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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经济危机十篇

时间：2023-12-27 17:54:13

亚洲经济危机

亚洲经济危机篇1

危机给亚洲国家带来的影响不尽相同，日韩受到的冲击最大

因经济发展水平、金融体系对外开放程度的不同，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给亚洲国家带来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

日本、韩国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早已受“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之灾。2008年第二、三季度中，日本经济已经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这是继2001年经济衰退以来出现的再次衰退，2008年10月份出口也出现自2001年12月以来的下滑现象。韩国2008年前三个季度GDP增长均不到1％，据估计第四季度经济增长有可能为负，这是继韩国2003年第一季度“信用卡危机”(-0.4％)以来的首次负增长，2008年11月韩国信息技术产品出口额同比下降32.3％，是2008年同比下降的第三个月。韩日等亚洲发达国家先于亚洲发展中国家出现经济下滑的趋势，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离美国这个金融危机爆发的震中心过近，它们向美国出口的产品基本上是美国国内消费的高端产品，而金融危机的爆发首先削弱了美国等发达国家消费者对高端产品的购买能力，进而影响了日韩两国的出口增长和GDP增长。

危机对中国、东盟部分成员、印度的影响虽未完全显现，但已露端倪，它们的经济增长已经开始下滑。中国自2007年第四季度起已经连续5个季度的下滑，2008年11月进出口贸易更是呈现7年来的首次双降，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也出现经济增长下行的趋势。和日韩一样，这类国家也以美国国内市场为主要出口目的地，目前其出口已经明显受到美国国内消费增长放慢的影响，2008年前3个季度的出口增长已经不如前年，第4季度的出口增长还要有所下降。不过，这类国家所受的危机影响目前尚不如日韩严重，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如日韩高，它们的部分出口产品是生活必需品，危机对这类出口产品的影响不大。

菲律宾等亚洲部分相对落后国家的经济总体情况却看好，特别是2008年第4季度的指标，在亚洲主要国家经济增长普遍出现下滑之际，这些落后国家却有不降反增的趋势或至少保持近几年来的增长势头。菲律宾2008年前三个季度依然保持往年的增长态势，据估计第四季度GDP增长率有可能超过前三个季度。越南已经部分取代中国对美国出口成衣的市场份额，成为美国第二大服装供应国，在全球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外资今年仍然在大规模涌入越南，据估计2008年越南将获得600亿美元以上的外资。这些亚洲相对落后成员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出口产品主要以资源和生活必需品为主，特别是这些国家低廉的生活必需品更为欧美市场所青睐，反而带动了部分GDP增长，如菲律宾；再有这类国家金融和贸易体系比较落后，还没有与美国等发达国家金融体系接轨，如老挝对美出口主要是纺织品为主，其出口额占老挝总出口的1％，受危机直接影响不是很大，因而这些国家因祸得福，继续保持前几年的高速增长势头。

总体而言，2008年，亚洲发展中国家仍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为活跃的国家群体，它们所受到的危机影响比较有限。当然，在面临美国金融危机之际，它们也在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以减少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带来的负面影响。

自助与互助的危机应对策略

目前亚洲国家一方面在依靠自身力量，另一方面则通过合作，来积极应对美国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发生后，亚洲各国相继采取扩大内需和促进出口市场多元化等手段来应对危机。日本以其庞大的刺激内需、金融救援等财政货币政策来缓解此次金融危机给国内各经济部门造成的冲击。比如2008年10月底，日本政府公布了总额为26.9万亿日元(约合273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以防全球金融危机对日本经济造成进一步负面冲击，同时继续维持0.3％的低利率，12月初，日本央行放宽抵押担保条件，向金融机构提供3万亿日元的特别融资，以帮助企业渡过年底资金需求增加的难关。韩国则继续下调基准政策利率，以抵抗经济下滑的风险，同时为稳定金融市场，政府多次向市场释放美元，通过外汇互换市场竞标向银行提供了61亿美元，向企业出口支援了6亿美元，加上韩国央行先后四次实施美元互换招标向国内金融机构提供的75亿美元资金，韩国仅2008年11月这一个月就向市场投放了142亿美元资金。

亚洲发展中国家也不甘居后，各国政府都在尽力开拓国内市场，以防止过度的金融动荡和经济增长下滑。中国政府连续“重拳出击”，采取了一系列货币和财政政策，如出台了投资规模达4万亿元的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十大措施，同时宣布大幅度降息，调整幅度创近11年之最，近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确定了五项措施来确保今年的经济增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印度等国家也接连出资刺激内需，如马来西亚对汽油补贴70亿林吉特(约19.8亿美元)；泰国虽然未采取减息措施，却决定继续维持3.75％的低利率不变，同时对银行存款的无限担保日期从2009年8月延长至2011年8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则号召本国和境外企业着力拓展国内市场，努力确保经济增长率维持在6％的水平。为防范金融动荡，印度尼西亚政府准备动用20亿美元备用贷款，供预算赤字所需以外的融资资本；为防止资金外流，政府已经连续提高利率；另外，印度尼西亚政府还决定采取修正政府开支、扩大社会安全网和革新创业资金三大预防措施。印度政府也准备追加40亿美元投资，且在不到两个月内连续降息。

亚洲经济危机篇2

博鳌亚洲论坛的高端人士认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改变了全球经济和金融格局。发达经济体陷入衰退，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将不断下降，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理论遭受空前挑战；新兴经济体或可抓住机遇，引领世界经济率先走出衰退，从而在国际上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在旧有经济模式被挑战的境况下，亚洲应该跳出经济看经济。

发达经济体比重逐步下降

尽管目前金融危机已席卷全球，然而危机发源于美国，发达经济体遭受的冲击仍然最大。这不仅导致发达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逐步下降，而且其增长模式和发展理念也受到普遍质疑，在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因此将被削弱。

首先，发达经济体在本轮金融危机中经济实力大为削弱。金融市场陷入混乱，汽车等产业面临重组，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目前，发达经济体已几乎全体陷入衰退，而且步入萧条的可能性仍在增加，导致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世界银行3月31日的《2009年全球经济展望》更新版预测，2009年发达经济体仍是经济重灾区，其经济今年将整体下滑2.9%，其中美国经济下滑2.4%，欧元区经济下滑2.7%，日本经济下滑5.3%。而且随着金融危机不断恶化，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衰退程度还在加深。

其次，金融危机导致长期崇尚自由市场的西方资本主义理念受到严峻挑战，其增长模式和发展理念受到普遍质疑。政府干预、国有化等手段再次成为经济理论中的主导。在本轮金融危机大救援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一改往日崇尚自由市场理论的作风，对金融市场积极进行干预，除了向金融机构大举注资外，还接管了多家金融机构。

再次，发达经济体的国际地位与话语权也在不断下降。曾被誉为“富国俱乐部”的G7如今已被称作“没落贵族俱乐部”。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二十国集团（G20）正在取代G7，成为全球共同寻找对策、协调应对危机的平台。

在4月初的G20伦敦峰会上，一开始就呈现出“三足鼎立”的局面，美国、日本为代表的救市派侧重恢复经济、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欧盟主张改革加强监管，新兴经济体国家主张加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决策权。这场在发达经济体国家陷入严重金融和经济危机背景下举行的重要会议，明显发出了有史以来发展中国家对改革国际金融格局的最强音。

全球实力将呈现新的平衡

经过本轮金融危机的洗礼，南北力量此消彼长，大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美国独大主导世界经济的秩序被打破，世界经济加强区域合作，朝着多极化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

首先，金融危机改变了世界经济力量的平衡。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曾培炎表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的消费、投资、贸易、生产、就业都出现了萎缩，世界经济仍在衰退，今年全年可能出现负增长。发达经济体陷入长期低迷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加，而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新兴经济体却已显露出复苏的势头。

其次，金融危机还改变了世界产业格局。危机已经导致金融、汽车等众多领域大洗牌。作为发达经济体支柱产业的金融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其金融机构或破产或被国有化；而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的金融机构几乎没有遭受冲击，其相对实力也得到了大幅提升。在全球银行市值排名中，中国的银行占据了前十位中的四席，而美国、瑞士等发达经济体的银行排名则大幅滑落。

再次，美元的霸主地位将被打破。尽管当前货币市场“一主多元”格局仍然存在，但金融危机已经导致美元地位大大削弱，重塑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也日渐高涨。据香港媒体报道，英国首相布朗已经宣布，今年9月将在纽约举行G20第三次金融峰会，讨论超国际储备货币议题。

不过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重建国际金融和经济新秩序的工作才刚刚起步。发达经济体在研发能力、高新技术、生产效率、管理经验、产业体系、人才储备等方面仍然拥有明显的优势，在国际事务中也仍然享有较高的话语权，在危机过后重拾国际地位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此，新兴经济体只有抓住当前机遇，在国际组织及其他领域尽量争取更多的发言权，才能保证世界经济新秩序向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亚洲新兴经济体崛起

近十年来，亚洲经济迅速发展壮大，对世界经济都产生很深远的影响。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是二战结束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遭受的一次最为严重的冲击。在本轮金融危机中，新兴经济体增长的空间相对较大。博鳌亚洲论坛的与会者认为，一些主要国家若能率先复苏，并引领新兴经济体重新回到经济增长的轨道，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

在博鳌亚洲论坛“世界经济何处去”的主题演讲会上，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指出，包括日本、中国在内的整个亚洲经济到2030年将占据世界经济的半壁江山之多。仅从经济规模来看，203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并且是日本的4-5倍。印度也将达到日本的2倍。

