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论文十篇

经济学人论文篇1

一、清代边疆移民的群像素描

移民的概念不同于人口流动。所谓人口流动，是特指人口在地区间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短期的、重复的或周期性的运动。这种人没有长期改变居住地的意图，他们出去了还要回来。目前人口学界对迁往他地达多久为移民尚无确定的标准；实际生活中移民与人口流动之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有时难以严格区分。如张宗昌于光绪七年（1881年）出生于山东省掖县祝家庄，父亲是喇叭手、剃头匠，母亲是巫婆。张宗昌十二、三岁时帮其父掌铙钹，混日子，十五、六岁时随其母赴辽宁营口，在一家“宝棚”（即）为赌佣，给赌徒端水送茶、跑脚打杂，昼夜与赌棍、小偷一类为伍，因被当地士绅视为祸患而遭驱逐，遂无处栖身，四处流浪，最后到北满当一名修筑中东铁路的工人，不久又沦落为胡匪，而其母当时只身一人在营口，相继与洗澡堂的老板、补鞋匠以及卖布的货郎姘居，混了一段时间后就不得不返回山东。（注：《军阀列传》。）本来，张宗昌与其母都有移居东北的倾向，可是其母由于形势逼迫而不得不中止移民动机，这种迁移行为便转变为人口流动。另一方面，流动人口也可以成为移民的先驱。当流动人口在某一迁徙地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对迁徙地产生了依附感时，他们就有可能决定在迁徙地定居下来而成为移民。在清代前期，边墙内的陕西等地农民出边到蒙古地区耕种，春出秋归，名为“雁行”客户，是一种典型的流动人口。当时，由于这些雁行客户在边外暂时伙聚盘居，故而他们所开垦的土地被称做“伙盘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人口流动现象周而复始地循环进行，许多雁行客户便在蒙古地区逐渐定居下来，从而完成了向移民身份的过渡。由此可见，移民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界线不一定划然清楚，泾渭分明。本文所说的移民是指改变过去的常住地点而迁到另一地区居住较长时间的人口。

社会经济条件是影响人口迁移与流动的主要因素，区域经济的不平衡便推动着人口的移动，使之成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经常性现象。只要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着非均衡状态，人口迁移就必然发生。人口迁移塑造出新的人口再分布结构，使人口结构的地域分布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由不平衡向相对平衡的发展。人口地域分布结构因人口迁移而趋向相对平衡，必然使社会经济的生产力区域结构随之趋于相对平衡并产生新的不平衡，反过来又推动新的人口迁移。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人口的地域分布具有凝滞性，与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的分布相一致。正是这样，所以清代人口密度与经济密度二者基本上呈正相关，即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也是经济密度较高的地区，经济密度低的地区也是人口密度低的地区。相对于内地而言，清初边疆地区人口稀少，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这种区域经济的非均衡态所形成的级差，为有清一代边疆移民如水赴壑趋势的出现提供了必要条件。当时，我国人口急剧增加，可是封建时代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又十分有限，这样，迅速增殖的人口形成相对过剩的劳动力不能被充分吸收，出现了劳动力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而压迫生产力的现象。福建、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河北等已开发的地区人地不平衡状态日益严重，人地冲突日益尖锐。人口再生产和生活资料再生产的失衡本来已经使这些已开发地区的人口数量超过了其经济活动所能容纳的限度，而封建生产关系下的剥削体制则又使当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分配不均衡，加之饥馑、自然灾害、战乱等因素的影响，社会局部地区呈现混乱的动荡局面，于是地广人稀的边疆地区便充当了缓解内地人口压力的“安全制动阀”。在内地许多地区人满为患的情况下，大批内地民众不得不另谋他图，到边疆地区寻求生存与发展。另外，到清代的时候，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经过千百年的缓慢发展，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已具有开发边疆地区、扩大生产空间、更广泛地将各种自然和社会经济资源吸引到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周转中来的客观要求和趋势。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中国封建社会内地较发达的经济就会向边疆地区进行墨渍式扩散和辐射式扩散，这样，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劳动力便不能不流向边疆地区而为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提供劳动资源，呈现出“离心状运动”的趋势。换言之，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生产力空间扩张的内在动力导致了边疆与内地之间人口分布不平衡格局的变动。

从上述可以看出，清代边疆移民服从于客观的经济必然规律。然而，客观的经济必然规律是贯穿于清代边疆移民这一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的。清代边疆移民的身份背景形形，其迁移的动机也林林总总。下面，我们就其迁移的原因分别略加说明：

(A)流徙。这是一种强制性的移民活动，其迁移系统属于严密结构的迁移系统，其迁移行动是迁移主体由迁出地通过预定的行动轨迹而达到预期的迁入地的全过程。在这类迁移过程中，迁移系统的各组成要素和迁移链条具有较明确的规定性，毫无随机性而言。这种事例在谢国桢先生《清初东北流人考》中谈得很多，兹不赘言。

(B)军事驻防。边疆地区是国防前线，所以清政府为了巩固国防而往往派遣军队到边疆地区驻防，这些军队官兵服役期满后便在边疆地区安家落户，繁衍后代。爱珲王氏家谱记载：“先代籍历襄阳，式衿闾闱，家遂隆昌。康熙七年，奏调龙江，兼山以北，威凌气壮。罗刹慑伏，永镇边疆。历三百载，支派成行。”（注：《爱珲王氏家谱》。）

(C)躲避战乱。辽宁沈阳县人陈克让的祖先原住在福建晋江，清初避耿藩之难，始移家辽东。

(D)温疫。辽宁新宾县八旬老人肖某珍藏的族谱内容细致，文字晦涩，其大意是：祖籍山东莱阳，顺治年间发生瘟疫，家中人多染疾而死，幸存者无以为食，路逢绝境，投奔关东，当时推着独轮车，不知途中日月，辗转来此。刚到时，家中五口，无房舍，寄住同乡家，轮流居住，达数年。（注：《新宾肖氏家谱》。）

(E)水旱灾害。马占山的祖父马万龙的籍贯本是河北丰润，据马占山之女记载：“嘉庆初年，那一带遭水灾，大批难民流入东北。我曾祖父马万龙和曾祖母黄氏也挑筐逃难来到东北。”（注：《马占山将军》。）马万龙定居吉林怀德毛家城子村西炭窑屯，后生一男名叫马纯，一家三口过着无依无靠的生活。马纯长大后长年给本屯地主扛活，后在本屯人帮助下与本屯一家刘姓的女儿结婚，辛勤劳动多年，买了几亩地，接着又从本屯地主那里租赁几亩地，以维持全家生活，生一男一女。

(F)家庭矛盾。从福建《玉山林氏宗谱》来看，该族自十一世以后，迁台的人数很多，其先驱者约在顺治末、康熙初，亦即郑成功之后。该宗谱记载了十五世林式霁赴台的经历：“式霁，字燕明，际宣公三公子。少失怙恃，为嫂氏所凌。年弱冠，航海之淡水，只身空乏，数十年间，蓄妻子，置田园。妣氏陈。尤善相居积，少阜延名师课子，逢源入台湾府泮。自是省之贡院、台之考棚、淡之城郭，公俱与有力；族中礼典，岁费周章，公首捐重金，倡建祀田。今持筹者权有二千余金，预为买沃计。晚年嫂茹贫难支，公时时接济，无令乏，后复为置良田二百金以赡之。”（注：晋江《玉山林氏宗谱》。）

(G)求学。清朝后，台湾因草莱初辟，文化落后，故入泮较大陆要容易一些。那些屡困科场的大陆诸县（尤其是泉、漳二府）学子们为了获取秀才资格，便东渡台湾进学。晋江县林宏礼生于康熙十九年，少年时“迨屡试晋水，久困莫售……爰喟然叹曰：‘何不可遨游东宁，聊托一试？’于是登堂拜别，羁迹台湾，凡御史观风月课，以逮府县两试，其夺矛试艺，几于累牍也。”（注：晋江《玉山林氏宗谱》。）

(H)经商。乾隆初年，山西祁县乔姓和徐沟县秦姓二人自幼结为异姓兄弟，相偕来到内蒙的萨拉齐，在老官营村当铺当了多年佣工，稍有积蓄，便转移到包头两脑包交通要道开设草料铺，兼售豆腐、豆芽、饶饼、以及零星百货。嘉庆年间，他们两家便合资三万两白银开设了清代蒙古历史上有名的商号“复盛公”，以经营油、粮、米、面、酒、醋“六阵行”生意为主。

(I)仕宦。周冕，字少逸，浙江嘉兴府人，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他曾在清末奉命署理蒙垦事务。当时，他已至耄耋之年，为了预思后路、安度晚年之计，在丈量荒地时将松花江北岸一带土质肥沃的荒地留下来据为己有，并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黑龙江肇东县建屯落户，取屯名为“同仁堂”，其家在清末有地一千二百余垧、房屋百余间、佃户一百五十余户。

(J)响应政府屯垦的招募。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政府招募内地民众赴新疆屯垦，当时寄籍肃州经商的山西临晋县人卢文忠便情愿自备车辆路费，挈眷前往认垦，受到皇帝的特诏嘉奖。

诚然，破产农民是清代边疆移民的主体，他们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背井离乡，在“闯关东”、“走西口”、赴台湾的征途中留下了一个个辛酸而悲伤的故事。《白山黑水录》在描述东北地区开禁后的移民状况时这样写道：“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只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孩哭者眠者，兄以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相依，踉跄道上……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逆旅共寝食者皆山东移民。”（注：《白山黑水录》。）正是这样，边疆移民“闯关东”、“走西口”、赴台湾的迁徙活动不仅是一种单纯的移民活动，它已经在中国普通民众心理的深层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成为一种忧伤文化的象征，代表了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清代边疆自发性移民的迁徙动机除了谋生求职型以外，还存在许多更高层次的心理追求。动机源于人类的的基本需要，人类的基本需要包括因缺乏而产生的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在清代，因走投无路而被迫踏上边疆移民征途的例子固然不胜枚举，而求有所发迹、求大展鸿业的边疆移民也在所多见。从上文的归因分析中就可以看出，C、D、E原因产生的边疆移民的动机层次明显低于F、G、H、I原因所导致的边疆移民的动机层次，后者的迁移活动含有满足移民主体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等高层需要的渴望目的。清代边疆移民既是一曲主旋律哀婉而幽怨的悲歌，同时也不乏光明的音色。在清代边疆移民的大潮中，有些人可以说是开发边疆的“弄潮儿”，边疆地区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对他们来说是英雄用武之地，边疆移民的征程对他们来说具有个人丰富自我的意义。因为清代边疆移民之所以出现，不仅有内地的“推力”，而且有边疆地区的“拉力”。我们忽视积极的开拓型边疆移民，就意味着否定了边疆地区的“拉力”。

人口在地理空间的流动属于水平式的社会流动，与垂直的社会流动具有密切的关系，二者有时相伴或相随发生。边疆与内地生产力水平的不平衡态造成了边疆移民的大潮，而边疆移民的社会垂直流动也是这种不平衡的产物。由于边疆移民的不断开发，由于边疆与内地的社会状况差异较大，故而边疆地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边疆移民的社会垂直流动速度和比率也是相当快、相当大的，许多边疆移民到边疆地区后都改变了其社会关系组合结构中的地位。当然，移民者的天赋条件、自获条件和社会条件不尽一致，其社会垂直流动的情况也相差悬殊。边疆移民的社会垂直流动按其幅度的大小和速度的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移民到边疆地区后的境遇几乎依旧如故。这类移民在迁徙后一般仍沾著于土地之上而没有进入新的生产领域，自身素质较差，社会环境的有利条件也没有赐予他们或与他们失之交臂。1982年沈阳市西塔街道办事处修建房屋时所发现的吴俊升神道碑中有这样记载：“先世籍山东历城，以岁饥就食奉天，再徙昌图，祖天福，父玉，农。公移籍辽源，少为人牧羊。”吴俊升家世代务农，于咸丰末年迁到东北，但几十年都家贫如洗。该家无社会垂直流动的迹象，然而其社会水平流动却属于链式迁移，这种链式迁移产生的原因即在于其社会垂直流动的失败。

第二种类型，移民实现了一生中流动的目的但幅度小、速度慢。福建南安《武荣诗山霞宅陈氏族谱》提及一个名叫陈创芝者，“盛年经商台湾，铢寸累积，暮岁设肆吴山。”（注：《武荣诗山霞宅陈氏族谱》。）此人从盛年到暮年在台湾惨淡经营，备尝艰辛，终于过上一个小康生活，足见其成家立业的阶梯何等漫漫兮修远！

第三种类型，移民从社会的底层迅速一跃而成为富豪。陈逸松的祖父是福建省漳州府漳浦县人，因穷贫无以为生，遂于1842年单身搭乘一条小木船飘到台湾北部的淡水港，抵岸后不知所从，只好相信命运，将随身携带的一根扁担竖在地上，扁担倒向淡水的东南方，沿着这个方向走了数日，最后到达宜兰县浊水溪的地方。他在此开荒种地，两年后攒了一些钱，回到故乡将已经瘫痪的老母亲背上带到宜兰，从此定居下来。当时，清朝官员采取限制供应粮食、盐等办法以求控制高山族人，陈逸松的祖父便乘机进山贩卖私盐给高山族人，然后换取鹿茸、鹿鞭等贵重药物出卖给平地的汉人，迅速发迹，又回到故乡漳浦招募了一批又一批贫苦农民去宜兰浊水溪一带垦荒，于是，他由一个逃荒者变为宜兰第一个拥有五千多顷土地的大地主。从这一典型例子可以看出，凄凄惶惶的移民征途是一些人通向成功的道路，这种移民过程中包含了逃荒与富贵、不幸与幸运、大悲与大喜的人生沧桑世变。

第四种类型，移民的社会垂直流动贯穿于异代变迁之间。《东昌张氏宗谱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我张氏之先，居山东东昌府莘县长兴社杨皮营村。乾隆年间，我高祖岱公始游关外朝阳、凤凰等处。后至吉林之伯都纳青山堡镇东半截河子屯，察其土质膏沃，垦田躬耕，久之遂家焉。”（注：《东昌张氏宗谱书》。）嘉庆年间，张廷举的祖父兄弟三人因穷困潦倒而先后来到黑龙江省阿城县福昌号屯（因其家开设的杂货铺商号而得名）。他们在前辈的基础上残酷剥削农民，特别是从关里后到东北的农民，家业很快扩大，陆续在榆树、阿城、宾县、五常、巴彦、绥化、呼兰、克山、兰西等八九个县拥有大量房地产。据《东昌张氏宗谱书》所载，他家仅在克山一县就有土地一千多垧，在阿城、五常、绥化和呼兰等地都开有杂货铺、粮栈、钱庄、烧锅（酒厂）、油坊，在林区有林场，在松花江岸还有一个拥有一千多匹马的大牧场，为东北汉族最著名的富商大地主之一，连清廷的副都统上任都得先来登门拜访。然而，到张廷举父亲那一代，由于日俄经济侵略势力伸入东北广大农村，再加上马红眼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这个新兴的暴发户家族遂逐渐走向破产和衰落，分家析产，一蹶不振。历史的发展可谓变幻莫测，一些边疆移民的沉浮升降也常常轮回替转。

二、清代边疆移民的地区性差异

在前面，我们从清代边疆移民整体出发着重分析了其群体的层次等级特征，但这种研究仍是一种线性的考察。如果我们转换一下视角，那么清代边疆移民的地区性差异就会清晰地凸现于我们的视野之内。清代边疆与内地的生产力不平衡态导致了清代边疆移民的大潮涌动，而边疆地区各种条件的不平衡性与清代边疆移民地区性差异之间的关系更是灼然可见。我们认为，清代边疆移民的地区性差异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其一，各边疆地区的移民数量规模极不平衡。就笔者接触到的材料来看，赵文林、谢叔君《中国人口史》一书运用现代概率统计学方法对清代人口史料进行审订和推算，其各项核实修正后的数据相对来说较具有权威性，因此我们在这里依据该书中的数据资料制成如下清代边疆（未包括海南岛）人口统计表：

我们假设X[,1]，X[,2]……，X[,9]分别代表台湾、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广西在1661—1911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K代表上述边疆各地区的项数，则X[,1],X[,2]…,X[,9]分

