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学理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际政治学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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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铸造出鲜明的国家特色

所谓的中国特色就是中国化，要符合中国实际的国情，认准世界形势和中国国情的最佳汇合点。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认清楚国情以及判断世界形势这两者之间联系紧密，不可分割。中国和世界共同处于一个时代，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所以，应该好好利用这一良好的战略机遇。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与世界相类似，主要任务也一致。当今世界，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国家都有着共同的利益基础，即便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也存在着某方面的共同利益。正是这些汇合点，虽然不完全精确，但是至少能够成为铸造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中国特色源泉，一定不容忽视。

二、确定权利政治的新视角

中国国际政治学的理论建设要以权力为主线，所以，应该全面赋予权利新的科学内涵。权利，以人的需求为根本，从人的需要为基本出发点，全面为人的发展服务，同时还能够发挥人的集体作用。这是国际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更是国际政治运作的必由之路。以人为本就是要让中国国际政治沿着和平、发展、共赢、合作的道路，逐步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积极处理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从而促进国家的繁荣昌盛和人民的幸福健康发展。以人为本是一个总的原则要求，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分层次、分领域逐步进行。不能够一蹴而就，急于求成。

三、构建中国化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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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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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传播学 微信

【基金项目】本文为山东省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重大课题（项目编号：15SAQ001）及山东大学（威海）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重点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1-0253-02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已成为大学生最主要的信息获取渠道，并对当代大学生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据《2014年新媒体蓝皮书》数据显示，目前，微信用户已达6亿，其中使用率最高的为24岁以下的青少年，占比33.7%。在微信平台上，已开通的公众账号超过 200万个，其中经认证的公众账号超过5万个，而政务微信公众账号总数超过3000个。高校官方微信平台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如何利用微信这种新媒体切实有效的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目前面临的重大课题。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传播，因此，在教育的过程中吸收运用传播学的理论，遵循传播的基本规律来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十分必要的[1]。传播学的“使用与满足”（the uses and gratifications-approach）理论认为受众是主动的，受众对媒介的使用是有选择的，其目的是为了得到需求的满足[2]。微信公众平台主要传播特点是传播符号的多元化和受众参与的主动化两个方面。这说明“使用与满足”理论研究微信用户的需求及行为习惯是合适的。同时，我们针对大学生对官方微信平台微信内容的阅读行为进行了分析，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实证性研究，根据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用户在外部因素的刺激下，会对媒介产生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和感知娱乐性，进而影响用户的使用意愿和使用行为。

一、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视角下高校大学生对官方微信的使用需求分析

研究大学生群体对微信公众平台这种自媒体的需求和使用偏好对于高校官方微信运营者而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李晶晶、李浩、何渔阳曾经调查研究大学生对微信这一新媒体工具的“使用与满足”情况，但是至今还缺乏对高校官方微信平台进行专门的“使用与满足”情况调查。

本次调研采用分层抽样方式，于2014年11月向山东大学（威海）不同年级和专业学生随机发放问卷687份，回收687份，有效回收率为100%。调查显示：男生占43.70%，女生占56.30%;低年级占75.66%，高年级占24.34%;学生干部占52.49%，非学生干部占47.51%;文科类占66.08%，理工类占33.92%。

调查发现， 69.00%的学生希望在学校的官方微信上看到重要通知、活动预告;53.86%的学生希望看到校园新闻;53.57%和47.16%的学生分别希望官微能提供学习服务和生活服务;其次是就业信息、志愿服务信息、学校科研创业政策、学生意见反馈和时事热点解读;只有4.37%的学生希望通过学校官微看到党的最新理论政策。

二、基于技术接受模型下大学生对官方微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接受度的实证研究

为研究大学生对官方微信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接受度，本研究调取该校官方微信平台2014年10月-2015年1月份4个月的运营数据，对不同的微信内容进行分类，截取数据包括阅读量、转发量、点赞量。这三个月用户数在4500人左右，可以认为该时间段用户群体是固定的。

（一）研究假设

我们将微信用户的阅读行为套用技术接受模型并建立微信用户阅读行为模型，在此模型里感知有用性和感知娱乐性与微信内容及微信标题有关，而感知易用性与微信格式有关。这三个因素会促使用户产生是否阅读的行为，而转发行为又会对阅读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见图1）。

图1 用户阅读行为模型

我们对4个月内运营平台发送的69条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微信进行数据整理分析，并对理论模型进行论证，根据之前的微信用户使用习惯调查基础，做出以下假设：

H1：微信的格式显著正影响阅读量;

H2：微信的标题显著正影响阅读量;

H3：微信的内容显著正影响阅读量;

H4：微信的内容显著正影响转发量;

H5：微信的内容显著正影响点赞量;

H6：点赞率与用户满意度呈正相关。

（二）实证分析

采用两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Mann-Whitney U 秩和检验），逐一验证假设是否成立。由结果可知，微信的格式对阅读量没有显著影响，由此推断感知易用性这一变量对阅读量没有显著影响，微信的标题对阅读量有显著影响，微信的内容对阅读量有极显著影响，对转发量和点赞量也有显著影响，由此可知，感知有用性和感知娱乐性是影响点击阅读的主要因素。经过修正之后的用户阅读行为模型见图2。

通过对点赞率和用户满意度两个变量的Spearman相关分析得出，两个变量有显著地正相关关系（Spearman correlation：0.371**，P值：0.005）。

图2 修正之后的用户阅读行为模型

三、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1.大学生对学校官方微信的使用动机主要是获取校园新闻、通知及服务信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并不是关注官方微信的主要动机。

2.实证研究证明微信的内容、标题会显著影响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阅读量、转发量、点赞量，活泼有吸引力的标题，具有原创性的图文消息更受学生的欢迎。

3.在不受权威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下，点赞率可以作为衡量学生对微信内容满意度的一个量化标准。

（二）建议

高校官方微信平台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我们的研究结论对于高校微信运营者更好地运用传播学理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具有参考价值。

1.转变管理者教育观念。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关注度较低，甚至有“逆反”心理，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该不断加强自我媒介素养，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时代元素。方可牢牢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加强思政教育的实效性。

2.了解学生需求，维护学生权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长期实践表明，解决实际需求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起点，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同时也符合“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基本观点。因此，要想使学生更乐意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就必须首先解决学生的实际需求，微信运营者要采取思想教育与服务学生相结合的方式才能提高学生对微信平台的认可度，从而使学生能以积极的态度面对思想政治教育。

3.用学生乐于接受的语言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本研究表明，原本枯燥说教的思想政治教育如果改用学生乐于接受的网络语言进行传播，效果会有显著改观，而结合学生时下关注的社会热点和兴趣，把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有机融入则会达到“润物细无声”的良好效果。

