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饮食文化的特征十篇

汉族饮食文化的特征篇1

关键词：吃喝动词 汉英对比 文化差异 形成原因

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两者息息相关。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决定了国际通识课程的教学与文化因素的教学必须紧密相关。这样才有利于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能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克服他们在日常生活交际中由于文化差异产生的交际障碍，以期使我们的国际通识教学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国际通识课程中文化因素在词汇教学中的重要性

在国际通识课程中，语言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块。而词汇作为语言的三大基本要素之一，比语音、语法更容易受时代变迁、社会习俗、伦理道德以及思维观念等民族文化因素的影响。事实证明，人类任何语言的词汇都被深深地打上了本民族的文化烙印，是民族语言中最为敏感、内涵最为丰富的部分，也是最能反映民族文化特点的部分。因此，在词汇教学中，我们应将词义与文化关系作为教学重点。认识、挖掘词汇中的民族文化蕴含也是词汇研究和词汇教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

二、词汇文化蕴含意义差异的理论依据

人类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一方面，人类的基本生存能力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人类相同的自然生理构造使人们具有某种生理和心理上的共性，因此，各民族的文化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各个民族都共同生活在“地球村”，在大的时间和空间上又具有一种天然的文化共性。另外，人类各个民族都在从事着基本相同的生产活动：物质生产活动和人自身生产活动，所以又具有社会生产的文化共性。这也是汉英文化的共性。而这些共性正是人类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得以交流沟通的基础，亦即汉英文化得以交流沟通的基础。由各民族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所孕育的特定民族心理模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特征鲜明的生产生活习俗惯制等文化特征，自然会使得人类不同民族的文化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从而导致不同民族文化观念的多元化和文化内容及形式的多样性，这就是民族文化的个性，这也是汉英文化的个性。由此，便使得人类各民族之间在文化理解、文化尊重及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促进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和谐共荣成为必要，也使得汉英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日趋频繁。

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主要标志，是人类特有的交际工具，这便决定了人类语言在价值功能上具有共性。再者，由于人类语言所反映的客观世界具有同一性，语言也就具有了符号学中所谓的“所指的同一性”。而人类在语言表达手法、修辞方式上亦具有一定的同一性。但是，作为民族文化核心要素的语言，无论在其形式与内容上都必然受到该民族文化的制约，从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鲜明特点。而语言的重要要素――词汇，也必然会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含义。下面以英汉吃喝类动词为例进行说明。

三、汉英吃喝类动词的文化引申义形成的原因

（一）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与汉英词汇不同文化引申义的形成

中国传统文化赖以产生繁衍的河谷型和山岳型自然生态环境，其内聚、封闭和排他性等地域文化特征决定了中国先民的生产、生活与生存方式。地域文化的内聚性使中国先民世代群居，和睦相处;地域文化的封闭性使中国先民代代相袭，重土难迁;地域文化的排他性使中国先民血缘至上，宗亲唯尊。这些由地域文化导致的民族文化特征，便是农耕文化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根本原因。这种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产不仅使汉民族自古便养成了敬天崇地、重土难迁的生活习俗，也使中国文化自古便打上了靠天吃饭、“民以食为天”等“饮食本位观”的深深烙印。言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因素，汉民族具有的“饮食本位观”的鲜明文化特征，自然也会渗透到本族语言的各个方面。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较，汉民族是在语言上用于食物和饮食词汇术语最多的民族。汉语中的饮食词汇不仅数量多，而且分布广，渗透力强，载义丰厚，除直接表示饮食意义外，运载的其他文化意蕴更是千姿百态，异彩纷呈。汉语的这种文化特征在汉英吃喝类动词词义的对比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汉语中“形容大口地喝”，可以用“牛饮”这个动词。这是因为“牛”在中国的传统农耕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世世代代以农耕为主的中国人对“牛”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显然，“牛饮”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与中国大陆型自然生态环境息息相关，它形象而清晰地显示着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鲜明特征。而在英语中，形容“大口地喝”却用“drink like a fish”。显然，这是因为英国四面环海，其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所形成的海洋型文化决定了英语词义的文化走向。

（二）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与汉英词汇不同文化引申义的形成

语言作为人类思维的直接现实和物化形式，无论是其表层结构还是深层内涵，无论是在词汇语音还是语法修辞上，都必然会深深地打上特定民族包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心理模式等在内的精神文化烙印，这自然也是汉英词汇不同文化引申意义形成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汉英民族的思维方式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汉民族传统偏好综合思维，英美民族偏好分析思维。如：吃喝类动词“品”，其基本意义是直接表示对食物的“品尝、体味”，但在其词义的理解和使用上，汉民族习惯于传统的综合思维，将“品尝”这一事象的各种属性及与其相关的各种事物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观照，因此还引申出以下常用文化引申义“鉴别”。第二，汉民族传统侧重于形象思维，依赖于直观经验，注重运用形象类比推理的方法来表达思想。例如，吃喝类动词“咬”的基本意义是指上下牙齿相对，用力夹住或切断压碎东西。但在对其词义的理解和使用上，由于汉民族习惯于形象思维，注重运用形象类比推理的表达方法，从而使“咬”在其基本意义的基础上产生了生动而形象的文化引申义。例如，汉语中的常用语“咬耳朵” 中的“咬”就已经不再表示“咬”的基本意义，它在这里指的是：“凑近人耳边低声说话，不使别人听见。”第三，汉民族传统习惯于一种呈螺旋形的思维方式，而英美民族则习惯于运用一种主要呈直线式的思维方式。比如：吃喝类动词“食”的基本意义应当是：“泛指（人或其他动物）吃食物”，但是，在对“食”的理解和日常运用上，由于受汉民族传统的螺旋形思维方式的影响，人们往往在其基本意义的基础上又派生出一些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文化引申义。例如，人们常常使用的“食言”一词是对一种不讲信用、不守承诺的不道德行为的批评。与汉语“食言”表义相似的英语短语是“eat one’s words”，但它却并不是表达对一种不讲信用，不守承诺的不道德行为的批评，而是直接表示为：收回说过的话，指当面认错道歉。

汉英民族价值观念的不同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汉民族传统的天人合一与英美民族传统的天人相分是汉英文化在宇宙价值观上的基本差别之一。比如：在汉语“吃”的基本义“把食物放入嘴中经咀嚼咽下”的基础上，由于受天人合一观念的驱导，人们在日常运用中又使“吃”派生出“依赖某种事物来生活”的文化引申意义。例如，千百年来，中国人世代口耳相传、父子相袭的常用语“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突出地反映了华夏民族对于自然强烈的依赖性，也鲜明地坦呈着汉民族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第二，汉英民族文化中人生观的差异。英文化在人生态度上表现为执着进取，然而好走极端;在伦理上表现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一定的自私欲念;而对物质享受，尤其是对饮食，相对而言则较为平常。所以，在英美文化中饮食文化显得相对贫乏，其相应的饮食语言也显得相对单调，尤其是其中的吃喝动词的文化引申义更没有汉语那么丰富。而汉文化在人生态度上表现为正心修身、忍让服从、克己复礼;在伦理上表现为权力至尊、忠孝为上。由于个人命运与宗族群体国家息息相关，因此，个人的身家性命就显得格外重要，若随意毁伤，则为不忠不孝。而与个人身体性命相关的物质生活，尤其是饮食也就被特别看重。

（三）不同的民族文化习俗惯制与汉英词汇不同文化引申义的形成

一个民族在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中形成的包括思维方式、心理模式和价值观念在内的文化因素，经千年积淀，历代沿袭，便会发展成为群体约定俗成的、具有鲜明个性的民族习俗惯制。具体而言，几乎每个民族的习俗惯制背后，都自有其形成的历史背景、时代风貌以及鲜活的历史人物、生动的历史事件与活动情节，它们都会投影式地保留在各个民族的语言词汇之中。汉英两种语言中都有着大量的这类民俗语言词汇，它们都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及鲜明的文化个性，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最能体现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特征与文化习俗惯制。比如：在汉语中，有“吃小灶”一词，表示享受特殊照顾;而在英语中没有，在其他民族语言中也很少见到。这一词汇广泛使用于中国时期，那时，公共食堂是大锅饭，但是当一些干部来检查工作或其他特殊人物来时，就区别对待，另设“小灶”款待。后来，“吃小灶”的词义泛化为某人享受特殊的待遇。

结语

英汉吃喝类动词词义所具有的民族文化差异，是我们在国际通识课程语言学习模块中的词汇研究与教学中应该特别重视的问题。而归纳、对比其民族文化差异，探寻并解释造成其民族文化内涵差异的原因，便是把文化内涵更好地融入到词汇教学之中，以消除第二语言学习者由于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差异所造成的理解上的鸿沟。注重词义中的民族文化差异不但能促进语言的有效学习，也能加深学生对民族文化的了解，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从而使国际通识课程的目标得到最大实现。

参考文献

[1] 包惠南，包昂.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

[2] 耿龙明，何寅.中国文化与世界[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

[3] 胡文仲.外语教学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汉族饮食文化的特征篇2

摘要：元朝城市居民的饮食品种繁多，丰富多样，按照饮食的种类大致可以分为米、面、肉、蔬菜、饮料等。和时代背景相同，城市居民的饮食也表现出显著的民族性、交融性和不平等性的特点。元代城市居民的饮食生活对中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的变革与繁荣，对水运交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字：饮食；元代；城市居民；漕运

元代是一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对外交流频繁的时代，它恢宏气象为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提供了一张丰富多样的食谱，来自汉族的馒头、河漏，蒙古人的手把肉、马奶酒，回族的阿剌乞，秃秃麻失，各个民族，各个地方，各个阶层的城市居民都能在这张食谱上找到适合他的饮食。

一

元代版籍之广阔，民族成分之复杂在中国的历史上前所未有，而城市历来都是人口高度集聚高度流动的居落，这导致了元代城市居民饮食的极大丰富、繁荣，按饮食的种类可以将元代城市居民的饮食大致分为粮食、肉、蔬果、饮料几种。

稻米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粳米，主要用于煮饭熬粥，另一种是秫米，即糯米，有时也可熬粥，但也经常用来做粽子，米团等食品。稻米主要加工成饭或者粥，粥又称水饭，贫苦人家吃粥是为了节约粮食，而富贵人家吃粥则是为了保健，常以米和药或滋补品同熬，如《饮膳正要》中记载的羊骨粥，山药粥，桃仁粥等。在北方中国，人民的主要食物在元代是麦子加工而成的面粉。小麦最主要的食用方法磨成粉后主要做成面条、馒头、烧饼，饺子等，深受人民喜爱。面条的种类很多，如经带面，水滑面，索面，索面即可能是今天食用的挂面，山药面，红丝面等。在元代馒头和包子一样是有馅的，馅多为羊肉，猪肉，或者鱼肉加各种蔬菜调成，元代还有没有馅的馒头，叫做蒸饼，即今天的馒头，此外还有经卷儿，也就是今天的花卷。烧饼和饺子的做法与今天的也基本一样，城市居民食用的烧饼多为芝麻饼，酥烧饼，硬面烧饼等。

在元代社会里，因为大量的少数民族的融入，城市居民的饮食中肉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中羊肉的地位特别突出。生活中用煮熟的“干羊脚子”就饭。（《老乞大谚解》）猪肉和鸡肉是另两种很重要的肉类，特别是对汉人城市居民来说它们是传统的肉食品，宋词里也是“鸡豚”并举。1261年忽必烈下旨：“今后官府上下公私饮食宴会并屠肆之家，并不得宰杀牛马，如有违反者，决杖一百。”只有病倒累死及不堪使用的马牛，在申报官司后方许开剖[1]。此后虽然私自屠杀牛马的现象屡禁不止，但牛肉，马肉在食用家畜中比重不是很大。在元代水产品也占有一定地位，如鲜鱼汤，蒸鲥鱼，螃蟹羹等，值得一提的是元代辽阳东北海河中出产的阿八儿忽鱼和乞里麻鱼，这两种鱼都是鲟鱼一类，出产于黑龙江、松花江一带，重达千斤，不过只有上层社会才能享用的到。此外野味也深受喜爱，野味需要打猎获得，其价值在一般家畜家禽之上，常用于宴会，是富家官僚的食品，普通城市居民很难见得到的。野味有鹿头汤、熊肉羹、烧雁、盘兔等名目，其中比较有特色的的是一种野生动物塔剌不花，即草原上的土拔鼠，“北人掘取以食”[2]，在城市里，自然成为宴会上的珍品。

