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经济发展十篇

亚洲经济发展篇1

2016年3月22日至25日，中国海南博鳌，再次吸引了全球关注的目光。

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在美丽的海南博鳌成功举行。本届年会以“亚洲新未来：新活力与新愿景”为主题。来自亚洲、欧洲、大洋洲等62个国家的2100多位政界、工商界的代表和智库学者参加开幕式。本届论坛年会再度为各方沟通交流搭建平台，为亚洲和世界融合发展凝心聚力。

为期4天的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于25日下午在海南博鳌落下帷幕。本届年会共设置了88场活动，议题涉及创业创新、“互联网+”、重大事件、宏观经济的新问题、新现象、行业热点六大方向，其中，众筹、互联网金融、共享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工智能等话题备受关注。

参加年会的嘉宾纷纷表示，经过思想碰撞、观点交锋，大家取得了共识：从根本上讲，亚洲经济的新活力来自于结构性改革，要对亚洲和世界经济有信心。

3月24日上午，国务院总理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绘充满活力的亚洲新愿景》的主旨演讲，受到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回应。

在演讲中指出，当前，世界经济仍处在深度调整之中，发达经济体复苏低迷，新兴经济体走势分化，亚洲不少国家也面临较大困难。去年，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提出了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的重要倡议。就亚洲国家携手应对挑战提出五点看法：一是共同维护和平稳定。坚持睦邻友好、平等相待、和平共处，努力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夯实地区和平稳定的基石。二是共同推动经济增长。激发内生动力和活力，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采取更多的增长友好型政策，避免一些国家政策调整产生外溢效应。三是共同深化融合发展。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与地区发展战略，支持互联互通和国际产能合作。四是共同促进开放包容。用好各类交流对话平台，拓展和深化人文交流，不断增强亚洲的凝聚力。五是共同激发创新活力。发挥人力资源这个亚洲最突出的优势，打造高素质劳动力大军和创新大军，使地区国家走上创新驱动发展、升级带动增长之路。

亚洲未来有愿景

3月24日，一场春雨，喜从天降，预示着博鳌论坛的收获。

“亚洲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但信心不容动摇。”表示，亚洲各国要共同深化融合发展，充分利用好“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促进互联互通、产能合作，共享融合发展的红利。亚洲各国还要共同激发创新活力，发挥充足的人力资源优势，激发人的潜力和创造力

当前，世界经济仍在深度调整，发达经济体复苏低迷，新兴经济体走势分化，不确定因素有增无减。亚洲发展不足、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存在，不少国家面临出口下滑、债务增加、经济下行、货币贬值和资本外流等问题。但是，亚洲已历经两次金融危机，大多数经济体在抵御金融风险方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亚洲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去年，亚洲经济的增速依然高于全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提升，贸易规模占全球三分之一左右。

有信心，更要有愿景。为亚洲的新未来描绘了路线图：共同维护和平稳定、共同推动经济增长、共同深化融合发展、共同促进开放包容、共同激发创新活力。这5个“共同”是亚洲未来的中国方略。的确，对话合作才是发展的金钥匙，亚洲各国应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夯实地区和平稳定的基石；要深化合作，同舟共济，加强宏观政策协调，从而激发活力，形成动力；各国要对接发展战略，打造规划衔接、生产融合、协同跟进的地区发展新格局。“一带一路”倡议、国际产能合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承载着亚洲各国的共同希望和未来。“筹建亚洲金融合作协会”、“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方的新倡议响应了各方有关完善亚洲金融市场建设、增强亚洲凝聚力的呼声，在会场内外引起共鸣。

中国经济有后劲

中国与亚洲的发展休戚与共。中国经济形势怎么看，怎么办？这无疑是与会嘉宾关注的焦点。

中国经济要看整体，看走势，看长远。中国经济去年取得了6.9%的增长，而且是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实现的。

中国就业形势稳定，产业加快升级，服务业、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内需持续扩大，能耗强度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持续下降，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在不断改善。

中国人均收入位居世界中后位，这既是差距也是潜力，中国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内需有空间，发展有韧性，创新有手段。一言以蔽之，中国经济长期看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有3个方面的动力，即改革开放、调整结构、改善民生。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放宽市场准入，激发市场活力，推进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发展新经济，大力培育新动力，改造和提升传统动能，形成发展的双引擎。

调结构，有加法有减法。减法是煤炭、钢铁等产能过剩行业的去产能；加法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培育新的增长点。

改善民生既是发展成果的最终体现，又能增加就业促进消费，有效拉动经济增长。民生倒逼发展，发展检验改革。今年中国改善民生的重点是继续织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五大民生保障安全网。

寻求增长新动力

集小者必大，集微者必强。在今年论坛年会上，各国政要纷纷为亚洲孕育新动能、展望新愿景、开创新未来献计献策。

柬埔寨首相洪森说，柬埔寨已出台“工业发展政策”，目标是到2025年实现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柬埔寨将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物流和交通设施，推动贸易便利化，修改投资法，放宽外资准入。

老挝总理通邢表示，老挝已确定合作重点领域，如缩小发展差距、贸易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旅游业、互联互通等。

泰国总理巴育认为，为了发展互联互通，泰国正在实施一系列的投资计划，既包括汽车、电子、旅游业、食品加工等传统的领域，也包括机器人、航空、生化、生物能源、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

印尼副总统卡拉说，亚洲在互联互通方面仍面临挑战，中亚、南亚、东南亚以及东亚需要更紧密的联系。亚洲各国需促进彼此之间的合作，促进地区稳定。面对全球经济放缓，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尤显必要。各国要加大投入，实现可持续发展。

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萨金塔耶夫认为，世界经济中心正向亚洲转移，亚洲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是最大的投资市场。哈萨克斯坦愿将“光明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进行对接。

韩国副总理柳一镐表示，亚洲的新未来取决于可持续发展，取决于改善民生，尤其是就业、教育、环境。亚洲要着眼于发展，要不遗余力地寻求增长的新动力。韩国政府正在努力发展创意经济，推进环境友好型、能源集约型产业，愿将有关发展经验与大家分享。

共绘亚洲新蓝图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正经历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全球经济增速跌至谷底，去年为6年来最低，国际贸易增速更低，大宗商品价格深度下跌，国际金融市场震荡加剧。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算，亚洲总量已占全球经济的约40%，将在未来4年内贡献全球经济增量的近三分之二。在全球经济发生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亚洲和新兴经济体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这个特别的节点上，世界再次把目光投向了亚洲。

亚洲的活力何在？驱动活力的引擎又在哪？

创新，无疑是亚洲活力的不竭源泉。环顾亚洲主要经济体可以发现，亚洲各国领导人不约而同地都把创业创新作为施政重点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例如，中国政府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韩国倡导“创造经济”、印度将打造成“创业公司的枢纽”。

发展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创新，是亚洲创新发展主题中的应有之义。亚洲经济的新活力来自于结构性改革，着眼于长远和经济的可持续性，而不是依赖于放水漫灌或竞争性货币贬值。互联网的未来、可穿戴设备、第五代移动通信、无人机、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等技术与创新话题，正是本届论坛年会的热议焦点。

亚洲的活力在于其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发展前景依然广阔。作为亚洲经济的火车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去年达到67.7万亿元，增长6.9%，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发展，新的动能正在孕育形成，新的增长极、增长带不断成长壮大。随着中国的“十三五”规划的实施，亚洲经济的新动力新活力必将不断释放和激发。

亚洲的活力还在于极其丰富的劳动力。亚洲的劳动力供给最丰富，亚洲也是全球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

亚洲的新活力更在于其开放和合作。主席去年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是开放的，我们欢迎沿线国家和亚洲国家积极参与，也张开臂膀欢迎五大洲朋友共襄盛举。”“十三五”期间，中国将畅通“一带一路”经济走廊，推动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新亚欧大陆桥、中巴、孟中印缅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建设，推进与周边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同构建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加强能源资源和产业链合作，推进国际产能合作。

亚洲依然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地区；亚洲能够在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中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亚洲的未来关键在于信心、创新、合作。这就是博鳌向世界传递的信息。

结语

今年是博鳌亚洲论坛成立15周年。在3月23日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欢迎晚宴暨15周年庆典上，与会代表共同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福田康夫表示，博鳌亚洲论坛的目的就是使亚洲经济一体化，我们应该团结一致，共创亚洲美好未来。

立陶宛总理布特克维丘斯表示，15年来，博鳌亚洲论坛见证了充满活力的亚洲发展，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国际交流平台。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曾培炎表示，15年来，博鳌亚洲论坛在助力亚洲发展的同时，伴随着亚洲发展而实现自我发展，已成为兼具亚洲特色和全球影响力的高端交流平台。他指出，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各领域的区域对话合作，从2001年论坛成立之初，始终给予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中国国家领导人每年均出席论坛年会及有关活动。

15年来，博鳌亚洲论坛为亚洲人民变革创新、探索符合自身实际发展道路分享思想智慧，为推进亚洲经济合作、促进互联互通提供有益助力，并成为国家间对话交流、相互借鉴的重要舞台。

亚洲经济发展篇2

【关键词】亚洲开发银行 后进地区 经济 经验

一、亚洲开发银行简介

亚洲开发银行（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成立于1966年，总部设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全球共有26个代表处。作为区域性的国际金融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在其成立之初就有31个成员国，目前成员国已增加到67个，既有亚洲范围内的本区成员国，也有亚洲之外的非本区成员国。每个成员拥有不同的股本和表决权。亚行理事会是亚行的最高决策和权力机构，每年召开一次例行会议，各成员国派一名理事参加。理事会选出12名董事，行长在4名副行长和一名总执行董事的协助下开展工作。亚行的业务范围包括工业、社会基础建设、交通通讯、金融和能源等多个领域。亚洲开发银行是一个致力于促进亚太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区域性政府间国际金融组织，其宗旨是促进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合作，特别是协助本地区发展中成员以共同的或个别的方式加速经济发展的进程。[1]消除贫困，建立一个和平、繁荣的亚太地区是其根本目标，亚洲开发银行通过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等方式促进亚洲地区经济发展。其具体任务包括：一是促进本地区的投资。二是为本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注重本地区的协调发展。三是根据本地区成员国的情况，帮其制定经济规划，使其能取长补短。四是与联合国、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展开合作，促进亚洲地区经济的发展。

