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养老的模式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村养老的模式，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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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我国己进人了老龄化社会，其中75%的老人又居住在农村，现实的经济条件决定了家庭养老仍是我国农村目前主要的养老模式。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家庭养老模式面临着挑战，我们需要建立新的农村综合型养老模式。

一般来说，在正常的人生旅途中都要经历幼年时受长辈抚养，成年时养育子女和赡养父母，老年时被子女或亲属赡养的过程。因此，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社会，无论社会处在哪个发展阶段，都会有赡养老人的问题存在，老有所养是涉及全人类的问题，任何国家都不能回避。在我国，问题的严重性是预计到2020年将有2. 31亿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6.0% ， 2050年达4. 12亿，占总人口的26.1 %，其中75%的老人都居住在农村。而且迄今为止，新的养老保障制度安排基本上局限于城市，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障问题仍是一个被忽略的领域。另外，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农村旧的家庭养老模式正面临着种种挑战。在国家暂时没有能力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条件下，农村迫切需要建立一种过渡形态的养老保障模式。

一、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存在的原因及作用

传统的家庭养老，是指以血缘为纽带，由家庭成员对上一辈老人提供衣、食、住、行、医直至死亡送葬等一系列社会服务行为。由于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有其存在的历史原因。

(一)家庭养老在我国有很长的历史渊源

我国是个文明古国，素有尊老敬老的传统。早在两千多年之前，就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尊老观点。“寿经”开宗明义就指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礼记》论孝，评价更高:“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之而横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文”。尊老敬老被推崇为天地间最大的行为准则，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说明古人对孝道的崇尚。在现代社会，应当看到广大老年人为社会进步贡献了青春，为子女成长操劳了一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年老回归家庭之后，除了从社会得到必要的补偿之外，理应受到子女经济上的赡养、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这一切都有赖于家庭起作用。正是家庭既培养了父母子女间的亲情，又体现出民族敬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反映出我国社会文明的程度。

(二)从社会发展看，家庭养老模式为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业人口多，工业发展慢，为尽快发展工业经济，国家采取了一些“以工补农”“以农促工”的做法。如表现在农产品收购上的剪刀差。农民教育、农民医疗、农民养老等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因经济贫乏而无法实施。这样，农村中以家庭养老的模式，一方面适应了我国的乡情、村情、家情，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农村经济发展迟缓，又难以推行新的养老模式。

(三)家庭养老模式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有利

在漫长的尊老敬老文化的流传中，老年人精神愉快、心理满足构成了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最高标准。《礼记·祭义》说，养是可能的，但敬就不容易了;敬是可能的，但让老人安逸满足就不容易了①。子路曾因不能很好地赡养父母而内疚。孔子说，“虽然吃豆腐、喝清水，但是父母精神上满足和偷快，就是孝了”②。孔子曾经质问子夏:“为父母劳作，让父母吃喝，难道这就是孝吗?”③那么什么是孝呢?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让父母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为此，明代吕坤指出，“对待父母，最好的是使父母心中愉快，其次是照料父母，最差的是只照料父母却不体谅父母的心理感受。”④对于现在绝大多数老年人来说，家庭是他们晚年的安乐窝、庇护所、一生最后的港湾，是老人感情世界的主要支持，这是任何机构和个人无法替代的。在家养老也有利于代际间进行经济、精神、生活等方面的优势互补，尤其是精神上的取长补短;有利于老年人从年轻人身上感受青春气息，开拓视野，恢复生机，延年益寿;同时有利于年轻人从长辈那里学习社会经验，生活经验和好的品德、作风，更好地成长、成熟。丹麦这个“福利国家”老年人自杀率高的现象有力地说明:老年人自身有钱，社会有充足的福利设施，老年人晚年生活不一定幸福。为什么?这是因为在那个社会里老年人十分孤独。正如1982年老龄问题维也纳国际行动计划所强调的:“家庭，不论其形式或组织方式如何，被公认为是社会的一个基本单位。世界各国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要改善老年人的状况，就必须首先改善家庭环境。

二、转型期农村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面临的挑战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正步人历史的转型期，这个阶段的到来伴随着农村社会经济及家庭结构、传统文化等前所未有的变化，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开始受到挑战并呈弱化趋势。

(一)老年人口增长迅速，家庭养老的负担难以承受

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9 700万，占总人口的8. 6%，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一60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7%就为老年型国家，由此而知，我国已进人了老年型国家，而且进人的速度之快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可比的。据预测，今后我国老年人口将以年平均3%的速度递增，每隔25年老年人口就要翻一番，到203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1. 38%。而世界其他国家老年人口翻番的速度较慢，如法国老年人口翻番要115年，瑞典要85年，美国要66年，英国要45年。面对这样一个老年人口形势，靠家庭养老只能是杯水车薪。再加上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农村“四二一”家庭将不断增多，也就是说一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能要负担四个老人和一个子女。据国家统计局公布，1999年我国每个家庭平均人口为3. 58人。家庭规模的缩小将进一步弱化家庭养老功能，而“四二一”型家庭使家庭赡养系数大大上升，子女对父辈生活的经济负担和照料压力加大。

(二)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的淡化

在传统观念支配下，为了家庭长远利益，应早结婚、早生育、多生育。谢元态等在研究中指出，传统社会里，家庭把传宗接代视为头等大事，不生育、无子女使家庭血缘关系不能继续延伸，就此中断被视为对祖宗最大的不孝。这种家庭观念强烈地刺激着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促使人们形成早婚、早育、多育的习俗，刺激着人口的高增长。但在日益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货币观念以及价值规律等对这传统家庭和伦理道德的冲击日趋强烈，人们对小家庭的偏好和对大家庭的淡漠成了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依赖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来维持家庭养老已显得力不从心。另外，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村劳动力向非农地区转移是不可避免的。一般来说，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了农村老年人与子女生活上的分离，这种分离若时间较长，会削弱父母与子女间的感情，由此带来的是子女孝道的下降。同时，由于流出的都是青壮年劳动力，农村老年人的家庭经济支持与生活照料将面临困境。

(三)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得不到保障

传统的家庭养老是建立在传统道德基础上的行为，虽然我国政府于1996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文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人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年人”，家庭成员有“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但是，当前农村家庭养老的现状仍不容乐观，老年人权益受到侵害的案例不少。在侵犯老年人权益的案件中，赡养权受到侵害所占比例最高。得不到家庭赡养的老年人多是那些高龄、多病、无配偶、生活在农村的老人。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家庭养老依然问题严重就是由于没有比较完备且可操作的规则，没有严格有效的监督。政府仅仅规定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至于怎样养才算尽到了义务却没有明确规定。事实上，政府基本上放弃了对家庭养老进行主动监督。如果我们把法院仲裁养老纠纷案看作政府对家庭养老的被动监督的话，那么，目前倒是这种简单形式在消极地起作用，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依然得不到保障。

三、建立家庭养老、社会养老、自我养老和社区养老相结合的综合型农村养老模式

养老模式的形成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决定的。养老模式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各不相同。在转型期的现阶段，我们应该建立一种家庭养老、社会养老、自我养老和社区养老相结合的综合型农村养老模式。

1.家庭养老家庭养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与西方国家“接力式”的代际关系(父母有养育子女的责任，子女无赡养父母的责任)不同，我国无论是社会制度的变迁，家庭结构的变化还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始终保持着传统式家庭，父母有养育子女的责任，子女有赡养父母的责任，代代相传。尽管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存在诸多问题，但并不能否定家庭的养老价值。由于我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欠发达，农村社会养老体系的暂时缺损，农村老人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还将主要依靠家庭养老，我们应充分肯定和发挥家庭的养老功能。但在目前，我们应注意做好下列工作:(1)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为家庭养老提供良好的道德文化环境，子女尊老养老观念如何，直接影响老人的养老质量。(2)及时处理家庭养老纠纷，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目前农村儿媳当家的多，在老人与儿媳的关系中，儿媳占据主动，而法律又没有明确规定她们的赡养义务，经常出现养老纠纷。农村基层组织通过劝解、教育加以及时处理，同时也要提醒老年人，注意与子女关系的协调。

2.社会养老社会养老是运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主要是通过社会服务而实施的，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老年人独立生活的重要支柱。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主要停留在商业养老保险阶段。发挥商业养老保险的作用，主要是依赖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作用，但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为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与社会保障制度侧重子追求社会利益的制度安排存在利益冲突。因此，依靠市场经济解决问题的作用是有限的。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尽管出现一些私营社会养老，但国家提供社会养老保障依然处于主导地位，而且私营养老保障项目统一由政府管理，养老保障项目的实施细节无论从资金的来源、运用方向还是保障的标准、收支的程序等等，几乎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因此，在允许私人、企业和社会团体投资兴办养老保险的同时，应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以加强对养老保险项目的监管，而且还可以积极引导各种社会力量投人到公益性的社会养老保障中来，大力发展养老福利事业和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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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庭养老模式；制度伦理；效应

一、传统家庭养老模式

（一）传统家庭养老及特征

传统的家庭养老，是指以血缘为纽带，由家庭成员对上一辈老人提供依、食、住、行、医等一系列抚善行为。这种模式的特征有以下几点：

1.以孝为基础。家庭养老强调个人对家庭及其成员的责任义务，重视亲情。

2.稳定性。家庭养老模式，容易使人们树立牢固的家庭观念，增强家庭的凝聚力和家庭成员的亲密性，保持家庭的稳定性。

3.传承性。老人们大都会一方面尽力尽孝侍奉长辈，为自己的晚辈树立孝顺的榜样；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子女给予充分的关爱、悉心的抚育，以图日后得到他们的回报。

4.内保性。传统的家庭养老仅仅限于家庭血亲之间，内部的养老有保障。

一句话，传统的家庭养老是以亲情和道德感约束为主的模式。

（二）传统模式在社会变迁中遇到的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及农村人口的流动，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正面临着许多挑战。

1.家庭养老的能力因其规模的缩小而弱化

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已是不争的事实。国家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及生育观的改变，农村父母的养老问题凸现，农村独生子女的经济能力有限使得家庭的养老功能严重弱化。

2.竞争压力导致代际倾斜

农村大量的年轻人进城打工，把孩子留给父母看管，进城的年轻人迫于岗位的竞争压力，无暇顾及在家的父母和孩子；同时，一些青年夫妇比较重视子女的教育和成长问题，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向独子或独女倾斜，产生了“重幼轻老现象”，这对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和实际的生活质量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3.老年人平均寿命延长而导致自理能力下降

随着农村的老龄化，农村老年人的寿命延长。同时，因农村社会保障的缺失，农村老年人口健康状况有所恶化，患病率、伤残率会上升，自理能力下降，这将需要家庭对老年人更多的护理和照料。

