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农问题的看法十篇

对三农问题的看法篇1

--雅安市农村保障现状调研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宣传小分队社会实践报告

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概念和目的：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是指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采取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的方式筹集资金。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是党和政府在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和谐社会的大环境、大背景下，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

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相关发展背景：

在2006年9月12日上午10点，卫生部召开新闻会，介绍了我国农村卫生事业发展情况。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指出，农村卫生工作始终是我国卫生工作的重点。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村卫生工作，特别是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并召开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以来，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决定》精神，加强领导，加大投入，深化改革，健全机制，完善政策，农村卫生工作整体稳步推进，我国农村卫生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农民的健康保障水平不断提高。

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自2003年启动以来，进展较为顺利。截至2006年6月30日，全国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的县（市、区）达到1399个，比2005年底的678个增加了一倍多，已占全国总县（市、区）数的48.9%，实现了国务院第101次常务会议提出的2006年试点县（市、区）达到全国总县（市、区）数40%的目标；覆盖农业人口4.95亿，占全国农业人口的55.8%；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口3.96亿，占全国农业人口的44.7%，参合率达到80.1%。其中，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5省（市）合作医疗已经覆盖所有的县（市、区）。

在新闻会上毛群安针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提到加强对农民的政策宣传，积极引导农民自愿参加合作医疗。同时，认真总结试点经验，调整和完善补偿方案，不断提高农民的受益水平和扩大受益面。

在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到2008年在全国农村基本普及新型农村医疗合作保险制度的目标。

三、活动背景：

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号召，“三农”问题倍受人们关注，而农民问题又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部分。人生的两大保障--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而农民在2003年以前没有什么保障，解决农村居民的生活保障也是三农问题的重啊点。

而今，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我国目前60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1.3亿多，占中国总人口的10%。而有70%以上的老龄人口分布在农村地区，农村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在今后较长时期内，我国60岁以上人口还将继续以年均约3.2％的较快速度增长。养老保险作为一种保障人民进入老年后正常生活的险种。在城镇，特别是企事业单位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普及。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相比城镇养老保险来说，起步较晚。虽然养老保险事业在农村地区有一定的发展，但仍然处于婴儿阶段。

而“看病难，看病贵”却是一直是困扰农民就医的两大问题，且广大农民群众没有什么医疗保障，这严重的影响着他们的生活。自从2003年开始，本着多方筹资，农民自愿参加的原则，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试点地区正在不断的增加，通过试点地区的经验总结，为将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全国的全面开展创造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截至2004年12月，全国共有310个县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有1945万户，6899万农民参合，参合率达到了72.6%。

在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到2008年在全国农村基本普及新型农村医疗合作保险制度的目标。现今，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已在农村地区广为人知，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在四川雅安农村地区的实行情况到底如何？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了解多少？以及广大农民群众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看法等，成为我们组社会实践调查的主要方面。

四、农村商业保险发展情况：

为进一步了解农村地区保障情况，我们于7月10日去某商业保险公司了解一些关于商业医疗和养老保险在雅安农村地区销售的相关情况。

在雅安市某人寿保险公司，我们见到了该公司某经理。他热情的接见了我们，首先对于我们的调查给予了全面的肯定积极的评价，然后就该公司的医疗和养老保险在农村销售大体情况，以及导致这样的情况一的原因作出了简要分析。他谈到商业保险在农村地区销售情况并不乐观，尤其是养老保险在农村地区的销售更是糟糕，其市场的占有率几乎为零，他们的销售对象主要还是城镇居民，农村地区购买商业保险的人只有少数。就这种情况的产生他做了简要分析这种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点：

一、大部分农村居民还没有意识到保险在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即保险意识低下）。

二、还有一部分农村居民的收入不高，除家庭正常开资外，他们没有多余的资金去购买商业保险，尽管他们有这方面的想法。

三、很多农村居民任然保留着“把钱存银行是最安全”的落后观念。投资理财观念落后。

四、“新农合”的推出，部分农村居民便片面的认为自己有了充足的医疗保障，没有看到商业保险对“新农合”的补充作用。

五、还有一小部分的农村居民对保险还持不相信的态度。

五、社会各界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的看法：

1、某人寿保险公司经理对“新农合”的看法：

7月10日，我们在某人寿保险公司对该公司的某经理进行了访问。当我们问到对“新农合”的看法时，他对我们说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这

对于广大农民群众来说是得到切身的利益。它的实施，不仅为农村居民解决了部分医疗保障问题，也让我们看到了国家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做到的事实。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它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采取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的方式筹集资金。由于它的投保比例很高，其收费也较商业医疗保险便宜得多，再加上国家和地方财政的补贴，使得没人只需交10元便能加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所以它具有的优势之一是：缴费便宜。是广大农村居民买得起，用得着的实用保险。

虽然加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每人只需交纳10元，但其报销比例也是相对比较高的，故其第二个优势便是：报销比例较高，能满足部分医疗保障。

它还有很多的优势。但它并不是完美的，任然有很多的缺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重大疾病面前，是发挥不了多大作用的。它虽然缴费低，报销比例较高，但这也决定了它的保险金额小。在面对重大疾病或需要大量金钱医治的疾病时，它便不能满足农村居民的保险需求，在这时，昂贵的医疗费用还是让普通的农村家庭吃不消。而商业医疗保险，却能补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这一缺点。所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仅仅只能解决农村居民一部分的医疗保障，不能全面解决农村医疗保障问题。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它是国家在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起点，它让农民没医疗保障的时代成为了历史。它虽然不能全面解决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在不远的将来，它会不断完善，它会在农民医疗保障问题上发挥重要的作用。

2、某农村政府书记对“新农合”的看法：

7月11日，我们小分队来到了雅安姚桥镇。在这里我们见到了该镇“新农合”负责人张主任。我们就“新农合”，对他进行了询问采访。在我们问起他对“新农合”的认识和看法时，他给出了如下答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是国家为解决民生问题的一项国家政策。是国家为解决“三农”问题所实施的一项“实际、实效、实用”的重要决策。它解决了农村

居民长期没有医疗保障的重大问题。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从本质上说，对解决一直困扰着农村居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它的实施让农村居民在医疗问题上有了保障。在面对昂贵的医疗费用时，不必在有自己一人承担，有“新农合”为农村居民承担一部分的医疗费用。它从实质上减轻了农村居民的医疗负担，它从实质上为农村居民提供了一定的医疗保障。

虽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在解决农村居民解决医疗保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它现在却处于起步阶段，它还需要完善。我们相信不久，它将在解决农村居民医疗保障问题上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3、农民对“新农合”的看法：

在我们小分队下乡进行调查的时候，也想被调查的农村居民进行了询问，我们对他们问到了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看法时，几乎百分之九十五的农村居民表示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赞扬，他们说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国家对他们的关心，是国家为解决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障问题所作出的一项有效的政策。虽然它的确从根本上对我们农村居民在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上给于我们了一定的帮助，它能为我们在医疗一些花费不是太多的疾病上提够相当一部分的补助，但当我们在遇到重大疾病时，它却不能发挥较大的作用。在此，我们希望国家能不断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农村居民也能有较好的医疗保障，能解决一直困扰着我们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让我们正真的看得起病，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同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报销的效率上也很让人不满意，通常我们要半个月以上才能得到医疗补助金，所以希望国家能提高报销的速度。

六、调查问卷数据分析：

在7月11日，我们小分队开始了我们的下乡调查工作，经过几天的调查，我们共对雅安市姚桥镇、多营镇、中里镇三地的两百名农村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接受我们调查的居民有一百六十二名，其比例为百分之八十一。通过问卷，我们深入农户，我们通过问卷了解他们参与农村医保的实际情况在问卷调查的同时，为农民解决他们不明白的相关问题

针对每一个问题分析如下:

问题一：你是否了解保险，了解它的作用吗？

针对这道问题，其回答较了解的有四十名，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回答一般了解的有四十二名，越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而回答不了解的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九之多。

问题二：你家去年在医疗上的开销是多少？

在这道问题上，大多数人的答案是在500以下，但也有些个别的开销较大，如几千元到上万元。

问题三：你家是否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若没有其原因是什么?

在我们调查的一百六十二名居民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问题四：你觉得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制度对减轻家庭医疗负担有明显作用吗？

这道问题回答明显的有二十四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五。回答一般的有四十五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七。而回答不明显的却有九十三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八。

问题五：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后，你的医疗保障是否得到满足？

针对这道问题有，有三十八个人回答了满足，而表示不满足的却有一百二十四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六点五。

问题六：你是否了解“新农合”？是否觉得“新农合”的报销程序复杂？

在这到问题上我们得到了这样的数据，只有二十八个表示了解。且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表示不了解报销程序。

问题七：你是否考虑过以后的养老问题？

在我们调查的那一百六十二人中，仅仅有十六人回答考虑过，有三十四人回答偶尔考虑过，还有一百一十二人没有考虑。

问题八：你是否购买了养老保险？

在我们调查的这一百六十二人中，有六十八个人表示买了，但其中有五十二个都是打工单位为其购买的。而剩下的九十四个人表示没有购买任何养老保险险。

问题九：你对买保险的看法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各有个的看法，各有各的不同认识。但也有几点是得到大家的看法较一致。第一，买保险和储蓄差不多。第二，买保险可以使被保险人获得一定的保障，减少后顾之忧。第三，买保险是一种从众心理。

问题十：你参加了“新农合”或购买了其它医疗保险，在发生保险事故后，若索费不成，你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吗？

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百四十八人回答不知道，回答知道的仅十四人，占总数的千分之八十六。

七、在乡镇府调查结果：

在7月11日至7月13日，我们小分队分别来到了雅安市姚桥镇、多营镇、中里镇三地，并且去了当地镇政府了解了些有关“新农合”在镇上的参加比例和实施情况。

通过我们对三地政府的访问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一、参加情况：我们小分队在三地政府处了解到三地农村居民参加“新农合”的概率分别为95.3％、95.4％、93.5％。而据我们向各镇负责人那了解到，各镇虽有一小部分人没有参加，但那一部分人几乎都属于长期在外打工、部队服役和一些已经买了足够的商业保险的居民。

二、报销制度：据我们了解到在这三地“新农合“的报销对象为：住院医疗费用。各地采取的报销方式为：就医后到新农办直接报销。而报销比例为：在乡镇医院治疗按60％报销，在区级医院治疗按40％报销，在市级医院治疗按30％报销。其最高限额为：20000元整。

三、反映情况：我小分队在镇政府了解到各镇70％－80％的农村居民对“新农合”表示赞同，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但也有一小部分居民对此表示怀疑，他们心中怀有“‘新农合’虽然是为了解决农民的医疗问题，但实质是‘政府出资，医院获利’的政策。”由此可以看出我们仍需加强“新农合”的宣传力度，让农民真正的了解“新农合”，认识“新农合”，消除他们心中的疑惑。

八、调查分析及总结：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看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雅安地区的实施状况以及所调查的地区的居民保障基本状况，也通过调查反映出了农村居民对“新农合”的不同看法以及其他社会各方对“新农合”的不同态度。也通过调查反映出了“新农合”的一些不足。

