最佳选择。”主要是对大卫·体漠的继承，使哈耶克坚持了一种怀疑论的姿态。为了说明他立足于人的本能和本性而不可避免要涉及到的个人主义的“利己主义”或者“自私”，他认为由于人们普遍相信个人主义是证明和鼓励人们自私的，这是那么多人不喜欢它的主要原因之一；又由于实际知识的困难在这里所引起的混乱，所以我们必须仔细考察其所作假设的内涵。他认为，理性认识不是知识的全部，文明发展史向我们表明：除了理性知识以外，还存在着另一类经验性的知识。作为总和的知识这个概念，其恰当的对照物应当是一切人类实践活动。

经济制度的选择以及由此产生的秩序进化，直接源于人们的经验性实践活动。由于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碰巧改变了规则，因此使得该群体的知识分工更为发达，并在变化和未知的环境中呈现出更强的适应性，在与其他群体的竞争中愈来愈强、蒸蒸日上。当然，这个进化过程并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在包含着不同秩序的领域不断“试验”的结果。在进化过程中并不存在试验的意图，它类似于遗传变异，其作用也大体相同。规则的变化是由历史机遇引起的。

（二）经济自由与市场秩序。哈耶克认为，自发出现的市场经济秩序，是社会经济自发进化过程的最新进展，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出现过的最有效率的一种经济结构体系。作为一种“相对晚近的产物……，（市场秩序）是在对各种行为的习惯方式进行选择中逐渐产生的。这些新的规则得以传播，……是因为它们使遵守规则的群体能够更成功地繁衍生息，并且能够把外人也吸收进来。”相对于其他经济秩序，尤其是集中性的计划经济秩序，这种秩序的效率优势就在于它能保证该群体更有效地发现和利用分散性的个人知识，从而取得竞争优势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经济秩序之所以具有效率优势，就在于它赋予了经济主体以拥有活动的私域，并相应拥有经济自由。市场经济本质上必定是一种赋予经济个体以自由的制度，市场经济活动的本质必定是一种发挥经济个体主动性，并在整体上显现出自发竞争态势的过程。正是在这里，哈耶克的市场经济理论与自由主义相互勾连起来。

哈耶克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者说对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进一步阐发主要在以下方面：一是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放在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基础上，并且以个人主义作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出发点与基本概念来阐述；二是着重从知识和信用角度论证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三是从批判社会主义的角度来反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的合理性。

对于市场秩序的效率优势，哈耶克认为，只要不存在各种不正当的强制，经济自由就趋向于造就出一种竞争的事态，这种竞争不同于完全竞争，而是一种不断逼近完全竞争均衡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个体力图寻找一种最佳的方式，以保证最有效地利用其所拥有的专有性知识。不仅如此，自发产生的价格信号也具有十分优越的信息交流功能，它能用最简短的形式将最重要的信息在经济个体间传递，并且只传递给相关经济当事人。相对价格变动反映了各种生产资源的相对重要性，经济主体只需要了解这一点，而无须过问导致这种相对重要性变化的背后原因，就能够做出正确的经济选择。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经济的价格和竞争机制近乎完美，即使它存在某些缺陷，也会随着历史的演变而自我修复和调整，并不需要人为的整合，经验的积累和不断的完善可以使社会自生自发的繁荣，这就是哈耶克追求的“自生自发秩序”。

三、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缺陷

无可否认，哈耶克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和发展的确具有重要的作用，哈耶克在当前这个内容庞杂的新自由主义运动中还是有其独特性的。但我们也不是一味赞同哈耶克所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各种观点。

（一）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的缺陷。首先，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以脆弱的主观主义为基础的。在哈耶克看来，生活于同一个社会共同体内部的个人的观念分类系统大致相同，因此不同的个人才能够理解彼此的行为的含义；同样道理，社会科学家也因此能够从外部分析其他个人的行为方式，并以之为要素组成一种关于社会关系整体的理解图示。显然，这种外部分析也是以主观主义为基本立场的，因为它也把个人行为的主观方面（在哈耶克那里个人行为进一步被简化还原为个人观念）一一作为研究的起点。其次，自相矛盾的怀疑主义立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哈耶克所主张的这种有限认识论立场最终都有明确的规范性结论。无论是强调习俗和传统的优先地位，还是强调模式（秩序）预测，其真正用意都是在于捍卫传统自由主义，或更确切地讲，是对私有财产，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建制提供辩护和证明。通过这种认识论论证，哈耶克试图为既有的私有财产制度提供一个可靠的理论基础。不可否认，这种有限认识论是哈耶克批判其他若干理论的一柄利刃。尤其在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以后，哈耶克更是因此被一些人视为严谨的学者和自由主义旗手的典范结合。然而不幸的是，哈耶克的这柄利刃是双面的，在有效话难他人的同时，有限知识论也破坏了哈耶克自己所主张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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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建筑业;工程造价;管理办法