首先，新兴经济体由于金融市场尚未成熟，对外开放程度相对较低，因此在本轮危机中受到的冲击也相对较小。然而，国际资本的迅速撤离以及欧美市场疲软也连累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世界银行最新预测认为，新兴经济体经济今年增幅只有2.1%，尽管大大低于去年底世行预测的5.8%的增幅，但相对于世界经济下滑1.7%而言，优势仍十分明显。世行4月7日的《东亚经济半年报》预测，东亚新兴经济体2009年GDP增幅仍将达到5.4%。

其次，由于经济增速明显快于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中国、印度和俄罗斯3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一半。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2008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鉴于当前发达经济体普遍处于负增长，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将进一步提高。日本的经济研究中心预测，到2020年，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会达到70%左右。

再次，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也在不断提升。英国《金融时报》刊文指出，4月2日在伦敦召开的G20金融峰会开启了世界经济新秩序。在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之际，世界主要经济体选择了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G20而非此前“主宰”全球事务的“富国俱乐部”――G7，这本身就是经济格局改变的重要标志。

亚洲应跳出经济看经济

对于如何寻找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长新动力，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的专家表示，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亚洲经济制胜之道应该跳出经济看经济，既要调整经济政策，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以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也要改进社会政策，注重以积极的社会变革缓解经济压力，同时积极参与亚洲次区域合作，实现亚洲经济内部循环。

――“去杠杆化”挑战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旧有经济发展模式

金融危机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并不一致，日本、韩国受到的影响较大，今年经济可能会有较大幅度的负增长，但中国、东盟大多新兴市场国家，其经济的基本面尚未受到影响，金融行业遭受的直接损失有限。

专家表示，由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金融体系均较独立，特别是在1997亚洲金融危机后，这些国家大都采取较为谨慎的金融政策，从而为抵御金融危机设置了“防火墙”。

然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普遍面临着发展模式转型的巨大压力。过去10多年中，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与美国经济形成了一种循环：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向美国出口赚取美元外汇储备，美国通过金融创新吸引美元回流，并通过“杠杆化”转化为美国居民持续消费的动力，于是可以继续维持对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进口，使得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维持高增长势头。

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高增长与美国市场的“杠杆化”直接相关，工业革命和全球化给亚洲带来的“双红利”太多，亚洲国家在过去半个世纪都没有经济模式转型的压力，一直是以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

而目前西方国家的“去杠杆化”，使得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导向模式面临重大挑战。“去杠杆化”具体表现在：从个人消费领域转向公司生产领域，西方工业企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公司贷款问题暴露；从传统的资本市场开始转向信贷市场，很多大银行的信贷问题开始暴露；从美国发展到欧洲，尤其是东欧，由于东欧问题的严重化，使欧洲腹背受敌，欧元和欧盟面临新的挑战；“去消费化”显现，美国的居民储蓄率从两年前的负值变成现在的3.8%。西方“去杠杆化”意味着亚洲新兴经济体出口导向模式所依赖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经济增速放缓。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蓝皮书中指出，2009年，亚洲的经济增长将大幅放缓，不排除某些新兴经济体出现负增长的可能，对于韩国、印度等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也应有充分的估计。随着经济衰退，亚洲新兴经济体内的社会问题也会严重，突出表现在企业生存困难，失业率上升。

据越南有关调查，2009年，近40%的企业可能破产或停产，31%的企业表示会面临更多的困难但仍能克服；17%的企业将仍有发展，但利润会降低。企业发展困难直接导致失业人口增加。截至2008年末，越南大约有35万人失业，这一数字估计到2009年会增加到100万。

――政策调整、体制改革双管齐下实现发展模式转型

为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几乎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普遍采取了经济刺激计划，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防止经济在短期内大幅下滑。但从中长期看，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经济体最终的出路在于实现发展模式转型――实现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增长方式的转变。

央行行长周小川18日表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应该干好自己的事情，最大限度减少金融危机对其影响，并且能利用经济危机调整经济增长结构，减少对出口的依赖，而不是在经济复苏后简单重复经济周期。

美国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指出，能否有效扩大内需，是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能否战胜这场危机的关键，也是未来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

亚洲新兴经济国家要有效应对危机，需要“两手”抓：一手抓政策调整，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加大投资力度；一手抓体制改革，以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和释放经济的内生增长潜力。

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的专家表示，走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道路，需要通过基本社会保障为广大社会成员提供一个良好的未来预期，解决扩大消费支出的后顾之忧，扭转“高储蓄、低消费”的倾向。另一方面，政府要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相关制度安排，防止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转化为权利和机会的不平等。

另外，扩大内需更重要的是要为新消费模式的形成创造制度性与结构性条件。例如，相应的城市化过程；消费信贷等金融支持；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中产阶层逐步发育等条件。

亚洲新兴经济体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既要防止经济全面下滑，又要防止社会问题加剧。与会专家认为，一方面，经济危机通过失业、市场价格波动等环节，对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造成重大影响；另一方面，由此形成的社会问题也会通过降低收入、抑制消费以及不稳定的社会心理等机制反向传导给经济，导致危机加重。因此，要尽快建立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双向传导的“防火墙”，防止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或“内生型金融危机”。

失业是当前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为了保证经济正常运行和社会秩序稳定，必须把“保就业”置于应对经济压力的突出位置。

其次，防止经济波动对城乡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过度冲击，加大对城乡低收入群体的救助力度。

第三，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力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会专家认为，进入发展型的新阶段，消费处于关键的转型阶段，公共需求呈现全面快速上升的趋势。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是这个阶段最基本的制度条件。但目前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完善，这种状况限制了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掣肘了消费结构的转型。

――亚洲经济体应该加强区域合作应对危机

“合作，合作，再合作”是此次博鳌亚洲论坛参会专家表达的共同心声。他们认为，当前亚洲新兴经济体无论是解决短期还是中长期问题，都有赖于区域内经济合作。

周小川表示，区域合作条件下，出现经济问题的时候，如果措施在区域内协调管理会更加成功。

需要处理的主要是亚洲内部的合作，如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区的设定、货币合作机制，用特别提款权代替美元促进国际金融贸易等。

一般来说区域的一体化会促进贸易投资和资本的流动，会导致更多的经济增长，使区域不再只依赖外部世界，这个区域更加具有活力和弹性。

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尤其重要，因为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可以避免地区的储蓄投资转向，然后贷给这个地区的用户，需要发展区域内的债券市场，并且在区域内进行储蓄。

另外，区域合作会影响全球化。虽然我们目前在全球化方面遭受了暂时的挫折，但亚洲要在全球化当中起到一个重要作用，欧盟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疏导全球化，让它有利于自己。亚洲经济也应该这样，亚洲地区的命运不能由其他地方来决定，所以在国际上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目前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亚洲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结构基础，东盟在过去十几年中一直领导着东南亚地区，但是东盟的这些成员国并没有包括亚洲最大和最强大的经济体。还有其他的一些平台，包括东盟＋3、东亚峰会。其中，东亚峰会包括20国集团当中的6个国家。

专家表示，不管使用哪一个平台，最重要是建立一种机制，能够及时的做出决定采取行动，起到经济检测，危机管理，在20国集团和其他领域共同发出一个有效的亚洲声音作用。

亚洲经济危机篇3

不难理解，亚洲各国政府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颇有些自鸣得意。其增长迅速放缓并不出人意料，因为这些出口导向的经济体面对的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贸易崩溃。除了日本，亚洲在整个艰难时期的表现极为出色。

然而，彼一时，此一时。四年后，亚洲再一次经受了严重的外部需求冲击，肆虐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似乎要把小规模衰退变成一场大危机：希腊可能退出欧元区，这将在整个欧元区引发动荡。对亚洲来说，兹事体大。

金融和贸易上的联系使得亚洲对欧洲的萎靡不振非常敏感。因此，对于亚洲来说，欧洲银行危机绝对不容小觑。

亚洲开发银行估计，欧洲银行提供了亚洲发展中国家9％的国内信用总量，是美资银行的3倍。欧洲银行在亚洲的两大金融中心——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尤其重要。与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事件相比，眼下的危机给亚洲带来的风险要大得多。

贸易联系的传递效应同样值得担忧。从历史上看，美国是现代亚洲最大的外部需求源，但过去十年来情况有变。在中国强劲经济增长的诱惑下，亚洲出口增长不再以美国为中心，而开始以中国为中心。

这似乎并不是一个坏变化。2010年，亚洲发展中国家流向美国和欧洲的出口量占总量的比重为24％，较1998年-1999年的34％有了显著下降。同时，亚洲地区内的出口依存度——即地区内贸易流——增长迅速，占总出口量比重从2008年的36％升至2010年的44％。

这些数字似乎表明，亚洲的独立性正在提高。但imf的研究表明，60％-65％的地区内贸易流可以归为“中间产品”类别——由韩国和中国台湾生产组件，由中国进行拼装，最后的制成品出口到西方。

欧洲和美国仍占据着中国终端产品出口的最大比重，因此，紧密相连的亚洲以中国为中心的供给链并不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起伏脱钩。此外，在这些联系中还有一个令人担忧的重要扭曲：中国越来越依赖欧洲作为其外部需求的主要来源。2007年，欧盟超过美国成为中国的最大出口市场。2010年，欧盟已占中国出口总量的20％，美国只有18％。

换句话说，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供给链是一场押注欧洲的豪赌，现在看来形势不妙。在中国，熟悉的桥段正再次上演：国内增长因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危机而减速。而中国一减速，其他日渐一体化的亚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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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得跟着减速。

好消息是，与2008年末到2009年初相比，目前经济减速的趋势得到了更好的控制。虽然目前中国的出口仍在显著减速，但与前一次相比要好得多。如果欧元发生无序崩溃，那么情况可能会变，但只要不发生这一事件，有理由相信此次的形势更乐观。

