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财政政策十篇

目前的财政政策篇1

关键词：财政审计 审计监督 对策分析

一、财政审计现发展阶段现状

1.财政审计的发展

我国财政审计目前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并且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的对以往存在不足进行改善。在财政审计的初期形成阶段，财政资金审计覆盖面只能控制在10%左右，做不到大面积的审计效果，而且由于财政审计的体系不够完善，造成了大量资金严重流失的现象，在1983年到1986年期间，我国制定出严格的规定，明确标注财政审计部门的范围，自此以后，财政审计一边不断开展，一边不断完善，为财政审计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从而实现对财政资金进行严格监督。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首先，相对于经济高速度发展，财政审计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却进入了一个低速缓慢的进程。其次，财政审计的综合性比较强，综合能力要求比较高，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需要审计人员要具备农业、林业、交通、水利、金融、投资等方面的知识，还要求财政审计人员具有较高的审计业务能力、沟通能力、写作能力等，而财政审计人才队伍的建设显然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1]。最后，全国各地目前都在大力发展经济，地方财政支出逐年增加，这就意味着财政审计的任务逐年都在加重，与此相比审计部门的编制却并没有变化，这就存在人少但是事多的矛盾，以上都大大制约了财政审计的发展。

2.审计部门的独立性

在1987年到1994年期间，我国制定严格的审计监督条例，规范了财政审计的监督权限，同时大力开展财政资金收支审计工作。随着财政审计工作的逐步开展，对其审计主体性质进行了更为严格的要求。众所周知，审计主要分为国家审计、社会审计及内部审计三大部分[2]。国家审计作为审计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主要实对财政的各项支出进行严格审查，保证支出的准确性，与此同时还特别关注较大的资金使用情况，通过对每笔财政支出的核实，确保钱款使用的透明度，确保财政资金的真实性、合法性。而国家审计往往同时要对政府、人大负责。对于政府来说，开展财政审计工作的审计部门人事任免和经费保障都受制于政府，是政府内部的一个行政部门，而财政也是政府内部的一个行政部门，所以，财政审计对于政府来说，更像是一个自己审自己的内部监督工作，这容易造成财政审计流于形式或者是当财政审计发现问题的时候，处理处罚的“板子”高高举起但是又轻轻落下的情况；而对于人大来说，财政审计则应该是一种外部监督的手段，审计部门应该暂时“摒弃”自身作为政府行政机构的这一身份，公正的开展财政审计工作并最终得出客观的审计报告。

3.财政审计的重要性

财政审计能有效的确保资金的流失。在我国发展过程中，经济建设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经济建设需要政府提供财力上的支持，在经济建设各项目大量使用资金的前期，应向审计部门提供相应的预算，准确做出使用资金的数目，精确到每笔资金的使用过程，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应的使用资金进行规划，由此可见财政审计与经济建设有着紧密关联，审计部门严格审计以确保资金不出现流失、浪费的情况，对推动着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居民收入的提升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我国财政审计部门存在的问题

1.改善审计部门的构建体系

财政审计工作应严格按照相应的规章制度进行，尽量避免政府以及企业、个人的加入，否则会受到阻碍，使财政审计的公平性受到质疑，降低公众对审计部门的信任度，为财政审计部门的工作性质带来负面影响。所以，加强审计部门的独立性显得尤为关键。其实一直以来，关于改善财政审计体系的讨论一直都在进行着，也形成了各式各样的观点，其中一个比较受推崇的观点就是：执行财政审计工作的审计部门单独从政府行政机构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从国家到省、市、县从上到下垂直管理的部门机构，其中，最高领导机构审计署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领导并对全国人大负责[3]。这样，财政审计就能从根本上摆脱既要实现人大目标又要满足政府需求的为难局面，审计部门就能从“内审部门”真正的解放出来，更能充分、有效的实现财政审计的职能。

2. 加强财政审计的监督力度

目前我国财政审计主要是事后审计，对已经发生的问题进行审查，这一现象的发生导致了财政审计的滞后性。所以，应该尽可能对财政资金建立起一个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审查。以前往往重视的只是预算执行的审计，以后争取实现财政和审计的联网，从而实现对整个预算进行动态的实时跟踪审计，将审计重点延伸到预算的编制、执行以及决算这一个整个的全过程，使审计监督关口能有效前移。

3.加快财政审计法律体系的建设

我国财政审计工作仍处于探索中，财政审计随时随地都会面对新问题的产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成为阻碍财政审计工作的重要事项。所谓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是将问题解决的途径落到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的实处。所以，财政审计的法制建设要不断的进行探索和完善[4]。首先，虽然《审计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对财政审计的权限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是以及不能满足目前财政审计的需要，审计部门需要被赋予更多的职权特别是处理处罚权，这样，就能避免审计部门对在财政审计中发现的某些严重问题只能建议不能处理的尴尬局面，从而增强财政审计的权威性。再者，我国的立法机关应该废除各部门之间相互碰撞的规章，制定出一套完整的、明确的财政审计法律体系，被监督部门和单位必须严格遵守，确保财政审计查出的问题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4.建立完善的财政审计部门

财政审计具有提升经济发展、维护财政安全、规范政府支出的作用。我国正处于一个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非常重要，以往政府部门对财政审计不为重视，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大量资金即将运用在经济建设中，资金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因此审计部门应得到密切关注，相关部门应该在财政审计队伍建设的过程中不断的为审计部门补充新鲜血液。审计工作人员作为财政审计工作具体的操作者，其综合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财政审计成果质量的好坏。审计部门应该加强对财政审计人才队伍的建设，通过“走出去、请进来”，集中学习、自学、上下联动、资源整合等丰富多样的方式加强理论以及实践方面的学习，不断丰富审计人员的财政审计经验，不断提高审计人员的财政审计水平。

三、总结

财政审计可大幅度的减少经济开支，对我国的经济起着重要作用。我国目前财政审计体系不完善，所以财政审计应得到高度重视。为保证财政审计能顺利开展，不但应不断完善财政审计部门的建设，还应为审计部门提供独立的发展空间，避免外界因素影响到审计工作，确保审计部门的工作权限，从而保证财政资金能更加合规、有效的运行。财政审计工作的完善管理直接影响着我国经济发展，需建立一个完善的审计监管体系，确保我国经济利益不受到损失。

参考文献：

[1]肖振东.财政风险范围的财政审查研究[J].审计研究，2012，（10）：169-563

[2]李云玲.浅析财政审计风险及控制[J].经济论坛，2012，（25）：569-654

目前的财政政策篇2

关键词：扩张性财政政策；中性财政政策；国债负担率；挤出效应

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一般把财政政策大体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中性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三类，其中中性财政政策与另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对国民经济的作用方向上。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都是一种“逆风向”的反周期操作，防止社会总需求的大起大落引发宏观经济剧烈波动，以及由此导致的种种负面影响；中性财政政策则不是反周期操作，而只是一种导向性的操作，它的本来含义就是财政收支保持平衡，不对社会总需求产生扩张或紧缩的影响。

我国自1998年8月起开始实行以增发国债为主要手段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即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使我国成功地渡过了亚洲金融危机，并带动我国经济走出低谷，开始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积极财政政策一般包括了扩大政府支出和减税两个方面的内容，1998年以来，基于我国的有效需求不足而选择的是以扩大政府支出为主的政策，主要体现在国债投资的逐年扩大，据统计，1998-2004年间，我国累计发行了91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再加上银行的配套贷款，六七年间这部分国债拉动形成的投资规模约为5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每年拉动GDP增长两个百分点。其它的积极财政政策还包括：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税收政策，分批提高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对有关项目实施税收减免；推进“费改税”改革，减轻企业和农民负担；提高公务员工资、增加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障支出等，从宏观调控的角度来看，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确实为我国扩大国内市场，改善基础设施和经济结构，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从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来看，这种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只能是阶段性、暂时性的，不可能长期实行下去，随着一国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应适时适度做出相应调整，才能更加科学地调控宏观经济布局和结构，使其沿着健康、稳定的发展运行轨道前进。

伴随着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实行，进入2003年后，经济增长加速效应突出，国民经济领域产生了许多结构性的问题和矛盾，一些风险和制约的因素也愈加突出，主要表现在：

1、政府财力方面。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是在需求不足、通货紧缩和货币政策失灵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具有长期大规模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能力。1997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1.6%，最近几年这一比例有了很大提高，到2003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超过了20%，能够用于宏观调控的财力是非常有限的。这几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投资，基本上是依靠扩大财政赤字、发行国债来进行的，但长期实行已经给未来的财政收入增量埋下了隐患。

2、财政风险方面。这些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是正确的，但也有负面影响，它加大了财政风险，突出地表现在加大了赤字风险和国债风险。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我国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额与累积余额迅速增加，赤字率（赤字占GDP的比率）和国债负担率（国债余额占GDP的比率）都有大幅度提高。1998—2002年，我国的赤字率从1.2%上升到3.0%，国债负担率从10%上升到18.1%，赤字率开始接近国际警戒线3%.有的国债资金甚至被挪用等，这些都会影响国债的投资效益，增大国债风险。

3、“挤出效应”的问题。所谓“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政府扩大赤字、增发国债而引起对民间部门资金供应的减少，从而减少民间投资的现象。目前经济学界有两种观点，一个角度认为，我国当前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不会产生“挤出效应”。主要理由：一是“挤出效应”的条件之一是财政支出的扩张引起利率上升，从而抑制民间投资，而目前我国的国债发行没有引起利率的上升；二是目前我国的银行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存差，不存在政府和民间部门在信贷资金需求上的竞争问题；三是民间投资的融资渠道不畅、投资渠道狭窄、制约因素较多；四是入市门槛高，投资项目的资本盈利率普遍偏低等。当这些因素消除后，长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就可能引起“挤出效应”。而另一个角度来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税收收入出现了超常增长，不管原因如何，从财政收支总体来看，都意味着政府支配使用的资源增加，相应地，民间部门支配使用的资源减少，投资能力减弱，这明显属于“挤出效应”范畴。

4、防止原计划经济体制复归的问题。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使用上，一般认为，货币政策偏重于市场调节，财政政策，尤其是国债投资政策偏重于政府的计划调节。现在，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如果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国债投资规模控制不够，就有可能强化计划经济体制的作用，导致原有体制的复归，影响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妨碍我国入世以来在国际社会寻求对我市场经济地位确认的诉求。目前我国的经济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运行态势，政府包揽过多的问题依然存在，而国债资金投资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投资体制，投资项目由地方、下级层层申报，中央、上级层层审批，同时还要求银行配套贷款、地方安排配套资金，其影响规模要几倍于国债投资规模。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同政府官员的任命制相结合，很容易产生争投资、大干快上、大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弊端，项目投资重数量和速度、轻质量和效益的问题比较明显和突出。

这些问题和矛盾导致的结构性经济过热，最主要的表现性方式就是投资膨胀，油、电、煤运全面紧张，基础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从而诱发通货膨胀。央行的今年四月PPI数据显示：煤炭价格同比上升33%；成品油价格同比上升3.5%；钢材价格同比上升33.4%；铜价同比上升49.5%；一季度全国有24个省市被迫拉闸限电。因此，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这种以国债投资为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应适时退出，而代之以稳健的中性的财政政策。2002年5月，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上海出席全球扶贫大会闭幕式记者招待会时说：在当前经济情况下，中国不但存在局部地区行业投资过大、经济过热的问题，也存在着农业、能源交通、高科技产业、消费服务业等投资不足的现象。这需要采取有保有控的财政政策，不搞一刀切。我国的财政政策要从积极的财政政策向比较中性的财政政策过渡。2004年11月6日，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2005年中国行业发展报告会上公开表示，明年将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即在服务于宏观调控政策的同时，适当削减赤字和公共投资，积极增收节支，调整支出结构，推进财政改革。

如何把握好积极财政政策向较为稳健的中性财政政策的过渡“火候”，我个人认为应当充分适应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在调控目标、调控方式、调控手段和方法组合上进行适时调整，探讨更为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的宏观调控财政手段。

1、调整财政政策目标：由刺激经济增长的目标转为把增加就业和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要目标。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目标，一直是刺激经济增长。我国GDP的增长，按可比口径计算，1998—2000年，平均7.7%，2002年达到8%，2003年更达到9.9%.根据前面的分析，我国当前的需求不足问题，不再是投资不足和出口不足的问题，它们已经出现了较快增长，甚或出现了局部过剩问题。目前的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需求仍显不足。而前述的消费需求不足的三个主要原因，其深层次症结都在于就业问题和“三农”问题。增加就业人数可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同时也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增加就业，有利于提高城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扩大中产阶层人群的比重，从而有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社会消费倾向；增加就业更有利于直接解决居民减收增支预期的压力问题。“三农”问题、“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是制约今后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村市场的真正启动，将是我国消费需求增长的根本保证，也是增加内需的治本之策。把增加就业和解决“三农”问题列为财政政策乃至整个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目标，不仅可以解决需求不足问题，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还便于将当前的财政政策与今后长期的财政政策及发展战略很好地衔接起来。