1、雅安地区“新农合”事实基本情况及所调查地区居民生活保障基本情况：

在我们调查的姚桥镇、多营镇、中里镇三地“新农合”参加率分别为95.3％、95.4％、93.5％。并且我们在雅安市新农办了解到雅安整个地区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参加率为92.2％。就此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新农合”在雅安地区的实施情况是相当不错的，它具有很高的参加比例。而据我们在镇上负责“新农合”的主任那了解到，没有参加“新农合”的大多数是在外地打工。同时，我们通过调查三镇的一百六十二民居民了解到该村虽基本都参加了“新农合”，但却很少人购买的有其它商业保险。而在养老问题上，据调查可以看出在农村很少有人仔细考虑过自己将来的养老问题。在农村地区养老意识地下。虽然有人也购买的有一点养老保险，但那几乎是在外打工，公司给购买的，很少有人自己去购买一些养老保险。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虽“新农合”的实施给广大农村居民带来了很多的切身利益。但农村地区居民的保障问题仍然没能得到全面的解决。

2、对“新农合”的看法：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在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上的一项重要举措。它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实施的一项重要决策。

它的实施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它从本质上对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上给予了一定的帮助。它给广大农民带来了切身利益。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但事事无完美，它仍然存在着很多的不足，还需继续完善，不断的提高质量，为广大农民带来更多的实惠。

3、“新农合”的不足：

⑴、报销比例较低，报销限额较低。

⑵、报销程序很复杂，常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得到补偿。

⑶、在异地打工的农村居民不能享受这项优惠政策（在外打工人员，在外医疗不能得到报销）

⑷、宣传不到位，很多居民虽然参加了“新农合”，但很多却不能很了解它。

⑸、体制不完善，需进一步完善体制，减少资源浪费。

4、总结：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们从中看到了对“新农合”的各种各样的看法。总的来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的确从实际出发，立足中国国情，在解决一直困扰着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上给予了一些帮助。

这项政策的出台受到了广大农村居民的欢迎，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同。通过我们在雅安部分地区的调查数据显示，在雅安地区在2008年已基本实现“农村基本普及新型农村医疗合作保险制度”。

从另一方面来看，虽然农村居民几乎都参加了“新农合”，它也能为农民解决一些医疗问题，但其并不能为农民提供充足的医疗保障，以及其自身本不完善。所以，“新农合”仍需不断完善。农村的保障问题依然严峻，我们还需不断摸索，不断的出台好政策，以为农民提供更多的保障。对此,我们提出几点我们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1)观点(存在的问题):

一是政策本身存在的问题.

我们首先要肯定国家实施农村医保这一政策的利好出发点:让所有农民都看！老奶奶那么认真的对待我们的问卷，我们没有理由不做好这是参加商保的居民在我们队员询问下回答我们问卷的问题

得到实惠,获得保障.但区域的差异使之存在必然有局限性.它不可能实现贫富差距大的区域优惠措施不同,优惠比列不同.另一方面,对报销地点,报销方式的限制,使目标群体少之又少,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失去了该政策存在的本质意义.

二是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当政策在上传下达的过程中,很多时候只剩下了简单的传达,关心的只是有多少人参与到了这项政策,而未关心到参与这项政策的百姓有几人得到了实惠,因此说他们忽视了最关键的步骤:向参与者宣传政策的意义以及如何行使他们的这一权利.这样一来,农民只是听说了一项政策,然后参与了,而当真正需要时却不知该如何行使.

三是农民自身的问题.

许多农民平时很少去关心政府的政策,只是跟风般的参与,然后弃之一边,或者等待优惠自己来到家里,更有甚者觉得自己家里根本用不上,所以不必关心.然而当突发事件,突发疾病出现时才慌了手脚,只够抱怨医疗费用高昂,而不知道政府的政策可以减轻他的负担.

(2)解决意见

一.国家政策的提出要尽可能能够实现因地而宜.根据区域不同,贫富差距,百姓意识等方面提出对应的实施政策.针对医保这一问题,政府应该使可报销地点小化,譬如:加强对乡村诊所的管理,然后赋予乡村诊所农村医保的报销权利.同时使可报销范围更广泛,例如:感冒,头疼发烧等小疾病.

二.在上传下达的实施过程中,一定要牢抓宣传关,确保每一位民众都了解与自己利益相关的政策,确保每一位民众在需要时都能有条不紊的行使自己的权利.

三.农民意识有得提高.这个方面可由本地政府才取措施改善.

如:1.加强宣传.

2.召开农民会议.

对三农问题的看法篇2

我国加入世贸后，参与国际竞争，使得三农的矛盾更为突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很多，如加快结构调整，改革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等。但都无法回避由于农业人口过多而导致的生产能力过剩、商品化需求不足、人均占有资源过少限制收入增长，以及转移支付由于人口基数太大形成的财政压力等。因此，关键在于减少农民，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促使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以此带动农产品的商品需求，促进结构调整，从增加非农就业和农村人均资源占有量两个方面，提高农民收入，降低中国加入世贸后对农业带来的风险。

2、何谓“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是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的总称。，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

为何“三农”问题成为关注热点

影响社会稳定

据国家统计局等11个部委抽样调查，平均每个乡镇党政内设机构为16个，其人员平均158人，超过正常编制的2—3倍；平均每个乡镇下属单位为19个，其人员290余人。严重超编的吃饭人头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一部分政府机关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入不敷出，而这种财政状况正是农村滥收费的根源之一。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农村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2124扩大到0.3361，增幅过快，也远远大于城市的增幅(0.16-0.295)。能否在201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关键是看“三农”问题能否得到很好解决。

“三农”问题不解决，长期来看，不利于社会稳定；从短期来看，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劳动力过剩就业压力大

据测算，中国的土地最多只需要1亿农业劳动力，而目前农村总计有劳动力约5.5亿，以吸收1.2亿计，依旧有近3亿剩余劳动力。以目前的人口增长速度和提供的劳动机会，至少在四十年后，中国还依然面临着的劳动力严重过剩的问题。众多的劳动力农村无法消化，只能向城镇转移，如何解决3亿人口的就业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巨大困难。

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关于“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学者们争论不已，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观点，因为，每种观点都既有说服力又有其难以应答的“死穴”。但是学者们却对“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上完全一致，即，所谓的“三农问题”的其实就是农民问题，而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

城镇化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发展部副主任徐宏源认为要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城镇化，创造有效的就业岗位，把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上，最关键就是要提高制造业的效益。从国外的发展历程来看，都是通过实现现代化来带动城市化，最后解决农村问题。

徐宏源还指出，对于现在各大城市实行放开城镇户口的户籍改革，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城镇户口放开以后，农民只不过是从农村潜在的失业人员变成了城市流民，反而对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印度和墨西哥都有这样的先例。治标也很重要，但从长期来看，还是要治本。

国民待遇

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上都截然不同，一个农村居民无论是刚出生还是年过百岁都得交纳税费。另外在义务教育的权利、社会保险、医疗等一系列权利的落实上也有待完善。

减税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我国的农业税、特产税加在一起大约400亿元，而我国一年有1万亿元左右的税收，完全可以免掉几百亿的农业税。农村费改税的问题，以后主要要靠完善制度来保证，农民减负涉及的农村教育、政府经费问题也要妥善解决。

厉以宁还认为，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应该是政府加大投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良种基地的建设；二是农田水利的投入；三是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四是对农民的技术培养。其次是要发展优势产业，如蔬菜、水果、花卉、茶叶、中药材、养殖等。各地可以积极推行“公司＋农户”的模式，农民按订单安心生产，公司负责销售。，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

对三农问题的看法篇3

[关键词]电视剧，和谐社会，艺术化，三农问题

电视剧《喜耕田的故事》在央视的热播，生动地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农村的问题、农业的问题以及农民的问题战略地再现于电视荧屏，可谓是成功的。改革开放30年米，我们的电视剧创作、编导、演职人员都努力地刻画一些农民的肜象，也在努力地找准反映农村生活的电视剧题材的切入点，但是效果不佳，而《喜耕田的故事》却真实、生动、逼真地反映了新的历史时期的农村生活。以下笔者就该剧在现实生活中的几点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价值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一、把农民真实形象的艺术化表现

在电视剧中我们看到的农民老喜是一个“一根筋”、“驴脾气”甚至有几分“不着调”的农民。这和我们以往在电视上看到的农民形象是不一样的。该剧在不丧失讴歌的情况下，把艺术表现手法细微地与农民的真实生活相互糅合，显示出了电视剧的创作人员、演员对农民兄弟的理解和真实情感，而不是粗线条地把人物往善良和聪慧上靠，通过真实的农民生活艺术地表现不失该剧的一个绝对成功的地方。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农民老喜不仅倔，而且经常干一些常人不解的事情。于是就使我们联想到真实生活中的农民，他们何尝不是这样?喜了就喝，就唱，愁了就睡，喝闷酒，骂娘。如果要是直接地把他们的生活拍摄到电视剧中，那么这样的处理势必影响到农民的形象，创作人员经过不显山不露水的艺术手法就把一个活生生的老喜在观众面前展现了出来，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样的形象绝对真实，而且不失艺术化的表现。

二、敢于揭露问题，勇于解决问题

在过去，我们传统地认为，电视剧就是要讴歌主旋律，对于那些积累的顽疾问题，我们似乎不愿意揭露，更不愿意去接触，因为如果把电视剧拍成全是问题，显然与当前和谐社会的建设是格格不入的。在电视剧《喜耕田的故事》中，我们满眼看到几乎全是问题，对农民的歧视，坑农事件，农民淡薄的法制观念都在剧中不约而同地照示了出来。而且电视剧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是由问题的展开去讲述一个个故事，到了最终也是运用问题一个个圆满结局的手法来凸显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的相互和谐的。常规地理解，我们的电视创作是要从正面去教育群众的，问题过多了则可能对正面教育形成一定的冲击。不过在《喜耕田的故事》里，我们最终看到的不是问题的转移，而是问题一一得到破解，这样的艺术手法在电视剧的创作中也是不多见的。更为主要的是《喜耕田的故事》里没有把人物的塑造当成一面标新立异的旗帜，在全剧中没有一个坏人，更没有一个叫得响的演员。之所以能受到电视观众的好评，恰恰是因为这些问题的平这化，问题的普遍性以及解决问题时候的力度。所以说，《喜耕田的故事》可以理解成不是在摆问题，更深的一个层次反而是力求和谐社会建设中，三农问题的真实性和有效解决。

三、深刻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

电视剧中并没有对党的政策给予更多的讴歌，反而是把这些惠农的政策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拓展开来，经过一个相互交叉的思考，发掘其独特的价值。牛县长说：“三农问题是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从中央到地方，口径是一致的。”在电视剧中，创作人员没有把三农问题的矛盾直观地表达出来，而是通过人物的矛盾，人物之间的问题爆发逐渐地把这些深刻的问题逐一暴露，在唤醒群众对政策的理解和了解的同时，处理这些问题的办法也就无彤中具有了艺术价值的高度。可以这样理解：电视剧《喜耕田的故事》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是在特定的环境中把在当前农村具有普遍代表性的问题生活化和艺术化了，并通过问题的解决与矛盾的集中反映相融合的艺术手法，使观众看到的是一个更为真实的农民形象和农村形象。我们常听说，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在于生活化，显然《喜耕田的故事》就是这一个生动的、真实的电视剧。

