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范文10篇

汉族范文篇1

汉族民间舞蹈种类繁多，在民间中广为流传的有龙舞、狮舞、灯舞、绸舞、秧歌等等。现经专家整理加工已进入课堂的有东北秧歌、云南花灯、安徽花鼓灯、山东胶州秧歌和鼓子秧歌等。

2藏族舞蹈的风格特征

在素称“世界屋脊”的我国西部青藏高原上，生活着能歌善舞、具有悠久歌舞传统的藏民族。几百万藏族同胞勤劳、纯朴，善于以歌抒怀，借舞抒情。银白的雪山，一望无际的莽原，正好引吭高歌，河谷飞平坦的坝子上可以尽情欢舞。大自然造就了藏族人民优美的歌喉、矫健的体魄，悠久的历史文化和豪迈的现实生活则是他们即兴歌舞创作的源泉。人民在歌舞中欢庆佳节，也在歌舞中祭祀祈祷，用歌舞来伴随劳动，也以歌舞赞美爱情与生活，歌舞活动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而西藏舞蹈与歌唱艺术密切结合，以歌中有舞、舞中有歌的独特艺术风格著称。

3蒙古族舞蹈的风格特征

蒙古族人民世代生息在我国北方辽阔的大草原上，自古以来崇拜天地山川和雄鹰图腾，由于长期的游牧狩猎生活和受草原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影响，蒙古族与其他东方民族差异很大，形成了强悍、矫健的体魄和桀骜不驯、勇往直前的性格，同时也创造了富有草原文化气息的、具有游牧民族特色的草原游牧舞蹈——蒙古族舞。他们的民间舞蹈热情奔放，稳健有力，节奏欢快，具有粗犷、剽悍、质朴、庄重的鲜明特点，洋溢着来自大自然的勃勃生机，呈现出一派豪放与自信的“天之骄子”的气概。

4维吾尔族舞蹈的风格特征

中国维吾尔族自古居住在中国的西北部新疆，它是我国最大的省区之一，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丰富的艺术遗产，其中歌舞艺术更是绚丽多姿，因此自古以来即以“歌舞之乡”著称。维吾尔族舞蹈与其他民间舞蹈一样来自于生活。维吾尔族人民早先生活在我国北方的大草原上，后移居至西域（今新疆），由草原牧骑生活发展到地区的农业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信奉过萨满、摩尼、佛、伊斯兰等宗教。这种经济生活和宗教文化在维吾尔族舞蹈中留下了多重的文化印迹，使之既有历史中《胡腾》、《胡旋》的风韵，又有萨满跳神的姿态；既有古波斯、阿拉伯舞蹈的神态，又有邻近民族舞风的余味。维吾尔族舞蹈在继承古代鄂尔浑河流域和天山回鹘族乐舞的传统基础上，又吸收古西域乐舞的精华，经过历代新疆各族人民的艺术创造和长期发展与演变，不断追求完善，形成具有多种形式和特殊风格的深受人民喜爱的民间舞蹈艺术。

5傣族舞蹈的风格特征

傣族主要聚居在我国西南地区云南省西双版纳和德宏自治区以及耿马、孟连自治县等地，那里江河纵横、绿树繁荫，蕴藏着许许多多天然的美丽。在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的哺育熏陶下，以及随着社会发展和中原文化和南亚文化的影响，傣族民间舞蹈逐渐形成极具东方韵味的艺术风格。

6彝族舞蹈的风格特征

彝族人民居住在我国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地，他们能歌善舞，有着丰富多彩的舞蹈形式，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就有“烟盒情”、“打歌”、“罗作舞”、“阿细跳月”、“四弦舞”、“花鼓舞”、“铜鼓舞”等等。解放以后，在广大舞蹈工作者的努力下，彝族舞蹈也获得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成为祖国文化百花园的一朵绚丽的鲜花。

7朝鲜族舞蹈的风格特征

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吉林、黑龙江、辽宁等地的朝鲜族人民，勤劳朴实，能歌善舞。他们自古从事农耕劳动，酷爱大自然。他们特别喜爱白鹤，把白鹤作为长寿、幸福的象征。这种民族性格与审美观直接体现在他们的歌舞中，便形成了潇洒、典雅、含蓄、飘逸的独特风韵。朝鲜族传统舞蹈种类繁多、风采各异，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就有“扇子舞”、“纱绢舞”、“农乐舞”、“假面舞”、“长鼓舞”、“钗舞”、“剑舞”、“拍打舞”等十多种。新中国建立以后，在舞蹈艺术家们的努力下，许多民间传统舞蹈被整理创作成为优秀节目，在群众中广为传播。我们可以在舞蹈《顶水舞》、《淘米舞》、《喜悦》、《长白瀑布》等节目中，看到身穿小巧短衣、下着拖地长裙、襟垂飘带的朝鲜族姑娘们翩然起舞的优美形象，在宛若鹤群展翅的舞姿中蕴藉着生生不息的朝鲜民族精神。

舞是生命情调最直接、最实质、最强烈、最尖锐、最单纯而又最充足的表现。舞蹈不仅娱乐了大家的文化生活，也成为当前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精神需求，还起宣传教育的社会作用，下面来谈谈民族舞的作品赏析。

汉族民间舞蹈就拿《红绸舞》来说，此创作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不久，作品以民间传统舞形式表达了亿万人民翻身作主的喜庆心情，体现了工农大众扬眉吐气、欢欣鼓舞的时代精神。编导在民间秧歌的基础上，注入弹跳的律动，加强动作的热烈欢快的情绪；道具红绸大小8字、横波、立波、肩圈、大车轮的展开，形成了丰富生动、多彩多姿的流动造型；蹦子、射雁、翻身、倒踢紫金冠等传统戏曲语汇的纳入，更增强了整个舞蹈的艺术表现力。

构思的特点：（1）主次分明，领舞无论在长绸动作难度或空间上都占有突出的地位；（2）热闹而有序，台前、中、后方各成一体，看似杂沓纷乱，却又秩序井然；（3）画面设计别致。

《红绸舞》的服装道具，亦见匠心。作为主要道具的红绸，时而扎成火炬状，时而打开，将编导的意图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服装方面，绿衣与红绸在色彩上形成互补，白衣、黑鞋又与红绸相互映衬，使得整个舞蹈在色调上鲜明开朗，富有层次感。

汉族范文篇2

一、明初女真地区的社会经济和马市贸易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它们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所以，在研究明初汉族地区与女真地区的贸易关系之前，有必要简略地考察一下女真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

明初的女真族由于散居东北各地，内部又分为许多部落，加之东北各地自然条件，地理环境的差异以及彼此之间交往的不发达，因此，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据魏焕《皇明九边考》卷二《辽东镇边夷考》记载：“建州毛怜则渤海大氏遗孽，乐住种，善缉纺，饮食服用，皆如华人，自长白山迤南，可拊而治也。海西山寨之夷曰熟女直，完颜之后，金之遗也，俗尚耕稼，妇女以金珠为饰，倚山作寨，聚其所亲居之，居黑龙江者，曰生女直，其俗略同山寨，数与山寨仇杀，百十战不休，自乞里迷去奴儿干，三千余里，一种曰女直野人；又一种曰北山野人，不事耕稼，惟以捕猎为生。诸夷皆善驰射。”由此观之，当建州女真已进入“饮食服用，皆如华人”的时代，而“野人”女真还过着“不事耕稼，惟以捕猎为生”的原始经济生活。大凡越是靠近汉族地区的女真部落，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就是说更接近于汉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

但是，一般说来，在明代初期女真地区大体上是一个农业、游牧、采集、渔猎混杂交错的经济结构。在这个混杂交错的经济结构中，畜牧生产占居主要地位，马匹牛羊是构成其财富的主要内容因此。畜牧产品不仅是他们主要的生活资料，而且还是与外界进行交换的主要输出品。其次，采集、渔猎和农业也是占有一定地位的生产活动。女真族居住的东北地区，得天独厚，资源丰富，不仅森林茂密，盛产人参、貂皮等特产，而且土壤肥沃，灌溉便利，适于耕作。如建州女真地区，“产珠及参与貂，最下赤松子。界鸭绿江而居。珠，江出也，其鱼最肥。……东多茂松，貂巢其上，张弓焚巢，则貂坠于罗。取山泽鱼盐之利，故酋自富”[④]。采集、渔猎生产出来的人参、东珠、貂皮等产品，在与汉族地区的交换中，具有较高的交换价值，是最适于同汉族地区进行商品交换的产品。农业生产比较落后，惟有建州女真，“匡居耕食，不长射猎”[⑤]，其余各部的农业生产更加落后，有的部落甚至还没有农业经济，主要因为缺乏农具和农业技术。

综上所述，明初女真地区的经济结构表明：它的生产特点是能够提供较多种类的土特产与汉族地区进行商品交换活动。由于手工业和农业的不发展，它也十分需要通过与汉族地区进行交换活动，输入粮食布匹等生活资料和发展农业生产所需的铁制农具。

另一方面，汉族地区也同样需要与女真地区进行贸易活动。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明朝政府为了实行对女真族的。“羁縻之策”，这是政治的原因。永乐间，“置马市开原城，通交易，稍给盐米布，瞻诸酋豪，使保塞，不为边寇盗”[⑥]。明朝政府通过贸易活动，使女真各部为部为明朝政府守卫边塞，从而加强了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统一。如明朝辽东边将李化龙说：“马市为夷货流通之府，胡汉之人，胥仰藉焉。抢掠所获不足以当市易之利，夷人以市为金路，惟恐失之。而我亦借此以为羁縻；故开原事体，与别处不同，抚驭得，夷情顺，则可不烦兵革而坐享谥宁”[⑦]。

明政府利用民族贸易“以为羁縻”，往往比单纯依靠武力征服更为有效，所以一直积极地发展与女真族的贸易关系。其次，是汉族地区十分需要女真地区的土特产，如马匹，人参、貂皮之类的货物。这是经济的原因。明朝政府通过贸易获得马匹之类的军用物资，较之汉族地区放牧孳生更为便利。此外，人参，貂皮之类的特产，是地主阶级豪华生活不可缺少的消费品。“京师冬月，例用貂皮暖耳．每遇江寒，上普赐内外臣工。……盖赐貂之日，禁中例费数万缗”[⑧]。可见需求量之大。不仅北方京城中的官僚需要貂皮制品，就是南方城乡的地主，缙绅，甚至“拥工贱役”，也“概以貂鼠、骚鼠、狐皮缨帽，不分等级，……一体乱戴”[⑨]。总而言之，在明代，汉族与女真族之间互通有无的贸易活动已成为双方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明初，汉族地区与女真族地区的贸易活动主要是通过马市贸易这一形式进行的，永乐四年(1406年)，明朝政府“置马市开原城以通贸易”[⑩]。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永乐间，设马市三：一在开原南关，以待海西；一在开原东五里，一在广宁，皆以待朵颜三卫。……既而城东，广宁市皆废，惟开原南关马市独存。”当然，上述三个马市中，参加贸易的有汉族、蒙古族和女真族，开原南关的马市，却是明初汉族与女真族进行商品贸易、的主要市场。

马市是明朝政府管理下汉族与女真族进行商品交换的一种定期性的贸易市场。明朝政府在其设置的马市中，派出官吏、通事等进行管理。如永乐四年，曾派千户答纳失里等主特马市事务[11]，对马市的管理主要表现为“限其开市之时月，估其物价之定值，择其边外近地，各设守市官兵，许其两平贸易，以济华夷”[12]等诸方面。如明初规定，开原南关马市的开市日期为每“月一市”[13]，即从每月初一日至初五日开市一次，为期五天，

明初，政府派官吏管理马市的主要宗旨是维持市场秩序，执行各项规章制度，保障汉族与女真族的平等贸易。明初，明朝政府曾经下令严禁守市官兵利用职权，勒索前来马市交易的女真人，惩罚那些玩忽职守、出卖边塞军事情报的违法行为。据熊鸣歧《昭代王章》卷一记载：“辽东开放马市，许令海面并朵颜等三卫夷人买卖，不许通事交易人等将各夷欺侮愚弄，亏少马价，及偷买货物。亦不许拨置夷人，指以失物为由，同诈骗财物分用。敢有擅放夷人入城，及纵客官军人等无货者任意入市，有货者在内过宿，规取小利，透漏边情，事发问拟明白，俱发两广烟瘴地面充军，遇赦并不原宥”。

