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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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现实主义理论是国际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派别。斯坦利霍夫曼认为，这一理论学派可以追溯到修昔底德，因为他用一个特殊事件去描述国家行为的永久逻辑川。众多学者在谈到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时，都把它作为一个既定称谓，把它与国际关系理想主义理论相区别，而极少去关注这一名称的真正含义。英国有学者认为，现实主义表达的是国际政治研究方法的一系列命题，它包括:(一)国际政治领域是关于国家行为主体和非国家行为主体之间互动的领域，它与国内政治有着显著的区别。(二)国际政治领域被定位为无政府状态的特征，在缺乏某种超级权威的状态下，存在着对权力、利益和安全的竞争性追求。

摩根索的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以权力一利益为两纬向度，他把权力界定为利益，认为这样界定的权力是普遍有效的客观范畴。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他认为政治权力是权力的行使者与被行使者之间的一种心理关系。行使者对被行使者思想上加以影响，进而实现对其行为的控制。在摩根索看来，权力是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尽管他没有明确给出国家利益的概念，但他认为把权力界定为利益的概念是客观的、有效的。因此在他的理论框架下，权力是自变量，利益是因变量。摩根索还认为，国家追求权力，或表现为尽量维持现状，或表现为极力改变现状，不管怎样，都将必然导致权力均衡的状态。而其他因素如国际法、国际道德和世界舆论，只是国家权力的制约因素，缺乏其本身独立的本体地位。

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直接从无政府状态跨越到权力决定论，舍弃那些对塑造国家行为起同样作用的因素，是不符合国际实践的。事实上，国际行为体在行为取向上既有对权力的需求，又有对秩序的需求。

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关键的弱点，具有非历史性和前社会性的特征。只要无政府状态存在，古典现实主义就不能克服它的这个弱点。因此，对它的批判，首先从质疑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开始，发展到理性主义对制度规则和国际法的重新认识。本质上，国际法只能存在于主权民族国家所组成的国际体系中。假设民族国家的主权成为历史，超级权威机构代替了它，那么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差别就会随之消失。由于不存在高于民族国家主权的超级机构，这样无政府状态就可以继续存在;而各国在相互交往中又有对共同规范的需求，因此国际法将会一直存在下去。

二、结构现实主义视角下的权力规范与国际法规范

沃尔兹以第三意象为立论起点，以结构作为体系层次的独立变量，并通过对结构的准确定义，创立出一种可以对国际政治进行系统性分析的理论框架，即国际政治的结构现实主义。

沃尔兹利用微观经济学方法，从结构功能主义角度出发，认为无政府状态就是在主权国家之上不存在拥有合法垄断武力的公共权威，体系下的国家具有功能上的趋同效应，即各国都用自己的力量来保卫自己的安全，国家是自助的。在自助体系下，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自身安全。在功能上，沃尔兹认为只要无政府状态存在，国家在功能上就一直是相似的。在结构上，他认为国际结构随着其组织原则的变化而变化，如果组织原则不变化，则随着单位实力的改变而改变。单元之间功能上的差异是不变的，只有单元之间的权势分布状况是变量。沃尔兹用他的简明理论表明:要考查体系层次的变化情况，只要考察国家之间的能力分布情况，尤其是几个主要大国之间的能力分布情况就可以了。

结构问题是关于体现各部分排列的问题。华尔兹认为，国内政治体系是等级体制，具有集权性、垂直性和同质性。这体现在国内有最高权威的存在，政策按照纵向的纬度来实施，国内各部门在共同的法律框架下行使自己的职责，各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而国际政治体系是中央权威的缺失，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国际政治各单元之间具有分权性、水平性和异质性，国家具有最高主权，在国际法中的地位都是平等的。

与古典现实主义强调权力不同，结构现实主义强调权力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国家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权力获取安全。一个国家的权力要保持适当的量，太大或太小都有危险。

沃尔兹对层次分析法的最大贡献，在于通过给结构下一个准确的定义，首次将体系层次的结构和单元层次的变量明确区分开来，从而建构出一种简明的国际政治系统理论。但是他只选取体系和单元两个变量，而把过程排斥在结构定义之外。这样国际法、国际道德等对国际社会的重要作用就被否定了。

三、权力规范与国际法规范的新范式跨学科合作研究

国际法和国际政治的跨学科合作研究，最先是由肯尼思阿伯特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倡的。他最先呼吁国际法学者要首先研究机制理论，以便服务于国际法研究。他把综合了国际法和国际政治研究的这一新型领域称为共同学科。后来，也有学者把这种跨学科的合作称为学科间合作研究。

出现跨越两个学科的合作研究，有两个原因:一是学科外部环境都在不断变化，这些发展变化包括:国际合作机制的扩展，全球化现象，跨国主义的出现，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国际政治经济的相互依赖，国家主权的转移或让渡等。二是学科内部动态发展的需要，这是对法律规范现实性缺陷做出的反应，这种缺陷就是法律本身是不完善的，它转向其他社会科学，与具体的社会科学相结合才能完善其自身叹

这种跨学科合作研究的任务，不仅要描述两个学科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关系，还要超越从一门学科对另一门学科进行陈述。因此，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已经突破了外界所认为的它们二者是实证对规范、政治对法律的相互分离的学科界限，它们真正相互发现了对方，变得相互依赖。

在研究方法上，这种跨学科研究大多数采用比较分析法，即对国际法与国际政治、国际法与国家关系进行横向比较研究。

首先，二者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国际法律和国际政治关系都从属于国际关系的范畴叫;在实践层面上，国家之间的关系既有国家之间的法律关系，也有国家之间的政治互动关系。国际法是在国际关系中形成和发展的，而国际政治关系需要国际法规范来调整，国家之间的交往产生了建立国际法律秩序的内在需求，正是这种需求决定了国际法存在的价值。

国际法与国际政治之间存在着二元互动的关系。这主要表现为国际政治催生了国际法，国际政治的演变推动国际法的演变。而国际法对国际政治有规范性作用，这种作用包括:为国际政治的运行提供制度性架构，规范国家的行为，建立价值标准等。还有，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从国家出发，而它们追求的目标也是一致的，即国际和平与安全、人的尊严和社会公正等。

其次，两个学科存在着区别，国际法和国际政治的研究侧重点不同。国际法研究国际行为规范，侧重于对法律规范的探讨，因此它属于价值层面的内容，具有反映性和主观性。而国际政治学科研究国际关系的事实，侧重于对国家交往活动的探讨，属于国际社会事实层面的内容，具有先在性和客观性等属性。

在实践层面上，国家所做出的优先考虑也不一样。通常情况下，国家在对待国际政治问题时，往往首先考虑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等问题，而不会首先考虑法律上的是非判断。在对待国际法问题时，国家主要从法律上的是否原则来判断，而不是先考虑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等问题。