4.传统的“孝道”观念淡漠。

孝道的缺传使原有千万个家庭负担的农村养老问题变得更加沉重。

二、实现突破的新思路

（一）新模式的治理基础

制度伦理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体现在经济、政治、法律、行政管理制度中的道德精神和道德观念；二是制度化、法律化的道德规范。前者主要强调社会基本制度的道德合理性；后者则主要强调如何依靠制度的力量去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但归根结底，制度伦理建构的目的是要以完善的制度化、法律化道德规范引导人们尊老敬老，使人们自觉、自愿地赡老养老。制度伦理不同于仅有软约束功能的道德，它直接作用于人的行为层面，既有示范、引导、鼓励、褒奖，也有贬责、制约、惩处：既有软约束，也有硬约束；既有外在约束，也有内在约束；既有自律，也有他律。因此，它往往要比单纯的道德教育更为直接、根本，可操作性也更强。

（二）新模式的特征及机制

（1）特征

新模式的特点：要在道德伦理的基础上，结合法律体制和政府以及社会的共同力量解决当前农村家庭养老的问题，比如说一些激励机制、养老保险、社区服务以及志愿者服务等。

（2）原则

1）家庭养老的道义为法定的权利和义务。2）必须由原来的“崇老”转变为尊老敬老。3）现代意义上的家庭养老必须突破家庭的范围。4）家庭养老这不仅仅是儿女的义务，也应该是政府向国民必须提供的一种基本公共产品。

（3）保障措施

完善我国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基本思路是：以农村家庭为养老载体，辅之以社会养老保险，结合农村社区养老，提倡老人自养，开展志愿服务等。

1）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新风尚，建设社会主义孝文化，从观念上强化农村社会的家庭养老意识，形成敬老爱老的社会风尚

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我国农村养老文化的主导地位正受到威胁和挑战，外出打工农民受到城市青年人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及思想观念的影响，对传统生育和养老观念有了转变，如重经济利益，轻血缘关系的现象时有发生。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应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新风尚，努力建设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孝文化。具体来说，要切实加强以养老敬老爱老为核心内容的孝道教育，宣讲孝道的重要性和具体内容及要求。同时，农村基层组织和社区居民要对年轻人履行孝道的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对孝敬老人的典型应予以表扬，对不履行孝道的予以爆光和批评。通过孝道教育，从而形成敬老爱老的社会风尚。

2）法制建设，切实保障老年人权益

在传统的依靠伦理观念维系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很大冲击下，现代文明的发展要求建立起道德规范与法制规范相一致的约束机制。市场大潮冲击下的家庭养老不应只靠人的自觉精神维持，而必须纳入法制的轨道。家庭养老的法制建设计划应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加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为核心的法制体系建设；尤其要根据现在的养老形式对法律进行新的修订。比如说应该把“常回家看看”从修正案中真正的列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另一方面，要增强子女赡养父母的法律意识，提高其赡养父母的自觉性。法制是实现养老保障的重要保证手段，而中国目前为止尚无一部综合性社会保障法律，所以，尽快制定类似于农村养老基本法的《农村养老保障条例》，明确规定农村养老的基本原则、目的要求、形式内容以及权利责任，完善相关法规体系，是中国的农村养老尽快走上法制化的路径之一。

3）推行养老保险，缓解家庭养老的压力

家庭养老的优势在于能够满足老年人的情感需要，但由于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脆弱，给养老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带来沉重负担。因此，为了弥补家庭养老的不足，缓解家庭压力，应该在农村逐步推行养老保险。在农村推行养老保险，各级政府应成为保险投入主体，尤其是在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尤为重要。政府在农村推行养老保险，不可能替代家庭养老，是对家庭养老的补充。

4）发展社区组织，大力开展社区养老服务

家庭养老具有其直接性、稳定性、灵活性、经济性和情感性，但由于受家庭活动空间及家庭经济能力的限制，家庭养老无法全部满足老年人的需要。如老年人的医疗、文化、体育及娱乐活动等，单个的家庭提供不了。需要积极发展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组织，可以创办老年服务社，大力开展社区养老服务。如定期对老年人进行体检；举办老年知识讲座；举行老年人运动会等。通过这些活动，拓展老年人的活动空间，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从而实现社会养老资源的开发与整合。

5）创造良好条件，鼓励有劳动能力的农村老人自养

农村老人有勤劳的习惯，他们不安于享清福，希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一则使自己在劳动中找到乐趣，并消除孤独；二则可以为子女们分担和减轻经济负担。因此，鼓励农村老人自养既是解决当前我国农村养老资金不足的有效途径，也是满足老人需求的有效方式。农村各级组织应为老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创造良好的条件，实施优惠的政策，大力提倡和支持有劳动能力的老人自养。

6）构建激励机制，调动农村家庭养老的积极性

要调动农村家庭养老的积极性，还需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如对完全由家庭负担的老人，政府可根据农户中老人的数量和年龄，在经济上给以一定的养老资助和补贴，若老人体弱多病，可视病情轻重给予资金支持，按照新规定适当的实行高龄津贴等。另外，还可以给有老人的家庭政策上的优惠，包括在生产给予物资和资金支持、减免税收、授予荣誉称号；在城镇化、非农化过程中为家有老人的人员优先安排就业、优先解决住房问题等。通过这些激励措施，使养老者形成一种内在的动力，尽心尽力做好家庭养老工作。

7）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村家庭养老提供经济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虽有了较大幅度地提高，但整体收入水平还不高，尤其是人均现金纯收入水平不高，而农村家庭养老费用中的大部分需要现金开支，这就形成了农村家庭养老中收与支的矛盾。因此，就必须从根本上增加农民收入。从政府来看，应进一步扩大对农民补贴的范围，提高补贴的额度；实行价格、信贷、税收支持；引导非农产业支持农业，以增加农民收入。从农民自身来看，应通过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农业产业化、组织创新、发展非农产业等途径，提高收入。只有农民的收入有了保障，农村家庭养老才会有经济基础和保障。

8）开展为老志愿服务活动

大力发展为老志愿服务活动也是改善农村老人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如河南省杞县有一支“中华敬老孝老志愿者”队伍，积极开展“给孤老送温暖”活动，宣传教育群众十几万人次，帮助关爱老人500余人次，解决家庭纠纷300余起，很值得各地学习

三、新模式的效应分析

家庭养老这一社会现象也可以用经济学的交换理论来解释，按照斯密的经济学观点，社会中的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个人之间存在着一种互惠的交换模式，既在人们的交换中，双方都会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只有对等、互换，交换才能持续下去。社会学家霍曼斯把这些归结为一个价值命题，既某种行为的后果对人越有价值，他就越有可能采取该行动，反之，某种行为的后果对人没有价值，他就要避免这种行为。当然，人们视之为有价值的东西或在交换中看重的东西并非全是物质的，也有非物质的，如感激、赞赏等。我们也可以认为在父母和子女之间，也存在一种交换关系。父母抚养子女，子女成年后以赡养老人作为报答，但前者更容易。

（一）社会效应（或社区效应）

家庭养老新模式为构建农村和谐（或社区）提供精神动力。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职，那么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农村老人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子女的成长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如果家庭养老不能进行，对农村老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家庭养老是农村老人最普遍的养老方式，能满足老人的心理需求。老人不仅有物质上的需要，更有精神上的需要，需要在长辈与晚辈之间形成一种强烈的群体感情，构成家庭结构的向心力，形成一种牢固的家庭关系。

（二）成本――收益分析

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机构相比，成本低，效率高。因为它不需要专门的服务人员和特殊的场地。在农村，老年人可以不依靠他人的帮助，通过自我服务和子女的帮扶在家庭中进行养老，子女赡养老人的费用实际上是很低的，但是收益却很高。而且这种收益不仅是金钱上还有社会道德上的，使传统的养老道德孝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三）子女间的博弈

假如老人有两个子女，分别为A和B，父母的所有财产是m，照顾和抚养父母总共的成本是n，最后的财产是两个人平分。两个子女只有两种选择，我们来讨论一下。

第一种情况：传统养老模式。

如果两个子女都是理性人，先来分析A，若B养老人，A养老人得到的收益是m/2-n，如果A不养老人得到的收益反而是m/2，因为m/2>m/2-n，所以对A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会选择不养老人；若B不养老人，A养老人得到的收益是m/2-n，A不养老人得到的是m/2-n/2，因为m/2-n/2>m/2-n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会选择不养老人，总之，无论B是否养老人，A都会选择不养老人，因为此时的收益高。B也会得到相同的结论：无论A选择什么，B都会选择不养老人，此时的收益也是最高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最优策略就是（不养，不养）也就是说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必须建立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上的，在现在这样的形式下，如果仅靠道德来约束的话，将不太现实，因为人们的观念在变，所以必须靠依靠家庭以外的东西来约束或者叫外部性来约束。

我们在来看一下如果有社会参与进来的话，情况就完全变了。

现在的假设情况是，如果养老人政府会给予补贴，不养老人会给予惩罚。如果养老人，政府会补助c；如果不养，父母的财产不仅没有，而且政府还会罚c，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来看，分析图表如下：

按照上面的分析得出：无论对方选择什么，彼此都会选择养老人，因为此时的收益是所有情况下最大的，此时的最优策略变为（养，养），所以在家庭养老中政府应该适当的加入，才能更好的发挥家庭养老的积极性和优势。

四、简短总结

总之，在目前农村养老保障需求难以满足，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完善和强化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十分必要。通过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加快村域社区养老建设、法制建设计划、政府行动计划等措施，多管齐下，充分发挥中国家庭养老的优势，切实巩固农村家庭的养老功能。

参考文献

[1]徐忠芳.重构农村家庭养老模式[J].2006(10).

[2]王晓征.家庭养老在农村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价值分析[J].2009.

[3童欣.家庭养老方式的演变与选择[J].2006.