对于城市居民来说，无论贵贱，饮食中都不可能离开蔬菜。“夫养生必以谷食，配谷必以蔬茹，此日用之常理，而贫富不可阙者。”（《农书.农桑通诀集之二.播种篇》）元代的蔬菜主要有萝卜、茄子、黄瓜、菠稜、菌子、姜、韭、葱、蒜、莴苣、葵菜、菘等。在元代又出现了两种域外传来的蔬菜，一种是胡萝卜，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胡萝卜“元代始自胡地来，气味微似萝卜，故名”，但在南宋的方志中已提及此物，只是在元代才大规模传播而已。另一种是回回葱，此名元代始见，“形如扁蒜，层叠如水晶葱，甚雅，味如葱等。”回回葱大概就是今天的洋葱，系回回从中亚带来，并逐渐在中国传播。

元代城市居民的饮料也是很丰富的。如酒类一项，除中国传统的粮食酒外,还有蒙古族喜欢的马奶酒，色目人习惯的葡萄酒等。粮食酒和果酒采用蒸馏加工的方法，就成了阿剌乞酒，这种酒是在元代才产生的，属于蒸馏酒，酒精度数更高，品质纯正芳馥。茶在元代依然是一种重要的饮料，元代的名茶有福建的北苑茶和武夷茶，湖州的顾渚茶，常州的阳羡茶等，饮茶已经成为城市各民族各阶级的一种共同的爱好。

二

广袤的元帝国囊括了许多的民族，城市里生活着蒙古、畏兀儿、回回、藏、女真、汉等不同民族的城市居民，他们的特色如此鲜明而又互相交流影响。这种背景下元代城市居民的饮食生活特征，相对于其他时代就更多的表现一种民族交融性。元代是我国历史上多民族大融合的时代，饮食上全国各个民族的饮食风俗特征也相互影响吸收，交流借鉴，城市居民的饮食生活表现出强烈的交融性的特征。如羊肉本为蒙古和西域各少数民族所喜爱，虽然汉人自古也食用羊肉，但因为南下的北方少数民族与汉人的交流影响，到了元代羊肉更加的为广大汉族人民所欢迎。本为汉族人民所常吃的“经带面”，到元代则演化成以羊肉、蘑菇为主要辅料的食品。此外，在大都蒙古族人家里也渐渐盛行馒头包子等汉家食品，如仓馒头、鹿奶肪馒头、剪花馒头等。面食不是北方少数民族原有的食物，羊肉和鹿肉亦不是汉人所经常食用，但在元代大都居民的饮食生活中却得到了完美的融合，元代城市居民的饮食习俗正沿着一条有容乃大、兼收并蓄思路发展。

余论

元代城市居民的饮食生活是十分丰富多彩的，这是元代各民族、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体现，当然也是广大人民辛勤劳动与智慧的结晶在饮食生活方面上的表现。多民族的社会生活使各种食材、烹饪技巧、饮食习惯互相交融发展。“随着国内各民族之间乃至与外来各民族来往的日益密切, 各民族饮食习俗相互影响，又呈现出元代饮食文化习俗的开放性和兼容性。”[4]在大交往中中国饮食文化得到了新的灵感，取得进步。“司马迁在谈到历史研究的目的时有一句言：通古今之变。在我看来，司马迁的这一表达意味着一个历史研究者应尽可能全面地呈现出历史过程的变迁元代城市居民的饮食生活为我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代的社会状况”[5]。

参考文献：

[1]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禁屠杀”条）[M].台湾故宫博物院影印本.1975.

[2]史卫民.都市中的游收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65.

[3][英]道森.出使蒙古记.蒙古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45.

汉族饮食文化的特征篇3

【关键词】回族居民；汉化程度；民族服饰；婚姻习俗；饮食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得到快速发展，我国的综合实力与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国家的强大和富裕是56 个民族共同努力奋斗的成果。我国的少数民族在与汉族的长期大杂居小聚居接触中，汉化的程度不断的加深。在我国少数民族中分布最为广泛的要数回族。以下就从回族居民在四川城镇婚姻习俗、饮食文化和衣着服饰几个方面入手，浅谈汉化的程度以及如何传承和发展。

一、四川城镇回族居民的婚姻习俗汉化及传承

四川城镇回族居民的婚姻习俗。四川回族的婚俗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很大，婚姻形式基本上是回族内婚，表亲婚也占有一席之地，同时，也存在招女婿这种婚姻形式，回族与汉族通婚也占一定的地位。新中国建立之前，四川回汉通婚的人数很少。建国后，民族政策和《婚姻法》的宣传不断深入，婚姻习俗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四川回族的婚俗与我国其他少数民族不同，“一切婚嫁丧葬仪节，恪守教堂规矩”。可见，四川回族居民的婚俗一律以教规来办。四川回族居民的婚俗程序大致有一下几个环节：说亲，就是请媒人到女方家提亲；取同意，就是请求双方父母的同意；订婚，就是男方到女方家送上礼物；迎亲，就是正是举行婚礼日；念依查补，就是请阿匍征婚；闹洞房，就是晚宴后亲友在男方家闹洞房；回门，就是婚礼后的第二天，新郎陪新娘回娘家。

四川城镇回族居民婚姻习俗的汉化变化。四川回族城市居民使用的语言是汉语，这就为与汉族的交往提供了便利之处。他们可以在居住地、学校、单位以及宗教组织等各个地方同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交往，进行交流和沟通。随着广泛参与社会和国家生活的各种领域，使四川城市回族居民摆脱了过去职业单一、生活方式划一的局面。以上这些变化，必然导致四川城市回族居民婚姻习俗的改变。他们一方面仍然恪守伊斯兰教教法对婚姻的要求，另一方面，在城市里，因为长期与其他民族居民接触，民族关系之间融洽，彼此互相尊重友好，逐渐的就淡化了婚姻礼俗上的宗教意识，不再完全按照传统习俗举行婚礼，甚至于有的婚礼上都没有念依查补。

四川城镇回族居民婚姻习俗的传承。四川城市回族居民婚姻习俗具有一定的宗教性，是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婚礼上的念依查补和撒喜果，虽是宗教仪式，但显示出民族独特的宗教特色。四川城市回族居民的婚姻习俗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婚姻上提倡节俭，反对不良的习俗，对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值得其他民族学习和借鉴。

二、四川城镇回族居民饮食汉化及传承

四川城镇回族居民的饮食。四川城市回族居民的饮食体系包括以下几种，筵席、小吃、传统风味食品和饮料。筵席形式多种多样，主要的有一般席桌和大菜席桌。一般席桌包括牛八碗和三出头两类。牛八碗就是四样牛肉菜，每样两碗。三出头指先上一碗烩杂碎，再上八宝饭、蒸肉，随后再上酥肉或凉菜，最后再上六碗菜。大菜席桌包括海参席和鱼翅席两种。大菜席的菜肴主要有鸡汤烩鱼翅、鸡汤烩海参、奶汤鲍鱼、脆皮仔鸭、脆皮鱼、糖醋鱼、红烧鲢鱼以及四冷盘等。四川的小吃驰名中外，如，糯米头、马蹄糕、黄糕、酥饼、焦粑、牛肉烧麦、王胖鸭、烧腊牛肉以及油香等等。四川城镇回族居民的饮食习俗另一方面就是饮料的选择上，茶是回民家庭必不可少的饮品。茶的样式有糖茶、盖碗茶和炕罐茶等。

四川城镇回族居民饮食的汉化变化。四川城镇回族居民长期与汉族、羌族、藏族、苗族等民族和谐相处，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在饮食方面吸取兄弟民族的烹调经验，引进多种饮食花样，逐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比如，把藏族风干牛肉制作方法引入自己的食俗，研制成五香牛肉干，把羌族玉米面制作方法引入自己的饮食，增添新的食品种类，向汉族等民族学习炒、烧、蒸以及炖等技艺。

四川城镇回族居民饮食的传承。四川城镇回族居民的饮食严格遵守伊斯兰教关于饮食的规定，禁戒吃“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诵非之名而宰杀的动物”。即使是宗教意识淡薄的回族居民，在饮食方面也很注意清真，显示出伊斯兰文化的特点，也体现了讲究饮食干净卫生，这点值得我们其他民族学习。但，四川城镇回族居民饮食发展还需要得到大家重视的一个问题就是：四川回族小吃、菜肴品种繁多，可制作方法都是师傅言传手教，即使你有食谱和菜谱，你也不会做。尤其是老字号的独特制作技巧，有较强的家传性，这很容易使一些传统菜肴失传。比如，大菜席就已经不存在了。还好，四川的回民开设的伊斯兰清真餐馆，不断地推陈出新，丰富四川城镇回民的饮食文化。

三、四川城镇回族居民服饰汉化及传承

四川城镇回族居民服饰的汉化变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四川城镇回族居民服饰与以前比较，有很大的变化，绝大多数回族居民的衣着款式和当地的汉族居民的穿着没有什么两样，特别是城镇里的男子衣服变化明显，由以前的白衬衫向夹克衫、体恤衫和西服方向发展。妇女的服饰基本跟上了时代的潮流，色调鲜艳、款式时尚。我们已经很难从服饰上辨别是属于哪个民族。

四川城镇回族居民服饰的传承。四川城镇回族居民在节庆、祭典以及礼拜的时候，还是要穿上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如包白帕、戴白帽、带盖头。特别是四川城镇回族居民的老者，还喜欢蓄连鬓胡子、全脸胡或山羊胡。那些上殿进行主持礼拜的阿匍都是要穿长衫、包白帕的。

参考文献：

[1]杨琴；四川民俗文化与民俗旅游开发研究[D]；重庆大学；2007年

[2]冀崇；从回汉通婚现象看城市回族适应的差异性[D]；中央民族大学；2011年

[3]王晓娜；回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研究[D]；喀什师范学院；2012年

[4]李健彪；近代西北回族社会变迁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

汉族饮食文化的特征篇4

饮食是人类生存于世的前提，其重要性促使作者在文学创作时总会有意无意地对笔下的饮食对象进行加工，故子弟书中对饮食的描写，虽然是对当时饮食现象具体而鲜活的反映，是现实中的饮食文化在文学作品中的投影，但并不等同于其所描写的饮食本身。黑格尔在谈到作者和作品的关系时曾提及：“欲望所要利用的木材或是所要吃掉的动物如果仅是画出来的，对欲望就不会有用。”因此作者在进行文学意象描写时，为了表现自己的某种欲望总会对其进行一定的加工，否则就难以满足受众的期待视野。子弟书作者在这一点上做得恰到好处，看似描写当时的饮食现象，实则巧妙地融入自己的主观意识，将饮食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地域性等特征进行了良好地呈现，充分验证了“人的感觉不但可以同对象发生功利的、伦理的、道德的关系，而且还可以发展成为一种诗意情感的关系，文学艺术正是人的感觉中这种诗意情感的高度发展的产物”。由此，对子弟书中的饮食现象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在把握子弟书作者对饮食的审美再造与审美情趣特征时，也可以了解入关之后满族饮食文化的概况，并一窥时人的饮食结构及趋向。

二、子弟书饮食文化的主要特征

综观子弟书中饮食文化现象，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民俗性、地域性等特征，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彰显了当时满族男性视角中的饮食文化特征。

