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十篇

时间:2023-12-26 18:07:54

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

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篇1

关键词:政府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市场规律;政府作用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2-0051-05

随着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不断深入,我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也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党的十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从理论上做出的深刻总结,进一步明确了深化改革的基本思路,对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从计划和市场转向政府和市场

上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处在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更多地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阶段,改革的中心是如何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涉及的问题是在哪些领域应更多地运用计划的方式,哪些领域应更多地让市场来调节,以体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定位。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总框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体现了当时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特征在理论上的总体认识。20多年前的这一认识,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概括具有的局限性是合乎认识规律的。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过20多年的实践,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越来越深刻,对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不再局限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而是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其实,这一问题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现代经济发展具有以下两大基本特征:一是生产力发展的高度社会化;二是经济发展的高度市场化。生产力发展高度社会化决定发挥政府作用的客观性和重要性,经济发展高度市场化决定尊重市场规律的必然性和可行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生产力高度社会化和经济高度市场化也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这两个特征同时并存,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生产力发展高度社会化是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表现,经济发展高度市场化是经济发展规律的表现。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反映了对问题实质的把握,体现了对问题的不断深化认识。

市场和政府是调节现代经济发展并保证其高效和协调运行的两种力量。市场的力量是借助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以“看不见的手”的形式,通过利益机制来调节各经济主体的活动。政府的力量是借助行政权力,以“有形的手”的形式,通过行政、政策、经济的手段来调节各经济主体的活动。市场和政府的作用都是覆盖全社会的。国家(或政府)的作用并不是只在于市场,市场引导的也不只是企业。事实上,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除了市场以外,也会直接作用于企业、个人,这种作用是覆盖全社会的。市场引导除了作用于企业外,也会直接作用于个人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市场的作用也是覆盖全社会的。在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计划和市场作为调节经济活动的两种手段,是相互替代的关系。经济活动可以通过计划的方式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市场的方式来实现,但运用计划方式的时候是排斥市场的;同样,运用市场方式的时候也是排斥计划的。所谓把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实际上是指在有的领域经济活动主要是通过计划调节来实现,有的领域经济活动主要是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并不是指在同一个经济活动中既运用计划方式,又运用市场方式。因此,严格地说,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只是从宏观上可以在不同的领域运用不同的调节方式。计划和市场都不能覆盖全社会,只能是作用于不同的领域。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同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政府和市场不同于计划和市场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计划和市场是两种不同的调节机制或资源配置方式,这两种调节机制对调节经济活动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政府和市场不是同一层面上的关系,政府是一个主体,本身不是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或方式,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必须通过一定的手段或政策,计划本身只是政府可以运用的一种手段。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并不排斥市场的调节,而是对市场调节后的调节,是对市场调节结果的再调节。

其次,政府和市场的调节机制不同于计划和市场的调节机制。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实际上是指令性行政命令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实质是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的结合。政府调节从本质说不是一种行政命令,而是通过各种经济手段和政策来干预经济活动,是一种政策调节和利益调节。

最后,政府和市场不同于计划和市场调节的地位和作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对整个经济活动调节的地位和作用是不明确的,谁起基础性作用,谁在经济活动的调节中起主导作用并不明确,这就难以对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做出准确的定位。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对整个经济活动调节的地位和作用是明确的,即市场对经济活动的调节起基础性作用,政府调节不能取代市场调节的基础地位。

对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的认识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转向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标志着我们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解的深化,也更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实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实践中,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计划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日趋弱化,在政府层面对经济活动产生中长期影响的是发展规划,这种中长期规划与原来的计划相比已经具有了不同的特征和作用机制。政府的政策调节和运用各种经济杠杆调节是与市场调节并行不悖的一种调节机制,它不排斥市场规律的作用,相反借助市场机制来实现调节目标。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的作用比计划的作用更加重要和突出。

二、尊重市场规律,明确政府的功能定位

尊重市场规律是对政府而言的,是要求政府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市场规律关键是对政府的功能进行准确定位,政府不能无限界定自身的功能,不能认为政府什么事情都能解决好,不能把什么事情都看作自己的能力高于市场,政府必须把自身的功能定位在有限的范围内。政府不取代市场,实际上就是尊重市场规律。

尊重市场规律是因为市场规律能够高效调节经济运行,能够使各经济主体具有充分活力和发展动力,市场具有这样的功能在于利益机制的作用。市场是各经济主体彼此发生关系并从中获得利益的载体,各经济主体在市场上聚集,相互之间就会发生竞争,这种竞争关系一方面使各经济主体之间相互排斥,另一方面又使他们面临巨大的压力,各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只能通过市场竞争来获取。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的经济主体,就能得到更多的利益,不具有竞争力只能被市场所淘汰。市场优胜劣汰的功能在微观领域中使能够生存下来的经济主体都是高效率的。基于此,尊重市场规律就能够实现微观领域的高效率。

现代经济是高度市场化的经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是使微观经济活动市场化,不断弱化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最终退出微观经济领域。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强调市场化是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肯定,也是对经济体制改革基本取向的自信。这种肯定和自信说明市场化改革不能走回头路,因为我们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统一的理论充满自信。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社会主义可以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社会主义经济活动遵循市场规律的要求,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并不影响坚持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由市场机制调节经济活动和进行资源配置,与所有制没有关系,因为市场机制作用的对象是企业和其他经济主体,而不是所有制。企业和经济主体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心,会自发地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调节自己的活动。否则,就会受到市场规律的惩罚而在经济利益上遭受损失。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在市场经济规律面前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与所有制没有关系,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只要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都必须遵循市场规律的要求。以现代公司制为主流形式的企业,基本特征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成分构成的不同不会影响企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市场经济和所有制的关系,而是经济体制运行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关键在于政府明确自身的功能定位,从尊重市场规律的角度看,政府功能定位在于不干扰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并为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是为市场经济运行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市场规律在竞争中得到贯彻,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同样在竞争中才能实现。充分发挥竞争的作用,就必须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竞争是否平等是衡量竞争环境好坏的主要标准,现实中的竞争并不都是平等的,不平等的竞争不能产生高效率。这就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消除不平等的竞争,营造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使不同的所有制经济、不同的企业都能够在平等的环境中竞争。政府营造了这样的竞争环境,也就能够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环境。

二是为市场经济运行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的运行必须有规范,没有规范的市场经济只会影响效率,而规范是通过法治来构建的。市场规范就是规定市场中的各经济主体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做了不能做的事情必须要承担什么责任。带有强制力的市场规范只有由政府来制定和实施,政府通过法治规范经济主体的活动,从外部环境为市场经济的规范运行提供法治保障。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来规范市场经济的活动。

三是为市场经济运行创造良好的道德环境。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诚信经济,市场经济之所以要讲道德、讲诚信,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信用关系,信用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是以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为基础的,而信任的基础是双方的诚信。诚信可以节约高昂的市场交易费用,提高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经济主体之间的诚信度越高,就越有利于信用关系的发展,也就越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道德和诚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软实力。政府要用多种方法和手段来惩治不讲诚信的欺诈行为,培育良好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软环境。

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着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很长的时期里,以自由主义为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一贯主张政府不应该干预经济,他们认为市场是一台灵巧的机器,能够自动、高效率地调节经济活动,保持经济协调发展。政府的职能只在于军事、政治、外交等领域,政府不具有经济职能,更多的是充当一个“守夜人”的角色,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的结果只能是破坏市场规律,导致经济的低效率。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没有被认为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关系。但这种观点很快被客观现实所击破。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发展产生的经济危机证明市场并不能始终保持经济的协调发展,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说明自由市场对经济活动的调节是有缺陷的,而克服这种缺陷的主要手段就是政府干预。西方经济学理论上出现的一个重大转折就是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市场经济运行存在天然的缺陷,自由市场经济的调节不可避免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避免和解决经济危机的有效方法是通过政府的各种措施进行反市场的干预和调节,政府调节和干预理论也随之产生。但在这一理论的主导下,过多的政府干预又使经济发展遇到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的双重困扰。人们面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又开始对政府干预的问题重新进行反省。这种情况说明,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中,离不开政府和市场的两种基本力量,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客观上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扩大市场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坚定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当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后,一方面市场调节具有的局限性也必然会暴露出来,另一方面原来政府控制经济活动的做法也不能继续下去,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应具有哪些职能,政府的功能定位怎样才能既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又能够有效克服市场经济运行固有的局限,就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就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很大的共性,这一关系不会因为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而改变。从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进程看,实际上就是围绕着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问题上,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是政府怎样做才是尊重市场规律。从总的原则讲,在微观经济领域,政府不要干预市场经济的活动,因为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主要由市场规律来调节,政府不要在微观领域寻求作为,让市场规律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这就使尊重市场规律有了良好的保证,或者说,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不尊重市场规律的干扰源,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得到完善。

三、发挥政府作用的重点是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

在现代经济中,发挥政府作用的重点是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政府作用要与市场作用错位,这样政府作用才不会与市场作用相互冲撞、干扰和抵消。对政府和市场作用范围的基本划分是,政府主要作用在宏观领域,市场主要作用在微观领域,这一划分的根本依据是现代经济发展呈现的两大趋势。

