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实体理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实体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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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实体理论；合并会计财务报表；编制理论观点；国内发展

一、实体理论

实体理论这个概念最早是USA美国会计界著名学者莫里斯・穆尼茨所建议的，并经过USA美国会计学会在1994年出版于《合并报表的实体理论》中[1]。概念上，经济实体理论是合并理论的其中一种，经济实体理论是实体论的一种延伸，于企业集团而言，它是集合并会计报表的最终目标、编制的方式方法、少数股权性质、合并的资产计价额度、合并利润的计量方式和企业集团中还没有实现损益抵消的合并报表编纂方法的总体原理和理论。

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至今十五年有余，我国企业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参与激烈竞争的首要任务就是充分的借鉴和全面的分析国际会议惯例。从信息索取方面而言，合并会计报表的编纂过程中，充分满足囊括母公司众多股东在其中的一切信息索取人的要求是必不可少的，而就我国目前经济状况来说，母公司众多股东的信息需求繁杂而量大，按照母公司编制的合并报表基本忽视了其他报表的使用者知情权利。我国的会计关键定义为把小批股东的收效权利作为合并关键体现中合并净利润的一个调配项；把小批股东的权利作为合并股东的权利一部分，在实体理论的大概念下，小批股东的权利就是合并股东权利的构成部分之一，而对合并的主体来说，小批股东的权利并不能作为合并主体的其中一项职责，也不会造成企业经济利益的流失。所以说，小批股东利益的损失非但是单一的费用，对于合并主体体现的合并利润而言，它是一项调配措施。企业集团里各公司交易还没有实现的损益抵消而言，实体理论中要求效果为百分百的抵消，却不是按母公司的持有股份比例来抵消，这样就很大程度上的抑制了企业利用集团内部关联贸易来操纵利润的问题产生。

二、经济实体论下财务报表合并的优缺点及国内发展

实体理论可以称为主体理论或者是经济实体理论，实体理论是用企业为主体所开展的理论。实体理论的观点是母公司与子公司间的关系是操控和控的，跟所有权理论观点的具有和被具有观点不同，这就标志着在实力理论观点里面母公司可以全权支配各分公司的全部资产运作，更有权驱使子公司的全部经营决议和财务调配。这样，母公司和子公司在产业运作、经营过程和财务决策等方面上就成为了完全独立的，在最终的所有者是一致的，这个一致就是编纂合并会计报表的主要方面[2]。以实体理论为准基编纂合并财务报表时，首先，实体理论倡导采用完备合并法编纂合并财务报表，其中全部资产和债务均按照市价反映，无论各种资产的重新估价均要对应整个集团企业，更是囊括子公司的小批股东权益，母公司和子公司间的交易和他们还没有完成的损益，都全部给予抵消；其次，在构建母公司和子公司结合体的过程中因为收购合并产生的资产和债务升降值及商业信誉，都要全部给予合并和均摊；最后，合并后的股权不但包含多数股东权益，也包括小批股东的权益，表现于合并资产债务表上的时候，母公司没有真实拥有的所有权反映出的是少数股权，并当作合并所有权的单个项目列出。以集团企业中内部交易还没有实现的损益抵销来说，实体理论的要求是百分百的抵销，而非是按母公司股东持有股份的多少来抵销，这就有利于抑遏集团内部相关交易操控利润的问题出现。

我国对合并财务报表的推广和使用有很大优势[3]。1.从现在的国际经济发展趋势来说，此后的股份公司股份权益将愈来愈分散开来，以前表述上的小批股东一般在持有股份总额上超越了母公司拥有份额，这样就会造成母公司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小批股东，虽然从操控的方面来说母公司仍然是母公司，但是股份上的削减会让母公司理论编纂的合并财务报表只是母公司股东使用[4]。所以在新的经济形态下，只有实体理论能够为全体股东更好做出合并整体的财务信息；2.就我国目前的会计信息须求来说，在对合并报表形成信息需求的不单单是母公司的股东，这对于集团企业的债权人决议是同样有关系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在不断的完善，债权人作为商业银行的代表，其利益也是重中之重，所以，实体理论所提倡的开放性合并报表编写的目标，也就是合并财务报表是为了集团企业中所有信息和资源供给者而编纂的，这明显的和我国会计信息须求的现状相对应，极大的填充了会计信息应用者的须要；3.合并财务报表和我国会计要点的定义是相符的，就少数股权和小批股东的收效来看，实体理论下的小批股东股权是合并股东股权的一个局部构成项，所以对于合并的主体来说，小批股东的股权不单单是一个义务，更不会造成经济利益的外溢，也就是说，小批股东收效也不仅仅只是一项费用，而会成为对合并主体实现的合并净利润的一项支配。最终，和我国经济发现相符的只有合并财务报表理论了。

三、结论

在经济实体理论观点下，编制合并报表主要着重的是经济概念上的控股权，不是法律概念上的拥有权，实体理论充分反映了经济实质上所谓的“调控”概念。在我国，《企业合并》和《合并财务报表》等例行标准中，企业合并的理论基础采用经济实体理论是一种科学化，合理性的选择，我国企业集团在运用财务报表合并时的分析过程也是值得推荐的推广的，而相对于我国现在的经济形势再说，经济实体理论下的财务会计合并报表是每个企业集团所必须拥有的基本[5]。

参考文献：

[1]陶宇龙.商誉会计处理的国际比较问题探究[J].商业会计，2013（13）.

[2]王爱莹.浅谈合并会计报表的合并理论[J].价值工程，2011（12）.

[3]蔡丽娅.浅谈企业合并财务报表三大理论[J].财经界，2013（11）.

[4]郭燃.合并报表与母公司报表决策有用性研究[J].石家庄经济学院，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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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研究的是我国竞技体育软实力的提升问题。文章阐释了竞技体育软实力的概念与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了提升我国竞技体育软实力的价值和策略，希望能够为我国竞技体育软实力建设工作的开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 竞技体育 软实力 提升意义 提升策略

竞技体育软实力，是竞技体育综合实力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以精神和智力的形态融合在竞技体育硬实力之中，在竞技体育运动水平发展和提升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支撑和促进作用，这一点在我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发展和提升的过程中也不例外。如今，随着我国竞技体育硬实力的不断增强，通过加强我国竞技体育软实力的方式，来提升我国竞技体育软实力的水平，并在此基础之上，促进我国竞技体育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已经成为了关系我国体育事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鉴于此，本文就针对我国竞技体育软实力的提升问题进行了研究，希望能够通过阐释竞技体育软实力的概念与内涵，分析提升我国竞技体育软实力的价值和策略，来为我国竞技体育软实力的建设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竞技体育软实力的概念及内涵

竞技体育软实力是相对于竞技体育硬实力来说的那些无形的实力要素，通常说来，这些实力要素，都是以精神和智力的形态融合在竞技体育硬实力之中的，以一种不可量化、不可物化力量的方式支撑和促进着竞技体育综合实力的发展与提升。概括来说，竞技体育软实力主要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竞技体育软实力是一种无形的、非物质形态的资源，与竞技体育硬实力中那些有形的、可见的资源有着明显的区别；其次，竞技体育软实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实力主体不断的自我积累获得的，是一种后发优势；再次，竞技体育软实力，具有精神文化产品的特性，因此，其能够重复使用，且具有无限增值的特点；第四，竞技体育软实力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其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必须要依托于竞技体育硬实力才能够得以发挥和显现；最后，竞技体育软实力的指标是隐性的，相较于竞技体育硬实力的指标来说，是很难进行准确的量化的。

二、提升我国竞技体育软实力的价值

提升我国的竞技体育软实力具有多个方面的重要价值，但是，概括来说其在以下两个方面体现的尤为明显：首先，提升我国的竞技体育软实力，有助于促进我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的提升。竞技体育软实力作为我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能够在竞技体育软实力上有所突破，将会大大提高我国竞技体育在国际体坛的地位和影响力，与我国竞技体育硬实力一起进一步提升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其次，提升我国的竞技体育软实力，是建设体育强国，实现我国体育事业科学化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竞技体育软实力的提升，能够使得我国的竞技体育软实力与硬实力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协同共进，从而推动我国竞技体育进入科学发展的轨道，为体育强国的建成和我国体育事业的科学化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提升我国竞技体育软实力的策略

（一）重视驾驭竞技体育规律的能力的提升。

要提升我国的竞技体育软实力，确保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充分的了解、掌握、运用和驾驭竞技体育的规律。例如：竞技体育的发展规律、不同体育运动项目的制胜规律、运动队的管理规律以及优秀的体育运动人才的成长规律等等。能够在认识和把握这些竞技体育规律的基础上，科学的运用这些规律来指导竞技体育工作的开展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能力。而且谁能够合理的运用、科学的驾驭这些规律，那么往往就意味着，谁就在战略上占据了主动与先机。因此，在提升我国竞技体育软实力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竞技体育规律的认识与掌握，通过加强科学研究的力度、认真总结我国多年来的竞技体育的成功经验、积极跟踪世界竞技体育的发展趋势等多种方法和途径，来提升我国驾驭竞技体育规律的能力。

（二）重视竞技体育精神文化竞争力的提升

竞技体育精神文化，不但可以超越地域和国界传播体育文化思想，进行体育文化思想的交流与共享，而且还能够从某种层面上来弥补一个国家竞技体育硬实力的不足，让本国的体育文化思想得到其它国家的认同与肯定，大大增强这个国家在竞技体育领域的影响力与吸引力，使得国家的竞技体育软实力得到明显的提升。由此可见，提升竞技体育精神文化竞争力，不但是提升一国竞技体育软实力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竞技体育软实力文明行、融合性与缓和性最为集中的表现。

而要提升我国竞技体育精神文化的竞争力，促进我国竞技体育精神文化的传播，一是，要积极参与各种国际体育赛事，提升我国竞技体育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二是，重视国际性竞技体育赛事的举办。通过主办重大国际性竞技体育比赛的方式，来促进城市发展，提高国际知名度；三是，要积极参与各种国际体育学术交流活动。通过各种国际体育学术交流活动将我国的体育理论、体育思想和学术成果介绍出去，并通过思想碰撞的方式，对其他国家的竞技体育产生影响。

（三）重视管理体制的创新

国家竞技体育软实力的提升，需要有一个科学、完善的管理体制来作保障。我国现阶段正在进行的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就是我国竞技体育软实力提升的内在要求。虽然说，前些年举国体制在我国竞技体育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举国体制已经逐渐表现了滞后性的问题，出现了诸多的弊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竞技体育的某些方面和环节，举国体制就已经不再适应了，如果此时仍然故步自封，不知变通，必然会影响我国竞技体育软实力的提升。因此，针对这种情况，要发展和提升我国的竞技体育软实力，就必须有针对性的进行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参考文献：