（一）民族性

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在婚俗、祭祀等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以描写满族婚俗的《鸳鸯扣》为例，作者详细地描写了为女性宾客准备的婚宴：“先摆上整鸡整鸭与酿肚，四抢盘中有尾绝大的鲜鱼。然后是海参燕窝五碗南菜，水晶澄沙两样儿蒸食。”单看这段描写，菜肴的原料不错，似乎对女性宾客非常重视，但是根据子弟书《厨子叹》中的描述，当时置办宴席时“正用的东西猪羊菜蔬，配搭的样数鱼蟹鸡鸭”。由此可知，旗人婚宴中为女性宾客准备的婚宴实际上使用的都是配菜，没有以猪、羊为原料制成的主菜。这种饮食原料的选择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社会原因。皇太极曾在天聪元年九月初一颁布诏令规定：“嗣汗及诸贝勒以至小民，凡祭祀及筵宴、殡葬、市卖所用牛、马、驴、骡，永行禁止之。”又曰：“自汗及诸贝勒，以至小民，凡祭祀筵宴殡葬及市卖等，只许用山羊、豕、鸡、鸭、鹅牲畜。”除去清朝统治者规定的不可宰杀的牲畜之外，剩下的大型家畜只有猪、羊。猪肉是满族尤其入关之前最喜欢吃的肉类之一，也是其招待尊贵客人的必用饮食原料之一，然而《鸳鸯扣》中招待女性宾客的婚宴上并没有猪肉的存在。这种现象和满族女性的地位有关，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指出了满族女性在娘家和婆家地位的不同。“旗俗，家庭之间礼节最繁重。而未字之小姑，其尊亚于姑。宴居会食，翁姑上座，小姑侧坐，媳妇则侍于旁。进盘匝奉巾栉，惟谨如仆媪焉。”可见《鸳鸯扣》中用来招待女性宾客的饮食原料及菜式应是满族女性因婚姻带来的地位变化在饮食文化中的一种外在物化形式。这种旗人婚宴的饮食习俗，反映出满族入关以后，虽然受汉族文化的影响较深，但并没有完全失掉自己的民族个性。此外，在子弟书中出现的其他满族食品，在反映满族饮食文化民族特色的同时，也反映出其对汉族饮食文化的影响。《窃打朝》中尉迟敬德的早餐是甜浆粥、油炸果、炸糕，其中炸糕反映了当时满族人嗜面、并喜欢将其油炸的特点。《清朝野史大观》记载：“满人嗜面，不常嗜米，种类繁多，有炸者、蒸者、炒者，或制之以糖，或以椒盐，或做成龙形、蝴蝶形，以及花卉形。”满族人之所以嗜好吃面，是和其原游牧生活有关，因为面食尤其是油炸的面食有利于携带并长期储存，能满足其游牧生活需求。《过继巧姐儿》中的豆馅包也是满族的特色食品之一，它以浸泡发酵的黄米为原料，制作时，“先将水面拍成圆饼状，里面包小豆泥，最后成球形，蒸后食用。宜热食或凉食。热食蘸荤油或红、白糖为佳。”炸糕及豆馅包反映了满族人嗜好粘面的饮食取向，《老侍卫叹》中的酸菜则反映出满族人在苦寒的辽东地区善于利用环境和原料创制新式菜品的乐天精神，正是因为满族的这种面食习俗及酸菜腌制的独特性，它们对汉族的饮食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时至今日，依然在汉族的饮食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满族饮食文化作为中华饮食文化的构成要素之一，其独特与丰富的内涵性，也体现出中华饮食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针对这一点，日本学者中山时子曾感慨到：“潜藏在中国饮食文化背景后面的究竟是什么呢？本来饮食文化就是一种综合性文化。它不仅包括食物原料、加工方法、饮食方法、烹调用具等要素，还包含着隐匿在这些要素后面的思想、哲学、宗教等问题。”由于饮食文化蕴含了如此多的内涵，所以在满人入关已近二百年的子弟书创作时期不但仍能保有独特的婚宴饮食文化现象，而且其民族特色饮食如炸糕、酸菜、沙琪玛等也为其他民族所接受，体现出饮食文化之于一个民族具有其他文化不可替代的作用及不同民族之间饮食文化相互影响的事实。

（二）时代性

不同时代的饮食具有不同的特征，子弟书作者通过对清代中后期流行小吃及经济萧条时期的饮食描写，诠释了子弟书中饮食文化的时代性特征。由于大部分流行小吃的原料低廉，故其常被认为是饮食中的“下里巴人”，难登大雅之堂，文学作品中也很少对其进行详细的描写。然而受子弟书的说唱文学性质及其演唱地点等因素的影响，子弟书作者提及了不少当时流行于北京的小吃，如荷叶香粥、蟹肉烧卖、瞅眼食、吊子、丝糕、切糕、豆腐脑、煎饼等。这些流行小吃或具有季节性，如荷叶香粥、蟹肉烧卖；或原料极其低廉，为一般世人所不齿，但凭着它们与荤菜沾边的特点，使其仍能在收入低下的人群中流行一时，如瞅眼食、吊子等。子弟书中描写的流行小吃还透露出另外一个信息，即子弟书创作时期，中下层旗人的生活状况极其不佳。《苇连换笋鸡》中的堆拨兵用破帽子换笋鸡的行为，反映出在官府当差有一定薪酬的堆拨兵尚且手内无钱买食物，那些不当差且好逸恶劳、贪吃贪喝的中下层旗人的生活更是难以维系。在这种窘迫的经济条件下，与荤腥沾边的瞅眼食、吊子等顺理成章地成为流行一时的小吃。子弟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不是简单的粉饰太平，而是敢于直言，他们不但对社会经济繁荣背景下的饮食进行了描写，也对社会经济极端不佳下的饮食状况也进行了描写。《厨子叹》从正反两方面对其进行了呈现，社会经济状况繁荣时，家境一般的清朝人在宴席上常用的是：“……羊肉准斤六十六个，肥猪一口二百七八，大碗冰盘干装高摆，肘子稀烂整鸡整鸭。罗碟五寸三层两落，活鱼肥厚鲜蟹鲜虾。”而在社会经济萧条下的宴会菜肴则是：“红汤儿的是东蘑白汤儿的片笋，肉名儿的丸子团粉末儿的疙疸。挡口的晕腥是炖吊子，油炸的焦脆是粉锅渣。东坡几块囊皮膪，炒肉多加嫩麦芽。”通过这段描写可以看出，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与饮食有关的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饮食本身，正如王仁湘所言：“饮食植于人类是具有第一要义的事情。饮食及与之相关的活动，不仅是人类生存的前提，也是人类进化的必要条件，同时是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饮食和文化息息相关，人们倾注于饮食之中的审美意识情趣及由其带来的审美愉悦感，是人类其他活动所不能代替的。因此，《厨子叹》中的厨师才会在天灾连连、社会经济状况极端萧条的境况下，利用各种饮食中的“下脚料”做出一桌至少表面看来绘声绘色甚或不亚于以荤菜主打的宴席，从而使设宴主人顺利地完成其人际交往任务。这段描述也体现出与人类的其他必需品相比，饮食的取材范围与食用方法具有极强的时代性特征。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饮食原料的使用大相径庭，在经济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即便是质量低下的“下脚料”也能做成色香味俱全、待客的菜肴，体现了清代中后期饮食乃至中华民族饮食的原料具有极强的时代性。正是由于这个特征的存在，才能使饮食文化在社会的任何经济条件下都能得以延续发展，无论统治阶级如何更换以及民族的居住环境如何变化，都不能抹杀掉原有饮食文化的特性，新的饮食文化的出现，只是在原有饮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改良创新。

（三）民俗性

饮食文化与人类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离的关系，这一点在民俗文化方面也得到了呈现。“民俗是民间文化中带有集体性、传承性、模式性的现象，它主要以口耳相传、行为示范和心理影响的方式扩布和传承。”饮食文化正是以行为示范、心理影响等方式体现了民俗性。《花别妻》中妻子为出征的丈夫准备的芦子、槟榔、豆蔻等物品，深刻地体现了当时的习俗。“嚼芦子”是在某些少数民族间流行的习俗，其名称不尽相同，《百夷传校注》：“傣族食槟榔，皆杂芦子、石灰、蒌叶或草烟叶共嚼，芦子即蒌子，亦即嵇含所称之扶留藤。”迄今为止，云南的傈僳族等少数民族到现在还保留着这一习俗。从中医的角度出发，豆蔻具有消除口臭、消炎等作用，在牙膏还没发明的年代，嚼豆蔻成为了一种习俗。“这顿粥自然喝得痛快淋漓。食饱摩腹，得想法子消食，自然不能喝普洱茶，便只有嚼豆蔻了。”与嚼芦子、豆蔻相比，嚼槟榔更是流行一时，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食槟榔》条载：“自福建下四川与广东西路，皆食槟榔者。客至不设茶，唯以槟榔为礼。”嚼槟榔又以广州地区为甚，《百夷传校注》指出在当时的广州“不以富贵长女，自朝至暮，宁不食饭，唯嗜槟榔。”时人之所以酷爱槟榔，是因为槟榔能够“辟瘴、下气、消食，食久，顷刻不可无之，无则口舌无味，气乃秽浊。”嚼芦子、豆蔻、槟榔这一习俗，在改编的《窃打朝》中，也有所呈现：“吃槟榔到处搭讪耍芦子，装叶子连三骗吃蒲城烟。”《禄寿堂》中赴宴也要带着豆蔻和槟榔。由此可见，“嚼芦子”等习俗在清代中晚期非常流行。饮食文化在子弟书中的民俗性还体现在中上层旗人子弟赴宴时所要做的准备，如《禄寿堂》中的中上层旗人子弟赴宴时，需要自带厨师及“漱口盂儿小脸盆儿鼻烟壶儿水烟袋儿与九盒儿香。还有鸦片烟全份器具收拾妥，荷包内是落风鲜缩砂豆蔻还有油绉槟榔”。这些现象表明，赴宴并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进行人际交流，从而巩固自己的人际圈。

（四）地域性

子弟书作者虽是满族人，但是长期居于辽沈、京津等地区，深受当地饮食文化的影响，反映到子弟书中，就是描写了大量具有地域特征的饮食文化现象。上文提过的甜浆粥、油炸果在当时非常流行，是京津地区的特产。《燕台竹枝词》中对“甜浆粥”的制作方法进行了详述：“豆粉为糜似胶，晓添活火细煎熬。蔗香搅入甘香发，润肺无烦下浊醪。”清人闲园鞠农曾指出卖甜浆粥的摊位往往同时备有螺丝火烧、油炸果、炸糕。《窃打朝》中尽管描述的是家中的早餐，但亦备有甜浆粥、油炸果、炸糕，体现了当时京津一带早餐的特点。子弟书中地域性明显的食品还有炖吊子、切糕、粘糕、灰头菜、笤帚苗、丝糕、煎饼、棋炒、酱茄瓜、云母糕等。这些富有地域性特征的食品，体现出子弟书作者贴近生活，不论是编创还是自创的子弟书内容如果是在北京地区发生的故事，则是选用富有京津地区特色的食品，如编创的《窃打朝》中的甜浆粥，《过继巧姐儿》中的粘糕、丝糕等；自创的《老侍卫叹》中的炖吊子、酸菜等。编创的《盗甲》故事发生在山东梁山一带，故作者在其中选用了梁山的特色食品棋炒、酱茄瓜等。凡此种种，在反映出子弟书作者尊重事实的同时，也反映饮食文化具有浓郁的地域性，在文学创作中如果不能考虑到饮食文化的这一特点，就会使整个作品显得不伦不类。

三、子弟书饮食文化中的审美建构

普洛丁在谈到声音和美的关系时，曾提及“物体美主要是通过视觉来接受的，就文词和各种音乐来说，美也可以通过听觉来接受”。作为说唱文学，子弟书的内容正是以声音的形式被呈现给受众的，要想让受众对子弟书的内容有兴趣，子弟书作者就必须在文学话语、审美意象等方面对子弟书进行精心的建构。

（一）文学话语层面的建构

文学话语是将创作者的思想及创作理念进行物化的一种手段，决定着受众是否能够接受创作者的思想及创作理念。采用何种文化话语形式，既受创作者的影响，又受文学体裁的影响。纵观子弟书中饮食文化的话语层面，从词的形式出发，主要使用了叠词；从词的来源出发，主要使用了方言词语。

