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的文化习俗十篇

汉族的文化习俗篇1

【关键词】回族居民；汉化程度；民族服饰；婚姻习俗；饮食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得到快速发展，我国的综合实力与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国家的强大和富裕是56 个民族共同努力奋斗的成果。我国的少数民族在与汉族的长期大杂居小聚居接触中，汉化的程度不断的加深。在我国少数民族中分布最为广泛的要数回族。以下就从回族居民在四川城镇婚姻习俗、饮食文化和衣着服饰几个方面入手，浅谈汉化的程度以及如何传承和发展。

一、四川城镇回族居民的婚姻习俗汉化及传承

四川城镇回族居民的婚姻习俗。四川回族的婚俗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很大，婚姻形式基本上是回族内婚，表亲婚也占有一席之地，同时，也存在招女婿这种婚姻形式，回族与汉族通婚也占一定的地位。新中国建立之前，四川回汉通婚的人数很少。建国后，民族政策和《婚姻法》的宣传不断深入，婚姻习俗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四川回族的婚俗与我国其他少数民族不同，“一切婚嫁丧葬仪节，恪守教堂规矩”。可见，四川回族居民的婚俗一律以教规来办。四川回族居民的婚俗程序大致有一下几个环节：说亲，就是请媒人到女方家提亲；取同意，就是请求双方父母的同意；订婚，就是男方到女方家送上礼物；迎亲，就是正是举行婚礼日；念依查补，就是请阿匍征婚；闹洞房，就是晚宴后亲友在男方家闹洞房；回门，就是婚礼后的第二天，新郎陪新娘回娘家。

四川城镇回族居民婚姻习俗的汉化变化。四川回族城市居民使用的语言是汉语，这就为与汉族的交往提供了便利之处。他们可以在居住地、学校、单位以及宗教组织等各个地方同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交往，进行交流和沟通。随着广泛参与社会和国家生活的各种领域，使四川城市回族居民摆脱了过去职业单一、生活方式划一的局面。以上这些变化，必然导致四川城市回族居民婚姻习俗的改变。他们一方面仍然恪守伊斯兰教教法对婚姻的要求，另一方面，在城市里，因为长期与其他民族居民接触，民族关系之间融洽，彼此互相尊重友好，逐渐的就淡化了婚姻礼俗上的宗教意识，不再完全按照传统习俗举行婚礼，甚至于有的婚礼上都没有念依查补。

四川城镇回族居民婚姻习俗的传承。四川城市回族居民婚姻习俗具有一定的宗教性，是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婚礼上的念依查补和撒喜果，虽是宗教仪式，但显示出民族独特的宗教特色。四川城市回族居民的婚姻习俗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婚姻上提倡节俭，反对不良的习俗，对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值得其他民族学习和借鉴。

二、四川城镇回族居民饮食汉化及传承

四川城镇回族居民的饮食。四川城市回族居民的饮食体系包括以下几种，筵席、小吃、传统风味食品和饮料。筵席形式多种多样，主要的有一般席桌和大菜席桌。一般席桌包括牛八碗和三出头两类。牛八碗就是四样牛肉菜，每样两碗。三出头指先上一碗烩杂碎，再上八宝饭、蒸肉，随后再上酥肉或凉菜，最后再上六碗菜。大菜席桌包括海参席和鱼翅席两种。大菜席的菜肴主要有鸡汤烩鱼翅、鸡汤烩海参、奶汤鲍鱼、脆皮仔鸭、脆皮鱼、糖醋鱼、红烧鲢鱼以及四冷盘等。四川的小吃驰名中外，如，糯米头、马蹄糕、黄糕、酥饼、焦粑、牛肉烧麦、王胖鸭、烧腊牛肉以及油香等等。四川城镇回族居民的饮食习俗另一方面就是饮料的选择上，茶是回民家庭必不可少的饮品。茶的样式有糖茶、盖碗茶和炕罐茶等。

四川城镇回族居民饮食的汉化变化。四川城镇回族居民长期与汉族、羌族、藏族、苗族等民族和谐相处，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在饮食方面吸取兄弟民族的烹调经验，引进多种饮食花样，逐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比如，把藏族风干牛肉制作方法引入自己的食俗，研制成五香牛肉干，把羌族玉米面制作方法引入自己的饮食，增添新的食品种类，向汉族等民族学习炒、烧、蒸以及炖等技艺。

四川城镇回族居民饮食的传承。四川城镇回族居民的饮食严格遵守伊斯兰教关于饮食的规定，禁戒吃“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诵非之名而宰杀的动物”。即使是宗教意识淡薄的回族居民，在饮食方面也很注意清真，显示出伊斯兰文化的特点，也体现了讲究饮食干净卫生，这点值得我们其他民族学习。但，四川城镇回族居民饮食发展还需要得到大家重视的一个问题就是：四川回族小吃、菜肴品种繁多，可制作方法都是师傅言传手教，即使你有食谱和菜谱，你也不会做。尤其是老字号的独特制作技巧，有较强的家传性，这很容易使一些传统菜肴失传。比如，大菜席就已经不存在了。还好，四川的回民开设的伊斯兰清真餐馆，不断地推陈出新，丰富四川城镇回民的饮食文化。

三、四川城镇回族居民服饰汉化及传承

四川城镇回族居民服饰的汉化变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四川城镇回族居民服饰与以前比较，有很大的变化，绝大多数回族居民的衣着款式和当地的汉族居民的穿着没有什么两样，特别是城镇里的男子衣服变化明显，由以前的白衬衫向夹克衫、体恤衫和西服方向发展。妇女的服饰基本跟上了时代的潮流，色调鲜艳、款式时尚。我们已经很难从服饰上辨别是属于哪个民族。

四川城镇回族居民服饰的传承。四川城镇回族居民在节庆、祭典以及礼拜的时候，还是要穿上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如包白帕、戴白帽、带盖头。特别是四川城镇回族居民的老者，还喜欢蓄连鬓胡子、全脸胡或山羊胡。那些上殿进行主持礼拜的阿匍都是要穿长衫、包白帕的。

参考文献：

[1]杨琴；四川民俗文化与民俗旅游开发研究[D]；重庆大学；2007年

[2]冀崇；从回汉通婚现象看城市回族适应的差异性[D]；中央民族大学；2011年

[3]王晓娜；回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研究[D]；喀什师范学院；2012年

[4]李健彪；近代西北回族社会变迁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

汉族的文化习俗篇2

关键词：湘西南；苗族；“平话”；文化

位于湖南省西南边陲的绥宁、通道两县旧属古苗疆，主体民族是苗族。自秦至唐宋，湘西南为“五溪蛮”地。明清以来，史称绥宁、城步为“苗疆”或“苗疆要区”，直至清朝中叶仍未划入“省地”。由于历代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和民族歧视，湘西南苗族大多逐渐接受中原文化而衍化成“熟苗”。“熟苗”和“生苗”同是苗族不可分割的两大组成部分，但就文化特征而言，“熟苗”文化既不是地道的纯苗文化，也不是汉文化，而是一种既保留苗文化的基本特征，又渗透着中原汉文化成分的一种“杂交文化”。因此，对“熟苗”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苗族文化的源流和发展演变规律的认识。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文化则为语言的内涵，二者互为依存，密不可分。正如罗常培先生在《中国人与中国文》中所说：“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结晶。这个民族的过去的文化靠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因此，以湘西南苗族(熟苗)语言为视角，可以让我们透过语言现象了解湘西南熟苗文化独特、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及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

“平话”是湘西南绥宁、城步青衣苗话的自称(城步青衣苗有自称“人话”的，但和“平话”同属一种方言)。现代苗族“平话”是一种已经基本汉化，但仍残留下一些苗语底层的少数民族汉语，它本身就是湘西南苗族汉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一个民族语言的词汇系统能够最直接、最敏感地反映该民族的文化价值取向，本文旨在通过对“平话”词汇的调查研究，从中窥探湘西南苗族社会的文化、风俗习惯以及民族心理，正如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恩伯所说：“一个社会的语言能反映与其相对应的文化，其方式之一则表现在词汇内容或者词汇上。”本文的语料一是来自笔者亲自调查的绥宁关峡苗族乡“平话”词汇三千余条，二是来自李蓝(2004)所著《湖南城步青衣苗人话》一书的词汇部分。下面我们将从地理特征，生产、生活习俗，信仰及民族心理等几个方面谈谈苗族“平话”词汇所体现的文化内涵。

一、地理特征

绥宁、城步地处雪峰山脉南端，南岭山脉北麓。境内崇山峻岭，溪河纵横。境内属中亚热带山地气候，夏少酷暑，冬少严寒，温和湿润，四季分明。境内森林资源丰富，以绥宁为例：县内森林覆盖率高达68.3％，居全省之首。清同治版《绥宁县志》“物产”中载有林木和林下植物143种。苗族大多依山傍水而居，对自然环境有着直接的体察和认识。例如，作为全省17个重点产竹县之一，“平话”中对“竹”的命名尤其丰富，有：水竹、桂竹、苦竹、实心竹、方竹、箬竹、箭竹、凤尾竹、红竹、紫竹、桃竹等，还有观赏价值很高的金竹、花竹、佛肚竹等。俗话说“靠山吃山”，丰富的林木资源也成为老百姓日常起居中热量的来源，据李蓝提供的城步青衣苗人话中对烧火取暖的“柴”的命名就有上十种，如：枞柴、白油(白杨)柴、桑柴、杨柳柴、桐叶柴、桃柴、李柴、樱桃柴等等。

森林茂密，溪谷幽深，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场所，出现在绥宁、城步苗族“平话”(人话)中关于野生动物的命名也比较丰富，例如哺乳动物有：野猪、老虫(老虎)、火辣婆(母老虎)、猴、熊、刺猪(刺猬)、豹狗、黄鼠狼等等，爬行动物中仅蛇的命名就有十余种：五步蛇、百步蛇、乌梢蛇、眼睛蛇、油麻蛇、大碗蛇、竹叶青、烙铁头、两头蛇、五锦蛇、秤砣蛇、枯烂蛇、赤链蛇、臭蛇、水蛇、鸡公蛇、猪崽蛇等等。可见，独特的自然地理风貌已经渗透并丰富了苗族“平话”词汇。

二、生产、生活习俗

清雍乾时期实行改土归流政策，虽然具有明显的民族压迫性质，但对苗族地区的风俗改良仍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舅霸姑婚的风俗遭到禁止。咸丰、同治以后，清朝进一步实施对苗族的同化政策，一再申令无论生苗、熟苗，一律剃发，改变肤色。各地苗族的生活习俗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湘西南绥宁、通道、城步等地，苗族男子的服饰与当地汉人没有什么差别。民国以后，女子穿裙子的越来越少，穿衣裤的越来越多。苗族男子也不再留发椎髻，不再戴耳环。察今之湘西南苗族的生产、生活习俗已与当地汉族无明显区别。

温端正先生(2003)指出：“旧的民俗消失了，总的趋势是反映这种民俗的方言词语也逐渐随之消失。事实上，一些方言词语有时并没有随着民俗的消失而完全消失，它们比形成它们的民俗更具有稳固性。”湘西南苗族“平话”也有一部分词汇保留并反映了当地苗族已经或正在消失中的一些生产、生活习俗。

例如，过去，城步、绥宁苗民在农闲时，常结伙上山打猎，称为“打山”、“赶山”。打猎时，先敬“梅山神”，围猎之中，一切联络均以梅筒为信号。打得猎物后，按“见者有份”的原则进行分配。第一枪打倒或第一刀刺中野兽者分兽头和兽皮。兽头的砍法是将兽耳向后压倒，于耳之所到之处砍断。补枪者可比一般猎手多分一斤兽肉，称“分枪口肉”。项圈肉也分头圈、二圈。先寻获猎物足迹者，可得四足。其余参加围猎和在场见到的人，按人数平均分配，即使妇女抱着小孩路过见之，也要分给两份。现在，由于国家环境保护法的贯彻实施，猎捕活动逐渐减少，上述保留了古代遗风的民俗词汇也渐渐从人们的日常用语中淡出了。

又如，清代和民国时期，湘西南苗族青年男女有“跳月求偶”、“跳鼓择对”、“对歌恋爱”、“草标幽会”等求婚形式，解放后，随着新婚姻法的实施和青年男女接触的形式日趋多样化，上述形式已经逐渐消失，那些与旧民俗联系的词语也只有少数上年纪的老人还依稀记得。

当然，活跃在今湘西南苗族“平话”中的相当一部分词汇仍旧反映了今天苗家独特浓郁的民族、民俗及地域风情。下面是笔者记录的绥宁(关峡)苗族部分民俗词汇：

米粉肉米粉肉是关峡苗寨喜庆宴席上最受欢迎的佳肴，客人来了，桌上的菜再丰盛，但如果没有米粉肉，那将被认为是很不体面的，米粉肉是用切成小块的猪肉拌上炒米粉、五香粉、食盐和味精等调料，调匀后，放到甑里蒸熟，即可食用。一席一笼，每笼五、六斤不等。很多村寨至今有夹菜的习惯，入席的人席上只吃配菜，而将米粉肉全部夹完，用一根竹签串上带走。如有缺席的客人。主人也要为其夹上一串，并亲自送到家中。因此当地流传一句俗语：吃不完一串米粉肉，算不上一个山里人。

