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非遗的建议范文
时间：2023-12-20 17:43:41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保护非遗的建议，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非遗传承；保护；制度建设
一、我国非遗传承人面临的困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是指经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认定的，承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传承保护责任，掌握并承续某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定区域或领域内被公认为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具有公认的代表性、权威性与影响力的传承人。非遗保护在我国起步较晚，由于非遗保护意识的淡薄和制度的不完善，我国非遗传承人面临着极大的困境。
（一）非遗传承人的生存发展环境很严峻。我国目前最主要的非遗的传承方式是自发推广，主要依靠传承人个人的力量在市场经济中传承宣扬非遗。由于非遗行业的产品大多是精神和文化方面，而我国的人均经济水平不高决定了文化精神类产品在我国当前居民消费中仅占据极小比例，这使得非遗从业者举步维艰，由此可以看出纯市场机制的传承不利于非遗保护。
（二）非遗传承人呈普遍断层趋势，传承人断层现象是各类非遗面临的共同问题。非遗传承人后继乏人既有非遗自身难以传承性的原因，也有客观的社会外部因素。中国传统文化国粹的曲艺、传统戏剧、音乐类目的非遗在现代流行音乐文化的冲击下，早已被青年人所遗弃，甚至部分老年传承人也逐渐将其遗忘民间工艺类的非遗也因不具有较大的经济价值无法形成广阔市场而少有学徒；科技的进步也使得传统医药类非遗为西医及更为精密的医疗设备蚕食得几乎无生存空间。
二、现行非遗传承人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相结合的非遗传承人保护制度，国家性非遗传承人的相关立法主要见于2008年文化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和2011年的《非遗法》；地区性非遗传承人制度主要是各省市相关部门文件，上述文件主要涉及非遗传承人的资格认定、扶持、义务等问题。
(一)非遗传承人的认定机制有缺陷
我国非遗传承人采取层级认定方式，非遗传承人也分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和省市等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现行规定在非遗传承人认定方面存在两个缺陷：
（1）没有明确具体非遗的传承人数量。非遗传承人的认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认定的传承人越多则对非遗传承推广的力度越大，一项非遗被认定并获得支持的传承人数目将直接影响该非遗的最终生存。非遗的主要掌握者是民间艺人，他们是否能一代代薪火相传，直接关系到某个“非遗”项目的兴衰存亡，也只有认定支持更多的传承人，才能通过群体力量延续非遗的生命。”对特定项目的非遗，认人并予以支持十分必要。
（2）“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条件不科学。非遗法规定传承人应：“掌握并承续某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定区域或领域内被公认为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等三个积极条件；45号令第4条还增加“不应当是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收集、整理和研究的人员”这一消极要件。需要明确的是，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应是传承人的义务而非认定传承人的条件；而从事非遗收集、整理和研究的人员在完全掌握了一项非遗后完全能够较好地将之加以传承，也应当将其纳入传承人范围予以支持。
三、完善非遗传承人制度之建议
(一)构建完善的传承人认定机制
合理确定非遗传承认认定数量。鉴于传承人的数量同非遗项目的生死存亡存在极大地联系，我们有必要规定非遗传承人的数量，通过非遗传承人的稀缺性来提高认定代表性传承人的精湛技艺和社会地位。瑚认定非遗传承人的数量是非遗保护中的一项重要基础性的工作，当前制度上未明确认定数量。国家、省、市等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在结合具体非遗的稀缺性、本地财政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最大程度的给予更多非遗掌握者以“传承人”身份并加以物质支持。
（二）建立并完善非遗传承人员的保障制度和激励措施
政府应当对特定弱势的非遗传承人群体的扶持给予特殊考虑，他们无足够的社会保障，只有彻底解决了他们的生计问题，才能确保他们有充裕的时间与精力用在传承工作上。相关法律法规应该确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精神性权利和财产性权利，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享有依法获得报酬的权利，该权利的取得可借鉴联合国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中的利益分享原则，依据此原则有两个基本目的：一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中维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二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利益。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过程中利益分享原则表现为：依据公平合理的理念在开发者和传承人之间分配开发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惠益。
四、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势在必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工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工作必须走规范化、制度化道路。
参考文献：
[1]苏晓红胡晓东 《代表性传承人保护与培养机制的多元构建》，《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4期.
[2]周安平 龙冠中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探究 》，《知识产权》2010年5期.
[3]汤凌燕;柳建闽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的法律思考——以福建省为主要分析对象 》，《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6期.
[4]王光荣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养与造就模式试探 》2009年4期.
[5]旷凌龄 《等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之法律保护》，《法制与社会》，2009年 13期.
篇2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向房屋开发者、销售者购买房屋的消费者,因旧房被拆迁与拆迁人调换房屋产权的消费者,其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法规和本条例保护。
房屋开发者、销售者和拆迁人,以下统称经营者。
第三条 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买卖房屋、调换房屋产权,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维护房屋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 各级消费者委员会、大众传播媒介、其他组织和个人有权对损害房屋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监督。
第六条 消费者在获得房屋前,有权知悉房屋及其相关物业的真实情况。
经营者向消费者销售(预售)房屋时,应当告知消费者或者明示房屋的下列情况:
(一)房屋的坐落位置、设计环境、建筑结构、质量、用地性质及使用年限;
(二)期房的预售许可证明或者现房的合格证明,受托销售的书面委托书;
(三)房屋的面积构成、计价内容及与房屋有关费用的承担情况;
(四)房屋设定抵押或者其他使房屋权利受限制的情形;
(五)房屋交付使用时的装修标准、设施配套和物业服务情况。
第七条 经营者不得以售楼广告、设计说明、实物样楼或者其他方式对房屋质量、售后服务、环境状况作不实表示,不得误导和欺诈消费者。
第八条 买卖房屋、与经营者调换房屋产权应当签订书面合同。房屋买卖应当使用建设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并附有房屋建筑的平面图。
消费者可以与经营者约定以房屋套内建筑面积或者以套内使用面积作为交易计价结算的依据。
消费者要求在合同中明确房屋的层高、配套设施以及公共配套项目和其他事项的,合同应当作补充约定。
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告示或者其他方式对房屋消费者作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作减轻、免除其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
第九条 经营者应当依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合同的约定履行合同,不得在合同签订前收取定金,不得在合同外收取费用;经营者获准变更规划设计和建筑设计的,应当在获准变更之日起10日内书面通知消费者,与消费者协商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第十条 经营者应当保证其交付消费者使用的房屋符合安全要求和约定的质量标准,并向消费者提供下列文件:
(一)房屋的质量保证书、使用说明书;
(二)房屋面积测量的证明文件(附件);
(三)房屋权属登记的证明文件;
(四)其他与房屋有关的凭证。
经营者应当按质量保证书列明的保修范围、保修期和保修单位,承担对房屋的保修责任;经营者与消费者未约定保修期的,保修期不得低于法定年限,自房屋交付消费者使用之日起计算。因保修影响房屋使用,给消费者造成损失的,经营者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一条 房屋预售合同签订后,应当办理预售合同的备案登记;房屋交付消费者使用后,应当依法办理房地产权属登记手续。因房屋权利受限制或者其他原因,致使房屋权属在一年内无法登记确认的,除房屋买卖合同中另有规定者外,消费者可以要求经营者予以退房或者换房,并可以要求经营者赔偿损失。
第十二条 消费者以预付款方式购买房屋,或者与经营者调换房屋产权的,经营者未能按照约定期限提供房屋的,消费者可以要求经营者限期履行约定,并按约定支付违约金;未约定违约金的,自逾期之日起按预付款的日万分之三至万分之五计付违约金,并承担消费者应当支付的其他合理费用;逾期满一年未能交付使用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退还预付款,并赔偿消费者受到的损失。
第十三条 经营者提供的房屋经法定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检验测定,地基基础或者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消费者要求退房或者换房的,经营者必须予以退房或者换房,并承担消费者装修、搬迁、检测等费用。
在保修期内,因房屋出现渗漏、开裂等质量缺陷(除因消费者装修或使用不当造成外),或者房屋设施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合同约定的,消费者可以要求经营者承担修理、重作、更换或者赔偿损失的责任;经营者不予修理,或者连续修理、重作、更换两次仍不合格或者不合约定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退房或者换房。
第十四条 消费者认为房屋面积不足、分摊的共有面积不合理时,可以委托房屋测量机构检验测定;房屋面积允许误差未约定,不足部分超过千分之六的,经营者应当加倍予以补偿,并承担房屋面积的测量费用和消费者因此而受到的其他损失。
第十五条 经营者有下列欺诈行为之一的,消费者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合同,并可以要求经营者加倍赔偿损失:
(一)将违法建设的房屋销售给不知情的消费者的;
(二)将同一房屋销售给不同消费者的;
(三)故意隐瞒房屋权利受限制的情况,诱使消费者购买的;
(四)以虚假承诺诱骗消费者签订购房合同的;
(五)其他欺诈消费者的行为。
第十六条 消费者在购买、使用房屋时,因房屋质量原因使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要求经营者赔偿。损害的发生是由于施工或者其他非经营者原因造成的,经营者与责任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十七条 房屋消费者与经营者发生消费权益争议的,可以协商和解,消费者也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
(一)请求当地的消费者委员会调解处理;
(二)向工商行政管理和建设、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申诉;
(三)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
