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法律关系的主体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新闻传播法律关系的主体，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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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民主法制建设的步伐日益加快，公民的法治意识和人格尊严意识不断增强，由新闻侵权引发的民事诉讼呈现出日渐增多的趋势。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治国方略，也是我国从人治走向法治，成为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要求，而新闻侵权行为的屡屡发生必将对我们追求的社会公平和正义造成严重伤害，最终影响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顺利实施。由于新闻侵权对新闻事业的负面影响十分严重，正逐渐成为新闻界和法学界关注的焦点。

新闻侵权行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虚假报道。虚假报道指新闻报道内容与事实不符。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新闻作品中事实与客观存在的事实不符，使受害人的名誉受到毁损。构成侵权。

新闻报道评论不当。它包含两种情况，一种是报道事实基本属实，但在语言上使用了侮辱、谩骂或其他具有人身攻击性的言词：另一种情况是新闻报道对客观事实进行随意评论，造成对他人社会评价的贬损。构成侵权。

在报道中采用与报道内容无关的照片。或者未经同意采用照片构成侵权。

过失报道或暴露他人隐私导致侵权。为追求猎奇、招徕读者，或为扩大影响、哗众取宠，未经他人同意在媒体上宣扬他人隐私，使其人格评价降低，构成新闻侵权，或因过失侵害了他人的隐私权。如某篇报道为表扬某人在工作上的进步，却将此人不愿让人知道的污点披露出来，进行前后对比。其本意是好的，但却侵害了他人的隐私权，构成了侵权。

未经核实转载其他媒体的报道，事后证实报道不实，构成侵权。这种情况主要是新闻报道内容失实。新闻报道内容失实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新闻作品中基本事实不真实，即新闻作品中的“事实”与客观存在的事实不符。使受害人名誉受到毁损，构成侵权；第二种是新闻作品中反映的内容不全面，所反映的内容不是事实的全部，而是事实的一部分，即主要内容、基本内容贬损他人名誉，造成其社会评价降低。

新闻侵权行为承担责任的主体和归责原则及责任形式。

新闻侵权的归责主体。新闻活动涉及多个主体的行为，一个新闻作品的产生一般要经事实、采访、撰稿(摄制)、编辑、发表(播出)这几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特定的人参与其中。新闻作品一旦侵犯他人人格权。对受害人来说首要的问题就是确定侵权者是谁。应由谁来承担侵权民事责任。由于新闻行业的特点，实践中常见的新闻侵权民事责任主体有以下几类：发表侵权作品的新闻单位、作者、消息来源和转载转播侵权作品的新闻单位。这里指的发表侵权作品的新闻单位。是在新闻媒介上首次刊、播出侵权新闻作品的单位，包括报社、杂志社、电视台、广播电台。新闻侵权与被侵权是一项特殊类型的民事法律关系，同时也由此形成一种法定之责的关系：彼此之间因侵权产生特定的义务和权利关系。在新闻侵权事件中，首先不可避免地(至少)要涉及新闻侵权的两个联系密切的义务主体：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因为他们既是我国现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主体，也是新闻法律关系中的义务主体。在新闻侵权事件中，新闻记者与新闻机构应负连带责任。从事新闻活动的新闻记者，是新闻采编活动中带有一定创造性的职务工作且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同时也是新闻报道(作品)的作者之一且享有著作权。鉴于在同一民事法律关系中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性。因此，新闻记者对与其相关的新闻侵权行为要负责。另外，新闻采访报道通常是得到新闻媒体指派或约稿、审核及认可后才发表的，因此新闻媒体对新闻侵权行为也须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在通常情况下，新闻采编人员对防止新闻侵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新闻媒体的“主编”、“总监”等审查把关责任更为重大。