乌饭 即黑饭。它是用一种树叶汁(苗家称其为黑饭叶胖合着泡透了的糯米蒸制，颜色蓝黑，其味芳香。农历四月初八，是关峡乃至全县苗族杨姓的“姑娘节”，这天无论是出嫁还是待字闺中的姑娘都是要吃乌饭的。

值席 关峡苗家办酒宴时，会请邻里能干的妇女来值席，即类似于餐馆服务员的工作，负责传菜、招待一桌的客人，所不同的是值席也和正式的客人一样享有同等的待遇；肉菜是苗家酒席的主打菜，主人会根据自身经济状况的好坏决定一桌用几斤肉，一般情况是一桌五斤肉，一桌九人，主人会把肉分成九份，那么值席也是有一份的。

过十五端午节也是关峡苗家重视的节日，他们会走亲戚、迎朋友，为了避免你请、我也请的冲撞，于是当地苏、杨两大姓就约定俗成：杨家过五月初五、苏家过五月十五，避免了这种尴尬。

三、信仰习俗

湘西南苗民长住深山老林，对于地形山貌的奇形怪状、各种自然现象、天体的风云变幻、人世间的旦夕祸福等都以苗族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予以解释，以人之心，度物之本，于是产生了万物崇拜的虔诚心理。在绥宁、城步的苗族信仰习俗中有祖先崇拜、盘瓠崇拜、自然崇拜还有人造物崇拜等等。由于篇幅关系，这里只简单谈谈盘瓠崇拜。

湖南皋司彭而述的《饮绥宁城楼赠万使君》诗曰：“……枫门樟岭丛虮虱，相传乃是盘瓠宅……”枫门樟岭即今绥宁县关峡苗族乡一带，传说是盘瓠居住过的地方。绥宁苗族历来有敬狗爱狗的习俗，敬香时要求菩萨保佑自己的孩子像狗一样健康，小孩取小名爱带一个“狗”字，幼儿爱戴“狗儿帽”，小孩生日称“狗过桥”，小孩病了称“做狗”。吃饭时，锅里的第一碗饭必须喂狗，每年七月尝新节实际上是敬狗节。这完全是一种“犬图腾”崇拜，是盘瓠崇拜的具体表现，显示着苗族传统文化的民族特点。

四、民族心理

如前所述，湘西南苗族“平话”所负载的是一种熟苗文化，一方面它接受和传播着中原汉族先进的科技文化，另一方面又在深层次上固守苗文化的“基因”。就“平话”而言，它是湘西南苗族弃用母语而转用优势语言——汉语的产物，其本身就是苗汉两种文化碰撞、交融的结果。 我们从“平话”中保留的一些古语词可以推测湘西南苗族可能自中古时代就开始接触汉族文化了。例如：如：走(跑)、行(走)、面(脸)、窠(巢)、陋(丑)、中目(漂亮)、归(回)、瓯(茶杯)、帕(洗脸毛巾)、着衣(穿衣)、唱诺(作揖)、筛酒(斟酒)、牛栏、猪牢、食饭(还可食烟、食酒等)、箸(筷子)、眠(睡眠)、差官(衙役)、赶考、开蒙(也叫发蒙)。李蓝根据普通话的人称代词“我、你、他”在城步青衣苗人话中对应为“我，尔、伊”判断：在古代汉语的人称代词中，“我”在《尚书》中就开始使用，“伊”主要见于魏晋时期的文献，“他”和“你”都是唐代才出现的，因此，青衣苗人话应该是从汉代、魏晋直到唐都受汉语的影响。

可见，湘西南苗族接触汉族文化的历史可谓漫长而深远，以至发生了语言转用的现象。但另一方面，就民族心理而言，操“平话”(人话)的湘西南苗族都认定自己祖祖辈辈都是苗而不是汉，这种民族认同感是非常强烈而明确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自己语言的认定上。笔者在绥宁、城步调查的时候都会碰到这样一些人，他们往往坚持认为自己所说的话才是真正的苗语。“平话”中有些词也非常具有民族感情色彩。例如：客人：汉族、汉人；客话：汉话、汉语；读洋书：读汉语的书等。另外，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些苗语的成分作为“平话”的底层词而保留下来。例如：城步苗族的“一”有文白异读，当它单用的时候是文读，与汉语一致，当它与量词搭配的时候，如“一粒”的“一”是白读，这个白读音正与其它地方的苗语对应，说明白读音是原苗语底层，文读音是从汉语进入苗语的读音。可见，湘西南苗族本说苗语，但受汉语的影响而转用了汉语，不过这种转化是漫长而渐变的，对于使用者自身而言是难以认识到的。

汉族的文化习俗篇3

鲜卑源于东胡。汉初（公元前206年）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击破，部众逃散，其中一支迁至内蒙古的鲜卑山，从此这一族人便以鲜卑为名出现在史册。汉武帝时派兵破匈奴，匈奴衰弱，鲜卑渐强，并逐渐南迁，进入内蒙古东南部地区，逐渐由渔猎民族变为游牧民族。慕容鲜卑属于东部鲜卑，在南迁的过程中，慕容鲜卑进入了辽西地区。时值西晋末年时局动荡，大量汉族流民进入相对稳定的辽西地区，带去了先进的文化，慕容鲜卑开始与先进的汉文化密切接触。此后慕容鲜卑崛起于辽西，先后建立起前燕、后燕、西燕、南燕等封建地方政权，并深入黄河流域，逐鹿中原，对当时的政治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也促进了慕容鲜卑自身的汉化过程。慕容鲜卑积极主动、全面的汉化政策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组织、文化教育，生活习俗、艺术等各个方面。他们改革进取的战略眼光和成功的操作，对当代社会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仍具有借鉴意义。

一、政治 慕容鲜卑政权经历了由草原游牧民族政权到中原封建政权的转变

慕容政权的建立有它具体的发展过程和发展层次，经历了从具有明显北方少数民族特色的大单于到具有典型汉族特点的王、皇帝的过程，这在匈奴等之前是没有过的。慕容鲜卑早期“曾祖莫护跋，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从宣帝伐公孙氏有功，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祖木延左贤王。父涉归，以全柳城之功，进拜鲜卑单于，迁邑于辽东北”。此后慕容鲜卑逐渐与汉民族接触，“渐慕诸夏之风”。之后慕容立，在慎刑、选贤、重农、禁酒色、退便佞等治国方略的推动下，废除此方少数民族政权历来推行的“胡汉分治”政策，鼓励鲜卑汉化，重用汉族人，善待汉族归附者，设立郡县，安置汉族流民，大得人心。晋拜其为鲜卑都督。“永嘉初，自称鲜卑大单于”，慕容鲜卑政权正式建立。慕容死后其子慕容立，继续推行既定国策，实力大增，先后西败段部、东灭高句丽、北并宇文部成为东北强国。慕容于咸康三年称燕王。称谓的变化实质上体现了慕容氏政权性质的变化：由部落联盟向封建国家转变。慕容死后第二年，慕容攻赵得幽州，迁都于蓟（今北京西南）。接灭冉魏、克邺城，永和八年（325年）慕容称帝，淮汉以北的中原地区及东北尽归挖制之中。至此，慕容鲜卑政权完成了由地方的鲜卑国向中国的封建割据政权的转变，在其汉化进程中迈进了一大步。

政治制度上慕容鲜卑的汉化更为迅速与明显。慕容鲜卑的统治者善于学习和运用汉族上层分子的封建统治的经验，注重民族融合，全面接纳汉族地区的先进文化和制度。《晋书》载：“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 可见慕容鲜卑政权建立之处已接纳并采用了中原王朝的郡县制。至慕容时政治系统与机构更为完备，设宰相、司马、列卿将帅等官职，同时“起文昌殿，乘金根车，驾六马，出入称警跸。以其妻段氏为王后，世子为太子”，因此《晋书》对慕容氏政权政治体制的描述为：“皆如魏武、晋文辅政故事”。

汉人在慕容鲜卑政权中担任要职，成为政权的重要支柱也是慕容鲜卑汉化的特点之一。慕容时便“推举贤才，委以庶政，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海逢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河东裴开为股肱”。慕容时更是对汉人委以重任，封弈被任命为国相，韩寿为司马，裴开、阳骛、王寓、李洪、杜群、宋该、刘瞻、石琮、皇甫真、阳协、宋晃、平熙、张泓等为列卿将帅。

慕容鲜卑为了改变其在汉人中的胡族形象，主动采取各种措施，创造胡汉融合的环境，还模仿汉人的做法，制造了一些神话。传说慕容的十二世祖乾罗忽于一夕“著金银襦铠，乘白马金银鞍勒，自天而坠”，“鲜卑神之，推为君长”。更有甚者，慕容鲜卑称其为东夷族商始祖契的后裔。《南燕录》载“慕容字弈洛瑰，昌黎棘城鲜卑人也。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即契）以君北夷，邑于紫蒙之野，世居辽左，号曰东胡。……秦、西汉之际为西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复以山为号。”这一段记载的假托性显而易见，殷之祖先出于夷，与东胡不是同属。其目的也十分明显，即淡化慕容鲜卑的胡族身份，使自身不为汉人所排斥，巩固其统治，进而融入中原社会。

慕容鲜卑在中国历史上是汉化较深的民族，这从慕容氏政权实行的民族政策上也可得到深刻的体现。许多少数民族政权都实行“胡汉分治”的政策，即对境内少数民族实行本族制，对境内汉族实行汉族制。匈奴的前赵政权最为典型，此后羯族的后赵、氐族的前秦、羌族的后秦都曾采用这一政策。慕容鲜卑政权自建立之初便不实行“胡汉分治”，无疑缩小了民族间的距离，进一步促进了慕容鲜卑的汉化。

二、经济 慕容鲜卑在经济方面的汉化集中体现在其经济模式由渔猎、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转变

慕容鲜卑最初属渔猎民族，史载“鲜卑众日多，田畜射猎，不足给食。后檀石槐乃案行乌侯秦水，广袤数百里，淳不流，中有鱼不能得。闻汉人善捕鱼，于是檀石槐东击汉国，得千余家，徙至乌侯秦水上，使捕鱼以助粮”。南迁至西拉木伦河流域后，转变成为典型的游牧民族，与乌丸人相同，“俗善骑射，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经常以牛马与汉魏进行交易。因此在慕容部建立政权之前，经济是以畜牧业为主，但同时也夹杂着少量的农业与手工业及渔猎遗风。

慕容鲜卑南进辽西后“渐慕诸夏之风”，其经济结构开始发生重大转向。“太康十年，又迁于徒河之青山”，“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政权建立后，慕容明确提出以农为本的发展方针：“稼穑者，国之本也，不可以不急。”同时他还在江南求得桑种，在辽川发展养蚕业。慕容继续施行重农政策。他进一步提出：“君以黎元为国，黎元以国为命，然则农者，国之本也。”同时“躬巡郡县，劝课农桑”。政策上，慕容接受记室参军汉人封裕的建议，提出：“苑囿悉可罢之，以给百姓无田业者。贫者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若私有余力，乐取官牛垦官田者，其依魏、晋旧法。”即“持官牛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足以说明他们重视农业生产的程度，进而反映出农业已取代牧业在慕容鲜卑政权的经济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事实。从更广泛角度而言，慕容鲜卑政权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北方经济的恢复。

三、社会组织 鲜卑的早期社会组织与乌桓相同

《后汉书》载：其俗“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无世业相继”。这反映鲜卑这一时期母系氏族社会特征明显。鲜卑早期社会是由落、邑落、部构成，邑有小帅，部有大人。到檀石槐时，其军事、政治结合体中的邑，性质较前发生了变化。檀石槐将用武力合并起来的广大疆域，划分为三部六十余邑，各邑辖地广阔，与鲜卑早期自然形成的区域很小的邑落有很大区别。檀石槐死后，其三部六十余邑的体制随之瓦解，大人世袭制也逐渐代替了大人选举制，它标志着鲜卑阶级分化加深和私有制的进一步确立。其后，豪帅虽受汉魏政府封赏，但仍一直保持着部、邑落结构，鲜卑的武装未从邑落结构中分化出来，氏族制的遗风至公元3世纪轲比能时依然存在。如史称轲比能“每钞略得财物，均平分付，一决目前，终无所私，故得众死力，余部大人皆敬惮之”。至慕容鲜卑政权建立的前夕，慕容鲜卑社会仍处于部落联盟阶段。慕容鲜卑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后，社会组织形式急剧变化。由于依照汉魏典章制度设官置守，统治机构渐趋完备，封建等级制度日益森严，氏族制的遗风不再存留。由于封建小农经济的分散性，慕容鲜卑由游牧向定居农耕转化的过程中，完整的部落群体难于存留，很多鲜卑部众破产，依附于鲜卑贵族和汉世家大族，成为他们庄园里的部曲、佃户。大量的人口迁徙更加速了慕容鲜卑原有社会组织形式的瓦解。新的社会组织已与汉人无异。