坏消息是，一再发生的外部需求冲击似乎并没有让亚洲吸取教训。说到底，只有内需才是最有效的抵抗外部脆弱性的手段。但亚洲地区没能建起这一防火墙。相反，2010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创历史新低，只有45％，比2002年下降了10个百分点。在此情况下，想要对外部冲击免疫，只能是痴人说梦。

亚洲经济危机篇4

然而，彼一时，此一时。四年后，亚洲再一次经受了严重的外部需求冲击，肆虐欧洲的债务危机似乎要把小规模衰退变成一场大危机：希腊可能退出欧元区，这将在整个欧元区引发动荡。对亚洲来说，兹事体大。

金融和贸易上的联系使得亚洲对欧洲的萎靡不振非常敏感。因此，对于亚洲来说，欧洲银行危机绝对不容小觑。

这些数字似乎表明，亚洲的独立性正在提高。但IMF的研究表明，60％-65％的地区内贸易流可以归为“中间产品”类别——由韩国和中国台湾生产组件，由中国进行拼装，最后的制成品出口到西方。

换句话说，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供给链是一场押注欧洲的豪赌，现在看来形势不妙。在中国，熟悉的桥段正再次上演：国内增长因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危机而减速。而中国一减速，其他日渐一体化的亚洲国家也得跟着减速。

坏消息是，一再发生的外部需求冲击似乎并没有让亚洲吸取教训。说到底，只有内需才是最有效的抵抗外部脆弱性的手段。但亚洲地区没能建起这一防火墙。相反，2010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创历史新低，只有45％，比2002年下降了10个百分点。在此情况下，想要对外部冲击免疫，只能是痴人说梦。

如今，与亚洲大部分事务一样，供应亚洲急需的消费需求的关键在于中国。“十二五”规划所提出的目标非常正确，有助于在东方的活力和饱受危机冲击的西方的风险之间建立起终极缓冲。但欧洲危机导致中国经济在三年半后再一次出现减速表明，毫无疑问，支持消费的“十二五”规划再平衡措施显得有些晚了。

亚洲经济危机篇5

关键词：亚洲金融对外贸易区域合作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F83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11-047-04

尽管建立亚洲区域货币有助于打破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促进亚洲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但基于亚洲“全球化”趋势强于“区域化”的特点以及亚洲经济缺少“领头羊”的现状，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建立汇率联动机制甚至单一货币区等较深层次的区域金融合作的难度较高，现实意义也不大。围绕区域核心货币的竞争仍是主流，真正的货币合作恐怕要在鼎立之势打破之后。

未来10年内，亚洲区域金融合作框架应以完善政策对话、危机救助、监管合作等机制为主，同时培育发展区域金融市场。通过区域金融合作和各国的金融深化，改善亚洲金融体系结构，为亚洲贸易投资模式的转变和区域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创造条件。中国则应着力为扩大人民币的区域使用创造经济和制度条件，把人民币打造成区域核心货币。

一、亚洲区域金融合作仍处于初级阶段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区域金融论坛形式为主的亚洲区域金融合作启动。目前，虽然在清迈倡议下的区域流动性救助安排、区域金融市场以及政策对话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迄今为止，亚洲区域金融合作仍处于初级阶段，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清迈倡议”实现了多边化，区域流动性救助机制进一步完善

2000年5月，东盟、中国、日本和韩国（东盟+3）的财长们决定在东盟+3的框架内设立一个区域金融合作协议，这就是清迈倡议。财长们决定，通过清迈倡议在四个重要领域展开合作：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建立资本流动监测机制，建立区域政策对话和经济监控机制，进行人员培训。作为亚洲地区唯一的具有准机构性质的流动性救助机制，清迈倡议对亚洲区域金融合作具有里程碑意义。

清迈倡议只是促进进一步谈判的协议，而不是一个关于货币互换安排的最终协议，此后，在清迈倡议下的行动逐步展开。

2007年5月，在10＋3日本京都财长会议上，各方一致同意通过建立自我管理的外汇储备库，即各成员国中央银行或财政部分别划出一定数量的外汇储备，建立区域储备基金。该基金再签署协议，委托各参与国在非危机时期分别管理各自的出资，危机发生时集中使用储备基金，帮助发生危机国家应对国际收支和短期流动性困难。区域储备基金的建立，是改变清迈倡议以往的双边性质，向多边化机制发展的开端。同时，东盟＋3决策机制和基金启动机制也从双边安排向多边转变。

2009年2月22日，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东盟＋3财长会议为强化清迈倡议再次采取行动。财长们在会后联合公布了《亚洲经济金融稳定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根据《行动计划》，清迈倡议多边机制（CMIM）将共同储备基金扩大到1200亿美元。与此同时，为保证共同储备基金有效管理和使用，提议建立独立的区域监控实体。在上述两项措施实施之后，共同储备基金启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性贷款的挂钩比例从80％进一步降低。

2009年5月3日印尼巴厘岛10＋3财长会上，各方就外汇储备库主要要素及香港加入储备库达成一致。储备库总规模为1200亿美元，中(包括香港)日韩和东盟按照80：20比例出资，中国、日本分别为384亿美元，韩国为192亿美元，东盟为240亿美元。在中国的出资份额里，香港出资42亿美元。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于2010年3月24日正式生效。2010年5月初，在10＋3塔什干召开的财长会上，各方就10＋3独立监督机构(即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的主要要素达成共识。

“清迈倡议”的多边化以及区域外汇储备库的建立，不仅完善了亚洲区域流动性救助机制，而且为开展区域货币合作搭建了基础平台。

（二）亚洲金融市场发展倡议多，联合行动少

2003年由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EMEAP）牵头成立的亚洲债券基金一期（ABFl）是发展区域债券市场第一次联合行动，总金额为10亿美元，现已全部投资于EMEAP经济体中和准发行体发行的美元债券。由和准发行人发行的债券只能以美元计价，因为没有本地货币的参与和缺乏二级市场。2005年6月，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正式推出亚洲债券基金二期（ABF2），种子基金数额为20亿美元，确定了向私人部门开放的原则。投资方向由8个经济体的和准美元债券拓展到和准本币债券。与第一期不同的是，ABF2允许在八个市场上发行以本国货币计价的债券，这八个市场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

在亚洲金融市场发展方面的倡议很多，包括2003年东盟＋3也提出了建立亚洲债券市场动议（ABMI）、2002年泰国提出亚洲债券市场倡议（ACD）、2002年香港提出的发展资产证券化和信用担保市场的倡议等。但基本没有采取联合行动。2008年5月10+3马德里财长会通过了ABMI新路线图，其重点是推动各国进一步发展各自的本币结算债券市场，从而进一步发展亚洲债券市场。“新路线图”主要致力于10+3促进本币债券的发行、扩大本币债券的需求、完善债券市场监管架构以及改善债券市场相关基础设施。2009年，新的东盟＋3签署的《行动计划》，再一次将建立区域金融市场提到议事日程，但没提出具体的行动方案。

（三）建立了多层次的政策对话机制，但一些跨区域的论坛在促进亚洲区域合作方面的作用有限

亚洲区域金融合作中最重要的政策对话机制是由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1国组成的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EMEAP）。该组织成立于1991年2月，其宗旨是通过交流与合作，维护东亚金融稳定、推动区域金融市场发展、促进支付体系建设并加强银行业监管合作等。为加强EMEAP在金融稳定方面的合作，2006年11月，EMRAP行长会决定成立副行长级的货币与金融稳定委员会，负责经济监测、危机管理等重要职责。此外，由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20个国家参与的东南亚、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论坛（SEANZA）以及跨区域亚欧会议（ASEM）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也为亚洲加强政策对话和经济监督提供了平台。但是，由于美国并不愿意看到没有他参与的亚洲区域集团的建立，美国的干扰也是亚洲区域合作的障碍，由美国参与的跨区域论坛在促进亚洲区域合作方面的作用有限。

（四）亚洲汇率和货币合作停滞不前

关于亚洲汇率机制和货币合作主要还处在学者研究和探讨阶段。尽管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曾提出亚洲通货单位（ACU）的动议，由于存在很多技术困难，参加国之间无法达成共识，亚洲开发银行将原定2006年5月启动ACU的计划无限期推迟。虽然在亚洲，日元和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区域效应相对较强，但任何一种货币都没有成为其他国家的锚货币，不是区域核心货币。

二、亚洲“全球化”倾向大于“区域化”，大量金融资源区外循环，区域金融合作缺乏推动力

亚洲国家主要通过提高制造业竞争力来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普遍处于产业链条的低端，产业发展既依赖发达国家的技术，也依赖发达国家的市场，这决定了亚洲基本的贸易流向。尽管亚洲区内贸易份额从2003年开始已经超过区外贸易，但从贸易最终需求看，亚洲对外贸易的主要需求拉动力仍然在区外。亚洲对外贸易最终需求70%左右依赖欧美市场。而导致区内贸易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跨国公司主导的东亚生产网络布局。从自由贸易协定数量上看，目前亚洲国家在谈和已经签署的自由贸易区协定猛增到近100个，但亚洲区内自由贸易区协定的数量只占全部贸易协定的25%。

亚洲资本流动也不具备“本地偏好”（home-biased）特点。第一，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国家加快开放资本帐户，区内FDI也因跨国企业生产网络区内布局而活跃，但投资的区内份额仍然比较低,亚洲FDI流入和流出60%左右是在区域内进行的，如果排除香港因素，东盟10国+3（中日韩）的区内直接投资份额仅为30%左右。亚洲区内证券投资份额大致为10%。第二，由于亚洲区内没有稳定的可信赖的国际货币，无论区内还是与区外的贸易和投资往来主要以美元来进行结算，亚洲国家为保障国际支付能力不得不储备大量美元储备资产，这决定了亚洲区域净资本流向；第三，亚洲国家金融市场在规模、效率、深度和流动性等方面与美国和欧洲都有很大差距，金融体系结构是银行主导，无论是官方外汇储备还是私人资本不得不投资美国等区域外的金融市场。大量的亚洲储蓄剩余不是在区域内转化成投资，而是在区外循环。

