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法范文10篇

保护法范文篇1

一、在《动物保护法》草案公布后，现阶段倍受人们关注的保护客体

今年九月，我国公布了《动物保护法草案》。人们对此草案的出台形成了两个派系，赞成及反对的声音来自全国各地。这两派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看法及立场，即动物保护法是否应纳入我国法律体系以及人对动物所实施的行为是否应受法律限制。这其中包含了对虐待宠物的惩罚和屠宰牲畜应采取人道手段以及如何来处理那些流浪猫狗等一序列问题的规定。

早在2008年，我国就动物保护法律建设性问题在北京举行了国际性研讨会，这体现了我国已经开始重视动物的保护及管理。加强动物保护的法治建设，既可以体现我国对动物保护的决心，同时也体现了我国在经济建设的同时兼顾精神文明建设。动物保护法的实施，可以提高我国国民的道德素质，促进人类和动物的和谐状态以及对环境的保护，其对整个社会的意思是不言而喻的。动物保护法在欧洲国家已有一两百年的历史了，他们这些国家在动物保护法律方面比我国先进，人们对动物的保护意识也比亚洲国家的人们要强些。毕竟他们在这个法域里是比较成熟的，人们的意识也就自然而然形成了一般共识。而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涉及到有关动物保护方面的只有：1、《刑法》，只对珍稀动物的保护有明文的法律规定及违反此法的相关刑罚处罚【3】；2、《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4】。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对一般动物的保护意识也开始在大众中逐渐得到认同并受到关注，动物保护法也因此成为了当今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

当我国《动物保护法草案》公布后，人们将受此法保护的客体大多数理解为狗狗猫猫，即家养宠物以及生活在居民环境周边的流浪猫狗这个范畴，同时《动物保护法》对此类动物所作出的篇幅也最多。这种现象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动物保护法要保护的一般是那些生活在我们人类生活周围的动物。根据就近原则，这些动物是人们在自己生活中可以接触得到的，并且经常受到人的行为影响的动物。因此，我们需要理性化、人性化地协调人的行为与这些动物之间的关系。我们只有处理好这些就近的动物之后才有可能关注别的领域里的动物。因此，《动物保护法》草案出台后，人们最关心及争执最激烈的也就是这些家养的宠物猫狗与流浪猫狗的问题。至于应以何种人道的方式宰杀那些被饲养在棚里的动物（即后期成为人类肉类食品的动物），人们现阶段不是很关注。这是因为这些动物已被商业化了（即从这些动物的出生到死亡），确切地说它们是生产线上有生命的产品。因为不管是在国内国外，人们一般看不到它们的生命过程（即从开始的饲养棚到最终的宰杀场），所以即便宰杀过程很残忍，人们对此也感触不深。例如法国鹅肝残忍的制作过程【5】。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等待宰杀的那些动物它们其实也是有血有肉、有神经、知疼感喜的动物。这就是中国人所谓的眼不见，心不烦。而关于对所有野生动物的保护则有赖于国家的相关法规及条例的健全（如禁止猎捕猎杀野生动物、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及违反者应受到何种处罚等）。因此，现阶段人们关注的焦点也自然就是那些宠物猫狗方面的问题了。但流浪猫及流浪狗其实与人们所饲养宠物的特性相差并不大，所以它们同样能牵动那些关注动物福利人士的心，同时它们的存在也会令那些受到干扰的人们或是厌恶那些流浪动物的人们产生反感。当然，《动物保护法》实际需要调整的及涉及保护的客体超出了这些人目前关注的范围，即涉及面更广，而不只是这些接近民生的动物【6】。

二．如何正确看待《动物保护法》超前说与滞后说

动物保护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关注动物的生存状况，保护它们免受不必要的痛苦和虐待，是当今世界的一种文明。不仅欧美各国有动物保护的法律系统，我们的亚洲邻国以及香港特区和台湾地区也都有动物保护法。我国虽有《野生动物保护法》，但其主旨纯属保护和更好地利用“资源”，与保护动物受到适当照顾、免受虐待与痛苦无关。所以自从《动物保护法》草案公布后，中国国内民众及国外人士对我国即将颁布此法道出了不同的心声。

（一）《动物保护法》在中国实施持超前说观点者的理由及论据:

我国有部分学者及部分民众认为，此《动物保护法》的颁布在我国现阶段不合时宜，脱离了中国国情。“动物被赋予权利，有其必备的历史条件：首先是中产阶级兴起，一些动物由役畜变为宠物，人与动物的情感联系加强了；其次是物质技术条件的发展，使人权有了一定保障，然后始能惠及动物；第三是保护动物权利的社会共识，没有保护动物权利的社会共识，法律就不会得到普遍遵守。不具备这些经济社会条件，即使进行立法，最终也是纸上谈兵。选择一个国际场合公布立法建议稿，体现了法律专家的‘国际视野’，但有国际视野的法律专家可能忘了，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有8亿农民，而农民与动物关系复杂，其中既有人对动物的悲悯，也有人对动物的工具性、物质性利用。在城市，人的权利意识刚刚觉醒，人对动物的权利意识自然还很淡漠。保护动物权利，需要价值观念、法律制度作为前提，但真正的基础还是经济发展水平。发达国家对动物权利与福利的保护，是在人权得到保障、福利国家成为现实之后，人的权利和福利向动物世界的自然‘溢出’。中国刚刚解决人的温饱，人的就业、居住、卫生、出行乃至丧葬问题成堆，要同时承认和保护动物权利与福利，确实不切实际。所谓法律，并非人的发明创造，它应该早就存在于社会风俗、习惯、道义中，立法只是对法律的‘发现’。如果城乡居民爱那些动物，在迫不得已时必须按照习惯处置那些动物，而法律专家弄出一部法律禁止那样做，那么很多国人就会一夜之间变成法律上的罪人。这样的立法，显然就不是对法律的发现，而是一种专家专断意志，是对西方制度的生搬硬套。这不是说，中国不应当立法保护动物，而是说，中国城乡之间、职业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在今后较长时期内，都不宜出台法典式动物保护法，对人们要求过多过猛。可以针对动物实验、工业屠宰、动物园及演艺业等，先行出台行业性动物保护规范，有条件的可以专门立法。城市可以完善养犬法，可以将养犬法规拓展为保护宠物的法规。但所有的这些法律都一定要有可操作性【7】”。

（二）《动物保护法》持滞后说（即支持实施此法的学者）之所见：

动物福利法在西方国家已有一百年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动物福利作为道德问题在西方成为社会意识和广大公众关心的社会运动却不过三四十年的时间，而动物法作为一门学科更是近几十年才新兴的法律分支。所以动物法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而今在中国，目前一个普遍存在的观点是动物法和动物权利在中国现阶段太超前，为时过早。“人们认为现在制定动物福利法不现实，即使制定了也无法实施。人们常常说，人的福利、人的法律及权利还顾不过来呢，哪能顾得上动物。然而，动物保护立法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普遍实施，不仅在欧洲各国，而且在许多亚洲国家均有动物福利法，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就为时过早、超前呢【8】”？常纪文教授主张中国在努力考虑和探讨制定动物保护法的同时，需要对动物的地位进行广泛的公众讨论和知识界的探讨，相信对动物福利理念的公众探讨和普及教育将有助于中国的立法，同时也将确保普通国人和知识界重新认识动物作为有感知生灵的地位并接受作为伦理道德关注的动物福利是21世纪中国社会进步的上一个台阶的新观点。“不管我们现在是否贫穷，不管人权得没得到保护，我们都要人道地对待动物，这也是人权保护的一种延伸【9】。”

（三）笔者本人对此所持的观点：

在此，笔者本人也非常赞同常纪文学者的观点。在欧洲传统的道德观是基督教的道德观，根据圣经创世纪的记载：动物和人类是上帝在不同阶段先后所创造出来的，都同是“上帝的造物【10】”，从这个信仰上来说，这两者的关系从“在上帝面前平等”演化成“生存权的平等”。在上帝面前，人和动物都是他创造的生物，人与动物在世界上均应有生存权。虽然人类强于动物，但强者应该保护弱者是人类文明进化高尚之处。中华民族传统的思想中，以天地人和为人类思想最高境界。印度名人甘地曾说过：“一个国家的伟大程度和道德进步的标准可以用她对动物的态度来衡量”。结合国外在此法领域的成熟发展以及人们对动物保护的意思及对生命的重视，显然我国在现阶段出台《动物保护法》是比较滞后的。尽管我国经济整体水平还不谈不上发达，但出台一部《动物保护法》难道就会阻止或影响中国现在经济增长的步伐吗？在笔者看来，人道地对待动物与我国经济状况绝不是个难以化解的矛盾体。打个比比方来说，这就像我们对幼儿的教育一样，不因为他们不会说话也不会明白大人的话以及不识字和分不出人间是非而不给他们交流和受教育的机会，我们还是很乐意地尽一切可能让他们明白人们的语言及风俗习惯，让他们能在我们父母及社会现有的条件下快乐及健康成长，而不是等他们自己具备了这些自身条件才积极地配合他们。同理，我们不能一味强调中国经济不发达，所以不能在此法领域效仿西方发达经济国家超前颁布动物保护法。动物保护立法绝不意味着向西方盲目靠拢，这些理由都是说不过去的。任何法律的颁布实施到该法的稳定与成熟都是需要经过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动物相对我们人类而言是弱势群体，很多情况下它们的生与死掌握在我们人类的手中，这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中国是时候该填补这个法律的空白领域了。万丈高楼平地起，众人拾柴火焰高，法律的完善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只有这样，当人类的行为违反人类道德，仅依靠道德及社会舆论又无法制止这种行为的蔓延及恶意传播时，我们在进行道德教育的同时，让法律成为其最后一道阀门也是最难逾越的屏障。所以保护动物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体现，也是人类义无反顾的责任。

三、如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体现动物的法律地位才能更确实有效地保护动物的生存权

（一）动物的法律地位在一些国外法律体系中的体现：

在动物福利立法建设中，动物应该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而受到保护。《德国民法典》规定“动物不是物”【11】，这一定语没有全面的解释清楚，动物在人类的法律体系当中它到底是什么。又如《俄罗斯民法典》规定：“动物是物权的客体，并不意味着权利人能随心所欲地支配和役使动物，而应该受到合理限制”和“在行使权利时，不允许以违背人道原则的态度残忍地对待动物。在动物受赔偿的问题上，要注重动物的生命价值，不能单纯地以动物市场的市场价值来界定赔偿标准【12】”。动物的法律地位问题是动物保护法制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即动物究竟是继续作为法律关系保护的客体加以保护，还是可以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来加以认定。因此动物能否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就成为了法学讨论的焦点，学者观点大致有三种：1.是动物依然是法律关系的客体；2.动物可以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3.动物是类主体或是准主体。不难看出此三种观点是基于不同的思考方向而形成的。

（二）笔者本人对此所持的观点：

笔者则认为动物不可能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因为法律毕竟是人的法律，法律关系是由人类行为而形成的关系，即由人类相互行为所产生相应后果的各种法律状态。而动物怎么可以和人同为法律关系主体呢？动物的权利最终还是有赖于人的行为及意识得以实现。因此，笔者认为动物只能属于被人类所保护的客体这一形式体现在法律当中。因此，动物成为法律保护客体的规定应该在不同的相关法律部门中有相应的明文规定，如《刑法》、《民法》、《动物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及各地方政府单行条例等等法律法规，其内容应相互一致，不得相互抵触。也可以考虑是否将虐待动物行为列入我国刑法领域或单独进行立法，以此来规范及制止残忍虐待动物的行为，更有效地保障及保护动物的生存权。保障无辜的生命免受来自人类无理和非人道的侵害及剥夺。

因此，也只有在完善的法律体系下，才能确实保护动物的生存权不受人类无谓的侵害及剥夺。在诸多国际社会动物保护法中，禁止虐杀动物已经成为最基本的底线规则，其理念是尊重动物的生命及保护动物的权利，并将保障满足动物的基本需求纳入到法律和司法制度中来，通过法律的强制手段使人类承担起保护动物的责任。“而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保护自然），最终是出于对人类全局的，长远的生存利益的终极关怀【13】。”现在生物物种在逐渐消失，对整个生物金字塔即食物链来说都是一个阶梯式的毁灭，也就此可断言：“在世界上生物消失之日，即是我们人类的灭亡之时。”毕竟动物为我们人类所作出的贡献及牺牲是无法用统计学里的数字来恒定及衡量的，从物质的供应到精神的供应…是无法估量的。例如导盲犬对残疾人的帮助、警犬对国家警务工作及边防工作的贡献、看门犬对单位及家庭的财产安全起到的作用、宠物在带给人类的精神快乐的同时人们也被他们那忠诚及知足的特性所影响着从而优化及促进了我们人类性格的不足及缺陷…等等。

四、我国动物保护立法面临着诸多实际问题及为何地方性《饲养宠物法规》难以见效？

我国的动物保护、管理立法体系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缺乏一部综合性的动物保护基本法，动物保护法制系统性不强，制度建设不周全，难以对所有的动物予以应有的保护；二是立法目的没有体现中华民族继承和发展了几千年的怜悯生命的道德传统，没有体现中国加入国际组织或者签署国际条约、宣言的有关保护生物内在价值的要求，难以处罚一些遗弃或者虐待动物、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不利于社会和谐和稳定；三是没有充分响应国际上动物福利贸易标准建设的要求，难以逾越西方发达国家设置的动物福利贸易壁垒【14】。