二、亚洲开发银行支持经济发展的实践―以亚行和湄公河次区合作为例

湄公河次区域地缘位置重要，资源富饶，是亚行开展最早的项目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就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与论证，逐步确定了经济合作的主要、实施战略、路径选择等问题。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目标是通过提供技术支持和贷款，帮助该地区消除贫困，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1992年始。截至2008年，该区域共实施了41个贷款项目，约110亿美元，其中亚行提供大约38亿美元的贷款，占总费用的34.5%，同时亚行参与了约40亿美元的融资，在人力资源开发、旅游、环境、贸易和投资领域的179个技术援助项目中，出资9400万美元[2]。亚行在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中，是出资方、融资方、协调者，提供技术支持，并作为中介（catalyst）和诚实的经纪人（honest broker），促使项目的参与国聚集在一起并就关键问题达成协议[3]。亚行的作用得到了湄公河次区域内国家的认同。2008年3月在老挝万象召开了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在领导人宣言中，区内国家对亚行发挥的中介方（catalyst）、咨询者（advisor）和出资方（financier）的独特作用表示感谢[4]，在经济和安全等问题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区，经过相关国家几十年的努力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维护地区安全等发面取得了巨大成功。[4]在经济方面，增进了6个项目成员国的经济交流，使得湄公河次区域成为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尤其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减少了阻碍经济发展的障碍，保证了人员和物资的畅通，促进了经济一体化。在区域安全方面，各个成员国分享了和平的红利，增进了互相的了解，发展了友好的关系，维护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湄公河次区域的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在环境保护、人力资源建设方面将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三、亚洲开发银行支持经济发展基本经验

亚洲是一个充满机会与挑战的大舞台。从挑战方面看，亚洲除日本、韩国外各国经济形势普遍严峻，基础建设不健全。先进的工业体制与不发达的农业体制拼接在一起。资源丰富但是并没有迅速致富，技术落后和资金短缺等问题还相当突出。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政治体制脆弱，加之地区间的文明冲突、分裂主义、恐怖主义等因素为亚洲的繁荣设置了隐形的障碍。从机遇方面看，亚洲国家资源丰富、自然禀赋给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地区间沟通顺畅，无根本利益冲突，这为各国增进了解，增加互信，提供了基础。因此，亚洲开发银行应根据本地区的特有情况，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作者认为，亚洲开发银行应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一）扩大贷款的范围，实现贷款结构的多元化

亚行的贷款过去一直集中在交通、能源等传统领域，这对构建经济发展所需的硬件设施大有益处。但同时也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与完整性。因此应加大贷款的范围与多元化。

（二）提升知识和管理水平

有针对性的对各个国家的问题展开调研，提出高质量、针对性强的建议。

（三）继续推进区域经济合作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以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大方向，亚洲开发银行应在现有的框架下，大力各个国家、国家与区域、区域与区域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这将进一步推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增长。

四、中国的经验借鉴

促进同国际性金融机构的友好关系，是我国发展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我国自1980年5月恢复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以来，在贷款、技术援助和经济研究等领域同开放性国际金融机构发展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例如，我国已成为世界银行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同世界银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对推进我国经济改革也起了有益的作用。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的调整，我国在GDP总量上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在看到这些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清自己的不足，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贫富差距扩大。在金融危机后推出的“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建设和谐社会。而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引进和依靠开发性国际金融机构是非常重要的路径之一。经济基础薄弱，资源得不到充分开发利用，这是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主要因素。[5]根据，金融抑制理论（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政府通过对金融体系的过多干预抑制了金融体系的发展，而金融体系的发展滞后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了金融抑制和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我国目前金融抑制现象明显：资金流失，供需矛盾严重，金融机构缺位，信贷资源配置低效、资金使用成本高等。解决金融抑制的途径是推进金融自由化。在推进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引进先进的金融体制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ADB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Article 1）

[2]The GMS Program，http：///GMS/Pro-gram/default.asp

[3]ADBs Role in Regional Cooperation，http： ///GMS/Program/adbs- role.asp

[4]The Third GMS Summit Joint Summit Declaration： Enhancing Conpetitiveness Through Connectivity，March

[5]曹云华著：《东南亚国家联盟：结构！运作与对外关系》，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6]贺圣达.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复杂的合作机制和中国的参与[J].南洋问题研究，2005（1）

[7]余永定，何帆，李册1亚洲金融合作：背景、最新进展与发展前景[J].国际金融研究，2002（2）.

亚洲经济发展篇3

博鳌亚洲论坛成立于2001年，是由25个亚洲国家和澳大利亚共同发起组成的。博鳌亚洲论坛自成立起便被赋予：“增进亚洲跨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增强本地区私营团体的社会责任感；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强化商业团体在寻求增长和进步过程中的和谐共生关系，以实现本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使命。在2011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与会者指出：博鳌亚洲论坛在凝聚亚洲共识、传播亚洲声音、促进亚洲合作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理应成为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论坛之一。的确，经历了十年的融合与发展博鳌亚洲论坛带给亚洲的不仅是和谐共生中的区域共赢，更重要的是迅速提升了整个亚洲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坚实地位。

区域合作　尽显本色

在博鳌亚洲论坛成立之前，与欧洲、北美区域内部有组织的经济结构相比，整个亚洲经济就像是“一盘散沙”。博鳌亚洲论坛的成立为亚洲经济的机制整合、区域合作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为亚洲的团结合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博鳌亚洲论坛使亚洲内部的区域合作、双收共赢由一种“创意”转变成为了一种现实。它成为了亚洲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一环，成为了世界经济社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同时也成为了世界经济社会中一股不可逆转的浪潮。

博鳌亚洲论坛在成立初期并不算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区域组织，但在这十年中整个亚洲经济却是朝着高度区域合作、和谐共生与双收共赢的方向发展的。如今博鳌亚洲论坛已成为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美国《财富》全球论坛并驾齐驱的世界三大非官方论坛机构，成为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最有力组织。

博鳌亚洲论坛的宗旨是达成区域合作实现共赢。博鳌亚洲论坛发展的十年，就是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与发展的十年。十年间亚洲区域经济联系的更加紧密，彼此间的交流与沟通大大增加，共同抵御风险的能力明显增强，在世界经济社会中的影响力已不容忽视。区域间的合作是一种双收共赢的关系，亚洲内部、亚洲与世界的经济合作为亚洲整体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同时亚洲各国之间联系也日益紧密。在经历了印尼海啸、国际金融危机、汶川大地震等重大事件后，博鳌在亚洲所显现的作用日益突出。现如今博鳌亚洲论坛在汇聚亚洲各国力量、协调亚洲各国声音，带动整个亚洲携手并进、共度难关、共同发展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危急时刻　共渡难关

早在1998年亚洲各国就已有了成立博鳌亚洲论坛的构想。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暴露了亚洲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裙带依附关系和自身内部不合理的经济结构等问题。这场经济危机使亚洲认识到：亚洲必须自救。只有通过相互合作、相互帮助、共同扶持才能找到发展的机遇，才能抵御外来的风险，将单一的声音汇聚传播到世界的舞台。

十余年后，全球又一次遭遇更大规模更具杀伤力的经济危机。此次经济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其后波及全球，作为“世界工厂”的亚洲也深受其害，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十年前因为经济危机亚洲自省成立了博鳌亚洲论坛，如今面临经济危机博鳌亚洲论坛应主动担负起其应尽的职责。

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导力之一，亚洲能否迅速摆脱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关系到全球经济发展。经济危机所带来的诸如进出口数字持续下降、中小企业倒闭增多、失业率不断上升、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众多问题都已成为亚洲经济社会所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因此，博鳌亚洲论坛自然担负起加强亚洲各国合作共赢、谋求共同发展的重要使命。2009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会议目标为：集全球智慧对亚洲应对金融危机寻找对策，同时也是汇聚亚洲的力量为全球提供帮助。在平等、互惠、合作和共赢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共同抵御金融危机。

世界舞台　大放异彩

博鳌亚洲论坛对亚洲经济的影响是“天然”的，而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对于亚洲在世界经济社会中重要地位的建立与巩固却是有意而为之的。

亚洲经济发展篇4

博鳖亚洲论坛搭建了亚洲国家之间的交流平台

顾名思义，“博鳌亚洲论坛”是一个为推动和加强亚洲区域合作与交流而建立的组织。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日益发展的背景下，许多亚洲国家逐渐认识到，亚洲的区域合作步伐与欧美等地区相比相对迟滞，当奋起直追，加紧朝着建立区域、次区域合作的方向迈进，并将其作为实现亚洲共赢的有效途径。博鳌亚洲论坛正是在亚洲区域合作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论坛的《宣言》就明确指出，该论坛是出于“审视亚洲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认识到在这些问题上熔铸亚洲观点的重要性，进一步认识到为增进本地区的相互依存和经济整合而做出持续努力的重要性”而建立起来的。

通过博鳌论坛这一平台，亚洲的政要们表现出对亚洲的合作共赢前途的信心。在博鳌论坛2003年年会上，时任新加坡总理的吴作栋曾说道：“亚洲是我们这个世纪经济增长的新中心，是世界上最富有活力的经济体。英国《金融时报》认为，全球经济的过去属于欧洲，现在属于美国，将来属于亚洲，我完全赞同这种乐观。”论坛理事长、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也提出：“我们要努力使我们成为一个大家庭，家庭的概念是我们亚洲的重要概念。从东南西北各方面，我们整个大陆都应按照这个态度往前推进。”同时，人们也意识到亚洲成员必须要有危机意识，为实现亚洲的和平与繁荣，须有一致的目标，凝聚共同体意识，应该建立和平、自由、发展的共同价值，为亚洲经济合作开创美好的远景。为了促进亚洲更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应该朝着强化区域组织的公平参与和广泛探讨亚洲区域的合作机制的方向努力。因此，从论坛2003年会开始，确定了其永久性主题是“亚洲寻求共赢”，进而实现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奋斗目标。

通过五年多来的实践，博鳌亚洲论坛的议题越来越广泛，涉及到很多领域。不仅包括能源、货币政策、房地产、汽车等等许多具体产业的合作；也有市民百姓所关注的就业、劳保和交通拥挤等话题。充分反映了博鳌论坛具有开放性、务实性和广泛性。此外，博鳌亚洲论坛已经开始关注社会和文化的和谐，力求发挥亚洲古老文明的优势，促进社会和文化的和谐发展。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并不回避对一些敏感问题展开讨论。例如，尽管近年来中日韩关系出现困难，但论坛2005年年会还是专门组织了一场“聚焦东北亚”的讨论，探讨中日韩如何寻求各个方面，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共同点，以开展有效合作，缓解紧张，最终实现共赢。

