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认知范文
时间：2023-11-27 17:53:5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新闻传播学认知，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 认知建构主义和发现式教学的内涵
认知（cognition）是人最基本的心理活动，指通过心理活动（如形成概念、知觉、判断或想象）获取知识的过程。认知建构主义的学习观首先是对环境的重视，即情境性：知识并不是脱离活动情境抽象地存在，知识只有通过实际情境中的应用活动才能真正被人理解；其次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即互动性：学习任务是通过各成员在学习过程中的沟通交流、共同分享学习资源完成的。同时建构主义学习观强调对学生原有经验的重视。学生并不是空着脑袋走进教室的，他们在日常生活、学习中，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经验。所以，教学不能无视学生的这些经验。
发现式教学的萌芽最早出现于19世纪中叶，当时德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被誉为“德国教师的教师”的阿道尔夫·第斯多惠提出：“科学知识是不应该传授给学生的，而应当引导学生去发现它们，独立地掌握它们。”其后的英国教育家斯宾塞也有相同论断，认为：“在教育中应该尽量鼓励个人发展的过程，应该引导学生进行探讨，自己去推论，给他们讲的应该尽量少些，而引导他们去发现的应该尽量多些。”从理论角度诠释，发现式教学的思想指导基于认知建构主义理论的发展。主动建构自身的学习和自身知识体系的过程，就是学习者以自身为主体，以自己原有的认知为基础去探索外界知识，并伴随着对原有知识体系的丰富和修正。而发现式教学模式从根本上就是强调的以学生为主，指引其积极主动“发现”新知识，感悟新理论。本文将从认知建构主义的视角下对新闻传播专业发现式教学模式进行研究。
2 新闻传播专业发现式教学模式探析
2.1 “情境”在发现式教学中的应用。认知建构主义教学观认为认知行为都是在一定活动情境中进行的，无法脱离特定的学习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现式教学要求学生有充沛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那么，作为学习的引导者和指导者的学校和教师就要创造和学习有关的尽可能真实的学习情境，激发学生正确的探索性思想活动。
无论是实物、模型、音乐还是语言描述等情境模式，首要的是情境的轻松愉悦可接受性和真实性。这里的真实性并不一定指客观实在，其真正内涵在于基于建构主义“图示”概念，教育者所提供的“情境”能够和受教育者已有的对事物的知觉理解和思维方式较为完美的契合，以助于学生对新知识、新刺激的同化，达到理解上的真实，而非左耳入右耳出。
新闻传播专业教学中的“情境”，一种是存在于实践性教学中，如新闻摄影中的实践操作，报刊媒体和具体新闻的分析，自己动手撰写新闻稿、编撰刊物等等。这些是从属于新闻实务方面，但在提升学生的新闻传播专业主义的理论素养方面，“情境”应用并不理想，仍存在“灌堂式”的行为主义学习。新闻传播理论性课程并不枯燥，枯燥的只是教师营造出的并被学生所感触的学习情境枯燥。一方面，教师要加强课前准备，借用超媒体、多媒体等手段营造直观的情境，如用历史事件的影音资料和解释新闻理念的典型案例实物图片加深思维刺激、加深印象、引发思考；用新闻理论的组织结构图，给学生以思维的正确方向。另一方面，情境从来都是直观手段和语言描绘相结合的，教师良好、恰当的语言描述能够提升感知的效应。情境的好处在于形象、生动、便于理解，更在于知识的不仅仅存在于白纸黑字上面，而存在于鲜活的情境、事例上，让学生自己于情境中总结经验。这样总结出来的传播理念在旧有图示的同化过程中更容易达到建构主义所描述的平衡状态。
2.2 “互动”在发现式教学中的应用。
互动式教学，就是通过营造多边互动的教学环境，在教学双方平等交流探讨的过程中，达到不同观点碰撞交融，进而激发教学双方的主动性和探索性，达成提高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方式。在新闻传播发现式教学中，互动式教学可以采用换位的方法进行，即首先由学生根据已有的知识和方法（即建构主义中的旧有图示），自己进行新知识、新理念的融合、同化，这个同化的时间不能过长，在学生已有大概新知识印象的前提下，在课堂上开展互动交流，让不同的理解和理解方式进行碰撞，让学生发现碰撞的异同点、优劣点并产生趋同一致的理念图示。此过程要有教师的引导，避免误入歧途。最终导向正确的课堂知识。
2.3 充分利用信息化社会中学生故有的新闻传播经验。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中国，学生，尤其是高等学府的学生对于网络、媒体等传播媒介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潜移默化中就具有了自己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图示。仅以08年南京师范大学高山冰对江苏数所高校大学生媒介现状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的媒介接触行为：“每天花在报纸杂志上的时间为42分钟、广播30分钟、电视95分钟、互联网131分钟。”这表明，一方面，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大学生在课程前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丰富的媒介传播经验，甚至可以说通过网络、手机等方式已经亲身参与到了信息传播过程当中。这在教学当中，其优势是学生很容易联系自己的经验图示和书本上的知识内容，更好的进行知识的发现之旅。
3 重视发现式教学中教师的作用
发现式教学强调以学生为主体进行自发式的知识探索。但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自发”带来的另一个定义，“盲目”。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从认知理论上说，它反映了客观的差异性。认知建构主义所揭示的学生在传播学上的旧有图示则加剧了这种差异性，因此，发现式教学中不能忽视教师的角色。根据建构主义观点，师生之间是一种交往和共同创造意义的关系，是一种“你——我”关系。教师要积极创建平等、民主、和谐的课堂氛围，并且作为学生的指导者、交流者和合作者，与学生共同探讨问题，分享自己的感情和想法，启迪学生的思维。在学习的初始阶段加以引导，在学习的阶段性时期加以解释和拓展，在学习终了加以总结与评价。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综上所述，认知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发现式教学是要以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为前提，努力做好新旧经验融合，建构新的传播经验的过程。这一过程要在恰当的、易于接受的学习情境中，通过开展独立探讨、知识的互助交流、互动式教学，产生知识的碰撞、融合，在教师角色的指引下，由学生自己建立起新的传播经验图示，实现由抽象知识到科学概念的转变。（说明：本论文为衡水学院教改课题成果论文之一，课题编号jg2010012）
参考文献
1 姚勤华．温特建构主义哲学观解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0 （5）
2 温彭年等．建构主义理论与教学改革.教育理论与实践，2002（5）
3 鲁锋．浅谈对“发现式教学法”的几点思考.数学学习与研究：教研版，2010（17）
篇2
综观我国当前新闻传播理论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特点：
一是注重对西方主流传播思想。主要是自由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
二是注重实践，主要是传媒经济的研究，并有较大的实绩。
但也有两个偏向：
一是缺乏对当代西方新闻传播思想和思潮的全面研究，对西方新闻传播思想发展的最新动态了解不够，并且只停留在对西方传播思想的介绍和消化上；
二是缺乏对中国本土新闻传播的研究，对实践的研究还比较浮躁。总之，我们无法将西方新闻传播理论在实践中复制，而符合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展的新闻传播思想理论框架尚未形成。
我国新闻节目是基本叙事模式。比如，百姓利益受损一记者调查取证一上级领导惩罚非法行动以及执法者出面一百姓利益得到补偿。那么，透过这种叙事模式，我们不难发现新闻传播要表达的意义是：人民利益应该受到保护，非法行动必须受打击，作为执法者的政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完全可以信任，这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构建。
在相当长的计划经济年代，我国新闻传播一直成为政治的一部分。成为计划经济的一部分，作为党的意识形态的工具，成为权力的助手。其政治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被强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其社会功能、经济功能则被有意无意地置于被压抑和被忽视的地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新闻传播逐渐走向民主化、法制化、市场化。但仍面临着必须改革的巨大压力。
首先，伴随经济一体化、世界全球化的打开放格局的形成和各种传媒技术的进步，人们已不满足子传统的灌输式的宣传报道。对“知情权”、“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要求越来越强烈，这是很正常的。“而当这种要求在国内的新闻传媒上无法、或者很难得到满足时。就会转向国外的媒体寻求信息来源，互联网正满足了这一需求”。因为，现代社会的人们既不能只拥有一种声音，也不能只属于一种声音；当今世界又为人们传播和获取个种声音提供了相应条件。
其次，新闻传媒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产业，理应与世界接轨。而中国的新闻传播市场一直是独家经营，规定外资不能经营国内新闻媒体，亦不能合资经营。
第三，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收听和收视到国外广播电台、国外电视台的(包括卫星电视)节目。互联网、国际传媒已造成“全球共此时”的状态，人们已进入开放的全球信息空间。我国的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也实现了新突破：一是加强传播学中国化研究。新闻传播学作为一个科学的学科建设来说，对于本学科的思想历史资源的整理和发掘显然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一个新兴的学科就很可能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近年来，我国的一些新闻传播学者就非常重视新闻传播学术史的整理尤其是新闻传播思想发展的系统研究。先后出版了《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和《中国传播思想史》两套传播学术史专著。不仅及时总结了近一百年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全面发展状况，而且全面深入研究了中国有史以来的传播思想的历史演进。从而成为传播学术史研究的开拓与奠基之作。但研究是刚刚开始，任务仍繁重。二是对西方新闻传播学的整体研究，尤其是对西方新闻传播思想中的非主流传播思想研究。西方新闻传播思想发展大约分三个阶段，即15世纪——19世纪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发
转贴于
篇3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要求该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基本原理和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以及与广播电视有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受到广播电视新闻采访、写作、编导、播音、节目主持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广播电视节目策划、编辑、采访、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由此可见，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教育的本质在于引导学生了解媒体传播的现象，掌握媒体传播规律从而能熟练地把握媒体传播。因此，传播学理论课程的教学需要树立具有强烈专业关切精神的教学理念，教学理念是教学效果的前提和基础，是教学效果的重要保证。传播学在广播电视新闻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下，传播学课程教学的专业针对性，就是要在教学过程中考虑媒体传播作为一种传播现象的一般性特征和独特性特征，处理好教学过程中传播学理论的一般性和媒体传播的专门性之间的关系。教师在传播学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关注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需要，依据专业的特点强化教学理念，进行教学改革，提升教学效果。
教学过程包括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两部分，在加强教学理念的同时，学生对学习传播学的思想认识同样重要。许多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学生对于《传播学》课程的学习认识不够，不太重视，完全区分传播学与新闻学，认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本身操作性、实践性特别强，应该加强与广播电视切合紧密的课程如《新闻学》、《节目制作》、《电视摄像》、《电视节目策划》等课程的学习，完全没有必要学习《传播学》那些既枯燥又无用的理论知识。没有充分认识到传播学的理论知识对新闻传播的指导作用。所以许多同学知道媒体传播的一些传播现象，却并没有将其进行归纳总结，上升到规律和理论的层面，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思考。宁树藩教授早在1994年就曾谈到他的一个想法：“新闻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新闻传播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这可说是本来意义上的新闻学；一是以报纸等新闻媒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而形成起来的，无以名之。姑称之为广义新闻学。”而且指出：前者是核心，是基础，失去前者就不成其为新闻学了。1998年，李良荣教授与李晓林也曾撰文呼吁：“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必然趋势，也是必由之路”；“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对传统新闻学的一次改革”。
上述学者的观点非常明确指出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学生们在学习传播学的过程中，首先要认清传播学与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之间的紧密关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学生们的学习态度，进而才有学习的激情和动力。