近年来，我国社会频频出现的“活熊取胆”、“活猴取脑”、“硫酸伤熊”、“虐猫事件”、“虐狗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引起了社会及媒体的关注，严重损害了国家及国人的国际形象。一些行为是为了经济利益，一些行为则是为了满足特殊心理刺激。人们不难发现，在人类社会发展到如今这么先进及文明的时代，竟有那么多的动物在苦难场承受着来自我们人类的折磨及残杀！这无不与我国有关于防止动物虐待的动物保护法还几乎处于空白阶段有关。依照现在的动物保护法规定，无任什么人采取何等残忍的手段来虐杀动物（除珍稀动物外）都不违反法律，只是会受到舆论的谴责。不妨试想一下，一个践踏无辜生命的人，怎会在乎社会舆论呢?行为人的恶行还经常明目张胆地经过电脑终端服务器以图片或视频的形式出现。其缘由便是目前我们国家在动物保护法域里几乎时处于无法可依的空白状态。而今老百姓支不支持动物保护立法呢？今年6、7月份的时候，部分网站搞了民意投票，有80%的投票网民赞成立法，有75%的网民赞成对虐待动物致死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民意非常高。网民是社会中知识层次比较高的人群，这说明立法既是理论需要，也是现实需要【15】”。然而我国动物保护立法还是面临着许多问题：

（一）此法在中国是起步阶段，很多条文的规定也许不能被人们所能接受，这其中也有包括了一些动物爱心人士对此法规定的不满声，他们认为在短期限内如果没有被人收养的动物由相关部门的兽医人员实施人道处理（即安乐死）的规定极不合理，表示强烈抗议的同时也有众多爱猫机构或人士已经纷纷展开行动向草案组提出修改建议。根据“动物保护法草案的第八十四条（巡查和流浪犬、猫的收容）——按照这个法律，流浪猫狗的存在是非法的，一经发现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有权利捕捉送进所谓的留检、收容所等待领养，如果无人领养便要被处死，而这个过程只有15—30天。试问这是保护还是屠杀！因为没人要养就该死么？【16】”。相反地，有人也极力反对此法的出台，这其中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法典式动物保护法在中国应该缓行【17】”。

（二）我国在此法领域内没有一套健全的机制及专门机构来对即将实行的动物保护法进行专门的监督。

(三)我国大多数民众对动物生命的尊重及如何保护动物的生存权几乎没有概念，甚至有些市民对此法的观点很极端，通过各种途径来表达他们不希望此法出台。自从9月18日《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正式对外公布，作为该法案的首席起草人常纪文教授说：“我昨天晚上又接到了威胁电话，一上来就骂，说我是神经病，我现在真的很愤怒！”更有甚者当即拿起手机给常纪文的助手发来短信：“你很无聊”，“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鄙视你一万年”！”这个低调温和的学者被瞬间抛向舆论的风口浪尖，面对种种非议甚至污言秽语，保持沉默显得很难【18】。颁布此法难道就真的这么难吗？其实推敲后不难得出这么一个事实，那就是许多人的生活经济来源是要依靠动物来实现的，毕竟无论是在中国及外国，人类许多的物质来源于这些动物，换而言之：这些物质的来源是以各种动物经过人为处理后所形成的各种生命状态为代价的。然而《动物保护法》的实施对这些群体而言是给他们在大刀阔斧的经营及牟利时带上了一把受到法律制约的锁链，令其行为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无所忌讳。另一方面，也许可从侧面反应出为何人们对这个动物保护法存在两种看法。对此我们首先应弱化这种强烈的反对声，然后再将此种反对声音慢慢转化为支持声。这个转化过程在中国也许需要时间来慢慢推动。不管是赞同的还是反对的，出来表态的这些人其实还是十三亿国人中的少数，而大多数国人则对《动物保护法》草案乃至今后此法的正式颁布到实施也几乎漠不关心，这就涉及到以后该法在社会上的实施效果及司法障碍问题，即该法是否能被大多数（大到城市小到乡村）的老百姓所接受并形成一般法律意识。因此，加大《动物保护法》的宣传力度很有必要。

（四）地方法规对宠物饲养规定这块立法不合理，缺乏可实际可操作性，办理狗证猫证收费标准过高，对宠物随饲养人迁居到别的城市时，有关手续过于复杂且收费标准过高，宠物运输费标准过高，因此导致了不少流浪猫流浪狗的孳生。（这是因为与宠物为伴的人往往生活来源不丰富且多为寂寞孤独之人，即大多数是老人）

（五）收费金额的流向不明，监督管理职能不明，司法力度不强。对于这些专项收费的流向是否应该用于专项与动物有关的事业建设，在我国还没有明确及定性

五、依据本国国情，通过完善我国国内立法及借鉴国外经验来促进和协调动物和人的和谐相处

笔者拙见如下:

1.加大司法力度，对于无谓虐杀动物者应一律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毕竟法律的颁布是为了实施以限制及禁止某种行为的发生而不是为了流于形式。

2.启动群众监督制度，实行匿名举报电话及邮件，制定奖惩制度。发动群众的监管力度及积极性。

3.明确动物保护法的职能机构及司法程序。

4.结合各级地方政府的有关《饲养宠物法规》来限制及规范饲养人的饲养行为，使其饲养行为符合我国的相关政策。

5.地方各级政府应建立严格的城市居民饲养宠物的相关数据并存档，每年向中央相关职能部门汇总一次，这样就可以知道我国宠物的整体数量及其变化，从而有效地预防及控制宠物过多繁殖。

6.严格审批动物及宠物繁殖基地公司的成立。即繁殖基地的繁殖计划也必须得到相关部门的许可，从源头上控制城市宠物以及流浪动物数量的急增。制定一套严格的动物繁殖基地经营法规体系来控制各繁殖机构盲目进行繁殖计划。

7.繁殖基地应按规定将出售的宠物动物进行归档，并上交给相关职能部门进行登记，这样有利于明晰宠物的个体流向，形成一个联锁档案机制。

8.没有被注射疫苗的宠物猫宠物狗严禁在市场上待售，被出售的宠物狗或猫应佩戴标有宠物身份代码的胸牌（即宠物在出售时，胸牌已在网上注册并登记了买主的信息）。

9.进行法治宣传及编制相关教科书，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如何正确了解及尊重自然界的一切生灵，毕竟教育从娃娃开始抓起是关键。突出人与自然的重要性，及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的对人类的益处。

六、如何规范人们饲养宠物之行为及如何处理好“寄”生存在人们生活周边的流浪猫狗

人们是否应该有养宠物或动物的权利以及人们是否有反对养宠物或动物的权利呢？在我国目前的现状下，只要饲养人所养的宠物或动物没有侵犯到他人的合法权益时，他人是没有权利来反对饲养人的饲养行为的。因此，目前动物保护法急需处理的动物问题首先是那些被人类饲养的宠物以及寄生存在人们生活周边的流浪猫狗的问题。那么，我们应如何处理这两类动物呢？

（一）首先应规范对宠物的饲养及管理（即对宠物狗及猫的规范管理）.

对于被人饲养的宠物，除了需要我们对国人进行教育外，用法规来规范饲养人的饲养行为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因此即严格又要可行的法规是必要的。目前我国各地区都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法规体系来规范此类行为，即便是有也大多流于形式，难以实施及操作，主要原因是法规制定不合理，民众不愿配合，司法力度不强。其次是饲养人的饲养意识比较散漫及薄弱，也没有饲养人应尽的责任及义务的概念。根据我们立法的原则是既要保护人类及人类环境又要保障动物应有的生存权。笔者拙见如下：

1.对职业性饲养动物人的资格及场所的规定及限制

2.规定以家庭为单位来限制被饲养的动物数量。

3.饲养人必须为动物提供足量的、质量好的、适合卫生的食物和水及提供适宜宠物场所供其休息及活动。对宠物不能进行心理吓唬。

4.对宠物的管理（办证、及收费政策应该改革、打疫苗、绝育应纳入到强制行为）。

5.对宠物培育机构及销售市场的数量的限制及经营规范的规定。

6.对宠物医院的资格审批及经营性质的限定及按规范职业。

7.宠物致人伤害的应该如何赔偿及如何界定赔偿义务人。可结合我国现行《民法》的相关规8定来认定及处理，及时用可行的法律条文来替代不可行之法条

9.规定及明确饲养人对饲养场所及环境卫生应尽的责任及义务。

10.应禁止各类高等院校的学生在学校宿舍饲养宠物。

11.饲养人不在居住地且家中无人看管宠物时，应该实施寄养行为。

如何认定遗弃宠物行为及应如何加大处罚力度，除非这种遗弃行为属于法律所规定的例外情节。

12.有专门的行政部门处理因饲养宠物行为而产生的邻里关系。

13.要对饲养人人群进行医学知识科普宣传及相关《动物保护法》法规宣传。

（二）流浪猫－流浪狗――应该如何进行人性化安置及处理？

流浪猫流浪狗的问题比较特殊，其特殊性在于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人类的生活垃圾而存在，且这些流浪的猫狗生活在人类边缘，容易接近我们人类，因此大多数这样流浪的猫及狗都乐意接近人，接受人们给他们喂食物这一行为。也因为其中有许多是被人们所遗弃的宠物。例如北京著名的收养流浪猫300多只的丁奶奶【19】。令人感到欣喜的是，像丁奶奶这样关注这些小生命的个人及群体是越来越多了，这说明了中国人在自身经济改善的同时，还有那么一份额外的善心及爱心去关注这些流浪的动物，这也表明了我们中国人的内在修养及善良意识在不断的提高。那么，应该如何处理及安顿这些流浪的猫及狗呢？笔者拙见如下：

1.各个地方政府应该新增一个特殊部门，即流浪动物防控部门。招收具有兽医资格的人员为国家特殊性质公务员。用于专门处理流浪猫流浪狗的绝育及疾病救助。如何控制流浪猫流浪狗数量的问题其实就像我国二十年前实行人口计划生育的情况一样，绝育是最关键的一环，不管是雌雄的流浪猫及狗，只要被人抓住后送至救助所，在动物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绝育手术，待其伤口痊愈后放归自然，这样即保障了动物的生存权又控制了流浪动物的增长势头，实行几年后，流浪动物的数量自然呈下降趋势。

2.每个城市都应该安置几个由政府出资的流浪猫狗固定救助所，每个救助所里应该有2－5名受领国家薪水的兽医执业。

3.对于在一定的领养期限内无人领养的生活不能自理的流浪猫狗，可以实行人道的安乐死。但对有野外生存能力的流浪猫及狗，如在绝育后无人领养，则应放归自然，而不主张人为的安乐致死！否则这将有勃于《动物保护法》的立法出发点。同时也违反了人类情感及道德。

4.对于对生活不能自理丧失了野外生存能力的流浪猫流浪狗，应制定有关实施安乐死的条件及要求，并应该有两名医生在场，实施安乐死的兽医必须严格按照规定及程序来执行，并留根存档，以便统计。

5.严禁国人食猫肉狗肉。一是狗猫身上的细菌，许多对人体是十分致害的细菌及寄生虫，如“裂头幼的成虫寄生在犬科、猫科动物的小肠、且成虫在猫体内寿命可达3.5年，偶然寄生在人体……”。食猫肉对国人的身体健康也存在隐患，而且容易传染给家人及朋友。在这个基础上，各个城市边防应该把好城关卡口，禁止放行装有流浪猫或狗的车辆流通关卡，一经发现，立即扣押车辆及相关人员。通知相关部门后，应将装有流浪猫及狗的车开回原省市，并对整批流浪猫在采取绝育措施，在认养期限过后，将剩余的全部放归自然。并对涉及人员给予相关规定的刑事处罚。

6.制定对被收养的流浪猫及狗应进行登记及拍照留档制度，对领养人进行必要的回访制度。

7.政府的这个职能机构在各个地区均可以设置流浪动物的捐款基金帐户，有这么一个平台让有爱心人士及有能力的人士为此事业作出自己的努力及贡献，这样一是可以减轻政府财政压力，二来可以唤起人们对动物保护的意识。这个救助流浪动物捐款基金帐户由专员负责管理，并由相关部门定期进行严格审核。

保护法范文篇2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文物的保护、利用和管理。

第三条文物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

第四条属于国家所有的文物，其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

属于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和祖传文物以及依法取得的其他文物，其所有权受法律保护。文物的所有者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五条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文物保护工作。

第六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文物保护，正确处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与文物保护的关系，确保文物安全。

基本建设、旅游发展必须遵守文物保护工作的方针，其活动不得对文物造成损害。

第七条各级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协调、研究和审议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中的重要事项。

乡镇文化站、文物保护管理所、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应当在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应的文物保护工作。

第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用于文物保护的财政拨款应当随着财政收入增长而增加。

文物保护事业可以接受社会捐赠和吸纳社会资金投入。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在本办法施行之日起一年内制定。

第九条利用国有文物保护单位开辟参观旅游场所，其门票收入应当在财政部门的监管下，全部用于文物保护，其中用于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保养的比例不得低于百分之五十。