中图分类号:TU723.3

文献标识码:A

建筑工程造价管理是基本建设工作中十分重要的部分,社会的发展要求工程造价管理加快改革步伐,冲破建筑建设领域计划经济下旧体制的束缚,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工程建设标准定额新体制和工程造价管理新办法。本文对建筑工程造价管理办法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一、现行的建筑工程造价管理模式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人工、材料、机械的价格已不再长期稳定不变,而是同其它商品一样随市场变化;业主与承包商的性质大有改变并呈现出多元化,现行施行的建筑工程造价管理模式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

(一)施工企业利益严重受损,造成施工企业“计划经济的收入,市场经济的支出”的局面。如果为外资业主,则等于肥水外流。

(二)施工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将管理费用大幅度降低,使工程管理大打折扣,从而影响建筑产品质量。

(三)由于业主与施工企业地位不平等,施工企业为承揽任务垫资施工,大量贷款,不仅使企业发展走人死胡同,而且造成严重不良债务,给金融业带来负面影响。

(四)在项目招标中业主片面压低取费,从而造成资质等级低、管理水平低的企业的中标率高于资质等级高、管理水平高的企业,使国有大、中型施工企业的管理、技术、装备优势难以得到发挥,并且挫伤了企业进一步提高管理、技术和装备水平的积极性。

(五)导致了取费等级高的企业在承揽任务后,将工程层层转包给资质等级和取费等级较低的企业,坐收管理费,不仅产生腐败,而且,由于这些企业管理水平低,技术、装备水平有限,致使工程事故频发,使业主利益受损的同时,带来恶劣的社会影响。

(六)承包商为了中标片面压低报价,中标后利用增加现场签证等手段弥补损失,不可避免地带来。“三超”,即概算超估算、预算超概算、决算超预算。国家对基本建设投资规模难以控制。

二、建筑业工程造价管理办法新思考

(一)建筑工程造价管理形态的转变一动态管理。为了使建筑工程造价管理模式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建筑工程造价管理形态正在由静态向动态转变,并在以下方面取得进展。

1.定额由“量价合一”改为“量价为离”,作为工程消耗量标准是统一、固定的,而工程实物消耗量的单价和物化劳动,在空间上各地是有区别的,在时间上不同时期是变化的。因此,最新编制的定额只体现工程消耗量标准,而将全省各市、地的人工、材料、机械价格按季度定期在造价信息刊物上予以,并实现了全省市范围的价格信息联网。

2.取费标准的确定依据由按施工企业资质等级取费,改为按工程类别取费,实行以取费证书和取费认证单相结合的取费管理办法取费证书用以表明施工企业所具有的最高取费级别,取费认证单用以判定工程类别并确定工程项目的取费标准,这样既避免了业主编制标底时片面压价。损害施工企业利益;又使达不到工程项目所要求的取费等级的施工企业被预先排除在招标范围之外,从而保证了公平竞争的实现,也保护了业主的利益。

3.材料价格的调整要适应市场的变化建筑材料是构成工程实体的物质基础,其费用是形成工程造价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材价格应该因供需矛盾而变化,遵循价值规律。它是工程造价的重要动态因素。

(二)以人工费加机械费为计取综合费用的基础一费用项目简化。现行的综合取费是以基期基价基本直接费为计算基础,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不能体现“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落后,使施工企业安于现状、不思技术进步、经营管理水平上不去,不利于建筑业的发展。若以人工费为综合计算基础,就忽略了施工企业的设备技术、机械化程度,只有以人工费加机械费为计算基础,才能真正反映综合取费中施工管理费和计划利润的真正含义,符合综合取费的原则。