二、切合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
传播学教学模式既有普遍性，也有不同专业的特殊性。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传播学教学更要切合该专业特点进行教学内容的优化整合。不仅要用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分析媒体传播现象，更要用传播学的理论进行新闻传播的实践指导。依据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才能真正达到学有所用，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
据调查了解，目前，我国广播电视新闻学的本科教学中，使用的传播学理论教材有很大的相似性，基本上涉及到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传播类型研究，主要包括传播者、传播受众、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以及效果研究等内容，而传播效果又着重介绍四大宏观社会效果，即议程设置、培养理论、知识沟假说及沉默的螺旋理论。这种安排基本上将西方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经验学派的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学生，它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类本科教学普遍采用。然而。教学过程中，只向学生纯粹的介绍这些源于西方的传播学理论，肯定得不到学生的欢迎，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往往游离于专业之外，并没有和专业紧密地结合。传播理论教学要以一般原理介绍作为重点，再结合实践。使学生学有所用，学以致用。教学过程中，注意将抽象的传播学理论与具体的新闻传播现象结合，使抽象问题具体化、感性化。比如，在讲解议程设置时，在学生们了解了它的本质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势力对舆论进行操作和控制的过程之后，结合新闻实例进行讲解。例如，美国轰炸伊拉克之前，大肆渲染后者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本质也是利用媒体进行议程设置，扰乱视听，推行其霸权政策。在讲解人际传播时。通过观看记者和采访对象的电视节目录像进行探讨分析，使同学们真正理解传、受双方之间的认知互动、情感互动，从而指导将来的新闻采访工作，做出有创意和深度的新闻作品。
传播学教学，就是要让学生在体验中理解、掌握，以及运用所学的知识，解释新闻传播现象，提高新闻传播实践能力。教学过程应该将新闻传播现象与传播理论紧密结合，从一般到特殊，从理论到实践，充分优化整合教学内容，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三、丰富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激情
传播学本身理论性较强，多开于专业学习的较低年级，学生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比较有限，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的采用对于教学效果的体现是很有益的。传播学教学必须要跳出理论型课程单向教学的传统模式。不仅要将传播学理论研究成果清晰的介绍给学生，还必须充分尊重传播学自身学科性质，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们参与思维，进行主动学习，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经调查，教学内容枯燥、抽象、难于理解，是学生们对传播学学习的普遍印象，所以在教学中可运用多媒体技术。提供多元化的学习情境，产生多样性的外部刺激，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其中，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是方法之一。运用多媒体技术将一些抽象的过程、微观的现象进行模拟，瞬间的现象进行定格，是教学内容变得具体、直观、生动而易于理解。另外，多媒体系统的超文本功能，可以把诸多的教学信息，由不同媒体形式进行有机组合，将与某一教学内容相关的不同层面的资讯系统集成在一起，实现课堂教学信息组织表达的最优化。对于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同学来说，影像资料特别丰富，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优势，使抽象的教学内容形象化、简单化。如，在讲授人类传播的符号和意义的内容时，播放对话、访谈类节目，借用影视的直接诱导，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使他们进入教学内容情境之中。通过这类节目的主持人、嘉宾的非语言符号，如面部神态特写镜头，肢体动作细节描写来反映其心理活动，并通过讨论使学生掌握基本的知识点，同时对著名主持人的采访技巧也有了直观的认识。例如，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播放了湖南台鲁豫主持的栏目《说出你的故事》中的《白岩松约会电视》这期节目，因为主持人和嘉宾都是明星主持人，同学们参与热情非常高，讨论非常热烈，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要想提高同学的参与热情，还可以采取情境教学的方式，让学生亲身模拟，直接感受教学内容，加深体会和理解。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将同学从枯燥的被动接受的教学中解脱出来，同时可将理论直接付诸实践，使同学们学得轻松，接受愉快。如讲解传播技巧和传播效果的内容时，笔者让同学上讲台模拟了“诉诸理性”和“诉诸感情”以及“警钟效果”，使课堂气氛变得轻松活泼，同学们对教学内容记忆深刻。大众传播的教学中，针对传播热点话题，组织学生跟踪大众传媒的报道，要求学生对所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再利用课堂时间进行讨论。这样的互动安排，充分考虑到教学目的和学生的兴趣，鼓励学生学习积极性，一般都能达到预期效果。如笔者组织同学们就“3·14拉萨事件”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了讨论分析，效果很好。
由此可见，只要教师将传播学的教学进行适当的处理，使之与新闻时事紧密结合，使同学深入教学内容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传播学教学过程就会变得轻松愉快，教学效果就会明显提升。
四、与时俱进的探讨新问题，培养学生思考分析能力
人类传播的发展过程，是一部人类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不断扩展自身的传播能力、不断发展和创造新的传播媒介、不断使社会信息传播系统走向发达和完善的历史。纵观人类传播发展历程，先后经历了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大众传播时代和网络传播时代。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这本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媒介即是讯息”，指出了媒介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电子化时代，媒介具有前所未有的积极的能动作用。媒介引起了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和模式变化，媒介改变、塑造和控制人的组合方式和形态。20世纪80年代，社会形态、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使得人类社会出现全球化、信息化趋势。网络传播已经成为信息社会传播的基本形态。它突破了大众传播时代大众化、非目标性、单向、区域传播的障碍，使得传播走向个人化、目标化、双向和全球网络传播。
媒介的变化发展，使得我们必须站在时代和学科的前沿，从历史的、发展的角度，带着前瞻性的眼光关注传播环境的变化和发展，努力探求能适应新形势、新环境的传播学规律。网络传播过程的交互性、多媒体化以及媒介资源的丰富化、信息传播的全球化等网络媒体的许多打破传统媒体的新的传播特点，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不仅深刻改变了传统的传播学研究方法，同样改变着传播学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传播学教学应该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媒介环境的变化而与时俱进地树立新观念、赋予新内涵、整合新架构，不能永远停留在吸收与借鉴的层次上。譬如，“沉默的螺旋”理论在网络媒介是否依然适用?为什么?新媒介与传统媒介的关系是互补还是排斥?新媒介的普及将使媒介的使用形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传统媒介的运作方式产生影响吗?为什么?如何产生?网络等新媒介对人类的社会生活带来哪些变化?诸多问题需要传播学教学过程中提出或者质疑。传播学教学应该根据时代的变迁，环境的变化而提出相应问题，培养学生独立的思想。批判的意识，客观的判断，并学会系统的分析。
总之。传播学是专门探讨人类传播现象和传播规律的学科，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传播学理论课程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引导学生充分认识和把握传播学的一般规律，并用传播学的基本理论来分析思考媒介信息传播现象，指导各种媒介信息传播实践。传播学教学效果的保证，需要教师多费心思组织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以及与时俱进的进行教学改革创新。
篇4
一、媒介社会化研究的两条路径和问题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检索关键词“媒介化社会”，可以搜集到的相关论文达两百多篇。其中，发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一文已经被引用两百多次，在学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媒介化社会”在学界的研究热度。但是这篇论文重点介绍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会化只是作为媒介融合的一个结果被简单提及，并未对其特征进行详细描述。不过其中关于“媒介人”和“拟态环境”的理论阐释，开拓了媒介化社会研究的理论视野，成为许多后续研究的起点。不过，学界早在2004年举行的“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已经把“媒介化社会：现状与趋势”作为论坛主题，积聚了一批颇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李双龙、王婷婷对论坛所做的综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会化”这一主题之下，大会研讨的内容涉及到了包括传者、内容、媒介、受众、效果等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2]这也显示了“媒介化社会”这一概念对新闻传播学研究问题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国内对于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文章从2006年开始大量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联网的发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进切实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体验。有学者提出社会的媒介化是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同步的，只不过“其突破性进展却是在电视普及之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使这一过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一些研究者仍然习惯将媒介视为媒介化社会研究的中心，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即受众的媒介依赖程度、受众对媒体的角色认知等。有的则将研究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如少数民族、“农民工”等)身上，从媒体的“赋权”功能分析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化。[51有学者从舆论学的角度关注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表达特点，实际上是阐述网络自媒体的出现所带来舆论生成过程的变化。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构社会的功能为出发点，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径，旨在通过研究媒介建构社会的特点，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仍然以媒介为中心和出发点研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已经不足以理解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有学者提出的，传统想象空间已经不能解释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会并进而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个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应该看到，在社会媒介化的过程当中，媒介自身也在经历着社会化的过程。从传统媒体的中心辐射式大众传播到社会化媒体的病毒裂变式传播，媒体已经不是天然地站在社会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结构的改变也必然要求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同时，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关注社会的媒介化有可能带来诸多弊端。这种研究批判的路径其实也是“媒介化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技术的过度发展和对人类的技术控制一直是潜伏于现代社会的深层忧虑。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就描绘了一个统治者依靠大众媒介重写历史、改造语言、清理思想、重构社会的恐怖场景。因此有学者认为，“媒介化社会”的概念“越过了和比较中性的信息化与国家发展的关联，而进入到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伪环境’(即拟态环境)、甚至所谓媒介‘妖魔化’的关联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警醒和反思基础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会中语境进行媒介素养的研究有了更加显著的意义，即使人们对现代传媒拥有一种批判的能力(即素养)，帮助人们解构媒介的“编码”，避免沦为媒介的奴隶。对媒介化社会的批判、对“媒介经验”的不信任，在逻辑上也必然走向对人类“直接经验”的强调。有学者就认为，“人类只能靠自己与生俱来的沟通本能，去诉说，去倾听，去建立并实施新的关系或交往规则，帮助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总的来看，媒介化社会的行政研究路径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会的一些规律和特点，从社会建构、话语抗争、舆论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具体变化，其缺点则在于对媒介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觉，对媒介技术带给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乐观，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会的倾向之中。媒介化社会的批评研究路径对上述问题有着高度的警觉，但如何从此路径进一步增加人们对于媒介化社会的认识和洞见，当前的研究似乎还缺乏有力的回应。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化社会研究路径，它既应该是有经验的支撑、实证的力度，也应该拥有批判的视野、思辨的深度。