第十条县级以上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和教育、科技、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以及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应当加强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增强全社会的文物保护意识。

第十一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并享有劝止、检举和控告违反文物保护法律法规行为的权利。

第十二条文物分为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

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根据它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可以分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上各时代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代表性实物等可移动文物，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珍贵文物分为一级文物、二级文物、三级文物。

第十三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和核定公布，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由其所在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向上一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经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评审通过后，报省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并报国务院备案。新发现的具有重要价值的不可移动文物，所在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在申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前，应当先征得本级人民政府同意。

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市、县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确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并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由县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对其名称、类别、年代、位置、范围等予以登记并公布，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

第十四条申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已拟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方案；

（二）已作出标志说明；

（三）已建立记录档案；

（四）已设置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负责管理。

第十五条县级以上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不同文物的保护需要，自文物保护单位核定公布和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登记公布之日起一年内制定具体保护措施，并公告施行。

第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本辖区内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可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分为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应当经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建设等部门组织评审并征得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省级和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经同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规划等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评审后，由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第十七条在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内修建的建筑物或者构筑物，其形式、高度、体量、色调等必须与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相协调；其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相应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报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八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使用、管理不可移动文物的，当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专家论证，与使用者或者管理者签订保护协议，并报上一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使用、管理不可移动文物，必须接受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保持文物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未经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不得擅自进行装饰、装修。

第十九条利用纪念建筑物、古建筑、近代现代代表性建筑物等不可移动文物的，不得从事可能危及文物安全及破坏文物历史风貌的活动。

第二十条严格控制利用文物保护单位拍摄电影、电视以及举办大型文化活动。确需利用文物保护单位拍摄电影、电视或者举办大型文化活动的，拍摄单位或者举办者应当征得文物管理人同意，提出拍摄方案或者活动计划，制定文物保护预案，落实保护措施，并按相关规定报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利用文物保护单位拍摄电影、电视以及举办大型文化活动，管理人应当将所得收益用于文物保护。

第二十一条鼓励和支持非国有文物所有人将文物的所有权、使用权移交所在地人民政府。所有权、使用权移交所在地人民政府的文物，其修缮、修复、保养和管理由所在地人民政府负责。

第二十二条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

（一）存放危害文物安全的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危险物品；

（二）擅自从事采石、采矿、取土；

（三）违法排放污水、废气和其他污染物；

（四）其他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

第二十三条文物保护单位的原址保护、迁移、拆除，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无法实施原址保护，必须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的，建设单位应当做好资料记录并报原登记的县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县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在批准前应当征得上一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迁移异地保护的，建设单位应当在迁移前制定保护方案，落实复建期限、地址和经费，报原登记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工程竣工后，由原登记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验收。

第二十四条需要变更国有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体制或者隶属关系的，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由所在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征得上一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报原核定公布的人民政府批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变更管理体制或者隶属关系的，应当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并报国务院批准。国有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变更管理体制或者隶属关系的，应当报告县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五条不可移动文物严重损毁、灭失，丧失保护价值的，应当予以撤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撤销，由省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撤销，经征得上一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由本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经征得上一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由原登记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撤销。

撤销文物保护单位和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应当由同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论证。

第二十六条对具有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水下文物遗存，由省人民政府确定为水下文物保护区，并予以公布。

在水下文物保护区内不得从事危及文物安全的捕捞、爆破等活动。

第二十七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水下文物或者疑似水下文物时，应当维持现场完整，并立即报告所在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在七日内提出处理意见。

第二十八条各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地下文物勘查工作的管理。

市、县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地区历史沿革及地下文物分布状况，经组织勘查核实后，将地下文物埋藏比较丰富的地区划定为地下文物埋藏区，报省、市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

土地使用权出让或者划拨涉及地下文物埋藏区的，有关行政部门在办理相关批准手续前，应当征求同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二十九条在地下文物埋藏区进行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报告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现文物的，由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文物保护的要求会同建设单位共同商定保护措施。遇有重要发现的，由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及时报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第三十条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征集文物或者受赠文物必须经过鉴定确认。

征集或者受赠的文物拟确定为珍贵文物的，由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鉴定确认；拟确定为一般文物的，由文物收藏单位组织专家鉴定确认。

第三十一条借用国有馆藏文物应当具备相应的安全技术防范条件，依法签订文物藏品借用协议，并按规定报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或者批准。

文物藏品借用协议应当包括借用馆藏文物藏品的名称、等级、借用期限、无偿或者有偿方式、保护责任等内容。

第三十二条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文物商业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依法查处文物违法经营行为。

第三十三条涉案文物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的，由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指定的有鉴定条件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三名以上专家鉴定。

第三十四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海关和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依法没收、追缴的文物及古人类化石、古生物化石，应在结案后及时无偿移交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由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指定具备条件的国有博物馆收藏保管。

第三十五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文物安全责任制，并督促有关部门落实文物安全事故防范措施。

各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本辖区内的重大文物安全事故的防范预案并组织落实,建立定期检查和定期报告制度,及时消除文物安全事故隐患。

重大文物安全事故包括:

（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发生被盗、人为破坏、火灾、倒塌的;

（二）省级和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发生严重被盗、大范围人为破坏、重大火灾、大面积倒塌的;

（三）文物收藏单位或者考古工地发生一级文物或者两件以上二级文物或者五件以上三级文物或者十五件以上一般文物损坏或者被盗的;

（四）未经国家或者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违法进行考古勘探、发掘,或者虽经批准但不按规定程序发掘,对古墓葬、古文化遗址造成重大破坏或者大量文物流失的;

（五）工程建设前未按规定进行考古勘探，或者在施工中发现文物后不报告当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致使文物遭到严重破坏或者文物被哄抢、私分、藏匿,造成不可弥补损失的;

（六）擅自迁移、拆除不可移动文物，造成文物严重毁损的；

（七）擅自修缮、装饰、装修不可移动文物，明显改变文物原状，后果严重的；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重大文物安全事故。

第三十六条重大文物安全事故发生后，发生事故的单位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保护事故现场，避免事态的扩大和发展，并立即向当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赶赴现场进行调查，提出处理意见，同时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人民政府应当迅速组织有关部门开展抢救工作。

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擅自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装饰、装修，明显改变文物原状的，由县级以上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九条，未进行考古调查、勘探而擅自施工的，由县级以上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施工；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保护法范文篇3

内容提要:顺应二战后多数发达国家均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趋势,我国台湾地区于1998年通过了《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这部法律相对其他国家相关立法,出台时间较晚,因而能够较全面地吸收各国相关立法上的有益经验,可谓近年来各国犯罪被害人保护立法实践经验的一个集大成者。综观此部法律,在综合立法的方式的选择、以社会保险理论作为被害人补偿制度构建的理论基础、在法律中明确以国家主导被害人援助及被害人补偿范围的选择上引入中国传统观念的因素等方面对中国内地相关立法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近年来,犯罪被害人保护在我国大陆地区渐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并已取得相当的影响。实务界已有相当强烈的声音要求建立相关的犯罪被害人保护制度,学界针对此议题的研究也愈发深入,有大量的论著出版,更有一些地区已经开始着手区域性的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的建立①。所有这些均体现一种趋势,我国的犯罪被害人保护体系的研究与构建已经进入实质阶段。台湾地区自1998年通过了《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已有十年时间,尽管这部法律不能达致完美的境地,但其对我国大陆的相关立法的借鉴意义仍不容忽视。笔者认为,理由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台湾地区的这部法律相较于其他已有相关立法的国家出台时间较晚,在相当程度上吸收了各国立法上的有益经验,在立意与具体内容设计上均体现一定程度的先进性;而另一方面,台湾地区与大陆有着相同的历史传统、相似的民意背景,相似的法制化进程。笔者认为,对于台湾地区犯罪被害人保护法的了解对于我国的相关立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这种意义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法律的具体内容。笔者认为,台湾地区《犯罪被害人保护法》既注重国外相关立法所获得的有益经验大胆吸收,又兼顾本地区情况进行相应调整;而另一方面,透过对这部法律的研读,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台湾地区关于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律体系的安排上的总体思路并从中获得启发。

一、综合性立法方式的选择

西方各国在犯罪被害人保护方面进行的政策安排多由于被害人运动所推动,体现一定程度的被动性,在相关法律的制定上也多是应时之需,而显滞后与复杂②。西方多数国家对于被害人补偿制度都采用专门法的形式,而未将其与犯罪被害人的救助机制一并立法,如英国《刑事损害补偿法》、德国《暴力犯罪被害人补偿法》、日本的《犯罪被害人等给付金支给法》等。

台湾地区选择以一部综合性的犯罪被害人保护法来规定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被害人的诉讼救助、成立被害人保护机构的规定。笔者认为,这对我国的犯罪被害人保护立法有可借鉴意义。

综观当代各国的被害人保护法律体系都体现一种趋势,即蕴涵三种政策取向③,即:(1)通过改良刑事诉讼程序法以加强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保护;(2)建立国家补偿方案辅助犯罪被害人及其遗属财产上的恢复;(3)建立相关机构协助被害人参与诉讼或提供其他帮助,以安排各种具体制度。这是近年来各国在被害人保护理论所取得的一个基本共识。笔者认为,在既有的刑事司法模式未产生根__本性变革之前,欲最大程度地实现被害人权利并满足其需要,以这三种政策综合体现的被害人保护法律体系是最佳选择。通过考察各国的犯罪被害人保护体系构建的过程,我们发现各国的犯罪被害人保护体系都不是一次性建立的,大多国家的被害人补偿方案与建立被害人协助机制先行于刑事诉讼程序的改良,且多采用分散立法的方式。借此,笔者认为这种做法隐含一种政策制定上的策略。分析犯罪被害人保护问题之所以能成为西方各国的刑事政策改革的议题,其背后都隐藏着民意要求,政策的调整是对民意的一种反应。而在所有针对被害人保护的民间的运动中,民意大多都集中表达对现行的刑事司法的不信任,进而要求对被害人的状况进行改善。应对此现象,西方各国在对刑事政策中对犯罪被害人保护问题的处理大多都先以出台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为开始。其目的除其表面所宣示的社会安全的维护、补充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制度及社会保险制度的不足外,而隐藏于背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希望借此可以体现国家充分保障其人民权益的精神,提升民众对于司法的依赖。

一般而言,每个国家、地区在构建犯罪被害人法律保护体系时,均会根据各自不同状况进行政策性安排。大多采用专门立法方式的国家的被害人补偿制度因建立较早,而无法在立法中一次性地完整体现当代形成的犯罪被害人保护体系建立的共识,立法者也当然无法做到体系性思考。这表现为,这些国家只能以分阶段、分别立法的方式构建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律体系。对应于台湾地区,相关立法启动的时机在于当代世界各国犯罪被害人保护体系的总体发展趋势相对明朗的阶段,因而其能更容易检讨、借鉴各国相关立法,获得更好的立法效果。笔者认为,这是台湾地区在订立本地区第一部专门针对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律时选择以综合性立法的方式的主要原因,这能体现立法的科学性与经济性的要求。

更进一步,笔者认为,该法名为“犯罪被害人保护法”且作为台湾地区的首部关于犯罪被害人保护的专门法律,更为理想样态应该是集犯罪被害人权利法、被害人福利法于一体的综合性法律,由其统领以后有关犯罪被害人的保护性立法。近年来,被害人学的研究成果使世界范围内对于被害人的基本权利已经建立共识,并且联合国大会于1985年通过了《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此背景下,台湾地区没有抓住有利契机,将被害人权利写入犯罪被害人保护法,不能不谓一种缺憾。

当今,大陆地区没有一部专门犯罪被害人保护法。笔者认为,大陆地区立法时可借鉴台湾地区经验考虑先订立一部综合保护法,而且可更进一步,制定一部基本法。这部法律应当涵盖犯罪被害人的基本权利、补偿制度、程序保护中的基本原则、被害人的帮助机制建设等方面的内容。理由在于,近年来对于被害人的刑事程序保护问题,学界关注较多,对于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地位与权利的研究成果颇多但转化到实务领域的较少,因此如使整个刑事法体系逐步吸收这些成果必须有强有力的基本法支持。

二、在被害人补偿制度的建构上采纳社会保险理论为理论基础

一般来说,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大体存在四种学说,即损害赔偿理论、社会福利理论、社会保险理论与保护生活理论。所谓损害赔偿理论,其源于“社会契约论”,强调国家有保护人民的义务,况且国家独占犯罪处理权,因此应当具有维持安全、防止犯罪发生的义务,犯罪的发生是国家未尽其应有的义务,理应承担被害人因被害所受的损失。社会福利论是基于流行于西方社会的福利理论的影响,论者认为,国家的任务之一是应建立完善的社会安全体系,以改善社会中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犯罪的被害人被视为弱势群体,社会应对他们提供救助,国家有义务提供对被害人的补偿,对被害人的帮助与照顾是社会福利政策应有的内容。社会保险理论认为,犯罪是人类社会无法避免的现象,因而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存在遭受犯罪侵害的风险,因此由所有人承担因犯罪所带来损害的义务,对遭受犯罪侵害者予以补偿,是社会全体对被害人所承受的危险的共同分担,体现分配的正义。保护生活的理论认为,国家有责任对所有生活困难的人提供各种救济,但如果被害人的生活并未陷入困境,考虑国家财政情况与救助的必要性,国家可不予救助。简而言之,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的宗旨在于解决因犯罪被害而陷入生活困境的犯罪被害人的经济问题。