明朝政府委派的守市宫兵，职责大凡有四。其一是验“敕书”。所谓“敕书”，是明朝政府发给女真备部酋长的一种换信。女真各部酋长，凭此“敕书”，才可以到马市进行商品交将活动。马市开市之日，守市宫兵在关门处验核“敕书”，随后印来市女真人“随身器械拘收关门”，并将其“护送至市”[14]。其二是查货物，守市官兵对女真人和汉人携带来市货物要进行检查，凡属明朝政府规定的违禁物品，严禁携入市场交易，“严应禁火药、兵刃诸物通贩之禁，立奸民图利诈骗之罚”[15]。其三是征商税。守市官兵对贸易双方征收商业税，名曰：“马市抽分”[16]。其四是给抚赏。守市官兵“以互市之税充抚赏”[17]。抚赏的对象主要是女真各部前来马市贸易的酋长、首领，“都督每名羊一只”，每日桌面三张，酒三壶；都指挥每名羊一只，每日桌面一张，酒一壶；一部落每四名猪肉一斤，酒一壶”。马市中的抚赏，是明朝政府寓羁縻之术于马市贸易的一种手段。

马市分为官市和私市两类：明朝政府在马市中收购马匹，以备军用，称为官市；汉族和女真各部民间私人贸易，称为私市。官市马匹，由明朝政府经营，并且规定马匹价格，“定直四等：上直绢八匹，布十二，次半之，下二等各以一递减”[18]。由此可知，明朝政府主要是以世绢，布匹和女真各部交换马匹。私市要比官市热闹，也更为繁盛，交换的商品种类也比官市要丰富得多。女真族在私市中售出的商品，据《全辽志》卷二赋役所记抽税办法中列举的就有马，牛、羊，驴等牲畜；各种野兽毛皮和人参、木耳、蘑菇、松子、蜂蜜等山货。汉族地区输出的有各种铁制生产工具和米、盐、布匹、绢绸、铁锅、衣服等生活资料。马市在开市期间，交易频繁，人群熙熙；在通往马市的途中车水马龙，肩摩毂击，一派繁忙景象。

马市贸易是汉族与女真族相互交换商品的贸易活动，它对双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李化龙曾对明初的马市有所评论，他指示：“辽东马市，成祖文皇帝所开也。—无他赏，赏即以市税；无他市本，听商民与之交易，官第为之治其争而防其变，故虏以市为命，而民亦以市为利”[19]。由此可见，明初汉族与女真族之间的马市贸易对女真族来说，犹如生命那样重要，而对汉族来说，’则是获取利益的一个源泉，马市贸易是汉族、女真族经挤生活的共同需要，是民族联系的纽带，是促进民族融合的动因。

二、明代后期马市贸易的发展及其历史特点

明代后期，女真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长足进步。由此使得女真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了，导致马市贸易的发展。临近汉族地区的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因为便于同汉族进行马市贸易，输入铁制农具和引进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加速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明中叶以后；建州女真社会经济日益繁荣，农业生产力迅速提高。如他们居住的婆猪江、苏克素浒一带，“无墅不耕，至于山上，亦多开垦”；粮食产量较高，“田地品膏，则粟一斗落种，可获八九石”[20]。除此之外，采集、渔猪经济也有很大发展，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记载：“本地所产有明珠、人参、黑狐、玄狐、红狐、貂鼠、猞狸狲、虎、豹、海獭、水獭、青鼠、黄鼠等皮，以备国用。抚顺、清河、宽奠、瑷阳四处关口互市交易，照例取赏，因此满州民殷国富。”采猎经济的发展，使建州女真输出的采猎商品大大增加，从而为经济发展结果了财富。明朝官员薛国用曾说：“盖奴酋擅貂、人参、海珠之利，畜聚綦富”[21]。可见采猎经济发展对建州女真社发会展的重大意义。同时，畜牧业在建州女真经济中的比重虽然下降了，但仍有较大发展，“家家皆畜鸡、猪、鹅、鸭、羔、羊、犬猫之属”[22]。在畜牧业中，马匹仍占六畜一首，“六畜惟马最盛，将胡之家，千百为群，卒胡家亦不下十数匹”[23]。马匹孳生如此之多，为马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货源。另外，建州女真的手工业也发展起来了。万历末年被建州女真吞并的海西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基本上与建州女真差不多，他们“事耕种，言语处去，与建州类”[24]。

社会经济的发展，为马市贸易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女真族与汉族的贸易更加发展了。明代后期马市贸易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马市市场的扩大。首先表现为马市数量的增加。明初，女真族与汉族的马市市场唯有开原南关一处，后来在天顺八年(1464年)增设抚顺马市[25]。到了成化十四年(1478年)，马市市场增加到“镇北关”(即开原南关)“抚顺关”、“白土厂关”(嘉靖间改“庆云堡)等三处[26]。万历初年，又增设“宽奠、叆阳、清河”三个马市市场，”自是开原而南，抚顺、清河、叆阳、宽奠并有市，诸夷亦利互易”[27]。此外还出现了场外交易的现象。据《辽东志》卷三《兵食》条记载：“辽边四壁近虏，境外物产如貂皮、人参、林木、鱼鳞之类，(汉)人图其利，往往逾境而取之。”在场外交易中还进行违禁物品的卖买，“中国罔利之徒与之交结，甚至窃卖兵器，……虽有监市分守等官，势不能禁”[28]。汉人经常深入女真地区进行场外交易活动，这实际上是马市贸易的延申。总之，马市市场的增加和场外交易活动的出现，为女真族与汉族的贸易提供了更多的场所，标志着马市贸易的发展。

第二，马市开市日期的增加。据《万历大明会典》卷129规定：辽东马市，“每月初一日至初五日，十六日至二十二日开二次。各夷止将马匹并土产货物，赴彼处委官验收入市，许赍有货物者，与彼两平交易。”可见开市日期已比明初增加一倍多。而实际开市日期则比明朝政府的规定还要多。据辽宁省档案馆明藏档《广顺：镇北、新安等关易换货物抽分银两表册》的不完全记载：万历十二年马市每月开市日期为初二、初六、初七、初八、初九、初十、十二、十三、十五、十八、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日。由此可见，在万历年间马市每月开市日期至少也有十七天之多，较之明初，增加了三、四倍。马市开市日期的增加，延长了女真族与汉族进行贸易的时间，反映了马市贸易的发展。

第三，马卞中交换商品数量和品种的增加。如人参一项，虽然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交易数量。但是，据《武备志》一书记载．万历三十七年(1607年)明朝御史熊延弼禁绝对建州女真的马市贸易，二年之内，建州女真腐烂了十余万斤的人参。由此观之，仅是建州女真一部，每年通过马市贸易至少要输出人参五万余斤之多。同时，通过马市贸易汉族地区输入女真地区的铁器数量也十分巨大。如成化十二年(1476年)，明朝政府曾下令严禁铁器，

输入女真地区，结果使得女真各部“男无铧铲，女无针剪”[29],但是，到了明代后期，马市贸易的发展冲破了明朝政府的禁令，在万历年间，仅一次马市，就成交铁器铧子四千二百九十二件[30]。马市交易商品数量的增多，是马市贸易发展的最好证明。此外，马市交易商品的种类也有所增加。如烟叶，虽然从海外引进不久，马市上却已有出售，“烟草出自闽中，边上人寒疾，非此不治，关外人至以匹马易烟一斤，法轻利重”[31]。

第四，到马节贸易的人数也日益增多。明代后期，女真族来马市贸易，每次入市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而万历十二年，海西女真都督猛骨孛罗，歹商等从广顺关入市，一次竟达—千一百人之多[32]。据辽宁省档案馆所藏明档的不完全统计：自万历十一年七至九月和十二年一至三月的半年时间内，女真族各部前来开原镇北关、广顺关马市进行贸易的人次达一万一千八百七十四之多。与此同时，汉族商人来马市进行贸易的人数越来越多。据《满洲实录》卷四记载：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努尔哈赤攻取抚顺后，“有山东、山西、涿州、杭州、易州、河东、河西等处商贾十六人，皆给路费，书七恨之言付之”。由此可见，当时在马市进行交易的汉族商人分别来自全国各地许多地区。三年之后，努尔哈赤攻下辽阳，“辽之商贾死者四五万人”[33]。这说明在马市进行贸易的汉族商人，人数是十分可观的。

上述史实，充分反映了明代后期马市贸易的发展状况。同时，亲眼目睹明代后期马市贸易盛况的诗人给我们留下了较为形象的生动描写．

“罍罍椎髻捆载多，拗辘车声急如传，胡儿胡妇亦提携，异装异服徒惊眴。……夷货既入华货随，译使相通作行眩，华得夷货更生殖，夷得华货即欢忭”[34]读了这样的诗篇，耳畔仿佛响起了马市中的嘈杂声。诗篇详溢着汉族和女真族商民欢快高兴的心情和友好情深的气氛。

明代后期马市贸易的发展，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特点。第一是随着马市贸易的发展，明朝政府及其官吏对女真族商民的掠夺和敲榨加剧了。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政权利用其所控制的马市贸易，推行民族掠夺政策。明初，马市所征商税寥寥无几，明朝后期马市贸易发展后，明朝政府在马市所征商税也不断提高。兹将辽东马市商税税率增长情况列表如下：

*以嘉靖十六年前所征商税为100。资料来源：《全辽志》卷3，《马市抽分》；辽宁省档案馆藏《明档抽分清册》。

从上表可知，到万历年间，马市商税税率，最多的要比嘉靖十六年前增加三倍。此外，明朝政府的官吏在马市贸易中还要“强抑市价”[35]，使女真族倍受经济损失。如弘治十二年，“广宁、开原、抚顺三马市，每遇夷人持马，貂诸物来市，被势家镇守等官纵令头目仆从减价贱市，十偿三四，夷人受其挫勒，扦阅积久，怀怨殊深，往往犯边”[36]。明朝官吏对女真族的掠夺，曾迫使他们多次起兵反抗，但结果往往遭到明朝官兵的镇压。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女真族后金国汗努尔哈赤率兵攻明之前，“七大恨”以誓师。在“七大恨”中，努尔哈赤针对明朝辽东官兵横行马市，勒买人参，强征貂皮的掠夺行经，义正辞严地指出：“文武边官，欺诳壅蔽，无怀柔之方略，有势力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苦害侵凌，于态莫状”[37]．所以,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政权对民族贸易的蛮横干预，是阻碍民族贸易发展的羁绊。

第二是随着马市贸易的发展，交易商品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在明初女真族从马市中输入的商品主要是粮食、布匹等生活资料。到明代后期，女真族输入商品中铁制农具和耕牛占有极大的比重。据辽宁省档案馆所藏明档记载，女真族商民到镇北关和广顺关马市交易，几乎每次都买耕牛和铧子，有一次交易耕牛达八、九十头，买回的铧子达一千一百三十四件之多。在明代后期，由于女真地区农业的发展，还能输出粮食等商品。如万历六年，建州女真在抚顺马市“换过麻布、粮食、马匹等货”[38]。与此同时，汉族仍在马市中输入大量的高级消费品，如人参、貂皮等。由于输入的商品性质不同，对双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产生不同的影响。一般说来，过多地输入高级消费品，对汉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因为高级消费品的输入，刺激了地主阶级消费欲望的膨胀，加剧了其对农民和其他生产者的封建剥削使得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另一方面，社会财富过多地用于消费，必然减少积累，有碍社会生产的发展。女真族输入大量铁制农具等生产资料，是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对东北地区农业的开发和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马市贸易的发展是汉族与女真族之间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的表现，反映了汉族与女真族社会经济的相互依赖性正在日益增强。正是由于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的发展，使女真族社会发展的进程完全离不开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

三、马市贸易对女真社会发展的影响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即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除了取决于它的生产之外，还取决于其与周围民