1.叠词。

叠词是汉语中形式比较特殊的一种词，其表现力强于一般形式的词语，从《诗经》时代开始，就为韵文作者所喜用。鲍震培指出子弟书作者使用大量叠词的原因在于：“一是纯粹为增加语言的音乐美，没有附加意义。……大量的重迭词是有附加意义的，在表现音乐美的同时，还能表示程度的加重或减轻，事物的大或小，数量的多或少，可以加深读者（听众）的印象，并且带有叙述人的主观情绪，在刻画人物时使用重迭词，可以描摹生动使人物形象惟妙惟肖，性格鲜明具体，具有可见性。”在描述饮食文化时使用叠词，同样也可以使饮食文化或其所关涉到的对象更加生动形象。《赵五娘吃糠》中，作者仅用恶恶实实一词，就将赵五娘婆婆误认为赵五娘偷吃的是美食佳肴，然后抢过来之后那种迫不及待争吃的贪婪情态刻画得惟妙惟肖。《长随叹》中通过长随握着糠窝窝对自己以前豪华生活的回忆，将长随那种懊恼的心情、以及现在生活的凄凉都呈现了出来。《厨子叹》中泡泡满满、拣拣挑挑等AABB式词语的使用将原料匮乏情况下厨师如何置办宴席的行为进行了传神描写；挨挨挤挤、压压杈杈、堆堆垛垛、绿绿花花等AABB式词语的使用将社会经济良好时，富裕家庭举办宴席时的饮食原料丰富的盛况进行了呈现。《老侍卫叹》中的温温则体现了老侍卫夫妻穷困潦倒不堪的生活。饽饽、拉拉饭等饮食文化词语则体现了满族鲜明的饮食文化特征。叠词的这些功用是其他形式的叠词所不具备的，它留给受众的想象空间极为广阔，使受众审美情趣范围内的人物、事件及景色等等更加丰满、生动。叠词的这一功用对以声音为传播形式的说唱文学而言非常重要，反映到子弟书中，则是每篇子弟书中都有叠词的存在，甚至是大篇幅的使用叠词。子弟书作者在塑造饮食对象时，使用叠词主要是描述人物有关饮食的动作形态、饮食的色彩等，给受众带来听觉的有力冲击。

2.方言词语。

由于子弟书作者长期居于沈阳及京津一带，其语言俚俗色彩浓厚，反映在饮食文化上，一是体现在作者提及了诸多地域色彩鲜明的饮食名称。如《老侍卫叹》中的饽饽、双皮，《光棍叹》中的火灼、洋果子等，它们是当时京津一带对水饺、猪耳朵、烤饼及从外域引进的糕点的称呼。二是体现在作者描写了具有浓郁地域色彩的饮食现象，如《老侍卫叹》中的吊子，吊子是炖吊子的简称，是当时北京地区流行的一种菜肴，“将猪的肝、肠、心、肺等煮熟，调以佐料而成”。《阔大烟叹》中的切糕是当时流行于京津一带的糕点，用粘面蒸制而成，食用时用刀切成片。《过继巧姐儿》中的丝糕是当时北京地区独有的一种糕点，以小米面或玉米面制作而成，“发酵，蒸熟后切成方块，内多蜂窝，一般并不放糖，做主食。”《须子谱》中的藏饼、炒虾仁、卤牲口、菜心熘肌髓等。这种具有浓郁地域色彩的饮食名称和饮食现象的出现，为子弟书的语言增添了俚俗色彩。三是在描述饮食文化现象时，使用了大量的方言词语描述人物的行为，在《两宴大观园》中使用溜滑、唏哩哗啦、硬、漾等方言词语将刘姥姥参加豪门宴会的那种窘态、土气描述得一览无余。子弟书主要是在京津一带流行，故方言词语的使用在说唱过程中更易引起该方言区受众的兴趣。相较于普通话而言，方言词语更能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也是人物地域身份的一个标志，刘姥姥所用的方言词语正是体现了它的这一功能。

（二）审美意象层面的建构

汉族饮食文化的特征篇5

关键词：饮食文化 对外汉语教学 汉语国际推广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趋势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取得的一系列骄人成就，激发了世界对中国的极大关注与热情。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想要学习汉语，走进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在“2010华文教育研讨会”中，与会代表都明确这样一种思想“汉语国际推广既是满足世界各国对汉语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弘扬中华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争取汉语乃至中华文化的国际话语权、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需要，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容，语言与文化相辅相成、形影相随。汉语所承载的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推广汉语，就是弘扬中华文化，这是21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1]饮食文化在中国特别发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文化就是“吃”文化。在汉语国际推广的大形势下，我们有必要重新来审视饮食文化，并思考其如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发挥作用，从而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效率。

一、饮食文化是汉文化的缩影

我国《汉书·郦食其传》说： “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很显然，中国人把吃当成了天底下头等重要的事。饮食文化是汉族文化的一个缩影。中国的“吃”天下闻名。南北大菜，满汉全席，吃的花样众多，色香味俱全。在餐桌上，菜系样样精彩，让人目不暇接。各色中餐馆遍布全世界，不过还是有许多外国人希望能到中国来饱饱口福。口眼之欲乃人之天性，古云“ 食色，性也”，中国各地风味不一且各具特色。所谓“国人讲美食，洋人好美色”，有人认为这正是中西方文化差异之所在，天下“吃”在中国。

第一，饮食文化是汉文化的历史缩影

饮食文化发展的历史，就是汉文化发展的历史。赵荣光在《中国饮食文化史》中提到“饮食文化是无比复杂的人类社会生活现象，它几乎同人类文化的任何门类都有程度不同的关系。可以说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在一定意义上讲都是一种饮食文化，全面地了解了一个民族的饮食文化，也就从一定意义上了解了那个民族的历史；反过来说，只有全面了解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才可能全面了解那个民族的饮食文化。”[2]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国饮食的历史几乎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长。中国饮食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发展、演变和积累过程中，中国人从饮食结构、食物制作、食物器具、营养保健和饮食审美等方面，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饮食民俗，最终创造了具有独特风味的中国饮食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华文化史上发明熟食、善于烹调的先人，都被奉为圣人。传说中的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因为开辟食源或教民熟食的丰功伟绩，被后世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第一个有年代可考的厨师，是四千年前的夏代国王少康。商朝著名宰相伊尹因为善于烹饪雁羹和鱼酱，被后世推为烹调之圣。饮食文化与中华文化共同发展，互相促进。

第二，饮食文化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中国的饮食文化是古人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对自然的认识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饮食文化中古老的“五味调和”理论，源于中国哲学中的“五行”学说。[3]《尚书·洪范》有云：“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墙作甘。”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将自然界分为“五行”，就是自然界中“木、火、土、金、水”这五类物质的运动，自然现象和人类活动都归于五行，水、火、木、金、土在口味上的属性分别是咸、苦、酸、辛、甘，合称五味。五行统摄五味，五味源于五行。古人认为味道的根源在于自然。根据五行学说，古人还提出了饮食季节性应与五味、五行相符，不同季节的饮食偏重不同的味道，即人的饮食要与自然合一，要与自然万物的属性合一。这体现了古人朴素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周礼·天官·食医》云：“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春夏秋冬，五味的适用各有不同。《黄帝内经·素问》云：“是故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此五味之所伤也。故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甘，肾欲咸，此五味之所合也，五脏之气。”“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和而服之，以补益精气”“谷肉果菜，食养尽之”。古人用五味与五脏的相合，用五谷、五果、五畜、五菜来阐发饮食养生的功效，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礼记·内则》云：“凡食齐视春时，羹齐视夏时，酱齐视秋时，饮齐视冬时。……春宜羔豚，膳膏芗；夏宜腒、鱼肃、膳膏臊；秋宜犊鏖，膳膏腥；冬宜鲜羽，膳膏羶”“脍，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寥。”古人根据四时变换来更替饮食材料和调料，达到天人的和谐统一。中医养生的精神体现在平日的饮食生活中，这些无不说明饮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统一。

第三，饮食文化蕴涵了儒家的伦理道德

《黄帝内经》说“食为性命之基”，饮食在中国的独特地位不仅源于此，还由于它是中国文化的思想本源。中国人善于把人生的喜怒哀乐、婚丧喜庆、应酬交际导向饮食活动，用以礼尚往来，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中国饮食思想与中国文化共生同长，历经千年长盛不衰。纵观中国思想史，自古以来的诸子百家和各种学派都密切关注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国号称“礼仪之邦”，讲礼仪、循礼法、崇礼教、重礼信、守礼义，中国人自古就有尚礼传统。儒家以礼为中心而形成系统的社会制度和伦理思想体系，对中国的饮食文化起了重要的导向作用。按礼制的规定，饮食不单是满足口腹之欲的个人行为，也是礼制精神的实践，这促使文人学士在享受美味的同时，还要不断著书立说。[4]孔子《论语》中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脍炙人口，《周礼》、《礼记》、《仪礼》、《晏子春秋》、《吕氏春秋》、《淮南子》等诸子的经典名著都有关于烹调的精辟论述。后世关于饮食方面的论著还有很多。《礼记·礼运》言：“夫礼之初，始者饮食。”中国是一个重礼法、讲伦理的民族，这在餐桌上有充分的体现，在简单的饮食背后有着很深的伦理思想。比如聚会中的座位安排也很有讲究。聚会中座位要分出长幼尊卑、上下先后，主人、主宾、主陪、副陪等顺序井然。在宴席座次的安排上，中国向来有以东为尊的传统，家宴中最尊的首席一般由家中的长者来坐。在《仪礼·乡饮酒礼》中，堂上席位的次序是：主宾席在门窗之间，南向而坐；主人在东序前，西向而坐；陪客则在西序前，东向而坐。中国宴席按入席者身份排座次的礼俗影响深远，直至现在。这种从先秦开始的以伦理作为饮食行为导向的传统在中国。许多时令节庆的饮食风俗，起因往往带有浓郁的伦理或政治色彩。端午节吃粽子，是为了悼念爱国诗人屈原；八月十五吃月饼，传说是民族英雄张士诚为了串联民众反抗元朝统治，利用互赠面饼的机会，在其中夹字条约定中秋起义。饮食文化和汉民族的伦理道德互相渗透，儒家的伦理机制在饮食文化中产生并得到发展。

二、饮食文化在汉语中的体现

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恩伯曾经说过： “一个社会的语言能力反映与其相对应的文化，其方式之一则表现在词汇内容或者词汇上”。罗常培先生在《中国人与中国文化》中指出：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结晶。这个民族的过去的文化靠着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5]我们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发现，汉语的词汇构成深深地打上了汉族“饮食文化”的烙印，用“吃”来比喻造词，用饮食生活隐喻现实生活，形成了汉语独特的表达方式。下面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论述。

第一，以“吃”为中心的词语群

“吃”是一个普通动词，只有一个语素，但是我们发现“吃”可以构造出很多词语，不少搭配看起来不合理，但是从饮食文化的角度来看却是合情合理，这也体现了“吃”不仅是一个语法词，它更是一个文化词。我们查阅词典，可以得出一系列以“吃”为中心的词语群。现举例如下：

“吃”的对象不仅可以是东西，可以是地方、也可以是工具，还可以是感觉，几乎什么都可以用吃来说。根据《动词用法词典》，“吃”至少可以带五种格关系的宾语：受事、工具、方式、处所、杂类，可见“吃”在汉语中活动能力之强。[6]中国人用“吃”来表达各种思想行为的语汇十分丰富，形成了汉语独特的“吃”字词语群。如果没有对文化内涵的理解，没有对中国饮食文化的解读，就读不懂这些“吃”字词语。