四、关注农民的文化生活就是践行“三个代表”

对三农问题的看法篇4

关键词三农问题;形成原因;对策

“三农问题”即农民、农村和农业的问题,“三农问题”由来已久,关于“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学者们争论不已,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观点。但是学者们对“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上却完全一致,即所谓的“三农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而且中国的问题根本上也是农民问题[1]。看待“三农问题”,需要既有时间意识,又有空间意识,时间上要看到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民衣食住行发生的巨大变化,空间上,要看到各地贫富差距还很大。

1“三农问题”的成因

1历史原因

一是工农产品剪刀差。建国初期,为了发展工业,政府对农产品实行价格剪刀差,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发展工业[2]。二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业和非农业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被筑起了一道高墙,随着经济的发展,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传统农业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其弊端也日益凸显。三是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在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思想的指导下,多数地方政府重视重工业发展而轻视轻工业,重视生产性建设而轻视非生产性投入,使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

1.2政策原因

从发展上看,农村经济超常增长后,出现了滑坡。一是农业内部积累机制弱化,短期行为严重。二是政策因素也造成了不利于粮食生产形势,农民种粮积极性明显下降。Www.133229.COm三是地方财力增加,但地方投资却明显向城市倾斜。四是全国工业投资大幅增加,但为农业服务的农用工业投资却不断下降。五是在城市工业经济过热增长中,投资膨胀和消费基金膨胀导致持续通货膨胀。六是农村基本设施不能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要求。七是税费体制不合理。八是农业经济组织形式的不足日益暴露[3]。

1.3其他制约因素

一是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以及农业结构不合理等都是“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自21世纪以来,中国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几乎所有农产品都呈现出阶段性、结构性和区域性的供过于求现象,导致农产品价格连年下跌。另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不合理的负担过重以及深层次的体制等问题都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一家一户小规模分散经营与国内外市场衔接问题仍然亟待解决。

2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

“三农问题”是由我国特殊的历史进程和特殊国情决定的,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从战略全局出发,必须坚持系统和统筹的观点,必须采取经济、政治、法律、行政手段以及发挥市场经济作用等,既要坚持“持久战”,又要保证每个阶段有目标、有成就,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2.1加快城镇化进程

要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实现城镇化,最关键就是要提高效益,创造有效的就业岗位,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上。从国外的发展历程来看,都是通过实现现代化来带动城市化,最后解决农村问题。对于现在各大城市实行放开城镇户口的户籍改革,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城镇户口放开以后,农民只不过是从农村潜在的失业人员变成了城市流民,反而对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印度和墨西哥都有这样的先例。

2.2加快农民享受国民待遇的步伐

我国农村在义务教育的权利、社会保险、医疗等一系列权利的落实上有待完善,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上截然不同。我国在实施全民医保以及在实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试点的同时,要加快制定成熟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真正实现农民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3减轻农民负担

目前,国家虽然取消了农业税,但农民的隐形负担依然很大,特别是计划生育、宅基地等问题仍是我国农村发展的主要问题,尤其是在一些山区县,这些问题仍然很严峻。政府应加快各项配套制度的完善,因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费改税等问题,主要还是靠完善的制度来保证[4]。另外,农民减负涉及的农村教育、政府经费等问题也要妥善解决。

2.4增加农民收入

首先政府应该加大投资。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即良种基地的建设、农田水利的投入、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对农民的技术培养。其次是要发展优势产业,如蔬菜、水果、花卉、中药材、养殖等。可以积极推行“公司+农户”的模式,以增加农民收入。

3参考文献

[1] 李艳民.三农问题的症结与对策[j].承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4):24-25.

[2] 孟薇.新中国三农问题的历史变迁及其经验教训[j].学理论,2009(24):28-30.

对三农问题的看法篇5

王景新（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农村所所长、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近年来做农村调查，我们感觉到“三农”问题之所以再次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似乎都与土地制度和农民组织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

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我认为，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一项没有完成的土地制度改革，它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和改革的不彻底性。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要真正“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有两个问题是明确需要解决的：一是在集体成员共有的条件下，如何解决“稳定”与“调整”的关系；二是共同共有的产权的排他性很差。

我认为，可以采用农民集体成员“按份共有”的形式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具体有三点，一是以“起点公平”的原则和真正“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为立足点和出发点，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按照一定时限（比如第二轮承包起始）的集体成员平均分配承包；二是把“30年不变”拓展为“长期不变”，实行承包农户“永佃”；严格实行“生不增、死不减”政策和“不得调整土地”的法律规定，切断新增人口与土地的联系；三是用相关法律将农民“长期不变的土地使用权”界定和规范为“农民私有财产权”，纳入私有财产保护范畴，从根本上屏蔽外来侵权。

关于农民组织的发展。我认为，现有的农民组织建设可分为四类进行研究：一是村民委员会、党支部这样的正式组织；二是现在正在发展中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三是农民自发的维权组织；四是农村的功能性组织，它们并不一定具备完整的组织结构或形态，但却很有动员力。

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员）：

一是关于土地制度问题。现在的土地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经营体制问题和农村土地征用问题。前者从农村土地承包内部看，有两个问题一直没有说清楚，即农村的土地承包权到底是什么权利，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个什么概念。这使得农村土地问题和组织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个体制的问题。而后者，我们的土地法律是世界上最好最严的，基本上涉及耕地的事都由国务院审批。但执行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在实际中每一级政府都能对土地进行审批。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研究政策和法律文本；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营造执法落实的环境。

二是关于农民组织问题。我认为，我国农村不是没组织，而是组织程度极高，但那个“组织”是遗留下来的，因此它的性质和功能都偏向于内向型管理，是政府行政体制延续的组织。现在农村需要的是外向型、经营型的组织。这对于立法机关来说有一定的难度，但我觉得现在时机逐渐成熟，特别是这次的税费改革将对此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任大鹏（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法学教授）：

关于土地制度创新问题。首先还是一个老话题——地是谁的，谁有权去创新。按照“承包”这个词，肯定就要有发包的。但承包法试图回避这个问题，而从承包权的物权属性上考虑；二是承包权的体系问题。从法律意义上讲，它有一个权利关系，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承包权是成员权或身份权，或者分出一个层次，把承包权作为一个前提，把流转、经营、使用的权利成为承包权中的一种关系；三是土地管理法中的矛盾。土地管理制度的核心问题就是控制耕地的使用。讲到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用途管制制度，在现在看来，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它在一定意义上没有能够体现土地的产权属性，因此在法律关系上就使用不顺了。

关于农民组织创新问题。第一，合作社的性质。在现实里有很多所谓的合作类型都称为合作经济，但经济学角度与法律角度存在着冲突：经济学家强调是一种合作经济，而不是一种组织形态，但立法机关仍然把它作为一种经济组织来认识；第二，关于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性质，涉及到该法是程序法，还是其他，即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还是“农民合作经济的组织法”，或统称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这个断句怎么断有很大的差别。一方面，组织法认定条件环境，它涉及内在机构设计、对外关系、责任关系等，而另一方面的功能就是程序法，比如登记、解散、清算等，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在这个法里解决。实际上，我们讲“合作社”就很清楚了，“合作社的法”就是一个“组织的法”；第三，关于立法的理念问题。现有的大量文献对合作社的定义，最后的落脚点是一种企业。这可能会导致一种错误的倾向，合作社本来是考虑农民的土地联合，是一种合理垄断，将来我们在反垄断立法的时候对它要豁免；如果把它归为一个企业，它所享受反垄断的豁免就不存在。这样我们搞出来的就不是合作社的东西，而是农民组织的其他问题。

张红宇（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研究司副司长）：

第一，土地问题一直是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任何时候这个问题都是一个热点、重点和难点。不管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土地的三个功能是存在的：一是生存功能或保障功能；二是收入功能，在目前农民收入多元化的情况下，土地收入依然占到60％；三是就业功能。

第二，中国农民土地的问题在于所有权很重要，但是使用权相对于所有权来讲恐怕更重要。因为，农民从来不讲所有权，而只注重使用权。我们能不能不讨论所有权，而把使用权（包括占有、经营、收益、处置）发挥得淋漓尽致，即土地可以出卖，可以抵押，可以通过抵押获得其他经济的手段，可以转让、转租、租赁。

第三，要联系实际，通过实际的例证来表明土地使用权。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粮食紧俏，土地的承包又出现新的问题了。去年以前土地包都包不出去，还要倒贴，今年全部倒过来，过去包到地的纷纷包不下去了，没有签到土地承包合同的现在回来要地了。以前地越种越少，现在补贴了，地又越来越多了，你说怎么处理?补贴是按计税面积计算，那么计税面积怎么核实？这是现实的问题。

第四，关于农民组织。全国人大计划明年出台《合作经济组织法》，其中最关键的是立法的目标是什么，是通过推动法律建设来推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还是认可这个组织，规范这个组织，这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条，农民要组织起来。

韩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现在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农民集体所有实质上是一种所有权主体缺位的所有制；二是农民土地承包权的性质尚不够明确；三是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不够健全；四是现行土地征用制度对农民明显不公。

针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我认为，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应该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将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明确界定为农民按份共有制；二是明确界定农民土地承包权的物权性质，使农民真正享有永久占有、使用土地的权利；三是培育土地使用权市场，建立“依法、自愿、有偿”的土地流转机制；四是土地征用既要保证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用地，又要给农民以公平的补偿；五是允许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流转。

徐小青(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关于农村土地。农村土地问题，从现在的制度来看，实际上产权是清晰的: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宪法已经规定。要是讨论产权类型，不能说谁好谁不好，而是说哪个更适合我国国情。越南想学中国的团体共有制，结果学不了，它管不住乡村干部，干脆宣布国有，租给农民一百年。所以我想国家所有、团体所有、私人所有这三种形式，如果有机会的话都可以试一下，尊重农民的选择，在我们国家到底是怎么样的制度更好。

关于农民组织。现有的村委会和村小组的关系，各个地方不一样。在云南有个乡，村民小组就比村委会厉害。基层干部对我们说，村委会是空的，干什么都得跟村民小组谈判。刚才大家谈到新组织和老组织的问题，到底是组织法、还是什么的组织法，立法目标是什么，或者说它会不会演变成新组织等。我想，应该把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研究的两个优点结合起来，研究这些组织将来有没有生存的环境，如果没有生存环境，就应该用新的组织替代它。现在这些组织还都在运行，那么现在到底运行得怎么样，又该如何发展和完善呢？

严瑞珍（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

第一，农村组织。农民组织实际上只有两大类，即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在中国搞带有政治性质的农民组织很难。日本农协是经济组织，但是它起到了团体压力这么一种作用，这种情况对中国比较合适。我们重点还是搞合作社，但是它要带有农民组织团体压力这种功能，因为这比较现实。

