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碳排放措施十篇

减少碳排放措施篇1

澳大利亚一揽子未来清洁能源发展政策不仅仅包括制定碳价格，还将提供很多重要的配套政策，以提高商用能源效率，促进低碳农业发展，支持人们对清洁能源生产进行投资。

因为澳大利亚在这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加，所以对中国投资者来说，现在是一个不错的机遇，可以关注并投资相关清洁能源技术。

低碳规划寻出路

2011年8月，澳大利亚气候工作基金会的报告《澳大利亚低碳发展规划――一揽子碳价格政策的影响》显示，发展规划与碳排放交易可以降低澳大利亚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24亿吨。如果上述规划实施顺利，那么澳大利亚的最低减排目标――2020年比2000年碳排放量降低5%――就可以完成逾3/4，剩余部分可以通过购买国际补偿额来完成。

气候工作基金会的报告特别关注了那些可以商用的技术和方法。

《澳大利亚低碳发展规划》显示，澳大利亚已经拥有可用技术和方法来进行减排，减排活动大致可分为3方面：能源效率方面、土地利用方面和清洁能源生产方面。

从能源效率方面来看，从建筑行业着手减少碳排放成本最低。这些措施包括：提升新建筑物的能源效率，通过改善建筑物设计、朝向、保温性，使用更优良的建筑材料等；利用技术提高能源效率，更换低效灯泡，降低由于开放性制冷、烤箱或水管绝缘性差带来的能量损失；对已有建筑物进行减排，可减少10%左右能源消耗；住宅也有减排潜力，如可增强现有住宅的隔热性能，将温室气体产生量大的热水器更换为供暖装置或太阳能热水器和高效天然气热水器。其他主要措施还包括：将荧光灯泡（CFL）替换为发光二极管（LED），提高电器和设备的能源效率。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也是工业部门进行减排的关键一环，有许多措施可以节省成本，包括：改善相关控制系统和工艺；到2020年，铝冶炼新技术和采矿新技术也应有助于提高能源效率。

目前正在研发的技术包括：乏风甲烷氧化处理技术；碳捕获与存储技术；还有一些新兴技术，如改进称重系统、以优化矿车载重或使无人钻探更为精确，降低钻探总要求――这些技术可以节省采矿时使用能源的7%左右。此外，热电联产技术也可以节约能源。更换燃料或燃料成分、改进工业生产工艺以及减少天然气排放等，都将有助于澳大利亚大幅降低碳排放量。

从土地利用方面来看，地上碳封存和家畜减排将有助于碳减排，包括：减少农田土壤温室气体排放是成本最低的农业减排措施。但是，相关措施在澳大利亚已被广泛采用，所以能带来进一步减排量的可能性不大。土地利用方面，还可通过减少家畜温室气体排放的、改善牧场和草场管理、农田碳封存等措施减少碳排放。另外，由于澳大利亚土地资源丰富，所以增加植树造林同时减少采伐会有助于碳减排。

从清洁能源生产方面来看，低排放性发电极具减排潜力。发电行业是澳大利亚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行业。有关人士建议，电力行业可采用如下措施进行减排：将燃煤发电替换为海上风电、天然气发电和光热存储发电。但目前这些措施仍需政策支持才有能力参与经济竞争。

《未来清洁能源发展法案》制定了碳价格，并提出配套政策，为相应的碳减排措施提供资金支持。这将成为上述3大减排领域中多数措施落实的经济保障。

政策力度可期

在当前政策环境下――假定碳价格仍处于5%的上限水平，这意味着2012年起价为23澳元/吨，然后每年按实值递增2.5%，3年后，碳价格根据2020年排放总量由市场决定――碳价格还不足以刺激人们投资多数的低排放发电技术，所以减排措施的实施效果有待观察。

据预测，减排的相关配套政策和制定碳价格双管齐下，是仅通过碳排放交易体系本身所能达到的减排量的两倍还多。这是因为，碳价格刺激了一些成本低的减排措施的实行。但是，仅靠碳价格减排还有许多障碍，因为碳价格本身并不一定意味着各企业会承担所有减排量，即便减排从技术上来说可以节约成本。

现在面对的主要障碍包括：首先，资金获取受限、高风险项目很难获得贷款，有的投资回报期长，难以吸引投资，有些投资回报不能达到投资者的预期；其次，减排措施的有关信息获取受限。

此外，企业对减排所带来的潜在资金和生产力方面的益处缺乏认识；对有些企业来说，减排项目不是核心业务，员工不具备所需相关技能；而个别措施在技术上的不确定性成为应用的障碍；电价是一个非市场化价格，降低了有些项目对投资者的吸引程度；有的项目太小、利润有限、交易成本高，难以独立成立一家企业；通过现有供应渠道，很难获得一些需要的能源效率设备；市场太小或不太成熟，难以保证有些产品供应的可靠性和质量；对某些技术而言，具备相关技能的工人数量不多，难以大规模部署。

在一些人看来，这些障碍对《澳大利亚低碳发展规划》提及的减排措施会有所影响。

碳价格机制中的成本机遇

不过，气候工作基金会的分析显示，澳大利亚的一些政策有助于克服半数上述措施落实时面临的障碍。

通过碳价格机制，能源效率方面的很多措施变得更富成本效益，同时，《清洁技术投资规划》和新白色证书计划可增加企业的前期收入。《清洁技术投资规划》可拨款，购置更多的能源效率设备；新白色证书计划则通过全国性《能源节约倡议》，将小范围减排措施聚集起来，有利于供应链上的企业应用相关政策并减少交易成本。

利用100亿澳元的政府投资，清洁能源金融集团让热电联产减排在商业和工业领域变得可行，同时支持更大规模的清洁能源生产。

在电力生产领域，政府还提供资金、以便让2千兆瓦褐煤发电提早退役，这为相关低排放技术进入该市场提供商机。

在土地和林业方面，比如植树造林和农田减排，现在都可以获得重大支持。《碳农业计划》和《碳农业未来》等计划将有助于克服信息获取障碍、降低交易成本。

当然，计划的实施很关键，这样才能保证一揽子碳配套政策充分发挥它们对减排的促进作用。

目前，在澳大利亚还有一些关于减排的措施，不过，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有些措施需要激发其潜力，以增加其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对投资者来说，澳大利亚的新政策和可用的技术解决方案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富有机遇的市场。气候工作基金会在《澳大利亚低碳发展规划》中所进行的研究显示，2012年碳价格机制以23澳元/吨起步时，会出现成百上千万吨具有吸引力的减排商机。这为能源效率设备设计商、制造商和安装商，以及碳农业技术和低排放发电带来商机。

减少碳排放措施篇2

【关键词】碳关税；合法性；低碳经济；应对

一、碳关税的产生背景全球气候变暖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保护气候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为此，国际社会需要密切合作，及早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此背景下，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关系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贸易领域研究的前沿问题。

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规定，包括欧盟在内的国家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须在第一个承诺期2008－2012年内，将温室气体排放在1990年水平基础上削减5%。其他国家不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其中包括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以中国和印度等国家没有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为由，坚持不批准《京都议定书》，从而也不承担减排义务。作为执行气候政策的先行国家，欧盟各界纷纷呼吁政府对美国和中国等没有减排义务的国家的进口产品采取边境税收调节(border tax adjustment)，来避免竞争力损失，防止碳泄漏发生。后来美国也出现类似倡议。2007年12月美国参议院气候和公共委员会通过的《气候安全法案》提出边界碳调整(border carbon adjustment)的补救性贸易保护措施，主要针对中国和印度的出口产品设计。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清洁能源与安全议案》，该议案宣称，将从2020年起对不接受污染物减排标准的国家实行贸易制裁，具体的措施将表现为对未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外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碳关税”的说法由此而来。

碳关税，是指国家或地区对高耗能产品进口征收的二氧化碳排放特别关税，其本质是一种边境调节税。①此概念最早由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提出，用意是希望欧盟国家应针对未遵守《京都议定书》的国家课征商品进口税。

发达国家提出碳关税的主要目的，一是提高本国竞争力，维护经济霸权，削弱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的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受此轮金融危机重创，美国政府希望以绿色产业带动美国经济复苏，继续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方向。提出严格的碳排放标准，对拥有世界先进减排技术的美国和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具有明显优势，有利于其在全球新一轮竞争中，在节能环保领域和新能源领域抢占新兴产业和新兴技术的制高点，遏制新兴国家的崛起。二是通过征收碳关税，维护其国家经济利益。征收碳关税不仅可以获得高额财政收入，减少贸易赤字，同时，美国通过对碳排放较高产品征收关税，将使该类产品进口量减少，导致该类产品国际市场价格降低，美国将能以更低的价格进口，获得更大贸易利益。三是转嫁环境治理责任和成本。美国至今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美国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转嫁环境污染较高产业应承担的减排成本，同时通过提高减排标准迫使发展中国家向其购买先进减排技术，使发展中国家承担了减排成本和费用。四是碳关税的征收有利于美国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目前针对2013年后全球减排目标和减排机制正在进行国际谈判，将决定后京都时代的全球主导权。征收碳关税不仅将改变美国过去在全球减排方面的消极做法和国际形象，增强其国际谈判筹码，而且很可能会以“碳关税”为由要求我国对外承诺减排量。

二、碳关税的合法性剖析

(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4条和《京都议定书》第10条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肯定了在保护和改善全球环境方面，所有国家负有共同的责任，但是各国承担的责任并不完全相同。发达国家的碳排放是一种“奢侈排放”有别于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性排放”和“发展性排放”，理应负担主要的减排义务。美国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的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制温室气体的义务”为理由，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做法违反了公约义务，是推卸减排责任的一种表现。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宣布到2020年将把单位gdp碳排放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40%到45%，充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定位，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①因此，笔者认为碳关税不区分来源国，对未达到国内减排标准国家的进口商品一律征税，无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分，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行为，有违“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二)碳关税在wto框架下的合法性分析虽然wto与unep在2009年6月25日的《贸易与气候变化报告》中认为，致力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政策在国际自由贸易法制下是可以被例外地接受的。