[4]穆光宗.家庭养老面临的挑战以及社会对策问题[J].中州学刊,199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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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福建省2014年教育厅社科项目“需求理论视角下离退休职工的文化养老研究”（JAS14192）;漳州市2014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漳州市城乡老年人文化需求及精神养老模式探析”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黎春娴（1978-），女，湖南汉寿人，闽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发展社会学、老年社会学、社会保障问题;徐继红（1972-），女，福建漳州人，闽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老年社会工作、社会管理。

社会资本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社会网络理论研究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自提出伊始，“社会资本”概念就以其丰富的学术内涵和强大的解释能力受到学者们的青睐，成为许多学科关注的热门论题和分析范式，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乃至历史学等等学科的专家学者纷纷用“社会资本”来解释各种社会、政治、经济现象。而这一理论工具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中国的社会文化中所强调的社会优先、个人服从集体、人际关系在社会交往和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等等，很容易和社会资本理论相契合。故此，本文尝试用这一分析框架对农村多支柱养老模式建构的社会资本因素进行分析，以期得出一些新的启示。

一、农村社会资本：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的一种解决范式

1.社会资本的概念。理论界普遍认为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最早提出了“社会资本”概念，并把它引进了社会学研究领域。他把社会资本界定为“现实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的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换言之，与一个群体的成员身份有关。它从集体拥有的角度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是为其成员提供获得信用的‘信任状’”。[1]随后，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的框架。他从功能角度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资本的定义由其功能而来，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提供便利。”[2]布迪厄和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的概念都是将社会资本理解为一种个人所拥有的资源。真正使社会资本的概念引起广泛关注的是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他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对社会资本做了这样的定义：“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3]这样，普特南在科尔曼等人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从个人层面上升到集体层面，强调的是集体行为或组织行为的重要性，强调信任、规范和网络的作用。接着，托马斯?福特?布朗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上逐一阐述了社会资本，将社会资本整合成前后一致、理论一贯的知识体系。布朗将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称为嵌入自我的观点，主要讨论的是个体通过社会网络（包括自我在内）调动资源的潜力。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称为结构的观点，主要讨论的是社会资本特定网络的结构化，该网络中的自我之间联系的定型，以及资源因其特殊结构而通过该网络流动的方式。宏观的观点称为嵌入结构的观点，主要讨论的是特定社会资本网络包含在政治经济体系中的方式，以及包含在更大的文化或规范体系中的方式。[4]布朗微观层次的观点是个人融入网络的产物，它以各种关系存在，包括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等等;在中观层次上的社会资本以各种组织制度、组织规范、习俗规则而存在，包含个人或集体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特殊位置而对资源的可获得性;在宏观层面上是指组织、社会和国家中某一行动者群体对社会资本的占有情况，包括了和谐的社会关系、有效的制度规范、普遍存在的信任等等。

从以上社会资本理论的代表人物对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来看，社会资本概念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内涵和外延。其在研究中国问题的适用性上，有学者提出，就中国而言，社会资本的研究势必走向西方话语与中国问题的统一，中国的研究者们在熟悉西方语境的条件下，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结合具体研究认识中国的社会资本是什么或不是什么。[5]中国社会尤其农村社会一向强调个人利益服从家庭利益和群体利益，村域中基于血缘、地缘和亲缘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是乡村各种资源配置的重要机制，农民对村域共同体具有强烈的认同和归属感，这些特征使得社会资本很容易在中国农村找到理论原型和经验证据。郑传贵认为，在中国，尤其是在农村社会，因血缘、地缘和亲缘等因素构成的关系网络，是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6]结合以上的分析，本文认为，农村社会资本就是在农村社区中，农民通过长期的相互交往在历史传统、文化习俗等价值观背景下形成的信任、互惠的代际关系和社区关系，以及围绕这种社会关系形成的社会支持体系。因此，农村社会资本有了三个层次，即文化规范层次、社会关系网络层次和社会支持体系层次。

2.农村社会资本与农村养老模式的逻辑关联性。“农村养老”，即对农村老年人的供养，使其能在年老时闲居休养。“农村养老模式”的内涵包含了以下几层意思：第一，谁来养老，即供养的主体是谁;其二，在哪养老，即供养的地点和住所在哪;其三，如何养老，即供养的质量和效果如何。当前中国农村养老从这三个层面上概括来说，主要是在家庭内由子女基于孝道的伦理要求进行的较低层次的供养，即家庭养老。家庭养老是中国农村养老的主要支柱。但在传统文化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家庭结构日趋核心化的转型时期，家庭养老的质量大打折扣。“421”的家庭结构模式使得家庭内部“重幼轻老”现象严重，老年人的经济能力也比较弱，传统的农村养老方式遭遇了现代化的困境。那么，解决当前农村养老困境，构建以家庭养老为主、互助自我养老、社会化养老、商业养老以及政府养老为辅的农村多支柱养老模式就和农村社会资本有了逻辑上的关联性。质言之，社会资本是解决养老困境、构建农村多支柱养老模式的重要途径。社会资本的大量存在是构建农村多支柱养老模式的重要前提。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文化规范资源，有助于减少和克服养老道德风险，同时有助于增强社区成员的认同、互助和共济意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或关系网络，有助于网络成员动员和利用各种社会资源;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支持体系，是体系内成员主动寻求与建构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社会支持的过程，这些为构建农村多支柱养老模式提供了现实选择。

二、转型期中国农村的社会资本分析

在中国农村，社会资本不仅仅包含基于血缘、地缘等关系形成的社会网络，体现支配着人们互动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态度、价值观等文化因素，也包含了人们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形成的信任互惠等行动能力，体现了人们获取资源的制度因素。农村社会资本不仅仅是农村社会的支撑制度，还是维系农村社会发展的纽带，是影响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1.伦理本位中的慈孝文化――文化规范资本。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首重家庭，因而，家庭在伦理本位社会中居于首要的位置。尊老爱幼、父慈子孝等传统道德规范制约着所有生活在“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中的人，“慈孝”便是做人的根本。我国的《宪法》也明确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这在国家制度层面上对“孝”提供了法律保障。百善孝为先，家和国昌盛。孝道是调节家庭代际关系、形成和睦温馨的家庭氛围、促进社会稳定和安定团结、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剂良药。虽然在现代转型时期，传统的孝道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几千年来形成的敬老孝道“植根于农民的社会性格之中，融于他们的血脉里，形成了他们独特的价值观和不可轻易改变的精神品格。事实证明，正是传统尊老文化对中国家庭养老模式发挥着强劲而有效的功能，和谐的家庭养老便成了农村老人几千年来一直固守的难解情结”。[7]家庭、家族、亲属等初级关系对于生活在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具有重要的生活世界的意义。对老人们来说，家庭是其为之付出了一生心血的情感所系，是他们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因此，家庭以及围绕家庭形成的夫妻关系、父子关系、祖孙关系以及各种亲属关系是老年人的情感依靠。家庭养老模式在物质支持、日常照顾、情感慰藉方面具有其它养老模式无法替代的优势。虽然中国转型期以来家庭模式以核心家庭为主、家庭内部的权威结构中家长权威旁落，但是绝大部分老年人仍然选择在家养老。现代社会的以“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不仅仅是要求子女在家庭养老模式中，对老人不仅有“物养”（即有地方住，有饭吃，有衣服穿）而且还要有“神养”（即要有精神供养，嘘寒问暖，聊天唠家常甚至送孙辈和父母团聚等）。笔者2012年对福建省农村地区的调研中看到，在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开支来源中，90%以上的老年人生活开支来源于子女供给，有些还有孙辈的“孝敬”。而老年人的生病照顾、日常起居和心理有不愉快后的倾诉对象大部分是配偶、成年子女及其配偶。这些都足以说明作为一个历经千年的伦理社会，孝道文化的传统仍然十分强大，依然是指导和约束当下农村养老的主流意识，仍然是家庭养老这一农村养老模式的主要组成部分的重要文化资本。当这种文化资本与其它的社会资本相互衔接和配合，即可在现实的农村养老实践中发挥重大作用，并极大地改善农村老人的养老保障状况。

2.民间组织的发展――社会组织资本。国外的研究经验表明，社会资本的产生和更新与大量的民间组织社会、组织发展有关，发展社会组织、民间组织有助于推动公民社会发育，进而促进社会资本存量的迅速增加，各种新兴的社会组织还能替代日见消失的传统的社会资本。在社会组织中，公民间的对话、商谈、组织和合作能找到有效的合作场域。传统农村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大部分的社会关系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核心的关系网络，相互之间密切联系的程度较高。家族、宗族、亲属关系以及邻里互助都是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亲帮亲，邻帮邻，自己人帮的是自己人”。由于长期的地缘交往因素，老年人对亲属、邻里有着天然的熟悉感、依赖感和归属感。因此，以熟悉感、信任感为建立基础的农村各种社会组织、民间组织（比如农村老年协会①、庙会乃至各种宗教组织）成为很多农村老年人寻找生活乐趣的主要场所。这些社会组织凑集各种社会资源组织文艺队、创办各种经济实体，把老年人的生活世界扩展至公共空间，不仅提供了老年人参与社会生活的平台，而且起着集体娱乐功能、帮困救济功能、社会舆论的控制功能和文化的传承功能等等。如在政府推力下迅速发展的老年协会，以其强大的连带性吸纳功能使其在农村的权威结构和集体行动的结构中具有较大的动员能力。胡宜、魏芬在湖北洪湖的调研发现，洪湖渔村老年协会建立并开展工作后，渔村老人的生活状态有了明显的变化。老年协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文娱活动，让全村的老年人都参加;还凑集资金对本辖区内的重病户老人、生活困难的独女户老人进行各种救济;并且对本区域内的虐待老人事件进行舆论谴责或直接调解。这些都促进了老年协会和传统的孝道伦理相结合，践行孝道文化，使农村老年人在获得“供养”的前提下，更能达成“孝养”的结果。[8]笔者在2012年福建农村地区调研中发现，福建农村地区的一些民间组织活动非常活跃，很多村庄都有祠堂管理委员会或村庙管理委员会组织，而且几乎每个行政村都有老年协会。这些群众组织或者民间组织积极开展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腰鼓队、大鼓凉伞队等等），还提供多样化的养老保障内容（支付老年人补助金、重阳节慰问金、高龄老人补助金等等），尤其注重农村老年人的精神保障，成为新时期农村多元化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

农村社会组织的组织资本的发展，又为农村养老体系的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即农村互助型自我养老模式。这种养老模式主要以农村老年人群体为主，在集体活动中寻找精神慰藉，它尤其适合于低龄、身体健康、子女不在身边共同居住的老年人。这种养老模式还可以挖掘低龄老年人的人力资本，变“被动供养”为“主动供养”，为更多的老年人服务，真正形成一种在传统社会差序格局基础上的信任和合作意识，也就是一种在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发展出的相互协作和互惠规范。互惠和互助规范的发展也进一步夯实了农村多支柱养老模式的社会资本基础。