(三)按不同类型的工程确定间接费率。市场经济把一切的经济关系都市场化、货币化。建筑工程造价中的间接费就是施工企业组织施工管理中所消耗人力、物力的货币形式。现行的间接费计取办法是按施工企业所有制性质和施工企业资质等级在施工管理费、人工费、利润和远地施工增加费等方面划分了若干等级费率标准,形成了施工企业间的“级差成本”、“级差利润”,人为地造成了同一工程不同价格的不合理状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恰恰制约了施工企业的技术进步。工程造价必须由工程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确定,按企业资质等级只反映了施工企业营业范围的交叉,造成了一个工程有几个不同等级的施工企业都有资格承建的情况,这产生了许多弊端。

(四)改革传统定额,实行竞争性的间接费率。现行的建筑产品定价方式仍然是沿袭计划经济的工程造价制度,实行统一的“量、价、费”,市场经济条件下就要改变现行的定额管理模式,按“控制量、指导价、竞争费”的思路进行改革。借鉴国际先进管理办法,将定额改“定”为“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定价因素中的价、费全部放开,定额的作用不再是指令性标准而是指导性依据,作为国家或基建单位预测、控制工程造价的参考。

(五)工程造价管理信息化、网络化。在计算机网络技术日益普及的今天。各方面的信息流铺天盖地、纷至沓来。面对如此巨大的信息流。传统的管理模式、管理方法显然已无能为力了,我们必须寻找现代化的管理手段。这时计算机网络、软件就成了时代的宠儿。普遍为人们看好。计算机的引入标志着我们的工作有了新意。同时也给社会创造了效益。充分发挥现代化管理手段,既是向国际接轨的需要,也是工程造价管理的需要。

为此,从长远看,建筑工程造价管理的最终目标是与国际接轨。目前在建筑工程造价管理的改革中所采取的诸项措施都是以此为出发点进行的,我们只有加强建筑工程造价管理工作力度,提高建筑工程造价行业专业人员的素质,才有可能使建筑工程造价管理走上国际化的道路。

参考文献:

[1]俨玲,尹贻林.工程造价导论[M],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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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背景；国家干预；市场调节；适度干预；平衡

中国的经济法是我国改革开放特殊时期出现并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法律现象，经济法及其经济法学作为一门学科创立不过二十余年时间，却“是现代社会化市场经济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我国经济法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衡。因此，笔者欲以此目标为线来谈谈经济法在中国社会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一、我国经济法的产生背景

我国的经济法与国外大部分国家的经济法产生的背景不尽相同，我国经济法在最初产生之时，其思维出发点在于企业，在于把企业从高度行政管制下松绑出来，在于为企业争取到作为平等经济主体所应有的权利等。所谓把经济管理自还给企业，以便使企业能够依照自己的意愿开展横向和纵向的经济往来，利改税等上交利润制度的改革，以及理论上开始承认企业作为私有主体应当享有自己的权益，应当具有属于自己的利润等等，无一不体现放权让利给企业的思想。因未能摆脱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同时也由于我国关于改革思想的摇摆于“以市场为导向”与“坚持计划经济”之间的不断摸索前进：“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以十二大为标志）——“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以十三大为标志）、“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治理整顿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十四大为标志）。与此同时，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的重心亦逐渐发生了变化。以1993年为标志，开始由原来的企业“支点”转向国家干预。当然，在这之前的各种经济法学论点并没有否认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因素，因为经济法其本身不可能摆脱国家干预，只不过是究竟应把国家干预作为构筑整个经济法学大厦的基础，还是只作为经济法学研究的手段之一，意义不同罢了。

二、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

“经济法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是调整以社会公共行为为根本特征的发生在经济管理机关和经济组织、公民个人之间的经济管理关系和法律规范的总和，其调整对象具有社会整体性的特征。”这个观点把建设市场经济的共性真谛一语道破，为我们把握和处理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之间的“度”和“量”提供了理论基础。

目前，无论是在当今经济实践还是在经济理论中，市场经济是混合经济的思想普遍被人们所接受，很少有人还主张绝对自由放任的经济而反对任何的国家干预。政府与市场之关系的焦点不再是国家干预不干预，而是干预多少，即干预的程度的问题。过犹不及，干预过度和干预不足都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干预不足（一般来讲，国家经济状况比较宽松时，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不足以克服市场失灵，干预过度（通常表现为国家经济状况较紧张时期）则会矫枉过正，导致政府失灵。政府失灵主要表现为政府干预的范围和力度超过了弥补“市场失灵”和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比如过多过细的不合理限制性规章制度、比重过大的公共产品生产、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过多地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干预市场内部运行秩序，其结果不仅不能纠正市场失灵，反而抑制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如果不能克服政府的过度干预，只会导致“政府失灵”，用“失灵的政府”去干预“失灵的市场”必然是雪上加霜，使失灵的市场进一步失灵。