四、文化思想 面对先进的汉文化，慕容鲜卑采取了积极学习继承的态度

早在慕容鲜卑政权建立之前，慕容鲜卑便已向往中原文化。前燕建立后慕容对汉文化极为重视，任用“儒学该通”之士教授鲜卑贵族弟子。史载“渤海封弈、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会稽左车、太山胡毋翼、鲁国孔纂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平原刘赞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率国胄束修受业焉”。同时“览政之暇，亲临听之，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矣”。慕容作为曾接受儒学教育的慕容鲜卑首领，“雅好文籍”，进一步推动了汉文化在鲜卑族中的传播。他曾亲自编写《太上帝》和《典诫》十五篇作为鲜卑贵族子弟学习汉文化的教材，甚至经常亲自讲授汉学，“学徒甚盛，至千余人”。同时慕容“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亲临东庠考试学生，其经通秀异者，擢充近侍””这些措施足以说明慕容对汉文化倾慕之深。鲜卑贵族中汉文化的盛行进一步推动了整个慕容鲜卑社会对汉文化的学习，因而慕容鲜卑政权统治区成为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学术最发达的地区。

五、生活习俗 慕容鲜卑在汉化的过程中生活习惯与民族习俗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基本消失或与汉民族的生活方式融合，失去了固有的特点

慕容鲜卑原有的发式与服饰是很有特点的。《后汉书乌丸鲜卑传》载：“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唯婚姻先髡头”。《三国志乌丸鲜卑传》裴注：“嫁女娶妇，髡头饮宴”。历代对髡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发式多有争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其与中原汉族的发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慕容鲜卑的妇女结婚后，发式与装束要发生改变，“妇女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著句决，饰以金碧。”关于慕容鲜卑早期的服饰，史书少有记载，但通过乌桓的服饰，我们可以推测出慕容鲜卑的服饰。史载乌桓：“食肉饭酪，以毛毳为衣”，由此可知慕容鲜卑狩猎所获的虎、豹、貂之皮是他们衣着的重要原料，同时他们也将兽毛织成各种毛织品。至莫拔跋时慕容鲜卑旧俗开始变化。慕容统治下的燕代地区创造并流行逍摇冠，于是鲜卑人，特别是对金银步摇冠极为偏好的慕容鲜卑上层开始敛发袭冠，无疑这是对旧俗的一次重大改革。此后慕容部不断南迁，与汉族接触增多，同时很多汉族流民迁移到慕容鲜卑统治区域内，慕容鲜卑中普遍出现了本族戎衣以外的中原衣制。随着慕容鲜卑统治区域内农业的发展及汉文化的盛行，使鲜卑发式、服饰与汉族逐渐接近，直至完全相同。

婚俗方面，慕容鲜卑在走出鲜卑山之前处于原始氏族社会，存在古老的血缘群婚习俗。南迁到草原之后，群婚习俗残余依然浓重，当时的状况是“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宴毕，然后配合”。后来，流行抢婚，“其嫁娶皆先私通，略将女去，或岁百日，然后遣媒人送牛马羊以为聘取之礼，婿随妻归，见妻家无尊卑，旦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出妻家”慕容称帝后，强化了鲜卑与汉人的通婚制度，尤其是皇族与汉人的婚配，相当自由。众多鲜卑干脆以汉人称谓，统治者全力支持，这是鲜卑族全部汉化的制度保证。进入中原后，虽然仍有旧俗存留，如蒸母，抱嫂的习俗（把寡母或寡嫂收留在本氏族内以增加劳动力），但已实行一夫一妻制，与汉人无异。

慕容鲜卑的丧葬习俗也在汉族影响下发生了改变。早期“其俗……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灵柩，立冢椁，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慕容鲜卑进入辽西后，丧葬习俗变化巨大。考古学家从这一时期位于大凌河中下游的慕容鲜卑墓葬中发掘出大量陪葬品，但墓葬之间陪葬品的数量与质量差别巨大，说明慕容鲜卑已经有了明显的贫富分化与等级差别。这与慕容鲜卑进入辽西后与大量的汉族流民杂居，开始定居，从事农桑是分不开的。政权建立以后，慕容鲜卑的丧葬习俗进一步与汉族接近。从属于这一时期的墓葬文物中不难看出，虽然石椁墓、梯形棺椁、殉牲、流行马具仍依稀保留着游牧民族的习俗，但在汉文化的影响下，特别是上层鲜卑贵族中，其丧仪制度承袭了秦汉以来汉族勋臣显贵的传统，随葬品与汉族地区已没有大的差别了。

六、艺术 慕容鲜卑艺术的汉化集中表现为音乐的汉化

慕容鲜卑的音乐在中国古代音乐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给汉族音乐注入了来自游牧民族的新鲜血液，对中国古代音乐，特别是隋、唐音乐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慕容鲜卑的音乐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原始社会便创造了质朴粗犷的音乐，葬礼时必以歌舞表达哀思，《魏书》载：鲜卑同乌丸，“始死则哭，葬则歌舞相送”。随着慕容鲜卑的南迁，与汉族接触增多，其音乐逐渐见诸史册，如《慕容垂》、《慕容可汗》等。这些歌原是用鲜卑语演唱，属于适于狩猎、游牧民族演唱的歌谣。慕容鲜卑政权建立后，在吸收中原王朝传统音乐的基础上，鲜卑音乐与汉族音乐融合，被改造提升为一种新型的宫廷音乐。慕容盛在位时，有一次“听诗歌及周公之事，顾谓群臣曰：“周公之辅成王不能以至诚感上下，诛兄弟以杜流言，犹擅美于经传，歌德于管弦。至如我之太宰桓王，承百王之季，主在可夺之年，二寇窥窬，难过往日，临朝辅政，群情缉穆，经略外敷，辟境千里，以礼让维宗亲，德刑制群后，敦睦雍熙，时无二论。勋道之茂，岂可与周公同日而言乎！而燕咏阙而不论，盛德掩而不述，非所谓也。”乃命中书更为《燕颂》以述恪之功焉”。“颂”是中国古代用于“美盛德”的宫廷雅乐，而慕容盛在位前后的中书、中书令都是汉人，则《燕颂》应是汉文创作。此时慕容鲜卑音乐性质已发生根本性转变，完成了由俗到雅，由胡到汉的飞跃。

汉族的文化习俗篇4

羌族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丰富，是中国各个民族中一颗夺目的明珠，它与汉族及其他多个少数民族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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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羌族概况

羌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羌人对中国历史发展和民族形成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从西北高原和中原地区迁徙到岷江上游地区的二十万羌人，由于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它们大部分的生产、生活、习俗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至今仍然停留在“依山而居、垒石为室”的较为落后的阶段。羌族自称“尔玛”（xma）、“玛”、“尔麦”（xme）或“日玛”(zma)、“日麦”(zme)。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所属的茂县、汶川、理县、黑水、松潘、九寨沟、马尔康、金川、小金、壤塘、阿坝、红原、若尔盖、北川等县地。总人口306072人（全国第5次人口普查数），其中，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有15万余人，绵阳市有13万余人。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古羌人中的若干分支与汉族不断融合，聚居在岷江和涪江上游的羌族也与汉族及周围民族不断融合，形成了多元而又有鲜明特色的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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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羌族文化及生活风俗各方面与汉族文化的关系

1.生活习俗

在饮食方面，羌族的主食是玉米和洋芋，辅以小麦、青稞。而北方汉族的主食则也是以玉米和小麦为主。从烹调方法上来看玉米和小麦也做成北方汉族广泛食用的主食馍馍（馒头），并且喜欢食用猪肉。吸旱烟大多为自制。从丧葬习俗上来看，羌族的丧葬形式有火葬、土葬和岩葬三种，丧葬习俗和北方汉族极为相似。首先，家里人死后，家属及时通知所有的亲属称为报丧，这种习俗和北方汉族是相同的。其次，羌族请“端公”或“释比”来家里超度亡灵，亲属给死者净身，全3到6件寿衣，将棺材放置于堂屋，在停丧期间直系亲属要头带三尺白布也就是汉族的披麻戴孝都是相同的。停丧期间直系亲属要日夜守候在死者身边唱颂歌，再有端公选定吉时下葬。送葬时亲人一路上要哭唱赞颂死者生前事迹和品质的颂歌，这与汉族也是基本相同的。从婚俗上看，解放前羌族也与汉族一样盛行指腹为婚、娃娃亲、买卖亲等讲究门当户对。父母包办婚姻、儿女无权反抗，还有“繁衍后代是家族的头等大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人多力量大”等与汉族的观念基本相同。在婚俗上要说亲、订婚、定婚期、成亲和北方汉族也是如出一辙。在婚礼中，新娘会在天未大亮，太阳还未升起的时候被接走，会在男方和女方家中各自举办酒宴。新婚当夜还会在新郎家玩到天亮，还要在婚床上撒上花生、枣子、核桃等寓意早生贵子。新婚后新娘还要回娘家住上几天，这些跟北方汉族的婚俗是大同小异。羌族人民在正月初六的时候还会舞龙，他们同汉族一样把龙看成是吉祥的象征，代表着风调雨顺的愿望，因此用舞龙来乞求龙神的保佑以求得风调雨顺、四季丰收，舞龙也成为新年的重大仪式活动。从服饰上看羌族妇女善于做羌绣，他们的绣花、挑花技艺精湛。羌族妇女绣得鞋垫、云云鞋同北方汉族早先的刺绣技术是一样的，北方妇女也普遍会绣鞋垫和绣花鞋。至今羌族和北方汉族的刺绣技法也是基本相同的，说明羌族和北方汉族的刺绣是有着紧密的联系的。

2.宗教信仰

羌族信奉多种神，其中有很多神是与汉族的神是相同的。比如，天神、地神、山神、家神还有劳动工艺之神、地方神等等。铁匠神：羌族以太上老君为铁匠神，这是源于汉族的影响。家神或屋神：负责保护房屋和主人，在北方汉族家家都供奉着“家神”或“家仙”。财神：掌握家中的金钱和财运。和汉族一样羌族人民也信奉送子娘娘，相信她会送子、保护孕妇、生产和育婴。羌族和北方汉族信奉的很多神都是相同的。

3.民间乐器

汉族的文化习俗篇5

关键词：黔西地区；彝族；习俗；影响

中国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1-0172-06

在多民族杂居区，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个民族人口多、发展程度高，对当地其他民族的影响就非常明显。也就是说，在大杂居、小聚居的总体框架下，居住集中、势力又较强的民族总是处于优势地位，其意识形态、生活习俗等都会对当地其他民族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明代的黔西地区民族成分较为复杂，自贵阳而西，以彝族为主，尤以黑彝为悍，其次为宋家、蔡家、仲家、龙家等。据清代文献记载，大定府有黑、白彝族、仲家、花苗、蔡家、侬家(即龙家)、仡佬、六额子、羿子九种。清初新设的大定府包括明朝水西宣慰司和乌撒军民府的大部分地区，因此明代至清初改流前的黔西地区，彝族人口较多，彝族贵族势力强大，加上明朝廷“踵元故事”，继续推行土司制度，任用当地彝族上层首领为土司，代表朝廷对黔西地区的各民族进行统治，彝族土官也就成了当地的最高统治者，他们拥有控制和管辖其统治区内各族人民的特权，因此作为主体民族的彝族在婚姻、经济、宗教等习俗方面对当地其他民族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一、婚姻习俗对其他民族的影响

(一)抢亲习俗对其他民族的影响

古代彝族的抢亲习俗是建立在家支制度之上的一种婚俗形式，只是不同的地区在抢亲方式上略有不同，一般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在彝族社会中，不同的家支都有各自的领地、属民，各家支之间在实行家支外婚的过程中相互结成亲家，但通过这种婚姻关系建立的姻亲集团很不稳定，经常反目成仇，亲家又成了冤家，彼此进行械斗和争夺，这就是彝谚所说“亲家即冤家”，因而在彝族的婚俗中也打上了亲家即冤家的烙印。其表现形式为：两个同等级的青年男女虽然已经相爱，但在婚礼上，男方为了炫耀本家支力量的强大，要将女方抢过来才算是硬汉，以显示自己的英雄本色。而女方家支也不甘示弱，表现出极不情愿的态度，不让男方轻易得逞，以抬高自己女儿的地位和身价。于是在婚礼上就演绎出了奇特的抢亲闹剧，有泼冷水、抹锅烟灰、用短棒击打等形式，此时的迎亲者都要勇往直前，表现出毫不退缩之意。这种婚姻习俗对男女双方及其家支都各得其所，使男女双方不仅成就了一桩婚姻，而且男方家支过足了英雄瘾，女方家支也在抬高自己女儿的地位和身份中得到满足，并含蓄地告诫对方，女儿是父母的心肝，到婆家后是不能随便被欺负的，从而使女儿在以后的婚姻生活中能有一定的地位和特权。二是同一等级内可以通婚的青年男女自由恋爱不受父母的反对，但由于经济条件、社会状况等原因而被女方家长拒绝，以致不能通过正常的婚姻缔结程序来完婚。在这种情况下，论及婚嫁时，男方往往请求家支成员及姻亲相助，通过武力手段赴女家抢走女友以造成夫妻事实，抢婚者通常是明目张胆地到心仪的女孩家中或途中强行将其带走，任凭女孩叫骂，抢婚者却无不以此为荣，然后再经过家支进行调解，择吉日迎娶，达到完婚的目的。也有某男得知某女业已许人，但因其漂亮而想占为己有，于是率亲友和姻亲成员在女家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强行抢走。三是男女双方都觉得婚姻缔结程序过于复杂，花钱又多，于是经过协商后，采取抢亲的方式进行。四是男方或女方是已婚，但配偶死亡，在续弦时往往通过抢亲的形式来驱凶化吉。