第二，土地制度。现在贯彻承包法很困难，确实需要我们反思。目前很多人都是从法这个角度度考虑它的合法性、完善与否等问题。实际上，有没有组织实施的载体，农户承包制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合适不合适等都需要思考。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历史上起了很好的作用，但它到底适应不适应现有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它是不是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有没有必要进行更新，从而适应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呢？我们讲“长期的”、“有保证的”，那么到底长期到什么时候？能不能有一些发展的思路呢？例如，现实中已经出现了很多新的形式，大户承包，公司加农户，股份制农业企业，现代农场等等，我们能不能对这些作进一步的研究，从而说明现在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

第三，土地所有权问题。现在对这个问题议论比较多，我们能不能允许地方进行各种各样的实验、试点，将来用事实来说明呢？

第四，土地非农化过程中的两个问题。一是控制土地、保护耕地的问题。现在采用土地二级市场的方式基本上还是可以的，能够起到控制土地的作用。二是非农化土地的价值实现问题。土地的价值是按地租的资本化来算的，说到底，它是土地的价格，是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这个意义上的土地价格是很低的。但农业用地非农化以后，用于公共设施的建设，地租是由公益事业的收益来决定的，这个意义上的土地价格就很高了。这样工业地租跟农业地价之间就有很大的差距。

曹建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现在我国的土地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例如地价飙升，不仅加大了企业和消费者的负担，甚至可能在城市形成一批“负资产”所有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土地制度创新不能仅仅限于讨论“能够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则变成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第一，土地有一个理想的利用模式。土地合理使用在制度上有三大基石：一是明晰的平等的所有产权；二是对土地利用的必要管制；三是对土地及其房产的征税制度。

第二，中国土地制度的特征及其效应分析。我国土地制度的特征就是国有化，而且不可回转。这一特征造成了四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土地统计不清楚；二是中国目前成了规划师的乐园；三是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四是土地的严重污染和资源损失。

第三，中国土地市场的描述。大体分为城市市场与农村市场。城市市场是政府垄断下的土地市场，又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土地资源市场即征用市场；二是政府土地专卖市场。农村的土地制度是依附于土地征用制度和行政压制下的集体所有权。土地垄断的结果导致了一系列的宏观问题，地价这样增长下去会导致土地市场的最后崩盘。土地市场一旦崩盘，经济也会崩盘。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观点，把土地出让金放到物业税当中，这样可以降低房地产的价格，但我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与土地市场化背道而驰的，离市场化将越来越远。因为，如果把土地价格当成了税收的一部分，是否意味着我们又回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时代了。

朱守银(农业部农村改革实验区办公室综合处处长)：

第一，对农村土地随便要、随便征、随便用，首先就是一个问题。只有无主财产才可能出现这个问题。在这里，产权的外部性是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

第二，国家征用的目的是什么。现在征用土地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国有、非公有没有区分；二是农村城市没有区分。

第三，由于产权不清晰而带来的土地纠纷解决机制的问题。土地承包法出台以后这个问题越来越大。二轮承包是96年就开始的，土地承包法去年刚实施，原来发包按照什么方案？那个方案到现在还有没有效力？现在纠纷确实很多，农民与农民，农民与政府，农民与企业都存在纠纷。而解决纠纷的渠道也很复杂，两个农户之间如果能协商解决的话，那就不是大纠纷；农户与村组织之间的那种纠纷需要有一个调节机制，当事人一方作为调节主体；第三就是仲裁，但我们又没有仲裁体系；最后一个是诉讼，这个成本太高，而且是在仲裁不服的情况下才诉讼。

孙宽平(《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社执行总编)：

从改革开放到今天，我国每一阶段的改革和发展都必须考虑到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从对目前面临问题的分析，我认为，农村政策的制定不是一个单方面的问题，它牵扯到许多相关的问题。

第一，目前我国农村要在农民承包土地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明晰而又稳定持久的土地经营权就面临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农村集体成员不确定性的内部约束问题。农村土地是按照人口平均划分承包的，但随着集体预留机动地的减少或者没有预留机动地，农村人口的变化造成了农民承包经营的土地经常变动，在这种内部约束的条件下，在成员无限变动的情况下，如何稳定农民的承包经营权呢？另一方面，在城市化急速推进的过程中，在城市急剧膨胀的情况下，许多中小城市发展迅速，甚至一些县的中心城镇急剧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护农村耕地和稳定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支配权益呢？

第二，要解决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需要农民组织。一方面农民家庭经济与市场对接需要中介组织组织农民的经营活动，另一方面农民要维护自身利益、有效地表达和反映自身利益，对国家政策和法律制定以及对当地政府行政行为提出建设性建议也需要农民组织。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农民组织性质的定位，是一个单纯组织农民进入市场的企业化的经济组织，还是组织农民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性组织，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新建的农民组织如何与原有的农村农民组织衔接和协调。如果是一种单纯的经济合作组织，还难以起到维护农民权利的作用，如果要在现有的基层组织之外另外建立新的农民自治的维权组织，这里就有一个政策问题，有一个制度安排问题，还有一个经费来源问题。

另外，农民新的维权组织如何建立，如何保持有效运行，如何与政府主管部门之间形成积极的建设性的沟通机制，如何维护自己的自治地位，而这其中的政策底线、政治底线又是什么，都需要认真研究。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

第一，关于研究方法的问题。我认为，作为一个课题研究，如果要创新的话，就不能只揣摩“上面”的意见，而要多关心农民的意见，社会所能承受的底线。因为，中国二十年来农村所发生的改变，都是农民逼出来的。只有那些能满足农民真正需要的行为才能算真正的改革成果，而只有能真正反映这种社会现实的研究才能出真正的理论成果。也就是说，我们做这个课题研究，需要更多地去关注农民的意见，看农民需要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关于农民组织方面的问题。农民组织化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又是一个很难研究的问题。可中国农村要实现现代化，农民要走向市场，需要解决一个组织化的问题。真正关心中国农村发展和进步的学者也就有责任有义务去研究这个问题。比如现在有的地方出现农民要求成立农会的问题，学术界就不敢研究。实际这是农民寻求利益表达的一种诉求。湖南衡阳县的农民要求成立农会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监督县乡政府忠实地执行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以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尽管此事最初遇到了困难，但在引起社会关注后，政府改变了看法，不再将这些减负上访代表看成对立面了，而是把他们当成可协商的对象。同时，这些减负上访代表也帮助政府做一些如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工作，而且效果很好。我认为，这实际上就是农民抗争的结果，而建立社会协商制度，正是农民所追求的目标。这说明，我们研究这些事实上存在的农民组织，对于解决现在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冲突是十分有意义的。而要研究这些敏感的农村政治问题，只要坚持对农民有利、对社会稳定发展有利这两个原则就没有什么可怕的。版权所有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第一，“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的问题。应该看到，现在这个问题的状况比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时候更加严重，更成为一个全局性的问题。现在农村的经济纠纷、社会纠纷，包括农民同基层政权组织的矛盾，都同土地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在一起。从这几年急剧发展的情况看，能不能够把赋予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落实，已经不是中央需求的问题，而是农村经济社会矛盾所引发的、社会所累积的一件大事情。

对三农问题的看法篇6

一、精心组织，周密布署，积极营造行评“回头看”氛围

农业局把行评“回头看”工作纳入全局工作的重点，统一思想，召开“三会”，即：领导班子会、二级单位负责人会、干部职工会，层层动员；坚持“四到位”即做到领导到位、认识到位、措施到位、工作到位；把握好“四个环节”，一是成立农业局行评“回头看”领导小组；二是层层落实责任制；三是制定工作方案；四是深入宣传发动；强化“四项”教育，一是强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引导干部职工树立科学的人生观，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二是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进一步增强干部职工爱民、为民的观念；三是强化反腐倡廉警示教育，不断增强党性观念和廉洁从政意识，提高反腐防变能力；四是强化增强优化农业发展环境教育，进一步增强发展意识和整体意识。要求农业系统干部职工要多深入基层，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二、自查自纠，吸纳群众意见，认真查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是深入进行自查，按照长农发[2012]11号文件明确的四个工作重点结合农业工作实际，深入开展“七查七看七纠”活动，即一查是否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看发展环境是否优化，纠正影响和制约全县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二查政务事项、行政权力运行，看制约监督机制是否健全，“十项承诺”履行得如何，纠正不规范、不公开、不顾大局的作法和行为；三查文明执法、公正执法，看依法治农、依法办事、整顿规范农资市场秩序是否落实，纠正农业执法越位、缺位的问题；四查农业科技服务，看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入户率如何，纠正科技应用不到位的问题；五查农业农村政策落实，看农民负担是否出现反弹，纠正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行为；六查廉洁自律，看加强自身建设机制是否健全，纠正并查处违法乱纪、的行为；七查工作作风和执行能力，看敬业为农职责履行的如何，纠正责任心不强、消极被动、效率低下的问题。二是召开座谈会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及群众对农业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并进行认真疏理和分析，我们认为通过去年的民主评议活动，全县农业部门服务意识进一步增强，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行政执法行为进一步规范，工作作风有较大的改进，群众满意度有较大的提升，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农业系统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对新种子、新农药的推广工作力度不够、农业科技人才发挥作用不够、农业行政执法力度有待加强、机关管理有待加强等4个方面。针对存在的问题，我们制定了整改方案，做到了措施有力，方法科学、责任到单位到人、限期整改。

三、强化措施，突出重点，确保行评整改出实效

农业局针对存在的问题，全面履行“敬业为民、优质服务、文明执法、廉洁高效”的十六字行风，围绕“四个重点”稳步推进整改工作，确保“回头看”取得实效。一是突出农业科技服务重点。加大对农业的科技投入，切实抓好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的宣传推广；大力宣传、推广农业综合防治技术，杜绝违禁农药的使用，提高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性，增强产品竞争力；加大土壤检测、配方肥料的实施和研制推广力度；狠抓农村技术员技能培训和农民工技术培训，进一步加强农民科技培训。二是突出技术人才服务重点。把推广科技、发展生产作为农业技术员的重要职责，充分发挥科技优势和先锋带头作用，带头开展科技试验示范促进新科技的推广运用，带头服务农民群众提高科学种田水平，把最实用的农业科技送进农村、送给农户、送到田间地头，引导农村群众加大种植结构调整，积极壮大无公害蔬菜、柑桔、魔芋等农民增收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使广大农村群众实现增收致富。三是突出执法服务重点。充分发挥行业主管的作用，加强农药、种子农资市场管理；严厉打击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和其他违法经营行为，加强农资产品质量检测督查，严把流通环节农资商品质量关，杜绝假冒伪劣农资流入市场；督促经营企业守法经营、优质服务、稳价保供，努力营造农资市场管理的良好氛围。四是突出机关管理工作重点。强化机关责任制管理，建立健全各项激励机制，厉行节约，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全面推行政务公开，优化发展环境，进一步增强全局系统干部职工的活力，使各项工作见效果、出成绩。