2、调整财政政策的调控方式：由需求管理转向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其政策措施的核心和主要内容都是围绕着刺激需求展开的。但就当前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既有消费需求不旺的问题，又存在供给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我国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极不合理，供给状况不能适应不同阶层、不同收入水平消费者的需求。而且随着人们收入水平和有效需求的不断提高，供给可能发展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调整供给将显得越来越重要。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长期实行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增发国债来刺激需求的政策，必然会带来经济“滞胀”的恶果。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普遍采用兼顾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而以供给管理为主的财政政策。这一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3、调整财政政策手段的使用：由单一使用以国债投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手段转向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手段的并用。一般来说，积极的财政政策通常采用的手段是扩大财政支出和减税两个方面。而我国一直采用单一的以国债投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手段，尽管在税收等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相对国债投资手段来说，则是很微弱的。政策手段的运用必须服从于政策目标和政策调控方式的变化。在将增加就业和解决“三农”问题纳入财政政策的目标，实行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的条件下，再继续单独依靠国债投资手段，显然是不够的，只有综合运用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各种手段，包括税收、国债、投资、补贴、转移支付等手段的组合，才能有效地实现调控目标。从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的关系来看，税收相对于财政支出手段来说，更符合市场调节的要求，因此，应特别重视税收手段的调节作用。具体而言：一是适当调整国债投资的规模和方向，减少赤字预算。国债规模应该根据以下两方面因素的变化情况进行适时调整：首先要坚持财政收支在总体上、在一定时期内大致平衡的方针，要把赤字和国债规模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比如把赤字比率控制在3%以内。根据这一要求，在经济不景气时应扩大赤字，增加国债发行和投资；当经济已经复苏并进入高涨以后，就应该缩小赤字，减少国债发行和投资。其次要考虑社会总投资和民间投资状况，根据经济发展潜力对社会总投资规模的要求，即在社会总投资规模已定的条件下，民间投资不足，就应增加政府投资；民间投资活跃，就应减少政府投资，并开放、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公共项目、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以减轻财政支出的压力。根据上述要求，联系当前我国实际，应当逐步减少长期国债的投资规模。二是要推进向公共财政转型的力度，加大政府投入，减轻农民负担，着力解决“三农”问题。“三农”问题与国家政策有关，被总理称为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了解决“三农”问题，从财税角度看，就应该对农业和农民实行多予少取的政策，一方面大力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另一方面着力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对农业投入的内容包括：扩大对农村地区道路、水利、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加对农村教育、科技、公共卫生的投入力度；通过转移支付，增加对农村财政供养人员的财政补贴等。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当前在农村进行的税费改革有一定成效，但这只能是一种过渡办法，从长远发展来看，应该取消现行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各种收费，实行城乡统一的税制。为了刺激农业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和减轻农民负担，应该考虑暂停征收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首先在西部和贫困地区实行。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从今年起，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以上，5年内取消农业税，除烟叶外，取消农业特产税。三是要实行适度的结构性减税措施，加大对贫困人口、失业者、低收入人群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这里讲的适度减税，是指结合税制调整，对一些主要税种的税率适当降低，同时辅以开征一些新的税种和调高一些税种的税率。因此，可以称之为适度的结构性减税。这样做的必要性在于：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出现了新一轮的减税浪潮，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全球性减税在国际间具有波及效应。对此我们必须予以考虑；从理论和实践上看，减税对经济的发展有刺激作用；目前我国企业税费总负担过重，不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我国的主要税种———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偏高；适度减税，从发展的角度看，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最终将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需要减税的税种主要有：将增值税由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统一合并内外资两套企业所得税制，调低现行3376的比例税率，规范税前列支，增加必要的扣除；暂停征收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等。需要增税的税种主要有：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结合排污费的改革，开征环境税；结合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开征社会保障税；开征遗产税与赠予税等。最后还需要加大财政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已超过1000万家，占全部注册企业总数的99%，中小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和利税分别占全部企业的60%和40%.尤为重要的是，中小企业是就业岗位的主要提供者。由于中小企业大都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使得它在解决劳动就业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企业消化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半左右。一项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大、中、小企业的资金就业率之比为0.48-0.66，也就是说，用同样多的资金在中小企业将安置比大企业多一倍的劳动力就业。目前，中小企业提供了约75%的就业机会。因此，加大财政对就业的支持力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　共。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郭庆旺，赵志耘。财政理论与政策[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目前的财政政策篇3

关键词：货币；财政；金融

一、概述

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活动所采取的措施，尤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是中央银行实现其职能的核心所在。它是国家调节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其内容较为广泛，既包括货币政策的目标和手段，又包括运用这些手段的作用机制和调节过程。货币政策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宏观调控作用。货币政策有狭义货币政策和广义货币政策之分。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基点，是指能使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共同发挥对经济调节作用的最佳结合点。这个因素既可能是货币政策实施的结果，同时又可能是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即二者协调配合的最佳结合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最佳结合点应当一头连着财政收支的管理结构，另一头关系到货币供应量的适度调控，有互补互利的作用。因为财政收支状况的变动是财政政策的直接结果，而货币供应量则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点提醒我们，两大政策的协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各自以自己的调控内容与对方保持某种程度的协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政策效应的相互呼应。另一种则是两大政策的直接联系，也就是所谓政策操作点的结合。经济转轨时期的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处在变革之中，其结合点也会因此而变动。因此，在转型过程中，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有两大基点：一是国债；二是财政投融资体制改革。

从不同的侧面分析，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有不同的方式，目的在于协调配合运用两个政策工具，形成合力，共同解决宏观经济运行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二、我国当前货币政策的面临的主要问题

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存在冲突。一方面，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央行试图使人民币与美元利率之间保持一定的差距，这样不但可以减小“热钱”的套利空间，还可以鼓励国内资金外流，进而减轻本币升值压力；另一方面，国内流动性过剩，信贷增速偏快，直接导致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房地产、部分能源和原材料市场价格偏高。经济形势本身要求提高利率，紧缩流动性。当前这种格局符合“蒙代尔三角”的描述：一个国家在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只能三取其二。就国内已经大量涌入的热钱数量来看，资本管制的效力有限，我国存在实际上的资本自由流动，因此，汇率稳定和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两者从理论上讲不能同时作为货币政策目标，但实际上央行却一直在努力三者兼得，这使货币政策回旋空间十分狭窄。上半年央行的货币政策思路是在尽量不提高利率（特别是存款利率）的前提下，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窗口指导来紧缩流动性，以达到同时稳定利率和汇率的目的。

多重因素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在汇率和利率这一对矛盾中，汇率处于主导地位。对人民币升值原因的深入探讨应该作为对当前货币政策进行深入研究的逻辑起点。归纳起来，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第二，国内资金缺少国际投资出口。第三，多种预期因素导致热钱涌入。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意义

当前我国政府提出和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有其特定的经济社会背景和政策涵义的。其一，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政策作用大小的比较意义而言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多种原因，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出现了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趋于弱化，“吃饭财政”难以为继的窘境。面对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后出现的需求不足、投资和经济增长乏力的新形势及新问题，特别是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必须使我国财政政策尽快从调控功能弱化的困境中走出来，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加直接、更为积极的促进和拉动作用。这就是“更加积极”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涵义。

其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我国结构调整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而言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也日渐突出，成了新形势下扩大内需、开拓市场、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严重障碍。而作为结构调整最重要手段的财政政策，显然应在我国的结构优化和结构调整中，发挥比以往更加积极的作用。此外，由于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国有企业改革中下岗、失业人数增加，城市贫困问题的日渐显现等原因，作为社会再分配唯一手段的财政政策，也必须在促进社会公平、保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至为关键的调节功能。这是市场机制和其它政策手段所无法替代的。形势的变化，紧迫的客观需要，使中国的财政政策不能不走上前台，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其三，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一种政策类型，而是一种政策措施选择。中外的经济理论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大体可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三种类型。如本世纪30年代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及其与之配套、至少实行了10年之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日本自60年代以来所奉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等，都具有这种政策特征和政策取向。而我国当前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在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大方向下，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始料不及的某些外部因素而采取的一种应对性财政政策举措，并非是一种政策类型。

目前的财政政策篇4

    目前我国经济出现市场型过冷状态，直接表明我国的企业部门在市场机制的约束下，已拥有“过剩”的资源和要素，可以并且必须转用到政府部门上来了。因此，市场过冷的根本经济涵义就在于，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应从以往过多注重个人产品的生产，转到较大幅度地增加公共产品的供应上来，具体地看主要是应当较大幅度增加政府的预算支出。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起飞的阶段。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首先需要作好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等方面的先期准备；而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今天，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等，又是关系到我国能否赶上世界发展潮流和实现经济腾飞的根本问题。由于我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以增大个人产品的产量，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为首要目标，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也在基础设施等方面产生了严重的“欠债”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路不畅，电不明，水不足，话不通”等基础设施的不健全，已愈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离满足经济腾飞的需要仍还有很大的差距。

    这样，我国目前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意义，就不仅是刺激和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和实现8％增长率的问题，更主要的还是通过财政政策的运作，调整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在GDP中的相对份额，从而为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打基础的问题。

    目前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国债大规模增发的背景下，国债的发行收入应基本上用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而不应用于填补财政的经常性支出亏空，这应是我国财政避免陷入债务危机的基本前提。财政的经常性支出必须以经常性收入为来源，而国债作为财政的临时性和补充性的收入来源，显然不宜用于经常性开支，否则必将出现国债规模逐年递增的惯性膨胀状态，而使财政陷入债务危机之中。相反，基础设施等投资是财政的非经常性支出，其年度投资规模是可以依据当年经济的宏观景气状态而灵活地扩张和压缩，不仅可以产生有力的反经济周期的政策效应，而且当经济景气时还可以相应压缩债务发行规模，减少债务负担。此外，由于投资性支出将形成相应的国有资产，这就使得国家债务与国有资产形成对称状态，因而此时的国债具有“虚”国债的性质，这与被用于经常性支出而纯消耗的“实”国债，是有着根本差异的。

    第二，积极的财政政策应伴之以财政管理上的严格“增收节支”。我国目前国债的发行收入有相当份额是用于填补经常性支出亏空的，其弊端人所共知，也一直在努力纠正，因而是有着很大的不得已性的。这就需要严格财政管理，通过增收节支，力求以税收等经常性收入去满足经常性支出的需要。此外，我国正在建立健全各项社会保险基金，各级财政是其主要的财力来源之一，但这是财政的经常性支出，因而是不能以国债和各级地方财政的准公债收入为来源的。但社会保险基金的建立又需要庞大的财力投入，这也需要严格加强财政管理，才能解决所需财力。

目前的财政政策篇5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使国民经济在面临内外紧缩的条件下避免了衰退，实现了持续平稳的增长。

2、加快了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七年间，总共通过9000亿元国债资金安排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弥补了一些过去多年的基础建设欠账。如新建了大批城市污水治理工程、新增公路8万多公里、新建铁路6000多公里、新建改建机场30多个、加固长江堤坝、淮河污染治理等，改善了吸引外资的整体经营环境，为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3、促进了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利用国债资金的直接投入以及调整税收政策，通过投入国债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项目建设等，不仅使企业的技术水平有了较大提高，还优化了产业结构，增强了产品的更新换代和出口能力，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源。推动了我国人口和劳动力素质及科技发展潜力的提高。

4、增加了就业，改善了人民生活。国债资金支持的一大批新项目及其配套项目的建设，七年共增加就业岗位700万一1000万个，对拉动相关产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刺激作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年均增长率达到近9%，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3. 8%，并改善了生产和生活环境。同时，国家利用国债投资300多亿元进行了大批生态建设项目，改善了生态环境。

5、促进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通过对中西部地区进行倾斜性财政资金安排，进行了诸如西电东送、青藏铁路、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六小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改善了这些地区的投资经营环境，加快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步伐，使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格局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总体而言，作为一项反周期宏观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基本是恰当的，并对中国经济社会相对平衡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1]

推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初衷，就是为了在当时周边国家相继发生金融危机，进而爆发经济危机导致国家对外贸易出现逆差情况下，及时提高内需以增加国内就业机会。就战后许多国家的财政经验看，在反危机、稳定内需、刺激社会投资以及增加劳动就业方面，这种财政政策的短期效果是明显的。虽然仅仅靠扩张性财政政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民经济长期增长问题，何况扩张性财政政策本身还可能会给社会经济带来某种长期的负面影响，如居高不下的预算赤字和日益增加的通货膨胀压力，但是只要政府承诺对国内实现充分就业目标负有责任，它也只好采取这种带有明显权宜之计色彩的经济政策。就是也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审慎财政政策是各国政府用于宏观经济调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2]

扩张性或积极财政政策是指政府通过增加政府购买和加大公共支出，进而带动私人部门的投资和消费，通过刺激社会累积需求的形成，实现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是，积极财政政策在刺激经济扩张的同时也可能产生紧缩效应，这些紧缩效应主要表现为如下两种形式：首先，政府增发国债和扩大支出势必减少公共储蓄，由此造成的货币需求压力会迫使利率上升，从而减少私人部门的投资，这就是积极财政政策产生的对于私人部门投资需求的“挤出效应”；其次，财政扩张可能引起的本币升值将产生本币升值的压力，从而促使汇率上升，进而降低国外需求，对经济产生一定的紧缩效应。

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施以增发国债和扩大政府支出为主要政策工具的积极财政政策，不仅有效地进行了需求管理，而且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和期限结构的加长，人们开始对积极财政政策可能产生的“挤出效应”产生担忧；同时，由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通过汇率传导产生“紧缩效应”的迹象有所显现。因此，我们需要对我国积极财政是否产生显著的“紧缩效应”进行必要的检验，以此作为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应该“淡出”，或者是否应该加强经济政策组合中货币政策成分等决策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3]

200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开始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但也出现了部分行业和地区投资增长过快等问题，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并带来煤、电、油、运供求紧张的局面。同时，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连续多年减产，粮食供应靠挖库存维持平衡，粮价逐步攀升，带动了居民消费品价格的明显上升，通货膨胀压力逐渐加重。主要表现是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机制尚不稳固，固定资产投资反弹压力很大，能源、运输等瓶颈约束依然突出，物价上涨压力明显增加。这表明，经济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质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当通货膨胀逐渐成为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压力时，继续实施这一政策，不仅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甚至易于形成逆向调节；不仅不利于减缓通货膨胀的趋势，而且易于加剧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程度，加大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和阻力。因此，积极财政政策应当适时转向。再加上目前投资规模很大，社会资金较多，也有条件调整财政政策的取向。

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经济又并非全面过热，经济社会发展中还有农业、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许多薄弱环节亟待加强，而且没有强烈信号表明近期会发生高通货膨胀，因此，积极财政政策不宜一下子转向紧缩的财政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2005年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是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宏观调控的客观需要的。[4]

“稳健”就是稳重、稳定，健康、科学、健而有力，它具有“中性”的特征，相对处于比较平稳的轨道上。过去的财政政策，要么是“扩张”，要么是“紧缩”，而这一次就有了一个中间性、过渡性的选择——“稳健”。相对于扩张性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实施的时间可能长一些，因为" 它不是一个暂时的、临时性的选择。它要保持经济持续、较快的增长，还要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把总量均衡和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选择稳健的财政政策还有利于改革环境的改善，把宏观调控和财政体制创新结合起来，可为今后的财政货币体制改革和创新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回旋余地。[5]