由于彝族习惯法赋予了抢亲行为的合法性，所以这种现象在古代黔西地区彝族社会中较为普遍。明清史籍中也不乏相关记载，(民国) (溃州通志・土民志二》引《安顺府志》载“倮罗，郎岱之怯里、平租诸寨，永宁之沙营司、偏坡寨、吴家庄皆有之。……娶则当门以为笑，谓之打亲”；同卷引遵义府怀仁县《访册》时说“倮罗婚娶，迎亲时以柴棒击媒，谓主夫妇和睦”。土民志二《清稗类钞》对此记载更为详尽：“其又一法，则至婚期，妇家招宗族亲友行话别之式。其时，令侍郎悲歌一曲，女欧欷呜咽。若不胜悲，强放声歌而和之，其歌意略言孝道有亏及生别离也。句之短长，各随其意。既而新郎之兄弟亲族等来迎新妇归家，亲族侍婢等悉持棍棒以拒之。男家亲族乃撒面粉、木灰，藉以表亲迎者敢于前进之意。新郎人，负新妇于肩，使乘马疾驰至家。”

黔西彝族盛行的这种抢亲习俗对与其杂居的其他民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宋、蔡两家本系中原汉族遗裔，相传在春秋时期就进入贵州。但据研究，宋家并非春秋时期就进入贵州，而是北宋开宝初年(968年)宋景阳因平定贵州少数民族民族叛乱后留镇其地，并设大万总管府(今开阳县境)管理当地各民族，从此便世有其爵，世领其地，因此这个民族共同体是既有汉族血统和文化特征，同时又融合了当地各民族而称之为宋家。随着宋家势力的不断扩展，至明朝时期，其控制范围南至今贵阳市，东南至今龙里、贵定县，西南至今安顺与云南滇东彝族地区相连，向西越过鸭池河和三岔河，进入水西安氏直辖领地，与彝族杂居；蔡家进入贵州的时间更早，在宋景阳人贵州时，就有苏、赵、周、高、蔺、蔡、南容七姓“举族附焉”。此后，蔡家便是宋家统治下的一部分，其居住范围与宋家大致相当，但以底寨和养龙坑两长官司为主要聚居点，底寨长官司驻今息烽西南之底寨，养龙坑长官司驻今息烽北部之养龙司。自贵阳以西，则同宋家一样，延至水西宣慰司和乌撒军民府辖境与彝族杂居。

由于宋家和蔡家是移民贵州定居的汉族集团，他们进入贵州后，仍沿袭着中原汉族传统的儒学遗风和伦理道德。据(弘治) 馈州图经新志》卷三《人物》记载，宋昂(宋景阳之后裔) “好学公文，服勤持俭，爱民礼士，惟日不足”；宋昱“性颖悟好学，善属文，诗格清丽，有魏晋风致，被服朴素，操行雅饬”。由此可见宋家的汉文化素养很高，与同时期的汉族封建官吏相比，并没有什么区别。在婚姻方面，在贵阳一带的青年男女也严格奉行“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原则，无恋爱自由可言，而是由父母包办婚姻，沿袭中原汉族的文化特色。尽管宋家和蔡家都是汉族移民集团进入贵州后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的后裔，但居主导地位的是宋、蔡家两家的中原移民后裔，其生活习俗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且两家又世代联姻。因而从常理上讲，他们在婚姻习俗上也应该遵循汉文化习俗。然而明清史籍记载，大定府宋家、蔡家在婚姻习俗上的一个奇特现象，即以文墨著称的宋、蔡两家却引入了彝族的抢亲习俗，这实在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如嘉靖年间田汝成撰《炎徼纪闻》卷四记载： “宋家、蔡家，盖中国之裔也。相传春秋时，楚子往往蚕食宋、蔡，俘其人民，放之南徼，遂流为夷，二氏风俗略同，而宋家稍雅，通汉语，或识文字，勤于耕织。男子帽而长衫，妇人笄而短袒。将嫁，男家遣人往迎，女家则率亲戚口楚迎者，谓之夺亲。既归，旦则进盥于姑舅，夕则锾狼朐。三日而罢。”道光《永宁州志》卷十 说：“蔡家，即蔡国人。……男子善擀毡，遂以毡为衣服，妇人短衣长裙，婚用媒妁，聘以牛酒财礼，与龙家同。女子将嫁，男家遣人迎之，至则女家率亲戚中之女子十余人当门，捶以为欢笑，入门乃止，与倮罗同，名曰打亲，谓之不打不亲也。翁媳不通言。”土民志六(道光)《安平县志》记载蔡家“与宋家及大定之彝族同，名曰打亲，谓不打不亲也，旦则进盥于姑，翁媳不通言语”。同时，居住在大定府彝族辖区境内的宋、蔡两家青年男女恋爱还非常自由，他们在仲春或秋月夜里通过歌舞表达爱意，选择自己的意中人。然而宋家和蔡家既不存在彝族那样的家支制度，也没有彝族社会严格的等级婚姻，从常理上讲不可思议。其实，只要弄清这一时期的史实，也就不难理解了。明代以前，进入贵州的汉族较少，特别是两宋国家分裂的情况下，云贵地区与中原联系较少，本来人口就有限的宋、蔡两家尽管他们在汉文化特征等方面比当地民族先进，但只能在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贵阳一带继续保持，而在黔西地区由于与彝族等民族长期共同生活，因而在生活习俗上逐渐受到当地主体民族彝族的长期影响而趋于同化。而且，同一民族因居住地方不同，其风俗习惯往往会有不同的表现，如同是宋家，居住在贵阳东南部龙里卫的那部分有“俗亦丑陋，间有合于汉礼者”之说，表明在龙里地区的宋家，由于与仲家、龙家等主体民族杂处，因当地经济文化较为滞后，夷化程度较深，只偶尔留有中州遗风；蔡家也一样，居住在底寨的蔡家因与宋家杂居，其生活习俗与宋家同，而居住在养龙坑者则与苗族的婚俗相似，即吹木叶求偶，与底寨蔡家又有明显的不同，这正说明了在某一区域内的主体民族总是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影响着周围其他人数较少的民族。

此外，遵义府的仡佬族也存在类似的习俗，仁怀县仡佬条《访册》记载：“仡佬，婚娶亲迎时。无论冬夏，必以冷水淋媒人，后日夫妇方和睦。新妇至，以小木瓢一柄曰马匙，置于大门下，令新妇践之，谓能祓除不祥。”仡佬族是从汉晋时期的僚族中分化出来的。明清时期仍分布在不同的地区，随着内部经济文化不同程度的发展，各地区呈现出明显的差别，加上在各地与不同的民族杂处，因而各地的生活习俗也不尽相同。居住在仁怀县境内的仡佬族因与彝族杂居而受其影响，以致在婚娶时以水淋迎亲媒人。

明代的黔西地区，水西安氏势力强大时能控制整个贵州西部，宋家、蔡家位于鸭池河以东，但有很大部分越过鸭池河和三岔河与彝族杂居，得靠水西安氏的庇护生存，而水西安氏也须借助文化水平较高的宋家出谋划策，以期有效地控制黔西地区，因而双方关系极为密切。相比之下，水西安氏利用中央王朝给予的特权和作为土著的优势，对宋家、蔡家施加的影响更大一些。随着明朝中后期对彝区改流的进行，至清初，水西宣慰司虽被废除，但仍有部分土目存在，其特权受到严格限制，对周围民族的控制和影响也就逐渐减弱，改流后宋家、蔡家在生活习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汉族没有什么区别了，即“尽变为华，不复可识别矣”。因而(民国)《贵州通志・土民志六》引《瓶水斋集自注》说： “宋家在贵阳，颇通汉语文字。夺亲之举，俗诚可笑。”但接着又说“然今人嫁女之家，有索开门钱者，竞至攘臂请益者，则其异于苗子者也几希。”这表明清初以后，尽管宋家、蔡家与汉族没有什么差别，即“亦尽变而为华，不复可别识矣”，但仍被视为少数民族，黔西地区也由于彝族土目的大量存在，他们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的其他各民族，因而他们的婚姻习俗仍得以长期地延续下来。

(二)聘礼习俗对其他民族的影响

彝族先民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因种种原因而多居山区和半山区，其经济形态因居住环境而有所不同，至元代还多以畜牧业为主，并辅之以农业，因此，牲畜的多寡，便成为财富多少的象征，正如李京在《云南志略》中所说“祭祀时亲戚毕至，宰杀牛羊，动以千数，少者不下数百”。这种财富表现在婚姻习俗方面就是青年男子在结婚前交付给女方家的聘礼通常是以牛、羊或马的数量来计算，即婚姻以“牛马为聘”或以“牛羊为聘”。女方为了显示自己地位的高贵，或是自身条件优越等因素，往往索取数量较多的聘礼，男方同样也要显示自己的富庶和强大，在行聘礼时大摆排场。但这仅限于上层贵族，而对绝大多数彝族来说，靠个人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的，于是家支的力量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男方家支所有成员一起行动起来，有羊送羊，有牛送牛，共同承担了这项职责，因此，家支的力量有时会制约着一桩婚姻能否圆满完成，也使彝族极力地维护着家支的利益，防止内部人员外流，实行同等级的氏族外婚和民族内婚。

与彝族居住在一起的其他民族因受其影响也存在这样的习俗，(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九记载永宁州《风俗》时说仲家“婚姻以牛马为聘”。仲家是今布依族先民，明清时期仲家主要集中在黔中和黔东南，在黔西的部分则散居在其他民族群体居住地带，尤其是以彝族为主的地区。黔中和黔东南地区的仲家居江畔湿热地区，且与内地移民接触相对较多，受汉族影响而勤于耕织，务农为本。而从清镇、开阳、修文、普安往西，仲家则散居在彝族聚居区，由于长期受彝族土司统治，与彝族共处，因而彝族的习俗对仲家的影响较大，即以盛产的羊、马、牛为聘礼。

秦汉以来，就有汉族向今贵州地区移民，到西汉末年，这些移民在融合了当地民族后出现了一些大姓，龙家即是龙姓先民的近亲及其统治下的各民族。明朝中期以前，龙家和仲家“同俗而衣尚白”，但随着明初汉族移民的进入和其他民族的迁移，使龙家民族情况发生了变化，在黔中和黔南的那部分龙家，成了仲家中的一部分，而散居在黔西的那部分龙家，却发展成为与仲家不同的另一个民族群体。龙家在黔西绝大部分地区与彝族居住，虽然各民族都实行民族内婚，但在婚姻习俗方面却受到彝族的影响。如毕节县“苗有倮罗、龙家、蔡家、羿子、花苗数种，而倮罗为盛，无土司管辖，以田主为头目，尊曰某官，尊其内曰官娘，婚姻议牛马多寡为财礼。”卷二十六定府境内的蔡家婚礼既定，“仍以牛马为聘”；平远州的仡佬族“婚娶尚财礼，或牛或马，多寡不一，媒妁议定，然后允诺”。

二、丧葬、节日对其他民族的影响

彝族支系繁多，分布较广，由于所处的自然环境不一样，因而其丧葬习俗及仪礼也不尽相同，反映出明显的地域差别和支系特点。但在丧葬上却大多实行火葬，田汝成《炎徼纪闻》记载贵州彝族“人死，以牛马革裹尸而焚之”，(嘉靖)《贵州通志》记载水西彝族“死则集万计，披甲胄，持枪弩，驰马若战斗状。以锦缎、毡衣裹之焚于野，而掷散其骸骨”，到清代，关于彝族的火葬习俗记载更为详尽和完备，《黔南杂记》、《黔南识略》和《贵州通志・土民志》对黔西地区水西、毕节、威宁、平远、黔西、怀仁等地的彝族丧葬也有相似的记载，其中最为详尽的是《贵州通志・土民志二》引《大定府志》记载大定府彝族的丧葬习俗：“将死者，衣蹑草履，屈其膝，以麻绳缚之，乃杀羊取其皮。既死，则以覆尸，覆已，用竹席裹之，用木二，长丈余，横合之，以短木若梯状，别为竹编，以柴为经，竹纬。织之，广二尺许，长若梯，置其尸于上，男则面左，女则面右，不葬而焚，族党咸来则为翁车，亦日瓮 车。……瓮车之次又有一架，鬼师披虎皮坐其上作法念咒，谓之作戛。杀一豕，令人负之，随死者之子哭泣绕车三匝，群媳披袍立其旁而哭泣，朝暮行之，即朝夕莫也。……至焚所，又有跳脚之俗。将焚之前，姻党群至，咸执大火来，至则弃火而聚其余炬于一处，相与携手吹芦笙歌唱达旦，谓之跳脚也。及焚之日，鬼师祝告，椎牛数十头以祭。”

彝族的火葬习俗对其他民族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兴义府西部的仲家“男妇不信医，用巫禳之，其巫名日报暮，死则火化，今知用棺矣。婚丧一踵陋习，苟简从事。”这部分仲家与云南东部彝族地区相连，且兴义府境内本身就有彝族居住，因此在生活习俗上与彝族更为接近，如“死则火化”，与黔中和黔东南地区的仲家“葬用棺，以伞覆墓上，期年而火之，不上冢”不相同；“巫名日报暮”可能即彝族中的巫师毕摩，只是同音异写而已，也是明显受到彝族的影响。《大定府志》载龙家“将死，预砌石为基，死后作高架停尸，延鬼师念经咒，亦作戛焚尸，惟焚后又葬之为异于罗鬼耳。”蔡家也是“丧亦跳脚作戛，惟不焚而葬，为异于罗鬼耳。”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记载安顺府境内仡佬族“死葬不用棺，积薪焚之”。仲家、龙家、蔡家等民族群体由于在政治上受到彝族土司的统治，在很多方面会受其影响，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的部分习俗。