四、脚踏实地，服务“三农”，农村农业工作成效显著

（一）积极抗灾救灾，服务全县春耕夏播生产。

自开春以来，我局早部署、早行动，迅速成立了粮油、魔芋、蔬菜、柑桔、烟叶和农资检查六个工作专班，深入11个乡镇的重点专业村，针对罕见旱情，加强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积极组织农户做好种子（种芋）、肥料等农资准备工作，适时播种，加强苗期管理，积极抗旱救灾，做好改种补种。全县多渠道保障农资供应，共计组织化肥3.5万余吨，农药40吨，农膜230吨，玉米良种480吨，水稻良种45吨，魔芋备种600万公斤，确保了农资足额供应。

（二）全面做好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

一是在全县交通要道悬挂过街横幅，张贴标语，广泛发放资料，开展培训，其中包括组织农业系统干部职工进行学习和培训。向广大农民传授无公害及标准化生产技术。共印发资料12000余份，先后开展讲座达20多场，培训人数达8000多人，组织80多个专业合作社进行了专题培训。二是全面推行种植业生产企业、合作社和种植大户建立生产档案，要求农户对每个生产环节进行认真填写，真正做到有案可查。各冷库依法配备了农残速测仪，加强蔬菜产品检测，确保进库蔬菜产品的质量安全，严把市场入口关。目前为止已在全县蔬菜基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以及冷库企业统一配备检测设备38台套，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网络已初具规模。今后将逐步强化信息化管理，进一步完善我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网络。三是推进农业标准化，大力发展农产品“三品”生产。加强标准化生产体系建设，将现有5个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进一步充实完善，并逐步向多品种发展。建设高标准安全生产示范园，引导和促进农业标准化生产技术的推广。同时结合全县精品农产品基地建设，建好2个市级标准化生产基地，5个县级标准化生产基地，11个乡镇标准化生产示范园。

（三）严格执法，维护广大农民利益。

一是积极开展“打假保春耕”农资打假护农活动。我局组织农资综合执法专班对全县11个乡镇开展了“打假保春耕”农资专项检查活动，对115个“两杂”种子经营门店、45个高山蔬菜种子经营门店、72个农药门店进行了检查。为了保证种子质量安全，对批发商种子进行了来源、品种、包装、标签、经营档案开展全程监控，并对所有经营种子全部取样，进行质量跟踪，同时加强了品种管理，其中高山蔬菜新品种登记备案10个品种，检验种子样品61份。真正做到劣种不下田，下田皆良种。二是全面推进农药协会管理模式。3月7日，全县266个经营者在隔河岩宾馆举行一年一度的农药经营培训会，会上先后请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和大型农药公司代表共8人，讲授了农药营销与农药品种安全使用知识。三是积极开展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工作的活动。在工商局、质监局的大力配合下，4-5月，我们就有关农业企业开展了大检查，特别是对干货市场中的辣椒市场，进行了抽样检查，共检查35家干货店铺，由质监局抽取样品，已送市质监局检验部门进行检测。四是加大农机安全专项治理力度。采取联合执法的办法，加大无牌无证、脱检脱审、超载超速、违法载人、非法改拼装、报废拖拉机上路运输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共计查处纠违拖拉机、变型拖拉机180台，查获脱检拖拉机27台，外县籍脱检4台，准驾不符5人等，有效遏止了重特大农机事故发生。

（四）落实惠农政策，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一是认真落实惠农政策。积极争取和落实粮食直补239余万元、农资综合补贴2335万元、农机具购置补贴近300万元等惠农政策，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二是积极开展农民负担检查。配合县综改办，检查11个乡镇2010年度“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资金落实情况。抓好涉农收费专项治理，确保不触红线。做好2012年农村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扶项目启动的准备工作，切实把此项强农惠农政策落到实处。三是认真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2012年省财政厅分配我县第一批农机购置补贴资金300万元，我县农机购置补贴工作从4月26日起正式实施，至5月31日止，共补贴资金299.967万元，完成第一批补贴资金的99.99%。四是加强土地流转及合同规范管理。为进一步规范农村承包合同管理和土地流转程序，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对土地承包合同补签、经营权证补发、其他方式承包的发包及办证审核等工作进行规范，及时对乡镇土地承包管理工作进行业务指导，确保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稳定。积极妥善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上半年接待各类来信来访50余人次，调处6起老大难土地纠纷案件，调处率达100%，调处成功率90%以上，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

(五)全员参与，深入开展“三万”活动。

围绕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和惠农政策落实等内容，深入都镇湾镇立志坪村和火烧坪乡青树包村，扎实开展“阳光工程”培训、打假保春耕和民情调研等活动，将“三农”工作与“三万”活动紧密结合起来。截至目前，县农业局共走访群众1525余户，实现行政村、农户100%全覆盖；发放《惠农政策一览表》、《“三万”活动公开信》和《农民宝典》（茶叶、蔬菜、魔芋）等书籍（资料）700余份。在积极开展走访调查、典型调查、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认真撰写民情日志和调研报告，每个工作队员都认真记载了一本《民情日记》。

（六）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加强

对三农问题的看法篇7

关键词：三农问题 小农经济 市场经济 矛盾



“三农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这仍然是一个问题。其所以如此，就在于学界关于“三农问题”症结的判断迄今仍然歧见纷呈，比如：“农民的收入过低”，“农民过多”，“土地产权不明”，“农民负担过重”，“农民权利缺乏”，“农村政府机构膨胀”，等等说法，见诸于相关讨论，人们已耳熟能详。从“三农问题”的种种表现来看，这些说法当然都有一定道理，但是深究起来，我认为这些“道理”也仅仅是就表象来说的道理。所谓症结，就是问题的根源或本质。事物的表象是多元的，但事物的本质却是一元的。在我看来，上述的“症结”并非“三农问题”的本质所在，而只不过是“三农问题”本质的种种外在表象罢了。正因为许多学者误将表象当作本质，所以在“三农问题”的症结上才会有如此混乱的说法。至于有些论者干脆将上述所谓“症结”一一罗列，打包批发，这种貌似全面的公允除了使问题更加复杂之外，其实并未推进认识的提升。如果上述所谓的症结仅仅是对“三农问题”现象层面的刻画，那么它们离“三农问题”真正的本质就还有相当的距离。



一、“三农问题”是市场经济在中国展开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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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三农问题”的症结的诊断存在歧义，学者们开出的药方也就见仁见智了，比如：“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裁撤乡级政府”，“让农民享有公民权利”，“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等等。如果说学者们关于症结的分歧体现了各自所强调的重点不同，那么对开出的药方究竟孰轻孰重，谁先谁后，也就同样难以达成共识了。药方的不同反映了对症结的诊断存在分歧，足见对“三农问题”的症结在认识上还有待廓清。为了有针对性地切入问题，我们不妨对这些药方逐一分析，看看“三农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必须指出，这种分析是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的：（1）市场经济对中国农村的侵蚀作用逐渐增强；（2）小农经济仍然是中国农民的基本存在形式。以下的分析将表明，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和冲突，才是“三农问题”真正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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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加农民收入。在现实的产业结构、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增加收入的途径是“市畅（如提高农产品价格），那么这种增加就必然存在着“市场局限”（比如与国际现代化的农产品价格相比，我国小农生产的农产品价格已是天花板价格）；如果增加收入的途径是“行政”（比如“直接补贴”、“转移支付”），那么这种增加不仅存在着“财力局限”，且也不可能过分偏离市场经济的要求。如果没有现代农业的“规模经营”支撑，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来增加农民收入只能是杯水车薪。因此，小农经济收入的增加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负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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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减轻农民负担。这很有必要，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小农经济收入过低的问题。在我国的GDP中，农业产值已不到15%，可是在总人口中，农民却占8亿。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农业产值的比重只会减少不会增加；如果以小农形式存在的农业人口没有大的减少，平均到农民人头的农业产值就难以增加。可见，在分子（农业产值）减少而分母（小农人口）不变的情形下，即使把农民的各种税费全部取消，靠农业来增加农民收入也难有很大的作为。换言之，经济结构的变迁必然减少可供小农经济分配的产值，单纯的削减税费改变不了农民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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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撤消乡级政府。政府机构日益膨胀（乡级政府），正税无力支撑，结果必然是各种名目的收费泛滥成灾。此问题不解决，减轻农民负担的各种举措就只能是扬汤止沸，即使暂时减下来，也会反弹。因此，撤消乡级政府应当是釜底抽薪之举。但是，政府退出后的权力真空由什么填补，如果出现“南霸天”、“西霸天”等等的“恶人治村”又当如何？或曰寄希望于农民自治，问题在于：“自治”的诉求与分散、孤立且不合群的小农经济能否整合（耦合）？如果小农经济本性要求自治，那么就意味着现代政府的管理方式与小农经济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冲突。或许，小农经济的“自治”诉求就是“不需要现代政府”的自治，那么也就意味着在小农经济面前，现代政府的“失灵”是必然的。因此，问题就不再是政府机构的“十恶不赦”，而是小农经济本身的特征决定了现代政府机构的多余。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没有为现代化的政府（即使是形式上的现代科层制）提供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谓的“用数目字管理”的条件。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内在地要求“数目字的管理”，于是，一旦这种管理向农村延伸，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必然扭曲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管理，并通过机构膨胀、税费加重等所谓的“政府失灵”表现出来。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所谓农村基层政府的膨胀，并不是单纯的人员过多的问题，而是相对于汪洋大海的小农经济而言，“用数目字管理”的现代政府未免太奢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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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让农民享有公民权利。必须强调的是，公民权利绝不可能在小农经济的土壤中生长出来，而只能以小农经济的解体为前提。可见，学术界所谓“中国农民权利的缺乏”，本质上是小农身份与现代农民权利的矛盾。如果人们所说的农民的“公民权利”就是今日中国8亿农民作为小农经济的生存权利，那么市场经济要消灭的正是这种权利。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谈农民的权利，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比如，不少人以为只要取消了户籍制度，给予农民以“选择的自由权利”，就能解决“三农问题”。这种看法隐含着一个假定前提就是：农民“被用暴力的手段束缚在土地上，他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追求自己的幸福”（秋风文，《东方》2001年第10期）。然而，这种主张似乎忘了，进城打工其实并非小农的自愿选择，而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面临解体的小农除了进城打工一途，他们能有别的选择自由吗？正如吕新雨所说：“农民背井离乡是农业严重凋落后无法生存的被迫选择，出外打工其实是惟一出路。……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到充满污染和危险的工厂和矿井，去忍受歧视、伤残与死亡。”（吕新雨：《“民工潮”的问题意识》，《读书》2003年第10期）诚然，风雨飘摇的户籍制度的消亡已经指日可待，但是它的消亡的积极意义并不意味着小农从此有了选择的“自由”，而是对于小农经济不得不走向解体的一种法律追认。换言之，户籍制度的消亡并不是小农经济从此具有合法生存权利的证明，而是小农经济生存权利已经丧失的必然结果。在小农经济广泛存在的中国呼吁农民的权利，或许不无道义上的优势，对于抑制资本的过度压迫也不无积极意义（比如在收容制度、民工欠薪等问题上的作用）。但是，这个权利必须以真实的经济权利为基础，没有经济权利的话语权利不过是画饼充饥，说说而已，当不得真。在市场经济下，这个经济权利就是非农就业的出路和切实的社会保障，而不仅仅是自由主义精英挂在嘴上的择业、迁徙的自由。高尚的道德诉求必须靠“形而下”的就业出路和社会保障来落实，否则，享有了择业和迁徙“自由”的破产小农就“不过是从农村贫民窟迁到了城市贫民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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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农民过多”，这个假设在经验上和实证上都已经得到了“证实”，但遗憾的是该假使在理论上却是含混不清的。其实，真正“剩余”的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农民，而是以“小农经济身份”存在着的农民。澄清这一区别并不是完弄文字游戏，因为被“精简”掉的农民只能是“小农”，而决不可能是现代化的农民，现代化的农民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基穿换言之，只要小农经济存在，就必然存在“农民过多”的问题。因此，所谓“农民过多”的真实含义是“小农经济过多”，而并非笼统的“农民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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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今日中国之“三农问题”，本质上就是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冲突和矛盾，这个矛盾才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不难理解，“三农问题”所引发的社会危机其实是内在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逻辑之中的；农民的破产、农业的凋敝、农村的衰落，是市场经济在中国展开的必然结果。在土地承包制复活了小农经济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农业生产已越来越成为负效益的事实，即是明证。对于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这种“不共戴天”的紧张关系，马克思曾有过十分深刻的认识。在马克思看来，导致小农经济消亡的直接因素在于：大工业的发展破坏了农村家庭手工业；土地逐渐贫瘠和枯竭；公有地被大土地所有者所霸占；资本主义大农业加入了竞争；等等。（《资本论》第三卷，第909-91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显然，在这些因素的背后我们都可以找到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因此，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和把握必须以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为基本前提，任何离开这个矛盾来观察“三农问题”的视域，都是幼稚的，肤浅的。正因为看不到“三农问题”的本质所在，所以学术界不少人在分析“三农问题”的原因时，总是在现象层面上纠缠不清，不得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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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要“消灭小农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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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要解决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从理论上讲，解决这个矛盾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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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消灭市场经济，重新回到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这是开历史倒车，既不可取也不可能。正如马克思所说：小农经济“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资本论》第一卷，第83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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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和平共处、共存共荣。这种良好愿望几近空想，即使权宜之计可以短期维持市场经济下的“田园风光”，但长期的内在矛盾发展则是无法调和的。农村承包制的尴尬处境，就是明证。所以马克思说，要使小农经济“永远存在下去”，等于“下令实行普遍的中庸”。但这是办不到的，因为“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资本论》第一卷，第83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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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消灭小农经济，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与现代化的大农业相比，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小农经济“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资本论》第三卷，第91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因此，小农经济的消亡是必然的，只有“消灭小农经济”才能解决“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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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史的角度看，消灭小农经济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道路，另一个是集体化的道路。迄今的实践表明，前者是“进化主义”的自发过程，后者是“建构主义”的自觉过程。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避免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的恶果，中国共产党曾选择了农业集体化的道路。然而，出于对人民公社失败的反思，中共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最终放弃了农业集体化的实验，从新复活了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注：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这种成功与化肥、良种的关系如何？除了个别学者的关注外——如网上老田的文章，主流经济学至今未给予科学的说明。第二，这种成功能证明“制度重于技术”吗？既然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它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复活后创造出的经济上奇迹又如何解释？主流的观点对“制度优先于技术”的命题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我的看法则不同，我对此的解释是：它与中国农村的生产力状况是吻合的。可参拙文《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制度抑或技术？》，《哲学研究》1997年第10期）。但是，在市场经济的侵蚀下，小农经济的解体是不可避免的。在复活了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中国重新开始了市场经济对小农的不可抗拒的自然分化过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分化和解体大大加速，从而使得“三农问题”演化为“三农危机”，以至成为社会的焦点。