族关系发展的程度。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是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马市贸易也是如此，它对明代女真社会发展曾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如前所述，明初，农业在女真地区的生产活动中并不占主要地位。但到了明代后期，由于通过马市输入了大量铁制农具和耕牛，同时，不少汉人进入女真地区，传播了农业生产技术，推广牛耕，出现了“农人与牛，布散于野”[39]的景象。铁制农业的输入，为女真族发展农业提供了先进的生产工具，使得农具耕种面积大幅度增长，“土地肥饶，禾谷甚茂，旱田诸种，无不有之”[40]。不仅女真地区开辟了)：数耕地，而且还不断蚕食汉族地区的土地以发展农业，如万历四十一年五月，“益垦南关旷土”[41]，就是一例，在明代后期，农业成为女真地区占居主导地位的生产部门。努尔哈赤在谈到女真族与蒙古族的经济区别时说：“尔蒙古国以饲养牲畜，食肉着皮维生，我国乃耕田食谷而生也”[42]。

明代后期的女真地区，不但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由于输出大量畜产品和土产山货，刺激了采猎经济和畜牧经济的迅速发展。如人参生产技术的革新就与马市贸易密切有关。人参是女真族在马市贸易中输出的主要商品。

但是，人参传统的加工方法是“以水浸润”。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加工出来的人参“唯以耐久”。明人藉此原因，经常压低售仇据《清太祖实录》卷二记载：“曩时卖参与大明国，以水浸润，大明人嫌湿推延，国人恐水参难以耐久，急售之，价又甚廉。太祖煎煮熟晒干，诸王臣不从。太祖不徇众言，逐煮晒，徐徐发卖，果得价倍常”。人参生产技术的改进，提高了人参的质量，使女真族得到了加倍的经济效益。人参以及其他土产山货的大量输出，繁荣了女真地区的社会经济，“互市交易，以通商贾，因此满州民殷国富”[43]。

马市贸易的发展还推动了女真地区商业的繁荣，商人阶层的兴起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努尔哈赤曾经常派遣商人到黑龙江地区、朝鲜等国去做生意。有一次就派三十名商人去黑龙江地区进行贸易[44]。同时，后金国还“铸天命通宝钱”[45]。改变了过去物物交换，“掠钱无所用，高积如山”[46]的原始状况。与此同时，白银也成了流通中的货币。如在与明朝的朝贡活动中，女真人要求明朝将“赐物折价”[47]，以银授给。

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明初，女真各部的社会形态还处于“文明的入口”即氏族制日趋瓦解、家长奴役制逐渐发展的阶段。明万历初年，女真族进入奴隶社会，万历未年，女真族已趋于统一，建立了称为后金的封建国、家，迅速地从奴隶社会跨入封建社会。女真社会形态的飞跃发展，与马市贸易具有一定的关系。马克思说：“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但是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仅作用，它们在共同体内部也成为商品”[48]。马市是女真族与汉族相互接触的地方，马市贸易使女真社会出现了商品，这就包含着随之而来的全部变革的萌芽”[49]。这里需要重申的是，女真族与汉族之间的交换即马市贸易之所以出现在明代的历史中，是因为在这种交换发生之前，女真社会已经处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了畜牧业。商品的出现，加速了女真社会内部的贫富两极分化，出现了豢养大量畜群，拥有大量奴隶的剥削阶级。随着农业的发展，又使土地-成为财产，“自奴酋及诸子，下至卒胡，皆有奴婢、农庄”[50]。

万历年间，女真社会中的奴隶，主要是他们在战争中掳掠去的汉人，“野人之俗，不相为奴，必虏汉人，互相买卖使唤”[51]。而早已在封建社会中生活的汉人是不堪忍受奴隶制剥削方式的，他们纷纷起来反抗。如汉人孙良被掳为奴，“杀主之妻”[52]逃亡。汉人狂仲武被掳，卖李豆里家为奴，他“以斧并击杀”奴隶—主李豆里及其子胡赤，寅夜逃奔。因此要使汉人不仅抗，必须改变对其的剥削方式，学习汉族封建制度，以封建剥削方式来统．治汉人。马市贸易就是女真族观摩汉族进步的生产方式和封建文化的一个窗口。如后金国的创始人努尔哈赤，在其少年时曾经常往来于抚顺关马市，进行贸易。在贸易中，他广交汉人，了解汉族封建制度的情况，受到汉族文化的薰陶，培养了自己“好看三困、水浒二传”[53]的兴趣。他曾说过：“我之学好明矣”[54]。总之，马市贸易为女真族吸取汉族封建文明开辟了信息渠道，对女真社会形态的飞跃具有深刻的影响。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攻下抚顺，马市贸易因民族战争而中断。但是汉族与女真族的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却并没有因为政治关系的破裂而中止。天启，祟祯年间女真族与汉族的贸易通过朝鲜、蒙古的媒介而继续进行。据兵科给事中宋鸣梧题本记载：“闻奴孽以荒饥为名，假西夷(蒙古族)市米高台堡，皆窖藏于猪首山，……无非欲因粮中国”[55]。但是，通过蒙古族的媒介而输入汉族地区的货物是要花费代价的，“西夷以南朝货物，抽我国(即后金国)膏髓，我国以有限财物，填彼无劣溪壑，未必不为失计也”[56]。此外，女真族还通过“奸细”转手，购买汉族地区的货物，”若今日之奸细，不过贫民营利而已。……况奸细贩货，实便我国(即后金国)，胡不将计就计以为之？涂近价廉，诸物可致，何必劳人马，涉险阻，而远交西夷手?”到了崇祯十一年(1638年)，皇太极派遣达雅齐等到张家口，“与镇守议岁币，……兼议关互市”[57]。明年，皇太极“叙张家口开市功；达雅齐等，俱授为牛录章京”[58]。由此证明：通过长期的马市贸易，汉族和女真族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成员。马市贸易在我国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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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宗实录》卷25，永乐元年十二月辛丑。

[②]《明太宗实录》卷62，永乐七年闰四月巳酉。

[③]严从简：《殊城周咨录》卷24，《女真》。

[④]黄道周：《博物典汇》卷20。

[⑤]严从简：《殊城周咨录》卷24，《女真》。

[⑥]《皇明四夷考·女真》。

[⑦]《明经世文编》卷422，李化龙：《议复开市抚赏疏》。

[⑧]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9，《貂皮腰与》。

[⑨]姚廷遴：《历年记·记事拾遗》。

[⑩]《明会典》卷107，《朝贡》3。

[11]《明成祖实录》卷41,永乐四年三月甲午。

[12]《明经世文编》卷316，王崇古：《为北虏纳款执叛求降疏》。

[13]《明史》卷81，《食货志·马市》。

[14]《明经世文编》卷363，张学颜：《贡夷怨望乞赐议处疏》。

[15]《明经世文编》卷316，王崇古：《为北虏纳款执叛求降疏》。

[16]《明史》卷81，《食货志·马市》。

[17]毕茶：《辽东志》卷3，《边略·马市》。

[18]《明史》卷81，《食货志·马市》。

[19]《明经世文编》卷422，李化龙：《议义州木市疏》。

[20]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

[21]《明神宗实录》卷519，万历四十二年四月丁酉。

[22]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

[23]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24]毕茶：《辽东志》卷9。《外志》。

[25]《明宪宗实录》卷7，天顺八年七月乙未。

[26]杨同珪：《沈故》卷1。

[27]茅瑞澄：《东夷考略·建州女直考》。

[28]《明孝宗实录》卷195，弘治十六年正月甲午。

[29]《明宪宗实录》卷172，成化十三年十一月乙丑。

[30]辽宁省档案馆藏：《明档：乙107号，万历十二年广顺、镇北、新安等关易换货物抽分银两表册》。

[31]《蚓庵琐语·种植》。

[32]辽宁省档案馆藏：《明档：乙107号，万历十二年广顺、镇北、新安等关易换货物抽分银两表册》。

[3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

[34]《金辽志》卷6，《艺文》下，李贡：《广宁马市观夷人交易》。

[35]《明史》卷238，《李成梁传》。

[36]《明孝宗实录》卷154，弘治十二年九月丁丑。

[37]转引自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第209页。

[38]辽宁省档案馆藏：《明档：乙105号。定辽后卫经历司呈报经手抽收抚赏夷人银两各项清册》。

[39]《李朝实录》，世宗，卷77。

[40]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41]茅瑞澄：《东夷考略·建州女直考》。

[42]《满文老档》，太祖，卷13。

[43]《满洲实录》卷2。

[44]《满文老档》，太祖，卷5。

[45]《清朝文献通考》卷13，《钱市考》。

[46]黄道周：《博物典汇》卷20，《四夷附奴酋》

[47]《明会典·礼部·东北夷女直例》。

[48]《克马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6页。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8页。

[50]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51]《燕山君日记》，二年八巳亥。

[52]《李朝世宗实录》，二十一年十月庚午朔。53《李朝世祖实录》，十三年四月癸驴。

[53]黄道周：《博物典汇》卷20，《四夷附奴酋》。

[54]《李朝宣宗实录》73卷。

[55]《明清史料》甲编第722，页。

[56]《明清史料》甲编，第49页。

汉族范文篇3

一、秧歌舞蹈的现代步伐

舞蹈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人们的审美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它即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又能够敏锐反映特定时代的审美意识。

新中国的成立，给舞蹈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舞蹈艺术进入一个新的具有突破性发展的里程。广泛流传在民间的秧歌舞蹈经过舞蹈艺术家的收集、整理，在编创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的同时，以一种舞蹈组合的形式进入了教学的课堂，力图形成规范的民间舞蹈教学体系。其中优秀的舞蹈组合有：《过街楼》、《逗蚰蚰》、《鬼扯腿》、《熬鸡汤》等。这些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舞蹈组合，至今受到人们的喜爱，成为“中国民间舞传统组合”。的确，它们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审美追求，有着经得起岁月考验的鲜明特点。如《过街楼》以传情为目的，通过每一个眼神和动作，将恋爱中的姑娘的心理表述得淋漓尽致，却又具有中国传统女性“含而不露”的审美特点。正是因为这一点，使这个教学的舞蹈组合具有很高艺术价值和训练价值。然而，这种“含而不露”的审美特点却多少缺乏些现代意识，必然会在未来的发展中被突破。

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人们对艺术的本质的认识是需要过程的，所以人们在返回人本身之前，首先扑向大自然的怀抱。80年代初，人们开始用舞蹈表现自然美，编导们创作出一系列模仿动物动态的舞蹈作品，如：《鹰》、《白鹤》、《金色小鹿》、《金蛇狂舞》等。但是，这类作品的创作并没有持续多少时间，人们终于认识到，舞蹈应该表现人，表现人的生活。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一系列以“讲故事”、描述情节为主的作品，并很快风靡全国的艺术舞台，如《月芽五更》、《看秧歌》、《元霄夜》等。这些作品可以说是让观众彻底“看懂”了。因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还存有一种喜欢“听故事”的审美欣赏习惯，经常以能否“看懂”来评价舞蹈作品的好坏，而这类作品恰恰迎合了人们的这种欣赏习惯。然而，“讲故事”的编舞手法，在对人的生活细节描绘的同时，掩盖了人的生命的内在律动。人的生命力的内在体验与外在表现——这舞蹈艺术的最本质的韵味，依然沉默着。

进入9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在经济上的全面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进一步解放，在国内人文主义思潮和国外“寻根热”的影响下，汉族秧歌舞蹈艺术创作开始了向本位文化“寻根”、向人自身回归的创作阶段。这是一个令人激动、振奋的阶段。这个阶段以张继刚的一系列舞蹈作品为代表。他以敏锐的艺术感觉和独特的观察视角，发现和感知着时代的脉膊与审美意识的转向。他突破以往“讲故事”的形式，开始用大色块、长线条结构舞蹈。在对中国这既有古代辉煌文明，又有近代落后挨打的屈辱地位的历史，进行民族性与人性的透析，并以此为基础，在前人给后人的巨大遗产中，挖掘出熠熠生辉的精华，以宏扬和增强民族自信心。这些心灵的感悟，通过如《黄土黄》、《俺从黄河来》、《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走西口》等作品加以表现，准确地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生命力和可杀而不可辱的民族气概，极具震撼人心的力量。中国人在长时间的压抑、束缚之后，深切地体会着生命之泉在心头流淌，生命之潮在胸中激荡。正是这不竭的生命力，使我们头一次看到自己民族在与命运抗争时的高大形象。人们不由地为之感慨、兴奋、泪流!

