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评估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十篇

风险评估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篇1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现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是指能对人体和动物产生副作用的危险因素进行评估的科学程序。风险分析包括风险评估、风险交流及风险管理，而风险评估是风险分析的基础与前提。我国颁布了多个食品安全法律，法律法规体系在不断完善中，卫计委、农业部也加大了国家食品和农产品的风险监测评估机制与机制建设。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在第十四条中规定：“国家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制度，对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以及食品中的有害因素进行检测”，在十七条中明确规定：“国家建立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制度，运用科学方法，根据食品安全检测信息、科学数据以及有关信息，对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中生物学、化学性和物理性危害因素进行风险评估”。由于我国食品风险评估与监管体系起步较晚，很多技术、人员、仪器设备及规划体系相对不完善，故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定问题。有文献报道，食源性疾病引起的食品安全风险更为严重，应加以重视。

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构建及存在的问题

体系构建。近年来，“毒奶粉”“瘦肉精”“毒豆芽”“塑化剂”等食品安全事件频频见诸报端，这说明我国食品监管体系存在一定问题，食品安全监管问题形势严峻。随着国家对食品安全的高度重视，我国逐渐建立了一系列的风险评估机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检测体系主要是进行技术数据基础网络建设及制定国家食品安全风险检测年度计划，并开展风险检测工作。结合我国实际国情，2011年成立了国家风险安全评估中心，并设立相关部门对食品风险监测、风险评估、风险交流、标准研究及技术研究进行管理，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监管有了一定保障。在2012年，我国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网络建设已覆盖31个省份，从中央到地方初步形成了国家食品安全风险检测网络体系。

74监管体系主要存在问题有以下几点：（1）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成立时间不长，整体规划及技术保障能力需不断完善，风险评估及检测不太成熟。（2）风险评估需要利用大量数据及资料对签字风险进行科学评估，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信息及监管信息收集机制不健全，缺乏搜安全风险评估所需要的基础数据。（3）我国目前负责风险评估的技术人员较少，技术水平有待提高，对程度大量的风险评估任务完成较困难。（4）对监管机构的监管缺失也是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及监测中的大问题，职能部门需要社会和其他部门的被监管，预防监管部门，保障食品安全。

同时，食品监管体系存在职责权限划分不清、多头管理、监管盲区等问题。这导致食品市场监管失灵，小规模食品企业多，生产条件简陋，存在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食品安全监管困难，我国食品监管体系亟待完善。

对策与建议

根据上述存在问题，对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监管体系构建要提供以下保障：一是国家法律法规制度保障，二是技术人员保障，三是资金及仪器设备保障，四是加强对监管部门的监管，避免职能部门。

同时，应结合我国国情及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监管的现状，整合出一套顺应时代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逐步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的措施和制度，针对各行各业、各类食品制定相关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建立一套适合我国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体系，并对食品安全实施监管，保障食品安全。

风险评估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篇2

关键词：高职院校;内部控制;实施;建议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作为高等职业院校（以下简称高职院校）提高学校内部管理水平，规范内部控制，加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制度依据，已经实施两年多。两年多来，多数院校结合自身实际建立起了形式合规的内部控制体系，但内部控制的实施效果究竟如何，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是什么因素阻碍了高职院校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实施以及效用发挥，又当如何有效应对，成为推进高职院校内部控制建设工作持续深入需要破解的重要课题。笔者结合所在学校内部控制开展实施情况，针对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风险评估机制、指标体系建设、风险反馈机制等角度出发，深入剖析、探讨高职院校内部控制评价体系建设，从而实现高职院校内部控制工作的有效开展。

一、内控制度实施开展情况

学校自2014年开展实施内部控制工作以来，相继完成了三项重点工作。一是建立了风险评估领导机构，细化了职责分工。成立了经济活动风险评估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财务处。校长任组长，主管财务的副校长任常务副组长，副职校领导任副组长，两办、总务处、教务处、资产处、审计处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同时，相关处室在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得到了明确，项目部门的职责分工得到了细化，如：在之前职责分工的基础上，新增了科研外事处、宣传部，将科研仪器设备、科研用家具、科研耗材等从教学分离，归科研外事处负责；将学生活动灯光、音响、网络设备等宣传文化设施归宣传部负责。二是完善了相关经济制度建设。学校在预算业务控制层面，积极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完善修订相关制度两个；在收支业务层面，从财务管理、差旅费管理、公务卡管理、报销审批、公务接待、公车管理等6方面进行了规范完善；在政府采购业务控制层面，从物品招标范围、流程、验收等3个方面，制定了一揽子管理办法；在资产控制层面，从资产的管理、保管、调剂、租借、处置、账实核对等6个方面，完善了《学校固定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在财务控制业务层面，从岗位设置、印章保管等两个方面，进行了明确细化；在建设项目控制层面，从基建工程的决策程序、实施过程、设计变更到投资预算的调整等4个方面，修订完善了《学校基建工程管理规定》；在合同控制层面，从合同会签、履行、结算到统计、分类和归档等6个方面，修订完善了《学校经济合同管理办法》。一系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得学校不但在6个层面的内部控制与管理得到加强，而且各项经济活动的决策、审批、执行流程更加明晰，各类经济行为也更加规范。三是初步形成了风险评估反馈机制。学校风险评估反馈机制的重要载体为内部控制会。在内部控制制度实施初期，为统一认识，提高重视，学校每半年召开一次内部控制工作会议，由财务处、审计处分别介绍内部控制制度开展实施情况，指出学校在经济活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整改建议或完善措施。之后，学校根据内部控制工作的实施情况，调整了会议内容，将年中会议内容调整为选取部门职能部门介绍本部门在内部控制执行过程中取得的经验、存在的不足和完善的方向，年末，再由财务处会同审计处对学校进行一次全面、系统和客观的经济活动风险评估，并形成书面报告提交工作会审议。

二、内控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1.风险评估工作小组不被重视。内部控制工作是一项系统任务，也是一项长期工作，是各相关职能部门的共同责任。然而，在实施内部控制管理过程中，高职院校往往忽略风险评估工作小组的重要性，片面的将内控管理职责放在财务部门或内部审计部门，这样做，不利于形成高职院校各部门在内部控制中的沟通协调和联动机制，使得内部控制无法贯穿高职院校经济活动的决策、执行和监督全过程，失去了对学校经济活动的全面控制，违背了内部控制的全面性原则。

2.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不完善。风险评估工作的有效实施，离不开风险评估报告制度的建立，而风险评估报告内容是否能够全面、系统和客观的反映经济活动存在的风险，则离不开评估指标体系的建设。然而，财政部颁布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办法中，仅涉及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本要求和应用指导，并未对其内部控制的有关内容和范围给出指导意见，这也是目前，高职院校无法建立科学、完善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根本原因。

3.风险评估评价主体不全面。在高职院校内部控制评价体系中，应该包含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两个部分，内部评价主体应为学校风险评估工作小组，外部评价主体应为专业的审计师或会计师事务所，内部评价优势在于全面，外部评价优势在于客观。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对风险评估主体不够全面，往往注重内部评价，忽视外部评价，造成学校在重要经济活动或经济活动的重大风险容易受到领导主观偏好影响，导致内部控制重要性原则出现偏差。

三、建议

1.发挥风险评估工作小组作用。一是人员。风险评估小组成员应以学校财务、审计人员为主，各职能部门人员为辅。二是时间。风险评估小组工作开展时间，按照全面性原则要求，结合财务决算工作实际，安排在次年3月份，时间安排在20天左右最为适宜。三是工作方式。应采取统一组织、集中办公；四是工作内容，确定评价内容、评价指标、评价手段，再按步骤开展评价工作，形成评价报告。

2.完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在设置学校内部控制评价体系时必须全面，只有设置全面的评价指标，产出的评价结果才科学合理。为此，我们可以通过梳理学校各类经济活动的业务流程，明确业务环节，系统分析经济活动风险，确定风险点，设定风险系数作为基础指标，再结合业务处理过程中确定的关键点，筛选出关联度较高、意义重要的指标，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评价的真正意义。

3.引入外部评价主体。高职院校在开展内部控制评价过程中，应采取内外相结合方式，在内部评价的基础上，定期或不定期的聘请审计师或会计师事务所专业人员，对学校的内部控制工作进行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价，从而保证学校内部控制工作的健康可持续开展。

作者:刘晓光 单位: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参考文献：

[1]曹新梅.浅谈高校内部控制建设[J].中国经贸，2013(14):247-248

[2]车鹏,杨文潮,崔长海.高校内控制度建设研究的探讨[J].中国商界，2013(5):79-80

[3]杨蓉.高校内部控制评价体系构建探讨[J].财会通讯，2013(9):31-33

风险评估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篇3

[关键词]：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对策

中图分类号：F2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Abstract: This article has been explained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the social stability risk assessment for material fixed assets investment projects , and also has been introduced something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on assessments processes. Then it has been put forward some appropriate solu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decision-making.