二、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不过，让我们暂时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会”本身来，因为它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条理解诸多新闻传播学命题和理论的路径。19世纪30年代，大众媒体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媒介化进程的开始。随着电视这种更加直观化、娱乐化、大众化的媒介的普及，人们对于大众媒介的依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众媒介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繁荣发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资讯服务的同时，也大大地加重了人们的媒介依赖症。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实质上是媒介不断获得建构现实的能力和权力的过程，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始终是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同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媒介化是开展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而媒介化社会可以看作是众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厦门大学陈贼如教授在其专著《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中曾对许多传播学理论作过类似的总结。她认为，如学术前沿“框架”、“议程设置”、“把关人”等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很多红火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有选择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关研究、议程设置，其目的都是为了推断这些隐藏在传媒内容背后的(选择的)‘标准’。”而在陈教授所未论及的许多新闻学理论的背后，也同样是以社会的媒介化为逻辑起点的。对新闻所作的定义“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已经将新闻的事实属性和建构属藏其中。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现实与镜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起点，所有的新闻理论无不指向于如何让媒体更好地反映现实。现代媒体以向读者提供信息，帮助读者观察外部世界为基本职能，这也是公众对于大众媒体的最低期待。这种功能和期待也是随着现代新闻业职业伦理的发展而形成的。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精确新闻学、新新闻主义等在内的西方众多关注新闻实践活动的新闻学理论，从根本上都是希望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角度出发，探索如何拉近“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距离。网络媒体的巨大繁荣对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新的媒体环境极大地改变了作为逻辑起点的媒介化社会的内涵：大众媒体的传播中心地位被极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会作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仍然有着顽强的学术生命力。例如，以大众媒体为中心的传统研究需要应对网络媒体对媒体建构新闻事实的挑战，研究如何利用网络媒体采写、传播新闻。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中心，跟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新内涵，转向更加广阔的传播领域。而这种转向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丰富的社会实践、大量的研究课题、广阔的学术空间，还有来自理论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战。现在，我们可以把上一节结束时所希望探寻的全新的研究路径拿来一起思考了。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曾经说过，“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因此，我们探寻新的研究路径，也必须要对研究的逻辑起点(即媒介化社会)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改造。而凯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上面引用的这个判断。他提出的仪式传播理论，对我们完成研究起点的重建有很多启发。
三、凯瑞的传播仪式观
詹姆斯•w•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即传播的传递观(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推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或仪式传播理论，来源于杜威对传播的洞见。他提出传播“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个有机的系统内循环，社会便成为可能”。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仪式”一词来指称人们分享意义、传播共识的行为，并将它所涵盖的范围扩大到了大众媒体的传播活动。人们被邀约进入新闻的阅读仪式或收看仪式，目的就在于通过某种戏剧性的行为改变读者作为旁观者的身份，进而卷入到权力纷争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仅仅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凯瑞的仪式传播理论是对人类所有传播活动的整体性反思，远远超越了新闻传播学的传统范畴。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所引发的深刻变化，却有着非常卓越的洞见和描述。他曾以电报为例阐释了技术的出现对日常观念的影响，包括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和简约文风的形成、全球时区的划分和标准时间的确定、空间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货交易的出现等。;或许，类似这样的对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才符合我们的学术期待，而这就要求我们把整个媒介化社会纳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而不再仅仅盯着新闻报道做文章。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或许也可以借用文化转向来称呼。
四、对文化转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学派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界中的重要组成。但因为西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巨大影响，国内文化研究学派理论的引介不多，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实证的定量研究把论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们的学术“匠气”十足，缺少思想的灵动;研究的问题具体而微，得出的结论也经得起科学的证实和证伪，但是许多问题的解决既不能拓展我们的认识，也缺乏理论的纵深。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焕发学科发展的新活力。这种倡导，还源自于网络媒体的发展所带来的传播革命。一方面，网络媒体的出现导致了媒体环境的重新洗牌，大众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渐丧失，以大众媒体的新闻生产为主要对象的传统研究尽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渐削弱。另一方面，社会在媒介化的同时，媒介也在朝着社会化方向大步迈进。社会化媒体的出现重新结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径、思维习惯，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传播，而新闻传播学目前却一直没能从理论上系统地解答这些问题，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有所突破。
事实上，一种更加宽广的研究视野正在学界形成。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提出了‘’小新闻”走向“‘大传播”的学科建设和科研的新取向，既要突破以采写编评、媒介经营管理为主的传统教学与研究，也突破以“受众为重点、效果为目的”的大众传播学领域，走向以互动、沟通为重点，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探索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宏观研究。这种设想和提倡，与凯瑞的文化转向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在着力避免“‘传播’把我们引向某个孤立的生存片段”的倾向，试图“把我们引向生活总体方式的研究”。这也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的主要内涵。深圳大学丁未教授即将出版的新著(流动的家园:“饮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即是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湖南依县籍在深圳开出租车司机群体的传播行为所进行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丁未正是《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的译者。
篇5
近日，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与中山大学全媒体研究院共同主办了“第四届新媒体学术年会”。作为中大传播学院十周年院庆的系列学术活动之一，本次年会邀请到了来自香港、内地的新闻传播院系代表、知名学者和业界人士近百人，旨在探讨新媒体环境下传媒转型、新闻教育和传播研究等不同层面如何实现人文回归和融合创新。会议期间，开展了主题演讲、新闻传播学院长论坛、“2013年新闻业年度观察专场报告”以及“新媒体环境下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实践论坛”等一系列学术活动。
一、新媒体与新闻教育
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理念和教育模式如何顺应新的社会需求？这是本次年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原教育部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李良荣教授在题为“大传播理念下的新闻教育”的主题演讲中，从大传播的视角提出了融合多元学科、加强通识教育的理念。他认为，互联网时代，大传播理念是以交往和沟通为核心的。宏观层面上，新闻传播要与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相联系；微观层面上，新闻传播要与社会各个领域联系在一起。就课程体系而言，新闻课程设计框架应该包括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以及基本工具三大方面，应加强通识教育，培养通识人才。
媒介技术和媒介环境的大变革时代，追求人文关怀和新闻本质是新闻教育不变的追求。围绕新闻教育理念的“变与不变”，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指出，尽管新闻教育面临改革，但仍要坚持新闻理想、新闻的基本功底和对新闻本质的追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郭光华提出，新媒体时代的新闻教育更加需要回归到新闻的本质和媒体的本质。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志安结合“人文新媒体、融创传播学”的办学理念，分享了通过多学科协同教学带动师资人文转型的经验，并指出新媒体依靠人文引领才能实现社会价值。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吴予敏从学科均衡发展的角度指出，实现偏重效能的策略性和偏重人文关怀的公共性之间的平衡是当前学科发展的首要问题，而重视人文关怀正是教育者们的共识。河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白贵则从人文学科的教育理念对当前新闻教育作了反思，他认为，作为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不应当进行灌输式的理论教育，而是需要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判断力。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助理姚曦也认为，新闻传播教育的核心仍然是内容生产，教学活动应该注重内容生产、围绕内容生产。