二、秧歌舞蹈的审美变化

随着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人传统的审美观受到很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带来的审美欣赏方面的变化对秧歌舞蹈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产生这种影响的是西方芭蕾舞传入中国。它打破了中国传统审美对圆形美的追求，人们的审美意识显然走向了多样化。在造型上不再以圆型线条为最美，而是追求棱角分明，开始喜欢长线条。

在舞蹈训练过程中，教师一再要求学生，将腿伸到最长，将手举到最高。舞蹈学生的选拔，对身体的结构比例，要求越来越高。下身比上身长15公分以上的学生更受欢迎，而且对女生身高的要求也呈逐年上升趋势。芭蕾舞对汉族秧歌舞蹈最突出的影响是蹦脚面动作，这是加长线条的典型手段。即使中国戏曲，也受到了这种审美追求的影响，其程式化动作的线条也明显地有所加长，以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要求。

秧歌舞蹈有其特定的风格，失去了这种风格就不再是秧歌舞蹈，但是一味因陈又会失去观众，所以编导者为了创新，在不改变其主体风格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让观众耳目一新。这一现代意识上对艺术效果的追求，使编创者在创作过程中，改变了动作的单一性和重复性。一个动作原素，不再按照秧歌舞蹈的习惯那样，多遍重复，在舞台一点做四次，转到舞台六点再做四次；而是一个动作最多重复二次便开始转做其它动作。如果动作需要多次重复，在其中必然有所变化，或是加入对比性动作，或是对所使用的基本动作进行向度、力度、幅度上的调整，使动作发展的内在逻辑呈现出多种可能性，打破传统秧歌舞蹈动作变化的“可预期性”的美学原则，一反观众对动作变化的心理期待，从而使观众在观赏时感到变化莫测的新奇。

动作幅度的加大，是秧歌舞蹈现代意识的又一个鲜明表现。加大动作幅度的原因是为了增强秧歌舞蹈的表现力，使其更能适应现代舞蹈者的内心体验和意境追求。舞蹈是人类心灵的表达，原始秧歌舞蹈素材可以是创作的基础，它只是为创作者主观世界的表达而服务。当舞蹈创作向人回归的同时，必然引起秧歌舞蹈动作的某种程度的变形。它似乎不像原来的样子，失去了所谓“原汁原味”，但它更具有舞蹈特性，更具有艺术性，也更具有现代审美意识。比如《扇妞》这一作品，脚下重心的移动，除脚底滚步外，都要求动作加大幅度。脚底的“重心”移动，常常打破动作本身的原始规范，要求演员在能够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尽可能将动作做到最大程度，表现出现代人对自由的追求。这种加大幅度的动作，才能承受情感的迸发和内心生命之流的巨大冲力。“重心”一词与对“重心移动”的讲究，在中国民间舞蹈中是没有的，是从西方现代舞中借鉴的。西方现代舞与中国传统舞蹈的相融，无疑是秧歌舞蹈现代审美意识的一个突出表现。

秧歌舞蹈的现代性还表现在节奏变化上。节奏，是时间性的概念，对节奏的理解与运用并不是单纯的节拍运用，非仅仅是3/4、2/4、4/4的概念，特别是现代音乐，从外形上，是没有节拍规律可寻的，在一般音乐里是由不同的节奏型来共同组成，同时，由不同节奏型时间上的各种差异、不和谐融汇成新的一种和谐状态。这种不平衡的和谐恰恰是现代音乐与古典音乐最根本的差别。现代音乐的内部结构呈现出的这种节奏型的立体交叉网，是人们处于信息爆炸时代，从思想、审美、情感、观念等意识形态的飞变下所产生的一种必然。人们不再以传统的是非对错来简单地评判一种事物的存在，尤其是思想意识层面的艺术；我们更不会再用“这个是不对的”来看待一个新的艺术现象。那种不和谐节奏型音乐的存在，就如同在对传统说：“在这个新的时代，让我们并存吧!”秧歌舞蹈作品中也有这样的“叛逆者”，如《扇妞》这一舞蹈作品，在动作与节奏的安排处理上，就如同现代音乐与古典音乐两者节奏之间的碰撞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扇妞》选用的还是传统的中国民乐，音乐的旋律还是民间小调式，节拍上，还保留原有的规整性，但在舞蹈中，动作节奏使用上已打破了原有音乐中节奏的规整性，以舞蹈作品中二个八拍为一乐句来剖析：首先，同一乐句的二个八拍中，动作使用的节奏是无规律可寻的，先看第一个八拍：其中第二拍是动作的最大发力点，第五拍则是这一组动作的最低落点，余下的三拍却重新改变同前五拍不同时值的节奏。再来看第二个八拍：又以许多不同第一个八拍的处理方法来完成八拍的动作。其中第三拍的后半拍是动作的最大发力点，而把动作的最低点放在第七拍。从这二个八拍节奏的运用分析中人们看到，舞蹈作品不仅很好地使用了空拍和切分，而且改变了动作的连接变化，只在弱拍时变动的节奏结构被打破。其次，这种节奏的多重处理法使作品就动作而言打破了原有的课堂训练组合的规整性，加强了舞蹈动作变化的莫测性，这是现今新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

对舞蹈节奏的如此使用，使音乐在舞蹈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以往的舞台秧歌舞蹈，往往是先有音乐后有舞蹈，舞蹈在某种程度上受音乐的很大限制，音乐甚至在舞蹈作品中起着主导作用，因此有了“音乐是舞蹈的灵魂”的说法，有些编导认为：一个舞蹈作品找到好的音乐，舞蹈作品就成功了一半，舞蹈也因此失去了主动性。实际上，这也是传统舞蹈运用音乐旋律的特点，编导在编创过程中，舞蹈随着音乐旋律的起伏而起伏，舞蹈动作节奏的安排也随着音乐节奏的快慢而随之作出调整。这种情况下，编排出的舞蹈作品，观众较为容易被音乐旋律所吸引，也就同时忽略舞蹈本体。观众之所以被打动主要来源于音乐。但我们假设：取消这种听觉上的刺激，仅是让舞蹈自身独立存在，那么将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1994年《扇妞》初次亮相时，是以无音乐形式与观众见面的，在舞蹈过程中，呼吸声和扇子开合声相互交错，形成了另一种音乐形式。这种大胆尝试已不再像以往那样，根据音乐去理解舞蹈和猜测舞蹈作品的内涵，预期动作的发展和变化。这种努力使作品多彩多姿，舞蹈本身现出了自己应有的华彩。

现代意识较强的舞蹈编导，往往是先创作主干动作和结构作品，然后再配制音乐，让音乐只起背景和烘托气氛的作用。人们关注的不再是音乐的节奏，而是舞蹈本身的节奏。有些舞蹈动作甚至可以不合音乐节奏。这样一来，舞蹈可以摆脱音乐的限制，编创和表演过程就更加自由，更富于变化。对观众而言，会更注意舞蹈本身。

三、秧歌舞蹈的纯舞性

审美是超功利的，人们应该以一种超脱的态度去欣赏，以得到一种审美的情感愉悦，这是艺术欣赏的真谛，也是舞蹈艺术欣赏的真谛。秧歌舞蹈的现代审美意识也体现在这种对功利性的超越上。

无论任何一个门类的艺术形式，都有一个走出实用价值而追求纯艺术与审美意境的过程，舞蹈艺术自然不能例外。以往的秧歌舞蹈(包括各种民族民间舞蹈)，常常与庆典、祭祀、图腾崇拜和宗教仪式有关，在神秘意味背后却无法摆脱自身的实用性和工具性。虽然它们有不可忽视的审美意义，但它们不是真正的纯舞蹈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认识的提高，审美意识的觉醒和主体地位的提升，艺术的实用性和功利价值不断地淡化，其独立的审美意味不断强化。随着科学的进步，人们已不再相信它的宗教迷信内涵，从而使它作为一种审美或娱乐形式而存在。这种超越功利的审美价值具有很强的文化凝聚力和理想感召力，具有一种引导人们变得纯洁、崇高的精神力量。

这种审美意识的现代变化使得舞蹈创作者开始追求“一种能够感动人的情感形式”，作品开始注入编创者自己的个人感受、体验，以表达编创者本人的思想，塑造“个人”的独立性。舞蹈创造者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叙述故事、摹仿自然或塑造典型人物，而是更深层地追求表达人内心的灵动和丰富的情感世界，使舞蹈进入到一种“纯舞性”的艺术境界。

所谓“纯舞性”是指，舞蹈所要表达的思想、意志、情感和个性无法用语言说清楚，只能用舞者的肢体，以其流动的线条和结构在舞的过程中表达。比如《新衣服、旧衣服》，通过新衣服与旧衣服的对比，表达了对时间流逝过程的主观感受，这恰是一种生命的体验。这种源自生活的哲思，是创作者独特的生命感悟。这种体验与感悟，在舞蹈作品中以精美的意象、造型和联辍的线条加以表达，便构成了舞蹈作品的“纯舞性”。

汉族范文篇4

关键词：近代童装；创新设计

随着时代的发展，童装市场也越来越受到国内设计师的关注，近年来也涌现了很多童装品牌，但其西方化、成人化趋势明显。我国本土的民族风格童装比较少见，就算有，大众的接受度也不高。如何将传统童装和现代流行元素完美融合，使之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水平和时尚需求，这是当下设计师面临的首要问题。

1近代童装的造型、形制创新

1.1“屁股帘子”创新设计。对于大小便不能自理的小孩，他们都会穿开裆裤，但是当他们尽情玩耍时，经常喜欢一屁股坐在地上，这样屁股就很容易引起细菌感染、蚊虫叮咬等生理卫生问题。而且到了秋冬季节，屁股大片暴露在外，还很容易着凉感冒。因此，聪明的家长们为孩子精心设计了“屁股帘子”。这种近代童装其实就是从上衣的背面垂下一块布，很好地将孩子暴露在外的屁股遮盖起来。从装饰角度看，这块多出来的布活像动物的尾巴，再加上孩子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显得十分憨厚可爱。从实用功能来看，这块布的上端和上衣相连，下端是可以随意掀起来的，这样一来，自理能力差的小孩子只要一蹲下来就可以很方便快捷地自己解决大小便，而且还让屁股免受风寒和蚊虫叮咬。可以说，“屁股帘子”的设计充分体现了母亲对孩子的关怀和爱护，是一个充分体现人文关怀的民间设计作品，其设计理念以及款式特色都是值得现代设计借鉴的。民间这种传统质朴的“屁股帘子”现在已经渐渐离我们远去了，但是它的装饰功能和卫生实用功能却是值得现代设计学习和借鉴的，我们可以将传统的“屁股帘子”创新设计成符合现代人审美标准的时尚服饰（如图1）。图1“屁股帘子”创新设计（作者绘制）1.2三维立体动物造型。仿生设计是现代服装造型设计形式之一，是以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为借鉴对象，并以这些生物的造型、轮廓、线条、色彩直接或间接借用到服装造型设计、结构设计和色彩设计上去，创制出新的服装造型，即为仿生服装。［1］近代传统童装的头衣和足衣中大量运用了动物立体造型，如大量童披风的帽子、各色兽鞋、兽帽，主要是运用夸张抽象的手法模拟出动物的头部形态，包括眼睛、鼻子、胡须、耳朵等，其实这种仿动物外在形态的设计也叫仿生设计。仿生作为服装设计的一个重要手段，在童装设计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特别是仿动物形态的设计，其数量之多、使用之频繁、设计之巧妙以及受到消费者的欢迎程度，足以引起当代设计者的重视。虽然当下市面上的仿动物形态童装琳琅满目，可是我们很难感受到当年那种单纯质朴但又不简单的装饰情愫以及极具浓厚民俗韵味的情感因子。现代童装中塑造的动物形态大多显得单板无趣、形式单一，研究学习近代童装中动物立体造型的塑造后，对于仿动物头部造型，我们应多运用丰富多彩的贴布工艺，将不同色彩、质地、形态的织物贴于底布上，甚至可以叠加贴很多次，来增强层次感。接着再运用盘、贴、填、缀、绣、粘、钉等多种工艺手法或结合高新技术，反常规和夸张地钉缝固定在服装上。用不同技法和不同材质混搭，以丰富肌理效果，使动物造型更加活灵活现、逼真可爱，又独具民族特色，如图2设计的中国风童披风。图2仿“虎”头部立体造型设计的童披风（作者绘制）