归责原则与责任形式。所谓新闻侵权归责原则，是指处理新闻侵权纠纷案件所遵循的基本准则，即在新闻侵权事件中应根据何种标准和原则确定侵权行为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及其范围。此归责原则既要受民法基本原则的指导又必须反映自己的特殊性。其效力也仅限于新闻侵权事件及其行为。由于文章所述的新闻侵权行为属于民事侵权中的一种侵权行为，因此一般民事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也适用于新闻侵权行为。新闻侵权的法律责任。具有民事法律责任的共性特征。，依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之规定，侵权行为是指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的财产、人身，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以及法律特别规定应对受害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致害行为。我国《民法通则》第134条对一般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即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依《民法通则》的规定。以上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新闻侵权作为民事侵权行为中的一种侵权行为。其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也适用《民法通则》的方式体系。因此，《民法通则》规定所确认的侵权法律责任形式均适用于新闻侵权。我们认为，在我国新闻侵权的民事法律贾任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停止侵害。停止侵害是指受害人对正在实施的侵权行为依法要求加害人停止实施。这种形式主要适用于各种正在进行的或处于持续状态的新闻侵权，对于已经终止和尚未实施的新闻侵权不适用。但应注意把握的是，停止侵害应当包括防止侵害，如某些诽谤性的新闻作品即将发表或传播。为阻止该作品传播。受害人有权要求法院禁止该作品的发表和传播。停止侵害的请求权只能由权利受到侵害的当事人或其监护人、利害关系人提出，既可以直接向加害人提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先行作出停止侵害的裁定。停止侵害可单独使用，也可与其他承担民事责任的形式合并使用。

(2)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新闻侵权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不良影响。有损受害人名誉的，受害人需请求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这种形式一般适用于对他人名誉、隐私、姓名、肖像等人格权的侵犯，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但都应采取公开的形式进行，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范围一般应当与侵权行为造成不良影响的范围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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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了解我国农村法制建设的现状，认真研究农村法制传播面临的问题，是实现农村法制建设以及确保涉农法制传播致效的前提和基础。据有关农村法制建设现状的实地调查显示，我国农村法制建设还相当薄弱，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任务在农村还很艰巨①。总体来看，目前我国传媒涉农法制传播，除了面临农村受众的法律意识一直非常淡薄的老问题之外，还面临不少亟须予以重视的新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给法制建设与宣传带来新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农民变换职业和转换身份创造了条件，使农村的社会阶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一是以承包土地为主的群体。这一阶层目前是农村社会最大最主要的群体。由于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模式的高度分散，传统法制观念、法律文化的严重缺失等原因，他们对法制的认知处于较低的水平。二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阶层，一方面他们在农村依然承包一块土地，另一方面又在城市中从事建筑业、饮食业、修理业等劳动，他们是城市的弱势群体，其权益普遍得不到保障，更需要法制来保障他们的利益。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工业化进程加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一阶层的人数会越来越多。三是个体劳动和私营企业主群体阶层，他们一般具有某方面的技能，但由于自身的文化素质有限，对法律不怎么关心，只有在涉及切身利益时才想到法律。四是乡村管理者阶层，包括村民委员会成员、村党支部成员以及村民小组成员。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的发展，农村基层干部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比过去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着不学法、不懂法、法制观念不强的现象。五是农民雇工阶层，该阶层对其所经营管理的财产没有所有权，但人数较少。这些阶层由于经济政治地位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利益需要。②

“对于任何性质的新闻媒介，受众的接触与选择，都是其一切功能目标实现的首要前提”，“而占有市场，赢得受众的第一步就是新闻媒介及其设定栏目的准确定位”③。因此，传媒应深入了解当代农村社会阶层的变化、各阶层受众的利益诉求、收视习惯、信息需求等情况，有针对性地从法制上宣传、引导和整合农村社会各阶层，促进其融入整个新农村建设中去。这是目前我国新农村普法宣传中一个亟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当代传媒涉农法制传播所面临的新问题、新任务。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契约观念、手段及实践成为新农村法制传播的新课题。我国农村传统的经济体制正处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农业小生产经营方式向产业化、现代化经营方式转变的过程之中，农业与农村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不管是农业的承包，还是农产品的加工、运输和销售，都迫使农民接受现代的契约观念。同时，由于现代市场活动是以经济组织互动和流通为主，而以家庭为主的传统简单的农业组织已经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农村经济组织日渐增加，而现代社会组织间的互动所体现的是以契约为基础的法律关系，或者从根本上说，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契约④，由此，农业组织法律规范化成为一种现实的要求。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的契约化倾向虽然已经成为农村社会发展中不可逆转的趋势，但目前农村市场的契约制度尚未建立，农民没有真正成为市场契约的主体。如何培养农民的契约观念，培养他们运用契约手段，积极进行契约实践，成为能否顺利实现农村经济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也成为传媒涉农法制传播必须注意的一个新内容。

农村法律体系和监督机制还不够健全，传媒舆论监督任务艰巨。目前，有关农村的法律虽然已具相当规模，但同社会主义新农村法制建设的要求相比，还有不少差距，如有些急需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制定出来，某些法律、法规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具有明显的义务本位特点，强调政府行政管理职能，对维护农民权益、对保障农村经济发展的“授权性”、“服务性”规范体现不够；基层政府的行为没有纳入法制化轨道，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执法犯法、的现象还比较严重，农民打官司难的问题依然存在，监督机制还不够健全；各种监督力量各自为战，相互间难以形成合力等。诸如此类的现象及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会激化干群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大众传媒作为重要的舆论监督机构和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进程中，可谓任务艰巨。