但是，从gatt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条款分析，碳关税在wto框架下是不合法的，同时也不属于gatt第20条(b)款和(g)款的规定。②1.国民待遇gatt第2条第二款规定“对相同产品或这一输入产品赖以全部或部分制造或生产的物品”可以征收与“国内税相当的费用”，第3条则要求“一缔约国领土的产品输入到另一缔约国时，不能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进口产品征收高于对本国相同产品所征收的国内税或其他费用”。这两条是有关国民待遇的规定，在适用第2条第二款征收税费时，必须符合第3条第二款的规定，“不得高于”对本国相同产品的税费。

国民待遇要求对“相同产品”不得区别对待，而对于“相同产品”在国际上并无统一的认定标准。在“日本酒精饮料案和欧盟石棉案”中，上诉机构提出认定“相同产品”的四项标准:产品的最终用途;消费者的习惯和偏好;产品的性质和质量;产品的关税税则分类。根据现行wto规则，“以不同生产或加工方法生产的产品，只要具有相同的最终用途和物理特性即可认为是‘相同产品’，不反映在制成品最终用途和物理特性中的其他标准不能作为区分相同产品的依据”。笔者认为根据产品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量的不同而将产品区别为“高碳”产品和“低碳”产品，对于未达到进口国内标准的“高碳”产品征收一定的碳税有违wto国民待遇原则，进口国不能因为与产品无关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ppm)而对进口产品征收额外费用。“高碳”产品和“低碳”产品虽然在制造、生产过程中由于生产工艺、生产原料等不同而存在二氧化碳排放的差异，但是从产品的“最终用途”和“物理特性”等标准来看，产品是相同的。

同时，根据上述四项标准，除了第2项“消费者”对“高碳产品”和“低碳产品”的习惯和偏好可能有所不同以外，其他几个标准都是符合的。对“高碳”和“低碳”加以区分会使“相同性”的判断更为复杂，需要对碳排放在多大程度上和在哪些方面不同才构成“不相同”产品加以规定，考虑到各个国家工业发展水平不同，一概以进口国国内标准来判断不具有可行性和正当性。征收“碳关税”有违wto的国民待遇原则，构成对贸易的不合理限制。①2.最惠国待遇最惠国待遇要求“一缔约国对来自或运往其他国家的产品所给予的利益、优待、特权或豁免，应当立即无条件地给予来自或运往所有其他缔约国的相同产品”，相同产品的界定同国民待遇中的界定，不能以生产过程的不同而认为是“不相同”的产品，从而对来自不同国家的产品征收不同的碳关税。

欧洲发达国家的生产工艺和技术比发展中国家先进，并且大多使用清洁能源，如法国的核能和水电能丰富，如果法国生产的产品出口到美国，会因为能够满足美国的环境标准而得到碳关税的减免，而中印等高能耗国家的产品则被课以重税，实则违反了最惠国待遇，对不同国家的产品实行歧视待遇，有

违国际贸易自由、平等原则。同时，碳关税不考虑个案的不同情况，以来自一个国家的某种产品的二氧化碳平均排放为标准来确定该国所有产品的碳税明显违反了wto最惠国待遇，是一种歧视性做法。

3.环境例外

gatt第20条历来被认为是缔约国行使“环境例外权”的依据，该条为缔约方采取有利于环保的措施提供了依据，但该条规定不明确，概念界定不清晰，在实践中引发了许多争端。笔者认为，从wto具体规则的适用来看，碳关税实质上有违wto基本原则。

(1)该条(b)款要求该措施“是为保障人民、动植物的生命健康所必需的措施”。实行碳税的目的在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暖。有些学者据此认为碳税是为了保护人类免受气候变化之灾，保护因全球变暖而绝迹的植物和动物物种，符合“保护人民、动植物的生命健康”的条件，但是碳税是否具有“必需性”需要个案分析。在1991年“金枪鱼－海豚1号案”中两个专家组都认为gatt第20条(b)款不能证明美国禁止进口金枪鱼的合法性，专家组认为禁令不符合“必需性”要求，认为“必需”意味着没有其他合理的替代措施存在。同时，“缔约方一定要采取，而且在可采取的措施必须是与gatt不一致最少的措施”。此后1998年“加拿大诉欧盟石棉案”的上诉机构对第20条(b)款中“必需”一词的解释进行了调整，强调了有关措施必须是“实现其本身的目标所必须的”，并从“是否能实现健康目标”的角度考察是否存在合理有效的替代措施，对“必需”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新标准。由此可见，征收碳税不符合(b)款的规定，尽管碳税有利于减少碳排放，保护人民和动植物免遭气候变暖的危害，但是无法证明边境调节碳税是“必需”的措施，仍有其他合理的可选择措施存在。碳关税对来自未达到进口国碳排放标准的国家的产品单方面征收，事先没有采取善意谈判和磋商等其他方法，这种单方行为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帝国主义”的表现，是以“环境保护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的“绿色贸易壁垒”。①(2)征收碳税也不符合第20条(g)款的例外规定。该款规定的环境例外措施必须是“与国内限制生产和消费的措施相配合，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有关的措施”。第一，wto对“保护可能用竭的自然资源”采取了扩大解释，天然资源既包括石油等矿产资源，也包括清洁空气等天然资源，还包括海豚等生物资源。无疑，碳税的征收有利于养护不可再生的石油、煤炭等矿物燃料，也对温室气体大气容量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符合这一条件。第二，该措施要与“保护可用竭的自然资源”有关。这里不需证明“不存在其他替代措施”，只需证明该措施与特定环境保护目标存在“原则上的合理联系”(实质性联系)即可。1988年美国诉加拿大鲑鱼和鲱鱼案专家组认为，“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可能耗竭的天然资源的贸易措施才能被认定为与保护“有关”的措施。笔者认为碳税的目的主要不在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是为了弥补国内产业的碳税损失，防止市场竞争力的削弱，不能证明与保护可能用竭的自然资源“有关”，此外征收碳税与环境目标之间的实质性联系有待时间加以证明。

(3)第20条序言要求不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视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首先，采取的措施“不构成对国际贸易的任意限制”，成员国要证明其针对出口国的具体情况保持了灵活性，进口国不能要求出口国采取的措施与其完全相同，只要在“有效性方面具有可比性”就不构成“任意歧视”。其次，不构成“不合理的歧视”，除了保持灵活性外还要遵守“谈判义务”，援引方在单边措施之前有义务主动发起谈判，谈判不要求必须达成协议，只要善意地试图达成协议即可，同时要有一定的透明度和程序的正当性。如果征收碳税前没有履行谈判义务，就构成了对贸易的不合理歧视。此外，碳税要求其他国家的碳排放达到与进口国相同的标准，可以认为这是对其他国家关于碳排放立法自由的任意的不合理干涉。征税表面上是为了保护环境，但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短期内根本无法达到发达国家的减排标准，这种措施在事实上具有限制其他国家产品出口的贸易保护效果。①因此，笔者认为“碳关税”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

三、中国如何应对碳关税的挑战

(一)碳关税对中国意味着什么目前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单一国家出口市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商品不仅量大，而且集中于高能耗、高碳密集型产品。以2009年为例，中国对美国出口额达2523亿美元，约占全年总出口额的17.7%。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前十大商品集中于通讯和影视设备、纺织品和金属制品等。这些产品大多是高能耗、高二氧化碳强度而低附加值的产品。这十类产品占到中国对美出口总额的80%。②由此可见，美国如果对所有的“中国制造”征收国别关税，那么中国产业必将受到整体打击。而且更令人担忧的是，“碳关税”还将引发欧洲采取类似措施。欧盟一直是防止气候变化的“急先锋”，其领导人也曾表态提议做出类似碳关税的贸易安排。倘若欧洲仿效美国，将使我国外需“雪上加霜”。可见，“碳关税”问题值得我国政策界、产业界和学界的关注。

(二)中国应对碳关税的立场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知，碳税有违“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同时违反了wto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又不属于环境例外情形，所以中国应坚决反对“碳关税”。

减少碳排放措施篇3

农业生态系统的温室气体产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气候、植被、土质及农田管理诸条件中任何一个因子的微小变化,都会改变CO2、N2O、CH4的产生和排放。相对于常规农作,有机农业禁止合成的化学品投入,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温室气体的产生和排放。

1.1二氧化碳(CO2)排放

农业源CO2的排放主要有两个途径:化石燃料燃烧引起的直接排放和能源间接消耗的排放(如化肥和农药的生产和运输)[57],其中合成化学氮肥的能耗造成的CO2间接排放达0.4~0.6Gt[89],相当于全球农业直接排放的10%。有机农业的原则之一是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相对于常规农作,有机农业不使用合成的农药和化肥。研究表明,有机生产比集约化常规生产能够明显减少能源的消耗[67,1011]。不同地区农产品在有机和常规农作间CO2的排放差异。由表1可知,冬小麦的有机种植比常规生产减少46%~57%的CO2排放量,而种植有机土豆则减少13%~33%的CO2排放量[1214]。其中,农药和化肥合成造成的CO2间接排放占据一定比例:例如,英国常规小麦生产中,化肥和农药占总能耗的比例分别为56%和11%[8];美国的常规小麦和玉米生产则是30%~40%和9%~11%[22];中国常规梨生产化肥占总能耗的29%~41%[20]。因此,从单位面积(每公顷)CO2排放量看,有机农业CO2总排放量低于常规农作,主要是与有机农业的标准有关,例如,有机农业禁止高能耗的化学氮肥和农药的投入以及较少喂养高能耗的动物饲料。然而,如果从另一角度——单位产量来比较有机和常规生产CO2排放的差异,不同农作排放的研究结果则不尽相同。例如:种植1hm2有机土豆比生产常规土豆CO2排放量低,但生产1t有机土豆CO2排放量则比常规土豆高[1314];同样有机牧场的养殖研究表明,生产1kg有机牛奶的平均CO2排放量比常规牛奶高[16];与常规梨生产相比,生产1t有机梨的CO2排放量在不同地区结果不同,有高有低[20]。不同农作单位产量CO2排放量变化范围从+81%到50%,主要影响因素是产量和机械耕作的强度[1221]。从耕作角度研究有机农业CO2的排放,有研究人员提出一些地区的有机生产中,因禁止使用除草剂而大量使用机械除草,导致燃油消耗产生的CO2排放量增多。但大多数研究表明机械耕作的能耗通常少于合成化肥和农药的能耗[5,2324]。总体来说,相对于常规农作,有机农业通过减少投入品的使用,作物轮作,尤其是和大豆的轮作,提高了肥料使用效率,减少了虫害管理的农业措施,从而直接(使用成本)和间接(化学生产和运输)地减少了使用化肥投入品的能源消耗[5,11,2526]。

