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农的理解十篇

对三农的理解篇1

有学者认为，当前的三农问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三农问题，所以要理解三农问题就必须理解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最大问题是没有效率，而没有效率是自然人或经济人在特定条件约束下的必然结果。如果收益是确定的，那么自利人的投入必然是最小的，总体的效用也是最小的。现代的中国农民也是理性人，如何设定一个制度，让他们的积极性得到很好的发挥，同时也能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关键要理解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以高度的哲学理念为基础的经济体制，物质的效用只是它的一个外在表现，内在的是人的自由发展，人的平等。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因此有人建议：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加速城乡人口自由流动、变现存的五级政权为三级政权、缩小地区差别，均衡各级财政、推动税费改革、做好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均衡收入分配、实施反贫困战略。

这次会议的一大特点是，把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放到同一平台上对话，既促进学科交流，也拓宽了人们在三农问题认识上的视野。与会专家对三农问题的讨论十分注重历史视角，探索三农问题中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有学者指出，结合中国历史上农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国家要为农民的劳动创造一种环境，如兴修水利工程等；引导农民正确处理好国家、市场和个人三方面的关系。有学者强调，必须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高农民素质；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扩大农产品的国内外市场。认为农业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要用农业现代化的标准定位“三农”问题，由国家和地方制定现实可行的政策目标。

与会专家十分关注现实问题，面对现实，不回避矛盾，许多专家不仅对三农现实问题进行了概括与分析，并且对三农问题的未来发展趋势，以及解决问题的路径选择也发表了见解。

对三农的理解篇2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农民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的农民问题，具有新的内容、新的特点和新的复杂性，因此，需要广大农村工作者积极探索和建立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领导体制、管理机制和工作方式，一切从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营建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切实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一、把握好新时期农民问题的切入点

农民问题错综复杂，解决的切入点就是搞好权利和经济利益：在政治上，充分尊重民利；在经济上，充分尊重市场规律。为此，在工作中应着重把握和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农业政策问题。一是土地政策。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基，土地问题是"三农"的核心，事关农民的根本利益。侵害农民土地权益，将直接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直接影响农民的就业和生产生活保障，直接影响农村的稳定和农业的发展。因此，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之规定，依法保障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和自主决策权，切实维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解决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二是集体财务管理政策。农村财务问题既是农民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引起农民集体上访的主要导火索。搞好农村集体财务管理，对于密切干群关系，保持农村稳定，促进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将产生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三是扶农政策。农民是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是农村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中央出台了I号文件，农民对此欢欣鼓舞，一致认为"1号文件"贴近"三农"，政策性强，增收的措施比往年更积极、实在。各级政府要认真贯彻好文件精神，执行好相关政策，保证各种扶农政策和措施真正、直接落实到农民手中。

(二)农民负担问题。要提高农民的物质利益，就要促进农民增收、减轻农民负担，要加大扶持力度，调整投入结构，建立对农业产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即是在政策上保护，物质上投入，生产上服务。清理和规范涉农事业性收费，取消不应由农民负担的税费项目；要继续加大配套改革力度，切实精简机构，进一步减少财政供养人员，把有限的财力用在刀刃上。

(三)农民自问题。对农民来说，自是最大、最切实的民利。从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实践来看，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充分尊重了农民的自，放活了农民的生产经营权。我们要始终坚信，农民有能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应让农民自主决策。政府的责任是为农民提供政策指导、市场信息和技术服务，政府的引导和服务要尊重农民意愿、尊重农民生产经营自。

(四)农民民利问题。保障农民的民利，必须坚持和完善"村民自治"，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在管理社会事务、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的作用，依靠农民的力量形成良好的农村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同时，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尊重农民的创造精神．中国的许多成功经验都是尊重农民创造精神的结果，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等．我们要允许和鼓励农民，大胆试验和探索新形势下的农业经营机制和农村管理办法，各级干部帮助加工、总结，逐步提高和规范。

二、解决好新时期农民问题的着力点

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站在统筹城乡发展的高度，跳出"三农"抓"三农"，同时要立足"三农"抓"三农"，其根本路径就是农业产业化、乡村城镇化和工业园区化。

第一，要把农业产业化、乡村城镇化和工业园区化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一个有机整体置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予以通盘考虑、协同推进。

第二，要把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作为推进"三化"、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举措。

深入研究"三农"问题，便不能不触及农村土地制度这一根本性问题。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土地产权关系界限模糊。二是土地作为一种基本的生产要素没能发挥其应有的经济功能。三是土地有偿流转受到诸多限制。

总的来说，现有土地制度无论从产权界定还是从流转经营上都存在不容回避的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却不能为农民增收提供更大的空间，解决不好农民进一步致富问题，从而制约了整个"三农"问题的解决，如何对现有土地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我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明确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产权实现形式，赋予农民作为产权主体的应有权利。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基本制度是与我国人多地少，农村人口比重大的基本国情相适应的一种现实可行的制度安排，实行土地私有化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但可以探讨集体所有权的产权实现形式，农民作为集体成员如何实现其相应的权益。近年来有些地方探讨实行的"土地股份制"不失为一种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的形式下实现农民土地权益分享的有益尝试。

其次，进一步放宽农民承包土地的经营流转权，促进土地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承认土地承包权带来的土地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和收益权，是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的基础。因此，应完善有关法规和政策，确定承包期限内允许各种形式的土地流转，通过转包、转让、出租、抵押作价入股等方式，促进土地经营权的合理流动。特别鼓励农民把土地租给企业主，由企业主租赁土地实行规模化经营、产业化运作，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农民也由此变为"地主"，既可以继续留在土地上给企业主打工，成为企业员工，也可以进入城镇从事新的工作，变农民为城镇居民，实现收入来源多元化。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创新，对加快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合理的土地使用价格，将改变乡镇企业低成本甚至无成本使用农村土地的状况，促进乡镇企业向城镇合理聚集。出让土地经营权获得综合收益如果大于农民的耕作收益，也将对农民出让承包地产生压力和动力，从而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集中和土地规模经营的形成。

最后，要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建立农民生活保障机制结合起来。对我国广大农村而言，土地仍然是最大的生存保障。如果相应的生活保障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农村土地流转便很难得以顺利推进。因此，在推进土地制度改革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征地制度改革方面，应把农民的生活保障考虑进来，探索一种土地使用权流转与农民社会保障有机结合的机制，以消除农民后顾之忧，促进土地流转。

第三，要把政策创新和机制创新作为推进"三化"、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措施。

"三农"问题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长期束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深层次问题在新阶段的集中反映。解决"三农"问题要靠"三化"，而推进"三化"进程需要国家在政策上给予扶持，需要在发展实践中逐步探索一条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运作机制。当前重点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1、进一步完善政府支农政策体系。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旨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措施，如粮食直补、减免农业税等，收到了明显效果。应该说政府建立粮食直补制度是非常积极的举措，也符合加入WTO以后的国际惯例。但中国毕竟是一个拥有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单纯的粮食直补不仅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对国家财政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国家对农业的政策补贴除了直接面对种粮农民个体外，更应探索建立一种能够促进形成农业和农村内在发展机制的政策体系，使之不但具有补贴功能，更具有引导生产要素向涉农领域集中的资源配置功能，发挥政策"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我认为：首先，政策的基本取向应立足于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目标，支持方向从对农民的直接补贴进一步延伸到"三化"领域，其次，要在优化区域布局调整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农村水利、道路、信息化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逐步改善农村落后的经济基础条件，为"三化"的顺利推进创造外部条件。再次，加大对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力度，不断改善农村相对脆弱的生态现状，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2、创新投入机制，让更多的资金投向"三化"。首先要创新农村金融支持体系。金融系统对农业农村的支持功能弱化是当前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发挥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作用，试行产业化龙头企业专项贷款制度，放宽和规范龙头企业贷款条件，扩大借贷规模，采取专项放贷，封闭运行的办法，在保证龙头企业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同时，也可通过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契约关系支持农民调整结构。同时，继续发挥农户小额信贷或多户联保等优势，多方面解决农业发展的融资问题。其次，积极引导民间资金投向"三化"。民间资本具有存量大、市场活跃、投资欲强烈等诸多特点。事实上，近年来民间投资已呈现出向农产品加工、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各类服务业等多领域、多层次进军的趋势。

3、统筹城乡就业环境，促进农村劳动力战略转移。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化聚集，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是推进农业产业化，乡村城镇化和工业园区化的必要条件，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由之路。一是发展壮大城镇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要以发展园区工业和服务业为重点，增强城镇的经济集聚功能，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要以县城和中心镇为载体，推进农村人口城镇化，让农民真正成为城镇建设的投资者，城镇发展的创业者和城镇化的受益者。二是要进一步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取消农民进城就业的各种不合理限制。要用住地登记制度和身份管理制度逐步取代户籍管理制度；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清理对农民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政策和乱收费，为农民进城务工提供多方面服务。三是要加强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就业竞争力和整体素质。四是要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解除农民离开土地的后顾之忧。如广东佛山地区通过建立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成相衔接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个人帐户为主，通过个人缴费，村组集体给予补贴，政府扶助等途径筹集资金，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经验。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五统筹"的科学发展，扎扎实实推进"三化"，切切实实抓好"三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对三农的理解篇3

【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村经济；破解举措

一、“三农”问题的概念、地位

1、“三农”问题的概念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都比较落后，制约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经成为现实社会较为突出的问题，我们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简称为“三农”问题。

中国农业历史悠久，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传统农业，养育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但近二三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农业和农村长期停滞和衰落。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生息，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农业不仅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而且国内民不聊生，农村凋敝，绝大多数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建国前的战乱和的统治，使原本就很羸弱的农村、农业、农民处境更为悲惨。建国后，为了发展工业，不得不采用剥夺农业的方式来进行积累，使农村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工业，农民生活与城市有极大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使我们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一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得到了一次飞跃性发展，很快它的弊端也显露出来。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使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受到了限制。如何在不触及农民利益的情况下解决农业现代化问题？如何改善城乡差距？都成为当前研究的热门话题。

2、“三农”问题的地位

在21世纪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同样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取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对“三农”问题尤其重视，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深化下去，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我国农村虽然有局部的繁荣，但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农村处在破产的边缘，孕育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

十六大后，一系列高层会议和政策举措已勾勒出中央新领导集体施政思路的概貌。由于新领导集体面临的问题和担负的任务与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他们的施政思路展示出不少“新的东西”。这其中，对“三农”问题的态度引人关注。

