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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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后方法”；英语课堂；生态语言教学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6）03-0021-05

引言

首倡于美国应用语言学界的“后方法”教学观[1]，是 20 世纪中后期全球化视域下英语作为二语（ESL）和外语（EFL）教学研究中凸显的、从根本上超越外语教学“方法”的一种全新批判性语言教学思想、理念和实践[2]。“后方法”不同于任何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教学法和流派[2]， “后方法”摆脱单一的教学法对外语教学的束缚，提倡辩证批判和反思外语教学中各种变量和情境，强调特定语境对外语教学的重要性，强调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及教育制度等相互关联的复杂因素对外语教学的影响。“后方法”重新界定外语教学中学习者、教师、教师教育者和教学工作者在教学过程中的身份和地位，提出外语教学的特定性、实践性和可行性三个批判教学参量。倡导“学习者自主”、“教师自主”和“教师赋权”等为外语教学的基本原则。 而语言教学的生态观则把语言课堂视为一个生态系统，把课堂教学环境、教师、学生、教材、教学方法等视为生态因子，为英语课堂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后方法”视域下的英语课堂生态教学模式构建研究势必能摆脱任何单一教学方法的束缚，致力于优化英语课堂生态系统结构，平衡各生态因子，进而建立和谐、健康、充满活力的语言课堂生态系统，使教学的内涵得到丰富，使课堂“群体动力”得到发挥，促使学习者自主学习能力和英语综合素质的提高。本文首先解析“后方法”思想的缘起，继而分析生态语言教学观的内涵，旨在探究如何从“后方法”视域构建英语课堂生态教学模式，从而实现英语课堂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一、 “后方法”思想的缘起

外语教学的发展史见证了种种教学方法的诞生、消亡、复生又循环，从语法翻译法、直接法、阅读法、听说法等到暗示法、全身反应法、交际法、沉浸法、计算机辅助教学法等，外语教育工作者与研究人员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致力于探索更有效的外语教学方法，充满信心地期待着更有效的教学方法。然而，无论是实证研究还是教学实践，都无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某一种教学法必然优于另一种教学法，无法证明“最佳教学法”的存在。因此，人们逐渐对“专家生产方法，教师消费方法”产生了质疑。Kelly曾发表感想“本世纪很多标榜为具有革命性的教学理念，只不过是先前教学思想和程序的重新思考和命名”[3]。美国著名语言教学专家Rivers也一针见血地指出： “所谓新的方法，只不过是给现有方法涂上一层新鲜染料，借以用新潮术语来掩盖本质相似性的做法”[4]。英国应用语言学家Allwright在谈到现有教学方法的效果时，称之“基本无甚帮助”，并且预言了方法的死亡[5]。

由于“方法概念”和某种教学法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具体化、规范化和模式化的教学方法对教学手段和技巧的限制，基于实践检验和理论反思，人们逐渐意识到方法概念“削弱而不是加强了人们对语言学习和教学的理解”。超越教学法概念的“后方法”思想便显露萌芽。美国加州州立圣何塞大学（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语言学教授Kumaravadivelu在剖析教学法理论与教学实践相脱节的基础上，于1994年提出了超越传统教学法的“后方法”教学观，在后来出版的《理解语言教学―从方法到后方法》论著中，他认为：“把教学法用作组织语言学习及教学的原则是不幸的，因为其不足和所限过多，根本无法圆满地解释语言学习与教学的复杂性”[6]。 “后方法”外语教学思想还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后现代主义哲学和后现代教育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1）怀疑和否定的思维特征； 2）多视角、多元化的方法论； 3）非中心性、异质性的解构策略[7]。后现代教育思想强调多元、崇尚差异、主张开放、重视平等、推崇创造、否定中心和等级、去掉本质和必然[8]。同时，相关学科理论如语言学、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社会学、社会语言学、教育学等的发展也为“后方法”外语教学视角注入了理论活力。

二、 生态语言学与生态语言教学

生态外语教学观的构建理论基础是生态语言学，也称为语言生态学，指的是在人种语言学、人类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等领域中对语言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构建语言教学生态模式的基本概念来源于生态环境的四个基本特征。首先是生态体的整体性。生态学认为每一个事物都是各组成部分在一个稳定、完整而又有序的环境下共同存在。同样，外语课堂上的教师与学生互为主体，相互影响。其次，生态体的协变性。一个生物物种的进化必然会引起另一物种的协同变化，诚然，在生态教学环境中，教师的课堂情绪势必会影响和感染学生，而学生的态度也会导致教师情绪的变化。再者，生态体的共生性。在生态环境中，各种生物生存在一起，相互之间会为对方的存在而长期共生，并发生着一定的关系。同样，教师和学生之间也存在这种互利共生的生态关系。最后，生态体的动态平衡性。生态系统各部功能与结构是处于一种相互协调和适应的状态中，而语言教学的课堂上，针对学生的能力和接受水平教师会进行教学方法的不断协调与调整，以便适应学生进而有效避免其厌学情绪，提高教学效果。因此，生态语言教学的基本概念借鉴生态学原理， 从生态学的视角来分析英语课堂， 强调构建以学生为本、有对话性和可持续发展的互动式课堂；提倡摈弃单一化、程式化和教条化的教学模式， 代之以富有生态性、多极性和对话性的互动式教学。生态外语教学观强调的是教学环境中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包括社会和人文因素、语言材料、教师情绪、班级构成、班级风气、学习风格、学习态度、学业水平等。

三、 “后方法”基本原则与生态语言教学

尽管长达一个世纪的语言教学法研究为外语教学课堂提供了诸多有益的指导和建议，“后方法”教学观认为没有任何一种教学方法可称为最佳教学法。“后方法”教学观倡导“学习者自主”、“教师自主”和“教师赋权”等为外语教学的基本原则。

（一） 学习者自主与生态语言教学

“后方法”教育理念倡导学习者自主，而生态语言课堂的情感观指宽容和相互尊重的社会心理环境，自立、自信、自强等个性心理品质。在生态系统的视野中， 进行语言教学的英语课堂犹如一个开放型的大系统， 生态课堂中教师和学生是两个最为重要的生态因子， 也是最具活力的群体，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生态位。这种生态位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包括学习者的性格、动机、学习风格等主观因素， 以及学习环境、成长背景、家庭影响等客观因素。由于生态位的客观性以及大学外语课堂的特殊性， 学生的个体差异现象会变得更加明显。语言生态课堂的自主性指在教学过程中，学习者根据自身的需求、目标和任务对自己的学习活动进行积极、主动、自主的调控和支配。要建构充满活力和生气的语言生态课堂，首先是促使学生自主参与，成为课堂的主人。因此，教师要注重营造宽松的教学氛围，给予学生一定的学习权力和自由，为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优质的发展空间。在具体的语言课堂管理中，一旦学生有权力参与选择诸如学习内容、教学程序、评价方式等，就能增强其责任感和学习自主性。另外，教师与学生共同制定学习纪律和规范，学生会更乐意自觉遵守。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意识地设计以学生为主导的教学活动，如合作学习、小组活动、角色扮演等能激励学生积极参与。注重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对自己的学习进行及时的反省和反思，会使其有学习责任感。总之，确立教学活动中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他们自主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就能被最大限度地激发和释放，生态语言教学模式的构建才能得以实现。

（二） 教师自主与生态语言教学

“后方法”视角强调教师自主。“后方法”视域的教师身份被界定为“自主个体”[9]，有能力、有信心将教学实践理论化。Macgrath 将教师自主定义为“教师监督自身教学的能力”，Benson认为“教师自主性是教师监督自身教学的自由”。教师自主涉及个人知识、教师认知、专业发展、行动研究等方面。“后方法”视角不仅提倡教师需对自己的教学进行反思、分析和评估，也强调重视教师先前知识和潜在知识，重视其自身储备的关于教学的经验和默识。“后方法”观的重要突破之一即是提倡教师主动选择方法，教育决策者和行政管理人员需把方法选择的权利赋予教师，因而教师可以根据自身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具体的教学环境和对象等自主决策适合的教学策略和方法。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扮演着研究者、实践者和教学决策者等角色，其专业能力和素养亦能相应提高。在生态语言教学课堂中，教师与学生处于一种互为主体的形式，两者互利共生、相互影响、共同认可和进步。

（三） 教师赋权与生态语言教学

“教师自主”和“教师赋权”构成“后方法”教学观的核心思想。“后方法”认为，教师不是“知识消费者”或“理论执行者”[9]，而是教学实践者、研究者和理论构建者的统一体[2]。接受教师教育的教师不再制约于某一特定学科约束性的“方法”，而是自主地开展教师研究，反思教育信念和教学经验，将其升华为教学理论以指导教学。教师赋权体现在教师的自我发展、专业发展、角色调整和政策制定等方面。要相信他们能够通过学习实现自我发展；能有效处理其情绪、技能、知识和资源等关系进行专业发展。在政策制定中要考虑和采纳教师的想法和见解，因而，当他们能够亲身感受到政策中蕴涵着自主做出决定，并能为自己的选择而承担着责任时，这种赋权就会有效增能。教师赋权增能不仅是“一种动力的专业发展历程”，而且是“一种专业权力的结果”。实践证明，教师具有专业自主的能力，能自我成长，解决自我问题。另外，教师具有充分的专业知识与教学效能，拥有专业自主性与地位，能实施专业判断，参与决策，发挥作用。生态语言教学观为外语课堂教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传递的是对传统教学中“教”与“学”二分法的革新， 让课堂回归自然， 组成一个健康化、合理化的课堂生态系统。语言教学生态观强调将英语课堂视为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 努力促进其生态教学体系的良性循环。英语课堂生态观呼唤摈弃单一化、程式化和教条化的模式， 呼唤教师有权利选择适合的、生态性、多极性和对话性的外语教学模式，为促进外语教学提供崭新的研究视角。

四、 “后方法”教育理念与生态语言教学

“后方法”教育理念包含特殊性、实践性与可能性三个参数，三者之间相互联系，互相影响，为组织外语教学创建了宏观框架。该参数和宏观框架不规定具体的教学方法，强调的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师自身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注重如何根据具体教学情景和特殊需求，开发适合语言课堂教学的微观策略和教学技巧。 特殊性教学（the pedagogy of particularity）指在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下，适合特定教师群体和学生群体的语言教学；实践性教学（the pedagogy of practicality）指依据教学实际建构教学理论，实现教学经验理论化；可能性教学（the pedagogy of possibility）指基于了解和分析影响语言教学的诸多因素，包括教师与学习者的社会阶层、性别、种族以及不同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背景，设计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可见，“后方法”教学理念体现外语教学普遍规律的存在和价值，倡导的是开放、动态的外语教学思想，并非是具体的教学方法。另外，“后方法”教学观与生态语言教学观都强调教学环境中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尤其关注影响学生学习的各种因素，重视教学策略的不断调整和有效运用。

（一） “特殊性”与生态语言教学

“特殊性”（particularity）既指外语教学目标又指教学过程，该参量反对面对不同的教学环境和教学对象使用相同的外语教学法，主张摒弃既定教学原则和程序，寻求并实施基于具体社会文化和现实之上、适合具体语境的教学[2]。基于特定性参量的语言教学，教师通过“观察―反思―行动”的动态循环，了解并掌握在特定而具体的教学语境下的教学知识和信息，对教学法进行理性选择和合理创新，实施针对性教学策略，设计个性化、多样化和情景化的语言活动。生态语言教学观视语言教学课堂为开放型的生态系统， 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生态位，而这种生态位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包括学习者的性格、动机、学习风格等主观因素， 以及学习环境、成长背景、家庭影响等客观因素。学生的生态位具有其客观性， 学生的个体差异亦为客观存在，学生既有外向型学习者（Extroverted Learners，也有内向型学习者（Introverted Learners），既有较强动机的学习者， 也有缺乏动机甚至无动机的学习者，既有复合型思维的学习者，也有发散型思维的学习者。因此，学习者不同的生态位， 彰显出各自的强项和弱项， 这就要求教学在某种程度上要适当关注个体差异， 设计与学生特点相宜的教学方法， 要注重教学内容的丰富性， 思维方式的多样性， 教学方法的灵活性和教学评价的多元性。

（二） “实践性”与生态语言教学

“实践性”（practicality）参数对传统教学研究中专家制造教学理论和方法教师进行实施的观念提出了质疑。该理念反对把教师视为理论执行者，强调教学理论应通过教师自我反思和行动研究总结得出，鼓励教师在实践中生成理论、实施理论、检验理论，认为教师从教学实践中得出的理论最有价值。因此，对实践性参量的探讨使我们对教学理论与实践、语言教师与教学研究者、以及实践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理论等关系进行重新思考，因而也对“后方法”视域下注重理解和实现课堂内外教学可行性有新的理解。而英语生态教学模式突出语言教学方法的灵活性和切实性，反对单一的教学方法。认为针对不同的语言学习者，不同的教学方法有着各自的特点和优势，譬如语法翻译法能有效地促进学习者理解和掌握知识要点；任务型教学法能有效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合作教学法能有助于构建充满活力的英语生态课堂；交际教学法能有助于培养学生积极的学习态度和语言运用能力。可见，“实践性”参数意味着“后方法”视域下建构语言教学生态课堂的可行性，“实践性”理念既注重具体的教学语境，又突出了教师在教学实践、教学反思、教学观察的过程中进行探索的必要性。

（三） “可能性”与生态语言教学

“可能性”（possibility）参数强调语言教学法研究需关注教学活动参与者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个人经历，重视社会政治文化对外语教学活动中双方的认同和影响，重视教学过程参与者的成长经历和教/学经历。“可能性”强调社会、政治、教育以及制度的力量在教学中的重要性[10]。因此，该理念倡导的是教师在实现自身社会责任的同时，应注重满足学习者的语言和社会双重需求。而语言生态课堂系统由课堂生态主体与课堂生态环境构成，课堂生态主体指教师与学生，课堂生态环境则指具体的教学环境，教师、学生和教学环境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了生态课堂系统。课堂生态的建构关注生态主体实现自我的价值，强调教师与学生个人潜能的实现，以及师生之间相互尊重的社会心理环境的建构。因而，语言生态课堂能有助于践行“可能性”理念，有助于更有效地传授知识、启迪智慧、培养能力，促进课堂生态主体积极地参与，高效完成教学任务。

在生态语言课堂的环境中，特定性、实践性和可行性三个参量相互作用、为教学活动增加活力与动力。

五、 启示与思考

语言课堂既指发生语言教学活动的场所，也指学校中培养学生思想品德、学习能力，促进其个性发展的任何场所。自然生态体系由生物与环境构成，课堂生态则由生态主体教师及学生与生态教学环境构成，是一种特殊的生态。诚然，生物与环境互为依存，课堂生态主体与课堂生态环境之间亦有着各种生态联系，教师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有效可行的教学方法会使课堂生态保持其独有的生态特征，即系统整体性、协同变化性、系统共生性以及动态平衡性。由于“后方法”教学观能够超越任何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教学法和流派，其基本原则和教育理念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师自身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而促进和谐的英语课堂生态系统的建构。

[参考文献〕

[1] Kumaravadivelu， B. The postmethod condition：（e） merging strategies for second/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J]. TESOL Quarterly， 1994， 28（1）： 27-48.