Keywords: Material fixed assets investment projects；Risk evaluation of social stability；countermeasure；

中图分类号:F294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接踵而来的是各种社会矛盾逐渐高发起来。目前的社会矛盾覆盖的领域广泛、涉及的门类众多，未来有进一步加剧的发展趋势，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比较受关注的方面有征地补偿、移民安置、劳动就业、劳资纠纷、生态环境、分配不公等。从社会稳定风险定义出发，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是指在实施重大工程项目时存在的对社会和群众生产与生活影响面大、持续时间长并容易导致较大社会冲突的不确定性[1]。

一般来说，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建设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及生态环境都会产生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地方政府对于投资项目产生的外部性应进行积极的引导，努力让其影响朝着正的外部性方向发展，在不损害生态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基础上努力争取良好的经济效益，尽量降低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从而避免发生。本文阐述了在实际风险分析和评估工作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并就如何进一步完善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提出了一些思考。

二、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及评估现状及存在问题

社会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的根源是决策机制的不够科学、不够完善而产生的，近年来，我国各地因重大项目建设导致的社会风险问题时有发生，如2004年330万千瓦的瀑布沟水电站因移民问题处理不善而导致的群体性械斗事件、2005年国华定州电厂灰场工程因征地补偿未达成一致意见而导致的恶性械斗袭击事件、2006-2009年广东番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因未能广泛征求民意而引发的群体性上访事件、四川省什邡市钼铜项目因群众担心环境污染引发的以及近期陆续出现各地群众由于担心PX项目的污染问题而导致该类项目陷入了“落地难”的困境[2]。

根据国家和地方的部署，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将陆续开展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及评估工作。由于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及评估是一项新的业务，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存在以下问题，共探讨：

1.部分项目的项目单位未委托有相应类别资质的单位编写社会稳定风险分析报告，有些项目单位自己简单的编写了项目的社会稳定分析报告。由于站在立场不同，项目单位往往会隐瞒一些事实，努力避开项目建设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从而造成了社会稳定风险分析报告的“失实”，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从而埋下了社会风险隐患。

部分编制单位角色不清，在没有受到项目所在地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的委托的情况下，错误的将社会稳定风险分析报告编制成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

风险识别不够全面，有些高污染、高耗能的项目仅对环境风险及征地拆迁进行了识别，忽视了选址、土地利用、移民安置、施工组织管理等方面产生的风险。

风险调查方式过于单一。部分编制单位仅仅采取发放调查表的形式，并且调查对象过于单一，真正的利益相关者没有调查清楚。此外，部分报告全盘引用环评报告中公众参与调查的内容，忽视了该调查仅仅是从环保的角度考虑项目是否可行，实际上是不够全面的，需要社会稳定风险分析篇章编制单位进行其他风险因素的补充调查，并进行统计分析。

风险分析方法过于简单，有些报告仅仅定性的分析了可能产生的风险，没有从定量和定性两个角度去分析社会稳定风险。部分风险分析报告措施过于宽泛，可实施程度不高。

部分风险分析报告没有给出风险分析结论，无法判断采取风险防范措施后是否属于低风险，是否处于可控范围内，导致项目审批或核准无据可依。

风险评估报告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部分评估单位缺少对项目的详细补充调查，可能出现“信息不对称”现象，进而影响风险评估的结论，另外一方面评估方法还存在着单一性，比如比较前沿的研究方法“逻辑框架分析、层次分析法”等在目前的评估报告鲜有见到。

三、完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的策略

根据以上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完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报告的主要策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建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编制单位由有相应行业的工程咨询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完成，而不是有项目业主自身完成，这样更有利于体现工程咨询行业“独立、科学、公正”的原则，防止走过场。

关于风险识别，建议从规划选址、征地拆迁补偿、工程施工组织、生态环境、项目管理、经济社会、安全卫生等多方面进行风险识别。

风险调查应列出调查者的组成人群及名单、问卷的问题及调查结果统计，复核调查范围是否全面，是否调查了利益相关者特别是不利影响者的态度以及当地政府、专家和社会组织态度，应对调查结论进行全面分析，必要时召开座谈会和听证会。

风险估计应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风险措施应更加具体全面并具备一定的可操作性。

对于低风险的重大项目，根据分析出来的风险隐患、风险范围和可控程度，提出化解矛盾问题的对策措施、预警措施和应急处置预案。 四、完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策略

1.建议项目所在地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的委托实施主体时优先考虑有相应资质的工程咨询单位，利用其丰富的项目前期工作经验把好项目的“稳评”关。

2.在完成评估报告之前应提供项目前置性文件，即规划选址、用地预审及环评等。项目的规划、土地、环评等手续如已完成的，其结论可以直接引用。

3.认真审阅由项目各编制单位完成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申请报告、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篇章，认真审阅拟建项目前期审批相关文件（含规划选址、用地预审及环评等前置性文件），如有可能，地方发展改革委在制定社会风险评估细则时相应要求国土、住建、环保、卫生等相关部门在前置性文件审批过程中增加社会风险评价，以便于提前介入并提前掌控风险。

4.现场踏勘及补充调查、广泛征求、充分听取意见。评估主体根据审阅结果，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根据需要直接开展或要求项目单位开展补充民意调查，可通过公示、走访、座谈会、听证会，当面听取意见，客观真实反映广大群众意愿，作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依据。

5.评估实施主体在广泛征求和准确掌握民意的基础上，应邀请委托单位、项目业主、相关专家（工程技术专家、项目施工组织专家、环保专家、维稳专家等）和各个职能部门代表（当地政府、规划、环保、国土等）参加会议，重点围绕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可控性进行全面和客观的评估论证。对风险分析篇章的内容和程序、评估的方法、识别的风险、反映的意见、提出的风险防范和化解措施以及评判的等级等方面内容进行全面评估论证，核实其正确性和合理性，从而确定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处于高、中、低的哪个等级。

6.编制风险评估报告。评估主体根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篇章的修编稿，编制评估报告，提出社会稳定风险等级，上报项目委托单位，作为审批、核准项目的重要依据。对于无风险、有较小风险、有较大风险和有重大风险的评估结论，做出可实施、可部分实施、暂缓实施、不实施的建议[2]。对于风险较小或者没有风险的事项，应提出相应的预测预警措施和应急处置预案，并将风险妥善控制在预测范围之内。

综上所述，完善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工作的目的在于把大量的社会稳定风险化解在重大项目开工建设之前，变堵截为疏解，使各类矛盾化解在既定的规则和程序内完成，进而从源头上减少影响社会稳定风险的因素，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风险评估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篇4

关键词：商业银行；新资本协议；资本管理

文章编号：1003-4625(2009)07-0045-04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一、我国商业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差距分析

新巴塞尔协议是以风险计量技术为核心，以数据基础、IT系统、计量技术、治理结构、政策体系和流程控制为基本元素的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具有内在的复杂性。实施新协议必须对银行从数据、技术、管理、文化等方面进行细致的差距分析、影响评估，然后系统地进行各项准备，才能有效地推进实施的进程。

根据最近对欧洲银行的调查结果，他们对最大差距的看法是：60％认为在于数据、50％认为在于文化、40％认为在于风险计量工具和方法，其他少数的还有如人力资源、IT系统、管理体制、文档化水平等方面。下面就我国商业银行这几方面的差距进行分析。

新巴塞尔协议的核心是三大支柱。其中第二、第三支柱更多地表现在外在管理要求上，而对银行提出严格技术要求的主要是第一支柱。所以，我国商业银行对第一支柱的差距是本文分析重点。

(一)数据基础差距分析

数据是新资本协议提供的资本计量方法的基础，也是差距最大的方面。汇丰、法国储蓄银行等的实践都证明，数据是实施新协议的重中之重。欧洲各银行在实施新资本协议过程中大约70％的时间和金钱都花费在数据上。标普、穆迪等外部评级公司为建立自己的CompuStat、RiskCalc等评级系统都收集了上万家公司几十年的数据。新资本协议虽然没有这么高的要求，但数据对其IRB评级结果的影响很大。第一支柱为三大风险都给出了不同的计量方法，不同方法对银行的数据要求不同。根据银监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提出的以IRB法为目标的建议，我们这里主要分析对内部评级法的最低标准的差距。其他风险类似。

1　数据定义不清晰

数据定义对数据质量的影响非常突出。因为IRB法要求对银行的各个数据库进行一体化，所以各个数据库的衔接及同一数据库数据的统一程序处理都要求对数据定义必须明确统一。这样用于估计风险要素的数据，如风险暴露数量，及生成数据，如内部评级结果才具有可比性。一旦定义不清晰，就难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进而计量模型也就失去了基础。比如新资本协议对中小企业的定义是销售额低于5000万欧元的企业，总额小于100万欧元的企业借款划归零售等，和我国常用定义有所不同。再如金融市场方面的数据，比如价格，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比如单位、币种等的统一要求。但是各种债券的报价方式不一样，国债使用净价，而企业债使用全价，直接把它们引入数据库显然是不行的。

其他的比如新旧会计准则的差异，或者内部会计科目的调整等都可能引起字段意义的变化，都必须进行统一化。

2　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及完整性问题

这是确保数据质量的核心指标。但是由于过去对于银行管理的要求的不同，不同时期的数据结构、数据定义等可能是不同的。要达到准确、可靠是很难的。这也是目前数据存在的最大问题。

很多数据都是基层业务人员输入的，或者是由客户提供的。这里面可能出现操作上的失误造成的错误，也有可能数据本身的问题。比如根据西方银行的实践证明，除非采取严厉的措施，否则数据输入的失误率很难降到5％以下。再如企业财务报表，可能很多是没有经过审计的，虽然准确的记录下来，但其中可靠性如何就很难把握。一些宏观数据的获得也存在不同来源结果不同的问题。

另一方面，这里的可靠性具有对计量模型可靠的意义。我们的计量模型是用来评价现在的客户或贷款的，但是现在的外界条件，比如宏观经济状况、法律完善程度等，和几年前可能有很大的差别，进而使得客户的信用模式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过去的数据对现在的风险模型就不一定可靠。

从完整方面讲，由于我国银行内部评级比较落后，所以数据积累相对残缺。IRB法需要的数据主要有四类：一是反映客户自身经营状况的财务信息，主要有三大财务报表等，对此类财务信息许多客户未能及时提供。二是客户基本面、银行账户纪录在内的非财务信息，主要是客户基本面信息、合同信息、账务信息、担保信息、清偿信息以及突发事件等。这类数据往往标准及格式不统一，且残缺不全。三是与客户内部评级相关的宏观信息，主要包括国家风险、行业风险、区域风险和交叉风险等方面宏观风险数据。此类数据涉及面广，来源渠道交错复杂，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目前，我国银行对此类数据的收集投入明显不足。四是评级历史信息。比如目前大多采用的Credit Metrics等模型都需要对企业的信用转移情况进行估计，而目前国内银行很少连续的对客户和贷款进行内部或外部评级，没有相关的评级记录，评级所需的材料大多也是空白。目前我国部分商业银行虽然已经有对于客户的评级，但是并没有债项评级，自然缺乏相应的记录，也就无法估计LGD、EAD等参数。