参考文献：

[1]徐峰. 使用与满足”理论视域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路径探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3（3）：112-115.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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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采取了上述理论预设,博弈分析范式使人们能够在一个更微观、更精细的层次上来解析个体与整体、行动与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较好地回避了社会科学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二分带来的紧张与对立,能够更好地理解和阐释各类社会政治现象。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将其对社会科学的意义与微积分对经典力学与物理学的意义相提并论。〔8〕迈尔森更大胆地宣称:“非合作博弈论实际上实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统一,纳什均衡概念的提出是20世纪可与DNA双螺旋结构的生物学发现相媲美的理论贡献。”〔9〕金蒂斯虽然十分清楚博弈分析范式的弱点,但还是禁不住雄心勃勃地试图以之为一般分析框架来统一整个行为科学,因为在他看来,“博弈论对于理解各种生命形式尤其是人类变化过程具有核心作用”,并且,“忽视博弈论对一个学科来说是一件糟糕的事情。”〔10〕一旦人们将博弈分析范式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就有可能产生如下几项比较优势:其一,由于它的理论预设具有相当大的一般性、包容性和广涵性,凡研究者认为是理性个体(人、生物、计算机)之间策略互动的现象都可以置于博弈分析范式的框架之内加以探究;其二,通过将微观个体行为与宏观社会实在置于互动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和阐释,人们能够更好地化解个体与整体、行动与结构的二分与循环论证问题,在为组织、制度、历史、文化等宏观社会实在提供微观行为基础的同时也为理解后者赖以发生的各种约束和条件提供宏观的语境和背景;其三,通过对博弈情势进行数理建模,研究者可以对博弈各方所处物理环境、信息分布、主观信念、行动策略以及支付(收益)进行直观描述,从而对问题有更准确的把握;其四,由于大量使用数学语言,博弈分析范式为学术对话和交流提供了清晰、精确的形式化语言系统,为检验各种认识在逻辑上是否一致提供了一个基础,使研究者能够根据数学模型自结论回溯至假设,以便理解导致特定结论的假设条件。〔11〕其五,运用博弈分析范式进行研究,有助于研究者提出一系列量化的可检验的理论命题,以便人们根据经验事实对这些理论命题进行证实或证伪。

    二、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与理论成果

    (一)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涵义

    我们知道,政治学研究始终具有海纳百川、包容并蓄的理论传统,十分注意借鉴、吸收、运用和发展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与理论成果。博弈分析范式也不例外,倘若政治学者接受它的理论预设,认为社会政治实在是有理性个人间策略互动的产物,就能够将其应用于政治学研究,使它的上述特点和优势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得到充分体现。需要说明的是,在国外学术话语体系中,人们通常将博弈论看成是理性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2〕,或者干脆等同于理性选择理论本身,并不严格区分理性选择理论与博弈论这两个概念,也很少使用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提法。然而,国外学者所说的理性选择理论绝大多数情况下实际指的就是以博弈论为核心组成部分或者说博弈论化了的“升级版”的理性选择理论。鉴于国内外学术话语体系的差异,对二者做一概念上的区分,将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从理性选择政治学研究中抽取出来做一相对独立的系统梳理与评析,仍然不乏积极意义。这样,一则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凸显出二者之间既相联系又相区别、既继承又发展的事实,二则也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国外政治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更重要的还在于,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用语比理性选择政治学研究的用语能够更全面准确地传递出其作为一种主体间、理性主义与建构论式政治学研究的真实意涵和内在精神。另一方面,随着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化、分化与杂化”和跨学科、跨子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日益发展〔13〕,政治学研究这一概念的涵义与指称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很难严格界定。宽泛地讲,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概念至少可以包含两层涵义:一是指政治学者所从事的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二是指具有其他学科背景的学者针对传统政治学理论议题所做的博弈分析。本文主要采用第一层涵义,即政治学者运用博弈分析范式的理论预设、研究方法、数理模型而进行的政治学研究。这样,一来可以将本文限定在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之内,二来也能够将公共物品供应、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群体合作、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与道德习俗演化等跨学科研究议题纳入视野,以真实反映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发展现状。

    (二)三个发展阶段以及各阶段代表人物与理论成果

    毋庸置疑,博弈分析范式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在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推动了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形成与发展。然而,这一过程并非是一个政治学研究从属于或单向接受博弈分析范式的过程,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有其自身发展的脉络和逻辑,对博弈分析范式的丰富与完善也作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贡献,因而有必要加以单独讨论。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这一过程大致划分为试探期、成型期和常规科学发展期三个阶段并侧重对各个阶段的发展水平、代表人物与理论成果进行扼要评析。

    1.试探期

    《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出版以后,着名政治学者多伊奇(K.Deutsch)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理论动向,对其应用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可能性予以肯定:“在一定范围内,该方法与一些政治学理论问题的相关性是显而易见的。”〔14〕经济学家赫维茨(L.Hurwicz)也认为:“两位作者用以处理经济问题的方法具有充分的一般性,因而适用于政治学、社会学甚至军事战略学。”〔15〕他们的乐观预测很快得到验证。进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里克尔(W.Riker)、谢林(T.Schell-ing)、罗尔斯(J.Rawls)、诺齐克(R.Nozick)、谢普斯尔(K.Shepsle)、奥德舒克(P.Orde-shook)、奥唐耐(G.O’Donnell)等人开始试探性地应用博弈论的概念、方法和模型对政治联盟、组织行为、策略投票、议会过程、国际谈判、军控与核扩散、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政治发展与民主转型等理论议题展开研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也随之崭露头角。里克尔1962年出版的《政治联盟理论》被公认为经典之作。〔16〕里克尔在书中提出了“社会法则是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这样一个在当时还显得比较大胆和超前的命题〔17〕,并运用“核”(core)这一合作博弈论的重要概念提出了着名的最小获胜联盟理论,在政治联盟、组织行为、议会过程等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政治理论家谢林不但首开先河将博弈论应用于国际谈判、军事冲突、军控与核扩散等问题的研究,还提出了“聚点”(focalpoint)均衡和“可信承诺”(crediblecommitment)的重要思想,对博弈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并因此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18〕比较政治学者奥唐耐通过分析阿根廷各党派之间的联盟与博弈对该国政治发展的影响而将博弈论引入比较政治发展研究〔19〕,带动了后续民主转型研究的分析范式转型。博弈论对罗尔斯、诺齐克等人的政治哲学研究也产生了直接而有力的影响。在构建公平正义学说时,最大最小法则(maximinrule)这一严格竞争博弈(零和博弈)的纳什均衡决策法则是罗尔斯推演差别原则的关键,也是人们批评差别原则的一个重要切入点。〔20〕此外,我们看到,罗尔斯从卢斯和雷法合着的《博弈与决策》以及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在《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中加以明晰化的冯?诺伊曼—摩根斯坦期望效用理论中获益匪浅。〔21〕罗尔斯本人也承认:“正义论也许是理性选择理论最重要的部分之一”。〔22〕诺齐克对博弈论的运用就更为明显和彻底。在论证最小国家理论时,诺齐克依据的正是囚徒困境这一经典博弈模型。〔23〕有意思的是,罗尔斯等人对理性选择和博弈论的运用将传统的社会契约论改造为精致的道德几何学论证体系,引发了大量的后续研究,形成一个庞大的所谓的“罗尔斯产业”〔24〕,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复兴与繁荣。总体上看,由于博弈分析范式自身还不十分成熟以及政治学者对其还普遍比较陌生,因此从人数、成果数量和理论影响等几个方面看,该阶段还属于少数政治学者试探性地从事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早期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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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践来看，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方法中教师仅仅传授知识角色不同的是，教师于教学中扮演着教学设计者和激励者的角色，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该方法受到推崇，尤其是1986年美国卡内基小组在一份名为“准备就绪的国家：二十一世纪的教师”的报告书中，特别肯定该方法中教师对于培育课程的价值，并认为效果相当有效，而国内19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对该方法进行探究并加以应用。将案例教学引入国际政治学的教学，是一种新的尝试。目的是增强教学中的互动，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培养表达、沟通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国际政治学概论课依托国际政治学的特色及其独特的研究内容、方法及对象，成为众多政治学科的后起之秀。该课程与众多学科联系紧密，其逻辑结构是“国际政治行为主体”——“国际政治的体系”——“国际政治的基本动力”——“国际政治的主要形式”——“国际政治的外部环境”，而要阐述其中的规律和一般性原则，必须运用大量案例，否则理论就是空洞的。因而该课程引入案例教学法具有必要性。首先是国际政治学概论课课程特征的要求。国际政治学的学科具有鲜明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理论性、现实性和跨学科性。理论性方面，国际政治学理论不仅历史久远，而且历久弥新。源于亚里士多德、格劳秀斯以及康德等名家的国际政治思想源远流长。20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理论先后经历了道德与权力、传统与科学、权利与制度以及制度与文化等四次学理论争，并在争论中不断获得发展。现实性方面，理论的产生总是源于现实需要。国际形势的变化一方面呼唤理论的指引，另一方面也为国际政治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跨学科性方面，如前文所述，该学科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不仅与国际战略学、外交学联系紧密，也与历史学、法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众多文史类学科颇有渊源。这些特征要求教学方法灵活、生动，才能产生良好引导。其次是教学方法发展的必然趋势。传统上，教学中的角色定位为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配合为辅。教学过程中，课程往往以概念讲解为起点，基本按照内涵、外延、特征和地位等顺序逐次展开。这样的教学方法优势在于教师很容易完成教学任务，但是劣势也很明显，对学生而言，积极性却难以的到有效调动，因而，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并进行知识系统架构的目的并有实现，在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这样的方法愈加显得陈旧。从教学过程来看，科学的教与学的作用应该是，“教为主导，学为主体”，意在“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主体作用相结合”。无论是中学教学，还是本科教学，这些结合愈来愈明显。相较而言，案例教学法在处理这种结合作用时具有明显的优势，不仅重视学生的主体性，而且重视现代教学技术的应用下教与学的互动等。可见，从学科特征和教学方法主客观两方面来看，国际政治学概论课教学中应用案例教学法都存在必要性。