由于新媒体产业日新月异，对新型传播人才提出了新要求，因此不少与会者强调，新时期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需要与产业实践紧密结合，面对产业发展的新需求探索新的培养模式。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主任Jan Servaes教授结合全球各国的经验，就全民记者时代新闻人才的培养作了分享。他认为，新媒体背景下专业技能的训练仍然必不可少，新闻教育的实践性决定了新闻院校必须引进具有丰富从业经验的实践型师资。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苏宏元也从师资建设的角度谈到，新媒体时代的新闻教育应该融入新的活力，“新”不仅是教师的年轻化，还包括师资力量来源的多元化。汕头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东升则提倡借鉴美国“医学院教育模式”，在数字化技术的条件下，通过学生、在校老师和专业人士三者结合，将教学过程跟业界实践结合在一起。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田秋生介绍了该院教学改革的一系列做法，如依托2+2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定期招收新闻班、在第七学期安排一半课程进入媒体实习等。
大传播时代，新闻传播教育要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跨越，建设跨学科的课程体系，培养具有跨学科知识素养、跨平台传播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李艳红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指出，文理学科之间的融合需要确立学科的主次关系，要建立体现跨学科特点和定位的专业方向，以课程带动科研。创意媒体设计系副主任廖宏勇在专题分享环节，详细介绍了学院如何整合新闻传播学、设计学、艺术学、计算机等不同学科背景的师资，并依托软件学院、移动信息工程学院等支持，建设跨学科特色课程。他以《公益协同设计》、《信息可视化》等课程为例，强调将人文与技术结合，使两个学科在碰撞中建立对话是融合教学模式的特色。
围绕跨学科人才培养，如何实现模式的创新和突破，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陈先红提出跨学科人才培养需要完成两个观念的转变：其一，从媒介中心主义转向内容中心主义转变；其二，从教师中心向学生中心转变。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院长李本乾结合工科特色院校的情况，认为在跨院系生源选拔、校企联合培养等方面，要注重充分发挥计算机学科的人才和学科优势，融合传播与设计学科对新媒体人才的培养而言至关重要。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书记孙保营也认为新闻教育要与计算机等专业合作，搭建跨学科的教育平台。上海大学影视艺术与技术学院执行副院长郑涵则指出，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践行新闻传播教育的本土化，还需要区分本科、硕士、博士三个不同的层次。
二、新媒体与传媒变革
伴随新媒体产业的兴起和传统媒介的融合转型，新闻生产实践的变革对新闻从业者提出了新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唐绪军为此发出了“新媒体时代还需不需要职业记者”的追问。他从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面临的挑战出发，解读了职业记者的使命和职责，认为未来提供信息的机构肯定是存在的，新闻这个行业不会消失，职业记者是社会的望者，其前景在于产品或服务能不能转化为数字形式，而未来信息传播应该是基于数字化和关系两个前提的。
在“2013中国新闻业年度观察”专场报告中，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的学术团队，从新闻从业者、新型受众、新闻生产、传媒技术、管理机制等角度，对过去一年中国新闻业的变革与现状进行了专题研究。
张志安基于对全国5大报业集团3000多位新闻从业者的调查，对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从业者的媒介功能观、新闻伦理观以及互联网使用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新闻从业者对媒介功能的认知重要程度的排序依次是提供信息，娱乐与服务、宣传与动员、监督与影响，新闻从业者表现出来的整体道德观比较高，而影响新闻从业者的因素中以宣传部门、个人价值观和职业道德最为明显。此外，互联网使用行为也成为观察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从业者的重要指标，大多数新闻从业者主要使用互联网进行信息获取、互动与推广。何凌南、钟智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受众新媒体使用行为进行研究，发现新型受众的新媒体使用主要呈现出个人化、情境化、群体化等三个特征。
张少科等从新媒体技术的角度探讨了技术创新应用和新闻业变革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新媒体技术给传统新闻业带来的不是危机和挑战，而是机遇和融合，当前，新媒体与新闻业的融合创新尚处摸索尝试阶段，新闻终端的用户体验也在改变，将新媒体运用于新闻业的过程中要特别主义考虑用户的需求。林功成采访内容分析法对新浪、腾讯、东方网、南方网等4家新闻网站的内容进行抽样分析，研究发现，重点新闻网站和商业新闻网站的首页新闻都以硬新闻为主，但后者的软新闻比例高于前者。此外，重点新闻网站比商业新闻网站更倾向于报道地方新闻，而商业网站的新闻更具有多媒体、互动性等互联网特征，也更注重内容的原创性。
陈敏从生产主体、表现形式、渠道及价值格局四个方面对2013年度新闻评论的生产进行研究。从生产主体看，包括传统媒体、微博大V、门户网站、媒体人个人产品以及普通网友等；从表现形式来看，主要呈现为微博动员、视觉评论、碎片化表达三种形式。她认为，当前在互联网上贴标签式的新闻评论很难追求深度，而且网络评论中存在的价值观撕裂也将长期存在。刘根勤从门户网站。垂直网站和新闻客户端三方面对新兴媒体组织以及新闻产品进行研究。他认为，传媒行业迎来大变革，新兴媒体组织呈现出多元格局，市场会进一步细分，媒体组织应该更具备新闻的产品意识，在盈利模式上实现创新。
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既带来管理机制的变化，也导致了行业生态的问题。曾茜从监管权力的强化、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变迁、柔性治理的成形、辟谣平台的建立、社交媒体及移动互联网的监管等五个方面对2013年我国互联网的管理策略进行回顾与分析。龚彦方以（2009-2013年新闻出版业、广电业以及互联网业国家政策的演变为对象，研究发现，我国传媒管制和产业制度演变主要呈现传媒市场化转型趋势明显、多机构共同出台发展政策与监管条例、监管部门重视内容生产机制管理等特征。王锦东归纳和分析了过去两年新闻的法制案件，概括出这些主要特征：商业诽谤案频发，媒体败诉较多；在名誉诉讼当中，对于“公众人物”界定不清醒；热点事件的隐私权保护意识欠缺；新闻作品版权保护意识兴起；舆论监督“滥权”现象得到遏制。张明羽以过去两年的新闻职业伦理失范现象为观察对象，总结出当前新闻职业伦理失范的主要特征，包括：都市类媒体成为主体、互联网成为推手、民生新闻成为重灾区、群体失范现象突出等。
三、新媒体与企业社会责任
作为公共传播研究的重要领域，企业社会责任（ICSR）在新媒体大背景下需要有新的理论和思维进行实践指导。华中科技大学陈先红等基于当前中国公关关系的困境，结合新媒体的传播环境，通过借鉴美国公关学界的“卓越理论”。提出了符合我国本土发展的阳光公关概念。她认为，阳光公关15条基本原则的提出，为公共关系实践提供了新的理念和思路，能够促进公共关系实践活动朝更加透明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中山大学邓理峰分析了国内企业CSR创新实践的困境，并强调社交媒体在CSR创新当中的运用。他认为，具备去等级化、去中心化、技术赋权等特征的社交媒体，对于推动企业与利益方的对话、推动公众参与CSR过程的决策以及推动企业重塑CSR的理念和方法均具有重要意义。
中山大学周如南从现代公益结构的视角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创新发展进行研究。他认为，让不同功能的公益组织在一个地域空间内密切合作和形成联盟，才能最终产生规模效应和集体行动。企业社会责任专业人员网络召集人何智权从如何实现CSR有效传播的角度，提出传统的CSR报告不等于有效传播要，新媒体环境下需要打破思维定势，当前传播环境下有效CSR传播应具备六个特点：打好基础、分清群体、抓住定位、善用网络、工具为辅、参与倡导。
一些来自企业界的代表也分享了各自实施CSR战略的理念和经验。太古饮料叶启恩以可口可乐与壹基金合作公益项目“为爱同行”为例，分析了公益活动中社会化媒体的功能，包括信息、互动交流等，使用社会化媒体能帮助企业更有效地实现社会价值的共创共享。中兴通讯陈健洲就通讯企业如何从消除数字鸿沟的层面实现企业社会责任作了分享，本着“智慧沟通世界”的理念，中兴通过促进人与人的沟通、培养信息技术人才以及打造智慧解决方案来消除数字鸿沟。奥美中国梁凤妹就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社会责任作了阐述，她认为，新时期的企业社会责任需要从以下六个方面着手：安全可靠的产品与服务；保障员工福利；注重环境保护；尊重知识产权；透明、廉正、健全的管理制度；支持当地社区健康发展。
四、新媒体与可持续发展
新媒体的发展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对新媒体传播的人文追问与民主探索是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技术的发展、媒介的发展，终究需要服膺于人的发展，回归到以人的中心的核心起点上来。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杨小彦在题为“视觉时代的人文追问”的演讲中指出，要从视觉传播的重要性以及局限性延伸出对视觉时代的反思，图像之书与艺术之书、行为之书、言论之书处在同等重要的历史地位在读图已成为一种常态的当下，我们被图像的海洋所包围，视觉在改造着我们，同时也在控制着我们。这是一个高度监控化、透明化、虚拟化的世界，视觉世界开始颠覆着真实的的世界，只有从人文立场进行追问才能使现实与历史发生血肉联系，只有强调视觉时代人文追问的重要性才不至于掉进娱乐的泥坑里。
篇6
抓住奥运机遇
本次年会正值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两年这个重要时段和时间节点。据悉，2008年北京奥运会预计将有2.16万名注册记者和1万名非注册记者参与采访，新闻记者与运动员之比将达到3比1。这对我国体育新闻传播是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但也对我们的传播能力、传播技巧形成挑战。如何做好奥运传播，也是本次会议代表热议的话题。
北京奥组委媒体运行部负责人、新华社体育记者徐济成提出“媒体运行”的概念，他认为“媒体运行”以新闻媒体为主体，以服务媒体为核心，为媒体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北京奥运会的媒体服务，不仅是北京对世界的庄严承诺，也是这一世界体育盛会成败的重要环节。
与会者提出，对于媒体来说，体育信息是最国际化、最可竞争的领域，英国天空广播公司（BSkyB）、美国福克斯体育网（FOX）崛起过程中，他们优秀的体育报道功不可没。北京奥运赛事转播，也将成为国内体育电视机构拓展国际视野，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融入世界体育电视主流的一个有益尝试和必要步骤。
针对体育赛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危机事件，有研究者提出，主办方应确立危机公关意识，做好各种情况的危机公关预案。比如对于那些由运动员、裁判的个人行为引发的危机，像服用兴奋剂、收受贿赂、等，主办方要表明严正的立场，出台明确的处理措施。对于由组织管理工作失误引发的危机事件，主办方一定要坦诚面对，勇于承担责任，并迅速采取补救措施。对于那些由不实流言引发的“危机”，主办方也要迅速表态，并以相关事实来驳斥谣言，以避免由于态度的含糊或拖延而引发更大的危机。
体育与新闻互动
现代体育由于其竞争、刺激、悬念、极限、娱乐、消费等诸多因素，使得人们既能参与，也能欣赏，形成了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体育媒介正处于一个变革和转型的时期，它不仅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还是一个热门产业。围绕体育运动与新闻传播的互动关系，也产生了许多新鲜话题。总体来看，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范围已从先前的业务研究逐渐延展到体育文化传播研究、体育媒介研究和体育媒介营销研究；研究角度也从单纯的新闻学拓展到传播、公关和广告等角度。
与会者同时也指出，当前我国体育新闻实践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假新闻泛滥，泛娱乐化倾向等。文汇报体育部主任叶志明在2005年重大新闻采访期间，对100余位运动员、教练员、体育官员等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我国体育运动员、教练员等对新闻报道促进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贡献给予肯定，但是他们整体上对体育报道的满意度不高，对体育记者整体素质的评价不高。他们对体育新闻真实性的满意度指数为51.25，时间性的满意度是40.25，专业性是33.25，精彩度是38.25。
有研究者提出，在大众传媒产生以前，人们对体育认知的主要途径是亲身参与，或亲临现场去认识、感受、理解。但是体育传媒的蓬勃发展和传播手段的改进，使人们对体育运动的感受已经超出了个人感官的范围。具有强烈冲击力的标题、图片、高清晰度的画面、可以反复观赏和玩味的精彩镜头延伸了人类的感觉器官，人们就在传媒构造的象征性现实中建构了对现实体育的认知和理解。对待传媒体育这种大众文化形态，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其左右，注意大众传媒通过营造话题、制造明星等手段解构现实体育的特点。
体育传播研究的深度开掘