[1] 何艳华，付甲，邰峰.对国家竞技文化软实力的探讨[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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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心理经济 网络经济 心理学 电子商务 未来经济

“经济”是指社会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无论是学者，还是组织对这个概念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过。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对于“经济”的研究及讨论上升到新的阶段，都在探索未来经济会是什么？因而就出现了信息经济、体验经济、知识经济、注意力经济、网络经济、新经济等等。这些关于经济的说法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未来经济的概括及描述，但本人认为，在这些描述中均忽略了人类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因为人类是经济发展进步的第一生产力。只有人类，才能创造社会、创造世界和创造未来。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但它只是为人类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手段，仍无法完全代替人类，智能机器人也是如此。因而，在未来经济学说的探索和论述中要充分地考虑人的因素，由此便产生了“心理经济”学说。

心理经济学说

人是具有思维和理想，并能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级动物。人的各种言行、一举一动均在大脑的控制和支配下，而大脑发出的各种指令均要受到心理活动的影响。当然，人的心理活动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在未来经济的研究中不考虑人的心理因素，显然是不全面的。因而，要将心理学的知识及理论有机地结合于新世纪经济的研究之中，本人大胆地提出“心理经济”即将到来。

有学者认为：网络经济 = 知识经济 + 网络，本人认为：心理经济 = 网络经济 + 心理。即在肯定人类已经步入网络经济社会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心理学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从而更加突出人类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运用心理学的知识及理论来研究未来的各种经济活动，使其成果更能符合客观的现实社会，并描述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其中，网络经济的狭义定义是指利用互联网和互联网技术在网上进行各种经济活动以及其他相关经济形态活动的总称。

心理经济是未来经济

从心理学体系的角度来理解

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心理活动简称心理。而心理活动多种多样、错综复杂，心理学把心理活动分为两大类：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其中：心理过程是指心理活动发生、发展和完成的过程，即心理动态过程，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个性心理是标志着人们个别差异的心理现象，包括个性心理特征和个性倾向性。当今网络技术的发展及应用，使得对人的个性心理的研究及应用提供了重要条件及基础。网络经济所追求的商品个性化、服务个性化、消费个性化、需求个性化等等，在个性心理研究的基础上使其实现成为可能。

另外，心理学广泛应用于社会实践活动各个领域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以普通心理学为主干、以多心理应用学科为分支的学科体系，其中包括社会心理学和商业心理学等分支。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研究人与人交往中的心理活动，协调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商业心理学是研究商业经济活动中人们的心理现象及其规律，研究的对象是商品经营者和消费者在营销活动中的心理现象的产生、发展及其变化规律，以及商业经营活动中的组织管理与心理的关系。这两种分支对于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首先，通过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才能充分掌握人的心理，正确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才能采取有效措施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其次，通过商业心理学的研究，才能真正掌握商业活动双方心理状态，为解决消费者为什么买？及经营者怎样去卖等问题提供理论依据，由此又出现了市场营销心理学这个分支。虽然在此分支中关于消费者心理的研究较多，但关于经营者心理的研究却较少，这也是心理学在经济活动中没有发挥较好作用的原因之一。而心理经济中的心理是把商业活动的买卖双方均看作是复杂的人，而对人的心理进行系统地分析和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应用到实际商业活动中去。第三，要明确指出文中所谈的心理是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认识和研究心理。即：心理的实质既是大脑的机能，又是客观现实的主观映象，其心理过程是通过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的密切结合来完成。

心理学同其它学科一样，正在伴随着经济发展、时代的变迁而发展变化。在网络经济的新时代中的心理学必然出现全球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特征。这些新特征必然加快心理学在网络经济中的应用，如虚拟市场心理学、网络营销心理学等，这一切促进了网络向生产力的转化，必将推动心理经济的到来。

从市场营销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

国内外对市场营销心理学的研究均是以知觉、注意、学习和态度四大心理理论为基础开展各项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在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的今天，许多学者将这些心理理论与现实经济相结合提出许多种经济学说，如体验经济、注意力经济、知识经济，并在各种经济学说之下来探索虚拟市场营销中的心理理论。详细分析这些经济学说对于虚拟市场营销心理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均具有相应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体验经济学说可以理解为注重知觉心理理论在虚拟市场中的应用，但由于体验式受到产品特性的限制，使得营销的实施范围较小；注意力经济学说阐明了知觉和注意心理理论在虚拟市场中的作用，但注意力不等于购买力，使得争夺眼球的营销之战的硝烟很快散去；知识经济学说是将知觉、注意、学习三种心理理论有机结合的重要体现，如企业需要学习型组织、消费者要进行“学习的革命”，但只学不用或者知识不能转化为效益，其在营销中的价值将大大地降低。逆向思考，可以大胆设想，将知觉、注意、学习、态度四大重要心理理论有机结合应用于虚拟市场的营销之中定会完善虚拟市场营销的心理学理论，从而提出“心理经济”这个学说，并认为心理经济是未来的经济。如今经营者和消费者均注重的“诚信”就是态度理论的具体表现之一，而且心理经济学说会加快心理学理论在虚拟市场营销中的实际应用，促进虚拟市场营销中诸多问题的有效解决。

从解决电子商务相关问题的角度理解

电子商务可以简单地认为是互联网与商务的有机结合。在近几年发展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使其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的作用较小。特别是网络泡沫现象，对电子商务的打击是沉重的。虽然在SARS期间电子商务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并具有比较理想的发展势头。但伴随SARS疫情的结束，似乎电子商务又恢复了平静，又成为制造网络泡沫的原因之一。迄今为止，电子商务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仍未能很好解决，如网上支付、网上安全、实物配送、网上诚信、网上法律、盈利模式等问题，因而出现这种结果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许多问题都与电子商务的参与人有关，或者说与参与人的心理状态有关，因而可以采取心理手段辅助问题的解决。以下仅以电子商务中两个问题的解决过程来论述心理学的应用，为心理经济成为未来经济创造条件。

网上支付问题。目前，我国的网上银行提供的网上支付现状相对于近6800万的网民和30余万网上公司或商家来讲是十分充裕的，技术上完全能够满足网上支付的需要。因为自从1998年2月，招商银行推出“一网通”服务，成为国内第一家推出网上银行业务的银行；1998年3月6日，中国银行成功地进行了第一笔电子交易以来。相继有50余家分支机构开展实质性网络银行业务，企业与个人客户超过1000万户。这些网上银行，正在为我国开展电子商务提供快捷的金融服务。其中包括：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光大银行、中信实业银行等。经过近几年的努力，这些网上银行正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并为我国电子商务健康有序的发展保驾护航。如，招行的“一卡通”发卡量近2000万张，并被消费者评为喜爱的银行卡品牌。而且自2002年许多外资银行，包括汇丰银行、东亚银行等，已获准在中国内地开办网上银行业务。这一切，充分地证明了国内网上银行能够保证网上支付业务的顺利进行。

那么为什么还有很多的个人或商家不使用网上支付工具呢？原因可能有许多，但主要还是安全问题。这个问题，本人认为仍然是心理问题。打个比喻：假如在不考虑价格的前提下出去旅游，问旅游者是愿意乘汽车，还是愿意乘飞机？仍然会有许多人愿意乘汽车，因为他们认为乘飞机不安全。事实上，按飞机起落次数与汽车出车次数进行比较会发现飞机的事故率要低出很多，即乘飞机更安全。由于国内外的飞机事故均有报道，使人们对乘飞机产生担心害怕、感觉不安全的恐惧心理。而乘飞机与汽车就相当于网上支付与传统支付，网上支付的确存在安全问题，那么传统支付就安全吗？谁没有经历过丢失钱财的时候呢！只是网上支付出现的安全问题易报道及传播，才使人们得出网上支付更不安全的错误结果。心病还需心理治，可采取扩大宣传策略加强网上支付的宣传规模，提升使用者的使用信心。并借助使用者的亲身体验，逐步消除人们对网上支付的不放心、不信任的恐惧心理，扩大网上支付的使用群体。另外，要让人们清楚地认为到绝对的安全是不存在。

网上诚信问题。诚实和信誉对于经济活动中任何参与者都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因为只有“诚信”，才能获得信誉，而“信誉”是所有商务生存发展之根本。但令人遗憾的是，诚信正是国内商家或消费者所缺少的，也是商界许多失败案例的根源所在。在虚拟网络世界中商家及个人更需要呼唤诚信，逐步地树立诚信形象，为建立诚信社会做出贡献。那么，网上诚信问题是电子商务的主要障碍吗？本人认为，就其国内商界的现状而言不是主要障碍。因为对于网上商务参与者的真实性问题，正在借助CA机构提供的数字签名、数字证书、数字签章等手段来解决，而且工商管理机构正在解决网上公司的登记注册问题，已经在一些城市中试行；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及进步，人们的知识水平、思想境界正在提高，更加重视诚信的建立；国内正在加强网上欺诈的打击力度，2003年厦门3.27特大网上诈骗案的告破就说明了这一点；在传统现实的商务活动中就没有虚假、欺骗等现象吗？当然有，而且很多。

网上诚信问题也是一个与心理有关的问题。因为诚信就是态度心理理论的具体表现，诚信的判断标准是与人们对诚信的理解有关，又与人们根据以往经验的积累而产生的判断力有关。这些均是心理现象，并且是因人而异的。另外，诚信是与时俱进的概念，不同时代、不同时期、不同环境对其要求是有区别的。如早期消费者能买到货真价实商品，就认为商家的诚信好，但现在已经远远不够了，人们已经将商家的经营形象、服务质量、及时应答等等看作诚信的表现。这是因为伴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事物的感觉、感受和体验，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在发生着变化，或者说人们的心理状态发生了变化。再有，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人认为虚就是假。心理作用产生虚拟互联网上都是假的，不真实和不放心导致对网上商务的不信任。

既然网上诚信问题是一个与心理有关的问题，就可以通过心理的手段协助问题的解决。首先，要通过宣传解决人们对虚拟世界的正确认识，转变虚就是假的错误观念。国内正在从技术及法律方面解决网上欺骗行为，网上商务真实可靠性是有保障的，排除人们对网络恐惧的心理障碍。其次，大力推广优秀的网上商家和消费者的诚信典型，建立诚信的标准样板，解决由于人们的思想观念、心理状态的差异而导致诚信的分歧理解的问题。第三，商家要建立诚信机制，如康佳集团公司的“质量第一，信誉为本”经营战略很值得借鉴。商家要加强对消费者的诚信要求。如网上登记注册信息的真实性，必须通过技术、沟通、奖励等手段进行检验和验证。要明确地告之消费者，商家注重诚信对虚假注册将坚决取缔，打破消费者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而对于1900年出生、E-mail：11@22 能通过注册的问题很值得深思。商家和消费者都要善于培养诚信，树立以讲诚信为荣的思想观念，逐步实现诚信社会。