国际法与国内法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没有外部的强制力作为保障。这就为信奉物质权力的现实主义者们提供了怀疑的借口。西方法理学家认为，人们遵守法律，并非由于他们慑于强权机关的权威，而是由于他们同意至少是默许法律的实施与运行。以凯尔森为代表的规范法学派认为，国际法的效力根据是协定必须遵守的基本规范，因为次级法律规范的效力来源于更高一级的法律规范，最高级的法律规范就是法律的基本规范同意与默许，再加上国际法的内在合法性，共同构成了法律得到遵守的原因。

四、新范式研究的意义

跨学科新范式的出现，在继承国际政治理论的基础上，突出了国际法对国际社会的重要贡献。这些贡献包括:

1.国际法为国际社会提供秩序。现实主义者以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为假设前提，认为国际社会是战争状态。国际法的原则和规范可以调整国际行为体的个体行为，促使国家进行多重博弈，制定游戏规则;违反规则可能带来链式反应，这种后果是各国都不愿意看到的。

篇2

关键词:民族主义;中国形态;发展现状

民族主义诚然是当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政治文化现象之一。伴随冷战终结和全球化进程加深,在形形理论与思潮中,民族主义以其内在的强大力量,逐步成为多数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和合法性根据,成为目前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前沿。但到底何谓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起源、功能和发展趋势又怎样? 理论争议与分歧却日渐增多。在我国,民族主义社会现实与学术探讨也相距甚远,直到20 世纪末,与民族情绪一再高涨相呼应,理论研究才渐次突破传统束缚,然迄今仍未就民族主义与当代中国形态进行系统的归纳与必要的界定,总体水平还相对粗疏。如何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学术成果,在日益全球化与不断现代化背景中,从具体历史差异性与当代中国实际出发,建构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的理性民族主义,无疑是值得进一步研讨的重要课题。

一、民族主义基本内涵

长期以来,人们尝试着从不同视角阐释民族主义。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是一民族的绝大多数普遍表现并要求普及到它的所有成员中去的一种精神状态;它承认民族国家是政治组织的理想形式,承认民族是一切文化创造力和经济福利的源泉。因此个人对他的民族是极端忠诚的,因为在他看来民族是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并为自己的幸福创造了可能性。”[1 ] 厄内斯特·盖尔纳则将民族主义视作政治原则和政治合法性理论,主张“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在要求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尤其是某一个国家中,族裔的疆界不应该将掌权者与其他人分割开─这一偶然性在该原则制定时早已被正式排除了。”[2 ]1 - 2 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却将民族主义定义为“个人或集团表现出来的一民族全体成员的意识,或希望促进一民族自由、强盛和繁荣的意识,不管是自身所属的民族还是别的民族。”[ 1 ]在国内,王逸舟指出“民族主义表达了一种强烈的、通常已经意识形态化了的族际情感。”[3 ] 徐迅把民族主义概括成“对一个民族的忠诚和奉献,特别是指一种特定的民族意识,即认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特别强调促进和提高本民族文化和利益,以对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利益。”[4 ]40 余建华等视之为“心理意识、观念形态,及社会实践和群众运动的统一体”[5 ] 。坚持“民族主义是对本民族文化、语言、宗教、心理、习俗和生活方式的认同,这一认同使某一民族殊异于周围其他民族。”[6 ]“就其本来的含义而言,是指一种思想感情,一种对于操有共同语言和具有共同历史传统的集团即民族的忠诚以及对它的命运的关注。但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则是思想、学说和运动的统一。”[7 ]

尽管上述定义各有侧重,但基本可归纳为两类:一是仅将民族主义当作某种思想观念;另一则把民族主义界定成意识状态与社会运动的有机统一。事实上,民族主义既然是种“主义”,毕竟不能直接等同于“运动”,虽然主义与运动密不可分,主义可能演化成运动,运动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主义。因此,民族主义更应视为某种思想情结或政治思潮,即“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情感基础上的一种思想观念,它是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对本民族的一种热爱与忠诚,对民族统一,独立和强大,即生存与发展的追求和理想。”[8 ] 当然,也不应排斥从实际运动中深入分析民族主义。

从历史纵向考察,民族主义发韧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欧洲,伴随民族国家构建和现代国际关系演变而遍及全球。由于社会条件、文化传统,及价值诉求的差异与不同,各国民族主义发生、发展过程不尽相同,但无一例外均依托于民族与国家两载体。厄内斯特·盖尔纳因此强调“我们给民族主义所下的定义,是建立在两个迄今尚未界定的术语上的:国家和民族。”[2 ]4 故着眼于民族内涵的拓展与国家形式的演变,从社会学和政治学角度重新概括既存民族与国家的共同本质,是民族主义理论建构的必要前提。

现代意义的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期,斯大林提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9 ] 以当今世界民族具体实况剖析,该民族概念的严谨性与普适性值得商榷,但其仍较完整且科学地展示了民族的现代内涵———较旧民族形态而言,现代“民族是历史上在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的文化和共同民族意识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 10 ] 其中,“确定一个人们的共同体是否形成了民族,最深层、最主要的特征在于,看其是否形成了以共同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认同意识为核心的、该共同体所特有的观念文化系统。”[11 ]216现代国家也截然区别于自然国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国家是社会中掌握着合理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力的那个机构。”[2 ]4 是以主权为核心的政治性组织,具有四个基本特征———主权独立性、领土统一性、权力世俗性和民族单一性。但现实民族国家在国家的民族构成及其与国家政权结合上,与理想模式并不完全一致。一是建立国家的民族成份往往无法绝对同质,在一国疆域内生活的民族常常不止一个。目前全球仅200 多个国家与地区,而大小民族却有3000 个,跨界民族与民族人口流动极为普遍。二是执掌国家权力的民族状况也各具特色,国家形式亦不相雷同。一般地说,如果处于民族构成优势地位的主体民族支配并主导国家政治生活,即为单一民族国家,而若所有民族在国内政治上一律平等,共同执掌政权,就称作多民族国家。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

篇3

关键词：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学科史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003-02

对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两门学科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研究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而不研究属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学科范畴的具体问题，是理论与学科关系层面的探讨，或可以说属于学科史研究的范畴。对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关系，从学科史的角度予以厘清，有助于合理界定两个学科的方位和边界、正确理解学科的内涵和外延、促进人们更好地把握它们的发展变化与相互间影响。

一、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概念辨析

要进行相互关系的比较分析，首先需要考察学科的属性，即该学科是研究什么的。首先来考察政治学。政治学英文“Politics”一词源于古希腊语Polis（城邦）。西方政治学的创始人首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提出“善”、 “正义”和他的哲学王理想。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政治理论及其体系的著作，他倡导以个人幸福为最高政治目标的城邦政治论，使政治学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其后大致经历了中世纪神学政治学、近代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权利政治学、20世纪以来现代意义的政治学等几个阶段，①有着悠久的历史。一般而言，政治“本质上是人们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围绕着特定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利的一种社会关系。”[1]政治学，则是研究政治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