2003年2月8日，《人民日报》用第2版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文章《为推进农村小康建设而奋斗》。这篇文章是在1月7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三农”问题在新领导集体整个施政战略中具有前所未有的分量，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种新的思路和施政理念正在悄然中形成。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农村工作会议，这次农村工作会议中央特别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以及其他3位新任政治局常委曾庆红、黄菊、李长春都出席了会议，显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会议文件对“三农”问题的提法有了新的表述，称其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此之前的提法是“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会议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后每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中央新领导集体这种“三农”问题的治理理念显然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

二、现有的一些错误看法

现在在很多人的意识当中存在忽视“三农”问题的错误想法，有的认为目前我国农业能基本保证全国粮食需要就可以了，主要发展工业；有的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只要一段时间抓抓就能立竿见影，不需要长抓；有的认为“三农”问题仅仅是涉及面很窄的问题，只要就农论农就可以解决。这些都是错误的看法，实际上“三农”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是否能持续进行下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否实现的关键问题，它涉及到各个领域，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需要长期不懈地调整改善，真正下力气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破解“三农”难题发展农村经济的对策

1、要在思想意识上重视“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如何正确看待“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在直面WTO的新格局状态下，“三农”这一基础的脆弱，不仅已经对扩大内需、繁荣市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形成极大制约，而且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极大负面影响。一些专家曾指出，只有减少农民才能保护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现代化，才有在下个世纪中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据保守统计，目前全国大约仍有5000万左右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现实的难题和形势的发展都要求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加深对解决“三农”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要看到中国“三农”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在宏观战略上要解决好广大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在微观上要解决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民增收问题，这才是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占绝大多数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点难点所在。必须把“三农”问题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础性问题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

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面对入世的机遇与挑战，如何着力解决和缓和农民增收这一事关经济发展全局的矛盾与困难，就显得大为重要和迫切了。我们对“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一定要重视它，一定要用联系的观点看待它，要有长期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意识。

2、需要减轻农民的负担。2002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继续坚持采取扩大内需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经济较快增长。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对减负的治理，对一些地区和部门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情况，曾多次文件严加制止，但收效不大，全国各地到目前为止仍普遍存在“三乱”现象。减轻农民负担，开展清费治乱减负的综合治理，首先，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计委《关于实行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的通知》要求，认真做好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工作。其次，要定期开展复查，注意和防止涉农负担反弹，切实把减轻农民负担的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

3、要想发展农村经济，必须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和国民财富的占用权。城里的一切公共设施都是国家承包了，而农村的一切基础设施都是农民自己集资办起来的,产权却属于国有。不仅如此,农民用电、打电话比城里贵,农民孩子读书,老师的工资农民付,城里的教师工资国家付,城里有最低保险,医疗保险,国家的财政只是市民财政。农民只有负担，农民如何才能富起来？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自由迁徙权利。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权利，应给农民同样的贷款权利。不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农村经济无法提高，农民永远也翻不了身,“三农”问题永远也破解不开。

4、要把农村经济搞上去，必须进一步解放农民。历史证明:每给农民松一个绑,国民经济就有一次大发展,农村经济就有一轮高增长。现在,套在农民身上的绳索还有很多，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农民离开农村和进入城市的一切收费，取消农村户口。歧视性的政策和不合理收费极大地阻碍了农民就业和农民增收。取消对农民休耕的限制政策。将来中国农民要有不生产经营的自由。开通城乡产权交换的渠道,鼓励“资本家”下乡做“地主”,农民进城当工人。农民的事,让农民自己做主。解放农民就是解放最大的生产力，减负仍不是最终的增收目标，只有在农村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完善农村产品产销的机制，实现的增收，是最有实际意义的，也是脱贫的关键。结合各地实际，大力开展综合农业（林、牧、旅游业）和进行结构调整，大力扶持有市场需求的龙头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能盲目，而是指导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要让农产品卖个好价钱，这样农民就能增收了。对于农业的投入要增加，主要用于品种改良和抵御自然灾害的工程方面。小城镇的建设要慎重，有条件的地方要快上，没有条件的地方，也不能一哄而上。农民进城打工也是一种转移，工作政府要多指导，组织好。对待民工的问题，也要贯彻《劳动法》对待。只有解除套在农民身上的土地枷锁，土地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实行规模经营，农业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农产品才能真正形成合理的价格。

5、破解“三农”难题需要因地制异。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破解“三农”难题需要新措施:回报农民,尊重农民,依靠农民。

①回报农民———按照国际惯例,中国应该进入“以工补农”阶段了。所以，不仅要取消农民负担,今后要逐步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的投入。农村税费改革应该进一步减少税费的征收。现在的问题是尽量减少农民负担。第一,是中国农民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许多发达国家还给补贴，我们更应该扶植他们增强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第二,中国农业GDP的比重仅占百分之十五,却要养活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根本无力承担税费任务。在可能的情况下停止向农民收取一切税费，用十年时间恢复和提高农村生产力，培育农村土地租赁市场，促进现代农业体系的形成，以应对WTO的加入。加入WTO后，外国的农产品就会冲击我们的农产品，城市不要本国农产品的时候，不仅是农业、农村、农民的危机，也是国家的危机。为什么我们的农产品价格高？主要的原因是土地承包制限制了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由此带来的机械化、科技水平的差异。美国农业已经农场化了，一般规模是5000亩，我国则是家庭经营，户均不过六、七亩，最大的户也不过二、三十亩。为什么我国农业不能规模经营？除了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把农民出租、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自完全还给农民和农产品价格过低过，另一个原因就是：过高的农民负担抑制了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其实农村改革说简单也非常简单，那就是一步步地减少对农民的束缚，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当农民有充分的自由后，很多长期困扰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②尊重农民———重构县乡基层政府。我们常说,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一个基层政府的构建,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老百姓的要求来构建,绝不可照葫芦画瓢。应当按照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按人民群众意见构建县乡政府和政府部门,而不是我们所说的“机构改革”。

③依靠农民———让人民群众管理政府。任何一个政府,没有人民群众的监督管理,就会膨胀、腐败,会走向人民的反面。人民群众怎么管理基层政府呢?第一,官员由人民选举产生。第二,财政的钱怎么花,由当地组织和民间社团讨论,人大决策,政府照着执行,执行过程接受党组织民间组织和人民代表的监督。第三,公仆违背了民意,人民有权力罢免。第四,政府所有政务必须公开,随时接受监督、质询。党的基层组织,应依靠人民加强对政府的建设领导和监督,党永远应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解决三农和农村经济问题,如果没有大思路、大前提、新战略、新举措,是无所作为的。

6、解决‘三农’问题，一定要跳出来，要有创新的思维。

首先要确立强烈的富民意识，在农民增收上有新突破。从实际情况看，凡是农民增收幅度比较大的地方，增收的动力源主要靠的是劳力转移、结构调整、土地扭转、多种经营等。近几年迅速崛起的个私经济，已成为推进农业劳力转移的先锋，成为解决农村就业的关键，成为农民最现实、最直接的致富“亮点”。应该在指导思想上，把这些“渠道”作为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还要确立强烈的市场意识，在结构调整上有新突破。大力推进绿色农业、三资农业，用现代工业理念“经营农业”。把做大、做强龙头企业作为“经营农业”的“火车头”，逐步形成“一村一品”和“一镇一业”特色，为农业结构调整导航。

要确立强烈的创新意识，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要破除“责任田是保命田”、“种田万万年”的旧观念，破除把“承包期30年不变”与“土地使用权流转”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引导农民“以土生财”，把资源转化为资本，大胆探索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将土地作价入股，使农民成为股民，确保农民“失地不失业”。让土地向具有经营资质的种养能手积聚，向具有资本实力的“三资”农业积聚。

参考文献：

1、沈亚军《WTO与“三农”》；《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2年第3期

2、郑庆昌宋国林王东炎《透视“科技特派员”制度——农村科技推广体系转变与破解“三农”》；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5期

对三农的理解篇4

【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村经济；破解举措

一、“三农”问题的概念、地位

1、“三农”问题的概念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都比较落后，制约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经成为现实社会较为突出的问题，我们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简称为“三农”问题。

农业悠久，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传统农业，养育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但近二三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农业和农村长期停滞和衰落。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生息，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农业不仅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而且国内民不聊生，农村凋敝，绝大多数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建国前的战乱和国民党的统治，使原本就很羸弱的农村、农业、农民处境更为悲惨。建国后，为了发展，不得不采用剥夺农业的方式来进行积累，使农村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工业，农民生活与城市有极大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使我们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一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得到了一次飞跃性发展，很快它的弊端也显露出来。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使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受到了限制。如何在不触及农民利益的情况下解决农业现代化问题？如何改善城乡差距？都成为当前的热门话题。

2、“三农”问题的地位

在21世纪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同样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取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对“三农”问题尤其重视，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深化下去，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我国农村虽然有局部的繁荣，但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农村处在破产的边缘，孕育着社会、经济、和危机。

十六大后，一系列高层会议和政策举措已勾勒出中央新领导集体施政思路的概貌。由于新领导集体面临的问题和担负的任务与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他们的施政思路展示出不少“新的东西”。这其中，对“三农”问题的态度引人关注。

2003年2月8日，《人民日报》用第2版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的文章《为推进农村小康建设而奋斗》。这篇文章是温家宝在1月7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三农”问题在新领导集体整个施政战略中具有前所未有的分量，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种新的思路和施政理念正在悄然中形成。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农村工作会议，这次农村工作会议中央特别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以及其他3位新任政治局常委曾庆红、黄菊、李长春都出席了会议，显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 会议文件对“三农”问题的提法有了新的表述，称其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此之前的提法是“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会议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后每年新增、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 中央新领导集体这种“三农”问题的治理理念显然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

二、现有的一些错误看法

现在在很多人的意识当中存在忽视“三农”问题的错误想法，有的认为我国农业能基本保证全国粮食需要就可以了，主要发展工业；有的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只要一段时间抓抓就能立竿见影，不需要长抓；有的认为“三农”问题仅仅是涉及面很窄的问题，只要就农论农就可以解决。这些都是错误的看法，实际上“三农”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是否能持续进行下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否实现的关键问题，它涉及到各个领域，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需要长期不懈地调整改善，真正下力气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破解“三农”难题发展农村经济的对策

1、要在思想意识上重视“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如何正确看待“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在直面WTO的新格局状态下，“三农”这一基础的脆弱，不仅已经对扩大内需、繁荣市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形成极大制约，而且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极大负面。一些专家曾指出，只有减少农民才能保护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现代化，才有在下个世纪中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据保守统计，目前全国大约仍有5000万左右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现实的难题和形势的发展都要求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加深对解决“三农”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要看到中国“三农”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在宏观战略上要解决好广大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在微观上要解决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民增收问题，这才是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占绝大多数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点难点所在。必须把“三农”问题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础性问题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