树立人本法制理念，改进传播方式

农民问题是核心，定位要准确。涉农法制传播致效的前提和基础是准确定位，为此，传媒应深入农村，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新农村建设的主要问题是“三农”问题，而“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要想做好涉农法制宣传报道，必须真正了解我国当代新农村法制新闻传播面临的问题，必须深入了解当代农村社会阶层的变化及各阶层受众的利益诉求、收视习惯、信息需求等情况，通过有一定深度和系统性的宣传报道，潜移默化地培养他们的法制观念，让他们真正懂得如何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只是把节目做成一个表面化的涉法事件报道或者是法律知识性的介绍。

新闻服务生活，选题要贴近。当前传媒涉农法制报道在选题方面往往过多关注刑事案件而忽视民事案件，即便报道民事案件也大多反映村民之间的邻里纠纷，没有真正地反映出当前农村的现实问题，如农村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贯彻执行的情况、农民减负政策的落实问题、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维护问题、贫困学生救济制度情况、扶贫工作的法律监督等。总之，涉农法制报道应真正立足于“贴近农村实际、贴近农村生活、贴近农民受众”去选题，切实满足农民对法律的真实诉求。

知其所以然是关键，注意系统策划和深度挖掘。采写涉农法制报道不能停留在对现成事实的处理表层，还要深入事件的表象，结合法律点，在阐释法理的同时，把视角拓展到案件背后，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及其命运经历，揭示与法律事件相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成因，这样才能升华主题，增强法制传播效果。为此，对选题要进行系统策划和深入挖掘，使涉农法律宣传有一定的体系和深度，这样才能培养农村受众较为全面深入的法律意识。比如《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已经出台，这里面就涉及了很多的法律问题，传媒可以通过提前策划，从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及拖欠问题到依法规范农民工的劳动管理、从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到健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保障机制等角度，以深入系统的传播方式关注农民工的法律问题，其传播效果远大于孤立的表面化的报道。

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形式要灵活多样。法制宣传报道在形式上要多探索符合农民口味的报道风格和样式，注意拓宽题材范围，在形式上不断创新。除了增强目前观众喜爱的以案说法的故事性和服务性之外，还可以制作针对农村的法制信息报道，及时传递新法规以及农村法制建设的新动向；还可以增设论坛式的节目，针对农民关注的话题进行讨论；可以在报道中尝试性加入娱乐元素，如通过Flash、情景剧等方式，通过法律宣传与戏曲曲艺等形式相结合的方式，使人民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提高法律素养，在寓教于乐中增强法制观念；要增强报道的参与性，让农民在参与和互动中学习法律。

多渠道开展农村法制传播与服务工作

媒体合力。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的各自宣传优势，形成合力，从而营造浓郁的农村法律氛围。各家媒体应紧密联系农村实际，在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采取多方位、多渠道的方式广泛地宣传与普及法律，加大农村法制传播的力度。比如大连电视台《法制天地》栏目就设置了《每周断案》板块，每周推出一个依据真实案例演绎的法律事件或纠纷，让观众判断事件的主人公是否违法犯罪，违了什么法，犯了什么罪，观众可以通过电话等方式来参与，为广大观众提供了一个学法的平台，普法效果非常明显。

送法下乡。定期组织送法下乡活动，开展农村实地法律宣传教育。要结合农村各项工作的开展，抓住农民最感兴趣的问题，围绕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律宣传、咨询和服务。如针对农村村民居住分散，生产、生活活动“各自为阵”，文化素质参差不齐的特点，送法下乡活动应遵循“便民、近民、利民”的方针，编写适合农民生产生活的法制传播资料，登门到户宣讲，分发普法资料，以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宣讲法律知识，增强宣传效果；定期开展村民法律座谈、法律讲座，让农民“眼里看得到、耳里听得到、脑里想得到”，切实提高农村受众的法律素质。

法律援助。大力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如在城市里帮助农民工成立自己的组织，鼓励农民工加入这样的组织，为其成员提供法律援助，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加强涉农法律咨询服务工作，在农村设立法律咨询室，使农民遇到有关法律问题时能及时得到法律的帮助。