“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IR）是国外学术界比较常用的词语。在英文《韦氏词典》里对它的解释是：“国际关系是政治科学的一个分支，关注的是国家间的联系并且主要关注对外政策”。从这一定义来看，“国际关系”的属性有三点：一是在学科上它从属于政治学；二是它的研究对象是国家间的关系；三是对外政策或外交是其关注的重点。“国际关系”不仅仅是指国际的政治关系，还涉及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宗教、卫生、民族、政党等各种联系。也有学者认为，“国际关系是超越国家界线的国际社会关系。进入世界近现代史的国际关系主要是国家以及国家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2]，“严格来说，国际关系的领域集中在世界上政府间的关系，但这些关系不能被孤立地理解。这些关系和其他因素（如国际机构、跨国公司以及个体）是有紧密联系的；与其他社会结构（包括经济的、文化的和国内政治结构）也有联系；甚至与地理的和历史的因素也发生关联。国际关系学是交叠了几个其他领域的庞大学科。”[3]可见，国家间的关系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重点或主要方面。所谓“国际关系”，主要指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主要方面的联系；“国际关系学”，则可被看作是一门研究这些联系和及其规律的独立学科[4]。

二、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历史关联

19世纪，受西方实证主义思想学说影响，人们对政治学的独立地位、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有了较一致的看法，当时主要以国家政治行为、政治体制与机构、政治理论与原则、政治家的思想行为等为研究对象。20世纪早期，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也产生于20世纪初，是现实国际关系发展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是人们对国际关系认识日益加深的产物，相对来说是新学科。

传统上，国际政治学属于政治学的范畴，而国际关系学则是国际政治学的拓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范围内错综复杂的国家间矛盾的第一次总爆发，国际关系成为学者们必须密切关注的焦点。1919年，威尔士工业家戴维斯在威尔士大学资助建立了国际政治系（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Wales），并为国际政治专业设立了伍德罗·威尔逊讲座教席（Woodrow Wilson Chair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这种设置标志着独立的国际政治学科的诞生[3]。显然，国际关系学（IR）最初是以国际政治学（International Politics）的面目出现的，并且被许多政治学领域的学者看作是政治学的子学科。1949年在巴黎，各国的政治学者共同建立了“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协会确定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有五项：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党和政治团体、国际政治关系、社会舆论[4]5。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国际政治研究伴随着一系列特定刊物的出现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科领域和范式。这些刊物包括：《外交》（Foreign Affairs，1922）、《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47年）、《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1947年）、《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963年）、《和平研究杂志》（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1964年）等，此外，英美国家都出现了国际关系方面独立的博士教程[5]5。20世纪50年代末，以国际政治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政治学成为政治学的三个主要分支学科之一，另两个是行政学和比较政治学。在学科史上，“国际关系”可以说是“国际政治”在空间范围上的延展，在时间上也存在一定的先后顺序。由于这种特征，使得“国际关系学”稍微偏离了政治学领域，与政治学的联系不如“国际政治学”与之紧密。但反过来说，国际政治始终都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重点，原因在于“国际政治”关系一直以来是各种国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类关系。

三、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不同

（一）学科生成、发展历程（学科史）的不同

政治学在古希腊时期就产生了，中世纪的政治学和其他学科一样，受神学统治。近代文艺复兴时期，政治学最终摆脱神学束缚，恢复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20世纪早期，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它的生成是20世纪的事，但这个过程几乎跨越了整个世纪。

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作为一种现象也有久远的历史。其实，不管是古代的城邦国家还是现代的民族国家，只要有国家，就存在“国际关系”。“如果把古代学者的研究，诸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研究古希腊城邦国家间关系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和中国记述春秋战国历史的典籍《春秋》、《左传》、《论语》、《战国策》等视为某种“国际关系”研究的话，那么这种研究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了”[5]4。国际关系学到20世纪上半叶还不能说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有了比较像样的、可称为一门学科的轮廓。

（二）研究对象与学科特点的不同

政治学以探求政治关系的发展规律作为自己的目标和任务，因此，它的视角通常会围绕政治关系，从政治行为、政治体系、政治文化等方面去阐释政治的本质，关注国家、权力、权利等核心概念，关注人类围绕这些核心价值所做的价值选择，关注对自由、正义、和谐等终极理念的追求；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背景是由世界上所有国家共同构成的一个特殊“社会”，这个社会没有中央权威，国家间的互动在本质上是无政府的。国际关系的研究不仅涉及政治因素，而且涉及军事、经济、宗教、文化、法律、生态、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其中关注较多的是国家的外交关系和外交政策。其研究对象非常复杂，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对于国际关系学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它还涉及哲学、地理学、生态学、心理学乃至数学、统计学等众多学科，表现出十分庞杂的特点，但国际关系整体的运动规律仍是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①

（三）研究方法的不同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都经历了传统研究方法和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两个阶段。传统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研究方法、历史的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方法、法学的研究方法等；二战后初期，“国际关系学界大多数学者沿用政治学或法学的一些方法，注重对国家、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研究”[4]7。战后六七十年代科学主义盛行时期，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开始利用其他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铸造本学科新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系统分析方法、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行为主义的方法、数理统计的方法等等，统称为现代科学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上的传统与现代两个阶段是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共性。所不同的是，由于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其研究方法也表现出复合多样化的特点，更多地具有“科学主义的”倾向，研究的问题与政治学的课题相较更为现实具体，更多采用实证主义、定量分析的方法。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大大丰富了政治学学科的资料库。笔者以为，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研究方法上不存在根本性的不同。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工具，对于某一分析课题来说只要是恰切的就可以大胆采用。

四、结语

在学科发展史上，学科之间从属、分离以及综合是学科发展内在规律的表现。国际关系学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学的一个从属学科，但随着其研究领域的扩展和深化、研究成果的繁荣丰富，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地位已经在人们当中达成了共识，大家都承认它有独立的理论体系、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学科目的与学科价值。

同时，国际关系学与政治学之间也存在着相互支撑的关系。国际关系学虽然研究的是一个类似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当中各行为主体互动的关系问题，但它始终离不开政治学所提供的关于国家、权力和权利等基本概念体系的支撑，以及政治学提供的价值规范的牵引。政治学也迫切需要国际关系学在这方面的成果来大量丰富政治学研究的资料与素材，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当天，政治现象常常是超越国界的。 总之，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相互支撑与相互分离是二者间关系的主要特点和趋势，学科发展也会受这对矛盾运动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2]袁明.国际关系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美]Joshua S.Goldste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3.

篇4

（赤峰学院 办公室，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本文对网络问政方面的国内外研究情况进行了扼要梳理，认为网络问政研究正处在开创期，研究者们对其进行的一般性、相关性研究多，具体性、直接性分析较少，至于如何区分网络问政与正在热议和讨论的网络政治参与、网络舆论、网络监督、网络政治沟通等概念，怎样科学确立网络问政的研究主题、范围、内容等基础性问题；以及当前我国网络问政表现为哪几种基本形式、模式或形态，合理而规范的网络问政是怎样的，如何优化和整合各种网络问政模式……这些都还尚待深入研究.