可见当时边疆各地区年平均增长率的不平衡性之大。历史资料表明，地区在有清一代吸收的移民数量微乎其微，该地区的开发是本地区固有民族依靠自身力量进行的，其移民绝对数量可以视为零，为边疆各地区中移民数量的最小值。与此相对照，东北移民的数量则令人咋舌。在1881—1911年的三十年间，东北人口增长了4倍多，年平均增长率为4.77%。由于在旧中国，人口自然增长模式普通以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而产生的低增长率为特征，东北也不例外，其人口再生产的诸指标与全国各地区应大致相同，所以这时期东北人口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自然增长方面的差异，而在于机械增长量、即人口净迁入量的增加。我们设M为机械增长人口数，Pt、Pt+1为一地区在时刻t和t+1的总人口，n为倒t+1的年数，V[,a]为参照年均增长率（在时刻t至t+1之间），并以全国同期平均增长率为参照增长率，则可以对东北在1881—1911年这段时间机械增长量M进行推算：

该值并非等于真正的移民数量，但大致反映了东北当时移民的规模。

其二，边疆各地区移民的迁出地呈偏集状态。如前所述，闯关东、走西口、赴台湾浓缩了边疆移民无数悲凉的故事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希望和机遇，成为清代大多数移民的主要迁移路线。其中，闯关东的移民主要迁出地为河北、山东、山西等地，走西口的移民主要迁出地为河北、山西、陕西等地，赴台湾的移民主要迁出地为福建、广东，到新疆的移民主要来自甘肃、陕西、四川等地，至于四川人口则素有向云贵地区迁移的传统。对此，清代的谱牒资料有比较明显的反映。《辽阳吴氏族谱》有这样的记载：其先世原为山西太原府瓦房村人，顺治八年(1651)，“迁至奉天省辽阳城高丽门里，始隶旗籍，占地五十余亩，再迁辽阳城北五十里孟胡屯，选村之原，服田力穑，经营家室，遂聚族居之。”（注：民国《辽阳吴氏族谱》。）《蓉城北乡沙里房氏宗谱》中记载说，郴州房氏第二十世的十一名外迁者中，三人往云南落籍，其中三人落业矿厂。这反映了乾嘉之际云南、贵州等地矿厂兴旺、很多外省人纷纷前往聚集开矿的情况。该宗谱还有“叶林，生于嘉庆二十二年，往粤西贸易未归，落叶桂林”的记载。（注：光绪《蓉城北乡沙里房氏宗谱》。）山东潍县《陈氏族谱》中专门编有《寄籍图》，我们据此可以看出，在该族十二至十七代间，外迁者共有103人，其中去口外蒙古地区的51人、去东北关外的18人。（注：《潍县陈氏宗族》。）

造成这种边疆移民迁出地集中化倾向的主要原因是距离。在一般情况下，距离相对短一些，则迁移活动越容易一些，迁移量与迁移距离呈较强的负相关关系，但也有象锡伯族从东北迁到西北那种由清政府组织的超长距离迁移之类的例外。在中国传统小农经济体制下，边疆移民常常与故土在心理上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距边疆诸地区较近省份的人口迁移到毗邻边疆地区时，其心理和物质准备要容易一些，对毗邻边疆地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较容易适应，可是，在其他地区则无此便利条件，道路辽逖，山川阻隔，难以远行，人们只好苟活一隅。同时，与边疆距离较近地区的人口迁往边疆的历史比较久远、起步早，这样便会产生“踩路效应”。一方面，只要前人到边疆立稳脚跟、踩出了一条路之后，就会在后面的人心理中产生诱发因素，后人就会跟着前进，致使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移民到边疆后传递信息、鼓励资助迁出地的亲友前去投奔落脚，这种正反馈效应也强化了移民迁出地的集中分布。

其三，移民到边疆地区后与该地区固有土著居民的关系呈现地域多元化的状态。在清代台湾开发过程中，高山族力量弱小，汉族大量移民涌入后对高山族进行欺凌、迫害的现象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日本立教大学台湾籍历史教授戴国辉曾经坦率地指出：“我们客家人和福佬人双手并不是顶干净的，尤其是参与开拓台湾的客家父祖辈扮演过侵占山地的先锋队。因而我始终保有一种‘原罪’感。”（注：戴国辉《台湾史研究》远流出版公司，1984年第23页。）汉族移民一般涓滴式地注入滇桂地区，与当地土著民的冲突较少。在新疆，移民多系清政府有组织的屯垦人口，通常因汉、回隔离而较少发生冲突。在东北，满族是当时全国的统治民族，所以汉族移民早期多投靠满族旗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族旗人的经济力量迅速衰微，汉族移民很快远远超越和取代了旧日的主体力量而成为新的主人，却始终不敢与满族发生直接冲突。内蒙古地区的情况与东北既相似又相异。清王朝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保护蒙族的经济利益，内蒙古的蒙族人口远远多于东北地区满族人口，再则，内蒙古地区的汉族移民势头也没有东北地区那样迅猛，这样汉族移民在蒙古寻求当地王公贵族保护的历史持续了很久。到清末，汉族移民随着人口数量增加和经济势力增长逐渐与当地蒙古族发生了比较尖锐的冲突。例如，李守信的祖先是山东济南府长清县李家庄人，单身跑到土默特旗给蒙古人耕地，后被主人招为养老女婿，入了蒙古籍，成了“随蒙古”，其后代比较善于经营土地，家境逐渐宽裕起来，至清代末年，家中已拥有300多亩土地，还有牛马和羊群，并从破产的蒙古贵族手中买到一百多串“小租”。据李守信说，最初移居蒙古牧区的汉人都依附于蒙古人，如果不入蒙古籍，便动辄得咎，砍柴不许越界，牧养不准出圈，并且有蒙古地痞流氓随便闯入汉民家中索要酒食。

其四，各边疆地区移民的组织类型不同，尤其表现为清代新疆地区由国家政权直接参与和出面组织的计划型移民比较突出，而其它地区则以自发型移民为主。清代新疆计划型移民有三个特征：一、它是清政府巩固国防、以边养边政策的产物；二、它是通过国家有计划协调和行政组织来实现的；三、它得到国家移民投资的支持。清代自发型移民则截然不同，这表现为：一、它主要是在经济利益目标吸引下，通过迁移者的主动选择来实现的；二、移民的投资费用由迁移者个人自筹解决；三、移民迁移的连续性强，因为在私有制的农业传统自然经济格局下，有宜耕土地就自然诱发着人口迁移，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为寻求土地而进行迁移是必然的。清代计划性移民的组织形态一般具有规范性，而自发型移民的组织形态则有时呈现出边疆移民社会所特有的异常性。在清代边疆开发史上，有两个不能不提到的著名移民人物，一个是东北的“韩边外”（韩宪宗），另一个为内蒙的王同春。《南园丛稿》有这样的记载：“韩边外者，初不详其名字，山东登州人。迁辽东复州，年三十余，复东徙吉林之金城。”（注：张相文《南园丛稿》，卷5。）嘉庆年间，韩宪宗的父亲韩元毓因家境贫困，兼遭灾荒，遂从山东逃难到辽宁复州，于1813年生韩宪宗。1825年左右，韩元毓用一条扁担挑着仅有的行李和什物，带着全家老小迁到吉林，虽比较容易度日卒岁，但生活也较贫穷。韩宪宗因不得不离家出走，最后到夹皮沟金厂挖金，为人侠义，在驱逐马贼的斗争中崭露头角，被众人推为首领。韩宪宗凭借夹皮沟富饶的黄金资源逐渐发展自己的势力，桦甸、安图、靖宇（当时的濛江）、抚松一带俨然成了韩家的“独立王国”。韩宪宗豢养私兵，号称有“乡勇三千”，设立了一整套统治机构，该机构的中枢机关称为“会房”。史载，“居斯土者，且只知有韩氏，而不知有国家、有政府。”（注：《桦甸县志》卷五，第3页。）韩边外的统治集团是一种拥有武装、旨在劳动谋生、以把头制为基础组织起来的流民团体。王同春是当时直隶邢台县人，同治十三年(1874)来到后套做工，后来自己租种蒙地，逐渐自创牛犋，并以隆兴长（今五原县城南）为大本营，发展土地。他识水脉、懂工程设计，能用土法测量，起初以技术作为入股资格与他人合伙开渠，后因发生矛盾自立门户，由于善于总结经验，开渠引水多获成功。光绪七年(1881)开永和渠，光绪十二年(1886)又开同和渠（后改名为义和渠）。开渠之后，“地随水走，人随地走”，耕地扩大，王同春招募的移民日益增加。清末后套共有干区，每区周围数百里，他独自一人就开辟五个区，拥有良田一万余顷，牛犋七十个，几乎占据了整个后套地区。王同春拥有武装，对移民使用私法进行管辖。在边疆移民社会中，移民蜂拥云集，泥沙俱下，资源的有限性不时引发各种血腥争斗，形成边疆社会巨大的动乱场。按照社会学的观点，组织活动以适应环境为目标，稳定的环境允许组织进行常规化、标准化的活动，变动不居的动态环境则要求组织及时地作出适当的反应，一切组织都是实现一定目的的社会系统，必须对社会提供功能效果。自发型移民到封建生产力不发达的边缘地区后，面对群龙无首、混乱不堪的社会环境，其头脑深处的皇权和专制主义思想更加浓烈，迫切要求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使他们的生产秩序化、生活安宁化，这样便使移民中基于感召性权威而建立的不同于习惯的组织形态应运而生。如果说新疆的移民屯垦是理性一法律化的组织，韩边外一王同春现象的移民组织属于神秘化的组织，那么，台湾地区的移民则更多地依赖于传统的组织。从谱牒资料中可以看出，林先坤生于雍正三年（1725年），24岁时渡台，能力高强，“始而耕田为业，克勤克俭，以振家声。亦难先贫于后富之，其贫而不谄之，其富而不骄之，贫而守分，富而施仁。”（注：林畴《潮州饶平林氏大宗谱牒》，影印手抄本，第76页。）因此六年有成，遂于乾隆二年(1738)回乡省亲，并带族人林孙檀等一同赴台，开辟田园，聚集成庄，为当地的领袖人物。（注：林祁钊《林氏族谱》，影印手抄本，第5页。）在拓殖过程中，林先坤运用中国社会结构中宗族组织的原则来结合力量，与其它几位族长组织学会，先后成立了五十九公、次圣公、观音公、拱震公等合约字蒸尝，一方面祭祀祖先，一方面投资于土地经营。这种宗族团体的组成是采取志愿的形式，这样其派下人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与传统宗族组织的“照房份”稍有区别。不过，他们所供奉的唐山祖和祖籍地所奉祀的一样，所以这种蒸尝可以说是一移殖性的宗族组织，具有强烈的经济取向，在早期资本凝聚与团结族人自保自卫的功效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由此可见，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宗族组织在台湾边疆移民社会时期已经发生显著变异，是自发型移民因毫无官方资助而以祖籍地为基础的互相合作的地缘团体。

其五，各边疆地区的移民众趋人格大不相同，特别是台湾地区的移民与其它地区的移民相比尤为明显。福建、广东沿海地区海岸曲折，人民与海相习，视海洋为坦途，这种地理环境对当地居民以冒险精神为特质的海洋性开放性格的养成无疑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另一方面，十六世纪以后，闽粤沿海地区社会经济条件恶化，资本主义萌芽发育较早，而葡萄牙人、日本人在沿海地区的出现增加了海外贸易的机会，于是，一种冒险与谋利的精神逐渐普遍酝酿，产生功利主义的思想。这一地区的民众“唯利是趋”、“趋利喜作”的众趋人格心理定式，往往使他们“遗祖宗之丘基，族党之团圆，隔重洋之渡险，窜处于天尽海飞之地”，成为中国人最具有进取心和喜欢冒险的分子。正是这样，台湾地区移民的“开拓者精神”较其它边疆地区的移民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与台湾地区相比，清代东北、内蒙等地的移民的进取心和开拓性相对而言要弱一些。我们在史料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些山东移民憨厚朴实，到东北后一心务农，试图依靠东北的广阔土地和自己的辛勤劳动求得五谷丰收、全家温饱，但仍然无法摆脱穷困的阴影；一些移民到内蒙后虽然发财致富，却舍不得花一文闲钱，吃穿极其朴素，没有改变陕北人在原籍的节俭习惯，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抑制型人格特征，连在内蒙、新疆等地定居的晋陕商人也多采取保守的经营方式以求稳步发展。从本质上说，移民活动本身就具有冒险性，因为移民活动的行为主体必须克服人口分布的惰性，而移民的前途往往也含有一系列未知的因素，没有足够的勇气是无法付诸实践的。然而，在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的情况十分明显，地域因素对人们性格的形成影响极大，由于边疆移民迁出地分布呈偏集态且迁出地社会变迁的内容、方式、程度、次序等具有不平衡性，所以边疆各地区移民的社会性格必然具有异质性，其开拓性和进取心的强弱程度不尽相同。

三、从清代边疆移民看边疆开发的不平衡性

劳动力是生产力最重要的构成要素，边疆移民是清代边疆开发的重要行为主体，边疆移民的差异性不能不对清代边疆开发的不平衡性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人口系统既具有远离平衡的开放性又具有非线性的反馈机制，这样它便具备了自发产生各种时空有序结构即耗散结构的条件。人口系统的耗散结构在空间状态上表现为人口的地区分布必然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各地区人口的数量和密度会自发趋于某一适度。正是如此，清代边疆移民数量在非均质的地域空间上不可能分布均衡。大致上，清代边疆移民数量增长的快慢可分为四类地区：(a)增长特快区，包括台湾和东北；(b)增长较快区，包括内蒙和新疆；(c)常态增长区，包括广西、云南和海南；(d)特慢增长区——。从东南的台湾起，按逆时针方向依次经过东北的黑、吉、辽三省和正北的内蒙、西北的新疆、西南的一弧圈，边疆移民的规模基本上趋于越来越小，边疆开发的水平也随之基本上越来越低，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因为，自然资源的状况决定了人口承载力和人口经济容量，从而支持边疆开发所能达到的一定经济增长速度。换言之，清代边疆开发中存在着这样一条因果链条：区域的自然差移民数量差边疆经济开发水平差。还需要指出，区域的自然差产生的不单纯是移民的数量差，移民是资金和技术的载体，而资金和技术与移民数量一样都是支持边疆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意味着区域的自然差通过影响移民数量而对边疆经济增长产生的是一种扩大效应。清代边疆开发过程中东部与西部差距之所以明显扩大，与这种扩大效应密切相关。