2005年4月22日，博鳌亚洲论坛在新闻会上了第一份白皮书一《2005年度报告：亚洲经济一体化》，提出了“亚洲崛起”的判断，认为亚洲正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坚力量，为亚洲经济的未来发展描绘出一幅鼓舞人心的蓝图。

博鳌亚洲论坛成为亚洲与世界其他地区国家和区域合作组织之间的交流平台

伴随着亚洲经济的市场力量的崛起和区域合作的迅速发展，亚洲也急需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独立的非官方声音。博鳌亚洲论坛宗旨就是：“立足亚洲，深化亚洲各国间的经济交流，协调与合作，同时面向世界，增强亚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对话与经济联系。”通过论坛推动和增强亚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与合作，也是其主要目标之一。

正因如此，这个以亚洲国家为主体的论坛吸引越来越多的区域外国家的关注和参与。捷克总统克劳斯、美国前总统布什等欧美政要曾在论坛年会上作演讲，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被誉为“欧元之父”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蒙代尔教授也曾与会，并发表他们对亚洲区域合作前景的意见。由于亚欧合作已经初见成效，亚欧会议机制运转良好，因此博鳌论坛引起欧盟的格外关注。2005年，将在2006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奥地利总理许塞尔率领一个由88家公司组成的商务代表团访华，并特地率团到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以借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之机，增进与亚洲的交流，推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与欧盟之间的良性关系进一步发展。许塞尔总理在年会开幕当天的主题午餐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他提出全球化已经成为人们当前任何一种讨论中的关键词，亚欧合作越来越紧密，而欧盟一体化进程，可以为亚洲经济一体化提供最好的案例。亚洲与欧洲合作的未来，将为两个大陆的人民创造福祉。

为了充分利用博鳌亚洲论坛所提供的商机，一些跨国大公司积极资助博鳌亚洲论坛。2004年年会的赞助商来自美国，而翌年的最大赞助商则来自欧洲，这说明亚洲经济和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全球跨国公司关注的焦点。此外，博鳌亚洲论坛还与世界银行达成了长期合作协议，共同开展对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论坛还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达成了合作共识。

博鳌亚洲论坛已经成为中国加强与亚洲与世界合作的平台

中国是博鳌亚洲论坛的主要发起国之一，也是论坛的永久所在地国。通过举办论坛年会以及各类活动，进一步增强了中国与亚洲及世界的联系。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的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充分显示了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亚洲大国，在稳定亚洲经济以及推动该地区经济复苏上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论坛《2005年度报告》指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对亚洲的崛起起到了推动作用。中国的快速发展已经对周边国家，尤其对东亚国家和经济体，产生了带动效益。中国在东亚区域内出口的比重已从1985年的24．7％增加到了2001年的30．6％。与此同时，中国也成为本地区一个重要的市场。1995至2003年间，中国从东盟国家的进口增长十分迅猛。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使亚洲及世界更加关注中国的崛起对周边国家、亚太区域乃至世界的深刻影响。例如：2004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的当天，就举行了“中国和平崛起与经济全球化”的圆桌会议。然而，在这种热切关注的背后，也反映国际社会在赞赏中国发展成就的同时，还存在不少误解和担忧，甚至有些国家或人士因抱有偏见而感到不安。而中国则借博鳌亚洲论坛这一交流平台，表达了中国促进区域发展、维护地区稳定的良好愿望。中国国家主席在博鳌论坛2004年年会上的演讲中就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亚洲，亚洲的繁荣也需要中 国。”他表示中国希望同亚洲国家探讨建立不同形式的自由贸易安排，最终形成亚洲自由贸易合作网络；中国将致力于促进亚洲文化交流，鼓励现代传媒合作，共同建设亚洲文化市场；中国将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希望同各国建立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安全合作关系，同各国建立军事安全对话机制，积极推动军事领域信任合作措施。他还承诺：“中国将继续采取实际措施和优惠政策，帮助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中国将把亚洲作为鼓励企业‘走出去’的主要方向，努力把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发展战略同加强周边经济合作结合起来。”

中国领导人还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多次强调，中国希望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积极推动各类经济合作组织的机制化建设，整合资源，突出重点，开展务实合作。同时，他们也认为，应当立足现有合作渠道，不断扩大合作范围。有必要进一步拓展双边合作，以增强区域合作的基础，推动地区合作的顺利发展。同时，区域合作也有利于为双边开辟更广阔的空间。两者可以形成良性互动。中国将大力拓展和深化双边经济合作，发展同亚洲各国全面的经济合作关系，加强贸易投资、资源、信息、医药卫生、环保、交通、科技、农业、扶贫、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的合作，以使双方均能够通过这类合作获得切切实实的利益，真正实现合作共赢。

中国还强调亚洲区域合作应当具有开放性。如：朱F基总理在2002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首届年会上发表主题演讲就曾指出，要“实行开放式地区合作。开放是亚洲文化的传统，合作不可能自我封闭，更不应形成排他性集团。亚洲国家应通过APEC、亚欧会议和东亚―拉美合作论坛等渠道，进―步加强与各大洲国家的合作。”

不少跨国公司正是抓住了论坛的机会，进入中国市场。如法国索菲特酒店获得海南博鳌索菲特大酒店的管理权，德国的西门子公司则通过向博鳌索菲特酒店提供通信解决方案而打开了通向中国高端酒店通信市场的大门。

博鳌亚洲论坛已经走过五年的历程，展望未来，博鳖亚洲论坛的前景将更加广阔

亚洲经济发展篇5

关键词：

（一）发展现状

第一，亚洲内需市场以私人消费为主，贸易和投资则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部门。

政府消费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变化不大。

投资需求对亚洲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增长。

贸易是亚洲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第二，消费结构存在较大差异，表明仍然有较大的调整空间。

亚洲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因而消费水平低，投资水平高，对外部市场仍有相当大的依赖。长期来看，适度提高私人消费需求和政府消费需求水平，减少对投资和贸易的依赖程度是亚洲内需市场重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消费结构差异较大。

就私人消费而言，有的需要调整私人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有的需要调整投资结构，将过高的投资水平降下来，有的则需要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同时亚洲发展中经济体都需要提高政府消费水平。

第四，重点调整储蓄-投资模式。

将过剩的储蓄转向私人消费和政府消费，比如通过发行政府债券等方式加大政府对私人部门过剩储蓄的吸收，提高政府消费力度，这样做还有利于公共建设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二）创建内需市场的潜力

首先是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其次，与亚洲工业化进程相伴随的是城市化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将为地区创造新的大量的需求规模。再次，亚洲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战略调整。

市场增长潜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亚洲部分经济体特别是落后经济体仍有较强劲的投资扩张需求。尽管亚洲经济体投资规模占GDP的比重比发达国家要高许多，但是亚洲多数经济体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仍存在旺盛的投资需求。当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体对资金的投向是不同的，因而在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政策上也表现出较大的资金投向差异。

第二，印度“再工业化”进程。亚洲尚未发展起来的地区主要在南亚，而南亚中的大国印度目前正处于重返工业化进程中。过去印度服务业尤其是软件业获得较快增长，但是这类行业难以带动印度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也不能解决多数人就业问题。因而“再工业化”成为印度未来一定时期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外部环境的变化也有利于印度做出相关的政策调整。随着东亚尤其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成本的提高，向印度转移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已是一种趋势，比如汽车制造，日本多家汽车制造商已经或者即将把部分汽车制造中心迁至印度。目前，印度已经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又一重要目的地，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印度有可能成为亚洲下一个制造中心，并为亚洲经济体提供新投资、消费和贸易的机会。

第三，区域内双边自由贸易区建设。全球金融危机极大地推动了亚洲内部双边地区合作的进程，纵横交错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已在地区内得到广泛的开展。双边自由贸易区本身是一个综合性合作框架，包括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服务自由化，这为东亚地区加快商品、服务和资本双边流动创造了前提，并有效地减弱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双边贸易的冲击。

第四，亚洲金融业的兴起和发展。长期以来，亚洲金融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是欧美等发达国家，欧美金融体系的弊端、信用的丧失以及金融成本的提高，为亚洲经济体提供了承接金融产业转移的机会。亚洲可以借此大力发展金融业，服务于本地区对产品和服务市场的资金需求，缓解经济增长中的资金瓶颈或降低经济增长中的金融成本。从亚洲金融业占GDP比重来看，亚洲相当一部分经济体金融业发展水平超过美国和日本，但是从世界金融中心的排名来看，却又不尽人意。因此，在金融业的发展方向上，亚洲部分经济体需要改善金融业的质量，向更加开放、稳定的方向迈进，扩大金融业的规模。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中国有望成为新的地区金融中心。中国在地区金融规模排名上仅次于日本，人民币也已开始登上地区舞台，并发挥国际货币的部分功能。今后中国可加快自身的金融建设步伐，承接美国等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金融产业，努力成为地区金融中心。

第五，发展新能源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亚洲是世界制造业中心，自然成为碳排放量较大的地区，据估计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碳排放量大国。目前亚洲面临较大的国际环境保护压力，而这将成为制约亚洲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亚洲越来越难以承受化石能源价格给生产成本带来的较大的负担，因而发展新能源已经成为亚洲经济体的共同愿望和需求。亚洲经济体在能源发展方面进行的政策调整，不仅可以有效地缓解经济增长中面临的能源瓶颈，同时还及时地与世界产业发展趋势建立有效的联系，将经济增长中面临的供给约束转化为新的需求动力。

（三）未来亚洲市场状况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亚洲在多边方向发展上迈出了更大的步伐，经济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一是亚洲经济体对区内贸易份额有所提升。二是区内成员相互投资在增加。三是亚洲在多边合作领域取得不小的成就。

未来充满竞争的市场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外政策的同构性导致亚洲未来市场竞争加剧。二是产品出口竞争将在不同层次中进行。

三、发展趋势

在短时间内很难将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进行彻底转型，是调整方向，也是区域层面的市场整合。