一是经济发展在微观上体现高度分散化,现代经济发展由众多的具有各自独立利益的经济主体的活动构成,它们之间的分工和协作、生产和经营都是个体行为,都是由每个经济主体自己做出决策,这种分散决策的依据是市场的需求和变化。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由市场机制来调节经济活动的成本最低,产生的社会矛盾最少,协调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最容易。现代经济发展呈现的这一趋势说明,市场经济的形式是最合适的,市场机制调节具有高效率,任何一个组织、机构或政府都不具有替代市场的这一功能,或者说不可能具有市场调节那样的高效率,这是被各国经济发展实践证明的,也是今天世界各国普遍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政府必须尊重市场规律,保证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让分散决策的事情由各经济主体自己去做,把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让给市场调节,使市场规律在调节分散化经济活动中发挥其优势和作用。

二是经济发展在宏观上体现高度整体性。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各主体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相互之间结为一个整体。一方面,各经济主体的发展需要有良好的宏观环境,如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另一方面,需要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如经济发展必需的基础设施。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市场没有能力,或不具有解决的优势。这就要求政府站在全局的高度,解决好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不能解决或者通过市场解决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事情。这些方面的问题需要运用一定的行政权力,在全社会范围内解决。这些问题虽然不是纯经济问题,但与经济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从宏观角度看,需要有一种市场以外的力量来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政府作为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另一种力量,并不是只在市场经济发展出现问题时才能发挥作用,而是在市场经济整个发展过程中都需要发挥作用。其实,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不是今天才认识到的问题,政府干预经济的实践也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而是我们现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市场规律调节经济活动是有效率的,但市场调节又是有局限的。经济发展中的整体性问题、宏观领域社会性问题,由政府来解决具有更高的效率和社会效益,很多问题也只有政府才有能力解决。必须充分发挥政府作用,是根源于现代经济发展具有的整体性趋势。政府作用主要在宏观领域中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具体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制定经济政策。政府作用主要通过对经济活动的政策调控来实现,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前提是科学制定和研究政府政策,解决好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指导思想。一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经济发展一定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评价就会得出不同的判断。所以,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指导思想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具体说,政策的制定必须站在全局的立场上,以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出发点,以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为指导。特别是一些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更应该遵循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这些政策也许并不能直接看到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期效果,但从长期看,将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个具有充分活力的社会环境。政策的制定不能只是由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说了算,应该在更广泛的范围、更高的层次来制定,避免政策制定部门的局限性。政策既不能长期不变,也不能经常变动,要根据政策的不同类型,有的政策应该具有相对稳定性,有的政策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政策越符合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要求,越能够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政府作用的发挥就越充分。

其次,实施发展战略。科学的具有前瞻性的发展战略对于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政府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影响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是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内容。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体现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因为这是关系社会整体发展的问题,市场没有能力制定发展战略。实施发展战略需要经济发展的各领域和部门都要以发展战略为导向,政府则要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引导。如,通过完善技术创新体系、知识创新体系,加强社会公益技术研究,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抢占科技发展战略制高点等。增强了发展战略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作用,也就增强了政府的作用,这是微观领域市场规律作用高效率与宏观领域政府作用高效率的结合。从整个经济运行的角度看,现代经济发展在微观领域的分散化,必然要求在宏观领域加强整体性,才能使市场经济发展在整体上具有高效率,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具有广阔的空间。

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篇2

关键词:农垦企业;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农业产业化;创新

我国农垦企业是最早进行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企业,其从起步阶段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然后在不断深化过程中建立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并在发展中对双层经营体制进行不断的完善。通过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在农垦企业中的实施工,大幅度的提高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土地利用率,调动了职工生产的积极性,为农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农垦企业农业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其受制于农垦企业管理体制、生产力水平及改革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导致改革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对于这些问题需要积极的进行面对,从而在实践中加以改进和创新,确保农垦企业的健康发展。

1.缺乏完善的土地承包关系。目前在很大一部分农场土地承包过程中,都存在着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对于承包期的规定时间较短,这样承包人无法在短期内收到较好的利益,所以对承包土地的积极性受到较大的影响;

2.对合作社的发展缺乏认识。目前农场多以家庭农村种植为主,通过大机械的辅助作为进行独立生产,对于种植结构具有较强的自主性,觉得这种模式更适合自己的发展。认识不到统一经营所带来的生产成本的降低,由于认识的差距,导致各农场内全作社的发展较为缓慢。

3.农垦企业在二、三产业结构和农业升级存在矛盾。农垦企业规定只有农业户口的农业职工和家属才能享有土地,这样就导致土地处于分散状态,不适宜规模化经营。但由于各农场在人员分流和劳务输出等方面的工作受到较多的限制,这样就导致部分人员常年在家找不到工作的出路,对于这部分人是否应该享受到土地承包权,则地当前农垦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

4.争地问题严重。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生产的扶持力度,不仅各项补贴增加,而且农工的负担也得以减轻,由于看到了种地具有较好的利益,所以越来越多社会人员开始向土地转移,主要体现上成年在外上学的学生和退体后没有养老保障的人员,存在着要地、争地的问题,各农场争要土地资源的情况较为严重,这是制约当前农垦企业发展和稳定的直接因素。

二、加快农垦农业经营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的具体措施

1.加快双层经营体制的完善。首先需要进一步健全家庭承包关系,加快制度的完善,严格执行土地承包合同制度,在土地承包过程中,农场职工具有优先承包权和经营权,延长土地合同承包期限,加快土地流转规范化的实现。

其次强化农场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工作,加快农场统一经营功能的实现,利用现代化的手段和技术,对家庭农场生产及市场信息等方面行使好服务功能,发展农场社会化服务组织,加快家庭农场组织化程度的提升,努力提高农场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

最后要加强和规范各项管理工作。对于家庭农场的经营行为要进行规范,加强农场内合同、财务、产品、农机等各项管理工作,努力提高现有农民的技术水平,加强技能培训,从而加快农垦企业的快速发展。

2.进一步深化农业产业化经营机制。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业得以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是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和方向。在当前新形势下,农垦企业更加进一步深入农业产业化经营,从而加快发展的步伐,通过培育龙头企业,加快农垦企业内部各专业化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从而加快农垦经营体制改革的创新,提高产业的竞争者能力,加快农垦企业的丰产增收,更好的发挥其农业示范作用。

3.加快推进农业经营体制创新。首先是利用职工的身份田和招标田试点工作,将原农场职工的身体打破,加快其向社会人的过渡,使农场职工真正成为市场经营的主体。同时利用招标田将承包经营改为租赁经营,有效的调动起职工的积极性,打破了平均分配的格局,使一部分不愿意从事土地活动的人脱离出来,加快了二、三产业的发展。其次抓好模拟股份制试点工作,利用农场控股、合资种田、统一管理、按股受益、风险共担的原则来进行农场土地经营。而且生产和产品销售上采取统一的模式,实现农垦企业的产业化规模生产,集约化管理。

最后要将企业内部的社会职能进行有效的分离,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将各项措施和制度加快落实,取得实效,能各试点效果进行分析和研究,对于效果好的要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进一步加快推广实施,从而加快企业的发展,提高生产效率。

三、结束语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虽然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在部分地区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由于其起步较晚,所以最终的成果还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才能得到。但有一点是这容怀疑的,就是要坚持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创新,加快农业经营效率的提升,这不仅是当前我国农垦企业农业经营必经之种,而且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所以在当前情况下,需要国家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加强各金融机构对农业改革发展的扶持,在农业生产中增加科学投入,减少生产经营中风险的发生,实现农垦企业的集约化、规模化生产,发挥其示范作用,从而更好地推动我国农业的更快、更好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旭金.对加快推进武定县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思考[J].云南农业,20 10(02).