萨缪尔森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精巧的机构，通过一系列的价格和市场，无意识地协调着人们的经济活动。它是一种具有传达信息功能的机器，把千百万不同的个人的知识和行动汇合在一起。”但市场经济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缺点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萨缪尔森将其归纳为如：会产生外在不经济的效应；无力向社会公共产品部门和领域配置资源；无法避免经济危机、失业和通货膨胀，从而无法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会造成贫富悬殊、收入分配不均，无法实现社会公平；由于存在有上述缺陷，也会对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予以削弱。由是，萨氏得出结论——只有实行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才能健康发展；如果政府干预是适当的、科学的，那么就可以缓解市场机制的某些缺陷，促进效率、稳定和公正三大目标的实现，收到预期效果；如果干预不当、举措失调，就会出现“政府失灵”的局面，不仅不会医治市场失灵所造成的经济弊端，反而会加剧病症。这实际上已经向我们道出了国家干预的两大特性：必要性和适度性。

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是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但由于经济状况之不同，各个时期两者的结合又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国家干预因素与市场调节之间也存在有一个结合度的问题，一般来说，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国家干预所具有的宏观性和间接性就更多地表现为市场行为，政府与企业之间除正常的税收关系以外，很少发生直接联系；反之，国家干预则具有较大的微观性和直接性，则更多地表现为行政行为以及政府对企业的直接行为，我国目前就是这样的状况---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换时期，市场经济因素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国家干预过剩，要想在这种情况下健康地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必须以发达市场经济的各要素为目标外，还必须注重国家干预的适度性，必须注意市场自身的发展现状会直接影响国家干预的实有效果。从理论上来说，经济的发展不可能没有国家干预，从实践上看，我国目前不可能一下子摆脱国家干预（无论是正常的还是非适度的）的影响，经济法的发展也不可能离开这个具体的实际状况。这并不是理论屈从于实际，而是在尊重客观情况下的实事求是。

三、公平与效率

传统法理认为公平与正义是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法律的价值目标，一些用经济方法分析法律的论著，又将效益视为法律的基本原则，并将其视作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以解决效益与公平之间的矛盾等，但公平、正义与效益二者在经济法中如何体现及在现实中如何操作，也是经济法难以解决同时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法律效益一般认为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法律投资与法律实际作用于社会所取得的社会效能之间的比例；二是指法律实际作用于社会所取得的社会效能与立法所确定的预期目标的差别。具体到经济法中又体现为两种效益，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由于公平指的是最大化缩小个体之间的差距，在经济法中主要表现为竞争环境、经济收益和社会分配的公平，因而属社会效益的范畴。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社会，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只能是市场主体自己，他在追求经济效益时，便希望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排斥外力的干涉，正如亚当·斯密所认为的，国家干预“或多或少地侵害了个人改善自己境遇的自然努力的自由，或减少了这种努力的安全，从而影响了社会财富的创造与增加”。只是由于市场主体的自身条件不同，其参与市场的经济活动的结果也必有差异，要达到或体现公平，又需外力（主要是国家权力）干涉，从这一意义上即国家权力对竞争环境及竞争结果的干预，同时，公共管理职能又要求国家在实现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顾及其他社会效益，因而又出现了对市场主体的自由经济活动也进行干预等，即出现了干预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等问题。这似乎又追索到自由与干预的矛盾，具体到经济法领域又表现为经济法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效益与公平的矛盾。

虽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有着互补性，效益与公平也具有统一性，但在经济法的具体规范中却难以体现，如针对某一特定的地区、部门或某一特定的市场主体，如何解决其效益及与其它地区、部门或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问题，即经济法“如何将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分配给一个社会或群体的成员”，即既实现公平又促进效益，却是很难确定的。