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面对入世的机遇与挑战，如何着力解决和缓和农民增收这一事关经济发展全局的矛盾与困难，就显得大为重要和迫切了。我们对“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一定要重视它，一定要用联系的观点看待它，要有长期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意识。

2、需要减轻农民的负担。2002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继续坚持采取扩大内需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经济较快增长。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对减负的治理，对一些地区和部门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情况，曾多次文件严加制止，但收效不大，全国各地到目前为止仍普遍存在“三乱”现象。减轻农民负担，开展清费治乱减负的综合治理，首先，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计委《关于实行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的通知》要求，认真做好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工作。其次，要定期开展复查，注意和防止涉农负担反弹，切实把减轻农民负担的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

3、要想发展农村经济，必须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和国民财富的占用权。城里的一切公共设施都是国家承包了，而农村的一切基础设施都是农民自己集资办起来的，产权却属于国有。不仅如此，农民用电、打电话比城里贵，农民孩子读书，老师的工资农民付，城里的教师工资国家付，城里有最低保险，医疗保险，国家的财政只是市民财政。农民只有负担，农民如何才能富起来？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自由迁徙权利。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权利，应给农民同样的贷款权利。不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农村经济无法提高，农民永远也翻不了身，“三农”问题永远也破解不开。

4、要把农村经济搞上去，必须进一步解放农民。历史证明:每给农民松一个绑，国民经济就有一次大发展，农村经济就有一轮高增长。现在，套在农民身上的绳索还有很多，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农民离开农村和进入城市的一切收费，取消农村户口。歧视性的政策和不合理收费极大地阻碍了农民就业和农民增收。取消对农民休耕的限制政策。将来中国农民要有不生产经营的自由。开通城乡产权交换的渠道，鼓励“资本家”下乡做“地主”，农民进城当工人。农民的事，让农民自己做主。解放农民就是解放最大的生产力，减负仍不是最终的增收目标，只有在农村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完善农村产品产销的机制，实现的增收，是最有实际意义的，也是脱贫的关键。结合各地实际，大力开展综合农业（林、牧、业）和进行结构调整，大力扶持有市场需求的龙头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能盲目，而是指导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要让农产品卖个好价钱，这样农民就能增收了。对于农业的投入要增加，主要用于品种改良和抵御灾害的工程方面。小城镇的建设要慎重，有条件的地方要快上，没有条件的地方，也不能一哄而上。农民进城打工也是一种转移，工作政府要多指导，组织好。对待民工的问题，也要贯彻《劳动法》对待。只有解除套在农民身上的土地枷锁，土地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实行规模经营，农业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农产品才能真正形成合理的价格。

5、破解“三农”难题需要因地制异。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异，具体情况具体，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破解“三农”难题需要新措施:回报农民，尊重农民，依靠农民。

①回报农民———按照国际惯例，中国应该进入“以工补农”阶段了。所以，不仅要取消农民负担，今后要逐步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的投入。农村税费改革应该进一步减少税费的征收。现在的问题是尽量减少农民负担。第一，是中国农民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许多发达国家还给补贴，我们更应该扶植他们增强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第二，中国农业GDP的比重仅占百分之十五，却要养活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根本无力承担税费任务。在可能的情况下停止向农民收取一切税费，用十年时间恢复和提高农村生产力，培育农村土地租赁市场，促进现代农业体系的形成，以应对WTO的加入。加入WTO后，外国的农产品就会冲击我们的农产品，城市不要本国农产品的时候，不仅是农业、农村、农民的危机，也是国家的危机。为什么我们的农产品价格高？主要的原因是土地承包制限制了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由此带来的机械化、水平的差异。美国农业已经农场化了，一般规模是5000亩，我国则是家庭经营，户均不过六、七亩，最大的户也不过二、三十亩。为什么我国农业不能规模经营？除了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把农民出租、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自主权完全还给农民和农产品价格过低过，另一个原因就是：过高的农民负担抑制了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其实农村改革说简单也非常简单，那就是一步步地减少对农民的束缚，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当农民有充分的自由后，很多长期困扰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②尊重农民———重构县乡基层政府。我们常说，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一个基层政府的构建，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老百姓的要求来构建，绝不可照葫芦画瓢。应当按照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按人民群众意见构建县乡政府和政府部门，而不是我们所说的“机构改革”。

③依靠农民———让人民群众管理政府。任何一个政府，没有人民群众的监督管理，就会膨胀、腐败，会走向人民的反面。人民群众怎么管理基层政府呢?第一，官员由人民选举产生。第二，财政的钱怎么花，由当地组织和民间社团讨论，人大决策，政府照着执行，执行过程接受党组织民间组织和人民代表的监督。第三，公仆违背了民意，人民有权力罢免。第四，政府所有政务必须公开，随时接受监督、质询。党的基层组织，应依靠人民加强对政府的建设领导和监督，党永远应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解决三农和农村经济问题，如果没有大思路、大前提、新战略、新举措，是无所作为的。

6、解决‘三农’，一定要跳出来，要有创新的思维。

首先要确立强烈的富民意识，在农民增收上有新突破。从实际情况看，凡是农民增收幅度比较大的地方，增收的动力源主要靠的是劳力转移、结构调整、土地扭转、多种经营等。近几年迅速崛起的个私，已成为推进农业劳力转移的先锋，成为解决就业的关键，成为农民最现实、最直接的致富“亮点”。应该在指导思想上，把这些“渠道”作为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还要确立强烈的市场意识，在结构调整上有新突破。大力推进绿色农业、三资农业，用理念“经营农业”。把做大、做强龙头作为“经营农业”的“火车头”，逐步形成“一村一品”和“一镇一业”特色，为农业结构调整导航。

要确立强烈的创新意识，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要破除“责任田是保命田”、“种田万万年”的旧观念，破除把“承包期30年不变”与“土地使用权流转”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引导农民“以土生财”，把资源转化为资本，大胆探索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将土地作价入股，使农民成为股民，确保农民“失地不失业”。让土地向具有经营资质的种养能手积聚，向具有资本实力的“三资”农业积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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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沈亚军：略

2、郑庆昌 宋国林 王东炎：略

对三农的理解篇5

关键词：“三农”政策；执行效果；障碍

前言

农业是我国第一产业，其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随着我国第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农业发展出现了相对性缓和，这种缓和为我国农业进步带来了不利影响。为了改变农业发展状态，“三农”政策得以出台，其为推动我国农业快速发展，实现农业振兴带来了重要动力。但在“三农”政策实际执行过程中诸多障碍的出现，使得“三农”政策没有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想要真正的发挥出“三农”政策的作用，就必须要尽快克服其执行障碍，为“三农”政策创造一个良好的执行空间。

1 “三农”政策执行障碍的表现

1.1 地方政府对“三农”政策执行不利

“三农”政策执行的主要障碍表现就是地方政府对于“三农”政策的执行不利，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地方政府没有正确认识和理解“三农”政策有着直接关系。地方政府作为地方的行政权力机关，其思想水平与工作行为会直接影响当地的经济走向。由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信息存在一定的不对称性，这使得“三农”政策与地方利益出现了矛盾性，地方政府为了能够保证自己利益，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应对方法，使得“三农”政策无法在当地落实并发挥出实际作用，影响当地的农业发展。

1.2 农民对“三农”政策认识不足

农民是“三农”政策当中最主要的构成元素，也是“三农”政策的直接受益人，但是由于我国绝大部分农民都未接受过高等教育，因此他们对于“三农”政策的认识和理解会存在一定的不足，认识上的不足会直接影响他们对“三农”政策的认可和接受程度，进而影响“三农”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从目前我国“三农”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绝大部分农民都非常的被动，他们对与“三农”政策的理解仅限于“我每年种地国家会给我补助多少钱”而已，不可否认经济直补是“三农”政策当中的内容，但其并非是全部内容，农民对于其他“三农”政策的不了解，使得农民失去了享受“三农”政策的主动权，取而代之的是地方政府的管理者，这会直接导致“三农”政策实施效果会受到地方政府对农村问题主观判断的影响，不利于“三农”问题的有效执行。

1.3 缺乏牢固的“三农”物质基础

“三农”政策作为惠农、帮农、扶农的重要政策，其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来支撑该政策的有效实施与执行。 “三农”政策的执行一打破了地方原有制度格局下的利益结构，地方需要一定的物质投入去化解制度变迁带来的各项社会矛盾，再加上“三农政策”本身就需要大量的成本来予以支持，这使得地方政府会出现较为明显的支出。然而，在农村税费改革背景下，地方政府失去了制度外的资金补助，财政收入的减少和“三农”政策的大量物质需求，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水平难以真正全面的将“三农”政策执行和落实下去。

2 “三农”障碍出现的原因分析

2.1 政府“理性经济”

从我国当前的地方税收政策来看，在缺少了大部分外部资金支持下的地方政府，为了确保自身财政收支平衡，地方政府在进行决策时，会更趋向于选择能够为自身带来利益的行为，这种决策行为称之为“理性经济行为”。想要“三农”政策有效的执行，地方政府需要大量的财力予以支持，然而地方政府在缺乏外部资金支持的背景下，债务越来越多，再加上地方政府机构人员众多，日常运营开支较大，这使得地方政府很难真正的足够的成本来支持“三农”政策，“三农”政策因此受到了执行障碍。

2.2 农民素质水平

农民作为“三农”政策的主要受益者，他们的素质水平会直接影响“三农”政策的执行效果。从我国当前的农村劳动力结构来看，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都进入到了城市当中，农民多以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为主，很多老农民甚至都没有接受过教育。在此种思想素质结构下，农民的思想与意识十分单纯，只希望丰收，以实现收入的提升，“三农”政策所为他们带来的只有每年的“补助”而已。农民素质水平的偏低使得“三农”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3 “三农”障碍的具体克服路径

3.1 提高政府政策执行力

想要将“三农”政策真正的执行下去，为农民带来更大的利益，就必须要提高地方政府的执行力。地方政府作为行政机构，其有责任和义务为百姓创造更好的生活空间，农业作为我国第一产业其对于地方发展带来的积极作用无可比拟，地方政府必须要发挥出自身的宏观调控作用，在充分领会中央“三农”政策内容的基础上，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制定出科学、有效、切实可行的“三农”政策执行方案，为振兴当地农业发展创造条件，为提高当地农民收入打下基础。

3.2 加快农民素质的提高

加快农民素质的提高，帮助农民更为全面的认识“三农”政策为自己带来的利益，也是实现“三农”政策执行效果提升的重要途径。当农民素质有了一定提高后，他们能够通过报纸、电视媒体、网络等多种途径实时了解和掌握“三农”政策，当农民充分了解“三农”政策，地方政府就没有办法以各种理由来延迟或缺项“三农”政策的执行，从而为“三农”政策的实施带来帮助。

3.3 强化政策执行监督力

想要确保“三农”政策有效的执行下去，就必须要强化政策执行的监督力度。从当前的地方政府结构来看，可在现有农业部门的基础上，由上级部门选拔或委派具有资质的人员成立“三农”政策监督部门，该部门由上级政府部门直接管理，不受地方政府权力影响，以保证监督机构的责权独立，为其更好的发挥出监督作用创造条件。政策监督部门要除了要监督地方政府“三农”政策执行外，还要定期对地方政府的“三农”政策实施效果予以检查，确保“三农”政策的执行效果能够与政策初衷保持一致，为促进我国农业发展，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带来帮助。

结束语

综上所述，农业作为我国第一产业，其对于国家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作用无可比拟，“三农”政策作为促进我国农业发展进步的重要政策内容，我们必须要确保其能够发挥出关键性作用，来为我国农业发展与进步提供支持。在实际工作当中，各地方政府、农业部门必须要充分分析和理解“三农”政策，结合地方实际农业情况，来对“三农”政策进行具有针对性的解读，从而使“三农”政策更好的发挥出积极作用，为地方的农业经济发展提供指导与帮助，为我国整体农业的进步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邹玉杰，宋文官.改革开放以来我党三农政策的演进及启示[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11，04：6-9+76.