[2] 陈力. 外语教学法的 “后方法” 时代[J]. 基础英语教育， 2009， 3（3）：3-13.

[3] Kelly，L. G. Centuries of Language Teaching [M]. Rowley，Mass：Newbury House，1969.

[4] Rivers. W. M. The Psychologist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 [M]. 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5] Allwright，R. L. The death of method（Working paper #10）[A].The Exploratory Practice Center，University of Lancaster，1991.

[6] Kumaravadivelu， B. TESOL methods： changing tracks， challenging trends [J]. TESOL Quarterly， 2006， （40）： 59-81.

[7] 赵小段. 后现代教育思潮的超越与挑战 ― 我国学者关于后现代教育研究综述 [J]. 当代教育科学，2004， （11）： 13-16.

[8] 严万跃， 刘德华. 西方后现代思潮与教育研究 [J]. 宁波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1999， （1）： 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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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物 多媒体

信息技术与生物课程的整合推动师生共同创建适合于教学目的、内容及主体的物质、精神氛围,进而促进互动的教学情境构建,使教学双方融入其中,引发积极的情感和共鸣,使师生自觉地投入、参与到对话、交流、合作,为教学效益的提升奠定基础。

一、生物常态化多媒体课堂中的多媒体应用对象分析

(一)契合高中生身心特点

由于高中生的年龄特点,他们求知欲强,接受新鲜事物快,而多媒体具有的声,光、电的综合刺激,能够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引起学生的注意。但心理学也表明,高中生的大脑皮层长时间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会使身心疲倦;经常性地使用电脑,也容易使学生视力下降。因而,多媒体在生物课堂的使用,要注意两点:一是课件制作要平和自然,切忌花、艳、乱;二是高中生的空间想象力还不够,加上高中生物中部分与化学相关的内容接触较早,给教学和学生的学习也带来了困难,因此内容一定要适时适度,切忌频繁滥用,否则其结果必然事与愿违。

(二)契合高中生物教学内容

多媒体作为教学的重要手段,其展示的知识内容必须与教材相适应,与学生的认知水平相适应。高中生物学中有很多内容是学生能够看得懂,或通过自学能够掌握的,或其社会实践和生活经验已经具备了的,或只需要教师给予简单指导便能融会贯通的,这部分知识是根本用不着利用多媒体来进行教学的。而像一些微观的现象或暂时观察不到的现象,我们可以通过多媒体来再现,为学生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使学生能够一目了然。

(三)契合高中生物教学课型

新授课,一般可根据上述原则来进行,主要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复习课则需选择多媒体来扩大容量,浓缩教学内容,建立系统的科学认知体系,强化重难点。实验课可选择那些在课堂上无法完成的演示实验或现象,以及在现有条件下无法完成的一些经典实验,则可以通过电脑模拟来实现,帮助解决问题。

二、生物常态化多媒体课堂中的多媒体实践方式分析

(一)激发学生兴趣,导入新课

导课这一环节在一节课中非常重要,好的导课,能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人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只有在上课时激起强烈的求知欲,调动起浓厚的学习兴趣,学习起来才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在讲述必修第一册第五章第一节《生物的生殖》时,播放《多利羊的诞生》,通过这些短剧或影片的播放,一方面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的能动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这些生动有趣的情景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培养其献身科学的精神。但要注意,短剧播放要短而精,切不可占用太多时间。

(二)奠定情境铺垫,突破重难点

生物课堂上很多复杂的生命现象、生化反应、代谢途径等,学生接受起来很困难,多媒体课件能够集声音、图像,文字、动画、视频等于一体,直观形象,生动有趣,可以尽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的视听等感官需求,在学生头脑中建构理论模型和知识结构,比较容易突破重难点。如《神经调节》中的“兴奋的传导”这个难点,学生难于理解,而多媒体可以模拟出兴奋在“神经元内”“神经元间”的电位变化和突触内递质的释放过程,以及电位传导和化学刺激的转化,使学生很容易在头脑中形成:刺激――膜电位变化――突触递质――膜电位变化这条一体化兴奋传导路线,从而理解兴奋的传导机制达到教学目的,从而大大节省教学时间,提高教学效率,提高教学质量。

(三)突出课堂局限,模拟实验过程

生物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如果在生物实验教学中适当的利用计算机模拟一些实验,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在《叶绿体色素的提取和分离》实验中,教材上的叶绿体色素带分布是自下而上是橙黄色的胡萝卜素,黄色的叶黄素,蓝绿色的叶绿素a,黄绿色的叶绿素b,而我们在实验中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和其他外界因素的干扰往往会导致实验结果不清。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明原因,并用计算机模拟获取准确的实验结果,纠正实验中出现的误差。

(四)巩固学习效果,强化复习课效果

在生物复习课中,教师借助计算机网络和投影技术,把预先准备好的一个完整的知识网络体系投到大屏幕上或是投到学生计算机的屏幕上,这样既节约了时间,又加大了课堂的容量,而且便于教师精讲。在复习中利用信息技术展示知识网络体系,可以使学生在瞬间勾起对以前所学知识的回忆,省时高效,而且还利于分层教学,自主复习。

三、生物常态化多媒体课堂中的多媒体一般课例分析

(一)教学准备

1.教学目标

掌握减数分裂的概念;掌握减数分裂过程及图解;理解卵细胞的形成过程及图解;理解受精作用的概念及意义,培养学生识图绘图能力、探究能力、养学生收集信息和处理信息能力。

2.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染色体的动态行为变化。

难点:染色体在减数分裂中的行为变化特点。

(二)教学过程

1.课题导入

动画演示:演示、卵子形态,以及精卵细胞受精作用过程。针对受精作用过程中染色体的变化提出问题:染色体数目在上下代是否稳定不变?指导学生阅读这段资料:比利时学者比耐登发现减数分裂。针对资料提出问题:染色体在什么时候减少一半?是怎样进行分裂的?

2.新课讲授

问题1:精原细胞是如何通过减数分裂形成的?

(1)动画演示的形成过程。

(2)教师引导学生得出知识链:

减数第一次分裂--减数第二次分裂:精原细胞――初级精母细胞――2级精母细胞――4个细胞――

问题2:减数第一次分裂过程中染色体发生了哪些变化?

(1)动画演示:精原细胞形成初级精母细胞的过程。

(2)教师特别说明:精巢中的一部分精原细胞略微增大,染色体进行复制,这时候精原细胞就成为初级精母细胞。

(3)动画演示:同源染色体联会时的动态变化和四分体的形成过程。

(4)教师引导学生观察、探索、理解什么是同源染色体?什么叫联会、四分体?

(5)教师点拨学生总结出同源染色体的概念以及联会、四分体的特点。

(6)教师提出问题:从染色体的行为变化分析,导致次级精母细胞染色体数目减半的直接原因是什么?根本原因是什么?

(7)教师指导点拨,让学生仔细分析同源染色体的行为变化和染色体数目的变化,分析导致染色体数目减半的直接原因是同源染色体的分离,根本原因是同源染色体的联会,只有联会才能规则地排列在赤道板两侧,从而导致同源染色体分离,使子细胞染色体数目减半。

问题3:同源染色体能否有另一种分离情况?

(1)教师提出问题:同源染色体能否有另一种分离情况?

(2)动画演示:同源染色体分离,非同源染色体自由组合的过程。

(3)教师引导学生分析总结:同源染色体分离的同时,非同源染色体自由组合。

问题4:次级精母细胞中染色体如何变化,就能使其产生的细胞中染色体数与它保持一致?

(1)教师提出问题:次级精母细胞中染色体如何变化,就能使其产生的细胞中染色体数与它保持一致?

(2)动画演示:次级精母细胞到的过程。

(3)教师引导学生分析总结:次级精母细胞中染色体数目加倍就能使其产生的细胞中染色体数与它保持一致。

3.课堂小结:利用多媒体课件小结本节课学习的主要内容。

4.课堂练习:精心编制难度适宜、题量适中的练习,课件出示。

(三)教学反思

本节内容主要是以染色体的动态行为变化为轴线,抽象地阐明了生殖细胞的形成过程。因此如何让学生直观地观察,分析减数分裂中染色体的变化,这是本节重点也是难点。多媒体课件不仅以文字、图表来传递信息,而且还大量地以图形、图像和声音来传递信息,围绕一节课的教学重难点,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进行强化,积极引导学生思维,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有利于教学目标的实现。

总之,在高中生物教学中,要大力推进多媒体使用的常态化实践,通过多媒体与课程的有机整合,以进一步发挥多媒体在辅助教学,引导学生中的技术优势,从而为优化教学流程,提升课堂效率,强化教学效果提供有效的物质保证

参考文献:

篇3

【关键词】民族生态学；美国；苏联/俄罗斯；学科比较

【作 者】付广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3-0067-007

A Comparative Study on Ethno-ecologies from U SA and Soviet Union/Russia

Fu Guanghua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compared ethno-ecology from US tradition with one from Soviet Union/Russia based on their theory origins， research objectives， research methods and academic influence Thus makes Condusion that although the ethno-ecologies were born within anthropology or ethnology， and who did the researches were mainly anthropologists or ethnologists， they had great difference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was the difference of meaning of prefix “ethno-” The prefix “ethno-” within Soviet Union/Russian ethno-ecology was only related to “ethnos”， however， within US ethno-ecology， the meaning of the prefix “ethno-” was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was a kind of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ic

Key words： Ethno-ecology； United States； Soviet Union/Russia； Discipline comparison

民族生态学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吸引了来自民族学、生态学、植物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参与到其中来。在中国，民族生态学的发展还比较滞后，存在的理论盲点亦比较多，如国内学术界在学理上对美国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以下简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与苏联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以下简称“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之间区分不够，因此难以整合来自两个不同学术传统的学者，从而影响到整个学科的健康、快速发展。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在人类学界内部发展起来的，后来才影响到其他学科，从而扩散成一个庞大的学科；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虽然也是由民族学家提倡，但它属于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的交叉学科，是针对民族地区进行的生态学研究。因此，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有一些相同之处，但相异之处又颇多。本文从理论渊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术影响上对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予以比较，希望能为学科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一、理论渊源

理论渊源最能说明一个学科的属性，因此历来学科史的回溯都是指引一个学科发展的必要工作。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然都诞生在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手中，但由于在理论渊源上有所区别，才导致了它们之间异同共存的现象。

在美国，民族生态学的诞生有一个发展的历程。早在1875年，鲍尔斯（Stephen Powers）就提出了“土著植物学”的概念，是今日民族植物学能够追溯的最早起源。二十年后，考古学家哈什伯格（John W Harshberger）在美国费城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植物学”一词。1914年，美国民族学家亨德森（Junius Hendersen）和哈林顿（John Peabody Harrington）在美国民族学局组织的“动物在塔瓦印第安人中的地位”的调查中首次提出“民族动物学”这一新词［1］。从这一学术史追溯来看，民族植物学、民族动物学这两门民族生态学的分支学科的诞生都比较早。直到1954年，“民族生态学”这一术语才为康克林（Harold Conklin）首创。康克林通过考察菲律宾哈努诺人（hamunoo）植物术语的内容和结构，证实了民族植物分类的等级本质。康克林提供了第一个人类的自然资源概念的真实洞察，而不像以前的民族生物学研究首先关注的是记录人类对生物的应用［2］pp846-848）。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基本上限制在具体的人与动植物关系的研究上，人类学家们花费大量力气去创建动植物的清单，并记述其使用状况。虽然这样的研究缺乏理论的框架，但却有助于发现传统社会的动植物分类体系的本质。不过在此之后，由于受到认知理论的影响，民族生态学研究开始转向民族科学的方法，即把个体视作文化生成体和把语言视为信息编码的媒介。这样以来，虽然人类学家的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仍是记述动植物分类及其应用，但是其目的却是试图依此透视支配人类行为的思维的深层结构。鉴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具备主位立场、民族志方法、认知的视角等特征，因此被有些人类学家称为系认知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还有的学者认为民族生态学的学术谱系要比上述更为庞杂，如墨西哥生态学家托莱多（Victor M Toledo）就认为民族生态学是融合了民族生物学、农业生态学、生态民族志意义上的民族科学以及研究自然资源传统管理体系的环境地理学等的总学科［3］（pp5-21）。最近又有学者声称，民族生态学有社会科学、生物科学和阐释艺术与科学3个父母：社会科学中人类学发展了主位立场等民族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工具；生态学家和其他生物学家提供了大量的重要的、细节的适应系统的研究报告；阐释作品展示了反思的必要性和价值［4］（pp5-15）。当然，这些都是一家之言。总的来说，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最初的理论渊源更多地在人类学内部，虽与描写语言学的认知理论有一定的交叉，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所有的民族生态学家都具备人类学家的身份。只不过最近一二十年生态学者的介入使得民族生态学的情况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这一点将在第四部分中详述。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