关键词 ：网络问政；研究情况；启示

中图分类号：D630；TP3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7-0023-02

基金项目：内蒙古社科规划一般项目：内蒙古网络舆情与网络问政问题研究（2012B081）研究成果

随着网络的普及和网络涉足“权力”和“利益”，网络舆情与网络问政问题便应运而生，并影响到国家政治与经济社会的稳定.学者对舆情的关注更多集中在网络舆情与网络问政领域，对于新媒体兴起背景下网络舆情、网络问政的价值及收集、监测、分析、研判方法与对策都给予了极大地关注，不但取得了巨大的理论成果，而且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为网络问政的研究、应对提供了长效性的机制保障.笔者对网络问政方面的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了扼要梳理，以飧学习和理论研究者.

1 国外相关研究状况

国外没有“网络问政”这个术语，学者们讨论更多的是诸如“网络政治”、“网络民主”、“电子政府”等主题中的相关内容.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界展开了对网络政治现象的研究，出现了阿尔温？托夫勒、凯文？希尔和约翰？休斯、桑斯坦等著名学者，并涌现出许多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Kevin Hill和John Hughes的《网络政治学》、Chris Tonlouse和Timothy Luke的《网络空间的政治学》、William H.Dutton《网络社会：数字化时代的信息政治学》、Graeme Browning的《电子民主：运用因特网改革美国政治》、桑斯坦的《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等.学者们把它作为解决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效率低下、不能满足民众广泛参与要求的一剂良药，甚至预言网络技术上的突破可能会使得广泛参与的直接民主成为可能，很多人乐观地预言，真正民主的时代即将到来了.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互联网对政治制度、政治过程、政治权力、政府管理、国际关系等领域产生的影响，以及如何利用互联网平台实现网民与政府的直接沟通，等等.一些学者对“电子民主”主题进行了研究，普遍认为电子民主具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网络信息技术打破单方垄断和控制政治信息的局面，使得公民的言论表达更为自由，能够直接与官员进行交流，扩大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促使更多人参与政治并影响现实社会生活，这无疑会加快民主化进程.另一方面，网络发展又可能导致个别政客或利益集团操纵网络或侵犯个人正当权益，以达到某种特定目的.“电子政府”或“电子政务”也是研究热点问题之一.学者们重点分析电子政府建设对政府管理及其革新所产生的影响，如电子政府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使政府与公众的沟通更直接便利等等.如今，许多国家如美国等己经建立相应的电子政府，并通过平台系统与公民进行沟通互动，所以某些学者也将研究置于电子政府的实际应用过程中.还有些学者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网络选举上，通过发掘网络选举如成本低、增加投票率等优势来彰显互联网的现实力量，等等.以上研究虽不是以“网络问政”之名进行的专门探讨，但却在不同场合均强调和分析过网络环境下的政治参与、政治沟通、政治民主等问题，特别是具体提出电子投票、电子服务、网络会议、网络听证、网络舆论、网络监督等新概念和新术语，并对网络公众与电子政府两大实体及其之间的关系进行过某些讨论，这些分析对国内提出网络问政概念、命题以及展开研究是有积极作用的.

2 国内相关研究状况

作为网络政治的一种新形态，目前我国网络问政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对网络政治和网络参与的探讨.一些大众传媒也出版了一些研究中国网络问政现象的著作，这部分著作大都以表述性内容为主，缺乏必要的理论探讨.学界也有对网络问政的一些讨论，但总的来说，研究成果较少，较多地停留在对网络问政的兴起背景及意义上的探讨，而对政府网络问政的能力建设，新兴媒体在网络问政中的作用和责任，健全网络问政机制的路径选择等问题上探讨不多.国内学者们对“网络问政”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

2.1 网络问政的内涵

什么是“网络问政”？这是研究该问题首先面临的问题.对网络问政的基本概念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比如，关于网络问政主体的界定，有的研究者认为主体应包括各级党委政府机关和网民，而有的学者则认为网络问政的主体是各级党委政府机关，网民则是网络问政的客体.“网络问政”中到底“谁在问”“在问谁”这一关键性的问题如果不能达成基本共识，不但会影响“网络问政”的理论的研究，而且会影响网络问政的实践.另外，“网络问政”与网络政治参与、网络政治沟通、网络民主等这些概念存在哪些联系和区别，相关研究中也没有进行必要的说明.因此，对“网络问政”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由于分析和观察问题的视角不同，对“网络问政”内涵的理解也不一样，研究者们大致有三类看法.其一是“问政于民”.这种观点强调政府及其官员在网络问政中的主导地位，认为网络问政是政府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智、解决民生，以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一种新型执政方式（赵红卫、李贵成、部鲁清、陆传照等，2010）.其二是百姓问政于政府.这种观点将网络问政看成是网民借助互联网平台自愿参与政权和表达政治意愿，对社会事件发表意见，以影响国家和政府政治生活的过程（黄月琴、郭鹏杰，2010）.其三是“网络问政”是公众、政府的互动、结合.这种观点强调政府与网民之间以网络为媒介的对话和双向互动沟通，将网络问政看作政府问计于民和网民问事于政的有机结合（郭芙蓉、曹莉，2010、2011）.

2.2 网络问政的意义

对于“网络问政”的作用，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第一，“网络问政”有利于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李贵成（2010）认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信息化背景下‘密切联系群众’、‘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正通过互联网这一全新途径和方式来补充实现.通过网络，领导者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到民之所需、所想和所求，从而在综合广泛意见的基础上形成正确的决策”.第二，“网络问政”将会促进民主执政的发展，促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黄月琴（2010）认为“‘网络问政’促使传统媒体积极接纳网络的话题并做出回应和互动，共同扩展社会公共讨论空间、‘网络问政’是政府修正决策、保护公民权利的一个重要路径、‘网络问政’也极大地促进了国家法制建设和公民权利保护意识的增强”.张荣昌（2009）在回顾和比较中西方行政管理体制的变迁后，提出其关于宁波未来政府管理体制创新的思路.即以网络问政为契机，整合政府服务资源，加强执政为民基础，创建问政网络品牌.第三，“网络问政”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公共领域的延伸和构建.如周津垂（2009）通过对哈贝马斯经典理论“公共领域”与中国当前民主进程中网络所起作用的阐释，来论述“网络问政”背景下如何对公共领域进行有意识的延伸和构建.

2.3 我国网络问政存在的主要问题

“网络问政”已在我国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成就的取得并不意味着“网络问政”已经发展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程度.从实际情况来看，“网络问政”在发展的过程中暴露了很多问题，大致分为四类问题：一是网络问政平台问题，如平台形式与功能单一，服务与支持不到位，政府信息和资源整合能力差，所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反馈效率低，无网络发言人等.二是网络媒体缺陷问题，如“数字鸿沟”和假民意，网络技术的虚拟性和去责任化，网络媒体的商业化等.三是网络问政两大主体素质与能力问题，如网民言论表达非理性，网络暴力或群体极化倾向等，而政府及官员则重视不够或者应对水平低，某些领导干部网络知识缺乏和执网能力不强等.四是网络问政体制机制问题，如工作机制、考核问责机制、评议机制、监督机制不健全，网络法律建设落后和网络官僚习气浓厚等，如部分官员过分注重网络而忽视了其他的沟通渠道及非网民群体可能导致政治体系中间层级功能弱化、民意被代表，或是只把“网络问政”作为“作秀”的工具.问政流于形式，政府部门或官员对网民只问不答，或回复官僚化，敷衍化，抑或官员开博空壳化，问政落实难.