可以说，亚洲的区域化不仅没有表现出对区外的对抗性，反而是全球化的“副产品”。无论从贸易还是投资方面看，亚洲的“全球化”倾向都大于“区域化”，这导致亚洲各经济体对美元和美国金融市场的依赖。尽管近年来亚洲区域各主要经济体相互依存关系逐步深化，但亚洲区域金融资源的区内循环比重不高，金融运行不可能摆脱美元体制1。在这种情况下，亚洲各国经济受美国和欧元区宏观经济政策的外溢效应更大，亚洲区域金融合作的必要性不突出，使合作缺乏动力。这也是亚洲区域金融合作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三、未来10年亚洲区域金融合作框架

基于亚洲“全球化”趋势强于“区域化”的特点以及亚洲经济缺少“领头羊”的现状，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建立汇率联动机制甚至单一货币区等较深层次的区域金融合作的难度较高，现实意义也不大。围绕区域核心货币的竞争仍是主流，真正的汇率和货币合作恐怕要在鼎立之势打破之后。

未来10年内，亚洲区域金融合作框架应以完善政策对话、危机救助和防范机制为主，同时采取合作或单独方式发展区域债券市场。

(一)强化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EMRAP）对话平台的作用，加强政策对话

尽管涉及亚洲区域金融合作的对话平台比较多，但EMEAP是相对比较完善的对话机制。已经初步构建了危机管理构架及建立了金融市场交易室网络。EMEAP的相关机制分为三层：行长级会议机制、副手级会议机制和工作组会议机制。已经发起了两期亚洲债券基金，编制了地区金融稳定宏观监测报告。相对其他论坛，其参与成员相对较少，容易达成合作共识，未来，应将其作为亚洲区域金融合作政策对话的最重要的平台。

（二）在“清迈倡议”原则框架下，继续完善亚洲区域危机救助和防范机制

第一，进一步加强外汇储备库建设，应在“清迈倡议”多边化的基础上，增加其独立性，逐步减少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融资方案的联系，由国际货币基金的的补充转变成替代。这虽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不愿意看到的，但这正是亚洲摆脱美元体制的重要手段。

第二，加强区域内经济监测机制和区域金融监管机制。清迈倡议建立之初有四个内容：监控资本流动、区域金融监管、货币互换和培训。但目前看，主要在危机后解决区域内的短期流动性短缺问题取得比较大的进展，在危机防范方面少有作为。未来应在经济监测、国际资本流动监控和金融监管合作方面建立机制.

第三，逐步加强外汇储备库的机构化，为设立亚洲货币基金做准备。目前外汇储备库尚未使用过，根据规定，在非危机时是由各国央行管理，但是到危机时刻储备库如何实现有效管理还是个问题。从长远发展需要看，按照亚洲货币基金的方向发展，外汇储备基金需要集中统一账户管理，储备库的机构化也是必然选择。

（三）在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倡议（ABMI）下，大力发展亚洲债券市场

由于亚洲主要经济体金融体系结构主要以间接融资为主，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比较缓慢。实际上，亚洲金融市场发展与亚洲主要依赖欧美市场的贸易模式转变互为条件，要转变亚洲过度依赖外需的局面，要把亚洲储蓄剩余在区内转化，这需要发达的金融市场的支撑，发展亚洲债券市场是关键。ABMI 提出的初衷是为了通过发展以东亚地区货币为计价单位的债券市场，以降低东亚地区对美元的依赖性。ABMI下，新的亚洲债券市场发展路线图希望各成员能够主动地进一步发展本币结算债券市场，采用或者单独或者联合的方式寻求建立一个更加有利于发行人及投资者进入的市场。但是，目前这个机制显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未来，亚洲各国应在消除阻碍跨境债券融资的技术如信用评级、税收、跨境清算交割等方面加强合作。

四、我国的参与策略

作为亚洲拥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中国受美元体制的影响最大，加强亚洲区域金融合作的立场是坚定的，也应该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但鉴于目前亚洲区域金融合作的基础比较薄弱，在很多方面主要表现为竞争。而且，“合作”往往离不开必要的“妥协”，在合作的成本与收益的对比中，选择恰当的合作内容、方式和时机尤为重要。未来10年是亚洲区域金融合作的初级阶段，也是为更深层次的汇率和货币合作“排兵布阵”做准备的阶段。为此，我国的基本策略是：

第一，我国应将政策对话、完善区域危机救助和防范机制和发展亚洲债券市场作为合作重点，并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清迈倡议和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倡议等三大机制中扮演积极推动者的角色，争取发挥主导地位。

第二，将打造人民币亚洲区域核心货币作为目标，围绕该目标为扩大人民币区域使用创造条件。包括加快转变贸易模式、完善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开放资本账户、深化金融改革，尤其是发展人民币计价的离岸和在岸债券市场等；

第三，积极参与或主导有关亚洲汇率和货币合作的研究，为更深层次的区域金融合作进行必要的知识储备。

注：

1.所谓美元体制，是指不能与黄金相兑换的美元发挥关键货币功能的国际货币体制以及在此基础上由以美元为核心的短期及中、长期国际信用周转体系所形成的整个国际金融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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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君濠，“亚洲区域货币合作措施的发展近况”，澳门金融管理局研究暨统计办公室

3.刘红忠乔碌卓，“东亚金融合作的研究范式及其架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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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Jee-young Jung “Regional financial cooperation in Asia:challenges and path to development”，

8.高海红，“中国在亚洲区域金融合作中的作用”，国际经济评论2009.5-6

9.楼继伟，“全球经济不平衡与亚洲的货币金融合作” 2004 年6月25日

亚洲经济危机篇6

现代大公司目标是全世界

国家实力体现在企业集团

桑兹卓姆（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全球化已经发生了。我们无法扭转全球化这一趋势，因为促进全球化发展的科技进步无法倒退。实际上，全球化的速度正不断加快，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弗雷泽（澳大利亚前总理）：现在的全球化公司将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构。其产品和服务也同样如此。它不是将每个不同国家中的民族单位分开，而只有一个统一的销售单位———全世界。公司活动中的某些方面显然是在地方上安排的，但公司的总框架将在全球的基础上组织，并在全球的范围内，从现有最佳途径中获得不同的生产要素。在今日的世界上，政府政策的制定必须满足国际市场的愿望。

诺伦（英国剑桥大学“中国管理办公室”高级经济学家）：在当今社会，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实际上是每个国家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间的竞争。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集中并表现在该国大型企业和集团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上。现实中的国际经济冲突表明，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几个大型企业或集团，它就能在世界经济秩序中保持一定的市场份额，并能占据一个稳固的地位。例如，美国就依靠了通用汽车公司、波音公司、杜邦公司以及其它一批跨国公司。日本依靠6家大型企业集团，而韩国则依靠了10家大型商业企业集团。

马西雷（博茨瓦纳前总统）：在世界范围内，领导人们正越来越意识到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闭关锁国中生存，没有国际合作就不会实现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跨越国界的贸易、政治、外交、艺术和文化协作在地区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这正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

司空壹（韩国全球经济研究所总裁及首席执行长官）：经济全球化所包含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世界金融市场一体化，即金融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是使亚洲金融危机传播至整个世界的罪魁祸首。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外汇交易日成交量为2万亿美元，但其中与实际经济活动直接相关的成交量则微乎其微，其余大部分都是纯粹金融投机的结果。

宫崎勇（日本大和总研特别顾问、日中经济知识交流会顾问）：“经济国际化”的背景有三个潮流变化：第一，人们的价值观变化，即人们从关心战争转为关心和平，对经济发展的期待感发生了变化；第二，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实行现代化改革，使国内经济结构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同时，采取贸易、资本、技术等的对外开放政策，其结果是市场经济超越国境，成为世界范围的市场经济；第三，促使第二潮流变化的信息革命的进展。

学习控制经济全球化进程

贫富间不平等正不断扩大

放任金融系统将导致崩溃

不平等引发新的国际矛盾

桑兹卓姆：全球化影响每个人，而且与严峻的经济动荡的风险和繁荣与危机的周期性循环密切相连。总的来说，纵观这些循环过程，我们认为全球化对发展和扶贫工作是有益的。另外，全球化是一个需要我们学习如何去控制的过程。提高经济管理的能力，就可以降低经济动荡的风险。各国可以通过本国的政策和制度更好地利用全球化的动力为贫困人口服务。那些对公平有顾虑的国家不应为此而回避全球化。他们不应否认全球化给他们带来的益处。现在的挑战就是如何使这些益处包含的内容更为广泛。

拉曼军（泰国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泰国先锋农业公司董事长）：现在我们经常听到有关工业化程度高、经济发达的富裕国家要求进入工业化程度低、经济欠发达国家市场的话题。但我们很少听到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情况。发达国家中以前受保护的接受补贴的行业部门现在仍然受到高度保护、获得高额补贴。所以，双边谈判或多边谈判中谈及的贸易自由化是一种单向而非双向的过程。例如，发达国家中如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高度保护、获得高额补贴：纺织、服装、食品加工、渔业及农产品。然而与此同时，我们欠发达国家却一直承受着开放高科技产品、农产品、香烟、烟叶以及酒精饮料市场的巨大压力。