对三农的理解篇6

关键词“三农”问题；新型城市化；建设战略；思考；研究

在新型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为了推动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积极解决“三农”问题是非常有必要的。推动“三农”问题的逐步解决，能够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这是新型城市化战略中的重要内容。基于此，要想更好地建设新型城市，就必须重视对“三农”问题的解决，同时新型城市化建设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方法和途径。二者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相互发展，为我国社会更加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

1“三农”问题与新型城市化战略的概述

1.1“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主要是指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我国在建设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过程中，必须要推动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为了能够推动国家可持续发展，重视对“三农”问题的解决、让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待遇一致，并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发展现代化农业，促进“三农”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才能推动我国更好、更快发展。

1.2新型城市化战略

新型城市化战略主要是指城乡统筹、城乡一体、集约节约、生态宜居与和谐发展，城市推动农村、农村促进城市，从而促进农村与城市更加协调发展，这是新型城市化的主要战略。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贯彻和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强对新型城市化建設是非常必要且迫切的。建设新型城市是“三农”问题得以有效解决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我国长远发展的重要道路。我国在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亟需解决“三农”问题和新型城市化的建设问题，其主要目标就是二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1]。

2“三农”问题与新型城市化建设问题探究

在新型城市化的建设过程中有很多“三农”问题存在，如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受到限制，土地流转问题频发；城乡呈现出不协调发展的局面；农村的文化、教育、养老、医疗等建设项目中存在很多不足。这些都会阻碍新型城市化的建设，不利于“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也不利于我国新型城市化的有效实现。

2.1农村土地流转问题

目前，我国在发展现代化农业过程中，土地是非常重要的要素和角色。由于农村的生产经营模式比较固定化和模式化，这种农业发展方式不利于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我国现代化农业的建设。与此同时，农业生产的主要载体就是土地，其是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生产资料和基础性资源。但是在农村发展过程中，很多地方政府为了能够招商引资，建设城镇化工程，对农村一些土地资源的运用性质进行了转变，特别是用来种植农作物的一部分耕地资源被建设成为房地产、工业园区、开发区等，使得农村的很多耕地资源逐渐减少。尽管很多农村地区通过招商引资来建设农村，但是实际取得的效果并不理想，农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收入并没有得到明显的增加，但是农民赖以生存的耕地数量却减少了，这对于农业以及农民的发展都是非常不利的[2]。

2.2城乡之间差距问题

在新型城市化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我国“三农”的发展速度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城市和农村都得到了有效的发展。但是，由于政策与观念的局限和传统，我国农村很多地区的发展质量、发展速度、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与城市相比依然存在很大的差距。与此同时，我国农村在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基础建设、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方面与城市的差距非常大，这是我国新型城市化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和挑战。

2.3新型城市化建设问题

新型城市化建设本就是一项系统且全面的工作，不仅要改善和提升农民物质生活水平，同时要重视农民思想和精神建设。但是在建设新型城市的过程中，很多农村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如留守妇女、空巢老人以及留守儿童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会严重阻碍我国新型城市化建设的步伐，不利于提升农民生活的幸福指数。因此，在新型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必须要结合“三农”问题来进行全面建设，推动农业、农村、农民得到更好的发展[3]。

3“三农”问题与新型城市化战略的思考

在我国新型城市化战略中，解决“三农”问题是新型城市化战略中的首要战略目标。我国很多“三农”问题都是从基层反映上来的，因此要积极听取农民们的意见和想法，一切从“三农”的具体实际现状出发，集思广益，制定科学、合理的新城市化建设战略，推动“三农”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3.1加强对农村土地资源的管理，健全和完善农村土地管理机制

农业发展的根本资料就是耕地，面对耕地资源日益减少的现状，我国政府部门要强化对农村土地资源的管理，健全和完善农村土地法律规章，对农村土地经营权、农户承包权、土地集体所有权等进行强化落实，明确农村土地的使用流程和交换流程，使得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更加灵活，并对耕地使用性质的改变进行严格限制，从而实现对耕地资源的保护。与此同时，健全和完善农村土地管理机制，深入改革和完善农村土地征收制度，对于一些不合理征用土地的行为予以严格的限制。如果不得不征用土地，则必须事先将农民的后顾之忧解决好，给予农民转业安置与补偿，这样在新型城市化建设中才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农民利益，更好地实现新型城市化建设目标[4]。

3.2加快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步伐，缩小城乡差距

由于新型城市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在进行新型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必须要进行合理、科学、合理、合法的规划，切实解决好“三农”问题。在建设新型城市化建设时，要对本地的农村、农民、农业等现实情况等进行全面的调研和把握，利用农村一些优势资源来建设城市化项目。如果建设地区耕地资源丰富，那么可以实施机械化、标准化、集约化、规模化的农业生产经营，使得“三农”能够更加良性发展；如果旅游资源丰富，则可以建设生态农业园或集旅游、度假、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度假村等，最大化整合农村资源，解决“三农”问题，发挥出新型城市化建设的作用和价值，推动农村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3.3全面规划新型城市化建设的内容，切实解决“三农”问题

目前，城乡一体化发展是新型城市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而实现城乡一体化不等同于收入差距的缩小，而是要从农村的各个方面与城市比较并逐渐缩小差距。如农民们关注的医疗、养老、就业问题等。基于此，我国政府部门要加强对农村养老、就业、文化、教育、医疗等制度的完善和改革，塑造农村平等、良好的发展环境，为农村的全面发展提供全面的政策支撑和保障。特别要重视农村的教育问题，这是影响农业、农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政府部门要向农村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加强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与培训，不断培养和提升农民的各项职业技能和水平。与此同时，各级政府部门要统筹安排，引导和鼓励农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进行农产品结构和生产方式的优化、改革和创新，实行绿色化生产方式，完善农业生产和发展体系，使得农业的产业链、价值链能够得到有效的拓宽，促进现代化农业与新型城市化建设的协调发展。

对三农的理解篇7

1.1政策法规国家政策法规主要是包括一些国家出台的对“三农”问题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政策法规，如：“两减免、三补贴”政策，即减免农业税、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部分地区农民实行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这些政策可以作为档案材料保存在乡镇档案馆，档案是原始的第一手的历史文献，比其它文献更为真实可靠，总体而言，它是历史的真凭实据。档案馆在搜集档案的同时也要加大档案利用宣传，提高农民对档案的利用程度，这样做可以让广大农民认识到国家对农业发展的重视，了解国家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如果存在部分官员克扣资助款项事件，农民了解了国家政策可就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央明确提出支农惠农政策不只是要巩固、完善，而且要进一步加强。当前农业和农村出现了多年期盼、十分难得的好局面，只要广大人民群众众志成城，通过各种方式深入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各项惠农政策，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将会得到很大的提升。一些可借鉴的地方政府政策或经验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是很多农业区普遍头疼的难题，自2003年以来，国家加大了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各地方政府在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三农”政策的同时，也走出了有当地特色的“三农”发展之路，乡镇“三农”档案馆可以将对本地发展具有借鉴意义的部分材料作为档案予以保存。其实档案就是对具有备查价值的各类文书，系统科学整理保存而形成的，它可以作为生产建设的参考依据，借鉴其他地方政府的“三农”建设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汲取教训，避免差错，减少失误。

1.2理论著作主要侧重于收集和整理一些对“三农”问题有重大指导意义的论文、杂志和书籍，如：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论纲》，这本书是一批专家学者历时半年多的时间广泛调杳，潜心研究，形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果，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非常好独到的见解。

1.3家谱、村史、乡规民约、地契、房契家谱，村史，乡规民约，地契，房契等均为原始的第一手的历史文献，比其它文献材料更为真实可靠，总体而言，是历史的真凭实据。这些原始的历史记录，对于我们了解当地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情况等都有很大的作用。此外，利用原始的房契、地契不仅可以确定部分土地、房屋的归属权，还可帮助部分民众明辨是非，消除疑虑，密切彼此间的关系。

2建设“三农”档案馆的意义

2.1了解我国“三农”问题发展历程和发展现状；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已经成为人民茶余饭后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建设乡镇“三农”档案馆，可以帮助农民更好的了解国家这些年来针对“三农”问题所作的种种努力，了解国家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增强农民对发展新型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信心。

2.2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可靠材料；档案馆（室）保存的档案都是原始的文献，真实可靠，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可以借鉴参考保存的真实档案，不仅具有说服力，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为进一步搞好“三农”工作提供更好的服务。

2.3为政府制定和完善政策提供了依据；建成乡镇“三农”档案馆后，政府部门可依据农民对档案的利用状况以及农民利用后的反馈情况，了解政府工作中存在的种种不足，更好的完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让农民更多更公平的享受发展的成果。

2.4有利于弘扬农业文化，发展农业产业；党的十报告中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国自古始终以农也为本，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农业文化，建设乡镇“三农”档案馆，不仅有利于人民进一步了解我国的农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还可帮助农民借鉴前人的经验，结合现代先进科技，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为农民创造更大的财富。

2.5“三农”档案信息的开发，有利于强服务“三农”的能力；将各类“三农”档案信息进行资源整合，可以让档案更好地为农业发展、农村稳定、农民致富服务。

3“三农”档案馆建设可能面临的问题

3.1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力度不足；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三农”问题的政策，在过去五年内有关“三农”的专项资金也达到达4.47万亿，但很大一部分政策和资金主要倾向于对农民种粮的补贴以及用于新农村建设，而对“三农”档案的收集和保护以及相关“三农”档案馆（室）的建设不够重视。