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篇3

关键词:转变政府职能;经济体制改革:市场调节

作者简介:何晓(1972-),女,回族,安徽亳州人,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副教授,管理学硕士,研究方向: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12.69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12-159-02

一、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市场经济国家要解决好的主要问题,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主要被总结为以下几种:

(一)重商主义

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为确立市场经济新秩序,摆脱教会及封建地主阶级对经济活动的控制,一般强调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全面干预。这一时期,政府的经济职能是十分重要的。

(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

市场经济体制在西方国家确立之后,人们对政府作用的认识发生了重要转变。以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充分肯定私人经济活动和市场机制,即“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对政府的特征则做出了如下的描述:“管事最少,政府最好”。 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对政府的职能做出了明确的限定:“第一,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保护社会成员,使其不受任何其他人的侵犯和压迫;第三,建立并维护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

此时的政府主要是充当着“守夜人”的角色,以社会管理职能为主。

(三)政府干预时期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由自由竞争走向了垄断阶段,资本主义国家固有的一些无法克服的矛盾开始逐渐显现,即所谓的“市场失灵”。表现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贫富两极分化、失业率增高等等,对社会的危害性十分巨大,但这些问题市场是不能自动克服的。在这种情况下,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新的政府职能。凯恩斯认为,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源是需求不足,仅仅靠市场自发调节是无法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依据;国家通过干预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财政和货币两种手段调控市场的运行。因此政府不仅要履行其传统的社会管理职能,还要对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以及对市场失灵的弥补等负责。

二、我国在改革中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探索

(一)十四大以来我国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探索

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去掉了“社会主义”四个字,说明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只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或方式。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肯定了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十八中更提出了:“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我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一直在不断地探索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政府强力推行的市场经济到逐步转变政府职能,向服务型政府的迈进。我们也更清醒地认识到:政府和市场都是配置社会资源的运行机制,但二者功能不同,单靠一种机制无法有效协调经济运转。

(二)当前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中亟待理顺的关键点

1、我国对政府经济职能的定位。就当前我国所处的经济社会转型时期而言,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宏观调控职能。即政府通过制定和运用财政税收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进行间接的、宏观的调控。

(2)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职能。政府通过政府管理、制定产业政策、计划指导、就业规划等方式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间接控制;同时,还要发挥社会中介组织和企业的力量,与政府一道共同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任务。

(3)市场监管职能。即政府为确保市场运行畅通、保证公平竞争和公平交易、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而对企业和市场所进行的管理和监督。

由此可见,政府职能的主要作用在于弥补市场不足,促进社会公平。

2、当前我国政府经济职能转变不到位的主要表现。当前我国政府经济职能转变不到位主要表现在“越位、缺位和错位”三个方面。

(1)越位。政府经济职能“越位”现象主要表现在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活动。主要表现在行政审批项目仍然较多,“以批代管”现象仍然十分普遍;重要生产要素的价格管制多;直接干预企业经营决策;以行政手段干预企业重组和收购兼并;地方政府负债运行,一些地方通过低价出让土地等优惠政策进行招商引资,或变相举债、违规担保企业贷款等上项目,形成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这些直接干预经济的行为,削弱了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作用,不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同时一些地方借助行政权力,追求短期经济增长,不惜以环境污染、过度耗费资源作为沉重代价。同时忽视那些不易短期见效的民生项目、环境治理项目、科技开发项目。不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可持续发展。

(2)缺位。政府经济职能“缺位”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不到位。主要表现为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对于经济的“过热”现象,往往借助行政手段直接进行所谓的打压;市场监管体系不完善,现有市场监管机构职能交叉、责任不清、执法不严、问责不力使得市场监管无法真正到位,直接造成了低水平重复建设,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信用环境恶化等现象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是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分配不公。主要表现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相对薄弱,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公共服务的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如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资源分配极不均衡。

(3)错位。政府经济职能“错位”现象主要表现在强制性推进经济改革。具体表现在新农村建设和推进城镇化进程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成了改革的主体,不顾当地的实际,强行推进,不仅造成了极大的资源、物资的浪费,甚至引发的许多社会问题。

三、当前我国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途径

(一)明确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政府定位

政府职能定位是否正确明了,决定着政府能否发挥相应的作用。我国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从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主导型的经济体制,相应的,政府职能就必须从干预经济运行为主要职能转变为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能的政府。

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不意味着政府完全退出对经济的干预,而是采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干预方式,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在出发点上,政府干预经济由单纯为了促进经济高速增长转变为必须从公共利益出发进行干预;在干预手段上,由以强制性的行政手段直接进行干预转变为通过法律、经济等手段对经济进行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企业、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把政府经济职能切实转变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在此基础上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现阶段要切实做好: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完善市场监管体系,维护市场机制正常运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加强在国土安全与规划、环境保护、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及公共安全与卫生等方面。

(二)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保障

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进一步深化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保障。当前在我国亟需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完善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法律体系,以法制的手段规范公共服务的市场化,从而创造一个公平但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从中国实际出发,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协调的分配制度,注重程序公平、结果公平与过程公平。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大教育体系,明确政府责任,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源质量,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劳动力保障。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城乡一体的医疗保障制度等等。

(三)建立服务导向型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转变政府职能,当前的目标就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绩效评估对政府工作有着极强的导向性。因此,必须建立服务导向型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首先,要树立科学的政府绩效管理理念,以服务、责任和效能作为政府的基本理念,以构建和谐社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实现科学发展观及社会可持续发展、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质量及人民满意程度,最终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价值取向。其次,要逐步建立政府绩效评估的法律保障,以法的力量来推动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改革。第三,要建立健全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要做到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应充分反映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五个统筹的要求,发挥正确的导向机制作用,使各级政府能够更好地履行各项政府职能。

(四)加强政府公共责任,防止公共服务失衡

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对公众负责,确保公众利益。因此,实现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发展方式,政府在下放部分服务权给中介组织和部分主导权给企业的同时,要强调和加强政府的公共责任,确保公平和公正。如在非义务教育、公共交通、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应当做到严格监管、及时调节和大力支持。其次,在公共服务市场化过程中,政府还要防止公共服务过度市场化,以引起公共服务的不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 宏观经济研究院体改所课题组.“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基本思路[J].宏观经济管理,2010,(02).

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篇4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为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调控方式的改革。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需掌握的政策热点见下文。

1、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农村先于城市

在农村进行了两步改革。第一步改革的重点是实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理顺农民与集体的关系。从1978年12月起,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率先实行包产到户为标志,在整个农村掀起了农村体制改革的浪潮,也就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步改革的重点是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理顺农民与国家的关系。

【例1】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三十年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始于()[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真题-2题]

A.上海

B.安徽

C.广东

D.浙江

【答案】B。

2、核心问题:计划与市场

1984年10月,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而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此期间,中国民营经济也同步发展起来,农村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出现了一批乡镇企业;从1980年12月浙江温州出现全国第一个工商个体户开始,私营经济迅速发展。

【例2】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改革的核心问题是()。[2014年浙江公务员考试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真题-86题]

A.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

B.所有制问题和分配问题

C.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D.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问题

【答案】C。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从进行扩大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管理自的试点开始的,已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进行了局部改革试验和探索。1978年夏,四川省率先进行6个企业扩权试点,1982年扩大到全国6000多个企业,从1983年开始在全国普遍推广。第二阶段是全面改革城市经济管理体制。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此后,全国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开始进行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

3、改革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认真抓好四个互相联系的重要环节:(1)转换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增强它们的活力,促使企业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自发地实现资源配置。(2)加快市场的培育。没有市场就没有市场经济。(3)深化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分配是经济利益实现的制度。没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配就没有市场。(4)混合经济中政府主要是调节个体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而不是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在中国转变政府职能的根本途径是政企分开。

【例3】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2014年河北公务员考试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真题-92题]

A.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B.建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体制

C.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D.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

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篇5

[关键词]前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历史;启示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0)08-0050-04

前苏联经济体制是构成斯大林-苏联模式的一个重要部分。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形成、发展与改革进程,以及它对前苏联社会经济乃至对作为前苏联继承国俄罗斯的经济转轨也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前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一)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利弊

前苏联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曾对经济发展起过积极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利用这种体制,最大限度地集中全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设一些重大项目,特别在工业化时期,建成了大量重要项目。第二,利用这种体制,通过行政手段(往往是强制性的)调整经济结构,快速发展前苏联基础工业,在工业化时期这一作用更为明显。第三,利用这种体制,通过对落后地区加大投资等办法,较快地实现了调整生产力布局的战略意图。加速对资源丰富但经济十分落后的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的开发,就说明了这一点。第四,利用这种体制,促进一些落后的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谈到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应清醒地认识到,第一,它只适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如革命胜利后的初期,在落后国家从事基础工业的发展和备战或战争时期(西方往往称苏联经济是备战经济)。第二,就是在这种体制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它也潜伏着深刻的矛盾和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从而对今后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第三,借助于斯大林经济体制在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所取得的成就,苏联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因此,很难说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的成就,是前苏联历史上的光辉的篇章。第四,随着历史的发展,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弊端也在发展,并且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离科学社会主义也越来越远,最后,它与构成斯大林模式的其他各个因素联系在一起,导致苏联剧变。斯大林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是:第一,难以克服异化问题。这样导致广大劳动者在生产中缺乏主人翁感,对生产不可能有强烈的责任感;第二,国家、企业与个人三者利益难以结合;第三,经济的发展往往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第四,由于缺乏竞争,是低效的浪费型经济,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长期不能改变;第五,出现一批缺乏主动精神的“传声简式”的经济领导干部。

(二)前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

1.赫鲁晓夫的改革。面对上述弊端,前苏联在战后应下决心进行改革。当时主客观条件都很有利,人们期待改革;战后苏联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斯大林个人威信空前提高。但斯大林不仅不改革,反而在很多方面强化了战时的经济体制。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成了斯大林之后前苏联历史上第一位最高领导人(不算马林科夫的短暂执政)。赫鲁晓夫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抓了农业,因为当时前苏联的农业形势十分严峻。采取的措施是,首先于1954年1月22日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信,纠正马林科夫在1952年召开的苏共上宣布的苏联粮食问题已彻底解决的不实之词,明确提出苏联尚未解决粮食问题。同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这主要有:以扩权为主要内容的农业计划体制改革,以提高物质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农产品采购制度改革;个人副业管理制度改革;拖拉机站改组;集体农庄劳动报酬制度改革;垦荒;等等。在工业领域,赫鲁晓夫从1953年起开始探索改革,在1957年工业建筑业大改组前,先在扩大各加盟共和国经济权限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赫鲁晓夫时期最主要的改革是1957年的工业建筑业的大改组,其主要内容是改变工业与建筑业管理的部门原则为地区原则,即以“条条”部门管理改为“块块”地区管理,以便把工业与建筑业管理的重心从中央转到地方,达到消除管理权限过分集中在中央与扩大地方权限的目的。为此,撤销了联盟与各加盟共和国141个部,同时成立105个经济行政区,每个行政区建立一个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管理工业与建筑业。