3.新农保制度――支持体系的扩展。政府是社会资本的最大来源之一，政府的合法性和可信度对于社会资本的形成和增加至关重要。[9]在中国的国家政权组织体系中，乡镇是最小的一级国家政权形式。而在广大的农村社区，国家意志的贯彻是靠群体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进行的。在经济上，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得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和城市有着天壤之别。为了消弭这种制度性差异，在城乡统筹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框架下，我国政府进行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于2009年开始在全国10%的县（市、区、旗）试点、计划在2020年实现全国范围内全覆盖的新农保制度，让全国的农村老年人过上“有养老金拿”的日子。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新披露数据，截至2012年9月底，全国所有县级行政区全部开展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城乡居民参保总人数4.49亿，1.24亿城乡老年居民按月领取养老金。[10]新农保制度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三方负担的模式。相对于旧农保，新农保最大的亮点就是政府补贴，年满60岁的农村居民最低可以领取每月55元的基础养老金。近年来，国家财力不断增强，财政收入每年都增加1万亿元以上，增幅达20%以上。如果以当前1亿农村老龄人口为基数，由政府承担基础养老金，按每人每年国家支付2400元计算，仅需2400亿元，不到当年财政增长的10%。因此国家有足够的财力保证这项制度的贯彻和实施。当然，不同地区的补贴数额可能不一样，笔者在福建省的调研中了解到，最低的55元，最高的达300元。这笔钱虽然数量较少，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老年人的经济困境问题，但是每个月可领的养老金形成了对老年人日常生活有力的经济保障。据中国老龄委2002年的调查，老年人个人月平均生活费（不含饮食费）为102.10元，城市为145.13元，农村为58.14元。[11]农村老年人月消费额比较低。那么新农保中的最低55元的基础养老金在制度上能给老年人以较好的保障。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财政能力的增强，国家补贴部分还会相应的提高。这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最大的“利好”。在笔者进行的调研中，很多老年人表示“政府太好了，不仅不用交税，还拿钱给我们”“很满意，万一有什么急事还可以用，还可以存下来给孙儿”“每个月领的新农保金对我们的生活算是补贴，生活比较有保障”“至少买米的钱有了，不用找孩子们要了”等等。这说明新农保这个正式的制度资本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比较明显。总之，新农保制度的实施，使得农村老年人的社会支持体系从“家庭―社区”扩展至“家庭―社区―政府”。社会支持体系的扩展，有利于农村老年人从社会体系中获取资源，从而提高其养老质量和养老水平。

三、农村社会资本在农村多支柱养老模式构建框架中的作用

在农村构建多支柱养老模式的过程中，社会资本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还不能够为全国所有地区的每一位老人提供养老的所有资源，这需要农村社会具有一定的“自生产”能力，社会资本无疑是最好的“生产源”;另一方面当代社会发展也越来越依赖社会资本，对社会资本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综合来看，农村社会资本在农村多支柱养老模式的建构中具有如下作用：

1.增强互相信任的代际关系，夯实家庭养老的社会基础。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依托于地缘、血缘、亲缘关系的传统文化资本，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本道德规范，社会要求子女对父母应尽的义务，包括尊敬、关爱、赡养老人，为父母长辈养老送终等等。“百善孝为先”“父母在不远游”“厚葬久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耳熟能详的俗语警句提醒着人们要尊老、爱老、敬老。几千年来养儿防老的传统理念通过家庭代际关系模式体现出来。认为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社会中的子女在赡养自己父母方面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中国，是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育丙代，丙代又赡养乙代……即下一代对上一代都要给以反馈的模式，简称“反馈模式”。[12]由于传统的孝道，父母抚育子女，同时父母信任子女，相信子女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安顿好父母的晚年生活。信任是人们之间交往的基本前提，是个人安全感和幸福感的重要来源，也是社会秩序得以正常运转的条件。“信任的作用就像一种剂，它使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作更有效。”[13]传统社会资本的血缘亲缘信任，能让老年人感到欣慰和安心，从而有利于和睦家庭关系的建立，也有利于夯实农村家庭养老这一主要养老模式的社会基础。

2.培育农村老年人的互助互惠意识，促进互助自我养老模式生发机制。人是社会的人。人要在社会交往中体现自身价值。在农村社区中，存在着一种固有的农民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纽带，它是建立在某种共同情感、道德、信仰或价值观念基础上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以结合或吸引力为特征的联系状态，正是靠着这种联系，能够形成一种互惠机制，产生出一种亲密的社会关系，将之融入资源管理中，从而达成一种非正式的制约手段。[14]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和精神资源，有助于促进社区成员的认同，互助和共济意识。在邻里和社区交往过程中，由于有了一些社会组织和民间组织（老年协会、宗族组织等），村民尤其是老人通过社会组织所蕴含的参与网络参与各种集体活动实现良性社会互动，从而对整个村庄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加强。这种社会组织具有强化社会联系的凝聚功能。由于它们来自于农民群体，又服务于农民群体，为老年人提供了沟通、交流的平台和渠道，促进了和谐邻里关系和社区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这种天然的“地缘亲和力”在老年人与老年人的社会交往中得到升华，形成一种互助互惠的社会氛围，有利于在农村形成互助自我养老型的养老模式。

3.增强老年人经济独立性，提高社会养老、商业养老模式的可行性。经济福利是公民个体最基本的利益需求。在家庭养老还是国家养老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上，我国长期实行的是“剩余性社会福利”政策。历史上的很长时间，老人养老被视为是家庭的责任，因为家庭生活是一个纯私人领域，政府不应该侵犯。只有当家庭生活受到破坏，无法实行家庭养老时，才会通过政府或者非政府的机构介入。因此在农民千百年的集体记忆中，国家一直在农民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即使有农村“五保制度”但也是村集体的力量，而且保障对象是农村里面的特殊老年群体。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尤其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后，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被纳入了国家福利体系中，成为了“每月有养老金可领”的公民。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务农”是其一辈子的职业。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体机能的衰退，老年人只能慢慢地退出劳动领域。对子女和家人的依赖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强。新农保实施以后，年满60岁的老年人均可按月领取55元的基础养老金。55元的养老金让老年人有了一定的经济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其经济独立性，减少了对子女的依赖性。“经济独立才是农村老年人晚年幸福的首要条件”。[15]社会养老保险是提高老年人经济自立能力的重要手段，有利于农村养老问题的缓解和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提高，早日达到联合国提出的独立、参与、照顾、自我实现与尊严的老年人生活目标。特别是老年人有了一定的固定经济来源，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符合自己情况的养老模式，或者进入养老机构养老或者社区养老或者商业养老。

结语

社会资本是一种需要积累和培育、也可以积累和培育的资本。在农村社会中，我们要大力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培育一种充分信任、公平公正、互惠合作的规范理念，从而提高农村社会资本的存量;加快和推进农村民间组织社会组织建设，构建农村老年人参与网络社会资本的新载体;切实落实国家旨在改善农村现状、提高农民福祉的社会政策，扩展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体系。在这样的社会资本结构中，老年人作为一个行动者，不仅能从社会文化、社会制度中寻找支持的力量，从参与、交往中提升自己获取资源的能力，而且能从互惠、合作中赢取养老的精神支援，从而促进农村家庭养老、互助自我养老型养老、社会养老和商业养老的多支柱养老模式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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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养老是一种全新的养老模式，是对当前家庭养老和社区养老的有效补充。自2008年河北省肥乡县探索出以互助幸福院为主体的互助养老模式后，七年来，这种养老模式得到了政府和农民的大力支持，截至2015年，在我国的覆盖率已达40%以上。同时，在实践这种养老模式的过程中，全国各地纷纷将其与当地实际发展情况相结合，创造出当前互助养老的四种主要模式：肥乡互助幸福院模式及其翻版、结对组圈式、据点活动式和时间银行式。但由于“陌生人社会”互助和自助的难度更大，所以后三者的推广程度均没有“肥乡模式”成功。

无论哪一种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政府都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经济上，政府投入了一定的资金支持。以河北省为例，对于互助幸福院的建设，县财政会给予一次性配套资金2.5万元，以配置卧具、炊具等生活必需品，平时给予运行补助，标准为每20人每年给予5000元补助，每超10人加1000元。在政策上，各地政府都曾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支持农村互助养老的建设和发展。在设施供应上，地方政府积极帮助各乡村进行新房屋建设或闲置住房改造用于互助养老。据统计，截至2013年底，仅河北省肥乡县政府就帮助当地村民建设互助幸福院240家。截至2014年底，全国范围内政府共提供互助型的养老设施40357个。总之，政府在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实践和推广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

二、解决政府责任不到位问题的对策建议

1.加大政府对互助养老模式建设的财政支持，因地制宜，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互助养老作为公共养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需要政府以直接补助、项目经费等不同形式向这些组织注入资金，逐步扩大农村养老服务资金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同时，在资金拨付过程中要避免“公平主义”，具体数目应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村集体经济收益状况和当地的人均收入水平等实际情况而定。对于经济条件较差的地区，由于村集体没有足够的能力，所以要加大经济补贴力度，鼓励社会慈善机构及爱心人士捐赠；而经济条件一般的，补贴力度适当减小，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对于经济条件较好的，要侧重政策方面的支持，倡导村集体自筹资金，必要时在进行适当补贴[1]。

同时，要加强相关部门的合作，避免重复帮扶。农村互助养老的资金困境主要表现在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或修缮以及维持生活的一系列水、电费用。针对这两个主要方面，相应的政府职能部门要分别做好补助工作。对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修缮，可以通过协调残联、发改、住建等部门使用相关资金统一投入解决；对于维持生活所需的水电暖、交通、通讯等一系列费用，可以协调有关机构将其纳入专项资金范畴。通过将帮扶任务分派给不同部门，专项专管，实现资金扶持到位和避免重复帮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2.相关政府部门要加快对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具体内容的法制建设，增强制度性和规范性，提高立法层次。

针对当前农村互助养老的实际情况，结合实践中已有的经验，可由相关部门在相关法律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农村互助养老的性质、地位，规范农村互助养老机构的设立条件、程序、内外部管理和法律责任等，使这些机构在特殊情况发生时能够依法合规处理。同时，要积极构建对农村互助养老的政策支持体系。对于在资金、服务、人员等方面为该模式的发展提供帮助的企业，要对这种企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税收优惠条件和扶持政策；对于促进该模式发展的单位和个人，相关部门要对其进行奖励和表彰，以此带动更多的社会资源注入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中。

3.政府应努力承担起改善农村互助养老的基础环境和基础设施的重要责任。

政府可以通过降低财政补贴门槛，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为环境和设施的改善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在改善老人居住环境的同时要改善周边的交通、医疗等公共环境；因地制宜，根据当地老人的实际需求和个性化特点来提供相应的养老服务和养老设施，对于生活中长期失能的老人，可以自由入住或安排集中入住，由专业人员进行照顾；对于日常需要照顾却又不愿离开家的老人，可以通过协商获得上门服务。

4.政府部门可以设置多重量化标准，改变考核偏好，建立群众评价机制与反馈机制。

在原来注重数量的考核标准下，引入有助于提升农村互助养老质量的内容，拒绝以数字对应政绩的做法，建立综合性的基层政府政绩评价方式。同时，由于农村互助养老的参与主体为农村居民，所以应该将话语权交给民众，政府部门要认真分析考虑村民的反馈内容，鼓励更多村民自觉监督互助养老的实际效果，举报面子工程的相关负责人，减少甚至杜绝面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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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养老保险；研究；改革；模式；制度

我国农村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农村原有的养老保障体系正在被打破，而新的保障体系尚未形成，农村大部分老年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他们成为整个社会中最边缘化和最弱势的群体之一，这个群体的规模越来越大，已经开始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和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

（一）农村养老保险发展现状评述。1992年《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广，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问题。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小，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截至2006年底，全国参加各类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为5，374万人，其中东部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已超过60%。参保人数比2002年的5，462万人有所下降。目前，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滚存结余310亿元，分散在1，905个县市。