第二，饮食词汇在现实生活中的投射

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每个民族都有其特别发达的文化，往往是这种文化越发达，相关的语言表达也越丰富。对于汉民族来说，饮食文化尤为发达，同样饮食词语也特别丰富，而且这些词语通过不同的隐喻手法融入到我们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人能把饮食生活同复杂的人生感受，千变万化的客观世界和五彩缤纷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从而使汉语具有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我们从味道谈起，“酸甜苦辣香臭咸”这食物中的七味可以隐喻复杂的人生感受。酸，可以形容身体感觉微痛，如“腰酸”，可以比喻为难过的心情，如“心酸”。甜，多有美好的意思，“心里很甜”说明心里很舒服、开心。说一个女孩子长得很甜，是说她长得美。苦，与甜相对，形容艰难、不幸。“苦”在汉语里构词能力很强，比如“苦闷”“辛苦”“苦恼”“愁苦”。辣，常用来形容性格火爆，如同辣的刺激。比如“泼辣”“辣妹子”等。还可以引申为做事狠毒，如“毒辣”“心狠手辣”“辣手摧花”。香，用来形容受欢迎。比如“吃香”“香饽饽”。臭，与香相对，多用来形容讨厌、厌恶。如“臭架子”“水平很臭”等。咸，一般没有引申义。不过其反义词“淡”却是构词丰富，比如“平淡”“淡然”“君子之交淡如水”，表示普通的意思。这是就具体的七味在汉语中的引申和发展。单单一个“味”，也可以组成很多词语，比如“品味”“意味”“京味儿”“够味”“回味”“乏味”等等，这些词都源于饮食生活，却又是高于饮食，反映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说到职业的表达，同样与饮食相关，收入好、稳定的工作称为“金饭碗”“铁饭碗”，没了工作称为“丢了饭碗”，换了工作称为“跳槽”。谈婚姻爱情，喜欢的对象称为“对味”，看不上对方则说“不是我的菜”，评价对方又瘦又高是“像棵豆芽菜”，说别人又矮又胖是“矮冬瓜”。还有一系列的社会惯用语，以饮食词汇为题，描述生活百态。[7] “老油条”是狡猾、世故的人，“油嘴滑舌”是说话不可信，喜欢耍嘴皮子的人，“半瓶子醋”是指一知半解的人，“姜还是老的辣”是指经验丰富的人，“家常便饭”指很平常的事，“小菜一碟”指很简单的事，“乱成一锅粥”指事情一团糟，“热锅上的蚂蚁”指事情很着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饮食词语通过隐喻、引申等方式逐步完成在生活中的投射过程。我们认为以下是饮食词语投射到生活中的过程。

第三，与饮食文化相关的交际文化

交际文化是跨文化交际中直接影响准确传递信息的言语和非言语因素。也就是说两种不同文化背景培养出来的人进行交际时，常常因为缺乏这类知识而发生误解，或不能融洽交际。交际文化有不同的表现形式：⑴言语交际：包括寒暄问候、赞誉致谢、抱歉礼让、委婉禁忌…⑵非言语交际：包括手势、神态、面部表情、身体任何部，位的动作及静止姿态等。中国的饮食文化渗透在交际文化中，比如独有的打招呼方式。很多外国人来中国以后，对中国打招呼方式很费解，这也可以理解为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中国人在饭点时候碰到，彼此打招呼的方式一定是“吃了没有”“去吃饭啊”“吃过了”“还没吃啊”等等，朋友之间越是熟悉，越是会出现这样的招呼语，这样的招呼语也会让人感觉很亲切。很少有人会说“你好”“再见”这样的招呼语。这在西方的文化系统里边，是不可思议的。这也是饮食文化进入到语言的一个显著特点。

三、以饮食文化推动对外汉语教学

了解饮食文化，对于外国人学习汉语来说尤为重要。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利用饮食文化来进行对外汉语教学。教师如果在解词释义时随机恰当地联系文化背景展开，与汉族的这种文化个性相印证，对于帮助留学生掌握地道的汉语大有裨益，也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第一，建立一个饮食词语库

目前的对外汉语教学的课本，教材中的词语教学还是以词为本，缺少词语间的联系，教材中更没有词语库的形式给词语进行归纳总结。以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桥梁——实用汉语中级教程》为例，仅有三处出现“吃”，《桥梁》（上）吃亏（suffer losses）、吃力（painful）、《桥梁》（下）吃苦头（suffer），《桥梁》的学习者定位是有2500词汇量的汉语中级学生，那么对于这样水平的学生来说，这样的词语安排显然是不够的，很难适应平时的日常生活。[8]

我们设想的饮食词语库以“吃”词群为代表同时兼有相关饮食词汇，需要教师和学生一起进行积累，一方面教师通过教材及相关教学资料不断给学生进行归纳总结，并有计划地进行补充，另一方面，也需要学生做有心人，把平时听到看到的饮食词汇记录下来，这样师生共同完成饮食词语库的建设。这项工作对于教师来说，可以极大地提高教学效率，集中进行饮食词汇教学，扩充教材词汇量的不足及解释的缺失；对于学生来说，可以提高学习兴趣，化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在积累过程中学到地道的汉语。饮食词语库的建立，可以帮助学生理清饮食词语的基本义、比喻义、引申义，并能更好地理解饮食文化在汉语中留下的印记。

比如在教学中出现了基本词“炒”，那么教师和学生可以一起来构建“炒”的词语群。首先可以由教师讲清楚“炒”的基本语义，是指把食物放在锅里加热并不断翻动使熟。然后请学生说出自己知道的含有“炒”这个语素的词语。学生可能说出与饮食有关的一些词语，比如炒饭，炒菜等具有实在意义的词语，教师可以启发“炒鱿鱼、炒冷饭、心里炒豆子”等具有引申义的词语或俗语。教师还可以进一步启发学生去回忆或发现与饮食无关的词语，如“炒作、炒股、炒新闻”这些词，这个过程可以贯穿在课堂教学中也需要延伸到课外学习中，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可加入对学生没学过的新词的教学，也可以让学生去主动收集，由此建立“炒”的词语群。如：

第二，饮食文化的背景教学

文化教学从来都不能和语言教学分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支撑。针对汉语中饮食文化的烙印，我们有必要在教学中强化饮食文化的背景教学，使学生在饮食文化的背景中掌握汉语知识，并由此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饮食文化的内容十分宽泛，我们在教学中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注意的是引用文化背景要简约。汉语中的很多词语都有其饮食文化背景，教师讲课时不可能面面俱到，必须择其重点，简约阐述。当介绍所学词汇所包含的文化内容时，不能长篇大论，喧宾夺主，而应以帮助学生掌握词汇、学会汉字为目的。其次是开展辅助教学的文化活动主题要多样化。配合教学举办与之相应的饮食文化专题，吸引学习者参加，现场进行巧妙灵活的汉语教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集体活动中介绍中国饮食文化，既生动活泼，趣味横生，又可加深学习者的记忆，启迪他们独立思考和体会。比如餐桌礼仪、节日饮食、饮食养生、烹调艺术、菜名艺术、茶文化、酒文化等等都可以作为教学主题。[9]不同的教学主题，我们可以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比如茶文化的教学，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去观看一次茶道表演，当然这样的活动必须在合适的时机紧扣教学计划进行，同时去之前应该由老师布置明确的学习任务、参观要求和作业要求，这些都要求教师对相关文化内容有一个清晰、明确的了解，并能制定出相应的活动计划及评价体系。最后，文化教学要归结到语言的使用。饮食文化作为背景教学最终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掌握词汇的具体用法，能更准确地使用汉语。我们认为只有深刻地了解饮食文化，才能很好地掌握烙上深深饮食文化痕迹的汉语。

结语

中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汉语饮食类语汇丰富多采，将文化与语言结合起来，来探讨汉语独特的魅力，这是当今一个迫切的课题。饮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缩影，事实表明汉语又深受饮食文化的影响，我们应该抓住饮食文化的内涵与表现，利用饮食文化推动对外汉语教学的提升。饮食文化为汉语国际推广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也是对外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何把饮食文化和汉语学习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于汉语国际推广，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播都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只是一次尝试。在以后的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我们还将继续为此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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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卢小宁.从汉字“吃”看汉语词语的信息特征[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57-58.

汉族饮食文化的特征篇6

奢靡的饮食之花

对于满汉全席，很多人并不陌生。有人说它是清官国宴，席品有108道菜，吃三天三夜才算完。然而无论是皇帝的日常御膳还是宫廷宴席，只有满席和汉席，并没有唤作“满汉全席”的名目。清朝统治者虽然声称“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实际上却是“首崇满洲”。这种民族意识，使得宫延膳食虽已融合了满汉饮食特点，但直到清末，宫中依然沿用满席、汉席分列的筵式。

清宫中满席、汉席泾渭分明，官场却不是那么讲究。官场应酬交际比比皆是，在频繁的人情往来中，满汉饮食文化也逐渐交融。到了同治、光绪年间，官场宴饮应酬之风更炽，比满席、汉席、满汉席更为奢华的满汉全席便是在此时出现的。

满汉全席究竟包含了什么内容?《周礼》将八种珍贵的食物称为“八珍”，后用以指代八种珍稀的食材。满汉全席的食单基本上涵盖了清代八珍的内容，鱼翅、燕窝、熊掌、海参皆在其中。然而，单是如此，还不能称得上是满汉全席，少了一味点睛之莱，那就是烧猪。

烧猪还是燕窝

满人的传统饮食是“燎烧白煮”，他们对山珍野味情有独钟，尤其喜食猪肉，有俗谚曰“亲不过娘舅，香不过猪肉”，对海味却兴趣寡淡。饶是乾隆如此讲究饮食者，对燕窝、鱼翅、海参也没有特殊偏好。直到慈禧当权，宫中御膳才比较频繁地出现了燕窝，鱼翅仅能列入小炒之列。而这两样珍味，却是自元明以来汉族上层人士喜食之物。

满汉全席难得地将具有满、汉饮食特点的食材齐聚一处，然而，满汉全席中的席品被分为了三六九等，其中，烧猪是满菜的“带头大哥”，同时又是整场满汉全席的头等大莱，地位远远高于汉莱的魁首――燕窝。

但是烧猪的地位日后却受到了燕窝的挑战与冲击。

民国初期，社会上反满情绪高涨。在如此严峻的社会环境下，满汉全席中的“满”自然成了陈旧和被压迫历史的象征，满汉全席因此改头换面，更名为“大汉宴席”。

为了安抚少数民族的情绪，清廷后，孙中山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口号“中华民国”国旗也被定为五色旗，代表了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的联合，此时的满汉全席顺应潮流，从强调汉旅至尊的“大汉宴帘’更名为“五族共庆宴”，又称“联盟宴”

然而，在“客满”的同时，“排满”的痕迹却一直存在。

1913年10月10日，意大利参赞代办丹尼尔・华雷和《泰晤士报》驻京记者乔治・莫理循参加了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就职仪式，并刻意记下了宴会的菜单：

“燕窝，煮鱼，鱼肉菜品，炖鸭，虾肉莱品，蔬菜，炖鸡，水果罐头，菠菜炒肉丝，新鲜水果，鸡蛋糕，咖啡。”

在这场宴席里，清中期以后流行的宴席主菜，除了燕窝，其他席品例如烧猪、鹿尾等都消失了，任何带着“满”意义的席品都被抹去，而被列入汉席的燕窝却被保留下来。

经历了席品结构的多次删改，满汉全席在民国初期已经名存实亡。

从销声匿迹到重获新生

能置办满汉全席的一般为饭庄，清末以前，北京的饮食行业分三六九等，饭庄是最高级，主要为贵族、官僚、豪绅和富商服务，按老北京的说法，是“专伺候大宅门的”。

然而，从1912年到1927年，十几年间，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始终处在动荡不安的阴霾中。北京城头几度更旗，新旧政权更迭重置，新旧贵族共处一室，满汉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往满汉全席的主顾是清朝王公贵族、官僚和富商。清政府被后，这些人顿时失去了往日的政治特权，不到十几年便迅速衰败了。满汉全席的踪影也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线，然而它却并没有从此失去生命力。

1925年，一家名叫‘仿膳茶庄’的小店在北海公园北岸悄无声息地开张了。店老板是原本在清官御膳房菜库当差的赵仁斋，他和儿子赵丙南联络到前御膳房的厨师孙绍然、王玉山、赵承寿等五六个老伙计。制作清官糕点，贩卖茶水，没想到店铺竞一炮而红，于是仿膳叉应时应景地增添了“四抓”、“四酱”、“四酥”、黄焖豆腐、栗子扒白菜之类的小炒。一晃三十年过去了，仿膳茶庄改为国营，并请来了曾在清官掌灶的几个老厨师，更名为仿膳饭庄，专门经营清官风味莱肴，