犯罪被害补偿制度以何种理论为立法根据,直接影响被害的补偿范围。采用损害赔偿理论,则只要发生犯罪事件,无论大小,国家均应对犯罪被害人予以补偿。如采保护生活理论,被害人未因犯罪被害而陷入生活困境时则无须提供补偿。而如采用社会保险理论,只要犯罪被害人符合一定条件,即可以申请补偿,不以其是否生活困难为条件。损害赔偿理论由于赔偿范围太过广泛,任何国家的财力均无法实现,因此没有被任何国家在立法时采纳。而保护生活理论与社会保险理论均得到相应的立法例支持,如韩国采保护生活理论支持立法,日本则持社会保险理论。

台湾地区现行《犯罪被害人保护法》第4条规定,因犯罪行为被害而死亡者之遗属或重伤者,得申请犯罪被害补偿金。第11条规定,依法请求补偿之人,已受有社会保险、损害赔偿给付或因犯罪行为被害依其他法律规定得受之金钱给付,应自犯罪被害补偿金中减除之。可见,台湾地区的犯罪被害补偿制度采社会保险理论为立法理论基础[1]。

法律在制定上的最佳选择是存在法的共识性认识与本国实际情况完美结合。各国的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均反映本国立法时的具体现实。因此,我们在考察某个国家或地区具体制度时,必须透过其具体内容而深入分析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在某些法律制度上的安排,尽管美国、英国等法制化相对发达国家做法值得学习借鉴,但并不代表这些国家法律中的所有内容都可取的,那些法律总会存在或者与其本国现状有某种程度上的偏差、或者与我国的实际不符的情况。实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对于国家补偿制度采用保护生活理论。这使部分人可能认为有些发达国家都采取这样的原则,中国大陆地区在综合国力并不优于那些发达国家的前提下也应采用保护生活理论。但笔者认为,恰相反,我们更应采取社会福利理论的观点。理由在于,与有些发达国家的大部资源存于民间不同,大陆地区大量的资源被政府所垄断,而且经过二十几年发展,国家财政积累大量剩余资金且犯罪率较低,因此目前大陆地区完全有能力承担这笔开支。

三、在法律中明确由国家建立犯罪被害人帮助机构

多数建立犯罪被害人帮助机制的国家采用国家与社会两个层面构筑犯罪被害人帮助体系。多数国家选择以集社会力量为犯罪被害人提供帮助,政府仅在政策方面提供引导。以日本为例,日本民间在1990年成立“东京强奸被害人救助中心”、“性暴力救援支持联机”以提供性犯罪被害人电话商谈的协助。而后,又有1992年日本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的“犯罪被害商谈室”、1999年水户的常盘大学的“水户被害人援助中心”及1996年4月在大阪基督教青年会(YMCA)内所设置的“犯罪被害人商谈室”,这些陆续建立的民间组织是提供被害人所需要帮助的主要力量。直到1998年,一个名为“全国被害人支持网络”全国性民间对于被害人援助的组织方形成,该组织成长甚为迅速,由成立时的8个组织,在二年后已增至17个组织[2]公务员之家。

而台湾地区在《犯罪被害人保护法》第29条明确规定:“为协助重建被害人或其遗属生活,法务部应会同内政部成立犯罪被害人保护机构。”这体现了台湾地区对于犯罪被害人的帮助机制采用以政府主导而兼收社会力量的模式。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符合台湾地区的社会状况的选择。台湾社会自上世纪70年代向民主社会转型,虽经历二十几年时间,但强政府、弱社会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善,政府在多数社会事务中仍居强势地位,民间社团组织虽有所发展但仍不具备单独承载此项任务的能力。因此,台湾地区在这部法律中明确了政府在犯罪被害人帮助机制中的主导地位,通过建立官方机构开展此方面工作。

同时,我们注意到,我国大陆目前社会结构正从一直集中于政府集权的一元结构到“国家———社会”的二元结构的转变,社会力量开始逐渐成长。但在短时期内,大陆地区的强大社会力量无法迅速形成。因此,这一时期,很多事务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推动。而犯罪被害人帮助机制也不例外。因此,笔者认为,现阶段我们应当借鉴台湾地区的经验,建立一个由政府主导的犯罪被害人帮助机制,由政府暂时组建机构投入资金、培训人员,待时机成熟时考虑更多依赖社会力量。

四、犯罪被害人补偿范围上的广泛性与吸收中国传统观念入法的特点

多数国家的被害人补偿制度的适用对象都与台湾地区相同,规定为因犯罪行为被害死亡者的遗属及受伤者本人,但可申请补偿的伤害程度则因具体国情不同而有两种做法,有限定为重伤的,如日本、韩国;也有不作限制的,如英国、德国。台湾地区基于政府财政能力及补偿必要性上的考虑,采用日、韩做法。

而在申请补偿的原因行为,台湾地区不同于多数国家,将过失犯罪行为也包括在内。笔者认为,这更体现一种公平对待,因为犯罪被害人受到同样的伤害,只是因行为人主观方面不同而差别对待不合乎人的一般观念。其他国家在此内容设定时仅从赔偿范围扩大造成财政困难角度出发,而与法的基本精神不符,影响了民众对该法公平性的认同。

而在申请补偿金的遗属的第一顺位,与日本和韩国比较,台湾地区的该法同样扩大了范围,将父母列入。台湾地区与大陆一样有着子女对父母赡养的道德与法律义务,从一般人的伦理观念来看,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甚至高于配偶间的关系。而从社会实际来看,台湾地区尽管近年来经济取得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现实上是上代的台湾地区的居民大多数依靠自己的子女享受当代社会的繁荣,传统上父母对成年子女的经济上依附关系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笔者认为,这一方面体现中国传统“孝”的观念入法,强化法的宣示作用,另一方面也与台湾地区实际情况相符合。

注释:

①为救助刑事案件中经济特困的被害人,上海拟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金制度,最高补偿可达5万元。记者日前从上海市高院对政协委员的答复中获悉,目前这一制度已形成初步框架,并已上报上海市政法委。公务员之家

②自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社会兴起被害人保护运动,民间开始建立被害人支持机构为犯罪被害人提供帮助。此背景下,美国官方开始着手犯罪被害人保护立法,出台“犯罪被害人保护法”以提供被害人的补偿并着手在刑事程序中改善被害人的地位。因此,各种被害人保护政策散见于诸多法律文件中。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是合理的。

③在各国的刑事政策教材中,对于犯罪被害人的保护问题的探讨都是从这三个方面进行,而综合学界见解与各国刑事政策之现状不难得出这一结论。

参考文献:

保护法范文篇4

一、组织领导、深入学习。

县普法教育领导小组把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纳入工作日程，组织全县的法律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带头学习，大力宣传，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普及走上社会化、法制化轨道。

二、形式多样、广泛宣传

1、县司法局联合团县委、县教育局开展以“预防犯罪、与法同行”为主题的送法进校园活动，举办以现身说法为主要形式的法制教育讲座50多场，编印下发《青少年法律知识手册》5000多册，组织法律知识竞赛18场次。

2、组织学校、社区及有关单位结合“12.4”法制宣传日、安全教育日等活动，以未成年人学生为主体，组织开展

禁毒、交通安全法规等大规模的全民普法教育活动。

3、在全县各公共场所和文化娱乐场所，采取刷写墙字，张贴标语，散发宣传单等形式，重点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知识，预防和矫正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

4、开展法律宣传在校园系列活动。县司法局的从事法制工作的同志都被各学校聘为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每学期都到学校举行“以案说法”报告会，通过典型案例的剖析，使未成年人认识到犯罪后果的严重性，使其心灵受到震撼，从而自觉地遵法守法。今年，我县司法局还通过参加学校组织举的办主题班会、主题队会、知识竞赛和出版专题板报的形式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加深学生对法律知识的了解，增强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局在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工作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有些问题应该说还是共性的，我们将采取有效的措施，认真加以解决。主要表现在：

（一）认识存在偏差。从家庭和学校看，个别家长和老师也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即使在工作中渗透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精神，但也不是从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的高度去认识。一些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法律意识淡薄，不尊重未成年人的权利，对未成年人失之于教育，失之于管理，有的甚至剥夺了未成年人受教育权利。

（二）措施还不到位。对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宣传普及还存在死角死面，还没有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工作方法滞后，挽救性的措施多，预防性的措施少，老办法多，新措施少，工作措施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比如，近来年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县城流动人口增多，随着农村人口的大量涌入县城，很多农民工子女不能及时入学，很快就流入社会，成为“家庭管不着、社会管不着、学校管不着”的“三不管”少年。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学习宣传贯彻纳入普法规划，并单独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普及方案。宣传要向深度、广度扩展，要体现宣传效果，常抓不懈，要突出重点，扩大面上的普及宣传。要突出教育系统这个重点，把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与普法结合起来，扩大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居委会，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及其它法律、法规的宣传面不断扩大。

保护法范文篇5

关键词：《民法总则》；未成年保护；人权

《民法总则》作为我国民法体系的开篇之作，为我国民法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坚实基础。民法典被世界大多数国家奉为人权保障的根本宣言，经过《民法总则》的修订与完善，在公民权利和人权保障方面进行了补充、发展。尤其是在未成年保护方面，《民法总则》给予了更多重视，同时具有着举足轻重的法理意义。

1《民法总则》较于《民法通则》的改动

（1）在基本规定方面。在《民法通则》基础上，《民法总则》愈加明确了法律应当给予民事主体的人身、财产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基本合法权益应有的保障，并细致规定了平等、自愿、公平、诚信、守法原则，同时出于环境保护的需要，新增绿色原则为基本原则。（2）在民事主体方面。《民法通则》主要涉及自然人、法人两类民事主体的法律关系，《民法总则》在这两类民事主体之上又增加了非法人组织。民事主体的完善也具体体现在：补充了有关胎儿利益保护的规定、下调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的年龄即从十周岁降为八周岁、完善了监护制度。除此以外，法人的分类也修改为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和特别法人三种。（3）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一是《民法通则》的一般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为了更好地保护当事人权利，延长至三年；二是有关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后诉讼时效特殊起算点的规定也作了完善，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能够让无行为能力的受害者在具有行为能力后主张权利保护。

2未成年人保护相关阐述

2.1未成年保护相关法律现状。在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总则》《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包含了对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规定。其中《未成年人保护法》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在未成年人的成长、未成年人应受的权利保护方面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使用该法律对未成年人案件进行受理的过程中，也充分体现着对未成年利益的考量。未成年应受到来自家庭、学校、社会以及司法方面的救助和保护。除此之外，在《刑法》《婚姻法》等主要法律中也对未成年人的权利制定了相关内容。我国已有未成年保护相应的法律体系，但并不能说已经完全形成，从《民法总则》的具体内容和相关法规不难看出对未成年保护的愈加重视的趋势。2.2未成年保护的法理意义。通过立法来保护未成年人，充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指引、评价、预测、教育和强制五位一体的综合作用，以实现法的价值，最重要的价值即“人权价值”，人权是根本性、本源性、应有的权利，人权表明了法律对待法律意义上的主体———人的肯定和尊重，因此，对未成年这一代表人类初级阶段和希望的群体给予健全的法律保护是新时代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应有之义。通过构建完善的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从而有效地保护未成年人权利，并对未成年人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进行有效的防范。

3《民法总则》中未成年保护相关内容的法理学意义

《民法总则》相较于《民法通则》所做的修改大部分都体现出对未成年人的关注与关怀，这不仅是未成年保护制度的一大进步，在法理学的意义上更加展现着对人权以及正义价值的重视和彰显。3.1《民法总则》中相关内容的评价。3.1.1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年龄调整。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进步加快，未成年人的生理及智力发育程度自然相对加快，其辨认、控制能力较之以往时代的同龄人成长、成熟更快，未成年普遍呈现了“偏早熟”的趋势。因此，降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标准，使其能够在能力范围内进行民事活动，使得符合标准的“小大人”表现其自主意识，让适龄孩子们适度参与社会活动，同时，也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以保障社会公平和法治正义。3.1.2未成年遭受性侵成年后仍可诉讼。《民法总则》中增加了一条全新的规定：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算。这条规定为未成年性侵案件的受害者提供了诉讼时效的保障，这不禁令人回忆起一件件令人发指的痛心案件。2016年1月某日，聂李强在某一小区外等人时，看到两名女孩结伴回家，于是临时起意，有了性侵的歹念，为了实施暴行，他用钝器猛击两女孩头部，并对其中一名女孩实施了猥亵行为，之后便从现场逃离。令人更加痛惜的是，姐姐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妹妹则重伤。可见，未成年在面临性侵害时是最无力的，这更加显示出“秋后算账”的重要性。在中国，大部分人长期以来受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出于名声、名誉的保护，未成年人遭受了性侵害后，其本人及家长、监护人一般都会选择忍气吞声、隐而不发。因此，受害人成年之后想要通过自身力量寻求司法救济，往往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3.1.3胎儿权利保护。《民法总则》第16条：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这一新规定相较于之前的《民法通则》扩大了权利主体的保护范围。胎儿是弱者之中的弱者，无法用言语表达自身的需求与喜怒哀乐，更需要法律来给予坚实强硬的保护。这表示，权利保护不仅从生至死，甚至包括母体时期，这体现了我国法律修改进步过程中对生命的尊重。3.1.4监护制度的完善。近几年来，虐童的事件屡见不鲜、令人痛心。例如，2014年4月12日，广东惠州一名5岁女童入院时遍体鳞伤，惨不忍睹，更加骇人的是，实施暴行的竟是孩子亲生父母！女孩遭父母虐待殴打至生命垂危，口腔流血，头部、面部、背部等全身多处擦伤、血肿，呈昏迷状态，送至医院时已不省人事，一条鲜活的生命此时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各界的关注与呼声，《民法总则》也对此类现象做出了应对。《民法总则》第36条要求人民法院应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不合格监护人的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父母本应呵护子女，负责地行使监护人的权利，但当其泯灭了人性、漠视了血缘后实施残忍的暴行，那就应当将其本源的权利收回，以保护弱小的孩子。3.2《民法总则》中的未成年保护内容的法理意义。《民法总则》的出台开启了我国法治新时代，为法制体系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对未成年的保护是民法中最基本的、重要的一部分，关注少年儿童的权益，就是关注祖国的未来发展、社会进步，对少儿群体的保护，更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良善”“人性”的重要体现。总而言之，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民法总则》多项条款都有所突破。这一系列的新规定体现着“良法”的精髓，体现着民法对人权的终极关怀和极致细微的重视，法律的进步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法治文明发展的程度，而民法更加具体展现着以人为本的社会大环境下的人文关怀和人性之光。