发达国家在研究开发投资方面有着巨大优势。因此，他们主张要大力保护知识产权。工业化程度不高的国家被迫修改其法律和司法体系，以换取对富裕国家的已有市场准入权。由于知识产权受到严格保护，导致了垄断与源自不发达国家的高额垄断利润的产生。在医药与医疗器械方面，发达国家根本不考虑人道主义因素；在其它方面，欠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权益得不到保障。因此，在穷国与富国之间以及在一个国家内部富人与穷人之间，出现了巨额贸易利润分配极不平衡的现象。

弗雷泽：如果放任运用高举债率投机基金操作的长期资本管理，任其自生自灭，整个金融系统就会导致系统性的崩溃。

乔治·索罗斯已对我们发出过警示。他写道：“尽管我已经在金融市场上赚了钱，但现在我担心，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不受限制的无穷扩张，以及市场价值向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的渗入，会危及到我们这个开放和民主的社会……过多的竞争，过少的合作，会导致令人难以忍受的不平等和不稳定。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信条是，公共利益是通过对个人利益的无穷追求实现的。除非我们认识到某种共同利益，需要置于个人的特定利益之前，我们目前的系统就很可能会崩溃。”

博戈莫洛夫（俄罗斯科学院国际经济政治研究所名誉所长）：如果有的国家总是处于不利状态，得不到国际间联系所带来的利益，不平等、不对称相互依赖的不良后果将引发国际矛盾。自从1980年以来，有60个国家的国力日渐衰落。这些失败了的边际化国家可能会成为暴力民族主义、政局动荡、揭竿而起、恐怖主义的温床。

图巴尔（埃及扎卡吉克大学经济学教授、民族财经委员会主任）：随着商品、服务和资本流动之前壁垒和限制的取消、信息和通讯的革命、现代技术的进步和跨国公司活动范围的扩展，国家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对国家的限制将是什么呢？发达国家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段较长时期来发展他们的经济吗？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在给发展中国家以金融和技术支持方面应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中央银行的传统手段和政策还能具有效力吗？或者说，有必要发展能够帮助中央银行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护货币平衡的新式手段吗？能够帮助保护货币平衡的金融手段又是什么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受到质疑

应建立起一套危机缓冲机制

瓦南迪（印度尼西亚国际和战略问题研究中心管理委员会成员）：不稳定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剧烈的国际经济动荡。要想解决它，不能期待一个新的全球金融架构来消除国际经济循环的作用，也不能树起保护主义的贸易和投资流向壁垒来把经济同外部动荡隔离起来，我们只能建立起一套机构和政策来缓冲下一轮动荡的冲击，比如建立起强大而监督完善的银行系统、备用国际信用额度网络、能够回击外部动荡的影响而不是使其扩大化的公共预算编制程序和机构，以及化解外部动荡冲击的一套外汇机制。

公共部门机构是经济改革中的黑洞，因为它吸收的人力、物力和投资对社会产生的收益很低，扰乱劳动力市场，降低国家总体生产力，破坏国际竞争力，并且很容易沦为即得利益的牺牲品。它们往往处在侵蚀政治体制的腐败的中心。同时，不良的机构也是发展中国家提高生活水平的主要障碍。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慎重公共开支的经济部门中，放松管制和减少政府调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一些问题。

弗雷泽：1997年开始的亚洲经济危机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反思的机会。我们还需要特别指出，拒绝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限制条件的马来西亚看来恢复得很好。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被作为不可违背的普遍原则接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则的普遍适用性问题。

中国在整个亚洲金融风暴的过程中一直保持其货币不贬值，这也为如何保持经济稳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例子。通过保持其货币价值，中国稳定了它的金融市场，阻止了亚洲金融风暴进一步蔓延。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政府的判断如何超越具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影响力的市场施加的影响。这一事例比其它任何事例都能更清晰地促使我们质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则和作法的普遍适用性。

拉曼军：当马来西亚于1998年启动其经济复苏计划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家及投资商认为，大量资本外流将最终导致马来西亚经济瘫痪，永无复苏希望。结果，他们全都错了。相反，与马来西亚相比，泰国与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复苏周期要长一些。韩国的情况不同，恢复时间更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信誉至少在东亚地区已经丧失殆尽。

司空壹：自从亚洲金融危机在泰国爆发以后，建立全球金融新格局便成了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政策问题，提出了各种改变旧金融体制的具体建议，并且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在旧格局的三个重要方面，还没有采取决定性的步骤，这三个方面是：短期资本流动、私人参与危机的预防与化解、建立主要货币汇率机制。

亚洲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宏观经济基本面再好，如居民储蓄高、投资力度大、财务纪律好，也不能保证国家不发生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说明了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其中包括良好的治理结构，法治以及法制的合理运用。另外，还需要有良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以防止危机的发生。

改革势在必行

不能操之过急

呼唤新的规则

拉曼军：亚洲国家必须接受广泛传播的信息新技术与金融革新措施，但是我们不能操之过急，应该一步一步朝着那个方向迈进，同时还要努力避免短期的负面效应。市场全球主义的鼓吹者经常把全球化说成是一种“不走向彻底，就一无所得”的理论。各国能够，也应该依据国家大小、发展水平或政治、社会与文化实际情况，在对资本实行部分控制的前提下，推行市场自由化。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泰国，遵循了这一原则。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安全网，可以确保国内市场免受来自投机商与外来不稳定因素的影响。

上次亚洲经济危机期间，亚洲发展银行在防范危机，帮助受危机打击国家恢复经济方面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从本质上讲，亚洲发展银行的作用仅是世界银行的一个翻版。虽然它是一个地区性发展银行，但它对当地经济的分析能力比全球性金融机构好不了多少。我们没有听说亚洲发展银行提出过现实性和建设性的经济发展建议。亚洲发展银行要发展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地区性金融机构，改革势在必行。

弗雷泽：现在的国际经济体系迫切需要进行改革，制定更加严格和审慎的国际监督和控制规则。过去的事例一再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能在危机出现后作出反应。它作的只是亡羊补牢之举，不能有效地避免危机。如果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其规定所致，那问题就值得进一步考察了。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运作方式确实存在问题。

非银行金融领域、派生性和投机性的金融市场的操作规模极为庞大，其影响也根本无法预知。在这些市场运作的公司常常可以完全逃脱正常监督系统的监督，因为这些监督系统只是针对官方的银行领域的。所以，这些方面承受的风险极大，如果我们没有建立处理它们的结构系统，可能会引起系统性的崩溃。

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国际组织，由它在一个全球化的环境下制定公平贸易的规则。这一国际组织的创建，得益最大者当是中等规模或小规模的国家

改革势在必行

不能操之过急

呼唤新的规则

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国际组织，由它在一个全球化的环境下制定公平贸易的规则。这一国际组织的创建，得益最大者当是中等规模或小规模的国家

改革势在必行

不能操之过急

呼唤新的规则

亚洲经济危机篇7

关键词：亚洲区域治理区域合作金融合作公共产品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亚洲国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助，希望获得贷款恢复国内经济，但是IMF的援助条款附带了苛刻的条件，这些国家对此非常失望。因此，亚洲国家不得不联合起来加快区域金融合作，发展区域一体化。但是亚洲复杂的地缘政治注定了区域一体化困难重重，外部国家的干预也平添了许多门槛。但是此次美国的次贷危机将其席卷入深深的金融漩涡，使美国进入了经济衰退期。而亚洲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及美国次贷危机后，逐步推进了区域货币和金融合作，签订了《清迈协议》（ChiangMai Initiative），建立了东亚外汇储备库，形成了亚洲金融合作的机制，为区域治理提供了更多平台，引起了区域合作的新浪潮。亚洲新兴经济体在应对国际金融问题时试图找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解决方案。

一、区域治理

当全球化潮流愈演愈盛时，区域化潮流也不甘落后。全球一体化演绎全球政治与经济，区域化着重于区域政治与经济。区域化是全球化的组成部分，区域治理是基于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自然等因素而联系在一起的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公众对区域公共事务进行的协调和自主治理的过程。

政府在治理过程中不再居于主导地位，各个治理主体（比如跨国公司，组织，企业等）共同发挥作用。区域中各个国家通过建立各种合作形式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比如以区域性政治间组织为载体的制度形态，非正式的对话、论坛形式的磋商机制，以及国家双边或多边的合作形态。区域合作往往选择低级政治的共同合作，避免涉及无法妥协的核心利益。由于同一个区域的国家在历史长河中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必然有许多摩擦甚至战争，而区域合作更契合区域的利益，因此各国必须搁置前嫌，致力于共同的发展。由于国家的经济实力是国家“硬实力”之一，经济发展是大多数国家的第一要务，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所以区域国家往往采取经济上的合作。随着全球化、区域化的推进，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进入各个国家的日程，恐怖主义，气候问题，环境问题受到世界各地人民的关注，治理这些非传统的安全威胁呼声越来越高。而这些问题恰恰需要政府和人民越过国界通过合作治理。但是区域治理仍然面临着认同的问题，地区内发展不平衡以及地区外行为体的影响。因此区域一体化和区域治理仍然面临这许多客观存在的问题，不得不渐进地从经济、社会等非核心问题拓展到政治、安全等领域深化区域一体化，完善区域治理。