其实，承包制的成功只是证明了小农经济的合理性，并没有证明小农经济的优越性和先进性。承包制的核心是“分地”，“分地”的改革之所以能得到农民的支持（至少没有遭到大多数农民的抵触），其合理性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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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小农经济的生产力与“分田到户”的生产关系是内在吻合的，中国农民几千年基本未变的生产力（肩挑背扛锄头挖）只能用小农经济的单家独户经营，难以用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来组织——用经济学的话语讲就是：组织和监督成本太高，结果难免造成搭便车和效率损失。分地的结果解决了“吃饭”的问题、解放了农民，再次证明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是正确的。顺便指出，虽然今日的主流经济学企图颠覆这个原理，但仍有学者认为“化肥和良种的普及对解决吃饭难题功不可没”。实证来看，分地的作用与化肥的作用孰大孰些比例多少，或容研究。主流经济学否认技术对制度的决定性作用，过分夸大承包制的作用，主张“制度决定一切”是不能使人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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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有农民的生产工具的水平（基本上是手工操作的农具）决定了：“分田到户”使单个小农能够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也就是成为土地的“老板”。加之分地只是分割土地的使用权，农民对所分土地的所有权没有“私有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每个小农的“老板”身份，在一定时期内避免了由于土地买卖所引致的两极分化和阶级矛盾——当然并未根除。由于承包制带来的利益分配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而农民对这种制度变迁自然会给予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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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表明，只要中国农民的原始生产力性质不变，农业的生产关系就只能是小农经济的结合方式。反过来说，社会化的组织方式只能适宜于大农业或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力。比如，大型水利工程是大农业生产力的要素之一，它要求社会化的组织方式来实施和使用。然而分地以后，集体兴修的水利越来越呈衰败之势，这就证明了：即使中国的小农经济与其生产力水平是相适应的，但与中国正在发展着的现代生产力的矛盾也是无法回避的。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土地要求集中化的冲动越来越强烈，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越来越受到发展着的农业生产力的压力。在农村改革20多年以后，当前对“包产到户”的可持续发展质疑的呼声，以及“三农问题”的凸现，也证明了中国农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冲突正在走向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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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中国古代的土地集中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大量的农民最后被逼上梁山。但是，中国古代出现的农民问题在性质上不同于今日中国的农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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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代的农民问题并不是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小农经济生产关系的崩溃，而是在生产力水平没有本质变化的背景下，封建土地集中导致了小农经济生产关系的崩溃。不过，这种崩溃是暂时的，因为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的土壤中，除了小农经济的生产关系外，不可能生长出新的生产关系。由于缺乏新的产业吸纳，中国古代失地农民不可能进城打工，只好聚啸山林揭竿而起，也就不难理解了。于是，周期循环的王朝更替就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色。中国古代的大地主的经营方式仍然是小农经济的（土地出租），而不是社会化的农场经营，道理正在于此。试问，在手工操作的原始的生产工具下，能产生出产业化的农场经营要求吗？不过，由此我们也就看到了交换（市场）经济与小农（自然）经济的不共戴天的关系，看到了交换经济对小农经济的破坏作用。市场的发展，交换的扩展必然压缩小农经济的生存空间，必然要消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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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三农问题”并非始于20世纪80年代，而是产生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市场经济对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持续冲击。中国经济史对此已有深入的研究，恕不赘述。我要强调的是，与古代的农民问题不同的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的市场经济（其物质表现是坚船利炮和机器生产的廉价商品）导致了小农经济生产关系的破产，而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表现为市场的扩展和交换的深化——即市场经济的发展。从常识来看，农产品和农村剩余劳动的同时增加，就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最有力的依据。如果没有二、三产业的支撑，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在城市打工，中国当今的“三农问题”就必然重复古代的故事。虽然今日的“三农问题”本质上仍然是在“重复昨天的故事”，但这个重复不再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周期循环，而是鸦片战争以来市场经济瓦解小农经济的逻辑展开和延续，这是两个不同版本。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市场经济发展，中国今日农村的衰败、农民的困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市场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那么，小农经济的破产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并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我们应当担心的并不是小农经济的破产，而应当是破产小农的出路问题。因此，我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并不是什么提高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尽管这些的确重要，而是农民的出路问题、就业问题，一句话，是“消灭小农经济”的问题。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会理解农民的收入低下、权利缺乏、负担沉重、机构膨胀等，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只有将这些问题放在农民出路的框架里来思考，我们解决和缓解“三农问题”的政策才是有的放矢。