稳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涵：

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也就是经济学讲的中性财政政策）。其核心是松紧适度，着力协调，放眼长远。具体说来，要注重把握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十六个字。

控制赤字，就是适当减少财政赤字，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近期中央财政赤字规模大体保持在3000亿元左右。随着GDP的不断扩大，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会不断下降，预计2005年将降至2%左右。

调整结构，就是要进一步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公共财政的要求，着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国债资金投向结构。资金安排上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有促有控。对与经济过热有关的，直接用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越位投入，要退出来、压下来；对属于公共财政范畴的，涉及到财政“缺位或不到位”的，如农业、就业和社会保障，环境和生态建设，公共卫生、教育、科技等不仅要保，还要加大投入和支持的力度，努力促进“五个统筹”和全面协调发展。

推进改革，就是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按照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的原则。在继续安排部分国债项目投资，整合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保证一定规模中央财政投资的基础上，适当调减国债项目投资规模，腾出一部分财力，用于大力推进体制和制度改革创新。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的长效机制。

增收节支，就是在总体税负不增或略减的基础上，严格依法征税，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同时严格控制支出增长，在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上花大力气下大功夫。[6]

稳健财政政策的三重内涵：

3、公平。稳健的第三重内涵是公平，即促进了财富在代际间的合理分配。政府的赤字财政政策可能刺激了一代人的消费，但如果这种积极财政长期化，将使得这一代人过多消费，买单的将是下一代人，也就是造成了财富在代际间的不公平转移。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政府在上一代人身上多花的钱总是要靠税收来弥补，而承担这一税收义务的很可能是下一代人，债务将成为赤字财政政策留给下一代人的遗产。这种财富跨代再分配造成了福利天平的倾斜，稳健财政政策及时终止了赤字财政政策长期化的趋势，重新将国债负担交回受益的一代人，促进了长期中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

总之，在新的经济背景下，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是与时俱进的明智选择，“适度、避险、公平”的三重内涵注定稳健财政政策将成为中国经济理性前行的政策保障。[7]

二、稳健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分析

实行稳健财政政策，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需要，目的是促进经济既快又好地发展。业内专家普遍认为，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是中国经济稳健推进的政策保障。

第一种观点认为，做如此选择的基本考虑是：

第一，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说整体过热也好，言局部过热也罢、其最根本的原因，无非要归结到体制缺陷和结构失衡两个方面。而且其最终的解决，都要依赖于改革举措的到位和市场体制的完善。所以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的过程，自然要同市场化的改革进程相衔接。在推进改革、深化改革的棋盘里，谋划致力于稳健的各种举措安排。

第二，在七年之久的积极财政政策实践惯性和对于财政支出规模控制的体制缺陷双重作用下，财政支出规模的控制并非易事。2004年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势头又大大刺激了各方面增加支出的欲望，从而很可能因此抬高2005年的财政支出规模盘子。鉴于用在推进改革举措出台方面支出的扩张效应相对较小，在财政支出总规模难以控制甚至急剧增长的条件下，把增加的钱尽可能用到推进改革的支出项目上，通过支出结构的调整尽可能减少它所带来的扩张力度，显然是可以着手的个适当策略。

第三，支撑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是一个最为根本且在传统体制下几乎找不到对应物的因素，在于体制的改革。这一点，恰好印证了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制度变革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因而要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可以也应当着眼于“以改革促增长，以改革促发展”。

第四，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中国财政一直扮演着为推进整体改革“铺路搭桥”的角色。改革启动初期，它以财政的减收、增支为代价，调动了各方面的改革积极性，为各项改革举措的出台创造了条件。进入到改革攻坚阶段，又是1994年的财税改革为整体改革步入制度创新之路打下了基础。鉴于中国财政在支持改革方面的传统和经验，也鉴于当前财政收支存量（甚至包括增量）调整的难度和风险，以财政自身收支的不平衡和财政自身的改革来推进整体经济体制变革的成功，也是一个当然之举。[8]

第二种观点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质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当通货膨胀逐渐成为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压力时，继续实施这一政策，不仅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而且易于形成逆向调节；不仅不利于减缓通货膨胀趋势，而且易于加剧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程度，加大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和阻力。因此，积极财政政策应当适时转向。此外，目前投资规模很大，社会资金较多，也有条件调整财政政策的取向。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经济又并非全面过热，经济社会发展中还有农业、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许多薄弱环节亟待加强。而且没有强烈信号表明近期会发生高通货膨胀。因此，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是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形" 势的发展变化和宏观调控的客观需要的，是又一次科学的相机抉择。[9]

第三种观点认为，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不会对国民经济增长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国债投资经过了前几年的大力度扩张，社会民间的投资已经跟上来了，在一些领域已经逐步替代国债投资。2003年全年、2004年上半年自筹资金、利用外资和国内贷款的增幅都比较高，其中外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已提高到10%以上，国债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的适当下调不会影响经济大局。

稳健财政政策可能会进一步打压过热行业。财政政策转型尤其是国债投资的适度调整，将会明显减少国家对生产项目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引导银行相应地减少对城市建设和房地产业等的贷款规模，从而抑制对生产资料及投资品市场的需求及减少银行不良贷款的增加，并为减少货币供应量和抑制通胀提供宽松条件。

新的财政政策对债券市场带来的直接影响是，2005年长期建设国债规模在去年1100亿的基础上，降为800亿左右。不仅如此，国债的发行结构可能也会有所变化。在目前的利率环境下，财政部可能会更倾向于发行一些中短期的国债，并采取滚动发行中短期国债的办法，达到控制发行成本的目的。另外，企业债券有望迎来新发展，这既是发展直接融资的需要，也可以满足国债规模缩小后许多投资者的需求。有人预计，今年在企业债券发行审核制度、银行间市场投资者参与投资企业债券等方面，都会有一些大动作。

财政政策趋向稳健后，将完善税制、规范征税，鼓励企业扩大投资、加快技术改造、增强企业自我发展的能力。另外，稳健的财政政策将积极推进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为企业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税收环境。上述两项改革可能会同步推进，政府将就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改革给出一个过渡期，以使外资企业的宏观税负总体不出现大的变化。值得关注的还有，出口退税制度将得到进一步完善。

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将在今年首度携手，虽然实际效果尚有不确定性，但目前信息显示，大多数企业和老百姓都有理由期待从中获益。[10]

第四种观点认为，在确定财政政策时并没有选择“中性”，而是选择了“稳健”的表述。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财政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政策的中性。中性的财政政策是指财政活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保持中性，财政的收支既不会产生扩张效应，也不会产生紧缩效应。

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以市场为基础，以经济手段为基本调控手段，而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各级政府对财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依然起到决定性作用，即财政政策的主体依然是各级政府。因此，对宏观调控的行政干预过多，产生了争相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较为严重的体制性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首要的是将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控制为中性，但从“积极干预”转为“影响中性”不能搞“急刹车”，否则无论是经济全局还是财政本身都无法承受这种突然的变化。所以，中性的财政政策是最终的目标，但受当前具体情况的约束而不能马上实现。

其次，稳健的财政政策具有阶段性特点和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不同功能，将财政政策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类，这是财政政策的“一般”。而“稳健的财政政策”则是基于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的，是财政政策的“特殊”，具有中国特色。因为我们目前要执行的财政政策并不是理论上完全意义的扩张、紧缩或中性，而是为了达到中性，采取相对紧缩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还要产生扩张效应的政策，出于一定的政治愿望，我国政府将其定位为“稳健”。因此，“稳健”和“中性”既是一致的又是相互区别的。稳健的财政政策是达到中性财政政策之前，“渐进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阶段，是财政理论与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最后，“稳健”应强调“稳”中有“变”。稳健的要求与政策固定不是同一种含义，“稳健”并不是“不作为”而应强调“稳”中有“变”在这样的原则下，稳健的货币政策几年来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目前稳健的财政政策也需要在一定范围内，根据经济因素的变化调整具体作用方向和力度。只有这样，才会拥有政策的适应性和生命力。

总之，稳健的财政政策是政策中性目标实现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是财政政策理论与我国当前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它促使财政更充分地履行职能，稳健的财政政策既要抑制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膨胀，又要防止政策突变带来的紧缩，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以调整结构为主线，适当减少扩张，“渐进”地实现中性目标，促进经济工作的具体任务高速度高质量地完成。[11]

第五种观点指出，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是，“发长期建设国债就是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判断财政政策是否积极并不是只看某一项支出的变化，而是应总体来看。发国债只是一种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建设性支出才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具体表现。增加支出最终的结果是财政赤字增加，赤字的增加才是判断财政政策是否积极的一个标准。

积极财政政策目前不是退出不退出的问题，而是紧缩不紧缩的问题。现在经济已经过热，财政政策应当配合宏观经济环境适当收紧。目前，财政政策可用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就是减缓国债的发行速度。如对现有工程冻结规模；对新建项目要严格论证，延缓投资。

应建立一个政策调节工具箱，例如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在必要时可以用作宏观调控工具。目前没有必要采取行政措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应该更多地采取市场手段，而行政性措施的介入，将会极大地打击民营企业的积极性。[12]

第六种观点认为，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就业，增加产量有不少弊端。这主要表现在“政府主导型”、“政府依赖型”经济日趋渐旺，这与市场经济基本准则多少有些背道而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少学者都赞同中国从“积极的”财政政策走向“稳健的”财政政策。

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应更加重用货币政策而不是财政政策。因此，在中国大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加大货币政策有效性将是我们所面临的重大任务之一。

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应更加重视公共财政而不是国家财政，公共财政要求政府将财政支出主要集中于公共产品而不是私人产品或竞争性行业之中，唯有这样，才能较好地解决政府的“缺位、错位和不到位”的现象。因此，建立适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体制框架显得尤为重要。否则，扩张性财政政策都在竞争性行业发挥着积极作用便是一个小小的悲剧。[13]

第七种观点认为，根据宏观经济学的IS一LM模型，在IS曲线与LM曲线相交的不同区域，亦即经济周期运行的不同阶段，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不同的运用效果。在经济萧条阶段，货币政策效果微弱，财政政策效果显著；在经济复苏阶段，货币政策效力递增，财政政策效力递减；在经济繁荣阶段，货币政策效应明显，而财政政策却几乎没有效力；在经济衰退阶段，货币政策效力递减，财政政策效力递增。IS一LM模型说明，在经济周期运行的不同状态下，应当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适当的搭配运用，以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2003年以来，随着宏观经济政策的累积效应逐步显现，我国经济运行走出了相对低迷的状态，进入了新一轮快速增长的上升周期，但同时也出现了投资规模过快膨胀，货币信贷增长偏快，煤、电、油、运全面紧张，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等突出问题。宏观经济运行周期的新变化，客观上需要重新调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关系，以保证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防止大起大落。中国人民银行基于对经济金融运" 行变化情况的正确判断，见事早，行动快，综合运用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适时适度地调控货币信贷总量，优化货币信贷结构，以“适度从紧”为取向的稳健货币政策在新一轮宏观调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货币政策取向已经调整的情况下，如果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不转型退出，那么一方面随着市场利率上升，继续增加国债发行必然面临成本提高的困境，另一方面财政投资规模继续扩张，势必影响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由此可见，财政政策取向从积极转向稳健是协调宏观经济政策运用、巩固宏观调控效果的科学抉择。[14]

三、财政政策转变应注意的问题建议

建议之一认为，在由“积极”向“稳健”财政政策转变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稳健财政政策的登场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需要一个过程。一方面仍有较大规模的国债建设项目未完工。据统计，完成这些再建工程所需的后续资金大约为5000亿至6000亿元。因此，国债政策的“抽身退步”应是一个逐渐淡出的过程。另一方面考虑到过去几年积极财政政策对GDP的拉动效果，该政策的退出将使GDP增幅下调。这种变化是需要政府加以考虑的。为了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和政策的有机过渡，稳健财政政策的登场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需要一个过渡时期。这是一渐进的过程，不能指望一下子就走向平衡。据有关专家预期，大约在2007年前后，可完全取消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近几年长期建设国债资金投入的重心对在建项目应继续予以关注，以保持必要的政策连续性。

第二，要控制和压缩财政支出的规模，严格控制各项政府支出增长。要想方设法控制预算内财政支出的增长，起码不要有超出预算的支出增加。并且在必要时，动用行政性手段扩大控制支出增长的范围，将预算外、制度外政府支出的增长减少到最低限度。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针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等新情况，要严格控制新开工建设项目，坚决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过度超前建设。要扩大国债资金实行工程招标采购、集中支付的范围，并适当放缓国债项目资金拨付进度。

第三，要注重在财政支出总量控制下的结构调整。目前中国不但存在局部地区行业投资过大、经济过热的问题，也存在着农业、能源交通、消费服务业等投资不足的现象，这就要求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抑制某些行业或地区投资过快增长的同时，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问题，调整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和国债投资的使用方向和结构。

第四，要积极推进税收改革。为了不致进一步助推已经过大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势头，可根据形势发展节奏的需要，在增值税改革上酌情采取放慢节奏的措施。增值税转型最好在东北试点启动后两三年内在全国推广。至于内外资所得税并轨，也应选择适当的时机及时推出。还可以考虑重新启用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它的恢复要同增值税的改革相协调，以免造成彼此矛盾的印象和结果。另外，还应推进和完善农业税、个人所得税等税收改革。

第五，要与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起来。目前财政政策在配合货币政策的紧缩而收紧，但并不是“全面紧缩”，不是“急转弯”，而是“转慢弯”，是在稳健把握之下着力协调，在调减扩张力度中区别对待，即“有保有控”。所谓“保”，是指政府资金使用的重点，集中于国家发展规划确立的战略发展目标和农林水等重点项目，以及与公共卫生体系、社会保障等关系密切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条件建设。“控”，则是指政府应首要考虑的是市场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公益品）与公共服务。对一般竞争性、营利性的投资项目，政府资金应退出。[15]