二、亚洲金融合作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东南亚国家马来亚（现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本着共同努力加速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宗旨，建立了东南亚联盟。从最初3国东南亚盟发展现在的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10国东南亚国家联盟，亚洲的区域化地域范围不断扩大。东盟10国组成的地区合作组织，通过建立东盟自贸区和开展经济合作，建立了一个开放的东盟大市场。东盟国家还制定了东盟，提出了到2015 年建成东盟共同体的宏伟目标。 “东盟+1”（中国—东盟自贸区）成立后，日本、韩国紧随其后谈判签署了日本—东盟自贸区和韩国—东盟自贸区协定，与此同时，东盟开始了与印度、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欧盟的谈判建立一系列“东盟+1”自贸区协定。从“东盟+3”框架即东盟+中日韩的领导人会议扩展到 “东盟+6”（东盟 + 中日韩 + 印澳新）的共同参与的东亚峰会再到“东盟+ 8”（东盟 + 中日韩 + 印澳新+ 美俄）的东亚峰会，东亚一体化的参与者越来越多。在东盟这个区域平台上，亚洲国家主要是东亚地区国家加快了自贸区的建设，亚洲太平洋区域国家展开了战略性对话论坛，这一切又为亚洲的金融合作机制创造了条件。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警醒下， 2000 年，东盟+3（中日韩）在财长会议上签署了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 CMI），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网络，防止危机的再次发生。在2009年，同样是在东盟+3（中日韩）财长会议上，决定建立东亚外汇储备库，为出现流动性困难的成员国提供资金帮助。自此，亚洲的区域合作机制定型为以峰会形式出现的地区政治合作机制、以自贸区形式出现的地区市场一体化机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东亚版本的地区货币金融合作机制。

但是目前亚洲区域的金融合作仍处于初级阶段。在亚洲金融市场发展方面的倡议很多，比如2003年东盟+3提出的建立亚洲债券市场动议（ABMI）、2002年泰国提出亚洲债券市场倡议（ACD）、2002年香港提出的发展资产证券化和信用担保市场的倡议等，但基本没有采取联合行动。

目前亚洲的金融合作主要通过亚洲开发银行、东亚外汇储备库、清迈协议、亚洲债券市场和汇率合作发挥作用。亚洲开发银行是覆盖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区域性金融机构，成立于1966年，现有67个成员国。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亚洲开发银行的治理结构不尽合理，投票权分配有失公允，区域内国家投票权有限，而区域外的一些大国却拥有决定性的投票权，限制了其在亚洲金融合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亚洲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由日本政府提出建立了总规模1200亿美元的区域外汇储备库，如今亚洲货币基金（AMF）已具雏形。东亚外汇储备库与亚洲开发银行能够一起监测亚洲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建立金融风险预警体系并完善区域外汇储备库资金运用的决策等诸多职能。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 CMI）的签订扩大了东盟互换协议（ASA）的数量与金额，建立了中日韩与东盟国家的双边互换协议。清迈协议的多边化发展现在已经将框架下的双边互换安排转为多边安排，将以往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统一了起来。但是清迈协议仍存在较高的互换资金启动的条件性，清迈协议规定 80%的资金启用须与 IMF 资金救助的条件性相挂钩，限制了清迈协议发挥积极作用。关于亚洲汇率机制和货币合作，尽管2005 年亚洲开发银行曾提出亚洲通货单位（ACU）的动议，但是由于存在很多技术限制，而且亚洲国家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程度和执政理念等多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参加国之间无法达成共识，亚洲开发银行将原定2006 年5 月启动ACU 的计划无限期推迟。但是汇率的合作能够降低区域内贸易和投资过程中的汇兑风险，有助于促进自贸区的完善，加快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能避免欧美国家对亚洲国家的汇率制度的批评，减少欧美国家对亚洲国家汇率政策的压力，提高抗震能力。因此在2012年6月1日起，人民币和日元实现了直接交易，迈出了汇率合作的重要一步。

亚洲地区的金融合作说明亚洲国家不再愿意臣服于美元霸权之下成为规定服从者，而是更希望成为规则制定者，增加亚洲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打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不合理的游戏规则。从美国对参与”东亚峰会“态度不明朗到如今成为”东盟+8“政治和安全问题议程的参与国之一，说明美国在亚洲区域的核心问题上希望确保不违背其意愿，同时也说明在东亚峰会与“东盟+3”会议议题限定的经济领域之外，亚洲国家仍然需要美国提供的安全和政治体系，不愿意放弃美国霸权体系下创造的安全等公共产品的“搭便车者“（free-rider）。

三、亚洲金融合作对亚洲区域治理的作用

东亚国家间的区域合作以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为契机，尽管亚洲国家始终因历史问题，领土争端，执政理念等原因未能达成和解和认同，但是为了避免再次出现亚洲金融危机，亚洲在经济和金融合作领域颇有建树，成为了区域治理的巨大动力。东盟地区论坛、“东盟+1”自贸区、“东盟+3”领导人会议以及东亚峰会等机制，建立了以东盟为中心和主导的东亚地区性机制，通过亚洲开发银行、东亚外汇储备库、清迈协议、亚洲债券市场和汇率合作勾画亚洲区域金融合作体系。亚洲的金融合作和经贸往来，将亚洲治理的领域逐渐拓展到全球性问题，比如贫困问题，生态环境等方面。亚洲发展银行将“治理”列为扶贫战略的支柱，权力涉及受援国国内的公共支出管理、公共管理改革、法律制度改革、公共服务提供、公众问责制（包括反腐工作）等领域。2004年绿家园、大众流域、自然之友、绿岛、地球村等中国、缅甸、泰国的民间环保组织以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为旗帜，改变了中国政府2004年绿家园、大众流域、自然之友、地球村等中国、缅甸、泰国的民间环保组织以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为旗帜，搁浅了中国政府建设怒江水电站的计划建设怒江水电站的计划。

亚洲的区域合作机制充分体现了“东盟方式”：对正式机制化持谨慎的态度，非正式化贯穿于东盟治理机制的每一个环节；广泛的包容性，也即所谓“开放的区域主义”；重视共识，强调一切决定的协商一致；互不干涉，对的尊重。 “东盟方式”是亚洲国家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尝试建立起来的符合区域内国家利益的，具有亚洲特色的治理机制。但是，虽然亚洲区域治理日益走向多边化和机制化，不可否认，在亚洲地区还有许多领域的合作仍然没有破冰，亚洲区域内部也出现了如缅甸问题造成的内部离心力，也存在区域外国家施加影响的“外部性”，因此亚洲区域治理仍然是一个严峻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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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夏路.从“多重权力概念”看东亚区域治理[J].东南学术，2006年第1期

亚洲经济危机篇8

过去20年来，神秘的非洲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个变革与动乱一直共存的大陆上，不仅安哥拉和尼日利亚等产油国经济发展飞速，甚至连遭受战争重创的苏丹，也实现了跨越式的经济增长。

但不容忽视的是，经济发展成就掩盖了深层次的不平等，自然资源丰富和匮乏的国家之间的经济福祉差异极大。贫穷和战乱的阴影仍然笼罩在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上空。

这不得不使人们担忧非洲大陆在全球金融海啸来临时的处境。虽然不少学者提出，非洲由于其“孤立于世”而可能受创较小。但可以肯定的是，非洲将面临私有投资的大量减少，而这些投赞恰恰是非洲大陆过去数年来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在众多西方银行濒临破产、西方式自由市场经济遭受质疑之际，非洲自然而然将目光转向了东方，尤其是过去30年取得巨大成就，并且一直以来在非声誉良好的中国，一些国家甚至视以中国模式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资本主义”为未来之路。

然而需要警醒的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凭借外国援助而取得大发展，非洲国家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过去20年来，非洲大陆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一直以来变革与动乱共存的大陆，在面对全球金融市场的风暴时，反而由于其“孤立于世”，而可能减轻危机带来的损害。

先来看一下非洲大陆近期发生的主要事件。在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石油储量丰富的尼日尔三角洲地区的骚乱与日俱增。而在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苏丹，总统巴希尔已经正式被国际刑事法庭指控犯下种族屠杀等10项罪行。

由于总统穆加贝与他的反对者、总理茨万吉拉伊继续就内阁任命而争吵，津巴布韦也陷入了持续苦恼的境地和严重通货膨胀的洪流。据悉，该国官方公布的通胀率已经高达百分之1100万，而非官方的统计更是天文数字，达到了百分之5310亿。

但是与以上种种现象伴随而生的，是对非洲大陆及其未来的坚定乐观主义想法。虽然对许多问题的抱怨之声不绝于耳，但是48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通过一些措施，或多或少地实现了空前的经济发展。尽管目前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动荡，国际投资者仍然对非洲充满信心。

毋庸置疑的是，非洲最终将难逃此次危机的影响。随着世界贸易的萎缩，对非洲石油和矿产的需求将减少，而这两种商品恰恰是非洲目前繁荣的主要支柱所在。石油价格的大幅下跌将大大束缚类似安哥拉等产油国的经济发展，铜价的下滑也将严重影响津巴布韦和刚果的未来。

不仅如此，由于投资者们忙于应对自身金融风险，非洲国家赖以发展的外国资金短期内将出现供应紧张。同时，外国援助也可能出现下降。

一些国际组织警告说，由于粮价和油价高企，援助减少，金融危机可能危害非洲国家来之不易的经济成果，他们可能将面临另一场危机。

契机

1990至1994年，撒哈拉以前非洲地区的年均GDP增长仅为0.9％。从1995年起，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开始加速，GDP增速接近5％。在金融危机来临之前，IMF曾经预测今年的增长将达到6.6％。

1990年，47％的非洲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04年这个数字降到41％，按照类似的发展速度预测，到2015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非洲居民比例将下降到37％。

虽然受国际环境影响，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通货膨胀有缓慢上升趋势，但事实上，除了津巴布韦以外，大多数国家已经采取措施成功抑制了通货膨胀。

据分析，许多非洲国家受惠于宏观经济管理制度、大规模西方援助和投资、债务减免以及来自亚洲(尤其是中国和中东)的巨额投资。据悉，来自海湾国家的过剩石油美元已经大量涌入东非。