火把节是彝族等氐羌系统民族的传统节日，一般在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前后几天进行，节日期间，彝族合村穿上节日的盛装，杀猪宰牛祭祖、祭神，乞求全家平安、来年丰收、畜牧兴旺。作为彝族特有的节日，其内容丰富多彩，有斗牛、摔跤、赛马、选美、对歌、射箭等娱乐性活动，正所谓“云披红日恰含山，列炬参差竞往还。万朵莲花开海市，一天星斗下人间”。这种浓厚的节日气氛和对丰年的期盼感染了蔡家、仲家、苗家等其他民族，并被他们接受，如郎岱厅(驻今六枝县) “苗有蔡家、仲家、花苗、倮罗、革佬五种，……惟六月二十四日必以糯米作饵，杀鸡泡酒，各宴于家，仍其土俗”。

三、着装习俗对其他民族的影响

彝族服饰多种多样，多以自己纺织的麻布或棉布制成，男子以青布束发，结髻向前如角状，短衣大领，袖长齐膝，腰系蓝裙，出行则披毡戴笠，大布缠脚，踵蹑草履。女子分发为二，亦用青布缠之，结髻如盘大，用银作梅花以饰额，耳戴大环垂至项，长衣，大领袖，裙细褶无数，用布30余幅，下垂至足，无T裤，多赤足或布P草履。由于彝族分为不同的等级，有黑贵白贱之分，因而在服饰的色彩上也各不相同，有尚黑与尚白的习俗，对当地其他民族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乾隆)《贵州通志》卷七记载“青苗，修文县、镇宁州、黔西州皆有之。衣尚青，妇人以青布一幅着于首，男子顶竹笠，蹑草履，出入必佩刀。性强悍好斗，颇同于彝族”；大定府境内的蔡家“男子青衣，著草履，行则披毡衣。略似罗鬼”；永宁州的仲家男女皆“着青布短衣，科头跣足，好佩弓弩，女人细褶长裙”；大定府一带的龙家“青布束发结髻，衣青衣，妇人衣发为二青布束之；而安顺一带则衣尚白”，即黑龙家为上等人，白龙家为下等人，他们之间的差别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彝族中黑贵白贱的影响；六额子是清朝乾隆年间才出现的一个新的民族群体，其分布地域主要是在贵州省西部的大定府境内，由于长期受到大定府境内彝族文化特点的影响，也分黑、白两种。

另外，作为彝族装束的制作技艺也影响了其他民族。黔西彝族居住地区盛产羊、马，因而其羊毛制品早在宋代就进入广西，说明其生产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据《岭外代答》记载大理国地区与内地在邕州交易的情况，“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马所赉，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其中有一部分披毡应来自水西。至元代，披毡曾作为水西地区的贡品，如“大德元年六月甲寅，罢亦溪不薛岁贡马及毡衣”。发展到明初，其产毡规模大，数量多，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下令派兵征讨云南，“霭翠备毡一万领”，披毡还是朝廷向西南彝族征收的赋税之一，洪武十七年规定“乌撒岁输二万石，毡衫一千五百领，乌蒙、东川、芒部皆输八百石，毡衫八百领”。披毡用羊毛擀成，既可防潮、防雨，又可御寒，是彝族人民的重要服饰，对于居住在山区和半山区的彝族来说非常实用和方便，因而披毡是彝族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如绞徼纪闻》说水西彝族“荷毡戴笠而行，腰束苇索，左肩拖羊皮一张”；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等书记载其“以锦段毡衣裹死者尸焚于野”。

汉族的文化习俗篇6

关键词：英汉习语民族文化特征差异

习语是语言的一部分，包括成语、俗语、谚语、格言、惯用语、典故等，是一种在结构上与意义上都比较稳定的语言结构。它是语言中的精华与瑰宝，含义深刻且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同时，习语又受文化的影响，反映其文化特征。以下谈谈英汉习语与民族文化特征的关系。

一、自然环境差异

英汉民族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生活方式有异而形成各具特点的习语。英国是一个岛国，历史上航海业曾一度领先世界，因而英语中产生了大量的来自航海用语的习语。如：togowiththestream随波逐流，totaketheropes了如指掌，totrimone’sailstothewind随机应变，nailone’Scolorstothema坚持到底等等。英语中有不少用鱼来比喻人的习语：apoorfish可怜的家伙，acoldfish冷淡的人，queerfish怪人，ashyfish羞答答的家伙等…。汉民族在亚洲大陆生活繁衍，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土地，土地、山水对人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汉语中有许多与土地、农业有关的习语，如：山崩地裂、东山再起、水到渠成、土生土长、卷土重来、揠苗助长、顺藤摸瓜等。比喻花钱大手大脚，英语是spendmonelikewater，汉语是挥金如土。又如，中国盛产竹，竹子有极丰富的文化内涵，习语如胸有成竹、势如破竹、罄竹难书、节外生枝等。古代的文人墨客也咏竹之高洁与坚贞。英美民族生活地区不产竹，bambo是舶来品、借用语，所以英语中与竹子相关的习语寥寥无几，更无联想意义。形容事物迅速发展，汉语用雨后春笋般、如雨后春笋，英语用likemLlshrooms。在汉语的文化氛围中，夏天常常是骄阳似火，赤日炎炎似火烧。英国夏季气候凉爽宜人，英国人形容夏天是如“爱人”般可爱、温柔、美好。在汉语中东风是春天的使者，在英语中报告春天消息的却是西风，著名的《西风颂》正是对春的讴歌。

二、风俗习惯差异

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岁月中逐渐形成的文化意识的反映和表现，民俗是习语赖以生长并获得顽强生命力的深厚土壤，许多习语就出自民俗。要表示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汉语有习语“小菜一碟”英语有习语apieceofcake。汉语的“小菜”与英语的“蛋糕”都有“容易(或轻松愉快)的事情”之义，这与两国的饮食习惯有关系。蛋糕是英国人在13常生活中经常食用的一种食品，所以他们就用pieceocake表示一件容易做的事情。在中国，小菜在中国人的一日三餐中必不可少，吃一碟小菜对中国人来说易如反掌，因此常用“小菜一碟”来形容一件事情很容易。这两个习语反映了英汉两个民族不同的饮食风俗习惯。在性格方面，中国人质朴凝重，谦虚宽容；英美人性格外向开朗，看重自我，从不贬低自己。汉语习语如“不为祸死，不为福先”、“知足常乐”、“安贫乐道”、“枪打出头鸟”、“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命中无者莫强求”…等表现了中国人以自苦、中庸、明哲保身为特点的为人处世哲学。而英美人则强调人要不断创新，不满足现状，标新立异，寻找新的机会。如“Nomoney，nohoney．没有钱就休想得到称心如意的女人为伴侣；Allisfairinloveandwar．在爱情和战争中，采取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等习语就是这种形象的反映，这些对于礼仪之邦的中国人是接受不了的。

三、历史文化差异

中英两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故事，习语中有很大一部分皆来源于此。由于古代中国长年战争，许多习语如围魏救赵、临阵磨枪、毛遂自荐、四面楚歌、卧薪尝胆、负荆请罪、三顾茅庐等出自国家间的征战故事，充分体现了汉民族独特的古代文化。古代的英国，磨坊和铁匠铺是农村的主要手工业生产地，许多习语如arut!ofthemilljob没有多大变化的普通工作，togotosomethingathammerandtongs全力以赴地，callaspadeaspade实话实说，tocomeundertheharmer被拍卖”等与此紧密相联。

四、典故和神话故事

大量英汉习语源于典故。如“东施效颦、名落孙山、叶公好龙、守株待兔、刻舟求剑、黔驴技穷”等是源于寓言故事，“夸父追日、女娲补天、嫦娥奔月、精卫填海、画龙点睛、愚公移山”等出自神话传说。英语习语如“cat’Spaw受人愚弄的人，thebearandthetwotravelers患难见人心，thedogandthecook吃一堑，长一智”等出自《伊索寓言》，“Aladdin’Slame能满足人的一切愿望的东西，oldnqanofsea难以摆脱的人或物”等出自神话故事。神话故事以其久远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丰富了习语，成为语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五、对事物认知的差异

汉英民族对客观事物各持己见，赋予事物不同的内涵。如“龙”在汉语中象征着吉祥尊贵、威严和力量。习语有“望子成龙、生龙活虎、龙腾虎跃”等。有时也用“腾飞的巨龙”来形容我们的国家，称自己为“龙的传人”。然而在英语中aragon是邪恶的代表，是一种凶残狰狞的怪兽。撒旦被称为d~gon，凶暴的女人称为dragon，“亚洲四小龙”是“Fourtigers”，而不是“Four如ns”。又如在中国北方，猫头鹰出现就是一种凶兆，和吉祥全然无缘。英语中却有aswiseasanowl，表明西方人把owl象征“狡猾、机警、聪明”。两个民族都养狗，汉语中与“狗”有关的习语大多含有贬义，如“狗仗人势、丧家之犬、狼心狗肺、狐群狗党、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狗腿子、狗头军师”等口j。由此可见中国人对狗讨厌之至，对狗没有任何赞美之意。然而，对西方人而言，狗既可以看门或打猎，也可以做人忠诚的朋友。英语中有关狗的习语多数有褒义。如“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atopdog优胜者；agaydog快活人；awaterdog水性好的人；Youarealuckydog．你真幸运。”又如中国人用“花花公子”表示“只追求享受、过纸醉金迷生活的轻浮阔少爷”，用“拈花惹草”表示作风不正派的男人。而英语的flower却无汉语中提到的含义。再如daffodil汉语中是“黄水仙”，仅仅是一种花而已，但在英语中它是春天、欢乐的象征。在色彩方面，英语中的白色象征着快乐、纯洁。例如习语“daysmarkedwithawhitestone幸福的日子，awhitelie无恶意的谎言，whiteelephant大、笨而无用之物”…。但在汉语中，白色蕴涵悲怆贫寒，衰败死亡之意。如“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一穷二白”，都勾勒出苍凉寂凄、衰败哀愁的意境。

六、宗教差异

与有关的习语也大量地出在英汉语言中。佛教传人中国已一千多年，人们相信佛主和因果报应及生死轮回，很多习语如“一尘不染、万事皆空、现身说法、借花献佛、在劫难逃”等与此有关。在英美，人们多信奉基督教，习语“Godhelpsthosewhhelpthemselves上帝帮助自助的人，Gotohell下地狱，aPandora’Sbox潘多拉之盒，theswordofDamocle即将临头的危险，attheeleventhhour最后时刻”等来自“圣经”。

总之，英汉习语结构凝练、意义深远、言简意赅形象生动、含蓄幽默，富于表现力和生命力，并都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是民族文化在语言里的结晶，闪烁着民族文化的光芒。通过英汉习语来源的比较，我们看到了英汉两个民族文化的不同特征，能更好地理解和灵活运用英汉习语。

参考文献：

[1]刘艳芹．从英汉习语看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J]．平原大学学报，2O06，(4)：87—89．

汉族的文化习俗篇7

关键词：文化；汉语教学；教学内容；教学途径

前言

随着少数民族地区汉语教学的进一步发展，汉文化教学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是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汉语教学中汉文化的重要性，借此初步探索汉文化教学的内容与途径。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交际的工具，是文化信息的载体，每种语言都有其多承载的民族文化，通过学习内容来更好地理解和认识语言。对一部分少数民族学生而言，学习汉文化知识作为学习汉语的一个切入点，不失为一个好的途径。

一汉文化教学和汉语教学的关系

二十一世纪，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双语政策的实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汉语教学也得到了发展。对汉语教学的研究也更较深入，汉语教学中韩文化的教学便突出出来，本文为了研究汉文化的教学，首先看一下汉文化教学和汉语教学的关系

1、汉文化的定义

汉文化的定义至今没有一个确切公认的说法，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历史事物，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的，其内容和结构总是在日益丰富，其地位和作用总是在不断调整。中国古代文献中，“文化”作为一个整合词的形式出现是在西汉以后。目前中国学术界多数人的意见，文化游和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中国传统文化是通过儒家经典反映出来的。“传统文化”是在过去的一个很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文化，是指周秦至清中叶这三千多年历史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文化。另一种观点认为，“传统文化”是指过去一直发展到现在的东西，传统文化是官文化的反映，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传统文化”是根植于自己民族土壤中的稳定的状态的东西，但又有动态的东西包含其中，是过去和现在交融的过程，渗入了各个时代的新思想，新血液。中国传统文化从根源上讲不是一源分流，而是殊途同归，是各种文化的大融合。由于汉民族在中华民族中的特殊地位，使汉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组成部分。