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一样，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理论渊源也较为复杂。在苏联存续后期，苏维埃民族学家们认为民族学是一门以研究世界民族为对象的学科［5］（p3）。不过，由于民族总是在一定区域内逐渐形成的，受到所在地区生态环境的制约，采用各种方式去适应这样的自然条件，因此民族文化常常具备适应环境的特点。科兹洛夫认为“可以把处于目前这种状态下的民族学明确为其研究范围包括民族共同体这一最稳固和最重要的人们集体生活形式之一的产生和存在的各个方面的综合性学科。”［6］（p215）这样，摒弃了传统研究范围“本位主义”态度以后，民族学家们积极地参加了反映社会需要的新领域的工作，民族生态学的形成正是如此。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勃罗姆列伊（Julian Bromley）也类似地指出：“当代民族学由于自己的主要研究课题的多样性，实际在某种程度上同民族（民族社会）过程各方面的研究都有关系。这对于围绕民族学所形成的日益众多的相邻学科――从民族经济学和民族生态学到民族社会学和民族心理学，尤其如此。”［7］（ p246）事实上，早在1981年，勃罗姆列伊就发表了《人类生态学的民族方面》一文，虽然文中尚未提到“民族生态学”这一术语，但其中关于各民族利用自然环境的特点、各民族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特殊性等民族生态学原理已在这篇论文中得到充分运用。与此同时，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集体编写的《社会与自然》一书中也已包含民族生态学的许多原理，比如该书强调指出了历代民族文化传统对保护生态是有意义的［8］。勃罗姆列伊还在1982年俄文版的《民族学基础》第三章“非洲各族”单列“地理环境”一目，其中言道：“非洲的地理条件十分复杂，各种自然因素及其区域性配合都很协调，为非洲境内各民族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生态条件和相应的食物和技术资源。几千年来，人们适应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过程，构成非洲各民族全部经济文化史的物质基础。”［5］（p155）在借鉴同仁们理论、观点的基础上，科兹洛夫充分吸收了来自人类生态学的思想，于1983年正式提出了名为“民族生态学”的学科。科兹洛夫认为，民族生态学是一门由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相互渗透而形成的学科。由于其与人类生态学的密切联系，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取决于作为人的特殊共同体的民族的特点，而且这一特点表现在生物方面，也特别表现在社会文化方面。民族生态学形成的比较缓慢，是在吸收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民族人口学等与人类生态学有关的内容的基础上形成的。1978年开始的由美苏两国民族学家、人口学家、体质人类学家等共同参与的“为提高各民族和民族群体长寿率开展人类学和民族社会学的综合研究”，对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9］。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在人类学界内部产生的，它吸收了描写语言学的认知理论，变成了民族科学的一个亚领域，后来也受到农业生态学、阐释学以及环境地理学等学科的影响；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则是在民族学界内部产生的，是由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交叉而产生，甚至包含有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民族人口学等学科的若干领域，可见其理论渊源之混杂。

二、研究对象

苏联民族学家勃罗姆列伊认为：“每个学科的对象是在形成一定传统的学科实践中形成的。在确定今天某一学科的轮廓时，不能不考虑到这些传统……而一个学科研究对象的确定，相应地又同阐明它与相邻知识领域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7］（p235-236）从勃氏的上述论断足可得见研究对象对一个学科的重要性。民族生态学自也不能例外，其研究对象的确定对学科的存续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从康克林1954年提出“民族生态学”之后，学者们对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一直有所争论。然由于康克林不是特别重视理论上的研讨，因此这项工作留给了后来的民族生态学家。到1964年，斯特蒂文特（William Sturtevant）提出，“ethnoecology”一词中的前缀“ethno-”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指的是那些从群体自观出发的研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就变成了群体自观下的生物内在联系［10］（p216）。稍后，美国人类学家布罗修斯（J Peter Brosius）等人在界定民族生态学时暗示出其研究范围是传统群体如何组织和分类其环境知识和环境过程［11］。这样看来，民族生态学在当时的研究对象是处于传统社会的群体，范围则仅限于这些群体如何认知环境，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不过，民族生态学家马丁（Martin）认为，民族生态学涵摄了地方性群体与所有的自然环境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研究范围包含了民族生物学、民族植物学、民族医药学以及民族动物学等诸多亚领域。在研究对象上，民族生态学家大多聚焦于土著人环境知识的研究，但他同时也指出，民族植物学家也乐意研究农民传统的农技实践，而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土著人［12］（pxx）。当然，一些生态学家、人类学家正试图扩大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他们认为不仅农村居民值得研究，城市中也有民族生态学存在的空间；不仅要研究特殊群体的传统生态知识，而且要关注漫长历史时期内的生态变迁。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家仍然继续关注传统居民的动植物利用和资源管理实践，关注这些传统生态知识在维护生态安全上的独特价值。

与美国有所不同，苏联式民族生态学最初就是围绕民族（ethnos）来展开的，因此任何跟民族有关的人类生态学问题当然是其职责所在。这里的“ethnos”不同于英语中的“nation”或者“people”，用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勃罗姆列伊的话说就是指“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相对稳定的文化特点、确定独立的心理特点以及区别于其他类似共同体的联合意识的人们共同体”［13-15］。一般来说，“ethnos”大致相当于英语学界流行的“ethnic group”。正是根据这样的理解，科兹洛夫认为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取决于作为人的特殊共同体的民族（ethnos）的特点［8］，而且其所涉及的问题超出了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和民族人口学的范围。“该学科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族群或族共同体在所居住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条件下谋取生存的传统方式和特点，当地生态系统对人体产生的影响，族群或族共同体同大自然作斗争的特点及对自然界的影响，它们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传统，民族生态系统形成和发挥职能作用的规律等等。”［16］到1991年，科兹洛夫主编出版了名为《民族生态学：理论和实践》的论文集，共汇集16篇论文。除涉及生存保障体系外，它还与地理学、人口学、生物学、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相交叉，阐述特殊的地理环境对各民族的生计、饮食、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体质、人口再生产和心理等方面的影响。科兹洛夫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写道：民族生态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在自然和社会―文化条件下生活的各民族共同体的传统生存保障体系的特点，复杂的生态联系对人们健康的影响；研究各民族利用自然环境以及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生态系统形成的规律和功能［17］（p43）。实际上讲的就是各民族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作用。科兹洛夫接着论述道，首先要研究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生物适应和与他们的经济活动相联系的社会―文化适应，这些适应反映在物质文化特点（饮食、服装等）中，甚至反映在民族植物学和民族医学中；其次研究人们在个体和集团层面对周围环境和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环境之心理适应的主要方式，预防或降低环境压力的传统方法等；再次还需研究族群和自然的关系，对生态恐怖、生态灾难趋势的预测并借助利用那些物质资源的传统进行生态学教育和其他目的的教育［17］（pp43-44）。与1983年发表的2篇论文相对照，科兹洛夫在1991年的这篇前言中对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补充了一些原来尚未涉及的内容，如“预防或降低环境压力的传统方法”、“对生态恐怖、生态灾难趋势的预测”等。对于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央民族大学任国英教授认为其“不仅仅局限于民族学与生态学两学科的交叉，他们（指苏联/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家）的学术理念是将生态环境与各民族的方方面面都纳入到本学科的研究框架内。”［17］（p44）堪称一语中的。

两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出：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仅仅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也基本上限制在传统的居民群体，范围主要围绕这些群体的植物、动物、土地的分类与利用以及他们资源管理的实践等传统生态知识来进行。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研究对象界定为族群或族共同体，范围是与族群或族共同体有关的生态环境的方方面面，范围十分广泛。从这个意义上讲，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与当前欧美人类学界流行的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基本类似。

三、研究方法

对一个学科来说，确定其研究对象之后，就会面临着如何去研究的问题，亦即采用何种研究方法的问题。民族生态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必须要在方法论上有自己独特之处，方才能得到相关学科学者的承认，在学术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由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因此它很大程度上采借了其正规的资料收集方法。为了解被研究群体对自然环境的认知，民族生态学家们常常会设计几个层级的问题，他们首先会问本地有哪些生物？其中有哪些植物？其中有哪些是树？常绿树和落叶树有何差异？这里有哪些不同种类的针叶树？针杉和松树有何不同？……这样一直到最低层级为止［18］（p60）。通过向该群体的不同的人提问同样的问题，经过分析综合，基本上就能够获知被研究群体对他们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的认知总图。不过，后来民族生态学家们逐渐发现，由于他们采用这种假设性的分类，一些被访谈者可能会依照访问者的逻辑去推定，甚至创造出当地没有的事物来。于是民族生态学家们只好又重新依靠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的方法，虽然这两种方法费时又费力，但好在这两种方法的有效性很高。在参与观察的过程中，民族生态学家们常常需要正确记录动植物的当地名称、学名、科属，必须涉及到它的日常用途和仪式用途、利用的部位以及特殊的去除毒素之类的加工技术，甚至还需要了解有关的神话传说，以便更好地把握它们在地方文化中的功用。有时，研究者还被要求采集和保存那些他们记录下来的动植物标本和材料。当然，如今的民族生态学研究虽然在资料采集和分析方法上与以前差别不大，但他们看待这些资料的视角却有了新的变化。比如美国民族生态学家纳扎里（Virginia D Nazarea）就指出，民族生态学是“从某个点出发的视角”，它不仅要摒弃以前那种无历史和政治的倾向，而且要看到权力和风险在塑造环境解释、管理和妥协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民族生态学者才能在跨学科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中充当主角［19］（pp1-19）。

苏联民族学家们认为直接观察是获取民族学情报资料的基本方法，但苏联民族学界起初转向“综合集约调查法”，后来则以夏季短期的小组或个人旅行来排斥综合调查，总的来看是逐渐放弃了“定点”的直接观察方法。鉴于上述民族学调查方法的走向，民族生态学的奠基者之一勃罗姆列伊声称一定要坚持直接观察、定点长期调查的方法，同时还可以根据研究客体变化的实际情况适时采纳问询调查法、历史比较法、类型学方法等其他的研究方法［20］（pp136-146）。但勃罗姆列伊的主张未能坚持多久，苏联就遭遇了解体。随后，民族学也遭受前所未有的学科危机。正是在这个阶段，科兹洛夫总结了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发展历程。在1994年出版的《民族生态学――学科形成和问题史》一书中，科兹洛夫全面阐述了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学科性质、基本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及与其他学科间的关系；其中还对阿塞拜疆的阿塞拜疆人和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人进行研究，开拓性地把移民和民族冲突问题纳入民族生态学研究的视野［17］（p43）。从前人翻译的2篇论文和任国英教授的总结来看，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仍然坚持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同时吸收了人类生态学的方法，从而在方法论上有了自身一定的支撑。20世纪末以来，由于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传入，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研究注意同国际接轨，研究中借鉴和引用西方的理论观点，在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实地调查，将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17］（p44）。笔者曾就这一问题向俄罗斯继科兹洛夫后最负盛名的民族生态学家亚姆斯科夫（Anatoly N Yamskov）请教，他认为苏/俄民族生态学依然坚持经典的田野工作方法，创造性地发展了民族生态系统的概念，同时注意使用精细的统计数据和自然地理资料。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由于诞生在认知人类学内部，因此它不仅继承了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等田野调查方法，而且以其独特的研究步骤和视角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初创于20世纪80年代，直到苏联解体以后才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因此研究方法上更多地依赖民族学的直接观察的方法，同时也适当吸纳了系统生态学等理论与方法。只有在俄罗斯民族学界与西方人类学界广泛交流一段时间以后，民族生态学研究才获得了新的理论与方法源泉，从而推动了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四、学术影响

一个学科的生命力是否够强，关键还在于它的学术影响力。对美苏两种传统民族生态学的学术影响的分析，笔者认为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是看其民族学人类学内部的影响力；二是看其对其他学科学者的号召力；三是看其对境外国家和地区学术的辐射能力。