日新月异的中国新农村，将对传媒法制传播工作产生更多更高的需求。大众传媒对于新农村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具有巨大的作用。作为现代化进程推进器之一的大众传播媒体，如何调整自己以适应21世纪新农村的变化，如何促进农村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则是其责无旁贷的使命和责任了。

注 释：

①刘白明：《我国农村法制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南昌高专学报》，2006（5）。

②阮雪梅：《以法制保障新农村建设》，《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3）。

③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第217页。

④齐心：《中国农村法制建设的特点探讨》，《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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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著作权　合理使用　权利

著作权

著作权，也称版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著作权是基于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而产生的法律赋予其作者所专有的一种特殊民事权利。广义的著作权，除了狭义的著作权外。还包括著作邻接权，即出版者、表演者、录制者、广播电台等作品传播者对其传播的作品依法享有的权利。著作权的主体即著作权人，对作品享有著作权的人，包括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其中作者是指直接参加作品创作的人，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明确规定：“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其他著作权人是指依合同或继承取得著作权的人，如我国《继承法》规定，公民所享有的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可以作为遗产，在公民死亡后由其继承人继承。著作权的客体是指表现形式具有独创性和客观性特点的作品。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明确规定：“著作权法所称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

著作权合理使用

著作权合理使用的概念。《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是各国著作权制度中对著作权限制的一种主要制度。合理使用制度是指《著作权法》明文规定的，他人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并对其作品进行使用的一项制度。首先，合理使用是一种绝对权。民法理论基于权利的效力范围将民事权利分为绝对权和相对权。绝对权的义务人是不特定的人，而相对权的义务人则是特定的人，显然作为合理使用权主体，其合理使用权指向的是任何不特定的著作权人和传播人。其次，合理使用是抗辩权。它具有否定的特性，其作用方式在于否定或对抗请求权。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了12种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著作权合理使用的特征。首先，合理使用只有在法律明文列举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这种使用，否则就直接构成侵权。而且，各国大多通过对复制数量、引用数量与原作的比例，引用内容的非核心性、新作与原作的独立性关系等诸多规定来限定合理使用的程度，法律对使用程度都有严格性规定。如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1条规定的“使用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其次，合理使用无须得到著作权人的同意。作为一项独占权利，著作权具有排他性。任何人在使用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之前须征得著作权人的同意，但是进入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新技术的冲击，为数众多的家庭和个人在合理使用规则的庇护下，肆意复制着著作权人的作品而不支付报酬，动摇了著作权制度的存在基础，从而引发了对合理使用这一限制著作权制度的反限制。再次，合理使用在《著作权法》中表现为一种授权性规范。即法律所规定情形下的当事人可以为合理使用：也可以放弃这一权利而依一般程序使用作品，即获得著作权人的使用许可，并且支付使用费。法律对此并没有进行强制性规定。

著作权合理使用的对象。合理使用的对象究竟是作品还是作品权利?对作品的利用是对他人创作的作品采用某种方式和用途进行利用的行为，而作品权利的利用则是对他人著作权的限制和使用。笔者认为合理使用的对象是作品权利。原因有三点：一是一定的权利要成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是该论点的理论前提。著作权作为一种权利。当然也能成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二是从现实的角度看，作品一经创作而发表，即是给人们使用的，否则就没有任何意义，作者所保留的是基于创作行为而享有的专属权，任何主体只要拥有作品的载体，就可以对其内容进行阅读、观看、感知等，因此合理使用针对的是著作权而非作品本身。三是立法上的确认。我国《著作权法》在其第22条第三款明文规定：“前款规定适用于对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权利的限制。”

我国的著作权合理使用立法

我国于1990年颁布《著作权法》，1991年颁布配套的实施条例，又于2001年对原《著作权法》进行修改，于2002年颁布配套的实施条例，现行合理使用的立法主要有如下特点：

第一，适时拓展了使用主体的范围，原规则只是规定了自然人、法人中的学校、图书馆、期刊组织、报刊组织、广播电台组织、电视台组织为使用主体，完全是一种列举式的规定，新的规则则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上了“等媒介”这一弹性术语，在列举的基础上拓展了使用主体的范围。

第二，合理使用指向的是已经发表的作品。对录制、表演、复印、翻译等方式。都严格地将它们的使用对象限制为已经发表的作品。

第三。新规则立足于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事实。没有完全采用发达国家的种种对合理使用的反限制措施，如取消私人的复制权、用法定许可来代替某些原来被认为是合理使用的方式等。