4相关改进建议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法律保护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获得了一系列的成效，这值得我们欣慰。但需要社会各界予以警惕的是，当前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仍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和缺失，法治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保障和支撑作用仍应得到深化和发展。正视新时代之下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所面临的众多的矛盾和疑难，就需要我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新形势的同时，大力加强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的专门探索研究，通过法治创新、法律漏洞弥补来破解难题、寻找正确出路。想要在法治轨道上加快推进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相关的立法工作，重点发挥法治的推动和引领作用。现状是未成年人保护立法尚未达到全覆盖的程度，我们应当在抓住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契机时，抓紧未成年人的立法工作。

参考文献：

[1]杨立新.民法总则给予未成年人诉讼时效特别保护[N].检察日报,2017.4.5(3).

[2]张珵.现行监护制度对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作用分析[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7(6).

[3]陈颖婷.《民法总则》有助改变未成年人保护现状[N].上海法治报,2017.3.14(A05).

保护法范文篇6

所谓的消费者权益是指在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在某种商品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下，消费者在进行具体消费行为和完成具体消费过程时所享受的权利和利益的总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有关保护消费者在有偿获得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免受人身、财产损害或侵害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消费者权益是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工作的基本权益之一，对这一权益的有效保护，体现了公民权利的实现和市场经济的根本特点。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日益重视保护我们每个公民消费过程中的各种权益。为了可以依法有效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我国于1993年10月31日的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通过了对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重大意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从那时起，我国的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对居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提供特别保护的法律，是以保护消费者权利为主要内容的法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广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指所涉及消费者保护的各种法律规范所组成的有机整体。如由消费者保护基本法和其他专门的单行消费者保护的法律和法规，以及其他法律和法规中的有关法律条款的规定组成的有机整体即为广义上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狭义上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指国家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在我国广义上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包括《广告法》、《价格法》、《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等等的诸多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而狭义上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则仅指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本法律，是国家对基于消费者弱势地位而给予的特别保护，是维护真正的公平交易市场秩序的法律。之所以说是基于消费者的弱势地位而给予的特别保护，是由于消费者的弱势性而决定的。消费者的弱势性，是指消费者为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在购买、使用经营者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过程中，因缺乏有关知识、信息以及人格缺陷、受控制等因素，导致安全权、知情权、自主权、公平交易权、受偿权、受尊重权、监督权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造成消费者权益的损害。

1.消费者的弱势地位与经营者的强势地位比较

首先，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交易是一种非专业对专业，非知情人与知情人的关系。经营者通晓商品的技术性、了解市场行情、掌握顾客心理、具有一定的销售技巧，可以说知己知彼；而消费者却缺乏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相关知识，所接受的消费信息大多是经过加工的、有促销和诱导作用。消费者难免不被经营者所操纵，并与之建立非公平的交易契约。加之，商品与服务技术含量的提高，会增加经营者的强势地位与消费者的弱势地位，即强势更强、弱势更弱。

其次，现代市场经济简化商品交换程序，加速流通速度的客观要求，使消费合同具有了定式合同或者附从合同的特征。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协议这一传统合同理论，对于消费者来说，已不够真实。有关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条件是由经营者事先规定的，消费者完全是处于单纯地表示接受合同内容的被动地位，无讨价还价、参与合同内容形成的自由，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地位缺乏实质性保障。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交易是个人对组织的关系，在市场交易活动中，消费者多是单个的自然人，经营者多是有组织的法人，交易其实双方地位便不均等，特别是面对集团化的大型垄断企业，消费者往往被迫接受垄断高价。生产经营的集团化、跨国化在形成企业大型化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增强经营者的强势地位，加剧着消费者的弱势地位。

第三，经营者利己行为严重。现代市场经济中不正当竞争的加剧，使得有些商品供给者视损害消费者利益为获取利润的途径之一，他们置诚实信用等商业道德原则于不顾，竟相采取不公平的商业行为或限制性商业行为，在质量、价格、计量、商标等各个方面竭尽各种欺诈手段，坑害消费者，其结果仍然是消费者遭受损害。

最后，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实力地位是非均等的。经营者经济实力雄厚，而作为个体的消费者则受其财务收入水平的硬约束。他必须在效用最大化与交易费用最小化之间做出选择。无论是交易前的信息收集，还是权益受损后的索赔对消费者来说都不经济，他为此付出的交易费用都实际增加了消费的支出。消费者通常是选择牺牲少量效用，换取交易费用最小化。

2.低质量的消费结构，必然决定了市场交易中消费者的弱势性。

首先，低质消费者的需求必然是一种数量型需求，消费者本身缺乏对商品的质量要求。对消费者来讲“不求好、只求有，不求精、只求多”，中国粗放式生产经营的需求原因正源于此。

其次，低质消费者的购买选择权受到很大限制。由于经济状况决定的消费结构、使消费者的需求被限定在最狭窄的商品可选择的范围内，被压缩到最低数额限量，消费者自然难有选择。而自主选择权是消费者权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消费者增强谈判实力，抗衡经营者权利的重要内容手段之一。放弃或丧失了选择权的消费者注定处在被动、不利地位，弱势性也就在所难免了。

第三，低质消费中，价格便宜往往成了消费者购买与否的主要依据。

3.传统文化对消费者弱势性的影响。

传统文化对消费者弱势性的形成是一种潜意识的影响，主要造消费者心理和人格上的缺陷，在面对经营者的市场交易中自感“矮人三分”，处于弱势地位。

由于消费者的弱势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制定过程中加大了对消费者权利的保护，加重了经营者的义务负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宗旨十分明确，正如其第一条规定的：“该法的立法宗旨是保护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一立法宗旨完全是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出发的，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本法的精神主旨。之所以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宗旨就是本法的基本精神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消费者问题的出现是社会的一大问题，消费者运动的发展，消费者保护立法的完善都是从社会实际出发的，基于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制订过程中必然是以消费者利益为第一位的，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精神。

二、消费者保护运动的背景

因瑕疵商品（包括服务）以致生命、身体健康或财产之安全受到侵害，或因不公正契约导致所从事之交易不能获得公平合理待遇等消费者被侵害问题自古既已存在，但偶发的，个别的消费者被侵害问题，尚未形成社会问题。然而1950年以后，经济发展迅速先进国家的消费者被侵害问题，已不是偶发的，个别的消费者被侵害问题，而是多数消费者经常被侵害之社会问题，此等问题，一般称之为消费者问题。消费者问题的发生原因甚多，而且错综复杂，并相互影响，究其主要原因，简述如下：

（一）科学技术高度化

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企业生产了许多高科技新商品，虽为消费者带来许多便利，但因商品的复杂性与危险性亦随之与日俱增，消费者的危险也随之而来。

（二）经营扩大化

（三）产销过程与流通机构复杂化

（四）不正当竞争行为多样化

（五）消费者信用低质化

（六）消费者团体意识淡薄化

由于经营者互相结合成为商会或同业公会，具有完善的组织及丰足财力，形成压力集团及利益团体，强力影响政府之决策及立法。所以，尽管消费者愿意争取并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但因为消费者多属零散群众，欠缺共同利益及权利意识，在加上未具有丰足财力，因此不足以与作为压力集团及利益团体的经营者对抗。

（七）法律制度不健全

从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史来看，消费者问题是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并尖锐化的。尤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消费者利益的损害，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所共有的一种突出现象。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着手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可以说，直到目前，仍然属于初创阶段。在这一阶段，损害消费者利益问题必然十分严重。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限制商品生产和交换，社会生活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是消费品短缺，而不是消费者保护问题。在经历“”造成的社会动乱和经济停滞之后，从1979年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促进了市场经济的极大发展。各种家用电器、化学化纤制品、美容化妆品、各类饮料、食品和药品的大量生产销售，在满足消费者生活需要的同时，却发生了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严重社会问题。因产品缺陷对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情况日益突出，饮料瓶炸裂、电视机显像管喷火爆炸、燃气热水器煤气泄漏、食品中毒等事件时有发生；一些不法厂商大肆粗制滥造，生产伪劣商品，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不少地方发现制造、贩卖假药，劣药和有毒食品，从工业酒精兑水作为饮用酒销售等严重危害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活动。由此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逐渐的形成了全国性的消费者保护运动。

三、消费者保护运动及其立法发展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日益增长，消费者保护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消费者保护组织的不断发展

消费者权益保护最早可追溯于消费者运动-它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的先驱，产生于发达资本主义垄断阶段，而后波及世界各国成为全球性运动。1891年，世界上第一个旨在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消费者组织：纽约消费者协会成立；1898年美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全球性消费者联盟[1].1960年国际消费者组织联盟（简称IOCU）成立，它是由世界各国、各地区消费者组织参加的国际消费者问题议事中心；它是一个独立的、非盈利的、非政治性组织，其宗旨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做好消费者权益的一系列保护工作，包括收集和传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情报资料，开展消费者教育，促进国际合作交流，组织有关消费者权益问题的国际研讨，援助不发达地区消费者组织开展工作，在国际机构代表消费者说话。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起步较晚。1983年国际消费者组织联盟将每年的3月15日确定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1984年9月广州市消费者委员会作为中国第一个消费者组织率先成立，1984年12月中国消费者协会由国务院批准成立。之后，各省市县等各级消费者协会相继成立。中国消费者协会于1987年9月被国际消费者组织联盟接纳为正式会员。中国加入WTO之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在我国有更长足的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和能力日益增强。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消费者权益合法化、规范化、扩展化。现代消费者保护立法最早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垄断阶段以后开始的，它的兴起是与世界性的消费者保护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的状况如何，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和法制建设完善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仅包括专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标准化法、计量法等，而且还包括分散在民事、经济、行政、刑事等法律、法规中相关的规定或条款，它是一种广义上的概念。在我国1994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了消费者的九项权利，具体包括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结社权、获知权、受尊重和监督权。我国消费者保护立法采用一般法律模式，其优点在于：“消费者保护”观念通过一部单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予以强调阐明，明确规定了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的相互地位，具体规定了经营者的法定义务及其法定职责，其中某些规定可以作为裁判规范加以适用，并与其他单行法规中有关消费者保护的规定相互衔接，可以发挥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重要作用。目前，国家颁布的有关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400余件，其中消费者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的余部逐步形成了以《民法通则》为基础、《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食品卫生法》、《价格法》、《合同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组成的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使消费者权益在法律有了切实的保障.