首先，未来的亚洲市场是一个内外需并重的市场。亚洲不会因全球“再平衡”的调整压力而彻底摆脱对外需市场的依赖，事实上，亚洲目前还不完全具备依靠内需市场拉动经济增长的条件。亚洲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在短期内不可能有较大的调整，像日本、四小这样发达的经济体仍需要外需市场拉动经济增长，部分经济发展水平低的亚洲经济体为完成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同样需要继续推行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当然它们出口中一部分产品是针对亚洲内部市场的，而不完全指向外部。当前亚洲经济体将出口目标定位于本地区市场，部分缘于全球“再平衡”压力，部分是出于区外需求变化不稳定。一旦外需市场有所恢复，亚洲仍有可能提高对外需出口的比例。近几年，亚洲出口到自身的产品仍以中间产品为主，而出口到区外的则以最终产品为主，无论是产品出口结构，还是产品出口市场都变化不大，而在未来几年中上述结构发生逆转也是不易的。

另一方面，亚洲内需市场建设已经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日本和中国，尤其是中国等已经做出由依靠外需转向依靠内需发展的战略调整，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构成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同时亚洲部分经济体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高级阶段，有能力依靠，至少是部分依靠自身内需市场来完成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正如前文所说的，韩国、马来西亚、台湾地区私人消费水平提高和马来西亚出口依存度的下降都在表明亚洲对内需市场依赖的转移。同时由于印度“再工业化”产生的资本品需求也成为亚洲最终产品市场扩张的一部分。

总的来看，未来一定时期内亚洲经济体将更有可能在内需和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关系上保持一种平衡，而不是倾斜的战略，内外需市场并重将成为拉动亚洲经济增长的重要市场特征。

其次，为适应地区市场变化，亚洲生产网络将发生位移与重新整合，以印度“再工业化”为标识，亚洲将进入新一轮生产结构的调整，过去所谓的东亚生产网络也将因印度等南亚大国的加入而转变为亚洲生产网络。

以印度为代表，亚洲将呈现部分低成本生产趋势，以适应亚洲中低消费水平的大众需求。近些年，在生产低成本产品方面，亚洲部分国家已经走在前列，比如印度生产的低价汽车、电脑、手机等现代大众消费的产品，为低收入家庭拥有现代产品开启了先河。而在低成本生产方面，亚洲仍然拥有较大的生产优势，东盟的落后成员、南亚成员仍然是劳动力富裕且尚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国家。这些国家是有可能成为满足大量亚洲中低收入家庭消费水平的生产基地。

由高成本国家向低成本国家的产业转移将大规模进行。以印度为代表的低端产品生产将取代比如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而中国将在中等技术水平产业里取代以东盟和四小的产业，即承接它们的高成本产业转移，四小则对日本高技术产业进行承接。而日本则将向高技术产业转移。由大规模产业转移和基础设施带来的投资扩张将成为未来一定时期内亚洲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亚洲经济发展篇6

在新的经济发展环境下，中国与亚洲经济体之间逐渐形成区域内新的国际分工，在加强经济合作的前提下，各自发挥自身的竞争优势，促进共同发展。考察中国与亚洲经济体之间外贸与投资往来的状况，可以看到，中国与亚洲地区的经济合作具有坚实的基础。

（一）中国与亚洲经济体之间的区域贸易合作关系密切

中国与亚洲地区的贸易关系一向十分紧密，中国和亚洲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在90年代年平均增长16%，已经增长到2001年的296亿美元。从1999年到2000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地区分布情况可以看到，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是亚洲经济体。1999年和2000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中与亚洲经济体之间进行部分分别占56.6%和57.7%，而与欧洲和北美洲之间进行的部分均低于20%；中国出口总额中50%以上的目的地是亚洲，而进口总额中60%以上来自亚洲（表1）。尽管世纪之交世界经济仍不够景气，但中国对亚洲的贸易额在2001年比前一年增加144亿美元，已达到2880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56%。2002年1月至2月，中国从亚洲国家进口额达218亿美元，同比增长6%。（注：中国驻世贸组织代表孙振宇2002年4月12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发言。）

（二）中国在亚洲吸引外资地位突出并与亚洲地区域投资合作关系密切

世纪之交，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国际资本的跨国流动日益活跃，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发展成为主要形式。90年代亚洲地区FDI的流入额几乎均占发展中国家的60%左右，只是在金融危机之后的1998年和1999年有所下降。2000年亚洲地区从金融危机中复苏，仍然是FDI的投资重点地区，其FDI的流动突破记录，吸引外资1435亿美元，比1999年提高了44%，占发展中国家份额重新达到近60%。

考察中国内地实际利用外资额的来源，很容易发现其中绝大部分来源于亚洲地区，1999年流人中国的外资来源于117个国家和地区，而来源于亚洲地区的FDI投资占实际利用FDI投资额的66.6%，2000年这一比例为62.6%。来源于欧洲的这一比例分别为11.9%和11.7%；来源于北美洲的这一比例分别为11.4%和11.8%（表2）。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项目，绝大多数也是来自亚洲，如对外承包工程中，50%以上是亚洲地区的合作，对外劳务合作中65%以上与亚洲经济体之间进行。欧洲在上述两项合作中的比例分别为4%和6%，美国的数字分别为1%强和8%强。（注：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说明中国内地与亚洲地区经济体之间的投资关系十分紧密，具有坚实的合作基础。

表1中国对外贸易的地区分布（单位：万美元、百分比）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2001年版整理

表2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来源地区分布（单位：万美元、百分比）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2001年版整理

二、经济贸易环境的改善将促进中国亚洲地区的投资合作进一步发展

（一）亚洲经济增长形式看好

二战后，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世界所瞩目。40年前，全亚洲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的4%，2001年已迅速上升到25%，预计到2010年将上升到33%左右。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亚洲发展中国家2002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4.8%，2003年将达到5.8%。世界银行对除日本以外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增长也是充满信心，预测该地区2002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4.7%，2003年将达到5.6%。亚洲地区贸易发展也十分迅速，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00年，亚洲地区商品出口总额达到16500亿美元，占世界总出口的比重达到了30%，而40年前这个数字还不足3%，其中在亚洲地区内的出口额达8000亿美元，占对世界出口总额的49%。亚洲排位前12个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储备已经达11200亿美元，约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额60%。（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2002年4月12日在博鳌亚洲论坛首届年会的议题研讨会上讲话。）

（二）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迅速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市场潜力巨大。2000年与1978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6.4倍，年均增长9.5%，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6位。2001年，在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缓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快增长、高效益、低通胀的良好发展势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1%，进出口总额增长7.5%，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14.9%，市场物价稳定，国际收支状况良好，2001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2122亿美元。据世贸组织最新公布的统计数字，中国2001年货物进出口额为5098亿美元，其中货物出口额为2662亿美元，货物进口额为2436亿美元，上述三项均排在世界第6位。

（三）中国将成为亚洲经济与投资合作的科研中心

近年来，中国国内知识经济地位的日益提高，全球制造业正在迅速转移到中国，以至许多评论家预测中国将成为世界新的制造业中心。与此同时，外国研究与开发工作的中心也在向中国转移。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在1985年到1998年之间每年增长45%。例如，阿尔卡特公司在2002年4月同一家中国公司合作，共同投资1800万美元支持电信工程方面的开发。该公司预计它在上海的投资大约占它在全球进行研究与开发经费的15%。IBM公司在北京的研究实验室大约有90名雇员，并计划再扩招。英特尔公司的投入甚至更大，它在2001年建立的北京实验室有大约200名员工，其重点研究方向是无线通讯、网络处理和软件开发。（注：英国《金融时报》4月19日。）微软公司将其10%的研究转移到了中国，在北京设立了一个研究中心，这是其在全球的5个类似的研究中心之一，该中心的研究项目从语言合成到面部识别技术，无所不包。奥拉克尔公司（又称甲骨文软件公司）2002年4月在深圳建立了一个由100人组成的研究中心。（注：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周刊2002年4月11日。）中国知识精英的聪明才智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外研发中心，这将使中国成为东亚和东南经济体次区域经济与投资合作的科研中心，并通过互补性投资合作，利用先进技术的“外溢效应”和“辐射效应”，为区域经济投资合作提供技术来源。

（四）中国经济法律法规的完善将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开放

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几年中，中国各方面的法律法规已经逐渐完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公平税负与国民待遇成为普遍的市场需要，因此，中国将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调整税收政策。税制的统一成为税收政策调整的基本方向。中国将按照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逐步完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参与多边贸易体系和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继续改善投资环境，依法保护投资者权益。鼓励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投资高技术产业，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

三、中国与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加强次区域投资合作实现共赢

长期以来，中国与亚洲各国保持着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近年来，亚洲地区经济体首脑达成共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所带来的不仅是生产的国际化和贸易、资本的自由流动，同时还意味着国与国之间对市场和资源更激烈的竞争，在这个背景下，亚洲国家必须努力通过互惠合作来避害趋利，追求共赢。

（一）中国与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互补性贸易合作将进一步加强

中国与亚洲地区的外贸交易90%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发生，相互提供的商品市场不断扩大，其中中国最大的出口贸易伙伴是日本、香港和韩国，最大的进口贸易伙伴是日本、台湾省、韩国和香港。中国对东盟的出口约占对亚洲地区出口比重的13%，从东盟进口的比重约占16%。东亚和东南亚区域内互补性贸易的增长相对减轻了亚洲经济体对于西方国家市场的依赖

（二）中国与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互补性投资不断加强

如前所述，中国吸引外资中有60%以上来自亚洲地区，其中来自香港地区的FDI约占流入总额的40%，来自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FDI约占来自亚洲流入总额的60%以上。其他向中国输出FDI的亚洲主要经济体有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省（表3），来自东盟的FDI约占7%。与此同时，中国的企业也更多地以投资者的身份出现。1999年，中国政府批准对东盟国家的投资为7200万美元。2000年新批准的投资达1.08亿美元，增幅为50%。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对海外实体进行投资，其中一些对海外直接投资总额几乎肯定比官方报道的高得多。（注：香港《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4月5日《快速向东南亚投资》。）亚洲地区经济体之间相互提供的资本市场不断扩大，同样减轻了对西方资本市场的依赖。

表3我国实际利用FDI来源于亚洲经济体的数额及比重（单位：万美元、百分比）

1998年1999年2000年

FDI比重FDI比重FDI比重

总额454627510040318711004071481100

亚洲313310268.9268323166.6254820962.6

中国香港185083640.7163630540.6154999838.1

日本3400367.52973087.42915857.2

新加坡3403977.52642496.62172205.3

韩国1803204.01274733.21489613.7

中国台湾省2915216.42598706.42296585.6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2001年版整理。