2近代童装纹样图案创新设计

将传统纹样经过提炼分解、重新组合、嫁接运用到现代童装设计中，以现代构成的方式穿插传统吉祥图案，只有这样才能使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现代人多崇尚简约概括，追求个性，因此要将传统纹样做适当的提炼、省略和概括，以迎合现代服饰图案的要求。设计者可在保留整体骨架的基础上简化内部层次，只保留有助于表现轮廓完整性和局部造型重点的部分。如图3，是一件绣有两条鱼的童肚兜，提炼其中的鱼纹样，对其进行相应的省略、分解。图3童肚兜中鱼纹样的提炼分解（作者绘制）将纹样提炼分解后，利用对于图形进行重组、错位、并置、倒置、穿插、局部裁切等，将原始图案打散，破坏原有组织关系，再与反常态、反逻辑、反规则的元素结合构成新的纹样形态，经过解构重组后形成的形象更具视觉冲击力。如图4，将分解后的鱼鳞纹错位放置于鱼轮廓内部，再将对称的两条鱼首首相对进行穿插，得到一种既具有传统民族韵味，又具有现代抽象装饰效果的纹样。最后将新的纹样和部分分解后的纹样一起运用到连衣裙上，从而获得新的现代视觉效果。如图5设计的童背带裤，是借用近代童装中动物外轮廓为设计灵感来源，选取蛙的外形，作为童背带裤的廓型，既达到了审美效果，又起到了传统蛙辟邪护体的文化效果。小孩子穿上它活泼可爱又具有深厚的民俗文化意蕴。将传统动物纹样运用到现代童装设计中，要符合孩子天真烂漫的性格，可以将传统动物纹样塑造得更加可爱、憨态可掬。如图6设计的童T恤，将传统老虎纹样进行部分变化，外形轮廓设计得更加圆润，造型变得更加丰满可爱。五官的设计偏向现代卡通漫画的形式，微笑的、憨态可掬的表情较传统的挺胸瞪眼、威风凛凛的神态而言，显得更加和善可亲，更容易受到现代小孩子的喜欢。借鉴传统动物形态内部装饰手法，因此该设计也在虎的内部用精美绝伦的纹样做装饰，将螺旋纹、团花纹、云纹这些传统元素进行组合设计，形成具有现代美感的纹样，再将其作为虎的内部装饰，丰富了虎造型，起到了很强的装饰效果，且中国传统韵味十足。同时，纹样在现代童装中的装饰位置也打破了传统的对称、饱满、适形的特点，将纹样分割、旋转、颠倒、不对称布局，以符合现代人追求时尚个性的审美特点。因此，整体上来看，这件T恤既现代时尚，又不失传统特色。图5以“蛙”作为外轮廓设计的背带裤（作者绘制）图6虎纹童T恤（作者绘制）

3近代童装中装饰手法的创新运用

近代传统童装中的镶绲、刺绣、拼接、染织等装饰技巧可谓丰富多彩、绚丽多姿，其具有强烈的装饰性和浓郁的民族特色，因此在现代民族风格的童装上往往被广泛应用在领口、门襟、袖口、衣下摆、裤腰、裤口等位置，多运用机器来重现传统装饰手法。如图7，A中偏襟、和尚领设计以及盘扣系合方式，尽显中国传统韵味；B的大裤筒形似裙裤，宽松舒适，且裤脚边缘的镶边设计体现传统特色。同时，裤子上的电脑绣花纹样精美古朴，散发着古典气息。图7《那些年》细节（作者设计）传统的拼接装饰手法采用颜色各异的布片相缝，形成较强的视觉效果和装饰效果的童装，尤其是百家衣，运用大量五颜六色的布片相拼而成，意蕴深厚、装饰性强。其实这种装饰技法在现代童装中还是运用得十分普遍的，近几年兴起的“撞色”风潮使传统拼接在童装中运用得更加频繁。狭义的说法，撞色就是补色，颜色对比最为强烈；广义的说法，撞色为两种看上去冲突比较大的颜色；专业一些的说法，不是一个色系和冷暖色之间的颜色。［2］在当代服装设计中为了达到“撞色”的视觉效果，可以通过印染、织染、拼接等多种工艺手法来表现，然而拼接手法运用在近代传统童装中来表现“撞色”艺术美感还是很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拼接手法将色彩和工艺完美融合在一起，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现代童装的创新设计，就是要运用现代服装设计美学原理将传统拼接工艺手法与现代服装面料、时尚色彩完美结合。同时，将传统拼接手法进行反常规、反对称、反传统的创新运用。打破对称原理，可以将面料裁剪成形状、大小各异的不规则布片相缝，增强了童装的趣味性；或是间隔着在部分布片里面塞点棉絮，打破常规的平面拼接形式，体现凹凸立体感和现代时尚感，丰富了视觉效果，同时也符合孩子喜好新奇的特点；传统做法是将布片与布片相缝合的毛边进行撬边处理且附好衬里穿在里面，使毛边不外露，现代反传统的创新设计做法可以直接将若干布片相缝的毛边放在外面，以形成一种个性、独特、随性的风格，跟孩子爱调皮捣蛋、叛逆随性的性格特点相吻合，穿上后可爱俏皮。

4结语

独具艺术装饰魅力的近代汉族童装具有悠久的历史，充分展示了中国人向往美好生活、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以及民间老百姓独特的审美情趣。它是千百年来老百姓艺术创作的精华和智慧的结晶，具有丰富的艺术价值，同时它所蕴含的民俗风情、民族传统文化又给当代服装设计带来了丰富的启示和有益的借鉴。将近代传统童装元素同现代设计手法和流行元素相结合，打造出符合现代人审美需求和文化艺术追求的现代时尚童装，从而使更多的人意识到保护和传承传统服饰文化的重要性。

作者:何蓓璐 单位: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参考文献：

汉族范文篇5

一、秧歌舞蹈的现代步伐

舞蹈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人们的审美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它即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又能够敏锐反映特定时代的审美意识。

新中国的成立，给舞蹈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舞蹈艺术进入一个新的具有突破性发展的里程。广泛流传在民间的秧歌舞蹈经过舞蹈艺术家的收集、整理，在编创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的同时，以一种舞蹈组合的形式进入了教学的课堂，力图形成规范的民间舞蹈教学体系。其中优秀的舞蹈组合有：《过街楼》、《逗蚰蚰》、《鬼扯腿》、《熬鸡汤》等。这些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舞蹈组合，至今受到人们的喜爱，成为“中国民间舞传统组合”。的确，它们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审美追求，有着经得起岁月考验的鲜明特点。如《过街楼》以传情为目的，通过每一个眼神和动作，将恋爱中的姑娘的心理表述得淋漓尽致，却又具有中国传统女性“含而不露”的审美特点。正是因为这一点，使这个教学的舞蹈组合具有很高艺术价值和训练价值。然而，这种“含而不露”的审美特点却多少缺乏些现代意识，必然会在未来的发展中被突破。

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人们对艺术的本质的认识是需要过程的，所以人们在返回人本身之前，首先扑向大自然的怀抱。80年代初，人们开始用舞蹈表现自然美，编导们创作出一系列模仿动物动态的舞蹈作品，如：《鹰》、《白鹤》、《金色小鹿》、《金蛇狂舞》等。但是，这类作品的创作并没有持续多少时间，人们终于认识到，舞蹈应该表现人，表现人的生活。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一系列以“讲故事”、描述情节为主的作品，并很快风靡全国的艺术舞台，如《月芽五更》、《看秧歌》、《元霄夜》等。这些作品可以说是让观众彻底“看懂”了。因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还存有一种喜欢“听故事”的审美欣赏习惯，经常以能否“看懂”来评价舞蹈作品的好坏，而这类作品恰恰迎合了人们的这种欣赏习惯。然而，“讲故事”的编舞手法，在对人的生活细节描绘的同时，掩盖了人的生命的内在律动。人的生命力的内在体验与外在表现——这舞蹈艺术的最本质的韵味，依然沉默着。

进入9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在经济上的全面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进一步解放，在国内人文主义思潮和国外“寻根热”的影响下，汉族秧歌舞蹈艺术创作开始了向本位文化“寻根”、向人自身回归的创作阶段。这是一个令人激动、振奋的阶段。这个阶段以张继刚的一系列舞蹈作品为代表。他以敏锐的艺术感觉和独特的观察视角，发现和感知着时代的脉膊与审美意识的转向。他突破以往“讲故事”的形式，开始用大色块、长线条结构舞蹈。在对中国这既有古代辉煌文明，又有近代落后挨打的屈辱地位的历史，进行民族性与人性的透析，并以此为基础，在前人给后人的巨大遗产中，挖掘出熠熠生辉的精华，以宏扬和增强民族自信心。这些心灵的感悟，通过如《黄土黄》、《俺从黄河来》、《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走西口》等作品加以表现，准确地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生命力和可杀而不可辱的民族气概，极具震撼人心的力量。中国人在长时间的压抑、束缚之后，深切地体会着生命之泉在心头流淌，生命之潮在胸中激荡。正是这不竭的生命力，使我们头一次看到自己民族在与命运抗争时的高大形象。人们不由地为之感慨、兴奋、泪流!

二、秧歌舞蹈的审美变化

随着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人传统的审美观受到很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带来的审美欣赏方面的变化对秧歌舞蹈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产生这种影响的是西方芭蕾舞传入中国。它打破了中国传统审美对圆形美的追求，人们的审美意识显然走向了多样化。在造型上不再以圆型线条为最美，而是追求棱角分明，开始喜欢长线条。

在舞蹈训练过程中，教师一再要求学生，将腿伸到最长，将手举到最高。舞蹈学生的选拔，对身体的结构比例，要求越来越高。下身比上身长15公分以上的学生更受欢迎，而且对女生身高的要求也呈逐年上升趋势。芭蕾舞对汉族秧歌舞蹈最突出的影响是蹦脚面动作，这是加长线条的典型手段。即使中国戏曲，也受到了这种审美追求的影响，其程式化动作的线条也明显地有所加长，以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要求。

秧歌舞蹈有其特定的风格，失去了这种风格就不再是秧歌舞蹈，但是一味因陈又会失去观众，所以编导者为了创新，在不改变其主体风格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让观众耳目一新。这一现代意识上对艺术效果的追求，使编创者在创作过程中，改变了动作的单一性和重复性。一个动作原素，不再按照秧歌舞蹈的习惯那样，多遍重复，在舞台一点做四次，转到舞台六点再做四次；而是一个动作最多重复二次便开始转做其它动作。如果动作需要多次重复，在其中必然有所变化，或是加入对比性动作，或是对所使用的基本动作进行向度、力度、幅度上的调整，使动作发展的内在逻辑呈现出多种可能性，打破传统秧歌舞蹈动作变化的“可预期性”的美学原则，一反观众对动作变化的心理期待，从而使观众在观赏时感到变化莫测的新奇。

动作幅度的加大，是秧歌舞蹈现代意识的又一个鲜明表现。加大动作幅度的原因是为了增强秧歌舞蹈的表现力，使其更能适应现代舞蹈者的内心体验和意境追求。舞蹈是人类心灵的表达，原始秧歌舞蹈素材可以是创作的基础，它只是为创作者主观世界的表达而服务。当舞蹈创作向人回归的同时，必然引起秧歌舞蹈动作的某种程度的变形。它似乎不像原来的样子，失去了所谓“原汁原味”，但它更具有舞蹈特性，更具有艺术性，也更具有现代审美意识。比如《扇妞》这一作品，脚下重心的移动，除脚底滚步外，都要求动作加大幅度。脚底的“重心”移动，常常打破动作本身的原始规范，要求演员在能够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尽可能将动作做到最大程度，表现出现代人对自由的追求。这种加大幅度的动作，才能承受情感的迸发和内心生命之流的巨大冲力。“重心”一词与对“重心移动”的讲究，在中国民间舞蹈中是没有的，是从西方现代舞中借鉴的。西方现代舞与中国传统舞蹈的相融，无疑是秧歌舞蹈现代审美意识的一个突出表现。