第四，新规则中的反限制措施更加弹性化，其实施条例第21条规定合理使用“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而原实施条例的第27条对引用作出了限制，第28条规定了报道事实新闻的限制。

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合理使用

随着网络技术和电脑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网络正在以惊人的发展速度和广泛的影响力。渗透到我们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著作权保护体系面临着调整与变革，新的作品使用方式的不断产生，合理使用制度受网络技术挑战的程度越来越深。在网络高速发展之前，法律上规定个人使用和为教育科研使用等行为为合理使用行为，有利于作品的传播，也有利于公众利益的满足。但是在互联网络高速发展的环境下，作品的传播和复制变得非常容易，可以预见，对作品的私人性复制可能成为发行和利用作品的主要方式。如果法律仍将个人使用作为合理使用看待，众多的网络终端用户可以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自由地使用作品，实际上严重损害了著作权人的权益。而对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来说，任何网络终端用户都可以出自个人爱好或商业动机将其输入自己的终端并发送人网，其他终端的用户则可以不花分文地使用这些作品。因此。专门对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合理使用进行研究。很有必要。

传统情形下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我国《著作权法》以列举方式规定了12种属于合理使用的情形。但没有对合理使用的实质构成要件作出明确规定。《贸易有关

的知识产权协议》134567协议2第十三条规定的合理使用标准为：“全体成员均应将对专有权利的限制或例外局限于一定的特例中，该特例应不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也不应不合理地损害权利持有人的合法权益。”网络环境下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不管是我国《著作权法》的列举式规定，还是WTO协议和《伯尔尼公约》中的限制与例外。以及美国版权法的“四条标准”，都只是前网络时代的立法产物。尚不论这些标准的不确定性，按这些标准，网络环境下几乎没有公众合理使用的余地：作品一旦上传到因特网，就会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复制与传播。如果允许社会公众在网上的复制与传播可以是不付报酬的“合理使用”。将对权利人的经济利益造成严重的“不合理的”损害，进而得出“作品在因特网上不允许合理使用”的结论。因此，在网络环境下，应对原有的合理使用标准进行重新调整。

网络环境下的合理使用制度设计。在网络环境下，公众对版权作品的合理复制权应该扩张而合理传播权范围应该缩小。公众有权合理复制网络上的版权作品；包括暂时复制或永久复制。网络是全球发行商，网络上的计算机是全球印刷机。作品在没有配置任何技术保护措施而被上传到网上，就可能被全世界所有的网络用户复制、浏览或下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版权人也不例外。在网络环境下，复制作品要比在非网络情形下简便得多，且更为隐蔽，权利人根本难以防范。尤其是在用户浏览和网络传输时所产生的暂时复制。现有技术下任何人都无法避免。因此。如果作品经版权人或其授权的网络内容服务商上传到因特网，应推定其默示许可他人通过浏览、下载、打印等方式来复制其作品。当然。只有在这些复制是基于私人使用目的时。该复制行为才构成合理复制。公众在网络上的合理传播权，应在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传播范围的基础上进一步缩小。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而适当引用他人已发表的作品可由作者上网传播。为报道时事新闻，在网络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网络媒体登载其他媒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但作者声明不许登载的除外，网络媒体登载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以及在论坛和聊天室发的帖子。但作者声明不许登载的除外。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使用版权作品，以及免费表演这两种情况，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在传统情形下属于合理使用，但因为网络传播的无限性和广泛复制性会极大地影响版权人的商业利益。不宜扩展到网络环境之中。除此之外，在网络上未经许可传播他人版权作品的都应构成侵权。

网络环境下的法定许可。法定许可是指“根据法律的直接规定，以特定的方式使用已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许可，但应向著作权人支付使用费，并尊重著作权人的其他权利的制度”。法定许可的制度功能旨在平衡权利人与传播者之间的利益，避免因权利人对作品的垄断妨碍作品广泛迅速地传播，是为了保障和促进作品迅速而广泛地传播，最终利于广大社会公众及时获取信息。但是从相对的角度来讲，法定许可制度也使利益杠杆倾向于作品的传播者，而对著作权人造成不合理的损害。网络环境下设置法定许可制度应当比传统情形更为谨慎。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现行法定许可制度只应限于在传统情形下适用，而不能照搬至网络环境。如果网络法定许可的范围过宽。其制度弊端造成的不利影响将远甚于在传统情形下的不良影响，著作权人会面临全球范围内不计其数却又难以察觉的侵权行为。正如本文前述所言。作品一旦上网便可能被公众广泛复制，著作权人的权利会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应当由著作权人本人以明示的方式来决定其作品是否上网传播。当著作权人未作权利声明时，不能推定其默许作品上网传播。网络法定许可只应当限于已经被授权上网传播的作品，而不应当包括在报刊或者其他非网络环境下发表和传播的作品。

“戚戚私语”?