（三）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金融合作有了实质性进展

中国与亚洲各国开展金融合作有很多优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金融合作也有了实质性进展。中国和泰国2001年12月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支持泰国解决国际收支问题和维护金融稳定。2002年3月末，中国与日本也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这些都是中国重视并积极参与本地区金融合作的具体体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博鳌亚洲论坛的发言中建议：亚洲各国商业银行要为推动区域发展创造条件，发展亚洲的金融市场。香港、新加坡是远东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应建立本地区的支付清算系统，在金融产品的交易方面，相互协调，共同发展。

（四）中国与东盟加强经济交流与合作

亚洲次区域经济合作近几年蓬勃发展，已为亚洲各国经济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东盟自由贸易区已于2002年1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从2002年1月1日起，6个老成员国之间的进口关税已降到0%-5%。4个新成员则可以享受更长的过渡期。东盟各国领导人承诺自由贸易区的目标是实现区域内贸易的零关税政策，具体落实时间表是2010年6个老成员全部进口实现零关税，2015年4个新成员开始执行零关税政策。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10国领导人就未来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达成了共识。从2002年4月开始双方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计划该自由贸易区最晚在2011年建成。东盟与中日韩10+3机制也将进一步推动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这使亚洲国家的经济合作有了良好的开端。这意味着亚洲将建成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从而促进整个东亚地区的繁荣与发展。

亚洲各国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和共同利益，邻国经济之间尽管有某些竞争的方面，但互补的方面是基本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亚洲合作伙伴提供了更多的市场准入机会，开放的中国将成为亚洲国家的潜在巨大市场。中国将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亚洲国家发展形式多样的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以优势互补、平等互惠为基础，营造多赢的格局。

【参考文献】

[1]联合国贸发会议.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

[2]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版，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版[Z].中国统计出版社.

亚洲经济发展篇7

《领导文萃》：自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筹建亚投行倡议以来，得到亚洲域内外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并取得重大进展。最近，亚投行协定签署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一个由中国倡议的政府间多边开发银行，能在如此短的时间，以如此高朋满堂的方式宣告成立，在10年前即使5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您如何看待这一不同寻常事件，它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陈凤英：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也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中国的一个倡议，会得到如此多的国家热烈响应？在亚洲成立一家新的投资银行，从道义上讲是一件极普通的事情。那么，它为什么受到国际社会如此高度的关注？原因何在？我想，在当今世界尤其亚洲，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气场正在向中国倾斜，是世界经济发展态势与力量格局变化的必然结果，或者说是人心思变的一种表现。应该说，中国倡议建立亚投行，是在正确时间与正确地点，为亚洲乃至世界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

的确，今天的中国是亚洲第一大经济体，是亚洲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与亚洲经贸合作紧密，正在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利益、责任和命运共同体。亚投行顺利创建，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办事能力，也体会到只要中国能为国际社会办实事，我们“朋友圈”会有多么的大。

过去，我们往往习惯于与世界经济接轨，并以积极姿态参与全球化进程。今天，我们第一次以独立方式提出成立亚投行的倡议，且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得到这么多亚洲国家，尤其英、德、法等发达国家的积极响应。如此大的吸引力来自何方？我想，这是过去数10年改革开放，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同时秉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坚持“亲、诚、惠、容”发展理念的必然结果，是一个瓜熟蒂落的自然过程。

据统计，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636463亿元人民币，首次突破60万亿元，也是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不仅继续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成为全球唯一两个超“10万亿美元俱乐部”的成员之一。关键是，在过去十余年中，中国的GDP上升之快前所未有。2000年，中国GDP首破1万亿美元，2005年跨过2万亿美元，2009年突破5万亿美元，2014年达到10.38万亿美元。与美国相比，其GDP在1970年为1万亿美元，到2001年达到10万亿美元，足足用时31年，中国只用14年，可谓奇迹。2005年，中国经济规模超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06年超英国跃居第四位，2007年超过德国居第三位，2010年超过日本居第二位。按美元汇率计算，2014年中国GDP规模已高于日本一倍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GDP占全球产出的13.4%，占亚洲的47%。这说明，中国经济规模效应已经凸显，且对世界经济引擎作用已经显现。金融危机以来（2007～2014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是全球最大引擎，对亚洲经济贡献率超过50%。另外，据中国海关统计，2014年中国与亚洲的贸易额达4800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的52.8%。中国已是印度、韩国、日本、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缅甸等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13年，中国对亚洲（含港澳和中亚、西亚地区）直接投资756亿美元，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70.1%。中国已是朝鲜、蒙古、缅甸、老挝、柬埔寨、尼泊尔等国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是韩国债券市场的第二大投资国。可见，中国经济对亚洲经济发展举足轻重，亚洲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鉴于此，中国已经具备为亚洲和世界提供力所能及的公共产品。这不只是拿自己的钱为周边邻居、贸易伙伴办实事，也是为自己做实事。通过为亚洲和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将反过来促进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带动中国商品出口，加强科技合作，增进人文交流等。事实上，这将全面盘活中国经济的存量，如资本、产能、技术、经验等，同时用好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量，如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以此盘活中国与亚洲国家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的大棋局，结果必然是互利共赢的大好事。实际上，拉动亚洲经济增长既是刺激中国经济发展，更是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之需要，是新常态下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坚持与邻为善、与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周边外交政策，严格实践“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努力使自身经济的发展更好地惠及到亚洲经济的发展。中国倡议成立亚投行旨在帮助亚洲国家解决基础设施的资金短缺问题，是践行“亲、诚、惠、容”发展理念的实际表现，也向世人展示中国担负起大国的责任。过去30余年，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世界银行、IMF和亚开行也曾帮助中国实现经济持续发展。今天，中国希望帮助周边国家经济发展，以实际行动回馈世界，也真诚欢迎其他国家搭乘中国经济发展之便车。倡议成立亚投行是中国提供给亚洲最好的公共产品。

《领导文萃》：亚洲经济已持续发展数十年，先后经历上世纪50～60年代的日本、70～80年代的“四小龙”和80～90年代的中国经济起飞。您如何看待亚洲经济整体性崛起现象？亚投行成立是否顺势应时？

陈凤英：历史上，亚洲经济发展靠的是由一个或诸个经济体引领，由此形成“雁型模式”。它支撑亚洲经济发展40-50年来一直居全球之最。如你提到的日本，曾数十年引领亚洲经济发展，功不可没。但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由此失去了龙头经济效应，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亚洲经济依然保持高于其他地区的增速发展，原因何在？我认为，主要是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亚洲经济的主要引擎。迄今，亚洲经济发展中“雁型模式”仍在，但组合方式已经变化，中国正发挥着“领头雁”作用。

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增长低迷，发展缺乏动力，增长亮点很少，亚洲经济就是其中不多的亮点。据IMF预测，2015年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增速将由上年的6.8%略放缓到6.6%，仍远高于世界的3.3%、发达国家的2.1%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4.2%。据IMF估计，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将由上年的7.4%降到6.8%，但对亚洲经济增长贡献率仍达56%，未来（2015～2020年），中国经济年增长将放缓到6.3%，但对亚洲经济增长贡献率仍达56.8%，远超印度的15.6%（经济则年均增长7.6%）和日本的3.1%（经济年均增长0.75%）。可见，中国依然是肩负着亚洲经济增长的半壁江山，可谓责任重于泰山。未来数年，印度经济增长率或高于中国，但其GDP规模尚无法与中国媲美。IMF的数据显示，按美元汇率计算，2014年中印GDP规模分别为10.38万亿美元和2.0495万亿美元，印度GDP规模只相当于中国的19.7%，到2020年也只是中国的22.5%，仍低于2010年的28.7%。即使按PPP计算（因为按PPP计算，印度GDP规模已超日本，是继中国和美国后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2014年印度GDP规模是中国的41.9%，到2020年将上升至45%。故此，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虽然回落，但对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举足轻重，是其他亚洲国家所不能替代的。

今天，世界经济出现“穷人有钱，富人有债”的怪现象，即全球政府债务的80%在西方，而外汇储备的80%在东方，主要在亚洲，中国占一半多，2014年达38430亿美元。然而，鉴于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规模又小，中国不得不将大量外汇储备用于购买收益低廉的美国国债，或到其他国家购买高价矿产资源。但需要说明的是，除资源价格波动风险外，海外资产配置往往受制所在国的政策取向，资源安全问题或因资源国政局应运而凸显。今天，亚洲人拥有自己的钱，又存在需要大量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但往往受制于国际机构或发达国家的制约。用亚洲人的钱，办亚洲人想办的事，即筹建亚投行需要有人挑头。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筹建亚投行的倡议，并定位于基础设施建设。

从发展眼光看，在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转型在加速，国际产能合作已经成为中国与亚洲国家经贸合作的新亮点。亚投行的创建将为中国与该地区产能合作提供融资平台，既可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解决地区经济发展瓶颈，创造就业机会，也可使中国制造业由中低端向中高端提升拓展空间。关键是，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具备“走出去”的“软硬”实力。中国在铁路、公路、桥梁等硬件基础设施和装备制造业能力突出。我们不但拥有悠久的“丝绸之路”历史基础，又有充足的资本和过硬的制造能力。因此，中国有能力和意愿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融资领域发挥领头羊作用。

金融危机以来，亚洲经济加速崛起，国际影响力提升。尤其是，国际经贸发展重心正加速向亚洲地区转移。据IMF统计，到2011年，亚洲跃升为全球三大经济板块（北美、欧盟和亚洲）的首位，占世界经济的27%，北美和欧盟分别占25.6%和25.4%，2014年亚洲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升到28.6%，2020年将持续上升至32.9%，而北美分别为26.5%和26.7%，欧盟则降到23.9%和20.8%。这或许是欧洲国家比北美更热衷加入亚投行的原因所在。另外，北美国家态度冷淡，考虑更多的或许是亚太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问题。

梯度发展效应使亚洲经济持续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引擎。作为发达国家，虽然北美与欧洲对世界经济十分重要，但亚洲经济的崛起使世界经贸发展重心东移，国际投资和消费重心也在加快向亚洲转移。回顾历史，16～19世纪是欧洲世纪，累计持续400年。20世纪属于美国，是名副其实的美国世纪。进入21世纪，尤其以“9・11”和“9・15”事件为标志，世界经济重心东移进程明显加快，它预示着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这是亚洲经济崛起之梦，是美好的远景。