从覆盖范围看，我国商业银行的数据覆盖面较窄。我国商业银行因原来属于不同的部门，客户种类比较单一。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商业银行必须扩展业务范围，这种业务的扩展对应的是客户类型和地域的变化，用原来的客户数据建立模型处理现在和未来的客户显然是不行的。在押品管理方面，目前也存在押品的价值评估报告时间上的覆盖面不够的问题，比如评估频率达不到新巴塞尔协议要求等。

以上主要是信用风险方面，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数据也存在类似问题，尤其操作风险数据残缺表现更为严重，特别是对于大量的高频率低损失事件，很难获得相关的记录。

3　数据的数量问题

数据的数量是模型可靠性的影响因素之一。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总体要求是最好要有一个经济周期的历史数据。具体来说，估计违约率(PD)需要至少5年的数据；估计违约损失率(LGD)和违约风险暴露(EAD)对于、公司和银行风险暴露需要7年的数据，对于零售风险暴露需要5年数据。当然，这些数据必须是满足准确性、可靠性及全面性的数据。目前简单地从数据时间长短上来说能达到上面的要求，但其中的质量问题难以保证，或者说满足要求的数据是否能达到以上年限就很难说。

(二)风险管理工具的差距分析

这里的风险管理工具既包括模型工具，也包括IT系统等硬件工具。它们相辅相成，才能共同完成新资本协议要求的风险管理目标。

1　模型工具问题

对新资本协议来说，最为核心的模型就是IRB内部评级模型，主要围绕PD、LGD和EAD这三个指标对应的模型展开。它们对于四种不同的

风险暴露，即、银行、公司和零售，各有不同。必须根据各类风险暴露的特点去分别建立相应的信用模型。

风险在对外贷款决策中的权重一般要高于公司风险，所以风险评估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风险可以借鉴外部评级，比如穆迪、标普等的评级。公司风险暴露的内部评级模型就是根据公司所在的国家、行业、区域等系统性宏观风险因素和其财务状况、信贷记录及其他基本面信息对公司的违约特征进行估计的模型。银行风险暴露涵盖了银行、证券公司、不满足风险权重为O条件的多边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它大多源于资本市场的交易。它的内部及评级思路基本和公司业务一致，不同在于对应的资产一般不是贷款，同时，银行也不同于一般的公司，是有特殊经营指标的公司，比如资本充足率等。零售风险暴露比较复杂，因为其业务涵盖的范围较大，各业务之间的差别也比较大，需要针对不同的业务开发不同的模型。并且新资本协议中对零售风险直接规定使用高级IRB法。

信用风险度量的方法可以归为盯住信用等级变化对贷款理论市值影响的盯住市场模型(MTM)以及不考虑信用等级的变化、只考虑违约概率的违约模型(DM)两类。MTM模型在界定信用风险的范畴时，既考虑了信用等级的变化，也考虑了违约，并由此来计算贷款价值的损失和收益以及贷款的信用风险。常用的有KMV、Credit Metrics等模型。而DM模型偏重于预测违约损失，只考虑两种状态：违约和不违约，不考虑信用等级的变化。常用的有CreditRisk+、死亡率模型等。这些模型应用都需要一定的条件。MTM类模型不仅需要股票市场发达、有效，股票的交易价格能够反映企业资产的市场价值情况，还要有相当长时间的股价变动历史数据和完善的内、外部信用评级体系和积累的大量历史数据。我国的股票市场不管是有效性还是上市公司数目都非常有限，应用起来可行性受到制约。而我国的资信评估业虽有近10年的发展，但是国际认可的很少，并且评估方法、数据、自身信用等方面还存在很大问题，企业的评级积累更少，所以这类模型的应用难度很大。

DM类模型一般需要大规模的包括各等级的债权工具的历史观测值样本。而这对中国银行业也是很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过去对违约的数据积累不够重视，本身存在数据残缺问题。另一方面是1999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剥离了四大国有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进一步导致数据积累的不连续性。其他股份制银行的数据积累相对更弱，且往往具有经营范围的局限性，这为银行利用DM类模型也带来难以逾越的困难。但是这方面相对具有一定的操作性，影响的只是精度问题。所以目前试点的各家银行主要是采用该类方法，但结果的精度需要不断提高。根据公开披露的资料，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公司于2008年利用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拥有的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等的违约数据，基于Beta分布建立起我国第一个公布的信用模型――Loss Metrics模型。其效果如何有待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从我国商业银行的实际来说，基本上没有完善的关于以上几方面的信用模型。相对来说可能零售的信用模型易于开发，在某些具体方面比较完善一些。比如信用卡，可以根据申请人的自然状态、经济状况、信用记录、发展前景等方面进行量化综合评价，得出量化的指标。但这套评分系统未能和新资本协议IRB法要求的PD等三个风险特征指标建立联系，不能直接转移至内部评级体系。其他几方面一般还是采用打分法。与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不能充分发挥其在揭示和控制信用风险方面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风险等级的划分过于简单、历史数据积累不足、信用评级方法偏重于定性分析，缺乏精确、科学的计量模型、信用评级标准不统一，评级结果的运用十分有限等方面。同时这些模型大多是针对债务人的，针对债项的评级基本上还是空白，高新资本协议的内部评级法还有很大的差距。这方面建行、工行起步较早，相对完善一些。

除了信用风险外，新资本协议还涉及银行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问题。对于这两类风险，内部模型主要是对这两类风险进行直接的估计。市场风险常用的就是VaR模型。当然，要建立我国商业银行的VaR模型，也必须具备获得我国商业银行VaR模型参数的能力。这方面基础相对较好，但也存在数据问题。对于操作风险，要求使用高级计量法，据目前操作风险的数据来说，很难达到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

除此之外，新巴塞尔协议还涉及相应资本配置和绩效评估问题，也没有给出现成的理论公式，必须根据我国商业银行自身的特点，比如事业部制等，自行开发。

2　系统工具问题

由于新资本协议的复杂性，没有完善的IT系统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并且对商业银行IT系统的运算能力、运行效率、存储能力和稳健性提出了很高要求。IT系统的架构、数据管理、数据存储流程、作业流技术的使用、交易处理应用系统等方面都发生很大的变化。国外银行实践表明，IT系统是商业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初期面临的最大技术障碍之一。这一问题在我国表现得将更加明显。

我国的银行IT系统开发较国外发展较晚，其中包括国开行、中信银行等直接引进全套系统的，至今已经先后经历了三代系统，以工行的系统最为完善，同时工行已经启动第四代系统的研发。但整体而言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IT系统是以业务或客户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不仅缺乏整体规划，而且随着业务的发展补丁套补丁，或者新系统不断开发。整体表现得散乱、技术标准不一、信息集中度低、兼容性差等问题。要满足一般的战略调整都非常不便，要达到新资本协议要求的业务、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客户管理系统整合更是非常困难。

其次，数据仓库和数据集市建设滞后。数据仓库是用以获取、清洗、转换和存储满足内部评级要求的内部和外部数据，也是内部评级体系的主要数据来源和结果返回存储系统。我国银行的数据仓库除了表现出以上的不易整合的问题外，其中的数据的定义、数据结构等方面都是从当时业务的发展状况出发的，和新资本协议的内部评级法、资本计量等的要求存在很大的差距。其更改和补充的难度都很大。风险数据集市是为满足内部评级的信息需求而定义和设计的数据集合，应包括单个客户、单笔债项的详细数据，以及行业、区域、产品等资产组合以及宏观层面的数据等，是内部评级体系中模型的开发、优化、校准和验证的基础。这方面我国银行IT系统表现得更为薄弱。

此外，目前银行IT系统获取、更新、校验数据的能力和新资本协议的要求也有很大的差距。总之，目前我国银行的IT系统无法支持新资本协议所要求的风险计量方法和复杂的风险管理流程，需要很大的改进。

二、对于我国商业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建议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商业银行在实施新资本协议方面的确存在很大的差距，针对以

上问题为后续进行新资本协议实施的银行提出以下改善建议：

第一，制定实施内部评级法的战略规划是顺利实施的关键。因为实施新资本协议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数据、模型、IT系统、管理体制甚至文化建设等方面，只有在科学的战略规划的指导下，才能保证有序地进行，不仅工作质量得到确保，也避免盲目行动带来的多余或重复工作。

第二，建议夯实数据基础。根据上面的分析，数据缺失最为严重的是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具体来说可以从两个方面人手：首先应从完善现有数据系统的字段定义、数据收集和整理、数据整合、补充、清洗等开始，使现有数据达到阶段性标准。其次要尽快建立新数据结构的定义和收集制度，确保后续数据一次性达标，避免重复整理和清洗。比如增加债务人数据、统一评级指标等方面。但是数据的要求和评级模型是密切相关的，在成型的模型开发完成以前只能是一方面借鉴其他银行的数据结构，另一方面不断和模型开发部门沟通，及时对数据结构进行调整。

在这个过程中，保证数据质量非常重要。目前数据仓库中的数据存在的很多质量问题和数据来源有关，但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对数据管理上的欠缺引起的，比如在数据方面缺少必要的核查体系和问责制度、业绩导向的思想引起的对数据质量的忽视等。所以在着手准备数据工作时，对目前数据系统的改造和数据管理体系的改进，并建立数据质量监控体系是首当其冲的。同时必须提高业务流程、信息流和文件格式的标准化，减少数据传输上失误的可能性。

第三，建议组织人力进行风险模型的研究。这是整体规划的核心之一，对数据和IT系统都会产生影响。所以这一工作也不能等待数据完成后进行，而应同时进展。一方面借鉴国外的经验，另一方面要结合自己的数据特点进行适应性改进。这就需要对自己的数据进行不断的调整，并利用有限的数据进行测试，直至模型和数据较好的匹配，然后对数据和IT系统提出最终的要求。对于模型开发方面，由于其不仅需要信用评级、风险管理方面的经验，又需要坚实的理论基础，特别是数理背景的支持，需要在业务部门和研究部门选择合适的人选，进行密切的合作，理论联系实际，这样才能开发出有实用价值的风险模型。并进一步指导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二者相辅相成，为下一步工作做好扎实的基础准备。