二、国际政治学概论课应用案例教学法的可行性

案例教学法与国际政治学概论课教学的结合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也存在可行性。一是案例教学法的优势提供了方法基础。如前所述，国际政治学概论课课程逻辑严密，并且理论性强，因此教学上要求通过积极有益的调动来培养学生良好的分析综合能力。而改革开放后渐渐流入我国的案例教学法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和直观性。具体来看，其关联性表现为注重从案例中分析理论的产生和应用等，有利于构建全面的知识体系，加强理论的基础学习；而直观性表现为将理论通过现实案例表现出来，有助于启迪学生积极思维，培养分析与综合能力。二是国际政治专业的特点提供了案例教学法应用的专业基础。基于国际政治学学科基础上设立的国际政治学概论课课程无疑同样具有理论性、现实性和跨学科性的特点，案例教学法要求所适用的课程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深刻的现实性以及具有综合性的知识网络，这些要求都能从专业的特点中的到满足。理论方面，不仅存在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主流学派和女权主义等众多流派的交锋，而且与众多学科存在联系；现实方面，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局势变化多端，因而，对此研究表现出紧迫性；跨学科方面，该学科具有较强的包容能力，一方面表现为对学科理论的包容性，如历史学、法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的包容对于国际政治学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表现为现实的包容性，需将国内外形势变化及学科研究相结合。这些特点体现了该专业深厚的底蕴，能够为该方面的应用提供专业基础。三是教学中的互动为该应用提供了融洽的氛围。案例教学法应用过程中的互动相当重要。总结来看，互动又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的互动，即教师与学生的互动，避免单纯填鸭式教授与被填鸭式学习。该课程主要针对本科生群体。从群体知识和能力结构来看，他们已具有了较丰富的基础知识，以及一定层次的科研能力，并且主观上研究兴趣浓烈而且持久。因此，能主动与教师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且往往能进行深层次的探讨。无疑，能够成为案例教学法的应用提供主体。二是物的互动，即运用教学手段将材料与知识点的联系结合起来，避免教学过程中知识点的单一罗列与材料的简单描述。三是人与物的互动，即在物的硬件基础上，师生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开展教学活动。通过以上方面的结合，达到教与学的最佳状态。四是先进教学手段的运用为该方法的应用提供了物质基础。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学工具主要为课本、讲义、黑板和粉笔。随着现代技术不断发展，更多新颖技术应用到教学中来，如多媒体，网络和操作软件Powerpoint、Photoshop等，由此，单一的传统教学模式下的手段发展为现代技术条件下的网络多媒体教学。相较而言，后者更为案例教学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现代信息技术支持下，学习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一是应用技术来改善教学，如网络的联通可以是国际时事与课堂紧密联系，多媒体能够以更为立体的方式展现历史等；二是网络，如校园网、大量教学数据库等亦应用于教学，能够提供大量的资料和数据支持。可见，先进教学手段能为该应用提供很好的物质基础。

三、案例教学法在国际政治学概论课教学中的应用

国际政治专业教学呼唤案例教学法的应用，而且该方法的应用也具有极大的可行性。以下分别从内容、手段和形式上探讨如何应用。

1.教学内容上，结合国际政治专业的特点，使教学更趋深刻。该课程理论性强，因此，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引入各大理论，而且要在对西方主流理论的引入的基础上，对国际形势进行分析，并争取特色创新，尤其在中国特色方面下功夫。因此，教学中应注重教学内容的优化。其最优化的步骤可以经过以下努力：教学内容符合教学任务；找出最主要、核心的任务；协调各学科的联系；内容符合于教学时间规定；为不同的学生准备各种区别选择。如前文所述，20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理论经历了四次论争。如果与具体的国际环境相结合，设置案例进行讲解，尤其注意选择能突出理论关键点理解的材料，并注意层次上的引导，则有助于学生加深理解。以民族主义为例，民族主义起源于19世纪，伴随着资本主义与神权和封建主义的斗争而不断发展，并在不同历史时期起到不同的作用。根据教学内容优化步骤的要求，教学前可做好如下准备。首先，确定教学任务为讲授“民族主义”，并主要是结合材料进行分析。并围绕以下问题展开，问题一：什么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有哪些表现？问题二：当代民族主义在发展中国家泛滥的原因；问题三：民族主义与战争的关系。其次，内容上，根据课程安排（时长为两课时）来进行设定，按照导入功能、分析功能和结论功能的层次循序渐进安排教学材料。比如，根据需要，“民族主义”可以安排以下材料。材料一：巴以问题的由来。简要列举从犹太国的历史、二战的争议到中东战争，以提供思考的历史背景。材料二：巴以问题解决的几个阶段。材料三：巴以问题解决的障碍，此材料为分析性材料。以上三则材料展示后，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可以提供结论性材料，即材料四：学术界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的定论，如埃沃拉认为民族主义在7种情况下可能引发战争等。再次，以上材料一一展示后，教师可根据讨论情况进行总结，知识点的讲授可以告一段落。在教学过程中有几个方面应当引起注意：一是课堂引导与课后思考相结合。引用的案例往往信息量大，分析只是引用了其中一小部分信息量，因此，可以课后交流的方式，如深度思考问题等，以推进探究程度。二是课堂上应启发学生将了解资料和理顺思维相结合。这也与案例信息量大有关。因此，讨论时，应及时控制主题的进程，以不断深入的问题加以跟进，而不至于讨论白云跑马，无果而终。三是材料描述与理论提炼相结合。材料往往是对事实的描述，与抽象的理论有一定距离。因此，应当及时引导从具体到抽象的升华。