美国式民族生态学诞生于人类学内部，本身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个亚领域。虽然认知人类学在20世纪60-7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但随着实践理论、阐释人类学以及反思人类学的出现，民族生态学本身也成为某些学者清算的材料。不过，在文化人类学内部，民族生态学作为一种方法和视角，还是得到广泛的承认的。这从《美国人类学家》、《美国民族学家》、《当代人类学》等顶级杂志上刊登的为数不菲的民族生态学研究论文上可以得到证实。在人类学界之外，民族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也得到了植物学、动物学、生物学、生态学、地理学等学科学者的认可，还有的学者针对性地进行了理论方面的探讨，如墨西哥生物学家托莱多、资源地理学者巴顿（David Patton）都有专门的研讨文章问世。不过，最能说明一个学科影响力的也许要看它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辐射能力了。由于美国社会科学在当今世界研究社群中居于统治地位，单从其数量庞大的实践者、分配到的资源以及学科方法论的影响力上就可以略见端倪，因此美国式文化人类学领导着世界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印刷文本的广为传播更是奠定了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学术优势地位［21］。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如今也已在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印度、中国、墨西哥、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生根发芽。英国与美国同文同种，因此较早接受了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坎特布理肯特大学的埃伦（Roy Ellen）博士更是这一领域中享誉世界的学者，他与《皇家人类学刊》合作出版了名为“Ethnobiology and the science of humankind”的特刊，集7篇专门研究于一体，足见民族生态学在英国人类学界的影响。事实上，即使在俄罗斯国内，从事民族生态学研究的学者们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传统的影响，如今他们在英语写作中已把自身原来应用的“ethnoecology”改称为“ethnic ecology”，且认为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跟美国的文化生态学或生态人类学相差无几［22-24］。

苏/俄式民族生态学虽然创立较晚，但不论在苏联时代，还是在俄罗斯时代，都能在民族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还成立了民族生态学部，专门从事民族生态学研究。从1997-2005年，俄罗斯民族学家与体质人类学家联合会共举办了5次大会，每次会议都有15-20篇的民族生态学专题研究论文参与［22］。在论文的发表上，俄罗斯权威的民族学期刊《民族学观察》（即以前的《苏联民族学》）从1975-2004年共刊发了24篇民族生态学方面的论文，虽然与民族政治研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跟民族心理学、民族社会语言学等其他新兴研究领域一起处于第二序列［24］。值得高兴的是，俄罗斯的学者们还在圣彼得堡创立了名为《民族地理学与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丛刊，专门刊发民族地理学和民族生态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在学术研究之外，学者们还积极参与生态学评估。1999年，民族生态学家斯泰潘诺夫（Valery Stepanov）还主持编纂了《民族生态学评估方法》一书，为俄罗斯民族生态学家参与生态学评估提供了学术指引。由于民族生态学研究在俄罗斯国内已经有了上述良好的基础，因此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在进行研究时也深受影响。对此，亚姆斯科夫曾经说道：“在土著人土地权利和传统居住领域内进行研究的许多专家，他们有着民族学、地理学、生态学（生物学）以及社会学的训练背景，如今喜欢称呼自己为‘民族生态学家’。”即使在一些地方法案的建议草稿中，甚至流行的术语“传统自然资源应用领域”（TTUs）也正在转变成“民族生态学领域”［25］。不过，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学术影响力下降，因此俄罗斯传统的民族生态学对外传播并不是很广泛，仅在原来的加盟共和国内流布。中国从1984年开始译介相关理论，然迄今为止，仅译介过科兹洛夫的2篇论文，且其中尚有不同程度的重复之处。2009年，任国英教授的《俄罗斯生态民族学研究综述》一文算是稍微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两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在人类学或民族学界内部仍充满活力，都对其他学科造成一定的影响，也都有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的辐射力。但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更具活力，如今已经得到植物学、生态学等领域学者的认可，跨学科的合作日益增多，兼且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的向外传播更为广泛，如今已经影响到世界上主要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大国。

五、结果与讨论

透过以上四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发现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然都诞生于民族学或人类学界内部，从事研究的也都是民族学家或人类学家，但两者之间却有着比较大的区别。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苏联（俄罗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不同的对象所致。我们知道，美国号称为“文化人类学”，其研究的对象是人及其文化，文化在其中尤占重要地位，这跟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始终追求理解土著居民的生态观念有着根本联系。苏联（俄罗斯）既然号称为“民族学”，而且在实际研究中都是围绕“民族”（ethnos）来进行的。苏联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缀“ethno-”仅表示着与“民族”（ethnos）或族群单位相关，而并不像美国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缀“ethno-”，其意思乃是“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是一种主位的对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前缀“ethno-”意义的区别乃是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之间的根本差别。鉴于这种意义上的差别，一些俄罗斯学者已经采用“ethnic ecology”来指称苏/俄式民族生态学。

在准备和阅读材料的过程中，笔者还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苏联/俄罗斯民族学者都认同这种跨领域的学科。如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切什科（Sergei Cheshko）就认为民族学中出现的民族生态学等之类的亚学科大部分都是夭折的分类。因为它们不能改变任何事情，学者们只是继续做他们过去做的东西罢了，而且以后这些亚学科的继承者会为他们抓住的一点皮毛而沾沾自喜起来，甚至会声称一切事物离开了生态学无法解释［26］。切氏的论述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只是在学界内部划分一下势力范围，而没有理论方法上的升华，这种划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实上，如果民族学人类学者因为沉迷于分支领域的研究，而未能坚持“全貌观”的基本准则的话，那么这种分支不要也罢。

依上述认知去审视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我们会觉得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具备其自身的学科特点，而且具备完善的方法论工具，是一种人类学生态研究范式的更新。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则不然，它更多的是对人类生态学的一种类比，主要作用在于划分学术领域，既没有形成独特的学科特点，也没有完善的方法论工具。当然，这并不是说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一无是处，它所开拓的文化适应不完善的思想、对不同族体的心理适应的研究、景观民族特点的论述，对民族学人类学的生态研究仍然具有其独特价值。

（致谢：俄罗斯科学院亚姆斯科夫博士曾向笔者提供他的论文电子版以供参考，还在电邮中耐心地回答了笔者的疑问，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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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民族生态学；人类学；美国

[作者]付广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博士生、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C9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1－0069－007

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指的是诞生于美国生态人类学中的一种独特方法，它试图从认知的视角探讨不同的民族与其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自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该学科在欧美国家得到了较快发展，甚至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生态人类学中主要的学术思潮之一。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苏联学术界也以民族(ethos)为研究中心发展起另一种民族生态学研究的理论框架，我们称之为“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由于中国当时恢复了与苏联的密切关系，因此中国民族生态学的发展初期深受苏联学术框架的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研究也开始影响到中国的植物学界和民族学界，从而开启了最早的中国民族生态学研究。然而，由于同时受到美、苏两种学术传统的影响，中国民族生态学界对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一直未能澄清，这给学科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隐忧。有鉴于此，我们希望此文能够增加国内学者对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的认识，亦为促进民族生态学在中国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一、概念界定

作为一个新的学科领域，民族生态学的概念仍在不断的修正中，这也正表明其研究魅力所在。术语“民族生态学”于1954年为康克林(Harold Conklin)首创。康克林在菲律宾的哈努诺人(Hanunoo)中进行的植物命名方法的语义学研究证实了民族植物分类的等级本质，真正洞察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认知。不过，康克林与其追随者一样，只是花费很大力气去记述植物和动物名称的清单以及它们的文化使用口]，未能延伸到更深层次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类学家日益对理解人群自己的感受及他们对世界的解释感兴趣，因此他们对人类活动的动因和后果感兴趣的程度远远大于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的兴趣。于是以人们自己的世界概念模型为重点，产生了被称为“认知人类学”的领域。鉴于其在方法论上的贡献，人类学家们有时也称之为“新民族志”(New Ethnography)或“民族科学”(Ethnoscience)。刚刚诞生的民族生态学与这一领域不谋而合，在借鉴其方法的过程中，逐渐成为这一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简单了解民族生态学的发展脉络之后，我们接着来探讨民族生态学的概念界定。虽然康克林没有就“民族生态学”一词给出明确的概念界定，但后来的生态人类学者多次试图去框定“民族生态学”。下面我们就较有代表性的四种界定予以分析，然后结合来自其他学科学者的意见，力争对民族生态学的概念界定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美国人类学家福勒(Catherine Fowler)是较早地试图从理论上总结民族生态学发展历程的学者。早在1977年，她在为《生态人类学》写作的“民族生态学”专章中叙述了民族生态学的历史、概念、方法论、招致的批评以及其他方面的民族生态学研究。正是在这一专章中，福勒把民族生态学描述为：一种关注本土人环境概念的独特的人类生态学进路，它主要采纳民族科学的方法，尝试证实对应环境的本土术语系统与那些概念化之间的条理关系。从福勒的上述界定可以看出，民族生态学在当时仅仅是人类学的人类生态学的一个分支。对福勒来说，其关键在于要从被研究群体的自观点(own point of view)去看问题，这样民族生态学就变成了一个群体从其自观出发的生物相互联系的观念。福勒还指出，虽然民族生态学因缺乏关注其方法的行为含义而招致了许多批评，但它却始终坚持自身能够更完全和完整地描述土著人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福勒之后，布罗修斯(J.Peter Brosius)等人对民族生态学有一个更为清晰的界定。他们认为民族生态学(ethnoeeology)是民族科学的一个亚学科，它研究的是传统群体如何组织和分类他们的环境知识和环境过程(pp.187－188)。布罗修斯等人在文章中认为，民族生态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描述和呈现文化内观的知识，而不能止步不前。就像弗雷克(Charles O.Frake)所言，“民族志学者不能仅仅满足于西方科学式的文化生态系统元素的分类。他必须像他们自己所理解的那样按照被研究者民族科学的种类去描述其环境”。由于该文着眼于如何运用民族生态学去探讨传统农业知识，而不是重在民族生态学理论上的探讨，因此这篇文章的最大贡献也许在于指出了本土知识系统中分享的民间智慧和个体经验组合的动态性和复杂性本质。当然，布罗修斯等人在文章中亦指出，在以后的民族生态学研究中，要把研究的注意点从名词转向动词。因为动词本身暗示着过程和其语言认知，它对人类适应的概念化也十分重要。

当代英国生态人类学家米尔顿(Kay Miltort)认为，“ethnoecology”一词中“ethno”这个前缀的意思同“folk”差不多，指的是从被研究者的角度(主位的)界定的而不是从分析者的角度(客位的)界定的知识领域。这样，关于某一社会的被研究者对植物界的民族分类，便成为“民族植物学”，进而类推出“民族动物学”、“民族医学”以及“民族生物学”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生态学”区别于所谓科学“生态学”，它研究的是特定文化传统的环境知识，而这些知识只在那个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才是有效的。因此民族生态学有助于理解传统群体与其所处环境的互动过程，从而地方生态治理提供本土经验和智慧。

不难看出，上述概念界定基本上都限制在“民族科学”的语境内，因此我们今天看来可能会觉得上述界定似乎跟人类学界最新的理论发展没有什么联系。其实，面对人类学的后现代时代，民族生态学家们多多少少总会有所触动的。如美国民族生态学家纳扎雷(Virginia D.Nazarea)在1999年出版的《民族生态学》一书中就指出：民族生态学是一种看待人类与自然世界关系的方式，只不过强调认知在框定行为中所起的作用罢了。她认为，作为对自然环境的解释、认知和使用的系统的考察，民族生态学不再忽视文化的代表的与直接的方面的历史与政治基础，也不再把塑造知识系统和最终实践的分布、获取和权力问题拒之门外。民族生态学应该最大化利用其比较优势，结合事无巨细的田野工作，充分意识到历史、权力和风险在塑造环境解释、管理和妥协的重要性。这样一来，民族生态学就会在跨学科研究中做出重大贡献，甚至成为保护、可持续性和平等研究领域的倡行者。从纳扎雷的上述论述中，我们亦可约略看出，民族生态学也在与时俱进中，它不仅坚持其原有的方法论利器，而且还勇于吸收布迪厄等人的知识、权力、风险的新思想，从而为民

族生态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与上述人类学家不同，植物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其他学科学者的界定却有着一定的差别。民族植物学家马丁(Martin)认为，民族生态学包括所有的描述地方性群体与其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因此它包含了民族生物学、民族植物学、民族医药学以及民族动物学等诸多亚学科。无独有偶，墨西哥生态学家托莱多(Victor M.Toledo)也倾向于扩大民族生态学的研究范畴，他认为民族生态学可以被界定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进路，它旨在探索人类群体如何通过信仰和知识的屏幕来看待自然，以及人类自身形象上如何使用或管理自然资源。无论怎么表述，人类学以外的学者也都想把“民族生态学”这一理论工具延为己用，希望通过这种跨学科的探讨来充实自己的专题研究。

我们认为，民族生态学是民族科学的一个亚领域，它研究的是特定文化传统的人们所拥有的生态知识。这种研究最初仅仅在生态人类学界流行，更像是一种观察人与环境关系的视野或方法。只有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特别是民族植物学、民族动物学、民族医药学等亚学科促生后，民族生态学才向一门总括式学科的方向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与上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截然不同的是。“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则大致在研究范畴上等同于生态人类学，“学科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族群或族共同体在所居住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条件下谋取生存的传统方式和特点，当地生态系统对人体产生的影响，族群或族共同体同大自然作斗争的特点及对自然界的影响，它们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传统，民族生态系统形成和发挥职能作用的规律等等。”由于中国民族学界也曾深受苏联的影响，因此中国的民族生态学一开始就是民族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指的是以民族为中心的生态学方面的研究。它与生态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对象大致相同，并且其理论方法有进一步融合的趋势。在当代中国的学科分类范畴中，“民族生态学”成为民族学下面自主设置的二级学科，其培养模式与各分支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相似。据我们所知，目前国内名为“民族生态学”的博士点有两处：一是托庇于云南大学民族学研究院，走的是民族学人类学的培养路线，大致等同于生态人类学或生态民族学；另一个诞生于中央民族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走的是生态学的培养路线，实质上是“民族地区的生态学研究”。

二、理论预设

凡是熟悉民族生态学发展历程的人们都知道，民族生态学与认知人类学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其一分支学科。按照丹德拉德(Roy D'Andrade)的界定，认知人类学是关于人类社会与人类思想关系的研究。认知人类学家研究的是人们在社群中如何构想和思考那些组成他们的世界的物和事(p.1)。由于认知人类学非常关注分类、认知以及文化的内涵，这使民族生态学也深受其影响，从而使得学科发展中始终存在着两个基本的理论预设：