尽管赫鲁晓夫的改革在苏联与东欧各国产生深刻的影响,但改革未取得成功,导致了国民经济的混乱,并产生了严重后果。然不应由此完全否定赫鲁晓夫的改革,他的历史作用突出表现在:第一,他顶住了巨大压力勇敢地站出来破除斯大林个人崇拜;第二,推进了经济理论的发展;第三,提出社会主义各国可以有不同的体制模式;第四,经济体制改革本身也有一些应予肯定的方面。赫鲁晓夫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一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局限性,他反对的是斯大林个人,而没有从体制、制度层面去认识问题;二是赫鲁晓夫的改革,从来就没有离开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大框架。他能感悟到战后新时期将会到来,但他又无力自觉把握住战后时代转换的重要契机,深刻地转变斯大林留下的不能再继续推进社会经济进步的体制;第三,改革思路存在严重失误,1957年工业建筑业的大改组,只是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只是从中央的行政指令方法转向地方的行政指令方法,而不是把改革重心放在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第四,改革过程中涉及到大量的人事变动,侵犯了很多人的利益;第五,赫鲁晓夫的个人性格,急性,主观,唯意志论;第六,国际压力,这指的这一时期出现的波、匈事件与中苏大论战。阿尔巴托夫谈到这一问题时说:在当时形势复杂和思想混乱的条件下,“中国的宣传就不难于在一些问题上把我们吓住,迫使我们处于守势,促使我们采取前后不一贯的、或者完全错误的立场。”[1]

2.勃列日涅夫的改革。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上台取代了赫鲁晓夫。他执政18年,时间之长仅次于斯大林。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赫鲁晓夫时期的经济发展与改革政策作了调整与修改,目的是克服社会经济的混乱状态。他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取消把党分为工业党与农业党的做法,恢复部门管理原则,继续对赫鲁晓夫后期酝酿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试验,等等。勃列日涅夫时期最主要的改革,也称为柯西金改革,指的是全面推行新经济体制,其主要原则与目标为:一是扩大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二是管理经济由行政方法与经济方法相结合,逐步转向以经济方法为主,加强经济杠杆的作用;三是贯彻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结合的原则。但改革未能达到上述目标,到后期更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停滞不前的原因甚多,最主要的是:第一,改革是在勃列日涅夫强调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大背景下进行的,既然已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当然就不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第二,改革一开始就强调要在不影响集中统一计划的原则下进行。因此,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整个改革过程只是在增加或减少某个指令性计划指标之间扭来扭去;第三,严重的僵化的教条主义。勃列日涅夫时期是批市场社会主义最起劲的,另外,改革绝不允许涉及所有制问题;第四,悄悄地重新斯大林化。改革的停滞,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的停滞。所以,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历史定位应该是:停滞和积聚危机因素并走近衰亡的时期。研究苏联剧变,如果不认真、深入研究勃列日涅夫时期,不少问题就难以有深刻的理解。

3.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勃列日涅夫之后,经过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短暂的执政,1985年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执政了7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最初采取的一个行动是,组织主要部门、研究机构与著名学者,对20世纪80年代苏联社会经济状况进行调研并作出详细分析。在此基础上,戈尔巴乔夫作出苏联必须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决定,这个调研材料,也是后来戈尔巴乔夫撰写《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的重要素材。戈尔巴乔夫把解决人的问题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强调不能把人视为党和国家机器的“螺丝钉”,而是应该把人作为主人,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从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来看,戈尔巴乔夫认为,应该从经济的基本环节――企业着手根本改造经济机制,目的是解决企业内在动力,发挥其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其总目标是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者。但改革遇到了很大阻力,阻碍机制的作用非常强大,1988年之前的改革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处于空转状态,主要阻力来自政治体制。在此背景下,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着手政治体制改革,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把社会主义新形象最后归结为是一种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第一次提出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概念。到了后期,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成了政治斗争的“人质”,最终亦以失败告终,从而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改革失败的主观因素有:(1)在改革起始阶段,实行加速战略,先错了第一步;(2)未从农业开始,影响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发展;(3)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没有解决好“四个结合”问题:改革与发展的结合,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结合,改革的迫切性与长期性的结合,微观与宏观改革措施的结合;(4)政治体制改革从失控到迷失方向,使它对经济体制改革起不到促进作用;(5)将政治领域中实行的妥协策略,运用到经济体制改革中来,导致经济体制改革停步不前。

尽管前苏联各个历史时期改革未取得成功,有其不同的原因,但纵观改革的整个历史进程,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与最后以失败告终,有其共同性原因:一是没有选择以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取向,从而不能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二是长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僵化的教条主义,不能根据变化了的实际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三是没有把经济体制改革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模式,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四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没有同时不断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二、几点启示

总结前苏联74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可以得到不少启示。

(一)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基本制度后,必须改革经济体制,使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正如邓小平强调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2],“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3]。这里就中国目前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谈点看法。主要问题有三:腐败、垄断与贫富差距拉大。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认为搞了市场取向的改革;另一种看法是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我赞成后一种看法。解决问题的途径应该是: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进程应加快;垄断部门应走向市场化,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底;舆论监督实现社会化。中国出现的否定改革的第三次思潮是十分值得关注的。

(二)改革要坚持正确的方向。所谓正确方向,不应简单地归结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问题。正确的方向,应该是指符合国际社会发展潮流,即人类共同文明的方向,即人类历史上创造的普世价值观。从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从高度集权的体制向民主制度过渡。

从中国改革理论的发展来看,邓小平并没有纠缠在姓“资”姓“社”问题上。有人提出邓小平理论最重要的内容是:如果用一个字可归结为“看”,如果用三个字可归结为“不争论”。“看”就是他看准了“包产到户”、“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实行这三项重要改革政策,从经济学来说,是对传统的所有制理论提出了根本性的重新认识。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这些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亦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特别要指出的是,前不久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主要指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每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和权利,国家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和人权。无论什么人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第二,国家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第三,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因此,我们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

(三)坚决反对“左”的教条主义。所谓体制模式实际上是理论模式。把社会主义经济视为产品经济就形成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把社会主义经济视为商品经济就形成市场经济模式。前苏联历次经济体制改革难以有实质性的进展,从经济理论来讲,主要是两大教条:一是长期否定商品经济,一直批判市场经济;二是所有制理论,这是苏联历次改革都不能触及的。长期以来不论在前苏联、东欧国家还是在中国,一直存在着一个历史性的误区,即认为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最高形式,并把这个理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上,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斯大林化了的或者说苏联化了的理论。马克思认为: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是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统一,它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是建立在协作和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劳动者在联合占有的生产资料中享有一定的所有权。进一步说,马克思所说的这种所有制具有以下两个密切相关的本质内涵:一是劳动者集体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任何个人均无权侵害生产资料;二是在用于集体劳动的生产资料中,每个劳动者都享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就是“在自由联合的劳动条件下”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相统一的具体形式。

(四)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说,共产党在领导广大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思想、理论的先进性。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历史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我们党面临以下极其复杂的局面:体制改革要深化;社会经济发展要现代化;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急剧与重大的变动;各阶层、地区与部门间的利益分配急需调整;在过去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与矛盾日渐突出,必须也只能通过进一步改革才能得以解决。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显得尤为重要。根据我国当前的情况,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主要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第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化进程,活跃理论探讨,推动理论创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方向应是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切实做到邓小平提出的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经济管理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4]。党的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党内民主与接受人民的有效监督。第二,反对“左”的教条主义,进行理论创新。根据目前情况,应从以下四方面着手:一是根据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及时加以总结和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新理论与答案;二是特别要重视当代科技的新发展;三是在结合本国国情推行改革和构建新的体制模式时,应充分考虑与吸收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如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公正、人权、自由、权力制衡等);四是通过改革实现理论创新。

(五)在转变经济体制的同时必须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模式与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前苏联经济质量与效率低以及高浪费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是粗放型的经济方式,即靠大量投入劳动力、资金与耗费大量原材料来保证经济的增长。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反映了前苏联经济的脆弱性,亦是前苏联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竞争中被击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并没有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提出这个问题,着手抓这个问题的研究,并对世界各大国有关这一问题加以研究。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拉动经济增长不能片面地通过加速出口增长来实现,而必须走扩大内需为主的道路。不论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还是改变经济发展模式,都必须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从目前来说,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内容,包括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区域结构、所有制结构以及企业规模结构等。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模式与结构调整,都离不开深化改革,必须有体制机制做保证。

(六)我们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摆脱斯大林――苏联模式的束缚,特别是要冲破斯大林的所谓“共同规律”框框。斯大林晚年的著作(以1946年《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1952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与1954年出版的由他定稿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为代表),留给人们的是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基础上得出的“共同规律”。斯大林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前苏联搞社会主义的一套做法,如工业化道路、农业全盘集体化、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画等号、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等,都被视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律”和识别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准则。这样一来,本来不断发展与变革的社会主义社会,被斯大林的“共同规律”框住了,固定住了,当然也就很难进行改革了。这个“共同规律”阻碍了几代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误导了包括前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它对社会主义发展所造成的损失是十分严重的,使不少国家出现了严重的曲折。

最后,我想用邓小平在1978年讲的以下一段话作为结语,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5]这句话,不只是我们理论工作者从事研究工作的座右铭,也应该是我们党用来增强执政能力的座右铭。

参考文献:

[1][俄]格・阿・阿尔巴托夫,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133.