建议之二认为，我国在运用稳健财政政策时，必须注意研究和借鉴发达国家政府在其长期财政活动实践中得出的以下经验、教训：第一，如公共选择理论所指出的，现代政府推行的赤字财政政策仅在“凯恩斯经济”时期，即“大萧条经济”时期才能起到扩大总需求，增加就业的作用。而二战后的各国经济在本质上则属于“非凯恩斯经济”，具有产出迅速增长，就业不断增加且随时可能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运用凯恩斯主义的审慎财政政策会给“非凯恩斯经济”带来极大的不稳定性，甚至破坏性后果。这是因为扩张性政策总是把高就业列为优先考虑的目标，而相应忽视通货膨胀的危险。

第二，不能对审慎财政政策，尤其是对具有明显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产生长期的依赖。这要求政府必须端正自己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要扮演的角色和科学界定自己所要履行的经济职能。正如美国联邦政府在其“2003财年总统预算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尽管联邦政府财政开支在2003年将达到21000亿美元，但是这笔支出并不直接作用于投资、商业、劳动就业。联邦政府不必幻想自己扮演“驱动经济”的角色。然而，它却应该为排除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各种障碍，创造可使国民实现并享受最大繁荣的社会环境承担责任。

第三，即使在较长时期内财政政策发挥了理想效果，政府也不能据此认为，在稳定宏观经济过程中，为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等社会经济目标，通常使用财政政策具有切实的可靠性。2001年7月，格林斯潘在国会组织的一次听政会上谈道：最好的财政、货币政策能否消除商业周期？以我的判断能力而言，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我们无法找到改变人性的工具。人们经常本能地在乐观预期和悲观预期之间进行调整，过度投机的发生或骤然停止一次一次地證明了这种情况。

第四，不能企望扩张性财政政策造成的巨额公债，能在该政策提升社会经济活动规模，进而扩大经济税基情况下，自动得以补偿。有关国家的经验反映，理论上周期性预算平衡在各国实践中均很难自发形成。美国20世纪80年代供给学派的失败就是对这一结论的最好注释。该国最终是在90年代通过民主党政府在财政政策方面改弦易辙后——采取增加税收，压缩联邦政府支出等一系列强制性做法——实现了预算盈余。如果在考虑到（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普遍存在的“普利斯效应”，这些国家政府不借助人为手段（如增税、削减政府开支等），根本无法降低财政赤字和偿还巨额公债。

第五，现代政府利用审慎财政政策对市场经济实施干预活动也许没有根本性错误，但正如某些经济学家担心的那样，从事市场干预的政府官员却可能无力承担起这些任务。例如，公共选择理论代表人物布坎南认为，通常有两个原因造成政府的高额财政赤字：一是为实现其充分就业目标所采取的特殊行动；二是这一过程中发生的某些不负责任行为，如机构膨胀、资源浪费、迎合利益集团要求、官员们谋取政治收入等。他认为，由于政府被赋予了较大权力，后一种情况往往是造成巨额预算赤字，引发通货膨胀危险，以及政府部门的低效率的主要原因。

客观地讲，我国经长期财政扩张，宏观经济正向基本平衡状态发展并使国民经济保持了一种合适的经济增长率，这大体说明积极财政政策对付经济萧条有方。但是，为了不使这种财政政策对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任何严重的后遗症，也考虑到在推行积极财政政策过程里实际存在的上述风险，及时按照经济发展大势改变财政政策的性质，调整财政收支规模与结构就是必要的。按照未来我国经济形势呈现“过热增长”的预期，今后政府财政政策的基本取向应该有所调整，即逐渐终止或淡出积极财政政策，转而实施稳健财政政策。[16]

建议之三认为，稳健财政政策，不同于扩张性财政政策，也不同于紧缩性财政政策。它不是单纯调控总量，而是在总量调控的同时着重进行结构调整。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既应在总量调控上松紧适度、把握方向，又应在" 结构调整上明确重点、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统筹兼顾，不能搞“一刀切”。因此，在实行过程中更应认真谨慎，密切注意实施效果，防止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确保收到实效。

稳健的财政政策的顺利实行，是我国当前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关键，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完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各项经济任务提供了根本保障。重点增加对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的投入和支持，加强对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投入，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现，有利于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强对“三农”的投入，有利于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保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好势头。增加就业和社会保障的投入，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推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适当调减国债项目投资规模，腾出一部分财力，用于大力推进体制和制度改革创新，有利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增收节支，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有利于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节约社会。[17]

建议之四认为，目前，我国经济形势极为复杂，对宏观政策姿态和操作具有复杂的结构性要求，既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合理搭配使用，同时也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本身必须微观化，并讲究内部组合；既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明确的总体性取向，选择“双稳健”的政策组合，又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各自在本身的内部结构上有松有紧。在政策姿态方面，需要对正效应逐步被挤出的积极财政政策作出必要的调整。这个调整，既要降低“积极度”或“扩张度”，实现我们讲的“相对淡出”，又不能一下子停止前几年已经采用过的做法，譬如不能全部停发长期建设国债，不能放弃2003年以来所采取的“结构性减税”措施。据此，下一步“双稳健”组合中的财政、货币政策，应该将宏观经济管理重心从目前以需求管理为主转变为短期的需求管理与中长期的供给管理相结合上来；货币政策主要用来完成“防控通胀”的任务，即解决短期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压力等稳定问题；财政政策主要用来完成“保持景气”的任务，即在解决短期稳定问题的同时，主要是解决中长期的供给稳定问题。

具体来说，财政政策方面，应该运用预算支出政策进行短期的需求管理，用调节短期需求量的办法实现短期供求平衡；用税收政策来调节中长期供给量变化，改善供给结构，实现中长期供给稳定和结构优化。税收政策要“有增有减、有松有紧”。预算支出政策应继续保持一定程度的积极姿态，尤其是国债投资政策方面，要将着力点放在中长期供给能力建设、结构改进和供给稳定机制建设方面。

货币政策方面，既要保持货币政策必要的连续性和相对的稳定性，以巩固前一阶段宏观调控的成果，又要注意赋予政策一定的灵活性和应变性，相机抉择、斟酌使用，以应对下一步经济运行中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18]

建议之五认为，实行稳健财政政策有以下一些要求：

1、稳健的财政政策要求减少行政干预、增强市场作用。我国前几年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始于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萧条，当时紧急的情况使得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被忽视了，政策更多地倾向于行政干预。而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市场是基础，政府是补充，重在弥补市场失灵。稳健的财政政策应该考虑如何更好地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促进市场体系的完善，财政应由直接投资转向间接调控，启动社会投资，在更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

2、稳健财政政策的具体内容规划。财政政策是由税收政策、支出政策、预算平衡政策、国债政策等方面构成的完整的政策体系，所以，探讨稳健的财政政策应该在这几方面都做出适当的安排。当前，主要方向是缩减国债规模，改革与经济发展不匹配的税收体制，加强税收征管，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控制过热行业的发展，支持农村和中西部地区以及促进瓶颈、短缺部门的发展，将财政资金更多地投向公共卫生、科技、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努力压缩财政预算赤字。[19]

建议之六认为，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调减总量扩张力度的同时，控制赤字，增收节支，并要将把握好“有保有控”的区别对待作为关键，服务于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的要求。政府资金使用的重点，应集中于国家发展规划确立的战略发展目标和农林水利、生态保护与国土整治、西部开发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点项目，以及与公共卫生体系、教育、科技进步、社会保障关系密切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条件建设。

第二，政策调整要与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框架相呼应，政府首要考虑的应是市场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公益品）与公共服务。对一般竞争性、营利性的投资项目，政府资金应退出，以尽可能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这些领域中配置资源的优势。应注重通过各种手段的实施，为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提供政策平台和制度平台，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力量和微观主体的自我发展能力，并将这些纳入“五个统筹”的宏观环境之中。

第三，近年长期建设国债资金投入的重心对在建项目应继续予以关注，以保持必要的政策连续性。要严格控制新开工建设项目，坚决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过度超前建设。要扩大国债资金实行工程招标采购、集中支付的范围，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保证工程质量。长期建设国债的相关政策调整应当和税收政策的调整相互呼应。

第四，注重调节收入分配，改善社会预期、鼓励消费，并积极合理调整区域经济关系，逐步为解决“三农”问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条件。

第五，大力深化改革，积极推进实质性的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通过创新做大经济与财源“蛋糕”，应成为长期的不懈追求。政策转型中应不断改进、完善税制与税收征管，审时度势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应特别关注“乡财县管”、“省管县”等改革实验并积极总结其经验）和配套推进“金财工程”、“金税工程”。把短期调节和中长期的改革及结构优化有机结合，在“标本兼治”中突出“治本为上”的思路，使财政政策的合理转型与解决长期性、战略性、体制性的难题并充分发掘效益潜力两者之间实现有效的良性互动。[20]

建议之七认为，需着力推进几个“瓶颈”项目的改革。

第一，推进税制改革。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必要性已得到比较明晰的论证。2003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也已对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内容做了比较全面的安排。目前的主要任务是采取适当的举措使其尽可能快地全面启动起来。归结起来，制约新一轮税制改革启动的原因原来主要是“收入震荡”——担心税收收入因此而减少，近期又增加了“逆向调节”——担心已经过热的固定资产投资因税收减收而呈现更热的势头。故而，能否破解这两大难题是尽快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关键所在。

以减收为代价的新一轮税制改革固然会产生扩张效应。但平衡预算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减税和增支都可带来财政的扩张性效应。不过两者比较，后者的扩张效应肯定比前者来得大。既然新一轮税制改革可能的扩张效应同税收增长“直通”为财政支出的不适当膨胀比起来，已经变得相对次要。那么，利用税收收入高增长所带来的收入增量为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买单”就是一个同稳健的财政政策相协调的“正向调节”之举。

第二，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中国的改革中，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已经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瓶颈”项目。诸如国有企业改革、农村改革、金融改革、就业和再就业制度改革等等在相当程度上，都有" 赖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先行到位。

应当说，对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意义，人们的认识不可谓不清晰。同样的道理花在支持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改革事项上的“钱”，较之花在其他政府支出上的“钱”所带来的扩张性效应要小。在当前的形势下，它同稳健财政政策致力的方向是一致的。

第三，推进农村改革。在“五个统筹”中，城乡协调发展处于极为重要的位置。从财政的角度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并且由此入手解决“三农”问题，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政府应当做且必须早些做的事情。现在的任务就是乘势而上，搭乘稳健的财政政策这列难得的火车，全面而系统地推进农村改革将其引向更深层次。无需赘言，它所带给我们的收益亦是双重的，既农村改革目标的实现和稳健财政政策目标的实现。[21]

建议之八认为，目前财政政策在配合货币政策的紧缩而收紧，但并不是“全面紧缩”，是在稳健把握之下着力协调，在调减扩张力度中区别对待，“有控有保”。所谓“控”，就是对一般竞争性、营利性的投资项目，政府资金应退出，政府首要考虑的是市场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公益品）与公共服务；而“保”则体现为政府资金在使用重点上集中于国家发展规划确立的战略发展目标和农林水、生态保护与国土整治、西部开发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点项目，以及与公共卫生体系、教育、科技进步、社会保障关系密切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条件建设。[22]

资料来源：

[3]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紧缩效应”的形成机制及其检验 刘金全、方雯《财经问题研究》2004年第7期

[4]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 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金人庆《农村财政与财务》2005年第1期

[5]稳健财政政策非临时性选择 陈东琪《金融信息参考》2005年第1期

[6][9]财政政策为何要由积极转为稳健 金人庆《观察与思考》2005年第1期

[7]稳健财政政策的三重内涵 程实《经济研究参考》2005年第15期

[8]解读稳健的财政政策 高培勇《经济》2005年第1期

目前的财政政策篇6

本文认为，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当前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保证。目前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还不稳定，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体制和结构问题需要较长时间，我们要做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3－5年的准备，但其力度也可能会随着需求的平稳回升而逐步减弱。

为克服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不利影响，扩大国内需求，自199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确保了国民经济的平稳增长，2000年中央决定继续发行长期国债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这将是政府连续第3年大规模举债。那么，目前债务规模是否过大？财政的债务危机存在与否？“2000年会不会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最后一年？”等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

财政政策非“积极”不可

自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已连续7年下滑，GDP增幅从1992年的14.1％下降到1999年的7.1％左右（预测值）。虽然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亚洲金融危机等原因，使目前经济增速下降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长时间的下降已产生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如不扭转这种趋势会使问题解决起来更加困难。解决我国内需不足、通货紧缩的问题，缓解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促进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的调整，保证整个改革的顺利进行，都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当前经济增长的形势已经比较严峻了，必须采取措施抑制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回落。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进行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从货币政策来看，国家先后采取了连续降低银行利率、取消信贷规模、加大消费信贷、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但由于体制结构和市场情况等原因使得单一的货币政策对刺激投资、消费的效果不大明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而且，金融运行本身也出现偏紧趋势，基础货币投放渠道不畅，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增幅下降，1999年11月末M2增长14％，增幅比年初回落3.95个百分点；11月底，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比上年同期少增1000亿元，贷款余额增长12.3％，增幅已连续9个月逐月下降，成为近两年来的最低点。这对进一步采取积极货币政策治理通货紧缩产生了一定的制约。所以，从目前情况看，在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明显。

1.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当前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保证

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是通过预算的盈余或赤字、债务规模的缩小与扩大，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对市场经济自发形成的经济周期波动来进行“反周期”调控操作。当经济运行处于低谷阶段，必须采取扩张性政策，只要经济总体上还没进入自发性扩张阶段，扩张性调控政策的取向就不能改变。目前，我国市场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等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为此国家连续两年实行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工业生产实现平稳增长，企业库存减少，经济效益出现明显回升，外贸出口大幅度增长，物价下降趋势也出现缓解。积极财政政策对抑制经济进一步下滑起到了积极作用，为经济重新启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经济增长速度尚未进入稳定回升区间，1998年增发1000亿元建设国债并配合1000亿元银行贷款用于扩大内需，实现了当年经济的稳定增长，然而进入1999年，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的逐步减弱，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逐季回落，GDP增幅由1998年4季度的9％下降到1999年第1季度的8.3％、第2季度的7.1％、第3季度的7％。