1999年之前，我国只有上海体育学院开设体育新闻专业，但是到2005年9月，全国已有16所高校开设体育新闻专业等，在校学生3154人。伴随着体育新闻教育的发展，体育传播研究也日益深入。中国传播学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张国良认为，体育传播研究大有可为。他建议研究者要加强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多学科交叉研究，这样，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才有说服力、应用性和生命力。成都体育学院教授郝勤也提出，当前体育新闻传播研究需要大力翻译引进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把传播学基础知识与方法同体育传播实践相结合，紧紧抓住北京奥运这一百年难遇之机，创建和发展中国的体育传播学。他认为，从目前情况看，研究问题比创造理论更重要。国外同行研究的一些热点话题，比如：体育文化传播研究，即体育与社会文化环境系统的关系研究；体育媒介研究，主要是大众传媒的体育传播组织、手段、过程、方式、效果等方面的研究；体育媒介营销研究，主要是对体育与媒介的营销、推广、公关、广告等方面的研究。这些方面都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篇7
关键词：案例教学法；新闻传播；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0-0270-02
20世纪80年代，一种起源于美国的新型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开始被引入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这种教学方法起源于1920年代，由美国哈佛商学院所倡导，在工商管理领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后蔓延渗透至多个学科，“是以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和前沿性的案例为教材，在教师指导下，运用多种方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对案例提供的客观事实和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做出判断和决策的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1]时至今日，案例教学已经发展成为高等教育体系中一种广泛普及且行之有效的教学和学习模式，其在新闻传播学教学中的应用也日益广泛。作为一名新闻传播学领域的高校教师，笔者一直在课堂教学中探讨并尝试此种教学方法，感受颇深，现就如何将案例教学引入新闻传播教学课堂谈一谈浅见。
一、案例教学的特点及在新闻传播教学中的应用现状
有学者曾经总结说：“当前多数传媒教育的教学模式具有共同的特征，即以传授已有的知识为主要教学目标、以课堂教学为主要教学手段、以教材为主要教学内容来源、以老师为主要教学主体、以笔试为主要教学考核方式。”[2]与之比较，案例教学与传统教学的区别主要在于：首先，教学内容来源不同。传统教学方法以教材为主要教学内容来源；案例教学则主要使用的是案例材料，案例是适应特定的教学目的而编写的。其次，教学主体不同。传统教学主要是以教师为教学主体，形成单向性的课堂传播。案例教学则是学习者在教师指导下的团体讨论和辩论，是双向性的传播。第三，教学目的不同。传统教学方法的目的主要是向学习者传授知识；案例教学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第四，教学手段不同。传统教学以教师单方面授课为主要教学手段，而在案例教学中，更加注重学生对这一过程的主动参与。从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路径来看，是一个由“术”到“学”再指导“术”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这决定了新闻传播学专业自身尤其重视实践的特点。由这一特点出发，案例教学法引入新闻传播学教学，可谓开辟了新闻传播教育的一条全新路径，能够有效改变传统教学中强调死记硬背、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弊端，适应当今新闻传播学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
当前案例教学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新闻传播教学的课堂教学中，不过从具体实践情况来看，对案例教学的运用无论是观念还是实践方面都存在一些误区，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在新闻传播教育中运用案例教学法的重要性及其价值还远远未能引起新闻传播教育者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在已采用所谓“案例教学”的新闻传播教育实践中，却在教学过程与方法、案例选择与使用、教学效果评估等多个层面，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譬如，有的新闻传播教育者将“案例”误读为“事例”，认为案例教学就是在课堂上运用相关事例对原理进行解释和说明。而实际上，“案例与事例的最大区别在于案例注重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案例涉及相关事件的方方面面，一则案例的内容比起事例来要丰富得多，也更加翔实。”[3]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围绕原理多列举几个事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案例教学。“从教学的结构上看，案例教学法必须具备以下要素：案例的标题、案例开场白、案例的背景介绍、案例事件中的主要决策者、有待决策的问题、教学注释；而从实施程序来看，案例教学应遵循如下步骤：阅读分析案例―――小组讨论―――全班讨论―――总结评述。显然，在课堂上举例与案例教学实则有着霄壤之别。”[4]此外，运用中存在的误区还有：由于案例选择不当，使得讨论流于形式，妨碍学生对问题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在组织讨论的过程中，如果教师引导话题和激发灵感的能力不足，也可能使课堂讨论偏离原定目的或导致冷场；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大部分学生对课堂讨论无法产生兴趣，认为无用的讨论占据了过多的课堂时间，而老师讲的太少，由此心生不满和抱怨，这就远离案例教学法的初衷了。
二、案例教学法在新闻传播教学中的具体运用
新闻传播学作为实践性很强的社会科学，要为新闻和传播行业培养决策型和应用型人才，在培养方式上绝对不能拘泥于传统教学方式。在传统的课堂里，教师居于主导地位，讨论的主题、内容、方式及手段都由教师决定，学生处于消极和受支配的地位，被动接受教师“真理”的灌输，处于一种单向性的传播环境之中，不利于学生培养独立思考和实践的能力。而在采用案例教学的课堂上，学生成为教学的主体，教师的主要角色是提供案例材料和组织讨论，在实施案例教学的过程中，学生和教师共同控制论题选择和讨论过程，形成双向的平等对话和交流，能够更好地激发学生对话题的关注和兴趣，而对话题的不同理解和思考碰撞所产生的火花更能帮助学生拓展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为了实现这一教学效果，高校教育者们进行了无数的实践和探讨，下文笔者就案例教学法在新闻传播教学中的具体运用结合其他学者观点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在新闻传播教学中，案例教学的主要运用形式如下。
1.列举案例。列举案例是指在授课中，为了说明某一个理论、观点或实践问题，列举一个或一组案例。列举案例的目的在于说明问题或注释理论[5]。但如前文所述，案例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它并不等同于举例说明，两者在教学材料、教学主体、教学目的和手段方面有着绝对的差异，当然二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教学的主体差异。案例教学中，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教师举例是为了引发学生的讨论和思考，使学生在领会了原理和观点或实践问题的内涵后能够举一反三，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是处于辅助者的地位，是双向的沟通与交流。而举例则完全是教师单方面的教学行为，是单向的传播。
2.讨论案例。讨论案例是指对某一内容（原理、方法）进行讲授后，为了加强学习印象，巩固学习效果而组织学生对某一案例进行讨论。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要论证其独具特色的判断和观点，同时，还要接受他人的疑问抑或反驳，进而在辩论中进行反思。比如，围绕一个新闻事件提供多个新闻点，让学生就何者是最具新闻价值的事实自由地发表观点，同时接受他人的质询和反驳，教师适时对不同意见进行评析，以此提升学生的新闻敏感，并进一步加深对原理的认知，锻炼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模拟案例。模拟案例是指结合上课内容，要求学生对新闻事件中的情境进行模拟并进行角色扮演。如要求学生针对社会热点事件或人物拟定采访方案，确定采访对象、拟定采访提纲和采访步骤，在条件具备情况下予以实施。“实战”的感觉能够有效刺激学生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并能有效地使理论和实践形成对接，使学生对新闻采访过程形成直观、感性的认知，同时对新闻采访实践中需注意的种种细节问题乃至团队的配合和协作都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加强了教学与实践的联系。
4.讲评案例。这里的讲评案例是指将学生自己的新闻实践经历、实践作品作为案例来“品读”。新闻传播学是一门相当注重实践的学科，而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一定会暴露出不同程度的问题，教师应当就这些问题在课堂上组织讨论并提供适当的评析，以帮助学生更加深刻、准确地理解这些问题，这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思考能力。比如：2011年9月少数民族运动会在贵阳召开之际，笔者安排学生就活动举办期间（包括会前、会中、会后）贵阳城市环境面貌进行外出采访，学生实践过程中陆续反馈出一些问题，如因背景资料准备不充分导致切入角度不精准、采访对象选择不合适导致获得素材无法使用、拟定问题不具体以致采访对象无法回答等，当教师对这些问题进行讲评时，由于是自己的亲身实践，学生的兴趣会更浓厚、体会更深刻、理解也更透彻，得到的启发自然也就更多。
三、案例教学法实施中应注意的问题
结合笔者自身教学经验，认为在实践案例教学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1.精选教学案例。精心选择好的案例是成功实施案例教学法的先决条件。恰到好处的案例会有助于提高新闻传播学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不恰当的案例则可能使教学误入歧途。“在案例教学法中，‘案例’成为师生的中心议题，它强调从案例中提炼理论，继而又重归实践，成为实践的向导。”[6]在案例的选择上，应当从经典型、前沿性和争议性几个方面把握。所谓经典性案例是指那些历久弥新，能够帮助学生掌握新闻传播学基本规律的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案例。前沿性案例强调的是紧扣时代主题，体现时代精神，涉及最前沿的社会问题。如网络舆论、、危机公关等。争议性案例则指通过提供争议性的话题，以营造开放性的讨论范围，而不是提供一个封闭性的结论。如网络红人们的出位炒作、香港撞船事件等，都可以作为教学案例引入课堂。同时，还应当注意案例选择的目的性和针对性，避免偏离教学内容和目的。
2.精心组织讨论。课堂分析讨论是成功实施案例教学法的关键。在安排案例讨论之前，教师应做好相关准备，包括吃透案例；做好教学设计和教学过程安排；提前考虑教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想好应对措施；如有需要，还需结合教学内容和所选案例设计具启发性的思考问题，以便在出现意外情况，如冷场时，可以有效引导学生，激发学生灵感。同时，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鼓励每一个学生积极参与，对不同意见或争议适时点评和引导，对学生正确的观点和新颖的看法应给予及时的肯定和鼓励，并进一步启发他们做更深入的思考。
3.耐心倾听，正面评价。在学生思考、讨论案例的过程中，教师应注意倾听和观察，从学生的言行中捕捉信息，及时有效地引导学生的讨论向有意义的方向延伸。同时，教师还需对课堂讨论进行及时的总结和评价，一方面对案例本身进行总结性发言，指出分析案例的重点、难点、关键所在，通过案例分析学生应获得哪些方面的知识能力。另一方面还需对学生的表现给予正面评价。所谓正面评价即一般对学生案例分析、讨论表现不做优劣评价，以鼓励表扬为主，着重考量学生分析案例，思考问题的方法、角度；思路是否清晰；是否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等。
参考文献：
[1]王平.案例教学法在新闻教学中的运用.[J].今传媒，2006，（1）：61-62.
[2]冯刚，朱光宝.案例教学法―新闻学教育的当展趋向[J].新闻界，2004，（3）：17-18.
[3]杜萍.对新闻教学中案例教学法的几点思考[J].新闻知识，2008，（6）：52-53.
[4]张明新.新闻传播学专业案例教学的理念与实践[J].东南传播，2009，（8）：18-20.
篇8
关键词：地方普通高校；新闻；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11-0138-02
一、地方普通高校新闻教育发展的现状与困境
我国新闻教育起于20世纪，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标志着我国新闻教育的开始。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在服务于社会、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之下，新闻事业快速发展，新闻行业对人才的需求也随之加大。各地方院校纷纷开办新闻教育，全国高校出现了新闻类专业热。据教育部高教司的数据统计，截止2000年底，开设新闻专业的本科院校达170所。2000年至2004年，全国新闻类专业5年共增加335个专业点，平均每年增加67个；2006年我国新闻学类专业点已达661个。2006年后的增速更快，据了解到的最新数据，我国目前新闻学类专业点已达877个，2008、2009两年新增216个，平均每年增加108个。据估计，目前全国新闻专业本、专科的在校生人数达到4～5万人。
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研究型大学和高职高专是其序列的两个端点，本文所讨论的地方普通高校则处于这两个端点中间。新闻学属于交叉领域的人文学科，不仅需要诸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哲学等各个学科的基础支持，还需要较系统的实践技能训练；合格的新闻人才不仅要是个新闻的专业人才，还必须是通晓各人文社会学科的杂家。地方普通高校的新闻专业既无法在学术水平和高端人才培养上与部属名牌高校和综合性重点大学相抗衡；在实践技能的培训和动手能力的培养方面又面临着与高职高专院校的激烈竞争。新闻专业的“超常规”高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学生数量急剧增加，师资、教材、设备等办学条件严重不足，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这在地方普通高校中表现的更为严重。目前体育类、财经类、政法类、理工类甚至海洋、矿业等专业类高校开设新闻学专业已屡见不鲜，许多地方普通高校借助新闻热潮仓促开设新闻专业，专业发展方向不清晰，人才培养无法适销对路的后果已逐步显现。新闻专业的“超常规”高速发展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是：地方普通高校新闻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日益增大。传统媒体从业门槛日益提升，地方普通高校毕业生在与名校生的岗位竞争中步履维艰。由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间存在着互补交叉的特点，非新闻专业毕业生媒体从事媒体工作的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构成对新闻专业学生媒体从业的新压力。