1.2氧化亚氮(N2O)排放

农业源N2O的排放占全球人类活动排放的60%[2](N2O的温室气体当量值为CO2的298倍[2]),主要来自于化肥和有机氮肥的使用及豆科作物种植;排放量取决于肥料的种类以及肥料的处理和施用方式。有机农业禁止化肥的施用不仅能够减少生产化肥的能耗,而且减少化肥使用过程中NOx排放。文献报道在1960~2000年期间,随着化肥施用量的增多,全球作物氮的利用效率从80%降到30%,从而增加了NOx排放的风险[27]。同样,在中国,化肥投入和有机物质投入对农田直接NOx排放的贡献份额分别为77.64%和15.57%[28]。按照目前每年生产化学氮肥的数量计算,排放N2O的总量是农业上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的10%[9]。因此,有机农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N2O的排放风险。基于单位面积计算N2O排放,有机农业比常规耕作低[2930],而Syvsalo等[31]指出有机牧场产生的N2O排放比常规耕作低,但没有明显差异。如果基于单位产量计算N2O的排放,两种农作系统则相似[67,32],或有机农作略高,例如Lundstrm[16]研究了奶牛场的NOx排放量,发现生产单位产量(1kg)有机牛奶的NOx排放量略高于常规牛奶生产。与此同时,有研究表明生产管理措施能够减少有机农业中N2O的排放率,如耕作方式、粪肥的使用、种植豆科作物(N来源)及牧场和草地管理等。Unwin等[33]认为,通过改进排水,减少耕作和机械除草(而不是除草剂的使用),有机耕作可以减少N2O的排放。也有研究表明一些因素会提高有机农业上N2O的排放[34],比如豆科作物的高比例种植,堆肥过程N2O的排放,高强度的耕作导致土壤氮的矿化和N2O的排放。

1.3甲烷(CH4)排放

农业源CH4的排放占全球人类活动排放的50%[2](CH4的温室气体当量值是CO2的25倍)[2],主要来自于牲畜养殖、水稻种植以及废弃物分解(包括动植物废弃物和垃圾),其中将近80%的CH4排放来自牲畜肠道消化代谢,而20%来自排泄物,并且,液态排泄物释放CH4的可能性比固体排泄物大。动物粪肥的储藏和处理以及饲料的种类均会影响农业CH4的排放。研究表明:CH4排放的效果主要和堆肥的产生和使用有关系。如果有机系统的堆肥进行发酵,经常通风能够减少厌氧产生的CH4。此外,有机养殖通常在牧场和稻草房内进行;而常规养殖通常使用粪池进行粪肥处理,在这种厌氧环境下极易产生大量的CH4[24]。然而,相对于常规养殖的粮食喂养,有机养殖的牲畜通常摄取低质量的粗饲料,增加了CH4排放的可能,研究发现有机养殖粗粮的高投入导致CH4的排放量增加8%~10%[7,16,35]。如果研究单位面积CH4的排放,重要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牲畜放养的密度、每头牛喂养的周期、粪肥系统、反刍牲畜的比例等。Cobb等[29]、Unwin等[33]、Lampkin等[36]研究发现有机农场单位面积的CH4排放比常规低。原因主要是有机养殖的牲畜密度通常比常规低,而喂养周期比较长,其中非产奶期的比例比常规喂养低,从而产生较少的CH4排放;但有机农场反刍牲畜的比例为80%而常规则为60%,这一因素造成的CH4排放量增加与有机农场的低密度养殖减少CH4排放可以相互抵消。而单位产量的CH4排放量,尤其是奶牛场,有机和常规没有明显的区别[67,37];而Unwin等[33]和Piorr等[34]研究发现有机农场的产奶量比常规低20%,从而有机奶场单位牛奶的CH4排放比较高。土壤能够氧化CH4，从而减少CH4排放而成为CH4库。有研究发现有机管理的土壤CH4自身调节的效率比常规管理的土壤高,施有机肥的土壤CH4氧化能力是施化肥土壤的两倍[3839]。然而,由于缺乏CH4排放研究,有机农业环境资源利用很少评估CH4的净平衡及其他定量数据。专家根据文献推导出以下结论:有机农业中单位面积CH4的排放可能较少,而单位产量的CH4排放则比常规农作高(仅限于牛奶生产研究)。

2有机农作土壤固碳潜能分析

另一个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是提高土壤的固碳能力。实例研究表明有机农业不仅能够减排,而且通过施入有机投入品(生物质和粪肥),采用保护地耕作(覆盖耕作)、大豆轮作等农业措施,提高土壤有机碳的含量[4,25,40]。不同地区的专家针对有机管理的农田土壤固碳潜能开展了研究,发现有机管理的土壤每年每公顷固碳量为0.2~0.4t(C),每年固定0.9~2.4Gt的CO2,相当于全年农业排放温室气体总量的15%~47%[4145];同样,有机管理土壤的每年每公顷固碳量为300~600kg[10]。一系列有机和常规农田土壤固碳比较研究也显示,有机管理的土壤中有机质含量比常规管理土壤的有机质含量高[45],有机农田的土壤固碳高于常规农田。例如,Pimentel等[11]开展了22年的试验发现,有机管理的土壤有机碳含量提高15%~28%,而常规耕作则仅提高9%;美国中部35组有机和常规耕作的比较研究也发现,有机管理措施下的土壤有机碳含量比常规耕作高很多[46]。瑞士专家经过长期(21年)试验表明,有机管理系统土壤碳含量稳定,而常规管理系统中碳含量减少15%;Clark等[47]8年长期试验表明,有机低投入系统的土壤有机碳含量比常规农作提高10%。同样,在荷兰,70年有机管理的农场土壤有机碳含量明显高于常规管理[4849]。

分析有机管理土壤有机碳含量比常规高的原因在于,有机农田系统投入较多的动植物残体增加土壤的碳含量,或者减缓土壤有机碳的分解率,即碳投入率超过了分解率。研究表明相对于常规和免耕操作而言,有机农户通常施入较多的有机碳或者含有机碳的投入品,通过投入合适碳氮比的多种有机物质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有机物质库[50];同样,USDA在马里兰进行了长期的有机生产和免耕常规生产比较研究,发现长期有机耕作的土壤明显优于常规免耕,原因在于使用粪肥和覆盖作物能够弥补耕作引起的碳损失[51]。Drinkwater等[52]在宾夕法尼亚州开展有机和常规玉米大豆种植系统的比较试验,发现与豆科植物的长期轮作,不仅可减少土壤有机质投入,降低土壤碳氮比,同时可提高土壤有机碳含量,改善土壤的物理性质。同样,有机农作比常规农作确实能增加15%~28%的有机碳。因此,动物粪肥、有机物质的多样性以及碳氮比、腐烂率等因素都可能对这个过程产生很重要的影响[45]。Rodale研究所的科学家们研究认为,如果在所有可耕种的土地上开展有机农作,则能够减少40%的CO2排放。

尽管目前的研究证实有机管理在土壤固碳方面存在很高潜力。然而,测量一定时期内碳存储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例如地区多样性,测量不确定性,过程不确定性,实际的突发性,以及减少渗漏和储存碳的适当定价等[53];同时,从长期看,通过土壤固碳减少大气温室气体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地提高土壤有机质的水平,到一定程度会达到一个平衡,视土壤和气候条件以及管理措施而定[54]。例如,Foereid等[42]对有机管理的土壤固碳进行了模拟,发现第1个50年的土壤有机碳含量增长很快(每年碳增长率为10~40g•m2),之后趋于平稳,100年后几乎达到饱和状态。尽管上述研究表明土壤固碳的潜能不是无限制的,但一定程度趋于平稳并达到饱和。也有研究表明,有机碳长久稳定的状态取决于土壤管理以及避免碳减少的措施,例如李玉娥等[55]研究发现退耕还草后土壤CO2排放通量明显减少;通过改进的管理措施,全球农业土壤的固碳能力能够达到21~51Gt碳,相当于2~3年大气的温室气体排放(参照2004年的排放量)[40]。因此,从长期看,相对于常规农作,有机管理方式在减少能源消耗和提高土壤固碳能力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和潜力。

减少碳排放措施篇4

关键词：江苏省 终端能源消费 企业碳补偿 措施

中图分类号：F062.1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节能减排是江苏省率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国家绿色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低碳发展对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工业清洁生产具有重要作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总体上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目标，实现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有效控制碳排放总量，大幅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在COP21召开时期，中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到2020年，相比于2005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下降40%-45%，全面做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根据已有研究结论，“碳补偿”是在全球变暖和低碳经济背景下产生的生态补偿研究新领域。因此，江苏省低碳发展目标的实现对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具有重要意义，建立江苏省工业碳补偿措施，促进江苏省工业节能减排目标实现任重而道远。