鉴于此，国家在1999年下半年又增发600亿元国债并采取了一些相关举措，第4季度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势头得到初步抑制，全年经济增长速度预计将达到7.1％左右，但民间投资增幅依然不高，说明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财政投资力度的加大。我国经济景气还未回升到相对稳定区间，市场预期还未普遍转旺，市场自发需求还没有出现明显扩大，如果不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两年来政策的实施成果将前功尽弃，我国经济仍可能陷入长期低速增长状态，对扩大就业、加快改革造成不利影响，因此2000年中央决定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续发长期国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继续执行好1999年出台的调整税收和收入分配政策以增加消费和出口，保证国民经济实现稳定增长。至于2000年以后的财政政策取向，将取决于2000年经济发展情况。如果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回升，经济运行质量出现较大提高，就可以适当减小财政政策的力度，但从需求角度分析，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性较大。

保持财政投资力度是促进投资需求增长的主要力量。1998年以来财政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这种投资主要作用于当期的经济增长，其产业拉动链条短、投资乘数较小，投资力度减弱马上会影响到经济发展速度，而且基础设施建设往往需要几年时间，因此，必须保持一定的投资力度。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国家投资力度的加大并没有将民间投资带动起来，1999年上半年集体投资和城乡个人投资分别增长3.2％、7.5％，不仅大大低于总投资的增长，而且也比1998年全年下降了5.7、1.7个百分点。在社会投资难以启动的情况下，投资增长就只有依靠财政投资保持一定规模。可喜的是，1999年下半年以来，财政政策在投资方向和投资方式上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注意发挥了财政杠杆作用，增发的600亿国债中有153亿元用于技术改造的贷款贴息，同时，出台了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减半征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等多项政策，民间投资持续低迷的状态将会出现改变，但目前我国经济刚刚摆脱下降趋势，民间投资仍持观望态度，只有经济复苏趋势得以确定，民间投资才会跟进，再加上投资回报率不高、民间资本在投资领域上受到限制等因素的影响，预计民间投资近期出现快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今后两年我国投资增长仍将主要依靠国有投资，直到财政扩张性支出带动出市场需求的自行扩张。

加大财政支出是提高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幅度降低，下岗职工增多，人们对收入增长的预期降低，而住房、医疗、失业、保险改革的深入使居民储蓄的动机明显增强，导致消费倾向下降，消费市场疲软。当前启动需求最关键的是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提供制度化的公共福利保障，稳定人们的预期，从而产生相对平稳的消费。而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除企业及职工必须及时足额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用外，财政部门需要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的预算安排，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同时，国家加大了财政政策直接启动消费需求的力度，1999年出台了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措施，为此财政1999年需支出540亿元，2000年支出将超过1000亿元。此外，提高农民收入、加快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的改造以改善消费环境、加快城市化进程等问题都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上述这些支出在短期内都不会出现减少趋势，所以，财政力度加大的方向在2000年之后不会发生明显转变。

继续实行出口退税政策是恢复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将加快，贸易总量有所提高，有利于我国外贸出口的增长，但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东南亚国家对我国出口竞争压力的加大使我国外贸大幅度快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国家采取提高出口退税率的办法促进出口的增长，1999年两次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累计下达635.85亿元出口退税计划。在汇率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预计今后几年出口退税率减小的难度很大。

2.加快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发展需要财政政策的大力配合

我国这次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是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国内供需结构、产业结构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发生的。治理通货紧缩，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必须在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配合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和产品过剩，多年来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产业、产品结构趋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高。对此，国家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步伐，一方面按照市场需求，加强控制总量、兼并破产、减员增效的力度，而这就需要财政部门筹集资金确保国企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及时足额发放，持续增加核销破产及兼并企业过程中形成的银行呆坏帐准备金（1996－1998年银行呆坏帐准备金已累计发放900亿元），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和发展创造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强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这也需要财政信贷部门的大力配合。1999年国家拿出153亿为企业技改投资提供财政贴息，2000年将继续支持企业技改贴息。同时从1999年开始对重点国有企业实行债转股，开始解决企业负债率过高的问题。此外，国家将发挥财税政策的扶持作用，加强对高新技术企业、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在加大强对中小企业金融扶持力度后，将支持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设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保险金。可见，今后几年，我国有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需要。

总之，目前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还不稳定，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体制和结构问题需要较长时间，我们要作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3－5年的准备，无论扩大需求，加强基础建设，还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结构升级，进行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都需要继续保持一定力度的财政政策和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但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可能会随着需求的平稳回升而逐步减弱。

财政政策扩张余地仍大

近年来，我国财政赤字持续扩大，国债发行累计余额已达到约8000亿元，2000年我国政府仍将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债务和赤字规模还将有所扩大。从宏观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出发，扩张财政支出、扩大赤字规模可能导致政府的偿债危机、引发通货膨胀、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等问题。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发生这些危害的可能性不大。

1.我国目前债务和赤字规模扩大仍属可承受范围，引发政府债务危机的疑虑尚无必要。

1994－1997年我国赤字规模分别为574.5、581.5、529.6、555.1亿元，1998年我国发行国债3891亿元，赤字规模960亿元；1999年实际发行国债4015.03亿元，赤字规模达到1803亿元（其中预算数为1503亿元，新增600亿元国债中有300亿元是中央代地方财政举借，不列入中央财政），分别比上年增加207、843亿元。国债及赤字规模的急剧扩大增加了我国财政的债务负担，但仍在经济承受范围之内。从国债负担率（国债余额占当年GDP的比率）和财政赤字率（赤字占GDP的比重）来看，我国国债负担率1997年为8.1％，1998年约为9.9％，1999年约为10％；财政赤字率1997年为1.5％，1998年约为2.2％，1999年约为1.7％，而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是债务负担率为60％，财政赤字率为3％，我国目前的指标均大大低于国际警戒线。考虑到我国目前存在大量的隐性赤字，如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国有银行的呆帐、国有企业的潜亏、粮食企业的挂账、各级政府欠发的工资等等，即使把这些隐性赤字考虑进去，债务负担率会有所提高，但占GDP的比例仍会在一般接受的警戒线之下，因此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仍有余地。而且，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保证经济增长也会增加税源，有利于提高财政收入，缓解财政压力，比如从1999年1－11月份情况看，全国财政收入982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2％，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增长24.4％；地方财政收入增长12.6％。全国财政收支相抵，支出大于收入48亿元，预计全年中央财政赤字可以控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调整预算数额以内。

目前，我国虽然不存在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但财政运行也存在一些问题，最主要的是“两个比重”过低，即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低及中央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低。这一点从统计数据的国际比较和赤字依存度、国债依存度指标都能明显反映出来。据世界银行统计，80年代各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平均水平大致为：低收入国家23％，中等收入国家27％，市场经济工业化国家40％。而我国1998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约为12％，中央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占50％左右，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使得我国财政运行存在不小压力。从赤字依存度（财政赤字／财政支出）和国债依存度［国债发行额／（财政支出＋债务还本付息支出）］指标来看，1990～1995年工业化国家中，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财政赤字依存度平均为15％，其他国家平均为10％；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墨西哥、巴西等国财政赤字依存度平均为30％，其他国家平均不到10％，我国在30％左右（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我国的赤字依存度显然较高；1998年全国财政债务依存度为25.23％，而中央财政依存度为56％，也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国的财政赤字率较低，而赤字依存度较高；国债负担率较低，而国债依存度较高，说明了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低，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低，中央财政支出占GNP的比率相对较低。财力的明显不足使得财政调节经济的范围特别是在进行总量调控时，会随着财政规模的相对缩小而收缩，这也是近年来我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扩大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尽快提高国家财力集中度，切实改变财政的弱势地位。

2.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扩大不会间接引起通胀风险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虽然扩大一些，但财政赤字完全是依靠举债来弥补的，自1993年之后我国已不允许由财政向中央银行借款来实弥补赤字，所以不会由赤字规模的扩大直接形成银行增发货币从而引起通货膨胀。而且，从金融市场的应债能力看，当前金融机构资金偏松，银行有1万多亿元的存差，近两年增发的国债全部卖给国有商业银行，有利于将银行资金转化为投资，提高银行资金运营效益，不仅不会导致货币过量发行而引发通货膨胀，相反正可以缓解通货紧缩压力。

3.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扩大不会明显产生挤出效应

所谓投资的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政府增加对某些领域的投资而导致企业和民营部门对这些领域投资减少的效应，即政府的投资“挤出”了企业和民营部门的投资。从目前情况来看，由于利率还未实现市场化，赤字水平并不能直接影响利率水平，而且从1998年开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利率水平一直是处于下降之中，因而扩大国债发行没有提高社会融资成本，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从国债发行方式看，由于目前社会资金相对宽松，商业银行在中央行的超额储备较高，因此，面向商业银行发行国债不会影响商业银行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反而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投资方向来看，中央财政筹集的建设资金，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不仅不会从投资来源上对企业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而且可以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刺激和带动企业投资。如果说有挤出效应的话，也仅仅是居民更愿意持有利率较高的国债，商业银行把国债当作较好的资产持有，减少了增加贷款的动机与压力。当前社会投资积极性不高的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投资回报率预期不高，再加上很多投资领域是民间资本不准进入的，商业银行担心增加不良贷款而对企业放款谨慎等原因，导致企业资金紧张等原因造成的

总之，目前我国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适当扩大，尚不会引起风险。但必须强化风险意识与防范机制，稳妥把握赤字与举债的合理数量界限。积极的财政政策毕竟只能是短期性的，不能长期过度使用，从今后中长期的趋势看，我们必须坚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把控制赤字和债务规模纳入中长期财政发展规划，逐步缩小财政赤字。

“积极”的劲儿如何用在点子上

1.进一步改善财政收支状况

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我国财力的明显不足始终制约着财政政策大显身手。为切实改变财政的弱势地位，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政策效果，今后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从收、支两方面有所改善：

首先，要提高财政收入比重。目前，大量财政性资金游离于预算之外，缺乏规范管理和必要监督，规范预算外收支，使“税”、“费”合理归位，会大大增强政府财力和调控能力。国家已经提出将用三到五年的时间提高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中央财政比重分别达到20％和60％，因此，要加快费改税步伐，清理不合理收费和基金，逐步把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统筹管理，确保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费改税工作以燃油税改革为突破口即将进入正式实施阶段，今后应研究开征社会保障税、教育税、环境保护税等，另外，要加强税收的征管工作，加大对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征管力度，开征如遗产税、赠与税、财产税等税种，清理、规范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打击偷税、漏税、骗税等违法乱纪行为。

其次，要规范财政支出，增加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的支出。目前财政供给“越位”和“缺位”并存，国家财政包揽过多，不少应由企业、社会和个人承担的支出仍由财政承担，而许多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公共事务，如社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却因财力困乏未能完全纳入财政分配管理范围。政府要转变财政职能，优化支出结构，建立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当前财政要尽快提高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支出。解决社会保障基金不足、社会保障覆盖面不广的问题，需要财政部门积极筹措资金，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的预算安排，并通过多种渠道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

第三、提高财政支出和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一方面要降低国债用于弥补非生产性赤字的比重，提高其用于生产性建设支出的比重。另一方面，改变目前只依靠财政直接投资的局面，要通过财政贴息、参股、担保等方式，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放大财政资金的作用。1999年增发的600亿元国债资金中有90亿元作为技术改造的贷款贴息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据测算，这90亿元可拉动约1800亿元技改投资。下一步应在建立中小企业财政担保体系、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应进一步发挥杠杆作用。此外，要积极推行政府采购制度，既可以节约开支，又可以发挥政府市场购买行为的规模效应。

2.进一步发挥税收政策的职能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手段主要有减税和增发国债两种。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积极财政还是以支出政策为主，在财政收入政策上虽作出了一些调整，但还很不够。我国目前宏观税率水平仅为10％左右，与国外30％左右的税率水平相比，已经相当低了，普遍降低税率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但国家可以运用定向减税的办法配合其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进一步刺激内需。1999下半年出台了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减半征收、对以自有资金或行贷款用于国家鼓励的技术改造项目的国产设备投资实行按40％的比例抵免企业所得税、降低高新技术企业税收的政策，这将对扩大乘数效应、提高投资积极性产生积极影响，下一步应当尽快清理过短缺经济时代形成的限制消费的政策，如降低和清理影响住房、汽车等消费的各种税费。

3.优化国债结构

目前的财政政策篇7

关键词：财政政策；政策设计；政策力度；政策目标；政策效应

我国的财政政策在支撑经济增长方面应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对其进行一番全面审视的话，也还是会发现一些问题的存在。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国情决定了我们在财政政策设计时，特别注意三个问题：政策的力度、目标、效应。然而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研究，我国财政政策设计未能与国情很好的结合，致使财政政策存在一些先天不足。

一、财政政策力度难衡量

财政政策是通过调整税收和支出两个手段来实现经济稳定的，由于这两个手段都可量化，财政政策的实施也就存在一个力度大小的问题。政策力度衡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政策力度大小只有同经济不稳定程度相适应，才能取得较好的政策效应。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发展过程之中，财政政策力度的衡量同发达国家不同，这主要表现在财政支出方面。

在发达国家，政策力度衡量很简单，如果政府支出越多一般就可理解政策力度越大，然而在发展中国家情况则不然。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当然要增加支出，但不能说政府增加支出就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按罗斯托的观点：一个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对公共品需求非常大。由此决定了政府出于经济发展考虑， 需要提供大量公共品，如道路、教育、环境卫生、法律秩序等。社会对公共品的巨大需求会导致政府支出逐年增加，包括绝对支出和相对支出，而这些与经济稳定无关的财政支出增加，不能视作财政政策的实施。

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发展之中，社会对公共品的需要非常大，这会导致政府支出年年增加，但我们不能简单的将政府支出的增加全部视作稳定经济的需要， 并理解为财政政策的实施，否则就会影响对财政政策力度的衡量。为了准确衡量政策力度，我们一定要将政府为了经济发展而计划增加的支出和为了经济稳定而相机抉择增加的支出分开来，不能单纯根据政府支出的多少来衡量政策力度的大小。同样，我们也不能单纯根据国债发行规模的大小来衡量政策力度大小。