综上所述，本文从三个角度较详细地论述了心理学在经济活动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肯定了心理学能够加快网络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促进了我国电子商务有序健康的发展，推动了网络经济的建设步伐。这一切，将使人们更加重视心理学的发展及应用，坚定了心理经济是未来经济的观点。当然，还可以从其它角度来论述心理经济即将到来，如从网络技术应用历程的角度、从新经济争论的角度、从网络经济发展历程的角度等，这些有待于今后的研究及论述。

参考资料：

1. 张小蒂等编，网络经济[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8

2. 贾建华等著，市场营销心理学[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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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经济伦理 食品安全

一，食品安全的伦理界定

食品安全是食品的扩展概念，可以表述为：食品（食物）的种植、养殖、加工、包装、贮藏、运输、销售、消费等活动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和要求，不存在可能损害或威胁人体健康的有毒有害物质以导致消费者病亡或者危及消费者及其后代的隐患。该概念表明，食品安全既包括生产安全，也包括经营安全；既包括结果安全，也包括过程安全；既包括现实安全，也包括未来安全。

二，从企业经营者角度审视食品安全伦理失范的原因

不良食品生产和经营者漠视公众生命健康权的行为，其直接后果就是在公众和社会面前表现出诚信的缺失。众多食品安全事件体现了当今市场上企业诚信和商业道德的严重缺失。消费者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绝对支撑，若说诚信是企业的生命，那么消费者群体就是诚信存在的土壤。

在企业伦理范畴内，食品安全的困境表现为企业诚信与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在企业间合作关系中，物品关系、经济关系是随时发生的。在这个复杂的链条中，所产生的合作关系和发生的问题能否顺利解决，取决于企业的诚信和伦理道德。而许多企业逐渐专注于自己的领域而忽略其他合作伙伴的利益，久而久之，所有企业都各自为营，把道德缺失的后果放到了消费者身上。食品企业伦理的缺乏是所有企业中后果最为严重的一个，因此，加强食品企业道德建设，杜绝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是企业伦理当下的迫切要求。

价值理性在人的活动中表现为价值主体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行为取向。价值理性是主体在观念中对未来价值实践活动的目标、方法、手段、结果所做的超前设计和筹划。在价值理性的视野中，人是终极目的，人是各种努力的终极关怀。一切都要以满足人的合理性需要为目的，一切地努力都是为维护、发展、实现人的各种利益，都是为了维护人的尊严，提升人的价值，凸现人存在的意义，都是为了促进人更好地生存、发展和完善，最终达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三，践行食品生产与经营中的经济伦理规范

食品安全的维护亦需要道德理论作为指导，再完善的法律和再严格的安全监管也会有纰漏。要从源头上预防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必须从思想上建构食品安全的伦理防线。康德“人是目的”的命题，从存在论的角度指出人类一切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为了追求人的幸福，人本身即是目的。故人类所创造出的物质财富、艺术、食品安全视角下的职业道德、科学技术、教育乃至国家、政府最终都是作为手段而存在。人是最高价值，所以必须尊重生命。不仅是作为存在者的个人的生命，而且是作为存在意义上的整个人类的生存。功利主义主张，当不同的价值发生冲突、不同人的利益相互矛盾时，通过计算价值、权衡利害，取向于那种能使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的抉择。故功利主义在进行价值比较时赋予了生命以最高价值。生产食品的最终目的，不仅是要实现生产者自身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要满足社会人群对食品的需要，在达到人们对自我内在价值实现的基础上，充分实现人的外在价值。尊重生命原则是生命伦理学的核心和灵魂，是指要维护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

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钱和利益居于至高的地位，哈佛大学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的演讲“金钱不能买什么”从金钱的无所不能中亦揭示出企业利润与企业家良心的矛盾所在。因为有10元钱一个拥抱，100元一个普通挂号，加200元一张火车下铺，所以我们可以孤单却不需要朋友，可以心安理得地花钱“雇”人排队。奶制品从3元250毫升到3元180毫升，企业利润仍在上涨或维持，消费者消费的金额也没有增加，然而，孩子们每天需要的营养却在缩水。金钱看似是万能的，然而我们已经无法用可以承受的价格买到健康、安全的食品，假种子、农药残留、转基因，可是我们还是很期待，纳米技术的普及、非转基因食品的普及以及深山中圈养着的牛、羊的长成。我们用高科技、高成本来试图保障我们的食品安全，我们呼唤政府对质量的监管，期待法律、法规对违法经营者的惩处，我们忘却的却是一种最基本、零成本的，作为一名经营者的责任心与良心。食品安全事件，本质上是生产者和经营者丧失了起码的社会公德，践踏了起码的良心底线，蹂踊了“尊重生命珍惜生命”的理念，不管不顾消费者的生命健康。

不断发生的食品安全危机事件，从反面说明有些企业本身道德的沦丧、道德血液的流失，从而陷入了极端狭隘的功利主义。这种利己主义更加露骨地强调私利的至上性，甚至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和大众利益。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把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当作牟取暴利的牺牲，是对生命的挑衅，是对“义”的极端蔑视和对“利”的不择手段的追求。在当下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中，更要注重“义利兼顾”，企业在营利的同时，要考虑该盈利行为是否符合消费者的利益，是否符合社会整体利益以及长远利益。企业正确的价值目标应该是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在当代社会迅速发展的需求下，企业把追求经济利益放在首位似乎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在企业已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科学、合理地追求经济利益，并把实现社会责任作为自己的目标，这是企业，尤其是关乎人类生命健康的食品企业作为社会的分子和实现更长远的经济利益所应该遵循的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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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的存在是财政存在的充要条件

财政是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国家在出现后，它并不进行生产。然而，为了维持它自身的存在和运转，国家又必须从国民收入中分到一块来满足自己的需要。由于国家不进行生产，它不可能通过交换的形式来获取它所需的社会产品，它所拥有并能加以运用的，只有强制性政治权力。国家凭借强制性的政治权力参加社会产品的分配，就是原始的税收——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国家为了维持自身存在和运转消耗社会产品的过程，就是财政支出。因此，国家的存在是财政存在的充要条件。只要国家存在，财政就能够存在；只要国家存在，财政就必然存在。财政的存在，只需要国家这个唯一的前提。可以说，财政是国家内生的一种东西。从古代的奴隶制国家、封建国家，到现代的计划经济国家，无不如此。在执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中，国家仍然是财政存在的充要条件。与财政的这种存在必要性相关的是财政筹集收入的职能。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存在的必要性得到了扩展。

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市场上的一切经济行为都是按照价格机制运作。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通过供求双方的自发调节，使资源配置和社会生产达到最优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如果情况真是这样，财政的作用就应该只限于筹集政府收入，它存在的必要性也就只是源于国家的存在。但是，我们看到，现实情况并不是这么理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对财政存在必要性的认识还应该更进一步。问题主要在于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只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种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具备形成完全竞争市场所需的全部条件。而只要有某一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上就有可能出现失灵。

西方经济学家对市场失灵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导致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的根本原因在于价格信号并非总是能如实反映社会边际效益和社会边际成本。具体来说，市场失灵有以下几种情况：

1、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是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领域。西方经济学认为产品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萨缪尔森在其《公共支出的纯理论》（ThePureTheoryofPublicExpenditure）一文中给出了公共产品的定义：纯粹的公共产品指的是这样的物品或劳务，即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物品或劳务消费的减少。西方经济学家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总结了公共产品相对于私人产品的特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由于公共产品具有上述特征，市场对公共产品的生产进行资源配置时，就会出现失灵的现象。一般来说，由于“免费搭车”现象的存在，完全由市场决定的公共产品的生产量是不足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应该设法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

2、外部效应

所谓外部效应，是指私人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成本之间或私人边际效益和社会边际效益之间的非一致性。即某些个人或厂商的经济行为影响了他人或厂商。却没有为之承担应有的成本费用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由于私人经济主体主要以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所以对于带有外部效应的物品或劳务的供给不是过多就是不足。外部效应除了影响社会经济效率之外，由于外部效应导致的成本或报酬分担不合理，它也会妨碍社会的公平。所以政府应当对外部效应进行矫正，将外部的成本或报酬内部化，使带有外部效应的产品的生产数量改变到合理的水平。

3、垄断

当一个企业可以通过减少其产品的供给，使其产品的售价高于边际生产成本时，就形成了垄断。由于垄断者能够操纵市场价格，它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办法是将其产量确定在产品边际效益等于边际生产成本的水平上。结果是造成市场上该产品的供给量不足，价格偏高，造成社会效率的损失。对此，政府部门应该进行干预，通过法律和经济手段保护有效竞争，排除垄断对资源有效配置的扭曲，强迫或鼓励垄断者增加产量，降低价格，使该产品的售价等于其社会边际成本，以避免社会效率的损失。还有一些行业的规模效应很明显，如果政府不加干预，就会自然形成垄断。对这种自然垄断行业，政府也应该及时加以干预，也可以划归政府来经营。

4、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

信息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掌握的信息总是不完全的，要获得更多的信息，需要付出“信息搜寻”成本；此外，市场在交易中总是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一方总是比另一方有着更多的信息或有着更低的信息搜寻成本。由于市场经济主体在交易中总是根据自己所拥有的信息作出决策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必然导致市场失灵，资源配置偏离帕雷托最优。

5、宏观经济领域的失灵

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配置方面的失灵，不仅在微观经济中表现为上述偏离帕雷托最优的情况，市场失灵同样也反映在宏观经济领域中。对宏观经济领域中资源配置效率的考察所依据的指标主要有：就业水平、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状况。但自发的市场机制并不能自行趋向于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适度的经济增长。市场失灵在宏观经济领域中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不公和经济波动与失衡。为此，政府也必须对经济进行调控。

但在现实中，市场失灵并没有使市场经济制度崩溃，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在现实中应该有一条挽救市场失灵的途径。其中，除了认为应由政府干预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观点之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主张通过扩大市场覆盖面（即市场完全化）和提高市场效率来挽救市场失灵，但在实践中都是不成功的。西方经济学家在对多种解决市场失灵的方法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要优化资源配置，必须由政府进行干预。这就是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存在必要性的又一体现。