(四)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接到房屋消费者的投诉后,应当在规定期限内进行处理。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应当在接到投诉后7日内移送其他有关部门处理。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经营者侵害房屋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不依法予以处理的,消费者委员会可以应消费者的书面要求质询该行政管理部门。行政管理部门对消费者委员会的质询事项应当组织听证、作出处理决定。
第十九条 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一)经营的房屋不符合质量和安全要求的,由建设、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处罚;
(二)对房屋、售后服务作虚假宣传或者不实表示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处罚;
(三)采用欺诈或者其他方式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处罚。
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分级保护；西安秦腔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ity development, t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space more and more small. Therefore,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not only to protect the survival space also includes its development, heritage and performance space protection. Taking Xi'an Shanxi opera cultural space protection as an example, presents the hierarchical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space, realize non 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cultural space integrity protection.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space protection; classification; Xi'an Shanxi opera
中图分类号：J89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是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的重要内容。[1]由于一切现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处在与自然、现实、历史的互动中，不断发生变化和创新，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应包含遗产生存、发展以及传承的空间，对文化空间的保护就是对其存在、发展、传承与表现空间的保护。秦腔是我国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秦腔作为我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形成于秦，精进于汉，昌明于康，完整于元，成熟于明，广播于清，经历了复杂的衍变过程，其文化空间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与创新。本文通过分析目前秦腔在西安的文化空间，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的分级保护，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的保护，即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保护、发展与传承。
2 秦腔在西安的文化空间
2.1 秦腔与农贸集市
秦腔原本就是露天旷野土台上、农贸集市上的环境产物。关中农村定期举办的农贸集市中，秦腔是广大农民最喜爱的娱乐形式。有了秦腔，农民生活便有了乐趣，高兴了，听“快板”，痛苦了，听“慢板”，也借此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的情感。集市上的小小的秦腔露天舞台满足了农民的精神需要，丰富了广大农民的精神生活。
3.2 秦腔与红白丧喜
陕西关中地区，一般年龄大的老人过世，家境好点的，都要请秦腔戏班子唱大戏，谓之“喜丧”。每当村里过红白丧喜之事，或者是婴儿满月、老人作寿，是必然要包一台秦腔的，“生的喜悦用秦腔迎接，而送葬也要以秦腔致哀”。[2]正如贾平凹所说，几乎每个关中农民都是由秦腔迎到世间，又由秦腔送他们离开人间，秦腔已经成为他们人生的盛大典礼的象征。可见秦腔在关中人生命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人们借以秦腔表达喜怒哀乐的情怀的同时也从秦腔剧目所宣扬的“仁义理智信”中受到感染。
3.3 农村的自乐班
关中各个县，甚至村里有共同爱好、喜爱秦腔的人形成的自己的一个业余的团体，在关中叫作自乐班。通常由一两个人发起，慢慢形成一个小团体，是关中自娱自乐的一种重要形式。几个人，不需要舞台灯光，伴着几件简单的乐器便可演绎人间悲欢。秦腔在农村比较盛行，每个县、每个村都有很多自乐班，
3.4城墙根下的自乐班
秦腔是平民化的戏曲，也是城墙根、街头巷尾的戏曲，在西安的城墙根或是公园，有自发聚集形成的秦腔表演的活动圈子。会有几个能拉板胡、会敲板鼓的人，凑在一起，敲打拉唱，于是搭起一个秦腔舞台。围观的男女老少，此时兼有唱与观的双重身份，能唱的随心去唱，不能唱的鼓掌助兴。现在城墙根下的自乐班多了进城务工的农民，秦腔作为他们喜欢、熟悉的娱乐方式用于排遣内心的空虚、寂寞。城墙根下的自乐班是秦腔在城市中保护和传承的文化空间。
3.5 陕西戏曲研究院的“西安天天有秦腔”演出活动
历史上，秦腔曾经辉煌而持久地占有过中心城市的舞台，近十几年，却更多的是在山乡农村寻求生存空间，城市留给秦腔的空间越来越小。为了重新振兴秦腔在城市中的地位，2007年10月，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推出“西安天天有秦腔”的演出活动，不断创新，推出有关现实题材的秦腔剧目，提高演出质量的基础上，坚持低票价面向观众，并且每场给农民工免费赠票，重新唤醒城市人民对秦腔的喜爱与关注。“西安天天有秦腔”演出活动，充分考虑西安人口整体收入水平，使秦腔在城市得以更广泛的传播和发展，为城市大众的秦腔提供了展示舞台和生存空间。
3.6 易俗社剧场
易俗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室内新式剧场之一，原为清末民初修建的一座专供达官显贵听秦腔的室内剧场，被誉为“世界三大古老剧社之一”，先后被确为西安市、陕西省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保护秦腔这项日渐衰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几年，对易俗社进行了修旧如旧的修缮工程。修缮后的剧场给人一种时空倒流的错觉：青砖地面，实体八仙桌、栏杆、木椅、吊灯均古色古香;中国传统的重花门、梁坊斗拱组合的传统台口，内部采用全套实木定制家具；身穿中国传统服装的服务人员怀旧、古朴、韵味十足，使人仿佛回到了上世纪20年代的茶座剧场，回到了戏曲演出的极盛时代。在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的趋势中，为了让秦腔适应时代的发展，易俗社剧场意在打造“生活化、娱乐化、城市化、年轻化”的“高端秦腔”，不仅满足本地观众的需求，又可以对外展示秦腔的新形象。
非物质文化遗产因特定的文化空间的存在而存在，文化空间创造和保护的核心是营造文化群体对非物质文化的认同感和历史感，因此，除了遗产“原生态”文化空间，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一切能赋予文化认同感和历史感的空间均作为遗产的文化空间进行保护和发展。[3]
篇4
[关键词] 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和谐社会
保护农村消费者权益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保护消费者权益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贯彻以人为本思想的具体体现，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更应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中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城乡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协调均衡发展，是实现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实现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公正与公平的必由之路。
一、当前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现状堪忧
近年来，我国城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取得一定成绩：市场规范化建设使市场秩序好转、假冒伪劣商品在城市鲜有立足之地；执法部门的整治有效地抑制了城市中的违法违规经营活动；消费者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维权活动的广泛开展，使城市消费者相对于农村消费者，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发展颇有成效。相比之下，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发展比较滞后，出现消费者权益受害频率大、受害人数多、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且较难查处和彻底清除等特点，各种假冒伪劣产品伤农害农事件屡见报端，农村消费者处于非常被动、弱势的地位，其权益保护“任重而道远”，需要更多努力。近两年来频频出现的劣质奶粉危害婴儿健康事件即是为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敲响的一个警钟。
二、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不足原因分析
结合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发展现状，笔者认为造成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不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农村流通网络建设不全，市场秩序混乱
城市流通企业相对易受监督、违约成本较高，在经营中更注重企业诚信和声誉、能排斥假冒伪劣等不良商品进入。如当媒体爆出“雀巢”奶粉不合格后，许多超市和商场就迅速反应、将涉及产品撤柜。相比之下，农村流通网络建设在后供销合作社时代陷入一片群龙无首状况，流通网络残缺不全，市场秩序较为混乱，各种个体商业充斥市场，无法为农村消费者权益提供有效保障。
农村流通市场面广、点多、经营分散且流动性大，管理难度较大，组织化流通经营者的缺乏，给许多假冒伪劣产品及不法经营者造成可乘之机，如在劣质婴儿奶粉事件中，伪劣奶粉就多通过农村的家庭式食杂店进入消费者的采购范围。
个体流通业者受其经济条件等先天因素制约，难以担当农村流通市场“主力军”，当消费者权益受损后，常会出现经营者无力赔偿或缺乏向流通链条上一级进行索赔能力的情况。山西假种子伤农事件便是这样，事发后，同是农民的经销商虽也觉愧对同乡，但坦言自己没有赔偿能力，同时由于进货时未索取发票，他也难以向上游供货商索赔，从而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
2.消费者主观原因
(1)农村消费者缺乏必要的消费知识。我国农村消费者受旧时自给自足消费模式影响较深，对现代商业文明接受有限，同时因自身教育程度所囿，对不良经营行为及产品的识别能力较弱，加之常因图便宜而对商品质量不太考究，遭遇假冒伪劣商品几率较高。如劣质婴儿奶粉事件中，很多劣质奶粉包装质量差、生产日期模糊不清，且有较多“三无”奶粉，仔细比较便可发现其外观差异，可见购买者必要消费知识的缺乏。
(2)农村消费者维权知识不足。如很多农村消费者不知发票作为维权凭证的重要性，没有索要发票的习惯，当权益受损时，就会面临缺少凭据取证难的困境。2004年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中，有关部门认定的“大头娃娃”有189个，但进入司法程序的只有三起，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受害者无法提供发票或其他有法律效力的购物凭证。这就是由于农村消费者缺乏维护自身权益相关知识所致。
(3)农村消费者缺乏消费、维权的主动性。很多农村消费者不仅缺乏搜集商品信息的主动性，当权益受到侵害时，也常会出于“怕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考虑而息事宁人，不主动进行维权，往往对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造成很大的消极影响。
3.农村地区信息化程度不高
城市中，消协、工商、媒体都在开展消费维权知识的宣传教育，消费者也常自发通过网络BBS等进行消费和维权交流。相比之下，农村消费者在自上而下、横向交流及由下而上三个方向的信息传递都存在不足:(1)各种媒体针对农村消费者教育的栏目较少，有关部门深入农村开展的宣传教育活动也远不能满足需要；(2)农村居民居住分散,交流难度较大，信息化建设发展落后，缺乏充足的信息传播渠道不，能及时、充分享有相关信息。2004年查处的劣质婴儿奶粉很多来自内蒙古海拉尔地区，而2005年在河北出现的“大头娃娃”使用的劣质奶粉为“嗨啦尔”牌，且来自同一地区，两相比较，不难发现其中联系，这样的名称却未引起婴儿家长的警惕，这应与消费者拥有信息量的有限不无关系。(3)农村地区不像城市那样更多地受到新闻舆论的关注，当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时，也难以通过第三方的渠道向上、向外反映。
4.农村消费者维权成本高于城市