区域经济非均衡运动理论认为，非均衡运动是经济地域运动的绝对规律，区域经济集中增长与均衡扩散是区域开局的基本内容，它们的对立统一是区域生产力分布发生变化的基本动因。区域经济开发早期以增长极点开发为主要形式，中期以点轴开发为主要形式，晚期以网络开发为主要形式。有清一代，边疆地区的人口动态分布状况通常与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空间组织形式的演变过程相吻合。在台湾，清初成片开发主要在台南地区，到康熙四、五十年间，台湾县境开发殆尽，移民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发展，到雍正年间，南至琅*[王+乔]（今恒春）下淡水一带，北至新庄、艋舺、板桥、新店溪一带，西部平原肥沃易耕之地大部分已垦为田园。在开垦之初，垦殖地区多以点状分布，后来各点逐渐扩展并互相连为一片。至乾隆末年和嘉庆年间，较为瘠瘦或交通不便的花莲溪流域、中部埔里社盆地等地区得到开发。清代台湾东部被称为后山，直到道光年间才有移民进行开垦，而且垦区也较为有限。在东北地区，辽宁由于距离内地封建经济扩散的空间距离较近，易于接受扩散地区的辐射力和扩散效应，因此在1881年的东北移民主要分布在辽宁，随着移民在清末大量涌入东北，东北地区经济大规模开发的前沿线不断向北推移，到1911年时，辽宁人口所占比重下降了近33个百分点，而同期吉林人口比重提高了近23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东北移民的动态人口分布已出现了由不平衡趋于平衡的倾向，人口密度开始向平均值靠拢，移民在东北地区的递次推进与东北地区经济开发的空间演变是同步发展的。在内蒙，南部地区汉族移民数量大，农业成为该地区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再往北一点，汉族移民逐渐减少，蒙古人较多，形成了半农半牧的经济区域，其农业经营方式远比南部汉族移民的耕作粗放，蒙古人将自己的这种耕作方式称为Mogoltariya，意为“蒙古农业”，亦即当地汉族移民所说的“漫撒籽”，不过半农半牧区在畜牧业方面打井、搭棚、筑圈、划分草甸子的现象比牧区更为普遍；汉族移民直到清末都几乎没有渗透到内蒙北部地区，故而该地区为牧区。很显然，汉族移民在蒙古由南向北呈递减趋势，农业比重也由南向北呈递减趋势，并且农业经济区域随汉族移民不断向北渗透而扩大。新疆地区移民和土地开垦带有较浓厚的计划性色彩，但也反映了移民的集聚和延伸状况决定经济布局展开的空间格局的客观规律。清朝在新疆的屯垦最早在巴里坤、哈密、吐鲁番等东疆地区创办，后来伴随着移民的大批迁入，北疆地区的屯垦沿天山北麓自东而西水平延伸，不断增加，形成了巴里坤垦区、奇台垦区、乌鲁木齐垦区和伊犁—塔城垦区的农业整体布局。由于清前期采取重北轻南的移民屯垦方针，大批汉族移民进入了北疆，使北疆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彻底扭转了几千年来北疆比南疆落后的局面。在此之前，南疆是新疆的经济重心，素称“居国”，以农业为主，北疆素称“行国”，以游牧为主，而在此之后，北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都一直远远高于南疆。究其原因，这种经济重心的历史性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太归于清前期重南轻北的移民屯垦。嘉庆年间，北疆农业区的基本格局形成后虽然没有出现整体性变化，但开垦的中心区域已呈现向西转移的趋势。因为，乾隆年间以来发展最快的乌鲁木齐垦区水土条件较好，主要荒地多已安户认垦，其开拓步伐不能不逐渐放慢。与此同时，偏处西陲的伊犁随着内地因岁歉而辗转流入的就食人口的不断增加，大大加快了土地开垦和水利建设的速度。道光以后，新疆的开发活动又具有南北并举、全面兴起的特点。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迁移是人口再分布的杠杆，移民指向性往往塑模着边疆经济开发的生产力空间的分布。

经济学人论文篇2

关键字：非均衡性科学发展观投资过热人本经济

一、现实引发思考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走过了长达20多年的黄金发展期。其间虽然经历过93-96年的通货膨胀，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98年以来的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严峻考验，但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见表-1）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国际经济地位日益提升。（见表-2）

表-1中国历年GDP总量及增长率（1978——2003）

年份19781979198019811982198319841985198619871988

总量（亿元）3624.14038.24517.84862.45294.75934.57171.08964.410202.211962.514928.3

增长率（%）11.77.67.85.29.110.915.213.58.811.611.3

年份1989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

总量（亿元）16909.218547.921617.826638.134634.446759.458478.167884.674462.678345.282067.5

增长率（%）4.13.89.214.213.512.610.59.68.87.87.1

年份2000200120022003

总量（亿元）89468.197314.8104790.6116694.0

增长率（%）8.07.58.09.1

注：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及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数据；

表中增长率按照可比价格计算。

表-2中国的经济总量（GNP）在世界中的排位（单位：亿美元）

年份1990199519982000

总量38787002946210798

排位11876

注：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年鉴》。

但与世界瞩目的高速增长极不协调的另一现象——贫富差距，也在我国不断加剧。（见表-3）并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的深层隐患。基尼系数是用来测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统计指标。我国的这一指标从1978年的0.16，迅速上升至2000年的0.458，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见表-4）并且收入不均衡对社会稳定的消极影响，已在现实中得到了显性表现。（各种因贫富差距悬殊引发的矛盾激化事件，媒体时有报道）

表-3我国近二十年来农村与城镇居民收入对比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份（1985-2003）19851989199019911992199319941995

绝对数（元）397.6601.5686.3708.6784.0921.61221.01577.7

年均增长率（%）15.8%10.9%14.1%3.2%10.6%17.6%32.5%29.2%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份（1985-2003）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

绝对数（元）1926.12090.12162.02210.32253.42366.42475.62622.0

年均增长率（%）22.1%8.5%3.4%2.2%1.9%5%4.6%5.9%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份（1985-2003）19851989199019911992199319941995

绝对数（元）739.11373.91510.21700.62026.62577.43496.24283.0

年均增长率（%）9.1%16.8%9.9%12.6%19.2%27.2%35.6%22.5%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份（1985-2003）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

绝对数（元）4838.95160.35425.15854.06280.06859.67702.88472.0

年均增长率（%）13.0%6.6%5.1%7.9%7.3%9.2%12.3%10.0%

注：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及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数据；

表中年均增长率的计算未扣除物价变动因素，仅供参考。

表-4我国部分年份基尼系数

年份1996199819992000

基尼系数0.4240.4560.4570.458

注：资料来源：《从基尼系数看我国居民收入的差距》，黄继东，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10。

那么，应该怎样看待这两大焦点之间的关系呢？笔者认为：贫富差距的拉大是与“经济发展”的题中之义相悖的。

首先，从经济发展的含义来考察。经济发展，不同于仅仅偏重于数量方面的经济增长（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实际人均产出水平的提高或人均实际产品和劳务的增加，《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程》，P280）。它是个既包括数量，又包括质量的内涵较广的概念。比如由增长引起的一系列经济结构的变化，包括生产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人口结构等，以及广大人民物质福利的改善，环境质量的提高等。（《政治经济学大辞典》，P313）可见，备受国人推崇的GDP仅仅是经济增长的量度指标，却无法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的程度。而以基尼系数的节节攀升为标志的贫富差距的扩大，则表明了当前收入分配结构存在的严重弊端。这无疑会影响国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从深层次上制约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其次，来关注这种“悖论”的表现。最直接可感的就是经济的名义增长与相当部分国民实际生活的无惠。当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美元时，部分地区，尤其是偏远山区、农村的人们还看不上电视，喝不到自来水，更不必说享受高质量的医疗和教育服务。这种让人尴尬的现实，暴露出我国发展的成果还没有惠及到全体人民。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曾经长期奉行“以农养工”的产业政策，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来为工业的发展筹集资金，提供廉价原料；在城乡发展政策上也倾向于城市。这些因素长期作用，便造成了近年来日益凸现的城乡畸形发展背景下的贫富差距问题。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从更加抽象的层次上考察上述问题，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健康因素集中体现为“不均衡性”。这种不均衡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群体发展的不均衡。具体讲就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这体现的是城乡发展的不协调。

2、区域发展的不均衡。一般概括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在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上的差异，也可以区分为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发展差异。

3、时期发展的不均衡。即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取向上的不合理。以粗放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表现出“两高一低”的特征——高消耗，高污染，低收益。很多人已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GDP数字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人的利益取得的。有限的资源储备注定不能长久地支持这种高投低产的增长模式。

在这些矛盾日益加剧之际，党和国家高瞻远瞩，从战略的高度上于2003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作为解决现实问题，优化经济发展模式的指导思想。

三、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它强调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其内容概括地表述为“五个统筹”，即在经济建设中，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下面，我们对这五个方面逐一进行简要解读。

1、统筹城乡发展。城市和农村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不同，两者之间又存在紧密联系。作为资金、人才和信息的中心，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辐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农村为城市的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等提供的劳动力、原材料和市场，也是后者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条件。但现实是我国典型的二元城乡结构：不仅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差距明显，而且诸如户籍制度，劳动力就业保障制度，居民观念等一系列体制、意识障碍的存在，还正在加大这种差距。要改变此种局面，必须统筹兼顾——将农村和城市视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尽快转变二元结构，协调两者之间各种资源交互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良性互动中形成城乡一体、彼此促进的发展格局。

2、统筹区域发展。从上文中城镇、农村居民收入的比较（表-3）能够认识到，收入水平的差异性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发展战略的负面影响之一。然而，从邓小平“两个大局”的发展观（沿海~内地），到1999年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为标志的区域发展政策的转变，表明决策层对协调区域发展的重要性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今后的工作是：要结合各地方具体的自然资源条件和资金人力特点，充分发挥地区间的协作分工优势；在政策导向上，大力支持中西部地区的改革发展，予以更多的财政倾斜；改善其基础设施建设，为沿海省市和国外企业到内陆投资创造条件。同时，鼓励东部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

3、统筹经济社会发展。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存在重视经济发展却忽视社会发展的片面性问题。在持续高速的GDP增长下，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医疗、保险、教育体系的不健全，政府机构的效率低下，国民市场经济意识和法制观念的淡薄。这些说明，需要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有一个正确、清楚的认识。笔者认为：经济发展的落脚点是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发展程度又是社会整体发展阶段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从这层意义上讲，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或者也可以说：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导向。为此，要努力实现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力争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不断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协调进步。

4、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合理的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但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却是伴随经济增长的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及近枯竭和生态系统失衡。所有这些不仅将威胁后代人的生存权利与发展条件，而且也已经损害到了当代人的生活质量和宏观经济的运行。尽管我国早在90年代初就肯定并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明确提出要贯彻这种发展观，但在实践中却存在诸多问题。今后，要切实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指导，把增强发展能力与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相结合，把经济效益的增加与社会效益的创造相统一，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中加速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

5、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在一国的经济发展中，内部动力和外部条件都是不可缺少的。最好的例证就是，前两年当我国内需严重不足时，逐年扩大的出口为缓解通货紧缩的压力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不过，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当前60%的对外依存度除了说明中国经济与世界融合的程度在加深，也提醒着我们要重视对经济发展安全性的考虑。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国家的毁灭性冲击是要引以为诫的。因此，应该始终坚持把立足点放在扩大国内需求上，将积极争取国际市场定位为辅助的外部动力；在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过程中，始终以增强自身实力为前提；全面建设统一的国内大市场，进一步扫除资源流通障碍，完善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市场；同时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各种挑战，积极扶植名牌大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生产管理理念，促进自身的强大。

五个统筹，表述的是发展中的不同方面。但应该看到，这些方面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它们共同体现着对矛盾原理和全面观点的运用，体现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哲学依据。通过归纳总结，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人本、全面、协调、持续”四个原则，并且“发展”的思想贯穿始终。四、科学发展观的运用——对当前投资过热的分析

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现实中的很多经济现象。下面我们就把当前投资过热的问题，置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简要分析。

目前理论界对我国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已屡见报端。部分专家、学者认为，以投资需求过旺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为标志的经济过热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经济已处于过热状态，目前的问题不是争论过热的问题，而是采取何种政策来调整经济的问题。”（吴敬琏，2004—4）而有的经济学家则认为我国终于走出了1998年以来的通货紧缩的困境，开始了新一轮的快速增长，目前不能轻言过热，必须保护企业和各地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采取措施克服伴随高增长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继续支持经济的快速增长。

笔者认为，从经济增长、物价上涨、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四个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搭配关系来看，当前中国经济为局部过热而非全面过热。原因基于以下几点：

首先，1978年到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是9.4%，平均物价上涨幅度是5.6%。将2003年及2004年一季度的数据与之相比较，不难发现，无论是经济增长速度还是物价涨幅，2003年及2004年一季度的数据都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值。(见表-5)

表-5近两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动

2002年123456789101112

指数值9910099.298.799.299.299.199.399.299.299.299.6

2003年123456789101112

指数值100.4100.3100.9101.0100.7100.6100.6100.9101.1101.8103103.2

2004年1234

指数值103.2102.6102.8103

注：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网上数据；

指数值的计算以上年同期为100。

其次，我国当前的就业形势还相当严峻，远没有达到充分就业的地步。

第三，消费领域刚刚有所升温。

最后，商务部对上半年600种主要商品排队调查显示，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只有138种，占23%；供过于求的商品却达462种，占77%。

应认识到，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好的，当前经济运行中突出的问题是投资过热，低水平重复建设。2004年一季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额为8799亿元，同比增长了43%，增长速度令人吃惊。从统计数字来看，2003年投资增长主要集中在三个部门：一是房地产，投资增长29.7％；二是汽车，投资增长87.2％；三是建材、钢铁投资增长96.5％，电解铝增长92.5％，水泥增长121.9％。（见表-6）因此，判断经济全面过热为时过早，现在需要做的是采取有效的措施抑制局部过热、投资过热。

表-6我国近二十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量及增长速度

年份198519861987198819891990199119921993

投资额（亿元）2543.23120.63791.74753.84410.44517.05594.58080.113072.3

增速（％）38.8%22.7%21.5%25.4%-7.2%2.4%23.9%44.4%61.8%

年份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

投资额（亿元）17042.120019.322913.524941.128406.229854.732917.737213.543499.9

增速（％）30.4%17.5%14.8%8.8%13.9%5.1%10.3%13.1%16.9%

年份20032004

投资额（亿元）55118.011047.4

增速（％）26.7%42.8%

注：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及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网上数据；

2004年的数据统计的是1-4月份固定资产投资额。

过快的投资增长速度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首先，导致重要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和油电煤运供求关系紧张。“瓶颈”制约作用的加剧，强化了居民对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的预期，抑制居民消费的增长。

其次，过快的投资增长速度显然难以持续，一旦大幅回落，很容易导致经济大落。再者，投资在即期是需求，在下期却是供给。过快增长的投资加大了未来的供给能力，很可能使未来的供给能力出现过剩，使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的泥坑。

最后，造成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我国目前的投资率大大高于其他国家，而消费率却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这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

对于当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猛、规模偏大的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各地区、各行业发展思路上的不合理和急功近利的心态。首先，部分地方还没有完全摆脱盲目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思维模式，互相攀比的现象仍很严重，都把增加投资作为提高GDP的主要手段；其次，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尤以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最为突出；再次，相当数量的地方领导在政绩观上存在严重偏差，不顾人民利益而只考虑个人升迁，大搞各种形象工程，进一步加剧了投资增速过猛的趋势。

对此，吴敬琏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出现过热是投资效率太低的结果。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要借助于大量的投资来维持。2002年，中国全部投资占GDP总量的42%；2003年这一指标达到46%。而美国一般为10%，和我们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也只有24%。这说明什么？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很差。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提高投资效率。

那么，如何才能有效提高投资效率？更进一步说，如何才能保证我国的经济发展走上一条既持续高速，又健康合理的轨道？我们认为，选择只有一个。这就是要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以建设“循环经济”为手段，最终实现“人本经济”。五、“人本经济”、“循环经济”——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人本经济”和“循环经济”，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发展经济的必然要求。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而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这种特殊的国情和现实的矛盾，决定我国的长期发展必须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走依靠人力资源和科技进步的发展道路。实现科技进步，要求发展“循环经济”；依靠人力资源，要求实现“人本经济”。“人本经济”是目的，“循环经济”是手段。

应该说，人本经济、循环经济都不是科学发展观的首创。但是，把二者有机统一起来，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则是科学发展观的一大理论贡献。总书记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人既是发展经济的主体，也是经济发展的归宿。一切经济行为的发生，根本上讲都是经济行为主体从改善自身生存状况的考虑出发的——不论表层的目的是买房还是购车。作为宏观经济行为体的国家，只是而且也应该是人民利益实现的手段和方式。因此，所有经济成就的取得，最终都要以人民的生活是否得到改善，人民的生存质量是否有所提高为根本判断标准。

“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从物质流动的方向看，传统工业社会的经济是一种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即“资源产品废物”线性经济的增长，依靠的是高强度地开采和消耗资源，同时高强度地破坏生态环境。循环经济则是一种生态经济，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以“减量、再用、循环”为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运用生态学规律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所有物质和能源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使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的。

出于以上认识，我们将“人本经济”定义为：以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及整体生存质量的提高为根本取向，以建设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等多方面协调发展的“循环经济”为手段，以“人本效应”作为经济发展的评判标准，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理念。

要通过建设“循环经济”来实现“人本经济”的终极目标，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保证人民基本权利的实现。

首先，要保证人民基本人权的实现。只有最基本的人权（如生存权）得到了保障，才有资格谈其他权利。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实现社会的高度法治化，建立人本、人道、宽容、民主的“绿色文明”。

其次，应保证多数人能享用基本的公共产品。例如，农村市场至今调动不起来，首要的原因是因为农民收入过低，此外还有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的因素。国家应该多在这些方面努力，切实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基本生活条件。

再次，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让拥有属于自己资产的人得到保护。当今权利受到侵害最大的是农民。至今为止，农民长期土地使用权的保障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好。现行的制度，只承认农民对土地的债权关系，而不承认农民对土地的物权关系，这样就不能彻底解决农民对土地的产权关系，换句话说农民还不是自己土地的真正主人。因此，改革不但要使人们获得财产，而且获得的财产要得到制度的保护。