二、地方普通高校新闻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自1998年新闻学被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为一级学科以来，我国的新闻学科在研究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学科体系。新闻传播学科包含了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四个主要的专业，传播学本科教育也在试行中。这些专业均为媒介产业培养人才，而在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当代社会中，传媒产业的迅速持续发展决定了新闻传播学科所培养的学生就业市场比较广阔，各类新闻媒介、出版机构、党政机关宣传部门、企业宣传部门、广告公司、以及正在发展中的高校新闻传播院系自身，都对这类人才有很大需求。
许多地方普通高校尽管挂名为“新闻学”专业，但其师资和毕业生从事的工作主要与公共关系、广告、信息传播、编辑出版等行业相关，与新闻学尽管同属新闻传播学科下，但培养的毕竟是不同的人才，学科建设的方向大相径庭，但其人才培养方案沿袭传统新闻名校的设置，追求课程设置的“大而全”，围绕着历史新闻学（新闻史）、理论新闻学（新闻理论）、应用新闻学（新闻业务）三大方面来设置，几乎都包含了《中外新闻史》、《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评论》、《新闻摄影》、《广播节目制作》、《电视节目制作》、《新闻事业管理》、《传播学》、《公共关系》、《新闻职业道德》等课程。在制定新闻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专业课程与科研方向时，传统新闻教育存在太专太窄的问题，一些地方普通高校基本上都将目光投向了类传媒的需要，忽视了企业对信息传播人才的大量需求。传媒与企业对新闻传播类人才的要求固然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是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新闻专业特色不鲜明的问题较为突出。
一些地方普通高校新闻专业的学科建设沿袭传统新闻教育的模式，新闻学的培养方向不能适应正在变革的媒体格局，存在太专太窄的问题，学科的基本课程设置基本雷同，其他相关课程的设置五花八门。因人设课的情况时有出现，有些应该开设的课程因为缺少教师还不能开设，违背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规律。或将新闻学的学科建设与传播学等同起来，二者夹杂不清，导致学科长远发展目标不清；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相脱节，或者过分注重技能而轻视理论，导致做新闻上手很快，但知识面窄，发展潜力不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背景的学生。
三、地方普通高校新闻教育的发展思路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新媒体的日趋成熟，信息传播业对新闻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础的“采、写、编、评、摄”已无法满足社会需求。综观目前新闻人才培养现状，培养的人才依旧以适应传统媒体为主，无法跟上信息业发展的步伐，出现了信息传播及新媒体业从业人员缺乏，而高校新闻专业毕业生高喊工作难找的尴尬局面，这就为地方普通高校新闻教育的发展明确了新的方向和思路。
（一）依托地缘优势，走特色化路线，因地制宜推动新闻教育的发展
尽管在学术水平和学科基础上，地方普通高校的新闻专业无法与部属名牌高校和综合性重点大学相抗衡，但也有其优越的一面：地缘优势。地方普通高校立足于地方，由于对本地历史、文化和人群生活习惯等方面的熟悉和了解，特别是在区域内具备相应的人脉资源，所以形成了相对外来个人或群体独特的信息传播优势。在新闻教育的发展上，一方面结合本地产业发展的特点，培养应对本土行业的专家型新闻人才；另一方面，根据产业发展布局，按照市场需要，明确新闻教育的侧重点，培养适销对路的新闻人才。同时，新闻教育的发展还应根据学校的整体特点来确定专业定位。如财经类院校的新闻专业依托学校的学科优势，应摒弃大而全的新闻教育模式，弱化新闻史、新闻事业管理等课程，强化财政金融的相关知识，侧重发展财经新闻方向；工科院校的新闻专业可以在工业传播领域进行大力的拓展；体育类院校着重强化自身在体育传播领域的优势；政法类院校则可以突出新闻专业在政法新闻报道方面的特色；外语类院校可以依托外语语言优势，设立国际化新闻人才的培养目标。
（二）优化课程体系，培养具有一专多能的全面型新闻人才
地方普通高校应依据其自身的优势和特点，设定了各具特色的人才培养目标。新闻传播学科的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必须针对现代传媒与社会的需要而设定，新闻院系要加强对用人单位的调查，据此不断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案。
新闻专业的学生长常被评价为：“知而不专”。目前，新闻专业就业领域的错位现象突出，具有特长的新闻专业学生受欢迎。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地方普通高校新闻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也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教育课程学识的增加，突出“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培养模式。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大幅提升专业选修课的学时，在新闻学专业方向选修课中推出课程模块，丰富了新闻学的课程内容。学科专业方向课程的划分需要更科学清晰，突出新闻学实践性强的特色。同时，强化学校强势学科和校园文化等各方面对特色新闻人才培养的影响，发挥非专业教育因素的重要作用。
目前，传统媒体也在不断探索开辟网络传播领域。传统的文字工作者已无法满足新闻媒体的要求，熟悉网络传播环境、掌握网络传播技术的新型技术人才是新时期对新闻人才培养的要求之一。随着全媒体形态的出现和发展，只具备某一新闻专业技能的传统新闻人才已无法满足业界的需要。熟练掌握多媒体采制和传播的技能，能够同时承担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报道任务，为多种不同媒体提供新闻作品的一专多能型新闻人才在将来会更有竞争力。
（三）强化理论与实践的对接，实现知行合一
新闻教育脱离新闻实践，是学界和业界比较公认的新闻教育的核心问题之一。造成这一悖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育产业化与高校扩招，教师的准入与管理，量化考核与行政化办学，重科研轻教学等，都造成我国的新闻教育与社会的联系不够紧密。根据一项对8省、市12所高校及对应地区媒体从业人员的调查，有72.4%的媒体从业人员认为，现在新闻专业毕业的学生不能满足媒体要求。老师、学生、媒体从业人员均有三分之二以上认为新闻教育与媒体需求脱节。
新闻理论来源于新闻实践，能对实践产生指导作用的理论无一不是从实际中来，到实际中去。然而，理论联系实际往往成为新闻教学中较难落到实处。一方面在一些地方普通高校，新闻专业的理论和实践本身就人为地被分割成两个部分，未能实现有效的对接；另一方面在于平时课堂教学中理论结合实际的能力培养较少。地方普通高校的新闻专业发展要注意突出学生的实践能力，大力建设供学生实习的校内报刊、广播台等实践平台，加快实践基地建设，加强横向联合，不仅要与大众媒体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还要注意与公关、广告机构、新媒体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宣传部门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给学生提供更多实践的舞台。
加强对现有师资实践教学的培训。对新闻专业教师，要求既能从事新闻教学又要投身新闻实践，可以采取轮训挂职锻炼和假期去媒体实践的方式，增加教学一线的教师的实践经验。专职从事新闻教育工作的教师，如果都具有有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他们在教学中直接传授自己的实践经验，促进新闻教学的理论联系实际，更容易做到知行合一。创新教学模式，让学生先实践，后认知，即先通过实践课程让学生先有感性认识，然后再回到课堂教学中进行理论的认知和提升。实践性环节可以增加课外采编、媒体参观和模拟新闻等形式，引导新闻教育向理论和实践对接的方向前行。需要指出的是，新闻实践并不是新闻教育的目标，我们要做的是通过知行合一，教给学生人文追求和综合素养，使他们有超出职业能力的理想和目标。
参考文献：
[1] 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通史[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篇9
“把关人”(gatekeeper)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卢因提出的。他认为，在为家庭选择菜肴的过程中，家庭主妇实际上起着一种“把关人”的作用。1950年，传播学者怀特将“把关人”概念引进新闻研究领域，认为编辑是新闻筛选过程中的“把关人”。其后，不少学者指出，除了编辑，记者、编审、总编都决定着哪些内容应该成为重要新闻，都是新闻选择过程中的“把关人”。简而言之，在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中，具备一定新闻专业知识、素养，并就职于大众媒介组织的新闻工作者担任了“把关人”的角色。
在网络传播中，网络记者、网络编辑等职业新闻人依然行使着“把关人”的权利，但新媒体环境中的新闻工作者无法像在传统媒体中一样垄断信息的筛选与过滤、决定最终能够进入公众视线的信息数量和内容。这是因为在网络中，除了各种传统媒体的电子形式以及新浪网、搜狐网等具备较强组织性的网站，还存在着诸如新浪微博、人人网等诸多“自媒体”网络形式。这些自媒体为网民提供了发声平台，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在这些网络平台中信息，其所信息的内容、时间、具体平台等，均由网民个人“把关”。网民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掌握了更多的主动权和决定权，承担起网络传播中部分筛选、信息的职能，改变了受众在传统大众传播活动中相对被动的地位。由此，“把关人”角色不再是记者、编辑的特有身份，而是被数以万计的网络民众共享，“把关”角色泛化。
“把关”标准趋于多元化、主观性
巴斯的“双重行动模式”告诉我们，新闻媒介的把关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主要由记者“把关”的新闻采集阶段和主要由编辑“把关”的新闻加工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虽然“把关”看似只是记者与编辑的个人行为，但是记者与编辑的价值判断“只有在与传媒组织的报道方针不相冲突的前提下才能发生实质性影响”，即主观判断要遵循一定的组织把关标准。美国学者盖尔顿和鲁治认为，新闻选择的把关标准主要受时间跨度、强度或阈限价值、明晰性、文化接近性、预期性、出乎预料性、连续性、组合性、社会文化价值这九种要素的限制，即包含上述要素的信息才有可能通过大众传媒这道关卡，最终进入受众的视野之中。在网络传播中，以上标准仍然适用于各种传统媒体的网络形式和具备较强组织性的网站。因此，这里要讨论的“把关”标准的演变，主要是针对网民可自由信息的自媒体网络形式。
1.个人主观标准
如果说在传统媒介中，把关活动是新闻从业者遵循统一、客观标准的组织性、协调，那么网络媒介中的把关活动则主要体现为网民基于自身主观判断的随意性选择，个人主观标准在网络信息筛选过程中得到了更多的体现。
从整体上看，网民个人在信息时并不受任何媒介组织规定的制约。其所信息的内容是网民个人好恶、认知水平、道德标准、价值观、文化程度和判断能力等主观因素的综合体现。个人主观标准对信息过滤、筛选过程的控制，使不同网民对同一事件的陈述、说法、观点、评论不尽相同。因此，传统媒介中相对统一、单调的信息传播现象，在网络传播环境中不复存在，这也是当下社会信息总量呈爆炸式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2.“潜网”的深层控制
根据布里德的观点，“任何社会的主要问题都在于维护秩序和加强凝聚力，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保持价值体系的一致与完整，因为意识形态的混乱势必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崩溃。”而所谓“一致与完整”的价值体系便是一张“潜网”，它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就已经形成了对社会成员思想和行为的深层控制。布里德认为，“潜网”是存在于编辑部中的社会控制。然而，社会控制并非如此局限，它存在于整个社会系统之中。
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网民的言行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社会环境尤其是舆论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与传统媒体相比，反馈环节在网络传播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伴随着信息传播而来的是大量对信息内容和对传播主体的社会评价和态度，网民很难做到“毫无顾忌”地传播信息。因而从整体上看，网民的“把关”行为仍然也在这张“潜网”的笼罩下运行，他们的把关行为并不是脱离社会环境而独立存在的，这也就能够解释当今社会的信息爆炸并未破坏“价值体系的一致与完整”的原因。
但是在网络传播中，“潜网”的作用最终还是要通过网民实际的“把关”行为来体现，即外因通过内因发挥作用。因此，“潜网”的深层控制也可以理解为“个人主观标准”的内化或延伸。
3.技术过滤
这里所说的“技术过滤”，首先是指应用于网络论坛、贴吧、QQ等媒介形式当中的敏感词过滤功能，被过滤的内容主要是有悖法律、法规以及政治宣传方针的词汇。当信源所发出的信息包含网络敏感词库中的词语时，相关词语就会被技术过滤，最终无法传播至受传者。虽然技术过滤并无法完全屏蔽谐音字、变形字，但仍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把关”作用。而伴随着技术的完善，其“把关”效果将会更加显著。
其次，目前部分社交网站实行的“实名制”，也是一种通过对用户真实身份的核实来进行把关的技术手段。例如，在新浪、搜狐、网易等各大网站微博中，未进行实名认证的微博老用户，将无法使用发言、转发功能，只能浏览。“实名制”从功能使用上对信息传播者的传播行为起到了一定的约束和限制作用，相对降低了用户和传播不负责任言论的可能性，起到了“把关”的作用。
“把关”行为趋于独立、自主
传统大众媒介中的“把关”标准实质上是源于对一定的经营目标、宣传目标或社会目标的追求，即传统媒介通过对社会信息的选择和过滤完成“议程设置”，继而影响受众的认知和判断，达到一定的传播目的和效果，间接地为某集团或某群体的利益服务。