四、运用国家适度干预原则，实现公平与效益的平衡

至今为止的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的运作都不可能离开国家干预的作用，即使是在号称“经济自由主义堡垒”的美国，其经济现实也和理想的“自由市场”有很大出入，国家干预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概括而言有以下四类：一是国家保证和促进自由市场竞争，对市场运行的环境和制度条件予以调节、完善。因为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不仅将导致垄断的形成，阻碍和削弱竞争、导致不正当竞争行为、出现脱离产品价值的垄断价格、产生垄断产品和服务质量问题，还将因垄断技术而阻碍技术进步，从而损害垄断企业与消费者的权益，甚至阻碍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国家保证和促进自由市场竞争就是通过经济立法，通过市场竞争规则，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二是对市场运行过程进行干预，即改变或创造经济运行条件，对市场主体的利益和优先地位进行重新分配。国家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和计划、投资等手段，对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进行调节，实现总量与结构平衡。三是国家直接参与经济过程。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市场主体都是在最大化的追求经济效益，同时由于经济规律的左右，任何产品或服务供求关系的变化，都会引起社会资源配置的变化，大量的生产者和社会资源总是集中于利润较高的行业和部门，其结果往往又造成利润较低的基础行业衰退，尤其一些经济效益低而社会效益高的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更是如此。这也是国家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原因。四是国家干预社会产品的分配和实施社会保障。“‘看不见的手’可能惊人地有效率，但它同时也带来非常不平等的收入分配”为在市场机制的分配基础上尽量做到社会公正，保证社会安定，减少人们的生命、生活风险负担，国家必须干预市场调节的社会产品分配和社会保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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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危机干预 市场经济

2004年，汇中天恒和北方亨泰收购了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91.1％的股权。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汇中天恒董事长李志达为健力宝董事长、总经理，而仅持有健力宝集团8.9％股权的小股东―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政府却行政接管了健力宝集团的管理权。由此次事件引发了业界对于企业面临危机时的政府的“有形之手”到底可以“伸”多远的思考。

理论界对于“经济体制”的含义历来有不同的见解。本文采用国内比较通行的，即把经济体制理解为一定的所有制和产权结构与一定的资源配置方式的统一；经济体制最根本的决定因素是产权结构，经济体制中诸如决策结构、信息结构、动力结构等其它一些内容都是由产权结构所派生和决定的。根据定义可以看出，计划经济是一元化的产权结构，而市场经济是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所有制改革上不断取得历史性突破，对非公有制经济成份从默许到承认再到鼓励发展。产权结构的不同必然导致决策、信息和激励结构的不同。如果说计划经济体制下倾向于决策集中化、信息传输纵向化和激励外部化，那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则强调决策分散化、信息传输横向化以及激励内部化。

本文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就政府对市场经济中的主体――企业的合理干预进行探析，提出政府在实行危机干预时，非常措施应缓行，以确保法制下的市场经济能发挥“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政府危机干预的主要方式

企业经营陷入危机后由政府接盘，此种情况屡有发生。在国内，行政干预依旧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企业危机处置方式。

2004年4月，宁波建龙公司钢铁项目被国家发改委判定为违规上马，责令停工。这一主要由民营资本运作的总投资额超过10亿元的项目顿时陷于绝境。之后，浙江省政府介入，对项目进行重组。按照浙江省政府的意见，国有企业杭州钢铁集团公司将以43.85％的持股比例最终获得宁波建龙的相对控股权。国有控股后，宁波建龙获得浙江省2005年惟一的钢铁“准生证”，成为合法项目。据了解，铁本、德隆等企业遭遇危机后，也是由政府直接或间接出面来收拾残局。业内人士认为，如果涉及企业为国有独资，行政干预可能较易操作，但在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的危机干预尺度如何把握，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市场经济的建立要求政府职能转变，一方面要取消一些职能，另一方面要强化一些职能。具体说就是：取消微观管理职能，强化宏观管理职能;取消部门管理，强化行业管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体制，它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求，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有利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需要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通过价格的自我调节实现供求平衡，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在一些情况下，仅仅依靠市场调节并不能实现供求平衡，出现市场失灵。由于市场失灵，导致了过度污染、失业、贫富两极分化等经济社会病症,这时政府干预经济就是弥补市场不足的重要手段。否则只会给企业的发展以及市场经济的完善带来负面影响。