农村许多商贩采取流动经营形式，消费者购买问题商品后，常会苦于找不到卖家、索赔无主；耐用消费品经营维修网点多集中于城市商业中心，也使农村消费者维权成本提高；消费者维权知识的不足及工商、消协等机构设置的城市化，也增加了农村消费者的维权成本，使其消费权益受损后，宁可吃点小亏也不愿拿起或根本拿不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形成并加剧了农村消费者的“消费者惰性”，这种“消费者惰性”更会助长各种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使市场上出现更多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
5.农村居民收入及购买力水平低下
农村消费者分散低下的购买力使许多新兴的现代商业组织缺乏进入农村市场的诱动力，市场建设发展落后，缺乏良好的消费环境；另一方面，支付能力的限制也使农村消费者购买商品时常以追求价廉为主要动机而忽略和降低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从而使假冒伪劣商品在农村市场上得以存活，使农村消费者权益屡受侵害。在劣质婴儿奶粉事件中，许多家长选购劣质奶粉的原因就是图便宜。
三、加强对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对策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公平消费，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不懈努力：
1.增加农民收入
这是解决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发展滞后的根本之道。我国农村消费者权益受损案例，多数出现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而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城乡一体化水平较高，消费环境差异较小，城乡消费者权益保护发展也较为均衡。因此，要促进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消费者购买力水平，是最根本、也是最首要的解决之道。
2.加快农村现代化流通体系建设，营造良好消费环境
我国农村地区现阶段购买力低于城市，但是拥有7亿多消费者的农村市场，不能也不该被忽略和低估，因此，可在对农村现有经营者进行现代化改革和重组同时，引导鼓励城市流通企业的经营链条延伸至农村地区，缩小城乡消费环境差距，为农村消费者提供更好、更有保障的消费环境、消费服务和消费品。
3.加强农村消费者教育
(1)可通过媒体宣传、科技下乡等方式，使农村消费者掌握选购消费品的必要技能，能够识别和判断过期、假冒伪劣等可能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商品;(2)通过对消费权益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教育，使农村消费者知法懂法、学会运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此外，通过消费者教育，提高广大农村消费者消费活动中的主动性，增强科学消费和积极维权的意识。
篇5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政保护；民事保护
一、关于保护模式的实践与争论
国家对法律的建设一般有两个作用：首先设定行为标准，其次是通过合法的程序和适当的措施对于违反法律的行为进行处罚。当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提供某种法律保护，但是由于法律保护模式的解读多种多样，所以导致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是采用哪种保护体系、利用何种保护的理念等等各个相关单位和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方式。
从国际国内已有的立法经验和实践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包括行政保护制度和民事保护两方面的内容。前者是为了保证民间文化能够更好的传承，防止中途中断或者被破坏，当地政府利用行政干预手段对民间传统文化的具体保护工作。比如对这些传统的民间文化进行统计、记录，确定这些民间传统文化在历史发展以及现在社会的价值体现，推动这些文化遗产继续发扬光大，提高大众的保护意识。而后者保护则对传统的民间文化保护有了强有力的保证，在国家法律层面对传统民间文化的创作者或传承者所享有的民事权利，或者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或传承者创设一种特殊的民事权利。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在1989年设定的《保护民间创造（民间传统文化）建议案》中就强调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
在最近几年，我国对于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模式上的讨论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分歧点主要是对这些文化的保护是公权还是私权保护不统一。从理论上而言，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具有本质的区别，行政性立法主要是调整衡量政府机关与民间传统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规定各个部门在对文物保护过程中的具体事项，而不涉及平等主体间就某一财产的归属、利用、转让等产生的权利。民事法律则是规定民间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人的有关法律权利和义务等。两种关系虽然对于保护对象是相同的，但是在保护的实质上是有很大差别。行政保护是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对其的一种保护行为，比如对于传统民间文化的调查、记录、研究、传承等，以及还为了让以上具体的保护措施能够真正的实施而提供的物资、技术保障等，本质就是一种行政保护；而民事保护则是提供民事方面的法律保护，是权利人的精神和物质权利的具体实现，主要是解决在对这些遗产的开发和盈利过程中一些问题。从实施效果来看，自上而下的行政性保护能够以国家强有力的执行力来推动，促进其得到传承和弘扬，自下而上的民事性保护则能够从根源上调动权利人的积极性，从而使其发展。对于两种方式的保护，专家学者和政府所持的观点不同，政府单位更多是想通过行政保护手段，由机关单位对这些民间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而专家学者则主要是想通过法律的体系，提高人们自觉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通过法律的约束让人们对于文化遗产进行长久的利用和保护。部分专家还认为，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复杂特点，所以在保护过程中应该注重两种保护模式的结合，既通过法律干预手段，也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对各项有关知识文化的综合保护过程中，知识产权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通过知识产权制度的改变来解决单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应该大力采取公法和专项法制为一体的建设过程，采用多种保护措施相协调的法律制度对其进行保护。
二、民事与行政保护兼顾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决定了其保护方式的多样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仅是民族特征的体现，它也是少数民族团体政治文化的表现，对其的保护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牵涉到各个方面的权益，所以我们在制定保护策略的时候要系统的、综合的考虑各方面的影响因素，既要对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整理、记录，又要做到对它的继承和发扬光大。所以在制定这方面的法律规章制度的时候，必须统筹兼顾，行政手段与民事制度一起进行。如果对这些遗产只是进行行政方面的保护，对文化遗产只是做调查、建档、宣传和弘扬方面的公力救济方式，那么一是因为公共资源的力量薄弱，并且在分配过程中还要考虑多种因素的发生，对于实际的操作过程会较困难，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庞杂，这就对我们遗产的保护很难做到理想的目标；而且由于没有任何的鼓励措施，这就很难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保护遗产的自觉性，不能阻止人们滥用遗产获取利益的情况出现，其遗产本身的权益就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如果国家只注重民事手段，而没有行政手段的干预，则就会出现某些遗产因为开发晚或者受众群体少等而不能走进人们的生活进而慢慢的消亡，也可能会出现人们只注重自己的利用而损害国家和长远的利用，对于国家文化的完整性造成一定的破坏。所以我们应该全方位的综合考虑对这些遗产的保护制度的建立。
（二）国际社会已经发现单纯适用一种手段的不足，并开始尝试新渠道
根据调查分析，部分国家采取民事制度保护措施后，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他们在努力完善保护制度的确立，寻求一种更适合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办法。而对于倡导用行政手段保护文化遗产的国家也开始注重对民事权利的利用。这说明单纯适用行政手段和民事手段均有缺陷。1982年世界组织颁布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形式、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其他侵害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法条》一直被人们利用和学习，通过比对分析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年来在保护民间传统文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可以看出，两个国际组织的工作重点各有不同。前者是对传统文化遗产保护起了主导作用，从多个角度、全方位的考虑文化遗产层面出发，通过确认、保护、传承、传播等手段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后者则是强调对于这些遗产的保护不仅要看重文化价值，还要充分挖掘其他方面的价值，把它看作是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对象来看待，但是两者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历史长河中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主张培养人们对民间传统文化的尊重，防止被滥用。
综上，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任何单个的保护行为都不能很好的发挥其作用，民事保护的作用不能被行政保护给取代，行政保护也取代不了民事保护，两者各有优点也有局限性，只有两者统一的结合，才能对遗产保护起到最大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决定了其保护必须动用行政和民事两种手段，在法律机制上应采取行政和民事制度并行的保护模式。二者同时写在一部法律中，是最理想状态。（作者单位：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L13CFX012”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韦之凌华 《传统知识保护的若干基本思路》《知识产权文丛》第8卷
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主体
【作 者】甘明，贵州凯里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刘光梓，贵州凯里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贵州凯里，556000
【中图分类号】D923.4；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1-0172-005
Thesi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ystem of the Main Right Body in Protection Law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aking the Miao & Dong Autonomous Eparchy of Southeast Area of Sichu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Gan Ming，Liu Guangzi
Abstract：Based on the field research and law analysis，the article thinks that the inheritor and colony have formed the duality main bod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and gives some advices on legislation protection for the inheritor and colon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mbining with the actual ins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southeast area of Sichuan.