于其他手段相比，财政手段在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中具有以下优势：

1、财政手段比较灵活，税率和补贴额可以根据外部性情况及时加以调整。

2、财政手段的管理费用低，避免了产权界定和市场交易的巨大费用。

3、财政手段在技术上比界定产权、扩大市场覆盖面更易于操作。

三。市场经济体制中财政职能的界定

根据上述对财政存在必要性的分析，可以得出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财政所应具有的职能。市场经济体制下，对经济的调节应以市场机制为主，在市场机制能够完成资源有效配置的领域，政府就没必要介入。只有发生市场失灵时，政府才应该介入其中。但政府介入的最终目的仍是为了维护或确保市场的正常运作，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财政作为政

府干预市场的手段之一，它的职能也只能限定在市场失灵的范围内。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的职能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资源配置职能。

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主要体现在提供公共产品上。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决定了它难以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只能有财政来进行供给。其次，财政履行资源配置的职能还可以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并解决垄断的问题。

2、收入分配职能。

我们在前面提到，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所决定的初次分配状况极不公平。这样客观上就要求社会有一种有助于实现公平的再分配机制。市场本身不能提供这种再分配机制，只有依靠政府以非市场的财政手段来完成这一任务。在这一点上，财政可以说天然地具有作为进行再分配工具的有利条件——强制课税权。这使得财政可以大规模地介入国民收入分配，通过税制设计上的巧妙安排，如征收累进的所得税，把资金从那些收入偏高的人们手中征集上来，然后，再通过各种类型的转移性支出项目，如医疗保险、食品券补贴等，把资金转移给那些收入偏低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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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音乐欣赏途径

音乐是人类共同的语言，是人们精神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马克思说过：“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所以，学生必须具备必要的音乐欣赏能力，这样音乐的美感才能为学生所接受，音乐教学才能取得成功。作为一名音乐教育工作者，要全面完成音乐教学任务就必须重视音乐欣赏这一关键环节，不但要重视学生音乐理论知识的掌握，更要注重有效培养学生的音乐欣赏能力。

一、从学习要素中了解音乐

音乐欣赏是以具体音乐作品为对象，通过聆听的方式及其他辅助手段来体验和领悟其中的真谛，从而得到精神愉悦的一种审美活动。我们知道，音乐艺术是依靠其特有的语言，如旋律、节奏、音色、力度、速度、织体、曲式、调式、调性等要素，来进行表情达意塑造音乐形象的。要想进行比较“懂门道”的音乐欣赏，就要熟悉构成音乐的特有语言，具备起码的音乐知识和修养。特别是在欣赏那些大型的、结构复杂的交响曲、协奏曲、歌剧等中外经典曲目或剧目时，懂得一些乐理知识，哪怕是粗略地知道一些，都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感受和欣赏音乐。譬如，我们了解了节奏音型，就可以根据节奏特点来辨别一首曲目是进行曲还是圆舞曲；了解了旋律是如何构成的，就可以根据一首乐曲的旋律变化来捕捉其中隐含的音乐形象和音乐思想；了解了和声的一般特性，就可以加深理解作曲家的创作意图和感受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音乐的感受虽然主要体现为欣赏者的感性体验，但具有音乐知识和修养，将使欣赏者从理性层面更好地解读和把握音乐作品的内涵。所以，我们大学生在听音乐的同时学习一些音乐基本知识，掌握音乐欣赏要素，把理性知识融于感性体验之中，才能逐步培养自己具备一双能听懂音乐的耳朵，身心一体地投入音乐审美活动，得到更大的精神愉悦。

二、情感交流，用心感知音乐

音乐是一种特殊的声音语言，能够通过动听的音响以及巧妙的音乐形式作用于人的情感。学生是音乐欣赏的主体，教师采用的音乐作品和音乐活动形式是音乐欣赏的对象。在音乐教学中培养音乐欣赏能力时，既需要教师能够首先掌握好音乐作品本身的丰富情感，以情促学，以自己的情感去激发出学生的情感，从教学过程中的语言、神态、动作以及范唱等方面传递好自己的对于音乐作品的情感欣赏所得，与学生进行情感交流活动，激发学生对于音乐的学习兴趣和情感体验，从而有利于学生欣赏能力的培养，又需要教师能够帮助学生深刻分析音乐作品的艺术形象和丰富内涵，抓住音乐作品的特点，并积极研究并运用音乐教育领域的基本原理和相关规律，通过引导学生进行直观的音乐欣赏，并掌握音乐作品中旋律、节奏以及力度等音乐要素，引领学生运用听觉能力用心对音乐进行感知。

三、音乐欣赏课所面临的教学改革

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虽然可以使学生掌握一些音乐知识，但是不能达到让学生聆听、体验和感受音乐目的。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贯彻“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的思想，让师生们在课堂上互动起来，摆脱传统的传教式。改革的重点在于改变以往教学中大学生的学习方式。在音乐欣赏课上，可以挑选有音乐才能的学生，比如擅长某类歌曲的演唱的，或者擅长长笛、钢琴等乐器演奏，甚至是舞蹈。每节课都可以请一位学生为大家表演一段自己的音乐才能，再对这位同学表演的内容进行分析讲解。这样，有了学生的参与，不仅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还鼓励舞了有音乐才能的学生。在教学中营造出了平等、融洽、宽松、和谐的人际关系，愉快而有序的学习氛围。从音乐表现出发，让学生在产生音乐表现的冲动和意愿的前提下，在参与音乐表现的过程中，提出音乐欣赏知识学习的任务和目标，就能够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从联想想象中感受音乐

音乐思维是以审美感知为起点，经过联想想象形成审美意象，从中获得审美愉悦或以外化动作展现内心体验的心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象思维始终伴随着强烈的情感活动。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有一些音乐作品是对具体形象进行描绘或摹仿的，欣赏者通过倾听音乐即可比较容易地产生对相关形象和意识的联想或想象。欣赏这些描绘性的音乐作品，我们可以通过联想把音乐的音响转变为自己头脑中映现出来的具体形象。有一些音乐作品并不对具体形象加以描绘或摹仿，而是通过一定的情节发展来表达某种艺术形象。当然，音乐对情节的表现不可能象文学、电影或戏剧那样具体，只能通过音乐感情的发展变化过程来表现一定的情节内容。因此，欣赏这一类作品时，就需要欣赏者细心体会音乐中所表现的各种不同的感情及其发展变化过程，运用联想和想象把音乐作品特定的情节内容联系起来。这就需要事先了解、揣摩音乐作品的标题、文字说明和有关的情节内容资料，使我们的联想和想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依据。

音乐素质是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审美素质的重要体现形式，而对音乐作品的欣赏就是提高音乐素质的重要途径。音乐欣赏对于创造型人才的培养，对于学生个性的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各种有效的教学手段来提高大学生的音乐欣赏能力，认真研究教学，不断探索音乐欣赏教学方法的新途径，努力挖掘学生自身潜能，为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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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确认识县域经济发展的地位和作用

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既是城镇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又是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交汇点，也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衔接处。其地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强国富民的基石。我国的县制萌芽于西周，产生于春秋，发展于战国，定制于秦朝，兴盛于当代。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县级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地域实体。目前全国共有2000多个县（包括县级市、自治县、旗），县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90％多，县域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县域的社会总产值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50％以上，县域GDP约占全国GDP的63％左右。同时，县域经济的主体是农村、农业和农民，农业经济是县域经济的基础。只有县域经济发展了，农业的基础地位才能巩固，农民收入才能提高，农村社会才能稳定。

二是工业资源的基地。县域资源是国家资源的基本构成部分。土地、矿藏、森林、水源等自然资源大都集中在县域。没有县域资源在国家资源中的合理配置，就没有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食品业和轻工业，以矿物质为原料的重工业和新兴产业等，大都依赖于县域资源的支撑。同时，广大农村为国家建设还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可以说，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要素主要源于县域。

三是拉动消费的“超市”。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县域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水平的提高，使县域成为国内最大的市场。只有县域经济加快发展，农民收入和购买力提高，市场容量才会进一步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才会更强。

四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县域经济包括城镇经济、乡村经济、农户经济几个层次。按经济成分又可划分为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资、股份制和各种混合经济。各个层次、各种成分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无论哪个层次、哪种成分实现大的跨越，都会对县域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促动作用。

二、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形势的变化，县域经济发展面临许多困难，一些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显现。这些问题有的是共性问题，有的是个性问题，有的带有普遍性，有的带有特殊性。

一是结构调整步履维艰。从总体上看，县域经济结构仍处于低级化水平，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县域经济结构单一，产业、产品雷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色彩难以在短期内抹掉。由于政策、机制、市场等因素的制约，县域经济结构调整短期内难以有大的突破和质的飞跃。一些原来工业基础相对较好的县（市），由于产品结构不合理，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近些年在市场竞争中大都转制或淘汰。一些过去的农业大县，近几年出现了“高产不难高效难、增产不难增收难、生产不难销售难”的怪圈。

二是县域财政十分困难。就多数县（市）来讲，普遍财力弱、负债多、包袱重、压力大，突出反映在入不敷出，许多应当投入的投不了，许多该办的事没钱办，财政支出需求刚性增强，需要财政支出保障的支出不断增加，县一级财政压力很大，甚至有的连吃饭都难保，危及政权建设的经济基础。据统计，2003年县域财政总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0％多一点，但财政供养人口比例，县域占到全国供养总人口的70％。

三是城镇建设进程缓慢。从多数县（市）来看，城镇普遍存在基础差、功能弱、发育不成熟、带动力不强的问题，特别是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环境建设的落后，对外缺乏吸引力，难以聚集资本和生产要素；对内缺乏带动力，难以成为牵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使县域经济的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难以充分开发和有效利用，难以使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延缓了农村城市化进程。

三、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县域经济发展的诸多困难和问题不是一日形成，而解决这些问题也需要一个过程，必须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扭住经济中心不动摇，牢牢把握发展主题不放松，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增加财力、提高综合经济实力为核心，不断推进县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应着力在以下六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要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农业调整，要按照“区域调特、规模调大、品种调优、效益调高”的思路，以国内外市场需求为导向，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抓龙头带农，抓科技兴农，抓基地扶农，抓市场活农，促进传统农业的优化升级，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工业调整，要加快机制转换和体制创新，要以技术改造、产品创新为突破口，立足本地主导产业，抓大扶强。第三产业要以市场建设为重点，加快发展交通运输、邮电通讯、金融保险业，以及信息咨询、中介服务等新兴产业，构筑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购物中心、乡镇级的商业服务中心和自然村的三级服务体系。