1、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其认知状况(思想、知识和语言)的影响；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的影响，不少人类学家认为语言是一个用来组织经验的概念体系，它不仅迫使人们接受一定的世界观，而且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模式，从而决定了人们的行为准则。因此，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具有不同的概念体系，因此也就具有不同的世界观、思维模式、行为规范和文化。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人类学家借鉴了语言学家派克的观点，提出要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去了解和记录文化，要把文化主位(emie，即文化负荷者的观点)和文化客位(erie，即文化研究者的看法)区分开来。上述两种语言学思想是影响认知人类学发展历程的重要思潮之一。

作为认知人类学的分支领域，民族生态学显然也深受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和派克语言学观点的影响，甚至在学科内部形成了对应的理论预设。民族生态学家们认为，人类是一个特殊的物种，他不像其他物种那样，他具有思维、知识和语言，因此这些文化元素必然会对其与自然环境互动的行为施加影响。人们不会直接地对环境起反应，而只能对那些他们意识到的且语言中已标示的动植物做出反应。在面对环境刺激时，人们会在已有世界观的图式下调动其已有的知识体系，从而做出适应性的行为。对此，瓦伊达(Andrew P.Vayda)和拉帕波特(Roy A.Rappaport)曾经在“操作的”环境和“认知的”环境之间做出了著名的区分。所谓“操作的”环境，即所有环境因素的综合，不管这些因素是否得到理解；而“认知的”环境则指的是一个特殊群体的人们所意识到和理解的环境。在某种意义上讲，“操作的环境”和“认知的环境”之间的区分更像是对来自派克的主位和客位方法的一种模仿。

为了洞察土著人的思想、知识和语言对外部环境世界的影响，民族生态学家经常从语义和分类的角度考察土著人的生物分类体系。他们不厌其烦地收集植物、动物、昆虫、土壤、疾病等方面的土著术语资料，然后按照生物分类学的发展或按照一般化水平对术语进行等级上的安排。通过揭示土著生物分类背后的组织原则，民族生态学家们声称克服外来者强加于土著人既有结构的倾向是可能的。但是，大部分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成分分析”上，很少能够进一步去思考。事实上，结构化了的动植物分类不仅反映了其环境世界观，而且这种世界观影响到分类结构本身乃至人类行为。这也招致了许多批评，因此不少研究成果被批评者们称为“民族语义学”或者“民族分类学”，而不能够升华到“民族生态学”的范畴中去。

2、由于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和环境的因素差异，不同群体的人们对其所处的外部世界的解释会有所不同。

当今世界生活着各式各样不同的群体。他们采取狩猎一采集、园圃农业、畜牧业、精耕农业以及工业化农业等不同的生计方式。由于生计方式的差别，他们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环境观。不同民族的环境观会因为社会、历史、文化的原因而有所差异，同时自然环境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不同民族对他们所处的外部环境的认知。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每个文化或社会看待外部的环境会一定有着完全截然不同的看法。人类学的田野研究一再表明，不同群体的人们在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可能会发展出相似的文化特质，从而在文化面貌上具备一定的相似性。

米尔顿的地球变暖案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来自西方世界的科学家们说世界正在逐渐变暖，人类的活动，特别是那些向大气释放某些气体的活动是造成地球变暖的原因。虽然大家同处于一个地球，但是，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们可能否认地球变暖在发生。或者，如果他们承认有变暖现象，他们可能归因于神灵的行动或神圣造物主。或者承认人类要负一部分责任，他们认为地球变暖是某个更高主宰施加的惩罚，因为他们的社会未能尊奉古老的传统。之所以对地球变暖这一外部事件的解释会有如此不同，不仅因为他们朝夕生活的自然生态环境有着较大的区别，而且因为他们与自然相处的不同方式的差异直接影响到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虽然我们并不能否认其中存在的文化建构的因素存在，但是这些差异巨大的解释肯定是跟其社会文化和自然生态差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这一理论预设与民族生态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由于不同群体的人们对其外部世界的解释(认知)会有所不同，当然所有的解释可能都不乏合理的元素，但只有本土人才会对毕生相处的环境做出最为合理的判断，才会有最为准确的解释。这样的理论预设促进了民族生态学的传统生态知识研究的拓展。著名民族生态学家波西(Darrell A.Posey)等人更是认为本土生态知识(indigenous ecological knowledge)的研究亦即民族生态学。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传统生态知识研究是民族生态学区别于生态学、环境科学及其他研究人与环境关系的学科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如果把两个理论预设结合起来来看，我们会发现它们实际上讲的都是人类行为和认知之间的关系。第―个预设说的是人类在自然环境中的行为会受到其认知状况的影响：如果某个群体的人们对某一类型的自然环境认知水平较高，那么他们就会在这种环境中运用自如，如鱼得水；反之亦然。第二个预设则讲的是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他们延续下来的社会文化传统会影响到其对外部世界的解释(认知)。如长期生活在中国华北平原的人们，来到青藏高原以后，基本上都会不适应，因为他们原来生活于海拔较低的地方，对应的社会文化传统难以应付这样的情形，因此会对这种类型的自然环境持否定态度；而原来居住在高山地区的人们则不同，他们拥有相应的文化适应策略，长期以来也形成了应对的身体素质，因此对青藏高原的抵触性情绪就不会那么强，其解释也就自然有所差异。

三、学科特征

作为生态人类学发展中的独特成果之一，民族生态学在欧美学术界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人类学的。由于民族生态学十分关注“他者”，尤其那些仍实践着传统资源利用和管理方式的土著群体，因此它具备一些不同于所谓的科学“生态学”的学科特征。具体来说，我们认为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具有以下学科特征：

1、本土人立场

本土人立场，亦被称为“主位”立场，是从被研究者本身出发看问题的一种方法。它的出现与文化相对论关系密切。在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文化相对论是必须秉持的观念之一。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人类学者常常把自己置于被研究者的立场，从被研究者的时空场景中考虑自己研究的课题，然后再跳出来，结合客位的立场，对文化现象做出正确的解释。作为生态人类学中的一种独特方法，民族生态学必然也要坚持文化相对论，坚持本土人的立场。从学科名称来看，民族生态学(ethnoecology)是一个复合词，它由ethno加ecology构成，这本身就说明了它的属性，即ethno的生态学。ethno在英语中是“民族的”意思。如前所述，它与“folk!”的意思差不多。以此而言，民族生态学就是从本土人立场出发的生态学，其中的“本土人立场”是民族生态学区别于生态学的根本标志。如果在研究中未能采纳本土人立场，而仅仅对土著人的植物、动物、医药进行研究，充其量只是“土著人的生态学研究”，而不能称之为“民族生态学”。当然，如果从“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眼光来看，仍然可以称之为“民族生态学”的。

2、民族志方法

在长期的学科发展历程中，人类学中的观察、参与观察、结构性访谈、半结构访谈、无结构访谈、谱系法等等都民族志方法都得到了极大发展。民族生态学作为一种生态人类学方法，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人类学的影响，吸收了民族志方法作为学科的方法论支柱。从20世纪50年代学科诞生之初，到如今蓬勃发展，民族生态学始终坚持民族志方法。事实上，迄今为止，最为杰出的民族生态学研究都是由人类学家来完成的。民族生态学的创始人康克林对菲律宾哈努努人颜色分类和刀耕火种的研究至今仍然是人类学中的经典。为了进行博士论文的研究，康克林从1952年至1954年初一直在菲律宾的哈努努人中进行田野工作。后来，他的研究兴趣转移到菲律宾吕宋岛北部的伊富高人身上去，并为此6次到田野点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实地调查。正如民族生态学家诺兰(Justin M.Nolan)所言，民族志方法是民族生态学的附赠方法，民族生态学家通过使用参与观察和其他的定性资料收集技术，可以观察到相关生态可能性背景下的不同决策促生的行为模式。这一方法对决定和估测人类行为的影响是不可限量的。民族志方法是民族生态学区别于所谓的科学“生态学”的重要方法论，因此，民族生态学一定要坚持田野调查、坚持参与观察，否则就难以实现其研究目标。

3、认知的视角

作为认知人类学的一个分析领域，民族生态学始终坚持认知的视角，而且长于从认知的角度来分析一个族群与其周围自然生态环境的复杂互动关系。随着认知人类学的发展，对人群概念世界描述本身成了目的，这样正规的采集资料技术就推广到民族生态学中。比如，一位对收集人们怎样对他们的自然环境分类感兴趣的生态人类学者，他会设计出几个层次的问题，从包含事物较广泛的范畴到较小的范畴。刚开始时，他可以问世界上存在着什么事物，然后再依次问有什么植物，有什么树木，有什么药用树，如此逐步缩小范围之最低层次为止。分析者通过向许多提供情况的人按照同样的顺序提出同样的问题，就能得到当地居民对他们自己所处环境的共同认识的总图。这种方法虽然有效，但人类学者逐渐认识到使用这种方法存在很大问题。因为可能在当地人的文化语境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分类，或者根本没有分类，被调查者就会强行按照自己的逻辑设计出一种分类方法来。这样一来，民族生态学家不得不恢复使用传统的参与观察法。由此可知，民族生态学始终坚持认知的视角，力争从“他者”自身的文化传统去分析其对外部环境的认知，从而为民族生态学的存续提供跨学科的动力。因此，不少认知语言学家、植物学家参与到民族生态学研究中来，运用其语言分析工具和植物学知识，从而更为准确地揭示出“他者”的民族生态学特征。

4、关注传统生态知识

民族生态学自诞生之初，就把传统生态知识(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除“传统生态知识”外，生态人类学界内部还有本土生态知识、农村人的知识、本土技术知识、传统环境知识、地方性生态知识以及本土农业知识等类似的术语。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英格利斯(J.T.Inglis)编辑的《传统生态知识：概念与案例》、贝尔克斯(Fikret Berkes)的《神圣的生态学：传统生态知识与资源管理》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称之为“本土环境知识”，如埃伦(Roy Ellen)等3位学者编撰的《本土环境知识及其转型》一书就是如此。通过对传统生态知识的挖掘和深描，民族生态学家可以得知当地人怎样理解他们的环境和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认识，能够纠正和补充某些肤浅的人类生态学的研究。事实上，传统生态知识研究已经发现，一些个人在各样植物、动物以及其他自然资源上要比其他人知道得多，而这是文化内部因素(如年龄、性别、地位、兴趣、教育以及经验)导致的结果。例如，在女性操控耕作和谷物食品管理的社会，女性很可能要拥有耕作方面的更精细的知识。相反，在男性参与的地方生计的狩猎者中，男性通常

操控和交流着野生动物方面的信息。民族生态学家已经从这些发现中获益，可以从中确认哪些个体在具体资源上是最具备与地方生境的物种差异。这对解决环境问题和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都具有相当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5、跨学科色彩浓厚

如马丁和托莱多所述，民族生态学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跨学科领域，它包含着民族植物学、民族动物学、民族生物学、民族医药学等多个亚领域。为了学科的发展，民族生态学持续地从生态学、人类学、生物学、语言学、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吸取营养。事实上，前辈民族生态学家已经在跨学科上给我们做出了示范：美国学者伯林(Brent Berlin)早就认识到自己学科专业的局限性，因此他长期与两位生物学家合作组成了跨学科团队，最终在民族生态学研究上取得了学术界公认的成就。民族植物学家马丁也提倡这种跨学科团队的合作，生物学家收集和辨认植物物种，语言学家研究地方命名，人类学家记录生态知识，医药学家分析植物的医药价值，动物学家观测动物种群，资源经济学家证实森林产品的价值。不过，他认为，民族生态学家为了获得对传统生态知识的全面认识，一定会经常孤独地工作，因此必然要时常跨越众多学科的边界。可以预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由不同学科的学者组成的民族生态学研究团队将会越来越多。

结语

在前文中，我们讨论了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的概念界定、理论预设和学科特征。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更像是一种观察视角或一种研究策略。在民族生态学内部分化出民族植物学、民族动物学、民族医药学等更为专门化的领域后，民族生态学一跃成为一门统领性的学科，与所谓的西方科学的“生态学”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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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学；生态系统；人类生态学； 文化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4-0156-05

生态学的产生与发展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史前进的步伐。在人类历史中，生态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生态学到人类生态学亦经历了自然和社会科学家们的艰辛探索，在生态学研究过程中，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观点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生态学的关注点逐渐从单纯针对动植物和生态系统等的研究转向对人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即人类生态意识慢慢觉醒，开始了生态学向人类生态学的转向。现代生态学将人类生态学的研究提到一个很高的层次。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将成为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动向，即人类生态学将成为生态学发展的新的重要方向。

〖BT4〗一、经典生态学时期

（一）萌芽时期

早期人类对自然既恐惧又迷恋，在这种矛盾心态中形成对自然的博物学式的了解。在与大自然抗争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开始关注各种动物的生态习性，猎人对于猎物，渔民对于江河湖海的生物，牧民对于牲畜，都有着丰富的感知和实践经验。同时，早期的采药者开始研究植物的属性。这些都是早期的生态学知识，是人类从实践中得出的经验，迄今为止它们仍然是生态学研究的源泉。