政府危机干预涉及的重要问题

产权

产权是指经济主体拥有的财产所有权及其衍生的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是一组权利的集合。任何一项产权，都包括产权主体与产权客体两个部分。其中，产权主体是指产权的拥有者，即拥有产权的经济主体；产权客体是指经济主体拥有的产权形式及份额，即拥有何种形式的产权(是所有权还是使用权，或者处分权、收益权)以及拥有份额的多少(是全部拥有还是部分拥有)。只有产权清晰了，产权效率才能形成，牵涉到两个清晰问题。

产权主体清晰，是指财产产权最后归属的主体是清晰可辨的自然人主体，而不是模糊的虚拟主体。之所以要强调产权主体的自然人属性，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具有强烈的经济内涵，要求产权主体有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并且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产权客体清晰，是指产权内部的权属关系清晰，即各种产权权利之间有明确的界限，各主体间的产权份额有明确的划分。在单一产权的情况下，由于整体的产权只属于某一个产权主体，不存在内部权属的界定与分割问题，产权客体自然清晰。但是,在共同产权的情况下，必然涉及到产权客体的清晰问题。如果各产权主体间有明确的内部权属界限和清楚的份额分割，该财产产权的内部权属关系就是清晰的，反之亦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主体处分产权，目的主要是为了使财产发挥更好的效用，获得更高的收益。清晰的产权，较好地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对等、风险与收益的平衡，符合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要求，可以从多个方面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效率。三水区政府以维护国资利益之名接管健力宝集团，是混同了管理国资和管理社会的角色。多元所有制企业并存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国资以及国资控股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交易不可避免。如果所有与国资及国资控股的交易，被某种标准判定为国资流失，对其交易肆意否定，那么市场经济就将远离正确的轨迹。政府与企业是产权关系而非上下级关系，政府要管好所有权，放开经营权，用宏观调控职能来规范和引导市场,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和维护平等竞争。不应该在不属于自己的职权内随便使用权力，否则会给社会个体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行政权力

三水区政府强行接管健力宝，本质在于公权强行介入民事商业经济生活领域，实际是地方政府动用行政权力，保护自己在商品经济活动领域中的财产利益或者其他某种利益。

按照国家原有的理想设计，公共管理权与国资出资权应当适当分离。地方政府应当依法行政，实现对社会的公共管理职能。政府参与经济管理主要是为了维护市场经济的运行秩序，为所有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环境；国有资产出资人的权力则由地方国资委依法行使，对各个企业中的国有资产进行监督管理。而各级国资委也只能在现有法律与市场规则的框架内维护国有资产的权益，并没有凌驾于非国有资本之上的特权。

针对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传统和政府治理弊端制定的《行政许可法》，凝聚了现代行政法治的新理念，勾画了政府从管制型向管理服务型转变的基本轮廓，预示着未来法治政府的转型方向。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社会的治理必须是守法的统治，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而不是全能的，政府的权力应该被制约。但同时，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又不是无所作为的，政府对市场具有干预作用。而这种干预应该是适度的、受约束的、有一定范围的，即以不损害市场机制正常运行基础为极限。

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仍然在人治之治、政策之治之间徘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起和市场经济相应的基石，包括商业传统、公民意识、市场经济的法律，最严重的是政府转型的失衡。推动政府转型与改革是我国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建立一个高效、透明、依法行政、重在服务与监管的法治政府。

规范政府危机干预的建议

健力宝事件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但当务之急，是要对政府的“危机干预”行为进行必要的规范。

因此,针对市场发育的不同阶段适时调整政府干预的强度，方为最佳的选择。市场发育初期的主体作用，由于企业竞争力普遍不够强，市场机制运行不够完善，难以组织起有效的经济活动，相比之下，政府的地位和作用更直接、更明显，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更大。政府应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充当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角色，在经济要素和资源配置方面积极发挥政府的影响力，成为经济运行和控制的主体。市场发育中期的主导作用，由于市场已经发育到一定水平，政府应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充当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角色，不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主要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政府则主要通过制定经济发展规划、发展战略、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来影响市场并产生作用，充分发挥企业作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作用。市场发育成熟期的纠正和补充作用，由于市场机制已经成为经济活动的基本运行机制，企业完全能够在市场机制引导下开展经济活动。根据以上三阶段论，目前我国还处于第二阶段，这就要求政府干预要有科学的定位。

政府干预应具有科学性，政府干预的科学性源于定位的准确性。从东亚和拉美地区的发展过程来看，对政府职能进行重新定位是非常必要的。重新定位的实质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笔者认为，必须从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入手才能最终实现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任务。