最后，要保护广大人民的知情权，健全各种利益主体的表达机制。有知情权才能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包括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等等。如果既没有弱势群体表达利益的机制，也没有一个良性的谈判与协商对话机制，人民的要求就无法顺利传达，就容易发生各种极端行为。

第二，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走依靠人力资源发展经济的模式。

在发展战略上，注重发挥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始终把实现充分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

在产业类型上，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合理发展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第三产业，以增加就业量。

在企业规模上，注重发展中小企业，发挥中小企业占用物质资本较少，吸纳就业人员较多的优势。

在人才机制上，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建设一个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和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培养、吸引和用好各类人才，特别注重培养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形成一支具有国际水准和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家队伍和科技人才队伍。

在人才流动体系上，鼓励各类人才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部门、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合理有序流动，消除各种体制障碍；建立起有利于人力资源高效配置的企业分配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知识参与分配制度，以及激励约束机制等等。

最后，重视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国民的就业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努力把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

第三、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建立“人本政绩观”。

长期以来，我们评价一个地方领导干部的工作能力、水平和成绩，以及评价一个地区的发展，主要是看其经济发展的状况，而且总是看几个主要的经济指标的增长。在这种评价标准的影响下，不少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往往只重视经济建设，而忽视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只重视眼前和短期的利益，而忽视长远的、后代人的利益。一般说来，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人们更关心收入、财富、经济的增长；追求经济和物质水平的提高被放在首位。但经济增长不是目的，人的发展特别是人的物质、精神、价值的总体满足程度和全面发展水平，才是社会发展与否的根本标志。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社会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目的的，这就要求政府官员的政绩观需要实现由“物本”向“人本”的转变。必须放弃“以GDP论英雄”的错误认识和做法；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以人为本，注重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第四，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和观念，由管制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现阶段，政府的转型绝不仅仅是其经济职能转变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政府同社会各个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关系的问题，涉及到执政党工作方式转变的问题，涉及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问题。要想将科学的发展观落到实处，政府必须切实转变职能，树立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按照现代政府管理的理念，政府应由“人治政府”转向“法治政府”、由“无限政府”转向“有限政府”、由“权力政府”转向“责任政府”。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完善医疗、保险、教育体系的建设，使得包括广大弱势群体在内的全体国民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实惠；要重视普及科学知识，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支持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要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人民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

第五，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实现增长方式和发展理念的转变。

企业要改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的利用效率；节约资源和劳动力，实现清洁生产，建设“循环经济”，实现企业盈利和环境保护的双赢策略；增加科研投入和技术开发力度，加速产品的升级换代，最终实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企业效率的转变；既重视经济效益，又关注社会效益，在促进利润增长的同时注意增加职工福利，建立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最后，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还要求国民实现思想和行为的转变。

广大人民要树立自己是经济发展中心的意识，加强法制观念和市场竞争观念；强化维权意识，时刻监督政府的政策和企业的经济行为，通过法律、舆论、社会仲裁组织等各种手段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同时，注意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培养对环境、资源、社会整体的正确认识，促进“循环经济”、“人本经济”的实现。

参考资料：

1.《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2.《世界经济年鉴-2002/2003》，谈世中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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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要让多数人分享改革成果》，迟福林，《中国经济时报》，2004-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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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走中国循环经济之路》，肖勤福，《中国青年报》，2004-3-21；

经济学人论文篇3

一、应运而生的中国经济法和经济法学 经济法在中国是一个新兴法律部门，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与改革开放相伴而生。随着农村实行“大包干”、对外开放和城市经济改革的启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79）、《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1980）、《经济合同法》（1981）等第一批经济性法律法规先后出台，经济法备受关注，经济法学很快成为“显学”，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由于人治和法律虚无主义，我国未能像苏俄那样制定适应计划经济的民法典，又鉴于实行计划经济，人们讳言民法的“私法性”，而且民法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也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所以就一直未能制订民法典。在此情形下，无法以民法原理来解释政府主导的改革开放和政府、企业、合同紧密相连的经济关系。第二，经过长期的“大锅饭”，法纪松弛，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比如企业间的经济关系不订合同，职工干活马虎、“磨洋工”，人们痛定思痛，整个社会呼唤、期待着经济法制，建设特区、引进外资，依赖“红头文件”也行不通。同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这样，顺应经济法制要求制定的法律法规，很自然地被认为就是“经济法”。第三，法学界一直跟踪着苏联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法学研究动态，了解苏联经济法的来龙去脉，改革开放伊始就将苏联的经济法学说引入中国，而苏联的现代经济法学说恰可合理地解释计划组织因素与商品价值因素相结合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实际相契合。 在此背景下，1979年8月召开“民法、经济法问题学术座谈会”，在新中国法学史上第一次正式引入经济法概念，并从民法和经济法交互作用的角度对新兴经济法现象进行研究，成为中国经济法学的起点。 二、人大经济法学的产生和发展 从全国来看，在1979年下半年就有法律院系设立了经济法教研室，同时开设经济法课程。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是到潘静成和刘文华这两位经济法学科点创始人先后“归队”，在1981年成立了经济法教研室，开出经济法概论课程。此后，经济法教研室于1982年开设《经济合同法》，1983年开设《计划法》和《基本建设法》，1984年开设《（全民所有制）企业法》和《环境保护法》，1985年开设《经济法基础理论》和《财政金融法》，1987年开设《土地法》，1992年开设《企业（含公司）法》、《竞争法》和《涉外经济法》等课程，学科体系日臻完善，教学水平不断提高。 人大经济法学科自创立起，就一直以科研为依托，追求人大法律系自1950年成立后奠定的法学“工作母机”地位。最初编写的经济法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法讲义》于1985年出版，名为《经济法教程》，后衍生为现在使用的两种《经济法》概论教材，适用于本科法学专业和法学硕士研究生通开基础课教学。国家教委1986年在济南召开“经济法专业教学计划审定会”，确定在“七五”期间编写《经济法基础理论》，1987年在上海召开25个院系的教授、专家会议，审定了潘静成、刘文华两位教授主持编写的《经济法基础理论教学大纲》，作为国家教委的指导性文件正式出版发行。之后，受国家教委委托，他们又编写了全国第一本《经济法基础理论教程》，确定了经济法的基本概念、范畴和制度，在全国率先构建了经济法基础理论体系，并于1993年出版。人大经济法教研室于1984年开始招收民法专业经济法方向的硕士生，1987年起正式招收经济法专业硕士生，并在1994年成为全国首批经济法学博士点。此外，人大经济法教研室还接受有关部委委托举办了多次经济法干部专修班和高级师资进修班。 然而，法学界关于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学术争论和情绪纠葛，也对人大经济法学科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经济法与民法同为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部门，从经济法产生时起，它与民法的关系就成为法学界关注和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关于民法经济法的讨论最初是十分理性、平和的。比如学者都承认存在经济法现象，同时对经济法的概念、对象及其在经济的法律调整中的地位开展认真地讨论，并无超越学术的情绪对峙。事实上，也是民法学者在改革开放之初担负了引进和研究经济法的历史任务。苏联经济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拉普捷夫的代表作《经济法理论问题》，就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民法教研室翻译，于1981年8月出版。 但是后来，民法与经济法的争论中有些学者的讨论趋于情绪化，其原因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经济法学自身的问题。经济法被引入中国后，一些学者不恰当地理解“纵横统一说”，认为经济法“纵”的要调整，“横”的也要调整，如此“大经 济法”便使民法成了“公民消费法”，既不科学也不合乎实际，令有些民法学者感到不满。二是法的部门划分及其理论本身存在缺陷。法的部门划分只是主观的学术活动和分类，而法学界照搬苏联的法律部门划分“客观论”，认为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就有什么样的法律部门划分，但由于“客观”事实上要由人来作主观解释，有些人不由自主地推崇、追求学术“权威”和领导官员支持，以证明自己的立场、观点的“客观性”。须知，古今中外并不存在什么“独立”法律部门，任何法律部门都要服从法治一般，而且法律部门划分是相对的，对法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标准，法律部门之间也是交叉的。对法的部门划分只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学习，以及更好地指导立法和法治实践。第三是传统法律学科处于强势地位，新兴学科则相对弱小，在民法经济法的纠葛中，内外环境对经济法学的发展都很不利。 这种情绪化在1986年前后达到顶点。当时全国人大研拟制订民法通则，而经济法学者提出不要搞民法通则，应当制订“经济法纲要”，因为民法只是适应自由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当然，全国人大最终通过了民法通则。虽然经济法没有因此被否定，全国人大法工委在关于民法通则的立法说明中明确指出纵向的经济关系要由经济法来调整，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有些经济法学者一度竟萎靡不振，以至于全国只有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忍受着各种杯葛和压力，仍在艰难地维持着经济法基础理论教学。 到20世纪90年代末，商法研究愈益兴旺，民商法又从“商”及其与经济法的关系的角度，与经济法展开了小小的争论。商法本为民法，在封建社会的大环境下产生，时至今日，社会成员平等、“泛商化”和政府广泛参与提供公共和准公共物品以及公开市场操作，无论从主体范围、行为的“营利性”还是从适用的法规看，民商都不可能分立。因此，民商法同属以当事人意思表示为中心展开的私法，与经济法之间并无大的矛盾。 关键在于，关于法律部门划分的理论问题不解决，经济法就没有“出头之日”，因为按照仿佛是“客观”化身的传统法学和强势学科的解释，经济法只是民法、行政法等规范的组合，并不能独立存在。这正是民商法与经济法观点的交锋所在，即经济法能否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这个问题到90年代以后才逐步得到解决。1992年笔者向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提交题为《经济法的地位问题与传统法律部门划分理论批判》的年会论文，论证了法律部门划分的主客观统一、相对性以及“独立”法律部门的提法不能成立，并就此作了大会发言。经过十余年，这种观点逐渐得到法学界的认同，加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管理作为经济内在要素的客观条件和必要性形成广泛共识，经济法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组成部门之一，也就顺理成章了。 1998年，国家在加强素质教育，培养宽口径、厚基础法律人才的教育改革思想指导下，将法学本科各专业合并为一个法学专业，并将经济法学作为其14门核心课程之一。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七个法律部门，即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在此背景下，经济法学逐渐得到社会和官方的认可，最终得以确立。在经济法学趋于健康稳定发展的新阶段，人大经济法学重整士气、更上层楼，系统构建了经济法部门的教材教学体系，继续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 人大经济法学科的专业方向包括经济法总论、企业和公司法、财税法、金融法、自然资源和能源法、竞争法、对外贸易法、消费者法等。其中，史际春教授专攻的经济法总论、企业和公司法、竞争法，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五”部级规划教材《经济法》、“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经济法总论》和《企业和公司法》；徐孟洲教授专攻的财税法、金融法，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五”部级规划教材《税法学》；吴宏伟教授专攻的对外贸易法、竞争法，朱大旗教授编著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金融法》，宋彪副教授专攻的规划和产业法，孟雁北副教授专攻的能源法和竞争法，等等，都在同行中赢得了认可。 人大经济法专业还承担了全国自学考试、中央电大、高职高专、全国职业资格考试（注册会计师、税务师、企业法律顾问、经济师等）、后续教育等方面的经济法概论的教材编写和教学工作，完整地构建了“总论—分论—教辅—案例”四位一体的教材教学体系。宋彪副教授主编的经管、理工等非法学专业通用的《经济法概论》，成为全国最受欢迎、使用最广的一本同类教材。 经济法教学由课堂教学、专题讨论、学术会议、社会调查等多环节构成。课堂教学采用包括 案例讨论在内的方式；专题讨论涉及国内外学者、官员、实业界人士的演讲，以及研究生、博士生论坛；学术会议包括“中国经济法治论坛”、“财经法论坛”、“反垄断法高峰论坛”等定期会议和系列讲座；社会调查实践要求学生参与经济执法、司法实习，企事业、律所等中介组织的活动。至2010年的最近5年，“中国经济法治论坛”荟萃全国经济法同仁，分别就“十一五”规划与中国经济法、和谐社会建设与地方经济法治、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经济法、中国反垄断法实施、金融法治新发展等议题进行深入研讨，促进了学科水平提升。人大经济法学研究中心自2000年起编辑出版经济法专业刊物《经济法学评论》，也成为反映人大经济法学科成果、支撑高水平经济法教学及其对外交流的平台。 二十余年来，人大经济法学科培养的各类学生中，有许多已成为在各自的岗位上崭露头角的尖端人才。 三、有人大特色的经济法学 近三十年来，人大经济法学经由潘静成、刘文华、王益英、宋金波等老一辈学者的开拓，史际春、徐孟洲、吴宏伟、王欣新、朱大旗、宋彪等中青年学者的传承和发扬，逐渐形成了有人大特色的经济法学理论体系，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包括： （一）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经济法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需要从调整对象的角度对经济法作出定义，以明确概念，作为学科的起点。但在经济法学发展的很长时间，人们对经济法只有宽泛的或者定性的定义，从而妨碍了它的科学性。经过多年研究，人大经济法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经济法作出定义，并在后来反映到人大的经济法教科书中，即：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维护公平竞争关系、组织管理性的流转和协作关系的法。该基本定义为经济法学作为学科的确立和展开提供了学术基础；以此为前提，也不排除可以从性质、地位等各种角度对经济法作其他界说。 （二）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和理念 与传统法律学科相比，经济法学研究中总论和分论脱节的现象比较突出。究其原因，在于其作为新兴学科，尚未能很好地概括经济法部门的基本原则，有关“基本原则”或者超出法和经济法的范畴，或者只是某项具体制度的原则。为此，根据经济法的历史和现状，人大经济法学科提出，我国经济法应当遵循平衡协调、维护公平竞争和责权利相统一这三项特有的基本原则。 平衡协调原则是指经济法的立法和执法要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调整具体经济关系，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引导或强制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的统一。这是由经济法的社会性和公私交融性所决定的一项普通原则，是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经济法所共同遵循的一项主导性原则。 维护公平竞争的要求不仅直接体现在竞争法中，而且在经济法的各项制度诸如规划和产业政策、财政税收、金融外汇、企业组织、经济合同等制度和具体的执法、司法中，都必须考虑市场主体公平竞争问题，政府的经济管理和市场操作也应公开、公平、公正，不得违背和损害市场公平竞争的客观要求。 责权利相统一原则是指在经济法律关系中各管理主体和公有制经营主体所承受的权（力）利、利益、义务和职责必须相一致，不应当有脱节、错位、不平衡等现象存在。这是由公有制财产关系的内在要求及其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辐射所决定的一项最根本的原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经济法灵魂的一项基本原则。平衡协调原则和维护公平竞争原则要发挥作用，都建立在责权利相统一原则得以贯彻实现的基础之上。 理念之于立法、法条犹如灵魂，尤其对于经济法，若无适当的理念，任何规范都不可能正确、有效地适用。随着经济法现象的产生、发展，法学界囿于大陆法传统，一直试图将其涵摄到传统法理念中去；在经济法学内部，也存在着轻视经济法理念、欠缺适当的经济法理念或者根本没有经济法理念的情形，出现了某种“总论经济行政法化、分论民商法化”的状况。关于经济法的论争，实际上就是有关经济法的认识论和理念之争。如果缺乏正确的理念指导，即使形式上有了经济法，它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也可能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如随着经济法的发展，蕴含在其各项制度中的公共利益要求凸显，由于没有认识到公共利益无非是一个凝聚共识的正当程序问题，商业开发可能合乎公共利益，公共工程也可能不符合公共利益，而企图通过具体规定来列举、界定公共利益，结果导致公共利益辨识和认定的实践陷入了普遍的困惑和混乱。 有鉴于此，人大经济法学强调在准确把握社会化、公私融合、官民平等和合作等的基础上，弘扬经济法的理念。经济法理念作为法理念的一个层次，首先也以追求公平正义为己 任；同时，经济法的理念是在经济社会化条件下，实现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核心内容的实质公平正义。 （三）经济法的体系 人大经济法学主张依经济和法律的内在逻辑来阐释经济法的体系，即主体在公共管理下从事经济活动，依此，经济法可以大致分为经济法主体制度、公共经济管理法和经济活动法三个部分。 1.经济法的主体制度。 （1）经济管理主体。经济管理主体包括国家机关、特殊企业和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国家机关主要是指政府及其主要承担经济管理的组成部门，它们依照宪法和行政法设立，相关制度主要不属于经济法，但这些主体的职能与经济法密切相关；特殊企业包括政策性经营的企业和专事国有资产投资或控股的企业，前者如国家开发银行等；其他社会经济组织主要是指各种行业协会。 随着经济发展和法治水平的提高，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我国也按照经济法的理念，为更好地从公共利益出发、在责权利一致的基础上实现公共经济管理的要求，设立诸多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专门机构，如国资委、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电监会等。这些机构在国外依特别法设立，不属于政府序列，相对独立于政府，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联邦通讯委员会等，被称为“第四部门”。在我国，它们或作为事业单位，或仍处于行政序列中，但其专门的经济管理职责、履行职责的独立性和应当作为法定机构的性质，使得相关主体制度主要成为经济法的主体制度。其目的和作用，在于避免传统行政机关的专业性不足、倾向于漠视客观经济要求、囿于行政规律而难以顾及各方及公共利益等弊端，预示着经济管理主体制度的某种发展趋势。 （2）特殊企业和国有企业。经济法不包括普通市场主体法律制度。依经济法取得法律主体资格并参与市场关系、从事市场活动的主体，主要是具有公私融合性的特殊形态。它们主要包括进行特定的政策性、公益性经营的国有企业。按照现代法治的要求，借鉴发达国家的通常做法，要求我国为某一个或某类特殊企业制定专门的法律或法规，对其宗旨、资本来源和构成、经营方针、组织机构、人事、财务和其他特别适用于该企业的事项作出规定，以实现在市场化条件下国家的某种社会经济政策及公益目标，同时也是公众对国有资产和有关公用事业经营管理进行监督的需要。当然，即使是普通国有及国有控股的企业、公司，其公私融合性也天然地要高于普通的企业、公司，加上其资本的国有性质，普通形态国有企业相关法律制度，也属于经济法的主体制度。 （3）合作制企业。在发达国家，通常将合作制视为民商法的主体制度。但是，合作制属于公有制，在自治能力较弱、自治水平较低的社会，包括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合作制是在国家的鼓励和支持下产生、发展的，我国农村的社区合作还与村民自治密切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应当将合作制企业或组织制度纳入经济法或社会法范畴。 2.公共经济管理法。公共经济管理是国家从社会经济的共同利益、社会整体经济效率出发对经济关系进行调节，对财产和经济事务进行公共管理的活动。 就具体法律制度如财政法、金融法、竞争法等而言，是难以从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相分离、对立的角度来分析的，其原因在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复合性、层次性和公私交融性。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这种经济学划分并不具有法律意义，所谓宏观调控未必不可以是直接管理，而所谓微观管理也不妨采取间接手段；而且，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同市场机制是融为一体、不可分离的，典型的如现代国家有关价格、利率、外汇、贸易、质量等方面的立法兼具宏观和微观的双重特性；此外，现代竞争法尤其是反垄断法，也不仅以维护微观的市场竞争秩序为出发点，还关涉宏观市场结构、产业政策甚至政治目标，以超出一般财产流转和债权债务关系的高度来对市场加以宏观规范。所以，只有从宏观和微观统合的公共经济管理角度，经济法研究和实践的可操作性才得以体现，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具体法律制度层面上将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等相邻法律部门区别开来。 公共经济管理法作为经济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法中起着主导作用，反映着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脉络，是国家和社会在公共经济管理中良性互动的法治准则。现代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携手合作，承担经济管理的国家机关、特殊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包括它们在内的各种主体在从事经济活动时，都要遵循公共经济管理及其法治要求，不能脱法。 公共经济管理法从性质上来看是典型的经济法，并非传统行政法的扩张。首先，公共经济管理的主体即使是行政机关，行政也只是形式，其本质是劳动协作的社会层面，而且管理主体也包括特殊企业和社会组织等。从 经济本身和自治的角度看，社会组织承担经济管理职能的权力来源并非法律的具体规定或授权；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参与投资、缔约、担保等市场活动时形成的也不是行政管理关系，在本质上属于交易关系。公共经济管理及其主体的关系是纵横交错、错综复杂的，并非形式上的行政管理关系所能涵盖。其次，行政法起源于限制政府滥用权力的斗争，主要内容是政府的组织人事和行政救济法，其基本宗旨是控制和限制政府权力。行政法本不重视行政管理的具体内容，而公共经济管理尤其注重管理的实体内容，如产业政策、竞争、利率、价格、税制等。 3.经济活动法。作为国家维护各类市场主体从事经济活动、参与市场公平竞争及其秩序的经济法律制度，经济活动法主要包括经济合同法、竞争法、对外贸易法和消费者法。 经济法调整的公私交融性质的经济活动，主要是有国家意志直接参与其中的交易活动，表现为法律制度就是经济合同法。对此，应根据这种经济活动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关系的特殊性，在传统的（民事）合同法律制度之外，对经济合同重新定位，并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在其中，应当基于其公私融合性，强调遵守法律和政策、厉行节约、政府一方公开操作、非政府当事人以竞争方式取得缔约资格、依法监管和反腐败等，不同于民事合同和政府行政运作的基本原则，并对有关具体经济合同的要点分别作出具体规定。在我国，典型的经济合同包括政府采购合同、政府特许经营合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等四种形式。此外，中央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与其他主体订立的借贷合同、政府担保合同、无隶属关系的国家机关或财政主体间的经济协作合同、国有企业承包合同或租赁合同、特定领域存在的指令性生产或国家订货合同等，也都属于经济合同。 经济法不仅从交易的角度，还要从竞争的角度调整市场主体的活动。竞争法是国家促进自由竞争、维护公平竞争之法，其中固然不乏管理因素，但其调整的出发点或立足点仍是市场主体的活动，所以将竞争法纳入经济活动法而非管理法，更合乎其本性和宗旨。另一方面，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法是竞争法的姐妹法，竞争法是从生产经营者相互关系的角度、消费者法是从消费者和生产经营者关系的角度，来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其目标是“公”，出发点或立足点是“私”，着眼于消费者的弱者身份而给予倾斜式调整或救济，所以也将其纳入经济活动法。 对外贸易法是国家监督、管理、调控对外贸易关系的法，集中了国家鼓励、限制或禁止对外经济关系的原则立场和制度措施。《对外贸易法》是我国对外贸易领域的基本法。此外，与对外贸易具有直接关系的法律法规还包括《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保障措施条例》、《海关法》、《进出口商品检验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等。 注释:李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载《人民日报》，2001年3月20日。参见刘文华：《当前经济法学理论研究中应关注的几个问题》，2001年高等工科院校经济法研究会年会论文，天津。