3.2缺乏专业人才，队伍素质薄弱；目前，我国有28所高等院校（中国人民大学、云南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设置了与档案管理有关的本科专业，有17所高等院校（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等）设立了硕士点。因此，很多人会以为我国并不缺乏专业的档案管理人员，但现实却并不是如此，很多地方领导对“三农”档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将档案工作纳人工作安排与考核范围，认为档案工作做与不做，做好做坏无关紧要。因此，很多乡镇档案馆是的管理人员并不是档案管理专业的毕业生，而是选派一些临近退休的人员或是通过每年的公务员考试招聘几个非档案管理专业的大学生管理档案馆（室）。

3.3档案库房建设滞后；同样由于人们意识上对档案的不重视，在档案馆建设的选地以及档案的日常维护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再加上缺乏专业的管理人员，造成了一些档案的损毁。

3.4档案利用率低；由于农民档案意识的淡薄，以及受获取信息习惯的制约，再加上档案馆室的“重藏轻用”，人们对档案的利用率变得很低。

4总结

对三农的理解篇8

关键词：三农问题小农经济市场经济矛盾



“三农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这仍然是一个问题。其所以如此，就在于学界关于“三农问题”症结的判断迄今仍然歧见纷呈，比如：“农民的收入过低”，“农民过多”，“土地产权不明”，“农民负担过重”，“农民权利缺乏”，“农村政府机构膨胀”，等等说法，见诸于相关讨论，人们已耳熟能详。从“三农问题”的种种表现来看，这些说法当然都有一定道理，但是深究起来，我认为这些“道理”也仅仅是就表象来说的道理。所谓症结，就是问题的根源或本质。事物的表象是多元的，但事物的本质却是一元的。在我看来，上述的“症结”并非“三农问题”的本质所在，而只不过是“三农问题”本质的种种外在表象罢了。正因为许多学者误将表象当作本质，所以在“三农问题”的症结上才会有如此混乱的说法。至于有些论者干脆将上述所谓“症结”一一罗列，打包批发，这种貌似全面的公允除了使问题更加复杂之外，其实并未推进认识的提升。如果上述所谓的症结仅仅是对“三农问题”现象层面的刻画，那么它们离“三农问题”真正的本质就还有相当的距离。



一、“三农问题”是市场经济在中国展开的必然结果



由于对“三农问题”的症结的诊断存在歧义，学者们开出的药方也就见仁见智了，比如：“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裁撤乡级政府”，“让农民享有公民权利”，“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等等。如果说学者们关于症结的分歧体现了各自所强调的重点不同，那么对开出的药方究竟孰轻孰重，谁先谁后，也就同样难以达成共识了。药方的不同反映了对症结的诊断存在分歧，足见对“三农问题”的症结在认识上还有待廓清。为了有针对性地切入问题，我们不妨对这些药方逐一分析，看看“三农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必须指出，这种分析是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的：（1）市场经济对中国农村的侵蚀作用逐渐增强；（2）小农经济仍然是中国农民的基本存在形式。以下的分析将表明，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和冲突，才是“三农问题”真正的症结所在。



（1）增加农民收入。在现实的产业结构、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增加收入的途径是“市畅（如提高农产品价格），那么这种增加就必然存在着“市场局限”（比如与国际现代化的农产品价格相比，我国小农生产的农产品价格已是天花板价格）；如果增加收入的途径是“行政”（比如“直接补贴”、“转移支付”），那么这种增加不仅存在着“财力局限”，且也不可能过分偏离市场经济的要求。如果没有现代农业的“规模经营”支撑，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来增加农民收入只能是杯水车薪。因此，小农经济收入的增加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负相关的。



（2）减轻农民负担。这很有必要，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小农经济收入过低的问题。在我国的GDP中，农业产值已不到15%，可是在总人口中，农民却占8亿。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农业产值的比重只会减少不会增加；如果以小农形式存在的农业人口没有大的减少，平均到农民人头的农业产值就难以增加。可见，在分子（农业产值）减少而分母（小农人口）不变的情形下，即使把农民的各种税费全部取消，靠农业来增加农民收入也难有很大的作为。换言之，经济结构的变迁必然减少可供小农经济分配的产值，单纯的削减税费改变不了农民的命运。



（3）撤消乡级政府。政府机构日益膨胀（乡级政府），正税无力支撑，结果必然是各种名目的收费泛滥成灾。此问题不解决，减轻农民负担的各种举措就只能是扬汤止沸，即使暂时减下来，也会反弹。因此，撤消乡级政府应当是釜底抽薪之举。但是，政府退出后的权力真空由什么填补，如果出现“南霸天”、“西霸天”等等的“恶人治村”又当如何？或曰寄希望于农民自治，问题在于：“自治”的诉求与分散、孤立且不合群的小农经济能否整合（耦合）？如果小农经济本性要求自治，那么就意味着现代政府的管理方式与小农经济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冲突。或许，小农经济的“自治”诉求就是“不需要现代政府”的自治，那么也就意味着在小农经济面前，现代政府的“失灵”是必然的。因此，问题就不再是政府机构的“十恶不赦”，而是小农经济本身的特征决定了现代政府机构的多余。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没有为现代化的政府（即使是形式上的现代科层制）提供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谓的“用数目字管理”的条件。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内在地要求“数目字的管理”，于是，一旦这种管理向农村延伸，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必然扭曲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管理，并通过机构膨胀、税费加重等所谓的“政府失灵”表现出来。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所谓农村基层政府的膨胀，并不是单纯的人员过多的问题，而是相对于大海的小农经济而言，“用数目字管理”的现代政府未免太奢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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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让农民享有公民权利。必须强调的是，公民权利绝不可能在小农经济的土壤中生长出来，而只能以小农经济的解体为前提。可见，学术界所谓“中国农民权利的缺乏”，本质上是小农身份与现代农民权利的矛盾。如果人们所说的农民的“公民权利”就是今日中国8亿农民作为小农经济的生存权利，那么市场经济要消灭的正是这种权利。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谈农民的权利，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比如，不少人以为只要取消了户籍制度，给予农民以“选择的自由权利”，就能解决“三农问题”。这种看法隐含着一个假定前提就是：农民“被用暴力的手段束缚在土地上，他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追求自己的幸福”（秋风文，《东方》2001年第10期）。然而，这种主张似乎忘了，进城打工其实并非小农的自愿选择，而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面临解体的小农除了进城打工一途，他们能有别的选择自由吗？正如吕新雨所说：“农民背井离乡是农业严重凋落后无法生存的被迫选择，出外打工其实是惟一出路。……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到充满污染和危险的工厂和矿井，去忍受歧视、伤残与死亡。”（吕新雨：《“民工潮”的问题意识》，《读书》2003年第10期）诚然，风雨飘摇的户籍制度的消亡已经指日可待，但是它的消亡的积极意义并不意味着小农从此有了选择的“自由”，而是对于小农经济不得不走向解体的一种法律追认。换言之，户籍制度的消亡并不是小农经济从此具有合法生存权利的证明，而是小农经济生存权利已经丧失的必然结果。在小农经济广泛存在的中国呼吁农民的权利，或许不无道义上的优势，对于抑制资本的过度压迫也不无积极意义（比如在收容制度、民工欠薪等问题上的作用）。但是，这个权利必须以真实的经济权利为基础，没有经济权利的话语权利不过是画饼充饥，说说而已，当不得真。在市场经济下，这个经济权利就是非农就业的出路和切实的社会保障，而不仅仅是自由主义精英挂在嘴上的择业、迁徙的自由。高尚的道德诉求必须靠“形而下”的就业出路和社会保障来落实，否则，享有了择业和迁徙“自由”的破产小农就“不过是从农村贫民窟迁到了城市贫民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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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农民过多”，这个假设在经验上和实证上都已经得到了“证实”，但遗憾的是该假使在理论上却是含混不清的。其实，真正“剩余”的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农民，而是以“小农经济身份”存在着的农民。澄清这一区别并不是完弄文字游戏，因为被“精简”掉的农民只能是“小农”，而决不可能是现代化的农民，现代化的农民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基穿换言之，只要小农经济存在，就必然存在“农民过多”的问题。因此，所谓“农民过多”的真实含义是“小农经济过多”，而并非笼统的“农民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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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今日中国之“三农问题”，本质上就是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冲突和矛盾，这个矛盾才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不难理解，“三农问题”所引发的社会危机其实是内在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逻辑之中的；农民的破产、农业的凋敝、农村的衰落，是市场经济在中国展开的必然结果。在土地承包制复活了小农经济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农业生产已越来越成为负效益的事实，即是明证。对于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这种“不共戴天”的紧张关系，马克思曾有过十分深刻的认识。在马克思看来，导致小农经济消亡的直接因素在于：大工业的发展破坏了农村家庭手工业；土地逐渐贫瘠和枯竭；公有地被大土地所有者所霸占；资本主义大农业加入了竞争；等等。（《资本论》第三卷，第909-91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显然，在这些因素的背后我们都可以找到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因此，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和把握必须以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为基本前提，任何离开这个矛盾来观察“三农问题”的视域，都是幼稚的，肤浅的。正因为看不到“三农问题”的本质所在，所以学术界不少人在分析“三农问题”的原因时，总是在现象层面上纠缠不清，不得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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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要“消灭小农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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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要解决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从理论上讲，解决这个矛盾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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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消灭市场经济，重新回到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这是开历史倒车，既不可取也不可能。正如马克思所说：小农经济“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资本论》第一卷，第83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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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和平共处、共存共荣。这种良好愿望几近空想，即使权宜之计可以短期维持市场经济下的“田园风光”，但长期的内在矛盾发展则是无法调和的。农村承包制的尴尬处境，就是明证。所以马克思说，要使小农经济“永远存在下去”，等于“下令实行普遍的中庸”。但这是办不到的，因为“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资本论》第一卷，第83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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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消灭小农经济，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与现代化的大农业相比，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小农经济“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资本论》第三卷，第91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因此，小农经济的消亡是必然的，只有“消灭小农经济”才能解决“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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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史的角度看，消灭小农经济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道路，另一个是集体化的道路。迄今的实践表明，前者是“进化主义”的自发过程，后者是“建构主义”的自觉过程。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避免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的恶果，中国共产党曾选择了农业集体化的道路。然而，出于对失败的反思，中共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最终放弃了农业集体化的实验，从新复活了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注：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这种成功与化肥、良种的关系如何？除了个别学者的关注外——如网上老田的文章，主流经济学至今未给予科学的说明。第二，这种成功能证明“制度重于技术”吗？既然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它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复活后创造出的经济上奇迹又如何解释？主流的观点对“制度优先于技术”的命题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我的看法则不同，我对此的解释是：它与中国农村的生产力状况是吻合的。可参拙文《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制度抑或技术？》，《哲学研究》1997年第10期）。但是，在市场经济的侵蚀下，小农经济的解体是不可避免的。在复活了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中国重新开始了市场经济对小农的不可抗拒的自然分化过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分化和解体大大加速，从而使得“三农问题”演化为“三农危机”，以至成为社会的焦点。