2、汉语言教学的任务

对于少数民族的汉语教学，属于第二语言教学，正确认识汉语教学的任务是教好汉语课的前提。

汉语教学的任务：向学生讲授汉语的基本知识，培养学生运用汉语的基本技能，在教学过程中发展学生的智力，通过教学内容的感染，培养学生健康的思想情感和高尚的思想品德。

3、汉文化教学与汉语教学的关系

汉语教学及时语言教学，同时用时文化教学。语言和文化教学方式的统一性，是汉语教学最根本的特性。

汉文化教学是对少数民族汉语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汉语教学作为教学的宏观方面来把握，那汉文化教学作为汉语教学的一部分，则以一个微观的侧面进行把握。汉语教学面广，内容丰富，与之相对汉文化教学则面窄，内容偏居一面；汉文化的教学将促进对汉语言本身的理解，从而推动对少数民族汉语教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汉语教学的发展也势必会促进汉文化教学的发展，促进汉文化的传播。

二汉文化教学的主要内容

汉语教学中汉文化的教学内容点多面广，加之汉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文中如若进行“穷尽式”研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因此本论文中阐述的汉文化教学的内容，主要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汉文化教学的内容。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交际的工具，是文化信息的载体，每种语言都承载着其民族的文化。不同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也不同，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成为第二语言教学的障碍，汉语学习对少数民族学生来说属于第二语言的学习。语言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内容分为“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两种”。

1、交际文化的定义及内容

所谓“交际文化”是指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熏陶下的人进行交际时，由于缺乏这种知识而产生误解，直接影响交际的文化。

对少数民族进行的汉语教学，属于第二语言教学。社会礼俗属于汉语教学中交际文化教学内容之一，①其中表示问候的：汉民族见面问候时常说：“你好，您好！”，对年龄相仿和自己同等社会地位的人说：“你好”，对自己年长和社会地位高的、自己特别尊重的的人说：“您好”。因为汉族人讲究长幼有序，尊卑有别。②又如汉族人打招呼时常说：“吃了吗？”，如果不了解汉文化的人肯定会想：“难道他想请我吃饭？”。③询问年龄，年轻者向年长者询问一般说：“您高寿啊？”“你多大年纪啊？”向同龄人问可说：“你多大啊？”“你多少岁啊？”向年幼者可问：“你几岁了？”“你多大了？”等等。

在第二语言教学中，会和少数民族学生母语产生交际文化的差异和冲突，①例如在文化心理和宗教习俗的不同，汉语中诸如“上西天”、“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悟性”、“芸芸众生”、“阐”、“功德圆满”等词语都浸透着佛教或道教文化的痕迹。对这些词语讲授时应多讲文化背景。②与汉族心理有关的教学方面，如“天”“真命天子”“天命”“天意”“苍天有眼”“老天爷保佑”，汉民族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神，是万物的主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对命运好转、遭难寻求解脱时，都会用到上述词语来表述。在教学过程中应多解释汉民族的宗教情节和独特的心理感受，这样就便于少数民族学生理解了。

汉民族习俗和其他民族不同。习俗是习惯和风俗的简称。习惯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生活中逐渐养成的，一时不易改的行为、倾向或社会风尚；风俗是社会上长期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的总和。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不同。包括打招呼、问候、告别等用语的规范使用，比如送生日礼物，不可“送钟”，因其谐音“送终”。又如过年时“拜年”，有极少数的少数民族学生会对老师说“老师，您怎么不给我拜年去”，这样有时会让你哭笑不得。因此要加强汉语教学中交际文化的教学，以提高汉语教学的水平，切实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交际能力。

2、知识文化的定义及内容

所谓“知识文化”是指两种不同文化背景培养出来的人进行交际时，对词语的使用不产生直接影响的文化背景知识，交际的双方或其中一方不会因缺乏这种知识而产生误解。

词汇属于汉语教学中知识文化教学的内容之一。词汇作为语言建筑材料，每种语言都有其特定的词汇，两种语言中必定有不可互译的词语，如对该民族文化理解不深或不理解，就难理解这些词语了，譬如：大多数的汉族菜肴、部分成语、俗语等在维吾尔语言、柯尔克孜语言中就没有现成的词语。“月老”一词源于汉民族民间传说，全称“月下老人”是主管人间婚姻的神，职责是将随身携带的袋子里的“赤绳”暗中系在男女双方的脚上，使之结为夫妻。这样理解就可避免学生单纯从字面把该词理解为“月亮下的老人”或“月亮老了”。常常作为“媒人、介绍人”的代称。“河东狮吼”，维吾尔语可译为“hotun yaman”。宋代陈季常（自称龙邱先生）之妻柳氏异常嫉妒且凶悍，管束丈夫极严，每逢她大声呵斥时，陈季常就不由得心惊胆战，因柳氏系河东人，后来坡就以“河东”一词指代柳氏，将此事写成一首打油诗：“龙丘居士亦堪怜，谈空说有夜不眠；一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因此，后人用“河东狮吼”比喻具有嫉妒心理而又性格厉害的妇人。“精卫填海”中“精卫”是古代神话中的小鸟名。古代神话，炎帝的女儿在东海淹死，化为精卫鸟，每天衔西山的木石来填东海。后用来比喻不畏艰难，意志坚强等就要通过表达解释文化背景来解释这些词语。汉族和维吾尔族对亲属称谓的表述有所不同，汉族人的亲属称谓词分的很细，父亲的亲属，母亲的亲属，妻子的亲属各有严密的称谓法。而维吾尔族人则不然，对男性亲属长辈称aka taha，对女性亲属长辈称aqa hede等。因此知识文化的教学是极为必要的。

3、对汉语教学中的汉文化教学要进行批判的 “教”与“ 学”。

历史悠久的汉文化并不是一块完美无瑕的玉石，它也存在着瑕疵之处。像“三从四德”、“男尊女卑”这样的封建文化，我们就要坚决抵制。

对文化的讲授时，作为教师自己应注意到要把优秀的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汉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讲授。塞选知识点时要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作为少数民族学生根据自己培养起来的文化修养，也应对文化的教学内容进行批判的学习，并加以继承。逐步培养起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观。

三汉文化教学的途径

任何一种语言的学习，都要通过一定的途径来实现。简单的说，就是如何让少数民族学生学得汉文化。汉文化教学任务的完成，我认为要通过如下相应的方法和途径来实现。

1、进行汉文化的教学要对汉语文化进行相应的补充。

汉语教学中尤其是课文教学中，很容易遇到文化的内容，这时如何来给学生讲呢？譬如在古汉语作品中（文言文中），出现“虚左以让”。在教学中就要给少数民族学生讲清楚，“为什么要虚左位以让呢？”这在中国古时，以“左”为上位，表示尊敬，所以是“虚左以让”。这样解释清楚“虚左”的历史文化背景，就能更好地让少数民族学生理解汉语知识，学习汉语。

2、创造汉文化环境。

第二语言教学中主要是交际文化的影响最大。我们就可在课余对话中或实际生活中解决这些问题。在公交车上各民族同胞之间对老幼、孕妇互让座位不仅体现互相的尊重，传扬了美德，更加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高校民汉学生合住宿舍，是民族学生置身于汉文化环境的一种好办法，这样可以全方位的了解汉文化。民族学生到汉族家庭做客、居住、生活，也可使他们获得汉民族日常的文化习俗。这样得来，会使他们深刻理解这些知识。

3、开设专门的汉文化课程，加强汉语教学。

通过汉文化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究竟要如何给学生提供汉文化知识呢？我认为要做到汉语言教学与汉文化教学相结合的同时，还要开设专门的汉文化课程来系统地传授文化知识，且开设专门课程以传授文化知识是必要的，但从理论上讲，从多快好省的角度看问题，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同步并行更合理。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语言本身既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同时又是文化的一大组成部分，只教语言，不谈文化，实践上行不通，而且必然会影响到语言知识与语用技能的传授和习得；二是文化教学应是汉语教学必须贯彻始终的任务。语言与文化教学相结合，齐头并进应是汉语教学的奋斗目标。当然，传授文化知识的各种专门课程，就理论归纳和总结而言，仍有其存在的必要。

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儒家经典反映出来，学习汉文化，开设汉文化课程，不是为发思古之幽情，不是为了复兴儒学，而是想通过对汉文化的系统阐述来把握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和特质，让少数民族同学更好地认识汉文化，促进汉语教学的发展。从而重新来认识中华民族、中国传统文化，可加深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解。

4、通过生活习得汉文化常识，深入理解汉文化。

对汉文化的学习中有很多常识是可以通过生活习得的。譬如：对中国传统节日的学生，便可以通过生活习得实现。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春节刚过，迎来的就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所以称正月十五为元宵节。正月十五是年中的第一个月圆之夜，也是一年复始，大地回春的夜晚。人们对次加以庆祝，也是庆祝新春的延续。元宵节燃灯、猜灯谜、吃“元宵”这些都是深受社会各阶层欢迎的习俗；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它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也称端五，端阳。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诸如：纪念屈原说；纪念伍子胥说，纪念曹娥说；起于三代夏至节说；恶月恶日驱避说，吴越民族图腾祭说等等。以上各说，各本其源。据学者闻一多先生的《端午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列举的百余条古籍记载及专家考古考证，端午的起源，是中国古代南方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比屈原更早。但千百年来，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感人诗辞，已广泛深入人心，故人们“惜而哀之，世论其辞，以相传焉”，因此，纪念屈原之说，影响最广最深，占据主流地位。在民俗文化领域，中国民众吧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和吃粽子等，都与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是传统的中秋佳节。这时是一年秋季的中期，所以被称为中秋。在中国的农历里，一年分为四季，每季又分为孟、仲、季三个部分，因而中秋也称仲秋。八月十五的月亮比其他几个月的满月更圆，更明亮，所以又叫“月夕”“八月节”。此夜，人们仰望天空如玉如盘的朗朗明月，自然会期盼家人团圆。远在他乡的游子，也借此寄托自己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所以，中秋又称“团圆节”。中秋佳节，人们最主要的活动是赏月和吃月饼。在日常生活中，这些汉文化知识都是可以习得的。

5、汉文化的教学途径中，也要注意到汉语教师自身文化修养的提高。

汉语教师应该提高自己的双语能力，培养自己的双语文化意识。语言和文化关系密切，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授关系密切。在进行汉语教学过程中，应时时注意汉文化有机渗透，将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知识的传授贯穿于汉语教学的始终。

教学本身就是一个“教”与“学”相长的过程，在教授少数民族学生汉文化知识的同时，作为汉语教师也要不断进行学习，加强自身的汉文化修养。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不能一知半解，敷衍学生或回避汉语教学中存在的汉文化问题，要又进取学习的精神，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影响身边的学生，提高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加强汉文化教学。

结语

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汉语教学，提高汉语教学水平和质量，其中汉文化的教学是必不可少的。通过汉文化教学的深入开展和逐步推进，来增强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提高汉语学习的认识。对汉语教学整体而言那就一个全面的教学，其内容也必然包括汉文化教学，它们之间将形成互补关系，互相影响并促进共同发展。通过上述汉文化教学的内容和途径，来更好的完成汉语教学任务，使学生树立起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观，通过汉文化教学增强少数民族学生对中华民族、对时代的了解，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汉语教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司马文杰. 文化社会学【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8

【2】刘介民.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M】，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8

【3】蔡崇尧. 汉语教学法概论【M】，新疆教育出版社，1999,6

汉族的文化习俗篇8

【关键词】新疆 维吾尔族 汉族 民族交往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区，新疆的民族关系是新疆发展与进步的生命线，而维吾尔族与汉族的关系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民族团结的大局。因为新疆全区总人口有2240.78万人，而维吾尔族和汉族分别居全疆人口的第一、第二位。据2013年新疆年鉴统计，新疆维吾尔族人口925.50万人，占总人口的44.94%；汉族人口798.66万人，占总人口的38.58%。①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在民族的相互交往中，一些交往问题和障碍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些问题和障碍在21世纪将影响新疆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因此研究民族关系状况十分必要。

民族的历史交往

民族互市。互市又称为“榷市”、“胡市”等，是我国古代在贸易交换过程中形成或指定的贸易地点。它是我国历史上不同民族间的一种沟通形式和民间的经济交往。回鹘虽然是游牧民族，但有着经商的传统，曾与唐朝进行互市，以自己生产的马匹换取唐朝的绢帛和茶叶。据史书记载，回鹘和唐朝的马匹与绢匹贸易的影响远超出其贸易本身。在持续80年的马绢贸易中，回鹘从唐朝取得了所需要的绢匹和茶叶，绢匹和茶叶除了供回鹘贵族自用外，回鹘可汗们还利用占有丝路要冲的有利条件，向西域开辟交换市场，赚取巨额利润，积累了财富，引起了自身经济的变化，促进了回鹘社会的繁荣和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唐朝则达到了有利于边防安全和内部稳定的目的。互市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扩大了古代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的接触和交往，满足了彼此生活上的需要，还促进了古代两民族的文化和经济交流，从而丰富了两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对促进古代民族间的和平共处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王朝朝贡。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周边民族前来中原称臣纳贡，请求建立朝贡关系，其中包括回鹘。朝贡作为国家间的官方贸易，与民间的或由地方进行的“互市”有严格区别。朝贡是由皇帝和可汗达成协议后才可进行的，而且一般总是可汗本人或可汗特使入朝的贸易。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回鹘可汗派遣使者朝贡，进献礼物，唐太宗亲自接见来使，厚赠以归，由此拉开了双方你来我往、互相交好的历史帷幕。此后，回鹘可汗对唐朝岁贡貂皮等物，唐朝对回鹘则负“济难止争”之责。可以看出，朝贡作为国家政权之间一种正式、高级别的政治经济关系，反映着回鹘和中原关系的亲疏。因此在史书上屡见“于是岁贡不绝”、“每岁遣使朝贡”、“此后频遣使朝贡”等诗句。