近年来，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对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的发展进行了广泛研究，并取得了大量优秀成果。Ramakrishnan Ramanathan 采用DEA 模型分析了碳排放量、国内生产总值和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1]吴彼爱等发现GDP 与碳排放量存在高度相关性，其中工业部门是碳排放的最主要部门。[2]赵荣钦等人首次将区域碳补偿的机制、措施及政策建议进行了综述，为当前低碳的运行与不同区域和主体之间公平发展找到平衡点。本文采用最新数据和视角，以江苏省工业为切入点，对其终端能源消费量与企业碳补偿措施进行研究。通过分析江苏省工业终端能源消费的各项指标，提出基于企业的碳补偿措施，为江苏省工业企业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实现自主减排提供建议与参考。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在碳排放的计算方法中，由于实际测量法与系统仿真法的操作非常复杂且会产生很大的误差，因此排放系数法被广泛采用。[3]本文将采用传统的排放系数法来计算江苏省工业的碳排放。

（二）数据来源

根据数据的时效性和可得性，本文选取江苏省工业2005-2015年间8年的主要能源消费量，如表1所示。CO2 的来源主要是化石燃料能源，选取原煤、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等七类能源，没有加入电力的消费，以免重复计算。根据IPCC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提供的碳排放系数，[4]在此基础上乘以44/12转化为CO2排放系数。江苏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能源消耗量及工业GDP数据来源于《江苏统计年鉴2016》，由于能源平衡表里的终端能源消耗显示数据为实物量，本文将实物量的数据全部折算成为标准量，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取自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如表2所示。

三、结果与分析

根据江苏省工业终端能源消费CO2排放计算公式既可计算出江苏省工业碳排放量，再结合工业总产值，计算出工业历年增加值，进而计算出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弹性系数，得出当前江苏省工业终端能源消费现状，如表3和图1所示。

根据表3和图1，江苏省工业总产值和工业CO2排放量2005-2015年期间均呈上升趋势，工业增加值则波动平稳，2009年的金融危机影响了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的上升。CO2排放量从2005年的40339.39万t上升至2015年的68792.66万t，平均年增长率为6.11%；与此同时，工业增加值从7870.62亿元上升至8936.03亿元，平均年增长率为1.42%。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江苏省2005-2015年间，工业CO2排放量的增长速度大于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即江苏省的工业发展趋势不符合节能减排的推行要求，需大力推行碳补偿以减轻环境压力。

工业CO2排放强度指由于单位工业的增加值而相应产生的CO2排放量，工业CO2排放强度的变化则表明碳排放和工业增长的变化程度和趋势。[5]据相关资料显示，工ICO2排放强度越高，说明工业增长对环境的污染越大，经济增长质量越低，否则相反。2005-2015年间，工业CO2排放强度呈波动上升趋势，2009年达到9.73，说明金融危机期间，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程度高，经济发展水平的下降引起经济增长质量的降低，而2010年跌至最低值3.12，说明江苏省在经济恢复期间实行节能减排取得了良好成效。工业CO2排放强度数据的波动表明江苏省致力于节能减排标准的完善，然而，2015年，工业CO2排放强度达到了峰值9.93，说明距离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目标仍有较大差距。

工业CO2排放弹性系数的计算方法是用工业CO2排放量的年增长率除以工业增加值的年增长率。当其结果小于1时，说明工业增长速度大于CO2排放量的增长速度，节能减排的效果显著，工业污染控制总体较好；若结果为负数，则说明工业污染总量出现下降，工业污染治理效果非常好；但是注意到当其结果大于1时，说明工业增长速度是小于CO2排放量的增长速度的，节能减排的效应不明显，工业污染加剧。由表3可以看出2005-2015年间江苏省工业CO2排放弹性系数均没有超出1且以负值居多，那么则说明江苏省工业增长速度大于CO2排放量的增长速度，由此说明江苏省污染治理工作效果较为显著，但总体上CO2排放弹性系数呈上升趋势。

综合上述数据分析，江苏省工业的迅速发展带来CO2排放量的快速增加，江苏省近年来CO2排放量的增长速度小于工业增长速度，节能减排的效应显著，并且通过相关专家与学者的预测，2015-2020年CO2排放强度逐年下降，CO2排放量呈上升趋势，[6]同近年来CO2排放量的增长速度小于江苏省工业增长速度的趋势相契合；同时，应注意到工业增长会对环境产生非常大的污染，经济增长质量还有待提高。因此，在全球变化和低碳经济背景下，为建设环境友好型省市，江苏省各方面在碳补偿措施上需进一步探索。

四、碳补偿措施

查阅相关资料，碳补偿可下定义为“碳排放主体以经济或非经济方式对碳汇主体或生态保护者给予一定补偿的行为”，即通过经济手段消除碳排放的外部性的行为，以促进节能减排的有效实施，实现区域公平发展及可持续，其实质上是一种以碳为纽带的区域低碳发展的措施和手段。[7]

本文从企业主体出发，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将企业碳补偿措施总结为以下3种。

（一）企业内部碳补偿

企业内部碳补偿是通过企业员工及企业自身宗旨和运作机制以抵消碳足迹的措施。有以下三种方式：①企业内部开展植树造林与员工捐赠活动。组织员工进行定期的植树造林和为政府设立的碳基金进行捐赠，从而在整体上减少和抵消企业的碳足迹。②严格按照政府颁布的碳排放配额进行生产运作，并按时缴纳碳税。当前政府颁布的碳排放奖惩措施、碳金融工具等政府碳补偿方式是最重要的碳补偿途径，企业应相应政府号召，建立企业碳基金，以实现自主减排。③建立创新企业文化，[8]创立专属碳排放包装标记。在工业企业的销售环节中，公司可将在产品的生产、加工和运输等生命周期环节中产生的碳排放量标注在产品的外包装上，并将碳排放的成本计入产品价格中，以便于消费者在同类商品中进行选择，从而间接实现消费者对企业碳排放的成本补偿，不断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二）企业间碳交易补偿

碳交易的本质是一种市场机制，其目的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如二氧化碳的减量排放。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1年10月批准全国范围内北京、重庆、湖北、广东、天津、上海、和深圳等七省市开展碳交易试点工作。据统计，从2013年6月份开始，深圳、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重庆已经陆续建立了碳减排交易所或交易中心。据了解，中国将加快推进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建立健全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力争2017年全面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毫无疑问，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碳市场。在此政策基础上，政府会将一定的碳排放配额分配给企业间每一项土地利用活动，并规定如果该项土地利用活动实施周期内的实际碳排放量没有超出政府所给予的配额，则可将多余的配额出售给其他土地开发活动主体，因此企业间碳交易的补偿措施可以从企业经济利益出发促进企业清洁生产，是十分重要的碳补偿途径。

（三）企业间非交易性碳补偿

“十三五”规划中强调培育若干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增长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从企业间投资与技术援助的角度出发，核心是经济发达地区通过向经济落后地区输送资本、技术与人力资源，最大程度帮助落后地区实现节能减排，从而以抵消自身碳排放足迹。此措施在进行推广时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导，政府制定相关企业间援助的机制与标准，规范援助的形式与流程，从而更好实现企业碳补偿。

五、结论

本文基于2005-2015年间江苏省工业企业主要能源消费量及工业总产值，结合标准煤折算系数、CO2排放系数，计算出江苏省工业CO2排放量、工业增加值、工业CO2排放强度和CO2排放弹性系数，得出相关结论。江苏省工业总产值和工业CO2排放量2005-2015年期间均呈上升趋势，工业增加值则波动平稳；工业CO2排放强度呈波动上升趋势，2009年达到9.73，2010年跌至最低值3.12；CO2排放弹性系数均小于1，且以负值居多，总体上呈上升趋势。江苏省工业的迅速发展带来CO2排放量的快速增加，经济增长质量有待提高。从企业主体出发，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将企业碳补偿措施归纳为企业内部碳补偿、企业间碳补偿交易、企业间非交易性碳a偿等三种措施。鼓励企业内部开展植树造林与员工捐赠活动，严格按照政府颁布的碳排放配额进行生产运作，并按时缴纳碳税，创立专属碳排放包装标记；政府会将一定的碳排放配额分配给企业间每一项土地利用活动，并规定如果该项土地利用活动实施周期内的实际碳排放量没有超出政府所给予的配额，则可将多余的配额出售给其他土地开发活动主体；推动工业企业向经济落后地区输送资本、技术与人力资源，最大程度帮助落后地区实现节能减排，从而以抵消自身碳排放足迹。因此，虽然江苏省经济发展位居全国前列，近年来节能减排效果显著，但仍需从企业出发，创新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碳补偿措施方面勇于探索，致力于实现低碳模式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为江苏省经济发展和国家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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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谢守红，邵珠龙，牛水霞.无锡市工业碳排放的测算及影响因素[J].经济地理，2012（5）：140- 146.

[6] 田立新，钱佳玲.江苏省工业碳足迹研究及情景模拟[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15（3）：26- 31.

减少碳排放措施篇5

关键词碳关税;WTO规则;冲突;建议

一、碳关税的由来

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规定,包括欧盟在内的附录Ⅰ国家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须在第一个承诺期2008年至2012年内,将温室气体排放在1990年水平基础上削减5%。其他国家不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其中包括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以中国和印度等国家没有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为由,坚持不批准《京都议定书》,从而也不承担减排义务。作为执行气候政策的先行国家,欧盟各界纷纷呼吁政府对美国和中国等没有减排义务的国家的进口产品采取边境税收调节(BorderTaxAdjustment),来避免竞争力损失,防止碳泄漏发生。其后有好多文件、草案、报告表示要对未采取减排行动国家的能源密集型进口产品征税。美国也出现类似倡议。2007年12月美国参议院气候和公共委员会通过的《气候安全法案》提出边界碳调整(BorderCarbonAdjustment)的补救性贸易保护措施,主要针对中国和印度的出口产品设计。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清洁能源与安全议案》,该议案宣称,将从2020年起对不接受污染物减排标准的国家实行贸易制裁,具体的措施将表现为对未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外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碳关税”的说法由此而来[1]。

美国,欧盟成员国大部分国家以及中国都是WTO成员,有关的贸易措施都应该遵循WTO的贸易规制,那么征收“碳关税”是否符合WTO有关规则呢?