Key words：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Inheritor；Colony；Main right body；Southeast area of Sichuan；Miao；Dong
当下《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草案)正在紧锣密鼓的起草过程之中，在这个法案当中，权利主体制度构建是最大的难点。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哲学、法学教授迈克尔・D・贝勒斯认为：任何有价值的资源均须由特定的主体拥有。[1]目前，在全球化语境下，西方主流文化通过理性扩张，正在利用一整套文化话语，全方位地消解和吞噬着非西方民族的文化个性和历史传统，使文化多样性和国家文化安全陷入危机。因此，保护文化多样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成为全球化语境中引起广泛共鸣的话题。由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具有个人(传承人)与集体(群体)相结合的二元主体结构的契合。[2]所以可以期望构建一种新的立法制度，既能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特殊需要，又能符合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立法宗旨。
一、传承人与群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二元主体结构分析
任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和传承做出实质性贡献的传承人和群体，都应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06年10月发表的《保护传统文化/民间文学艺术表达草案：政策目标与核心原则》，在第1条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定义诠释中，明确揭示了民间文学艺术的内涵特征之一是“个人和集体的智慧创造物”。[3]另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15条明确规定了“在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时，应努力确保创造、保养和承传这种遗产的群体、团体，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4]
1.运用田野调查法来论证传承人与群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主体地位
通过笔者对黔东南苗族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式的调查，主要有祖传传承、师传传承和社会传承三种方式。其中传统医药、宗教祭祀、民间文学表现形式等主要采取祖传方式；苗族民居、侗族鼓楼、风雨桥的建筑工艺，苗族服饰、银饰工艺、宗教祭祀、傩戏、苗族议榔、侗族议款等主要采取师传方式；社会传承是黔东南苗族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最主要方式，民间文学、民间歌舞以及传统医药中的公共知识部分则采取社区全民传承的方式。祖传传承和师传传承保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而社会传承又保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全民性。这三种方式虽然各自有所侧重，但又相互补充，由此构成黔东南苗族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完整体系，加之相对封闭的生态环境，即雷公山、月亮山的阻隔，使得当地的农耕文明顽强地抵御着外来文化的冲击，使黔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一脉相承，并得以很好的保存下来。难怪世界乡土文化基金会把黔东南确认为中国“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十大旅游胜地之一(另一个是拉萨)。
另据相关资料显示，对黔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医药(苗族医药、侗族医药、瑶族医药和民间中草药)和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即苗族古歌、反排木鼓舞、锦鸡舞、蜡染、鼓藏节等；侗族大歌、琵琶歌、萨玛节等所有权归属的问卷调查表明：传统医药方面选国有占11.9%，选民间共有财产占74.3%，选家庭或个人私有财产23.85%；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方面选国有占16.14%，选民间共有财产占85.6%，选家庭或个人私有财产占10.7%。[5]可见无论是传统医药还是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都有近97%的支持率，认为传承人和群体是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
2.现代知识产权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二元主体结构分析
2.1.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知识产品特性决定了其应当受知识产权的保护
知名学者吴汉东教授综合各家之言对知识产权的客体――知识产品所具有的法律属性作了高度概括：一是非物质性即知识信息是区别于物的另类客体，属于非物质财富的范畴；二是创造性即知识、信息与人们智力活动有关，产生于知识或精神领域；三是价值性即知识、信息作为民事客体，其意义在于它们构成了知识产权法所保护的利益。[6]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7]因而这种知识或信息也具有上述知识产品的法律属性[8]。
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性的特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来自某一社区中个体或群体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个体或群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认同感的表达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总的来说反映了某一个体或群体在精神与物质、智力与感情上的总和。除了文学和艺术外，还包括生活方式、价值体系、传统信仰等方面。可见它属于知识形态的精神产品，具有价值与使用价值，但没有外在的形体不占有一定的空间，人们对它的“占有”不是一种实在而具体的控制，而是表现为认识和利用。
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创造性的特点，属于一种智力成果。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劳动人民集体创作、反映劳动人民思想感情、表现了他们的价值取向、审美观念和艺术特色并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流传的智力成果，正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智力成果的范畴，所以决定它适合用传统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
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为人们带来经济利益，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特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基于传统的以语言、音乐、舞蹈、手工艺品、故事传说等形式表达。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和商业性使用可以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益。特别是在大力提倡“返璞归真”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黔东南雷山西江苗寨、黎平肇兴侗寨[9]
2.2.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二元主体结构分析
前面论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接下来进一步来论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二元主体结构。关于知识产权的主体：吴汉东教授认为知识产权制度中的平等，是一种主体从事创造性活动的自由选择，是一种取得创造者权利的机会均等；同时认为知识产权制度的平等，是一种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调，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合理分享。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形成了知识产权主体制度区别于一般财产权主体制度的重要特征。即一是知识产权的原始取得，以创造者的身份资格为基础，以国家认可或授予为条件；二是知识产权的继受取得，往往是不完全取得或限制取得，从而产生数个权利主体对同一知识产品分享利益的情形。[10]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主体资格，作为民事主体在民法上(包括知识产权制度)的法律资格，是自然人及其群体成为民事主体的法律前提。而法律地位的平等与主体人格独立则是确认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事主体资格的基本原则。同样在法律上有着自身的特征：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始取得，是以创造者的身份为基础，以国家认可或授予为前提。无论是传承人或群体都是基于创造性的智力劳动取得创造者的身份，而授予行为是属于行政法律行为，与创造性的劳动一样，对权利的原始取得具有重要意义。借用美国学者的说法：创造性活动是权利产生的“源泉”(source)，而法律(国家机关授权活动)是权利产生的“根据”(origin)。[11]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受取得，即祖传、师传和社会传承，这三种传承方式都是不完全取得或有限制取得，从而就会导致产生数个权利主体或群体对同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享的情形。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之立法保护构建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知识产权立法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更明确地指出“个人在传统文化表达的发展和再创造中起着中心作用”[12]可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和再创造主要是通过传承人的活动来体现。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指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通过再现、模仿、表演、改编、收集整理等智力劳动传播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然人或群体，尤以自然人为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口传心授，人在艺在，人亡艺亡”的特点。所以应该主张：
1.成果确认权并给予相应的奖励。鉴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的群体性及成果形式的复杂性，基于保护要求，可以通过特定程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称、内容、表现形式、权属等方面进行确认。例如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2007年6月3日命名首批中国民间文化传承人166位，其中苗族5位，侗族1位；《光明日报》2007年6月11日公布国家级目录中代表性传承人226名，其中黔东南有8名。(见附表1和附表2)据悉文化部办公厅2008年1月26日下发通知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我州又有8人入选，他们分别是：《侗族大歌》吴品仙；《侗族琵琶歌》吴家兴、吴玉竹；《苗族芦笙舞》(锦鸡舞) 李金英 、余贵周；《木鼓舞》(反排苗族木鼓舞)万政文；《侗戏》张启高、吴胜章。目前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正在申报之中，建议各基层单位做好候选人名单积极申报。
另外尽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法》，对于已经获得国家级和省级传承人称号的人员，有关部门应尽快地及时给予物质或资金上的奖励。应该给以定期定额生活补助，保证与同族其他人同等生活水平，使其能够有时间去传承文化。
刊《光明日报》2007年6月11日国家级名录代表性传承人226名 黔东南自治州8名(1)
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2007年6月3日命名首批中国民间文化传承人116位
苗族5位 侗1位(2)
2.原创维护权。人们可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修改、补充，但不能背离原创主体以及基本表现形式，不能歪曲、滥用或实施其他不正当利用和侵害。要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权利，在使用时应当明示原创群体或原创地名称。如台江苗族反排木鼓舞、侗族大歌、苗族古歌等等。
3.无期限保护权。这一权利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他文学艺术作品最本质的区别，其缘由就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时间上的续展性和主体的不确定性。比如侗族大歌，据专家考证侗族大歌大约产生于500年前，是通过歌师世代相传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每一个历史单元都是传播时期，也是再创作时期，因而无法确定其起始点和终结点。
4.持有使用权。凡经确认的持有人和持有群体可以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持有使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的基本形式，不同于知识产权的合理使用。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群体之立法保护构建
承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来源群体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主体之一，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传统部落、土著民族、或少数民族等群体在集体主义知识产权主体制度下，培育和滋养了集体创新机制，可以为人类创造更加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现代知识产权激励理论来看，能够保障对个人创造性给予补偿的以集体为基础的所有权也可以达到激励创新的目的。[13]另外，承认集体主义财产权，可以使群体控制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减少，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的损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体主义知识产权模式，不仅一般地保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保护了产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背景。[14]更重要的是，承认群体作为集体著作权的权利主体，可以通过著作权特有的人身权制度，从法律层面强制性地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者，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群体的身份，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群体的“民族自豪感提高民族自觉”，并逐渐把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性宣示转换为法律机制层面的操作，最终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机制。