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并用四个“有利于”、一个“内在要求”和一个“重要基础”对产权在所有制中的核心地位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强调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和依法保护私人财产有其必要性，这是因为个人是社会基础的基础，个人在社会上要寻求安全保护。动摇安全，就会动摇社会的根基,就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所以,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极为重要的任务之一。

加强法治建设。我国可以说已进入了“法制社会”。但由于“重人情、轻法理”历史传统的影响,我们离“法治社会”还有漫长的里程。在走市场经济之路业已“锁定”的情况下，今后面临的就是“好”市场经济还是“坏”市场经济的选择，必须高度重视法治建设。法不仅约束经济主体的行为，更约束政府的行为，即约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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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企业经济管理

企业经济管理是对企业的经济活动通过计划、组织、指挥、协调以及控制等手段实现企业的盈利的经济行为总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经济管理的职能也在逐渐的发生着变化，现代企业经济管理职能由过去的单一生产管理转变为现代的综合型管理。

1.2 企业经济管理的特点

1.2.1 关联性强。企业的经济管理与企业的所有管理工作都具有密切的联系，首先企业的经济管理工作要紧紧围绕着企业的经济战略目的为进行；其次企业的经济活动都会涉及到经济管理。

1.2.2 指导性强。经济管理包括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而企业的财务情况是企业管理者制定企业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企业管理者通过财务目标规划与制定企业的发展目标，因此可见企业经济管理对企业的经济决策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2.3 综合性强。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是企业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也是经济管理的目的，而实现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并不是依靠某个生产环节而实现的，而是需要整体把控企业，合理优化企业的资源等，因此企业经济管理是贯穿于企业整个生产环节，并协调企业各个方面因素的。

2 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探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的企业经济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因为传统的企业经济管理模式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具有浓厚的计划经济体制因素，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已经严重影响现代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企业的增长模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经济管理在企业管理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

因此基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模式应该是在遵循企业发展目标与方针的前提下，在企业经营的各个领域内，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以竞争为核心，结合内外环境、战术与战略、树立权变管理思想的经济管理方法。企业的资金是企业经济活动的核心，企业经济管理的中心就是对企业资金运行进行管理，企业的经济管理就是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管理。

3 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模式规范化的具体措施

3.1 建立经济管理体系和组织机构。企业的经济运行需要企业具备完善的经济管理系统，因为只有具备完善的经济管理体系才能规范企业的管理行为与形成科学的经济管理组织机构，经济管理组织结构的完善会更进一步优化企业的资源，进而提高企业经济管理的有效性。企业的管理者作为企业经济活动的主导者与决策者，企业管理者的管理能力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发展，因此在建立经济管理体系时一定要增强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提高他们的管理知识，让他们熟悉与经济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同时还要建立完善的责任分配制度，明确不同管理人员的职责，并且建立监督机制，形成动态化的监督管理模式，实现企业经济管理活动的有效推进。

3.2 出台经济管理的相关文件。企业经济管理工作必须要依据企业的相关规章制度进行，如果没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就没有办法保证经济管理活动的正确性与有效性，因此出台经济管理的相关文件是开展经济管理工作的前提，经济管理文件的内容应该包括：经济管理活动的规划书、经济管理的目的与方针、经济管理活动的记录手册、经济管理的执行手册等。

3.3 实现企业经济资源的有效管理。作为经济管理模式的重要内容之一，经济资源的有效管理是规范经济管理模式的重要方面，因此对经济资源的管理需要从企业管理人员着手，提高管理人员的水平，一是要合理配置管理人员岗位，根据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管理素质以及管理经验等合理分配工作岗位；二是企业要组织各种教育培训活动，管理人员通过参与培训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三是企业制定良好的激励制度，通过完善的激励制度，提高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提升企业的经济管理水平。

3.4 制定经济管理目标。合理的经济管理目标有助于经济管理模式的规范化，因为只有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制定的经济管理目标，才能保证企业的经济管理工作的正确，因此在制定企业经济管理目标时首先要对企业进行充分地调研，并且积极收集与经济管理有关的资料，并且规划企业经济管理目标的进程；其次要对企业经济管理目标规划的制定过程进行全程监督，保持经济管理目标规划的制定符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最后经济管理目标规划编制完成后，要对经济管理目标的科学性、实效性等进行进一步的审核，以此保证企业经济活动的符合企业经济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