IMF预测，外国在非洲的投资和贷款已经从本世纪初的110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530亿美元。外来资金的增多与非洲的商品繁荣密切相关，不仅安哥拉和尼日利亚等产油国经济发展飞速，甚至连遭受战争重创的苏丹，也实现了跨越式的经济增长。值得一提的是，外国投资的大部分流向了农业。

不仅如此，考虑到那些曾经拖累和阻碍非洲大陆的因素现在发挥了意想不到的积极作用，有理由相信非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可能受创较小。

以银行业为例，商人和那些新崭露头角的企业家们过去总是对非洲大陆的银行抱怨不休。他们认为，银行的过度管制和极端保守主义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尤其是针对外汇的控制措施严重制约了他们在西方金融机构进行投融资的行为。外资在银行中的股份通常也受到严格控制，例如在尼日利亚和南非，外资的比例不能超过5％。

然而现在，这种排斥西方金融体系的行为则成为非洲的优势。非洲的银行们几乎没有接触到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次级债市场。IMF非洲部门负责人本尼迪克特・克里斯滕森就充满自信地表示：“非洲任何一国的银行业均未面临系统性风险。”

内罗毕经济学家姆巴里同时也指出，金融危机将促使非洲银行进行更深入的改革，如严格控制贷款等，这对相对脆弱的非洲经济体来说非常有利。

不仅如此，一些非洲学者认为，非洲或许可以从这次金融动荡中汲取教训。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政治学专家曼杜库说，金融危机使非洲国家意识到曾被视为坚不可摧的西方银行也并非没有风险。他说，非洲人今后可能会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当地市场，而非海外，这在长远看来将使非洲获益。

内罗毕大学经济学家瓦富拉则提出，金融危机将促使非洲国家同其他非西方国家进行更密切的贸易往来，这将有助于非洲逐步摆脱对单一经济体的依赖。

经济放缓

非洲开发银行行长卡贝鲁卡近日表示，尽管非洲没有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第一轮负面影响的冲击，但全球经济增长减速、新兴市场产品需求减少可能会对非洲经济产生严重影响。

据分析，非洲经济增速将受全球经济增长减速的拖累而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日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说，受全球金融危机和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加大影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将放缓，今明两年将分别增长6.1％和6.3％，低于去年的6.9％。

不仅如此，由于金融市场的动荡导致面临破产的银行急需拯救，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很难要求非洲国家如期偿还贷款。还贷的要求和压力将导致用于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预算的进一步减少以及非洲人民生活水平的严重下降，甚至威胁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

分析人士还担心，金融危机将导致非洲国家侨汇收入大幅减少。非洲移民在欧美国家打工产生侨汇，已成为不少非洲国家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学家认为，侨汇对于非洲国

家至关重要，不仅帮助非洲国家减少了贫困，甚至是一些非洲国家赖以生存的“生命线”之一。

生存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一卡恩10月份警告说：“我们处于一场大危机中，但不要忘记另一场危机”。尽管粮食价格近几个月趋于稳定，“穷国仍然付不起账”。

这意味着，发达国家的金融动荡将伤害到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民，更不幸的是，这些人民同时承受着食品和燃料价格高涨的冲击。

对于那些石油资源贫瘠的国家来说，能源和粮食价格的飙升已经产生了恶劣的后果。据悉，今年以来食品成本的上升已经导致9个非洲国家陷入动乱。

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认为，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可能在发展中国家演变为人道主义危机。他表示，虚拟经济的动荡终将引发贫穷国家的商业失败和银行危机，从而不可避免地伤害到数百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穷人。

全球的经济学家们也提出了类似警告。吉恩・皮埃尔・莱曼是欧洲顶级思想库EVian Group的创始人，他提出，金融危机将对发展中国家产生长期影响。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将发现，本该用于经济发展的大量资金将被用于解决金融危机产生的动乱，这将在今后数年内产生非常负面的后果。”莱曼表示。

莱曼明确提出，非洲将成为遭受伤害最严重的地区。这是因为非洲本来就充斥着战乱、政治不稳定和大量腐败。金融危机在发达国家可能只是导致生活水平下降，但对非洲的穷人而言，带来的将是生存危机。

有专家指出，索马里海盗事件事实上就是非洲人民为生存而战的危机表现。战乱和贫困，是索马里海盗活动猖獗的根本原因。许多海盗在成功作案后获得“丰厚回报”，摇身一变成为当地富豪，买名车、建别墅、举办奢华婚礼。他们的挥金如土也刺激了更多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索马里人，从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愤怒的年轻一代

不利的消息是，即使在非洲较大、发展较快的国家，经济增长的福利也已经被人口的快速膨胀所抵消。换句话说，甚至那些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也无法向国民提供一切所需，尤其是无法为年轻人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因此，在非洲迅速壮大的贫民区和棚户区，聚集了上百万失意的、无所事事的、愤怒的年轻人。由于看不到未来，他们时刻准备着像过去几年经常做的那样爆发动乱。

以被赞誉为东非最富裕的国家肯尼亚为例，一般发达国家妇女人均生育1.6个孩子，但在肯尼亚，这个数字是5个。因此，肯尼亚目前的人口数量是1950年的6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年龄在15至24岁之间的无业游民。在肯尼亚非法舞弊的大选之后，这些年轻人需要的只是点燃集体愤怒的导火索。

而在肯尼亚的邻居埃塞俄比亚，据估计70％以上的年轻人没有工作。即使在尼日利亚石油储量丰富的三角洲地区，相当程度的年轻人对于工作已经处于绝望状态，于是他们为了生计加入了叛乱、绑架和偷窃的大军之中。

这种经济和政治挫败跨越了种族、部落和宗教界限，对非洲大陆那些富有希望的国家而言破坏性巨大。例如，肯尼亚的畸形大选经常引发大规模动乱。非洲的年轻人相信，他们手中的选票可以产生正视他们委屈以及带来经济和社会正义的领导人。然而，由于他们的希望反复落空，年轻一代的愤怒已经蔓延了整个非洲大陆。

富裕、腐败和不平等

甚至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很风光的石油和贵金属出口国也面临长期发展的困境。1977年，经济学家就提出了“荷兰病”的说法，用以描述自然资源的开发导致忽视其他经济活动尤其是制造业的情况。这种曾经发生在荷兰的情况如今正是非洲的现况。尽管(或许正是由于)尼日利亚的石油资源丰富，该国的民用、人权和法制建设在过去几年内一直萎缩不前。

在尼日利亚三角洲的大部分地区，问责制、公开和民主被贬低的程度似乎与流入政府保险箱中的石油资金数量成正比。选举已经陷入有组织暗杀的怪圈。尼日利亚前反贪官员将尼日利亚模式称之为“政府犯罪”，政客们尤其是地方官员，形成了罪恶的企业财团，几乎将政府财政资金榨干。可利用的资金越多，他们越肆无忌惮。

在非洲的另一个产油国苏丹，石油收入本应该给这个遭受贫困和干旱的国家带来实惠，但情况恰恰相反，石油出口带来的巨额财富和油田的分配，反而激化了南方基督教势力和北方穆斯林力量主导的政府之间的紧张和不满。结果是，3年前结束的南北战争极有可能再次爆发。目前，博茨瓦纳是仅有的能够管理好资源财富的国家。

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通常意味着使那些新获利的暴发户们更加迫切地抓住权力，因此必将出现更多的选举。但是对肯尼亚总统齐贝吉和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来说，屈从于令人不愉快的选举结果是懦夫的行为。

一些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目前看来反而是最有前途的。内陆穷国马里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虽然缓慢但很稳定。与此同时，莫桑比克和加纳的发展势头也趋于良好。

这些好消息的国家的一致特点是，推动私有产业发展，致力于减少腐败，并努力使政治回归正途。

来自世界的关注和投资当然不是必然发生的祝福。参与到与外部交易过程中的人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是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而言，财富增长的速度极其缓慢，有的人甚至更加贫穷。总体而言，非洲的国家治理也没有好转，对人权的尊重仍然斑驳而不完整，而这些是非洲大陆无法继续稳定发展的主要原因。

经济的总体增长严重依赖于过去10年来的世界商品繁荣，不仅如此，经济成就掩盖了深层次的不平等。世界银行近日的一份文件严肃地指出了自然资源丰富和匮乏的国家之间经济福祉的差别。

亚洲经济危机篇9

世界格局正悄然改变。戛纳峰会上，7国集团要征求非G7国家对于全球经济的意见，甚至，发达经济体还希望发展势头良好的G20新兴经济体出手相助，解决自己的债务危机。

而其中，最受瞩目的要数亚洲。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4月的《世界经济展望》显示，日本、澳大利亚除外，中国、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为91290亿美元，在19国（不计欧盟）中占比18。72%，同时，4国拥有G19近60%的外汇储备，额度超过37844亿美元。

早前，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报告则预计，若亚洲保持强劲增长，2050年，该地区将拥有全球一半的GDP，规模达148万亿美元。

“G7的问题在于成员只有发达国家，这使其不能合法掌握处置全球经济问题的特权。”韩国国际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蔡旭（WookChae）近日在东亚论坛上撰文指出，G20未来若要保持权威地位就必须不断吸纳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的加盟。

既然如此，亚洲是否即将在全球经济治理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与IMF之仇

欧债危机，已然成为戛纳峰会上多方博弈的焦点。

10月29日，欧盟理事会常任主席范龙佩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联名致信20国集团领导人，呼吁各成员国采取共同措施重建市场信心、实现经济增长、保持金融稳定，并相信各国将帮助欧洲迅速解决危机。

不过，亚洲国家似乎无意成为“好心的撒玛利亚人”。（《圣经》中见义勇为、对处于困境中的人施以援手的善良人士。）

“欧洲人不应指望以中国创纪录的外汇储备来解决问题。”启程戛纳前，中国国家主席如此表示。11月4日，峰会第2天，印度方面称，欧元区的危机是全球经济的重大威胁，应由欧洲自己解决。