2.教学手段上，结合网络多媒体技术，使教学更趋生动。在教育教学中，知识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国际政治学概论课课程的教学要求将大量的理论、史实资料以及国家文化特色相结合，单纯的口授笔传难以全面将这些庞杂的内容有效呈现。相比之下，案例教学法更有优势，不仅可以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并通过设置情境来教学，将知识点或者理论论争得以立体展现，从而生动的还原知识内涵，而且可以借用多媒体等先进教学手段，通过视频等影音资料展现案例的现实性，更可借助网络技术，收集到丰富的资料，大大提高教学效率。比如，在国际政治的基本形式一章中涉及外交时，可以在课堂上播放有关外交的视频。观影后，就设计的问题，如“影响外交决策的因素”组织进行讨论，可以极大激发学生的兴趣，并培养思维能力。需要注意的是，网络仅是教学的环境下的一个组成部分，教师实施教学时，不仅要依托传统课堂的平台，更要提升运用技术对学习进行检测、管理和指导能力。因此，教师不仅应不断提高驾驭课堂（包括课前、课中和课后）的能力，而且在具体技能上，应提高熟悉资料数据库的运用，网络信息的收集以及多媒体设备的运用技巧。

3.教学形式上，结合课程需要以及师生间的知识结构，通过建立学习小组，开展讨论或进行辩论等，使教学更具启发性。传统教学上，主要以教师口述笔授来进行讲解，但在案例教学法中，可以不拘泥于“讲授”这一单一形式。在该教学法中，学生将起到主体作用，教师以引导和辅导的角色来主导教学过程。因此，可以根据课程特点以及知识基础，在学生中建立学习小组，组织讨论或辩论的启发式形式进行教学。学习小组的设立不仅缓解教师的课堂压力，而且能够启发学生思考，培养学生自学能力。以该课程第五章“国际政治的法律规范与国际机制”教学为例，可以将课程中的“民族自决原则”作为案例教学的重点之一，内容上结合冷战后两个著名的案例，即科索沃独立与车臣民族分离主义进行教学，而形式上，组织学生分组进行“高于人权”“人权高于”的主题辩论。关于和人权的地位，中西方学者以至政界皆有不同的论述，总结起来可归纳为两种观点“高于人权”和“人权高于”。根据现有的研究情况，可以发现，两个表述皆有理论和事实论据来支持，也都有不足之处。因此，可以在课堂上采取辩论的形式。学生在准备辩论的过程中，将会充分收集两种观点的支撑材料，并进行分析，因此，不仅为课堂节约了讲授观点的时间，而且也很好的调动乐学习的积极性。对于辩论这种灵活的形式而言，教师的点评显得尤为重要。好的点评能够让课堂在灵活的形式之余锦上添花，拔高思想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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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理工大学研究生院的专业有：

哲学、应用经济学、金融、国际商务硕士、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社会学、社会学、人口学、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理论、法律、社会工作、社会工作硕士、高等教育学、体育人文社会学、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设计艺术学、翻译、数学、物理学、理论物理、原子与分子物理、光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精细合成化学与分子工程、海洋生物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统计学、心理学、力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工程、固体力学、工商管理硕士、公共管理硕士、社会工作硕士。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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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民主；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英国学派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2-0106-03

在国际政治学中，“民主”仍然是一个新课题，但随着实践中国际间交往的大发展，国际民主的诉求日渐高涨。理论上，各主流学派对国际民主少有论证，但我们却不难发现其对国际民主“潜藏”的态度、诉求与“价值偏好”。本文旨在对国际民主进行学理层面的探讨，并不着重研究实践中的所谓“程序民主”问题。事实上，由于缺乏统一的上位，相对完善的程序层面的国际民主还很不成熟，它更多的是以民主价值“片段”的形式渗透在具体的国际事务和交往中。因此，本文将国际民主定义为一系列符合民主基本规范的价值原则，是一种“社会事实”或“社会存在”。相较于国内民主，国际民主的内涵与外延都更加丰富、宽泛。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个人都是国际民主的价值载体，的独立与平等、国家间的合作与妥协、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和协调以及人的基本权利等都可以看作是国际民主的价值体现。

一、自由主义逻辑与国际民主

国际政治学发轫于自由主义，但其最兴盛的学派是现实主义。尽管越来越受到挑战，但可以说直到今天，现实主义依然保有其“超主流学派”的地位。对人性的悲观、对权力的争夺、对相对利益的追逐、历史的循环论判断是现实主义坚硬的理论内核。分析其理论逻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现实主义否认国际民主的存在。作为“超主流学派”的现实主义是国际政治理论中、特别是现实中的主导话语，以至于在英语国家中流行“权力政治乃口语中的国际政治”的说法。[1]但要更全面理解国际政治、更准确地研究国际民主问题，我们还需要看看硬币的另一面。

与现实主义不同，自由主义对国际民主持乐观的态度，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及其中各主要派别的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

和平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国际民主的基本前提，可以说自由主义对国际和平以及对国际体系持续进步性的信心从来没有动摇过，相互依赖自由主义、制度自由主义、共和自由主义从不同的角度（经济、制度、政体）进行研究，对于国际和平得出了殊途同归的结论。实际上，各派别在理论上对国际民主问题也都给出了自己的证明，只不过没有明确提及而已。相互依赖理论对权力（非对称相互依赖产生权力）的重新发现，使人们能够重新认识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关系，小国（在某种情况下）亦可以形成对大国的权力优势，大国与小国之间在获得权力优势的机会上的相对平等得到了初步证明。全球化时代，“复合相互依赖”模型的提出更是全面否定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说明了在存在多元行为主体的世界中，经济等“低级政治”领域的国际互动越来越重要，军事的作用正在不断地减弱，各种非行为主体（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的治理作用日益凸显，世界事务中，更加广泛的参与和协调成为可能。“复合相互依赖”进一步弱化了现实主义权力、等级的话语，彰显了国际民主中平等、协调、参与的重要意义。[2]制度自由主义发现了无政府体系中的“市场失灵”现象，国家之间无法达成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并非由于现实主义所谓的国家对相对收益的计较和对权力的欲望。而国际制度能够帮助国家解决这种由于信息缺失造成的困境，使各国之间互动的交易成本降低，让国际合作成为可能。相互联结的制度网络能够有效地制约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犯规行为”，实际上起到了保障中小国家权利的作用。共和自由主义最直接地探讨了民主问题，民主和平论集中地代表了其理论研究成果。尽管民主和平论着重于讨论国内民主体制与国际和平的问题，但其对民主的信仰、对民主价值的阐释却同样适用于国际领域。民主和平研究存在三个分析层次：单向国家层次（monadic）、双向互动层次（dyadic）和国际体系层次（systemic）。单向国家层次主要研究民主政体是否更具有和平性质；双向互动层次主要专注于文化层面的研究，认为民主国家比专制国家更容易满足现状；国际体系层次的研究是最新的发展，理论逻辑尚不清晰，但全球层次的民主与体系冲突之间的关系是其研究的基本问题。[3]虽然民主和平论是关于民主政体与国际和平之间关系的还原主义研究，但它认为国家内部民主的政治文化、行事原则、思考逻辑会不断地渗透到体系层次中去，并通过国家之间的交往不断地内化于其中。