民族和亲。和亲是不同邦国与部落为实现政治目的而达成的一种关系。中原与回鹘通过和亲不但可以维系与深化彼此的亲睦关系，而且巩固和强化了其统治地位。回鹘与唐王朝的和亲先后有三次：唐肃纵乾元元年（758年），唐王朝封回鹘葛勒可汗为“英武威远毗伽可汗”，应回鹘请婚之求，将肃宗宁国公主嫁给了葛勒可汗；唐德宗贞元年（787年），德宗让咸宁公主嫁给回鹘可汗；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唐王朝册封回鹘嗣君为“崇德可汗”，并把永安公主嫁给了崇德可汗。回鹘也有一位毗伽公主嫁给了唐朝德敦煌王。无论是从次数还是从和亲公主的出身来看，唐朝和回鹘的和亲都是引人注目的，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进步意义，减弱了民族偏见，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民族融化与同化，为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宽松环境和有效途径，给中原和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和睦相处的氛围。

民族会盟。会盟是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统治者之间的政治联盟。古代民族之间最突出的政治联盟就是回鹘与唐朝的不断联盟。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回鹘联合漠北诸部落，配合唐军攻灭薛延陀汗国；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和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回鹘婆闰可汗两次率兵助唐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之乱；公元755～763年间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回鹘两次派出援军给予帮助，为收复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立下了汗马功劳；安史之乱后又协助唐朝抵御吐蕃对河西、西域的侵略。由此可见，回鹘在维持唐朝政权的存在、维护西部边陲的安定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古代民族会盟标志着两民族团结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民族的历史交往，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作为两个有悠久文化与历史的民族，在其交往过程也会遇到各种问题，在两个民族利益共享的同时，也会出现一些交往上的障碍。这是我们不可忽视的问题。

对现代民族交往的几个变量分析

居住格局。从居住格局可以看出一个民族所有成员在居住地点与另一个民族相互接触的机会。如果民族之间混居比例高，那么就可以断定他们彼此间的交往与合作较大。因此可以说民族间的混杂程度与民族关系的密切程度是成正比的。

表1：反映了民族在选邻时的意愿（%）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民族在居住格局上存在“居住分异”现象。由于维吾尔族的和风俗习惯的不同，更希望和本民族居住在一起，而汉族对这方面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因此也可以说民族在居住格局上形成了“聚族而居”的特点，这就在居住格局上形成了一定的交往局限。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大力推进和新亚欧大陆桥的开通，新疆流动人口数量剧增、住宅区和商品房不断兴建，因此很多维吾尔族传统的聚居区受到新式住宅区的影响，导致民族相互杂处、交错杂居的形式与日俱增，民族间的交往也在不断加强。

语言使用情况。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写照。不同民族间语言的相互学习，不仅是相互交往的前提，也是他们相互交往的结果。调查民族间的语言使用情况是研究多民族杂居地区族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参数指标。在民族交往中对民族语言的依赖性强、认可度高有利于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

表2：反映了民族的语言是使用情况（%）

由上表可以看出，汉语的使用范围远大于维吾尔语，维吾尔族对汉语这种异民族语言的掌握程度较高。造成维吾尔族掌握汉语程度较高，而汉族对异民族语言掌握程度较低的原因主要是近几年来维吾尔自治区大力实施“双语”教育，将其作为提高维吾尔族的教育质量、维护新疆安定的政治局面、实现两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重要措施。其次，一些大城市，如乌鲁木齐、库尔勒、阿克苏、石河子等，汉族等使用汉语的民族在人口数量上占据优势，因此那里的维吾尔族想要融入环境，必须得掌握汉语。

族际通婚。对于民族关系而言，族际通婚具有重要意义。马戎先生认为，只有当两个民族群体的大多数成员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等方面都达到一致或高度和谐时，他们之间才有可能出现较大数量的通婚现象。②从这个角度来看，族际通婚是民族关系融洽和谐所带来的结果。

表3：反映了异族通婚态度（%）

民族交错的族际婚姻为数不多，通婚阻碍大，通婚率低。因为维吾尔族普遍信仰伊斯兰教。在一个普遍怀有宗教感情、宗教气氛浓厚的地方，赞同族内通婚而反对与汉族通婚的最主要的制约因素就是。当维吾尔族青年迎娶汉族或不信伊斯兰教的其他民族女子，或汉族男子及其他不信伊斯兰教男子迎娶维吾尔族女孩时，若改随伊斯兰教者，都会受到欢迎和尊重。从访谈中我们得知，族际通婚者在婚后面临着民族文化的冲突与协调问题并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和舆论，使一些族际通婚者以离婚而告终。

。马戎先生认为：“宗教与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不仅与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习俗、道德观念、传统文化和精神面貌有着密切的关系，还涉及现实政治和民生的稳定与和谐。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宗教对民族关系有着直接的、重要的影响。”③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幅员辽阔、多民族、多宗教并存的地区，而宗教问题历来对民族之间的关系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宗教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来衡量民族之间的交往。

表4：对民族交往的影响（%）

众所周知，维吾尔族群体普遍信仰伊斯兰教，他们一生下来就是伊斯兰教教徒，民族身份和宗教身份重合在维吾尔族身上。因此他们的不仅与日常生活、风俗习惯、民族情感、思维模式紧密联系在一起，还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感。此外，维吾尔族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生活习惯等社会生活都受到伊斯兰教的规范和制约。相比之下，汉族的多元复杂。因此民族交往在很多领域都将对方排斥在外。

风俗习惯。各个民族都有自己各具特色的风俗习惯，它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显著标志。在民族的长期互动和交流过程中，两民族的群众对彼此风俗习惯的理解程度也直接关系到民族关系的好与坏。总理曾说过：“对民族风俗习惯，如果不尊重就很容易刺激感情。”因此可以看出，民族的风俗习惯是民族交往中十分敏感的问题。

表5：风俗习惯对民族交往的影响（%）

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是维吾尔族还是汉族都对彼此的风俗习惯有一定的了解。由于维吾尔族风俗习惯中有很多禁忌，一些风俗习惯还来源于伊斯兰教，因此许多人也无法分清哪个是风俗习惯，哪个是宗教活动，导致汉族对维吾尔族的风俗习惯“了解一点”。而汉族的历史悠久，风土人情丰富异常，多姿多彩，导致维吾尔族对汉族的风俗习惯大体上“了解一点”。总的来说，为了搞好民族团结，使民族关系更加和谐，两民族都愿意主动了解彼此的习俗。

影响民族交往的社会因素

经济交往中的诚信湮没。在市场经济中，诚信是经商之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诚信又是企业和经商者的无形资产。在经济交往中只有做到诚信交往，才能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交换关系。在与他人相互交换时要有良好的信誉，讲道德，以诚信为本，服务周到，信守诺言，才会赢得市场，最终获得最大效益。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的人为了私利，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裸的利害关系，这些人唯利是图、过分追求金钱而忽视了民族情感，使得市场贸易缺乏诚信。例如不久前发生的切糕事件，由于卖切糕的商人不诚实，强买强卖促使双方引起争执，引发了一系列事件。经此事件后，切糕生意惨淡经营。不难看出，正是因为卖切糕人贪图一时获利，没有讲诚信，从而断绝了自己的谋生之路。此外，一些商家把本不是清真的食品（清真食品，即符合伊斯兰Halal食品标准的食品，通常是指按照中国穆斯林饮食习惯屠宰、加工、制作的符合清真要求的饮食产品）说成是清真食品销售，一些不是清真的饭店冒名清真饭馆。为了谋取经济利益而故意使用清真标志，对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和其他民族造成了极大伤害，引起了群众的极大不满，也引发了一些矛盾冲突。如果此类事件不被及时制止和管理，将会成为破坏民族关系的危险因素。

的引发。“各个民族在彼此的交往过程中，会在生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方面产生纠纷和摩擦。如果这些摩擦和纠纷得不到妥善的解决，那么其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在偶然的个别事件中成为导火线，激起民族感情进而引起突发事件。”④的确，只要是同一民族，就算素不相识，见面了，关系自然会融洽，本民族之间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意识会得到加强。因此容易引起具有相同利害关系的少数民族群众的共鸣，在一些偶然性事件上，他们往往把将发生在本民族个别成员身上的矛盾纠纷，简单等同于“本民族的事情”，使个体事件转变为，从而导致民族关系的破裂。

流动人口的剧增。流动人口是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大量流动人口的涌入，增加了城市的容量，加剧了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的竞争。这主要表现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内地的汉族流入新疆，使部分维吾尔族认为自己的就业机会被“外来者”抢走；此外，从内地来新疆的汉族大多不了解维吾尔族的风俗习惯，因此在日常生活和经济交往中容易发生矛盾和纠纷。其次，疆内的维吾尔族流动人口进入大城市，他们的生存环境普遍恶劣，生活贫困、就业率低、家庭负担沉重，这与生活条件较好及收入稳定的群众形成了一定的差距，导致维吾尔族流动人口产生心理上的不满情绪。

总结

民族关系是新疆最重要的族际关系，妥善处理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和隔阂，是新疆稳定、发展和繁荣的根本。从历史与现状来看，民族关系总体上呈现出比较融洽的局面。虽然出现融洽的局面，但是由于两个民族在众多方面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两个民族在共同交往与生活中发生一些矛盾在所难免。在维吾尔族聚居区，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维吾尔族群众的文化素质，始终唱响民族团结的主旋律，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对于汉民族来说，要尊重维吾尔族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此外，民族之间的经济差异也会引起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因此要加快维吾尔族聚居区的经济建设，改变维吾尔族聚居区贫困落后的面貌，缩小之间的经济差异，消解民族冲突造成的心理隔阂，进而促进新疆各族人民繁荣昌盛。

（作者为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编：《新疆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第167页。

②马戎：《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37页。

③马戎：《民族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7页。

汉族的文化习俗篇9

（吉林师范大学，吉林 四平 136000）

摘 要：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将满族和汉族习俗相融合。例如，拜年的习俗大多采用的是汉族习俗，如拜长辈，“散押岁钱、荷包，摆上合欢宴来。男东女西归坐，献合欢汤、吉祥果、如意糕”等。而除夕时节祭祀祖先则采用的是满族习俗。这反映了曹雪芹虽然是汉族人，但满清入关后，深受满族生活习俗的影响，所以在他的文章中会出现满汉风俗习惯交融的情况。

关键词 ：《红楼梦》；满汉交融；习俗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4-0114-0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3&ZD064）；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1438）；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3B97）；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项目（吉教科文合字[2014]第119号）

一、《红楼梦》中的满汉交融特征形成的历史条件

《红楼梦》成书于乾隆年间，京旗文化是其最直接的背景。清代旗人与民人是社会成员的基本分类，规定隶属八旗①者为旗人，不属于八旗的为民人。旗人在地域上分为“关东旗人”、②“京师旗人”③和“驻防旗人”，④这三者中，京旗人口在军事政治中的作用最为重要。满人虽然把持着朝政，但生活在以汉人为主体的社会里，势必要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满洲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在政策上进行了调整，以吸收汉族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政权更迭，民族间的交流融合更多体现在民间，满族人在保持本民族特色的同时吸收汉文化，北京的语言、服饰、饮食等各方面也散发着满族味道。这种文化上的互动，决定了清代文化多元性的特质，在这种大环境中诞生的《红楼梦》，必然是满汉文化融合背景下的产物。再有就是曹雪芹的家族渊源。曹雪芹祖上汉族，原是正白旗旗主多尔衮的家奴，皇家“包衣”，⑤满洲正白旗下的包衣汉军籍。虽然曹雪芹出身汉族，但是曹家清初就加入了八旗，到曹雪芹这辈儿已在满族圈子里生活了100多年。祖父曹寅，与康熙关系甚密，其母为康熙乳母，同时酷嗜汉文化。一家三代世袭江宁织造。二女被选作王妃。曹家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已经完全满族化了。曹雪芹虽然是汉族人，但深受满族生活习俗的影响，所以在他的文章中会出现满汉风俗习惯交融的情况。

二、《红楼梦》中的满汉交融的具体内容

（一）社会生活礼俗

虽然小说中所使用的语言多是北京话，但是也参杂进许多满语的成分，从中可以体会到许多满语语言文化。

满语中的“嬷嬷”一词，在文中出现频率极高，每个公子小姐都有自己的嬷嬷，“嬷嬷”即乳母或年纪大了的女仆人。第三回中“贾母命两个老嬷嬷带了黛玉去见两个母舅”，“老嬷嬷引黛玉进东方门来”。还有同是在第三回中出现的“劳什子”一词，宝玉“什么罕物，连人之高低不择，还说：‘通灵’不‘通灵’呢！我也不要这劳什子了！”这里的“劳什子”在满语字典里的解释为说颠话，在小说中引申为令人讨厌的意思。还有在第六十四回中出现的“排插”⑥一词，“排插”正是满族旧居传统结构。还有“巴巴的”（特地的）、“忽喇巴的”（无端，凭空）、“无稽”（勿吉、窝集，是肃慎族系的古代部族名称）、“上档子”（档案）等词汇。小说中还出现了满式汉语。在语法上，满语习惯上把名词提前，动词靠后，否定也经常置后，所以文中会出现，“把莺儿不理”、“要去不能”这样的句式。这种从生活语言中传达出来的讯息，体现了满汉文化的交融。