2.4 网络问政问题的对策研究

对于改善和促进“网络问政”进一步发展的措施，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归纳起来主要有：首先，将“网络问政”纳入制度化轨道，建立和完善网络问政在线交流机制、信息处理机制、问责机制等，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推动其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建设.如张丙煊（2010）提出网络问政应该制度化、制度环境要法制化、借助传统媒体的力量调整政治生态、建立制度性回应机制、提高政府的制度创新能力.王海英指出，“政府要将网络问政作为一项日常工作，常抓不懈并真正督促落实”.其次，加强互联网普及与管理，特别是政府门户网站功能升级、资源整合、长效维护，消除“数字鸿沟”，推行政务公开等.再次，提高政府官员及网民问政能力，政府及领导干部要学习掌握网络知识和提高网络问政技术技巧，网民提高参政素养、公民意识、责任意识等.最后，在网络问政环境方面，加快立法进程，加强舆论引导，整合媒体资源，建立通畅的信息渠道、网络问政与网下问政对接等.如王军（2010）提出“我国应该制定《网络问政促进法》，以对网络问政扶植、鼓励、指导、规范、保护”.

3 国内外相关研究情况分析与启示

篇5

【关键词】新贸易保护主义 贸易摩擦 策略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经济受到波及，一些国家迫于国内政治、经济压力，纷纷出台贸易保护措施，新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出现和盛行，同时，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使得我国发生贸易摩擦纠纷的情况也越来越多。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在全球范围内的反倾销调查中，有将近35%是针对中国出口产品而进行的；而在全球范围内的反补贴调查中，更是有70%以上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给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使外贸企业面临的国际经营环境变得更恶劣，极大影响了我国外贸企业的发展。针对这种客观现实情况，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与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概念

新贸易保护主义又被称为“超贸易保护主义”或“新重商主义”。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实质是贸易保护主义，它不同于传统贸易保护主义，它以管理贸易理论为指导思想，对国际贸易的发展具有更加强大的影响力。具体来说新贸易保护主义比传统贸易保护主义在名义上更加合理性、在形式上更加隐蔽性、在政治上更加便利性、在技术上更带歧视性，它打着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旗号，保护资源、环境的旗帜，以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为主要表现形式通过贸易保护，实现保护本国经济与企业发展的目的。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贸易发展的影响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新贸易保护主义快速兴起，具体来说，新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贸易发展的影响主要包括：

首先，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持续增加。近年来，随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我国的外贸企业频频涉及到反倾销问题。据相关资料统计，在2010年上半年，世贸组织成员启动的69起反倾销调查中，针对中国产品的就有23起，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高居各国榜首。

其次，贸易摩擦从低端向高端蔓延。新贸易保护主义区别于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更加注重对高科技产品的限制发展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以钢铁产品为例，以前，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钢管是初级加工的低端产品，譬如焊接管。而2010年应诉美国“双反”调查的产品则是油井钻杆，两者技术含量对比一目了然。欧盟对中国数据卡发起“双反”调查和保障措施调查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最后，绿色壁垒等新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外贸企业的发展障碍性极大。以绿色壁垒为例，为了更好的保护本国利益，很多发达国家以环境保护为名筑起“绿色壁垒”，对我国的外贸产品进行苛刻的管制。

三、我国频遭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因分析

金融危机之后，新贸易保护主义开始盛行，各方面的因素促使各个国家纷纷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对我国对外贸易产生严重影响，具体原因主要有：

（一）外部原因分析

经济危机和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首先，金融危机使各国政府面临着更大的国内经济、政治的双重压力，而贸易政策更多地是用来缓解国内的矛盾和压力，从而导致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其次，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使得更多国家使用贸易保护维护本国利益。在当今时代，国家利益仍是超越一切，贸易保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国内消费增加，或出现贸易顺差，这样可以拉动国内需求，增加就业，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竞争的加剧，国际贸易中双边主义与区域主义的兴起。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制度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而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源泉。面对日益激励的国际竞争，很多国家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逐渐放弃自由贸易政策，发起新贸易保护主义，以有效取得国际竞争主动权，保护并促进本国市场发展。受这种形式的影响，国际贸易中双边主义与区域主义的兴起，对国际自由贸易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WTO规则体系尚未完善。WTO允许在一定情况下采取正当贸易保障措施，对发展中国家不具有较强竞争能力的产业可以实施进口限制，《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它的某些规则也是鼓励和支持采取报复性行动的。有些国家甚至利用WTO和GATT的灰色条款，寻找更多“空子”。这些看似合理的措施确成了贸易保护主义“合法”的生存土壤。

（二）内部原因分析

受我国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首先，我国主要以传统产业为主，劳动密集型产业发达。因此，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主要是纺织、轻工和农副产品，其结构单一、产品档次低，极易受到发达国家技术性壁垒的限制。其次，我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我国出口产品的质量相对较低。我国相当多的企业技术装备落后，即使在改革开放后引进的许多生产技术装备，而世界范围的产品质量的迅速提高和质量标准的不断更新，使得我国的出口产品更易受到发达国家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限制。

许多企业技术、环保意识薄弱，经营理念落后。我国大部分企业由于技术落后频遭发达国家的技术性贸易的壁垒，如我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企业技术含量低、产业关联度弱、长期以劳动力价格低廉的竞争优势占据世界市场，而价格低廉又是引起国外反倾销诉讼的主要原因。而我国企业受绿色壁垒的影响更是极大，由于在生产过程和包装上缺乏环保意识，造成我国企业对外贸易的发展极为艰难，产品因达不到“绿色产品”相关要求难以进入外国市场。此外，受我国传统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的影响，低价销售、竞相压价的企业经营策略在外贸企业极为常见，外贸企业经营理念落后，还停留在过去的成本优势思想上，没有重视技术发展、环境保护以及产品创新，使我国产品出口竞争优势少，反倾销调查多。

行业组织在化解贸易摩擦中的作用尚未有效发挥。首先，由政府主导产生的行业协会行政色彩较浓，是政府官员分流的一条主要渠道，与政府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得我国一些行业协会缺乏应有的民间性、自治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行业协会功能和作用的有效发挥。其次，尽管入世后，由于过去在外贸人才、知识、信息及国际交往关系等方面的储备不足，面对日益频繁的贸易摩擦，行业协会显得十分被动。再次，协会与政府沟通不通畅，尤其是在市场保护方面还欠缺有效的沟通机制和渠道。如中日蘑菇纠纷案中，由于缺乏民间沟通渠道，使得可以通过民间谈判解决的纠纷不得不上升到政府层面。