二是要把壮大民营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走势看，民营经济产权清晰，主体明确，机制灵活，越来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很强的吸引力和极大的竞争力。因此，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走出一条挖掘民智，吸引民资，依靠民力，做活民营经济的发展之路。针对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在组织引导上，特别需要按照“抓大促小带中间”的思路和方法，促进民营经济的整体提升和群体拓展。“抓大”就是督促和引导规模企业，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强强联合，以龙头优势辐射带动民营经济整体水平的迅速提升。“促小”就是通过采取典型引路、示范带动、结对联谊、政策扶持等措施，鼓励支持更多的农户介入务工经商，壮大民营经济群体规模，扩大富裕面。“带中间”就是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小业户群体的发展，激促动中小企业在现有基础上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在某一产品、某一环节上做优做强，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三是要把培育特色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从区域竞争的态势看，特色就是财力，特色就是潜力，特色就是竞争力，特色就是生命力。经济发达县（市）的实践也证明，发展特色经济是成功之道。特色是品牌，是市场，是竞争力，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更好地适应形势，放大优势，培植强势，做亮特色经济。特色经济多是“块状”、“集群”型经济，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人们称之“一县一业”、“一乡一产”、“一村一品”，带有鲜明的比较优势和区域特色。因此，发展县域特色经济一定要走出全面抓、抓全面的常规思维，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结合本地资源状况、交通区位、产业结构、科技水平等综合因素，在全国、全球经济发展新格局中，打造自己的特色，扩张自己的优势，建立自己经济发展的“坐标系”，大力培植“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市场“亮点”，开辟适合自己发展的新路子。

四是要把加快城镇建设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从城乡发展的格局看，经济腾飞的“龙头”在城市、在集镇。从我国的实践看，沿海发达县市，近十几年来小城镇发展很快，形成了一个个密集的城镇群，不仅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而且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强了县域经济的竞争实力。因此，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更好地提升人气，提增财气，提高品位，做强城镇经济。要坚持“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标准管理、高效益经营”的原则，积极推进以县城为核心的城镇建设，坚持软件硬抓，硬件精抓，优化城市环境，不断提升城镇形象，引导生产要素尽快向城区集聚和重组，为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拓展空间，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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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制定经济管理方针和经济目标,管理方针与企业的宗旨相适应,确保经济管理所需资源的获得,进行经济管理体系策划,只有建立一套完善的经济管理体系,才能够形成真正的核心竞争优势,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一个完整的经济管理体系所包含的主要内容,对于体系中每个环节的具体实施方式和包含内容暂不做详细分析。

经济管理体系的组织机构设置和职能、经济管理体系文件、经济管理体系评审、资源管理、内部审核、不符合控制、数据分析、持续改进、核算和计量装置的控制、材料采购过程的经济控制、生产和服务提供过程的经济控制、遵循法律和法规。以上十三个部分的内容,是一个完整的经济管理体系所包含的主要内容和环节。在企业经济管理中,严格按照以上十三个要点去处理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经济和人事上的各种问题,则可以优化企业的内部编制、加强日常工作的严谨性,提升企业的外部竞争力,切实地推进企业的发展步伐。

2企业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当下,几乎没有企业可以在经济管理方面做到尽善尽美,不管是哪一个管理环节,总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以下我们就分别从审核、人力资源、生产三个方面进行简要探讨。

2.1 控制与审核

企业管理一直都存在因循守旧的保守束缚。伴随着电子、数字科技的发展以及思想意识的变更,传统的企业经济管理模式在控制与审核方面还是太过传统。注重以“管理效益”为中心,过分重视“短期目标系统”,没办法使企业的各个组成部分和全部的相关因素进入通盘考虑的范畴,这就无法实现企业系统功能等于或者大于各子系统的功能之和。

2.2 人力资源

人员流动过于频繁,使得各项工作的进度和质量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企业结构不能够配合企业战略的实施,没有对工作人员进行技能和经验的教育、培训,造成企业难以整合和提升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出现核心员工离职的现象。

而激励机制的缺乏,也是造成人力资源不稳定的因素。缺乏有效的绩效评估制度,使人才的成长落后于企业的发展,让员工感到缺乏公正性,对企业丧失信心甚至产生抵触情绪,导致企业出现没有凝聚力、逼迫优秀人才走投无路只能选择离开的现象,从而造成企业面临人事危机。

2.3 生产

在企业生产的过程中,不管是前期的采购还是真正投入生产的过程,都存在一些不可预知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到整个生产目标的实现。在普遍采用信息化管理的实际应用当中,所使用的计算机及其相关软件和其他的电子设备很可能会出现一些突发性的故障,而很多企业都缺乏应对这些临时故障的策略。

3加强企业经济管理

根据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形势以及企业实际存在的问题,我们有必要结合企业的实际从理论上对我国企业的经济管理提升和创新作出探讨。

3.1 找准切入点

(1)要注重战略的创新。战略创新是指企业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要着眼于全球竞争。在捕捉外部环境机遇的基础上,更多地立足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今后,企业的竞争主要是围绕培育和形成核心竞争力展开,这就要求企业必须确立核心竞争力的发展战略,以实现持续发展。当企业核心竞争力受到替代品的威胁,企业必须不断创新竞争方式和运作的方式,使自己永远走在最前列。

(2)要调整和创新组织机构。要调整、创新组织机构,首先要扁平化,即通过破除传统的自上而下垂直多层的结构,减少管理层次,压缩智能机构,增加管理幅度,建立一种紧缩的横向组织,加快信息传递和反馈的速度,以提高管理效率。第二,就是柔软化,即通过建立临时性的组织来摆脱原有组织形式的束缚,实现灵活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以增强企业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能力。第三,虚拟化,即通过通讯网络技术,把实现企业目标所需要的知识、信息和人才等联系在一起,组成动态的内部资源利用综合体,在组织上突破有形的界限,建立学习型组织。高度重视建立全体人员共有的目标、价值观和经营使命。

(3)管理上要以人为本。知识经济的竞争最终将是人才的竞争。所以必须要改变传统的以物为本的管理模式,建立起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首先注重情感管理,即理解人、尊重人、关心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其次是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即重视培养人,提高员工的知识和技能素质;重视激励人,运用物质和精神手段相结合的方式,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重视使用人,给员工提供发展的机会和创新的舞台,使个人的才华得到充分施展。

(4)重视知识管理。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价值将超过资本的价值,成为核心资源。因此,企业必须强化知识管理。首先,要把技术知识看成一种商品,在生产流通领域通过对知识的使用获取利润,在市场上通过知识产权的交易,实现知识价值增值。其次,要善于利用垒球信息网,不断获取世界范围内的新知识、新信息,进行知识的积累、优化组合和创新,从而有效地利用人类文明成果。再次,要高度重视员工知识素质的提高和潜在能力的发掘,知识管理的实质在于开发人才。最后,要建立知识主管业务,其主要职责是引导员工共同分享知识,鼓励员工把信息与认识和能力结合起来,以创造新知识。

3.2 创新策略

要提升和加强企业的经济管理水平,创新是可行且高效的手段。企业经济管理策略的创新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1)创新观念。思想观念陈旧和落后是企业经济管理最大的障碍。因而,企业领导要切实认识到经济管理创新在当前经济竞争新形势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树立“科学管理”的思想,更新企业的经营理念和战略部署,增强集约化经营意识。

(2)创新新经济管理制度。通过制度创新使企业成为富有活力的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经济细胞。经济管理创新是解决企业内部资源如何组合、使之尽可能多地产出问题,也就是建立其面向市场的内部组织框架,形成产品开发活力,行为激励体系以及高效运作的机制。制度创新能为推进企业经济管理创新提供良好的基础,增加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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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 绩效管理 问题 路径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7-123-02

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变化总是给理论研究提出新的课题。目前，我国高校正处于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在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指导下，在人们对一个更加公正、高效、客观的教师评价体系鼎力构建与期待中，各地高校进行了管理体制的改革，实施了卓有成效的新的管理模式。绩效管理正是一种基于提高高校教师的绩效、开掘教师的潜能、整合师资进而使高校的管理更加科学和合理的一种管理思想。因此，如何正确认识教师绩效管理是当前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

一、当前高校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般来说，绩效的基本含义就是指一个组织的成员完成某种任务及完成该项任务的效率与效能，是效率与效益的总和。在高校，效率可包括教学效率和科研管理效率等，效益则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指工作或管理的结果和价值。{1}教师绩效评价是指高校用来衡量和评鉴教师某一时段的工作表现和工作质量，进而协助教师成长的一个过程，亦即对教师角色活动现实的或潜在的价值进行评价的活动。这种评价活动应在正确的教师评价理念和原则指导下，根据学校规定的任务和目标，按照规定的程序，运用科学的方法，借助现代技术广泛收集评价信息，对教师的工作数量和质量进行价值判断。但现有的高校教师绩效管理的情况并不令人满意，存在许多待解决的问题。{2}

首先，绩效管理的考核标准不够明确。德鲁克在管理学的奠基之作《管理的实践》一书中提出三个经典问题：我们的事业是什么，我们的事业将是什么，我们的事业究竟应该是什么。高校绩效管理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提高高校教师的绩效，目前，高校教师绩效管理应着力于鼓励先进教师，奖励优秀教学人才，提高教师对教学工作的光荣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帮助教师发现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尽快改进教学方法，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但当前高校教师绩效考评还没有制定一个比较客观的考评标准，比如仅仅从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进行考核。有的高校管理者对绩效管理制度的运行机理及其如何体现教师的绩效成绩不清楚，在绩效考核的时间、方法、目的、内容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问题，使绩效考核难以实行。

其次，绩效管理的考核手段不够科学。高校教师绩效管理中指标的设定在整个管理体系中意义重大，它将牵引着全体教师围绕着指标体系运转。指标设定的是否科学合理公正直接影响绩效管理的效果。当前各高校试图量化各岗位的工作，定量化的考核在某种程度上能避免人为的因素，相对来说比较公平。但教学、科研如果仅仅追求数量，质量就会受到影响。应该警觉的是目前普遍实行的学生评课制度，虽然弥补了绩效考核中非量化性的因素。但学生在给教师打分时不一定公平合理，情绪化及功利性倾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教师的综合评价，进而失去了科学的公正性，可能会导致教师去讨好学生而丧失原则的庸俗化现象产生。