2、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险功能正在不断削弱，家庭养老面临挑战。主要问题：一是农村家庭规模缩小、核心家庭增多、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二是农村大量的年轻人进城打工，代际不平衡严重。迫于岗位的竞争压力，忙于工作和事业，这些人无暇顾及老人；同时，这些青年夫妇较重视子女的教育和成长问题，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向独子或独女倾斜，产生了“重幼轻老现象”，对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和实际的生活质量都产生了负面影响。三是老年人平均寿命延长，患病率、伤残率上升，自理能力下降。这一切必将加大家庭的负担，也必将加剧年轻人消极赡养老人现象的增加。

3、农村养老难于完全依赖土地保障，但土地对于多数农民来说仍然是重要的生产资料。调查显示，目前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中，大约40%来自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1/4左右来自劳动收入，来自转移性与财产性的收入约占纯收入的5.7%。由此可见，来自土地的农业收入已难以保证农民的基本生活，以致养老更是奢望。而且现在土地对于多数农民来说仍然是很重要的生产资料。城市化的迅猛推进使得许多农民的承包地被大量征用，农民所得到的只是极少的土地补偿费。所以，完全依靠土地来养老的选择也是不可行的。

4、老龄化加快。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和农村劳动力的输出，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人口进入城市，年龄结构出现“两头大、中间小”的局面。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农村已出现家庭小型化倾向，农民养老问题日益严峻。据2005年底开展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统计，全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0，045万人，其中农村约占老龄总人口的68%；中国农村平均家庭户规模降到3.27人。

(二)早期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地区改革。截至2006年底，全国1，905个县，5，374多万农民参保，还不到应该参保农民总数的8%，仅有310多万参保的农民领取了养老金。积累保险基金310亿元，这些农保总体上属于早期农保性质。总的来说，早期农保试点工作不成功，陷入僵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覆盖范围小，发展严重不平衡。已经筹集的农保资金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发达省市，多数地区难以为继。从基金规模上看，排在前五位的是江苏、山东、上海、浙江和北京，这五个省市的基金共计221亿元，占全国农保基金总额的71.3%。

二是管理体制不顺，“民政不管，社保不接”。尤其是在中西部大多数省份，农保管理体制至今仍没有理顺，运作也困难重重，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在全国1，905个农保试点县中，多数地方的农保机构还在民政部门，农保在省级已经移交而市县没有移交，依然处于“民政不管，社保不接”的局面。与此同时，很多内地和西部省份“清理整顿”的一个通行的做法是简单退保。　三是基金分散，管理存在流失和损耗现象。目前，全国310亿元农保基金分散在1，905个县市。由于管理体制不顺，全国清理整顿农保后，农保机构和人员的办公经费、工资多数没有纳入财政预算，挪用农保基金发工资的事情相当普遍。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05年全国31个省份中，涉及1，905个县、2.6万个乡镇，农保系统大约有干部近1万多人。

四是老年受益保障不能兑现，保障水平低。很多参加早期农保的农民在年龄达到60岁后，每月领取以前规定的养老金的承诺不能兑现。

二、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采取个人、集体和国家等多方出资筹集养老基金并为老年人提供经济帮助和服务、保障其基本生活的一项制度，并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养老金还会相应增加。该制度的新颖性，首先在于各级政府和村集体逐步加大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支持和投入力度，每年安排专项资金对参保农民进行补贴，建立农民参保补贴制度。本文以成都为例，鉴于目前成都各区、市、县经济发展水准不一样、政府财政负担能力不一样、农民基本生活水平也不一样的状况，成都于是按照一二三圈层分类划档逐步推进全市农村养老保险。

（一）从远郊区县——都江堰和金堂县来分析。金堂县从2007年6月1日最先按规定开始在三个乡镇进行农民养老保险试点，9月1日在全县全面推开农民养老保险。2007年全县GDP为79.1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690元。都江堰市从2007年8月初开始，分别选取了胥家镇、崇义镇各两个村进行农民养老保险试点。2007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16.2亿元，农民人均收入从2001年的3，096元增加到2007年的5，300元。两地属于成都市第三圈层，经济实力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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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呼图壁模式；农村；养老保险

中图分类号：F840.61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8-0082-02

养老保险证质押贷款1998年首创于新疆呼图壁县。这种贷款不但有效拓宽了农户的融资渠道，解决了养老基金增值难题，而且还同时满足了农户眼前的资金需求和未来的养老保障需求，被称为“呼图壁模式”。2007年4月国家发改委指出：“2006年以来，在总结完善新疆呼图壁县经验的基础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证质押贷款项目已经推广到四川、江西、内蒙古、安徽等地区，成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创新的重要取向。”因此，深入研究养老证质押贷款，对促进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呼图壁模式”简介

新疆呼图壁县养老证质押贷款模式：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民，在生产生活等方面需要资金时，可用自己或借用他人的社会养老保险缴费证作为质押物，依据一定程序到指定的银行办理委托贷款，保险证作为质押物交由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下文简称“农保办”）占有。贷款利率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相同，贷款额度为个人养老账户中个人缴费金额的90%，贷款期限一般为一年。社保证质押贷款款项来自农保办存入银行的农保资金，质押贷款利息属于农保办，并完全进入农民个人养老账户长期滚动储备。农保办按委托贷款利息收入的1.5%向受托银行支付手续费。农保办在农民无法归还借款的情况下，可根据农民的要求退保或用被质押养老证的余款核销顶账，受托放贷银行不承担贷款风险。

2008年，新疆呼图壁县“农保办”首创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呼图壁模式”入围第四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它有效地解决了这个最棘手的问题，在全国各地农民养老保险普遍陷入困境、农保基金流失的前提下，让身陷囹固的农村养老保险事业看到了新的希望。

二、“呼图壁模式”已取得的成效

1.农户获益。保险证质押贷款解决了农民缺乏贷款抵押品的问题，满足了农民生产、生活的资金需求，改善了农民贷款难的局面。截至2005年6月末，呼图壁县共有1 397位农民用保险证质押取得了贷款。单笔贷款金额为1 000元~30 000元不等，累计质押贷款金额697.15万元，占农民参保资金总量的55.3%。

2.农保基金保值增值。据新疆呼图壁县农保办提供的数据资料显示，截至2007年7月7日，呼图壁县累计1 937户农民用养老证质押贷款，累计质押养老6 764本，占参保总人数8 695人的77.7%，质押贷款金额1 080.56万元，占农民参保1 280万元的84.42%。从还款情况来看，2007年7月7日，99%的贷款户均能按期息，少量延期还贷，没有出现一户因不归还贷款导致养老金被扣减甚至养老证被核销顶账的情况。呼图壁模式使农保基金从1998年起平均年收率高达8.28%，超出政府对农民承诺的养老金复利5%的个人账户年计账率和计发率3.28百分点。

三、呼图壁模式的优势

（一）委托质押贷款具有多重功效

1.拓宽了中低收入农户的融资渠道，缓解了他们春耕生产的燃眉之急。要搞好春耕生产，首要工作是要筹集到足够的春种周转资金，这对于大面积种植棉花的呼图壁县农民来说，显得尤为紧要，相对而言，贷款农户有较高的贷款需求，但商业贷款信用却有限，商业融资往往难以完全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而养老保险证质押贷款的开展，为这部分人开辟了一条有效的融资渠道，大大缓解了贷款农户春耕生产的燃眉之急。

2.培养了农户的资产意识、诚信观念和理财能力，促进了家庭、社区的和谐。养老保险证质押贷款的突出特征是出质人与借款人分离，即借款人既可以用自己持有的养老保险证质押贷款，也允许借用他人的养老保险证质押贷款，作为质押物的养老保险证，在参保农户之间可以相互借用，这一独特制度设计，对增进农户的家庭关系、社区关系乃至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均具有重要作用。

3.贷款农户支付的利息在保障农保基金稳定增值的同时，也使此项制度在财务上可持续，如此实现的良性运行是自营质押贷款所不具有的。

（二）符合参保农民的切身利益和建立农保制度的精神实质

作为一种商业贷款行为，农户如果不能按合约归还贷款，银行有权用被质押养老保险证的余款核销顶账。若果真如此，损失最大的是参保农民。实际上，此举也不符合农保制度建立的初衷。由于自营质押贷款，主导方是商业银行，基于市场原则，农户无法归还贷款，强制退保、实现债权是必然的事。而委托质押贷款则不同，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农保机构，在农户确实暂时无力还款的情况下，普遍的做法是：先允许其延期还贷，若确实还贷无望，再与农户协商作退保处理，多退少补。

（三）形成了本地财富与农户财富利益关联、循环积累的机制

按相关规定，农保资金只能存入银行或购买国债，而存人银行或购买国债都可能使本地资金外流。而社保证质押贷款制度则把取之农民的资金返贷给农民，让他们有权直接参与农保资金的支配和运营。这种独特的自我融资方式促成了农户资产与本地财富积累的利益关联，形成了农村财富积累立足于本地循环的机制。这也是自营质押贷款所不具备的。

四、呼图壁模式推广中的建议

“呼图壁模式”的试点虽然卓有成效，但要真正实现从一县走向全国，制度层面的规范不容忽视。

1.设立专门机构。“呼图壁模式”所推行的养老保险证质押贷款项目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首先要通过经办机构的基本审核，包括借款人资质和借款事项，对符合条件的，依照具体程序和规定再到银行等相关部门办理借款手续。这些工作不同于与传统社保办的基本工作，需要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来办理，在具体的操作上可遵循渐进原则。先是在原有的社保办内部成立专门的部门，培训专业人员，然后根据实际需求进一步扩大规模甚至完全独立出来。

2.赋予个人养老金账户更多的发展功能。要成功实现上述转换，关键一点是把农民的“名义”账户实体化，即强化农民对个人养老账户资金的控制权和选择权。为稳妥起见，个人账户的权限扩张应遵循渐进原则，并辅之于教育和培训农民的过程。此外，对资金投资取向，政府应有所规限，如仅限于发展生产、子女教育、疾病治疗等若干个事关农民生存和发展的重大事项，以确保农民养老保障目标的实现。

3.设定合理的还款期限。对于还款期限可以统一定为当地农业生产周期的3倍，比如新疆就可以定为三年。虽然贷款期限是三年，但若农户资金充裕就可提前还贷。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减少了农户前往县城农保办办理延期还款手续的次数，同时也减少了农保机构的工作量；二是贷款利率按三年期银行贷款利率执行，高于三个月或者是半年这样的短期利率，增加了农户的融资成本，这样就会激励农户加快养老金的增值速度。

4.严格监管制度。在保证养老保险基金的专户存储、专款专用的前提下，建立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全方位监督体系，从体制上严防经营的道德风险。同时，建立定期信息披露制度，定期公布养老保险证质押贷款的人员名单、贷款数额、贷款期限、贷款利率，到期贷款利息等相关信息，做到透明、公正、公平。

5.完善养老保险证质押贷款的配套政策。目前呼图壁县贷款农户主要采取“以商业贷款为主，以质押贷款为辅”的组合模式，但在意愿上，多数贷款农户更倾向于使用养老保险证质押贷款融资。造成贷款农户行为与意愿上存在明显反差的重要原因是，参保农户持有的养老保险证少、面值小、所贷款项不够用。因此，重新启动农保业务，鼓励更多农户积极参保，努力增加投保金额，是有效拓展养老保险证质押贷款发展空间的强有力手段。

中国正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城乡生产水平、收入水平差异巨大。农村、农民、农业合称的三农问题正逐渐成为社会各种矛盾的集合体，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由于“呼图壁模式”一方面解决了农户融资无有效抵押品的难题；另一方面又极大地增强了农户对社会养老保险的投保积极性，并且可使养老基金得到稳步快速增值，保证了中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所以，随着中国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全面建立和农村最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呼图壁模式”必将对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的发展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呼图壁县人民政府.申报第四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材料[Z]，2007-07-07.