其实，承包制的成功只是证明了小农经济的合理性，并没有证明小农经济的优越性和先进性。承包制的核心是“分地”，“分地”的改革之所以能得到农民的支持（至少没有遭到大多数农民的抵触），其合理性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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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小农经济的生产力与“分田到户”的生产关系是内在吻合的，中国农民几千年基本未变的生产力（肩挑背扛锄头挖）只能用小农经济的单家独户经营，难以用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来组织——用经济学的话语讲就是：组织和监督成本太高，结果难免造成搭便车和效率损失。分地的结果解决了“吃饭”的问题、解放了农民，再次证明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是正确的。顺便指出，虽然今日的主流经济学企图颠覆这个原理，但仍有学者认为“化肥和良种的普及对解决吃饭难题功不可没”。实证来看，分地的作用与化肥的作用孰大孰些比例多少，或容研究。主流经济学否认技术对制度的决定性作用，过分夸大承包制的作用，主张“制度决定一切”是不能使人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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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有农民的生产工具的水平（基本上是手工操作的农具）决定了：“分田到户”使单个小农能够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也就是成为土地的“老板”。加之分地只是分割土地的使用权，农民对所分土地的所有权没有“私有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每个小农的“老板”身份，在一定时期内避免了由于土地买卖所引致的两极分化和阶级矛盾——当然并未根除。由于承包制带来的利益分配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而农民对这种制度变迁自然会给予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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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表明，只要中国农民的原始生产力性质不变，农业的生产关系就只能是小农经济的结合方式。反过来说，社会化的组织方式只能适宜于大农业或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力。比如，大型水利工程是大农业生产力的要素之一，它要求社会化的组织方式来实施和使用。然而分地以后，集体兴修的水利越来越呈衰败之势，这就证明了：即使中国的小农经济与其生产力水平是相适应的，但与中国正在发展着的现代生产力的矛盾也是无法回避的。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土地要求集中化的冲动越来越强烈，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越来越受到发展着的农业生产力的压力。在农村改革20多年以后，当前对“包产到户”的可持续发展质疑的呼声，以及“三农问题”的凸现，也证明了中国农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冲突正在走向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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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中国古代的土地集中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大量的农民最后被逼上梁山。但是，中国古代出现的农民问题在性质上不同于今日中国的农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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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代的农民问题并不是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小农经济生产关系的崩溃，而是在生产力水平没有本质变化的背景下，封建土地集中导致了小农经济生产关系的崩溃。不过，这种崩溃是暂时的，因为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的土壤中，除了小农经济的生产关系外，不可能生长出新的生产关系。由于缺乏新的产业吸纳，中国古代失地农民不可能进城打工，只好聚啸山林揭竿而起，也就不难理解了。于是，周期循环的王朝更替就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色。中国古代的大地主的经营方式仍然是小农经济的（土地出租），而不是社会化的农场经营，道理正在于此。试问，在手工操作的原始的生产工具下，能产生出产业化的农场经营要求吗？不过，由此我们也就看到了交换（市场）经济与小农（自然）经济的不共戴天的关系，看到了交换经济对小农经济的破坏作用。市场的发展，交换的扩展必然压缩小农经济的生存空间，必然要消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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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三农问题”并非始于20世纪80年代，而是产生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市场经济对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持续冲击。中国经济史对此已有深入的研究，恕不赘述。我要强调的是，与古代的农民问题不同的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的市场经济（其物质表现是坚船利炮和机器生产的廉价商品）导致了小农经济生产关系的破产，而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表现为市场的扩展和交换的深化——即市场经济的发展。从常识来看，农产品和农村剩余劳动的同时增加，就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最有力的依据。如果没有二、三产业的支撑，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在城市打工，中国当今的“三农问题”就必然重复古代的故事。虽然今日的“三农问题”本质上仍然是在“重复昨天的故事”，但这个重复不再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周期循环，而是鸦片战争以来市场经济瓦解小农经济的逻辑展开和延续，这是两个不同版本。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市场经济发展，中国今日农村的衰败、农民的困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市场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那么，小农经济的破产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并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我们应当担心的并不是小农经济的破产，而应当是破产小农的出路问题。因此，我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并不是什么提高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尽管这些的确重要，而是农民的出路问题、就业问题，一句话，是“消灭小农经济”的问题。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会理解农民的收入低下、权利缺乏、负担沉重、机构膨胀等，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只有将这些问题放在农民出路的框架里来思考，我们解决和缓解“三农问题”的政策才是有的放矢。

三、“怎样消灭小农经济”才是真问题 

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应不应当消灭小农经济，而是应当怎样消灭小农经济。因此，一旦我们把握了“三农问题”的症结就是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那么“是否消灭小农经济”就成了一个伪问题，而“怎样消灭小农经济”才是一个真问题。如果我们仍在“是否应消灭小农经济”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就只能是智力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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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那么“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就必然指向“消灭小农经济”这个根本方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减少农民”。不论是传统社会主义的集体化实验，还是今日的市场化改革，事实上都将小农经济视为“革命”的对象，只不过采取的“革命”手段不同而已。小农经济的消亡固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可是问题在于，如何消灭小农经济？走集体化的道路已被市场化改革的实践所抛弃，走私有化的道路又会付出社会分化和动荡的巨大代价。于是，学术界两种对立的主张由此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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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私有化”的主张，认为应当立即实行农地私有化，推动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就理论的逻辑来讲，现有的农户土地承包制是小农经济的基础，而“减少农民”就要求打破土地承包制，实行“土地私有化”。这应当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举，也是许多人不遗余力所倡导的主张。但是，“土地私有化”在目前的中国行不通。这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活生生的国情问题。有识之士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人口增加使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国情的矛盾制约下，土地占有权没有向少数人集中的条件”（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读书》1999年第12期）。土地私有化的目的是将土地所有权集中于少数人手，消灭小农经济，以便于提高农业的规模效益。然而土地私有化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失地农民的出路（进城后的就业）；二是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历史上的前车之鉴使得任何有责任的政府都不敢贸然实施这剂虎狼之药，否则，“天下大乱”决非危言耸听。正如温铁军所认为的那样：中国农业人口严重过剩，土地已经成为中国农民的社会保障，它不能作为生产资料交给市场处理。且不说转移一半农民后土地规模经营有多大，目前失地又失业的农民形成的惊人规模已经令政府寝食不安了。如果说小农经济的解体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那么国情的制约也同样是不可逾越的。事实上，顽强抵抗市场经济对小农经济瓦解的力量，并不是政府的某项政策，而是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国情。然而我们的许多专家学者却不知自我反省，反而抱怨政府的政策还不够“与时俱进”。温铁军曾不无感慨地说：“我们曾经在‘实验’中大力推进土地流转，搞了十年还是只有1%的农户转让土地，这说明我们这种内生的制度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温铁军，同上）如果“土地私有化”的结果仅仅是把千万小农变成无业流民，那么这样的“治本”之举不仅没有“治本”，而且必然危及、动摇中国社会的根本。中国农村之所以承受不起两极分化的制度成本，道理盖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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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是“维持现状”的主张，认为应当稳定现有的农村特点承包制几十年不变，有学者甚至主张“重建农地自耕农所有制”（陈躬林等：《重建农地自耕农所有制》，《求是学刊》2003年第1期）。这种主张的实质是想通过维持小农经济的生存来解决“三农问题”，比如温铁军说：“中国农村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必须用适宜小农经济的思路来解决农业问题”（温铁军：《市场化改革与小农经济的矛盾》，《读书》2004年第5期）。问题在于，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小农的生存到底能维持多久？虽然稳定承包制与中国现有的人多地少的国情相符，但是，市场经济以其不可抗拒的内在必然性，不断侵蚀着小农经济的制度保护——承包制，使得“维持现状”的主张越来越难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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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三农问题”之所以是个难题，关键在于“怎样消灭小农经济”的难题没有解决。用经济学的话语表述就是：“三农问题”的解决面临着“制度变迁成本过高”的难题。由于对“成本”的计算不同，在“私有化”的主张与“维持现状”的主张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张力，学术界强烈呼吁农村改革应当有突破和创新正是这种张力的反映。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市场经济的“数目字管理”对中国农民的“失效”，而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土地集中、城市化的进展难以在短期内完成，使得具有共识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药方也“远水不解近渴”。于是温铁军说：中国的“三农问题”存在“两个失灵”（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困境，几近于“无解”（温铁军：《“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双重困境下的“三农”问题》，《读书》2001年第11期）。如果我们锁定了“三农问题”的本质，对于温铁军的“两个失灵”的痛楚就会有真正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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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的解决只能是标本兼治。在指向“治本”的大方向时，治标的目的是缓和矛盾并为“治本”创造条件。中国的国情和农村改革的实践证明，在消灭小农经济从而解决“三农问题”的选择中，或许并没有最优解，而只有次优解。于是在政策上，消灭小农经济的努力便不得不修正为缓解“三农问题”的种种权宜之举。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政府有关“三农问题”的政策不得不在“促进小农解体”和“保护小农经济”之间游离（比如：农产品收购保护价、鼓励农民进城的各项措施、加入WTO对农业的让步、取消户籍制度的动议、粮食直接补贴、稳定承包制不变，等等）。这是明智的，但是在推行权宜之举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始终把握砖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使得缓解“三农问题”的权宜之计最终指向“消灭小农经济”这个正确的大方向。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正是对这个方向的确认和引导。说它是“确认”，就在于“消灭小农经济”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依据，离开了城乡的统筹发展，小农不可能自己消灭自己，小农经济不会自动消亡；说它是“引导”，就在于小农经济的消亡是城乡统筹发展、共同努力的必然结果。当然，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还只是“破题”，如何“解题”尚有待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探索。我对此的初步认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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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尽管“跨越式发展”的主张用心良苦，但“劳动密集型”很可能是中国产业结构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必然选择。这不仅是“统筹城乡发展”的落脚点所在，也是“统筹城乡发展”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违背了这个规律，破产小农的消融就无法与城市化的展开良性互动，“二元社会”的差距就会演变为越来越严重的断裂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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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前用土地私有制来置换承包制的条件并不具备。从“城乡统筹”的角度来看，在城市尚无能力吸纳大部分破产小农的条件下，承包制而不是私有制必然成为农村的基本制度选择。中国政府始终没有轻率地实行土地私有化，因而在延缓了小农分化速度的同时，也缓解了由此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尽管这种选择在理论上是矛盾的，但在实践中确实是明智的。那些主张土地私有的学者只知道拿理论去裁剪实践，所幸决策者十分清醒，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对三农的理解篇9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一行两制；改革；三农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4－0116－03　中图分类号：17830.61　文献标识码：A