另外，自由主义开始逐步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国际机制之所以改变，不是因为国家所宣称的客观利益发生了转移，或是由于权力分配的更动，亦非政府面临的制度化条件发生了改变，而是由于人们利益观念的改变——即由于行为者的学习所造成的。”[4]通过“学习”，国家能够对协调、合作等国际民主价值形成比较明确的认知，营造更加浓厚的国际民主环境。然而，自由主义所说的“学习”只是温特所谓的“简单的因果作用”。要发现国际社会的变化，更全面地看待国际民主的现在与未来，我们还需要建构主义的帮忙。

二、建构主义逻辑与国际民主

在建构主义的理论中，“观念”具有第一性，这样，“人”的位置就被极大地凸显了出来。在有人生存的世界上，不仅物质层面深深地印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而且整个世界也因人的存在而有“意义”，这并不是否定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但是，如果形容物质世界是一张“黑白素描画”的话，那么，正是观念、文化为它涂上了“油彩”。在温特的主流建构主义理论中，“国家也是人”，诸个人的共有知识或者说文化再造了国家作为“法人”或“团体自我”的观念，因此，国家某种意义上也带有身份、利益、意图等人的特征。[5]在建构主义的世界中，人和国家不再是主流理论（理性主义主流理论）所描述的物质的傀儡，而是自己行为的主人；物欲“横行”的世界是决定论意义的，而观念的意义是给人们带来了变革的希望。现实主义看不到变化的可能，它认为“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这样，现实主义研究的就不再是真实的“规律”，而是在推导一套“应然”的结论。温特在说明“我们今天认为是国际政治‘常识’的内容”时写道：“某种类型的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导行为体，这些行为体是利己的个体，因此国际体系部分地是一个自助体系；但是国家也相互承认，所以国家之间是竞争对手，不是敌人，国家有维持现状的趋向，这使他们约束自己的行为，在受到外来威胁时寻求合作，因此体系部分地也是一个助人体系，这与霍布斯面临灭顶之灾式的自助逻辑有着根本不同。”[6]在建构主义论证中，我们看到了一幅国际民主发展的图景，各国从相互厮杀的恐惧中认识到了独立、宽容、合作、互助等国际民主价值的重要性，在不断的交往实践中，民主文化规范能够成为另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随着交往频度的提高、时间的持续，国际民主价值的内化程度也会增加，当越过温特所谓的“倾斜点”时，国际民主文化则会有质的提升，国际民主的价值内涵也会显得更加丰富、具体。

三、英国学派逻辑与国际民主

英国学派是国际政治学理论中最具“多元主义”特质的一个流派，在英国学派的理论中，我们能够看到多种思想传统对它的影响。马丁·怀特总结出了国际理论研究的“3R”传统（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他认为单靠三种传统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足以理解国际政治学，只有把这三种都一并用上才足以理解它。[7]英国学派尽力避免在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中间“选边站队”，而是辟出了一条“中间路线”。这并不是说英国学派是各流派之间妥协的产物或是一个不同理论的“大拼盘”，英国学派有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与领域，它把由国家组成的世界看作是一个“社会”，我们从其论述中能够感知英国学派对国际民主价值潜藏的态度。

与英国学派理论内涵的多元性相一致，其在国际民主问题上的态度也同样呈现多元（矛盾或模糊）的特点。英国学派承认国际体系的特点是持续的无政府状态，但它更愿意把国际体系看作是一个无政府社会，其中存在着把各自独立的国家粘合成一个社会的各种共同价值，“秩序”与“正义”就是英国学派较为关注的两个内容。赫德利·布尔认为，“国际秩序就是追求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的基本或主要目标的行为格局”，这些基本目标包括：维持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本身的生存；维护国家的独立或外部；维护和平；限制暴力的使用；条约必须遵守；国家相互承认彼此的。[8]他认为国际社会一直存在于现代国际体系中，因为维系秩序的共同因素一直在起作用，包括：共同利益观、规定行为模式的规则以及使这些规则发挥效力的国家。可以看出，英国学派认为国际制度（特别是宏观的宪法性国际制度，如制度）、规则、共同利益能够规约国家的行为并使国家尊重彼此的权利从而促进合作、达成协调（妥协）、规约战争、维护和平，这是秩序格局的基本要求；国家的独立、自主等建立在秩序格局之上的目标更是体现了国际正义的价值要求。从这方面看国际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规范与英国学派的理论内涵是相融的。然而，英国学派对秩序格局的维护还有另一层理解，即强调大国的责任与战争的作用。在英国学派看来，秩序具有本体论地位，它是国际社会的首要价值，是为实现国际社会的基本目标服务的，[9]大国之间的均势以及均势政策（包括战争），是国际社会追求秩序目标的重要制度或准制度。这样，小国的权利与合法利益荡然无存，强者统治的秩序不是将正义踩在脚下，就是披上了正义的外衣。在这里，英国学派接受了现实主义的逻辑，国际民主更是无从谈起。这与前面分析的英国学派和国际民主的高度相融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体现了英国学派矛盾、模糊的一面。对于秩序与正义关系这个根本问题，英国学派的早期观点相对一致，大致都认为它们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但秩序在一般情况下或是在与正义相抵触的情况下具有优先价值。然而从文森特开始，英国学派在涉及到人权的国际干涉问题上表现出与自由派国际主义合流的趋势。[10]英国学派的一些新生代学者认为个人的权利、人际之间的平等具有更基础的意义，世界正义应该优先于国际秩序，[11]这种思想在某种意义上颠覆了学派前辈对秩序与正义的理解。也许在这些新生论家看来，世界主义民主或超意义上的国际民主在价值排序上也应该高于国际政治民主，“人权高于”代表了这样一种思考。应该说在英国学派内部就秩序与正义的关系并没有达成一致，因此在此问题上引申出来的对国际民主的价值定位也比较暧昧和模糊。

四、国际民主：不同侧重与共同呼声

通过对国际政治学几个主要学派理论逻辑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其对国际民主潜藏的态度（或反对、或支持），以及几个学派对国际民主内含的基本价值的各自定位。

作为超主流学派的现实主义并不是国际政治学的“谛始者”，它是在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冷战）的大背景下，通过批判经典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倾向而逐步在学界、政界、坊间获得“当家”地位的。现实主义对人性的看衰、对权力的执迷、对相对利益的计较、对历史的悲观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由主义经过痛苦地转型，破“茧”成蝶；而现实主义对“历史经验”的“洞见”在新的时代似乎正在转变为应然的“说教”，现实主义固守着其“绝对的”真理作“茧”自缚。新的自由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批判更加切中时代的“现实”，人类新的交往实践证明了自由主义超越现实主义的时代“兼容性”，自由主义理论中暗含的国际民主的价值就是此种“兼容性”的明证。自由主义对现实主义针锋相对的批判可谓切中要害，对权力政治以及相对利益的反对、对相互依赖事实的判断、对多元行为主体的重视以及对制度作用的信仰彰显了独立、平等、协调、合作等国际民主价值。此外，自由主义的历史观（人类正走向和平、合作）也暗含了其对国际民主的信心。