经济学人论文篇4

论文摘要：人力资源开发是企业的一种投资行为，能为企业发展提供所需的专门人才，同时也会产生开发风险，由于它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必须根据企业的发展战略确定好人才开发规划，优化制度建设，提高执行效果，从而有效地降低开发风险。 论文关键词：人力资源 投资风险 规划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是一个投资与收益比例关系问题，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投资时将面对一系列的风险，当然企业在人力资源上的投资是为了获得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时将最大限度的评估投资的风险和回报，然后采取相应措施降低风险，争取利润的最大化。 一、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风险 人力资源开发对于企业而言也是一种投资，市场经济条件下既然是一种投资就必然会有一系列的风险，总的来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的风险主要是员工流失和开发低效或无效。 （一）核心员工流失 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出现的最大的风险后果就是核心员工、骨干员工的流失，这些员工的离职带走了企业发展所需要的知识与技术，特别是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离职往往伴随的是企业中一个精英团队地流失，同时由于岗位的空缺，会影响到企业生产与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也会对士气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使生产效率降低，并导致员工不配合企业后续的人力资源安排，对于一些掌握了企业技术、客户等资料的核心员工，他们的流失将对企业的市场竞争带来更大的威胁。 （二）开发低效或无效 人力资源开发的目的是实现员工综合素质的提高，为企业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员工是一个企业与员工双赢的过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没有实现预期目标，或者是员工的知识与技能未得到提高；或者是开发的转化不到位，员工未将其获得的知识与技能服务于企业，都会会产生经济、时间、市场资源等方面的损失。企业没有获得相应知识与技能要求的员工，原计划的工作会随之受到影响，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可以通过开发成本测算出来，而间接的经济损失和其他方面的损失则无法准确计量，但可以通过开发前后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效率及其他企业生产经营的指标的变化进行间接反映。 二、企业人力资源开发风险的成因 （一）外部环境的风险 由于人力资源开发周期较长，而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是快速变化的，且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企业在制定及实施人力资源开发方案过程中，始终会面临着政策的规范与管理、面临着知识与技术的更新变革、面临着行业的变化调整、面临着人才的竞争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如果企业没有认真研究外部环境的变化情况，并以此为依据及时调整人力资源开发策略，就会导致开发滞后或开发不对路，造成重大损失。 （二）零开发的风险 零开发是指企业对员工的职业培训和开发不做任何投入的做法，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许多企业仅仅是对员工组织了岗前培训，而不考虑员工上岗后的培训和开发，有一些企业家往往将开发成本转嫁给社会和员工个人，对员工进行一种掠夺性的使用，仅仅是对其支付劳动报酬，不考虑员工的职业发展，人员结构的优化，更多的是倾向于从外部人才市场聘请，员工的岗位技能未得到提高，相应的工作效率会直接受到影响，员工职业危机感加强，对企业的认同感减弱，形成了不稳定的因素。这种零开发观念指导的管理行为很难为企业提供相应的人力资源保障。 （三）人力资源规划不当 没有制定人力资源开发规划的企业，员工的开发是一项非常规性的工作，呈现出临时性、简单化的特点，由此，人力资源配置会进入一种非常规的局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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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力资源投资风险规划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是一个投资与收益比例关系问题，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投资时将面对一系列的风险，当然企业在人力资源上的投资是为了获得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时将最大限度的评估投资的风险和回报，然后采取相应措施降低风险，争取利润的最大化。

一、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风险

人力资源开发对于企业而言也是一种投资，市场经济条件下既然是一种投资就必然会有一系列的风险，总的来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的风险主要是员工流失和开发低效或无效。

（一）核心员工流失

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出现的最大的风险后果就是核心员工、骨干员工的流失，这些员工的离职带走了企业发展所需要的知识与技术，特别是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离职往往伴随的是企业中一个精英团队地流失，同时由于岗位的空缺，会影响到企业生产与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也会对士气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使生产效率降低，并导致员工不配合企业后续的人力资源安排，对于一些掌握了企业技术、客户等资料的核心员工，他们的流失将对企业的市场竞争带来更大的威胁。

（二）开发低效或无效

人力资源开发的目的是实现员工综合素质的提高，为企业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员工是一个企业与员工双赢的过程。

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没有实现预期目标，或者是员工的知识与技能未得到提高；或者是开发的转化不到位，员工未将其获得的知识与技能服务于企业，都会会产生经济、时间、市场资源等方面的损失。企业没有获得相应知识与技能要求的员工，原计划的工作会随之受到影响，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可以通过开发成本测算出来，而间接的经济损失和其他方面的损失则无法准确计量，但可以通过开发前后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效率及其他企业生产经营的指标的变化进行间接反映。

二、企业人力资源开发风险的成因

（一）外部环境的风险

由于人力资源开发周期较长，而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是快速变化的，且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企业在制定及实施人力资源开发方案过程中，始终会面临着政策的规范与管理、面临着知识与技术的更新变革、面临着行业的变化调整、面临着人才的竞争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如果企业没有认真研究外部环境的变化情况，并以此为依据及时调整人力资源开发策略，就会导致开发滞后或开发不对路，造成重大损失。

（二）零开发的风险

零开发是指企业对员工的职业培训和开发不做任何投入的做法，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许多企业仅仅是对员工组织了岗前培训，而不考虑员工上岗后的培训和开发，有一些企业家往往将开发成本转嫁给社会和员工个人，对员工进行一种掠夺性的使用，仅仅是对其支付劳动报酬，不考虑员工的职业发展，人员结构的优化，更多的是倾向于从外部人才市场聘请，员工的岗位技能未得到提高，相应的工作效率会直接受到影响，员工职业危机感加强，对企业的认同感减弱，形成了不稳定的因素。这种零开发观念指导的管理行为很难为企业提供相应的人力资源保障。

（三）人力资源规划不当

没有制定人力资源开发规划的企业，员工的开发是一项非常规性的工作，呈现出临时性、简单化的特点，由此，人力资源配置会进入一种非常规的局面，在解决人才供求缺口问题时捉襟见肘，不利于企业积极、灵活地应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人才开发规划中存在的较普遍的问题是开发的盲目性、开发内容不够全面、缺乏系统性，对实际工作没有什么指导意义。目前大多数的企业都存在着重培训轻开发、重眼前轻长远的问题，开发手段单一，缺乏整体的开发部署，导致员工的职业方向不够明晰；在选择开发项目时，没有充分考虑技术条件、经营环境的变化、目的性不明确，开发的知识与技能不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

相对于零开发的风险，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中另一种极端的做法是认为开发是万能的，管理者急功近利，希望通过一两次的开发项目就能获得一支精英队伍，能够一劳永逸，在做规划时没有考虑企业实际发展阶段的需要、开发对象的具体情况等因素，开发目标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完全由管理者一厢情愿的强制推行，这样会使员工面临较大的压力，且产生一定的抵触心理，因此效果不会很理想。

（四）人力资源开发的执行不力

在开发项目实施的全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影响到项目的落实，如工作时间、个人时间与开发时间的矛盾；开发创新与抵制变革之间的冲突；其它环境和条件的变化等。如果上述问题在项目执行时没有进行充分的考虑，在项目执行时没有给予及时的调整，就会影响到项目正常进程，使整个工作偏离预期的开发目标，导致开发低效或无效。执行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规划与执行之间的协调与控制不到位，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执行人员的工作态度、专业技能等方面未达到相关要求。

（五）缺乏内部成长通道

人力资源开发除了提高员工的知识与技能，还要明晰员工的职业发展目标，这样能够有效地激发员工自我超越的潜能，经过开发知识与技能得以提高，员工会自觉主动地向更专、更精的领域去学习与探索，会产生更高层次的追求。相应地也会需要更多的提高综合素质的机会和施展才能的舞台，希望自身的价值在薪酬待遇、工作职位、工作条件等方面获得认可，如果管理者不关注员工变化了的需求，企业内没有明晰的职业发展规划，员工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自我追求受到压抑，在较长时间的失望过后，其产生的结果或者是辞职转而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或者是员工意志消沉，丧失了追求个人理想的执着，丧失了对工作的热情，使前期的开发效果归于零。这样的结果亦会对其他员工产生一个示范效应，使他们对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持怀疑态度，对企业的人力资源政策产生不满，后期的开发工作会更难开展。

三、企业人力资源开发风险的防范措施

（一）制定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规划

一个好的规划应该目标明确、系统完整，可以动态调整。开发的目标要明确指向企业战略发展的方向，为企业的发展预先储备专业人员；系统完整则要考虑开发内容、时间上的要求，从内容上来说要根据企业发展规划的需要有计划地进行职业技能开发，时间上对一名员工的培养要结合他本人的职业生涯规划，进行长期的开发，在职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为其提供有针对性的开发项目；动态调控意味着管理者要密切注意企业经营环境、技术环境、人才供求、开发对象等主要因素的变化情况，对开发项目的目标、内容、步骤、对象等方面进行调整，保证开发效果。

（二）签订保证企业权益人力资源开发合同

确定好开发对象后，企业要与之签订开发合同。合同条款一般包括开发内容、形式、时间及企业与员工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等，为防止员工专业技能提高后另谋高就，合同中要注明开发后的员工应在企业服务的时间、违约后的经济责任，对员工产生纪律和经济方面的双重约束，假使员工离职，企业还可获得一定的经济赔偿，减少企业的投资损失。开发合同中一个重要的条款就是竞业禁止条款，如果在员工的聘任合同中未进行有关规定，则在开发合同中，一定要和掌握了商业秘密的核心员工签订竞业禁止的内容以保障企业的权益，在发生核心员工离职、侵犯到企业的商业秘密时可通过法律手段进行保护。