在2003年7月2日国务院印发的《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国发[2003]15号)文中，提出了因地制宜进行多种产权形式改革的思路，并明确了农信社改革的三种基本模式，即商业银行模式、合作银行模式和完善合作制模式。从近4年的改革情况看，改革成果是显而易见的，三种改革模式基本上概括了信用社的走向。但是由于农信社改革的复杂性，需要在三种模式以外探索其他切实可行的改革模式。从基层的现实情况来看，我们认为“一行两制”可以作为三种模式的有益补充，纳入到农信社的改革选项中来。

一、“一行两制”模式提出的背景

从信用社改革“三种模式”的实践来看，都存在一定的设计缺陷，基本上是“大而化之”的“划块、划片”设计。这种单独的“划块、划片”设计，把目前农村金融工作情况简单化，带来的必然是改革不到位和顾此失彼现象的发生。如商业银行模式：农村商业银行模式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虽然能够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但却与政府所倡导的支持、服务“三农”存在着矛盾和对立。完善合作制的改革模式：主要包括组建市(县、区)联社和实行县、乡两级法人，完善合作制的改革模式可以说只是在原有的农信社体制下进行的修修补补，虽然基本上保证了对“三农”的支持，但自身积累的问题却无法最终得到解决，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也就可能变成一句空谈。农村合作银行模式：主要是由社区内的农民、农村工商户、企业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入股组成的合作性的地方金融机构，主要任务是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这种介于商业银行和信用社之间的模式，虽然解决了政府倡导的为“三农”服务问题，而且本身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但却带来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农村合作银行“一手托两家”，既要解决自身发展问题，还要顾及支持“三农”问题，会使农村合作银行在工作中缩手缩脚，同时，不顾实际情况，全部实行农村合作银行模式，也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如经济化程度很高的地方，就不适合采用合作银行模式。二是由于农村合作银行之间松散的组织结构，上下之间只存在着服务的关系，规模问题却不能很好得到解决，而单个的农村合作银行，参与竞争的力量将会非常薄弱，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自身的长远发展。在此情况下，急需在现有改革成果的前提下，寻找一种最佳的结合点，既能有效支持“三农”，同时又能实现规模优势和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而“一行两制”模式就是实现这种目标的最佳选择。

二、“一行两制”模式设计及理论依据

所谓“一行两制”模式，就是把一个区域(一般以省为单位)好的信用社整合在一起，形成统一法人的商业银行，把贫困、相对落后的地区，农业比重大的地区农信社、农村合作银行，重新进行审核，仍然维持独立的法人地位。然后由商业银行控股贫困落后地区中涉农比较大的合作银行、信用社，把先进的模式植入到两级法人的体制里面去，并对它的董事会、理事会、主任进行监控、改造，通过信息的对称来解决经营问题，防范和化解风险。

“一行两制”模式可采用“三步走”来完成。

第一步，将现有省联社改制为股份制或者股份合作制的省级农村商业银行。各联社在原省联社的入股股金保留，同时在保持辖内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作为入股主体的前提下，省级农村商业银行向社会(包括企业、个人、政府)增资扩股，改变目前仅由辖内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入股的单一股权结构。省政府可直接或者间接对省级农村商业银行参股、控股。条件成熟时，改制后的省级农村银行可上市公开募股，或引入战略投资者，以最终建设成为一流的农村商业银行。

第二步，省级农村商业银行参股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信用社)，以资本为纽带，实行股权运作，通过股东治理实现对全省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信用社)的管理。省级农村商业银行作为第一大股东，派出理事(董事)，通过其主导的理事会(董事会)贯彻有关的方针、政策、理念、办法，聘任经营管理层，下达经营目标，进行考核奖惩；并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地方发展规划，对整个控股银行系统内部的人力资源、财务资源、业务资源、信息与技术资源等进行有效整合，充分发挥体制优势、治理优势，形成机制优势、人才优势，以应对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信用社)在金融业开放环境下面临的种种挑战。在这种具有坚实法治基础的管理模式下，省级农村商业银行通过对子公司的股权投资获得利润回报；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信用社)也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

第三步，省级农村商业银行走向金融控股集团公司。在省级农村商业银行的基础上，成立省农村金融控股集团公司，并由控股公司出资(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也可一起出资)组建农村保险、农村证券、农村基金、农村信托等子公司。通过组建金融控股集团，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信用社)既增加了多种盈利手段，也分散了经营风险，同时，也可以有效地提高竞争能力，应对市场挑战。

“一行两制”模式符合国家允许按照多种模式进行改革的总体要求，也和省联社未来的改革模式相吻合。“一行两制”模式的理论依据，主要是借鉴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和理论。“一国两制”构想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考虑的，“一行两制”也是鉴于农村信用社自身实际的一种构想。“一行两制”体现了实事求是和分类施策的原则，其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充分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使原本松散的个体通过一种机制或者是一种利益链而结合起来，实现银行参与竞争的规模效应。目前，“一行两制”模式已在一些地方开始实践，如江苏常熟农商行引入交通银行战略投资的同时，入股启东农信社，即借引进投资战略之机，改善自身股权结构，完善法人治理，促进经营管理的改进。同时，常熟农商行将向启东联社派出高管，用先进的管理模式改造农信社，帮助农信社尽快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提升信用社经营和管理水平。

三、“一行两制”模式是符合我国国情的较优选择

根据目前我国农村的现实状况，检验农信社改革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准，就是能否将支持“三农”与

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有效地结合，在二者之间寻求一个最佳的结合点。市场普遍认为，支持“三农”与自身可持续发展两个目标是相互矛盾的，农村信用社要么办成政策性机构，让其行使服务“三农”的职能；要么按照商业化原则，改制成农村商业银行，完全放开经营范围，不再要求其支持“三农”。而这次农信社改革，首先明确的就是以服务“三农”为目标。由于二者的不可兼容性，前提条件的设限给改革带来很大的难度，改革设计的各种模式不能很好地将二者“融会”并且“贯通”，使改革一波三折。“一行两制”采取因类施策分而治之办法，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一)“一行两制”可以很好地实现会员利益和服务“三农”的统一。“一行两制”采用分类施策、分而治之的办法，对商业化、城镇化程度高的地方，改造成农村商业银行，由于这些地方(主要是城市内和周边地区)已基本上没有农民活动，信用社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和商业银行的工作没什么区别，对这些信用社进行商业化银行改革，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可以促使其做大做强。而在落后地区，仍然维持信用社独立的法人地位，主要任务是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这就很好地解决了自身可持续发展和支农的有效统一。

(二)解决省联社自身存在的问题。省联社从成立之初就广为诟病，其制度性缺陷主要表现在职责定位不准，对基层信用社的干预太多，甚至对具体的经营和人事安排都有干涉，不利于信用社的经营管理。改革成农村商业银行后，不仅可以调整省联社和基层信用社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加强基层信用社的人员培训、结算网络的构建及信息的共享和监管。

(三)“一行两制”将加快信用社改革进程。当前，农村信用社虽然经过近几年的改革，但一些根本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如产权制度不明晰，完善法人治理流于形式等。从目前的情况看，需要借助外力，或者一种有效的制度设计，来促使信用社实现这种改变。“一行两制”就是通过一种有效的制度设计，促使信用社改革取得质的飞跃。“一行两制”由商业银行控股贫困落后地区、涉农比较大的合作银行、信用社，把先进的模式植入到两级法人的体制里面去，并对其董事会、理事会、主任进行监控，帮助农信社尽快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来规范和管理信用社，实现内部突破。这就可以改变目前大多数地方信用社改革“换汤不换药”的问题，从“根子上”解决信用社的改革问题。

(四)解决了小型法人机构如何应对适度经营规模与降低经营成本的问题。农村信用社分散、众多的小型法人机构如何应对适度经营规模与降低经营成本的挑战，是其发展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之一。“一行两制”模式探索将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整合的规模优势和独立法人的经营优势相结合，实现了更高层次的联合，从而增加了市场竞争能力。

(五)“一行两制”解决了发展和风险防范问题。“一行两制”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它的优势还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可以获取政府的支持和优惠政策。由于贫困地区农信社维持原独立法人不变，自然可以得到中央“花钱买机制”的政策支持。二是可以减少地方行政力量的干预。由于“一行两制”采用的是商业银行控股信用社的方式，商业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必然会遏制地方政府对信用社干预的冲动，等于在信用社的头顶支起了一把“保护伞”，信用社的经营自得到加强。三是可以帮助信用社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由于采用商业银行的管理和经营模式，信用社经营活动和风险管理的规范化水平得到提高，从而降低了信用社的金融风险。四是“一行两制”可以满足员工的心理需求，同时，在商业银行模式的管理下，明晰的产权制度可以充分调动员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四、实施“一行两制”要重点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省联社向商业银行转型后自身定位问题。构建“一行两制”银行经营体系的关键是要处理好各层次银行问的关系。省联社转型为商业银行后，重点要明确自身定位，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省农村商业银行要在搞好自身经营的同时，充分发挥管理职能，做好基层行社的改造工作。

(二)要研究如何解决好信用社的改造工作。“一行两制”模式的目标是明确的，即在前一阶段试点组建农村银行类机构和统一法人重组改造的基础上，按照商业银行的管理模式完成对信用社或者农村合作银行的改造工作，加快推进产权制度改革的进程，按照现代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标准，实现信用社管理和经营“质”的转变。一是经营理念的转变。由农村信用社的合作金融经营理念向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现代金融理念转变，用全新的、市场化的经营理念指导各项经营管理工作。二是经营机制的转变。按照“资本自聚、资金自筹、经营自主、盈亏自负、风险自担”的市场机制运行，建立决策者、经营者和监督者三权分离、相互制衡的治理机制。三是经营模式的转变。由二级法人或一级法人体制经营管理模式向“一行两制”体制的整体运营、统一操作经营模式转变，增强各级分支机构的总体意识，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品牌银行。四是经营作风的转变。要求全体员工与时俱进，树立客户至尊、服务第一的经营作风，主动参与市场竞争。五是经营标准的转变。引入资本充足率、投入产出比等指标，建立全新的经营评价考核机制，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三)经营系统化问题。实行系统化经营是“一行两制”为适应新的市场竞争环境而做出的战略举措。省农村商业银行要在理顺方方面面的关系后，重点解决管理和经营的系统化问题，从管理、科技、信息、财务等方面入手，把整个系统统一规范、统一标准，尽快提升管理经营和操作水平，最大限度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最大限度支持“三农”、服务“三农”。