二、碳关税和WTO的适应性分析

关于征收“碳关税”是否符合WTO规则的问题,需要结合WTO的相关规定具体分析。

(一)碳关税和最惠国待遇原则

GATT第1条第1款2规定了最惠国待遇原则。按照该原则规定,缔约一方现在和将来给予缔约另一方的优惠。特权和豁免,都不应低于其给予任何第三方的优惠。特权和豁免。在国际贸易方面,最惠国待遇一旦载入双边或多边条约,则规定缔约一方在贸易、关税、航运、公民法律地位和投资等领域给予任何另一方的优惠、特权和豁免,必须无条件地给予缔约另一方。然而,征收碳关税的呼声虽然很高,但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征收多少并成员方并没有达成一致,而且也很难再短期内达成一致。因为,人们并没有讨论其他国家到底应该允许排放多少碳的问题。环境方科学家认为地球仅能承受有限的碳排放量,但是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分配碳排放量。而碳排放量的分配恰恰是界定什么是公正的国际贸易以及在全球范围内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关键。如果不先解决碳排放量的分配问题,碳关税的征收很难符合WTO最惠国待遇要求。由于每个国家到底应该分配多少碳排放量没有一个统一的划分标准,在此基础上的碳关税在额度上必然差异很大,这将直接违背最惠国待遇原则,破坏国际贸易秩序[2]。

(二)碳关税和WTO国民待遇原则

WTO国民待遇原则规定在GATT第3条,该基本原则要求WTO的成员给予进口产品不低于国内产品给的待遇。如果征收碳关税,就需要为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制订排放标准并计算排放成本,而进口产品的排放标准或者排放成本不能高于本国成本,这是基本的要求。在实践中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不同产品,即使是同类产品它的碳排放量也是千差万别的,现在所谓的碳追踪技术还远远不能达到要求。因此,为某一个产品制订专门的碳排放标准和成本是不现实的,结果只能是制订一个平均的标准,比如说对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国家征收碳关税,这样的结果就必然使进口国的产品受到歧视,从而违背WTO国民待遇原则原则[3]。

(三)碳关税和GATT20条的例外规定

GATT20条规定了一系列例外规定,其中(b)款是“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所必需的措施”例外。(g)款,是“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自然资源的有关措施”例外。但是,若想成功适用该例外,采取措施的成员方必须证明除了“碳关税”以外,没有其他“可合理获得”的措施来达到减排的目的,而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而在第20条一般例外中,无论是(b)款还是(g)款,在实施中都“不得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如前所述,对于“碳关税”征收,目前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成员国一旦实施,其措施很容易被判定具有“武断性”和“不合理性”[4]。

美国曾多次试图借助以上例外,在贸易上遏制其他国家,但很少得手,比如在小虾-海龟Shrimp-Turtle案,为了保护海龟,美国禁止进口未采用海龟隔离器捕捞的虾或虾制品。后来Brazil-Tires案也采用这些例外作为抗辩理由。巴西认为禁止进口翻新轮胎是为了预防蚊子传播疾病。以上两个案例最终都被判定与WTO规定不符[5]。

(四)碳关税和WTO的边境调节税制度

在WTO中,削减关税是GATT(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各届回合谈判的努力方向,额外增加关税很难有合法性支持。事实上,“碳关税”并不会是一种关税,而只是一种类似的边界调节措施。其之所以得到如此多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GATT中有一个“边境调节税制度”。GATT规定,根据国民待遇原则,考虑到各国的国内税存在差别,允许对进口的“相似产品”征收一个国内税,而在出口相关产品时,也进行国内税的退税。

边境调节税制度的制定避免了由于各国税制差别对国际贸易的不利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欧洲进行增值税制改革时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具体到当前讨论的“碳关税”问题,边境调节税制度是否依然适用?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来看,答案是否定的。

不同国家,由于生产过程和方法不同,产品生产过程的能源消耗或者温室气体的排放也不同,而这一差别不影响产品使用的性能。能否基于这一差别而进行贸易政策的区别对待,目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争议,WTO也尚无定论。而碳税或能源税的征收,正是基于生产过程和方法。GATT唯一的关于边境调节税制度的规定,明确指出,对于类似能源税的边境调节还存在分歧。不能适用[6]。

减少碳排放措施篇6

摘 要 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下，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推出低碳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这些政策措施主要表现为：改造传统高碳产业，加强低碳技术创新；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与新型清洁能源；应用市场机制与经济杠杆，促使企业减碳；加强国际范围内的减碳协作等。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启示：①节能优先,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②化石能源低碳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③设立碳基金,激励低碳技术的研究和开发；④确立国家碳交易机制。

关键词 低碳经济 对应措施 中国经济

一、前言

2003年英国最早提出“低碳经济”这一概念以来，它迅速为世界许多国家采纳，成为一种新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所谓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究其提出的背景来看，在于三个方面：全球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向空气中排放了大量废气，烟雾，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迅速上升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2)过多过滥、粗放式地使用资源，单位能耗与单位资源耗量过高，资源枯竭进一步加深；(3)企业生产排放出的未经过处理的废水、废气、废渣等高污染物威胁人类健康，动植物生命，破坏生物多样性，这些对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自英国提出低碳经济之后，德国、意大利、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美国等纷纷提出了低碳发展政策，本文从政策的角度分析各国的低碳措施及其差异，并提出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启示。

二、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措施

发达国家在面对温室气体压力下担负起国际责任，提出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或者保护气候变化的方案。英国、德国、欧盟、澳大利亚、日本、美国等国家均出台了多项政策发展低碳经济。

纵观各发达国家的低碳政策，他们大多把重点放在改造传统高碳产业，加强低碳技术创新上，但又各具有侧重点。低碳技术的研发中，欧盟的目标是追求国际领先地位，开发出廉价、清洁、高效和低排放的世界级能源技术。英、德两国将发展低碳发电站技术作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关键。他们认为，煤在中期和长期内仍将继续发挥作用，因此必须发展效率更高、能应用清洁煤技术的发电站。为此，英、德国政府调整产业结构，建设示范低碳发电站，加大资助发展清洁煤技术、收集并存储碳分子技术等研究项目，以找到大幅度减少碳排放的有效方法。德国还制定了二氧化碳分离、运输和埋藏的法律框架。

日本政府为了达到低碳社会目标，采取了综合性的措施与长远计划，改革工业结构，资助基础设施以鼓励节能技术与低碳能源技术创新的私人投资。对可以大规模削减温室气体的捕捉及封存技术予以大力支持，提出从2009年开始进行大规模试验，并在2020年前投入实用。此外，日本还持续投资化石能源的减排技术装备，如投资燃煤电厂烟气脱硫技术装备，形成了国际领先的烟气脱硫环保产业。

美国政府发展清洁煤更是不遗余力，在《清洁空气法》、《能源政策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清洁煤计划”。其目标是充分利用技术进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减少排放。美国电力目前电力生产的50%来自煤炭，预计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57%。为了能更加环保，更加高效地利用储量丰富的煤炭资源，自2001年以来，布什政府已投入22亿美元，用于将先进清洁煤技术从研发阶段向示范阶段和市场化阶段推进。政府通过 “煤研究计划”支持能源部国家能源技术实验室进行清洁煤技术研发。

另外，降碳的重要措施是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与新型清洁能源，应用市场机制与经济杠杆，促使企业减碳，加强国际范围内的减碳协作等都是主要措施。

三、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启示

（一）节能优先,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提高是以资源的大量浪费和生态的巨大破坏为代价的。研究表明,我国的能源系统效率为33. 4%,比国际先进水平低10个百分点,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8 种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机动车油耗水平比欧洲高25%,比日本高20%,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发达国家的2～3倍。这说明我国能源利用比较浪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潜力是巨大的。因此,提高经济活动过程中能源利用效率是控制碳排放量的重要战略措施。

（二）化石能源低碳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我国化石能源的“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结构特征决定了煤炭是能源消费的主体。当前,煤炭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接近70%,比国际平均水平高41个百分点。虽然石油的比重有所上升,但只能以满足国内基本需求为目标,不可能用来替代煤炭。因此,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难以在近10年得到根本改变。这就需要碳中和技术,在消费前对煤炭进行低碳化和无碳化处理,减少燃烧过程中碳的排放。

（三）设立碳基金,激励低碳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碳基金主要有政府基金和民间基金两种形式,前者主要依靠政府出资,后者主要依靠社会捐赠形式筹集资金。目前中国设立了清洁发展机制基金（政府基金)和中国绿色碳基金(民间基金),满足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需求。但是,现有的这两个基金主要资助碳汇的项目,还未将基金用于低碳技术研发的支持和激励上。碳基金的目标应该除了关注碳汇的增加外,还需要更加关注通过帮助商业和公共部门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并从中寻求低碳技术的商业机会,从而帮助我国实现低碳经济社会。

（四）确立国家碳交易机制

在我国的不同功能区,一些区域是生态屏障区,一些地区是生态受益区,依照国际通用的“碳源——碳汇”平衡规则,生态受益区应当在享受生态效益的同时,拿出享用“外部效益”溢出的合理份额,对于生态保护区实施补偿。补偿原则是碳源大于碳汇的省份按照一定的价格（双方协商或国家定价）向碳源小于碳汇的省份购买碳排放额,以此保证各省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总和的相对平衡。

参考文献：

[1]庄贵阳.中国经济低碳发展的途径与潜力分析.国际技术经济研究.2005(08):14～15.