笔者以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为例，提出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建议以供专家学者参考。1.署名权。对外姓民族可以署名“侗族大歌”，这充分体现了对整个侗民群体权益的维护；对内则可以根据不同情况而定：1)以地名或专属地流行曲调署名。如“小黄侗族大歌”、“茅贡侗族大歌”、“肇兴侗族大歌”等。2)以侗族大歌原创人员署名，如“嘎大用”即陆大用(乾隆末年“六洞”肇兴人)；“嘎万麻”即吴万麻(乾隆四十三年“十洞”宰拱人)创作等。3)以歌曲表现的内容署名，如“蝉之歌”，“上山歌”，“杨梅歌”等。
2.改编权。对侗族大歌的翻译、配器、填词等改编，首先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其改编的作品由改编人享有合法权益。根据改编的作品分以下情况：1)以侗族大歌的音乐曲调为素材，稍加艺术加工处理的作品，应注明“改编自侗族大歌×××，由×××创作。”2)没有具体的侗族大歌原形，但运用了侗族大歌的元素，应注明“作曲选自侗族大歌由×××改编或整理，×××作词”。
3.个人或群体的演唱权及相关的邻接权。为了保持其纯正，不被仿造和恶意歪曲，只能是侗民族才享有表演的权利。凡未经侗民族允许而使用的行为应视为侵权。从某种意义上说，侗族大歌的艺术价值是由其演唱者实现的。因此对其演唱者应主张相关的邻接权。具体表现为：1)演唱者对其演唱的曲目享有复制、录音、录像的所有权；2)演唱者对其演唱应享有获取报酬的权利(包括他人现场直播和公开传播其表演、他人未经表演者许可录音、录像复制发行等行为)。
4.传播权。必须取得侗民族的允许并支付相应的报酬，但为社会公共福利和传承侗族大歌弘扬侗民族优秀文化的除外。
5.经济利益的追偿及分享权，值得注意的前提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使用。外姓民族要依法取得侗族大歌的使用权，并支付相应的报酬。对民间出现的一些私人制作并销售侗族大歌光碟的行为，也应持有经济利益分享权，使其获得的利润部分支付给侗族大歌所有权人。
四、结束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的创作和传承模式，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制度与传统知识产权制度有一定程度的契合：两者都是一种集体与个人相结合的二元主体结构。因此，承认传承人和群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制度的权利主体地位，对于创设一种新型知识产权制度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美]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M].张文显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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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15条，http：∥baike.省略/view 1006148.htm，2008-12-06)
[5]贵州省黔东南传统知识个案研究报告集[C]，出版者不祥，2004年7月第14页
[6]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7-22
[7]《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2条，http：∥baike.省略/view 1006148.htm，2008-12-06
[8]黄玉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保护[J]，中国法学，2008(5)：139-104)：)
[9]
[10]刘春田主编。《中国知识产权评论 》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90-195
[11]L.Ray Patterson&Stanley W.Lindberg：The Nature of Copyright：A Law of Users ’ Right，The University of Georgina Press，p.49―55，1991
[12]WIPO，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xpressions/Expressions of Folklore：Draft Objectices and Principle，Publishedon October 2，2006，p.11，http：∥WWW.wipo.int/edocs/mdocs/tk/en/wipo_grtkf_ic_10/wipo_grtkf_ic_10_4.pdf.2008-12-8
篇7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构建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48-0105-02
1 金融消费者的定义
目前，“金融消费者”还没有法定内涵，范围尚不确切。学界普遍套用《消费者保护法》第二条中关于“消费者”的规定加以定义，有学者认为“金融消费者，是指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 [1]。这其中需要明确两个问题：第一，金融消费者只能是个人，其他法人和社会组织不包含在金融消费者的范围之内。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定义，虽然实际生活中，在金融机构的对公业务中，常常存在“其他法人和社会组织”与金融机构发生的金融产品及金融服务的购买消费行为，但因为双方没有地位强弱差异，就不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体现的保护弱者的理念，所以排除在外。第二，参与到金融市场的个人投资者，归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范畴。首先，作为社会个体的自然人来看，在金融市场上，当金融消费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可或缺的时候，金融资产的运用即投资也日益成为消费者最为主要的金融需求。对于消费者而言，投资是为了在未来获得可能但不确定的收益而放弃现在的消费，并将其转换为资产的过程。与储蓄决策相同，消费者投资决策的最终目的仍在于消费。相比较对于衣食住行的基本生存消费需求而言，个人的金融需求应是更高级别的长久、间接性自然消费需求的体现。其次，金融商品是一种专业性极强的商品，如果普通百姓不具备相当的金融理论，仅凭生活常识很难全面把握。尤其是毫无投资经验和投资知识的新手，更容易因信息不对称而出现投资失误使利益受损。而且，“机构投资者可以利用资本多数表决原则剥夺个人投资者的‘话语权’，使其完全处于被动的投资地位。”[2]
2 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现状及问题
市场化改革以来，各种金融机构顺应时代潮流、重视个人金融服务，不断开发数字化的金融信用工具，金融消费形式从单一的银行存取款向支付、融资、理财等一体化交易延伸。与此同时，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地位的不平等日益突出，金融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屡见不鲜。然而，相对于金融业务的发展，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却相当滞后，存在诸多问题。
2.1 司法体系不健全
第一，缺少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专门立法。目前对于消费者进行特别法保护主要依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但它将保护对象“消费者”明确定义为“生活消费群体”，这就意味着购买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群体不属于其保护对象。而《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法律对于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均存在局限性，虽然在立法宗旨中写入保护投资人、存款人等消费者利益的内容，但是真正规定消费者权利、具有可诉性和可操作性的民事规则在具体条文中却十分少见，这使得保护消费者权益成为一句口号。
第二，金融立法缺乏对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重视。我国金融立法的落脚点主要放在国家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方面，立法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促进金融机构外部监管机制和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尚未得到立法者的应有重视。
第三，举证责任规则致使金融消费者维权困难。我国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原则，以部分案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为例外。根据该制度，在金融消费领域，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尤其是各种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其规则都是金融经营者制定的，金融消费者要在维权时举证证明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其举证能力十分有限，难以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护金融消费者的切实利益。
2.2 缺少维权性的专门机构
我国缺乏负责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专门机构（部门），涉及金融消费的投诉一般仍与普通消费投诉一样，由各级消费者组织来受理。“消费者保护协会对于普通消费者权益维护发挥了的积极作用，但是鉴于其专业知识技能、机构职能等方面的限制，难以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提供有力支持” [3]；各个金融机构虽然也设有相应的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基于运营体制及机构的内部利益等原因，很难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保护功能。
2.3 行业协会自律作用有限
我国银行业协会、证券业协会、保险业协会等自律性金融行业协会虽然已经成立多年，但是由于制度、机制、监管等方面的原因，行业协会其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行业协会没有制定相关的制度来促进金融机构与消费者纠纷的减少和解决，同时缺少同业间合作与协调，在金融消费者保护上没有大的突破，对于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作用非常有限。
2.4 金融消费者弱势地位明显
金融机构所提供的服务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不同于传统市场上的买卖关系，金融消费者很难以直接的感观或者经验来判断金融产品或服务的质量。金融机构所使用的技术手段以及专业化的术语，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金融消费者的理解难度。另外，金融消费者所获得的信息，无论是在准确度还是及时性上都处于劣势地位，难以具备准确判断市场行情变化及预测金融风险的能力，更加强化了金融消费者的弱势地位。
3 构建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
3.1 建立健全金融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体系
（1）修订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健全金融消费者司法保护体系，最重要的是推动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确立金融消费者的法律地位，强化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立法理念。明确把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纳入调整法律范围，对金融机构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规定保护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
（2）健全程序法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法律保护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除了制定专门的法律之外，通过健全金融司法程序，为金融消费者提供有效的处理纠纷的途径，快速有效解决金融消费者维权的困惑，也是必不可少的路径。在当前的司法体制框架内，可以改变金融消费领域的举证责任，解决金融消费者的举证困难问题；可以考虑设立金融消费案件专门法庭，对金融消费权益受损案件进行快速审理、执行，最大可能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3）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立法。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专门立法的指引下，应当详细规定诸如信息披露、隐私权保护、行业自律、培训教育、投诉受理等方面的制度，完善《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金融立法中的相关规定，整合金融法律资源，减少立法上的重复和冲突，使各个分散的单行规定组合构成一个有机完整的法律体系。
3.2 建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
应当建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协会，在法律中赋予它们职责和权力。“金融消费者保护协会应当是一种社会团体，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宗旨，法律地位具有特殊性” [4] 。专门的保护部门对金融机构享有监管和处罚的权力，起着沟通政府、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的桥梁作用；代表消费者权益参与相关政策的制定；全面接受金融消费者投诉，站在中立的立场解决纠纷，做出行政处理的决定；承担金融知识以及金融消费者维权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
3.3 推动国有金融企业市场化改革
逐步打破金融领域垄断经营的局面，不断加大金融业的对外开放程度，放开民间资本进入金融经营市场，促使金融业形成良好的竞争格局。健全国有企业合理的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转变角色定位，让金融机构在不断争取客户、争夺市场份额的过程中提高自身执业素质、增强和改进自身的服务意识，真正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重视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4 完善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机制
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确保金融机构的合法稳健运营，金融监管机构必须从制度上、法律上做出合理设计，实行审慎性监管，并建立一套有效的危机处理制度。虽然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了大量行政规章，对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进行规制，也确立了相关的金融监管体系，但这主要是对金融机构违法行为的监管和制裁，其对于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程度有限，金融监管机构对其监管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另外，在目前金融领域实行分业监管的现行制度下，应加强领域内不同行业间的政策协调，逐步实现对不同金融行业内消费者权益的统一保护。
3.5 提高消费者自我教育意识
在专业性较强的金融消费服务中，消费者自身金融知识不足，金融维权意识弱，同样是消费者利益容易受到侵害的原因。所以，金融消费者应该不断丰富自身的金融知识、学习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提高维权意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张严方.消费者保护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217.
[2].孙曙伟.证券市场个人投资者权益保护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社，2006：72-73.