对三农的理解篇10

一、对“生产发展”的理解

综合来看，农民对生产发展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农业科技化、农业生产机械化、粮食产量与价格、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村劳动力就业等几个方面。

（一）科技化

农民普遍认为新农村的“生产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指导，因此新农村一定要重视科技、加强科技服务以提高生产力，通过对农民进行各种技术培训来解决农民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二）机械化

在被调查者中，有19.9％的农民把机械化列为生产发展一个重要标准，认为生产发展就是“机械化生产、一条龙服务”、“科学管理农田，机械化操作，靠人工不能发展”、“农机产品的普及，不再用牛犁地，提高生产力”等。此外也有农民强调基础设施是“生产发展”的重要内容，应该重点改造水利、修渠、修路、建机耕道等基础设施。

（三）产业结构与劳动力问题

有相当一部分农民认为，要实现生产发展，还应该大力发展乡村企业，以解决村里剩余劳动力问题，提高农民收入。也有少数农民意识到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性，认为农村应该多发展“更赚钱”的经济作物，并把“养殖业搞好，西瓜等作物发展好，将来再养猪养鱼”等。需要提到的是，在谈到对生产发展的理解时，部分农民表现出了对农业生产的消极态度，认为“农业无法让农民致富”，因此，他们认为生产发展的出路是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

（四）粮食产量与价格

除了以上方面外，有部分农民把粮食产量提高作为衡量生产发展的标准，认为“粮食多了就生产发展了”；部分农民认为生产发展应该降低农资价格，提高农产品价格，使得“农民喂的猪、种的粮食不亏本”；他们希望“把稻谷的价格提高，把猪的价格提高”、“水费不要再上涨，粮食不要再降价”、“农药化肥的价格降低，就是对农民很大的帮助”。

此外，不同地区农民对生产发展的理解上也存在差异。对于经济条件较差的甘肃来说，部分农民认为当地目前的粮食产量（如小麦、玉米等）已经很高，因此应该适当发展经济作物和养殖业。对于经济条件中等、且以农业为主的湖南来说，很多农民认为种粮的比较利益太低，生产资料价格高而粮价低，因此希望“贸易要搞好、价格要上去，农产品要卖得出去、有销路”，从而实现农业的增产增收。对于拥有部分矿产资源的河北调查村来说，当地农民认为解决一些由开矿引起的环境、安全等问题是“生产发展”的基础，此外，“生产发展”还应该包括发展果树种植、开办工厂，解决就业问题等。对于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江苏来说，很多农民认为农业生产已经不再处于主导地位，因此生产发展的关键是“农闲的十个月内农民如何千方百计赚钱”。

二、对“生活宽裕”的理解

（一）温饱

在甘肃，由于当地的经济状况很差，所以大多数农民认为，只要实现了温饱就是生活宽裕。他们温饱的标准仅仅是有吃、有穿、有住，或者说丰衣足食即可。也有农民表示身体健康也很重要。温饱就是生活宽裕的想法在河北、湖南、江苏3个省也有很多农民提到。

（二）小康

7.9％的农民都把新农村与小康联系起来，认为达到了小康水平便是生活宽裕。他们认为，“新农村”的“新农民”不仅是吃饱、穿暖，而且吃喝要追求保健，农民都住上新房，家中电器要齐备。而且不仅是物质文明丰富，精神文明也要跟上，与物质文明共同发展，比如农村要搞文化娱乐活动，要有配套的娱乐设施和活动场所等。同时，农村还要缩小与城市的差距，城乡之间的联系密切。

（三）农民收入来源方面

农村不仅仅是进行农业生产，还要发展其他副业，同时进行农产品的深加工。养殖业要搞大规模经营，而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数量很少的分散养殖。村庄附近要有工厂、企业等，农民不仅可以到外地打工，还可以就近就业。农忙季节，农民可以从事农业生产，非农忙季节，农民也有事情做，可以挣钱。有的农民还表示，希望每月都可以有固定收入，就像城市的工人一样。

（四）农业生产方面

农民的土地有保障，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价格低，农产品的价格高，而且销路好。农民家庭的粮食多，不仅够吃，还可以为家庭的经济收入做大的贡献。

（五）有钱

在所调查的农民中，60％的农民提到了有钱。这部分农民对有钱的要求差别很大。有的农民认为只要有钱花、家里没有贷款就可以了，而有的认为有钱花不是生活宽裕，要有足够的零花钱，要有钱做生意，家中要有存款。很多农民给生活宽裕定了收入上的标准，这个标准的差异也很大，有1000元/年/人、4000―5000元/年/人，也有10000元/年/人，也有的农民认为家家都有几十万的钱剩余才是生活宽裕。

（六）与子女有关的方面

子女上学的费用不发愁，包括上大学。在上学这方面，有农民希望减免子女的上学费用。子女要有工作，生活上独立，并且有能力赡养老人。

（七）公共事业方面

农民的就医条件好，且有医疗保险；农民养老有保障；解决困难户、五保户的生活保障问题，老百姓的困难都能得到解决；农村学校教育条件要好，设施要齐全先进，比如说要有电脑等，还要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培训“新农村”的“新农民”。

（八）其他方面

农村的妇女要有事情做；整体物价降低；农村的交通要好；各级政府很好地执行国家的政策，政策不能被歪曲等。

此外还有部分农民觉得，生活宽裕是无止境的，就像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一样；还有农民没有回答此题，他们说，每个人的想法和标准都不一样，而且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标准也不一样，所以生活宽裕是没有具体标准和定义的。

三、对“乡风文明”的理解

（一）邻里之间

邻里之间要和谐相处，尊老爱幼，帮困济贫（如对老人、五保户和残疾人等给予帮助和关爱）。人与人之间还要相互尊重、互相忍让。例如，“不乱传谣言”；“不斤斤计较”；“不骂人，有礼貌，言谈举止得当”，有人还认为农民也应该“见面打招呼，说‘你好’、‘早上好’，像城里那样”，等等。

（二）社会风气

要有良好的社会风气，社区内没有小偷小摸、打架斗殴、“耍钱”、吸毒等不良现象。社会治安良好，“农民夜不闭户”。村民还要爱护集体生活环境，不破坏公物、不乱扔垃圾等。

（三）法律意识

村民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懂法守法，相信科学，消除封建迷信，反对。很多农民表示应该“移风易俗，婚丧嫁娶不能像以前一样大操大办，劳民伤财”；“铺张浪费的风气要改掉，红白喜事不能太花钱”，等等。

社区内还应有适合村民娱乐和健身的场所，村民有一起聊天、交流的公共空间，文体生活（如扭秧歌、跳舞唱歌等）也丰富多彩。

四、对“村容整洁”的理解

（一）关于道路与街道

很多农民认为村容整洁就是改善道路和街道条件。被调查的农民中有35.8％的比例都提到了“街道”和“道路”两个词。这些农民大多认为街道和道路应该整齐和整洁、宽敞，并且路面需要硬化。

（二）关于垃圾处理

农村垃圾治理也是农民关注的一个主要方面。而关于如何治理，很多农民认为“要有统一堆放和处理垃圾的地方，每天有人打扫”；“农民不再乱扔垃圾”；“不再往河沟里乱扔死牲畜”等。

（三）关于房屋的规划与改造

农民普遍认为房屋应该“整齐”、“卫生”，要将房屋与圈舍分开，并且“屋前屋后要绿化”。而对于房屋的改造，部分农民认为应该建楼房，因为楼房“更美观、更整齐”；部分农民希望修平房，认为“只要实用、整齐就可以”；还有部分农民则并不赞成建新房。

（四）其他方面

除上述三个主要方面外，少数农民对村容整洁的理解还涉及其他方面，如清洁水源与清洁能源、卫生、公共场所、村庄环境等。

五、对“管理民主”的理解

从对开放性问题“您对新农村建设五个方面的内容是怎么理解的”的结果分析来看，农民对管理民主的理解程度最低。大多数农民不知道“民主”一词的含义。据统计，被调查的480位农民中，有222位完全没有答出这道题，占被调查总数的46.3％。从性别上分析，男性对管理民主的理解明显好于女性，很多农村妇女对管理民主不了解也不关心。此外，在对管理民主的理解上，文化程度是制约农民理解程度的主要因素，多数农民受文化程度低的限制不能理解“民主”一词的含义。

新农村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并且没有统一的标准。本文通过对农民理解的新农村及新农村建设的五个方面内容加以概括，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当前政府与学者对新农村的理解与描绘大多比较宏观，相比之下，农民对新农村的理解更为简单而具体，并且集中体现为住房的规划与改造、生活水平与经济条件的改善、村庄环境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等几个方面。综合来看，农民对新农村的认识一般都局限于“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三个方面，却忽略了“乡风文明”与“管理民主”两个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农民对新农村的这种认识偏向，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农民当前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迫切愿望与急切需求。

二是绝大多数农民对新农村的认识都是以城市或发达地区农村作为参照物。由于受新农村建设字面意思的误导，以及当前媒体的倾向性宣传和地方政府一些错误做法的影响，农民对新农村的认识中“村容整洁”方面的内容提及率非常高，并且相当一部分农民都把“新农村”直接等同于“新房屋”。

三是不同地区农民对新农村的理解具有不同的特点。江苏调查村农民对新农村的理解受苏南模式的影响较深，普遍追求住宅的楼房化（甚至认为新农村就是集体农庄）、生产的规模化以及乡村的企业化。而以农业为基础的湖南调查村农民对新农村的认识中更多体现出了对农业生产方面的迫切需求，对农业机械化、基础设施和农业科技的提及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四是农民对生产发展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农业科技化、农业生产机械化、粮食产量与价格，以及基础设施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几个方面，对其他产业的发展关注不多。

五是生活宽裕是农民最为关注的一个方面。很多农民用“温饱”、“小康”等抽象的名词作为衡量生活水平的标准。大多数农民都是从收入提高到一定程度、收入来源渠道多样化、粮食产量富足且价格提高、教育负担减轻、农村的弱势群体得到更多关爱等方面对生活宽裕加以理解。

六是农民对乡风文明的认识主要体现为邻里和谐、社会风气良好以及有相应的文化活动等几个方面。其中杜绝现象是农民提到频率最高的一个方面。

七是多数农民把村容整洁都理解为街道与道路的硬化和整洁、垃圾的集中处理、房屋的规划与改造等几个方面。其中部分农民甚至认为村容整洁就是建新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