三、“怎样消灭小农经济”才是真问题 

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应不应当消灭小农经济，而是应当怎样消灭小农经济。因此，一旦我们把握了“三农问题”的症结就是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那么“是否消灭小农经济”就成了一个伪问题，而“怎样消灭小农经济”才是一个真问题。如果我们仍在“是否应消灭小农经济”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就只能是智力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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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那么“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就必然指向“消灭小农经济”这个根本方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减少农民”。不论是传统社会主义的集体化实验，还是今日的市场化改革，事实上都将小农经济视为“革命”的对象，只不过采取的“革命”手段不同而已。小农经济的消亡固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可是问题在于，如何消灭小农经济？走集体化的道路已被市场化改革的实践所抛弃，走私有化的道路又会付出社会分化和动荡的巨大代价。于是，学术界两种对立的主张由此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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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私有化”的主张，认为应当立即实行农地私有化，推动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就理论的逻辑来讲，现有的农户土地承包制是小农经济的基础，而“减少农民”就要求打破土地承包制，实行“土地私有化”。这应当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举，也是许多人不遗余力所倡导的主张。但是，“土地私有化”在目前的中国行不通。这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活生生的国情问题。有识之士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人口增加使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国情的矛盾制约下，土地占有权没有向少数人集中的条件”（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读书》1999年第12期）。土地私有化的目的是将土地所有权集中于少数人手，消灭小农经济，以便于提高农业的规模效益。然而土地私有化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失地农民的出路（进城后的就业）；二是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历史上的前车之鉴使得任何有责任的政府都不敢贸然实施这剂虎狼之药，否则，“天下大乱”决非危言耸听。正如温铁军所认为的那样：中国农业人口严重过剩，土地已经成为中国农民的社会保障，它不能作为生产资料交给市场处理。且不说转移一半农民后土地规模经营有多大，目前失地又失业的农民形成的惊人规模已经令政府寝食不安了。如果说小农经济的解体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那么国情的制约也同样是不可逾越的。事实上，顽强抵抗市场经济对小农经济瓦解的力量，并不是政府的某项政策，而是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国情。然而我们的许多专家学者却不知自我反省，反而抱怨政府的政策还不够“与时俱进”。温铁军曾不无感慨地说：“我们曾经在‘实验’中大力推进土地流转，搞了十年还是只有1%的农户转让土地，这说明我们这种内生的制度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温铁军，同上）如果“土地私有化”的结果仅仅是把千万小农变成无业流民，那么这样的“治本”之举不仅没有“治本”，而且必然危及、动摇中国社会的根本。中国农村之所以承受不起两极分化的制度成本，道理盖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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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是“维持现状”的主张，认为应当稳定现有的农村特点承包制几十年不变，有学者甚至主张“重建农地自耕农所有制”（陈躬林等：《重建农地自耕农所有制》，《求是学刊》2003年第1期）。这种主张的实质是想通过维持小农经济的生存来解决“三农问题”，比如温铁军说：“中国农村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必须用适宜小农经济的思路来解决农业问题”（温铁军：《市场化改革与小农经济的矛盾》，《读书》2004年第5期）。问题在于，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小农的生存到底能维持多久？虽然稳定承包制与中国现有的人多地少的国情相符，但是，市场经济以其不可抗拒的内在必然性，不断侵蚀着小农经济的制度保护——承包制，使得“维持现状”的主张越来越难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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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三农问题”之所以是个难题，关键在于“怎样消灭小农经济”的难题没有解决。用经济学的话语表述就是：“三农问题”的解决面临着“制度变迁成本过高”的难题。由于对“成本”的计算不同，在“私有化”的主张与“维持现状”的主张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张力，学术界强烈呼吁农村改革应当有突破和创新正是这种张力的反映。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市场经济的“数目字管理”对中国农民的“失效”，而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土地集中、城市化的进展难以在短期内完成，使得具有共识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药方也“远水不解近渴”。于是温铁军说：中国的“三农问题”存在“两个失灵”（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困境，几近于“无解”（温铁军：《“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双重困境下的“三农”问题》，《读书》2001年第11期）。如果我们锁定了“三农问题”的本质，对于温铁军的“两个失灵”的痛楚就会有真正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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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的解决只能是标本兼治。在指向“治本”的大方向时，治标的目的是缓和矛盾并为“治本”创造条件。中国的国情和农村改革的实践证明，在消灭小农经济从而解决“三农问题”的选择中，或许并没有最优解，而只有次优解。于是在政策上，消灭小农经济的努力便不得不修正为缓解“三农问题”的种种权宜之举。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政府有关“三农问题”的政策不得不在“促进小农解体”和“保护小农经济”之间游离（比如：农产品收购保护价、鼓励农民进城的各项措施、加入WTO对农业的让步、取消户籍制度的动议、粮食直接补贴、稳定承包制不变，等等）。这是明智的，但是在推行权宜之举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始终把握砖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使得缓解“三农问题”的权宜之计最终指向“消灭小农经济”这个正确的大方向。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正是对这个方向的确认和引导。说它是“确认”，就在于“消灭小农经济”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依据，离开了城乡的统筹发展，小农不可能自己消灭自己，小农经济不会自动消亡；说它是“引导”，就在于小农经济的消亡是城乡统筹发展、共同努力的必然结果。当然，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还只是“破题”，如何“解题”尚有待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探索。我对此的初步认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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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尽管“跨越式发展”的主张用心良苦，但“劳动密集型”很可能是中国产业结构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必然选择。这不仅是“统筹城乡发展”的落脚点所在，也是“统筹城乡发展”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违背了这个规律，破产小农的消融就无法与城市化的展开良性互动，“二元社会”的差距就会演变为越来越严重的断裂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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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前用土地私有制来置换承包制的条件并不具备。从“城乡统筹”的角度来看，在城市尚无能力吸纳大部分破产小农的条件下，承包制而不是私有制必然成为农村的基本制度选择。中国政府始终没有轻率地实行土地私有化，因而在延缓了小农分化速度的同时，也缓解了由此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尽管这种选择在理论上是矛盾的，但在实践中确实是明智的。那些主张土地私有的学者只知道拿理论去裁剪实践，所幸决策者十分清醒，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对三农问题的看法篇8

【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村经济；破解举措

一、“三农”问题的概念、地位

1、“三农”问题的概念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都比较落后，制约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经成为现实社会较为突出的问题，我们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简称为“三农”问题。

中国农业历史悠久，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传统农业，养育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但近二三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农业和农村长期停滞和衰落。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生息，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农业不仅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而且国内民不聊生，农村凋敝，绝大多数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建国前的战乱和的统治，使原本就很羸弱的农村、农业、农民处境更为悲惨。建国后，为了发展工业，不得不采用剥夺农业的方式来进行积累，使农村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工业，农民生活与城市有极大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使我们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一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得到了一次飞跃性发展，很快它的弊端也显露出来。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使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受到了限制。如何在不触及农民利益的情况下解决农业现代化问题？如何改善城乡差距？都成为当前研究的热门话题。

2、“三农”问题的地位

在21世纪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同样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取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对“三农”问题尤其重视，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深化下去，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我国农村虽然有局部的繁荣，但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农村处在破产的边缘，孕育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

十六大后，一系列高层会议和政策举措已勾勒出中央新领导集体施政思路的概貌。由于新领导集体面临的问题和担负的任务与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他们的施政思路展示出不少“新的东西”。这其中，对“三农”问题的态度引人关注。

2003年2月8日，《人民日报》用第2版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文章《为推进农村小康建设而奋斗》。这篇文章是在1月7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三农”问题在新领导集体整个施政战略中具有前所未有的分量，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种新的思路和施政理念正在悄然中形成。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农村工作会议，这次农村工作会议中央特别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以及其他3位新任政治局常委曾庆红、黄菊、李长春都出席了会议，显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会议文件对“三农”问题的提法有了新的表述，称其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此之前的提法是“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会议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后每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中央新领导集体这种“三农”问题的治理理念显然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

二、现有的一些错误看法

现在在很多人的意识当中存在忽视“三农”问题的错误想法，有的认为目前我国农业能基本保证全国粮食需要就可以了，主要发展工业；有的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只要一段时间抓抓就能立竿见影，不需要长抓；有的认为“三农”问题仅仅是涉及面很窄的问题，只要就农论农就可以解决。这些都是错误的看法，实际上“三农”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是否能持续进行下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否实现的关键问题，它涉及到各个领域，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需要长期不懈地调整改善，真正下力气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破解“三农”难题发展农村经济的对策

1、要在思想意识上重视“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如何正确看待“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在直面WTO的新格局状态下，“三农”这一基础的脆弱，不仅已经对扩大内需、繁荣市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形成极大制约，而且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极大负面影响。一些专家曾指出，只有减少农民才能保护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现代化，才有在下个世纪中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据保守统计，目前全国大约仍有5000万左右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现实的难题和形势的发展都要求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加深对解决“三农”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要看到中国“三农”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在宏观战略上要解决好广大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在微观上要解决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民增收问题，这才是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占绝大多数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点难点所在。必须把“三农”问题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础性问题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

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面对入世的机遇与挑战，如何着力解决和缓和农民增收这一事关经济发展全局的矛盾与困难，就显得大为重要和迫切了。我们对“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一定要重视它，一定要用联系的观点看待它，要有长期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意识。

2、需要减轻农民的负担。2002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继续坚持采取扩大内需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经济较快增长。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对减负的治理，对一些地区和部门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情况，曾多次文件严加制止，但收效不大，全国各地到目前为止仍普遍存在“三乱”现象。减轻农民负担，开展清费治乱减负的综合治理，首先，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计委《关于实行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的通知》要求，认真做好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工作。其次，要定期开展复查，注意和防止涉农负担反弹，切实把减轻农民负担的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

3、要想发展农村经济，必须给农民

同等国民待遇。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和国民财富的占用权。城里的一切公共设施都是国家承包了，而农村的一切基础设施都是农民自己集资办起来的,产权却属于国有。不仅如此,农民用电、打电话比城里贵,农民孩子读书,老师的工资农民付,城里的教师工资国家付,城里有最低保险,医疗保险,国家的财政只是市民财政。农民只有负担，农民如何才能富起来？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自由迁徙权利。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权利，应给农民同样的贷款权利。不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农村经济无法提高，农民永远也翻不了身,“三农”问题永远也破解不开。

4、要把农村经济搞上去，必须进一步解放农民。历史证明:每给农民松一个绑,国民经济就有一次大发展,农村经济就有一轮高增长。现在,套在农民身上的绳索还有很多，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农民离开农村和进入城市的一切收费，取消农村户口。歧视性的政策和不合理收费极大地阻碍了农民就业和农民增收。取消对农民休耕的限制政策。将来中国农民要有不生产经营的自由。开通城乡产权交换的渠道,鼓励“资本家”下乡做“地主”,农民进城当工人。农民的事,让农民自己做主。解放农民就是解放最大的生产力，减负仍不是最终的增收目标，只有在农村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完善农村产品产销的机制，实现的增收，是最有实际意义的，也是脱贫的关键。结合各地实际，大力开展综合农业（林、牧、旅游业）和进行结构调整，大力扶持有市场需求的龙头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能盲目，而是指导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要让农产品卖个好价钱，这样农民就能增收了。对于农业的投入要增加，主要用于品种改良和抵御自然灾害的工程方面。小城镇的建设要慎重，有条件的地方要快上，没有条件的地方，也不能一哄而上。农民进城打工也是一种转移，工作政府要多指导，组织好。对待民工的问题，也要贯彻《劳动法》对待。只有解除套在农民身上的土地枷锁，土地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实行规模经营，农业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农产品才能真正形成合理的价格。

5、破解“三农”难题需要因地制异。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破解“三农”难题需要新措施:回报农民,尊重农民,依靠农民。

①回报农民———按照国际惯例,中国应该进入“以工补农”阶段了。所以，不仅要取消农民负担,今后要逐步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的投入。农村税费改革应该进一步减少税费的征收。现在的问题是尽量减少农民负担。第一,是中国农民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许多发达国家还给补贴，我们更应该扶植他们增强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第二,中国农业GDP的比重仅占百分之十五,却要养活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根本无力承担税费任务。在可能的情况下停止向农民收取一切税费，用十年时间恢复和提高农村生产力，培育农村土地租赁市场，促进现代农业体系的形成，以应对WTO的加入。加入WTO后，外国的农产品就会冲击我们的农产品，城市不要本国农产品的时候，不仅是农业、农村、农民的危机，也是国家的危机。为什么我们的农产品价格高？主要的原因是土地承包制限制了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由此带来的机械化、科技水平的差异。美国农业已经农场化了，一般规模是5000亩，我国则是家庭经营，户均不过六、七亩，最大的户也不过二、三十亩。为什么我国农业不能规模经营？除了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把农民出租、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自完全还给农民和农产品价格过低过，另一个原因就是：过高的农民负担抑制了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其实农村改革说简单也非常简单，那就是一步步地减少对农民的束缚，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当农民有充分的自由后，很多长期困扰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②尊重农民———重构县乡基层政府。我们常说,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一个基层政府的构建,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老百姓的要求来构建,绝不可照葫芦画瓢。应当按照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按人民群众意见构建县乡政府和政府部门,而不是我们所说的“机构改革”。

③依靠农民———让人民群众管理政府。任何一个政府,没有人民群众的监督管理,就会膨胀、腐败,会走向人民的反面。人民群众怎么管理基层政府呢?第一,官员由人民选举产生。第二,财政的钱怎么花,由当地组织和民间社团讨论,人大决策,政府照着执行,执行过程接受党组织民间组织和人民代表的监督。第三,公仆违背了民意,人民有权力罢免。第四,政府所有政务必须公开,随时接受监督、质询。党的基层组织,应依靠人民加强对政府的建设领导和监督,党永远应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解决三农和农村经济问题,如果没有大思路、大前提、新战略、新举措,是无所作为的。