四、价值取向体现基本精神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本法律，本法在价值取向上也是从这一点出发的，体现出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精，其主要包括：安全价值、公平交易价值、福利价值。

（一）安全价值取向，消费者追求的最基本的价值目标，包括人身安全及财产安全等多个领域，安全权是消费者所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通过交易能否满足当事人的利益，主要强调交易的结果，主要是由赔偿来保障的，通过事后的救济手段使消费者权利受到保障，其基本内容包括：

1.强调消费者不受危险的侵害。

2.不受不卫生因素侵害。

3.人身安全不受侵害

消费者的安全权是一种绝对权力，不以国家是否规定而消失，经营者应对安全权给予充分的保障。安全价值的实现手段包括：

1.通过明确安全要求来实现。

2.通过消除安全隐患来实现。

3.通过有效的消费教育来实现。

安全价值取向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最基本的价值取向，通过明确安全权，来对消费者进行保护，不安全权受到侵犯时，制定出相应的赔偿措施。主要是通过赔偿机制的事后救济手段来保障。

（二）公平交易价值。强调消费者与经营者交易过程中应当获得平等的待遇，消费者购买的消费品与其交付的货币价值相当，其基本内容包括：

1.消费者与经营者建立消费关系，应当由消费者自主决定，不得强迫交易。

2.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应当建立在充分了解交易条件的基础上自愿作出。

3.在交易过程当中，消费者的自由意志应当得到充分尊重。

4.消费交易结束对消费者公平，消费者支付的货币与其所获得的消费品价值相当。

公平交易价值的实现途径主要有：

1.通过净化规范交易环境实现。

2.通过直接规定交易条件实现。

3.通过制裁不诚实的交易行为与交易习惯实现。

（三）福利价值，社会公共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者主权也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其基本内容包括：

1.对消费需求的满足，从量的角度来自要求有能够满足消费需求的消费品存在。

2.对消费需求的满足，从选的角度要求和消费资料和消费服务能够最大程度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福利价值的实现途径主要有：

1.通过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实现。

2.安全价值，公平交易价值，福利价值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内所体现出的基本价值，在价值取向中都是以消费者利益为第一位的通过其价值追求可以看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本身就是消费者的法律，是消费者利益维护的切实保障，其所反映出的基本精神是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五、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权益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精神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明确规定了消费者所享有的权利和经营者应负担的义务，这一规定对于平衡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不平等地位具有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地位不均匀，消费处于弱势的地位，为实现双方的地位平等，交易公平，国家对消费者给予了特别的保护，体现在法律规范上，即国家通过立法形式，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对经营的活动进行一定的限制与约束，偏重其义务规范，对消费者偏重于其权利规范，并对消费者的权利的实施给予保障。对消费者特别保护还体现在法律适用上当消费者的权利与其他权利保护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护消费者的权利。通过对消费者权利和经营者义务的规范，使消费者在消费活动中享有充分权利，而改变其相对于经营者的弱势地位。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具体规定中，除对消费者的权利和经营者的义务进行规定外，在救济手段上也体现出了国家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当消费者权益受侵害时，通过无过失救济的赔偿机制，使消费者的权益得到保护。除此之外国家还通过一定的手段来保护消费者权益。

1.国家通过制定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规范从而为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提供首要条件。

2.行政机关通过实施有效的行政行为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发挥直接作用。

3.司法机关通过解决消费争议和打击经济犯罪来保护消费者。

4.仲裁机构通过发挥自身解决消费争议的独特优势为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提供经济有效途径。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具体规定上，不难看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是从消费者利益出发的，本法是保障消费者的权利和权益，约束经营者的经营行为的基本法律，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切实的法律保障。

从分析消费者问题的成因，从而引发了消费者保护运动的发展，促进了消费立法的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是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制定出台的。由于消费者问题的出现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从而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从实际出发，而出台了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基本法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部法律是针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消费者问题，消费者保护运动的发展而制定的，所以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即为本法的基本精神。

参考文献

1．李昌麟主编：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

2．张严方著：《消费者保护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

3．王淑火央著：《产品责任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4．王淑火央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问答》，中国计量出版社1994年出版。

保护法范文篇7

自域名出现那天起，其巨大的经济价值与发展空间引发了连绵不断的纠纷与争议，为了避免和减少域名纠纷的发生，世界各国和许多国际性组织都在积极探索有效保护域名的法律机制，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法律制度，为我国构建高效先进的域名保护法律机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一、域名保护法律机制的模式比较分析

（一）美国模式

美国是互联网发展最早也是最快的国家，是发生域名纠纷最多的国家，其对域名的法律保护较其他国家也更完备。

域名争议之初，由于缺乏专门立法，美国法院的法官只能通过对1946年《联邦商标法》的扩大解释来解决域名争议。1996年，美国对联邦商标法进行了修订，颁布和实施了《联邦商标反淡化法》，这也成为美国法院审理网络域名纠纷前期的主要法律依据。由于适用《联邦商标法》与《联邦商标反淡化法》处理域名纠纷难以满足现实的需要，1999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反域名抢注消费者保护法》，为美国联邦商标法增添了一个专门的章节。该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域名的专门法案，其目的是通过规范域名行为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进而保护经营者的利益，从而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除部分例外规定，法案具有溯及力，适用于生效日（即1999年11月29日）之前、之时和之后的所有域名注册。法案针对恶意域名抢注行为的规范、紧急措施和对物诉讼等作出了一系列新规定。①《反域名抢注消费者保护法》较为周密细致地平衡了商标权人和域名注册者之间的利益，为商标权人在网络空间中维护其合法权利提供了新的手段，该法案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对域名争议纠纷解决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法律调整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借鉴意义。

（二）英国模式

英国的域名注册组织Nominet负责英国顶级域名UK之下的域名注册，1997年4月公布了与美国不同的域名纠纷解决方案。在此方案中，Nominet将对域名纠纷进行调查，并提出能为争议双方接受的解决方案。如果任何一方不同意Nominet的决定，可以在Nominet提供的专家名单中指定一位专家对该决定进行评判，Nominet将基于专家的建议作出终局裁决。如果争议的任何一方对终局决定仍然不满，经Nominet的纠纷处理机构调解仍达不成协议或无法解决纠纷，双方均可向法院起诉或申请仲裁。

在英国，处理关于域名的纠纷主要是以1994年的《商标法》和衡平法上的“假冒行为”为依据，大多数的诉讼中法院同时适用这两种法律。

（三）日本模式

日本于1997年12月1日公布了《有关域名注册等事项之规则》，该规则几经修改，最新的规则于1999年4月1日起实施。该规则规定日本实行申请在先原则和单一域名制，即相同的三级域名在同一通用二级域名下申请注册时，按提交申请的先后处理；一个机构只能注册一个域名，尽可能避免域名纠纷。该规则还规定了公共秩序保留原则和其他不予注册的规定。对于责任和发生争议管辖等该规则规定，凡因注册机构、其官员、雇员及其他有关任何人员，对于域名注册之记载与域名服务器运作均不向任何人承担责任；对由于过错给注册人、申请人或任何其他人造成损害的，注册机构仅负责实际的直接损失，赔偿额不超过注册费。与本规则有关任何诉讼由东京地方法院作为第一审法院。

2000年8月21日，负责管理JP域名的日本网络信息中心(JPNIC)宣布，从10月19日开始，将由工业所有权仲裁中心处理JP域名纠纷。仲裁中心是由日本律师联合会和辩理士(专利、商标注册的代办人)会共同管理的工业所有权仲裁专门机构，关于JP域名的登记，JPNIC采用先申请者先获得域名的方式，JPNIC已经于2000年5月16日公布了解决此类纠纷的试行方案“JP域名纠纷处理方针”。仲裁中心将成为该试行方案中规定的“纠纷处理机构”。

（四）国际组织对域名纠纷的处理机制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电子商务迅猛发展，域名纠纷日益增多，在各国纷纷采取域名保护措施的同时，国际组织也做出了不懈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与国际互联网名称及地址分配公司（ICANN）在域名保护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WIPO的《最终报告》

近年来，WIPO一直关注域名与其他制度的协调问题。自1998年7月开始，WIPO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协调域名与知识产权相互关系的国际咨询及调研活动并于1999年4月30日正式通过一份题为《互联网络名称及地址的管理：知识产权议题》的报告，即《最终报告》。WIPO在报告中向ICANN以及各成员国的域名注册管理机构推荐了三大程序，即域名注册规范程序、统一争端解决程序和域名排他程序。WIPO域名注册规范程序主要着重于强调申请人在申请过程中对其自身联络信息的详尽、正确披露，要求管理机构和申请人应通过签订域名注册协议确立其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建议应在域名注册协议中明确联络信息的准确及可靠与否将是申请人取得注册的先决条件。统一争端解决程序则成为《最终报告》向域名异议人提供的司法诉讼之外的更为高效、便捷的解决途径，规定了特殊的争端解决机构——争端解决服务提供者。为进一步保护驰名商标，《最终报告》决定正式引入域名排他程序，从而将通过《巴黎公约》和TRIPS协议建立起来的驰名商标保护体系，延伸至网络空间之中。

WIPO的这份报告是国际社会针对域名制度作出的第一个全面系统的规定，它集中了各国不同利益集团的意见，而且考虑到了各个方面利益的相互平衡，因而取得多数人的认同，奠定了后来ICANN制定处理域名与商标间统一争议解决政策的基础。

2．ICANN的全球性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机制

1998年10月26日成立的“国际互联网名称及地址分配公司”（即ICANN）负责协调互联网技术参数以保证网络的通讯畅通，对IP地址资源以及域名系统进行管理和协调，以及监督域名系统和服务器系统的运行，是互联网地址分配和域名管理的最高权威机构，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国际组织，它的成立宣告了美国对域名系统垄断时代的结束。

ICANN在接受WIPO《最终报告》基础上，于1999年10月通过了《统一域名争议解决规则》（即UDRP）和《统一域名争议解决规则细则》，为以非司法手段解决全球顶级域名纠纷提供了重要的规则。

与NSI规则、WIPO的《最终报告》相比，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机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规定的更为具体、严密。UDRP规则的简便快捷是它的一大特色，从申请人发动争议解决程序到专家组作出裁决整个程序最多不超过42日。由于UDRP规则是利用行政手段解决争议，因而并没有剥夺当事人将域名抢注争议诉诸法院的权利。就目前来看，它对域名抢注纠纷采取统一的强制性的行政手段解决还是比较先进，比较成功的，UDRP运作以来在国际社会中取得了良好反响，许多国家还以UDRP规则为基础建立了本国的域名争议解决机制。

1999年11月，ICANN批准日内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仲裁与调解中心”成为首家域名争议行政处理机构，此后又相继批准美国“国家仲裁论坛”、美国“CPR争议解决中心”为域名争议行政处理机构。值得注意的是，ICANN在2001年12月3日授权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担任其域名争议行政处理机构，旨在为国际通用顶级域名争议提供争议解决服务，这是亚洲第一家国际通用顶级域名争议解决机构。

二、我国域名保护法律机制的演进

2002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依据ICANN的《统一域名争议解决规则》的基本精神，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并自此确立了我国的域名保护法律机制。虽然其中许多内容直接来自于《统一域名争议解决规则》，但也有一定程度的突破，比如我国域名争端的民间解决适用于解决域名与所有享有民事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之间的冲突，而不仅仅局限于ICANN模式所针对的域名与商标或服务标记权，对于域名与他人的人身权、姓名权、企业名称权之间的冲突也适用。《解决办法》提供了一种诉讼与仲裁之外的纠纷处理机制，有助于当事人以较低的成本快速解决域名纠纷，加强了域名争议解决的可操作性。但是恰恰也是民间解决机制的性质决定了当事人必须事先对于适用该机制解决纠纷作出约定，而且域名争议解决机构作出的裁决只涉及争议域名持有者信息的变更，即裁决注销已经注册的域名，或者裁决将注册域名转移给投诉人，而不涉及是否侵权以及侵权赔偿的问题。同时，域名争议解决机构作出的裁决与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不一致，域名争议解决机构的裁决要服从于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等规定在实践中不能很好的维护权利人的利益。

为适应网络时代对域名保护的新需求，更好保护权利人的利益，修订后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于2006年3月17日起施行，与之配套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程序规则》亦于2006年3月17日起施行。

新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为域名争议双方提供了一种快捷、便利、公平、合理及低成本的争议解决机制，与2002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相比，有以下三个重大变化：

第一，首次限定了域名争议受理的期限。即所争议的域名注册期限满两年的，域名争议解决机构将不予受理相关争议的申请（《解决办法》第二条）。这样的规定有利于保护域名注册人权利的稳定性，可以督促相关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

第二，对“恶意”注册的概念进行了补充解释。“抱有出售、出租目的注册域名”不再是判断恶意的标准，注册者只有向“民事权益所有人的投诉人或竞争对手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该域名，以获得不正当利益”才能被定义为“恶意注册”[《解决办法》第九条（一）]，注册者向其他人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该域名是合法的投资手段，要受到保护。

第三，明确了域名持有人合法权益。是否拥有商标不能成为简单衡量域名归属的标准，被投诉人虽未获得相应商品商标或有关服务商标，但如所持有的域名已经获得一定的知名度，其域名便可以享有合法的保护。（《解决办法》第十条）新办法的实施，肯定了域名的商业价值，加强了对域名持有人的保护，平衡了域名持有人和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这无疑是个进步。但是，我们认为，缩小“恶意注册”的范围，将会为以后产生域名纠纷埋下伏笔。长期以来，我国是一个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的国家，更不用说对于域名的保护意识。在这样的背景下，将“恶意注册”仅仅限定在“注册或受让域名的目的是为了向作为民事权益所有人的投诉人或其竞争对手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该域名，以获取不正当利益”是不合时宜的。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化，判断一个域名交易行为是否是向民事权益所有人的投诉人或其竞争对手发出的越发困难，这就容易使那些恶意抢注行为规避现行规定逍遥法外。当然，新办法实施不久，现在对其下断言未免为时过早，具体效果如何还有待于今后实践中的证明。

三、构建我国域名法律保护机制的思路

（一）域名注册管理

1．明确CNNIC的法律性质

1997年6月3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正式组建，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在信息产业部2002年、2004年颁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域名管理办法》中，尽管都有“域名注册管理机构”的专门规定，但是CNNIC到底具有怎样的法律地位，在我国域名管理系统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却始终没有明确。