第四，进行IT改造规划。IT系统改造是最终实施阶段的工作，只有在以上准备工作完成以后才能真正实施。但在以上较长时间的准备过程中，处于业务的需要IT系统也要不断的改进。为了以后实施时方便，这时就应该考虑系统的发展方向问题，将管理战略和TT系统改造结合起来，为以后实施做准备。

参考文献：

[1]朱惠惠，马永波，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内部评级法法则及其实施建议[J]，财贸研究，2007,(5)：91-96。

[2]安德鲁・鲍威尔，在新兴市场国家实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若干问题[J]，新金融，2006，(6)：17-19。

风险评估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篇5

【摘要】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得到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综述研究发现，现有成果主要在评估主体、评估内容、评估流程和方法、评估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争议，完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政策建议主要从战略决策、体制机制法制和实际操作三个层面提出。

关键词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风险评估

【基金项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2013 年度重点课题“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部分内容。

【作者简介】孔伟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收入分配与社会管理。

做好当前维稳工作，有必要在重大决策之前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然而，当前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在实践和理论中都还存在一些问题。现有研究主要从评估主体、评估内容、评估流程和方法、评估体制机制等维度，就这些问题展开争论，并从战略决策、体制机制法制和实际操作三个层面，指出了完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方向。

一、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存在的问题及争议

当前，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在全国各地仍处于探索阶段，大都侧重于从操作层面建立和落实工作方法，缺乏进一步的理论深度挖掘，评估主体的界定、评估内容的确定、评估方法的运用、实际操作程序的规范、评估的体制和机制等还不尽完善，对此理论界存在诸多争议。

（一） 关于评估的主体

学术界关于（公共） 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主体有三种观点。

1.政府主导。董韦（2012） 认为，重大民生项目和举措的“稳评”一定要坚持政府主导，由重大事项的负责部门具体组织实施，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决策、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的要求，政府和领导干部对“稳评”的结论和参照的结果负总责。杨雄（2010） 则将评估主体区分为实施主体和责任主体，实施主体由各级党委、政府负责组织，主管部门具体实施；责任主体包括政策起草部门、项目报建部门和改革牵头部门。

苏娜（2012） 不同意政府单一评估，认为政府主导评估很难避免自评的固有缺陷。主观上，政府倾向于在风险评估过程中故意忽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诉求、粉饰风险评估报告结果等。客观上，政府缺少具备风险评估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

2.专业机构评估。张瑶（2011） 认为，重点建设项目应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风险评估。因为专业机构拥有专业的评估技术、评估经验和评估人才，且独立于政府组织，评估过程更加科学、客观，评估结果具有一定的公共性。

顾德宁（2012） 和苏娜（2012） 反对专业机构单一评估的理由是目前我国专业社会风险评估机构发展刚刚起步，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评估信息的搜集、数据的处理等不尽科学合理；政府与专业机构的委托—关系伴随着利益关系，使专业机构的评估结论在公信力上存在必然缺陷。

3.多元主体评估。付翠莲（2011）、赵庆远等（2011） 认为，部门论证、专家咨询、公众参与等评估方式都是科学的评估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各种评估方式之间互相支撑和印证。苏娜（2012） 分析了包括政府、专业机构、专家学者和高校科研机构、普通民众在内的四类评估主体参与评估的优势与劣势，认为涉及多重利益相关者的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必然要引入多元主体参与共评。顾德宁（2012） 认为，可在政府负总责的“稳评”内引入非营利和非政府的“第三方”。

（二） 关于评估的内容

根据评估侧重点不同，理论界关于评估内容的观点涉及对风险因素、风险事件和结果的评估。杨雄（2010） 认为，评估内容是风险因素及其频率，包括造成社会失序、引发社会动荡和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因素（或不稳定因素） 以及发生危害社会稳定的频率。有的主张评估风险事件（董韦，2012）、风险的程度和可控范围（朱德米，2012）。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2014） 主张评估风险事件给人们的生活、生命、财产等方面造成影响和损失的可能性。孙正等（2007） 持全方位评估的观点，即包括公共政策对社会的影响、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引发社会冲突及其本身的危险程度、重大公共政策在执行中具体细节的风险评估。

理论界的观点如刘树枝（2009）、周世良（2011） 总体上与政府的评估制度一致，认为应当评估重大事项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可控性。有学者（杨雄，2010；周汉民，2011） 提出了应当评估不可行性的独到见解。还有学者（廉如鉴等，2012） 对四大评估内容的重要性提出了异议，认为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不是风险评估的主要内容，而是风险评估的前置条件。

（三） 关于评估的流程和方法

1.评估流程。理论界关于评估程序的观点略有差异。杨雄（2010） 主张五步评估流程，即“责任部门进行评估、主管部门进行审查、决策者做出决定、决策者反馈决定情况、主管部门和责任部门落实维稳措施”，至少从字面上将决策责任部门、主管部门与决策者分开。刘树枝（2010） 从浙江实践中总结出四步评估程序，即“确定事项、提交申请；调研评估、提请审查；组织会审、做出决定；制定措施、控制风险”。张鹏等（2010） 主张实行六步评估程序，即“确定评估事项、成立评估小组、制定评估方案、开展评估民意调查、进行评估论证、形成评估报告”。

在这三种评估流程中，前两种都考虑到了风险控制环节，第三种仅限于评估报告的完成，后两种都考虑到了民意调查，第一种尚未考虑到，尚需完善。对此，张鹏等（2010） 认为，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全过程中，了解群众意见与决策背景是基础，提出风险防范措施和建议是重要环节和落脚点。杨雄（2010） 也认为，目前的评估过程操作简单，民意表达渠道相对不畅。

2.评估方法。理论界（王银梅，2009；王智勇，2010；付翠莲，2011；刘尚华，2011） 普遍认为，社会稳定风险的评估方法有定性评估法和定量评估法两类，具体实施起来各有利弊（表1）。定性评估方法包括德尔菲法（专家预警方法）、主观概率法（经验归纳演绎法）、领先指标法、相互影响法和情景预警法。王智勇（2010） 认为，定性评估法还包括头脑风暴法、专题研讨会和专家论证法等。定量评估方法一般包括一元线性回归、多元线性回归和非线性回归等（刘尚华，2011）。王智勇（2010） 将定量评估法表述为频数法、人群分析法、坐标图法、风险函数、概率分布法、风险概率—影响矩阵和指标体系法。付翠莲（2011） 将定量评估法分为概率评估法、数学模型计算评估法和相对评估法（即指数法）。不过，顾德宁（2012） 反对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如此复杂的人文状况过于“专业化”和“数据化”。

在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技术创新风险评估等类似领域中，理论界对风险事件的分类方法、权重的确定方法与损失程度的估计方法讨论较多。李廷元等（2009） 主张按照底层指标归类风险事件，最后按照不同的评估方法要求，计算每个底层指标的风险值，由层次分析法、二元对比函数法或专家打分法（Delphi法） 确定权重。这种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方法可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提供借鉴。黄莉（2011） 将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分为两类：一类是主观赋权法，如Delphi法等；另一类是客观赋权法，即根据系统各组成要素的相互关系和客观规律确定权重，如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神经网络法等。认为主成分分析法比主观赋权法更能保证权重的客观性、科学性和合理性。损失程度的估计方法有历史资料法、类决策树法、集值统计法和转换法（李舒亮等， 2006； 马庆喜，2007）。历史资料法仅能估计一部分风险事件发生造成的损失，后三种估计方法能够更好地估计风险事件最小估计损失额、预期损失额和最大估计损失额，利用0-1整数规划模型计算风险事件的损失额（马庆喜等，2007）。虽然他们讨论的是技术创新风险，但上述方法应用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领域也有类似的优点与问题。

3.评估实践中的问题。各地评估实践在评估内容与评估技术层面都存在一定的分歧。各地对社会稳定风险内涵理解不一，导致评估内容、评估模型差异很大，评估指标的选取、设置与赋权、风险大小的量化标准、具体测评技术等大多未经系统论证，具体评估工作的定位出现偏差。地方评估实践中下达考核指标、追求评估数量、忽视科学筛选的做法，可能造成“指标化形式考核”和“一刀切”，甚至形成新的利益链（朱德米，2013）。廉如鉴（2012） 指出，缺乏系统的评估指标体系，是地方评估实践中的问题之一。国内在风险等级划分方面也无统一标准，一些地方以参与群体性事件或上访的人数作为划分标准，这有失偏颇，因为社会不稳定不一定表现为群体性事件（付翠莲，2011）。此外，当前信息建设滞后严重制约了地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效果。政府行为不透明、政务信息公开不及时等现象，影响了社会公众对参与风险评估所需资源的获取，进而影响其风险评估结果的科学性（苏娜，2012）。

（四） 关于评估的体制机制

从整体上看，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制定出了相关评估条例和实施办法，但仍有少数省市区及下属区县对社会稳定风险不够重视，尚未建立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一些地方虽已建立了相关的机制、制度和实施办法，但真正列入评估的事项还比较少。而在现有的评估体制机制中，理论界认为还存在以下问题：例如如何避免评估流于形式、司法制度如何与评估制度配套跟进、“谁主管谁负责、谁决策谁评估”的科学性、如何加强群众在评估工作中的主体地位等（ 《领导决策信息》，2011）。还有如何拓展公众和第三方参与地方政府政策评估的路径、有些具体工作环节应增强可操作性（付翠莲，2011）。

目前，各地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不够重视，更没有将评估结果作为决策依据。从决策与风险评估的时序来看，一般是重大政策和建设项目的决策在前、评估在后，极少是先评估、后决策。也就是说，一般是把风险评估当作决策以后补充进行的“选择性”程序“走一走”，甚至可能是“认认真真”地“走程序”，而极少把风险评估当作决策前的“依据”，遑论“重要依据”（童星，2010）。