[2][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0.138.

[4]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6.

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篇6

×年上半年,昌平区在东小口镇白坊、狮子营两个集体经济实力强、又不稳定的村进行了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在试点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分别于××年月、××年月、××年月启动了第二批个村、第三批个村和第四批个村的改革工作。目前,已经完成个村的产权制度改革,其余个村的改革正在稳步推进。

一、改革的基本做法

(一)组建工作机构和队伍,筑牢工作基础。建立区、镇、村三级工作体系。区级成立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对全区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进行指导、协调、督查,及时研究解决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从区有关职能部门抽调名干部组建了个驻村工作队,深入到改革村指导工作。镇级成立相应的改革领导小组,并成立清产核资、人口清查等工作组。村级“两委”班子在区、镇两级领导小组和驻村工作队的指导下,开展各项具体工作。在人员到位的基础上,对所有参与改革的区、镇、村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先后组织次培训会,培训达余人次,并适时组织实地考察学习,使其全面、准确掌握改革的有关政策、操作规程等。

(二)清产核资,摸清底数。由驻村工作队、镇(街道)、村经管财务人员和村党员代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组成清产核资、人口清查工作组,对村内账目和全部实物等集体资产(包括集体土地、树木、较大固定资产及出租出借物等)逐一进行清理、核实;对年成立合作社以来村民的人口变动情况进行全面清查;对入社原始股金进行核查,并登记造册。将集体资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人数、每户原始股金清查及核实结果提交村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向村民张榜公布,征求村民意见;根据村民意见和政策规定进行核实、完善后,再向村民张榜公布;对村民提出的具体问题再进一步核查,核查结果经村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布给村民作为村集体经济底数。

在完成改革的个村进行的清产核资工作中,累计清查资产万元,清查土地亩,重新确认可量化净资产万元。

(三)制定方案、量化股权。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通过召开村民座谈会,广泛听取村民对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全面了解村里实际情况和演变过程。然后,由镇(街道)改革领导小组对老股金处理、集体净资产量化配股、股东界定、奖励政策提出方案,对历史遗留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具体问题拟定解决办法,起草成《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并将《意见》发给村民,使村民对照《意见》自己测算股份,一般三个月。在村民理解、熟悉《意见》的基础上,再次召开村民座谈会,对《意见》进行讨论、修改,并提交村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向村民张榜公布,进一步征求意见。对村民提出的具体问题和特殊情况,按政策规定,研究解决办法,政策没有统一规定的交村民代表或村民讨论、表决,确定解决办法,并向全体村民公布。在对《改革意见》充分讨论形成共识的基础上,制定改革具体实施方案,对改革的具体内容、操作方法等做出明确规定,并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后,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做到改革方案、方法公开、公正、可操作性强。

在股权设置上,扣除原始入社股金按原始股倍返还后的集体净资产用于量化股权,设集体股和个人股。其中:集体股不超过,为集体组织成员共同共有,其收益由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管理,主要用于处理遗留问题、村级事务管理及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和必要的社会公益性支出;个人股主要由户籍股和劳龄股组成,户籍股按人口平均量化配股,劳龄股按劳动力的劳龄配股,同时设独生子女奖励股,使集体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

(四)组建股份合作制企业,实行公司化管理。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要求,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制定《经济合作社章程》、《经济合作社董事、董事长、监事、监事长选举办法》、《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章程》等制度,召开股份合作制创立大会,通过《经济合作社章程》、股东按本人持有股份选举产生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以及董事长、监事长,如需要设置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然后,办理相关注册登记手续,领取营业执照,发放股权证书,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法人治理结构对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管理。

二、取得的初步效果

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是对农村生产关系的一次变革性尝试。它破除了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传统经济体制,建立起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农村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促进了村集体经济发展,推动了农村城镇化。

(一)变农村集体资产的抽象所有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具体的按股所有,并受益,使农民得到实惠。

改革后,通过股份合作制方式,使农村集体资产所有权按股份量化给每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将村集体资产形成的收益逐年按股份分配下去,使农民实实在在地享受到利益。据统计,××年,昌平区完成改革并已经进行分红的个村,分红总额万元。其中分红最多的白坊村共发放红利万元,村内股东个人分得红利最高为万元,户分得红利最高为万元。狮子营村徐士荣由于旧村拆迁前房宅已卖,没得到补偿,生活困难。产权改革后××年全家分红万元,他说:“要不是产权制度改革,我就要饭去了。”

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行,破除了过去农民群众对集体资产抽象所有、共同共有、实际上很难保障应得利益的体制怪圈,形成了农民真正所有、人人按份享有的良性局面,真正体现还权于民、还利于民。

(二)使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得到有效保全,为今后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实施产权制度改革中,通过清产核资,使各村明晰了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及债权、债务情况,特别是理清了过去多年来形成的一些陈账,处理了呆坏账和不良资产。同时,对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应收款进行了追缴,防止了集体资产流失,为村集体经济组织今后的发展清了家底、除了包袱。如狮子营村通过清产核资就追回欠款万元,处理不良资产万元。

(三)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同步改革,理清了党支部、村委会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使党的基层组织在农村的领导方式不断创新,执政能力不断加强。

在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中,建立起机构制衡或机构加职务制衡的机制,使党支部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实现了由支配人、财、物的经营者变成服务、监督的掌舵者,党支部围绕着经济发展和农民致富的需求,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的要求,进行引导、监督、指导。集体经济组织已被改造成股份合作制企业,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是依法独立经营的市场竞争主体。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和法律的规定,村委会严格尊重股份制企业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不再对其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直接的管理和干预,而是集中精力搞好全村社会事务的管理、发展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化解村民矛盾及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等。

(四)进一步完善了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使用的监督制约机制,从体制和源头上预防和治理了农村干部的违法违纪问题。

经过改革,建立了既相互配合又有制约监督的民主管理体制,使干部处在企业股东、监事会等的监督之下,把财权、事权合理分解,使权力真正掌握在农民群众的手中。集体经济经营管理中的重大事项(土地出租、购置较大固定资产、公益性工程等)均需经股东们表决同意,村干部(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等)只能根据各自的工作需要支配村集体资产的集体股部分,而且按年初计划和村民代表大会讨论的预案定向支出,用后公布帐目,使他们在各种有效的监督之下只能将权力用来为股东服务,而无法。在已经完成改革的村,各股份合作制企业新当选的董事会成员及村两委班子都非常注重自身形象,自觉廉洁自律。改革完成的村用于招待费等非生产性支出较改革前都有了大幅度降低。

(五)调动了村民加快发展本村经济的积极性,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有了组织保障,村民主动参与,几套班子各司其职,形成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整体合力。

农民变成股东后,比以往更加关心村里的经济发展状况,积极为村经济发展献言献策,充分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通过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用股份制改造共有的集体所有制,建立起党组织统一领导,党企分开,企业依法自主经营,村委会、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民主决策,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既相互制衡监督,又密切配合的新型村级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增强了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市场竞争和发展村级经济的能力,从而促进整个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后,以往农村存在的各种矛盾,尤其是村民和“两委”之间的矛盾明显减少,形成了为加快发展的合力。

(六)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推动了试点村精神文明建设。

通过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明确界定了村集体经济组织人员身份,保证了失地农民和农转非人员对原集体资产收益的分配权,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了稳定地生活来源,解决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维护了农村的稳定;通过设置独生子女奖励股,促进了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老人按照劳动贡献拥有相对多的股份,解决了农民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

三、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工作方向

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还发现以下问题:基层干部对改革的认识还不够深入,推进改革的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大;村干部和农民股东的综合素质有待提高,对新型农村管理体制还有一个再认识的过程;对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监督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下一步,昌平区将从方面进一步完善改革的各项工作。

(一)有针对性地加强培训,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素质。在改革前和改革中,按照分类指导、按需培训的原则,通过集中培训、专题讲解等形式,对农村基层干部进行教育培训。使基层干部、党员提高认识,明确任务,熟悉规律,学会方法,切实增强领导、组织、推动改革的意识。在改革完成后,及时举办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村干部培训班。

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篇7

自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主要特征,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也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

以厉以宁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成为论争的两大派系。前者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实际上互为补充。

最早是1986年《纽约时报》把厉以宁称作Mr.stock Market(证券市场先生),国内稍晚一些,在1988年前后。当时有绰号的经济学家还有:吴敬琏(吴市场),杨培新(杨承包)等人。这反映了当时中国改革中经济学家的耀眼位置。作为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代表人物,厉以宁的所有制和股份制改革理论在上世纪90年代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全面推动。也因此,他被媒体和学界戏称为“厉股份”。和他在不同时期所获得的许多称谓“厉会计”、“厉民营”、“厉诗人”一样,厉以宁笑称没有一个称谓能够概括他的学术思想以及充满争鸣的学者生涯。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厉以宁如此评价:农村承包制的推行,国企改革股份制改革及证券市场的建立,民营经济的兴起。这三大改革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农村承包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国企改革调动了管理层和企业的积极性,民营经济的兴起则调动了广大人民创业的积极性。

回首30年来所经历的多场大争论,厉以宁乐观而豁达;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和未来走向,他也有自己的坚定认识。日前,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回顾了他所经历的经济改革的四场争论。

第一场:改革主体之争(1980年代)

《南风窗》:对“厉股份”这个称谓,您怎么看?