四、我国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对策

（一）积极有效的完善并强化政府的内外职能

要求在我国的国际贸易中，积极增强政府对内管理职能，并积极有效的完善政府对外交往职能，最大发挥政府商务外交的主体作用。首先，要求我国政府树立良好的企业服务意识，面对贸易摩擦时能够做企业发展的坚实后盾，勇于面对国际贸易中纠纷与摩擦，帮助企业积极应对的同时，促进企业的产业化发展，同时积极建立健全我国的法律防范体系，给予外贸企业有力的法律支持。其次，我国政府应该走扩大内需，优化出口企业发展的道路。一方面有效的降低我国企业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另一方面，提倡“科技兴贸”，通过发展先进的技术有效的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加快企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让其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形成自身独特的发展优势。第三，政府应该建立专门国际贸易管理机构，能够切实有效的把握国际贸易动态，审议各国的相关经济、贸易政策，为我国外贸企业的实际贸易发展问题提供帮助与指导。第四，我国政府还应该对内加强外贸企业的有效管理，规范企业不正当低价竞销行为；对外努力建立和谐的双边经济关系，加强双边政治对话与合作，发展良好的政治关系，形成经济推动政治，政治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并在政治与经济积极发展的同时，推动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增加互助交流，有效减少企业贸易摩擦。总之，政府在促进经贸合作和应对贸易摩擦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切实有效的提高企业自身素质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和对外贸易的直接参与者，在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更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

了解规则，积极应对贸易摩擦。我们的企业要准确、全面了解不断创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和准则，掌握贸易伙伴的技术和法规，学会利用WTO规则积极应诉，将损失降到最低。针对国外对我国发起的贸易保护措施，我们企业不能一味退让，密切配合政府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积极应诉，据理力争，保护企业的经济利益。2009年9月23日，美国最大规模的紧固件制造商NUCOR公司控告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的螺栓、螺丝、螺母等钢铁出口制品反倾销、反补贴。在我国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两岸各企业携手反击美紧固件双反，经过调查和裁定，我国最终获得胜利。这一事件不但维护了我国出口企业正当的权益，而且增强了我国企业战胜新贸易摩擦的信心。

有效规避，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一方面，有实力的中国出口企业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FDI）的方式，选择在第三国制造商品，并直接取道该国将商品出口国外，这种方式可以减少反倾销措施实施的概率。TCL是实施此策略的例证：TCL与法国汤姆逊公司合资成立TTE公司，并收购了墨西哥一电视机生产厂，建立了大规模的彩电公司，该彩电将直接从墨西哥出口至美国，从而避免了从中国出口至美国而被征收反倾销税的命运。另一方面，我国家企业要尽快优化出口市场结构，积极开拓多元化的海外市场，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企业必须继续巩固和提高传统市场的占有率。并有步骤、有选择地开发非洲、拉美等极具潜力的新兴市场。

强化内功，完善应对机制。首先，企业要掌握最新信息。出口企业必须加强技术跟踪，以便时刻了解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最新动向，尤其是欧美等国名目繁多的技术标准和检验检疫标准。其次，引进和培养外贸人才。企业要加速造就一支包括技术人员、会计师、经济师以及律师在内的高素质应诉队伍，为构筑科学、高效的应诉机制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最后，企业应该根据国际市场的动态变化，结合自身的现实情况，制定合理的企业发展经营策略，利用先进的市场营销策略来指导企业的对外贸易，从而有效的降低外贸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低价竞争行为。

（三）发挥我国行业协会的作用

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行业协会在保护国内产业、增强企业竞争力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美国历次执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过程中，美国的各种行业协会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可以借鉴该国的经验，加强我国行业协会的建设。具体来说，发挥我国行业协会的作用，首先应该加强我国行业协会的队伍建设，有计划的建立各行各业协会见习基地，加强各行业协会之间的交流和联系，为共同应该我国的对外贸易问题而交流合作，同时利用各行业协会积极的培养一批专业性的懂法律懂外贸懂营销的国际贸易综合型人才，帮助我国的外贸企业更好的应对和解决贸易问题。其次，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我国的行业协会应该与国外的协会组织进行积极的交流与合作，学习国外的先进发展经验，提高行业协会的办事能力。第三，建立国际贸易摩擦应对基金和政策性保险。行业协会应该结合各行业外贸企业的实际情况，在政府部门的工作指导下，积极的与政策性保险公司进行沟通与联合，为外贸企业的国际贸易摩擦开发各种政策性保险险种，如反倾销险、知识产权保险等等，以期更加有效的维护我国外贸企业的发展。

五、结束语

总之，新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更加隐性、更加合理的贸易保护方式，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严重的影响。研究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相关概念与我国的实际发展情况，分析我国频遭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良好的应对对策与发展建议，有助于帮助我国的外贸企业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并努力化解各种外部矛盾，尽快跨越贸易保护主义屏障，积极应对贸易摩擦，从而确保我国对外贸易的正当权益和经济利益不受侵害，为对外经贸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更好的促进我国外贸企业的积极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发展与中国的对策探讨[J].商业时代，2013，（01）.

篇6

事实上，对于上述问题已有学者提出并回答过，但他们主要是从中国的思想文化、民众心理、海洋意识和海权观念的角度来分析的[3]。这种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却因片面强调主观因素而略显历史唯心主义倾向。还有些学者尽管强调了经济、阶级等客观因素[4]，但也因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持而流于空泛。郑和的航海属于实践活动，而作为主体的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是有目的的，这正体现了主体的能动性。目的实际上是利益的表现形式，是主体对自身利益的判定结果，说到底是界定了的利益。利益是目的的内容，目的是利益的形式，因此主体的目的一定要与自身的利益相适应，正确地反映利益。这样对主体实践活动的分析就由对目的的分析转化成对目的与利益的一致性分析了。因此，笔者尝试使用演绎法，以政治学理论中有关利益的阐释为大前提，以历史材料为小前提，对上述问题做出解释。

一、政治学理论中关于利益的阐释

利益是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古老课题，一般既包括哲学伦理学含义又包括经济物质含义。利益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利益总是人的或由人组成的组织、集体的利益，没有人根本谈不上利益问题。“按照的论述，人的利益的形成是一个从人的需要到人的劳动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过程。”[5]

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要。人作为一种高级的生物体必须要新陈代谢，要与外界（自然和社会）进行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6]因此，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但人是有意识的，人的需要除了随人的生理变化（主要体现在年龄的变化上）而变化以外，又随人的意识以及在意识支配下的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又具有主观性，这是人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的显著区别。概言之，人的需要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