在中国，早在公元前1200年就有了文字记载的原始的生态思想。“《尔雅》一书中就记载了176种木本植物和50多种草本植物的形态与生态环境”。“公元前200年《管子》地员篇专门论及水土和植物，记述了植物沿水分梯度的带状分布以及土地的合理利用”[1]。 西汉时期，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注意到了植物生长与其生长环境的密切联系，刘安撰写的《淮南子》一书，就记载有“欲知地道，物其树”。到公元前100年前后，在我国已经确立了二十四节气，节气的划分综合了季节、气候、物候等自然景象的变化，反应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于生态现象和气候之间的关系有了初步的理解。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描述鸟类生态的《禽经》，书中对各种鸟类的命名、形态、生活习性等内容做了总结。到了公元6世纪，中〖HJ58x〗国著名的农学家贾思勰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从农民当中所获得的生产经验，著成《齐民要术》，该书涉及了包括农作物栽培，经济林木生产，如何利用野生植物以及介绍了各种家禽、家畜、鱼等的饲养等内容，书中蕴含了朴素的生态学观点。这些都是我们过去生态知识的最早记载。

在西方，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的著作《动物志》中就已经对动物做了分类，并且对动物的身体结构与形态，以及动物的习惯与性格的差异都做了详细的论述。在论述的过程中，亚里士多德还将动物与人类在自然属性方面进行了对比。随后他又写了《动物之构造》、《动物之行进》、《动物之生殖》、《动物之运动》，也叫做《动物四篇》。这些著作依据动物的生活环境和食性对动物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描述了动物与生态环境之间以及动物与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给后来生态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历史积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荻奥夫拉斯图斯（公元前370～285B.C.）在《植物群落》一书中，撰述了陆地及水域中的植物群落和植物类型与环境的关系，被后人认为是最早的一位生态学家。老普林尼（公元23～79A.D.）所著《博物志》一书可以说是一部出色的百科全书，“实际上，在此之前已经有了两部百科全书：瓦罗（Varro，116B.C.～27A.D.）九卷本的Disciplinae 和塞尔苏斯（Celsus，25 B.C.～45 A.D.）的Artes。相比之下，普林尼的《博物志》是更为庞大和出色的一部，几乎囊括了整个自然界各个方面的内容，小普林尼概括说这是‘一部全面而渊博的著作，其丰富程度不亚于自然本身’。” [2]它为后人研究古代人的生态知识和生态观念提供了丰富的来源和依据。

（二）生态学的建立和成长期

文艺复兴之后，生态学也和其他的自然科学一样，在经历了漫长的黑暗时代之后，重新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1670年，英国科学家波义尔（Boyle）用一些小动物作为实验材料，研究和阐述了低气压对动物的影响，标志着动物生理生态学的开端。1735年法国昆虫学家雷米尔（Reaumur）在其著作《昆虫自然史》中，探讨了有关积温与昆虫发育生理的关系，成为研究昆虫生态学的先驱。在其后的昆虫学家亨利・法布尔用毕生的经历和心血完成了《昆虫记》这一巨著。为昆虫生态学的向前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749年至1788年法国博物学家布丰（Georges Louis Leclere de Buffon）发表了包含36卷的《自然史》巨著。在该书中的《动物史》、《鸟类史》、《爬虫类史》等卷册中揭示了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物种是可变的，提出了“生物变异的原因基于环境的变化”的原理。他的这一思想对于近代动物生态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1807年，德国学者洪堡德（Humboldt）在其《植物地理论文集》一书中最先发现了植物分布的水平分异性和垂直分异性，揭示了自然界植物的分布遵循一定的规律集合而成群落这一现象。他在1799～1844年的美洲之行的基础上，把植物地理的知识系统化，被称为近代植物地理学和植物群落学的创始人。世界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于1859年完成科学巨著《物种起源》，它论证了两个问题，第一，生物是可以变异、进化的。第二，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动力。他的论述极大地推动了生态学和进化论的发展。1869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首次提出了生态学的概念，即研究动物与其有机及无机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由此正式揭开了生态学发展的序幕。1877年德国学者苗比乌斯（Mobius）通过研究牡蛎群落提出了生物群落（biocoenose）这一术语。1896年德国学者斯罗特（Schroter）首次提出个体生态学和群体生态学两个重要概念[1]。1895年Warming发表《植物分布学》，并与1909年将其英文版易名为《植物生态学》，此书和1898年德国辛珀尔（Schimper）发表的《以生理为基础的植物地理学》一起被认为是两部生态学的划时代巨著，全面总结了19世纪末以前植物生态学的研究成就，标志着植物生态学的成长和成熟，并使之成为生态学中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

进入20世纪以后，生态学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和内容更加广泛。在此期间，美国的爱默生（Emerson）等写的《动物生态学原理》一书被公认为是当时内容最丰富、最完整的动物生态学教科书，它标志着动物生态学进入了成熟期。虽然动物生态学的成熟要晚于植物生态学近半个世纪，但在进入了20世纪以后，动物生态学研究成为了生态学研究的主流。同时，植物生态学在植物群落生态学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英美学派、法瑞学派和北欧学派等几个研究中心。

〖BT4〗二、现代生态学时期

如果说植物生态学观察研究和动物生态学观察研究的实现是生态学发展的第一步，那么，生态学第二步的重大发展就是生态系统研究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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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政学；生态学；生态人；整体主义；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4 — 0063 — 03

里格斯从比较的角度，运用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行政问题，从而创立了以生态学方法研究行政管理的新的行政理论体系，使行政生态学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并在行政学理论领域产生重要影响。〔1〕由于里格斯行政生态学是其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公共行政的结果，因此，对里格斯的行政生态学方法论进行研究，对于我们透彻理解里格斯行政生态学也就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 里格斯行政生态学方法论的逻辑起点

“方法论”是对整个学科的分析思路的理论说明,它必须设定该学科研究的逻辑起点、基本范畴、前提预设以及检验手段等相关问题。〔2〕由此可见，行政学方法论首先必须是建立在某种哲学基础上的假定,这是开展行政学研究的基本前提。〔2〕

在公共行政学中,虽然前在理论预设没有被旗帜鲜明地归纳提炼出来,但事实上存在着对人性的基本假定。休谟指出，“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3〕 (p7)就包括西方行政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其研究的对象均为‘人’”， 〔4〕但人又是极其复杂的，完全认识人是任何一门学科都难以胜任的。因此，采用人性假设对人进行研究也就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一方面，这与社会科学力图寻求对人的行为的有效预测和解释有关。社会科学理论预先假设了一个具体的‘人的模式’，一套有关人类行动的基本假设，根据这一假设，理论要阐明的种种行动是可以理解的。”〔5〕 (p221)另一方面，也与人性假设构成社会科学的逻辑起点有关。人性假设作为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社会科学学科科学化的标志。故此，人性假设作为“研究人的方法论，为我们研究人的本性提供了基础。”〔6〕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西方行政学中常常发现行政理论一般是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理论前提的缘由，里格斯行政生态学理论也不例外。

传统的行政学研究是基于“经济人”假设展开的。以“经济人”假设为基本前提，泰勒创立了他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提出了“管理过程学说”；马克思·韦伯构建了他的“官僚组织体系”……因此，早期的行政管理模式被称之为“经济人模式”不是不无道理的。政治领域中的“经济人”假设是指该领域中的个人行为也如商品市场中人的经济行为一样，都是理性的，都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动机。诚然，“经济人”假设具有一定相对的合理性，但这一假设是以个人主义作为其方法论，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缺陷。一方面，“经济人”假定过分强调理性和非人格化，使人成为执行任务的“工具”；另一方面，“经济人”假设过分强调效率，忽视了对公共利益基本价值的追求，导致公共行政成为了“牧民之术”而非为民的行政。

“经济人”假设的内在缺陷及其所造成的民主政治危机、合法性危机和困境表明，工业文明及其人性标准都已不合时代的发展，历史呼唤新的生态文明时代到来，呼唤着新的生态人格模式的确立。〔7〕里格斯行政生态学理论正是基于“生态人”假设为理论前提展开的。与“经济人”假设不同，“生态人”假设中的人不再是纯粹的“工具人”，而是将人置于“人—社会—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中，强调人在这一“网络”中重要地位，并确认人与行政生态系统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生态人”假设强调的是整体思维，以有机系统论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摒弃了传统行政学研究中的机械论世界观和思维范式，用整体性的观点来思考问题。一方面，“生态人”假设强调把人从规则、章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体现了有机论世界观对人的整体性关照；另一方面，政府更加关注与行政外部环境互动，促使“行政系统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哲学意义上的生态平衡与协调”。 〔8〕

二、方法论整体主义与行政生态学

方法论即是一种“元方法”,亦即关于方法的“哲学”或一种“思维的原则”。〔2〕因此，对行政学研究方法论的探究“不能停留在行政学研究具体方法这些细枝末叶的研究，而应更多地从哲学的高度研究行政学研究方法背后的方法或者说方法论原则。”〔9〕可见，研究公共行政学的方法论，重在解决研究者研究活动的指导思想、基本的研究立场及其有效的思维方式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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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修课 城市生态学 教学方法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各类农业院校都相继开设了《城市生态学》专业课，但是关于把《城市生态学》作为公共选修课在高校普及的探讨还是非常少的。本文结合教学实际，从公共选修课《城市生态学》的课程定位、教学设计、教学质量、教学效果考核方式等几个方面入手，来探讨《城市生态学》作为公共选修课的教学过程中各环节的研究。

一、课程定位

《城市生态学》在平顶山学院公共选修课中是第一次开设，该课程的主要开设对象包括文科类、理工类、艺术类等高校本科生。学院开设《城市生态学》公共选修课的目的是：扩展学生综合知识面，全面提升本科生的科学素养，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使之更加合理，满足学生学习的不同爱好，满足人才培养的多样化知识需求，完善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学院开设公共选修课总体原则是开课内容不宜过于专业，须以课程中知识的趣味性吸引学生，培养学生兴趣，引导学生自主性学习，全面扩展学生素质，以便能够完成学校设置的教学规划和人才培养目标。

二、教学设计

作为公共选修课的课程，教学对象的专业背景包括文科、理科和艺术类等专业，专业方向涉及多，学生专业背景差异大，学生对课程的理解层次也是不一样的，加之学生选修该课程的目的也是不一样的，因而对课程教学过程设计也增加了一定的难度，这就要求该课程设计能吸引学生，使学生学习知识。

依据学生的专业背景和选课目的，教学内容的选择应该贴近生活，淡化专业性，增加专业知识的实用性、趣味性和文化性。在课程讲授过程中若知识讲解专业性太强或理论性太强，都会增加学生对这门课的学习难度，无法调动学生知识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导致降低课程教学效果。同时为了更好的拓展学生的视野，使课程保持先进性、实用性、科学性，在课堂教学中还要引入本学科方向的热点研究内容、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特别是在生活实例讲解时，一定要从系统观点出发，从系统和要素、要素和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中综合地、精确地介绍实例对象，从而取得课堂解决问题的最佳效果。授课过程中以学生学习和兴趣为中心开展愉快性教学，采用互动式教学活跃课堂气氛，促进师生互动，并且利用多媒体为辅助教学手段，以丰富多样的多媒体素材的方式展示课堂案例，化静为动，化抽象为直观，使教学内容更生动、形象、具体、系统地展现在学生面前，从而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讲授，使学生系统地了解城市生态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城市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功能特点及良性发展的可持续性，并且以发展前景良好的城市景观生态为案例补充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习惯和创新思考的能力，从而使学生的科研素养得到进一步提升，学会利用生态学的观点来研究城市居民与城市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三、教学质量分析

（一）详细介绍《城市生态学》的发展历史

城市生态学的思想自城市问题一出现就有了，在20世纪前的城市改建中就无处不洋溢着城市生态学思想，这一发展时期称为萌芽阶段。公元前360年后，商鞅第一个提出了具有城市生态思想的认识。随后荀子（公元前238年）则提出减少工商业人口，国家才能强盛的主张。公元170年，崔姓学者第一个提出人口的合理布局思想，到1885年包世臣提出了农业与非农业劳动力比例关系应为5：1，限制非农业人口的发展。中国古代的城市生态思想反映在人口、人和土地与人和食物的关系上。世界上早期城市生态学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巴黎的改建和田园城市规划理论的形成上。20世纪以来，现代城市生态学产生并发展起来，芝加哥学派与芝加哥城的出现是其典型代表，该理论学派将生物群落学的原理和观点用于研究城市社会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奠定了城市生态学的理论基础。到了20世纪的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开始将城市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来研究，并出版了《城市生态学》杂志，与城市生态研究紧密关联的学术会议、论文的频繁召开和陆续发表，标志着城市生态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大规模的发展阶段。中国 的城市生态学起步较晚，1984年12月中国生态学会在上海举行了“首届全国城市生态科学研究会”，会上成立了“中国生态学会城市生态学专业委员会”，标志着中国城市生态研究工作的开始。

（二）扩展课程教授内容，强调城市生态学的文化地位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要有自己学科的文化，英国学者斯诺把学科文化分为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在教学中，利用学科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关联，并以相互引导、相互促进方式进行授课。

在讲课之前，利用与学生切身相关的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引入课题，这样能让学生耳目一新，感到既新鲜又好奇，很快的融入到课堂中来。比如，引用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欧洲的城市化发展等作案例进行讲解分析，深入浅出的讲课方式带给同学们饶有趣味的理论知识，同时沿着历史的发展轨迹逐步深入阐述让同学们在不知不觉中深入到城市生态系统发展的历程里来，从而掌握城市生态学的发展历史。这样以学生感兴趣的自身聚居地入手，很容易调动起他们学习的积极性，提高了学习的注意力和学习效率。