童星（2010） 还认为，当前各地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充其量只能算是“略占地位”，而非具有“战略地位”。如果的确发现有可能出现A级风险，目前的对策也仅限于：一是属于建设项目的，由发展改革部门请项目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项目单位对项目建设方案进行优化调整后重新上报，而不是“终止”或“取消”该建设项目。二是属于本级政府做出决策的，由承办部门就决策是否实施、是否暂缓实施，向有权做出决定的组织和机构提出建议，而不能享有“一票否决权”。三是属于上级政府做出决策的，由维稳办组织相关部门修改完善应急预案，然后“硬着头皮”去办，而不能（或不敢） 向上级建议暂缓实施或改变决策。杨雄、刘程（2010） 认为，对于可能引发重大风险事件、必须予以否决的决策，当前评估实践中的问题在于，评估结果对于做决策、出政策、搞改革、上项目不具有实际的一票否决权。

二、完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方向

针对评估中存在的问题，现有文献从战略决策、体制机制和实际操作三个层面，提出了完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建议。

（一） 战略决策层面

为了从源头上消除重大决策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应当积极推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

在公共决策的主体方面，当前的研究已从过去的政府一元主导走向多元化，即承认公共决策的做出是在政府、市场、公民等多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胡娟等，2012）。龚维斌（2008） 提出，政府决策的参与性是民主决策的本质要求和体现，民主决策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科学决策。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需要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实行民主决策，而对于专业性很强的决策事项，则需要在一定范围内听取专家和有一定专业知识的群众代表的意见。

在公共决策的环节方面，龚维斌（2008） 认为，一个决策的形成包括从决策动议、议题审核、专家咨询、公众参与到提出初步方案，再到方案审核和最终决策等若干环节。决策形成之后是否完善可行，还需要在实施过程中进行检测和评估。由于重大政策在制定过程中人为因素很多，具有难以估计的复杂性，应当区分可控风险和不可控风险。在公民介入公共决策的程度方面，朱德米（2013） 认为包括信息告知（知情权）、在场（参与权）、声音（表达权）、协商与谈判（博弈权）、同意（决定权，通常所说的群众支持与否）。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公共决策应当采取介入程度较深的方法，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博弈权和决定权。

（二） 体制机制法制层面

针对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应当深入进行理论探讨与体制、机制变革配套的跟进。

1.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一是需要明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独立地位。这是保证评估工作顺利实施的前提，同时也是保证评估结果客观、科学、公平、公正的前提。二是针对不同的评估对象设立专门的评估操作程序。陈伟等（2011） 认为，如果要从源头上预警、化解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就要根据不同社会风险和社会矛盾的形成机理，采用特定的评估操作程序。三是在评估过程中引入“协商民主”的理念。畅通依法有序的信息公开和民意表达渠道，是对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进行全面准确评估并化解有关风险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四是完善行政问责制。在明确决策与评估的职责划分基础上，明确问责主体、问责客体与问责办法。问责主体应该包括行政机关、人大、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司法机关、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等（付翠莲，2011）。凡是风险评估中没有发现问题而在重大政策决策和建设项目执行以后导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和严重社会不稳定的，评估主体及其责任人应当被追究责任；凡是风险评估中发现并如实提出了问题，却未被决策者所重视仍然付诸实施而导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和严重社会不稳定的，则应加大追究决策者责任的力度，并对评估主体予以表彰和奖励（童星，2010）。五是理性进行评估后的处置。有学者坚持“经济增长第一论”，认为在评估过程中不能一味求稳而延缓甚至阻碍重大项目上马以至于影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陈伟等（2011） 坚持“社会稳定第一论”，认为对存在较大社会风险隐患的重大工程或改革等，应暂停推行。

2.实现评估主体多元化。一是明确评估的责任主体和实施主体。评估责任主体是指具体牵头负责进行有关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职能部门（维稳办）。该部门既是评估的牵头部门，也是经费的提供部门。评估实施主体由各级党委、政府负责组织，主管部门具体实施。各级维稳办负责牵头评估的监督和协调，初审事项、建议，会同批准部门督促落实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具体措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负责监督评估办法的执行情况。同时，要进一步明确部门责任，切实发挥责任部门在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中的主体作用（付翠莲，2011）。二是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陈伟等，2011；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课题组，2011）。

基于第三方评估在独立性与专业性方面的优势，决策者应委托第三方对项目实施评估。第三方应当是具有专业知识、理论应用研究能力和相对独立性的评估组织。第三方出具评估报告作为决策者决策的依据，并对评估结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还需要加强评估组织建设。三是确立公民与其他社会组织评估参与机制。重大工程或改革的利益相关群体、公民和社会组织都是评估的多元化主体。陈伟等（2011） 主张强化公众参与式评估模式。付翠莲（2011） 主张确立保护公民和社会组织自治的机制，建立公民和社会组织有序参与的机制。因为公民广泛、有序、实质性地参与是决定评估质量的关键因素（朱德米，2013）。

（三） 实际操作层面

1.明确利益相关者范围。风险评估机构首先要准确确定利益相关者（范围），否则将导致在分析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动态平衡时各方的力量对比出现偏差，从而导致主要评估结论（有无社会不稳定风险或社会不稳定风险的大小） 的失真（付翠莲，2011）。

2.加强理论研究与人才建设。目前，国内外尚没有一套成熟的关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理论框架和指标体系，因而需要经济学、法学、工程技术、社会学、行政管理学等多方面的专业人才协同研究。因此，完善知识结构、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应是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当务之急（赵庆远等，2011）。

在加强理论研究方面，廉如鉴等（2012） 提出，从中央到地方应该组织研究力量投入到风险评估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构建风险评估的理论框架、指标体系。苏娜（2012）反对完全照搬企业风险管理的评估方法，主张认真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和健全法治国家所采取的一系列方法，对于指标体系的建立、评估方法的选择，需要在调查研究、理论分析、搜集民情社情的基础上加以重塑和不断完善。

在人才培养方面，廉如鉴等（2012） 主张政府部门应着手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例如与高等院校合作建立风险评估研究和培训基地，首先培养一批科研人员，再以他们为师资力量开展风险评估的教学培训并建议风险评估的资格考试体系。待时机成熟后，可以举办“风险评估师资格考试”，给考试合格人员颁发“风险评估师资格证书”，进而把风评师组织起来形成专业风险评估机构。

3.统一风险分级。关于风险程度的分级，有关学者从各自的角度，设定了不同的分级标准。杨雄、刘程（2010） 将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程度划分为三级。Ⅰ级表示重大项目可能引发重大群体性社会事件，该项目必须马上暂停。Ⅱ级表示重大项目实施的社会风险程度高于社会稳定的承受范围，需要限期整改。Ⅲ级表示重大项目社会风险在社会承受力范围之内，对项目承办单位告知风险，并要求适当加强风险控制措施，从而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针对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风险等级划分标准不统一问题，付翠莲（2011） 认为今后应当统一风险等级划分标准。风险等级划分要综合考虑各利益相关者的范围、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程度、影响持续的时间、利益相关者对项目影响因素的接受能力等，依靠有经验的专家做出准确的判断。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评估结论，即对社会稳定风险的程度及项目可否实施的建议等予以明确。

4.加强信息建设。针对当前政府信息系统不完善，风险评价的运行效率受到影响的问题，苏娜（2012） 认为政府应积极主动、最大限度地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信息网络系统，除涉密信息以外的政务信息要及时更新、通告，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为社会公众参与风险评估提供信息便利。同时借助信息公开，促进与外界各主体的沟通对话，积极宣传政府的工作和政策，争取社会公众的理解与支持。

参考文献

[1]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淮安模式”[J].领导决策信息,2011,(32).

[2]陈伟,马帅,朱洁,黄有亮.各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比较分析与建议[J].现代经济信息,2011,(18).

[3]董韦.重大事项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实证分析——以贵州省铜仁地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为例[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2,(5).

[4]付翠莲.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5]龚维斌.互联网时代政府决策面临的挑战与机遇[J].领导之友,2008,(5).

[6]顾德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不能依托商业公司[N].江苏法制报,2012-9-17.

[7]胡娟,方可,亢德芝,朱爱琴,吴郁玲.城市规划视野下公共决策研究[J].规划研究,2012,(5).

[8]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课题组.构建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研究[J].价格月刊,2011,(12).

[9]李廷元,范成瑜,秦志光,刘晓东.基于风险事件分类的信息系统评估模型研究[J].计算机应用,2009,(10).

[10]廉如鉴,黄家亮.关于“遂宁模式”的反思——探索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新思路[J].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12,(1).

[11]刘尚华.社会稳定的科学评估体系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

[12]马庆喜,贺武洲.技术创新风险损失程度估计方法[J].大庆石油学院学报,2007,(1).

[13]苏娜.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的“多元主体评估”模式研究[J].未来与发展,2012,(7).

[14]孙正,赵颖.社会矛盾与冲突压力下公共政策问题的思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策视角[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5).

[15]童星.公共政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J].学习与实践,2010,(9).[16]王银梅.社会稳定及预警机制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17]杨雄,刘程.加强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刻不容缓[J].探索与争鸣,2010,(10).

[18]杨雄.城市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制度建构[J].上海城市管理,2010,(1).

[19]张瑶.海事系统重点建设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J].中国海事,2011,(8).

[20]赵庆远,杜亚男,乐为国.工程咨询机构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的作用与对策分析[J].中国工程咨询,2011,(4).

[21]周汉民.关于尽快建立政府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机制的提案[J].经济界,2011,(2).

[22]朱德米.“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不能走样[N].北京日报,2013-1-28.

[23]朱德米.政策缝隙、风险源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2,(2).