在CNNIC的网站上，关于CNNIC的介绍如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是经国务院主管部门批准，于1997年6月3日组建的管理和服务机构，行使国家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职责。CNNIC在业务上接受信息产业部领导，在行政上接受中国科学院领导。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承担CNNIC的运行和管理工作。由国内知名专家、各大互联网络单位代表组成的CNNIC工作委员会，对CNNIC的建设、运行和管理进行监督和评定。”CNNIC在业务上接受国家行政机关的领导，在行政上又接受科研机构的领导，这样的定位越发令人困惑。如果将其视为行政授权机关，将域名注册看成类似一种行政许可，从而在域名注册组织与域名注册人之间形成一种行政授权机构与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关系，就必须从法律上明确域名注册组织具有行政授权机构的地位。法律的明确规定是行政授权的前提，目前法律并无此规定。因此，CNNIC不能视为行政授权机关；如果将其视为具有独立资格的民间机构，与域名注册申请人法律地位平等的民事主体，可事实上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承担了CNNIC的运行和管理工作，CNNIC没有自己必要的财产或经费，没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场所，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以CNNIC作为被告的案件中，要将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列为被告，由其承担CNNIC的权利义务。因此，CNNIC根本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

CNNIC性质的确定对正确解决域名纠纷，明确域名持有人、域名异议人与域名注册组织的权利义务关系，完善我国域名管理系统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建议，将CNNIC从中国科学院分离出来，作为我国域名系统的最终管理者，赋予其独立法人资格，使其成为一个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使其与域名持有人、域名异议人具有同样的民事主体资格，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承担同等的法律责任。从世界各国或地区的网络信息中心（NIC）的地位来看，大多都属于民间性的商业组织，例如，ICANN、我国台湾地区的TWNIC。因此，将CNNIC定位为民事主体是符合国际惯例，顺应发展趋势的。诚然，在我国目前的状况下，如此定位后，CNNIC面临的责任风险将是巨大的，但在国外域名注册组织因域名的注册、使用及纠纷处理而成为被诉侵权的被告早已屡见不鲜（如新西兰1998年4月一家新西兰广告公司控告新西兰的域名注册组织Domainz及其“上级主管”ISOCNZ侵犯其商标权。英国1996年Pitman培训公司诉Pitman出版公司、英国的域名注册管理机构NominetUK侵权）。没有了行政庇护的CNNIC通过调整，将重视市场竞争的基础性作用，自觉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从而有利于维护正常的域名市场秩序，促进我国互联网络的健康发展。

2．坚持“先申请、不审查”原则，强化域名注册合同

对于域名注册，国际上比较通行的原则是“先申请、不审查”，这一原则被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所接受。该原则满足了低成本、高效率运行的域名系统的需要，适应了互联网络的飞速发展。

然而，随着域名纠纷的增多，尤其是域名与商标间争议的频繁发生，出现了将域名与其他权利冲突归因于域名注册程序过于简单的观点，提出应当建立域名注册检索制度，在域名注册前应进行相关的检索，特别是注册商标检索，对于侵犯他人在先权利的域名不予注册。这种措施应该说确实有预防域名纠纷出现的效果，但是却不具有可行性，我国商标注册实行分类注册，我国企业名称、字号按行政地区注册登记而且全国并无统一的数据库，如何建立统一索引的数据库是个技术难题；即使建立了数据库，如何判断域名是否构成侵权也是个法律难题；即使这些难题都能解决，域名注册事先检索也加重了域名注册机构的负担，降低了域名注册的效率，不能适应互联网络的飞速发展，阻碍了互联网络的健康发展。因此，“WIPO报告”认为，域名注册不应当以事先的商标检索为前提，可以鼓励域名注册人自愿进行检索。

为了减少域名纠纷，与其进行事先检索，不如强化域名注册合同的约束力。域名注册合同是约定域名注册组织与域名申请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只要违反了域名注册合同都必须承担法律责任，通过事后责任的追究以弥补域名注册不进行实质审查的不足。因此，域名注册合同至少应当包含以下内容：域名注册申请人应当保证自己提供的联络信息是真实可靠的，如果相关信息变化时要及时更新；域名注册申请人应当保证在其认知和信赖的最大范围内域名的注册与使用均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侵害任意第三方的合法权利；域名注册申请人同意在发生与该注册域名相关的域名纠纷时愿意接受域名注册组织采取的纠纷处理方式。

（二）域名纠纷解决

1．重视域名纠纷的协调解决机制

从我国目前的状况来看，解决域名纠纷的主要方式是司法诉讼。然而，协商、调解与仲裁作为诉讼外的协调解决机制在民商事纠纷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与司法制度并存的纠纷解决机制。

“当双方能够一起谈判，并通过合作解决其争端时，无论法律的基础规则是什么，他们的行为都将是有效率的。”域名纠纷大量出现在民间，属于私权领域纠纷，作为平等主体的双方当事人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通过自愿协商，以有偿或无偿的方式解决纠纷，是完全符合意思自治原则的，同时能够及时有效地解决纠纷，减少成本支出。WIPO认为，调解作为没有约束力的程序对于解决某些域名争议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优势。尤其当争议双方对有关的域名设计均享有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时，通过仲裁与司法诉讼都难以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而调解则可能在无须认定侵权的前提下为争议双方找到共同接受的解决办法。与调解相同，仲裁也是以双方当事人的自愿为前提的，只有自愿达成仲裁协议，仲裁程序才能开始。与调解不同，仲裁裁决对双方当事人有法律上的约束力。由于域名纠纷大部分属于侵权纠纷，因此有观点认为传统意义上的仲裁不常用于域名争议解决。事实上，在发生域名纠纷后，双方当事人完全可以理性地达成仲裁协议，通过仲裁方式使纠纷尽快解决。

2．完善域名争议解决机制

根据WIPO的建议，ICANN于1999年10月通过了《统一域名争议解决规则》（即UDRP）和《统一域名争议解决规则细则》，为以非司法手段解决全球顶级域名纠纷提供了重要的规则——域名争议解决机制。我国也建立起了域名争议解决机制，该机制应能够做到：（1）快速的低成本的解决域名争议；（2）兼顾各方利益；（3）域名注册管理机构自己不去解决争议；（4）裁决结果可以被域名注册机构执行；（5）不限制当事人寻求司法解决的权利。域名争议解决机制的目的不是要替代诉讼或仲裁方式，而是先行快速低成本的解决网络注册和使用中大量的“恶意抢注”问题。它不是一种高水平的保护机制，而仅仅是一种基本水平保护机制，它无意解决复杂的知识产权问题，而是将这些问题留给法院和传统仲裁。域名争议解决机制在解决域名纠纷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和地位，尽管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域名争议解决机制，但如前所述，该机制还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还需要不断完善，以发挥其应有作用。

3．完善域名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域名纠纷诉讼属于民事诉讼，因其公权性、强制性和程序性，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因此成为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域名与其他权利发生冲突时，同样可以通过司法诉讼程序解决，而且从目前来看，在我国诉讼始终都是解决域名纠纷最重要的途径，如2000年宝洁公司诉北京天地电子集团案、2004年可口可乐公司诉广州粤经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案，诉讼几乎成为解决域名纠纷的首选。

尽管我国没有域名的专门立法，但是最高院颁布了两个有关域名的司法解释，它们的颁布使人民法院对域名纠纷案件的审理有了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有利于统一司法实践，初步奠定了我国域名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需要强调的是，在域名纠纷诉讼中，应当平等保护域名与商标权等权利。我们认为，法律本身就具有滞后性的特点，作为司法审判机关不应囿于法律条文，而应根据法律的基本原则运用自由裁量权对具体案件作出裁判，域名持有人的合法权利应当受到保护，应当与其他民事权利一样受到同等的保护。

（三）域名立法保护

保护法范文篇8

森林资源自古就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是历代统治者保护的重点。而我国宋代的森林保护法律制度承前启后，意义重大。其天人合一的立法理念，体现了我国古代思想家对人与自然理解的最高境界;其奖惩结合的立法指导思想，顺应了森林资源的实际情况;其维持生态平衡的立法内容，有效保护了自然资源;其公私兼顾的产权结构形式，稳定了封建统治的利益格局。而严惩烧毁林木、禁止滥砍滥伐、鼓励种植经济作物、限制砍伐时间、鼓励植树造林、明确种植目的之规定，也是我国法律继承中的应有内容，对当代森林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参考与借鉴价值。

一、立法理念的延续

“天人合一”的朴素生态文明思想不但影响了宋朝时期的森林保护法律制度，同样也是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思想渊源之一，在资源立法方面发挥着它独特的指导作用。“天人合一”思想主张将自然界和人类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看待，要求人类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去改变环境并利用资源，同时也要尊重自然规律，在能够维持好生态平衡的基础上谋求人类发展，从而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关系。宋朝时期森林保护法律制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从我国更远古时代的思想发展而来的，而且在当时这一思想得到了理论的更深层完善和实践的进一步检验，这种立法理念不但在具体条文中得到体现，而且当时的统治者也设置了专门的政府机构(虞部)去在实践中贯彻这一思想。作为当时法律制度所具有的特色之一，这一理念得到了延续。现在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使我们对自然的改造能力大大加强，往往会使人类忘记了最古老的“天人合一”思想，而这一思想却在用其最朴素的方式阐释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关系，可以说在现今社会，它更加能给环境与资源立法者带来警示作用。“天人合一”立法理念对现今立法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我国现在实施的封山育林、森林分类和禁止滥砍滥伐等森林保护法律制度中依然可以看到“天人合一”立法理念的影子。我们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宋朝时期所贯彻的“天人合一”的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立法理念对当代中国的政策制定和资源立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观念的强大力量和可继承性的体现。我们不但要使这一思想发扬光大，更要在未来的环境与资源法制建设中使其得到发展，使它在我国不断变化的环境背景与社会背景下能够持续发挥作用，使现代的立法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二、指导思想的借鉴

宋朝时期奖惩结合的立法指导思想是当时森林保护法律制度的特点之一，能够有效动员百姓加入到植树造林活动中来，对育林护林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一指导思想值得我们借鉴，虽然时代背景已经不同，但是奖惩结合这种思想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其合理性和适用性。我国现阶段的《森林法》中也有关于植树造林的规定，具体在第八条中规定了对植树造林进行扶持的政策措施，在第十一条中强调了植树造林义务有三性，即法定性、义务性和强制性。从这几条规定中可以看出国家对植树造林活动的规范力度，但是这些规定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在分析了宋朝森林保护法律制度奖惩结合的指导思想以后，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借鉴，改造之后使其适用于现在的森林法律制度。现法律虽然建立起了营林建林的专项基金，但是除了资金支持之外民众还需要一定的鼓励，可以制定奖励措施或者给予积极造林者相应荣誉，这样可以激发广大民众的植树热情。在植树造林的政策制定上，还要有一个开放的态度，争取动员更多的人参与其中。适当的奖励是必要的，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广泛植树必然会在未来给国家带来更大的收益。所以宋朝时期奖惩结合的森林保护立法指导思想对现在的资源法制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法律制度的合理继承。

三、生态观念的继承

宋朝时期保护森林的范围广泛、树种丰富而且内容全面，充分考虑了自然界的整体生态平衡，这在当时具有先进意义，而且切实有效地发挥了森林资源的多种功能，为我们现代的森林保护立法提供了方向。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森林经济效能的发挥，忽视了森林资源在整体生态平衡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如果我们不加强生态观念，森林资源保护的未来必将走上一条恶性循环的道路。宋朝时期人们对森林资源的需求确实比现代人类要少得多，但是当时的人们已经懂得如何处理自身对森林资源的各方面需求，并保证它们之间不相互矛盾。而且他们在维持森林资源与其他资源之间的紧密联系问题上也做出了努力，比如他们深刻认识到了植树造林与水土保持的关系，知道森林资源是野生动物资源的天然守护等。随着科技的发展，虽然我们比宋朝时期的人们掌握了更多的知识，却被急于发展经济的心情蒙蔽了双眼。我国现行的《森林法》第四条规定森林资源分为五类，但用于发挥生态效益的森林资源内容比重较小，我国森林保护的重点还是在促进经济发展上。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做出适当调整，对宋朝时期的整体生态保护观念加以继承，采取建设森林生态保护区、增加生态效益林的种类和加大公益林在总体森林资源中的比重等措施，以此来实现维持生态体系平衡和森林保护内容全面的目的。

保护法范文篇9

一、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进程

近年来，越来越多个人信息泄露和隐私侵犯的案例给我们敲响了个人信息保护的警钟，中国消协开展的“App个人信息泄露情况”调查结果显示，遇到过个人信息泄露情况的人数占比高达85.2%，与之相伴相生的，社会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作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于今年5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在人格权编专章规定了个人信息保护，积极回应了大数据时代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需求，也为个人信息权利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坚实的基础。更令人振奋的是，自2018年起一直备受关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下称草案）终于揭开神秘的面纱，于今年10月21日在中国人大网公布。中央立法层面接连传出的好消息向我们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日趋规范化。

二、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的亮点解读

作为第一部系统化规定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民法典对于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紧随其后公布的草案中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下将对比阐述。

首先，二法都明确了个人信息的范围，但是与民法典相比，草案还特别强调了信息的可识别性——这意味着匿名化处理的信息不在法律保护范围内，保护信息主体人格权益的立法目的不言而喻。