在进行城市生态学课程讲解时，还要引入自然生态文化。比如，生态文明的发展过程从来就是和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相伴相辅的，城市生态学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它的发生和发展，总是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相一致的。从而引入城市生态学的研究内容及其成果对人类社会的贡献知识点，让学生了解城市生态学的理论成果是怎么样深入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中，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起到美化、保护和改善的良好作用。通过著名学者R.Mckenzie（麦肯齐）对城市生态学定义、研究内容及其应用等方面的阐述，引导学生从不同的层面上去理解城市生态学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比如在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方面，在提高资源利用率方面，在改善城市系统关系方面，在增加城市活力方面等。通过学习本节知识内容，学生能够理解人与自然为什么要和谐发展，从而使他们在以后的生活学习中能够具有用辩证的观点去处理事情的能力，增强保护生态环境的主人翁意识，并为维护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三）课堂教学中采用“互动式”和“讨论式”教学方法

《城市生态学》是一门应用性课程，实践性较强。作为一门公共选修课，教授对象是各类专业的本科学生，涵盖了文科类、理工类、师范类、艺术类等各个专业的学生，学生知识结构复杂，接受能力差别大。这就要求讲课时要紧密联系实际，讲授内容要通俗易懂。具体做法如下：（1）理论课采用多媒体课件辅以板书方式教学，针对学校校园规划和城市规划进行取景拍照，以及查阅其他较为典型的城市生态规划等，丰富了教学内容，增加了教学课件的直观性、生动性和真实感。（2）采用“互动式”和“讨论式”教学方式，涉及到已讲课程相关的内容时，教师针对知识点结合应用需求提出问题，组织学生积极讨论与回答。可适当安排部分问题，让学生课后查阅相关资料，然后与同学们课堂上留出一些时间进行研讨，最终教师结合学生的结论和课程知识点进行针对性点评。如讲到城市环境一章时，安排一些关于城市人工环境对城市气候的影响的问题；讲到城市环境质量评价与可持续发展一章时，提前安排学生去网上查资料，让学生课堂上阐述如何实现城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及如何实现城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呼应了研究城市生态学的意义一章的内容，加深了学生对城市生态学课程的理解。（3）加大实践教学环节的比重，以学校和城市典型的草坪绿化场地为学生学习第二课堂，讲述合理的城市人工环境改造在改善城市气候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培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课程考核方式

《城市生态学》的课程学习目标是要求学生了解城市生态学的发展历史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城市生态学在人类生活中的应用及其意义，学会利用生态学来研究城市居民与城市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在期末进行课程考核时，以课程论文的方式提交考核内容，力求考核内容切入点灵活多样，能够覆盖的知识面广泛，能够充分展现学生学习效果和教学效果。课程综合成绩构成计算方法为学生平时考勤占总成绩比值为20%，学生课堂表现及研讨情况占20%，最终提交的课程论文占60%。在成绩计算过程中，使用了标准的考核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知识（Knowledge）、能力（Ability）、态度（Attitude）和个性（Personality）四个方面。知识、能力、态度三个指标的作用下产生本课程的学习效果（Performance），而知识、能力、态度三个指标又是个性这个深层次指标的外在体现。使用这种考核计算办法，真正做到了客观、全面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

总之，《城市生态学》作为一门公修课程走进全国高等院校的本科生课堂，相应的教学内容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针对性调整，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需要结合授课对象和各高校的实际不断的完善。

参考文献：

[1]杨小波.城市生态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2]徐学华等.城市生态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农林教育版），2009，11（2）.

[3]胡宗达，杨远祥，朱雪梅.高校生态学教学中创新思维的培养[J].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08，21（3）.

[4]耿红.生态学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J].安徽农学通报，2008，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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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分子生物学；技术；昆虫生态学

中图分类号：Q968. 1 文献标识码：A

分子生态学是应用分子进化和群体遗传学的理论、分子生物学的技术手段、系统发生学和数学的分析方法及其他学科的知识（如地理学、古气候学等）去研究种群、进化、生态、行为、分类、生物地理演化、生物保护等学科领域的各种问题。它主要通过大量使用分子生物学先进的技术和方法，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态现象，阐明生态现象的分子机制。昆虫分子生态学就是以昆虫作为研究对象，应用分子生态学的原理与方法研究昆虫进化和适应机制的一门科学。它主要通过分子生物学的方法检查昆虫种群或个体的遗传变异，分析和解释遗传变异的特点与规律，揭示遗传变异所反应的规律性的东西，从而进一步阐明昆虫之间一级昆虫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其研究的最典型特色是运用分子遗传标记来检测研究对象的遗传变异特征，揭示昆虫的演化规律。

在昆虫分子生态学研究中应用较多的分子生物学标记技术有：同工酶（蛋白质电泳）方法、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RFLP）方法、随机扩增DNA多态性（RAPD）方法、扩增片段长度多态性（AFLP）及微卫星标记方法（SSR）及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其中，目前应用最多，最简便的是SSR和SNP技术。下面我们主要介绍在昆虫生态学研究中几种常用分子标记方法。

1.同工酶方法的应用

同工酶是指具有相同或相似催化功能而分子结构不同的一类酶。自从Hunter和Markert创立同工酶酶谱技术后，同工酶谱的变化即可作为鉴定物种、研究分类与进化、遗传与变异的重要指标。在昆虫分子生态学发展之初，同工酶被广泛应用与昆虫的分类、种群间抗性的遗传变异等方面，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同工酶技术已慢慢被淘汰。

2.RFLP技术的应用

RFLP又叫作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即我所说的限制性内切酶片段长度多态性，而且他作为第一代的生物分子类标记技术，这种技术是指通过已经发现的限制性内切酶来处理不同生物个体的DNA，通过利用限制性内切酶的多种特异性来达到获得不同的DN段的目的，这种技术一般是被应用于分子杂交，放射性同位素的显微技术中，而且也只是主要用于研究生物遗传的研究中，自问世以来已广泛运用于多门生物学科研究中。

在昆虫生态学研究中可以用于昆虫遗传谱图的分析、遗传连锁图的构建及数量遗传性状等方面的研究。

3.RAPD技术的应用

RAPD，俗名是随机扩增多态性DNA技术，它是由两位美国科学家Wiliams和Welsh在1990年提出的，而且他们并不是研究的合作者，而是分开研究的，这种技术又被称作任意引物PCR。对于RAPD来说，它所使用的物质是十分不相同的，但是对于现存的所有引发物来说，他对于在DNA序列碱基序列上的特定结合位点来说，一旦这些特异性DNA位点达到了基因组分布的扩增条件，他就会根据DNA碱基对的配位原则，完成DNA另一条链的合成。

4. AFLP技术的应用

植物基因组的AFLP中的酶切，连接和pcr问题，只要酶切出来能看到些许弥散，pcr就应该能看出结果才对，AFLP技术的关键就是把握体系的问题，每一个实验室应该有自己的一套体系，照着做一般没有问题，分子标记，就是纯体力劳动，做得很多一般就会有结果的，这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做AFLP需要用到试剂盒，但试剂盒不如自己做省事，也没必要。除非你做的量少。但是分子标记要的就是大量重复性的劳动。因此，试剂盒不如自己做省事，也没必要，并且试剂盒中很重要的酶往往量不够用，比如T4连接酶和内切酶EcoR I，除非你做的量很少，且不需要摸索体系。酶切出来能看到些许弥散，pcr就应该能看出结果，也不一定。接头制作和连接体系也很重要，连接时间一般影响不是很大。

5.微卫星标记技术在昆虫生态学研究中的应用

微卫星标记ms是一类由几个（多为1-5个）碱基组成的基序串联重复而成的DNA序列，其长度一般较短，广泛分布于基因组的不同位置，如（CA）n、（AT）n、（GGC）n等重复。自1981年 Spritz 首先在珠蛋白中发现微卫星序列到今天微卫星序列在生物学中的广泛应用，微卫星标记技术走过了近 30 多年的发展变化。其中，20 世纪 80、90 年代是微卫星技术从开始到逐渐成熟的关键阶段。1982 年Hamada 等在研究真核生物基因组中 Z-DNA 形成时发现了一种新的重复因素――选择性的嘌呤-嘧啶聚合物。Jeffreys 等通过对小卫星（minisatellite）的 DNA 指纹图谱鉴定证明了串联重复的 DNA 具有很高的长度差异性。与此同时，Tautz 等的研究表明，这种“神秘而简单冶的 DNA 序列是遗传变异的重要来源。1989 年Tautz 首次应用了基于 PCR 的微卫星分型技术。随着微卫星分子标记的广泛使用，科研工作者对其进化、功能及在基因组中的分布等研究的了解迅速增加。近年来，微卫星分子标记也被广泛应用于昆虫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截至 2012 年 6 月，共有 16396个昆虫上微卫星位点在 NCBI中记录，其中双翅目、鳞翅目和膜翅目昆虫的微卫星登录数量最多，占75%。 这些微卫星被广泛应用于昆虫遗传作图、种群遗传学研究、个体亲缘关系鉴定等方面。

6.SNP在昆虫分子生态学中的应用

SNP（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即单核苷酸多态性标记，又称单核苷酸多态性，指DNA序列中单个碱基的差别，碱基对由于排列方式不同，结合不同脱氧核苷酸对，这些核苷酸对构成密码子，密码子则以不同的排列顺序编码蛋白质，从而形成自然界多种多样的生命。SNP在基因组可以划分为两种形式：

一是基因编码区的功能性突变，主要分布在基因编码区，故又称为cSNP，这类SNP较少，其变异率仅占周围序列的1/5，但因其在遗传疾病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而备受关注；

二是遍布于基因组的大量碱基变异。就现在来说，SNP技术已经开始广泛用于昆虫分子生态学，包括昆虫种间鉴定，遗传图谱的分析、入侵害虫种群间亲缘关系的区分等研究。

生态学的发展，SNP技术的萌芽是古人生态意识的总和，在古时，古人并不了解整个自然界，但是他们通过长期的打鱼，农牧以及狩猎积累了大量的朴素的生态学知识，比如说农作物的生长与季候的关系、常见的动物有哪些习性等等，在公园前四世纪时，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就曾经粗略的描述了动物有种不同的栖息地，还根据动物生活栖息地的特点将其分为了水栖和路栖，根据它的食性分成肉食和草食，还有杂食动物等等。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生态的认识不再仅仅局限于以往的知识积累，人们通过自己的主动探究从而能够获得有关于自然界的种种知识，最后能够形成一个全面的生态学理念极其生态学系统的认知应用。本文通过描述几种技术在昆虫生态系统的运用从而得到现在科技在生态系统中的应用等等相关关系，这种应用不仅使各种技术得到提高，还对我们生态系统的探索起着极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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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景观生态学 城市建设

Abstract: landscape ecology is the study of landscap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landscape dynamic change and mechanism of interaction, landscape beautification pattern, optimize the structure, reasonable utiliz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subje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 city'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 landscape ecology as a good idea to provide the landscape city ecological improvemen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offers the basic concepts of landscape ecology and landscape ecology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city environment.

Keywords: Landscape EcologyCity 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P901文献标识码： A

1.景观生态学的概念及发展

1.1 景观与景观生态学的概念

景观生态学 (landscape ecology)是以整个景观为对象，通过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与价值流在地球表层的传输和交换，通过生物与非生物以及与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转化，运用生态系统原理和系统方法。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之间交叉学科，主体是生态学和地理学。

1.2景观生态学的发展和应用景观生态学的发展

景观生态学是上世纪30年代末前苏联C.特罗尔所倡导的学术方向。这个倡议和往后的B. H.苏卡乔夫提出的生物地理群落学说, 促进了生态学与地理学的结合, 使生态学和地理学的观点日趋接近融合[1]。在生态学与地理学结合后, 一方面生态系统的概念扩大到与地理环境成分的有机结合和功能联系, 另一方面解决综合地理学的问题越来越多地采取生态学的观点。景观学移植到西方, 由西方国家的生态学家发展为景观生态学[2,3]。

我国改革开放后, 部分自然地理学家和生态学家十分重视景观生态学的应用研究, 如景贵和等进行的景观生态分类和农业布局的地段设计研究[4],在景观生态分类基础上进行环境建设的景观生态设计研究[5],钟晓青等的广西北海火车站广场景观生态工程分析研究[6]等, 实际上都是景观生态学应用方向的研究。

2.景观生态学在城市生态建设中的研究和应用

2.1城市生态景观研究的基本内容

城市景观生态规划就是根据景观生态学原理和方法,合理地规划景观空间结构,使廊道、嵌块体及基质等景观要素的数量及其空间分布合理,使信息流、物质流与能量流畅通,使景观不仅符合生态学原理,而且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而适于人聚居。关于城市景观生态研究基本内容, 主要应侧重以下六个方面:

(1)城市空间结构包括城市布局与空间结构、城市建设用地与非建设用地、城市廊道、城市空间资源和城乡交接带的发展与演化。

(2)城市生态过程能源供应与消耗、水资源利用与循环、物质的输入与输出、城市人口的积聚与扩散、城市自然生态系统的维持是其主要研究内容。

(3)城市环境问题。

(4)城市生态建设包括绿化、美化、环境优化、清洁生产与文明消费。

(5)城市景观风貌城市特征形象(CIS) 与景观视觉识别(CVI) 、城市风貌与环境空间艺术、景观文化与景观美学。

(6)城市景观规划包括城市规模与环境容量、环境敏感区的保护、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绿色空间体系的构建以及公共空间的景观设计。