[2]张晓莉，孔令英.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呼图壁模式”的推行困境研究[J].农业经济，2009，(4).

[3]马忠.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证质押贷款模式选择[J].新疆财经，2008，(1).

篇7

一、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融资模式现状

目前，世界各国主要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筹资模式有：现收现付制、完全积累制和部分积累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人口结构老化和失业率提高的趋势，实行现收现付制的大多数世界工业化国家都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改革――从现收现付制向积累制过渡。

《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规定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险资金的筹集坚持：以“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支持”的原则。但是现实的发展却名不符实。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乡镇企业发展落后，集体根本无力或者不愿意提供补助；即使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由于农村承包制的实行，集体积累越来越少，集体补助能力大为减弱。所以，目前农村养老保险实行的完全是个人积累制，是一种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相区别的专门制度，不具备统筹共济的性质，有悖于社会保险的社会性和福利性。虽然完全积累制有着其内在的优点，这种制度通过预提保险基金将劳动者本人在职劳动阶段的部分收入转化为退休时期的养老保险基金，它可以保证未来的支付、还能为经济发展积累资金、也不会引起代际转嫁负担的矛盾。这也是许多国家进行改革的重要原因。但是现在重新审视这一筹资模式，不难发现，这种筹资模式存在着弊端。

其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缺少社会统筹部分，不能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目前，农村养老保险实行的完全是个人积累制，有能力参保的都是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户，而经济实力弱的农户根本无力参保，“保富不保穷”的制度失去了建立社会养老保险的真正意义。其二，随着农村养老保险不断的发展，资金积累越来越多，国家承担的风险也越来越大。由于我国的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是以县级管理为单位，实行专款专管、专款专用。随着资金积累越来越多，首先，增加了资金被挪用的风险；其次，由于资金的基数大，保值增值难度大，尤其是难以抵御通货膨胀的侵蚀，影响未来的支付。其三，近年来，农民工的不断涌现，他们在城镇和农村之间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现行的农村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在模式上存在着一定的区别，这些人的养老问题得不到妥善的解决。

二、对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融资模式现状的几点建议

我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问题已成为社会的焦点，针对此问题已有许多的专家学者提出了对原有的制度设计进行改善、调整、创新的方案。但是我个人认为问题的关键还是在养老保险的筹资模式上，如何解决当前的筹资模式上的问题，使其既能保证农村老年人“老有所养”，又能促进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其一，实行“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它既引进了个人账户储存基金制的机理，积累基金建立在个人账户的基础上，同时又保持了社会统筹互助调剂的机制。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养老保险覆盖面过窄的问题，农村真正需要保障的农户的养老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其次，实行部分积累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现行完全积累制的资金的基数大，保值增值难度大，难以保证未来的支付的负担。最后，它创造了农村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衔接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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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智利模式；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保险基金；基金管理

1 “智利模式”简介

智利模式的基本内容，是以个人资本为基础，实行完全的个人账户制，将个人工资总额的10%存入个人账户并进行积累，并且交由私营机构投资管理，最终个人账户中积累的储蓄及增值收益作为个人养老金的资金来源。

1.1 养老基金的筹集方面

智利实施的是政府立法和监控，民营机构具体操作，个人账户强制储蓄，政府承担最终风险。保险费完全由个人负担，雇主不承担缴费义务。雇员按月缴纳养老保险费(月工资的10%)，缴费金额全部记入养老金的个人账户。

1.2 养老金的管理和运营方面

智利的基本做法是，由多个竞争性的私营养老基金管理公司(AFPs)来负责个人账户养老金资金的管理并进行市场化的投资运作，利用投资回报收益使养老基金升值。

1.3 养老基金投资监管方面

智利政府采取严格的数量监管模式。同时，为了保证养老基金的安全，政府成立养老金管理公司总监署(SAFP)来管理各公司的运营状况。

2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及基金管理状况

目前我国的农村养老方式主要依靠家庭养老，同时辅助于“五保”制度。从全国各地试点的新办法与传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监管制度实施方案比较来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监管原则明确、模式统一，新制度已经较原有监管制度有了显着的有效性和先进性。但是，它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管理不够规范、监管缺失、基金保值增值方式单一、法律制度不完善等方面。

3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存在的问题

3.1 养老保险基金被挤占、挪用，造成基金流失

养老保险基金、待业保险基金必须专款专用，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都无权挪作他用；国务院也多次明文规定不得挪用社会保险基金。

3.2 预筹积累为特征的储蓄型保险制度导致养老基金互济性差

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个人缴费为主，集体经济予以适当补助，投保对象平等享受集体补助；与城镇养老保险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并不具有互济性。

3.3 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渠道单一，保值增值能力差

个人账户基金的投资收益率将直接影响到个人未来养老金的给付，影响到老年人的生活水平。积累制养老金制度下形成的巨额个人账户养老基金将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风险和经济增长风险。

4 “智利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4.1 政府在投资运作中的作用发生转变

在公共养老保障体系中，政府由直接包办养老基金投资运作转为由专门的投资管理机构负责基金的投资运作。政府职能转向投资运作的监督和管理，养老基金的行政管理和投资管理适当分离。这是一个基本经验。

4.2 不同类型养老保险基金应该采用不同的管理模式

个人账户基金属于基本养老保险范畴，应该实行政府机构管理模式。但应该与统筹账户基金的管理完全分开，以有效避免个人账户资金被统筹基金挪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是由全国养老保险基金理事会统一负责筹集的，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进行管理。补充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可以建立独立的补充养老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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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着广东省农村老年人口的增加，一系列农村养老的问题日益凸显。本文是结合广东农村老年人口数目庞大，分布不均，经济水平差异大等实际情况，分别从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机构养老服务滞后以及养老保障制度不完善等几个方面，深入分析农村养老目前的困境，并就此提出多元化养老模式，引入社会养老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老龄化；农村养老；社会养老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11-0112-02

基金项目：2012年广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115412001）

一、目前广东农村养老的现状

1.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仍是广东农村养老的主要方式

当前，中国农村的养老仍以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为主。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是以孝为核心，以家庭为单位的[1]。广东省各地农村合计超过75%的农村老人是与家庭成员一起居住，机构养老方式所占的比重不足10%，而表示愿意选择这种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的农村老人约占调查人数的64%。儒家思想中“孝”文化的影响，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已在我国有着长久的发展历史和深刻的社会影响。广东广大农村地区深受岭南文化的影响，其家庭、宗族观念较深，宗族社会特征仍有相当的遗留。在宗族社会中，长辈通常是处在非常高的地位，倍受后辈尊重的[2]。因此，广东农村地区选择家庭养老具有广泛且深厚的文化基础。

2.城市化进程中，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越来越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速度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从农村走向城市。鉴于城市的生活成本高，老人环境转变的适应能力差等原因，很多老人都只能留守农村。广东65岁及以上的空巢家庭户比5年前上升了2.49个百分点。很多老人由于得不到子女的照料，容易产生突发性疾病得不到及时抢救等安全问题。另外，农民价值观的多元化使孝道观念逐渐淡薄，缺乏与老人情感上的交流。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水平非常低，加上农村的娱乐设施建设不够，更多时候他们面临的是孤寂，使得老人容易产生孤苦、自卑、抑郁等消极情感。

3.社会保障水平普遍低下以及地区和城乡之间的差异较大

2013年广东省农村居民低保补差是102元，农村的农民基础养老金是65元。也就是说，一个不是企业退休的职工也没有缴纳过养老保险的60岁老人，也就享受不了其他的养老待遇。2011年，全省农业户籍总人口为4111.72万人，建制镇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人数有1300多万人，不足农业人口的32%[3]。相对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省内各地的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均较为低下。据统计，到2009年，广东符合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民有2300多万人，全省仍有大量农民没有纳入养老保险的范围。并且，粤东、粤西、粤北和珠三角地区农村的社会保障水平高低不一致，养老待遇差别大。一个地方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经济发达地方的养老保障水平通常比欠发达地方的高。2013年广东省统计年鉴显示，2012年珠三角农业人口人均纯收入：14892.49元；东翼为8543.92元；西翼为9480.45元；山区为8632.40元。珠三角地区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其他几个地方的。

二、广东农村养老的面临的困境

1.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在弱化

当前，广东省农村出现了一些厌老、弃老、不养老的现象，造成很多农村老人的养老得不到保障。家庭养老功能在日趋弱化[4]，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孝文化的缺失。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观念的冲击，其孝道观念逐渐趋于淡薄，随着城市化进程发展，很多农村年轻人为求自身的发展，离乡进城，造成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缺乏感情交流，家庭代际和谐关系受到严重的影响，依靠亲情纽带维系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困境。二是家庭规模小型化和家庭结构核心化。在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同时，家庭规模逐渐小型化、家庭结构逐渐核心化，普遍呈现“倒金字塔”的结构现象，使农村家庭养老的困难程度大大加深[7]。这种现象带来的直接效果是供养父母的生活来源减少，子女的经济负担加大，家庭养老难以持续发展。

2.广东农村机构养老的设置及服务滞后

一方面，广东省农村机构养老设置的供需矛盾突出。2011年，全省每个建制镇养老院、敬老院、福利院为1.54个，共收养人数4万多人。但是，广东省老年人口就有 1048 万人，机构养老床位数仅仅占老年人口的 1%，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至 7%，也落后于全国平均 1.6%的水平，养老服务机构的供需矛盾突出。造成目前这种情况的主要因素在于机构养老的经营成本高，政府无法支撑在大范围实行机构养老，造成养老院、疗养院等养老机构的数量有限，床位紧张、机构护理人员的素质不高，专业水平不足。另一方面，老人对机构养老服务的质量表示不信任，不愿入住养老机构。由于机构养老资金筹集途径不畅，导致农村的各种养老院、敬老院基本处于资金短缺、护理人员不足、床位空缺等的尴尬局面。此外，很多老人不愿割裂亲情，舍弃家庭，而偏爱传统家庭养老，认为机构养老缺乏亲情，使老人没有归属感。总之，从目前广东机构养老的现状来看：养老机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适应市场能力较差，高投入、低产出问题普遍存在；服务内容不够丰富，服务专业化水平较低；养老机构总量不足和局部过剩问题并存等等[5]。这是很多老人不愿入住养老机构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一个普遍存在养老院体系的通病。