按主体追求的目标和层次，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与发展需要，它们以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这两个需要客体为表现形式，其中物质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但是仅有需要不行，关键是需要的满足。需要的满足本质上是人们以一定的途径获取需要对象，而“满足需要的途径问题把从事生产和结成社会关系提上了人类活动的历史日程”。[7]为了满足需要，人们必须进行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中产生了一定的联系，形成各种社会关系，其中处于基础和决定地位的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关系，它直接影响着其他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关系一旦形成，不仅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区域化，而且还支配着用以满足需要的生产成果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因而本质上，客观地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从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具体而言，人与需要对象之间的关系就转化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了。这样就形成了由需要到生产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链条，人们的需要完成了社会转化、客观化，从而利益产生了。因此，“所谓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8] “利益既是一个物质范畴，也是一个关系范畴，具有社会性。”[9]但它本质上是一个关系范畴，“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10]需要只有与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的使用相联系，即只有与实践相联系才能转化成利益。实现了的利益便会转化成手段，并使主体产生新的需要。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满足需要的手段即利益。而社会关系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根本性手段，因此“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

决定于生产方式的利益是客观的，但对它的界定却具有主观性，对利益的判定结果或者说界定了的利益就是目的，因此，主体的目的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它以客观利益为中介与生产方式产生联系。目的只有正确地反映利益才能实现并扩大利益，继而产生新的目的、新的实践，形成循环，否则就会妨害利益，导致原有目的的改变或取消。这样要回答本文篇首提出的问题，就必须考察一下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否正确反映利益主体的利益，是否与利益一致。

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分析

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比较典型的观点有：寻找被明成祖篡夺了帝位的建文帝[11]；“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12]；“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13] “通好它国，怀柔远人”[14]；“谋求内外稳定”[15]；联合他国围堵帖木儿[16]；经济目的说；[17]另外还有满足统治者对奇珍异宝的需求，加强文化交流等说法。综上，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经济上的。

踪迹建文帝之说，略显牵强，有点高估被公认为“仁柔少断”的建文帝了，如果真的有这个目的也是次要目的。其实，“这种说法在明代已有人提出怀疑之言”[18]。“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说，实际上是把实现目的的方式、方法混同于目的本身了。“《明史》云：‘……（郑和船队）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藩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19]而“谋求内外稳定”义同“巩固政权”，是万能的说法，当然有一定正确性，但太过笼统。郑和航海远达非洲，因此围堵帖木儿说也缺乏说服力。而至于经济目的说，搜寻奇珍异宝说，加强文化交流说等，则是把主观目的造成的某些客观结果、产生的副产品同目的等同起来了。

笔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具体而言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扩大封贡体系，形成“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宏伟局面，说得委婉一点就是“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通好它国，怀柔远人”。一定程度上，如梁启超所说：“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20]

建立封贡体系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需要。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近代以前，世界领先、历久不衰，华夏民族因此早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优越感在对待异族它邦上，则具体表现为“华夏中心意识，也称中国中心观或‘天朝心态’”。[21]华夏中心意识包括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两层含义。中国为尊的居高临下心态以及华夷一统，“四海一家，化被天下”，的大一统观念自然就成了这种“华夏中心意识”的必然逻辑结果，“四夷宾服”、“万国来朝”、“天下共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需要，因为人们视此为衡量一个王朝是否强盛的标志。封贡体系（又称朝贡制度）就是在上述一系列主观意识支配下，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儒家礼治思想，以及由之决定的“柔远存抚”、“厚往薄来”为工具或原则而产生的客观结果。

历史上中原华夏政权的宗主地位受到挑战乃至被取代的情形并不鲜见，最明显的例子是蒙古统治者南下中原，建立疆域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元朝的统治者没有文化上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因此在对待朝贡国上，以武力取代怀柔，取代文化上的“化”，转而进行压服，不时干涉其内政，而且“蒙古统治者尤重朝贡的物质利益”，“朝贡制度较以往更具君臣主从关系的实际内涵，朝贡的礼仪性降到次要地位”。[22]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对封建传统一仍其旧，将封建专制统治发展到极致并恢复、发展了因元朝灭亡而中断的宗藩关系，完善了封贡体系，使其手续更加缜密，组织管理更为严格。但“洪武末年，多数海外国家已久不来贡，与明廷十分疏远了”。[23]通过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政权的明成祖新登宝座时，“前来朝贺的只有朝鲜等少数国家的使臣”[24]。因此，为了加强其政权的合法性，巩固其统治地位，他对封贡体系较之其父更是情有独钟，“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仍是‘锐意通四夷’，广招海外国家前来朝贡”。[25]郑和下西洋就是为着这个目的而进行的：“明成祖即位，多次派遣宦官，出使亚、非诸国，招徕各国使臣入贡，开拓贡使贸易。宦官郑和几次出使。”[26] “郑和携带成祖诏谕诸国的敕书，去各国开读，并持有颁赐各国王的敕诰和王印。”[27]明成祖御临的明朝宫廷宴会上曾响起这样的歌声：“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朝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朝人圣。天陛班列众公卿，齐声歌太平。”[28]

因此，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拓展封贡体系。

三、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与主体之利益的一致性分析

那么，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巩固并发展、扩大封贡体系这一目的与其利益是否相符呢？

利益总是与社会关系密不可分，利益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等，而其中最重要的、起决定性、基础性作用的是经济关系，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明成祖作为一国之君、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其根本利益应该是也只能是维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这种经济关系。对于统治者来说，对外政治关系应该是为内部社会关系的稳定服务的，不能以损害国内社会关系的稳定为代价。从长远看，对外政治关系也应建立在某种对外经济关系之上，以经济关系为基础，否则便不会长久。

而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试图恢复、巩固并扩大封贡体系所采用的方式用现代话语来说是“胡萝卜加大棒”。“厚往薄来”的胡萝卜政策无异于古代版的金钱外交：“携带大量金银、铜钱，运载大批货物作为赏赐”[29]以换取对明朝“天朝上国”地位的认可。为使它国宾服，实施军事威慑，挥舞一下大棒，当然是必要的，但这大棒的挥舞是必须要付出经济代价的。对大明的陆上临国挥舞大棒，耗费的金钱不会很多，是比较实际的考量，因为军事力量在短时间内即可到达。但若耀兵海外，这在当时来说可是非同寻常的事。首先，军队人数要多、船队要大，否则起不到威慑的作用。其次，历时久长。运动空间的扩大必然伴随时间的延长。因此，在海外挥舞大棒的流程：造巨船、修巨船、向大批船队人员提供长时间的给养、对归国船员的丰厚赏赐等，是需要巨大的财政支出的。[30]总之，郑和下西洋为达到目的，所付出的经济代价是巨大的。