篇8
而从我国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现状来看，尽管“一行三会”均已设立了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但严格意义上的处理消费者投诉以及相关的调查和解决制度尚存诸多空白，金融消费者被侵权现象日益凸显，权益保护还面临法律环境不健全等诸多问题。因此，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已有的法律制度缺乏完善的保护条款，保护规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已出台的《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法律法规中，对于约束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提供者、保护金融消费者，使用的均是窄口径的“存款人保护”、“被保险人保护”等概念， 保护规范具有很强的局限性，且混淆了契约保护与法律保护、平等保护与适度倾斜保护之间的差别，没有明确的专项条款。同时，上述法律的出发点在于维护金融机构的安全与效益，忽视了金融消费者保护与金融风险的关系，权利的实现与救济机制存在渠道不畅问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没有将金融产品与服务规定其中，没有回应金融消费者所具有非常明显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其适用性明显不强。近几年来，各地人民银行在总行的要求下，从维护金融稳定的角度出发，探索制定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办法》，对人民银行应处理金融消费者申诉的事项及可采取的措施、金融消费者的界定及享有的权益、金融机构在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方面的义务、金融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处理渠道及方式等内容进行了规定，但由于法律级次低，加之与其他相关金融法律不完全相衔接，造成人民银行对一些金融机构损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处理难度增加。
（二）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信息披露和监管滞后，弱势地位特征明显
金融消费者作为一类特殊领域的消费者，在与金融机构博弈中，自身势单力薄，专业知识有限，面对具有强势地位的金融机构以及技术革新和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不仅在获取信息上依赖金融机构，在选择产品时没有充分的自，甚至没有商讨合同条款的权利，弱势地位特征明显。同时，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各种金融创新产品包括金融衍生品也开始在普通家庭中流行。但是，由于现行法律对金融机构信息披露义务及法律责任规定的落后，导致这些复杂的金融产品并没有得到金融机构充分的信息披露。金融机构在尊重和保护消费者知情权方面跟进业务开展衔接不力，特别是在提示购买金融理财产品风险、提示金融市场风险以及及时通知和提醒客户重要事项方面尤为突出，甚至有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推荐产品时往往片面鼓吹其收益，对产品风险等或是没有披露或只是口头模糊地进行了披露，一定程度上误导消费者盲目购买。
（三）金融机构侵犯消费者权益的现象增多，形式趋于多样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金融机构往往借助契约自由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安全权，免除自身义务和法律责任。主要表现为：储户存款被冒领，侵害消费者资金安全权；开立存款户必须同时办折办卡，侵害消费者自由选择权；发售理财产品忽视风险提示，侵害消费者知情权；擅自“转让”客户信息，侵害消费者隐私权；对冒领存款拒不退还，侵害消费者求偿权；错登个人信用记录，侵害消费者声誉权；通过霸王条款侵害消费者公平交易权；对格式合同条款不做解释，侵害消费者受教育权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折射了强化金融机构法定保护义务、完善金融机构民事责任规则、提高消费者获得权利救济机会的迫切性。
（四）金融消费者教育网络资源不够丰富，自我保护能力不强
目前仅有中国银监会的公众教育服务区、中国证监会的消费者风险提示和投资者教育，教育手段、载体还不够丰富，导致在金融工具的选择上，消费者很难结合自己的需要和偏好对金融产品真实的成本、风险和金融工具的适用性做出比较，更容易被大众传媒的时尚潮流所误导，进而产生羊群效应。同时，与金融理财产品和金融服务方式创新的速度相比，金融理财知识普及的速度远远落后。特别是农村消费者的金融理财知识缺乏，农村金融消费者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不高。
二、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制度标杆与参考
（一）组织规则见长的英国金融消费者的保护
英国是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最具代表性的国家。2000年颁布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认同消费者保障与维持金融市场的国际竞争地位的整体利益息息相关，法例给予消费者全面的保障。该法例明确规定金融服务管理署（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以下简称FSA）负责监管各项金融服务，同时设立单一申诉专员和赔偿计划架构，为金融服务消费者提供进一步保障。该法例还要求FSA负责保障消费者，推行消费者教育，加深公众对金融体系的认识，以及确保消费者获得适当保障。
2001年6月，FSA启动了公平对待消费者项目，同时要求各金融机构在推销金融产品时都要保证高度透明，使每个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时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风险。2005年5月，FSA《关于金融服务投诉指引》，详细列举说明消费者可对金融机构的服务或产品投诉的情形以及消费者不能或没有理由向金融机构投诉的主要情形。2006 年10 月FSA出台了新的金融机构《业务原则》，总共11 条原则中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有5条。具体包括：金融机构必须给予消费者利益以合理的关注，公平对待消费者；有义务向消费者提供其需要的信息，并且用清晰、公平、无误导的方式向消费者传达信息；必须公平地处理利益冲突问题，包括自己与消费者的利益冲突以及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对任何依赖于其判断的消费者都必须保持合理的谨慎，以保证自己的建议和决定的适当性；当金融机构对消费者的财产负责时，应对消费者的财产提供足够的保护。
为实现保护消费者的监管目标，FSA按照《金融服务及市场法令》，整合原有的金融业巡视员组织，成立统一的金融巡视员服务公司（FOS），对金融机构进行管辖以及处理消费者对金融机构投诉纠纷。FOS基于中立立场来解决争端纠纷，进行调解，做出裁定，其争议处理程序科学、透明、缜密、务实。FOS的设立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替代性的争议解决途径。在消费者教育方面，FSA为消费者提供信息和指导意见，将传授金融知识纳入教育体系，提供“一站式”公众咨询服务、消费者刊物和编制金融产品比较表等。
英国的行业自律机制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英国主要银行及房屋贷款协会公会都同意遵守的《银行业守则》，属于行业自律性规则，它包含了银行业须做出承诺的主要事项，确保提供的一切产品与服务符合本守则。银行业守则标准委员会负责为采纳该守则的银行和房屋贷款协会公会进行登记，向采纳机构提供守则解释等方面的指导，并负责监察遵守守则情况。在金融机构违规时，委员会通常先将违规指控，转交给有关金融机构采取适当行动，并要求它们作出解释。为确保守则的贯彻执行，委员会有权采取警告、谴责等方式，警示没有遵守该守则的机构。
（二）以立法为先导的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
美国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体系比较完善。二十世纪60 年代以来，美国就出台了一系列以保护消费者权利为主旨的金融立法，如《诚实信贷法》、《公平信贷报告法》、《信贷机会公平法》、《住宅贷款信息披露法》、《金融隐私权法》、《据实披露存款资料法》等，并将执行这些法律的职责指派给金融监管当局。依据这些法律，金融机构在服务中必须诚实守信，平等对待不同状况的金融消费者；必须保护消费者的金融隐私、防止消费者个人信用记录被非法使用；必须向客户充分披露账户信息；向公众公布其可贷资金情况；帮助满足银行服务不足的社区居民的信贷需要。
长期以来，美国保护金融消费者的职责由多个监管部门担负。反垄断和保护消费者由联邦贸易委员会负责处理；与保障金融机构客户有关的事宜，由联邦贸易委员会及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如货币监理署、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及互助储蓄银行监管署等）负责处理。这些监管机构有权对违反任何有关保障客户法规的金融机构采取执法行动。如，在消费者投诉程序设置方面，遵循先内部解决，不能达到满意结果时才诉诸外部程序处理的原则。消费者拟对某金融机构提出投诉，可首先联络该机构尝试直接解决有关问题。如果消费者对解决办法感到不满，可向相关监管机构提出投诉，以作进一步调解。如果情况不严重，可要求该金融机构采取补救措施，包括由有关金融机构就监管部门所确定的违规情况作口头或书面承诺。如果情况严重，则监管机构可采取正式执法行动，包括书面协议、勒令停止运作、禁止或免除某类活动等。
此外，为应对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动荡、恢复金融市场信心等问题，2008年3月，美国财政部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大规模改革，旨在增强美国资本市场的竞争力，保护美国消费者利益和维护市场稳定。2009年6月奥巴马政府提出全面整改金融体系监管机制计划中，特别成立了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以监视系统性风险。2010年9月17日，奥巴马正式宣布成立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该机构作为金融机构的监视器，负责实施美国有史以来最严厉的金融保护措施，被赋予了包括制定规则、进行监察、实施罚款等权力，拥有制定和执行信用卡和抵押贷款适用法律、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免遭不公平的、欺诈性的金融交易损害的职责，形成了面向金融消费者的强有力的监管构架。
（三）国际组织的经验
基于金融消费的特殊性，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在2005年7月了《有关金融消费者教育问题的若干建议》，对OECD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金融机构在金融消费者教育工作方面提出若干原则和具体建议。该建议旨在通过必要的金融教育，促使金融消费者提高对金融产品及风险的理解认识能力，通过提供有关金融信息、指导或客观咨询，提高消费者辨别金融风险并把握金融投资机会的技能和信心，了解在出现问题时寻求救助的方式和途径，促使消费者能采取其他有效手段提高其金融财富。该建议强调金融教育一方面应被纳入金融监管及政府管理框架，并与金融机构监管及消费者的保护一道进行系统性全盘考量；另一方面被纳入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框架，强化金融机构对消费者教育所应承担的责任。国外的实践表明，法律和组织保障与金融教育是实现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要途径。
三、加强和改进建议
（一）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支持环境