减少碳排放措施篇7

低碳经济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主要特征，以较少的温室气体排放获得较大产出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发展的国际背景主要体现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以及哥本哈根宣言中。在此背景下，我国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和自身资源禀赋的压力，必须要从国家战略高度着手，通过宏观政策调控、微观主体引导和构建碳金融市场体系几个方面来进行应对。

关键词：

低碳；规则；碳排放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24007702

[HJ1.35mm]

1低碳经济的起源

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已经造成的严重威胁是低碳经济产生的大背景。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能源使用带来的问题不断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除了化学烟雾和酸雨的危害，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所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亦已被确认为不争的事实。伴随着各国政府及民众对上述问题认识程度的不断加深，低碳经济这一概念应运而生。

低碳经济这一理念始于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考虑，英国政府在2003年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之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low　carbon　economy）的概念。在这本白皮书中，英国政府提出了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少20%，到2050年减少60%，以实现建立低碳经济社会的目标。白皮书要求通过提高资源的生产率，以更少的碳排放获取更多的经济产出。

伴随着实践的发展，低碳经济逐渐的被赋予越来越深刻的内涵，不同领域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对低碳经济的理解。当前，大多数学者认同低碳经济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主要特征，以较少的温室气体排放获得较大产出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在中国，低碳经济是一个崭新的概念。我国最早涉及低碳经济的政策文件是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在2007年7月颁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7）。而根据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在2010年5月编写的的《中国碳评估报告》中指出了低碳经济的关键因素主要包括如下内容。分别是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低碳能源和低碳技术；高能源效率与低排放；降低化石燃料生产与消耗；商品与服务中的碳强度低；碳交易、金融与税收措施；低碳投资；能源安全；可持续性等。

2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然性

人类从工业革命以来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类社会逐步接受低碳的经济模式与生活方式，以达到社会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状态。人们意识到此前经济发展模式的破坏性后果，为了对人类自身及其赖以生存的地球负责，发展模式低碳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与此同时，开发可替代性能源、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等低碳化措施可以缓解日益增加的能源需求，巩固国家能源安全。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经济衰退的2008年，低碳行业的收入增幅仍达到75%，并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这也使人们在反思既有发展模式的同时，感受到了低碳经济的巨大驱动力，从而更有意愿推进经济结构的低碳化调整。面对巨大的潜在利益，各国意识到，只有主动致力于能源、产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参与制定以低碳经济为主的生态文明游戏规则，才能提高国家的竞争力，引领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

3低碳经济发展的国际背景

随着各国对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愈来愈高，在各个国家内部以及在国与国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便不可避免的出现了经济增长与低碳路径选择的矛盾，这也为各个国家的微观经济主体在低碳经济的实现过程中带来了困惑。就此，一些被大多数国家所认可的国际性公约、文件、宣言等的签署为各个国家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制度性保障和标准体系，也就此形成了低碳经济发展的国际背景。这主要体现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以及哥本哈根宣言中。

3.1《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1992年5月9日在纽约通过，并于1992年6月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期间供与会各国签署。其是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具备法律约束力。公约的目的在于控制大气中CO2、CH4和其他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排放，将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不破坏气候系统的水平上。公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规定的义务以及履行义务的程序有所区别。公约要求发达国家采取具体措施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已支付他们履行公约义务所需的费用。而发展中国家只承担提供温室气体源与温室气体汇的国家清单义务，制订并执行含有关于温室气体源与汇方面措施的方案，不承担有法律约束力的限控义务。公约建立了一个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使其能够履行公约义务的资金机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目标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人为活动对气候系统的危害，减缓气候变化，增强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确保粮食生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3.2《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于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国大会通过，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做出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具体实施规则，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环保协议。其宗旨在于通过国际社会的密切合作保护环境，降低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含量。在议定书中根据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规定，38个工业发达国家在2008年到2012年的承诺期内，把它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从1990年的排放水平平均降低大约5.2%，并对各个国家规定了具体的减排任务。由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美国一直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而《京都议定书》又必须要在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的至少55个国家批准后才能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所以直至2005年2月16日，才正式生效。这标志着人类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法规首次出现。

3.3　巴厘岛路线图

2007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方会议第13次会议上，经过两周的激烈交锋，最终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确立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之下的双轨并进的谈判安排。其主要包括减缓、适应、技术和资金四个方面的内容。同时，个缔约方还通过了《巴厘岛行动计划》，该计划要求《公约》的发达国家缔约方依据各自的国情，承担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证的温室气体减排承诺或行动；同时计划还要求发展中国开展温室气体减缓行动，发展中国家要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在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支持的前提下，采取适当的国内减缓排放行动，由发达国提供支持。各缔约方通过了《巴厘岛行动计划》（Bali　Action　Plan），同意在《公约》之下启动旨在加强《公约》实施的谈判进程。

3.4哥本哈根宣言

哥本哈根会议的目的是为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协议，然而在此次会议最终，仅出台了一个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声明即《哥本哈根协议》。但是该协议依然在指导各国的减排工作中起到了关键性的指导作用。根据UNFCCC官方网站的信息，在各国向联合国递交减排承诺的最后期限2010年1月31日之前，共计65个国家和地区向联合国递交了减排承诺。这些国家的排放总量约占全球排放总量的78%，主要排放国都承诺了各自的减排量和减排方式。欧美国家的承诺减排幅度在18.9%到24.7之间。按照各国提交的减排承诺，36个欧美国家到2020年，总计减排33.6亿到43.8亿吨二氧化碳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18.9%到24.7%。

4我国面临的压力和应对措施

4.1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力

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不仅被看成了全球低碳经济新起点，更被看做是全球制定低碳经济规则的新角逐。欧美国家的减排目标几乎都附带了条件，主要是两个，一是要形成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全球减排协议；二是主要排放国要承诺绝对减排量。这两条实际上都是针对中国和印度的，尤其是中国。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排放国之一，而且排放量增长迅速，发达国家对我国可能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1）在各种国际场合制造舆论，要求我国承担气候变化的责任；（2）要求我国海外企业遵守所在国的碳排放限额，进行碳披露；（3）要求我国出口商品进行碳披露，对没有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商品征收碳关税，或者禁止进口；（4）要求在我国的外资企业减少或不采购未进行碳披露的中国产品，要求我国按普遍的标准和方式在企业之间分配放额度，并敦促企业遵守排放限额，进行碳披露；等等。

4.2国内资源禀赋的压力

即便不考虑来自国际上的压力，仅就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继续增加碳排放量也不是长久之计。碳排放量的增长，不仅意味着能源消耗的不断增加，同时还意味着对其他地球资源的巨大消耗，包括石油、粮食、铁矿石和淡水资源等。中国的巨大产能必然需要有充足的基础资源作为支撑，资源价格节节攀高已经成为了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但众所周知，这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其实质相当于所有我们的出口贸易对象国在瓜分我们国家的自然资源，这必将为我们的后裔子孙带来祸患无穷。

4.3我国的应对措施

面对来自于发达国家的国际压力，我国一定要掌握“碳排放”标准的话语权。面对低碳发展所引起的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变化，我国应选择适当的时间承诺减排限额，参与世界低碳发展，一方面打掉职责、赢得舆论，占领国际道德高地，相应的要求发达国家承诺更多的减排份额；另外一方面，可以获得各类低碳经济游戏规则制定的话语权，进而为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赢得时间。

事实上，无论我国是否对减排限额做出承诺，我国都会选择低排放、低污染和低能耗的发展之路。因为我们所面临的资源禀赋的压力已经在说明走低碳发展之路刻不容缓。鉴于此，笔者给出如下建议。首先，从宏观层面上要从国家发展战略上着手，制定低碳发展的国家战略。具体规划上，可以从产业结构调整、财政政策倾斜等方面来落实。国家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低碳产业发展，同时，可以采取征收碳税等形式提高那些高排放、高污染、高能耗的行业进入壁垒，做到奖惩并用，以达到抑制二氧化碳排放、促进低碳产业发展的目的。其次，从微观层面上，鼓励企业开发适合低碳发展的先进技术、加强国际间交流与合作，促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再次，可以鼓励商业银行为符合低碳经济发展目标的企业创造融资便利，必要的时候政府可以出面做担保或是给与一定的贴息补贴等。最后，政府要积极发展我国的碳金融市场，通过鼓励商业银行碳金融产品创新，指导构建恰当的碳金融市场结构，制定合理的碳金融市场监督机制，旨在达到利用市场手段降低碳排放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张建华.低碳金融　［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减少碳排放措施篇8

【关键词】 台州 低碳经济 低碳生活

引言

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着三大问题:能源问题、环境问题、粮食问题。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有新的技术和新的革命。而发展低碳经济,对于缓解能源紧张、减少碳排放、保护环境将有着重要的作用。

所谓低碳经济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是国际社会应对人类大量消耗化学能源、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引起全球气候灾害性变化而提出的能源品种转换新概念。实质是解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调研时间

2010年7月8号------7月16号

调研地点

台州市地区抽样调查。包括小区、街道、火车站、汽车站、超市、广场等。

调研方法

1、针对市民设置四个方面的书面调查问卷。每方面调查问卷各准备400份。其中有关“限塑令”对居民影响的有效调查问卷381份;有关台州水资源的有效调查问卷365份;有关居民对于“低碳生活”参与度的有效调查问卷376份;有关群众对于“低碳”认识程度的有效调查问卷377份。

2、网络调查问卷

3、到相关单位咨询,获得第一手节能减排资料。

台州市环境保护、低碳减排相关目标

为了加快推进生态市建设,努力创造更加优美的生态环境,台州市以十七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污染减排,低碳节能为核心,以确保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早在2年前就已经深入开展了“811”环境保护新

三年行动,并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目标,大力倡导生态文明,实现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台州市环境保护、低碳减排相关工作任务

一、确保完成主要污染物减排任务。二、继续重点推进水污染防治。三、继续加大工业污染防治力度。四、深入开展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五、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环境污染防治。六、积极推进近岸海域污染防治。七、加快推进土壤、矿山、河道等生态修复保护。八、持续深入开展生态创建。

台州市环境保护、低碳减排相关保障措施

为保障低碳减排的相关措施得以实施,相关工作任务得以完成,使低碳经济得以发展,低碳生活得以实现。台州市特制定了以下相关保障措施。

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力求从源头上解决环境问题。二、全面实施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严格执行分区环境准入政策。三、继续加强环境法治,严格环境执法监管。四、按照城乡统筹的要求继续完善环保基础设施,切实加强运行监管。五、进一步健全环境监测监控体系,加快完善省市县三级联网、全天候实时监控的现代化环境监管网络。六、进一步提高环境应急处置能力,切实保障环境安全。七、加强环保科技平台建设,切实强化环保科技支撑。八、以资源综合利用、环保设备制造业、环保科技咨询、环保“第三方治理”为重点,加快发展环保产业。九、落实完善环保经济政策,引导鼓励社会各方面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十、积极培育和发展生态文化,不断增强全社会的生态文明意识。十一、创新生态环保工作体制机制,强化目标责任考核。