此时，早已失去原有生存环境的满汉全席，不知被何人重新拾起，成为建构“中华民挨’的手段。

汉族饮食文化的特征篇7

关键词：东北满族饮食 主食 副食 茶点

中图分类号：TS9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3-0110-01

满族原居我国东北，东北满族饮食文化颇具特色，对今天的东北饮食文化仍有深远影响，其主要构成体现在主食、副食、茶点等方面。

一、东北满族饮食中的主食

东北满族人以面食为主要的日常主食。具有酥、粘、酸、凉四个特点。满族食用谷类玉米、粟、麦、高粱等十余种，这些谷类是面食的主要食材，可以用其制成多种美食，饽饽就是其中之一。“饽饽”，也叫“满洲饽饽”，它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用料广泛，二是以黏性的粮食为主要食材，三是种类多样，有豆面饽饽（也称豆面卷）、牛舌饽饽、肉末烧饼、苏子叶饽饽、小酥合、椴树叶饽饽、搓条饽饽、菠萝叶饼等，其中，豆面饽饽因其口感香、甜、脆而最受欢迎。

东北满族的日常主食种类颇丰，除面食外还有苞米馇子干饭、小米饭、高粱米饭、黄米饭、苞米馇子水饭、苞米馇子粥、小米粥、八宝粥等。在今天这些主食也备受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满族人夏季常吃的一种传统特色美食――“酸汤子”也叫酸馇子、酸姜子等，是用玉米面发酵后做的一种粗面条样的主食，口感细腻爽滑，粗粮营养健康，成为人们追求健康的一道绿色营养美食。除此之外黏食是满族的重要主食之一，而且从民歌中就反映出了满族人酷爱黏食：“乌苏城，三样宝，苏子叶，黏豆包，还有寒葱在山腰。”黏豆包在满族人心里也被视为一宝。除了食用，满族人祭祀时也要供奉黏米饭。用黏米制成的饽饽是祭祀、宴筵的重要食物之一，在祭祀、宴筵中必不可少。满族人喜爱黏食与满族的习性及其自然环境有很大关系。东北地区天气寒冷，黏食耐饿，有利于从事军事征战和远距离外出狩猎活动。

二、东北满族饮食中的副食

东北满族的副食品具有地方性与民族性。犹以猪羊肉为主的满族菜肴，烹调方法多种多样，常见的有烤、烧、煮、炖、蒸、薰、炒、炸等多种方法。由于满族长期从事渔猎生产，所以多以烧、烤为主要烹法。由于累世居住在“白山黑水”地区，擅长捕鱼和狩猎，因此东北满族人的餐桌上便增添了许多“野味”。东北天气寒冷，满族的菜肴中以火锅最有特色。火锅这种烹调方法经久不衰，因地制宜，一直为东北的人民群众所喜爱。

卤味、酱制、熏制肉食食品也深受东北满族人所喜爱。除了肉制食品，其蔬菜的品种亦是种类丰富。有南瓜、马铃薯、角瓜、葱、蒜、韭、芹、茄、黄瓜、萝卜、荚、蒿、番茄、茼、莴苣、豆、菘子类，这些食品可用烹炒等方法制成熟食，也可以生吃。每至秋末就把马铃薯、番椒、蒜、葱、萝卜等蔬菜储藏起来。除此之外满族人也将角瓜、马铃薯、茄等切片、切条晒干储存，供冬天时食用。每家每户更是要腌藏各种蔬菜，如：腌制酸菜，也腌芥、黄瓜等咸菜，酸菜、咸菜也是冬季的主要辅食之一。其中“布缩结”（我们通常所说的酸菜），是满族人特别喜欢的素食之一，做法多样，可做汤、包馅，也可凉拌、炒、炖，香而不腻，百吃不厌。直到今天，每到秋冬季节，东北人也会腌制酸菜，这是东北满汉各族在民间生活习俗方面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反映。

三、东北满族饮食中的茶点

东北满族居住在关东地区，气候寒冷，自然环境较差，不适合种植茶叶，距产茶地有千里之遥，喝茶也就成了一件难事，因此满族人把稷米炒糊后冲水喝，这种“茶”被叫做“胡米茶”，其味道浓醇，有_胃健脾、助消化的功效。对于旗户们来说，他们喜欢喝酒胜过喝茶。酒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有松苓酒、清酒、烧酒、黄酒、酒、醴酒等。其中，最受满族人喜爱的是一种酒是黄酒。黄酒酿造方法简单，大多数满族家庭都可以自己酿制。满族先世就有“嚼米酿酒”的习俗，喜酒善酿正是这种习俗的传承，同时也是他们对“塞外绝域”寒冷气候积极适应的结果。满族饮食文化的精华在传统风味小吃糕点上亦有体现，有打糕、卷切糕、绿豆糕、芙蓉糕、凉糕、五花糕等。小吃糕点风味独特，制作精细，品种繁多，赞不绝口，所以有“满点（糕点）汉菜”之说。“花样百出”的小吃糕点丰富了中国饮食文化。

满族的饮食文化是满族历史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东北满族饮食文化又是满族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满族饮食文化也对今天的东北菜系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研究满族饮食文化的丰富内涵，有助于全面了解满族的历史，对繁荣和发展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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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饮食文化的特征篇8

论文摘要：饮食文化的内涵极为广博，但是饮食文化学的研究和构建相对滞后，应该从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不同的领域，开展对饮食文化学的全面研究。

饮食文化是一个涉及面甚广且与人们13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相关的研究亦蓬勃发展方兴未艾，有逐渐形成饮食文化学学科的趋势。

作者认为，正在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饮食文化学，大致应包括饮食文化史与应用饮食文化两个基本的部分。饮食文化史主要指中国饮食文化发展的历史，研究重点应是历代中国各地的饮食文化，以及在全国范围和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传统。参照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分类，根据研究对象的内容与学术性质，饮食文化史应属于历史学一级学科所属专门史二级学科下的专门史其他学科。应用饮食文化，则是指饮食文化中可资现实借鉴与应用的部分，主要研究现实生活中的饮食文化及其应用和发展，研究重点应是饮食文化的现实变迁，以及饮食文化的现实应用与嬗变和发展。根据上述研究的内容，应用饮食文化宜归人民族学一级学科所属的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二级学科。

中国饮食文化学研究的内容十分复杂，并且具有跨学科、跨领域、跨时段研究等特点。饮食文化学主要涉及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考古学、经济学、管理学、生态学、环境学、医学、保健学等相关学科。同时，饮食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又具有长时段和跟踪研究的特点，大致体现在历史研究与现实应用相衔接，以及中国饮食文化悠久历史传统的形成与变迁，饮食文化的合理继承、现实应用与嬗变发展等方面。

剖析饮食文化学的研究内容及其文化内涵，我们应重视对饮食文化学进行分类、分层及注重弄清其内部复杂联系的研究。作者认为，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事实相吻合，中国的饮食文化由56个民族及其先民所共同创造，其主体应是汉族为主的饮食文化，同时包容了各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因此，中国饮食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元、具有诸多分支而体现出鲜明的特色，以及总体发展过程表现出不同阶段的差异等方面的特点。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饮食文化还吸收了外国相关文化的不少因素。当前，中国饮食文化的改革与进步，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同时伴随与全球华人世界乃至各国、各民族的交流的加强，而得到更快地发展。

中国幅员广大，南北方饮食文化的差异十分明显。如北方嗜好面食，饮食偏咸；南方喜食大米，饮食味淡或偏甜；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以沿海地区为主的东部地区，与新疆、、云南等西部地区，在饮食习尚方面也存在明显不同，这一点则不大为人们所注意。事实上，中国东南西北以及各地边疆之间，乃至各地边疆与内地之间饮食文化方面的差异，也十分明显，由此反映出中国饮食文化具有复杂多元且源远流长的特点。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农业是提供社会产品的主要经济部门，享有丰富农业产品的社会，易于发展出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成员的贫富差别极为悬殊，社会上层、社会中层以及社会底层之间，其饮食生活的质量与相关习俗的差别亦十分明显。在这样的情形下，社会上层讲究的是“食不兼二味”，并热衷举办可续食数日、菜肴多达数百种的盛大宴席，由此发展出以繁复、高档的菜系为明显特征的传统饮食文化。而社会下层通常仅能以简单果腹为满足，“民以食为天”这句俗语，反映了封建社会里大部分人以饮食为万事之首，普通百姓以混饱肚子为谋生最大愿望的这一严酷事实。对这一部分人而言，吃饱肚子是生活的最大目的，因此相对忽视饮食卫生以及饮食结构应有的合理性；同时存在食物来源的多样性与食物加工的简单性及随意性，这些都是下层百姓传统饮食文化的重要特征。在上述两端饮食消费人群之间，还存在一个由中小地主、自耕农、普通市民等组成的社会中层群体，这一部分人的饮食消费习惯，通常游离于前两者之间。亦应指出，由于历代王朝的崛起兴衰以及封建统治的频繁更迭，导致社会阶层的组成时常发生变动，前几种饮食文化之间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饮食文化的若干共有特征。

就地域性差异而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农业为主要经济门类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居民，与内蒙古草原及青藏高原的游牧民族，以及西南边疆和东北部边疆以山居生活为主的边疆各民族，彼此之间的饮食文化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还一直影响到现在。因此，我们应注意到中国饮食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层次差异，对不同阶层、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饮食文化，应分层、分类与分时期来进行研究，切忌列举某一类别的饮食文化，而武断地推定为中国饮食文化的普遍典型。

中国历史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国数千年历史的发展具有长期的延续性，并未发生过明显的断裂。另外，自秦汉以来，汉族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中始终保持了主导的地位，以汉族文化为核心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悠久、影响深远与内涵丰富等特点。此外，诸多少数民族和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在中国饮食文化中又起到丰富层次和扩展多样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深厚的历史积淀，对中国饮食文化产生了深刻和长远的影响，如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以饮食为万事之首的文化传统，深刻地左右了社会各阶层的思想和行为习惯，尤其表现在财富的积累与消费，日常生活的重心与相应安排以及饮食方面的观念和社会习尚等诸多的方面。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由于缺乏利用资本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意识与操作的可能性，富裕阶层所积累的财富，或广置田宅或大肆挥霍，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饮食消费。人们所举办饮食活动的规模以及所达到的水平，通常被社会视为是家族财力与兴盛发达的重要标志。在这样的情形下，食物的昂贵与珍稀，以及饮食活动的挥霍浪费，便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人们追求昂贵、珍稀的食物，看重的是拥有这些食物所象征的财富与社会地位，而并非是因为这些食物营养价值极高或滋味超群。如粤式菜肴中重视燕窝、鱼翅便是如此。精心烹饪的鲍鱼，形状酷似饱满的元宝，也因受到人们的追捧而价格飙升。至于富贵及官宦人家园中喜种枇杷，可能是由于枇杷果金光灿烂形似金子，而枇杷果实的滋味相当一般，这些人家则并不计较。汉代的封建帝王，为追求远方的荔枝一类的珍稀水果，不惜动用国家的财力和人力，从岭南等地快速递运至长安，上千里路程数日可至。至于运输所付出的高成本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扰民，则较少虑及。

在封建宗法制度下，人们严格规定了不同人等在社会和家庭中的等级与地位，讲究家族的兴盛与共同消费。隆重祭祀祖先，聚族而居钟鸣鼎食，是封建家族制度下重要的日常活动。在饮食方面，便形成了擅长制作复杂、大型的宴席，对食物进行超量消费，并以共食、多食为主要进食方式的饮食传统。饮食讲究复杂与排场，食品讲究多量与美味，食用讲究宏大的排场，因此成为上层社会通行的习俗。而居于社会下层的贫苦百姓，为满足果腹的生理需要，则流行简单烹饪甚至生食的方式，食物来源也体现出多元化与多样化。在遇到灾荒的年景，还以某些勉强可食用的动植物来代替日常的食物。对于他们来说，饮食中的卫生、营养合理搭配等问题，则属于次要甚至是无足轻重的了。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盛行的共食与劝食的习惯，显然与古代中国上述的社会状况与消费习惯有关。