厉以宁:不很喜欢这个称谓。因为它不准确。我当时提出的是非均衡理论。股份制改革的主张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南风窗》:您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

厉以宁:对,中国经济是非均衡的经济。我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基于此,就应该改革价格,完善市场。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同时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简单地说,第二类非均衡就是市场不完善加上缺乏市场主体。

当时的中国经济呈现出第二类非均衡经济特征。因此,中国经济改革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重新构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基础,然后才能形成真正的市场主体并使之走向完善,而要构建市场主体就需要进行股份制改造。

《南风窗》:那时中国经济正处于价格双轨制的发展阶段,看起来价格改革更重要些?市场上时股份制有强烈的反对之声吗?

厉以宁:确实,当时提出非均衡理论面对三方面反对或争议:一是来自维护计划经济者的反对,认为实行股份制就是搞私有化。二是主张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是价格问题、市场问题,应把价格双轨制改革为单轨制,并且认为股份制不解决实际问题,实际问题最要紧的是放开价格。第三种观点认为:企业改革仍然是最重要的,但觉得股份制行不通,所以主张用企业承包制。搞企业承包制看起来没有风险。

《南风窗》:面对争议和反对,您觉得有压力吗?

厉以宁:压力不要紧。我一生面对的争论多了(大笑)。我提出上述理论是有五个重要根据的:

一,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企业是内因,价格是外因。内因更重要,所以企业改革应优先于价格改革。

二,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生产第一性,流通第二性,生产决定流通,流通反作用于生产。企业改革是生产领域的改革,价格改革是流通领域的改革。所以企业改革更重要。

三,从市场的角度分析,商品市场的背后是生产要素市场。生产要素中包括资本要素,所以一定要有资本市场,光有劳动力市场不够。资本市场的建立一定要与股份制改造结合在一起。

四,如果价格改革,风险太大了,因为价格改革是不可能试点的。没有充分的物资准备社会就会乱,改革就会很危险,会倒退。而股份制改革是可以分期分批试点的。有了经验再推广,有教训可以吸取,是很稳妥的。价格改革表面上看很激进,实际上不触及实质问题。股份制改革看起来是渐进的,实际上是实质性的改革,是根本性的改革,因为重新构造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微观经济基础。

五,价格改革搞不好就会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去,价格放开了就会乱,会抢购,东西又不足,只好暂停,甚至恢复发票证,恢复价格管制。股份制改革却是不可逆的。

《南风窗》:在那个时代,以吴敬琏为代表的市场派改革理论也极具影响力。

厉以宁:我当时对放开价格论的反驳是这样的:第一,中国和二战后的西德不一样,西德可以实行休克疗法,因为西德是私有制国家,私有企业在价格放开后可以优胜劣汰。中国除非全盘私有化,否则无法学西德。但中国是不可能全盘私有化的。

第二,西德当时在实行马歇尔计划,有美国大量援助,可以从外国进口食品、石油,物价就能平稳下降。中国改革时,不可能有某一个国家给我们大量援助。

放开价格论主张控制货币,放开物价。认为只要把货币管住就行。我认为货币是管不住的,因为我们的投资体制没改,银行信贷就管不住,企业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不负盈亏,不在乎。货币要真是管住的话,企业就垮掉了。加上,失业问题又没法解决。这就是对他们的反驳。

对承包派的反驳是这样的:

承包不解决产权问题,承包的主体必须是产权清晰的、投资主体明确的市场主体。承包制不解决这个问题。

在中国,企业承包制合同的甲方和乙方并非平等主体。发包方是政府,政府有三重身份:政府不仅是运动员,还是裁判员,他可以撤换运动员,不仅如此,他还兼比赛规则的修改者。

还应当指出,企业改革同价格改革之争是同一层次的问题,而同承包派之争则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是较低层次的问题。

《南风窗》:在整个80年代您坚持了所有制改革和股份制理论,这一理论在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得到全面推行。您如何看待您的

坚持?

厉以宁:简单一句话,我主张重新构造有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我写《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发表自己的系统观点。这是我经历的第一场大争论,就是关于企业改革优先还是价格改革优先,我的观点非常鲜明。

第二场:政策目标之争(1993年~1998年)

《南风窗》:1992年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投资冲动和经济过热。

厉以宁:邓小平南巡之后,当时投资很热,要克服物价上涨。是失业问题更重要还是通胀更重要?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我提出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1、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2、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3、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这些观点反映于我的《未来型发展理论》一书中。我认为当时的中国经济怕冷不怕热,只要人们有工作岗位,只要工资及时加上去,经济过热些也没有问题,老百姓还能过。不解决失业问题,有一点通胀就很可怕,社会就难以稳定。这场争论主要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进行。

《南风窗》:我国2007年CPI上涨4.8%,2008年一季度高达8%,您当时的观点是否也适用于目前?

厉以宁:中国经济稍热一点,没有多大问题。经济冷下来了,问题就多了。这个论点至今仍适用。但现在的情况已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现在情况不同,对通胀需要综合治理。90年代主要是投资导致过热。所以只要紧缩就管用。现在单纯紧缩不管用了。一是,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1.5万亿美元,占款过多;外汇储备在90年代远远没有这么高。其二,人民币在逐步升值,使得外资、热钱不断涌入,造成物价上涨。其三是自然灾害,雪灾造成农产品供应紧张。其四,国际油价粮价上涨。要综合治理此轮物价上涨,单纯靠压投资规模、紧缩不能解决现状,要有所保有所压。因为紧缩无法增加供给,而且对国际油价、粮价的上涨不起重要作用。目前,在综合治理中,必须注意就业问题,因为失业压力一直存在。

第三场:资本市场评价之争(2001年~2003年)

《南风窗》:第三场大讨论应该就是始于2001年的股市大争论吧?

厉以宁:对。涉及资本市场评价之争。我认为当时股市不是没有问题,但是不能推倒重来。中国的股市不能因为具体问题而全盘推倒。我联合了萧灼基、董辅、吴晓求和韩志国同吴敬链展开了这场股市大争论。吴敬琏认为中国股市是个大,全民炒股是非正常现象,中国股市的市盈率过高。

《南风窗》:中国股市此后进入了长达4年的熊市。您如何看待近期的股市和未来走势?

厉以宁:为了调节市场,中央会根据市场情况采取措施的。实际上,去年的5・30调控就有些不妥,因为对股市进行了过度的打压,人们的信心开始消散。6月份以后政策趋于稳定,从这时起,股市大体上没有什么问题,也不需要再对股市进行打压。今年年初,人民信心又因通胀而动摇。我一直讲,短期股市不可预测,但大盘没有改变,因为经济还在增长,人民币还在升值。通胀对股市是双重影响,货币紧缩不利于股市,但资产价格在上升。股价应该涨。从中长期讲,中国股市是没有问题的。只要股市看好,大小非流通股一出来就被吸收了。股市下跌后就不好办,大小非解禁和非流通股减持又不能悔改。所以要让股市慢慢上升,以动员更多的资金吸收新上市的股票。

第四场:如何理解新工业化道路之争(2004年~2008年)

《南风窗》:第四场大争论呢?

厉以宁:第四场争论主要在新工业化道路过程中要不要发展重化工业,我的主张是:中国是个大国,不能跳过重化工业发展阶段,但技术可以跳跃式发展,但发展阶段却不可跨越。吴敬琏主张跳过重化工业阶段。这个争论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南风窗》:我注意到,从本世纪初开始,你的研究重点转向了民营经济。

厉以宁:发展民营经济实际上还是所有制改革的一部分,仍然是跟所有制改革联系在一起的。所有制改革包括三个内容:1、国企改革;2、组织新的集体所有制、产权量化到个人的集体所有制,即新公有制;3、引导家族企业走向现代企业制度。

三大层面推进经济改革

《南风窗》:回首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改革还有哪些不足?