市民对日常生活中可减少碳排量的措施认知度偏低

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听说过“低碳生活”理念的受访者所占比重高达91%。其中,有28%的受访市民表示很了解“低碳生活”理念,19%的市民对“低碳”的认识存在一定的误区。而在全部受访人群中,仅有9%的受访人表示对“低碳生活”一无所知。不难看出,大多数人对“低碳生活”还是有所认知的。

但是调查结果还显示普通市民对于日常生活中可减少碳排量的措施认知度偏低。例如了解减少肉制品的摄入量可以减少碳排量的受访者比重只有35%;了解减轻汽车后备箱杂物摆放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的受访者比重只有11%等,对于生活中的另外一些简单减排知识更是知之甚少。

市民对于了解的日常相关减排措施践行度不够

本次调查中85.83%的受访者认为使用一次性筷子会给环境造成影响,但其中只有9.2%的受访者愿意自备餐具。65%的受访者认为过度使用空调会给环境带来影响,但其中仍有35%的受访者表示平时不太注意空调降温。总体上而言台州市民对于践行低碳生活的自觉性不够。

政府应加大宣传,倡导全民运动

发展“低碳经济”需从提倡“低碳生活”开始。“碳”与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息息相关,渗透于老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低碳”不应是政府单方面倡导的事,而应该是一种全民运动。所以政府部门应出台相关辅助政策,加大力度宣传“低碳”的重要性,使“低碳”的概念深入人心,引导“低碳”成为一种时尚,并使之成为一种全民自觉性的生活方式。

“低碳生活”对市民而言更是一种态度

“戒除嗜好!面向低碳经济”环境日主题提示人们,“低碳经济”不仅意味着制造业要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生产能力,推进节能减排的科技创新,而且意味着引导公众反思哪些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是浪费能源、增排污染的不良嗜好,从而充分发掘服务业和消费生活领域节能减排的巨大潜力。

其实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生活中的举手之劳都可以成为我们低碳节能的措施。只要我们注意,只要我们留心,只要我们愿意。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低碳达人;每一件事,都可以成为值得标榜的低碳举措。只是要看我们有没有这种去做的态度。

参考资料:

[1] 百度百科低碳经济[EB/OL]. baike.省略/view/ 1551966.htm.

减少碳排放措施篇9

关键词：出口企业；低碳生产；山东省

一、我国出口企业低碳生产实践的背景

（一）我国出口企业的低碳生产和绿色转型是是大势所趋

在当今能源紧缺和环境污染的双重压力下，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我国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增长方式早已无以为继，持续推进节能减排、发展绿色经济已经刻不容缓、任重而道远。

根据“全球碳计划”的最新数据，2013年全球人类碳排放量达360亿吨，“其中排名前五位的国家分别为中国29%，美国15%，欧盟10%，印度7.1%，俄罗斯5.3%。单从这一年看，中国的碳排放总量超越了美欧总和。”另外，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均碳排放量（7.2吨）首次超过欧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5倍，非常引人关注。

面对节能减排的严峻形势，我国付出了巨大努力进行低碳生产和绿色转型，成绩突出，任务艰巨。根据我国2014年9月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45%。截至2013年，中国碳排放强度已下降28.56%，相当于减少了2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2014年，广东省共有193家控排企业被强制参与碳交易。截至2014年6月29日，全国共有7个省市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目前巨大的碳排放量与出口贸易密切相关。东英吉利大学教授Corinne Le Quere说：“中国碳排放量的20%主要来源于服装、家具生产，甚至还包括太阳能电池板生产，而这些产品都销往欧洲和美国。”赵晋平（2011年）的计算结果表明，“2008年，出口隐含能源达到1.5亿吨标准煤……隐含能源出口是造成能源消费扩大不容忽视的原因之一。”因此，我国外贸出口企业的低碳生产是大势所趋、迫在眉睫，任重而道远。

（二）我国出口企业低碳生产实践的推进政策分析：低碳认证管理

从国家层面来看，我国直到2013年2月才由国家发改委、国家认监委联合《低碳产品认证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的第4条规定：“国家建立统一的低碳产品认证制度。实行统一的低碳产品目录，统一的标准、认证技术规范和认证规则，统一的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国家低碳产品认证的产品目录，将由国家有关部门制定、调整和。其中包括《低碳产品认证技术规范》和《低碳产品碳减排评价指标》。产品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可以委托认证机构进行低碳产品认证。

2014年6月27日，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和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联合举办首批低碳产品认证颁证会，凤铝集团、中联集团等27家企业获得了我国首批低碳产品认证证书，这标志着我国首次在产品层面开展的低碳行动已经开花结果。

在低碳产品认证之前，我国已经将“促进清洁生产”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中去，并于2002年6月通过了、2012年2月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以2012年9月份国家环境保护部公布的实施清洁生产并通过评估验收的重点企业名单（第5批）为例，在8774家重点企业中，共有564家山东省重点企业通过清洁生产的评估验收。

二、我国出口企业低碳生产实践的认证分析

现在，随着环保理念的不断传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进行绿色转型，开始关注低碳产品认证，主要表现为碳标签和碳足迹认证。

碳标签，就是用标签方式将产品从原料、制造、储运、使用、废弃到回收各个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产品外包装上进行量化表示，通过告知消费者产品碳排放信息而引导消费者选购低碳产品，达到促使企业碳减排的目的。目前，碳标签的标准设置和实际应用，仍然处于尝试和推广阶段，英国、美国、加拿大、中国台湾等地区都尝试推出了多种碳标签，但是至今为止，还没有形成全球统一的碳标签。

碳足迹包括产品碳足迹和公司碳足迹。产品碳足迹指产品或服务在生产和消费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释放总量。公司碳足迹是公司生产过程中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目前，在碳足迹盘查中，针对产品的盘查标准，除了日本和德国使用自己的标准外，其他国家都采用英国标准协会于2008年10月的PAS2050标准。

目前，我国外贸出口领域尚未受到来自国外的低碳产品需求压力、碳足迹认证和碳标签压力。加上大多数出口企业本身低碳生产技术能力有限，并且把低碳生产视作是一种昂贵的生产成本，因此，大多数出口企业既缺乏低碳生产欲望、又缺乏低碳生产能力。只有为数极少的、有远见的、先知先觉的、实力雄厚的出口企业认识到了低碳生产和低碳认证的时代潮流，并率先展开低碳生产和低碳认证。

以SGS颁发的碳标签证书为例，2010年10月，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得SGS集团颁发的碳标识，成为中国食品行业首个碳标识认证食品：“1千克虾夷扇贝总排放量为0.8克二氧化碳当量”。2010年10月，佛山市凯西欧灯饰设计有限公司正式获得瑞士日内瓦SGS认证的碳标签认证书，成中国大陆首家获得碳标签证书的照明企业。2014年2月，深圳微润灌溉技术有限公司获得SGS颁发的灌溉技术行业首个产品碳足迹标识。

我国的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也开始碳足迹证书业务。2011年11月，嘉宝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得CQC颁发的产品碳足迹证书。2012年6月以后，广州蓝月亮实业、广东美涂士建材、重庆瑞普电缆、成都八益家具、健威集团、重庆雷士照明等企业相继获得CQC产品碳足迹证书。

三、我国出口企业低碳生产实践的典型项目案例分析

我国外贸出口生产企业的绿色转型和低碳生产实践程度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其中的典型案例就是珠江三角洲低碳生产项目。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生产企业以服装、家用电器等轻工业生产为主，数量众多，这类行业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例高达30%。它们的能源强度相对不高，但是在提高能源效率方面有很大的空间。随着国外客户对环保问题的日益重视，它们面临较大的减少产品碳足迹的压力，还有不断提高的能源价格压力，有主动测算并减少其碳足迹的意愿。因此，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荷兰ECOFYS北京分公司以及香港生产力促进会共同发起了珠江三角洲低碳生产项目，为企业提供确定和报告温室气体减排和降低能源成本的工具，向参与该项目并且计算其碳足迹的制造商颁发标识（LCMP标识），奖励其持续减少碳排放的努力。

以2013年为例，共有15 家工厂通过该项目成功完成第三方验证评估，年均碳排放强度减少大约9%。根据胡其颖（2009）的研究论文《推动企业低碳发展的探索和实践-珠江三角洲地区低碳生产项目介绍》，如果能够将低碳生产项目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大约5.5万家港资企业推广，粗略估算，每年仅CO2排放就可以减少7400万吨，相当于大部分北欧国家的国家总碳排放量。

在低碳转型措施方面，各个出口生产企业都在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寻找最佳低碳生产措施。以浙江生辉照明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是专业生产LED室内外光源和灯具的部级高新技术企业，产品远销欧美等国家。它于2012年参加低碳制造计划，于2013年取得了黄金级别的LCMP认证。它在节能减排方面的成功措施有：（1）引进高效CNC钻攻中心及抛丸机分别替代传统钻攻及铸铝件研磨工艺，每年可节省用电17.7万度，节电比例56%并减少超过130吨碳排放。（2）对组装车间10条烘箱流水线进行改造，从10米缩短为6米，节省用电15.18万度，节电比例24%并减少超过110吨碳排放。（3）车间使用LED日光灯替代金卤顶灯，道路照明采用太阳能LED路灯替代高压钠灯并安装定时自动开关装置，新办公大楼全面更换原有节能灯并采用自产LED照明灯，总节省用电超过24万度，并减少超过180吨碳排放。