再次，缺乏考核结果的反馈机制。一直以来，我国高校实行的是传统的人事管理体制，为鼓励教师努力工作，以更好地完成学校交给的任务，往往实行“奖惩性评价”，即达到目标要求者予以奖励，达不到目标要求者则予以一定的惩罚。{3}而绩效考核结果通常在考核以后就直接交给人事部门保管，教师很少知道自己的考核结果，即使知道考核结果，由于相关主管领导或人事部门并没有就相关考核结果及时与被考核者沟通，导致了诸多体制转轨中隐蔽性问题的发生。教师有时并不能通过考核后的沟通知道自己在工作上的优势与不足，当然也就不可能进行分析总结。甚至有些教师会对绩效考核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在工作上产生抵触情绪，从而影响到工作的效果。

二、高校绩效管理的实现路径

绩效管理是一种过程管理，能够激励教师不断地追求卓越，走向自我完善。“制定教师绩效评价指标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全面评价一个人，而是根据学校和国家的需要，为了在某些方向上给教师一个明确的指导，引导教师把个人的自觉期望纳入到学校或国家的大目标中来”。{4}绩效管理是一项全新的管理手段，没有现成的模式和既定的方法，它需要我们在工作中不断探索，勇于创新，力求使高校的管理水平得到全面提升，实现高校的发展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应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用现代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完善教师绩效管理体系。首先，建立科学的考核体系。科学的考核体系建设需要深入调查研究，针对不同的类型分门别类地制定考核分支体系。高校教师的工作因岗位、专业的不同而产生一定差别，从事应用型专业的教师或科研人员相对容易出成果，而基础学科的教师就相对难一些，分类考核就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对考核指标作更细的分类，从而提高考核的科学度。学校与教师签订岗位聘任合同后，将对岗位职责进行详细说明，岗位聘任制对教师起着激励和约束的双重作用。根据岗位聘任合同，不同岗位设定不同薪酬，真正打破高校薪酬制度中存在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现象。其次，将考核结果作为确定教师绩效考核工资的重要依据。高校要充分发挥考核的作用，把考核结果与教师的薪酬挂钩。体现多劳多得、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对于能够真正做到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教师给予更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在考核教师对高校的价值贡献时，综合考虑，起到鼓励先进、激励后进的绩效考核作用。再次，健全福利制度，激发教师潜能。福利是教师收入的间接组成部分，福利在某种意义上对于教师更具价值。要按照法定福利和校定福利来支付。法定福利是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向教师提供的福利，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政府明文规定的福利制度，而校定福利则是高校根据自身情况设置的福利。福利内容可包括购房资助、购车资助、节日奖金、旅游资助等。

第二，建立有效的考核结果反馈机制和积极的沟通交流系统。首先，建立有效的考核结果反馈机制。管理者应把绩效评估看作“是一种师资管理过程,既是师资规划、作用、培养、晋升等的补充，又是对这些管理过程的检查”{5}。绩效考评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绩效反馈。绩效考评结果正确会促进教师的信心和对绩效考评工作的重视，使教师自觉地朝绩效提高方向发展，反之就会挫伤教师的积极性。高校要在教师提职晋升、薪酬调整、岗位调配、激励、培训、人力资源规划与开发等过程中充分运用绩效考评的结果，形成良性循环的用人机制。在教师的使用上，建立科学的晋升机制，营造人尽其才的氛围。在做好竞聘上岗和严格岗位绩效考评的基础上，推行薪酬分配制度的配套改革，彻底打破平均主义的薪酬体制。要在薪酬分配问题上切实体现绩优者薪酬也优厚。应根据年度绩效考评的不同档次，在不同职称的分配系数基础上，再加上不同的权数，按贡献大小、绩效好坏来确定每个教师的实际经济待遇，充分发挥薪酬分配的激励导向作用，鼓励冒尖和创新，以调动起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其次，建立积极的绩效沟通系统。绩效沟通是绩效考核的核心。要使绩效管理取得理想的效果，绩效沟通尤为重要。为提高管理绩效，有必要建立一个开放式的绩效沟通网络，使被考核人员、制定战略的高层决策者、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其他的行政部门之间实现全方位的沟通。无论是在绩效考核标准制定前，还是制定实施过程中，包括实施结束后，都要通过绩效沟通网络或者其他方式，让广大教师参与到绩效考核的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了解问题、解决问题，使大家清楚地知道标准的制定与执行是在大家共同参与的过程中完成的。进而达到互通有无，信息畅通，资源共享，心情舒畅，沟通及时的目的。

总之，高校是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的主阵地，只有充分遵循高校管理的规律，实施科学合理的绩效管理，方能真正达到提高高校教师的业务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目的。新的绩效管理体制的运行过程，应以绩效沟通为绩效管理的核心，以激励机制为手段，实施持续改进的绩效问责，以期使高校绩效管理朝着健康、科学的方向发展，达到充分调动教师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目的，从而为全社会培养出大量的合格的四有人才。

注释：

{1}陈达云.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行高校绩效改革[J].教育与管理，2006,(2):25-28

{2}庞鹤峰.我国高校教师绩效评价研究现状初探[J].中国高校师资研究，2006(06):32－37

{3}黄骏.人力资源视野中的高校教师绩效考评[J].教育探索,2003(10):93-95

{4}李军.高校教师绩效管理体系的构建[J].高等教育研究，2007(01):54－58

篇10

关键词：技能；竞争力；英国；德国；职业教育与培训

作者简介：许竞（1973-），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副研究员，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英德职业教育与培训制度比较研究等。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职业教育的国家制度与国家政策比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BJA100091，主持人：石伟平。

中国分类号：G7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04-0086-06

技能形成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议题在欧美及日本已被研讨多年，[1]在我国却尚为新鲜，至少抛开心理学界相关微观研究不论。笔者近期撰文指出，一个国家的技能形成体系受其国民教育系统与生产系统的共同牵制，是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等体制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2]本文基于此观点以英德为个案通过比较分析，旨在揭示技能形成体系与经济竞争力之间的因果关系。技能形成体系可概括为由公共学校教育与业界职业培训两系统内既定制度构成的结合体，二者间契合的程度与方式决定着技能形成体系的性质。

一、经济竞争力比较

由于世界经济在类型和结构上具有多样性，因此各国学者对于“经济竞争力”概念的理解很难达成一致。甚至有学者称，从“国家”经济的角度讨论“竞争力”根本就是无意义的。[3]严格地讲，只有企业之间才存在真正意义的竞争，因为企业要考虑其投资过程中的成本和利润底线。讨论国家经济的竞争力高低，意味着国际贸易中只有输赢之分，而忽视了各国经济间实存有比较优势这一事实。本文所考察的经济竞争力主要是基于波特就此提出的观点：要考察一国之经济发展状况，实为把握其生产力状况，亦即国家如何对其物力和人力资源做以最大化利用。[4]

（一）国家层面的总体比较

采用不同的衡量标准，可能会导致对国家的劳动生产力做出不同的判断。相对来说，要比较两国劳动者生产效率的高低，最为直接的衡量指标是看其每工作小时的产量。据英国官方报告显示，依此指标来看，英国劳动生产力至少要比德国低10%。[5]另外，尽管英国在人均产量上略高于德国，但是英国人均收入（至少针对就业群体而言）分布情况却远不如德国平等。[6]由此，概括地说，若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劳动生产力，英国则高于德国，这是因为英国的劳动力参与率高于德国，且英国工人的工作时间更长。然而，从每小时国内生产总值来看，德国工人的劳动生产力却高于英国，原因在于德国工人的生产效率更高。

但是，单从总体上对两国生产力做比较，极有可能掩盖其经济体内部在产业层面所存在的巨大差异。鉴于产业之间在生产力方面的不平衡性，我们有理由相信，不同产业对国家经济总体生产力的贡献程度存有差异。某产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为该国总体生产力承担责任，取决于该产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就业份额，[7]亦即倘若某些产业在国家经济中吸纳了更多比例的就业人数，则这些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力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国经济总体生产力的水平。因此，有必要从产业部门层面对生产力状况做进一步考察和比较。

（二）产业层面的部分比较

从产业部门层面对两国竞争力进行比较，除了了解相关产业所占总体经济的就业份额之外，还应关注同业竞争对手惯用的产品竞争战略，即行动者采取何种方式进行市场竞争。传统观点认为，英德经济的生产力差距主要体现在传统制造业，比如机械制造和金属加工等产业，它们属于典型的技能依赖型产业。[8]再者，德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就业份额也较大。比如，1998年德国有超过24%的劳动力就业于制造业部门，而这一数字在英国同期只有18%。[9]因此，德国经济生产力在总体上高于英国，主要是因为其制造业比较发达，且从就业规模看它也是德国经济的主导产业。

然而，英国其他一些产业却似乎优胜于德国同类产业。这主要是指一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比如银行金融业、媒体和广告业、电子商务以及其他高科技产业，譬如信息技术、制药业和生物科技等。[10]然而，与技能依赖型产业不同的是，这类知识密集型产业所吸纳的就业人数却相对较少，这意味着它们在国民经济中所占就业份额比较小。因此，即使英国的这类产业具有较高生产力，但由于有更多劳动力就业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制造业部门，由此导致其总体生产力水平低于德国。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认为，这两国在某些产业均有其相对的比较优势。

于是，接下来需要解释的问题是：为什么德国在制造业部门享有很强的竞争力，而英国则在那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上表现卓越呢？为此，有必要首先考察企业在产品市场竞争中惯用的竞争战略。这是因为，企业的竞争方式决定了哪些技能会受到雇主的重视及其如何利用这些技能。

（三）企业层面的竞争方式比较

企业对于技能重要性的认识程度，取决于其市场竞争战略。一般而言，企业间竞争无非是表现在“价格”或“质量”方面，抑或二者兼顾。德国制造类企业历来倾向于遵从质量取胜的多样化产品生产战略。[11]亦即在追求以质量取胜的同时，还从丰富产品的多样化方面下功夫，提高企业本身的相对竞争力。[12]另有学者强调，德国企业的发展战略一般是侧重于对产品的种类和用途进行不断翻新，增强新产品在市场上与同类产品的差异性，同时还关注某些特殊高消费群体的个性化产品需求，而很少与其同行进行旷日持久的价格战。[13]

英国的情况则不然，英国企业所采取的竞争战略相对较为多样而灵活。大多数知识密集型产业对精英人才的高级技能和创新能力依赖程度非常高，而其他许多企业虽然采取低成本、低质量的竞争战略，却也同样可以获利。[14]就生产方式而言，英国制造商倾向于大规模地生产标准化消费品，德国企业则着力于追求产品种类的多样化。[15]至于为什么许多英国企业较少将提高产品质量作为竞争的主要砝码，而固守价格战，其中一个原因是，质优产品由于价格普遍较高，因而难以在大众消费市场上占据主流市场，尤其是在贫富分化比较悬殊的社会。[16]这表明，企业的产品竞争战略其实也从侧面反映了社会财富分布的不均等程度。那么，造成社会财富不均等分布的因素有哪些呢？笔者认为，在知识改变命运的年代，教育机会不均等必然是主要因素之一，而教育成果在从业人口中的分布状况则可以直接体现这种教育不均等的程度。