不过，分析目的与利益的一致性，不但要看实现目的所付出的代价，更要对目的达到后所获得的收益与成本（代价）进行比较。封贡体系本质而言，是一种对外政治关系，但这种政治关系是特殊的政治关系，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与之相适应的对外经济关系的基础上的。经济上的朝贡贸易（对外经济关系）和礼仪上的册封是封贡体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封贡体系因此得名。它着重“追求的是君臣主从关系的名分或形式，彼此之间等级的高低、地位的尊卑，仅仅在朝贡文书和朝贡礼仪中有所反映”。[31]在封贡体系中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被颠倒了，成了政治决定经济（形式上的主从关系是朝贡贸易的前提）。正因为被颠倒了所以又被歪曲了：朝贡贸易无非是“厚往薄来”，“倍偿其价”，损己利彼的交换。“这种贸易不仅不抽关税，而且明廷对于‘贡品’也是付钱的，往往比市价高得多的钱。”[32]外国学者也认为：“朝贡制度的主要负担在于‘接受者’。”[33] “明朝政府在回赐、赏赐方面，一贯遵循‘厚往薄来’的原则，尤以永乐朝为最。”[34]诚然，万国来朝[35]，宗藩体系的扩大有利于提高国民的士气，增加皇帝的亲和力，从而有利于稳定国内政治关系，甚至可以起到“柔远人以饰太平”的作用，对明成祖来说也可谓是收益，是利益。但是，物质利益或者说经济关系才是最根本的利益，当这种对外政治关系的取得和维持导致国库空虚，使统治者缺乏统治资金时，它就成了明朝的负担了，乃至损害封建统治的基础——小农经济，从而成了危及明朝政治关系的不稳定因素了。财政负担的加剧必然对经济、政治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威胁明朝既得利益者——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从明朝封建统治者的角度看，郑和下西洋所付出的成本远大于收益。非但如此，郑和下西洋使“进一步发展海外贸易的民间呼声日益高涨和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起”，[36]这无疑会触动特别注重加强中央集权的明朝封建统治者的神经，因为这威胁了他们的统治秩序、社会关系，从而有损于他们的根本利益。

明朝作为典型的封建社会具有天然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明成祖把封贡体系扩大至万里海疆这一目的，反映的是其要显示自己是“天命之子”的一时之需，这种需要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作基础，无法同民间的对外贸易需求有效地结合起来[37]，缺乏持久的不断发展的经济动力，对封建统治者来说，是主观虚幻的需要，不构成利益的基本内容，因为“利益是需要和实现需要的手段的统一”。[38]需要本身并不是利益，需要只有同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相结合才能成为利益。而在明朝封建制度下，统治者是缺乏满足扩大封贡体系至万里海疆这种需要的手段的。封贡体系重名轻实，所体现的具有真实内涵的政治上的臣服，仅包括朝鲜、安南、琉球、占城等少数国家，且不是从一而终。而且“在数量众多的所谓朝贡国中，偶有一二次朝贡记录的国家并不在少数，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招徕入贡的海外30余国多属此类，随着下西洋活动的结束，这些国家断绝了与中国的往来”，[39]因此，实际上，它们根本就没有被真正纳入封贡体系。

对以明成祖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而言，建立封贡体系本身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但是明成祖没有把握好“度”的问题，它所追求的封贡体系，在范围上是不自量力的，与之相联系，在朝贡国的选择上是盲目的，在结果上是得不偿失、自欺欺人的，因此是对自身利益的误判，是与其根本利益不符的目的。

四、结语

由于华夏民族具有根深蒂固的“天朝心态”，因此，一般而言，建立本质上属于“礼治外延”因而与统治合法性密切相关的封贡体系，是每一位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但是需要不等于利益，需要只有与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相结合才能转化为利益。因此，封贡体系的范围必须有个度。明成祖多次派遣郑和下西洋极力拓展它，是超出了这个度的。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阶级或集团的目的，只有符合当时的历史进程并具备现实手段的时候，即只有与利益相一致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虽然他们凭借他们所拥有的经济力量和国家机器，使他们的某些反历史发展的目的暂时地，甚至是表面上地如愿以偿了，但又总是引起他们所始料不及的社会关系、利益关系的变化，以致这种目的最终被历史发展进程所否定。郑和下西洋就是这样，它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而又被中国封建社会所扼杀，没有也无法形成前后相继的局面。因为，在明代，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进程并没有走到尽头，因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只出现过体制内的异己力量而不曾出现体制外的异己力量，从而也没有形成体制外的权力中心，[40]……如果没有来自西方（后来还包括日本）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封建制度的沉重打击，中国封建制度自行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将是一个非常艰难、非常漫长的过程”。[41]明朝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取消原有目的，停止下西洋并继续厉行“海禁”。

注　释：

[1] 从人员和规模上看：“郑和首次出使，率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修造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的大船六十二艘。”参见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著：《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4页。从航行范围上看：“‘涉沧溟十余万里’，遍及亚非三四十个国家和地区。”参见万明著：《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朝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从技术水平上看：郑和船队“除充分利用风力外，还娴熟地运用罗盘针和天文地理知识，准确测定方位和航向”。参见马超群：《郑和船队首次环球航行的可能性》，《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第60页。

[2] 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3] 如：张箭：《地理大发现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版，第54-57页；张附孙：《郑和为什么没有继续西航》，《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4] 如：宋正海 陈传康：《郑和航海为什么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自然辩证法通讯》，1983年第1期；宋正海：《科学历史在这里沉思——郑和航海与近代世界》，《科学学研究》，1995年第3期；王佩云：《中国和世界都需要重新认识郑和》，《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

[5]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

[7]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8]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9] 郭树勇、郑桂芳，《国际关系思想》，军事谊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10] 张江河，《论利益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11] 如：“欲踪迹之，……命和……等通使西洋。”引自《明史》卷304，《列传》192，《宦官》。

[12] 同上。

[13] 罗仑：《论朱棣赋予郑和的外交任务》，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 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

[14] 范金民：《郑和下西洋动因初探》，《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5页。

[15] 同上，第281页。

[16] 如：“目的为联合印度洋周边国家组成联合阵线以来围堵帖木儿的扩张，并牵制其进攻中国的行动。”引自钮先钟：《从明朝初期战略思想的演变论郑和出使西洋》，见《郑和下西洋与国家战略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11月印刷，第18页。

[17] 如：“提出郑和下西洋目的主要是经济目的。”引自黄慧珍，薛金度：《郑和研究八十年》，《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18] 韩振华：《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版，第314页。

[19] 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4页。

[20] 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21]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

[22] 同上，第55-56页。

[23] 冯天瑜：《中华开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页。

[24]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25] 同上，第64页。

[26] 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3页。

[27] 同上，第84页。

[28] 参见《明史》卷63，《乐三》，转引自罗仑：《论朱棣赋予郑和的外交任务》，《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29] 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4页。

[30] 关于下西洋的耗费及其产生的经济、政治后果的具体情况可参阅陈炎著：《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182页。

[31]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32] 宋正海、陈传康：《郑和航海为什么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载《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第450页。

[33] [美]丹尼尔·J·布尔斯廷：《发现者》，严撷芸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07页。

[34]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3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相当一批入贡者是郑和接过来甚至送回去的。如：“当郑和回京时，苏门答剌、古里、满剌加、小葛兰、阿鲁等使臣也随船同来，到京师入贡。”引自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著：《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5页。

[36] 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页。

[37] “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海禁政策被其后继者沿袭下去”，由官方完全控制的朝贡贸易是明朝“连通海外各国唯一合法形式”。引自冯天瑜等著：《中华开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页。

[38]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39]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