第二，草案对于民法典中个人信息处理的“知情-同意”原则一脉相承，但是并不以同意作为信息处理的唯一前提，对于信息处理中同意的切分也更加合理。草案借鉴了GDPR（《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另行规定了“为订立或者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等五种合法性基础，打破了传统上单纯的个人信息自决路径。另外，不同于《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区分“明示同意”、“授权同意”，草案只是概括要求“由个人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愿、明确作出意思表示”。只有在“向第三方提供、公开、跨境提供个人信息、处理敏感信息”这四种情形下，需要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概括同意与单独同意相结合的体系给了信息处理者更大的自由，无疑更满足数据流动的需要。

第三，草案的一大进步之处在于对个人信息的区别保护。相较于民法典中对个人信息的普遍规定，草案区分了普通信息和敏感信息，并对后者进行了更严格的规定——例如，敏感信息需要单独同意。个人信息范围极广，假如处理上一刀切，无论松严都难符合法理和情理，这样的区分显然更为恰当。

此外，草案还对于人脸识别、数据推送营销等热点问题做出了回应。草案规定，“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设备，应当以必需维护公共安全所前提”，这就意味着超出公共安全目的的身份识别面临着合法性质疑，许多引发担忧的问题如小区或动物园强制使用人脸识别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但是如何判断“公共安全”的前提，仍是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难题。

最后，在责任和处罚上，草案都更加严格。对于违法处理个人信息行为，情节严重的，要求“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千万元以下或者上一年度营业额百分之五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通报有关主管部门吊销相关业务许可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处理的自由和责任的严格相结合，体现了立法“宽进严出”的理念，更利于加强个人信息的保护。

三、结语

保护法范文篇10

2005年3月12日同志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坚持依法办事，把人口资源环境工作纳入法制轨道”，对环保法制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明确的目标。

今后的五年是落实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环保法规建设规划是环保法制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是落实国家立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五”期间，全国环境保护事业取得积极进展，环境法规建设也取得重大成就。国家先后制定或修订了一批环境保护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标准，批准了一批国际环境条约，地方也出台了一系列地方性环境法规、规章和标准，我国环境法律体系更趋完善。环境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或修订了《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年修订）、《环境影响评价法》（2002年）、《清洁生产促进法》（2002年）、《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4年修订）等环境法律。

此外，还制定或修订了《渔业法》（2000、2004年修订）、《水法》（2002年修订）、《草原法》（2002年修订）、《防沙治沙法》（2001年）、《海域使用管理法》（2001年）、《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2004年修订）、《种子法》（2004年修订）、《可再生能源法》（2005年）、《文物保护法》（2002年修订）等与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的重要法律。

环境行政法规——国务院制定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01年）、《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2001年）、《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02年）、《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2002年）、《退耕还林条例》（2002年）、《医疗废物管理条例》（2003年）、《危险

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2004年）、《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2005年）等行政法规和法规性文件。

环保部门规章——国家环保总局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行为准则与廉政规定（总局令第30号，2005）、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程序规定（总局令第29号，2005）、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总局令第28号，2005）、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办法（总局令第27号，2005）、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管理办法（总局令第26号，2005）、环境保护法规制定程序办法（总局令第25号，2005）、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

污染物排放标准备案管理办法（总局令第24号，2004）、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许可管理办法（总局令第23号，2004）、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总局令第22号，2004）、医疗废物管理行政处罚办法（总局令第21号，2004）、专项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办法（总局令第18号，2003）、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总局令第17号，2003）、环境影响评价审查专家库管理办法（总局令第16号，200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规定（总局令第15号，200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名录（总局令第14号，200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总局令第13号，2001）、淮河和太湖流域排放重点水污染物许可证管理办法（试行）（总局令第11号，2001）、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总局令第9号，2001）等一批重要环境保护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并与有关部门联合了清洁生产

审核办法、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等规章。

国际环境条约——近几年来，我国先后参与制定并批准了《巴塞尔公约修正案》、《京都议定书》、《生物安全卡特赫拉议定书》、《关于危险化学品和农药国际贸易事先知情同意程序(PIC)的鹿特丹公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等多边环境公约，同时还签署了若干新的双边环境协定。

地方环境立法——地方环境立法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不断提高。在立法质量方面，各地更加突出地方特色，更加注重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如北京市重点针对大气污染防治，江苏省针对长江流域水污染，黑龙江省突出居民生活环境的保护，重庆市强化三峡库区污染防治，云南省加强高原湖泊的污染治理，陕西省针对石油天然气开发的环境保护，西藏自治区突出自然生态保护，广东省针对危险废物，武汉市针对社会生活噪声，苏州市针对建筑施工噪声，

先后制定了一大批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地方环境法规和规章。福建、广东等地还针对环境执法工作的要求，创设了查封、暂扣违法物品等行政强制手段，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山东省以省政府令形式了《环境保护违法行为行政处分办法》，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制定了环境保护举报奖励办法，均取得了很好效果。地方环境立法不仅补充了国家环境立法的不足，适应地方环保工作的实际需要，而且还有力地支持了国家的有关环境立法工作，同时为其他地方的环境立法提供了有益借鉴。

迄今为止，根据《宪法》关于“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规定，我国已经制定了环境保护法9部、自然资源法15部；修订后的《刑法》专门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为打击环境犯罪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制定颁布了环境保护行政法规50余项；环境保护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近200件；军队环保法规和规章10余件；国家环境标准500多项；批准和签署多边国际环境条约51项。各地方人大和政府制定的地方性环境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共1600余件。符合我国国情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更趋完善。

但是，环境法规建设工作还不能完全适应新时期环境保护工作的需要。突出表现在：一是立法空白仍然存在，如有关化学品环境管理、土壤污染防治、核安全管理、生态保护、生物安全等方面的法律尚未制定；二是配套立法进展缓慢，如限期治理、总量控制、排污许可、机动车尾气排放等方面的法规迟迟难以出台。

本规划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十一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建议》和《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的要求，结合依法强化环境保护工作、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需要，提出今后五年（2006——2010）全国环境法规建设的目标和任务，把我国的环境法规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完成国家环境保护任务，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一、指导思想和目标

（一）规划的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严格以宪法和法律法规为依据，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认真落实中央提出的环境法制建设的目标任务，立足全面统筹兼顾和法制统一的原则，不断完善环境管理体制、机制和法制，理论联系实际，加强环境立法，提高立法质量，促进环境资源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

（二）规划的目标

根据我国环境立法的现状和我国环境保护的实际需要，我国环境立法发展到2010年，必须实现“一个目标”，把握“两个重点”：“一个目标”是指坚持现有环境法律体系，通过立足我国具体国情与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相结合，通过制定新法和修订现有法律的结合，到2010年初步建立起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保障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法律体系。“两个重点”是指在不断完善我国环境法律体系的过程中，在法规体系建设和立法内容两个方面，要始终把握重点：

——在法规体系建设方面，要突出重点：通过修改《环境保护法》，制定国家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国家环境政策法》，构建生态保护、核安全法律框架，完善污染防治法律法

规。

——在立法的内容方面，要力争重点突破：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公民的环境权益，畅通公众参与渠道，建立信息公开制度；通过环境税费改革，企业环保成本内部化，加大处罚力度，强化执法手段，明确民事责任，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更高”的问题；强化政府环境责任，建立党政领导干部环保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规范行政管理行为，建立环境保护行政问责制度等。

二、主要任务

（一）制定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国家环境政策法》

在各单项环境法律逐步到位的基础上，制定一部更高阶位的基本法律——《国家环境政策法》，宣示国家环境政策，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环境目标的需要，也是我国环境法律体系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都对新时期的环境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重大课题。环境保护涉及的社会关系具有全局性、长远性、普遍性、根本性，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国家基本法律予以调整和规范。

我国环境法律体系的立法模式，主要是通过制定各单项法律，以单个环境要素为其调整对象。随着各单项法律的先后制定和相继修订，在各单项法律之间导致彼此不协调，特别是与之相伴的某些主要管理制度和措施的规定，在不同的单项法律之间存在不协调，需要通过环境基本法进行有效整合。

作为国家基本法律，《国家环境政策法》应当规定以下基本事项：国家环境保护的目标、原则和基本政策，环境保护的基本制度和体制，环境保护事务与其他经济社会发展事务的协调机制，政府、企业和公众等不同主体的基本环境利和义务，特别是各级政府的环境责任以及相应的监督考核机制，环境管理的基本权能和执法手段，基本法与其他环境保护单项法律的关系以及其他基本事项。

环境保护基本法律的出现，表明环境保护立法经历了从单项立法到综合立法的发展过程。它要求国家从对单个环境要素的法律保护，发展到将环境作为一个整体加以保护。这是法律体系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趋势。

中国环境立法在1979年起步之初，就有制定环境保护基本法律的设想。25年来的环境立法实践，为环境保护基本法律的制定奠定了基础。目前，按照《环境保护法（试行）》制定之初的设想，修改《环境保护法》，并将其上升为国家基本法律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时机已经成熟，应当努力推进。

（二）填补环境保护法规空白，完善法规体系

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填补环境保护领域法律空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循环经济促进法》。

二是为填补生态保护的法律空白，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主要包括：《自然保护区法》、《生物安全法》、《土壤污染防治法》、《遗传资源保护法》、《生态保护法》等法律，《西部开发生态保护监督条例》、《农村环境保护条例》、《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生

物物种资源保护条例》、《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与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生态示范管理办法》、《有机产品管理办法》、《生态功能区划管理办法》、《部级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办法》、《环保用微生物环境安全管理办法》、《转基因生物环境安全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

三是为完善核安全领域的法律空白，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主要包括：《核安全法》、《民用核设备安全监督管理条例》、《放射性物质运输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

四是为填补污染控制领域中某些方面的空白，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如《有毒有害化学物质控制法》等。

五是为进一步明晰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如《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法》、《环境污染损害评估办法》、《跨界环境污染损害赔付补偿办法》等。

六是为完善环境管理制度，规范执法行为，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如《环境监测管

理条例》、《环境监察工作条例》、《环境行政违法行为行政处分办法》等。

（三）制定配套法规，增强可操作性

一是法律法规有明确立法授权的，抓紧完成授权立法。如《排污许可证管理条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条例》、《环境污染限期治理管理条例》、《利用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规定》等。

二是需要在上位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范围内做细化规定的。如，为了明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中“给予罚款”的具体数额和幅度，需要制定《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行政处罚办法》。

三是对上位法的原则性规定，制定实施性的法规，规定具体制度和措施。如：根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有关废弃产品的生产者延伸责任的规定，需要制定《特种产品和包装物回收利用处置系列规定》；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有关环境影响后评估制度的规定，需要制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

四是需要对法律制定实施细则或者单项法规的。如《防治机动车排放污染管理条例》、《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条例》、《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条例》。

（四）根据环境保护的客观要求，适时修订法律法规

抓紧完成《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启动《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修订。

（五）为履行国际环境条约需要配套制定的法律法规

主要包括：《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外来入侵物种环境安全管理办法》、《生物遗传资源与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管理条例》以及《危险化学品进出口环境管理办法》等。

（六）将环境保护工作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主要包括：《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环境友好企业评定办法》、《环保模范城市考核办法》、《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管理办法》、《生态示范管理办法》等。

（七）积极支持、指导和推动地方环境立法如《水污染防治法》第59条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49条，分别授权地方制定关于个体工商户水污染防治的办法和关于农村生活垃圾管理的办法。国家环保总局应当积极支持、指导和推动地方制定相关的地方环境法规或者规章。

（八）参与相关立法，更加重视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与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的立法活动

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许多立法草案，其内与环境保护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立法程序规定，国家环保总局有权通过对相关立法草案提出意见等方式，参与相关立法

活动。这种参与立法活动也是环境保护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对这种参与立法的活动应当更加重视。如：《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条例》、《民用机场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取水许可证管理办法》等。

三、保障措施

（一）加大立法经费投入，保障立法工作进度和质量

政策法规制定是总局行使环境保护管理职责的第一职能，是总局各个部门的工作重点。

立法前期基础研究、资料收集、实地调研、起草修改、专家论证、部门协调、广泛征求意见、立法听证，以及向国务院法制办、人大法工委、环资委等上级机关汇报、与各部门协调、国外考察等，都需要在经费安排上予以充分保障。经费投入不足，则无法保证立法工作进度和立法质量。

（二）重视立法前期基础性研究工作，为立法工作提供坚实的科研和技术支撑对环保的基本管理制度和措施，要有计划地列专题、请专人做基础性、前瞻性的科研课题研究，要结合重大环保立法及重要管理制度，未雨绸缪，安排相关科研项目，做好立法的基础工作。

（三）畅通公众参与渠道，完善立法听证机制，建立环保立法的专家库在立法工作中，要按照《立法法》、《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要求，落实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征求专家和公众意见。对涉及新设行政许可的、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以及媒体和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领导关注的焦点问题等，

要畅通公众参与渠道，通过召开立法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意见，拓宽公众参与立法的范围。为充分利用专家的知识资源以及他们在人大、政协、学术界等的深远影响力，要建立专家库和专家网络，构建交流平台，进行经常性、深入的接触，以各种形式推动立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