3.广东省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不完善

当前，全国城乡养老保险工作尚属起步阶段，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和制度的衔接等都还需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在制度衔接上主要表现为：一是衔接政策相对滞后。二是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三是制度衔接与城乡居民的期盼存在差距。2012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公布的《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公开征求意见，作为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棘手难题，城乡养老保险的制度衔接将迈出关键一步。次年9月16日，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布《广东省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办法》。其中，将原参加新农保和城居保人员统一并入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或城居保的缴费年限累计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等明文列出。并明确表示，建立健全全省统一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信息管理系统，纳入社会保障信息管理系统（“金保工程”）建设，并与其他公民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但是，因为城居保和新农保两种制度在经办机构、资金筹集、资金来源、缴费主体、缴费方式、养老金给付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这需要我们在实现城乡衔接转换过程中不断的改变和尝试中慢慢完善的。

三、广东农村养老问题的对策

1.改变单一传统家庭养老格局，发展多元化养老模式，引入社会养老模式

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昔日单一的家庭养老模式在农村老人群体中凸显的问题日益增多，探索新的养老模式以适应社会的发展是一种需要，更是一种必然。在我国，以家庭为主的养老模式还会持续很长时间，社会化养老正在兴起，这是我国养老模式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在巩固和发展家庭养老的同时，也要发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化养老方式，在整合中不断发展以家庭为养老载体并辅助于多种方式的农村养老模式。2013年初，在江门鹤山桃源镇三富村开始在村内试点新型居家养老，就近为家境困难的老人提供免费的午、晚餐和日托、夜托等服务。三富村居家养老资金来源是以当地社会慈善资源为主，辅之以政府的支持。三富村居家养老服务的范围将逐步扩大至村内所有有需要的老人。对于这部分老人，将实行“政府补一点、邻里互助会出一点、老人家自己给一点”的方法，打造出一个完整的三富村居家养老体系。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的区别在于承担养老责任不同。老龄化背景下，我们不仅要关注城市老年人养老问题，更要把视线深入老年人口数量庞大的农村，我国农村老人养老问题关系到老年人的生活境遇、未来农村发展、社会的公平正义及稳定，必须引起重视。社会养老具有再分配功能，从而有助实现社会范围内的公平化。

2.引入市场机制，减轻政府财政压力，推广社会养老

转变政府管理职能，让政府从直接的养老服务提供者的角色中剥离出来，强调对养老资源的合理配置，重点履行监督职能，而具体的养老服务的提供交由民办。市场手段是一种竞争手段，引入市场的手段来提高养老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构建起新型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养老服务模式。由于农村在经济发展和开放程度等方面都落后于城市，所以需要寻求一种适合农村当地的养老模式。部分经济较发达农村可实行农村社区照顾养老模式，该模式以家庭供养为核心，居住在家为表现形式，社区照顾为关键。[6]在农村，发展社区照顾养老不仅具有现实基础，而且有利于形成农村社区管理和农村养老相互促进的机制，因而是解决当前我国农村养老需求和供给矛盾的有效方法。经济欠发达地区局限于其交通、基础设施的不便，把老人聚集一个区域内进行养老的方法不可行。全民养老的基础是脱贫，因此，政府必须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做好低保工作的同时，也需要做好扶贫工作。

3.完善社会保障网络，将农村养老服务业产业化

目前，农村养老工作重点在于建立和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救助制度，给最需要扶助的老年困难群众切实的援助，缓解农村老龄化问题，与农村医疗制度一起为我国农村地区的庞大群众编织起真正的“社会安全网”[7]。政府加强指导和扶持力度，把老年人需求的满足程度和服务供给的有效程度作为衡量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指标，给予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设经费和运营经费补贴；将居家养老服务人员列入社会公益性岗位；对社会捐赠给予税收减免。利用社区服务网络，积极挖掘社区人力物力资源，创造了“社区福利居家养老标准化服务模式”。只需要拨通24小时值班的热线电话，就可以立刻得到自己所需要的生活服务。以中低成本、适宜技术、优良服务为目标，形成以农村青壮年妇女为养老护理员的人力资源队伍，将农村养老服务业构建成一个专业化、职业化和半职业化的新型的社会服务产业。

参考文献：

[1]广东统计年鉴-2012[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2]田丽媛.农村家庭养老中的孝文化缺失解析[J].当代青年研究.2012，（10）：64-68.

[3]钟建华.当前农村养老的困境与对策[J].探索.2012，（04）：155-157.

[4]张艳.我国农村老年保障制度变迁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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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模式；农村养老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12-0018-05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是每个国家、地区所必须经历的过程，是人类所无法抗拒的。老年人数量的增加、占总人口比重的上升都会引起很多社会问题。最为明显的就是家庭。家庭是社会最小的单元，只有每一个小家都过得幸福，那么我们的大家庭——整个社会才会和谐，国家才会安定。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使家庭结构发生变化，“4-2-1”模式逐渐出现。宋健早在2000年的时候就对家庭结构进行了研究，并将这种“4-2-1”结构归结为一种家庭结构，重点强调代际关系。同时他还指出，出现这种格局的可能是有的，但是必须满足三代共存、一对独生子女之间的婚配和连续两代独生子女三个条件[1]。但是，2000年是我国刚刚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期，老龄化趋势并不明显，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比重达7%，今天的这个数字已变为8.9%。如今，很多家庭都已出现“4-2-1”家庭结构，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使得“4-2-1”家庭结构加速形成：一个家庭4个老年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一对夫妻上有老，下有小，既要照顾双方4位老人，还要照顾自己的孩子。随着孩子逐渐长大，双方老人还将逐渐变老，到了高龄的时期，老年人更需要人照顾，那么2个人照顾4位老人如何安排？如果再过10年或20年，这对夫妇也变老，他们的孩子也有了孩子，四世同堂本是人生在世的一大乐事，但他们的孩子要照顾八位老人和1个孩子，这样的任务是如此艰巨。家庭结构的变化，使得年轻人赡养老人的负担越来越重，他们不能放下工作一门心思的照顾老人和孩子，所以养老产业就应运而生，家庭养老、机构养老等模式随之出现。然而，什么样的模式适合我国国情、什么样的模式才能满足不同层次老年人的需求等问题接踵而来。学者们尽管对养老模式进行了研究，但对待同一模式或相同问题的意见仍有不同。因此，对养老模式作进一步探讨十分必要。

二、养老模式研究现状

目前的养老模式主要有三种，即家庭养老、社会养老、社区养老。其中，社会养老是以机构养老为核心的模式。

（一）家庭养老

家庭养老是一种环环相扣的养老模式。该模式以家庭为载体，自然实现保障功能，并完成保障的过程，这就是于1983年提出的家庭养老的“反馈模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因认为，家庭养老是我国未来20～30年的主要养老模式。因为目前的中国尚不能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不可能积聚大量的资金用于老年服务业，老龄化到来的时刻与经济发展的时期不相适应，所以还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养儿防老[2]。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坚持认为：就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情况而言，家庭养老是我国主要的养老模式。据国家统计局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由此看出，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前些年相比略显突出，但决定养老模式的关键并不仅仅要考虑经济因素，也要考虑人们敬老爱老的传统观念。我国是农业大国，大部分农村地区仍是家庭养老的模式，我国城镇也有34.9%的老人采用家庭养老的模式。新加坡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发达，但家庭养老仍是主要养老模式[3]。

（二）社会养老

这里所说的社会养老指的是机构养老。姜向群认为，机构养老是社会化养老的模式，该模式与家庭养老不同，是通过社会途径、以社会制度保证的养老方式。它主要包括老年社会保障、老年社会福利、老年社会服务、机构养老等[4]。西方发达国家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机构养老也较为成熟。调查研究表明，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特点，美国提倡个人独立，所以其养老机构给人以享受自由的感觉；澳大利亚早在20世纪60年代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比重就已超过8%，其养老机构并不一味追求现代化，更加注重家的感觉；作为亚洲最早加入老龄化社会行列的日本，继承传统的家庭养老的特征，注重人文关怀；法国是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国家，其特殊性决定自身养老机构的特性，那就是多元化。法国的养老机构模式较为丰富，主要由收容所、老年公寓、护理院和中老年医疗服务机构组成。此外，法国还建有名为圣雷米的老年人村，里面的老年人平均年龄为84岁，里面的生活、医疗服务设施一应俱全。机构养老虽然在国外发展较为成熟，但在我国发展明显存在问题。韦克难将问题归结为以下三点：第一，床位不足、设施不完善；第二，由于受传统观念的约束，老年人对养老院的服务等存有顾虑；第三，有些养老院的收费偏高，不适合所有普通工薪阶层[5]。如果能将这些问题解决，机构养老无论对于老人还是对于子女而言，都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机构养老有其自身优势，老年人不但能获得专业的照顾、使子女从对老年人的照料中解脱出来，而且还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徐英姿在2008年就对城市机构养老进行深入研究，发现这一事实，并呼吁社会各界和老年人要用发展的、长远的眼光来看待机构养老，不要拒绝和抵制进养老院，因为机构养老必将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人都无法掌控的[6]。虽说现在的很多老年人及其子女都还没有从陈旧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家庭养老的模式仍是我国主要的养老模式并将持续很长时间，但最终将会被社会养老所替代[7]。

（三）社区养老

社区养老是以家庭养老为主，社区机构养老为辅，以上门服务为主要方式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照料方面等服务的养老模式。“社区养老”最早出现在英国，之后西方国家纷纷效仿，并将此模式定义为由家人、志愿者和专门护理人员共同承担的一项任务。社区是未来养老服务的最佳载体，社区服务是否完善也将成为老年人能否安度晚年的关键因素。因为日益弱化的家庭养老观念、政府有限的财力、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机构养老的不完善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决定了社区养老必然成为未来养老模式的中心这一推断[8]。在1993年《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服务业的意见》中指出，85%以上街道要兴办社区服务中心、老年公寓、残疾人收容所、托幼所；到20世纪末，基本建成服务质量高、管理水平高的社区服务网络。2001年，民政部制定并下发“全国社区老年福利服务星光计划”[9]。社区养老早在1996年8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就有所提及。该法对社区养老作了论述，并强调“发展社区服务，逐步建立适应老年人需要的生活服务、文化体育活动、疾病护理与康复等服务设施和网点”等要求。在此基础上，陈永生分析了社区养老的可行性，并提出社区养老模式的初步构建框架[10]。社区养老模式的原则归为“以人为本、依托社区、互助而助”，并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出发，将社区照顾模式分为社区居家照顾和社区养老机构照顾两个子系统，其核心就是为老年人提供完善的服务[9]。秦桂娟认为，社区养老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城市人口老龄化对策[11]。虽然社区居家养老符合我国国情，但就目前实际情况而言，切实做到实处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法律法规不健全、资金缺乏、服务机构设施不完善等。要解决以上问题，就要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拓宽资金渠道、完善服务设施特别是医疗保障设施，同时要成立专业的人员和志愿者队伍，为社区家庭养老的专业化建设奠定基础[12]。