秧歌舞蹈的现代性还表现在节奏变化上。节奏，是时间性的概念，对节奏的理解与运用并不是单纯的节拍运用，非仅仅是3/4、2/4、4/4的概念，特别是现代音乐，从外形上，是没有节拍规律可寻的，在一般音乐里是由不同的节奏型来共同组成，同时，由不同节奏型时间上的各种差异、不和谐融汇成新的一种和谐状态。这种不平衡的和谐恰恰是现代音乐与古典音乐最根本的差别。现代音乐的内部结构呈现出的这种节奏型的立体交叉网，是人们处于信息爆炸时代，从思想、审美、情感、观念等意识形态的飞变下所产生的一种必然。人们不再以传统的是非对错来简单地评判一种事物的存在，尤其是思想意识层面的艺术；我们更不会再用“这个是不对的”来看待一个新的艺术现象。那种不和谐节奏型音乐的存在，就如同在对传统说：“在这个新的时代，让我们并存吧!”秧歌舞蹈作品中也有这样的“叛逆者”，如《扇妞》这一舞蹈作品，在动作与节奏的安排处理上，就如同现代音乐与古典音乐两者节奏之间的碰撞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扇妞》选用的还是传统的中国民乐，音乐的旋律还是民间小调式，节拍上，还保留原有的规整性，但在舞蹈中，动作节奏使用上已打破了原有音乐中节奏的规整性，以舞蹈作品中二个八拍为一乐句来剖析：首先，同一乐句的二个八拍中，动作使用的节奏是无规律可寻的，先看第一个八拍：其中第二拍是动作的最大发力点，第五拍则是这一组动作的最低落点，余下的三拍却重新改变同前五拍不同时值的节奏。再来看第二个八拍：又以许多不同第一个八拍的处理方法来完成八拍的动作。其中第三拍的后半拍是动作的最大发力点，而把动作的最低点放在第七拍。从这二个八拍节奏的运用分析中人们看到，舞蹈作品不仅很好地使用了空拍和切分，而且改变了动作的连接变化，只在弱拍时变动的节奏结构被打破。其次，这种节奏的多重处理法使作品就动作而言打破了原有的课堂训练组合的规整性，加强了舞蹈动作变化的莫测性，这是现今新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

对舞蹈节奏的如此使用，使音乐在舞蹈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以往的舞台秧歌舞蹈，往往是先有音乐后有舞蹈，舞蹈在某种程度上受音乐的很大限制，音乐甚至在舞蹈作品中起着主导作用，因此有了“音乐是舞蹈的灵魂”的说法，有些编导认为：一个舞蹈作品找到好的音乐，舞蹈作品就成功了一半，舞蹈也因此失去了主动性。实际上，这也是传统舞蹈运用音乐旋律的特点，编导在编创过程中，舞蹈随着音乐旋律的起伏而起伏，舞蹈动作节奏的安排也随着音乐节奏的快慢而随之作出调整。这种情况下，编排出的舞蹈作品，观众较为容易被音乐旋律所吸引，也就同时忽略舞蹈本体。观众之所以被打动主要来源于音乐。但我们假设：取消这种听觉上的刺激，仅是让舞蹈自身独立存在，那么将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1994年《扇妞》初次亮相时，是以无音乐形式与观众见面的，在舞蹈过程中，呼吸声和扇子开合声相互交错，形成了另一种音乐形式。这种大胆尝试已不再像以往那样，根据音乐去理解舞蹈和猜测舞蹈作品的内涵，预期动作的发展和变化。这种努力使作品多彩多姿，舞蹈本身现出了自己应有的华彩。

现代意识较强的舞蹈编导，往往是先创作主干动作和结构作品，然后再配制音乐，让音乐只起背景和烘托气氛的作用。人们关注的不再是音乐的节奏，而是舞蹈本身的节奏。有些舞蹈动作甚至可以不合音乐节奏。这样一来，舞蹈可以摆脱音乐的限制，编创和表演过程就更加自由，更富于变化。对观众而言，会更注意舞蹈本身。

三、秧歌舞蹈的纯舞性

审美是超功利的，人们应该以一种超脱的态度去欣赏，以得到一种审美的情感愉悦，这是艺术欣赏的真谛，也是舞蹈艺术欣赏的真谛。秧歌舞蹈的现代审美意识也体现在这种对功利性的超越上。

无论任何一个门类的艺术形式，都有一个走出实用价值而追求纯艺术与审美意境的过程，舞蹈艺术自然不能例外。以往的秧歌舞蹈(包括各种民族民间舞蹈)，常常与庆典、祭祀、图腾崇拜和宗教仪式有关，在神秘意味背后却无法摆脱自身的实用性和工具性。虽然它们有不可忽视的审美意义，但它们不是真正的纯舞蹈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认识的提高，审美意识的觉醒和主体地位的提升，艺术的实用性和功利价值不断地淡化，其独立的审美意味不断强化。随着科学的进步，人们已不再相信它的宗教迷信内涵，从而使它作为一种审美或娱乐形式而存在。这种超越功利的审美价值具有很强的文化凝聚力和理想感召力，具有一种引导人们变得纯洁、崇高的精神力量。

这种审美意识的现代变化使得舞蹈创作者开始追求“一种能够感动人的情感形式”，作品开始注入编创者自己的个人感受、体验，以表达编创者本人的思想，塑造“个人”的独立性。舞蹈创造者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叙述故事、摹仿自然或塑造典型人物，而是更深层地追求表达人内心的灵动和丰富的情感世界，使舞蹈进入到一种“纯舞性”的艺术境界。

所谓“纯舞性”是指，舞蹈所要表达的思想、意志、情感和个性无法用语言说清楚，只能用舞者的肢体，以其流动的线条和结构在舞的过程中表达。比如《新衣服、旧衣服》，通过新衣服与旧衣服的对比，表达了对时间流逝过程的主观感受，这恰是一种生命的体验。这种源自生活的哲思，是创作者独特的生命感悟。这种体验与感悟，在舞蹈作品中以精美的意象、造型和联辍的线条加以表达，便构成了舞蹈作品的“纯舞性”。

汉族范文篇6

一、汉族地区与民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差距表现

政治参与又称参与政治，是指公民“或多或少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择及（或）他们采取的行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活动。”[1]政治参与旨在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目的指向是影响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我国汉族地区与民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差距存在具体表现在：

（一）汉族地区和民族地区公民政治生活认知态度不同

汉族地区人口分布集中、文化设施先进、信息传播迅速的城市，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政治敏感，与民族地区公民相比，他们对国家和政府的依赖性也较大。特别是在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职工，在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都与政府和公共政策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这一方面增强了他们的政治认同感，另一方面也促使他们对国家局势和公共政策的变化表现出更多的关心。据对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汉族居住的北大营村调查发现，有34.28%的被调查者对国家局势和公共政策有较深的了解，61.2%的被调查者知道总书记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政策，这表明汉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较强。民族地区人口多数居住在分散、文化设施落后、交通和信息传播都不便利的地区，活动范围很小，封闭的、静止的人口流动和人际交往使公民在价值观念变革方面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以“家”为中心，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伦理关系强烈地制约着公民的生活和文化水准。由于缺少文化知识和外部信息的冲击，农民对自身地位与周围环境的联系缺乏认知，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参与程度较低，对政治活动也比较冷淡。很多公民基本上游离于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成为与政治参与关系不大的“地域民”，缺乏对国家的认识。以景颇族为例，到新中国成立初，“景颇族人民包括一些山官，历来只知道土司管，国家观念淡薄。”[2]即使是一些山官，也是“见识少，汉话傣话都不会说，只知道最大的官是土司。”[3]在对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古林箐乡博甲村少数民族的调查中发现，有42.64%的被调查者不知道我国的国家主席，45.47%的被调查者不知道全国人大委员长是谁，62.58%的被调查者听不出我国的国歌，表现出对现政权较低的认知度。

（二）汉族地区和民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形式不同

汉族地区的公民政治参与的形式主要是自主性参与，而民族地区的公民主要是动员性参与。他们的差异主要表现为：

1.汉族地区公民政治活动参与热情高于民族地区公民选举权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神圣政治权利，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据对北大营村的调查中，被问及是否认为村委会、村支书实行民主选举意义重大，应当推广时，有75.31%的村民认为是，而博甲村只有49.8%的村民认为应该投票给能力和品质都强的候选人。在被问及假如新一轮村干部的换届选举结果与他们所预期的悬殊较大时，北大营村77.55%的村民、博甲村36.21%的村民表示将对新一届村干部的工作给予抵制。以上调查充分显示了北大营村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比博甲村的高。

2.汉族地区的接触活动比民族地区多接触活动是公民以个人或集体的方式正式或非正式地向干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或批评，以期影响或改变他们决策或决定的行为。接触活动有一般反映、上访以及贿赂等形式。北大营村有71.63%的村民与领导干部有过不同程度的接触。但是，博甲村因生产、生活问题同领导接触过的人数约占调查总体的16.59%，大多数人不将同领导接触视为一种主要政治参与手段，在他们看来，同领导接触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因为“即使能够见到领导，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3.汉族地区公民投诉活动多于民族地区投诉是公民利用舆论工具进行的间接政治参与活动。北大营村投诉活动相对较多，32.67%的人有过投诉经历，主要集中在税收不合理、干部执法不公以及子女上学等问题上。而博甲村只有13.52%的公民有过投诉经历。

4.汉族地区抗议和暴力活动多于民族地区近年来，由于某些地方对农村工作重视不够，农村的各种不合理现象开始有泛滥的趋势，农民负担严重超过了国家政策规定的标准和农民的承受能力，已经引起了当地群众的严重不满。再加上个别干部和执法人员素质低劣、态度蛮横，更加激化了干群矛盾，在许多地区出现了以抗议和暴力对抗形式进行的政治参与活动。调查发现，北大营村有45.36%、博甲村有83.67%的村民没有因为本村利益如资源开发、土地占用、道路建设等原因与乡政权或当地乡镇企业发生过冲突。

（三）汉族地区与民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途径不同

汉族地区的公民政治参与途径主要是制度化参与，而民族地区的公民主要是非制度化参与。制度化参与一般是指合法参与，就是指公民政治参与的行为符合国家的法律规定，非制度化参与则是指采取不符合国家宪法、法律、规章、政策、条例等所规定的制度和程序，而进行的影响政治决策过程的活动。北大营村汉族公民政治参与基本上属于制度化参与，如参加村民选举、进行上访、投诉等，81.21%的公民对暴力参政行为表示不满，称不会采取暴力手段解决问题。而博甲村的政治参与行为受非制度因素影响非常明显，比如宗派、宗教、选民个人好恶、乡村习俗等等。这些非制度因素的影响导致公民政治参与过程中许多非制度参与行为。甚至包括贿赂选举人、动用家族力量，进行人身攻击、写匿名信诬告等等。

二、影响汉族地区和民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的因素

汉族地区和民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之所以存在以上差距，主要是由于经济文化基础、政治文化、民族群体政治心理差异等因素的影响。

（一）经济文化基础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的首要活动，是构成社会发展的基础。汉族大部分分布在我国的东部，一小部分分布在中部及西部的发达地区，这些地区正如同志指出：“东部地区由于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有利的地理环境，加上国家政策上的一些支持，发展比中西部地区更快一些。”[4]由于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程度也得到了提高，教育文化先进，受教育的程度高，人们的政治参与能力和积极性就高。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部、中部和东部的不发达地区，这些地区边远偏僻，远离中心城市，城镇化水平低，居住环境处于封闭，因此，他们的政治心理、政治行为具有保守性和盲从性，从而导致出现大量的非制度参与，对社会稳定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二）政治文化对家族政治的影响

阿尔蒙德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映。”[5]“政治文化具有一定的民族性。”汉族地区的公民由于他们获取政治资讯的渠道较多，能够较为及时地接受各种政治信息，对各种政治机构、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都有一定的认识，特别是对与自己的利益直接相关的政策十分了解。其中一些人，有系统的政治知识，能够有效的运用各种政治权利来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热情较高。而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是从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和初步发展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等不同起点，分别跨越了一个或几个社会形态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因而，他们所背负着的沉重历史包袱，加上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和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等，使得少数民族地区落后的政治文化传统至今仍保持着强大的渗透力。这严重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公民的政治参与。

汉族范文篇7

【关键词】DEL表型；RHD1227A等位基因；基因分型

EstablishmentofGenotypingMethodforDELPhenotypeinZhejiangHanPopulation

AbstractInordertoestablishagenotypingmethodforDELphenotypeinZhejiangHanpopulation,anAS-PCRmethodwasdevelopedaccordingtotheRHD1227Aallelesequence.ItsspecificityandsensitivitywereassessedintwoRhnegativepopulationswhoseRHD1227AorDELphenotypestatuswasknown.Theresultsshowedthatinevaluationofthemethodbydetecting50RHD1227Apositiveand50RHD1227Anegativeindividuals,thegenotypingmethoddisplayedasensitivityof100%andaspecificityof100%;inevaluationofthemethodbydetecting33DELpositiveand89DELnegativeindividuals,thesensitivitywas100%,however,thereweretwoserologicallynegativesampleswhichwereconfirmedaspositiveusinggenotypingmethod.Afterre-testingthesetwosampleswithserologicalmethodandsequenceanalysis,itwasfoundthatoriginalserologicalmethodgavefalsenegativeresultsandgenotypingmethodstillshowed100%specificity.TheminimaltargetDNAconcentrationofthisgenotypingmethodis8.13ng/μl.Inconclusion,designedgenotypingmethodcanbeusedtoidentifyDELphenotypeefficientlyinZhejiangHanRhnegativepopulation.