在低碳生产的收益方面，主要是提升能源效益、提升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保留旧客户并吸引新客户，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并间接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以香港利华成衣集团为例，该公司表示欧美市场越来越重视厂商对环保的承诺程度，通过参与低碳生产项目获得标识认证，可以提高企业竞争力，同时节约能源，降低生产成本。该公司计划在9个月内，在现有的5个厂房实施15项节能环保措施，预计每年能为公司节约216万元。因此，当低碳生产的收益大于成本时，低碳生产行为就会自发出现。

四、我国出口企业低碳生产实践的现状调研分析――以山东省为例

根据《山东省2014～2015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实施方案》的预期工作目标，2014年，全省万元GDP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下降2.8%、3.2%，2015年完成“十二五”节能降碳目标任务；2014、2015年，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逐年下降1.8%、1.2%、2.4%、5.5%以上。实现山东省节能减排目标的保障措施主要有三种手段：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

从山东省出口企业的绿色转型和低碳实践来看，出口企业都认识到绿色转型、低碳生产、节能减排是大势所趋，都在或多或少地进行着低碳生产、节能减排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和成绩，但是把节能减排成绩通过碳标签或碳足迹认证来表示出来，很少有企业能办到。从我国2014年6月推出CQC低碳产品认证以来，山东省共有7家企业获得全国首批低碳产品认证，它们分别是山东鸿明铝业、山东南山铝业、山东开元电机、山东金晶科技、鲁南中联水泥、曲阜中联水泥、枣庄中联水泥。另外，许鹏举和胡鑫磊在2010年对山东省出口企业的碳标签认知度做了一项调查，最后发现有近30%的企业表示了解、近45%的企业表示一般了解、近25%的企业对碳标签不了解；而在接受调查的企业中，只有45%的企业表示设有专门的部门或人员负责产品的环保、节能、低碳工作。

选取山东省东营市恒丰橡胶、盛泰集团、金宇集团、兴源轮胎等轮胎出口企业和山东荣丰食用菌有限公司为调研对象，以抽样调查的方式、围绕东营市的轮胎出口企业和农产品加工出口企业进行调研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企业低碳生产实践意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的环保要求和监管压力、员工的安全诉求以及低碳市场的诱人前景。首先是政府的环保监管压力。政府对企业排污设定了标准，检测不合格即进行处罚，限期整改，并且采取在线监管措施，实时检测企业的排污状况；各级政府部门不定期对企业进行实地检查，对环保先进单位及个人设有奖励；环保局还设立了投诉热线。其次是企业内部员工的强烈要求。

第二，企业初步建立了低碳生产实践的组织管理体系。许多企业都设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进行安全和环保管理，会对员工进行低碳意识教育，只是欠缺激励措施。不断增强的环保意识，加上政府当前的严格监管，促使企业高层开始积极购买或者自己研发环保设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第三，企业低碳生产实践的良好措施和成功经验。要节能减排，就要降低能耗使用。荣丰食用菌公司的主要能耗就是电，低碳生产的重点就是通过技术改进来降低电的消耗。在旧的生产技术中，公司通过日光灯光照满足食用菌的光照需求，然后通过空调降低日光灯散发的热度、降低温度从而达到食用菌的培育环境要求，能耗较大。目前，技术改进后，公司使用冷光灯（LED）来达到培育环境对光照的需求，消除了空调等不必要的能源消耗。另外，为了达到食用菌培育环境对CO2需求量的控制，需要进行室内排风；原来的技术是主动排风：排风和进风同时使用；目前引进了新排风设备，变主动排风为被动排风，不需要排风时就不运行设备，有效降低了能耗。

第四，企业低碳生产实践中的困难。东营市轮胎企业的生产设备以及生产技术主要从国外进口，受限于研发资金和研发人才的限制，企业自身低碳生产技术的研发和创新较难，购买环保设备的资金投入负担太大。另外，东营市轮胎企业主要采用蒸汽或电，有些企业自己设有电厂，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生产成本，缺少使用新能源的动力。

五、结论和建议

通过对山东省东营市轮胎出口企业和农产品加工出口企业进行的调研分析，发现出口企业低碳生产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政府的环保要求和监管压力、员工的安全诉求以及低碳经济效益，主要措施就是改进生产技术、实现节能降耗，主要困难在于低碳生产技术能力有限、低碳设备投资成本太高。建议政府加强节能减排的环保监管与执行力度，提供必要的资金扶持和技术保障措施，加快企业推进低碳生产的步伐，增强低碳生产的收益和效果。

参考文献：

[1]林伟明，余建辉.福建工业企业低碳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8家上市公司的数据[J].华东经济管理，2014（03）.

[2]朱淀，王晓莉，童霞.工业企业低碳生产意愿与行为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02）.

减少碳排放措施篇10

碳关税在全球减排中的特性

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为国际共识。第一个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公约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该公约基础上又产生了《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哥本哈根议定书》等具体的减排规定。但上述国际协定不具有强制效力，因此有些国家积极地承担了减排义务，也有些国家拒绝接受这项义务。承担义务多的国家，会在国内将减排权予以分配，由于减排权的限制，企业需要采用节能环保技术、工艺或设备，而这势必增加其成本。因此，一些国家认为，积极制定并履行减排承诺的国家，由于减排义务较重而使国内商品的竞争力减弱，应当进行适当修正，否则会减弱国家减排的积极性。基于这一观点，一些国家提倡采取边境税收调节，包括对进口高耗能产品征收二氧化碳排放关税、而对出口的低碳产品进行补贴以保持国际竞争力。碳关税（CarbonTariffs）是指对高耗能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目前世界上并没有征收碳关税的先例。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依据该法案，美国将从2020年起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未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碳关税。

碳关税只具有政治经济意义，对减排的实质性影响并不大，想要利用碳关税来真正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环境问题较为困难。此外，这种碳壁垒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极不公平，发达国家在经济积累的阶段也有过高排放、高耗能的阶段，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因此应在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方面承担主要义务。若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阶段施加此种技术贸易保护措施，将严重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碳关税只是一项以环境保护为外衣的贸易保护措施，其无法真正实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公平贸易”，也难以减缓全球的气候变化问题。

多边贸易体制下的碳关税实施分析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通过减缓全球气候变暖以逐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而多边贸易体制WTO以贸易自由化为目的，以世界贸易自由化来提高经济福利。两者之间目标的不一致导致其在实践中冲突很大。

WTO规则要求对成员国实施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和普惠制原则，这意味着对成员国一律平等，对发展中成员要给予适当的优惠待遇。然而，在碳税实践中由于各国的减排要求和环境标准不同，不同国家会遇到不同的碳税征收问题，导致发展中国家享受不到降低环境标准的优惠，这违反了WTO基本规则，也违反了《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在现行多边贸易体制下，实施碳关税的问题还在于对进口产品征税与国内相同产品或其投入品征收的间接税相匹配，而且对制造产品所消耗的能源所征税（碳足迹）是否为可边境调节的这一问题尚且处于WTO的争端解决考虑之中。另外，不同的生产流程导致不同的CO2排放量，对于同一产品，不同企业间甚至同一企业内部的排放量都会有所差别，如果再考虑附属产品，现行贸易安排则无法进行额外追踪。

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时，各国借助贸易措施以增加国内受影响商品的竞争力，本身无可厚非，但此举措的合法性受到质疑。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条第五款规定：“为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的措施，包括单方面措施，不应当成为国际贸易上的任意或无理的歧视手段或者隐蔽的限制”.事实上，WTO一直努力为实施减排温室气体政策提供规则空间，从1947年GATT成立初第二十条允许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的必要措施，到1993年WTO成立时将“世界资源的最适当地利用、保护和维护环境”列入其六大宗旨，直至WTO设立专门的环境和贸易委员会（CTE）以及贸易争端解决机构来对贸易与环境案件进行裁决。WTO规则逐渐放宽对于GATT第20条一般例外下的环境规则的解释，加之《SPS协定》与《TBT协定》等环境规则的具体化和标准化要求，使得WTO表现出寻求环境保护和贸易便利相平衡的态势。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说过，“一项涵盖了所有主要温室气体排放者的多边环境协定，也是指导类似WTO的其它机构的最佳工具”。这意味着若想真正解决全球减排问题，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任何单边的措施，如边境调节税等都只会被贸易保护主义所利用而无法实现真正的目的。

征收碳关税对我国贸易的影响

碳关税作为新型的绿色贸易壁垒，一旦付诸实施将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危害远超出其在减排上所做的贡献。我国现今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每百万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是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近6倍。2007年美国进口的高碳商品中，有11%来自中国，包括15%的进口钢铁、6%的进口铝制品、12%的进口纸品、19%的进口混凝土（吴玲琍，2009）。鉴于这样的比例，碳关税对我国出口和经济发展将带来很大的打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我国出口额将大幅缩减。美欧等发达国家是我国主要的出口对象，碳关税一旦开征将使我国的企业受到整体上的打击。能达到国外环境技术标准的企业需要采用减排技术，投入更多的研发成本和设备，竞争力有所减弱；对无法达到国外环境技术标准的企业来说，碳关税将封闭其国外出口市场。

我国制造业整体将受到冲击。碳关税虽直指高耗能产业，如造纸、钢铁、水泥、化肥等，但这些产业的变化将影响其上下游产业的利益，因此我国若不能找到新产业来替代原先的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则制造业产业链条将出现断裂，以及制造业整体将受到冲击。

我国就业率将呈下降趋势发展。我国产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依靠低廉的劳动力获取竞争优势。而碳关税的实施势必会改变未来国际贸易格局，我国企业将不得不被迫进行产业升级，这势必会减少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影响我国就业率。

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多米诺”效应。碳关税很可能引起发达国家的迅速效仿。同时，碳关税很有可能引起发展中国家的报复性贸易壁垒，从而进一步助长贸易保护主义的滋生，导致国际贸易规则的失灵以及贸易格局的混乱，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有序发展。

我国应对碳关税的策略调整思路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主要贸易大国和制成品出口国，还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基于以上分析，碳关税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考虑到未来低碳经济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我国必须在碳关税征收前做好准备，从国内和国际层面进行策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