批判学派的代表作——《权力的媒介》，着重阐述了这样的观点：“所有的媒介，不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都不是独立的、自为的，媒介从来都是某种权势的‘鼓吹手’”。当传播媒介成为“某种权势”的“鼓吹手”或是发声工具时，其所选择传播的信息必然会表现出某种倾向性或片面性，这也是传统媒介难以完全克服的弊端。
然而在网络传播中，随着“把关”主体和传播渠道的改变和扩充，“鼓吹手”现象变得不那么绝对。排除“网络水军”等特殊群体，普通的网络民众在筛选信息的过程中，并不需要考虑是否要到达某种政治宣传目的或是实现某种经济效益指标。与传统媒介相比，网络“把关人”的把关行为更具独立性、自主性，因而社会信息总量更加庞大，信息涉及内容也更加全面。因此，社会舆论被特定的政治集团或经济组织操纵的可能性也相对降低。
参考文献：
①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李彬：《传播学引论》[M]，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③杨令羡：《网络论坛谣言对“把关人”理论的挑战》[J]，《青年记者》，2008年第3期
篇10
关键词 知识社会学 传播学本土化 经典理论反思 研究新进路
2008年的传播学理论研究焦点大都与这个年份的特别之处有关。首先，2008年时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因此，传播学界在本年度对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30年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集中的总结反思，并提出多种因应之策；其次，2008年出现了如冰雪灾害、3·14事件、四川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毒奶粉等具有重大影响力社会事件，结合这些事件对传播理论与实践进行概括与总结，或针对这些特殊鲜活现象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发展之路，是本年传播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一、中国传播学研究30年：实绩、困境与反思
有多位学者撰文提到，经过30年的发展，传播学在教育建制上已经成为国家认可的一个“学科”；如果从相应教研机构、论文著作和研究社群等“硬”指标衡量，俨然已是一门“显学”。有学者用极其概略的方式总结了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实绩：传播学界出版了诸多较为完整、系统的本土教材；西方经典的引进和译介亦颇具规模；理论方面的着论已从西方学术介绍转入本土化应用阶段；在部分领域已经产生了一些较为出色的学术成果；实证研究逐步普及，对资料及研究逻辑较为重视。
不过，和许多学者总结大小媒体30年历程时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呈现出的明显激动与兴奋相比，很多学者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现状并不持“自豪”和“乐观”的态度——更有学者把自己回顾传播学研究30年的感受形容为“一半是惊喜，一半是惊恐”——这些说法启人深思。下面将他们的反思进路大致地分为两类，分别加以概述。
一是通过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批判性考察，着眼于中国大陆传播学知识的历史建构过程及其得失。
回顾传播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个10年，批判学派的“夭折”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夭折”固然和施拉姆的亲身传播、学者们原有的知识局限等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知识生态的压力。这种知识生态直接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压力，“这种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的传播研究主体被迫采用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对外批判主义，对内行政主义。”时至今日，这种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远未绝迹。有些学者的观察可谓犀利：“有机会的时候，中国学者能够将批判理论运用得相当娴熟，简直可以说是如说家珍。”
“传播学本土化”问题自传播学引入时就开始困扰中国传播研究者。有学者以反思传播学研究为契机，转换提问的方式，对“传播学本土化”话语本身进行问题化。作者以受众研究为例，从经验的、历史的角度对“传播学本土化”的现实结果进行考察，研究结论大大挑战了人们的成见：“中国的传播研究不是没有本土化，而是过于本土化，以至于我们要对这种以实用为主的本土化策略进行批判性反思。”在如此严重的本土化现实被忽视的本土化讨论背后，更严重的是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对学术场域的渗透，导致中国传播研究出现了明显的轻理论、重应用，轻批判、重管理的工具理性特征。造成本土化理论研究的生存空间局促的不是被整体化的“西方”或“西方传播学理论”，恰恰是成为主导传播研究的现实需要和政治潮流。
有学者认为，在诸多制约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原因中，最需要解决的，是在思维框架上如何突破功能主义传统的束缚。功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社会需要和传媒业发展”当成一个固定不变的叙述分析框架。由此衍生出传播领域的“社会需要论”，即把一些传媒现象的出现和变化都视为“社会需要”，使得传播学研究陷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没有生产任何新知识产生的循环论证之中。具体到研究中，就是将本该被仔细辨析的对象类型化、对象化和角色化，似乎研究就是用材料证明某些类型的存在，而不是从类型中发现新的变异。功能主义思维还导致研究中出现了抽象的性质决定论，把研究变成贴标签和时髦的词汇竞赛。该学者建议，要扭转这种日渐庸俗化的研究取向需要从“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的转化；从社会决定论向社会互动论转化；从抽象的因果推论向具体的事实描述转化；从事例归纳向意义解释转化”，在传播学研究中时时“面向事实本身”。
有学者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表达了对概念及其阐释在传播学研究中处于“失落”境地的担心，提出传播学概念和概念阐释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学习、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须从事的一种“投入”(input)行为；同时，在欧美的传播学研究受社会稳定、制度完善、固有学科范式的影响，研究议题日趋微观、琐碎的背景下，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学者理应提出很多有意思、有意义的传播学概念、问题和假设，积极参与到理论概念的建构过程中。无论是倡言“厘清”，还是字里行间包蕴的“发明”冲动，都满含着作者对于中国大陆处于全球传播学知识生产的终端位置的焦虑和不满，以及建立一个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的热切期盼。
有学者在整理和研究大量相关著述的基础上，对1978-2008年间人际传播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初步描述和分析：大陆人际传播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以介绍西方人际传播基本概念、理论、普遍原则和原理为主要目标的引进性研究；套用西方人际传播学术和概念，尝试对中国社会人际传播现象、观念与问题进行的探索性研究；伴随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现实需要，逐渐形成和扩大人际传播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有学者从时间、理论和问题三个层面，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些基本公认的研究成果和他本人认可的观点，做了一个素描式、纲要式的总结。这些学者的主要观点是：作为传播学分支之一的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确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学者们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一致认同，但对其理论实质没有统一的认识；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体现出一股较浓厚的理论角度而非实践角度的问题意识；明晰语境、理论落地、理论建设和理论升级是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几个现实紧迫要求。
二是对传播学教育和研究体制进行剖析，注目点在传播学研究基本学术规范、学术评价标准和学术自主性建设等相关问题上。
有学者认为当前的传播学研究存在如下缺陷：研究缺乏规范，低水平高度重复性研究，其中对政策进行诠释的注脚式研究、实用性行政研究和论文评论化现象尤为严重；研究生力军聪明有余，基本训练不足；理论问题意识不强，缺乏突破性研究典范；缺乏跨学科和全球的视野。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首先改革传播教育，这包括研究生院课程、招生办法和研究体制方面的改革。对此，该学者提出的操作性建议有11条之多，涉及传播教育与研究体制等诸多方面。
在有的学者看来，对现行学术体制进行批判固然必要，但如果从学术共同体的角度看，首先要如布尔迪厄所提倡的那样，将自己的思维路径和研究活动作为分析和批判的对象。由此反思下去的一个十分触目的问题就是“我们还太缺乏作为学者社区的‘主体性’，因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其后果是将理论或“被某些以政治或文化资本之拥有而界定的权威所简约或扭曲的理论”当做教条，将“某些来自他乡或彼时的概念或现存体制权力的话语支撑当作了事实性的预设，将它们排除出了批判分析的视野，不仅自己无法对之反思，而且不容他人置疑。他们将自己当作权力的侍从和代言人而不自知，甚至以笼罩在权力的光环下而沾沾自喜。”这意味着，学术的评判标准不应来自于“行政管理的指标”和“国家权力行使的工具”，而应当是：“是否提出了新问题，是否系统地考察了经验的现实，是否验证、发展或提出了理论解释，是否展开了结合经验观察和理论分析的系统论述，是否以此论述彰显了普适的人文精神，是否有助于我们所在的社会共同体集体的批判思考能力。”最后，该学者从期刊改革等方面提出了4点建议，借此吁请学者们形成“对现存学术体制的有效的、建设性的抵抗”。
中国的传播学隶属于新闻学院的学科建制也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有学者认为，传播学“没有被引进到社会学领域或信息科学领域，而是投进了早已失去想象力的中国新闻学的怀抱”，使得传播学“笼染上旧有的痼疾”。以至于让人生出“传播学在中国投错了胎”0的感喟。有学者认为，在传播学的安身立命之处，跨学科与多种理论来源，以及基于维系民主制度的目标回答社会实践问题，从来都占据一席之地。隶属于新闻学院学科建制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和传播学在美国的发生发展相比，存在这些先天不足：理论层面缺乏社会理论支持；本属于新闻学科核心的人文关怀及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和批判精神严重缺失；传播学术研究在尚未建构出自身价值评判标准时，就已经快速地与权力和利益结盟，研究的行政取向格外突出，理论反思严重不足。尽管从今天看传播学在名分上已经获得和新闻学平分秋色的合法性，但由于它与新闻学和中国新闻事业过于密切的关系，加上对经验研究和文化研究两大理论路径本身的思想源流演变、社会政治基础、文化价值起点的认知和理解上的局限，使得中国传播学研究在30年的发展中，描述多过阐释，论断多过概念，在应用性方面的成就高过理论性。
有学者注意到，在目前传播学研究的队伍中，真正接受过系统、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训练、掌握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手段的学者数量不多。传播学研究大量应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而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却很少使用目前我们的传播学的研究成果；研究滞后于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媒介的更新。该学者提出，传播学研究要同中国的社会发展密切联系，同时要在一般性的研究内容上超越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局限，并在研究方法上摆脱对政治的依赖，探索出本学科必需的、独特的学术规范。传播学虽然在1996年以后被官方以各种形式予以认可和接纳，但从此以后“传播学的学者们不得不在诠释官方意识形态、服务当前政策等方面寻找课题、寻找经济支持，传播学被体制化。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向大众传播媒介偏向，最终将学生的就业去向都集中在大众传播媒介，新闻传播类的学生脱离了专业媒介就无法施展才能，从而造成目前就业难的现实。
有学者借助与相对成熟的西方传播学教育比较，提出中国传播学的未来发展可以归结为三个焦点：明确传播学教育“局外人”的视角，倡言传播学应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媒介对受众与社会的影响，将批判性思维作为传播学课程的一部分，从更为本质的学术立场、观察视角、教育目标和教育职能等层面区别和超越于新闻学；改变过去把传播学教育狭义化为“美国大众传播学”的局面，增加跨学科课程比例，强化理论基础，将传播学的若干子领域列入专业基础课程中；对传播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建构有更多的自觉和承担，强调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
有学者提出不应仅仅将传播学者视为对媒介机构、组织、受众和效果了如指掌的专业人士，而应首先将自身视为知识分子之一种。只有这样，才能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浪潮中，“保持研究者自身的学术人格”。有学者结合自身研究经验，对传播学实现真正跨学科对话与合作的可能途径进行了分析。尽管传播学应是以问题为取向，不应存在跨学科对话的障碍，但目前的跨学科合作还主要依赖于研究者的兴趣与同好间的合作。虽然合作可以提高研究效率，也有不错的学术市场，但缺乏相适应的学术评价体系支持。
二、外国传播学思想研究与再阐释