风险评估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篇6

论文关键词 审判 涉诉信访 社会稳定

涉诉信访是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而妥善处理信访案件，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任务。针对当前涉诉信访居高不下的严峻形势，本文试图从司法过程中的社会稳定风险的管理与应对入手，一方面，主动延伸审判职能作用，加强社会稳定的风险评估和提示，积极为党委、政府有效处理敏感、重大的信访事件提供决策参考，从源头上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加强法院工作的稳定风险评估和提示，在立案、审判、执行及信访阶段，根据已掌握的动态信息，对当事人是否存在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危险进行先期预测、先期研判、先期提示，为先期介入、先期化解提供科学依据，通过审判与信访的良性互动，实现执法办案与化解矛盾有机统一，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随着全球化运动的加剧和中国社会自身的进步与发展，中国社会遭遇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同的问题——风险社会的形成。社会风险的不断涌现。在司法过程中，确立和构建社会风险评估预警机制，既是从源头上防范社会风险、树立司法权威的有效举措，更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治本之策。

一、风险管理理论在司法过程中的导入

（一）风险管理理论概述

风险管理是一门新兴的管理学科，风险管理（riskmanagement）是指如何在一个肯定有风险的环境里把风险减至最低的管理过程。

（二）在司法过程中导入风险管理理论的进路

当前，我国学界和司法界对社会稳定风险管理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关于司法过程中社会稳定的风险管理在国内还没有系统的调研和论证。此外，在实践方面虽然有部分地区的法院已经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制定了相关的地域性规范文件，但是显然这种制度尝试还只是局限于某些地方以及某些“重大案件”，尚未有普遍性的制度规范形成。那么，构建司法过程中社会稳定风险管理的理论进路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笔者认为：

首先，在法院工作中，审判过程中的社会风险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社会风险仅指办案过程和办案结果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的可能性。广义的社会风险则包括除狭义风险之外的对外部环境和内部工作机制造成不当干扰最终产生社会不良影响的可能性。因此应当全面分析和准确把握办案风险的可能形式及其发生的概率。

其次，应当对导致审判过程中社会稳定风险的各因素进行类型化和区别化分析。从审判过程中和法院内部建设的过程中，对社会稳定风险的来源进行深入探讨，将其与审判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探讨在办案中降低风险，在办案中防止风险的再次出现的路径。

最后，审判过程中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构建思路和制度设计。一方面，对具体案件的风险分级认定和处理，可依据现实危害程度、性质和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分别拟定风险等级和处置标准。另一方面，评估机制的评估组织和工作程序进行详尽的设计。

（三）在司法进程中导入风险管理理论的价值基础

建立健全审判过程中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提示机制的必要性有三方面：司法环境的客观需要、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的需要、审判工作管理科学化的需要。

由此，笔者认为，建立健全审判过程中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实践意义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利于三项重点工作的推动，是实现人民法院审判管理科学化的重要形式。

第二，有利于推动人民法院管理工作的进步，更好地贯彻效能、风险等科学管理理念，实现法院工作的科学化。

第三，有利于提高执法风险的评估水平，不断提高执法能力，也是法院工作规范化操作与提高效能的保障。

第四，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可以防止因司法不当引发涉法涉诉信访特别是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

二、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提示机制的渊源和原则

（一）社会风险评估预警机制的渊源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源于上个世纪经济发达国家对经济安全的评估预警的思潮。经济安全评估预警机制的建立，为相关领域风险评估机制的建立提出了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

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社会问题仍然突出，影响和制约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不断增多，社会管理面临的潜在压力和风险不断加大。因此，为防患于未然，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把风险控制到最低程度，研究建立审判过程中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有着重要的政策和现实意义。

（二）构建社会风险评估预警机制的原则

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提示机制的建立中，风险的发现是预防的关键，风险的评估是化解的前提，风险的化解是评估的目的。争取在风险控制上的主动权。具体应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1.事前预防源头控制原则。必须和审判、执行工作管理密切结合，风险防控工作应当贯穿于诉前、诉中、判后执行和信访全过程，使审判、执行的各个环节形成防控合力，形成系统的工作机制。自立案之初就要全面收集排查影响社会稳定的相关信息资料，分级评估案件的风险，根据实际确定风险防控措施，定期对各业务庭室在审执过程中是否全面收集排查办案风险、准确评定风险等级、合理确定防控措施、认真落实防控措施等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2.整体联动全程防控原则。从立案环节开始，直至案件审理、执行完毕，所有环节的承办人随时排查、收集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事件的因素，逐项登记于《办案风险评估信息登记表》，分别制定相应的防控措施，并将防控措施及落实情况登记于《办案风险防控措施报告表》，随卷宗材料流转，本环节确实难以化解不稳定隐患的，由下一环节承办人继续实施，办案风险隐患以层层分解的方式得以化解。

3.各方配合长效治理原则。办案风险防控，关键在于对各种矛盾隐患的早发现、早解决。要着眼于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创新，着眼于社会关系的长期和谐稳定，坚持党委领导，形成以政法委为领导，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信访、街道社区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案件社会稳定风险防控网络。各有关部门根据工作职能分工负责，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共同化解办案风险。

4.能动司法以人为本原则。把实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建立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与坚持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相结合，建立健全充分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的重大决策及程序，逐步形成利益协调、诉求表达、矛盾调处、权益保障的长效机制。坚持能动司法，以确保社会稳定为着力点、以高效化解矛盾纠纷为切入点，紧紧围绕构建和谐社会总体目标，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全面履行法院职能，坚持为党委、政府的工作大局服务、为社会和谐稳定服务，及时分析归纳社会公共管理领域中遇到的共性问题，通过审判白皮书、司法建议等有效形式，及时向党委、人大、政府及有关部门提出有价值的建议，预警社会风险，堵塞社会管理漏洞，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三、构建司法过程中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预警机制的路径选择

（一）范围、内容以及信息收集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提示机制，是指法院在受理诉讼（信访）案件后，在立案、审判、执行及信访阶段，根据已掌握的动态信息，对当事人是否存在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危险进行先期预测、先期研判、先期提示，为先期介入、先期化解提供科学依据，以便更好地实现公正司法，为民司法，实现案结事了。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提示的的内容包括：案件的处理是否符合“案结事了”的要求；案件当事人是否存在越级访或群体访的风险；案件的处理是否存在问题或瑕疵，能否通过法律途径得到解决；案件当事人提出的合理诉求是否得以解决，不合理的诉求能否通过法律释明和释法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案件当事人是否存在法度之外、情理之中的困难，有无解决的可能；有可能引发不稳定的其他方面。

涉诉案件的信访风险信息可来源于各种有效途径。包括各类会议、庭审、来信、接访、反映、交转办案件、法院内网、外部网络等获取的信息。获取信访风险信息的部门和人员都有责任及时提供相关信息内容。评估责任主体应及时甄别信息来源的真实性，及时对有效信息予以信访风险评估；提示责任主体按规定予以提示。

（二）责任主体的确定

在立案、审（执）阶段，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提示的责任主体是案件承办部门和承办人。涉诉信访案件，无信访包案责任人的案件，由最终作出裁判（或执行）的部门为责任部门，承办人为责任人；因客观原因不能确定承办人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评估责任主体，或指定具体责任人。有信访包案责任人的案件，包案部门和责任人为评估责任主体。

（三）风险预警等级划分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提示等级按信访风险程度由低到高分级，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对应为白色、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五色）。其中一级、二级为一般信访风险，三级、四级为重大信访风险，五级为严重信访风险。

（四）风险评估预警的程序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分为一般评估和重点评估。一般评估，适用于评估责任主体认为信访风险等级为二级以下的案件。重点评估，适用于评估责任主体认为信访风险等级为三级以上的案件。评估责任人提出评估意见，提交审判组织研究；适用独任程序的案件，提请庭务会议研究；合议庭或庭务会议对涉诉信访风险评估进行全面汇总和分析论证，对风险大小作出评价，对案件的处理提出建议；制定工作预案，形成评估报告；评估报告报本法院分管院领导、信访管理职能部门。评估等级确立与变更实行分级审批制。第一、二级由责任人确定，第三、四级报业务庭主要负责人审批确定，第五级报分管院领导审批确定。

（五）社会风险的化解途径

提示的评估等级最高为五级，或本程序评估等级为三级时，部门主要负责人参与化解；本程序评估等级为四级以上时，部门负责人应报请分管院领导参与化解，必要时，报请本法院院长参与化解。风险评估等级为二级以下的，评估责任人应向部门主要负责人汇报化解进度和化解结果。风险评估等级为三级的，评估责任人通过部门负责人，向分管院领导书面汇报化解进度和化解结果。风险评估等级为四级的，评估责任人通过部门负责人，向分管院领导、院长书面汇报化解进度和化解结果。风险评估等级为五级的，评估责任人通过部门负责人，向本法院全体院领导书面汇报化解进度和化解结果。

（六）考核制度与责任追究

严格落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提示工作责任。评估责任主体、提示责任主体应按本规定要求，切实做好评估和提示的各项工作，确保运转规范、衔接有序。因工作不负责任、不认真执行本规定，导致当事人信访或者重访不止，发生严重后果的，将实行责任倒查，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风险评估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篇7

1.1研究背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金融动荡，当时造成全球金融市场损失惨重，并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影响。随着美国最大的保险集团AIG陷入危机并被美国政府接管，各国监管机关、中介审计机构以及投资者等越来越关注保险业的信用风险。随着时间的发展，目前再保险信用风险问题，也即再保险资产的安全性问题也越来越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保险业作为经营风险的行业，承担着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市场波动的作用，应该比其他金融行业更加稳健。由于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资产的价格随着经济周期而波动，经济周期对资产持有者的经济状况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在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大环境下，对再保险信用风险进行完全而有效的分散与控制，已经变得不太现实。因此，对于再保险信用风险的管理应侧重于对流程前端的规范，从源头上管控，将再保险信用风险可能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控制在公司能够承受的限度内。本报告通过对再保险信用风险的简要分析，结合再保险日常管理实践，对国内保险公司的再保险资信管理提出建议，以提高国内再保险信用风险管理水平，保证行业再保险资产安全。