回溯国际政治学的发展历史，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以及后来的部分“趋同”构成了整个学科成长的“轴线”。某种意义上讲，其他学派或理论正是比照着这条轴线，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审视这条轴线中存在的“缺失与弧度”，试图提出自己的方案来“补充和修正”它。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问题上的消极看法与“偏执”，从积极的层面看，却激发了其他学派的研究兴趣。除现实主义外，国际政治学其他主要学派（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英国学派）尽管在国际民主的多元价值中各有侧重，但在理论上均显现出了对“国际民主”的诉求与呼声。但需要指出的是，各个学派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被宏观的学派标签掩盖的是具体的分歧。

国际政治学的主要学派或是某一学派内部对国际民主亦存在着不同的判断或期许。建构主义倾向于说明“观念”对历史的创造作用，建构主义语境下的国际民主是国家间的“国际关系民主”。自由主义相互依赖理论强调了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国际组织）的作用，打破了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的霸权，超国家意义上的国际民主初露端倪。而其后由罗伯特？基欧汉领衔的制度自由主义向现实主义基本假设的妥协使其又退回到了“国家中心主义”的窠臼，自由主义语境下的国际民主似乎也很难逃脱现实主义的“古老诅咒”。然而，新的现实催生了新的理论，新的理论对现实又有着规范性的期许，自由主义全球治理研究的兴起“异化”出了更高形式的国际民主价值——多元、多层的行为主体载荷的国际民主。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被共有价值、共享文化“粘合”在一起，要获得国际社会的成员资格就需要维护并追求“秩序”与“正义”的基本价值。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二者的排位模式，如果是“秩序大于正义”的排位，那么大国间的均势、小国利益的牺牲以及战争的平衡作用就成为了第一考虑，这简直是现实主义式的梦魇；如果是“秩序等于正义”的模式，则大国的“协调责任”得到强调，同时国家（特别是小国）的权利得到尊重，这是较为贴近晚近经验现实的国际政治民主形式（价值）；而在“正义大于秩序”的模式中，权利同样受到重视，但秩序不能建立在对国内混乱、贫弱的掩盖以及对国内“正义”的压制的基础之上，国际社会成员的“社会（国际）责任”以及公民个人的“天赋人权”被凸显了出来。在全球化的今天，的合法性越来越来源于国家对内的权责与对外的担当。制度的相对软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历史大势，弱化制度的国际民主需要得到肯定。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也看到了在不同的理论逻辑下各学派关于国际民主的“暗中较量”。在层次或外延上，各学派对国际民主的形式有诉求、有侧重；在规范、内涵上，其在国际民主的多元价值上有重叠、有纷争。重叠与诉求是各主流学派国际民主逻辑的“最大公约数”；侧重与纷争则源于各学派对现实世界的不同角度期许与领悟，但这些都传达了同样一个信息——对国际民主的共同呼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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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伦理取向[J].欧洲研究，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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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领域法学理论；金融法学；概念；必要性；应用

近年来，国家一直在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加强重点领域的立法工作。金融领域属于重点领域之一，在此背景下金融法学体系应运而生，在立法、司法、执法过程中都得到了相应的完善和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社会经济问题越来越复杂。金融法学因其性质上的特殊，无法完全归属到任何一个部门法中，制约了金融法学的发展。面对此种情况，应该改变原有的理论指导体系，解决目前存在的矛盾。领域法学理论的出现，就为金融法学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

一、领域法学理论的概念

领域法学，主要是以问题为导向，以特定的领域、现象为研究对象，集合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门学科于一体的法学理论学说。目前，财税法学、卫生法学、金融法学等都具有明显的领域法学特征。

首先，领域法学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法学理论学说。其主要解决的是特定领域内存在的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会借鉴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人文社科，与其他学科理论相结合，解决在特定领域内存在的问题。相比于传统的法学理论，领域法学具有一定的开放性、集合性和综合性，能够解决目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复杂性问题。

其次，领域法学理论是一种法律规范分类。一方面，对于现存的法律来说，领域法学理论不再强调法律规范从属于什么部门法，更多地是通过所解决的问题、所涉及到的领域对法律规范进行划分。在划分之后，进行整合，形成该领域内的、完善的法律规范体系，更好地解决重要领域内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于在特定领域内出现的问题，传统的部门法思维可能无法解决部分复杂的问题，通过运用领域法学理论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更有利于制定出科学的、全面的法律规范。

二、领域法学理论应用在金融法学中的必要性

领域法学理论应用在金融法学中有一定的必要性。一方面，金融法学非常符合领域法学理论的特点，金融法学也是着眼于金融领域，以在金融领域内解决金融问题为核心。领域法学理论中所强调的重点领域，其中也包含了金融领域。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在金融领域内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复杂，为了解决这些法律问题，有时必然会引入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如经济学、社会学等，这就会导致金融法学无法纳入到任何一个部门法中，传统的部门法分类已经限制了金融法学的发展。通过领域法学理论的应用，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并且，领域法学理论具有一定的开放性、综合性和集合性，能够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解决金融领域内的法律问题，为金融领域的发展提供保障。

三、领域法学理论在金融法学中的应用

金融法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独立的体系。在金融法学体系中，能够看到领域法学理论的应用。金融法学主要是解决金融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在研究过程中不仅有总体理论，还对各金融子领域进行了细致的规定，例如证券法学、银行法学、票据法学、信托法学。并且金融法学还会不断地开放式发展。金融法学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适用各种法律规范，如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包含了多种部门法律规范。在金融学发展过程中，体现着领域法学理论的特征。

其次，随着领域法学理论的应用，金融法学还会根据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创造性的催生出新的法律规范。例如，在金融交易领域中，国际上形成了净额结算制度、信用支持制度等。我国在金融交易领域，也借鉴了国外的立法经验，但目前来看，部分制度并不符合我国的部门法学理论，无法得到落实发展。在领域法学理论的应用下，对于这部分制度，会进行完善和发展。此外，对于一些绿色金融、互联网金融方面的问题，也会充分运用领域法学理论，借鉴各种部门法律规范和各学科的理论知识，解决这些问题，创造性的完善法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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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抽象命题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背景下的展开，则是作为国际社会科学前沿话语的治理理论与实践问题。前沿孕育着未来。本文立足于政治科学知识体系的变革，说明这样一个观点：作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论，她是民主政治的一份科学研究纲领，是现代政治学本来就应该是的样子。

一、从上述事实性知识或判断性知识来审理治理理论

这一理论兴起的直接原因来自于公共权力结构和政府管理的破碎、僵化并出现危机，反映在治理话语中，则集中体现在三个论点上。其一是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国家已经丧失应有的行为能力，也难于预测自己的行为后果，甚至难于避免产生有害的决策；并受落后的思想束缚，不时颁布不适宜的或无必要的合法性迫使各种群体接受。其二是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地位危机、社会一致性分裂和文化分裂，公众对公共权力的效能和未来越来越不抱幻想，公众的心灵世界碎片化，行为边缘化日趋严重。其三是作为社会一致性中枢的公共行政体系能力衰减，并进一步成为公众的负担，中央集权、分等论级的控制不再有效；科层系统陷入了的怪圈，公共政策无力承受大量社会需求，无法对太多和太矛盾的公共问题做出裁决，超优政策真正的仲裁者是国际市场。对于这一总体性的危机，治理话语走向了积极的知识重建：在文化上返古希腊之本，在政治上重开自由主义之源，在实践出路上择定新制度经济学，在技术上亲和于管理主义，从而推出具有建设意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分析方法。