经济不稳定出现衰退时政府收入就会下降，运用财政政策稳定经济就只能采用债务融资，所以自1997以来我国国债发行年年增加，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根据发债规模来判断政策力度大小。稳定经济实行财政政策当然要增加国债发行，但发债增加并非完全为了稳定经济，如前所述，政府为了满足社会对公共品的需要也会增加国债发行。另外为了满足央行公开市场业务的需要，以及非金融企业和居民对无风险资产的需要，也要大量发行国债。因此我们不能单纯根据发债规模大小来衡量财政政策力度大小。

那么如何才能准确衡量我国财政政策力度呢？一个简单可行的方法就是在财政政策设计时，对政府预算帐户采取分类核算，以便将稳定经济的支出和发债与其它的支出和发债区别开来。具体做法就是将政府帐户分为三类———经常帐户、投资帐户和稳定帐户。经常帐户包括经常性支出（包括国债利息支出）和除政府借债之外的经常性收入，它表明了政府在日常业务方面的责任，遵循个人和企业的理财原则即收支相等原则。投资帐户表明政府的非经常性支出，主要为满足经济发展的公共品投资支出，这种支出可通过发债来满足，其债务偿还和公共品运营及维护成本归属于经常性成本。稳定帐户表明政府纯粹为履行稳定经济职能而设立，无论是经济处于衰退还是通胀状态，在稳定帐户中政府根据经济不稳定状态，分别机动的选择预算平衡、盈余或赤字。如此当经济不稳定时，人们很容易根据稳定帐户中支出的变化，清楚的看出财政政策力度的大小，因为这些支出完全是为了对抗经济不稳定，支出的多少自然也就反映了政策力度大小。不仅如此，政府预算分为三大帐户还可明确政府的三种不同责任，更为重要的是，还可看出稳定帐户中任何预算状态，无论是平衡与否都无所谓好坏，不必因采取财政政策出现赤字而担心，因为实际上经济稳定和预算平衡两者不可能同时达到。

二、财政政策目标欠合理

财政政策的直接目的是稳定经济，这种稳定状态常用四个经济目标来描述，即：充分就业、物价稳定、持续增长、国际收支平衡。然而财政政策的最终目的还是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这可用社会总目标———自由、公正、安定和富裕的实现来说明。由于社会目标的实现相当程度上要依赖于经济目标的实现，并且在一种政策工具只能实现一个目标的情况下，经济目标的选择就非常重要，但政府在设计政策目标时，需要认识到经济目标的从属性和工具性。例如财政政策目标设计为充分就业，则有利于社会安定、公正和经济持续增长，而政策目标如果设计为经济增长，则仅在短期可较快促进经济增长。

在我国，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目标设计为经济增长，据此单纯从经济增长这个目标考虑，可以说财政政策的直接目的是达到了。自1997年以来，政府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在1998至2004的连续七年中，gdp增长分别为7. 8%，　7. 1%，8. 8%，7. 3%，8. 0%，9. 3%，9. 2%，有效的将gdp增长保持在7%以上。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经济增长社会财富的增加，社会并未向安定、公正的目标趋进，如社会治安形式严峻、收入分配悬殊、因贫困、疾病、失业而自杀的人数激增，财政政策的最终目的并未达到。因此为了更好的实现社会总目标，财政政策稳定经济的目标应调整。

政府在设计经济目标时，一定要选择一个更能促进社会总目标的经济目标。就目前我国情况而言，政府在设计财政政策目标时一定要考虑人口众多、社会失业率高和收入分配悬殊的现实状况，选择一个最能实现社会总目标的经济目标。根据当前我国实际情况，经济目标中最重要的和对社会总目标影响最大的是充分就业。

从经济稳定目标来说，虽说经济稳定是用四个目标来描述的，但真正决定经济稳定的只有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两个目标，也就是说只有这两个目标才是经济稳定的可调整目标，在一个政策工具只能实现一个目标的条件下，具体是用财政政策刺激就业，用货币政策保持物价稳定。而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并非稳定经济的可调整目标，前者是一个独立的目标，后者是一个中间目标，政策不能通过调整独立目标和中间目标来实现经济稳定。即使就增长和就业这两个目标而言，就业也比经济增长重要，就业率提高会使经济向潜在产出（也就是充分就业产出）靠拢，相反，产出增加不一定带来就业相应的增加，在产出增加所引起的就业增加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损耗，效果并非“奥肯定理”所言，这也可从我国就业产出和就业的关系变化中得到证明。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就业弹性为0. 308，而到2000年该指标却下降到0. 139，产出增加所引起的就业增加越来越少。不仅如此，仅就目前失业和经济增长两者反映的问题看，前者也远大于后者。在1998至2004的七年中，我国失业率分别为6. 0%，7 .0%，8. 0%，9. 5%，11%，11. 3%，11. 5%，失业率逐年上升，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经济不稳定状态，而经济增长只要保持在5%以上已属较高，远不足为优。

从社会总目标来看，就业率提高更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公平目标的实现，而依赖政策支撑的经济增长仅在短期有利于代表财富的gdp的增加，长期并非如此。因此，在我国目前人口众多、失业率高和收入分配悬殊的情况下，政府在设计经济稳定目标时，无论是从社会总目标还是从经济稳定目标自身考虑，都要特别重视就业率这个经济稳定目标，如此，经济才能稳定，社会才能安定。

三、财政政策效应不稳定

经济政策的直接目的是否达到要依政策效应而定，而我们在评价政策效应时要从两方面进行。从静态的角度看：分析每次政策实施是否达到目标值；从动态角度看：分析如果政策停止实施后目标值能否连续保持，如果能就说明政策效应具有了持续性，这时政策的直接目的才算真正达到，应该说财政政策的效应体现在持续性，财政政策的难点也在于此。那么，自1997年起实施的财政政策效应究竟如何呢？从静态看，政策是产生了效应的，表现在每年政策的实施都带来了7%以上的增长。但从动态看，政策效应还缺乏持续性，表现在：随着旨在保持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总需求的增加相当部分是政府投资在其中唱了主角，而要维持稳定增长的消费需求和生产性投资需求长期启而不动。消费需求不足可从大量商品供过于求得到证明，据统计：在1997至2003年间，商品供过于求的比重分别为31 .8%，33 .8%，80%，　79 .7%，　83%，86 .3%，85 .3%.生产性投资可从同期反映贷款不能转化为投资的银行存贷比的变动中得到证明，据统计：　1997至2003年间银行存贷比分别为90 .9%，90 .4%，86. 2%，80. 3%，78. 2%，76. 8%，76. 2%.显然这些数据清楚的说明了政府投资在总需求中的重要性，因此政策若停止实施，总需求减少将难以避免，增长将难以持续，这说明政策效应还缺乏持续性。政策效应缺乏持续性又使政策实施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经济的长期稳定主要依赖于经济的内在机制，政策不可能长期实施；另一方面，在政府支出占了总需求相当部分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又对财政政策产生了强烈的依赖性。

那么为何我国财政政策效应缺乏持续性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政府在财政政策设计时经济目标选择不合理。经济目标的不同选择，可带来政策的不同效应，如果财政政策稳定经济的目标定为经济增长，那么政府通过增加公共品的投资支出，就可直接增加总需求以增加gdp，这种方式增加gdp虽然简单直接，但效应的持续性差，因为增加的产出中相当部分来自政府的非生产性投资增加，由此引起的未来产出增加有限。如果财政政策稳定经济的目标定在充分就业，那么政策手段就应通过减税和增加支出来增加劳动需求和劳动的有效供给，这种方式增加gdp虽然复杂间接，但政策效应的持续性好。

实际上经济的稳定源于要素市场的稳定，也就是厂商投资和就业的稳定。政府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减少税收和增加支出，在要素市场上刺激厂商投资，如此从静态分析：投资增加带动就业增加，由此在商品市场上产生两方面作用，一方面从供给看，生产函数中劳动投入增加产出增加；另一方面从需求看，劳动者收入增加，消费需求增加，产出增加，这两方面作用的结果，可极大的减少周期性失业，使经济向充分就业产出靠拢。特别是提高就业率能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从而不仅有利于消费需求稳定增长，保证政策效应的持续性，而且也有利于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极大的增强政策效应。从动态看，投资增加不仅有利于短期总需求增加，而且还有利于长期总供给增加，从而保证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同时政府也应通过增加支出保证劳动的有效供给，这主要是提供免费的培训和就业信息，使技能和岗位相适应，减少结构性失业。

由此可见，我国的财政政策只有在刺激厂商投资提高就业率的情况下，经济才能稳定，政策效应才会持续，政策也才可鸣金收兵。也只有在充分就业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才是适度的增长，才能持续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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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财政政策篇8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基础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构建在其相互关系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基础之上。

1.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关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相互关系原理是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重要理论依据。“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这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评导言》中的精辟论断；分配和交换作为生产与消费的中介，是生产与消费均衡发展的基本保证。如果社会再生产在分配和交换环节出现问题，继而，或因分配的比例与消费需求难于有效衔接，或因产品适销不对路，不能提供足够货币资金以适应流通扩大的需要，部分社会产品难以顺利进入消费环节，延缓社会总产品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周转时间，导致社会简单再生产无法延续和扩大再生产得不到实现的严重问题。因此，有效地调节和管理社会产品在分配、流通环节出现的种种矛盾，包括结构性矛盾与总量平衡矛盾，便显得尤为重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政府分别施用于分配和流通领域起主导作用的政策调控手段，对克服分配和流通领域中的各种矛盾举足轻重，使社会再生产在扩大的规模上得以顺利进行。同时因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别作用于社会再生产两个不同环节，仅限于单纯某一政策手段的调节，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性，所以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对加快和促进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运行是不可缺少。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协调配合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基本保障。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协调公平和效率矛盾方面各有侧重，其配合效应体现在：货币政策偏重于效率优先。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首先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适应供求关系变化：货币政策主要掌握流通领域，又参与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积累活动，是制约和调节再分配活动重要杠杆，而商业银行偏重于从盈利目标考虑信贷投向，要求货币政策对信贷结构与利率的调节能基本反映市场供求的变化，从而引导资金流向效益好的领域，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财政政策偏重于公平分配。市场经济本身就是竞争经济和效率经济，竞争的结果必然在市场竞争者之间的效率上产生差别，这种差别不仅表现在个人与个人之间，也表现在产业之间、地区之间；合理的效率和收益差距是提高效率的动力，而过于悬殊的效率和收益差距，则会激化矛盾，也是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财政政策是影响和制约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的主导环节，以其调节力度和广度，完全能够建立起调节经济利益差别、防止差别过于悬殊的收入分配机制，即运用税收和社会保障手段，限制收入分配的过分集中和过快增长，适当缩小个人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别，防止两级分化，确保社会稳定。只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在优化资源配置、确保社会效率的前提下，通过调节收入差别，保证收入分配的适度公平，才能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控社会供需总量和结构不可或缺的工具。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调节社会供需总量和结构过程中的协调配合，是通过相互不同的作用途径与效果体现的：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社会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供需总量平衡；而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供需总量平衡，间接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影响。从财政政策调节看，财政对总供给的调节，首先反映为社会经济结构的调节，如财政运用必要的税收惠政策、财政贴息政策、财政投资政策支持产业结构的调整，支持“瓶颈”产业的发展和短缺产品供给的有效增加；财政对总需求的调节主要通过扩大或缩小财政支出规模，以结构调节为前提，借以达到刺激和抑制社会总需求的目的。货币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调节，主体是通过中央银行货币投放和再贷款等政策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量，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等手段控制货币乘数，从而有效地控制社会总需求，达到货币和稳定物价的目的；与此同时，中央银行在调控社会总需求的基础上也会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如银行依照产业政策和市场盈利水平，选择贷款投放方向，包括产业间、地区间信贷规模的区别对待，客观上起到调节社会经济的作用。可见，货币政策对社会供需总量的调节是直接的，而对社会经济结构的调节则是间接引导的。因此，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更加紧密地协调调节是直接的，而对社会经济结构的调节，则是间接引导的。因此，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更加紧密地协调配合、相互扬长避短，在实现社会供需总量平衡的前提下，加快社会供需结构的调节和合理化布局，全力促进社会经济整体协调、稳定发展。

二、现阶段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态势分析

多年来，我国依据马列主义原理，结合我国的国情，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具体协调配合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不少尚待解决的矛盾。

（一）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取得的主要成效

我国经济运行，自1992 年开始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 到1997年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此后进一步坚持改革开放，加大结构调整力度，目前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出现了宏观调控奏效、市场化水平显著提高的良好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1.大力增加财政收入，逐步提高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以增强政府稳定经济的整体实力。增加财政收入，压缩财政支出是紧的财政政策的主导措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低于支出的增长速度； 从1992 年开始，　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领先于财政支出的增长（1994年除外）；1997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11.5％左右， 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收入总额的比重为48％左右，逐步接近振兴财政的目标比重。

2.严格掌握货币发行，控制信贷规模，适时调整利率。控制货币流通量是紧的货币政策的中心内容。1993—1998年，中央银行强化了货币发行的控制力度，使货币供应量维持在计划目标范围内。同时，为整顿金融秩序，控制信贷规模的增长水平，中央银行于1993年两次提高存货款利率，利用金融政策遏制经济过热取得较大成效；而后，中央银行又根据具体情况，相继于1996年两次、1997年多次降低利率，在“从紧”的基础上有效地保证了“适度”的货币政策调控力度。

3.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优化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投资规模膨胀是我国经济前段过热的重要原因，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强化了固定资产投资管理措施，停建、缓建部分基本建设项目，使投资规模增长速度从1993年的58.6％，下降到1995年的17.5％，同时还成功地引导资金向农业、基础产业倾斜，使投资结构得到优化。财政支出的另一突出症结是行政急剧膨胀，1980年全国行政经费66.8亿元，1996年达到1041亿元，增长了14.5倍，而同期财政支出仅增长5. 5倍。财政支出的60％—70％以上用于“养人”，这不仅挤占了事业发展经费，导致建设资金的奇缺，而且日益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使收支缺口扩大，直至影响全局的稳定。为此，各级政府结合机构精简和职能转变，压缩行政经费20％—30％；实行政府统一采购制度，运用市场手段管理政府物料购买支出：推行行政经费下管一级等办法，用以节约支出，制止奢移浪费等。