KeywordsDELphenotype;RHD1227Aallele;Genotyping

Rh血型中D抗原在输血医学和产科学中意义最为显著。最近的研究发现，DEL表型（一种极弱表达的D抗原，只有通过吸收释放的方法才能检测到，称为DEL抗原）的血液输注给Rh阴性患者仍会产生抗D免疫反应［1］，因此，对DEL抗原的免疫原性应予以重视［2-4］。目前常用的血清学DEL表型鉴定方法由于步骤繁琐而不适合临床大规模应用，如何快速有效的鉴定DEL表型已成为一个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的课题。我们的研究发现，浙江汉族DEL表型和RHD1227A相关（未发表研究结果）。根据RHD1227A等位基因序列，我们设计了1种AS-PCR方法，通过检测100例RHD1227A多态性已知的Rh阴性样本和122例DEL表型已知的样本，对该方法用于浙江汉族Rh阴性人群中DEL表型基因分型的适用性进行评价。

材料和方法

对象

在浙江省居住或者工作的无亲缘关系Rh阴性汉族献血员222例，包括50例RHD1227A阳性和50例RHD1227A阴性（参照参考文献［5］，序列分析确定RHD1227A位点的多态性）、33例DEL阳性和89例DEL阴性(DEL表型采用氯仿释放的方法鉴定，见参考文献［6］)。

Rh表型血清学鉴定

RhD表型鉴定采用常规盐水平板法，使用加拿大Dominion公司的IgM和IgG混合的抗D试剂。RhC、Rhc、RhE和Rhe鉴定采用盐水试管法，试剂为Dominion公司的相应单克隆抗体。

基因分型

根据RHD基因和RHD1227A等位基因相关序列设计一组特异扩增RHD1227A等位基因的引物：RHDEL-s:5''''-GACCAAGTTTTCTGGAAA-3''''（位置对应于AJ299028的68-85）、RHDEL-a:5''''-CGAGAG-AATTTTGAGCAC-3''''（位置对应于AB035185的849-832）。1对特异扩增人生长激素基因429bp的引物作为内对照，HGH-s：5''''-GCCTTCCCAACCATTCCCTTA-3'''';HGH-a：5''''-TCACGGATTTCTGTTGTGTTT-3''''。反应总体积10μl，含模板DNA0.2μl（约含DNA50-60ng），特异性引物终浓度250nmol/L，内对照引物终浓度50nmol/L，MgCl2终浓度1.5mmol/L，dNTP终浓度200μmol/L，Taq酶0.2U（TaKaRa公司产品）。PCR扩增条件：95℃预变性5分钟，然后94℃变性30秒、58℃退火30秒和72℃延伸50秒，循环30次，最后72℃延伸5分钟。产物通过2％琼脂糖凝胶电泳，用凝胶成像仪（Syngene公司产品，英国）观察结果。

基因分型方法DNA浓度检测下限评估

将RHD1227A阳性的DNA用BioPhotometer（Eppendorf公司产品，德国）测得浓度，用RHD1227A阴性的DNA作为稀释液，倍比稀释RHD1227A阳性样本。稀释后DNA的PCR产物通过2％琼脂糖凝胶电泳，用凝胶成像仪（Syngene公司产品，英国）观察结果。

结果

RHD1227A多态性已知的Rh阴性人群

在100例Rh阴性人群中，用基因分型方法扩增50例RHD1227A阳性样本，都可扩增得到867bp的特异条带和429bp的内对照条带，即结果都为阳性；扩增50例RHD1227A阴性样本，都只能扩增出429bp的内对照条带，即结果都为阴性。这表明基因分型方法在该群体中检测RHD1227A的灵敏度和特异性都为100％。电泳图见图1。

DEL表型已知人群的Rh阴性人群

在122例DEL表型已知的人群中，用基因分型方法扩增33例DEL表型阳性样本，结果都为阳性，扩增89例DEL表型阴性样本，结果有2例（RhCedee）为阳性，87例为阴性。用原始的DEL表型鉴定结果做参照，基因分型方法在该群体中检测DEL表型的灵敏度为100％，特异性为97.75％。

血清学方法和基因分型方法结果不一致样本

对DEL表型血清学方法检测结果为阴性、基因分型检测结果为阳性的2例样本重新取样分析。血清学吸收释放结果为DEL阳性，外显子9序列分析结果为RHD1227A为阳性。即2例样本的基因分型结果和血清学结果不符是由于原始血清学方法的漏检DEL表型造成。因此，基因分型方法的特异性仍然为100％。

基因分型方法的DNA浓度检测下限

将RHD1227A阳性的DNA用RHD1227A阴性的DNA倍比稀释后，3份样本都可以在稀释32倍后，仍然可以扩增到比较清楚的阳性条带（图2）。稀释64倍的样本扩增结果不可见。3份样本原始DNA浓度分别为290ng/μl、250ng/μl和240ng/μl，取算术平均值260ng/μl。基因分型方法的DNA浓度检测下限以稀释32倍计算，约为8.13ng/μl。

讨论

亚洲Rh阴性人群有很高比例的DEL表型，并且各地DEL表型的分子机理不尽一致［7-12］。中国台湾人群DEL分子机制主要有外显子9缺失和RHD1227A等位基因2种［7-10］。中国深圳人群DEL的分子机制主要由RHD1227A等位基因引起，和3''''非翻译序列无关［11-12］。我们未发表的研究结果表明,浙江汉族人群DEL分子机制也是由RHD1227A等位基因引起。因此，我们根据RHD1227A等位基因序列设计了AS-PCR方法用于DEL表型的基因分型检测。通过检测100例RHD1227A多态性已知的Rh阴性样本，我们证明该基因分型方法可以有效的检测RHD1227A等位基因，并且该方法的DNA浓度检测下限约为8.13ng/μl，对Rhccdee等DEL表型阳性概率比较低的样本可以通过检测5-10份样品的混合样来提高工作效率。检测122例DEL表型已知的样本发现，基因分型结果和原来的血清学DEL表型结果有2例不一致。重新取样做血清学鉴定和序列分析发现，这2例基因分型结果阳性、血清学结果阴性样本是由于血清学方法的漏检造成。血清学漏检DEL表型可能与不同批号抗D试剂的效价、血样的新鲜程度、抗人球蛋白试剂的效价和灵敏度以及吸收释放操作步骤标准化程度等众多因素有关，这也提示基因分型方法比血清学DEL鉴定方法灵敏度更高，重复性更好。另外，基因分型方法还可以利用血站的核酸检测系统实现自动化检测。基因分型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在我们的研究样本中都为100％，表明该法可以用于检测浙江汉族Rh阴性人群中的DEL表型。据我们所知，国内尚未有DEL表型基因分型方法的报道。用我们的基因分型方法可以简便地在Rh阴性人群中鉴定DEL表型，便于将来系统研究DEL抗原的免疫原性，从而更安全的使用DEL血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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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ChangJG,WangJC,YangTY,etal.HumanRHDeliscausedbyadeletionof1,013bpbetweenintrons8and9includingexon9ofRHDgene.Blood,1998;92:2602-2604

汉族范文篇8

而民间平民的饮食之礼则"乡饮酒之礼，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乡饮酒，是乡人以时会聚饮酒之礼，在这种庆祝会上，最受恭敬的是长者。

礼产生于饮食，同时又严格约束饮食活动。不仅讲求饮食规格，而且连菜肴的摆投也有规则，《礼记·曲礼》说："凡进食之礼，左肴右被，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脍炙处外，疏酱处内，葱片处右，酒浆处右。以脯俗置者，左朐右末。"译成现代的文字，就是说，凡是陈设便餐，带骨的菜肴放在左边，切的纯肉放在右边。干的食品菜肴靠着人的左手方，羹汤放在靠右手方。细切的和烧烤的肉类放远些，醋和酱类放在近处。蒸葱等伴料放在旁边，酒浆等饮料和羹汤放在同一方向。如果要分陈干肉、牛脯等物，则弯曲的在左，挺直的在右。这套规则在《礼记·少仪》中也有详细记载。

上菜时，要用右手握持，而托捧于左手上；上鱼肴时，如果是烧鱼，以鱼尾向着宾客；冬天鱼肚向着宾客的右方，夏大鱼脊向宾客的右方。

在用饭过程中，也有一套繁文缛礼。《礼记·曲礼》载："共食不饱，共饭不择手，毋搏饭，毋放饭，毋流歌，毋咤食，毋啮骨。毋反鱼肉，毋投与狗骨。毋固获，毋扬饭，饭黍毋以箸，毋捉羹，毋刺齿。客絮羹，主人辞不能烹。客歉醢，主人辞以篓。濡肉齿决，于内不齿决。毋嘬炙。卒食，客自前跪，撤饭齐以授相者，主人兴辞于客，然后客坐。"

汉族范文篇9

1.1研究对象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新疆8所高校的480名教师进行了调查。包括汉族、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三个民族，分为3个年龄段：22-35岁为低年龄段，36-44岁为中年龄段，45-60岁为高年龄段。每个年龄段调查160人，其中汉族男、女教师和民族男、女教师四类人群各40人（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教师统称为民族教师，其中94％为维吾尔族，6％为哈萨克族）。

1.2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参阅国际通用心理测评量表，结合高校教师实际情况，编写调查问卷。问卷的信度与效度都达到了可接受的水平。调查内容涉及躯体及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力等方面。每项细则都定有三级选项，每级选项按程度以1分、3分、5分标定，得分越高显示心理健康状况越好。

(2)数理统计法：调查数据采用Excel软件进行分析。对不同性别、年龄、民族的教师的选项评分。

2结果与分析

2.1心理健康状态调查

（1）情绪调控能力：汉族男、女教师随年龄增长情绪调控能力增强。民族教师情绪调控能力以高年龄段者最强，而中年龄段者较差。汉族男教师情绪调控能力强于女教师，民族教师则相反（表1，2）。

（2）抑郁倾向：汉族教师年龄越小出现抑郁症状的现象越严重。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刚进入社会存在多重角色适应危机，使其心理负荷过重而产生抑郁。民族教师中以中年龄段者抑郁症状最严重。部分中年民族教师因为家庭中子女多、负担重而工作中又身兼数职，压力过大引发抑郁。调查中，女教师抑郁现象明显较男教师普遍（表1，2）。

（3）烦躁症状：随年龄增长，汉族教师和民族男教师烦躁症状减轻，民族女教师加剧。女教师烦躁症状较男教师严重。35岁以上民族女教师比汉族女教师更多出现烦躁症状。可能是由于中年民族女教师家中子女较多，婚后工作和家务负担相对较重而导致的（表1，2）。

（4）抗挫折干扰能力：汉族教师随年龄增长，女性抗挫折干扰的能力不断增强，而男性受到挫折干扰的现象却增加。民族教师随年龄增长受挫折干扰的现象有所增加。汉族教师受挫折影响的现象较民族教师严重，民族教师比汉族教师乐观，心态更积极（表1，2）。