二、技能形成体系的产出情况比较

“产出”是一个经济学常用术语，而讨论某种“制度”的产出是为了说明制度本身是有效用的，即不同制度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或组织）影响力和后果。这里的问题是：一国特定的技能形成体系造就了什么样的人才结构；倘若用技能水平作为人才的衡量标准，“人才结构”就表现为初、中、高三级（职业）技能在从业人口中的分布状况，即一国劳动力整体的技能构成形态，也就是人力资源结构。

（一）人力资源的形态差异：“哑铃型”与“橄榄型”

有资料显示，2002年，英国从业人口中受教育程度低于2级水平①者约占36%，而这一数字在德国只有15%；具有3级及以上学历资格者所占比例在英国是44%，在德国则高达68%。[17]该数据表明，两国在中级技能储备上存在较大差距。然而，德国从业人口中取得高等教育学历资格的25-28岁青年比例较低，尚不足英国这类人口比例的一半，亦即在该年龄段英国受高等教育者比德国多。而且，德国高等教育大部分专业和课程属于职业类或应用科学类。[18]因此，在造就高技能②精英人才方面，英国显然比德国更具有优势。

以上数据显示，英德两国从业人口的技能结构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形态：前者是以两极分化为特征的“哑铃型”，后者是以扁平分布为特征的“橄榄型”。结合前面有关两国相关产业比较优势以及企业市场竞争方式看，这两种技能结构似乎恰好满足或者适应了各自经济系统对人力技能的需求。譬如：知识密集型等高科技领域企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在质量和技术创新上的竞争力，英国相对较高的高技能人才供应量迎合了这一需求；另外一些依靠低成本和灵活多样化商品战略竞争的企业则以低工资方式养活着大量技能水平较低的劳动力。另有许多诸如银行金融类的现代服务业，在人才需求和技能利用方面，逐渐呈现出两极分化现象。比如：企业需要一部分高技能人才专门从事在生产和服务高端领域处理某些技术含量非常高的复杂问题；另一方面将某些在中、低端生产和服务过程中需求的技能进行分解，以便技能水平较低者足以胜任。[19]如此一来，高技能-高工资、低技能-低工资战略不仅存在于英国的不同产业和企业，甚至还并存于同一产业或企业内。这也说明，英国经济至今依然陷于这种高-低技能均衡状态[20]中难以自拔。同样，德国制造业除了依赖一部分精英人才的高技能之外，更重要的是广泛使用在制造工艺和技术方面达到中级技能水平的劳动力。

（二）成因分析：英德之间在中级技能上存在落差

上文显示，较之德国，英国的中级技能劳动力在从业人口中所占比例相对偏小。应该如何理解这种事实表象？英国的中级技能比例偏小是表现在“供给”方还是“需求”方？即英德之间是在中级技能的“供给”上还是“需求”上存在落差？或者说，英国之所以表现为中级技能所占比例小是因为“供应不足”还是“需求不旺”？这需要将分析的视角聚焦技能形成的两大主角――技能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学校是培育人才的摇篮，而职业技能又是现代人的必备之才，因此公共学校教育系统自然是技能的供给方。从表面看，业界雇主是技能的需求方，而实际上他们还是技能最本源的供给方，原因在于任何职业技能皆彰显于职业活动本身，即技能之源并非抽象而成的书本知识，而是具体的职业劳动过程。

1.义务后教育阶段业本职业教育的本质：“政府倡导”与“雇主主导”。随着中等教育的普及，公共学校教育在中级技能供应方面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从劳动力的年龄构成看，中级技能的形成通常是以完成义务教育的青年为主体对象。除少部分青年继续接受大学预备级学术教育之外，大多数青年面临从学校向工作领域过渡的关键期，他们在这一阶段所受教育常被称作广义上的职业教育（包括技术教育）。如何对这部分青年提供职业教育似乎是教育部门唯独关切的议题。然而，他们作为劳动适龄人口③同时也是业界雇主觊觎的廉价劳动力即剥削对象。于是，业界雇主是否介入以及如何介入对这部分青年群体的职业教育便成为考察两国差异的重要变量。

英德两国在义务后教育阶段均实施两种形式的职业教育：一种是基于学校来开展，即“校本”职业教育。比如英国的继续教育学院，德国的职业学校；另一种是“双元”模式，即以“业本”（work-based）职业培训为主，辅之以校本职业教育的元素。但不同的是，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即学徒制培训）是一种由历史积淀而成的“制度”，以业界雇主为主导，而英国的类似做法（即“现代学徒制”计划）则更多是一种“政策”刺激，由政府倡导和发起。虽然两国均存在校本和业本职业教育与培训，但不同的是，大多数德国青少年将学徒制培训作为首选职业教育形式，而英国的学徒制培训计划则是将游离于校本继续教育之外的失业青少年作为吸纳对象。在德国，学校教育系统与业界培训系统之间的分界面比较模糊，职业培训在德国被视为一种教育活动，[21]雇主向来将学徒培训作为补充劳动力的主要渠道。

英国政府虽然也看到了建立在就业基础上的技能形成的重要性，但却是在一种截然不同的制度背景下进行义务后教育阶段的职业教育改革。尽管自撒切尔夫人执政以来教育经费被大幅削减，政府却相继发起了一系列关于青少年职业培训的倡导计划，着力解决形势严峻的青少年失业问题。这一行动方式表明，政府将技能“供应”不足归为失业问题之症结，因此20世纪80年代英国社会舆论不乏对学校教育不力的责难。90年代中期以来，英国政府继续坚持改善供给的路线，与以往不同的是，政府在培训市场上引入“准市场”机制，借助经费拨款刺激各公共教育机构（如继续教育学院）和私营培训机构在开展学徒制培训过程中进行竞争，从而实现中级技能供给上的“数量”目标。[22]借助于公共培训项目，英国政府虽然解决了一部分青年人的培训问题，却无法彻底解决其就业问题。因为培训市场并不等于就业市场，培训市场相对来说是一种较为短期的合作，政府通过施与“胡萝卜”政策便可以让雇主就范于培训义务，但青年人能否实现就业则是由业界雇主现实的“技能需求”决定的。只有就业市场上存在对某种技能的需求，受到这种技能培训的青年人才能有机会被雇佣。政府在提供公共培训方面所做的努力，其结果也只不过是让这些青年人受到了培训的机会，而就业则是业界雇主的“家务事”了。因此，英国政府真正必须去做的，是刺激雇主对某种类或层次的技能提出需求，而非一味地“盲目短期装备”。这意味着政府必须将“干预之手”伸向业界雇主生产的“暗箱”，这包括对生产系统在工作的设计和组织等环节进行必要的管制，[23]而这种国家干预主义行为却是与英国自由主义传统（见下文）格格不入的。

2.业界应对技能短缺的方式：“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德国雇主倾向于以集体主义协商的方式积极应对技能短缺的问题。“协商”表现为劳资之间的跨阶级合作，即“社会伙伴”关系,[24]“集体主义”是指行业层面雇主联合会与工会组织分别代表雇主和雇员的集体利益采取统一行动。在双元制职业培训中唱主角的其实是企业雇主，支撑这种制度的核心力量源于业界行动者对技能形成的自觉追求，而不是依靠国家政策的“权宜之计”在学校与企业之间嫁接出一种短期合作关系。当某些内在的制衡机制缺失时，校企合作充其量是流于形式，并不能真正触动关键行动者的压觉点，培训的范围和质量也便可想而知。后种情况正是对英国业界培训状况的概括。英美国家通常被政治学和经济学界称为“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典型。[25]在自由主义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同行雇主之间通常是靠“挖墙角”的方式应自身的技能短缺之急，这种个人主义作风其实就是在逃避培训成本的同时劫取他人的培训投入与果实。几乎在所有解除国家管制的自由主义市场竞争中，企业雇主都会面临职业培训方面的市场失灵现象。

从理性的角度分析，由于劳动力流动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职业技能则必须具备一定范围内的可迁移性，无论是行业范围内横向迁移，还是企业范围内纵向迁移。一般情况下，大型企业具备维持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条件和实力，这往往为技能的纵向迁移提供了空间和机会。而对于中小型企业而言，其技能供应则只能依赖于外部劳动力市场。建立以行业划分的劳动力市场，以集体主义方式组织同行中小型企业进行行业内通用型职业技能培训，不仅可以保障技能在行业范围内横向流动从而刺激青年人参与培训的动机，还可以保障职业技能成为同行企业间分享的公共物品以杜绝挖墙脚的后患。因此，在行业范围内也只有通过集体主义行动方能有望遏制培训市场上因个人主义投机行为所导致的恶性循环。

较之德国，影响学徒制培训质量的相关制衡机制在英国却是缺失的。首先，对于学徒结训时的技能资格认证和培训内容的标准化历来是德国雇主矢志追求的目标。手工业部门学徒培训的标准化和统一化发生在魏玛共和国（1919-1932年）晚期，其中包括建立技能界定的基本框架，并依此划定技术岗位的边界，为这些岗位设置培训课程，编写和普及培训材料等。这一过程在纳粹统治时期（1933-1945年）取得了重要进展。[26]而在英国学徒制培训中发挥管理功能的只是一些自愿性和慈善性组织④，他们也部分地承担着类似于德国强制性手工业商会所执行的资格认证功能。