不可否认，亚洲地区内外环境复杂，依然存在很多分歧和问题。但在亚投行筹建问题上，一些国家抛开地缘政治纷争，以及其他国际关系问题，踊跃参与亚投行筹建工作。所有参与方都着眼于自身利益之考虑，这无可厚非。这说明，在亚洲发展依然是硬道理，唯有发展才能解决亚洲成长中的纷争与烦恼。

《领导文萃》：亚洲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速的地区，充满发展生机，但情况复杂。既有发达的日本、新兴的“四小龙”，又有中国、东盟国家，还有诸多欠发达国家，经济上相互依存，发展潜力巨大，但发展很不平衡。您如何看亚投行的成立给亚洲经济带来的作用？

陈凤英：后危机时期，如何使亚洲经济保持持续发展势头，基础设施建设应是最大的潜力，且市场需求巨大。在亚洲，各国基础设施普遍落后，持续发展面临资金缺口。以东盟为例，新加坡基础设施最优，泰国、马来西亚次之，其余国家则相对落后。从交通网络看，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的公路、铁路、航运、港口建设等落后。世行数据显示，2013年世界航空平均运输量为14万人次，经合组织（OECD）平均为58万人次，但缅甸、老挝、柬埔寨、文莱分别仅为4.3万、1.9万、1.06万和1.15万人次，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通讯设施普及率看，多数东盟国家发展缓慢。据世行统计，2013年世界平均互联网使用率为38.1%，OECD平均达75.39%，但柬埔寨、缅甸、老挝、印尼、泰国、菲律宾分别仅达6%、1.2%、12.5%、15.8%、28.9%和37%，低于世界平均发展水平。即使新加坡的互联网使用率在东盟中最高，也仅为73%，仍低于OECD平均水平。从电力设施看，多数东盟国家通电率水平低。据世行统计，2010年世界平均通电率为83.3%，新加坡、文莱、缅甸、老挝、柬埔寨分别为72.59%、72.6%、48.8%、66%、31.1%，缅甸和柬埔寨电力设施落后情况较为严重。加之，亚洲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严重。2014年，新加坡、文莱人均GDP分别为56319美元和36607美元，在世界上排名靠前。而阿富汗和尼泊尔只分别为649美元和699美元。南亚是世界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

诸多亚洲国家均面临巨大的基础设施资金缺口。这是该地区经济持续发展中最大的瓶颈。据亚开行预计，2010～2020年间，其32个成员需要基础设施投资8.22万亿美元，年均超8000亿美元。另据韩国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基础设施发展报告》显示，以2008年美元计算，预计到2020年发展中国家每年的基础设施投资额将达1.8万亿至2.3万亿美元。东亚地区投资需求最大，占全部投资额的35%至50%。电力基础设施投资占总投资额的45%至60%，水利基础设施占总投资额的15%至30%，是基础设施资金需求最大的两个领域。然而，亚开行资金严重不足，成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大瓶颈。加之，基础设施投资周期长、额度大、风险高、收益低，还需面对诸多不确定的政治风险，其投资意愿往往不强。而世界银行和亚开行又主要以民生项目为主，虽涉及基础设施建设，但贷款金额远不能满足每年数千亿的投资需求。因此，如何将充足的外汇储备和私人资本引入极其缺钱的基础设施建设，一直困扰该地区所有国家的持续发展。为打通上述融资瓶颈，亚投行由此应运而生。未来，亚投行将致力于投资准商业性的基础设施，旨在实现亚洲地区的互联互通，如铁路、公路、港口等。融资方式将全面创新，采取公私合营，即PPP模式，成员国政府出资，与私营部门合理分担风险和回报，同时吸引财富基金、养老金及私营部门等更多社会资本投入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鉴于此，亚投行定位在基础设施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存在的融资缺口过大，是一项为亚洲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夯实基础的伟业。另外，随着亚洲经济的持续发展，其在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中的话语权明显不足，尤其对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影响力不足。例如，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世界银行行长须由美国人出任，IMF总裁须由欧洲人出任。虽然二十国集团明文取消了上述不合理规则，但现实生活中这种不公正做法依然惯性地延续至今。总之，亚投行的成立是国际力量格局变迁的必然产物，是亚洲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是顺应亚洲新兴经济体整体崛起趋势而应运而生。

未来，亚投行将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给亚洲经济注入发展动力，刺激各国经济持续发展。亚投行成立将使亚洲国家优先获得贷款，投资所在国基础设施建设有望实现跨越式发展。基础设施的完善，将直接带动交通运输、制造业等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进而带动服务业和农业的进步，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同时，亚投行有助于各国提升国内治理水平。亚投行的相关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可以帮助亚洲各国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自身发展管理水平。为符合亚投行贷款条件及相应投资标准，亚洲各国也有意愿主动进行内部治理水平的升级。这些，都将使亚洲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得到有效提升。

同时，亚投行的成立将密切亚洲各国经济联系。基础设施特别是道路、桥梁、通讯、港口、机场等领域的投资，将弥补亚洲经济发展短板，解决“联而不通、通而不畅”的问题。各国加强互联互通将直接降低运输和通讯等联通成本，从而促进区域内贸易和地区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以贸易带动地区金融和投资的发展，实现整个亚洲经济圈的繁荣，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一大新引擎。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亚投行的设立标志着亚洲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正在进入一个实质性的新的发展阶段。

《领导文萃》：6月29日，57个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代表齐聚北京，共同签署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该协定被认为是成立亚投行及其投入运营后所遵循的“基本大法”。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亚投行的实质性结构将由此确立。您怎样看待这一事件？

陈凤英：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总部设在北京。协定签署意味着，前期筹备工作的核心任务已经完成，形成了各方需要遵守的法律基础。众所周知，自中方提出筹建亚投行倡议以来，在各相关方的大力支持下，亚投行筹建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推进，筹建工作开展相当顺利，参加成员国超出预期。事实上，亚投行的筹建过程是集中考验中国人的外交智慧，也是全面体现中国领导人大国风姿的过程，是一次经济外交的成功实践。

在一个地缘政治如此复杂，地缘经济博弈相当激烈的亚洲地区，通过经济外交，中国说服了如此多国家加入亚投行，实属不易。众所周知，创建亚投行对亚洲和世界经济都有利。一旦正常运行，它将为亚洲和世界经济提供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市场，给低迷徘徊中的国际贸易输入活力，将大大促进亚洲和国际资本流动，并为亚洲乃至世界创造数以千万计的就业岗位。这正是欧洲国家争先恐后加入，亚洲国家踊跃参与的首要原因。

中方本着“公开、透明”原则，积极与创始成员国（包括日本和美国）沟通协商，并于6月29日在北京共同签署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协定的签署标志着成立亚投行及其日后运营有了各方共同遵守的“基本大法”，是向筹建亚投行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在亚洲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其中，50个成员国正式签署了协定，菲律宾、丹麦、科威特、马来西亚、波兰、南非、泰国等7国因国内法律程序等问题未完成签约事宜，将在未来半年内补签。从成员组成看，亚投行覆盖五大洲，包括联合国5大常任理事国的4席，七国集团的4个，二十国集团的14个，欧盟28国的14个，经合组织34成员国的21个，金砖国家5国和东盟10国均是创始成员国，涵盖了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金融“大家庭”，成为国际经济关系史上一大创举。

按协定规定，只要有10个签约方批准，或签约方初始认缴股本不少于认缴股本总额的50%，亚投行就可开张。这样看，今年年底亚投行正式开张几成定局。因为，即使个别国家期间未完成法律程序，或未签协议的国家临阵退出，亚投行都将依然按期开业。根据协定规定，在筹建过程中亚投行将不吸纳新成员。也就是说，未来半年中亚投行不会扩员。另外，协定规定，只要相关经济体同意，非经济体可以普通成员加入亚投行。这就是说，只要大陆允许，亚投行的大门是向台湾敞开的。

《领导文萃》：随着协定的签订，亚投行的相关管理结构、运营方式、治理措施等将进一步明确。作为一个新的多边融资平台，其“游戏规则”与现有国际金融体系有着怎样的区别？

陈凤英：作为一家新成立的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在治理结构、环境和社会保障政策、采购政策、借款国财政可持续性评价，以及包括基础设施领域投资等方面，将充分借鉴现有多边开发银行通行的成功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寻求更好的标准，制订严格并切实可行的高标准保障条款，避免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走过的弯路，以降低成本，提高运营效率，更好为成员国服务，努力将亚投行打造成一个实现各方互利共赢和专业、高效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

首先，经营性质定位清晰务实。作为开发银行，亚投行资金来源以国家出资、赠款或发行债券为主，不吸收商业存款。它既不是多边商业银行，也不是多边扶贫银行，更不同于多边政策性开发银行，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兼顾政策性、社会发展类目标。但是，它必须在适度盈利的前提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运营，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作。

其次，服务宗旨兼顾双重意义。亚投行的宗旨是：以基础设施及其他生产性领域的投资，促进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财富并改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其他多边和双边开发机构紧密合作，推进区域合作和伙伴关系，以应对发展挑战。一方面，服务亚洲地区，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为区域基础设施投资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作为国际金融机构的有效补充，亚投行使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能以建设性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

第三，股权分配体现发展趋势。根据协定，亚投行法定股本为1000亿美元，域内外成员认缴股本的比例为75：25，且以GDP为依据进行分配。为充分考虑发展差异和兼顾各方利益，域内成员对GDP的核算按照60%市场汇率法和40%购买力平价法的加权平均计算。中国、印度、俄罗斯、德国、韩国与澳大利亚成为前五大股东（韩、澳并列第五），首次体现新兴经济体的优势，充分反映了国际经济格局正在发生的积极变化，突出了发展中国家携手推进亚洲区域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第四，投票权设计彰显公平。投票权分配是亚投行机制的核心内容。其总投票权由股份投票权、基本投票权以及创始成员投票权组成。每个成员的股份投票权等于其持有的亚投行股份数，基本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12%，由全体成员平均分配，每个创始成员拥有600票创始成员投票权。股份投票权和创始成员投票权的设计，符合国际惯例和市场原则。基本股票权由全体成员平均分配，对于出资比例小的成员来说，意味着获得超过其投资比例的话语权，从而保证亚投行投票权分配的合理性和公正性。按此计算，中国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26.06%，是第一大股东。但是，股权分配是动态调整的，未来随着新成员的加入，股份和投票权将会因此而稀释。