（5）焦虑症症状：汉族教师随年龄增长焦虑症状减轻。提示现阶段青年教师生存和发展的压力较大。45岁以下汉族女教师焦虑症状比男教师严重，而45岁以后情况相反。中年民族教师工作、生活压力相对较大，经常出现焦虑症状的比例最高。民族教师焦虑症状较汉族教师严重（表1，2）。

（6）应变能力：高年龄段教师处事应变能力最强。汉族女教师随年龄增长此能力提高最明显。汉族教师应变能力强于民族教师（表1，2）。

2.2生活技能调查

教师随年龄增长生活压力减小。女教师生活压力大于男教师，民族教师大于汉族教师。青年时汉族女教师生活适应力不及男教师以后逐渐强于男性（表3）。民族女教师的生活适应能力强于男教师，高年龄组生活适应能力较差（表4）。

青年教师面临成家、立业，经济压力大，生活相对波动而造成生活压力过大，已是不争的事实。女教师在生活中担当贤妻、良母、女儿、儿媳等多重社会角色，又经历生育等一系列的生理应激，导致生活压力较男教师偏大。而民族教师由于家庭子女众多、亲友应酬来往频繁等原因也使其生活压力大于汉族教师。

2.3工作压力及状态调查

新疆高校中、青教师工作压力较大；民族教师工作压力较汉族教师大；汉族女教师工作压力比男教师大；36岁以下民族女教师工作压力明显较男教师大，而随年龄增长男性压力逐渐大于女性（表5、6）。此现象背后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青年教师由于教学科研和深造压力大使其工作压力不低；中年教师是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的骨干，同样承受着不小的压力。当前高校体制改革对民族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使得部分曾安于现状的民族教师深感形势紧迫，工作压力增大。女教师不仅承担着大量家务劳动，还要面对激烈的职业竞争，需要多学习多出成果，晋升职称，因此女教师更容易出现工作和家庭之间矛盾的现象。由于风俗等原因婚后民族男教师在家庭中的一家之长的角色被强化，使其承担更多的责任，导致工作压力较高。

3结论

随年龄增长，汉族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提高，而民族教师心理健康呈现“V”型趋势，中年龄段者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其他年龄段者。汉族男教师心理健康状况好于女教师。民族女教师心理健康状况好于男教师。36岁以下民、汉高校教师生活压力大；女教师生活压力大于男教师；民族教师生活压力大于汉族教师。36岁以下教师工作压力大，而中年龄段者不仅工作压力较大，且工作紧张程度最高。民族教师工作压力比汉族教师大。女教师工作自信度不及男教师。且汉族男教师自信度最高。

参考文献：

[1]刘艳.大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研究[J].教育探索，2005，（2）：99-101.

[2]李刚，刘志成.高校教师心理状况的分析及其对策[J].理工高教研究，2004，23（1）：76-77.

[3]柳友荣.高校青年教师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分析[J].高校教育研究，1998，4：84-86.

[4]邱莲.大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结果[J].四川精神卫生，2003，16（3）：146-148.

[5]宋专茂，陈伟.心理健康测量[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

汉族范文篇10

关键词：民族声乐汉族民歌分类色彩区

事物从起源，开始发展，直到消退，这看似清晰的过程，分析起来竟是如此缓慢，甚至有些模糊。这是由于一些演化而来的事物，很难由后向前追究，也很难用“划分”这样一个词来对如此复杂、缓慢的过程进行“加工处理”。所以，人们仅在此模糊地清晰些，又在清晰中变得模糊。不难看出，从本身就无法言表的音乐艺术到纷繁复杂的民歌发展。人们也很难确立出一个方整、明显的界限。单从这样一个深奥而又显而易见的角度来看，我也会不经意想到“近似”这样一个词了。

汉族民歌有多种分类方法，目前较为惯用的是按照“体裁”形式分类的方法，其大致可把汉族民歌分为：1.号子(有“搬运号子”“船工号子”“作坊号子”等)；2．山歌(包括“放牧山歌”“田秧山歌”“一般山歌”等)；3．小调(例如“谣曲”“时调”“风俗仪式歌曲”“舞歌”等)。“体裁”分类法有助于认识和研究民歌与人民生活的关系、民歌的社会功用以及音乐表现的方法、特点等问题。

但是，究竟什么是汉族民歌的“体裁”?汉族民歌体裁的划分依据应如何确定呢?“体裁”究竟是指民歌音乐形态上的艺术特征，还是指它的社会产生条件?抑或是指产生和应用场合所造成并限定了按照这一如此模糊不定的“体裁”概念分类，人们对汉族民歌的“体裁”有了不同的理解，于是便出现了多种分类方法。例如“劳动号子”，如果按产生和应用的场合把它定义为“劳动时所唱的歌”，那么“田歌”“牧歌”也是劳动时所唱的歌；但“田歌”“牧歌”的主要音乐形态特征又显然与一般的劳动号子一领众和，具有鲜明的节奏律动等特点不相一致，而更多地与一般山歌节奏自由悠长的特点相吻合；然而，二者的社会生产条件又与一般山歌不尽相同。这就产生了多种的分类方法。“体裁”分类方法产生分歧的原因是由于分类依据的不统一所造成的。这些依据中有根据民歌的使用场音分类的(例如“民间歌舞”和“小调”的分法；“渔歌”和“田歌”的分法)；也有按照民歌的篇幅分类的（“大型民歌套曲”）；还有按照民歌的社会功能分类的（“风俗歌曲”)等等。

如此众多分类依据的并存，让人们无法准确地把握该种分类法的划分标准是什么。这样一种纷乱的状况，对于民歌音乐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是不利的。江明惇先生明确地阐述了他划分汉族民歌体裁的依据，即按照民歌产生的一定社会生活条件和功用要求所形成的基本的音乐表现方法和典型的音乐性格特征。“人民的社会生活是非常复杂的，民歌的形成、发展以及流传的情况也是非常复杂的。因而，体裁的问题也很复杂。汉族民歌中多种体裁因素相综合的现象、不同体裁之间相互转化的现象都是很常见的。”①也就是根据音乐特征，演唱场合和功用这三种因素进行了综合考虑。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划分标准下，多少是将体裁划分定义作了一个“模糊处理”。遇到不同类体裁出现交集的时候依然很难把握原则。这就好比将几种相互干扰、相互交叉的划分标准混合到一起。当然，其表现出来的分类作用有时也显得有些相互干扰，左右不定。

在本文一开始，笔者提到一个思维意象，就是对于那些原本来自于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发展相对自由、漫长的，体裁相互交叉和渗透的民歌发展过程，所有对它的“规范化”都只是相对的。当然也包括“划分”这样一个硬是要把一潭清水分割开来的举动，其结果也只能得来一滩浑水，以至于最终难以分辨得清。像汉族民歌这样一幅类似于秀美山河风光的图画，我们最好还是不要用浓黑的笔墨勾画出它原本已经消失不清的底稿轮廓。一幅好的绘画作品，各个部位、各个阶段、各个突出的色彩区域都是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的。

杜亚雄先生从形式逻辑方面指出，如将汉族民歌进行类似“色彩区”的划分是不当的，因为“色彩区”这一概念是从美术界借来的词语，“通常用来比喻和形容音乐的不同风格和配器的不同效果。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讲，音乐无色彩。”②美国的民族音乐学家安东尼·希格尔教授在他关于“民族音乐学”的讲座中说，人类不应仅仅研究声音，还要研究创作的背景，听众听到音乐时的景象，可能这是“音乐人类学”(Anthropology0fMusic)所需要真正研究的方向。希格尔教授对非洲一个叫做“Suya”的部落考察了两年，他对那里的原始音乐发展有着最真实、最深刻的了解。在笔者看来，所谓音乐的色彩，就是足以给那些原始部落人们精神上的影响以及使他们由衷热爱和需要音乐的原因。笔者认为，汉族民歌的产生和发展多少也会同非洲原始部落的音乐有些许相同。所以汉族民歌的色彩必定是民歌所要表现以及想要给听者带来的审美影响和功能。如果音乐没有了色彩，人类的艺术也就没有了色彩。

在笔者看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乔建中先生在《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一文中，对“色彩区”这一概念的提出，并非单指民歌音乐所表现的外在效果。之所以用“色彩区”作为划分的单位，只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概念来诠释一下民歌分类的整体形象。如果追究其原因，我们也只能发现，在自然界中内部关联、内在联系是普遍存在的。抓住事物联系的本质，才是分类研究中的关键所在。

民歌作为音乐体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是因为民歌的来源也很有可能代表着民族音乐的起源。民族音乐作为一个贯通古今世代相传的民族文化现象，由于较强的稳定性和顽强的生命力，使民歌保持着基本的特征承袭下去，并且保留着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与此同时，由于人文，社会，地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民歌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当然，也会导致其某一部分的消亡)，由此而产生并呈现出一幅壮阔雄伟的民歌山水画。这是民歌文化发展乃至自然界发展的必然规律。所以从其本质意义上的结构、形成、融合等角度来看，如果用规整的格式、严格地划分，是不能将其分离开来的。既然民歌的起源无法从地理以及文献中确认，民歌的发展又包含了那么多的共性与差别，民歌又在特征以及歌词、曲调上存在着交集的区域，我们就不能为汉族民歌的分类找到一个真理似的答案，将民歌的起源区划开来。于是人们着眼于分析汉族民歌以及文化发展的过程。笔者还是比较同意华夏民族在黄河流域优先发展的同时，辽阔的祖国大地上分布着各种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它们各有自己的典型特征，相互之间呈并行关系。由于文化发展的这种特性，就决定着各地产生的民歌有着自己的特色。这一特色所表现出来的正是各地汉族民歌起源和发展的区别之处。

在最原始的基础上，汉族民歌在地理、文化、语言、社会、人文、地域、历史等诸多条件作用下，使其本身得以变化、发展。举例来说，语言对民歌的流传和演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民歌的分布在东北、西北、西南之所以范围比较大些，显然与当地的语言都属同一语系有关。东南虽然不大，但方言的分支却比较多。因此民歌的分布也比较复杂。通过各种条件的影响，汉族民歌在保持原始风格的基础上加以改编，发展成为富有多样性，又带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民歌艺术形式。之所以体裁分类法存在着一些歧义，可能也正是由于此，由于这些割不断、理还乱的联系，所以，任何想通过一种或几种标准来规范汉族民歌的划分方法都不大可能将其盘根错节的内在联系断开。

音乐的外在表现是音乐最终的归宿，不论汉族民歌在悠悠岁月长河中如何演变、如何更新，它也必须通过某种音乐手段和效果表现出来，我们可以称这种效果为“色彩”。而汉族民歌在内部保持联系的现象，正是事物发展的一种必然规律。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将其理清、分化。不然就近似于社会在倒退。根据民歌艺术表现出来的风格差异，也可说是不同的效果，我们完全有理由将汉族民歌分为若干个部分。之所以叫“色彩区”，也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引用、概括。我们大可不必追究“色彩区”这一名词的运用是否得当，重要的是，这看似利用事物表面的规律和形式作为划分标准的分类方法却大大解决了民歌分类的诸多“标准混淆”的问题。其实站在历史的舞台上，人们唯一的权利就是用当前的目光来回眸历史。正如汉族民歌发展到今天，也只能是等待我们以当前民歌所表现出来的形式、风格来认知和研究它。所以，利用已发展到如今的汉族民歌所表现出来的风格特征对其进行学术上的划分，正是符合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应该是最准确、适当的方法了。

汉族民歌艺术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风格各异、有着浓浓乡土之情的心底之声。不同风格、不同色彩的民歌代表着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内涵。那么就让这来自五湖四海，祖祖辈辈相传的肺腑之声共同诠释华夏民族不朽的声乐文化。

注释：

①江明惇著.汉族民歌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1982年12月，第27页.

②杜亚雄著.中国音乐.1993年1月，第10—12页.

参考文献：

[1]乔建中著.土地与歌.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2月.

[2]乔建中著.国乐今说——乔建中音乐文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3]江明惇著.汉族民歌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1982年12月.

[4]杜亚雄，桑海波著.中国传统音乐概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王耀华，杜亚雄著.中国传统音乐概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6]黄翔鹏著.传统是一条河流.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