受中国饮食传统的影响，在食物的原料来源方面，中国人于各种生物几乎无所不食，以之作为食物之动植物的任何部位亦几乎无所不食。在食物的烹饪方面，发明了烹、炖、炸、炒、熘、爆、焖、煨、烧、煎、蒸、烤与涮等烹调方法，就构思之巧妙、操作之复杂而言，堪称世界无双。在判定饮食质量的标准方面，人们强调“味美”的重要性，看重食物珍稀的程度，并以食物的种类与数量尽量丰富为佳。对饮食种类的合理搭配，烹饪方式的科学合理，原料的合理利用及必要的节约，饮食产品必要的卫生及食用安全等，则表现出明显的忽视。鲁迅曾说，上海的小笼包子确实味美，但不能看盛包子的碟子，一看肮脏的碟子，就再也吃不下去了。

为追求“味美”，人们甚至发明了生食猴脑、碳烤鹅掌、生刳驴肉等残忍的食法。为获得美味、体现新奇，人们食用全生、半生未经过消毒处理的鱼类和肉类。此类习俗在过去多见于记载，现今在一些地方亦不少见，以至成为传染病传播的一个重要来源。前些年上海因食用毛蚶导致甲肝流行，一些地方因食用果子狸而感染“非典”，均是见诸报端不争的事实。为追求食物的“味美”，中国传统的烹饪方式也存在一些有待改进之处。如炸、烤某些食物的油温过高，可能产生不利于食客身体健康的物质；因烹饪时间过长、烹饪过程过于复杂导致食物营养成分大量损失，并增加了能源的耗费与环境的污染；不少食物还存在油大、盐重、营养搭配不合理等不利于食者健康的情形。至于因奉行共食、多食习惯而造成食物不同程度的浪费，以及某些疾病在食客中的相互传染，也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饮食文化的内涵极为广博。①除一般性的食物以外，酒类、茶叶及其他饮品，烟草、零食、水果等与人口有关的物事，与饮食相关物事有关的观念、习俗和传统，与饮食有关的器皿用具，制作饮食的过程以及饮食产品的储存和销售，与制作、储存饮食有关的能源消耗以及人居环境的污染，与饮食有关的消费习惯，饮食与人们健康及保健的关系，乃至围绕饮食形成的文化以及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等，都属于饮食文化研究的范畴。但是，受中国饮食传统的影响，凡言及饮食，通常人们所议论的对象，主要是食物与酒、茶类饮品，至于饮食文化的其他内容，则较少关心并予以探讨。迄今论述中国饮食文化的著作，有相当一部分是津津有味地讲述各类食品滋味之鲜美，以及烹制这些食品方法之复杂高端。或者以罗列日常生活中少见的奇菜珍肴、传奇式记载或难以实践的古怪菜单为能事，似乎中国饮食文化的内容，仅限于讲述这些远离大众日常生活的饮食秘事。至于与大众健康和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其他一些内容，著者却视而不见。存在这样的现象，是值得饮食文化界深思的。可以说，目前人们关注的“饮食文化”，与学科建设意义上的饮食文化学，在内涵与外延方面，两者都存在较明显的差别。

由于对中国饮食文化学研究的滞后，关于饮食文化相关知识的宣传与普及，我们做得不够，现实生活中存在诸多对饮食文化的误解，甚至时见一些假饮食文化之名，只为挣钱而不顾食客健康之实的行为。例如，未经科学试验与有关部门核准，一些地方随意以花卉、草药、野生植物(假其名日“野菜”)人肴；不懂药酒配伍的知识，却随意以各类药材泡制药酒；甚至盲目开发古代记载中的所谓“古典菜式”，忽视了这些“古典菜式”中可能存在的食用安全与卫生方面的隐患；否认酒精伤肝的基本常识，利用媒体宣传饮用烈性酒可以保肝养肝等等。在“非典”流行期间，人们似乎突然发现了分餐制所具有的卫生、节省与简单的优点，推广各类分餐制一时蔚为风气，看来共食制将被分餐制所取代。但“非典”一旦匿迹，共食制在各地又卷土重来，这些都反映了数千年来形成的历史传统所具有的深刻性与改造传统实践方面的艰巨性。

汉族饮食文化的特征篇9

关键词：台湾；饮食文化；地方性；多元化

台湾是我国第一大岛，位于北回归线附近地，暖湿的气候正是孕育新鲜蔬果的最佳环境，而四面临海的位置更是各式海产品丰富的蕴藏之地。因为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再加上各式美食文化的融合，而发展出于台湾人地道的美食。对于台湾人而言，饮食是一种生活，也是一种文化表现，尤其台湾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突出的海岛特征，外来移民族系繁多，使得饮食文化更加多元化，不仅各系的中华菜肴在此发扬光大，更汇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精致饮食，包括美、欧、日、亚热带、地中海等世界美食，都可以在台湾吃到。而台湾菜作为中华菜系中的一种，在台湾占有重要的位置，成为台湾最基础的饮食，深为台湾人民所喜爱。台湾饮食文化，是和当地的物产、文化传统紧密相关的，它是在台湾独特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基础上，经过多次的文化融合而形成的多元化饮食文化。

中国美食甲天下，是全世界公认的。台湾继承了中华美食的传统，但又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同路径，形成了今日丰富多彩的性格，也体现出台湾文化的开放与多元。梁实秋先生曾说“台湾地区之饮食本属闽南系列，善治海鲜，每多羹汤”，这也许是因为台湾与闽南地区仅有一水之隔，地理环境与气候物产相似的缘故，而台湾的先民又大多是从福建省的漳州和泉州移民的，因此我们很容易在台湾早期的饮食文化中看到闽南的地方风味。然而1949年，政权退踞台湾，带去了大陆各地的风味菜，从此，大陆各大菜系就在宝岛得以发扬光大，逐渐形成多元而且独特的“台湾菜”文化。台湾小吃很有特色，它来自民间，扎根乡土，以其淳朴自然的本色深受食客的喜爱，造就了台湾人生活中最具代表性的饮食文化。举凡“蚵仔煎”、“虱目鱼肚粥”、“炒米粉”、“万峦猪脚”、“大肠蚵仔面线”、“甜不辣”、“台南担仔面”、“棺材板”、“烧仙草”、“筒仔米糕”、“花枝羹”、“卤肉饭”等等，都是独具台湾风味的名食小吃。

1、闽客饮食文化

台湾移民中闽南人移民时间最长、人数最多，所以闽菜可以说是台菜的主轴，是台湾最主要的饮食文化。闽菜以盛行汤菜和烹制山珍海味而着称，尤以清鲜、和醇、荤香、不腻的风味特色，独树一帜，以偏甜、偏淡、偏酸的“三偏”为特色。另外，与福建一样，台湾具有浓厚的饮茶文化，喜欢冲饮壶茶，讲究茶具的精美和冲泡方法，特别流行“功夫茶”。在历史上，台湾还生产过供春、秋圃、潘壶等几种质坚耐热、外观雅致的紫砂名壶。

2、少数民族饮食文化

台湾本土的华人融合了闽南、客家、土著（在台湾称“原住民”）等多种族群。饮食文化除了以闽南饮食文化为主外，还融合了各少数民族的传统饮食文化。

“客家”是汉民族中一支独特的族群。客家人在台湾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目前共有400万人，约占台湾人口的1/6，他们拥有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传统的客家饮食与昔日农耕劳动的生活息息相关。其中糯米制的饭，因教一般的米食保存的时间长，而成为著名的客家主食，包括饭条、菜包等。由于生鲜食物比较匮乏，所以酸、咸和腌渍的菜肴特别多；像姜丝大肠、梅干扣肉、咸猪肉、客家小炒等都是知名的客家菜。

土著的饮食夺取自自然，如山产肉类、鱼、野菜、农产等，种类繁多，但吃法简单豪迈。不少高山族部落仍保留着不少传统特色，如兰屿的雅美族吃鱼有男女之别限制。土著人喜喝酒，尤其是自己用米或栗所酿的小米酒，风味香甜，呈现出了特有的饮酒文化。

3、食补文化

药膳是中医中药、饮食烹饪中的一朵奇葩，是饮食文化与中医文化的共同结晶：饮食文化是内容，中医文化是基础。药膳的最大特点是：有病治病，无病强身，男女老幼皆宜。他首先讲的是“膳”，即以食为主；然后才讲的是“药”，其药效寓于食品之中。现代药膳，是根据中国医药学的传统理论，结合现代营养学的研究成果，精心设计各种营养素的比例，用中药和食物相配合进行烹调加工，在考虑药物功效的同时要兼顾到味觉的可口，以收到“食助药力，药助食威”的效果。

台湾与大陆南方一样，饮食非常讲究食补。现在可以说是一种健康饮食文化。在台湾，养生防老，“阴阳互补”，“五行调和”等观念深厚。目前台湾食物养生方式主要有素食、生食、有机饮食、断食疗法及传统中医食疗。台湾民间常有以“四神汤”（淮山、芡实、莲子与茯苓）作滋补饮料，是著名的滋补小吃。

4、小吃文化

台湾小吃的发源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最能诠释台湾本土文化、体现民间生活真实的一面。“就地取材”是个是小吃的特色。夜市则是体验台湾小吃的最佳场所，他以浓厚的地方特色与地道的乡土原味，紧紧住住了台湾本地人的胃与游客的心；不但拥有琳琅满目的小吃种类，而且相对于传统中国菜的讲究与精致，反而有一份不必正襟危坐的自在感。台湾各地都有夜市，多半位于交通枢纽、庙会和集市等人潮最旺、发展最早的地方。台湾虽然不大，但因为各地文化特色的不同，长期以来各夜市都有自成一个的特色小吃。

除了多样化的小吃种类外，小吃摊汇聚人潮的效应，带动了民生消费商品的进驻，如各式服饰、鞋类地摊与百货公司、餐饮店等，让以“吃”为主要形式的夜市，增加了“逛”的趣味，“有得吃又有得玩儿”成了台湾夜市最大的特色，从而聚集了更多的人潮。

5、快餐文化

快餐文化的传入让不少小吃文化受到冲击，因为快速又便利，但是却让某些地区性的饮食文化一步步的消失。过去富含地区风味的饮食习惯及饮食文化，也因为新的一代渐渐接受属于快餐的口味，而慢慢消失，家乡的滋味已不复存在，旅客到了陌生异地，只要找到某些快餐餐厅，一切便已然让人感到安全、踏实，我们的家乡，飘落在充满薯条、炸鸡、可乐、汉堡的一家全球化餐厅里。

参考文献

[1]焦桐，《台湾味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2]刘汉琴，《诱人的台湾风味小吃》，《烹调知识》，2009

汉族饮食文化的特征篇10

【关键词】文化跨文化 饮食文化 传播文化 翻译

一、中华饮食文化与翻译

饮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具有文化的共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是文化的传通。对于翻译，传统观念认为，就是两种语言间的转换，而忽视了翻译的文化问题。事实上，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者遇到的最大困难不是语言，而恰恰是文化。翻译本身就是不同文化间交流的产物，是跨文化传通。20世纪下半叶，翻译的研究出现文化转向，目前，在翻译研究界，人们把对翻译的意义和作用推向了另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文化交流与传播。人们把目光投向了翻译承载的使命，把翻译置于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因此，饮食文化的翻译研究也应置于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大背景下进行。

经历了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与自豪。目前，文化与翻译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宏观，而专门讨论文化某一领域翻译比较少。据悉，北京为了迎接2008奥运，针对菜单翻译问题，向社会各界征集对《中文菜单英文译法》的意见，，收录了2700多条菜单及酒水的英文，另外，还专门组织了专家研究讨论有关菜名的翻译，旨在让国外旅客更方便地了解中国饮食文化。菜名实际上是一国文化的体现，老外对中华饮食文化的了解很大一部份就是从中国菜中体现出来的，如果外国人能明白我们的一些菜名的寓意，或是把这些菜名弄明白，实在是在学习一门艺术，他们定会因此而更了解和喜欢中国。

二、饮食翻译中的文化身份问题

基于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来探讨华夏饮食文化的翻译，就不能不涉及到其文化身份问题。文化身份通常被看作是某一特定文化的特有，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蒋红红，2007）。无论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还是某一特殊领域里的文化，在翻译中识别文化身份可以强化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和文化特性。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饮食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文化个性或民族特性，构成着独特的民族特色文化，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中华饮食文化形成其固有的文化身份，是文化中最珍贵的部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予以最大限度的保留并有效传播的部分。