“欧债危机涉及3个方面。首先，欧盟的金融机制存在缺陷，有统一的货币，无统一的财政；其次，希腊过高的社会福利已超出政府财政可以承受的范围；此外，新兴经济体的人均GDP远低于发达国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沈骥如对记者分析道，解决债务问题，欧洲不是没有能力，而是自身机制存有问题，对此，其他国家无法帮助解决。

“IMF应改名叫EMF，欧洲货币基金组织（EuropeanMonetaryFund）。”原英资看不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亲欧洲、疏亚洲的做法。早在1997年，他就提出，亚洲应该建立自己的货币基金组织。

其实，戛纳峰会最应讨论的是IMF扩容以及支配权重新分配的问题。印度经济学家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Subramanian）告诉记者，大量西方国家所没有的资源必须由新兴经济体以及石油出口国提供，所以首先，必须给予中国更多的IMF话语权。而等到欧洲、美国意识到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作为可靠的资源提供者的作用，他们将会默许这种变化。

以援欧换IMF话语权？

无可厚非，一直以来，与欧美相比，亚洲在IMF中的地位显得并不突出。C•兰德尔•亨宁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后，IMF和东亚的关系虽有回暖，但始终不受后者欢迎。亚洲国家极不愿意从IMF借款，并对其提出的政策建议持谨慎态度，即使2008年金融风暴袭来时，他们也不曾求助IMF。

然而，伴随亚洲经济体的强势崛起，世界“颠倒”了。如今，IMF为何越来越看重亚洲？《亚洲与全球金融治理》一文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全球经济版图中，亚洲地区所占权重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势头强劲，而IMF不想缺席这一过程。

欧债危机阴霾未散，美国经济复苏步履蹒跚，为了重振世界经济，IMF需要新兴经济体的支持。11月3日，戛纳峰会的同时，金砖四国举行了会晤。此后，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金砖国家会通过集体行动向IMF提供一笔紧急注资用于救助欧洲国家，作为回报，金砖国家希望提升在IMF中的话语权。以援助欧洲换取IMF话语权，这是否也可被亚洲新兴经济体借鉴？

沈骥如认为，目前，尚不能肯定通过IMF救助欧洲就一定能增加话语权。

事实上，争夺IMF话语权是一个零和游戏，新兴经济体获得更多投票权即意味发达经济体的失势，而亚洲的“崛起”即意味欧洲、美国的“衰落”。目前，经过去年的IMF份额改革后，中国、日本、韩国3国掌握15。7%的投票权，而根据IMF的议事规则，对于重大事项的决定，至少须有85%的同意票数，所以，如今，一旦亚洲“抱团”反对某项决议，那么，欧洲、美国无力回天。

正因如此，C•兰德尔•亨宁认为，欧洲国家不会赞成进一步缩小自己的权限。

“亚洲极”的未来

IMF素来是欧美的“阵地”，亚洲国家想要获得更多发挥空间并不容易。但某种程度上，G20为亚洲国家搭建了另一个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平台。

至于如何发挥，C•兰德尔•亨宁和穆赫辛•S•汗贡献了“两计”。第一，20国集团中的亚洲6国应齐心协力，对重大事宜达成共识，同时，争取联合其他非G7成员国，以集团之力抗衡欧美。

第二，亚洲6国应注意并反映20国集团之外的其他亚洲国家的意见和问题。因为，这些国家的缺位容易让G20步G7的后尘，成为少数国家独享的俱乐部。

实际上，此次戛纳峰会，新加坡以“环球治理组织”（GlobalGovernanceGroup，简称3G）代表的身份出席，而这个3G是2009年我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倡议成立的非正式组织，由联合国各区域内的29个大小成员国组成，其中包括文莱、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和新加坡5个亚洲国家，其目的是向20国集团反映这些国家的观点以及所关注的议题，以免20国领导人忘记其他小国的存在。

“另一种可行的办法是，借鉴IMF中国际货币和金融委员会的模式，让G20中的亚洲6国与其他亚洲国家的代表举行定期会晤，了解这些国家面临的问题并为之发声。”C•兰德尔•亨宁认为，这将有助于亚洲巩固其在G20中的地位，并保证所有亚洲国家享有话语权。

亚洲经济危机篇10

当48岁的银行家穆斯达法(Mustafa)与妻子和两个孩子乘车回家看望父母时，心里想的却全都是回来工作时，他和他的国家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在获悉华尔街股市9月29日狂跌和美国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后，穆斯达法便开始意识到濒临崩溃的美国经济将带给马来西亚的潜在危机。他说：“美国就像是一个巨人，我们与他紧密相联。如果他倒下了，我们也将相继倒下。”

穆斯达法可能面临的最糟糕情况是：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重现。当时，灾难性的经济衰退对当地经济和政府造成沉重打击。这种预期现在看起来似乎仍然还很遥远。

今年迄今为止，亚洲经济增长仍然比较强劲，金融领域稳定。但是，大部分亚洲国家的股票市场都出现30％或更大幅度的下跌，这是经济将会遭遇困难的一个信号。出口增速下降和信贷紧缩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开始显现。据美林证券预测，今年亚洲(日本除外)GDP增速为7.7％，为2003年以来最低。

如果美国经济陷入全面衰退，那么亚洲经济将在明年陷入更加糟糕的境地。马来西亚财政部前资深官员拉蒙・纳瓦拉南(amonNavaratnam)表示：“目前为止，美国金融危机对亚洲经济产生破坏性影响的迹象还不明显，但很快便会变得非常突出。我们无法逃脱这场颇具传染性的金融灾难。”

从防通胀到保增长

如今的亚洲各国政府愈加关注维持本国经济增长，当他们认识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后，纷纷迅速转变经济策略。就在几个月前，亚洲各国面对的最大经济威胁还是通货膨胀，包括印尼、印度和越南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的通胀率都超过了两位数。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并抑制成本价格的飙升，亚洲各国央行普遍采取了提升利率的应对策略。

但是，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下滑缓解了各国对通货膨胀的忧虑。现在各国的决策者们正在重新开启信贷市场的闸门。9月，中国央行将贷款基准利率下调至7.2％，这是2002年以来首次降息。更多国家的中央银行预计也将采取此种措施。新加坡Centennial Group集团经济学家玛努・巴斯卡兰(ManuBhaskaran)指出：“亚洲的金融政策正从信贷紧缩转向信贷放松。通货膨胀已经是过去时了。”

刺激经济已经迅速地跃升到各国和地区的政府议事日程上来。为了减缓经济下滑速度，台湾近来抛出了56亿美元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其中包括对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补贴。为了缓解能源和食品价格高企带给公司经营的压力，日本内阁于9月29日提议追加170亿美元预算支出。刚刚就职的日本首相麻生太郎也呼吁减税，以刺激内需。他表示：“重建日本经济是当前的首要任务。”明年，中国的GDP增速也将自2002年以来首次低于10％。外界普遍预计，中国政府将会在10月份的三中全会上出台一揽子重大经济刺激计划。

亚洲各国可以比世界其他地区国家更好地应对经济衰退，保护本国经济。首先，大部分亚洲政府的财务状况良好，能够不受限制地采取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新加坡联昌国际研究(CIMB-GK Research)区域经济学家宋诚焕指出：“此次面对经济低迷局面的亚洲各国，比以前遭遇困境时拥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过去数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为他们储备了应对危机的能量。除了经济增长缓慢，并且可能已经陷入经济衰退的日本外，今年亚洲国家将为世界GDP增长提供大部分动能。

疲弱的出口和内需

亚洲大约25％出口商品的最终目的地是美国。随着美国消费支出出现萎缩，驱动许多亚洲国家经济增长的制造业正在失去原有的活力。受影响最严重的是那些过度依赖出口的国家和地区，如台湾、韩国和越南。受出口疲软和成本上升因素影响，中国工业区内的几万家小型工厂被迫倒闭。

整个亚洲地区的出口商都陷入了一片悲鸿之声，亚洲地区间联系紧密的零部件制造业和机器贸易也深受影响。对美出口疲软意味着亚洲上下游出口链条订单的减少。日本内阁经济研究局秘书长斋藤句(Jun Saito)指出：“有人认为，虽然美国经济不景气，但你仍然可以将商品出口到新兴经济体国家，尤其是亚洲各国。问题是，依赖对亚洲出口的策略不可能维持太久。”日本大型汽车制造业和电子产业信心指数下跌至5年来最低点，就反映了日本出口商的这种忧虑。

推动经济增长的另一支柱――内需，也正在遭受打击。目前，亚洲人远比以前富有，即便如此，他们依然更习惯于储蓄，而不是消费。当面对经济不景气压力时，亚洲人更会迅速地调整消费意愿，将现金存放在自家的床垫下。韩国批发和零售额同比增速从7月份的5.5％下挫至8月份的3.8％。即便在一直以来持续繁荣的中国市场，8月份乘用车销量同比下滑6％，为过去两年多以来首次出现下降。

由于亚洲各国房地产市场价格走低，也使消费者信心受到打击。过去几年中，印度房价一直以30％N50％的高速度攀升，现在则显现出弱势。新德里SRM地产咨询公司首席投资顾问RajInamdar表示：“持续的高利率以及资本市场的熊市，对各种类型房地产的定价都造成向下压力。”美林证券在9月份的一份报告中警告：中国在建的商业和住宅项目数量过于泛滥，房地产泡沫有可能会迅速破裂。中国央行近来的一份调查显示：全国仅有13％家庭有购房意愿，这一数字为1999年开展此项调查以来的最低值。多个报告显示，富裕的工业城市深圳的房价距离前期高点可能已经下降了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