第五，业务运营蕴涵诸多机遇。亚投行业务分为普通业务和特别业务：普通业务是指由亚投行普通资本提供融资的业务；特别业务是指为服务于自身宗旨，以亚投行所接受的特别基金开展的业务。据此，亚投行可根据具体项目的轻重缓急、社会意义等，更加灵活务实地选择投资种类。此外，亚投行开展业务的方式包括直接提供贷款、联合融资或参与贷款、股权投资、提供担保、提供特别基金支持以及技术援助等。这意味着，亚投行发展前景极其广阔。事实上，它并非只是一家银行，而是一个超级国际融资大平台。可以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世界银行、IMF、亚开行等金融机构广泛合作，采取多种业务方式，跨州汇集各类金融资本，主要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服务。

第六，治理结构力求简单高效。从管理结构看，亚投行设立理事会、董事会、管理层三层管理架构。理事会是亚投行的最高决策机构，拥有亚投行的一切权力。根据事项重要性，理事会采取简单多数、特别多数和超级多数原则决策。此外，董事会负责亚投行的总体运营，为非常驻机构。董事会共有12名董事，域内9名，域外3名。亚投行设立行长1名，从域内成员产生，任期5年，可连选连任一次，同时设立副行长若干名。这种方式有利于亚投行在利益兼顾与决策效率之间实现平衡，是区别于现有主要多边开发银行的创新之举。

《领导文萃》：根据国际经验，大股东往往享有一定特权。以世行和IMF为例，美国在这两个组织中都是第一大出资国，也都享有第一大股东的一票否决权。在亚投行内，作为最大出资方的中国，是否也拥有这样的权力？另外，目前亚投行最大的悬念是行长人选，将由谁来当首任行长？

陈凤英：这是两个国际社会最关注的，也是最敏感的问题。从法理上说，中国作为最大的股东，理应拥有绝对投票权。根据协定规定，重大事项需以75%投票权才能通过，也就是说中国拥有一票否决的权力。但是，这不是中国刻意追求的，中国也不会随意行使这一权力。另外，根据协定没有成员国对银行在融资项目中拥有绝对否决权。故此，否决权不具太大实质意义。事实上，国际组织中否决权几乎不被使用。当然，中国最大股权的实质意义将反映在资本额的增加和新会员的加入等重要议题上。但是，亚投行遵循的是“公开、公平、透明”原则。何况，它是中国亲手倡议成立的，中国一定会非常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成果。第一大股东事实上只会给中国增加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也会鞭策中国为亚洲和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在过去一年多的筹备进程中，中国一直秉持协商一致原则，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未来，随着新成员的吸纳，中国的一票否决将被稀释。中国将始终遵守平等、开放、包容、透明的多边金融合作理念。

首任行长人选已经成为各方瞩目焦点。行长人选将为亚投行未来的管理定下基调，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亚投行的运营特点。根据协定，行长由理事会经超级多数投票选出，现阶段尚无最终人选。按规定，行长将从域内成员产生，兼任董事会主席，任期5年，可连选连任一次，遴选标准是“公开、透明、择优”。按国际惯例，由最大股东国出任首任行长可能性很大。从现行情况看，在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任职秘书长的金立群，被普遍认为是首任行长的当然人选。他成为首任行长应是众望所归。

《领导文萃》：亚投行顺利签约，轻舟已过万重山。最后问您一个问题，美国和日本尚未加入，相信其内心并不好受，他们的态度会发生怎样改变？未来有可能加入亚投行吗？

陈凤英：这是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鉴于亚投行是中国倡议和推动，又是第一大出资方，由此遭到美日的怀疑。中方主动邀请其加入亚投行，也一直与他们保持联系，但至今未果。一方面，美方担心中国借此扩大在亚洲乃至全球的影响力，以此挤压由美主导的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另一方面，美把亚太视作其势力范围，担心亚投行成立将威胁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美对亚投行态度失常、前后矛盾，历经三个阶段性变化：从打压阶段和缓和阶段，转变为“只谈合作、不谈加入”阶段。从发展眼光看，开放的亚投行始终欢迎美国参加，由此构建起与亚洲经济互利共赢之“亚太再平衡”。

亚洲经济发展篇8

那么，我们如何认识亚洲的巨变呢？从总的来说，二战后的亚洲巨变是由以下的重要发展构成：一是亚洲国家摆脱西方殖民制度的枷锁获得民族独立；二是经济现代化进程加速，具有代表性的，先是日本和“四小龙”经济的相继腾飞，再是东南亚经济的迅速发展，目前则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三是区域合作的发展，由东盟的合作作为先导，现在发展起了多层次、多构架的区域经济、政治、安全合作。

奈比斯特指出，“过去的亚洲，曾经被文化、语言、政治观念、和地理环境所割裂，而当代亚洲靠经济联系、高科技、特别是发达的通讯和人口流动紧紧铸为一体，使它看起来更像一个完整的地区”。当然，亚洲还仅仅是看起来更像一个完整的地区，距离一个紧密联系与合作的完整地区还有很大的差距。真正形成完整的地区，首先取决于亚洲各国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取决于地区合作与联合的发展。目前，经济不发达、政治不稳定、地区关系紧张甚至冲突，仍然是亚洲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或许，一个像欧洲那样的联合起来的完整的亚洲很难实现，但是，亚洲将会继续发生深刻的转变，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将会加快发展，亚洲的区域合作也会进一步在探求适合自己模式的基础上得到深化。

当前，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和印度的发展。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迅速发展已经并且会进一步提升亚洲的地位。中国和印度都曾是历史文明古国，考虑到两国的人口规模、发展速度、市场潜力、地缘重要性和文化影响力，两国的崛起不仅会极大地改变亚洲的面貌，也会极大地改变世界的格局。

关注和研究亚洲的发展变化，不仅是当今学术界，而且也是政界、商界的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2006年设立了关于亚洲发展的课题项目，面向本院国际学部的年轻研究人员。本书汇集的是部分年轻研究人员的研究论文，内容涉及亚洲的区域合作和地区关系以及部分亚洲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虽然本书在结构上并不连贯，但书中的分析研究可以帮助读者对亚洲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形成更为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亚洲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应该对亚洲研究给予更多的鼓励和更大的支持，希望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问世。

东亚有十几个国家、近30亿人口，如今又是全球经济成长最快的地区，因而美国、欧盟、俄罗斯等也都从不同角度对东亚区域合作的走向给予了特别的“关切”。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不仅会直接对地区各国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以及安全保障产生影响，进而也会对现存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形成冲击。

在先后经历了市场驱动、金融危机后加速发展两个阶段后，东亚新地区主义正处在制度化方向发展的进程中。在这一进程中，传统的东亚国际关系的基础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变。作为该进程的结果，东亚地区的安全结构、安全议程与安全合作的模式也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变。

东亚新发展模式的产生不会仅仅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而自然形成，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缓和将对经济合作的深化具有重要作用，中国提出的构筑和谐国际社会的主张因此而具有深远意义。

东亚经济合作毕竟只是整个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的一个领域，但却是十分重要而且最为现实的第一步。东亚最终要走向政治、经济、安全等多个领域的全面合作，其实质是走向一个“东亚共同体”。

亚洲经济发展篇9

亚洲新兴经济体已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据统计，亚洲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一半左右。尽管如此，亚洲各国也同样面临着保增长与调结构的两难困境：一方面，亚洲必须加快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否则经济复苏经济增长将无法持续；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稳健的经济增长作基础，结构改革将举步维艰。面对这样的困境，越来越多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开始敏锐地寻找保增长和调结构这两大难题的交汇点。

这个交汇点究竟是什么？答案是扩大投资

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以泰国为例，泰国政府计划以港口、轨道系统和公路网建设来加强基础设施，改变目前物流基础设施的短板。印尼政府也计划在2013年把公共开支比例提高到GDP支出的15%。菲律宾政府计划在2013年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提高到19%。2012年8月在柬埔寨举行的第44届东盟经济部长系列会上，东盟国家还呼吁中国在2013年加大对亚洲经济互联互通方面的贡献，希望更多的中国企业参与东盟和中国的互联互通建设。印尼总统苏西洛在发言中表示，印尼已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优先事务。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市场需求放缓，而且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亚洲经济增长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指望外部经济的推动，必须主要依靠内生动力实现自身增长。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扩大内需，形成一些新经济增长点，同时也会对过去快速发展造成的短板进行修补。基础设施的改善，还会推动结构的调整，带动部分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在这个前提下，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平稳增长和就业人群保障，都将得到较为妥善的解决。这是亚洲经济的必然选择。

一项经济学研究显示，基础设施投资会产生“乘数效应”，即每投1美元基础设施投资，就能拉动3-4美元其他产业投资的需求。同样，如果亚洲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10亿美元的话，亚洲地区就能够创造出1.8万个就业机会。过去几十年，亚洲经济主要依靠出口拉动型经济快速增长，外向型经济令亚洲地区比较薄弱的基础设施承担了超负荷的任务，存在很多潜在的危险。当经济得到快速增长，多元的经济社会架构形成时，这些基础设施已经不堪重负。亚洲开发银行预测，2010年至2020年这10年间，亚洲地区需要投入8万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才能支撑目前经济增长的水平。由此可见，亚洲地区基础设施融资的需求相当巨大。不少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财政状况相对良好、外汇储备较充裕、居民储蓄较高，具备开发投资基础设施的实力。也有一些亚洲发展中国家表示，势单力薄、力不从心，在基础设施上扩大投资的条件还欠缺，希望借助地区周边的力量。

现实是，巨大的市场需求已经出现，亚洲从各种要素条件上也具备了开发潜力，关键就看怎么着手合作开展工作。

中国发展的经验表明，基础设施必须先行，而且先行的基础设施只有联网成片，效益功能才能实现最大化。中国各省份内部的路网电网的建设并实现互通互联，大大惠及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亚洲地区也一样，尽管有些经济体内部投资环境有所改善，但亚洲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互通互联却不尽如人意，这需要基础设施的跟进，从而进一步释放亚洲经济的内部潜能，这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尤其重要。这并不是全新的尝试，其他国家和地区已经有很多成功的经验。