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立法宗旨、专门章节中增加有关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内容，明晰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机构的权利与义务。加强现有同金融消费者关联的法律法规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对接力度，适时进行《人民银行法》的再修改，借鉴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将“适当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公众对金融体系的信心”写入立法宗旨中，重点在征信、银行卡、票券、人民币流通、外汇领域、账户管理等金融业务方面，确定实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权利机关及职责；确定金融消费争议的解决框架等纲要性、基础性内容，努力维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确立央行实施保护的法律地位。同时，依法制定可操作性较强的规章或条例，着重明确规定客户信息的收集、传播和使用，对金融机构的透明度制定标准，增加金融机构与消费者发生争端后的解决机制、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执法行动等条款内容。
（二）搭建高效的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平台
建立金融消费者投诉数据库，根据金融消费者投诉的次数和涉及金额进行调查和分析，并通过定期的监测，从比较集中的投诉中识别潜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为金融业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翔实数据和参考依据。从长远看，需要借鉴行政诉讼制度和境外消费者诉讼的特殊制度设计，着眼于金融消费者的弱势诉讼地位，建立区别于一般民事诉讼程序的消费者诉讼制度，包括赋予金融消费者组织的资格、赋予消费者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确立消费者诉讼对同类产品的普遍约束力，为消费者诉讼设计特殊的程序与证据规则等。
（三）提高金融市场的信息披露水平，建立合格金融消费者投资制度
金融制度的设计，无论是正式的法律法规还是配套的自律守则或行政建议，都应充分体现信息披露原则。因此，金融机构在披露产品和服务信息时，必须做到全面、准确，既要进行销售前的信息披露，更要在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存续运行期间以及服务终止之时加强信息披露。例如，银行在销售理财产品时，应将产品的结构、投资风格、市场潜在风险、免责条款等设置情况全面告诉消费者，不能夸大产品的收益，掩饰产品的风险。同时，探索建立合格金融消费者投资制度，区分一般金融消费者与合格金融消费者，为一般金融消费者划定交易，避免缺乏专业知识和风险承受能力的人进入高风险领域而遭受损失。
（四）构建多维金融消费者教育网络，提升金融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
篇9
【关键词】 非小细胞肺癌 survivin 细胞凋亡 免疫组织化学
0 引言
自从1997年Ambrosini等[1]首次发现survivin与肿瘤的关系后，其日益成为肿瘤研究热点。survivin属于凋亡抑制蛋白（inhibitor of apoptosis protein，IAP）家族新成员，是具有抑制细胞凋亡和调节细胞分裂的双功能蛋白。survivin选择性表达于包括肺癌在内的绝大多数恶性肿瘤，IAPs在凋亡途径的高度保守步骤是抑制效应酶caspase3等的活化或催化底物的活性，而使凋亡发生抑制。Shin等[2]进一步研究认为 survivin的二聚体与caspase二聚体以均称对等方式结合而抑制后者活性，caspase无法降解底物，从而使凋亡无法执行。本研究运用免疫组化SP法探讨survivin在肺癌中表达的意义及与临床病理特征的联系，在这方面目前观点不一，对肺癌中survivin表达与caspase3 、DFF45蛋白之间关系的研究目前也报道不多，本研究旨在为肺癌的诊断、治疗提供另一思路。
1 资料和方法
1.1 标本来源
80例标本随机取自湖北省肿瘤医院和东风总医院1999～2003年间病理存档的石蜡标本，所有手术患者术前均未接受过放、化疗，诊断均经常规病理切片证实，其中男43例，女37例，年龄35～76岁，平均年龄63岁。其中正常支气管粘膜上皮10例，淋巴结转移癌10例，60例NSCLC。
1.2 试剂
兔抗人survivin多克隆抗体、鼠抗人caspase3单克隆抗体均为美国SantaCruz公司的产品，兔抗人DFF45多克隆抗体和超敏SP试剂盒均为即用型，均购自北京中杉生物技术公司。
1.3 方法
采用链霉菌抗生物素蛋白－过氧化酶连接(SP)染色法检测蛋白的表达，survivin抗体（高压修复，工作浓度为1∶100），caspase3抗体(微波修复，工作浓度为1∶100)和DFF45抗体(高压修复)。用PBS代替一抗作阴性对照，以已知阳性片作阳性对照。三种蛋白均采用37℃孵育1h，再放入4℃冰箱过夜，DAB显色，苏木素复染。
1.4 结果判断
survivin主要以胞浆中出现粗细不一的棕黄色为主，caspase3蛋白表达以胞浆内出现弥漫的棕黄色颗粒为主，DFF45蛋白表达主要是胞核呈棕黄色或棕褐色。在此基础上，参照文献[3，4]评分方法，首先将染色强度评为1～4分；再按阳性细胞所占的百分比评为0～4分。染色强度与阳性细胞的分值相加，≥3分为阳性(+)，每张切片选择有代表性的区域，在400倍视野下计数，共计5个视野，取其平均值，避免随意性。
1.5 统计学方法
所得数据用阳性率(%)表示，采用SPSS11. 5软件进行χ2检验和Pearson相关分析。P＜0.05为统计学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survivin蛋白的表达及意义
survivin蛋白主要表达在肿瘤细胞胞浆中成棕黄色，见图1。由表1可见，survivin在正常支气管粘膜上皮表达与肺癌组织、淋巴结转移癌中的表达差异有极显著性（P＜0.01）。
2.2 survivin的表达与肺癌临床病理特征的联系
由表2可见，survivin的表达与NSCLC的分化程度、TNM分期、淋巴结转移均相关(P＜0.05)，而与肺癌患者的年龄、性别、病理类型无明显相关性（P＞0.05）。
转贴于
表1 不同病变阶段survivin的表达（略）
*与正常支气管粘膜上皮比较，P＜0.01
表2 肺癌中survivin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的联系及与caspase3、DFF45蛋白表达的关系（略）
2.3 肺癌中survivin的表达与caspase3、DFF45之间的关系
caspase3在肿瘤细胞胞浆中弥漫表达，见图2， DFF45主要在肿瘤细胞的胞核中呈棕黄色着色，见图3。
由表2可见，在肺癌组织中，在survivin表达阳性的42例样本中有27例caspase3表达阴性，而在18例survivin表达阴性的样本中13例caspase3表达阳性，可见survivin表达与caspase3的表达呈显著负相关（P＜0.01；r=－0.335）。在survivin表达阳性的42例样本中23例DFF45表达阳性，而在survivin表达阴性的18例样本中有16例DFF45表达阴性，两者呈正相关（P＜0.01；r＝0.406）。
3 讨论
survivin是一个新发现的凋亡蛋白抑制(IAP)家族成员，表达于胚胎和发育的胎儿组织，但不表达于成人终末分化组织，只有在病理情况下表达于大多数恶性肿瘤，也说明survivin在肿瘤的发病机制中有重要作用。在本研究中发现survivin在正常支气管粘膜的表达与肺癌、淋巴结转移癌差异有显著性，说明survivin的表达上调在肺癌的发生发展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可作为NSCLC的诊断指标。survivin的表达与年龄、性别、病理类型无明显相关性，但随着分化程度的降低，survivin表达逐渐升高，说明survivin表达与分化程度有相关性，而分化程度越低，恶性程度越高，预后就越差。在有淋巴结转移的27例标本中23例survivin表达阳性，仅4例表达阴性，阳性率为85.2％，与淋巴结无转移组阳性率57.6%相比差异有显著性，说明survivn表达与淋巴结转移有相关性。TNM分期越晚，组织分级恶性度越高，survivin阳性表达率也越高，survivin表达与TNM也有相关性。Kren等[5]研究了102例非小细胞肺癌中survivin的表达与病人生存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survivin是个独立的预后判断因素。因此survivin的表达对肺癌恶性程度的判断及肺癌的预后可能有一定价值。
caspase3的蛋白酶解级联反应控制着凋亡的发生发展，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凋亡发生不可缺少的效应[6]。Ikehara等[4]认为survivin是作用于caspase3和caspase7，即直接作用于级联反应的最终效应蛋白。本研究发现survivin表达阳性的42例中27例caspase3表达阴性，18例survivin表达阴性的肺癌中13例caspase3表达阳性，说明survivin与caspase3呈负相关，survivin表达上调，通过作用效应蛋白caspase3，导致其无法降解底物，不能释放引起细胞凋亡的酶，从而使凋亡小体无法形成。
DNA裂解因子（DNA fragmentationfactor，DFF)是由分子量分别为45kD和40kD两个亚单位组成的异源二聚体[7]。在细胞凋亡信号启动的caspase级联活化过程中作为下游caspase的底物被活化并形成脱氧核糖核酸酶(DNase)，从而介导并调节DNA断裂和染色质的凝聚。Sharif等[8]研究发现DFF45在体内和体外均可被粒酶B（GrB）直接裂解，GrB裂解DFF45的位点与caspase3裂解DFF45的位点完全相同。本研究中发现在survivin表达阳性的42例样本中有23例DFF45表达阳性，而在survivin阴性的18例中有16例DFF45表达阴性，共同阳性表达23例，共同阴性表达16例，两者呈正相关（P＜0.05；r＝0.406）。与陶琳等[9]的研究结果相符：封闭或下调survivin的表达水平，恢复凋亡调控机制，可能成为肺癌治疗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1］ Ambrosini G， Adida C， Altier Dc， et al. A novel antiapoptosis gene， survivin， expressed in cancer and lymphoma[J]. Nat Med， 1997， 3(8): 917921.
[2] Shin S， Sung BJ， Cho YS， et al. An Aneliapoptotic protein human survivin is a direct inhibitor of Caspase3 and 7[J]. Biochemistry ， 2001， 40(4): 11171123.
[3] Torm anenNapankangas U， Soini Y， Kahlosa K， et al. Expression of caspases3， 6 and their relation to apoptosis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rcinoma[J]. Cancer， 2001， 93(2): 192198.
[4] Ikehara M， Oshita F， Kameda Y， et al. Expression of surviving correlated with vessel invasion is a marker of poor prognosis in small adenocarcinoma of the lung[J]. Oncol Rep， 2002， 9(4): 835838.
[5] Kren L， Brazdil J， Hermanova M， et al.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antiapoptosis proteins survivin and bcl2 in nonsmallcell lung carcinomas: a clinicopathologic study of 102 cases[J]. App1 Immunohistochem Mol Morphol， 2004， 12(1): 4448.
[6] Robertson GS， Crocker SJ， Nicholson DW， et al. Neuroprotection by the inhibition of apoptosis[J]. Brain Pathol， 2000， 10(2): 283292.
[7] Ding H， Qiu S， Li S， et al. Expression， purification， crystallization of fragments from the Cterminal region of DFF45/ICAD[J]. Acta Crystallogr D Biol Crystallogr， 2003， 59(7): 13231326.