厉以宁:第一个不足之处是:城乡二元体制基本上没有触动。国有企业体制和城乡二元体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两大支柱。改革开放30年来,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城乡二元体制实质上未被触动。至今只能说略有松动,主要表现为:农民可以进城务工,可以把家属带进城镇,城市中的企业可以到农村组织农民生产等等。农村承包制虽然是改革初期的重大制度创新,但它是在城乡二元体制继续存在的前提下推行的。因此,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已经成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任务。第二个不足是:国企改革需要深化,行业垄断没有破除,需要突破“玻璃门”现象。第三个不足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进展太慢。实际上根据我们国家财政的实力,可以在社会保障上做得更好。今后改革应从上述三方面来着手。当然,还应做到政府职能的切实转换,使政府成为服务者,同时要减少审批,多采用经济调节手段。

《南风窗》:在改革城乡二元体制方面,您有何建议?

厉以宁:应该允许农村承包土地使用权流转,允许农民宅基地的置换,允许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抵押。无论是农民承包的耕地人股、农民宅基地的置换,还是农民以承包地、宅基地(包括上面的房屋)作为贷款的抵押物,都需要有法律上的明确界定。既然这些都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过程中有必要及早解决的问题,完全可以先在各个改革试验区范围内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即使有些做法同现行的法律有不一致之处,或者找不到现行法律的依据,也不妨碍继续试点,只要事实证明是对的,就可以修改法律或制定新的法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我目前最关心的是贫困地区的脱贫问题,这一问题就跟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有关。

《南风窗》:未来中国改革需要在哪些方面取得突破?

厉以宁:三大层面。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当前最要紧的,我认为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同时对人民关心的教育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养老保障、住房保障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企业方面来说,企业应该尽更大的社会责任。对个人来说,应该加强信用教育,如果一个社会处在信任危机中,这个社会将没有发展前途。

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篇8

从中共“”到“十六大”,我们一再强调,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今天,这一主要矛盾本质上并未发生改变。有的国家认为中国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了。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第一,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按照世界银行和国际贫困人口标准,我国目前贫困人口的数量还相当大,人均GDP还排在世界100位左右;第二,我国的经济发展相当不平衡。比如说,我国东西部的差距逐步拉大,城乡差距还相当突出;第三,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城乡发展相当不平衡。总体来说,我国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仍然处于相对比较贫困的状态,农民仍然是我国弱势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综合多方面情况来看,我国仍然是一个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生产力发展相对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大国,经济不发达仍然是一个突出矛盾,我们仍需着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的主要矛盾目前已经不是经济发展的矛盾,我对此不大赞成。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仍然是中国长时期的主要任务,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判断。

但也应看到,社会矛盾的阶段性表现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需要研究社会矛盾的变化与政府转型有哪些内在联系。

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政府转型

大家知道,中央一再强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要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去的28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但实践中还存在单纯追求GDP增长的倾向。并且,单纯追求GDP增长所带来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突出。

1.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当前,发展严重不平衡,产业结构失衡,高增长、低就业,能源供求矛盾日益突出,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等等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相联系、同各级政府过于追求GDP增长的行为相联系。

2.政府的经济行为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1)由于缺乏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一些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盲目攀比,把发展速度和项目规模作为评价政绩的重要指标,致使投资需求膨胀愈演愈烈,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屡禁不止。

(2)由于地方财力与事权不匹配,大量地市级以下的政府基本上是“吃饭财政”,公共支出难以满足,一些地方政府产生强烈的投资冲动,争上大项目、盲目铺摊子。

(3)由于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配置过多的受到政府的行政干预,优惠政策和补贴政策泛滥,进一步推动了“招商引资热”和“开发区热”。最近几年,我国很多地方提出“政府经营城市”、“政府招商引资”等口号。“政府经营城市”的实质是什么?是政府以低成本大量征用农民土地。目前,我国失地农民达到了5000万左右,因失地导致的新增贫困农民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这将是下一步农村发展需要解决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再比如说“政府招商引资”,最近几年,在“政府经营城市”、“政府招商引资”的口号下,出现了很多扭曲的经济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而不是作为投资的主体、建设的主体。政府经营城市的做法,不符合市场发展的规律。

(4)由于垄断行业改革严重滞后,竞争不充分,政府保护和管制过多,进一步加剧了当前能源消耗和交通运输的紧张局面。

可见,加快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举措。

3.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加快市场化改革

28年来,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但是,改革的任务还相当艰巨。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同市场化改革不到位、改革在某些方面滞后有着直接的联系。

(1)要素市场化改革不到位。最近几年,我国在商品价格方面基本实现了由市场配置,但在资本、土地等要素的配置方面还存在比较严重的行政控制问题。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形成要素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并且尚未寻求到一条有效的、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市场配置资源的途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能得到充分发挥。这是我国过去反复出现宏观经济大幅波动的体制性根源。

(2)产权制度改革不到位。由于国有股“一股独大”和过分集中的产权结构并没有根本改变,大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以及垄断行业的管理体制改革进展缓慢,加之非公有经济发展的体制尚未真正解决,使得各类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的机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在产权制度改革中,我国确实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但是,要搞市场经济,就需要加快推进规范的产权制度改革。因此,必须在产权制度改革中,建立和健全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扩大垄断行业的开放性,并进一步形成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制度保障。

(3)金融体制改革不到位。*年,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有了重大进展,但金融体制改革总体上仍然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由于软约束没有完全消除,国有商业银行尚未成为有效的市场竞争的主体,盲目竞争、违规放贷、监控不力等问题还比较突出;资本市场的各种不规范行为导致股市问题增多,潜在的金融风险仍然存在。因此,下一步的改革攻坚,还需要进一步加快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加快规范发展资本市场。

4.改变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强化政府的经济性公共服务职能

“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政府职能定位,其本质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能。经济调节是调节比例关系,作好整个经济发展的规划;市场监管是要把握和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更是体现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我认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经济性公共服务;二是社会性公共服务;三是制度性公共服务。我国仍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关键时期,政府通过改革为社会提供制度性公共服务仍然十分重要。

有人提出政府不抓经济建设还叫政府吗?政府的经济利益何在?*年7月我提出政府转型,即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第一,建设的主体也好,投资的主体也好,应是企业而不是政府;第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应由市场配置而不是由行政配置;第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企业的事、社会的事、老百姓的事,政府应为经济建设创造环境、提供保障,鼓励更多的非政府主体投入到经济建设中。

改革开放之初,在市场主体尚未形成的前提下,政府直接充当经济建设和投资的主体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经过28年的改革开放,在各类市场主体初步形成的条件下,政府再继续充当投资的主体、建设的主体,就会产生一系列的扭曲行为,并由此引发各类矛盾和问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非改不可。因此,政府既要有效地发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又要逐步改变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很重要的是要准确把握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主要经济职能。我认为,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是经济性公共服务,其主要目标是要为市场主体提供经济性公共服务,创造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

概括地说,政府的经济性公共服务职能主要有五项:一是科学的中长期规划。总体看来,我国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远远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因为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到项目投资和具体的城市经营上,而不是着眼于未来发展。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与科学的发展规划和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到位直接相关;二是市场秩序维护、市场监管;三是准确的经济信息;四是有效的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五是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

因此,在发展不平衡、环境资源约束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实现可持续发展,最根本的问题是改变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以使政府有效地履行经济性公共服务职能。这样,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才会有重要的体制机制基础。

二、我国公共需求的变化与政府转型

我国面临的第二个突出矛盾,就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严重短缺的矛盾。尤其是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在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这一矛盾日益凸显,并已成为政府改革、政府建设最大的现实压力和客观需求。

1.全社会公共需求呈现全面快速增长的趋势

(1)公共需求的主体不断扩大。一是城市中低收入群体,在公共医疗、义务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需求迅速增加,并日益强烈;二是农村潜在的公共需求已开始成为现实的需求,尤其是在医疗、义务教育、养老保险等方面的需求逐步凸显。

(2)公共需求的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最近几年,在我国社会总需求中,大家对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等方面的需求,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3)公共需求的数量正在不断增长,层次在不断提高。为什么公共需求在最近几年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一是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过渡阶段,是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变的阶段。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反映了我国由初步小康向全面小康转变的客观规律。二是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8年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发展严重滞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平衡,限制了公共需求的供给,使得公共需求问题在近两年快速显现出来。

2.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已成为政府转型的主要任务

(1)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在不断增多,而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所下降。因此,中央一再提出,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与再就业应该成为政府公共服务的主要任务之一。

(2)义务教育。目前,义务教育问题已成为我国需要尽快解决的大问题。为此,中央政府下决心在近几年内全面解决义务教育问题。

(3)公共医疗。我国在公共医疗方面的矛盾和问题越来越突出。作为发展中的大国,解决公共医疗体制带有相当大的复杂性。我国公立医院的转型严重不到位,被市场化侵蚀所造成的各种扭曲行为、腐败行为时有发生。目前,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主要问题在于政府责任的缺失,使得医疗体制改革与市场化进程、公共需求变化不相适应。