经过几年的宏观调控，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取得了很大成效，不仅有力控制了通货膨胀，而且国民经济持续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国民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同时经济振荡幅度很小，基本实现了经济“软着陆”的目标。

（二）目前宏观经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国有企业困难日益加剧，举步维艰。最近几年的宏观调控并未缓解国有企业的原有困难，相反，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更加恶化，效益下滑严重，亏损面和亏损额均大幅增加；国有企业债台高筑，社会负担沉重及长期技术改造不足等老问题，依旧未得到缓解，国有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比重不断下跌，到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面达43.7％，亏损额377.9亿元，同比上升20％，实现利润同比下降10％， 目前亏损继续扩大；与此同时，企业开工率不足，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加，大批企业职工下岗待业，市场缺乏活力；另一方面，企业资产负债率已超越安全警戒线，高负债经营已经使企业成为银行的“打工仔”，生死系于一身。可以说，近几年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相当严峻。

2.目前的财政、货币政策对结构调整成效不大。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虽然对于总量控制卓有成效，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结构上的矛盾，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层次低、地区产业趋同化严重。据测算北京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9，山西亦达0.92， 反映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即突出表现为产品销售不对路，积压严重。同时，对国民经济中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重点项目投入，特别是对重中之重居基础地位的农业，虽然加大了投入力度，但其发展速度仍慢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尚未改变其在国民经济中的薄弱地位，“瓶颈”仍不同程度地制约着经济发展。

3.负数的通货膨胀率显现总需求不足，1998年度8 ％增长目标压力较大。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经济曾多次被剧烈的通货膨胀所困扰，并成为全民关注的经济热点，自1993年宏观调控力度加大后，通货膨胀指数连续下落，1997年零售物价涨幅只有0.8％，到1997 年底已成了负数，今年1—2月零售物价涨幅为－1.7％，整治通胀取得了很大成绩。 通胀指数变负，意味着不必付出劳动，银行中的存款和手中的货币就会自动增值。然而，这对整个国民经济而言，并不完全是好事，其负面影响超过正面影响。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结果， 决定物价水平的升降。 1997年物价水平的下降，充分说明总需求特别是投资严重不足，通过乘数效应造成整个市场萧条，显现出经济过热的后遗症。与此同时，十二届人大提出了本年度经济平稳、持续增长幅度为8％的现实目标， 但截至1998年6月，第一季度增长率为7.8％，第二季度仅为7％， 较之既定目标具有一定距离，经济增长的方针与总需求不足的近期情况，使国民经济期发展速度超越8％，继而全年增长8％的目标面临着较大压力。

（三）财政货币政策调控中面临的困难及协调配合的深层次矛盾

透过上述问题的表面现象出现，我们不难看出在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方面所存在的深层次上的矛盾。

1.国民经济的“两难”状况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制约。其一是财政状况举步维艰。财政政策主要内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财政政策的目标是通过改变其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来实现的，因此，政府是否有能力改变财政收支的规模结构是有效实现财政宏观调控政策的前提和重要保证。但此种条件在我国目前还显得十分薄弱。首先，从财政收入看，改革开放以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1980—1995年，gdp增长了10.86％，年均增长17.9％；而财政收入只增长4.46％倍，年均增长11.98％。财政收入在1993 年前增长缓慢，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79年的28.4％下降到1995 年的10.7％。1993年以来财政收入每年约增长900亿元， 但增加额中包含着物价上涨的因素。实际的增长十分有限。这反映了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的趋势非常明显，财力的下降直接影响到财政宏观调控力度。其次，从支出方面看，财政支出增长快于财政收入增长，财政支出刚性化，行政管理费和各项事业费支出保持高速增长，赤字规模不断增大。1980—1995年，财政赤字从68.9亿上升到666.8亿元，增长8.68倍， 年均增长16.34％，远远超过财政收入年均11.98％的增长速度。为弥补巨额赤字，财政被迫大量举债。目前，中央财政支出中的1／2以上要靠借债来维持。中央财政内债规模从1990年的187亿元增加到1995 年的1537亿元；内债依存度从1990年的14％上升到1995年的21.3％，已突破了国际公认的20％的水平。据预测，照此速度发展，到2000年，年发国债将达8000亿元。这种状况的必然后果是财政政策作用弱化，预期的调控力度和效果难以实现。1995年，财政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力度由1978年的77.6％降为2.6％。受财政困难影响， 国有企业生产运营中应补充的资金长期得不到增补；国家政策性银行资金难以到位，资金来源严重不足，迫使政策性银行插足商业性业务。总之，财政已基本上陷入只能保吃饭，无力搞调控的境地。与此同时，有限的财力还严重分散，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中央财政收入中，固定在各部门手中的财力份额也较大，严重制约了中央财政的调控能力。

其二是金融形势不容乐观。主要问题银行经营效益下降、债务问题突出， 资产质量恶化， 对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产生较大压力。　1994年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经营收益率平均为0.32％；1995年各银行基层亏损的状况有增无减，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基层行亏损严重，导致四大银行中三家全线亏损。造成银行经营状况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银行不良资产包袱沉重。1994年底，全国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的19.7％，其中90％以上浓缩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银行应收未收利息一直呈上升趋势，这表明仍有相当部分不良资产潜伏于正常贷款之中，再考虑未计入的利转本金和应计未计的亏损，真实不良资产的比重会更大。由于居民储蓄占社会资金来源的70％，银行承担着储蓄转向投资的责任和风险，在当前的经营形势下，银行的信贷投入未形成相应效益，其结果必然导致信贷资产的低质量增长，如要任其发展，居民债权与企业债务的矛盾必将暴露，这对整个金融形势将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并且，银行不良资产的日益增大，也将影响到目前货币政策：商业银行既是货币政策的调控对象，又是货币政策的传导者，通常会根据货币政策的变化按利益最大化原则调整自身的资产负债，从而最终影响到企业和公众的经济行为，达到货币政策调控的目的；其调整自身经营的条件是资产负债的流动性，但目前据有关人士估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真正转动的资产不到30％。凡此种种，无不意味着银行潜伏着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这种状况，也使中央银行在制定执行货币政策时进退两难。

2.财政货币政策面临的新“三乱”困惑。值得注意的是，国民经济“两难”的背后，还存在着财政秩序、信用秩序和企业商业关系混乱的新“三乱”问题。

财政秩序混乱方面表现为：（1）基本财务制度不健全， 企事业单位，基层财政部门自己采用造假帐的方式，将预算内资金转移到预算外，将制度内资金转移到制度外，逃避监管；（2）多头开户现象严重， 给审计和监管工作带来许多困难；（3）有关制度不够严格规范， 各级政府自行随意减免税、 擅自征收各种费用和基金的情况普遍存在：（4）分税制与分灶吃饭并存，省以下分税制尚未真正建立，中央至乡五级财政制度不够健全；（5）财政退库管理不严格， 加大了财政补贴和财政支出。同时，与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降成对比的是， 各级政府掌握的预算外资金不断增加，加上预算体制外资金，已超出预算内收入，且游离于预算管理和财政部门之外，长期失控。其结果是基层企业因摊派过重叫苦不迭，中央财政却因缺少财力而难以实现调控任务。

信用秩序混乱方面表现为：（1 ）财政资金信用化和信用资金财政化。财政信用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某些财政机构在核准的财政周转金范围之外发放贷款，或提供信用担保，扩大了信贷规模和范围，干扰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执行，且在资金筹集、使用、回收方面随意性较大，各种违规行为屡有发生。“八五”期间，银行信用资金财政化趋势愈发严重，信贷资金的财政性长期占用，不仅给国有银行的正常运营带来了困难，而且抑制了金融领域市场化进程。（2）债款归还秩序得不到遵守， 企业赖帐现象比较严重，更有甚者，向银行贷款之初便没有还款打算，由此以往，货币政策赖以正常发挥作用的基础将不复存在。（3）银行自身不到位， 不惜成本盲目设机构网点；建筑装修费用庞大；不讲效益乱放贷款、违背国家利率政策擅自高息吸储，或超出自己经营能力从事本业以外的经营活动等。（4）乱拆借问题仍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存在。

企业商业关系混乱主要体现在，受负债率过高和经济恶化以及商业秩序混乱影响，1993年紧缩银根、治理乱集资、乱拆借以后，企业相互拖欠问题再度突出。据估算，至1995年底企业间相互拖欠已达到8000亿元以上，以至不少行业不得不采取贷款不到不发货，或者不偿还旧债不供货的方式进行商业交易，构成了商业现代化交易的客观退化。

3.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现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存在着若干配合“空档”、“配合失当甚至相互掣肘的问题，主在表现为：

（1）财政货币政策调控分工不明确，造成某些政策“空档”。 通常情况下，财政对于结构调整较为有效，货币政策更适于总量调控；财政政策调控力度大，刚性较强，货币政策可以经常微调；财政政策时效明显，而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时滞性。但现实运行中各自职能未得到应有的理顺。首先，财政逐步退出生产性领域，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若任其发展，财政对宏观经济调控能力越来越弱。其次，因宏观调控过于依赖银行，并逐步代行财政职能，致使银行不良资产激增，从而加剧了银行的经营风险。最后，银行同时承担了总量与结构调控的双重任务，但由于银行经营的较强商业性，不具有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力机制，因而产业结构调整缓慢。

（2）财政货币政策之间缺乏固定配合程序， 致使二者配合不规范。往往当两大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需要对方的配合时才向对方提出要求，而对方配合与否则取决于对自己是否有利。这样，唯有对对方都有利时，配合才能发生，许多对国民经济整体有利但影响局部利益的政策难以得到对方的配合；并且由于二者之间缺乏固定和配合程序，执行两大政策的业务部门不仅在具体工作上难于合作，还时常产生矛盾和摩擦。

（3 ）财政货币政策在经济运行和体制改革的某些重大问题上配合不够。例如在公债发行，在投资领域，在利用外资等方面，均存在着二者配合不当的问题，制约着财政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

三、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战略构想

当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就是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健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在提高财政、银行调控能力的基础上，重点解决国民经济结构的协调问题，在结构协调基础上实现社会供需总量的平衡，确保国民经济均衡、协调发展；按照“两个转变”的要求，搞好大中型国有企业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从加大对国有企业资金流入力度、推动企业集团化改革、督促企业加强内部经营管理，使国有企业逐步走出困境，具备参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竞争的资金实力和经营规模，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作用；同时要防范和规避金融风险，确保人民币的币值稳定。这是一个宏伟的战略目标，而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政策取向应该是：1.提高财政调控经济结构的能力。为此，要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建立健全税收征管机制，归并预算外资金，减少财政收入的流失、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九五”期间，力争实现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的目标，到2010年达到25％左右，从而提高财政调控国民经济结构的能力，使国家财政真正挑起调控国民经济结构的大梁。

2.健全银行债务清偿机制和风险抵押机制，确保银行与企业债权债务的良性循环：改善储蓄服务，提高银行的吸储能力，才能为货币政策调控和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

3.健全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加大对国有企业的资金注入力度，以此作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解决国有企业困难的突破口。要构建由财政、中央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共同参与的强大的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加大对国有企业资金流入力度。其资金来源，一是财政部和人民银行总行通过财政贴息诱导、发行金融债券、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从现有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28000亿元中动员20％的资金，每年可达到5000 —6000亿元，作为政策性投融资的资金来源。二是将邮政储蓄全部纳入政策性投融资来源，每年可达1500亿元。三是将现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下属的各大保险公司保险收入的结余额中，每年拿出50％纳入政府政策性投融资；比照1995年国内外保险业务净收入507亿元计算， 每年可以拿出250亿元纳入政策性投融资。四是扩大国债发行，除偿还到期债务外， 其余额应全部纳入政策性投融资体系。鉴于目前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高达30％的现状，扩大中短期国债发行，势必加重国家财政的偿债负担，可以考虑为专门建立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发行特种国债。 期限为10 —20年，既不会加重今后几年的财政偿债负担，又能为政策性投融资提供一笔数额大而且使用期间长的资金来源。五是将目前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结余资金，除留有部分用于日前开支外，应全部纳入政策性投融资体系。 通过上述途径可为政策性投融资体系的建立聚集1万亿元资金，经过2—3年，可将资金规模扩大到2—3万亿元。国家对此应成立专门的政策性投融资机构加以管理，并主要用于支持国有行业集团、股份制集团母公司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的行业改造规划、技术政策，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行业改造，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开放，产品结构的更新换你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增强企业活力，壮大和发展国有经济。

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协调支持国有企业运用集团制、公司制、股份制，加快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推动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和集约经营，振兴国有企业。财政、银行要从资金和政策上支持国有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和兼并、联合等途径组建产业关联度紧密的国有独资有限公司，改变目前国有企业规模分散、“小而全”和“大而全”造成的企业竞争实力薄弱现象，形成“兵团式”国有垄断集团，作为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母公司，使之成为经济运行的主体。再以母公司为主体，吸收其他经济成份参股，形成股份制集团公司，以此作为国民经济的产业中坚和市场骨干，进而主导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和发展。此外，还要建立健全主办银行，理顺银企关系，即银行通过贷款、人事参与、财政监督等多种渠道，在企业内部建立起监控机制，对降低企业筹资成本、减少金融市场的不正当竞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5.综合运用多种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手段，建立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三大调控机制：总量调控机制、结构调整机制和企业微观调控机制，其中结构调控机制是三大机制建立的重点。

首先，结构调控机制的建立是治理当前国民经济“小而全，大而全”和盲目重复建设等旧体制顽症的迫切要求。在调控产业结构时，需要对新增投资进行调整，要坚决控制新开工项目特别是重复建设项目，大规模推动存量资产重组，并通过科学合理的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推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成功调整。财政、银行在促进存量资产重组的过程中，要充分注意发挥国债和政策性投融资在调整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方面的独特作用，尤其要注重在工业化迅速推动阶段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使产业结构的调整不断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其次，总量平衡机制的建立，关键在于实行松紧适度的财政货币政策。松紧适度，就是指该松的时候而不能紧，该紧的时候就要紧而不能松；无论是松还紧，都要有个界限，松的时候不是放任自流，无限扩张，紧的时候也并非将一切正常合理的分配行为卡住，或者是把一切正常合理的开支都“紧死”。一切都要依据客观事务的发展态势而审时度事，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实行松紧适度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关系到保持经济稳定、抑制通货膨胀、消除各种隐患的大政方针，也是实现“两个转变”，进一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所必须的条件。