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治理理论是人类在寻求解决社会一致和有效性问题上做出的一次深刻的认识转折与制度突破，在一定意义上，包括近代以来在内的一切政治学知识都在这一框架下实现了新的整合，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判断上，政治学知识体系都在悄悄地脱离统治这一核心而转向个人对公共事物的关心这一主题，由此导致现代政治类型在三个维度上发生重大转向：

第一，从高级政治向低级政治变迁。一般而言，高级政治首先是指那些在国际关系中意义重大、影响非凡的决策活动，如讨论一国是战争还是结盟等等。其次高级政治是指在共同体层次上、有关民族国家问题的重大决定和政策制定，如号召种族或集团一体化，或是与产权制度有关的政治关系的变革，如私人产业国有化，或者对政府的体制和形式进行根本性变革等等。所谓低级政治也是一种政治类型，这类决策不涉及对国家或国际社会中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革，它涉及次要性的决策，如将大型社会系统保持在某种均衡状态。低级政治通常由官员和管理者们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实行，一般属于官僚政治行为，功能是在不干扰社会政治经济现状的条件下为贯彻高级政治决策所进行的活动。在国内层次上，低级政治包括通过有关防止环境污染的法规；决定提高最低工资和社会福利标准；对外贸易、旅游和投资往来的促进等等。现在应当已经到了把上述思维方式颠倒过来的时候了。

第二，从暴力政治向规劝政治变迁。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革命及各种规模的国内骚乱等等是暴力政治形式。个体或国家之所以发动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其目的总是在于改变或控制对手的行为。虽然只要暴力或暴力威胁仍被人们用于实现政治目的，那么人们就不能否认暴力在政治中的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应当是有限的。相反，规劝政治应该是公共政治活动中的基本形式。规劝政治一般是指伦理的、道德的、合作的和相互依存的和交易性的政治，比如谈判、协商、立法、集体讨价还价，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合作或激烈的竞争。当然，前提是这种竞争是普遍接受的，并且在预先规定其法则的基础上进行。

第三，从等级政治向复合政治变迁。等级政治是权力和权能的增殖以金子塔结构为前提的，由等级政治所决定的政治关系表现为下级单位从属于上级单位，每个等级社会当中的顶峰都是最高权威，但这一权威并不一定总是合法的，权威的下属是各级权力层次，每一下属权力层次又控制着更多的下级次层次，这一系统最后通到普通公民，最后为塔基部分决大多数的人民无所抗辩地承认。与之相反，复合政治是指平等或接等的行为者们之间的政治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社会由信息畅通的、积极的和自治的政治单位组成，这些政治单位对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幸福往往采取十分戒备的态度，然而它们也承认相互合作和秩序井然的共存既对自身利益有利，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的利益所在。复合政治只有在具备充分的商品和服务以满足其成员需求的社会中才能付诸实践。进一步推断，复合政治应有一套自由的和竞争性的教育和信息系统，该系统无需依赖于对大众传媒介实行垄断性控制，而等级政治的目的是通过发动具有强烈倾向性的宣传运动来造成一种虚假的社会一致感。

政治学知识要具有真理性，她就必须客观地、全面地、深刻地反映政治生活的本质与规律，但这是一件不太容易做到的事。因为它需要政治生活的充分的展开，真正成为符合人的本性的而不是同人相异化的日常生活。政治学知识的发展与人类思维的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当人类的思维已经进展到能够充分把握自身生活的程度时，政治生活的神秘性、彼岸性才会消失。低级政治、规劝政治和复合政治的形成，使得政治学知识发生重大转变，并为治理型政治学代替统治型政治学提供了基本概念。兴起于现实公共政治生活危机中的治理理论，它之所以能引起政治学知识的转向，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新的思维回应了当代人类生活的变革。从近代从统治—解放的政治到治理—生活的政治的变迁，体现了公共权力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当公民权利真正成为公共权力唯一合法性源泉时，治理—生活的政治才真正有利于市场秩序，政府制度才会内生于市场秩序。应该说这才是民主政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换言之，主流民主政治学长期以来都未能到位。所以治理理论更体现了现代政治文明精神。

二、从治理型政治学的应用或其实践战略来看

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是其必然的逻辑展开，是治理型政治学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形态。如果把治理型政治学看成是一种新的政治科学研究纲领，那么按照拉卡托思科学研究纲领方****中有关硬核和保护带的理论，治理和新公共管理之间的关系恰恰体现了科学研究纲领中硬核和保护带的关系。因此，割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容易降低新公共管理的政治学科的性质，减弱治理理论在回应现实问题时的力度，而且也使治理理论在学术论战中失去有效的保护带。国外有些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之所以和治理理论有关，是因为“掌舵”是分析公共管理的核心，而“掌舵”是治理的代名词，简略分析一下新公共管理的原则框架，将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点。

作为新公共管理内容的主体，它有两个基本学术支持：管理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管理主义在这里的应用是把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公共部门，强调直接的职业管理、明确的绩效标准和评估标准、根据结果进行管理，以及更晚些时候所提出的接近消费者——公民的观念。新制度经济学则是把交易成本分析和激励结构引入公共服务中，通过新的激励制度安排削减官僚机构，通过承包和准市场的运作方式实现更有效的竞争以及消费者选择。而关键也最具有质感的口号是用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来代替受统治结构羁旁的官僚政府，以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推动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其基本的理论框架大致如下：(1)把控制权从官僚手中转到社群手中授予公民；(2)推崇市场机制而不是官僚机制；(3)驱动政府管理者前进的是自己的目标——部门和角色的使命，而不是文本的规则和规定；(4)公共管理者重新把自己的公众定义为消费者，并且为它们提供选择的机会；(5)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而不是简单地提供事后服务；(6)把精力放在赢利而不是简单地支付财政拨款上；(7)实行分权制度，主张参与式管理；(8)；公民评估自己的者的绩效时，关注的不是投入而是结果(9)关注的目标不仅仅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还包括激励所有的部门。

三、在一个全球化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大变革时代

各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寻找一种更好地适应环境的新的治理形式，以便在经济的竞争中赢得优势并让社会获得有质量的增长，治理理论正成为回应这一变革的强势政治理论话语，支持这一话语体系的价值观和以之相一致的知识文本，修正了主流政治学的统治理论，并在全球范围引起政治家、学者以及官员、实业家的共识。立于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理解治理理论时，我们深感这对重构中国民主政治知识体系，寻求善治的制度平台和有质量、有效率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摆脱市场化进程中公共管理的低效甚至多方面的失败，在新的合法性基础上重建社会信仰，均是十分重要的理论资源。从社会或区域之间竞争的可持续性来看，治理理论资源合法充足的利用，应当是十分重要的社会资本的一种提升途径。中国正在发展公共管理制度，开始研究公共管理的知识，以便为有效地治理中国提供基础性条件，这一努力要趋于最后的成功，可能需要在以下三点达成共识：

首先要对政治学的知识类型的实行转换，尤其在人为秩序与自然秩序、辩证理性与有限理性、意识形态与实证主义方法、形式主义运作和效率至上原则之间作出整合性选择，从而使得政治科学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的担负真正来自于公民社会而不是意识形态。因为治理模式的选择和善治目标的达成有一定的路径依赖，而一个社会知识的状况或称之为存量结构总是形成发展与变革路径的根本，知识状况已成为制度学派分析社会问题时的一个重要变量。而不能掌握社会变革所需要的知识，其结果就会形成社会的创伤。因此当代社会发展的竞争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知识存量的长期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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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组织行为学》；行政管理专业；困境；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2）-10-0184-02