从中国和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实践中可以看出，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要利用政府的主导力量，把整个社会，包括各国财力雄厚的企业和个体调动起来，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所有的投资行为需按照市场化原则加以运作，同时也要兼顾基础设施本身的公益性职能。这种操作路径现实可行，是亚洲各个经济体发展基础设施的一个方向。为此，我在今年博鳌亚洲论坛期间慎重地提出“亚洲基础设施合作倡议”。推动这一倡议，需要从以下两方面开展工作：

第一，开展亚洲各经济体之间基础设施规划的交流与合作，把各自基础设施开发规划和推动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目标紧密结合起来。我们应该主动把各自进行的基础设施开发建设作为总体规划来考虑，各经济体之间有必要就跨国、跨区域、跨流域的基础设施的网络化进行一些共同愿景的探讨与交流，可按各专业领域逐项形成共识或规划，并据此制定各经济体相应的中长期规划与安排，促进亚洲区域经济、文化、人员，在更开放更顺畅的基础设施网络自由流动。较易形成共识的领域包括电力、铁路、公路、通信、部分水利工程等。

第二，建立一个专门的多边金融机构或基金，作为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平台，解决融资缺口问题。亚洲开发银行长期来为本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但是亚行并不是专门服务于基础设施投融资的金融机构，它有更广泛的发展目标和任务，特别是在消除地区贫困方面，亚行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今后一段时期，是亚洲地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的最佳时期和最佳选择。需要成立一个专门服务于本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融资需求的多边金融机构。

亚洲经济发展篇10

关键词：亚洲区域治理 区域合作 金融合作 公共产品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亚洲国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助，希望获得贷款恢复国内经济，但是IMF的援助条款附带了苛刻的条件，这些国家对此非常失望。因此，亚洲国家不得不联合起来加快区域金融合作，发展区域一体化。但是亚洲复杂的地缘政治注定了区域一体化困难重重，外部国家的干预也平添了许多门槛。但是此次美国的次贷危机将其席卷入深深的金融漩涡，使美国进入了经济衰退期。而亚洲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及美国次贷危机后，逐步推进了区域货币和金融合作，签订了《清迈协议》（ChiangMai Initiative），建立了东亚外汇储备库，形成了亚洲金融合作的机制，为区域治理提供了更多平台，引起了区域合作的新浪潮。亚洲新兴经济体在应对国际金融问题时试图找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解决方案。

一、区域治理

当全球化潮流愈演愈盛时，区域化潮流也不甘落后。全球一体化演绎全球政治与经济，区域化着重于区域政治与经济。区域化是全球化的组成部分，区域治理是基于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自然等因素而联系在一起的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公众对区域公共事务进行的协调和自主治理的过程。

政府在治理过程中不再居于主导地位，各个治理主体（比如跨国公司，组织，企业等）共同发挥作用。区域中各个国家通过建立各种合作形式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比如以区域性政治间组织为载体的制度形态，非正式的对话、论坛形式的磋商机制，以及国家双边或多边的合作形态。 区域合作往往选择低级政治的共同合作，避免涉及无法妥协的核心利益。由于同一个区域的国家在历史长河中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必然有许多摩擦甚至战争，而区域合作更契合区域的利益，因此各国必须搁置前嫌，致力于共同的发展。由于国家的经济实力是国家“硬实力”之一，经济发展是大多数国家的第一要务，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所以区域国家往往采取经济上的合作。随着全球化、区域化的推进，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进入各个国家的日程，恐怖主义，气候问题，环境问题受到世界各地人民的关注，治理这些非传统的安全威胁呼声越来越高。而这些问题恰恰需要政府和人民越过国界通过合作治理。但是区域治理仍然面临着认同的问题，地区内发展不平衡以及地区外行为体的影响。因此区域一体化和区域治理仍然面临这许多客观存在的问题，不得不渐进地从经济、社会等非核心问题拓展到政治、安全等领域深化区域一体化，完善区域治理。

二、亚洲金融合作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东南亚国家马来亚（现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本着共同努力加速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宗旨，建立了东南亚联盟。从最初3国东南亚盟发展现在的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10国东南亚国家联盟，亚洲的区域化地域范围不断扩大。东盟10国组成的地区合作组织，通过建立东盟自贸区和开展经济合作，建立了一个开放的东盟大市场。东盟国家还制定了东盟，提出了到2015 年建成东盟共同体的宏伟目标。 “东盟+1”（中国—东盟自贸区）成立后，日本、韩国紧随其后谈判签署了日本—东盟自贸区和韩国—东盟自贸区协定，与此同时，东盟开始了与印度、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欧盟的谈判建立一系列“东盟+1”自贸区协定。 从“东盟+3”框架即东盟+中日韩的领导人会议扩展到 “东盟+6”（东盟 + 中日韩 + 印澳新）的共同参与的东亚峰会再到“东盟+ 8”（东盟 + 中日韩 + 印澳新+ 美俄）的东亚峰会，东亚一体化的参与者越来越多。在东盟这个区域平台上，亚洲国家主要是东亚地区国家加快了自贸区的建设，亚洲太平洋区域国家展开了战略性对话论坛，这一切又为亚洲的金融合作机制创造了条件。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警醒下， 2000 年，东盟+3（中日韩）在财长会议上签署了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 CMI），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网络，防止危机的再次发生。 在2009年，同样是在东盟+3（中日韩）财长会议上，决定建立东亚外汇储备库，为出现流动性困难的成员国提供资金帮助。自此，亚洲的区域合作机制定型为以峰会形式出现的地区政治合作机制、以自贸区形式出现的地区市场一体化机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东亚版本的地区货币金融合作机制。

但是目前亚洲区域的金融合作仍处于初级阶段。在亚洲金融市场发展方面的倡议很多，比如2003年东盟+3提出的建立亚洲债券市场动议（ABMI）、2002年泰国提出亚洲债券市场倡议（ACD）、2002年香港提出的发展资产证券化和信用担保市场的倡议等，但基本没有采取联合行动。

目前亚洲的金融合作主要通过亚洲开发银行、东亚外汇储备库、清迈协议、亚洲债券市场和汇率合作发挥作用。亚洲开发银行是覆盖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区域性金融机构，成立于1966年，现有67个成员国。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亚洲开发银行的治理结构不尽合理，投票权分配有失公允，区域内国家投票权有限，而区域外的一些大国却拥有决定性的投票权，限制了其在亚洲金融合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亚洲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由日本政府提出建立了总规模1200亿美元的区域外汇储备库，如今亚洲货币基金（AMF）已具雏形。东亚外汇储备库与亚洲开发银行能够一起监测亚洲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建立金融风险预警体系并完善区域外汇储备库资金运用的决策等诸多职能。 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 CMI）的签订扩大了东盟互换协议（ASA）的数量与金额，建立了中日韩与东盟国家的双边互换协议。清迈协议的多边化发展现在已经将框架下的双边互换安排转为多边安排，将以往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统一了起来。但是清迈协议仍存在较高的互换资金启动的条件性，清迈协议规定 80%的资金启用须与 IMF 资金救助的条件性相挂钩，限制了清迈协议发挥积极作用。关于亚洲汇率机制和货币合作，尽管2005 年亚洲开发银行曾提出亚洲通货单位（ACU）的动议，但是由于存在很多技术限制，而且亚洲国家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程度和执政理念等多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参加国之间无法达成共识，亚洲开发银行将原定2006 年5 月启动ACU 的计划无限期推迟。 但是汇率的合作能够降低区域内贸易和投资过程中的汇兑风险，有助于促进自贸区的完善，加快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能避免欧美国家对亚洲国家的汇率制度的批评，减少欧美国家对亚洲国家汇率政策的压力，提高抗震能力。 因此在2012年6月1日起，人民币和日元实现了直接交易，迈出了汇率合作的重要一步。

亚洲地区的金融合作说明亚洲国家不再愿意臣服于美元霸权之下成为规定服从者，而是更希望成为规则制定者，增加亚洲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打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不合理的游戏规则。从美国对参与”东亚峰会“态度不明朗到如今成为”东盟+8“政治和安全问题议程的参与国之一，说明美国在亚洲区域的核心问题上希望确保不违背其意愿，同时也说明在东亚峰会与“东盟+3”会议议题限定的经济领域之外，亚洲国家仍然需要美国提供的安全和政治体系，不愿意放弃美国霸权体系下创造的安全等公共产品的“搭便车者“（free-rider）。

三、亚洲金融合作对亚洲区域治理的作用

东亚国家间的区域合作以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为契机，尽管亚洲国家始终因历史问题，领土争端，执政理念等原因未能达成和解和认同，但是为了避免再次出现亚洲金融危机，亚洲在经济和金融合作领域颇有建树，成为了区域治理的巨大动力。东盟地区论坛、“东盟+1”自贸区、“东盟+3”领导人会议以及东亚峰会等机制，建立了以东盟为中心和主导的东亚地区性机制， 通过亚洲开发银行、东亚外汇储备库、清迈协议、亚洲债券市场和汇率合作勾画亚洲区域金融合作体系。亚洲的金融合作和经贸往来，将亚洲治理的领域逐渐拓展到全球性问题，比如贫困问题，生态环境等方面。亚洲发展银行将“治理”列为扶贫战略的支柱，权力涉及受援国国内的公共支出管理、公共管理改革、法律制度改革、公共服务提供、公众问责制（包括反腐工作）等领域。2004年绿家园、大众流域、自然之友、绿岛、地球村等中国、缅甸、泰国的民间环保组织以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为旗帜， 改变了中国政府2004年绿家园、大众流域、自然之友、地球村等中国、缅甸、泰国的民间环保组织以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为旗帜， 搁浅了中国政府建设怒江水电站的计划建设怒江水电站的计划。

亚洲的区域合作机制充分体现了“东盟方式”：对正式机制化持谨慎的态度，非正式化贯穿于东盟治理机制的每一个环节；广泛的包容性，也即所谓“开放的区域主义”；重视共识，强调一切决定的协商一致；互不干涉，对的尊重。 “东盟方式”是亚洲国家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尝试建立起来的符合区域内国家利益的，具有亚洲特色的治理机制。但是，虽然亚洲区域治理日益走向多边化和机制化，不可否认，在亚洲地区还有许多领域的合作仍然没有破冰，亚洲区域内部也出现了如缅甸问题造成的内部离心力，也存在区域外国家施加影响的“外部性”，因此亚洲区域治理仍然是一个严峻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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