篇10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长效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非遗”项目实践者和载体。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是要实现好对传承人的保护。这些个体或群体目前的生存状态如何，直接关系到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得以传承和延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为此，我们开展了吉安市国家、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生存状态调研，力图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冲击下的真实生活，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1 吉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生存现状
目前，吉安市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人，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4人，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89人。其生存现状和结构构成如下：
（1）从年龄构成上来看，传承人年龄普遍比较大。80岁以上的有8人，占8.9%；70～80岁之间的有24人，占26.9%；60～70岁之间的有21人，占23.5%；50～60岁之间的有15人，占16%；40～50岁之间的有14人，占15.7%；30～40岁之间的有1人，占1.1%；30岁以下的无一人；离世的有6人，占6.7%。从这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绝大多数为中老年人，40岁以下的仅有1人，而且有一部分传承人体弱多病，健康状况恶化。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面临着年龄老化，后继无人的严峻局面。
（2）从职业构成来看，绝大部分传承人为农民。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中农民有52人，占58.4%；公职人员有29人，占32.5%；自由职业者有8人，占8.9%；绝大多数传承人为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农民群体的“非遗”传承人主要经济来源以种地为主，由于生计所累，大多没有时间和精力开展非遗传承与保护，有些年龄虽然比较大，但仍要下地务农，维持生活。公职人员由于有工资收入作保障，衣食无忧，大部分能够开展非遗传承与保护活动。自由职业者则大部分以打工收入为主，只有极少数以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
（3）从家庭年收入来看，大多数生活困难。仅以吉安县为例，截至2013年底，吉安县共有省、市、县非遗传承人16人。从家庭收入看，年人均收入高于3000元的有6人，仅占37.5%；低于3000元的有10人，占62.5%，其中低于2000元的有5人，占31.25%。大部分传承人生活困难，入不敷出。全市80%以上的传承人希望政府给予资金支持或能长期得到上级部门适当的生活补助。
（4）从培养接班人情况来看，有部分传承人找不到接班人。培养了接班人的有83人，占93%；没有接班人的有6人，占6.7%。现代娱乐方式和人们追求享乐的现代物质生活使得部分传统非遗项目因不具有较大的经济价值和受众群体，无法形成广阔市场而少有学徒。还有的非遗项目劳动强度大，年轻人怕吃苦不愿学。
（5）从举办企业或机构情况来看，大多数没有建起自己的传承机构或利用传统技艺产生经济效益。拥有传承机构或创办企业的有17人，占19.1%；没有传承机构和企业的有72人，占80.9%。由于传承人大多数为农民，学历低，传授能力不高，没有自己的传承机构，又不善于利用现代传媒如网络、电视、视频等进行宣传，吉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技艺传承大多数局限于本地狭小的范围，传播范围小，传承效果不好。这就使得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既不能产生社会效益，更不能产生经济效益的窘境。
（6）从各个不同门类传承人的传承经济效益来看，传统技艺类传承人境况较好。这类人员有家传技艺在手，忙时务农、闲时务工，家庭经济结构多元，一般生活较普通农民富足。例如，吉安薄酥饼，因为创制时间久，生产厂家较多，又有吉安月饼“香、甜、薄、酥”的特色风味，早已融入吉安市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民俗中，不仅节日期间有大批薄酥饼上市，平时也有这一传统糕点出售，甚至远销北京、香港等地。青原区东固畲族乡的刘氏家族创立东井冈华艺雕刻工艺厂，其产品已经远销福建、广西、广东等省。而民间文学、传统舞蹈、传统体育等不能带来经济效益类的传承人生活状况相对较为困难。
2 吉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后继乏人成因分析
随着社会变革、经济转型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巨变，文化生活也日趋多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后继乏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其中既有非遗自身难以传承性的原因，也有客观的社会环境变化因素。根据调研分析，传承人濒危状况主要有以下成因：
（1）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导致大批青壮年“非遗”受众群体转移流失。近年来，随着吉安市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大批青壮年劳动力都向沿海发达地区和本市城镇流动转移，许多非遗项目的表演者及传承人也带着对城镇物质生活的美好向往，纷纷外出打工或外出经商寻求发展，不少人长年不归，有的还迁移到沿海或本地城镇生活。留守在农村的大多数是老幼病残的人，他们一方面要耕作好自己的田地，一方面要照顾自己和留守儿童的学习和生活，有的还是带着疲病之躯在农村坚守，根本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2）人们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导致一些传统技艺和文化被遗弃。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加速推进，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审美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形成了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等多元并存的道德文化与价值观念交织碰撞的新格局，也形成了文化消费多元化的新格局。新一代青年更热衷于追求日益多元化的物质生活和现代精神文化生活，逐渐被“异化”，对民间传统技艺和文学艺术逐渐失去兴趣，脱掉了传统文化服饰，换上了流行文化装，成为现代物质文明的奴隶。电视、网络、手机等新的文化传播方式和多元化的现代精神文化生活也让传统非物质文化受到强烈冲击，年轻人更热衷于玩微博、微信、游戏等，热衷于网上淘宝购物，运用现代科技产品消遣娱乐生活。传统文化在现代物质文明、商业文明及科技文明的冲击下，不断被蚕食消亡。
（3）政府资助力度不大导致传承人难以把主要精力放到开展非遗传承与保护工作中来。目前，国家、省、市虽然都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但主要用于开展非遗传承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人只有国家级项目传承人才有1万元补助。大多数传承人在生活困难、缺乏稳定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只能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上来。市、县两级均没有建立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乡、村也没有多少传习所，少数简易传习所，传承硬件也较差，无法满足传承培训需要。加上传习资金得不到保证，传承培训场所设施及传习资料购置经费缺乏，开展工作困难重重。
（4）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社会地位不高导致无法吸引年轻人从事非遗传承与保护工作。近年来，尽管我们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工作，每年都要利用“文化遗产日”组织开展大型宣传展示活动。但对传统文化遗产多半是利用大于保护，索取多于给予，缺少人文关怀，通常授一个牌，发一个证书了事。没有对非遗保护工作者特别是民间非遗保护工作者进行隆重的表彰和奖励，对掌握精湛技艺的民间艺人没有从经济和精神上给予实实在在的资助和支持。在传统文化日益边缘化的今天，很多传承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没有因为从事这项工作而产生荣誉感和自豪感，有的甚至会产生失落或迷茫的情绪，年轻人更是对从事这项工作失去信心。
3 加快建立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长效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目前面临的严峻形势迫切要求我们必须抓住核心，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着眼点首先放在对“人”的保护与传承上，加快建立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长效机制、政策措施和法律法规，营造尊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良好社会生态，建立起一个以代表性传承人为核心、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
（1）加快完善法律保障。2011年6月1日，我国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但该法尚未涉及传承人的培训支持、传承人对非遗创新的奖励和经费保障等重要领域。地方政府应该根据该法加快制定适合本地实际的地方性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对非遗法律保护进行细化、补充和完善。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对非遗保护和非遗传承人的保护与支持做出具体的强制性规定。明确将非遗保护资金列入地方财政预算，设立市、县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保护专项资金，单独列出专项资金用于支持非遗传承人，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增加相关预算。同时，在传承人培养、传承人认定、创新奖励、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做出更加具体明确的规定。
（2）加快完善生活保障。面对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冲击，政府应有所担当，给予相关补偿，完善生活保障政策。对传习多年的老传承人应该按照传习年限给予补偿，让他们感受到国家的尊重和认可。对农民和老弱病残等弱势非遗传承人群体应出台特殊政策，提高最低生活、养老保险、医疗保障标准，省、市、县级政府应分别对本级传承人特别是弱势困难传承人发放生活补助，彻底解决其后顾之忧，保证他们有充裕的时间与精力开展传承工作。
（3）加快完善阵地保障。首先，免费为非遗传承人提供政府兴建的传习场所。市、县两级应当普及建设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乡、村两级则应鼓励传承人利用现有乡镇综合文化站、农村文化活动室、农村祠堂开展传习活动，对于需要改建才能开展传习活动的危旧文化活动室、祠堂、社区文化中心或传承人利用自家住房改建为传习所的政府应给予一定补助，让每个非遗传承人都有一个发挥自己技艺和才能的平台和阵地。其次，支持非遗传承人开办传承机构。对于非遗传承人开办非遗传承机构和培训机构的，应给予大力支持，按照机构大小给予奖励补助。鼓励他们面向社会招收学徒，鼓励传承人带徒传艺，培养一批新型的非遗传承者，对于濒危传承项目或不能应盈利的传承机构政府还应按招收学徒的人数给予一定补助。再次，支持建设现代传播平台。鼓励文化部门或传承人个人开办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站，利用网络、微博、微信等现代科技手段，宣传传承人的技艺、绝活、事迹等。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出版社创办电子期刊，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承人的宣传与研究，促进非遗研究人才涌现，切实提高非遗传承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4）加快完善产业保障。首先，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走向市场。鼓励传承人发挥自身优势，开办文化企业，发展文化产业，给予享受文化产业方面的相关优惠政策。鼓励传承人与民间资本融合，以自己的技艺技能入股，吸引民间资本进入非遗领域，支持民间资本结合文化旅游、民俗节庆活动等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展示馆、传习所等基础设施。研究制定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税收、信贷、融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扶持办法。鼓励民间资本捐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助代表性传承人及学艺者，对企业捐赠非遗保护工作、非遗传承人的应予以免税或减税。其次，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融入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基于其民间性和地域性，只有入乡入土，走进“祠堂”，走进社区，紧接地气，深深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才能在广袤的民间土壤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发扬光大。应围绕开展生态文明建设，鼓励传承人参加本地原生态的民俗活动、节庆活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大赛，开展活态传承，创建文化生态保护区，不仅让人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更要留得住文化。
（5）加快完善人才保障。一是拓宽传承人认定范围。坚持认定从宽、管理从严和国家省级传承人认定从严、市县级传承人认定从宽的原则，扩大非遗传承人的候选范围，对于市、县级传承人只要掌握了相关技艺、绝活即可认定；对国家、省级传承人则应具备技艺熟练精湛、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传承谱系清晰等条件。将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收集、整理和研究的人员列入传承人候选范围。二是完善传承人培养机制。建立非遗教育示范基地，将非遗技艺、绝活、民间文学、民间故事等编入教材，在中小学和职业技术学院开设非遗传承课程，推进非遗进校园活动；鼓励学校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开展多层次、多学科、多形式的活态教育培训。鼓励传承人和大中专院校教师走进农村祠堂、城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通过公益讲座、现场技艺传授，让更多的人了解传统工艺，逐步喜欢传统文化。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技艺档案库，对非遗传承人技艺进行完整录像归档，并以传承人个人姓名命名制作光盘进行传播或传习。设立专项资金，对学习非遗技艺的学生学费予以资助或减免，尤其对学习濒临灭绝非遗技艺的学生则给予全额资助或减免，加快培养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和接班人。
（6）加快营造尊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良好社会生态。各级政府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提升非遗传承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在政治上，应该大力推荐非遗传承人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让他们参政议政，为非遗保护代言发声；每年定期召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表彰大会，对做出突出贡献的非遗传承人或参与支持非遗传承的其他个人进行隆重表彰，颁发非遗传承与保护突出贡献奖或“民间艺术家”荣誉称号。在经济上，对专职从事非遗保护传承人或其他个人，参照事业单位人员分级评定相应职务职称，对技艺精湛或有突出贡献的非遗传承人应可享受相应的政府特殊津贴。在社会生活中，定期组织传承人开展活态展示、定期交流、技艺比赛等活动。通过报纸、网络、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开设非遗保护宣传专栏，大力宣传代表性传承人，大力宣传社会各界参与、支持非遗保护的行为，形成全社会的价值认知，使各级非遗传承人在政治上有地位，经济上有保障，社会上受认同，努力营造尊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及一切参与支持者的良好社会生态，激发更多的青年人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
参考文献：
[1]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