一、《组织行为学》课程介绍及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特殊诉求

在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培养方案中，《组织行为学》课程被列为一门专业必修课程，分配了4个学分的分值，可见《组织行为学》课程对于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有不同于经济管理类学生的特殊性，他们对于该课程，有不同于经济管理类学生的特殊诉求。就西南科技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目前的需求来看，绝大部分学生将来会选择考研，继续学业深造，或是考公务员，走上各级各类机关或是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工作岗位，因此，在面向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讲授《组织行为学》课程的时候，应该考虑到该类学生的特殊诉求，要在教学的过程中，多多采用一些政府以及社会组织的管理案例，将带有浓厚工商管理特色的《组织行为学》行政管理化，要创造机会加强专业实践实习的内容和时间，以便于学生接触社会了解自己专业的实践特性，从而形成合理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以满足学生的就业需求。

二、面向行政管理专业的《组织行为学》教学困境

1.困境之一：缺乏直接面向行政管理专业的专门教材

目前，《组织行为学》教材呈现两个趋势：一是主要为面向经管类专业，比如经济、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工商管理、会计、国际商务、审计等专业的学生的教材，而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有不同于这些专业的特殊的培养目标，因此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教学要求就存在不同，那么在面向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学生的教学中，就需要根据不同的专业情况，选择与本专业相适应的教材，但遗憾的是，专门面向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组织行为学》教材目前还没有。二是现有教材多为从国外直接引进的，本土化不够或是基本没有本土化。《组织行为学》是西方语境下产生的科学理论。虽然科学不分国界，但是每一个学科理论都有其适用的环境和条件。中西方历史文化、思维习惯和社会环境差异，导致教学中学生对《组织行为学》理论的理解和掌握有些困难。

2.困境之二：现行的教学方法陈旧落后，未充分体现该课程的实践性特点

首先，在现行的《组织行为学》教学活动中，“灌输式”仍是主要的课堂教学模式。课堂教学中多数教师全程都是自己语言讲解，学生被动地听和记，实际上这一过程只保证了信息输送环节的质量，而信息接受及运用环节的质量却无从验证。再次，教学过程“依赖性”特征突出。一方面，教师为了实现内容讲授的全面性，过份依赖于教材，因而很容易形成照本宣科的局面；另一方面，受多年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大多数学生养成了全程依赖老师讲解、而很少自主思考的习惯。

困境之三：现行的课时安排不足以覆盖其教学内容

目前，西南科技大学的政治学与行政管理专业的《组织行为学》为48学时，与《组织行为学》包含的丰富的教学内容相比，学时偏少。《组织行为学》在经济管理学院院都是在高年级才开的课程，一般学习之前都学习了管理学、心理学等课程之后。而在政治学与行政管理专业，二年级就开了该课程，学生在接触该课程之前并没有接触到相应的课程，再加上行政管理类专业的学生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到专业核心课程上去，因此使教师的教学遇到很多困难。一方面，教师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给学生讲解基本的概念和理论知识，另一方面还要还要通过案例教学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现实让教师完成教学计划的压力很大，学生学习起来也很吃力。

3.困境之四：现行的教学评价体系不全面，不科学

《组织行为学》作为政治学与行政管理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在授课时的侧重点不同于经管类专业，在进行教学评价时也应根据其授课的具体内容、不同专业的教学目标要求进行教学评价。但是目前的教学评价，是采用统一的考试模式，即统一考试时间和统一考试标准、统一考试内容，通过考取的分数作为衡量教师和学生水平的尺度。表面上看起来很公平，实际上无法测试出不同专业学生的真实水平。

三、提升行政管理专业《组织行为学》教学质量的对策

1.在专业教材缺乏的现实条件下，根据本专业需求调整相关教学内容

在授课中，授课教师应当依据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培养目标与专业实际，对《组织行为学》的内容进行取舍，形成适合本专业要求的“自己”的《组织行为学》授课内容。如除了把《组织行为学》中的基础理论部分作为教学重点外，还要结本专业特点调整教学内容。比如在对学生讲解组织层面的结构对组织内人的行为的影响是，就要重点给学生讲解行政组织之不同于商业组织的结构特征，这样不仅能够缓解课时与教学内容的矛盾，也有针对性地满足了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对行政组织知识的需求。与此同时，还要针对新出现的热点问题，及时地将这些内容融入教学之中，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时刻关注和思考社会热点问题。

2.挖掘传统政府管理和社会管理案例以增强《组织行为学》教学的本土化和专业化

本土化案例资源的利用，有助于提高教学效果。首先，本土化案例符合学生的思维习惯，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其次，本土化案例有助于营造具体、生动的管理情境，引发学生的积极思考，有利于师生产生思想上的共鸣，从而促进相关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另外，本土化案例或众所周知、耳熟能详，或一点即明，能够节省教学时间和资源，提高教学效率。

虽然中国在管理学和《组织行为学》方面没有形成系统的管理理论，但是五千年的历史实践蕴藏了丰富的、孕含着伟大管理思想的本土化案例资源。这类案例有涉及帝王将相的管理案例，比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就霸业的经典史实；有百家学说中的管理案例，比如《论语》、《庄子》、《孙子兵法》等诸子百家的经典著述中的案例和思想；有文学作品记述的案例，比如古典四大名著塑造的优秀管理人才和经典管理案例；还有现代企业管理案例，比如巨人、东星、三鹿、海尔、吉利、联想等现代企业集团的兴衰成败；还有当前社会焦点及身边新闻，大到国际政局的变动，小到柴米油盐等民生问题。

3.创新教学手段、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

在《组织行为学》的教学过程中，应该做到手段多样化，营造良好的课堂气氛。例如案例讲解时，可以结合案例的案情，选择适当的语言风格，调整语速快慢，控制语调高低，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可以利用课件展示相关图片，利用多媒体播放相关视频资料。比如，在讲授《组织行为学》中的情商和意志与个体行为关系时，利用《史记》记载的匈奴单于冒顿的案例收到较好的授课效果。通过教师的讲述，辅以相关图片和简短视频，介绍冒顿从幼时遭弃、奇迹生还、鸣镝练兵、弑父自立到灭东胡、吞月氏、建立强大的匈奴帝国。这样借助惊心动魄的案例情节和荡气回肠的历史文化，营造一个学生能够投入其中的课堂氛围。在这中氛围中理解和掌握情商和意志的重要性。

4.建立一套公平、科学的教学评价体系

首先应当打破完全统一的考试模式，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进行考评。如结合各章节的内容，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可通过课堂测试、单元测试或期中考试，随时检测教学重点和教学效果，对学生的实际案例分析处理能力进行综合测评，如以学生发言的次数计算学生的平时成绩，对于积极发言和发言质量高的学生实行加分等。另外教师可根据该专业的需求对所讲内容有所侧重选择，进行评价时也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评价。比如对一些重要的需要识记的知识，可以通过统一出题考试，如试题量可占70%，另外30%的题量结合不同的专业分别出题，打破“一张考卷定终身”的教学评价模式，最终应以书面考试成绩和学生平时实际案例分析处理能力及平时专业知识运用能力等成绩来综合评定学生的最终成绩。

参考文献

[1]周三多.管理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张德.《组织行为学》（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