其次，由于英国工匠地位随着行会制度的粉碎（以1814年官方废除《手工业法》为标志）而沦落，英国大工业企业所操持的学徒培训呈现出另一种替代形式。原本由工匠师傅承担的授艺责任基本上是由车间熟练技工来担负，但随着计件工资制的普及，这种技能传播方式所存在的问题开始暴露――因为技工在学徒培训上的任何投入都会损害其自身的工资收入。对于有些企业将培训学徒工的责任指派给工头，其间所存在的问题依然明显，因企业对于工头的任用并非基于其具备可资传授的技能，而是指望其对产出情况进行监督。[27]透过这种学徒培训的替代形式可以看出，大工业企业雇主实际上是将学徒培训作为其大机器工业生产的附带品，它充其量只是雇主基于机械化生产的需要而做出的弥补性培训而已，其质量和系统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最后，英国政府面对劳资双方内部的等级分化而采取的自由放任政策，致使劳资之间终究未能在学徒培训上实现跨阶级联盟。英国大企业工业部门勉强维系的学徒制培训更多依赖于一种脆弱的“权力制衡”，[28]即由谁（雇主或技术工人工会）来管理和控制生产，学徒培训成为这种阶级间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和不信任的恶果。从事不同产业活动的资本家因对技能的依附程度存在差异，故而对于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上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正所谓“众口难调”。公共性职业培训体系能否成功创建和维持，关键在于国家采取何种态度――是偏向其中一方抑或采取“不为”之态度。对于政府而言，避免与任何一方资本家发生冲突的最优选择，即是施行自愿主义和自由放任的政策。推行自由主义政策意味着对企业集体行动不加设计和规定，对业界职业培训的内容和标准不加以强制性和统一性要求。[29]岂不知像学徒培训这类公益物品只能通过集体行动的方式来处理，妄图绕开这个逻辑是根治英国技能短缺之诟病。这种表现在国家角色上的“自由主义”传统最终导致英国学徒制培训在20世纪70年代末崩溃瓦解。

3.先入为主的国家角色：“放任型”与“发展型”。英德两国在义务后教育阶段的业本职业教育和业界职业培训方面存在的差异，在根本上是由其国家的角色所决定的。国家作为一个政治性实体，它在德国和英国两种社会环境下分别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这种特定角色是在国家形成过程中逐渐模塑而成，其关键定型期则追溯至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时。英国在国体上属于典型的君主立宪制，这种国家体制形态是英国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阶级之间长期政治联盟的产物。[30]因此，从国家的根本性质看，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具有面向封建贵族阶级的妥协性。既然存在这种阶级妥协性，资产阶级政府在行使其国家职能时必然会照顾贵族阶级的特殊利益。巧妙的是，资产阶级政府正是凭借“放任自由的”政策手段轻而易举地实现其保障贵族阶级等其他统治阶级既定利益这一根本性的政治目的。这种“放任型”国家角色表现在经济上，便是坚持实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在业界职业培训方面遵奉“自愿主义”原则，远离企业组织在工作设计和技能利用等方面的“暗箱”环节；表现在教育上则是维持双轨教育制度，即面向贵族和中产阶级的公学和精英大学和面向普通民众的公共教育系统。

德国的现代国家形态及性质在很多方面继承和延伸了前普鲁士邦国的气质。无论是德意志帝国时期，还是魏玛资产阶级共和国乃至纳粹统治时期，贯穿于德意志这一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始终是一种“国家强权主义”。只不过这种强权国家意志在过去表现为封建君主的“专制主义”，而在现代表现为资产阶级政府的“发展主义”。德国在国家性质上所表现出的这种“进取性”和“发展型”特征，根源于早期普鲁士容克贵族阶级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共同影响下所作出的“自我改良”，即容克贵族阶级的“开明性”及其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主动接纳。如此以来，跨阶级联合在英国表现为资产阶级向封建贵族的“妥协让步”，在普鲁士则表现为容克贵族阶级的“自觉改良”。英国资产阶级是以放弃“国家干预”作为妥协的代价，德国容克贵族则以主动改良固守了“国家强权”的传统。

从对技能形成的影响看，国家角色主要表现在行会制度在英德两国所遭受的不同命运。旧时行会是管制学徒制培训的重要力量，但是，随着英国工业革命不断深化，当英国行会组织的传统特权受到挑战时，国家并没有对其加以保护，这导致英国行会组织早在19世纪之前的几百年里就已经开始衰败了。[31]而行会制度衰败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自雇工匠（即小企业主）被迫与技术工人结成联盟共同对抗大企业主。学徒培训――由自雇工匠亲自收徒授艺这样一种最为理想的技能形成原型――正是在这种阶级结构的调整过程中被葬送了。

相反，行会制度却在德国因1897年《手工业保护法》的颁布而得以革新。该法稳固了手工业部门及其商会组织在学徒培训中的重要地位，包括对学徒培训内容和质量的监管以及对技能资格的权威认证。另一次重要的国家干预体现在1969年颁布的《联邦职业教育法》。自此，行业协会在职业培训领域的排他性控制权得到了国家级监管委员会的分享，这为德国工会提供了平等参与职业培训的平台。因为这些监管委员会（由地方、地区、国家三层组成）都为工会代表留有席位，这种全新的监管结构标志着德国工会长达半个世纪的夙愿终于实现。在该法案所构筑的新型培训体系中，工会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要比国家重要得多。只有当联邦职业教育研究委员会的工会和雇主双方代表同意之后，联邦政府才能就职业教育的主要问题做出决策。[32]于是，二十世纪70、80年代成为德国工会与雇主间以伙伴关系真正发扬学徒制培训的黄金时期（或称经典时期）。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在英国处于“弃婴”地位的技能形成，在德国则成为“宠儿”。英国经济在十八世纪的竞争力是以“外缘非技能性”（即从殖民地贸易中掠夺而来的大量金融资本）生产要素为基础，这种竞争力的成就方式使英国资本家对“资本”而非“劳动力”（即技能）产生了高度信任和依赖性，这导致“技能形成”从一开始就在英国遭受“弃婴”般待遇。德国则在国外掠夺失利的状况下，只能通过加强国内劳动力生产能力的方式增强经济竞争力，这种“内生型”赶超战略是所有后发工业经济体腾飞的必由之路。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这条发展路径决定了技能形成在一开始就成为德国企业提高竞争力的杀手锏。如今，全球化虽然使得大多数生产要素逐渐国际化，但人力技能却相对稳定，且依然归属于国家。[32]因此，国家在通过完善技能形成体系以提升本国经济竞争优势方面仍然大有可为。

注释：

①学历资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受教育者的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目前许多有关技能水平统计的研究中仍将受教育者的学历资格作为衡量技能水平的替代指标。英国学历资格共分五个等级，4级水平相当于大学本科，5级则属于研究生水平，这两级属于高级学历资格，3级属于中级，2级及以下则属于初级水平。

②在英国学术界和政策文本中所说的“高技能”人才与我国语境下的同一术语在内涵上截然不同。前者是真正意义上的“高精尖人才”，而后者则主要是指“熟练的技能型工人”。

③国际劳工组织在1973年通过的《准予就业最低年龄公约》规定，最低就业年龄不应低于完成义务教育的年龄（即15岁）。我国于1998年正式加入该公约，并承诺我国最低就业年龄是16岁。

④比如成立于1868年的由犹太人监护会组成的“产业委员会”(Industrial Committee of the Jewish Board of Guardians)以及于1886年成立的“东伦敦地区基督教儿童学徒培训基金会”(The East London Apprenticing Fund for Christian Children)，“学徒制培训与技工就业协会”(Apprenticeship and Skilled Employment Association）等。

参考文献：

[1]Ashton, D. & Green, F. (1996). Education, Training and the Global Econom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Koike, K. & Inoki, T. (1990). Skill Formation in Japan and Southeast Asia. Tokyo: Tokyo University Press; Brown, P., Green, A. and Lauder, H.(2001). High Skills: globalization, competitiveness, and skill form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elen, K. A. (2004). How institutions evolv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kills in Germany,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 and Japa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可参见许竞.试论国家的技能形成体系――政治经济学视角[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0（4）29-33.

[3]Krugman, P. R. (1996) Making sense of the competitiveness debate.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12 (3): 17-25.

[4]Porter, M. E. (1990).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Basingstoke: Macmillan.

[5]Leitch Review of Skills. (2005). Skills in the UK: The Long-term Challenge (Interim Report). London: HM Treasury.

[6]Brown, P., Green, A., and Lauder, H. (2001). High Skills: globalization, competitiveness, and skill form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reen, A., Preston, J., and Janmaat, J. G.(2006). Education, Equality and Social Cohes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7]Griffith, R., Harrison, R., Haskel, J., and Sako, M. (2003). The UK Productivity Gap & The Importance of The Service Sectors. AIM Briefing Note.

[8]Brown, P., Green, A., and Lauder, H.(2001). High Skills: globalization, competitiveness, and skill form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riffith, R., Harrison, R., Haskel, J., and Sako, M. (2003). The UK Productivity Gap & The Importance of The Service Sectors. AIM Briefing Note; O'Mahony, M., and Boer, W. d. (2002). Britain's relative productivity performance: Updates to 1999. London: 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9][10][14][19] Brown, P., Green, A., and Lauder, H. (2001). High Skills: globalization, competitiveness, and skill form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Mason, G., and Wagner, K. (1998). High Level Skills, Knowledge Transfer and Industrial Performance: Electronics in Britain and Germany. London: 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11]Regini, M. (1995). Firms and Institutions: The Demand for Skills and their Social Production i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1 (2), 194; Streeck, W. (1992).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Studies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2][15]Steedman, H., Mason, G., and Wagner, K. (1991). Intermediate Skills in the Workplace: Deployment, Standards and Supply in Britain, France and Germany. National Institute Economic Review, 136 (1): 60-76.

[13][27] Hall, P. A., and Soskice, D. (2001).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6]Hutton, W. (1995). The State We're In. Kent: Mackeys of Chatham; Keep, E. (1999). UK’s VET policy and the ‘Third Way’: following a high skills trajectory or running up a dead end street?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Work, 12(3).

[17][18]Steedman, H., Mclntosh, S., and Green, A. (2004).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Qualifications: Skills Audit Update.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0]Finegold, D. & Soskice, D. (1988).The failure of training in Britain: analysis and prescription.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4: 21-53.

[21][24][32] Streeck, W. (1987). The role of social partners in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further training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Berlin: CEDEFOP, 12.

[22]参见许竞. 再析英国的现代学徒制培训[J]. 职业技术教育，2005（4）66-67.

[23]Keep, E. (2002). The English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olicy Debates――Fragile ‘Technologies’ or Opening the ‘Black Box’: two competing visions of where we go next,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Work, 15 (4): 470.

[26]Thelen, K. (2004). How institutions evolv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kills in Germany,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 and Japa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18.

[27]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Industry and Commerce. (1930). Report on the Training of Manual Workers in the Engineering Industry, 18, 23. 转引自Thelen, K. (2004). How institutions evolv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kills in Germany,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 and Japa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02.

[28]Thelen, K. (2004). How institutions evolv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kills in Germany,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 and Japa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47.

[29]Thelen, K. (2004). How institutions evolv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kills in Germany,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 and Japa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41.

[30]Green, A. (1990). Education and state formation: the rise of education systems in England, France and the USA, London: Macmil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