服饰方面，满族作为一个生活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服饰发饰都体现其文化特色，箭袖⑦就是其中最具特色之一。小说中对宝玉登场的描写：“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这段穿着描写，箭袖、带、褂、靴，正是满族骑射民族的着装。而戴冠于首，又是明朝汉族贵族少年常有的打扮。宝玉的箭袖和冠，正是清代满汉融合在服饰上的体现。在服饰材料上，传统满族服饰多取材于兽皮树皮。入主中原后，服饰用料逐渐丰富。在小说第四十九回，出现了羊皮小鞋、大红羽纱面白狐狸里的鹤氅束、如意绦、青哆罗呢对襟褂子、缎狐腋褶子等。出现了丝织品、毛皮、呢料、棉织物、毛织物等多种衣料，都体现出满汉文化在服饰上的融合。

小说还通过对各种各样宴席的描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庞大的美食清单。在贾府的菜单里，鹿、獐子、麅子、野猪这类原料屡见不鲜，这些都是满族饮食文化的标志。小说中出现的烧烤鹿肉、奶制品、酥酪、野鸡崽子汤、元妃所赐的“内造饽饽”以及第五十三回乌进孝进的熊掌、獐子、狍子、山兔、雉鸡和人参、榛子、松穰等干果，都反映了来自白山黑水间的擅长射猎的满族人的风格。另外，满族人不食狗肉、不打乌鸦、喜鹊。在满族有义犬救主、乌鸦挡箭、喜鹊报喜之说。所以小说中从未提过吃狗肉、乌鸦肉、牛马肉等，满族虽受汉族文化影响，但仍旧保留了这一传统。

（二）家族礼仪文化

小说中的宁荣二府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世家大族，家族文化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血缘和地域”为基础形成的。小说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中，便道出了贾家的家族根脉，史家、⑧王家、⑨薛家，⑩贾史王薛，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仅如此，这个家族在取名排行上都是有着一定规律的：宁荣二公，单名，水字旁；第二代，双字，中间为“代”；第三代，单名，文字辈；第四代，单名，玉子辈（宝玉是特例，是乳名）；第五代，单名，草字辈。另玉字辈的四位小姐，都有“春”字。历史上，满族起名质朴简单，多以动物属相植物颜色等命名，这种从辈字上能直接辨别辈分长幼的起名方法，也是成熟在汉文化的影响之下。

在中国古代宗法制度下，家族实行的是父权制，妇女在家族中的地位很低。而在贾府，贾母是辈分最高的人，子孙后代每日要请安，吃饭时要坐上座，是家中大事最后的裁决者。王熙凤是整个家族的大管家，人人都要尊称一声“二奶奶”。王熙凤养病时，“管家”一职由探春和李纨联合担任，“垂帘听政”和掌管琐事的“管家”都是女性。还有贾迎春，虽描写不多，但正是因为有了宫里的元妃娘娘，所以才有了浩浩荡荡的元妃省亲。在书中，女权颠覆了男权。而在满族的传说中，天女佛库伦受上天旨意生下满洲史祖布库里雍顺，所以在原始满族社会中，男女的地位相对平等。我们可以认为，贾家的“女权主义”在某些程度上也是受此影响。

婚嫁之礼方面，满族早先的婚姻制度带有氏族社会婚姻的特点，入关后受汉人伦理道德影响，摒弃陋习，延续了聘娶婚。聘娶婚自古以来是中国婚姻形式中最正宗的婚配，主要由家长做主，大体分为说亲、定亲礼、婚礼三大步骤。小说中宝玉和宝钗的婚礼就是满汉结合的典范。第九十七回说亲，薛姨妈叫薛蝌：“办泥金庚帖，填上八字，即叫人送到琏二爷那边去。”次日，贾琏见了薛姨妈：“捧过通书来，薛姨妈也谦逊了几句，点头应允。”第九十一回，贾政：“今冬且放了定，明春再过礼，过了老太太的生日，就定日子娶。”这里的描述就是过礼。娶亲，满族结婚婚礼是在晚上进行，小说中也是按照满族习俗来的。九十七回宝玉宝钗大婚：“一时大轿从大门口进来，家里细乐迎出去，十二对宫灯，拍着进来，倒也新鲜雅致。”“五更天”、“宫灯”，夜婚的标志很明显。

除此之外，还有收屋婚，即把有姿色的女奴留在房里，称“屋里人”。尊称姑娘、姨娘。小说中，袭人是宝玉的“屋里人”，而赵姨娘是典型“屋里人”，纵使生下了探春和贾环，仍旧未改变其半主子半奴才的地位。还有“陪房丫头”，即小姐出嫁前的贴身丫头，随着主子陪嫁过来，如王熙凤的丫头平儿。文章里还有“湘云出嫁回门，来贾母这边请安”，是满族婚俗里的回门习俗。

（三）宗教信仰

《柳边纪略》记载，满人生病必跳神，“降神之巫曰萨满”。在小说第二十五回，凤姐宝玉得了怪病，有人建议请巫婆跳神，由此出现了“跳神”的字眼。“跳神”一词最早由《满洲跳神还愿典例》中翻译而来，是有清以来满族萨满祭祀的专用俗语。萨满除跳神外，还有专用的道具，太虚幻境演出时，舞女轻敲的檀板。贾瑞病入膏肓时，跛足道人拿来的铜镜都是萨满元素的体现。除跳神外，祭星也是萨满活动中的一个重要事项，第三十六回贾母嘱咐下人：“一则打重了，得着实将养几个月才走得，二则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见外人，过了八月才许出二门。”据《吉林通志》记载：“祭星典礼，满族最重，一祭星，二祭祖。”

满族认为萨满是神与人的中介，有预示指示的功能，因此小说中出现了“女萨满”秦可卿，因其死后托梦与凤姐，预知了贾府及府内人员的未来，彰显了萨满的预知功能。宝玉也正是在秦可卿的房间休息，从而梦游太虚幻境。

除了萨满文化，《红楼梦》全篇也受到了儒释道思想的影响。道家的阴阳关、无为思想、宿命观在小说中都有所体现。小说第十六回，重点写了“相地”、“画样”、“引水”等情节，“水是园林的命脉”，实际上就是把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引入了造园。宝玉厌恶科举，不图功名利禄，崇尚逍遥自在。宝钗规劝他，他的反应是“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在第二十三回中，众姐妹和宝玉都搬进了大观园，对宝玉的描述是：“且说宝玉自进花园以来，心满意足，更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头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乐。”刻画了宝玉不为名利所动的道家思维；木石前缘，金玉良缘则是宿命论的体现。除此之外，痴迷与炼制丹药的贾敬、贾母等清虚观打醮、大观园请道士驱邪逐妖，道教习俗弥漫贾府。

佛教倡导苦情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因果轮回、此岸与彼岸世界说。在《红楼梦》开篇第一回就引述了“女娲氏炼石补天”的神话，成为故事的核心。接下来甄士隐在梦中听见的一僧一道口中的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在三生石畔的故事，是第二个神话。在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中出现了全书中描写最长最细致的梦，梦游太虚，“太虚”即为佛家用语，象征着“空”与“境”的最高理想境界。在作者笔下，前生今生来生三段轮回，表现在两个世界中。现实的世界是宁国府荣国府大观园，神话的世界是青埂峰、三生石、太虚境。两相交错中，道出人物命运，给人无尽遐想空间。

儒家讲究礼仪，贾府整个家族都是长幼尊卑，上下有序，井井有条的。贾政是典型的人物，“为人端方正直，谦恭厚道，其实思想僵滞，感情枯竭，是一个封建礼教忠实的信奉者和维护者”。文中开篇出现的一僧一道来到太虚幻境，正是儒释道三者巧妙的结合，相互融合。而第二回出现的《好了歌》更将这种巧妙地融合加以升华处理:“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儿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从甄士隐对《好了歌》的解释，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出佛法道法的一种相对、相依存的关系，承认因果又拒绝因，曹雪芹高度融汇了佛道二教的思想。文中的“木石前缘”、“金玉良缘”又有借物喻人的意思，原始的木石崇拜、花草崇拜、对配饰的讲究，又能从中找出满族神话相关的信息，从古老传说演化而来，又渗透出浓浓的满族文化意识。

三、结语

许多红学方面的研究专家都赞同《红楼梦》是一本文化的的书，这是因为《红楼梦》的创作得益于我国古老的文化的滋润.《红楼梦》篇幅之巨大，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词、戏曲、绘画、园林、医药、官制、民俗、礼仪、服饰、饮食、游戏等多方面。在继承我国古代文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曹雪芹的特殊经历使他能够深刻洞察当时的社会生活，深刻理解当时的历史，执着于对历史的审视和沉思，他将清代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描写的惟妙惟肖，满族贵族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精神风貌在《红楼梦》中都有最逼真的再现。他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满族的历史文化，这种了解并不是游离于小说之外而是交融于故事之中的。曹雪芹以无比卓越的创造才能，深化了人物性格，寄托了美好的理想，使自己的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传统文化与异质文化之间的互动早已存在，兼容满汉文化，是清代北京满族文化的基本特征。小说从产生、被接受到传播，从作者到文本，皆与八旗文化息息相关，满汉文化在小说中的融合，显示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文化具有民族性，它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清代满族面对人口多、经济文化水平都比自己高的汉族，自身被融合在所难免。不同于以往的吸收掳夺，满族是融合后的君临，在积极吸收精华的同时，清醒地抵制侵蚀，保有自己的特色。两种文化相互渗透，形成具有满汉交融特点的新文化，它带来的不仅是冲击，更多的是为满族文化和汉族文化注入新的内容和特质。《红楼梦》非满非汉，汉中有满，满中有汉，研究《红楼梦》中的文化交融，有助于为多元一体的民族新文化建构提供借鉴。

注 释：

①八旗，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

②关东旗人，山海关以东，在满洲发祥地的东北驻扎屯居。

③京师旗人，在京师内城居住的旗人。

④驻防旗人，在直隶各省和西北等边疆地区驻扎旗人。

⑤包衣，满洲语，世仆。

⑥排插：历史上，满族的屋舍分为东、中、西三屋，西屋为长，满族人在西屋与中屋之间设排插板墙，以便家族中有大型聚会时，可以打开排插，沟通中屋与西屋，达到容纳多人的作用。

⑦箭袖：起源于北方民族的服饰。箭袖宽厚，袖缘易于上翻，便于骑射和劳作，把袖缘放下还可以保暖，颇为方便。

⑧史家：贾母的娘家，金陵世勋史侯。

⑨王家：王夫人的娘家，现任京营节度使，后升九省都检点。

⑩薛家：专为宫廷采办购置各种用品的“皇商”，王夫人之妹家。

汉族的文化习俗篇10

主食

米食和面食是汉族主食的两大类型，南方和北方种植稻类地区，以米食为主，种植小麦地区则以面食为主，此外，各地的其他粮食作物，例如玉米、高梁、谷类、薯类作物作为杂粮也都成为不同地区主食的组成部分。汉族主食的制作方法丰富多采，米面制品，各不少于数百种。

现在，中国东南方仍以米食为主，大米制品种类繁多，如米饭、米糕、米粥、米团、米面、糍饭、汤圆、粽子等；东北、西北、华北则以面食为主，馒头、包子、面条、烙饼、馅饼、饺子等都为日常喜爱食物，其他如山东煎饼、陕西锅盔、山西刀削面、西北、华北抻面、四川担担面、江苏过桥面等都是有名的面制风味食品。

菜肴

汉族在饮食习俗方面形成菜肴的众多不同类型，是因为受到多方面的条件影响。首先是原料出产的地方特色，例如东南沿海的各种海味食品，北方山林的各种山珍野味，广东一带民间的蛇餐蛇宴。其次，还要受到生活环境和口味的制约。人们常把汉族和其他有关民族的食俗口味概括为"南甜、北咸、东辣、西酸"。虽然过于笼统，并不准确，但也反映出带有区域性的某些口味的差异和区别。再次，各地的调制方法，包括配料、刀工、火候、调味、烹调技术的不同要求和特点，都是形成菜肴类型的重要因素。各地在民间口味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为有特色的地区性的菜肴类型，最后发展成为较有代表性的菜系，汇成汉族饮食文化的洋洋大观。

饮料

酒和茶是汉族主要的两大饮料。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中国也是世界上发明酿造技术最早的国家之一。酒文化和茶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数千年来，构成汉族饮食习俗不可缺少的部分，在世界上也发生了广泛影响。除酒和茶两种主要饮料，某些水果等制品也成为不同地区、不同季节人们的饮料。

节日食品

节日食品是丰富多采的。它常常将丰富的营养成分，赏心悦目的艺术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巧妙地结合起来，成为比较典型的节日饮食文化。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用作祭祀的供品

在旧时代的宫廷、官府、宗族、家庭的特殊祭祀、庆典等仪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当代汉族的多数地区，这种现象早已结束，只在少数偏远地区或某些特定场合，还残存着一些象征性的活动。

二是供人们在节日食用的特定的食物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