（三）注重人才储备

管理者要提前做好人才储备的工作，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员工流失后出现的岗位空缺导致工作出现混乱的局面。在企业内部组建工作团队，避免出现个人控制某个工作项目的状况，工作就不会因为个人的离开而出现中断；除了团队建设还应该注意人才的梯队建设，以师徒的“传、帮、带”方式形成同一岗位的储备人才，当第一梯队人员离开时，后续梯队的人员能够迅速补充上来，保证工作能够顺利进行。管理者要注意更新用人观念，处理好人才为我所用与为我所有的关系，积极探索各种灵活的用人机制，建立人才信息库，在需要时可迅速与相关人员取得联系，通过聘请兼职员工、短期工，解决企业在不同情况下出现的人员缺口。

（四）加强企业文化和管理制度的建设

通过加强企业文化的建设，并进行配套的制度建设，以形成企业倡导的价值体系，从精神层面上给予激励，增强企业凝聚力，引导员工的行为方式，降低流失率。企业可建立内部竞争机制，改变主要取决于上级决定的“伯乐相马”式的人才选拔方式，更多的是通过“赛马”的方式由员工自己的才能来证明实力，为员工提供展示才能的“赛场”，为其提供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

（五）提高专业人员的业务水平

企业要有效的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就离不开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专业人员的工作保障，这些人员的业务水平高低将直接影响到规划制定的是够合理、相关制度执行是否规范、开发项目能否有效落实等问题，对他们的开发特别是更新相关专业知识与技能是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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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的现有理论述评

研究东亚经济现代化的西方学者对于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的相关性大体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是原西方化和原市场化的结果，东亚经济发展没有模式价值，只有政策价值，即没有现代化的多种模式和多元现代性（新古典派及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只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现代化是单线发展的。基于工业主义的逻辑，所有走上工业化之路的社会，无论起点如何不同，最后必然出现政治、经济、文化全套性的越来越相似。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到塔尔科特•帕森斯（t. parsons）再到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西方学者一般肯定西方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一整套关联性和不可分割性，因而现代化和现代性实质上即西方化和西方性，而且具有普世价值，要想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必须也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经典现代化理论或现代化理论的“去文化论”就持这种观点，t. parsons（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 n.j.：prentice-hall,1971）的社会变迁理论和clark kerrt（indust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的现代化的“汇流论”（theory of convergence）是为代表。发展理论中的经典发展学派，如增长和发展经济学派，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派，如新古典学派（patrick and rosovsky, balassa, wolf, chen, bhagwati etc.），政府（修正）学派（johnson, pack and westphal, amsden, white, wade etc.），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市场学派（如世界银行关于东亚奇迹的发展报告），东亚整体增长机制论（如雁形模式论或产业周期理论，喷泉模式论或多发经济增长源理论，齿轮模式论或经济整体咬合联动理论，环形模式论或美国主导环太发展论，航母模式论或中国主导环太发展论等）等基本上持这种非文化因素的东亚经济发展论。第一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往往有一种这样的学术系谱，在西方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亚洲千年停滞论（亚洲早熟论）——亚洲命定殖民地论——亚洲发展幻象论（亚洲崩溃论）——亚洲模式不存在或终结论——历史终结论（全盘西方论）。这种学术系谱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承继着东方学的传统，对亚洲的发展不是积极地鼓励和引导，而是有着某种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对自身则有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和命定感。这种系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极为有益的警示和鞭策，也提出了很多富有价值和普世意义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对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研究东亚经济增长的动因除了对经济自变量考察，也不应忽视对东亚地区特殊的文化因素的考察。东亚经济与东亚文化之间有一种明显的互动关系。他们追问“为什么恰恰是东亚继西方而起，并且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东亚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有一种精神动力的巨大支持。东亚的社会、经济、市场、制度、甚至政策，都弥漫和渗透着东亚文化的无孔不入的影响。尤其是作为东亚经济或市场的行为体的东亚人，在市场的游戏规则和运行环境方面，主要体现为制度规范性和文化规范性两方面，深刻地受到东亚地区文化因素的制约。作为传统的文化已经成为东亚人民深层的精神构造（李泽厚认为儒学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深层精神构造），自发和无意地或有意而自觉地对经济增长发挥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不同的文化与经济或市场的亲和力是明显不同的，任何经济或市场都有其内在的人文气象。发展伦理学之所以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就缘于对文化因素的考量。文化因素论并非文化决定论，也非因果链条的单因素论，他们并不否认经济因素自身的作用，但认为也不应该否认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就与文化传统有关联，经济学家的目光应该看得更远。现代化理论中的修正学派或新现代化学派或现代化理论的“文化论”或现代性的多元论者，发展理论中的新发展理论（又称真正发展理论或全面发展理论）学派，如发展哲学和发展伦理学派，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文化学派、历史学派、伦理学派和心理学派等，经济学中的重视非理性因素的学派，西方所谓的现代化的“怀疑论者”和“反现代化论者”，经济哲学中的新发展哲学，历史学中的现代化学派、社会学中新发展社会学派和未来学派等，在不同的程度上持有这种观点。代表人物有《德川宗教》（1957）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robert bellah，《亚洲大趋势》（1996）的作者、美国未来学家john naisbitt，《日本资本主义精神》（1980）的作者山本七平，被誉为“把日本经济学提高到国际水平的最大贡献者”、《透视日本》（1982/1999）一书的作者森岛通夫，《新加坡的挑战》（1989）和《现代精神和儒家传统》（1996）的作者杜维明，提出亚洲资本主义理论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john gray，《亚洲的崛起》（asia rising ,1995）一书的作者jim rohwer，《东亚之锋》（the eastasia edge roy ，1982）的作者 hofheinz ,jr. and kent e. calder，《东亚发展模式》的作者peter berger，以及塞缪尔•亨廷顿、艾森斯塔德、赫尔曼•卡恩、麦克法夸尔、克利福德•纪尔兹、哈罗德•卡恩、哥尔德夏米德、罗纳德•多尔、拉尔夫•林顿、丹尼斯•古莱特、本迪克斯、麦克莱兰、哈根、摩尔、英克尔斯、巴洛齐齐、金日坤等。第二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也有一种学术系谱，即在西方危机论（虚构的亚洲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黄祸论——亚洲崛起论——亚洲挑战论——亚洲——西方危机论（西方衰弱论）。这种系谱缘于西方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尤其是对自身衰弱的忧虑，对亚洲崛起的害怕和恐慌，是西方学者居安思危的危机感的集中体现，当然在不同的程度和层次上也回应和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和实际，热情地鼓励和乐观地前瞻了亚洲的未来发展，但对亚洲的高度恐惧心理溢于言表。“文明冲突论”也好，“历史终结论”也好，最担心的就是亚洲文明，尤其是东亚文明在经济高速发展（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下的自我申张。“和平崛起”和“负责任的大国”战略是中国政府对这种深刻忧虑的积极回应。

当代中国学者包括港台学者大多在一定程度上体认和支持后一种观点，这与我们身处东亚，对东亚文化有切身体会，以及我国政府倡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有关。中国学者如经济学的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2003）、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见《战略与管理》2003.1）、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1999和《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2002）、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2000、《探求变化中的世界》2002）、陈岩（《东亚再崛起》1999）等，历史学的罗荣渠（《现代化新论》1993和《现代化新论续篇》1997）、盛邦和（《中日文化论》1988、《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1995、《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2003）、章开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1988、《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1988）、、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1994）、孙福生（《20世纪东南亚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含义与影响》，见《北大亚太研究》1998.4）等，社会学的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1966和《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85）、萧新煌（《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讨》1988）、陆晓光（《中国特殊论》，见《战略与管理》2003.4）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认同文化因素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知识分子》季刊1984年推出的“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专号，香港中文大学1985年编辑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1989年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版了杜念中等主编的《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94年在国家教委支持下由北大历史系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由罗荣渠、董正华编的1997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以上学术文集或研讨会专门就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讨。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认识，并作了重新估价，但还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和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如下：

第一，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理论论证，即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尚不足以形成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亟需解决。

第二，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变量还没有进行严格和科学的分梳，需要进行专门研究。

第三，只关注儒家伦理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对其他宗教伦理和非宗教伦理的文化要素漠不关心。

第四，鉴于东亚经济的特殊表现和我国经济的增长势头，以东亚为个案对文化变量和经济增长进行系统的研究亟需进行，以便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战略指导和保驾护航。

二、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理论研究的可能和意义

我所指的东亚概念不是纯粹地理意义的，而是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一种结构概念，尤其是指一种具有深厚的历史和精神气象的文化结构概念，而且这种概念本身也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联性变迁而变迁。因此，东亚概念不仅包括东北亚的儒佛道三教文化区，也包括东南亚的儒佛文化区，甚至包括印度次大陆的佛教——印度教文化区，当然整个东亚在文化传统上最大的共同点是一个儒佛文化区，这也是为什么研究东亚不应该忽视印度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未来澳洲可能随着经济和政治上的东亚化而在文化变迁上进一步向东亚接近，这殊难意料。但我认为东亚概念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的意义和政策意义上讲是动态的。

研究东亚区域内传统文化因素与经济现代化的关系，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东亚区域内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究竟有无关联？倘若有关联，则是何种意义上和何种程度上的关联以及如何关联？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即文化——经济间的作用的机制是什么？这种机制有没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在多大的程度上可操作？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该如何进行类型学的分析？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除了要考虑儒家文化因素外，其他宗教和民间信仰以及价值观因素对经济发展有无影响？尤其是弥漫东亚的佛教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究竟有无影响和有多大的影响？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还有哪些？这些因素之间是怎样发生作用的？文化因素在其中所处的地位如何？文化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及发生作用的关系如何？这些关系又是如何发生的和如何发生作用的？在文化因素和经济发展之间可否建立某种指标或指标体系以考量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或障碍？柯德尔——霍夫亨兹难题（东亚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深层次结构因素在发挥作用，以至其他国家简直无法模仿）该如何解决？福山悖论（力主“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人类历史将终结于满足了人们最美好心愿的“自由民主制度”，为何最后又担心“自由民主制度”导致出现“最后的人”和“东亚的挑战”？）说明了什么？东亚的战后的经济增长是在殖民主义结束、国家独立和政治稳定的大环境下获得的，这与东亚殖民主义时期的文化更新有没有关联以及有多大的关联？文化变迁是否与制度变迁一样对经济增长发生影响？是否可以假定经济自变量对经济发展起短期作用，制度变量对经济发展起中期作用，而文化变量将对经济发展起长期作用呢？东亚未来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能否从东亚和中国五千年来的文明发展中吸取智慧、灵感和从中受益？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延绵不绝是否隐含着某种深刻的发展智慧？东亚文化对于经济发展是否与西方文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同样有效的普适价值？是否东亚经济发展有助于两种文化在东亚的阴阳和合，而这种和合产生更快的经济发展或更有价值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的完美发展、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一个美好社会的出现，在此，东亚文化对经济发展将作什么贡献？鉴于此，东亚文化究竟该如何更新？东亚发展模式该如何估价？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格，物质文化是其果实，精神文化包括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哲学等是文明发展的杠杆、精致品和活的灵魂，是建立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又会能动地反作用于（促进或阻挡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挡）经济发展的因素。文化具有对经济进行反馈和反思的功能。经济历史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上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观。有用的发展模式似乎并不来自知识分子规范性的理论阐述，而是来自各社会的历史经验。需要再次强调地指出现代化与西化的区别，现代化和西化的搭档关系已经被打破，第一，西方殖民统治业已变成历史的陈迹；第二，精英分子越来越多地产生于本民族的文化而不是产生于巴黎、伦敦或纽约；第三，非西方社会从来不曾与西方文化有多少接触的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的作用日益重大；第四，主要西方国家的全球性影响继续相对减弱。因此，本土文化对于决定非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自然就更为重要了，也可以进一步说明文化对解释不同发展模式的重大关系。

我认为非西方的现代化包括西方化和非西方化两面，是西方的普适性与非西方的本土性的融合。传统的区域研究专家抱着极其偏狭的观念，完全无视比较文化研究方法，发展研究正在引导人们重新将焦点对准文化以及主要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别和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别，其中发展伦理学正在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对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式发展正在进行价值重估。主张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和发展战略的文化品位。亨廷顿认为，如果东亚、拉美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现在与将来的发展目标上及目标达成上的差别可以从东亚人、拉美人和非洲人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中找到，那么，自然应当把文化的比较分析放在首位。文化对发展的影响要求发展学者进行系统的、经验的横向比较的以及历史纵向的研究。

我认为，从东亚经济发展和创造奇迹的历史经验来看，外层次的政策因素（如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出口导向政策等）和经济自变量，中层次的制度因素（政治经济制度等）和结构变量，深层次的精神因素（价值观、宗教伦理、社会心理、习俗等）和文化变量，都会对经济发展发生作用，而且三层次之间也发生关联和反馈作用。

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理论研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如下：

第一，正如总理2003年12月10日在美国哈佛大学作的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著名演讲中所言：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复杂。文化因素将在新的世纪里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们必须理解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以及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精神制动，包括精神支持或精神障碍。我们必须寻找驾驭和创造这种精神制动的方法。

第二，对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具有基础性和理论性的学科建设意义。

第三，借鉴离我们国门最近、而文化传统又最相似的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经验和文化建设经验。

第四，以东亚地区为个案，对经济发展与文化动因、经济发展与精神支持、经济发展与精神动员、经济发展与文化更新（或者说文化变迁）进行研究，将大大有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和协调发展以及更快的发展速度。

第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与文化传统的紧密关联性，该研究将对此提供智力支持。

第六，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推动他们不仅仅关注人与自然（人与天）的可持续发展，也进一步关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灵）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应该具有以上三重含义，方为完美。

进行该研究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以及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的发展上，另外就是对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进行了类型学和结构上（机制上）的分析。

实际应用价值体现在：一是借鉴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刻了解东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的结构性力量，以及这种结构性力量中文化在其中的地位，从而自觉地利用这种力量去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二是体现在政府的发展战略制定上，要考虑文化因素对于经济发展以及相连带的社会稳定和人的生存价值的不可小视的力量，要考虑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含义，不仅是人与自然要协调发展，而且人与社会、人与自身都要得到协调发展，即要考虑经济发展的人文代价，而不是不顾一切地追求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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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编——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经济学人论文篇7

一、开拓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

中国现代经济学不是从中国古代传统经济思想中“内生”出来的，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在早期移植西方经济学及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近代留学生群体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其学术思想成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独特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界缺乏对近代留学生群体经济思想的系统深入研究，留学生经济学学术成就迄今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该书以中同近代留学生博士论文为切入点研究留学生留学期间的经济思想，重点研究留学生博士论文对经济学的贡献。作者论述了留学生博士论文在理论经济学、财政理论、金融理论、农业经济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工商管理理论、经济思想史、经济史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方面的学术贡献，是一部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百科全书式的学术著作，开拓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

二、挖掘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史料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学科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该学科一百多年来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是运用中文文献资料，外文文献资料少有运用，存在文献收罗不足的问题，导致中同近代经济思想特别是民国经济思想没有得到充分挖掘，许多经济思想没有系统加以研究。比如民国时期的刘大中、蒋硕杰、林霖、何廉和方显廷等的经济思想都没有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甚至没有列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既要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的创新，也要有史料的新发现。作者利用从欧美各国收集到的英文、法文及德文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国近代留学生在欧美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两方学者在欧美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评论文章等，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变迁，其中大多数资料是第一手资料且第一次运用。

三、提出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观点

经济学人论文篇8

关键词：反正统经济学；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新制度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91.34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12.15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12-41-04

有正统、主流的事物，也总会存在与之可能对立的反正统、非主流的相伴物。作为经济学理论也是如此，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之后，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他们既有维护这个体制，为这个制度辩护的一派，又有反对和批评这个体制和制度的一派，我们将前者视为西方正统经济学，主要包括：（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凯恩斯经济学，而将后者称为西方经济学的反正统，比方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制度学派、激进政治经济学以及后凯恩斯经济学。正统与反正统经济学存在地域和社会性质的区分，同时，按时间特征划分，经济学还存在主流与非主流之分，因此一个社会某个时候的经济理论可以看成是正统、反正统与主流与非主流的某个组合，我国的正统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演化，西方经济学却成为了主流。