自从德国哲学家和政治传播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引进汉语学界以来，就其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是否具有适用性和解释力等问题展开过多次较大的争议，其中最为激烈当数上世纪90年代被称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遗憾的是，中国传媒学者不仅整体缺席于这场论争，也未对涉及的传媒议题给予必要的关注。有学者认为传媒学者这次失语的和他们缺乏一种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视野有关。该学者通过展现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在中国公共领域研究中的浮现过程，认为对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的考察是讨论公共领域和中国传媒问题的前提和关键。同时，在此视角下展开的传媒分析路径是提升公共领域与传媒问题研究学术品质的有效路径，也是促进国内传媒问题研究范式转换的一种可能思路。作者指出，这一传媒研究路径的建立应摈弃功能主义的认识定势，把握真实的国家一社会关系，理解国家、社会、市场、传媒的复杂动态关系，以及借鉴实践社会学的研究路径。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催生出了论坛、博客、播客等网络新媒体，重新点燃了人们对“公共空间”这一理想社会模型的热情。这是否将构建出新的公共空间?又将如何影响政治传播和民主政治?有学者根据哈贝马斯关于“公共空间”的原始：述，析出9个带有指标意义的、理想状态下的“公共空间”所应具有的特征。运用这一标准，作者比较衡量了近现代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三个媒介形态(分别为“印刷媒体公共空间”，“广播电视公共空间”和“网络公共空间”)，发现支持哈贝马斯提出“公共空间”的欧洲17和18世纪的资产阶级公共空间事实上并没有达到可以称为一个真正“公共空间”的标准，倒是当下得到迅猛发展的“网络公共空间”为民主政治传播前景涂上了一层乐观的亮色：“实际上，如果从历史发展的纵向顺序来比较，‘网络公共空间’的出现，与其说是传统的公共空间的一次复生，不如更准确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诞生。”还有学者提出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介的开放性、平等参与性、独立性更强，获取的资讯更完整，意见表达总体更趋理性和批判性，这些都为“网络公共空间的再转型”提供了可能。在做出比较理想化的分析之后，学者们也对“网络公共空间”可能存在的问题作出了谨慎的提醒：“网络公共空间”如何面对政府和利益集团越来越严密的管控措施?如何平衡网络论坛上的低级非理性化倾向?如何让娱乐强化理性、批判性的效果而不是相反?等等，这些都留待学界进一步观察和研讨。
有学者组织了关于传播“传递观”和“仪式观”的辨析讨论。传播的传递观强调讯息在空间内的传布，以社会心理学和行为主义为基础，目的在于实现对空间距离和人的控制；传播的仪式观不是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强调文化的共享，目的在于维系一个社会。仪式观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从参入者而非传者受者角度进入问题；通过符号学理论分析传播的文化意义；将对传播作用的分析上升为文化层面，注重传播对秩序的建构、对信仰的扩散，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提高。尽管两种传播观有诸如此类的差别，但二者并不是对立的，在实际研究中应根据具体情境发挥它们各自的优长。不过，从传递观曾大行其道的学术史背景和大众传播对现代社会整合作用日渐强大的现实需要看，仪式观对当下的传播学研究具有更多理论上的启发性和开拓性，学界应投以较多的关注。
拉斯韦尔5w模式是影响经验传播学派的重要学说之一，但对它的形成过程进行专门研究的尚不多见。加拿大传播学者巴克斯顿曾提出一种最新见解——这一模式的真正作者应该是约翰·马歇尔。对此，我国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对拉斯韦尔来说，5w模式与他早期的宣传研究和政治思想框架中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这些都可以在他相关著述中找到佐证。明确这一起源除了有助于澄清史实，更大的价值在于可以通过还原5w模式出现的语境来更准确地认知该模式的历史对应性：这一模式和拉斯韦尔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初衷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曾经包含的意识形态对立观念曾在拉斯韦尔论及冷战时期的传播战时闪现。
通过文献分析对传播学史成见提出商榷的还有关于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有学者针对批判学派对拉氏的实证效果研究“狭窄”和意识形态的保守倾向等展开辨析。细读拉氏及其哥伦比亚学派的论述会发现，他们不但看到了媒介导致的受众态度和行为的即时或短期的改变，而且关注大众媒介可能具有的长期、甚至制度性的影响。遗憾之处在于，由于现实关怀的需要和方法论的影响，拉氏等人在绘制了一幅“宽地图”之后践行的却是“窄操作”。同时，拉扎斯菲尔德所代表的效果研究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媒介体制问题，但因此将其指责成为现存体制服务有些失之简单。事实上，拉氏及其合作者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了大众媒介的产生所带来的社会控制方式的变化，并对媒介终究是维护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保守特征与霸权倾向进行了批判性描述。
有学者对杜威传播思想在传播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进行了深入考察。杜威的传播思想是他为新时期的进步主义确定基调的集中表现。在“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基础上，杜威提出：“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传播而得以持续存在，而且还应该说是在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在公共(common)、共同体(community)和传播(communication)这些词之间的联系不只是字面上的。人们由于共有的事物而生活在一个社会中，传播就是人们达到共同占有事物的手段。”“传播”的社会实践意义在于共同参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它也是民主政治得以可能的重要途径。这些极富人文色彩的论述，为库利、米德等其他早期传播思想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理解现代西方传播思想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议程设置理论早在20年前就已经介绍到中国，可真正系统运用这一理论研究中国媒体和受众关系的尚属风毛麟角。有学者基于该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时间序列分析中的arima模型及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了媒体议程、媒体接触对公众议程的影响，证实或部分证实了“接触媒体程度高的公众，对各议题的关注程度也高，两者正相关”等三项假设。媒介组织是新闻生产的主要场所，但传播学界很少涉及媒介组织的内部传播及其影响。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上海和新加坡两地6家报纸组织的内部传播情况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并对获取的有关媒介组织传播基本状况及其与新闻生产关系的经验资料进行初步分析，为日后深入理解媒介组织新闻生产过程提供了参照。
三、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新进路
有学者从传播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成果三个方面，分析了传播学研究两大流派——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在对一些关键问题认识上的“二元对立”，提出要对“客观性”进行重新界定。该学者从本体论的角度分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无论是传统学派还是批判学派，他们用来检验科学理论或假说的事实只能是“经验事实”，也只能在认识活动从“经验事实”出发去建构传播学理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经验社会事实中，还包容着一种构成社会事实并反映到经验社会事实之中的“客体意识”。经验学派反复强调的研究“客观性”，实际上就是经验社会事实中的“客体意识”。至此，传播学两大学派争论的实质点之一——“研究对象是否是客观的”和“研究者能否做到客观”的问题，已经在“客观事实”与“经验事实”的概念的建立中得到了解答，而所谓“客观性”原则成了在获得“经验事实”中如何体现“客观意识”的问题。该学者主张，传播学研究与其纠缠于用“说明”的方法还是“理解”的方法，不如将问题具体化为“在传播学研究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可以忽略不计，而着重运用说明方法研究问题”、“在什么条件下主观因素对认识过程的影响必须要加以考虑。因而着重运用理解的方法更恰当”。至于传播学理论，尽管它未必见得就是“真理”。但“对事物做出解释或分类的有用的方法或深刻的见解就是一种真理”。如此辨析的最重要启发是，要坚持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不应用某种单一不变的方法统驭；同时，在传播研究实践中，以“以问题为中心”来选用具体的方法，而不是“以学科(派)为中心”画地为牢。
在个体对传播信息的微观加工机制和研究方面，神经科学具有截止目前为止其他任何方法都难以企及的优势和特殊适用性。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传播心理实验工作室自2007年9月起，经过6个月的精心筹划、素材准备和实验设计，于2008年3月8-30日进行了一项关于传播效果的erp实验。这是中国人首次运用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按照严格的科学规范，运用脑电测量仪对有关传播效果问题所进行的科学测定。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研究后的研究空间很大，几乎在传统传播学研究所有方面都能应用，包括传播渠道研究、传播内容研究、传播对象研究、传播者研究等。在二者研究结合的初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媒介中的群体与个体形象建构；暴力和性等特定传播内容的影响；媒介体验中的情感；广告与营销效果；不同语境下传播效果的比较研究等。同任一种科学手段一样，神经科学手段本身也有难以回避的局限，尽管如此，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学后的研究仍然非常值得学界期待。研究者提出，“一旦神经科学与传播学经过长期深度融合并形成了特定的研究方法与话语体系时，我们有可能将这一研究领域发展为‘神经传播学’。”
与传统认识中人们知觉习惯对图像生产的主导作用相逆，有学者通过对媒体再现与空间知觉的关系分析指出，当代视觉传媒正在反向训练(mvered discipline)着人们的场所知觉。通过分析渗透着各类影像媒体的当代城市空间的显形方式，作者进一步论述了光学透视所固定的结构性空间如何被公共空间中各类视频窗口解体，从而生成不均匀压缩的、多层叠覆的，无法稳定对焦的影像空间。最终，与几何连续体相对应的总体场所感被与影像碎片相对应的即时场所感更新。
有学者对大众传播心理学领域影响颇大的“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商榷，认为尽管人内传播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还是能够抽象、简化出一种类似鸡蛋结构的“蛋内传播模式”。人体的相关组织和器官分别担负着类似蛋壳、蛋清、蛋黄等功能，它们分工协同，对信息进行把关、整合、再生产，最终的决策信息指导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产生的结果作为信息反馈给个体，由个体重新调整内向传播和决策过程。对此，“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者也作出了友好的解释和回应。
四、传播学理论的应用：现实解读
在汶川地震中，政府信息公开以及新闻的开放管理政策产生了壮观的传播效用，不仅保障了公民知情权，更可以成为推进公共管理和强化政府公关的重要手段。有学者综合sars危机、阜阳手足口病到汶川地震等事件中信息公开与否的社会后果，以社会的稳定(stability)为分析框架，从社会传播学的角度做出如下推论：在危机事件中，社会的和谐稳定固然与其政府或部门的治理水平(governance)相关，但是信息的公开性(openness)也必然与之利害攸关；因此，政府在言行的公信力(credibility)方面的水准也应当是主要的历史考量维度；与以上因素相反的则是危机(crisis)的程度。此假设用数学模式表达，则为：s＝gxoxccri。以汶川地震中的报道“开放”所达至高度社会动员为正面范本可以发现，这一事件中最可宝贵的传播学宣言。是一个关于新闻媒体的开放政策。从“政府信息公开”到“新闻公开”，中国新闻公开性的转向亦成为可能。还有学者从危机传播的角度分析了汶川地震中政府危机管理的进步和缺憾，提出在借鉴危机传播“西方范式”的基础上，将危机传播纳入学术研究视野之内，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概念、理论和范式体系，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当前和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还有学者从汶川地震新闻报道中的经验和启示出发，对危机传播本身特别是信息的开放与控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概括。“开放”不仅是汶川地震的救灾方针，而且是危机传播的基本准则。从汶川地震的救灾过程来看，“开放”应该体现在信息开放、媒体开放和救灾开放等三个层面。不过。“开放”不等于放任，危机的责任主体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对有关信息管理也将围绕这三个层面展开，这即构成了危机传播的控制性原则。它与开放性原则的关系是：前者必须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开放是前提，是首要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危机传播实践中尤其需要加以强调，控制只能是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上必要而适度的控制。至于如何在“开放”和“控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内在的统一，作者认为要在危机传播的动态过程中和具体信息内容的报道程度或力度的把握中达成二者的有机结合。
汶川地震报道中多位电视台主持人在播报地震新闻时难忍泪水的画面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这种传播主体的情感介入，与人们长期以来关于传播主体在实施大众传播行为时应该规避个人倾向介入的惯常认识是有冲突的。有学者通过分析提出在特定的报道情境下。传播中的情感因素体现人类本质和人类普世价值，而传播中个人体验和共同体验的结合，则强化了传播效果，起到社会团结、塑造国家形象的功能。事实证明，在一定条件限定下，传播中的情感介入不仅无害，而且有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