(4)社会保障。世界银行*年秋季季报指出,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保持9.4%的高水平,但个人消费和政府消费增长速度不会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对大多数家庭来说,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已成为家庭负担中最主要的部分,占据了他们收入的大部分。我国目前有80%左右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基本医疗保障,城乡困难群体没有制度化的社会救助,1.4亿老年人和6000多万残疾人以及亿万妇女儿童缺乏必要的社会福利28。

(5)公共安全。生产、卫生和食品等公共安全越来越成为广大社会成员的基本公共需求。生产安全的问题已逐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现实生活中各种伪劣商品充斥市场,老百姓对劣质肉、毒米、毒面、变质牛奶和奶粉等问题深恶痛绝,食品安全已经成为一个很突出的社会问题。从SARS危机到这次的禽流感,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已成为广大老百姓、尤其是农村人口生活中越来越突出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就业与再就业、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安全方面的需求,已成为全社会成员越来越重要的基本公共需求,并且,已成为我国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变过程中政府应当履行的基本职责,由此也成为政府转型面临的主要任务。如果能解决好这个问题,一是会对扩大内需产生积极作用。我国的储蓄率为什么长期居高不下呢?因为老百姓要为自己的养老保险、为子女的教育等问题考虑。如果义务教育问题、养老保险问题能解决的比较好、能让老百姓放心,那储蓄率就会降下来,内需也就可能会随之提高。二是对提高我国的教育水平有着重要作用。在教育水平得不到提高的情况下,要想发展创新型国家是很困难的。我认为,基本公共产品的供给,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十一五”期间,如果在基本公共产品供给方面能基本到位,则能有效缓解逐步拉大的贫富差距。

3.适应公共需求变化,要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从社会矛盾的变化来看,在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还需要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体制。公共服务的主体是政府,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一是要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二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三是要适当引入竞争机制。因此,应当把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作为“十一五”时期政府转型的重点。

第一,要建立中央、地方的公共服务分工体制。我国自1993年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基本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在财力向上集中的同时,职能和责任并未相应调整。目前,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只有建立严格的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分工体制,才能建立中央对地方严格的公共服务问责制。

第二,要加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一是要明显提高财政支出中公共服务支出的比重;二是要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地区间公共支出的基本均等化;三是要逐步实现财政预算和管理的透明化、制度化。

第三,在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方面有重要突破。我国已实现了城乡税制的统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展望“十一五”,如果我们能够在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方面有实质性进展,将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起到重大作用。

三、“十一五”时期的改革攻坚与政府转型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十一五”规划和*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又明确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十一五”改革的四大重点之一。为什么要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改革攻坚的重点?

第一,现阶段,我国改革在某些方面的不到位与政府转型滞后直接相关。政府转型不到位,那么要素市场化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垄断行业改革等等,是很难到位的。

第二,改革在具体实践中的走形变样,同政府转型直接相关。最近几年,老百姓对改革不满是有原因的。这不是改革本身有问题,而是改革在实际进行中出现了扭曲。针对改革实践中的走形变样,需要建立高层次的改革协调机构。在目前部门利益比较突出的情况下,不应把改革的具体任务分到各部门。应强化部门的改革责任,实行中央对改革的统一领导和协调,统筹某些重大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篇9

国有经济布局如何调整

党的十五大提出“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在宏观层面,国有经济要在整体布局上有进有退,需要对不同类型、不同水平的企业进行具体的分类管理,这是国企改革的基础和症结之所在。事实证明,国企在哪些经济领域存在的比例越大,这些领域的竞争性和活力就越差。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尽管国有企业在竞争性经济领域已大大缩短了战线,但在国民经济中的整体比例仍然很大。这自然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充分竞争市场经济的建设。

中国的国有企业80%以上分布于金融、航空航天、基建、电信等领域。国企在众多领域的垄断地位,一方面导致了效率低下、管理僵化、寻租空间广阔等诸多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与建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相违背的。

当前有些人还在争论国企应不应该从竞争性经济领域退出的问题。其实,国有经济力量从竞争性经济领域完全退出是一种必然的趋势。现在已经不是国企应不应该退出的问题了,而是如何退出的问题。中共决策层的一系列会议和决策已经说明,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重点就是退出竞争性经济领域,需要考虑的只是退出的具体途径和方式而已。

混合所有制改革带来的变化

推动混合所有制是全面推进国企改革的一个突破口。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在国有资本仍掌握控股地位的情况下,国有企业中的民营经济力量难以发挥自身优势。

近几年来,政府一直在推动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过程中,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担心国有资产流失,民营企业家担心在混合之后资产被套牢,失去自并给自己带来损失,一些民营企业本来就势单力薄,更担心资产如一滴水珠流入大海,完全失去控制能力。

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篇10

中共十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的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改革开放。这就把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讲得很清楚了,人们期待十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有一个新的起点。

最近在广东考察时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副总理也在最近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他提醒与会者,十报告首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两个目标并列相提。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前面,又增加了一个“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说明发展方式转变与改革开放密不可分。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改革重心长期聚焦在经济发展领域,思想解放的深度还没有更有力地触及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内因和政治体制中去,毫无经验可循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也难免存在一些疏漏和问题。改革发展中碰到一些问题,不能认为是改革造成的,实际上是因为改革不到位,解决这些问题还得靠改革。现在有些声音把一些社会矛盾归咎于市场经济改革。在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这个历史背景下,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是必然的。现实中的诸多矛盾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所谓的市场机制“缺陷”。“权钱交易”和公共领域的“缺失”恰恰是市场经济不成熟的表现,是市场“边界”不清的结果,不能作为指责市场经济或市场机制的依据。

有人认为,之前我们的发展压倒了改革,这我不赞同。问题的实质是发展跟改革的关系要处理好,发展要通过改革来促进,但过去往往重发展轻改革。今后要真正地通过改革来促进发展,通过改革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改革来促进结构调整,把发展与改革互动和相互促进的关系进一步处理好。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就是当前中国社会最为集中的共同期待,也是最大的改革共识。

警惕思想因素与利益因素合流制约改革推进

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成功走过“目标探索”和“框架构建”阶段,目前正处于“体制完善”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入、对市场经济认识的不断深入而不断完善。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具体说,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下实行市场经济,也就是说要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因此,市场经济的规律,如价值规律等必须遵循,不能因为中国特色就不遵循这些规律。

现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容易改的改了,不容易改的还没改,所以改革的难度之大、任务之艰巨是空前的,不能以为有了“中国模式”就行了,就不要改革了,那是不行的。30年前我们提出“解放思想”,时至今日,已经像口号一样司空见惯,很多人可能会说,在“思想”已经如此“解放”的今天,“思想因素”还会制约改革的推进吗?我认为“思想因素”的问题还是存在的,到今天还没有彻底解决,有人还在用旧眼光看待改革、看待发展。经济上的具体政策可以调整,但思想上的认识错误则会带来更大危害。我们要取得共识,要排除各种干扰和体制,回归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三十年的改革过程,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产生新的利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经济领域的单兵突进,导致利益分配严重不均衡,从而形成了如今的既得利益格局。今天的改革,就是要打破这种垄断,打破这种不公平、不可持续的利益格局,所以被触动利益的既得利益者必然会阻碍改革前行。

推进改革出现困难,一个是思想因素,一个是利益因素。更值得警惕的,就是思想因素与利益因素的交错合流。就经济改革而言,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就要打破深层次的思想禁锢,消除既得利益者对改革的干扰。同时,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切断既得利益格局自我繁殖的链条。

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构建时,虽然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明确的,但由于当时国内外的复杂状况,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不可避免地采取了一些权宜之计。这些措施和政策确保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并保障了社会的稳定,但也产生了新的矛盾和隐患。随着改革的发展,小问题逐渐尾大不掉,并且形成既得利益群体,影响到政策和制度的纠偏,妨碍了改革的深入和完善。

十六大以来的经济体制完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这些弊病进行改革,新老两个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三十六条》彰显了执政者的努力。但是经济政策的强大惯性和2008年之前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表象,让本来就阻力较大的改革攻坚缺乏强大动力,贫富差距、收入分配、环境保护等问题仍相当突出,各条各块的各种改革措施缺乏统一协调。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仍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大任务。

具体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身的完善还需要在打破垄断和深化价格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深化财税体制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深化农村综合改革上取得新突破。与此同时,应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尽快完善改革的协调机制。推进这些改革,不能单兵突进,必须全面协调总体推进,但更需要取得重点突破。不能只选择相对容易的改革,把难度大的改革继续往后拖。需要有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攻坚。

需要注意的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能单纯地就市场经济论改革。从生产关系变革要与生产力相适应这方面看,市场经济改革是以经济领域为基础,涵盖经济社会乃至行政领域的系统工程。市场本身的运行机制是第一块基石,基于市场之上的社会结构及其体制是第二块基石,然后是适应市场经济发育的政府体制,再然后是执政方式。社会体制、政府体制、执政方式的变革都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最基础制度设计的内在要求。

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将不仅仅局限于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完善,还应该包括民主、法制这些上层建筑层面体制的完善,这些配套机制的完善也是广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的内容。从目前的情况看,行政管理体制、司法运行机制等与政治体制改革相关的改革进程,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还有差距,影响和制约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