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文化饮食翻译中，要求译者必须对中西文化都有充分把握，用西方人最喜欢的方式去翻译中国的文化内容。笔者认为，汉英翻译的目的之一在于让世界了解中国，促进中华走向世界。但不断交流与融合的世界文化使人类共性的认识逐渐扩大，随着经济政治的全球化，各民族间的差异不断在缩少，而中华自身的文化身份却变得模糊。正如A.L克鲁伯所说“每一种文化都会接纳新的东西，不论是外来的，还是产自本土的，都要依照自己的文化模式，将这些新的东西加以重新塑造。”当我们自豪地看到伟大的中华文化被广泛传到世界各地时，我们要注意中国也在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出和影响。笔者认为，在世界全球化和文化的趋同过程中保持中华饮食文化固有的个性和特征，保证中华饮食文化身份的清晰度，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

要保持中华文化身份，使之有效地得以传播，首要的是保护文化的核心价值不受到损坏（李庆本，2004）。不同文化的相互了解，互为尊重，互为补充，以达到人类心灵的沟通，应该是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一种理想追求。美国著名汉学家约翰.J.迪尼教授指出：“每一种语言都从文化中获得生命和营养，所以我们不能只注意如何将一种语言的内容译成另一种语言，还必须力求表达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与表达情感方面的习惯。”那么，翻译作为跨文化传通，如何才能发挥其本质价值，让世界人民都认识中华饮食文化，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中华饮食文化翻译中的“痛处”――可译性与不译性

在翻译研究中出现了可译与不可译的争论。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提出了“文化意味”不可译这一问题，是指文化中的意义，即这种文化意义对本文化群体而言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对不同文化群体的成员来说，则是陌生的。我们知道，由于世界各国人民所生长环境的地理、气候及风俗习惯等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相互而言有许多新鲜事物。如中国有许多像“狗不理”“麻花”“糯米鸡”“双皮奶”等这些有名的民间食品，要把它们翻译出来介绍给外国朋友认识确实不容易。因为这些传统的食品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不能从英语语言的文化中找到相应的词来表示，而且它们当中还隐含了不少历史典故，并非能用三言两语道清楚。

关于如何更好地解决饮食文化翻译中的“文化”问题，金惠康教授认为，对于这种存在的语言不可译和文化不可译，“从翻译技巧的角度看，译者若紧扣原语的含义，不死抠字眼，至少能对作者的意思进行诠译或引申，这样可实现和提高跨文化的可译性”。笔者认为，根据翻译中的对等原则，这种对等是没有绝对的对等，在文化翻译这方面尤为明显。因此，翻译时只能通过寻找相通点而不是相同点，使原语者和目的语者能达到一个共识，这是从实践中已经证明可行的，因为文化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作为译者就要充分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

我国的外交政策提出要做到“求同存异”。在翻译研究中，有学者也提到，翻译是个求同存异的行为过程。由于文化翻译具有跨文化性，翻译必须做到尊重原文化与目的语文化，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手段，努力使译文保持原文化的意义与内涵，达到宣传和发扬原文化的目的。

四、存在问题

2006年，北京市旅游局从北京各大涉外饭店搜集了3大箱菜谱，共30000多个菜名的翻译。有关翻译小组人员研究后，发现其英语翻译五花八门，有的让外国客人不知所云。笔者认为，以上所举虽是小事，造成的却是国家间的误解。可见，翻译的跨文化性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笔者从网络以及相关一些书籍上收集了几百个中餐菜名的英文翻译，并对此进行研究，发现存在着三大翻译上的问题：

1.翻译得不知所云

“水煮鳝片”翻译成‘the water boils the shan slice’，如此按字面来翻译成的英文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还有把“麻婆豆腐”翻译成“满脸雀斑的女人制作的豆腐”，“红烧狮子头”翻译成“烧红了的狮子头”，“四喜丸子”翻译成“四个高兴的肉团”，看了会叫人跑掉。因此，对于菜名的翻译，译者切忌没理解清楚其真正的含义而直接用字对字的方法来译。这些翻译或是有明显的语法错误，或是严重歪曲原名的意思，使外国人读后感到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这不能达到通过翻译进行交流的目的。

2.表达不一，让人糊涂

在中国饮食文化翻译中，往往会看到一些用词不一致的现象。由于不同的英语单词，它所指代的事物，表达的意思都是有所差别的。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对点心类的翻译上。如：

把“馒头”译成：steamed bread; steamed bun

把“汤圆”译成：pudding， dumpling， ball

把“粥”译成：gruel， soft rice， porridge

一个食品竟然派生出好几样不同的东西来，确实让人费解。因此，翻译此类食品时，译者一定要理解清楚各种食品的性质特点，找准相关的词来翻译，不能张冠李戴，更不能顺手牵羊，东拉西扯一个词来凑合，此做法是对文化极大的不尊重。对此，尽管译者可以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翻译，因为翻译方法是灵活的，但应尽可能地保持原文化的意义与内涵。如“宫保鸡丁”这道菜有常见的3种译法：

Gong Bao Chicken;

Sauteed Chicken Cube with Peanuts;

Diced Chicken with Peanuts in Chili Sauce（2007-12-13）.

3.不够准确

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在饮食翻译上，我们不难发现，有不少中国特有的东西是不能在英语字典里找到相关的词来表示的。另外，有些食品，我们可以用英语表达出其基本意思――一个笼统的意思，而不能道出其细节。如：中国菜当中，有很多是以“肉丸”为主材料而做成的。可是一个“丸”字，都用‘meat ball’来译的话，笔者认为十分不准确。难道外国人天生来就会知道中国制作‘meat ball’里头究竟是猪肉，牛肉，鸡肉还是鱼肉？在此，译者要注意一点，某些教徒是不能吃某类肉的，如伊斯兰教徒不吃猪肉。因此，笔者认为翻译的准确性不仅是翻译的一个行为标准，也是一个道德标准，是尊重各国人民文化的表现。而且，这种笼统的翻译，往往会失掉地方饮食文化的特殊性――文化身份。

再如，中国人除了三餐主食之外，还喜欢吃糕点，糕的品种可谓不胜其数。广东人喜欢吃的早点有“萝卜糕”和“芋头糕”，有人翻译成：‘Fried white radish patty’和‘Taro cake’。笔者查阅了《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和《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两大权威词典，比较了patty，cake，pudding，pastry，dumpling，和bun的词意，认为在翻译两种食品时，根据它们的选料（萝卜，芋头，粘米粉，水），做法（蒸），及特点（软块状），最佳的选词是‘pudding’。

五、饮食文化翻译的方法

为了能更好地翻译出中式菜名，笔者认为，了解中国菜名的命名方式尤为重要。根据王秉钦教授在《文化翻译学》一书中所提，可归纳出六种方式：以写实物法命名，以写意手法命名，以人物、地名、数字以及颜色命名。从这些命名方式中可以看出，除了以写意手法命名的一些菜名之外，大部分的菜名都显示出菜肴的主材料，作料，烹调方法，口感，口味等信息，有些就以菜肴的发源地和发明者来命名，也有些菜名本身是个历史典故。有了这些信息，译者就可根据菜肴的特点来确定翻译的方法。

另外，从翻译的内容和本质来看，笔者认为与文艺性的翻译相比，饮食文化的翻译更多的属于科学翻译，因为它是以传达实用信息为主的翻译活动，以求信息量相似的思维活动和语际活动（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2004）。而且，饮食文化翻译有很明显的“准确性，有效性，程式化”（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2004）等科学翻译的特征。至于怎样译，就“要由译者面对文本，综合各种因素做出最后决定”，是“讨价还价”的结果。（贺微，2006）基于此特征与目的，笔者对饮食文化翻译的方法归纳如下：

1.直译法

对于中外两国都有的食物或食品，就用现有相应的词或表达来翻译。如各种蔬菜、水果、肉类等名称可从字典中找到相应的词来翻译。如果是一些外国有而本国没有的食物，我们也可以找出相应的英语单词来翻译。可是对于一些本国有而外国没有的食物，如果外国人有现成的说法，翻译时就可直接采用，如广东有一种瓜，当地人称作“丝瓜”，外国朋友称为‘Chinese cucumber’；如果没有相应的词来翻译的话，就得改用别的方法，避免前面所述的那些不该发生的笑话。

2.音译法――创中国特色

音译法可以用来翻译一些本国或本地特有的食品。事实上，国内许多食品的名称如“香槟”（champagen）“芝士”(cheese)“吐司”(toast)“汉堡包”(hamburger)等都是从地道的英语所翻译过来的，久而久之中国人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直接用我们的读音来翻译本国特有的食品，让外国人都熟悉中国的说法及认识它们，据了解，在美国和欧洲的中餐馆中，中文菜单翻译英文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音译”，这种方法简洁而直接也很有特色，如豆腐，更多的用‘TOFU’来翻译，美国人点菜时已经会正解地说“TOFU”，还知道它是有益健康的。这才真正做到了传播本国饮食文化精髓的目的。诸如此类的，又如“驴打滚”（Ludagur），“狗不理”（Goubuli，后来据此读音定为：Gobelive）；再如“馒头”，“饺子”，“汤圆”不如直接音译为：Mantou， Jiaozi， Tangyuan，这样一来，外国朋友也就知道这是地道的中国风味小吃了。

3.混合法

虽然音译法直接而且很能体现中国的特色，但是，对于一些初次接触中国饮食文化的外国朋友来说，确实有点为难了他们。为了更好地解决跨文化理解上的问题，译者还最好在音译之后稍加注解或补充说明。如，对“狗不理”可加注‘steamed meat bun’的解释；在翻译“河粉”时，可加注‘cantonese style’使之更准确。

另外，对于一些以人名，地名等来命名的菜名，翻译时可采用音译与直译混合的方法来处理。如“宫保鸡丁”可翻译为：‘Gong Bao Diced Chicken’(笔者译)，“麻婆豆腐”译为Ma Po Beancurd 或Ma Po Tofu (注beancurd)（笔者译），“东坡肉”译为‘Dong Po Stewed Pork’。

4.意译法

以写实手法命名的菜名，往往其体现了菜肴的很多基本信息，因此比较多地采用意译，主要把菜肴的主料，口味，口感，烹法等基本信息翻译出来，或者再加用‘with+辅作料’。如：braised beef with brown sauce红烧牛肉

Sliced chicken with seasonal vegetables时菜鸡片

Tender stweed fish水煮嫩鱼

Sliced fish with tomato sauce茄汁鱼片

Satuteed Slice Mutton with Scallion葱爆羊肉片

Roasted Lamb Leg烤羊腿

Fried Eggs with Ham火腿煎蛋

Traditional Assorted Sweets Beijing Style京味什锦甜食

5.图文声并用

用意译法来翻译菜名，使翻译有更高的准确性和更强的有效性，但有时候会显得过长，不简洁。为此，笔者认为可以用简洁的翻译加附上相应的图片，这样的效果会更佳。而对于一些含有历史典故的菜名，更好的是通过服务人员现场解说，或者让外国朋友翻译出有关背景资料供阅读。

六、结论

随着经济政治的全球化，文化也不断全球化。事实上，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有对外的交流。如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唐朝高僧鉴真东渡日本等，这些跨文化交流，使中国有机会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同时也把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文化，发扬并传播到世界各地。那么，在跨文化的环境中，各国人民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途径，才得以如愿有效地相互交流呢？本文就是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探索文化翻译的另一新意义――文化的传播。为此笔者想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翻译展开讨论，通过讨论，探讨目前中国饮食翻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归纳出一些相应的翻译策略用以处理翻译中的问题，使翻译真正实现交流，传承，沟通，创造与发展的本质价值。

参考文献：

[1]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2]吕俊.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江苏：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3]王秉钦.文化翻译学.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4]许钧.尊重、交流与沟通――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翻译.中国翻译研究论文精选.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5]龚光明.翻译思维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6]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跨文化交流文集.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7]单波，石义彬.跨文化传播新论.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8]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3）.

[9]贺微.译学研究的视角与选择[J].中国外语，2006，（5）.

[10]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外语教学与究，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