2.2城市景观生态规划简述

城市生态景观主要依靠城市景观生态规划来实现。城市景观生态规划就是根据景观生态学原理和方法, 将景观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从景观整体上协调人与环境、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生物与生物、生物与非生物及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 合理地规划景观空间结构, 使廊道、斑块及基质等景观要素的数量及其空间分布合理, 使信息流、物质流与能量流畅通，使景观不仅符合生态学原理, 而且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而适于人聚居[7]。城市景观是经济实体、社会实体和自然实体的统一, 它兼有两种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态系统的属性, 因此, 城市景观生态规划除收集和调查城市景观的基础资料, 对城市进行景观生态分析与评价的基础工作外, 其规划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环境敏感区的保护、生态绿地空间规划和城市外貌与建筑景观规划[8]。

2.2.1 城市景观生态规划的目标与原则

城市景观生态规划总的目标是改善城市景观结构, 加强城市景观功能, 提高城市环境质量, 促进城市景观的持续发展。具体有如下目标[9]:

(1)安全性: 保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在重大灾害如地震、火灾中, 作为疏散居民的场所, 从而保证广大市民免遭不幸, 这是社会目标。

(2)健康性: 有两种含义, 一是维护城市景观生态健康, 即维持城市景观的生态平衡;二是保证市民在生理上及精神上的健康。这既是生态目标, 又是社会目标, 同时也是经济目标。

(3)便利性: 经济有效地确保城市生活、游憩的方便, 在居住区或居住小区范围内, 游憩不用乘公车, 步行可方便地到达, 这是社会目标。

(4)舒适性: 城市景观生态规划就是要从自然生态和社会心理两个方面去创造一种能充分融技术和自然于一体、天人合一、情景交融的人类活动的最优环境, 诱发人的创造精神以提高人们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并创造一个舒适优美的人居环境。这既是社会目标, 又是生态目标。

3.景观生态学对城市景观建设的影响

景观生态学原理不仅具体的指导城市生态景观的建设，为城市的生态景观建设提供理论指导。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能使城市景观建设的总体指导思想发生重大改变[10]。

(1)景观生态学的综合、整体等系统论思想有助于城市景观设计的全局、整体意识的建立。景观设计的对象往往比较具体，尺度相对较小。景观生态学整体而系统地分析环境问题的方法，运用到景观设计中能使设计者高瞻远瞩，使其设计界域提升到营造区域环境的高度，增加环境的生命力。

(2)可持续的城市景观不是盲目地堆砌自然元素，而是运用相关的系统知识，适度开发的同时，尽可能地保护和恢复自然的生态平衡。但环境设计师可以运用所掌握的生态知识，运用一定的方法来达到影响景观生态功能的目的。如增设廊道、增加景观连接度等来加强景观中各要素在功能和生态过程上的联系。

(3)景观生态学原理提示人们要虚心向自然学习。自然不仅是可利用资源的宝库，也是解决所有设计问题的最好典范［11］。向自然学习美的形式，学习万物生长的规律。而最重要的，作为环境工作者，需要尊重自然，在设计中遵循自然的规律，做到生态设计，为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而努力。

4.结语与展望

当今世界的一切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无一不与城市化、工业化有关。如何合理运用景观生态学在未来城市景观中实现原始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结合,贯彻“适宜自然、保护自然”的宗旨, 从生态的角度进行人性化的城市景观生态规划,达到“天人合一”,将是未来城市景观生态学的发展重点。同时，如何合理的利用城市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也是需要我们继续探讨的重点。

参考文献：

[1] 索恰瓦著(李世玢译).地理系统学说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 79 - 80.

[2] Richard , Forman T T . Ecology of the landscape. Bioscience [J ].1983 , (10) : 535 - 539.

[3] Richard , Forman T T , Michel Godron. Landscape Ecology [M].New York : John Willey , 1988. 110 - 119.

[4] 景贵和.景观生态学•现代生态学透视[M].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0.

[5] 景贵和.自然地理学与环境建设[M].自然地理学与国土整治.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 5 - 7.

[6] 钟晓青,张宏达.北海车站广场景观生态设计与工程实施问题[J].热带地理, 1999 , 19 (4) : 3003051

[7] 黄志新,张建平.试论景观生态学原理与城市景观生态建设[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9.

[8] 张晓锋,张玉清,林宏贵.人性化的城市景观生态规划[J].阿坝科技,2007,1.

[9] 石铁矛,李团胜.人居环境建设的城市景观生态方法―沈阳市景观生态规划研究[J].规划师,1999,1(15) :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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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福斯特；辩证的自然主义；生态学；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4 ― 0040 ― 03

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要结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要坚持生态理论，特别是自然辩证法为指导思想，而辩证的自然主义是福斯特所阐释的生态学思想的核心，是其生态学思想的哲学基础。

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一书提出了辩证的自然主义这一思想。〔1〕他围绕自然发展和社会发展两个发展轴心，在批判传统关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和批判西方社会与自然辩证关系基础上形成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即辩证的自然主义思想。笔者对福斯特著作的翻译及解读研究、福斯特与其他西方生态学者思想的比较研究、福斯特生态学思想主要理论研究、福斯特生态学思想的评析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剖析，以期展示福斯特生态学思想研究的理论动态，为今后对福斯特辩证的自然主义思想系统化研究做出新的探讨，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镜鉴。

一、福斯特著作的翻译及解读方面的研究

《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脆弱的行星》、《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相处》是福斯特主要的著作。其中《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对福斯特如何挖掘马克思唯物主义当中蕴含的生态学思想，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构建了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做了介绍，提出了辩证的自然主义思想，为福斯特生态学思想奠定了哲学基础。在《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中，福斯特对造成当今生态危机的诸多因素进行了分析，对主要因素做了讨论介绍。《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相处》一书向人们道出了经济和h境的两种疾病，“如果环境遭到污染，经济出现疾病，那么，造成以上两者的疾病均可在生产制度中找到。”〔2〕目前国内对《脆弱的行星》一书专门研究的成果还较少见，该著作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危害的历程。

福斯特生态学哲学思想把理论中的自然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结合到了一起，经过福斯特重新构建成为哲学的新形态。〔3〕胡莹认为，福斯特为生态学的思想的哲学基础，即生态学唯物主义的确立做出了贡献。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社会与自然是有机统一的整体，福斯特正是在马克思这一有机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指引下从生态学的维度重新构建了生态学唯物主义，建立起了生态学思想的哲学基础，为从生态学的角度认识提供了新的视野。〔4〕

目前，国内有关福斯特著作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原著内容的翻译和福斯特生态学思想内容和主要理论的阐述上，而对其思想体系构建方面的研究还很少涉及到，特别是对其辩证的自然主义思想的研究还较少。

二、福斯特与其他西方生态学者思想的比较

福斯特生态学思想与其他西方生态学者思想比较的研究是国内研究的热点。施密特生态学思想与福斯特生态学思想比较研究方面，郭剑仁认为，在自然概念解释上施密特与福斯特都坚持了马克思自然概念或主题，同时二者也在自然哲学、唯物主义和物质变换这三个研究主题上的思想的不同。〔5〕在福斯特和奥康纳生态学思想比较方面，侯子峰指出二者在对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的阐述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辩证法的理解忽视了辩证法中存在的丰富内容及其作用，过于简单地追求自然解放。〔6〕

唐正东从生态维度的视角出发，对福斯特、奥康纳和利比兹的生态学思想进行了比较，从而指出三者在生态学思想学术路径上存在的差异。唐正东认为，福斯特辩证的自然主义思想与奥康纳和利比兹不同的是，他的生态学思想着重从道德的层面来理解生态危机，寻求消除生态危机的出路。〔7〕蔡丽丽认为，福斯特是通过理论中有关生态和生产方面的主要理论来解释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8〕田世锭对哈维和福斯特在生态学观点进行了比较分析，他认为哈维的生态学思想与福斯特生态学思想是相反的观点。〔9〕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福斯特和奥康纳生态学思想都是对构建理论新形态的探索，也是对解决当今生态环境问题探索。

三、福斯特生态学思想研究

福斯特生态学思想总体性研究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郭剑仁认为，福斯特生态学思想不同于以往西方生态学思想，特别是福斯特关于生态学思想中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阐释上，辩证的自然主义思想方面都反映出福斯特对自然辩证法的新认识、新思想。〔10〕福斯特生态学思想是生态学思想的重新构建，〔11〕是理论新的发展，是对理论在当今社会生态危机方面的应用，向人们有力说明没有过时。〔12〕

概括起来，以上这些研究仍然是对福斯特生态学思想进行梳理、论证和发掘，对福斯特辩证的自然主义思想的专门研究还很少提到，对福斯特生态学思想哲学基础的探讨还没有引起学术界重视，在福斯特生态学研究上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四、福斯特生态学思想主要理论研究

福斯特在物质变换裂缝论基础上实现了对生态学的重建，以独特的视角将生态学延伸至理论与生态学理论之中，实现了生态学的新发展。福斯特生态学思想全部理论的核心就是物质变换裂缝理论，这一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为生态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13〕

曹立华认为，福斯特生态思想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反生态的批判和反思，是对的一种生态学解读，它丰富了马克思生态W思想，拓宽了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的领域。但是他又指出福斯特生态学思想中新陈代谢理论的不彻底性、生态社会主义目标的“乌托邦”性以及生态社会革命条件的欠缺性。〔14〕余金龙指出，福斯特生态学理论的目的是要发展一种生态观，通过这种生态分析当代环境和生态问题进而将社会变革与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变革联系在一起。〔15〕

由以上对福斯特主要生态学思想理论研究成果的梳理，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这些研究是对福斯特生态学思想相关内容和理论来源及其形成背景的研究，依然存在对福斯特生态学思想形成的哲学基础和贯穿其中的辩证的自然主义思想研究薄弱的问题，在内容和形式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成果也较少。

五、福斯特生态学思想的评析

福斯特生态学思想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对其思想的评析也存在很大差异。在西方，福斯特被誉为“生态学复兴的主要建筑师之一。”〔16〕美国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高度评价他说：“在这个生态危机不断增长的时代，福斯特的声音那样引人注目，无人能与之相比。”安伦・鲁帝认为，福斯特把生态学同“物质裂缝分析”等同起来，拒绝西方的传统是不对的。美国生态学者奥康纳否定了福斯特自然唯物主义生态学的观点，构建了文化唯物主义生态哲学。

在国内，郭剑仁认为，福斯特生态学思想是对理论从生态学视角地重新建构，〔17〕是马克思生态学理论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意义的再现。王雨辰认为，福斯特的生态学理论是对生态唯物主义哲学的重建，是一种生态政治学。〔18〕陈学明指出，福斯特对资本主义反生态的批判就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只要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不变革资本积累规则，就不能真正构建和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19〕他从研究福斯特生态学思想出发，通过研究福斯特对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生态意蕴的阐释展示了福斯特生态学思想内容。〔20〕还有一些研究者分析了福斯特是如何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出发解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观的，得出了福斯特生态学思想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观，福斯特的生态学思想是一种生态文明思想。

综上所述，有关福斯特生态学思想的研究取得了可喜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这些成果对福斯特生态思想进行研究的文本来源还比较少，研究领域还存在片面性，福斯特辩证的自然主义思想等领域还需要拓展。其次，研究框架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对福斯特生态思想的研究基本都是从其思想的某一方面进行的，而对福斯特生态思想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不同时期福斯特生态思想与社会实践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加强。最后，福斯特生态学思想的真正含义及其当代意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以形成统一认识。笔者认为，辩证的自然主义思想是福斯特生态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和核心内容，学术界应该增加对这一思想的研究，因为这有利于把握福斯特生态学思想的内在逻辑，有利于领会福斯特生态学思想的精髓，也有利于从哲学辩证法的角度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进行探索。

〔参 考 文 献〕

〔1〕（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刘仁胜，肖锋，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57.

〔2〕Barry Commoner，Making Peace with the Planet.New York：The New Press，1992，page ix.

〔3〕何萍.自然唯物主义的复兴：美国生态学的哲学评析〔J〕.厦门大学学报，2004，

（02）：14.

〔4〕胡营.生态唯物主义诠释中的自然、人与社会：论福斯特生态学的思想基础〔J〕.学术交流，2012，（09）：25.

〔5〕郭剑仁.施密特对马克思的几个哲学概念的生态阐释――兼与J・B・福斯特的生态学思想的比较〔J〕.江汉论坛，2008，（01）：55.

〔6〕侯子峰.论生态学的哲学功绩与不足――以福斯特和奥康纳为主要考察对象〔J〕.前沿，2011，（11）：170.

〔7〕唐正东.基于生态维度的社会改造理论

――利比兹、奥康纳、福斯特的比较研究〔J〕.研究，2009，（01）：116.

〔8〕蔡丽丽：奥康纳与福斯特生态学思想的比较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14.

〔9〕田世锭.生态危机还是社会危机？――戴维・哈维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生态理论比较〔J〕.社会主义研究，2013，（04）：130.

〔10〕郭剑仁.生态地批判―福斯特的生态学思想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04.

〔11〕康瑞华等.批判 构建 启思――福斯特生态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301.

〔12〕胡莹.福斯特生态学思想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3.

〔13〕郑皓.福斯特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15.

〔14〕曹立华.约翰・福斯特对生态帝国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对马克思思想的一种生态学解读〔D〕.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08.

〔15〕余锦龙.福斯特生态学理论的三个维度〔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9，（08）：56.

〔16〕康瑞华等.批判 构建 启思――福斯特生态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301.

〔17〕郭剑仁.评福斯特对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的建构及其当代意义〔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02）：146.

〔18〕王雨辰.福斯特的生态学理论评析―生态唯物主义哲学的重建与生态政治学〔J〕.研究2006，（12）：87.

〔19〕陈学明.布什政府强烈阻挠的实施说明了什么：评福斯特对生态危机根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