近年来，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我国广泛传播，成为了我国主流的反正统经济学，与此同时，也掀起了对与当今流行的新制度经济学貌似无关的早期美国旧制度学派及其后继的新制度主义的研究，很多都关于凡勃伦制度学派的后继者的经济思想研究，而对制度主义学派的传统研究甚少，对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及其后继者的整体研究显得很少，以及对早期凡勃伦制度对正统经济学的批判这方面的研究也较少。基于此，本文对这些方面给予系统的梳理，以进一步厘清整个制度主义学派的思想理论及把握整个凡勃伦制度学派的来龙去脉，进而对其理论价值给以简要阐述。

一、早期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及对正统主流经济学的批判

美国制度学派诞生于19世纪末期，在学术界公认的是以凡勃伦于1898年在美国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的论文为标志。该学派作为以反对当时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而产生，是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具有特质的凡勃伦本人共同作用的结果。

就时代背景而言，凡勃伦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美国经济危机频发、工人罢工普遍、各种矛盾冲突不断且日益激化，如何解决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而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无法替代的完美的市场经济制度，但贫富差距拉大、阶级矛盾尖锐的社会现实，使得新古典经济学表现为理论上的苍白无力、实践上的束手无策。这为以凡勃伦为代表的制度学派批判正统经济学提供了现实土壤，认为市场并不是那么美好，影响经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基于此，他试图把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和文化史学等运用到经济学理论当中，通过对制度的演化分析来解释现实经济问题，一脱正统主流经济学脱离实际而无法操作的理论躯壳。

制度学派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凡勃伦本人有决定性的关系。就学派渊源上讲，有学者认为，凡勃伦制度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德国的历史学派存在一定的关系，贾根良等（2007）认为，“老制度学派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尽管这种观点并不完全站得住脚，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德国历史学派对老制度学派的直接影响”；而张林教授（2004）则认为，他们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性。从凡勃伦个人特质角度看，早年在大学期间，凡勃伦涉猎过哲学、心理学、自然史、社会学以及生物学，这些学科的学习对他后来的经济思想的形成均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凡勃伦在后来的经济思想中的哲学基础——实用主义就是深受实用主义创始人皮尔斯和实用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奠基人詹姆斯等人的影响。这种实用主义哲学坚决反对绝对和抽象，否定脱离人类现实生活的理性主义。凡勃伦所坚持的整体演化主义方法论，其理论来源为达尔文进化论。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对凡勃伦有重要影响的詹姆斯外，摩根1896年关于《习惯与本能》的演讲，对凡勃伦思想的成型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习惯”、“本能”贯穿于凡勃伦思想的始终，在《有闲阶级论》中，凡勃伦从本能和习惯作为出发点，系统地阐述了制度的演化过程和人行为动机的形成过程。通过经济学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和文化史学等的杂交，凡勃伦提出了经济学的一种新的范式，建立在实用主义哲学前提下和演化方法论基础上的凡勃伦制度主义成为了正统经济学批判者的身份由此产生，凡勃伦在其论文集《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中集体反映了对正统经济学的批判。

1898年凡勃伦在《为什么经济学还不是一门进化科学》一文中批判了正统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设，认为奥地利学派基本上无力于把经济学视为分类科学的古典传统走向决裂的原因在于该学派与古典、新古典一样，都把人性视为被动的、无生命的、永恒的东西，都坚持在传统快乐主义基础上，把人最多视为一个闪电般的计算快乐和痛苦的计算器。而凡勃伦认为，人性是随着社会制度、文化环境而不断发生变化演进的，是一个在演变的活动中寻求实现和表达的习性和习惯的连贯结构。

在《经济学的先入之见》中，凡勃伦认为将物理学中的牛顿机械力论中关于均衡的理论运用于经济学中不适合，应该将经济的演化观代替均衡观，他认为在马歇尔的著作中会感觉到一种迅速而平稳的运动……但这种运动纯粹是一种想象的、自我平衡的机制，而不是一个积累式演变的过程。

同时，凡勃伦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体主义的方法论。他认为，从本体论意义上讲，社会结构不可能还原为个体，制度作为社会结构的一种特定类型，不仅是一种约束，而且能够潜在的改变行为者的偏好或目标；个体偏好和倾向要受个人知识和随意的好奇心这一本能和在个体产生前的已有的作为制度的环境的共同影响。

凡勃伦以实用主义哲学作为他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石，对边沁的功利主义和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学中的快乐主义进行了辛辣的讥讽，他认为，边沁之后的经济学都是有关价值的理论，功力主义者从价值的角度讨论生产，把生产当作评价过程的结果。经济学的研究重心从斯密的生产转向评价，在经济行为中，这种评价过程导致了对最大利益和最小牺牲的追求。生产过程中唯一的动力是金钱所得这种利己主义的动机，生产过程只不过是支出或者忍受痛苦与所追求的金钱所得之间的一个直接的中介条件，在快乐主义的理论中，经济生活的实质性目的是个人利益。他认为在功利主义哲学中，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代数和；政治经济学被发展为一种财富的科学，新古典经济学把经济生活中事物的进程当作一种金钱事件的序列，经济理论成为一种应该发生在“人类自然状态”的完美状态下的理论，这种状态下，金钱数量的交换不会受到干扰和延迟。在这种完美的状态下，金钱动机完美地发挥作用，引导着经济人的所有行为真正地、无差别地、坚定地以最小的牺牲寻求最大的利益。但凡勃伦认为这只是一种科学的想象，一种不符合事实的表达，新古典经济学在人性的快乐主义特征下，把人的发展趋向于完美状态，人性因素被简化，制度也被当作类似的恒量。

二、凡勃伦制度主义的继承者们：新制度主义学派

新制度主义学派在二战结束后逐步形成，对于凡勃伦老制度主义的后继者——新制度主义学派，克莱因在1978年，将制度主义学者划分为三代：除了早期第一代的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克拉克、米恩斯等外，第二代有缪尔达尔、加尔布雷斯、艾尔斯等，第三代人最多，包括图尔、布什、霍奇逊、克莱因、塞缪尔斯、米洛斯基、惕尔曼等。而后两代，一般都归为新制度主义学派。“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一词是马克·R·图尔（Marc.R.Tool）1953年在他的博士论文《Discretionary Economy：Political economics gauge theory》第一章中创造出来的。为了与科斯等人的新制度经济学相区别，在美国国内称为新制度经济学，是芝加哥学派的一个分支，用英文“New—institutioal Economics”表示。张林教授（2001）认为，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中的“新”，其实更多地体现的是一种对以凡勃伦为首的美国老制度主义者思想的继承和改进。

在时代环境方面，20世纪6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日益严重，后凯恩斯主义正统主流经济学理论无法解决经济中出现的“滞涨”现象，面对这些危机又提不出什么行之有效的解决措施，而且该理论学说忽略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因素的考虑，在此时，作为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新制度主义学派，经过塞缪尔斯和图尔等人的努力，老制度主义明显地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苏剑、郑飞，2008），在旧制度学派理论的基础上“乘机”发展起来，继承了老制度学派的基本理念，而将心理、法律作为决定社会经济制度的重要因素。

在研究对象上，新制度主义学派不像老制度学派那样研究由人们的心理活动和社会习惯所决定的制度演进的过程，而是更多地分析某一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更强调制度与结构因素在社会经济演进过程中的作用，更多地从制度、结构方面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并将社会心理、行为动机和思维方式等看成是“制度”的表现，研究对象进入了正统主流经济学所未渗透的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领域，产生了许多比较分散化但都是直面现实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时还被称为经济学的“异端学说”。

在哲学基础上，新制度主义学派也是坚持实用主义，但新制度主义学派采用的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其实用主义色彩比早期凡勃伦制度主义的皮尔士和詹姆士等人的更为浓厚一些。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更密切地与公共政策联系在一起，将制度安排作为可选择的变量，以解决现实问题，实现公共目标为目标，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艾尔斯、杜格尔、图尔、缪尔达尔和加尔布雷斯等新制度主义者的作品中。

在研究方法上，新制度经济学派比凡勃伦老制度经济学派更彻底地主张运用制度演进与整体-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反对包括新制度经济学派在内的新古典经济学以静态的抽象演绎法和逻辑推理，认为“把个体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不科学的，认为这种方法以其均衡的、静止的分析方法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外表，没有考虑到社会各个经济利益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学者主张从根本上更新现代经济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他们认为，由于技术不断变革，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结构处于不断演变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是个动态的因果过程，因此经济学必须研究变化与过程。

三、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与当代的新制度经济学

一种有价值的理论源于能够解释现实经济现象。“过去的岁月里，在杂志和教科书上所见的和大学经济系的课堂所听到的全是关于主流经济学的内容，而且它变得越来越抽象，尽管他自己不那么说，但一个不争的事是它与现实世界越来越疏远了”，因此有人称新古典经济学是“黑板经济学”。而导致这种结果的关键在于这种严格的前提条件或者说约束条件与现实情况的背离，是对现实中现存的客观约束条件的忽视，及其存在状态的静止化、固定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以科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基本的现实出发，对现存的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忽视的对经济绩效有重大影响的“制度”这一因素加以讨论，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来解释现实的经济效率。他的论文《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概括说明了经济活动中交易费用的存在，而这种交易费用又是各种非效率的制度引起的，交易费用的存在导致经济效率受损，这就是科斯定理：只要产权被明晰界定、交易费用为零时，那么无论产权被界定给谁，最终都能实现帕累托最优。从此，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诞生。张林教授（2001）认为，该学派之所以也称之为“制度经济学”，只是因为它也把制度作为分析对象，但其分析方法和基本信念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没什么两样，这一学派的目的是要把正统经济学视为外生的制度因素内生化，把制度包含进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分析方法依然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不像老制度学派及继承者那样一味批判主流经济学，而是对主流经济学做出了修正和发展，利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去观察、研究问题，使得该学派成为了西方正统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除科斯外，还有德姆塞茨、阿尔钦、威廉姆森、诺思、张五常、布坎南等。其中，德姆塞茨和阿尔钦在科斯的基础上创立了产权经济学理论，威廉姆森在科斯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诺思等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总结出了近代经济增长的制度原因以及制度变迁的规律，即制度变迁理论和国家理论；张五常的契约理论以及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几乎全部新制度经济理论研究的落脚点都建立在“交易成本”这个概念之上，使得新制度经济学有一个相对统一的理论逻辑体系。这些理论的建立，都是建立在正统经济学的均衡范式下的边际成本——收益分析，而对制度运行的成本分析正是两大不同制度学派的分野所在。

然而，整个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的理论构件是分散的，内部学派众多，又缺乏约束，因而形式上较为松散，也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排挤和压制（贾根良，1990），但不能说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其主要组成部分为：凡勃伦——艾尔斯的制度演化理论和“技术决定论”；康芒斯的“法律调和论”；密契尔的“商业循环论”或“经济周期”理论；加尔布雷斯的“抗衡力量”、“技术发展必然性”和“国家干预”理论；缪尔达尔的发展经济学、循环积累因果联系理论等。然而，上述这些理论之间缺乏一个像新制度经济学那样的根本性的内核，使这些理论没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而“交易”和“交易成本”既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又是新制度经济学庞大理论体系的基础；从整体上讲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的逻辑主线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或简称“制度分析”，而新制度经济学的逻辑主线是“交易成本”分析（黄少安，2003），研究的着眼点更加明确和具体，主要局限在对经济问题及其现象的分析上（贾根良，1990）。

也基于此，使得两大学派的研究在内容和形式上大相径庭，处于长期争论之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主义的了解和对自己理论缺陷的认识，两大不同制度学派的关系也从最初的“敌对逐步走向缓和”。在1989年以前，新制度经济学家一直认定凡勃伦式的制度主义经济学是“反理论”的，尤其是科斯（1990）认为制度主义是一个沉闷的、反理论的话题，它除了一堆需要理论来整理，不然就只能一把火把它烧掉的描述性材料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流传下来。凡勃伦制度学派经常用有别于主流正统经济学整体主义术语，采用行为主义分析框架，倾向于政府干预主义等来批评新制度经济学过于抽象化和形式化，批判将个人想象得过于理性化而对市场和自发制度的效率普遍有一种洋洋得意的心态（卢瑟福，1999）。针对科斯（1984）对旧制度经济学“反理论”的批判，杜格儿（1990）反唇相讥地认为“新制度经济学虽新但并非制度主义”。此后，尽管科斯（1998）仍然认定旧制度经济学为反理论，但威廉姆森和诺思对旧制度主义学派的态度逐渐变得温和得多，威廉姆森不仅把交易费用经济学建立在康芒斯的“交易”范畴的基础之上，同时还认为康芒斯的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雏形，其理论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关键在于他主要采取了敌视而非修正主流经济学的态度而使得最终失去了学术影响力。威廉姆森还认为，科斯对旧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反理论或非理论”的批评“未免过于残酷”（秦海，2004）。同时，威廉姆森在谈到目前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课题时指出，“它需要在社会镶嵌结构和人性这两大背景条件方面加强研究，前者与习俗、道德和宗教等文化要素有关，而后者应吸收认知人类学、组织理论和进化心理学的成果”（贾根良，1990）。与威廉姆森相比，诺斯对旧制度经济学的态度显得更为温和，他在诺贝尔经济学的获奖感言中有关于信仰结构、路径依赖和文化重要性的论述，几乎是关于旧制度学派的价值结构、累积因果和文化演进的等价物，这似乎有正在日益皈依旧制度学派范式的趋势（贾根良，1990）。诺思于1992年获得了以旧制度主义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的康芒斯的名字命名的“约翰·康芒斯奖”，在获奖演讲中谈到“在1924年康芒斯发表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开启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进程”（秦海，2004）。在当代，作为新制度经济史学家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之所以倍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推崇，一个重要的理由就在于他的理论涵盖了正统主流经济学所未容纳的历史、文化、道德等社会因素（张林，2003）。而在诺思与我国学者姚洋的一次谈话中，也对旧制度经济学“反理论”的批判提出了质疑，认为康芒斯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只是在方法论方面存在“问题”（姚洋，2002）。科斯在《我的“新制度经济学”观》中也注意到生物学和文化因素对制度研究的重要影响（1990，贾根良）。总体上来说，两大制度学派的关系逐步趋于缓和，他们之间逐步向理性沟通转变。

四、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的价值

反正统经济学和正统经济学作为一种学术竞争关系而存在，侧面反映了作为正统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所在，也打破了正统经济学独霸天下的垄断地位，激励着两大学术阵营朝着更加具有说服力和现实解释力的方向发展。同时，从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只有实现了对不同学派的理论一定程度的综合，把原有理论的精华和新理论结合起来，发展成一种新的解释社会现象的新学说，才能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凡勃伦、康芒斯的制度主义分析，为新古典范式下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制度，提供了思想的火花。新制度经济学的诞生弥补了作为正统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制度”因素忽视的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制度经济学中三大理论：产权经济学理论、威廉姆斯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和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都可以在制度学派找到理论源头。从今天的角度看，凡勃伦制度主义就是演化经济学思想的来源，凡勃伦是现代演化经济学当之无愧的先驱。在新制度主义学派的眼中，制度经济学就是等同于演化经济学，其原因就在于，凡勃伦创造性的把达尔文进化原理“移置”到社会经济现象中，在他们看来，制度经济学与进化经济学是等价的，并于1965年成立了自己的宣传阵地——演化经济学会。该学派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该制度并非是一种天然合理、尽善尽美的制度而是有缺陷的，同时提出了一些经济改革和政府干预思想，还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这在《有闲阶级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及其后继者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和庞杂，很多理论观点在今天都一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比方说缪尔达尔的积累因果循环、结构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理论等发展经济学思想，在今天，对我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仍有很大的理论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 凡勃伦.科学在现代文明当中的地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 黄少安、张卫国.新、老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比较——从“本能、习惯”到“交易成本”[J].江海学刊，2006，（06）：53-60.

[3] 徐桂华、魏倩.制度经济学三大流派的比较与评析[J].经济经纬，2004，（06）：13-17.