1.2再保险信用风险定义及分类。再保险信用风险是保险公司面临的各项信用风险的组成部分之一，主要是指保险公司可能面临的再保险人资信风险，简言之，是指保险公司的再保险接受人有无足够的能力和意愿承担其对分出公司的到期债务（再保险合同约定的、由再保险人对分出人承担的赔付责任）。对于保险公司而言，相关资产或权益主要包括应收分保账款、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按照再保险信用风险的性质，可以进行如下分类：（1）契约风险/合同风险：是指再保险人与分出公司就已签署的分保合同发生争议或纠纷，例如已签订的文本中有关定义不清晰而发生歧义；或因双方对损失原因是否属于保险责任发生争议等。（2）履约风险：指再保险人失去偿付能力，无法按约定履约，例如倒闭，破产清算等；或再保险人因道德风险蓄意拒付或有意拖延等。（3）管理风险：主要是分出公司内部在再保险人资信管理中存在的风险。主要包括再保险人信息记录不真实、不完整；未及时了解再保险人信用风险以及信用评级的重大变化情况；与再保险人沟通的及时性较差；对应收分保账款等监控不严；对拖欠账款缺乏有效的追讨手段等。

2再保险人信用风险日常管理

再保险信用风险日常管理主要包括：再保险人的资信选择；再保险人资信信息的收集和更新；再保险人资信档案的建立和管理；再保险人信用风险分析评估等工作。

2.1对于再保险人的选择，目前既有行业的监管要求，各保险公司内部也不同的制度规定，主要是指再保险人在资信评级与资本金方面的硬性要求，比如有的保险公司对于再保险人有着明确的不低于“A-”（标普，惠誉，穆迪或贝氏评级）标准。

2.2再保险资信信息的收集与管理。对于再保险人信息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是当前保险公司再保险信用管理的主要工作，一般通过以下渠道获取再保险人资信信息：（1）直接向对方索取注册资料及有关证明文件；（2）通过公共途径获取信息，例如通过网络、报纸或者行业协会等搜集相关信息；（3）向专业的信用评估机构定购信用报告，以便及时了解国际国内再保险人的信用评级情况；（4）与同行其他公司进行信息交换。

2.3再保险人资信分析与评估。对再保险人进行信用分析和信用评级评价，是日常再保险信用风险管理的工作核心，也是工作难点，通过对再保险人所有相关财务及非财务信息进行整理、分析，得出再保险人的偿债能力评估，一般需要运用专门的信用分析技术和模型并结合专业人员的经验来完成。目前国内尚未见到保险公司对于再保险人的信用评级管理实例，个别管理较好的保险公司通过建立再保险人黑灰名单制度，以加强对再保险人应收应付的日常管理，实现降低再保险信用风险的目的。

3再保险信用风险管理建议

国内再保险信用风险管理，与国际上管理成熟的保险市场或保险主体相比，存在不小的差距，建议国内保险公司从以下几方面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提高国内再保险信用风险水平：

3.1提高认识，建立专业团队统一归口管理。虽然近年来国内再保险业务不断发展，但是再保险信用风险与保险公司其他业务风险相比，由于从业人员少，专业化较强，外部以及行业整体上，对于再保险信用风险认识不足。因此，加强宣导，提高认识，将是近年行业的主题。此外，设立专业的团队及岗位，统一归口管理再保险信用风险，是再保险信用风险管理落实的基本保障。

3.2明确信用风险容忍度，即信用风险承受能力问题。在业务安排上，明确标准并严格执行再保险人的使用，对于重要业务分保安排的风险敞口要实现明确，特别要考虑单个再保险人的风险集中度问题，无论是分出风险责任，还是应收账款或应摊赔款，都要事先确认公司的风险承受限额。

3.3完善信息管理系统，动态管理再保险人信用风险。无论是再保险人信息的收集整理，还是相关交易数据统计监控，均需要强大的信息管理系统支持。开发再保险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搭建再保险人资信管理监控平台，以更好的实现对再保险人信用风险的动态管理，例如通过结算周期研究，发现有结算问题的再保险人，通过暂停支付、暂停新业务交易等方法，降低再保险信用风险。

3.4建立公司内部再保险信用风险评估管理体系。目前，无论是行业监管，还是保险公司内部规定，通常是以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为判断依据。但前期美国的次贷危机，显示出国际评级机构中亦存在一些问题，仅依靠国外评级机构的评级存在一定风险。因此，自己研究建立内部再保险信用风险评估制度和体系，是保险公司再保险信用风险管理的长期目标。对于再保险信用风险评估，可以参照通常采用的“5C”评估方法。即：（1）品质（Character）：指再保险人努力履行其偿债义务的可能性。品质是应收分保账款的回收速度和回收数额的决定性因素，是评估再保险人资信等级的首要指标。（2）能力（Capacity）：指再保险人的偿债能力，即其流动资产的数量和质量以及与流动负债的比例。（3）资本（Capital）：指再保险人的财务实力和财务状况，表明再保险人可能偿还债务的背景，如负债比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有形资产净值等财务指标等。（4）抵押（Collateral）：指再保险人拒付款项或无力支付款项时能被用做抵押的资产，一旦收不到这些再保险人的款项，便以抵押品抵补。此外，抵押也包括再保险人提供的银行信用证。（5）条件（Condition）：指可能影响再保险人付款能力的经济环境，如再保险人在特殊困难时期或经营情况下的付款历史等。

风险评估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篇8

（一）明确预警责任。为了确保廉政风险预警机制的实施，市县两级建立了“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各负其责，纪检监察组织协调，纵向到基层单位、横向到机关处（科）室的预警责任机制，结合实施分片综合监管，市局机关和县（市、区）局划分预警责任区，明确了班子成员领导责任、处（科）室责任和个人责任，同时完善了《系统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细则》，将廉政风险预警内容纳入其中，实行“一岗两责”责任考核，形成了惩防体系预警机制的层次链、责任网。

（二）收集预警信息。通过教育评估、制度审查、行政监察、群众评议、案例剖析、纪检巡查六个途径，广泛收集整理廉政风险信息。1、教育评估。以问卷调查方式在教育对象中对教育的内容、方式、效果进行评估，发现存在的问题。2、制度审查。市局纪委对**年度市局出台的6个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廉洁高效性进行了审查，对各类制度执行情况进行了抽查，寻找薄弱环节。3、行政监察。市局纪委强化监督职能，对**年度全市新开零售企业审批时限进行了回顾性检查，对部分新开零售企业进行走访，了解掌握有关情况，发现苗头性问题。4、群众评议。通过发放征求意见函、设立意见箱、走访相对人、召开座谈会等方式，邀请群众对监管工作进行评议，并及时对评议信息进行了综合分析。5、案例剖析。对**年度收到和上级转来的8件举报投诉进行了核查，并深入剖析，查找原因，发现倾向性问题。6、纪检巡查。对重点环节进行了专项巡查，对举报投诉的处理落实情况进行跟踪调查，获取有关信息。

（三）科学分析评估。针对来自不同渠道的预警信息，市县两级纪检部门进行认真梳理归纳和评估分析，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典型分析与趋势分析相结合，及时发现了一些系统勤政廉政建设中出现的苗头性问题和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1、审批时限较长所致的请客送礼现象。部分新申办零售药店反映申办难、时间长，而在此情况下，易造成相对人的误解，千方百计地找关系，进行一些请客送礼等行为，加大了监管人员不廉洁行为的风险。2、工作作风不够扎实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工作主动性不够强，比如在农村药品“两网一规范”建设中，有的地方村卫生室的过期失效药品未得到及时检查和清理；二是工作责任心不够强，比如个别人员在执法办案中就事论事，取证不全，造成证据不足、事实难以认定；三纪律意识不够强，有透露突击检查和查案线索的情况；四是由于业务水平和工作方式方法的问题，工作中造成部分群众不满。3、执法不够严。个别执法人员在办案中存在避重就轻的现象，分析原因主要是存在老好人思想和照顾关系、考虑面子等问题。

（四）实施预警提醒。根据分析评估结果，市县两级纪检部门通过座谈讨论征求意见，对每一类问题均提出了针对性的整改意见和防范措施，并及时向党委（组）提交了专题报告。市局纪委综合各县（市、区）局廉情报告，专门完成了全系统的《系统廉政风险信息报告》，报市局党委。市局党委召开专题会议听取纪委的详细情况报告，并组织开展了讨论，针对系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举一反三，科学预测反腐败工作趋势，及时分析研究了在行政审批、行风建设、依法行政等方面工作的问题和工作重点，根据纪委提出的意见建议，研究制定改进措施，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同时，市局纪委还认真抓好评估分析结果反馈、整改落实工作，根据预警信息的不同性质，与两名干部进行了个别约谈，实行谈心预警；针对预警信息反映出的审批时限延长、工作作风不够扎实、执法不够严等问题，在系统有关会议上进行了集体通报。

风险评估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篇9

2016年4月28日，国务院安委办了《标本兼治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的通知》（安委办〔2016〕3号）（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提出对易发重特大事故的行业领域采取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性工作机制，并要求到2018年，构建形成点、线、面有机结合，无缝对接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性工作体系。

为配合《通知》要求，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国安科院”）在广州、哈尔滨、天津等地开展了城市风险评估工作，查找城市风险源、加强风险源头治理，协助政府监管部门有的放矢地进行安全生产监管工作。

风险总体情况

2015年11月―2016年10月，经过近一年的调研，天津市滨海新区率先完成了城市风险评估工作，最终形成了《滨海新区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滨海新区城市安全风险电子地图》《滨海新区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创建规划》《滨海新区创建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实施方案》等成果。针对评估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滨海新区进行梳理，研究制定了《滨海新区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报告涉及问题整治方案》，提出了19项问题、38条建议措施，并已针对部分项目开展了整治工作，预计将于2017年底完成全部整治。

自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以下简称“‘8・12’事故”）发生后，滨海新区痛定思痛，及时启动风险评估。2015年11月，滨海新区政府与中国安科院签订了合作协议，共同成立了“滨海新区城市安全风险评估和城市安全规划工作领导小组”，有效推进城市安全风险评估的各项工作。

中国安科院组织7个调研组先后开展了9批次现场调研和3批次函件调研，涉及滨海新区辖区内的21个部门、18个街道（乡镇）、7个功能区、6个重点区域、天津港及大型中央企业。