（四）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

我国三种养老模式各有千秋，然而家庭养老功能淡化，机构养老处于变革阶段是政府及相关机构面临的问题。社区居家养老已被很多学者提及，并公认是具有综合实力的养老模式，但也存在很多问题。据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社区居家养老中，家庭服务需求很大，但满足率仅有15.9%。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固然好，但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应该提升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专业化程度，尽快实现标准化管理[13]。1998年，穆光宗提出了“3+2”养老模式，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养老模式，也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其主要是以社会养老、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为基本方式的养老模式，最终目标是要积极发展我国养老事业[14]。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自身养老各有利弊，但传统养老方式的改革是必然趋势。城市与农村的情况不同，所以在城市要实施居家养老与社区养老相结合的模式，而在农村则以自身养老为主[15]。从我国国情出发，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相结合的模式是最适合我国养老的新型模式，因为社区养老既可以减轻家庭照料的负担，也可以使老年人与社会网络时刻相连，家庭养老可以使老年人享受到家人的关怀，所以二者如能结合那将是完美之作。社区居家养老，是一种扬长避短的新型模式，使得老年人既可以居住在自己的家中，又可以依靠社区的养老服务机构获取相应的医疗、家政、餐饮、精神慰藉等服务[16]。居家社区养老模式被很多学者形象的称为“没有院墙的养老院”。此外，“社区+机构+家庭”新型养老模式经过张俊良、曾祥旭的研究分析正式提出，它是一种集家庭、机构和社区三种优势于一身、同时避免三种模式缺点的新型养老模式。该模式提倡机构养老但又不摒弃家庭养老，所以该模式的宗旨是将养老机构建在每个社区当中，机构取代社区养老的作用，由机构直接面对老年人并为老年人提供标准化、高质量的养老服务[17]。无论是家庭养老、机构养老、社区养老，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方式，都与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联系在一起。

三、农村养老模式

人口老龄化不仅是城市有的问题，也是农村所必须面对的挑战。对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而言，都出现过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这种现象被学者们称为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日本、俄罗斯等国家都出现过此种情况。日本1980年起就较早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现象[18]。对于我国来说，既是人口大国又是农业大国，人口老龄化在城镇和农村同时出现，势头又十分凶猛。然而，城镇和农村在生活环境等方面有很大差异，城市中有较好的设施、服务等可以提供给老年人，但农村这些条件颇为简陋，再加上近年来我国打工在外的年轻人数量逐步猛增，农村留守老年人和儿童的数量不断增加，加大了养老的难度。城镇与农村的差异性就决定着其养老模式的不同。从经济保障的角度来看，城市老人以社会养老为主，农村则以家庭养老为中心；从物质和精神方面来看，城镇和农村的养老模式都以家庭为中心。但是，我国处于养老模式的转型期，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模式同时存在，由于家庭养老具有不可逆转性，所以政府在推行社会养老的时候要时刻注意[19]。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农村人口占据很大比重；农村人口的基数大，老年人所占比重也就自然增加。据调查，中国老年人口中约75%居住在农村，受道义责任的约束，家庭养老成为农村老年人口养老的主要方式[20]。面对如今农村人口老龄化日趋明显的趋势，应当理性选择家庭养老、土地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道路。因为家庭赡养功能逐渐下降，加上就目前社会养老保险的普及情况而言可以满足农民的养老需求，所以要推出并鼓励三者养老模式的结合[21]。就目前我国农村养老模式而言，可以归结为家庭养老、土地养老、社会保险养老和社区养老四种，但地区老龄化严重、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现象实属常见，所以以家庭养老为主、在经济较发达地区推行社区养老、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推行养老储蓄，并且有步骤、有重点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才是最为明智的选择[22]。随着农村养老模式的不断发展和成熟，新的模式也不断提出，如“家庭自我养老与家庭互助型养老相结合、社会辅助”的模式[23]、广东地区出现的股份合作制[24]等，这些养老模式的出现是因地制宜的具体表现，不但提高了农村老年家庭的社会地位，而且也使农村老年人真正实现老有所养。农村的养老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其模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但是以社会保险为核心、以家庭保障、社区互动作为辅助的模式是不变的，这种模式必将成为未来农村养老模式的发展方向[23]。

四、国外养老模式

人口老龄化程度不同，养老模式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养老模式也会出现差异。“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政策是西方多数发达国家养老模式的特征，也正是此原因，他们国家社会承担了大部分养老问题。所以，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福利建设，结果却出现了养老有保障、经济发展出现阻碍的现象，瑞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45年二战过后，瑞典致力于建设“福利性国家”，所以将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投入其中，结果导致瑞典的高度负债率，据数据显示，1982年，瑞典的国债达3 700亿克朗。美国虽然将财政支出很大一部分用于军费开支，但还是低于用于老年福利的开支，数据显示，美国用于老年福利的开支也占财政支出的25%，这远远超过了其国防支出的数额[16]。西方众多国家步入老龄化的时间都要比中国早很多，养老模式也经历了变革。现代化技术的层出不穷，给发达国家养老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国外的现代化养老机构屡见不鲜，然而，仍有很多老年人倾向于和子女居住。据研究发现，很多居住在养老院的老年人心理很容易出现孤独感，失去了亲人的关心倍感失落，所以发达国家的养老模式有由养老院向家庭养老回归的趋势，社区养老也就应运而生，因为它是集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优点于一体，所以逐渐成为老年人及家人关注的热点。日本是亚洲率先进入老龄化的国家，日本政府于1950年代末开始对养老问题倍加关注，1959年的《国民年金法》、1963年的《老年人福利法》和1982年的《老年保健法》成为日本福利保障体系的三大支柱。《国民年金法》将20～60岁的日本公民都强制纳入国民年金体系，加上各种各样的保险，老年人再不用担心无人赡养的问题；《老年人福利法》的出台是日本养老社会化的开端，该法律规定了开展老年人福利的机构采取的措施，并将养老设施分为短期居住、长期居住等，增添健康恢复型和疗养医疗型设施；《老年保健法》的出台和1989年的“黄金计划”标志着以“居家养老、居宅看护”为特色的日本居家养老模式的建立。2000年，日本高知县社会环境部和高知县立女子大学社会福利研究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日本经济发展仍处于世界前列，但其养老方式却依旧以居家养老为主，家庭养老是日本养老的传统，老年集体宿舍也越来越受到老年人的欢迎[25]。但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加速发展，使得家庭养老受到威胁[26]。新加坡成立于1965年，至今有40多年。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新加坡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达9%，到2050年该指标将达62.5%，2065年将达到历史最高72%，之后开始下降。新加坡政府官员早已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鼓励儿女与老人同住，并给予与老人同住的组屋提供便利和优惠，还有一系列的津贴计划。1995年《赡养父母法》的出台使得新加坡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赡养父母”作为法律条文的国家[27]。由此不难看出，虽然国外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不得不说，在养老方式方面他们还要向我们学习，学习老祖宗传给我们的尊老爱幼的传统。机构养老虽好，但也不能将家庭养老抛在脑后[28]。

五、养老模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在人口老龄化的研究当中，养老模式可以说是研究较为深入的领域，但亦存在一些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概念不确定性。在养老模式研究中，家庭养老、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社会养老、社区养老等概念最为常见。然而，实际上在很多文章中家庭养老和居家养老是一个概念，对于研究同一个模式，却有两个名称，这就给其他人的研究带来不便。

2. 权责不明确性。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都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但很少有人对这些模式的权责进行划分。

3. 没有从老年人真实意愿出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使得我国老年人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一些国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等退休的老年人拿到手中的退休金比一般工人要多很多，那么他们对晚年生活要求的质量就可能有所不同。因此，老年人对于养老模式也有自己的想法，但很少学者对此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宋健.“四二一”结构：形成及其发展趋势[J].中国人口科学，2000，（2）：41-45.

[2]刘岁丰，蹇在金，贺达人.我国老龄化与老年医疗保障[J].医学与哲学，2006，27（1）：61-66.

[3]高和荣.家庭养老概念再探析[J].西北人口，2002，（4）：45-47.

[4]姜向群，张钰斐.社会化养老：问题与挑战[J].北京观察，2006，（10）：22-24.

[5]韦克难.论我国社区照顾养老的必然性及其中国化[J].天府新论，2007，（1）：102-105.

[6]徐英姿.城市机构养老的发展[D].复旦大学，2008：10-18.

[7]陈赛全.中国养老模式研究综述[J].人口学刊，2000，（3）：30-36.

[8]许爱花.中国城市社区老年人养老模式之反思[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7（3）：108-111.

[9]徐祖荣.城市社区照顾模式研究[J].人口学刊，2008，（1）：

[10]陈永生.对我国社区养老的可行性分析[J].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08，（8）：45-49.

[11]秦桂娟.构建依托社区服务的新型养老模式[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17（4）：17-19.

[12]邓娟.社区养老——新型养老模式的构建[J].当代经济，2011，（21）：30-32.

[13]王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模式的思考[J]当代经济管理，2012，34（4）：52-55.

[14]张春燕.内蒙古农村牧区养老保障制度的研究[D].内蒙古大学，2011：10-20.

[15]穆光宗.中国传统养老方式的变革和展望[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5）：39-44.

[16]龚静怡.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服务：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养老模式[J].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4）：72-74.

[17]张俊良，曾祥旭.市场化与协同化目标约束下的养老模式创新——以市场人口学为分析视角[J].人口学刊，2010，（3）：48-53.

[18]王瑛洁.我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及对策研究[D].吉林大学，2011：5-10.

[19]张本波.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后果分析及政策选择[J].宏观经济研究，2002，（3）：27-33.

[20]张仕平.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研究[J].人口学刊，1999，（5）：55-58.

[21]袁春瑛，薛兴利，范毅.现阶段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的理性选择——家庭养老、土地保障与社会养老相结合[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2，23（6）：430-433.

[22]喻丽，何金旗.关于我国农村养老模式的探讨.华东经济管理，2003，17（2）：42-44.

[23]安增龙，董银果.论中国农村养老模式选择[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59-63.

[24]周光复，袁正，夏志红，滕纯武.股份合作制与农村养老探析——来自广东的考察报告[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0，6（1）：62-65.

[25]尹银.日本的养老经验与对策[J].外国问题研究，2009，（2）：17-22.

[26]王东京，孙浩，林赟.老有所养的社会福利制度[N].山西经济日报，2002-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