目前的财政政策篇9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财政风险

一、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深层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和损害了亚洲各国经济，对我国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对内启动内需、对外扩大出口的宏观政策组合，消除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各种连锁反应，积极财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看，这些政策的出台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长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增长转变到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由强调效率优先的市场化改革转变为同样重视社会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国已经进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重视法治和规则，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改善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是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就要求我国的财政体制和收支结构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简单看作是一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它更是一项结构性的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

在规范的经济理论中，有几点是既定的：一是给定了比较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结构和技术问题只在中长期才发生变化。在这些条件下，以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等，来刺激需求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界定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就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规范济理论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扩张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财政政策有效，就必须有结构性政策的配合。

(二)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

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宏观经济调节的职能。即反周期政策。这种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使用，而且受财政纪律和政策规则的约束。二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提供数量不足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是社会公平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来调节地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励和引导职能。通过财政支出和税制激励调节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从而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

(三)政策的复合性

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

四、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风险

(一)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赤字率和债务率不断增加。我国几年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各项反映财政状况指标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债务率(国债余额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欧盟《马约》确定的赤字率和债务率标准不是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赤字率和债务率并不是判断财政风险的唯一标准，要结合具体国情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利息支出进行综合考虑。

(三)中国财政短期内风险不大，但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确有财政风险。按照前面的分析，虽然几年来财政支出迅速增长。赤字率和债务率上升较快，但由于同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也较快，目前财政风险并不大。但如果从中长期看。中国财政风险有累计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规模增加税收的条件并不具备，未来财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经济增长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长期内仍需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结构性职能要求财政支出规模不能减少。支出压力较大。

(四)中长期财政风险的限度。在中长期内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考虑财政风险是否有可持续性的问题，即未来政府能否偿还到期债务。如果随着债务积累。政府既无法利用财政节余偿还债务，也无法通过发行新国债偿还旧国债，政府只剩下两个选择：使国债货币化或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征收了通货膨胀税，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破产。无论哪种情况出现。都意味着财政风险转化成为财政危机。

五、积极财政政策下一步调整的方向

无论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仅仅是一项阶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当其初始目标完成后，就应当考虑它的淡出、转型和调整的问题。

(一)积极财政政策在总量上的投入应逐步由扩张转为适度调整。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积极财政政策中以反周期为主要目的的扩张功能应当淡出。

(二)积极财政政策应加快向体制性、结构性政策转型。积极财政政策由扩张性转为体制性、结构性政策后，为保证政策调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时间保持一定规模的赤字，来达到加快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攻坚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基础设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积极财政政策在机制上应逐步由应急性决策转向“规则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资机制。自实施积极财政

政策以来，人们最关注的是财政风险、国债投资效率以及公共财政的功能性改革等问题。要防范财政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在反周期扩张性财政措施淡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一方面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资源引导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应加强财政政策的规则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国债投资进入、退出的标准。保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规范性和公开性，坚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财政资源和国债投资的使用效能。

(四)积极财政政策在投资领域应缩短战线，并按照贯彻“五个统筹”要求调整投向。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扩大内需的主角让位于消费和民间投资，公共投资的范围是不与民争利，在建立公共财政的体制框架的同时，扫除消费和民间投资增长的相关障碍。因此，适度规模的国债投资只可能有限解决目前最紧迫、最根本的发展问题，而把其他的发展问题留给市场和民间投资。

(五)积极财政政策要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职能。社会保障支出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从中长期看，我国社会保障压力是由三个因素组成的：一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社保覆盖面将大大扩展，不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之后应该被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而且社保范围也应该延伸到农村：二是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就业情况不容乐观，社保压力也相应增加；三是我国在人均收入较低，养老保险体系建立时间不长，特别是一部分退休较早的职工没有交纳个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趋势。下一步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之一，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继续提高社会的保障能力。重点完善相应的保障制度。

目前的财政政策篇10

关键词：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欧洲经货联盟　协调

欧洲经货联盟的建立，使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范畴、内容体系和工具方法，在借鉴了其他学科和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最近20多年，经济学家开始更多地注意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协调，尤其是在酝酿欧洲经货联盟过程中。欧洲经货联盟的政策协调逐渐成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焦点。下面对经货联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的理论进行简要回顾。

一、经货联盟建立前关于政策协调理论的研究

1.关于财政纪律（fiscal discipline）。对财政纪律研究起源于萨金特和华莱士（sargent，wallace，1981），他们强调政府财政赤字的程度是预先确定的，并具有非持续性，货币政策和价格水平不是外生的。然而，他们都没有明确制定财政政策的目标，尤其是没有包括宏观稳定的目标。不过萨金特和华莱士所分析的方案在强调财政纪律是货币稳定的先决条件方面起到积极作用，经货联盟设计者将这一思想加以吸收，并写入《马斯特利赫特条约》（简称《马约》）中的关于经货联盟第三阶段标准的有关条款。

2.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tabehini（1986）是最早运用微分博弈模型来分析单一国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的。他证明，与非合作博弈结果相比，政策协调加快了经济向稳定状态演进并趋同的速度，从而使经济向预定的目标更加靠近。

3.关于货币政策协调。tumovski和d‘orey（1986）分析了跨国间货币政策协调问题。他们的模型以两个相同的开放的经济为特征，并受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冲击。中央银行在产出和通货膨胀方面具有同一的线性二次参数选择。在静态框架下，他们比较了纳什均衡、斯坦克尔伯格均衡和合作均衡，他们发现，合作收益可能很小。这个结论后来被turnovsky，basar和d’orey （1988）所校正，他们分析了同一模型的动态情况，证明合作收益可能变得正相关。

二、经货联盟框架确立后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研究的新发展

随着经货联盟框架的确立，《马斯特利赫特条约》的通过及1999年欧元的问世和经货联盟的正式成立，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研究也进入了空前发展阶段。大量文献直接以欧洲经货联盟为研究对象，通常是在一个集中的货币当局（centralized monetary authority）和多个分散的财政当局（decentralized fiscal authorities），即几个主权国家共同拥有同一货币政策的框架下进行研究的。经货联盟后货币和财政政策协调理论的研究总结如下：

1.关于动态不一致性问题。这一问题实际上也是共同货币当局及分散的财政当局的信誉问题。mourmouras和su（1995）建立了成员国债务不确定前提下的共同货币当局和成员国政府之间的博弈模型。如果共同货币当局能够保证其独立性和信守物价稳定的承诺，那么就会有助于货币政策主导体制的形成，从而严肃财政纪律，防止无约束的财政政策对经济产生的负面效应。beetsma和bovenberg（1995），beetsma和uhlig（1997）对税收发生扭曲情况进行研究时发现，如果央行缺乏信守承诺的能力，政府就会进行赤字融资，最终将迫使央行放弃物价稳定的目标，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而一个独立的信守承诺的中央银行，则能够起到对财政纪律约束的作用。beetsma和uhlig（1999）认为财政政策会诱导实际产出和自然产出的缺口，从而诱导中央银行（希望将产出稳定在自然水平）采取通货膨胀政策（动态不一致）。banerjee（2001）分析了中央银行采取动态不一致的行为时欧洲经货联盟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协调。dixit和iatmbertini （2001）分析了财政政策的反周期作用。他们考察了中央银行和政府在产出和通胀目标相矛盾时，有和没有货币承诺时的均衡，包括纳什均衡和先行者均衡。他们的结论是：中央银行和财政当局之间非合作的相互作用导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竞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增加产出为目的，而紧缩的货币政策以降低通胀为目的。对财政政策的制度限制，如《稳定与增长公约》，在改变财政反应函数和影响产出——通胀结果方面可能是有效的。dixit和lambertini（2003）假设中央银行产出和通胀目标都低于财政当局的目标值，建立了两政策之间竞争模型。在这种博弈下，中央银行受规则约束，而财政当局有权视情况决定其财政政策，财政当局很可能会破坏中央银行的承诺。博弈结束时，货币政策过于紧缩，财政政策又不够扩张。他们的结论是：如果货币和财政当局保持政策动态一致时，他们应当具有相同的产出和价格目标，这些目标与社会最优目标相一致。当存在动态不一致时，通货膨胀目标应当降低，但是至关重要的是，两当局的产出和通胀目标应当一致（目标偏好的权重可以不同）。

2.关于分散的财政当局问题（decentralized fiscal authorities）。这类分析对不同当局的目标函数进行了假设。bane-jee（2001）分析了两国具有各自的财政政策，并拥有共同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他分别假设了政策制定者自由选择政策工具和选择政策工具时受到约束的两种情况，然后对不同假设条件下的产出和通货膨胀结果进行了比较。beetsma，xavier debrun和frank klaassen（2001）也对此进行了分析并得出相似的结论。torben andersen（2002）发现，在出现对称冲击和政策参与者增加的时候，非合作的财政政策的成本很大。相反，在特殊冲击和政策参与者减少的情况下成本很小。uhlig（2002）假设，中央银行致力于将产出偏离自然水平和通胀偏离其目标水平最小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财政当局只关心产出，会导致无效率，对产出稳定会造成压力，产生通货膨胀的倾向，从而诱导中央银行提高利率。在他的模型中，中央银行没有对利率水平附加任何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当局间的协调将是有利的，有助于保持利率下降。

3.财政约束（fiscal restraint）和协调问题（杨照东，王劲松，2004）。由于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具有制度外溢性，因此需要财政约束。bliss和nalebuff（1984），alesina和drazen（1991）提出，在货币联盟中如果其他国家主动控制债务和赤字，提供财政纪律公共产品的话，则每个国家都会存在一种放松自身预算的动机，从共同预算稳定中“搭便车”，最终导致共同财政纪律松弛，危及共同货币的信誉和货币联盟的稳定；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则可以作为一种成员国财政协调的外在约束机制，减少各国财政的溢出（allsopp和vinesl996）。

giovannini（1994）也指出，对财政预算硬约束的规定，可以阻止成员国将内部财政困难输出，危及整个联盟的利益，在缺乏“共同联邦预算”约束的情况下，关于财政约束的条约规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当然也存在着与上述相冲突的观点，如dombusch（1997）认为，财政约束虽然在理论上是合理的，但在实际中，如果共同货币当局信守承诺的话，这样的约束反而会束缚财政政策稳定经济功能的发挥。

财政协调源自成员国财政政策的相互溢出。laursell和metzler（1950）在一个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分析认为，一国财政支出的扩张，将增加本国产出水平，但通过对世界利率的溢出效应，将使其他国家的产出下降，其国内开支增加，最终对其他国家产生负面影响。masson和talor（1993）发现了财政协调的重要性。欧洲汇率机制（erm）体制下，德国财政扩张在增加产出时，倾向于降低其他成员国的国内产出，形成外部溢出的负效应。也有一些学者反对财政政策协调，如eichengreen（1996）认为，在经货联盟中财政政策的跨界溢出的负效应并不显著，从而使超过《马约》规定之外的财政政策协调的经济收益十分微小。beetsma和bovenberg（1998），uhlig（1999）进一步指出，如果在成员国层次上有足够的空间让市场机制和财政“自动稳定器”发挥作用的话，财政政策的跨区溢出效应也许很有限，因而不必进行财政政策协调。

4.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相互作用。sibert（1992），levine和brocine（1994），beetsma和bovenberg（1998）等人的研究发现，在一个由分散的财政政策和共同的货币当局组成的货币联盟中，如果货币当局对于货币政策控制不严格，容易产生通货膨胀倾向和公共产品的过度供给；当存在财政合作或财政先行时，则可以严格财政和货币政策纪律，避免上述情况发生。

macro buti，werner roeger和ian int veld（2001）分析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相互作用。假定财政当局确实关心通货膨胀，当经济受到供给冲击时，合作是值得的。bas van aarle，jacob engwerda和joseph plasmans（2001）分析了两个国家具有各自的财政政策和统一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他们采用不同损失函数的静态设计，包括两国间溢出竞争。他们运用数字模拟分析了两个财政当局和一个货币当局的非合作、完全合作、两个财政当局联合、财政当局和货币当局的合作的情况。他们发现，在两国受到对称和非对称冲击时，合作对于财政当局是有效率的，两个财政当局采取共同的政策倾向，会产生帕累托改进。luca lambertini和ricccardo rovelli （2004）考察了在宏观经济稳定条件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分析表明，如果财政政策考虑到产出和通胀福利函数（通胀福利函数与中央银行定义的相一致），那么，两个当局都会从合作中获利。kooper和kempf（2000）在两国模型中分析了组建和不组建货币联盟两种情况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行为。当财政政策制定者和货币政策制定者的政策目标一致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便会相互作用。在他们的模型中，两国有共同的财政限制，两国政府尽量以较高的共同价格的形式将成本传给另一方。他们的结论是：当货币当局作为先行者，货币联盟会得到帕累托效率改进的结果；而如果财政当局是先行者或财政当局的赤字融通受到限制，货币联盟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取得福利改进的结果。

主要参考文献：andersen， t.， 2002. “fiscal stabilization policy in a monetary union with inflation  targeting. ” ecpr discussion paper no. 3232.

barro， r. and gordon d. b.， 1983. “rules， discretion and reputation in a model of  monetary policy. ”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2（1）： 101——21.

banerjee， g.，2001. “rules and discretion with common central bank and separate fiscal  authorities. ”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53： 45——68.

beetsma， r. and h. uhlig， 1999. “an analysis of the 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 ” the  economic journal. 109： 546——571.

dixit， a. and l. lambertini， 2001. “monetray - fiscal policy interactions and commitment  versus discretion in a monetary union. ”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5： 977-87.

tabellini g.， 1986. “money， debt and deficits in a dynamic game. ”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december.

tumovsky， s.j. and v. d‘ orey， 1986. “monetary policies in interdependent economies  with stochastic dis turbances： a strategic approach. ” economic journal. 96： 696——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