通过收集滨海新区2010―2015年的事故统计资料，对其安全生产整体情况、不同行业领域、不同区域的安全生产情况进行了分析。

2010―2015年，滨海新区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768起，死亡1 061人，其中包括1起特别重大事故，即“8・12”事故。自2010年以来，各类事故起数总体呈下降趋势，2015年较2010年下降11.41%，死亡人数上升72.97%。

从事故行业类型来看，2010年以来，交通运输业死亡203人、占比59.01%，制造业死亡58人、占比16.86%，建筑业死亡55人、占比15.99%。即使不考虑“8・12”事故，上述三个行业依然是滨海新区生产安全事故多发的关键。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统计分析结果，调研组开始了现场调研评估工作。调研组将滨海新区城市安全风险划分为危险化学品工业风险单元、危险品运输风险单元、城市人员密集场所单元、城市其他风险单元进行评价，并将风险分级为一级特别高风险源、二级高风险源。

一级特别高风险源为个人风险或社会风险超出个人或社会容许标准的风险源，二级高风险源为一级以外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风险源。最终确认滨海新区存在一级特别高风险源企业30家，二级高风险源1 382家。

风险评估方法

以危险化学品工业风险单元评估工作为例。危险化学品工业风险源主要指危险化学品企业和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工业企业，主要包括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危险化学品储存企业、涉氯企业、烟花爆竹仓库、加油站等目标。

通过查看资料及现场调研，发现滨海新区共有上述目标企业511家，在开发区、中塘镇、大港街、天津港地区的上述企业数量最多，共占全区企业数量的40.7%。风险评估辨识一级特别高风险企业17家，二级高风险企业120家，分别占全区的56.7%、8.68%。

调研发现，在危险化学品工业风险单元内，滨海新区的涉氨企业存在一级特别高风险源最多，为12家，占全部涉氨企业的17.4%，且其中8家位于寨上街。其他一级特别高风险源分别为危化品生产企业1家，位于大沽街；危化品经营企业1家，位于茶淀街；涉氯企业1家，位于塘沽街；烟花爆竹仓库2家，位于茶淀街和中塘镇。

从危化工业风险源潜在生命损失来看，塘沽街最高，占全区的19.73%，主要来源于天津塘沽中法供水有限公司新村水厂，由于其附近有河华里、长春里、福建里、碧海鸿庭等住宅区，一旦发生事故，最严重的可能导致7 000人死亡。

对以滨海新区辖区内企业为端点的危险货物运输规模进行统计，结果显示，滨海新区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量约为3 148.39万 t（过路的有2 000多万 t）。按类别分，易燃液体、易燃气体和易燃固体道路运输量最大，占总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量的84.16%；按区域分，天津港、临港经济区、海滨街等区域危险货物道路运输量最大，占总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量的68.60%。

危险货物跨省际、跨区域的长距离运输主要选择高速公路，且原则上应该避免穿过人员密集场所。在滨海新区范围内，共有南北走向的海滨高速和长深高速及东西走向的京津高速、京津塘高速、京滨高速。

其中，海滨高速沿途经过南港危货运输集中区、临港危货运输集中区、天津港区、天津港南疆港^四大危货运输集中区，沿途还有很多零星企业分布。海滨高速在危货运输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承载的危货运输量十分巨大。

但海滨高速在南疆港区北侧越过海河后，途经住宅小区、体育场馆、商贸中心等人员密集场所，在临港经济区南侧路西途经天津塘沽机场（农用），且距离海滨大道的最小距离小于40 m，在到达这些目标前没有其他通路可以对这些集中区的危险货物进行分流，运输风险较大。当运输自来水厂用液氯钢瓶达到10 t时，其最大中毒半径可达到152 m。

结合火灾高危单位、火灾消防重点单位情况，在人员密集场所共辨识梳理出一级特别高风险13处，二级高风险1 262处。其中海滨街、大港街、开发区和塘沽街4个区域火灾潜在生命损失在全区处于较高水平，均超过1人/年。滨海街和大港街具有最高的个人事故死亡风险值和较多的人口数量；开发区虽然其个人风险值较低，但人口数量最多；塘沽街则是二者都处于较高水平。

问题与对策

城市风险评估结果表明，天津市滨海新区作为环渤海经济带和京津冀城市群的交汇点，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较大，生产经营单位众多，城市运行压力巨大，安全基础比较薄弱，正处于生产安全事故易发多发的高峰期，面临安全生产整体形势复杂、安全生产监管体制机制不到位、风险源管控仍需加强等3大类19项问题。

从调研过程中可以看出，当地中央企业、大型地方企业以及天津港集团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大量企业办社会现象，由企业代行部分街道、政府的职能；目前行政管理职能正逐步向街镇移交，但由于政府人力、财力和监管水平的局限，移交过程缓慢，出现大量监管空白。

滨海新区部分区域还没有按照化工园区的模式管理，“化工围城”和“城围化工”的问题仍在不断发生并逐渐凸显。

大型易燃液体储罐、危险货物码头堆场、危险化学品管道、液氨液氯储罐等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设施数量大且相对集中，发生重大事故的风险较高，企业分布范围广，缺乏针对危险化学品事故的专业应急装备储备库。

滨海新区危险货物道路运输量大，其安全管理涉及的环节多、部门多，各企业各单位的责任职责交叉，还不能实现危险货物运输信息采集的统一标准和集中平台。部门间信息不能互联互通，在实际监管中遇到信息掌握不全，监督执法手段缺乏，缺少危险化学品卸载基地和专业的滞留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停车场，难以采取合理措施实施有效安全监管等。

针对上述问题，《评估报告》中提出了38条建议。

如：建议研究制定并落实天津港政企分离方案，落实天津港安全监管职责，加强天津港、海关、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信息共享和部门联动配合，严格落实天津港区域内企业的安全监督管理，杜绝超范围、超量等违法违规经营，并严格港口危险货物堆场的安全准入条件。

针对滨海新区涉氨冷冻企业多的特点，建议推动全区涉氯企业开展安全设施强化和工艺升级改造工作，组织专家专题研究论证，为液氨装置加装紧急切断装置等安全设施、设备的可行性，减少液氨、液氯等有毒气体的使用，降低安全风险。

建议依托现有应急专业队伍，以化工区和港区为依托，从人员素质水平、应急实训培训、装备针对性和专业性等方面，强化建设危险化学品应急综合队伍，尤其是在管道泄漏应急抢险、大型储罐（液体、气体）火灾应急救援、液氨液氯泄漏应急抢险等专业队伍方面，重点加强应急救援队伍能力。针对滨海新区沿海大型油库和石化装置集中的情况，增设水上消防力量和大流量移动炮。加强泡沫、干粉、围油栏、吸油毡、沙袋等应急物资的储备，增强事故应对能力。

风险评估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篇10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近年来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管制方法。一种是“内部模型法”（IMA)，寻求通过扩展巴塞尔框架来控制市场风险和信贷风险。另一种监管方法旨在提高金融管制的市场化并强调鼓励银行部uyh 的有效自律的，这种方法最典型的建议是“预先承诺法”（PCA）。这两种方法都遵循相同的基本策略，即资本要求应该尽可能地反映被管制机构的内部结构和特定的业务活动，目的在于限制由管制要求产生的扭曲，同时将银行风险最小化。

IMA的依据是1998年巴塞尔协议和1993年、1995年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的咨询文件。1996年l月，国际清算银行(BIS)采纳了这个方法，现在它已成为修正后的巴塞尔协议中的一部分（BIS 1997）。类似的管制通过1993年把资本充足问题列入了欧盟立法范围。它将许多风险管理和测度系统整合融入了现行的银行管制体系，并且扩展了这些管制，使其包括了市场风险。不同类型的市场风险被列出，且不同的风险种类适用不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如果银行的内部风险测度模型是根据BIS的要求来构建的，它还允许银行使用这一模型来评估业务的风险。使用内部模型和历史数据以及模拟的数据，银行可以对每种市场风险下的投资组合出现的风险值进行统计和评估，其评估的结果称为风险估价“VaR”(Value at Risk)。资本要求被定义为风险估价的一个乘数(multiple)，根据风险测度系统的质量确定换算系数。这个程序消除了在标准方法下定义必要的固定资本充足率，但是，这种方法要求对使用的风险管理模型建立和检验以及来自管理者的专家意见进行非常复杂地选择。最近来自BIS建议显示，信贷风险的测度和管制似乎也可以应用IMA。这将有助于处理已知的由现行的风险权数和种类划分所造成的扭曲。不过，在广泛运用这些评估信贷风险的模型之前，仍然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技术性问题，如对信贷风险的统计度量(Lopez＆Saidenberg 1999)。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提出的PCA建议，是依靠银行管理决策结果标准的预先承诺，而不是管制管理工具。与IMA相比较，PCA更偏向于更加有弹性，不仅允许银行实施创新性的风险管理和测度模型，而且允许它们选择自己的资本充足率要求。银行预先对一定时间限度内的最大累积易损失进行承诺，并必须保持足够的资本来冲销这些损失。这种预估的最大损失数产生于银行自身的内部模型，对预先承诺的违背是要受到事先定义的罚金制约的。

因此PCA遵循金融业的自律思想，试图避免最初协议的粗糙和任意的风险权数这些不足。在这样做的过程中，PCA避免由BIS发现的逆效应。它鼓励制定能反映银行活动真实风险的资本要求，并鼓励发展新的有创新性的风险管理和测度方法并实施激励相容管制制度。理论上，每个金融机构都会选择使总成本最小化的资本要求。理想上来说，相对于特定的罚金，市场参与者与管理者一样，只通过分析选择的预见承诺，就能判断出金融机构的风险。

这种新方法灵活地适应于金融机构活动的异质性、金融机构业务不断增加的复杂性和金融市场的动态发展。许多美国银行已经在PCA的基础上做了大规模的实验，似乎获得了很好的效果。然而，最优的PCA罚金的定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解决。现在需要管理者确定罚金的结构，使其充分保证银行业的稳定性和透明度目标一致的预先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