经济学人论文篇9

中国文化是中道文化，“中”可作四声的动词解，“符合”的意思，“道”就是自然规律，所以中道文化就是“符合自然规律”的文化。中道文化包含科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但是没有科学那种因为分科而产生的局限性，所以中国的中道文化是贯通文化，其天然具有的开放性，可以吸收、融合、纠正和容纳各种外来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本土优秀传统文化会和外来文化产生创造性的转化，最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都是对自然的本质真相和终极真理的追寻和贴近。每当此文化观念发生创造性转化之时，都会对当时的中国历史产生重大的影响。

新中国建国60年以来的经济建设，概略言之，前30年主要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念作为指导，后30年主要借鉴以《国富论》为发端的亚当·斯密自由主义经济理念进行经济改革。两种实践都证明了生硬地照搬西方经济学理念，结果只能差强人意；反而在融会贯通的自主转化之后，经济实践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在融汇古今中外的经济理念基础上，中国逐渐在经济发展模式上走出了具有本国特色的“中国模式”。

当我们以“中国模式”的理论基础来源之一的视角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状时，我们会发现她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实现了经济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完成了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基因相契合的转化过程。

历史地看，这一转化过程分四个阶段：

一是经济理念传入时的吸收和学习阶段。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先是以政治思想在中国传播，直到20世纪30年代郭大力、王亚南翻译出版《资本论》三卷全译本（郭伟伟：不应遗忘的《资本论》翻译者，北京日报2012年5月14日），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全面传播阶段，这一阶段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

二是在中国实践过程中遇到问题和反思阶段。新中国的建立，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获得了全面实践的机会。但是阶级斗争的思想和计划经济的模式使国家经济临近崩溃的边缘。穷则思变，其中的问题和反思贯穿了1949年到1992年前的中国政治经济实践活动；

三是总结经验教训开始创造性转化的阶段。从1992年到2008年，从经济实践上看，一方面改革开放的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不容忽视的环境破坏、贫富悬殊、社会阶层分化、分配不公等问题。从经济理念上看，人们几乎出现了抛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念，而一边倒地投向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怀抱；

四是对转化的初步成功进行检验和总结确认阶段。2007年至今，在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中国领导层和学术界开始全面反思向西方学习的心态、内容和方式，开始提倡本民族文化在借鉴当今世界先进文化基础上的复兴，并明确提出“中国模式”的理论概括。

二、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从走“俄国人的道路”到走“中国自己的路”

由于苏联和中国革命的成功，马克思学说的有效性被推到极致，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价下，《资本论》就成了至高无上的经济学指南。所以，计划经济成为必然选择，苏联的模式就成为经济建设的样板。其实当时的领袖也很清楚，中国走的是“俄国人的道路”（语），结果中国经济走向了崩溃的边缘（任登第，牛淑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载《大家都学弟子规》，世界经济出版社2012年4月第14版，第63页）。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选择走“中国自己的路”（邓小平语），30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经济成就。中国《易经》云：“与时偕行”，中国的经济实践已经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完全转化为中国人自己的智慧结晶。“就是说，我们党奉行的已经不是马克思社会主义，而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共同富裕社会主义。邓小平社会主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中国马克思主义以中华文化为主导。”（同上，第48页）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真正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事业的经济理念，是经过本国人民创造性地发展和转化了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念，而不是马克思写在专著里的那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经济学奉为圭臬的资本主义经济陷入难以自拔的危机，越来越多的问题和越来越严重的挑战，使各世界经济体都在寻找稳妥的变革道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价值和借鉴意义，甚至是指导价值受到了一种恢复性的尊重。

三、自信者人恒信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发展出“中国模式”是逻辑必然

“中国模式”首先不是理论概括出来，是先在经济实践中确立起来的，而后被理论界认识到的。从1979年开始，中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大，经济结构和质量显著改善，到2010年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成就之际，“中国模式”的说法开始被提及并在国际上获得认同。提出“中国模式”，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真正地融入了中国的经济建设。被尊为西方经济学经济史大家的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认为：马克思推断资本主义灭亡的方式是错误的，但是预言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却是对的。

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的福祉，如果有其他解决的办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经济学中呈现的逻辑结果也不一定是革命性的结论。就如我们国内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的那样：两种不同主义和不同制度的国家，有由过去完全对抗逐步转向互相兼容、互相合作的趋势。《资本论》发表以后的150年里，许多实践都已经突破了马克思当年所能够设想的界限。例如，中国实行的“一国两制”，就是在尊重历史、尊重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础上作出的正确选择，两种制度各司其职，各行其道，同样保持了经济的繁荣稳定。如果教条地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没有这样的论述，如果辩证地看，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获得了新生，成为她自己的“中国模式”实践。

历史表明，任何优秀的外来文化最终都会在中国文化中升华为与本土文化水融的新模式，这一点恰恰同时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和中国《易经》揭示的自然变化规律。由于中国坚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那么中国的经济建设必定呈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念特征。而这些实践经验一旦理论化，就必然要呈现中国特色。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模式”发展问题，是一个必然的逻辑结果。

四、经济理念实现创造性转化的路径：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中国本土经济学的融会贯通

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已经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甚至在经济危机期间带动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与之不相匹配的是，中国经济学界仍然在国际上没有什么作为和发言权，因为她还拿不出“自家的东西”，还处在对西方经济学“人云亦云”的阶段。可是，当我们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模式”时，可能这种尴尬的局面会迅速改观。“中国模式”不是根据外来理论或者经济制度样板模仿构建的经济政策和规则，而是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在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实践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经济制度，她已经被预先概括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者会把这一事件在学术上概括为“内生性制度安排”。

在理论总结的关键时刻，我们应当回顾和借鉴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创时期作者的经验，或许能够为我们更好地提炼、总结和创新中国模式的经济理念提供帮助。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当前的现实中，通称“西方经济学”或者“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1723年生于苏格兰，长期生活在格拉斯哥。格拉斯哥是当时工场手工业最为发达的地区，斯密得以详细观察和亲自感知了分工带来的效率，劳动分工理论就成为他的经济学理论的基石。由于斯密本人更加注重“道德情感论”，阿玛提亚·森（1998年的诺贝尔纪念奖得主）认为斯密之后的学者忽视经济的伦理因素导致了西方经济学的伦理分裂和理论上的贫困。国内学者钟永圣认为应该把斯密的《道德情感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同时作为西方经济学的开创之作，这样才是完整的斯密经济学，才能把“他利”和“自利”圆融地结合起来，使西方经济学的贫困得以弥补（钟永圣：《关于财政的本质》，《财政研究》2009年7月号，第7页）。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当时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雄冠世界。在世界各地拥有广阔的殖民地。为了亲历和研究最典型、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变迁，马克思由德国迁往英国，在大英博物馆查阅了大量的有关英国经济的研究资料，最后完成了规模巨大的《资本论》手稿，构建了自己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理论。与亚当·斯密开创的经济学需要经过众多学者的丰富和完善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建仅仅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完成的。

中国始于1979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实践，为经济学者研究、发展和创新经济理论提供了历史机遇。近水楼台的中国经济学者如果能够把已有的经济理论结合中国的经济实践进行创造性地转化，最有可能对经济学作出原创性贡献。其实，30年来的实践表明，在中国领导层和社会现实层面，经济理念已经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只是滞后的中国经济学术界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或者意识到后还没有拿出合乎国际学术规范的研究成果。

中国本土经济学的总结和出现，给因为经济危机而显得茫然无对的经济学界打开了另一条思路。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的学者，眼界局限于时代所提供的现实机会，常常忘记了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运用过人类最根本、最彻底的经济学理念。也就是说，当下的中国，在将要形成“中国模式”的经济理论总结的时候，如果忽略了“学究天人之际”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存在，很难得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成果。

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行讲话以后，奉亚当·斯密为鼻祖的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大行其道，高等财经学府中的有关“计划经济”的专业几近消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事实上被贴上“过时”的标签，或者因为其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而被西方经济学者抓住把柄。攻击其“统治性”远胜过“科学性”，留学欧美的西方经济学博士们在国内获得了压倒性的经济学话语权，几乎全民都被西方经济学理念“洗脑”，人都是在局限条件下自利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成为尽人皆知的“经济学常识”，也成了市场经济中见利忘义的挡箭牌，市场的经济资源配置功能被奉为金科玉律推向神坛，鼓吹竞争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等观点，不一而足，充斥媒体荧屏。直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席卷全球，随后欧债危机泥足深陷，一筹莫展，解说无由的西方经济学家才稍稍回头反省自身理论体系的缺陷，苦苦寻求补救的方案。

世界经济史已经表明，无论是市场失灵寻求政府拯救，还是政府经济计划的僵硬寻求市场经济活力，都是半斤八两的水准，如果不能有一个摆脱这种左右摇摆、五十步笑百步的经济理念，就难以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经济危机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关键在于领导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研究成果的时候遵守了邓小平同志独立自主的主张，对经济理念的把握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教条，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

就在这百年一遇的历史时刻，新近出版的著作表明，中国本土经济学已经涅槃重生了（钟永圣：《中国经典经济学——对中国本土经济学关于自然、人生和财富的本质及其关系的贯通式总结》，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深深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本土经济学的现代表达，或许更适合中国经济实践。这一新的理论构建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物理学的研究成果两个方面论证表明：经济学是人通过完善道德行为达到幸福的学问，“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制度上无论如何完善，技术上无论如何先进，如果市场中的人不遵守诚信，不遵守天道伦理，不遵守五伦八德，就不可能有持续、稳定、和谐的经济发展结果。而中国人的经济理念是自利利他的；市场的动力不是竞争而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政府和市场同样是自然秩序的产物；政府要履行伦理自觉的责任，恪守“治道之要，贵在不扰”；市场要保持自己的伦理自由，通过自律达到自由。

由此可见，摆在我们面前可供借鉴的理论成果，有三个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亚当·斯密开创的西方经济学和根植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忽弃哪一个体系，其经济理念都很难服众，其经济理论都很难不受诟病，只有取长补短、融会贯通，才能有一个适合当代国情的经济理念及其体系。

五、结论

综合以上所述，本文结论如下：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拥有“中国模式”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理论总结会有差异。不同的阶级立场、利益目标、知识结构和现实条件，会产生不同的版本。

2.中国的经济实践已经对马克思的经济学作出了时展，和亚当·斯密开创的西方经济学一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有接受后来杰出研究者的时代贡献甚至是相反的论证，才能生生不息，不断发展。

3.当代指导中国实践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是已经创造性转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她对市场经济、生产方式、分配关系、经济理念等的解释，都已经具有“中国模式”的特点。

4.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土壤，也是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借鉴。

5.中国本土经济学的总结和出版，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提供了第三种视角，为彼此的反省和完善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镜鉴。

经济学人论文篇10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重庆人文科技学院；教改

一、引言

西方经济学是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一般抽象和概括，是经济管理类相关专业基础课程。西方经济学依研究对象，可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工商学院开设这一课程侧重于培养应用型人才。例如：“边际效用递减理论”、“谷贱伤农”、“通货膨胀”、“充分就业”等经济学理论都是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因此学好西方经济学这门学科对于市场上的经济现象、国家的宏观调整政策都会有深刻的理解。国内一些学者有关西方经济学的教研教改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卫华（2010）认为在教学改革中，关键要处理好夯实基础与提高学生能力的关系，基础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的关系等。申益美（2011）认为《经济学基础》课程的教学改革要以“任务驱动、项目导向”为指导，在教材编写、教法创新等方面进行改革。徐瑛楠（2012）从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考试形式三方面分析独立学院的教学现状，并得出相应的改革对策。汤向俊（2013）针对课程街接、教材建设、教学方法等方面的问题，指出应从分层次教学、强化案例教学、改进考核方式等方面，增加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二、西方经济学的学科特点

（一）教学内容庞杂、理论性强。西方经济学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是一整套庞杂的理论体系，涉及到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个领域。其次，西方经济学是由众多经济学派的经济理论构成的，理论观点各不相同，庞杂的理论体系，给学生增加了很多学习困难。（二）教学过程中大量使用抽象的数学工具。在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首先要设立抽象的模型，建立假设前提，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影响因素剔除，然后运用数学符号去代替现实经济主体复杂的行为活动进行分析。例如用微积分求极值，极限的知识，而函数和图形在西方经济学中应用更加普遍高职学生一般数学基础都比较差，再加上是低年级学生，造成学习时很难理解的现状。此外，很多经济学名词和公式是其英文的缩写，这就给很多英语基础差的学生造成了困难。（三）理论来源于实践，与经济实际密切联系。西方经济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其立足的根本是欧美国家经济发展现状。而我国对西方经济学课程研究时间较短，教材中的大部分内容，是直接翻译国外教材而来。一方面，翻译过来的语言晦涩难懂；另一方面由于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环境不同，造成了理解上的偏颇，例如对“理性人”假设的理解。因此，要学好西方经济学，就要利用西方经济学理论与我国经济实际密切结合。

三、我院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主要问题分析

（一）西方经济学教材建设问题。目前国内西方经济学教材层出不穷，选择一本适合我院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尤为重要。大部分教材将原版的西方经济学翻译过来，原封不动的拿过来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是在西方国家的背景下产生的，适不适合我们国家，哪些适合，哪些不适合是有待确认的。有的教材重理论，轻应用。理论介绍、相关定理证明特别多，但缺乏利用经济理论结合市场中经济现象进行解读与分析。我院现在使用的教材是西方经济学编写组编写的西方经济学教材，老师们对这本教材褒贬不一，关键看这本教材是否与学院培养人才的目标相一致。（二）教学手段、方法落后。目前，教师们普遍采用传统板书教学与多媒体授课相结合的方式，但多数教师仅把多媒体当做教材文字的呈现工具，课件制作粗糙，内容简单，多以文字为主，并没有真正发挥多媒体教学手段的作用。由于“西方经济学”课程内容有其特殊性，即既有文字性的理论知识，又有数字、模型、图表等分析方法，所以，目前采用的教学方法还不足以将本课程内容很好地呈现在学生面前，学生学起来普遍觉得比较难。（三）考试形式单一，内容枯燥，不能真实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效。作为专业基础课，“西方经济学”一直以考试课的面目出现，但目前学院对本课程的考试形式仍然是以闭卷考试为主，考试内容也多是书本知识的简单再现，缺乏应用性强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题目，使学生们陷入死记硬背之中，不利于知识的活学活用，学生们甚至在考完试就将本学科大部分的知识点忘光，这样非常不利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四、“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对策

（一）鼓励教师自编教材。教材是教师教学及学生学习的载体，教材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国内西方经济学教材体系建设层出不穷，西方经济学作为我院基础性学科，是每个专业的专业必修课，但是每年西方经济学的挂科率都比较高，学生反映比较难，重难点不突出，本人认为结合我院培养人才要求，教师在上课时理论部分，比如供求理论一定要讲透，将理论和案例结合起来分析一些简单的经济问题。所以，在进行教材编写时要根据需要进行调整，比如微观经济学中的供求原理、均衡理论、生产理论、分配理论和宏观经济学中的国民收入理论、通货膨胀理论、宏观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等要重点讲解，应排在教材的前面，相对不太重要的内容简化或者直接删掉。编一本重点突出，有理论有案例有习题的教材。（二）强化案例教学提高创新能力。生动有趣的案例可以有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升学习效果。例如用简单的需求弹性理论就可以解释“薄利多销”的经济现象。边际效用递减理论就可以解释“第二杯半价的现象。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西方经济学理论就是在市场生活中总结出来的，所以既可以加深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又可以帮助学生们理解生活中的经济现象。（三）改进考核方式。恰当的考核方式对引导学生的学习方向，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很重要的。以我院为例，西方经济学考核方式大多以闭卷的形式，期末卷面成绩占70%，平时成绩占30%，其中平时成绩中包括出勤、课程回答问题、平时作业情况等。转变为结合实践教学过程，期末考试占50%，平时成绩占20%，实践成绩占30%。通过这种转变，学生的总成绩由完全依靠老师划重点背课本，变成了靠自己在一学期中的不断积累的成绩。但考核方式仍需要不断完善，例如增加案例搜集、小论文等考核方式，在以后的教学中需要继续探索。

五、总结

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建设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长期的努力与外界支持才能做好课程的教学。总之，针对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改革有着利于教师也利于学生，既能够促进教师的教学氛围形成，也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乐趣，使学生主动去学习，认真去学习，并且乐于去学习。作为对西方经济学有多年教学经验的本人来说，培育课程教学的优势，探求最佳的教育模式是我一直不懈努力的，所以为了将使广大师生受益，在今后的建设过程中还得继续努力。

参考文献：

[1]卫华.《西方经济学》教改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J].北方经贸,2010,(06):136-138.

[2]益美.基于“任务驱动、项目导向”的高职《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改革设计[J].当代职业教育,2011,(07):42-44.

[3]瑛楠.独立学院“西方经济学”课程教改探讨[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2,(11):176-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