6、解决‘三农’问题，一定要跳出来，要有创新的思维。

首先要确立强烈的富民意识，在农民增收上有新突破。从实际情况看，凡是农民增收幅度比较大的地方，增收的动力源主要靠的是劳力转移、结构调整、土地扭转、多种经营等。近几年迅速崛起的个私经济，已成为推进农业劳力转移的先锋，成为解决农村就业的关键，成为农民最现实、最直接的致富“亮点”。应该在指导思想上，把这些“渠道”作为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还要确立强烈的市场意识，在结构调整上有新突破。大力推进绿色农业、三资农业，用现代工业理念“经营农业”。把做大、做强龙头企业作为“经营农业”的“火车头”，逐步形成“一村一品”和“一镇一业”特色，为农业结构调整导航。

要确立强烈的创新意识，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要破除“责任田是保命田”、“种田万万年”的旧观念，破除把“承包期30年不变”与“土地使用权流转”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引导农民“以土生财”，把资源转化为资本，大胆探索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将土地作价入股，使农民成为股民，确保农民“失地不失业”。让土地向具有经营资质的种养能手积聚，向具有资本实力的“三资”农业积聚。

参考文献：

1、沈亚军《WTO与“三农”》；《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2年第3期

2、郑庆昌宋国林王东炎《透视“科技特派员”制度——农村科技推广体系转变与破解“三农”》；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5期

对三农问题的看法篇9

第一部分：现状特点

珠江镇五里村是一个当代农村的典型。在五里村调查三天，我们从五里村的发展现状看到了我国当代农村发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我认为，当代农村的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生产结构有所调整。几十年来，农村的生产结构发生过多次变化。目前，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农业生产的比例正在逐步增加。我们调查采访的农户中，大部分农民种植蔬菜等粮食的目的是自己食用，且规模不大。而像柿子、玉米等非主食类作物的比例较多。另外，枣子等干果的种植也有一定的发展。

二、生产方式发生不同程度变革。目前农村的生产种植方式有了不同程度的变革。这种变革的程度主要有生产的规模决定。既有大规模的机械化种植、大棚种植，也有规模不等的私人种植。我们采访的农户由于种植规模有限，所以没有过多地使用现代化耕作设备；但是我们了解到，在大型的农场中，大型机械的运用还是非常广泛的。

三、农民素质普遍提高，农村基础教育显著发展。农民是农业生产的直接参与者，他们的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

五里村的马飞是一位有名的枣子大王。他培育的超级大枣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这一切都是凭借对科学知识的钻研精神，加上踏实的作风。他们都是当代先进农民的代表，他们是我国农业向科技化、专业化发展的干将。而普通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则是我国农民整体素质提高的表现。在短短三天中，我们接触到许多当地农民。他们和我们交谈时，对一些现状的分析都比较客观和透彻，阐述了他们对于我国基层农村政策的看法和意见。他们的观点充实了我们的调查报告。

农村基础教育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也有了显著的发展。我们实践基地所在的行知小学就是当地的著名的农民子弟小学，招收附近六个村子的农民孩子。学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所设备先进、师资力量优良的学校。许多农民孩子不但圆了读书梦，还享受到了和城市孩子一样的待遇和教育资源。

四、农民经济收入增加及收入结构的变革。目前农村农业人员的收入已不仅局限于农业生产。许多农民选择外出打工等方式来增加收入。同时，由于农业现代化的不断深入，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为城市的建设出力。这样，丰富了农民的收入结构，农民的收入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同时，农村劳动力也加快了城市的建设。以农户李伯伯家为例，他的儿女均在县城打工，他自己在农闲时也偶尔外出做活。这样，他们的收入就大大增加，并且，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城市，也大大开拓了他们的视野。

农民收入结构的变革也使他们的收入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在我们采访的若干农户中，电话、电视的拥有率高达九成；有四成的农户家中有摩托车、拖拉机等交通工具；电扇、洗衣机等电器已比较普及，我们还能看到农民从腰间取下手机发短信。这一切，电子商务资料库’"说明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和改善。

五、先进的大型种植基地逐步兴起。在五里村，我们参观了浦禾园果树基地和艺莲苑水生花卉基地。这两个基地都是部级的重点基地，许多先进的品种、技术在这里进行试验，然后推广到普通农业生产中。先进种植基地的发展带动了周边相关农业的发展，同时形成连锁反应，提供了旅游、教育等一系列资源，无形中又增加了农村其他产业的产值。这也是我国农业向专业化、大型化发展的表现。

第二部分：存在的问题

农村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多个方面。由于调查程度有限，仅从几个方面举例说明。

一、农民权益保障问题。保障农民权益是三农问题中的重中之重，也是我国政府十分重视的问题。然而事实上，侵犯农民权益的事件太多。仅在五里村，农民普遍反映他们的权益受损。当地工厂建设宿舍，征用农民土地，补偿十分不合理，甚至使一些农民觉得生活无依靠。而工厂在申报征用时，竟称农民的良田为荒地！这一现象引起当地许多农民的不满。而对于这种现状，农民大多抱悲观绝望态度，没有想到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也无形中助长了此类现象的发生。

农民采取忍气吞声的态度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一定数量存在的行政问题为农民威权设置了障碍。这是短期无法解决的。正如一位农民说的，中央、盛市的政策是好的，但在村、县落实时，有时发生了差错。所以，农村问题更多的是基层工作的开展和改进，这也正是三农问题的难点和重点。中国的农村人口太多，范围太广，仅五里村就发生这些问题，放眼全国，农民维权工作任重而道远！

二、农村城市化问题。随着农村的发展，农民对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势必使农村逐步过渡到城市。目前看来，这种过程似乎还不是很明显，但在农村中已可以看到许多城市化的现象。仅从环境角度看，农村中也有了高耸的烟囱。虽然现在环境问题还不明显，没有影响到农村的发展，但是从长远角度，农村环境的保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如何从开始做起，发展农村环保经济，避免重走城市污染的老路子，是不久将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

三、农村医疗、保险问题。经过近年来的努力，许多地方已开展农村医疗保险。五里村的农民一年只需交纳24元，在乡村医院看病便可以报销10%的费用。这无疑是一个好政策。但是农民反映药价太高，许多农民生病基本上是用土办法凑合或硬熬。药价高是普遍现象，但是能否正对农民实际，采取不同的措施，让农民的基本医疗得到进一步的保障，是我们还需努力改进的。

对三农问题的看法篇10

第一部分：现状特点

珠江镇五里村是一个当代农村的典型。在五里村调查三天，我们从五里村的发展现状看到了我国当代农村发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我认为，当代农村的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生产结构有所调整。几十年来，农村的生产结构发生过多次变化。目前，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农业生产的比例正在逐步增加。我们调查采访的农户中，大部分农民种植蔬菜等粮食的目的是自己食用，且规模不大。而像柿子、玉米等非主食类作物的比例较多。另外，枣子等干果的种植也有一定的发展。

二、生产方式发生不同程度变革。目前农村的生产种植方式有了不同程度的变革。这种变革的程度主要有生产的规模决定。既有大规模的机械化种植、大棚种植，也有规模不等的私人种植。我们采访的农户由于种植规模有限，所以没有过多地使用现代化耕作设备；但是我们了解到，在大型的农场中，大型机械的运用还是非常广泛的。

三、农民素质普遍提高，农村基础教育显著发展。农民是农业生产的直接参与者，他们的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

五里村的马飞是一位有名的枣子大王。他培育的超级大枣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这一切都是凭借对科学知识的钻研精神，加上踏实的作风。他们都是当代先进农民的代表，他们是我国农业向科技化、专业化发展的干将。而普通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则是我国农民整体素质提高的表现。在短短三天中，我们接触到许多当地农民。他们和我们交谈时，对一些现状的分析都比较客观和透彻，阐述了他们对于我国基层农村政策的看法和意见。他们的观点充实了我们的调查报告。

农村基础教育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也有了显著的发展。我们实践基地所在的行知小学就是当地的著名的农民子弟小学，招收附近六个村子的农民孩子。学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所设备先进、师资力量优良的学校。许多农民孩子不但圆了读书梦，还享受到了和城市孩子一样的待遇和教育资源。

四、农民经济收入增加及收入结构的变革。目前农村农业人员的收入已不仅局限于农业生产。许多农民选择外出打工等方式来增加收入。同时，由于农业现代化的不断深入，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为城市的建设出力。这样，丰富了农民的收入结构，农民的收入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同时，农村劳动力也加快了城市的建设。以农户李伯伯家为例，他的儿女均在县城打工，他自己在农闲时也偶尔外出做活。这样，他们的收入就大大增加，并且，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城市，也大大开拓了他们的视野。

农民收入结构的变革也使他们的收入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在我们采访的若干农户中，电话、电视的拥有率高达九成；有四成的农户家中有摩托车、拖拉机等交通工具；电扇、洗衣机等电器已比较普及，我们还能看到农民从腰间取下手机发短信。这一切，电子商务资料库’"//85*2*9&:9+"说明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和改善。

五、先进的大型种植基地逐步兴起。在五里村，我们参观了浦禾园果树基地和艺莲苑水生花卉基地。这两个基地都是部级的重点基地，许多先进的品种、技术在这里进行试验，然后推广到普通农业生产中。先进种植基地的发展带动了周边相关农业的发展，同时形成连锁反应，提供了旅游、教育等一系列资源，无形中又增加了农村其他产业的产值。这也是我国农业向专业化、大型化发展的表现。

第二部分：存在的问题

农村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多个方面。由于调查程度有限，仅从几个方面举例说明。

一、农民权益保障问题。保障农民权益是三农问题中的重中之重，也是我国政府十分重视的问题。然而事实上，侵犯农民权益的事件太多。仅在五里村，农民普遍反映他们的权益受损。当地工厂建设宿舍，征用农民土地，补偿十分不合理，甚至使一些农民觉得生活无依靠。而工厂在申报征用时，竟称农民的良田为荒地！这一现象引起当地许多农民的不满。而对于这种现状，农民大多抱悲观绝望态度，没有想到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也无形中助长了此类现象的发生。

农民采取忍气吞声的态度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一定数量存在的行政问题为农民威权设置了障碍。这是短期无法解决的。正如一位农民说的，中央、省、市的政策是好的，但在村、县落实时，有时发生了差错。所以，农村问题更多的是基层工作的开展和改进，这也正是三农问题的难点和重点。中国的农村人口太多，范围太广，仅五里村就发生这些问题，放眼全国，农民维权工作任重而道远！

二、农村城市化问题。随着农村的发展，农民对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势必使农村逐步过渡到城市。目前看来，这种过程似乎还不是很明显，但在农村中已可以看到许多城市化的现象。仅从环境角度看，农村中也有了高耸的烟囱。虽然现在环境问题还不明显，没有影响到农村的发展，但是从长远角度，农村环境的保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如何从开始做起，发展农村环保经济，避免重走城市污染的老路子，是不久将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

三、农村医疗、保险问题。经过近年来的努力，许多地方已开展农村医疗保险。五里村的农民一年只需交纳24元，在乡村医院看病便可以报销10%的费用。这无疑是一个好政策。但是农民反映药价太高，许多农民生病基本上是用土办法凑合或硬熬。药价高是普遍现象，但是能否正对农民实际，采取不同的措施，让农民的基本医疗得到进一步的保障，是我们还需努力改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