国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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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行政执法是指国家高等教育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贯彻、执行教育法律法规的活动。高等教育行政执法的运作即是一种执法权力的行使，有权力必有制约，只有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才能确保权力在规定的范围内和预定的轨道上运行，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越轨。[1]高等教育行政监督是指有关行政机关对高教行政主体在教育管理过程中是否依法行政进行监督的活动。它就是对高等教育行政执法的一种法律制约机制。为防止有关行政主体及其执法人员在高等教育管理过程中滥用执法权力，促使其合法、高效地实施执法活动，必须建立健全的高等教育行政执法监督机制，这既是保证行政执法在高等教育中真正落实的关键，也是完善的高等教育行政执法制度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二、高等教育行政执法监督的制度

从我国法律制度和高等教育体制的现实状况来看，作为高校行政执法监督的制度主要包括:

1.高等教育执政执法责任制度。高教行政执法责任制度是高等教育行政执法主体为了履行法定职能、执行教育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任务，通过对法律职责的层层分解，将这些任务落实到相关工作部门和个人，从而制定出来的内部管理制度。它是在实行政府管理教育的职能转换的情况下，提高行政执法力度的强有力措施。它为推进高教行政管理法制化进程、依法促进和保障高教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撑。

2.高等教育申诉制度。教育申诉制度是一项法定的、专门性的、非诉讼意义上的行政申诉制度。教育申诉制度是指作为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个体及教育行政相对人，对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及有关政府部门作出的处理不服，或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向有关教育行政部门或其他政府申诉理由，请求重新作出处理的制度[2]。高教申诉制度包括高校教师申诉制度和高校学生申诉制度，它是保护高校教师和高校学生合法权益的基本制度，同时也是一种行政救济制度。

3.高等教育行政复议制度。高教行政复议是指高教行政相对人认为教育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提出申请，请求复议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复查并作出决定的一种制度。它的性质是一种行政救济机制，是为相对人提出的一种为保障其合法权益免受非法、违法或不当行为侵犯的救济制度。[3]

4.高等教育行政诉讼制度。高教行政诉讼制度是指高教行政相对人认为教育行政机关或其他教育行政执法主体所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依法向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对被诉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依法作出裁决，以保证教育行政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三、高等教育行政执法监督存在的缺陷

为了保障高等教育法律的实施,必须加强对高等教育法律实施的监督。我国目前的法律实施监督体制包括:权力机关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行政机关的行政监督，司法机关的司法监督，以及党的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体制严密，但运作起来往往有差距。其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行政监察法》配套法律、法规的缺位，使高教行政执法监督缺乏有力的法律支持。新修改的《行政监察法》虽然填补了对行政权力监督方面的空白，进一步促进了行政机关提高依法行政、廉洁从政水平，但是配套的实施条例、细则尚未修改，对高教行政执法的监督更是缺乏针对性。高等教育执法监督总体上讲，起步较慢，有的监督实施问题目前尚在研究、探索和试验过程中，因而，高教执法监督立法是整个高教法制中的薄弱环节。迄今，全国和地方性完整单项的高等教育执法监督的程序法仍是空白，而执法监督的内容大多数分散在以实体法为主的教育法规之中。执法监督的程序法规不构成体系，这就削弱了教育执法监督的力度，影响改善和强化对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实施的有效检查。

2.一些高教行政执法监督机构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地位低，权威性差。例如，从目前我们教育主管部门内部职能划分看，教育督导应当是担负教育执法监督职能的。在高等教育中，教育督导也应有同样的监督职能。但由于对教育督导职能规定模糊且是部门规章，年限又早，缺少必要的约束力、影响力，所以，我们大部分高校的教育督导实际上并没有定位于教育执法监督上，或者着力点并没有放在这上面。由于教育督导定位和开展工作缺少必要的法律保障，职能过于分散，工作的随意性很大，在实际工作中也就难免混同于一般的行政工作。

3.高教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尚未切实做到经常化、制度化。尽管我国的高等教育行政系统内部已经形成了教师、学生申诉制度、行政复议制度、行政监察制度、行政审计制度等一整套完整的内部监督体系，但各项制度的监督主体之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监督权限、方式、程序、范围等不够明确和具体等问题，他们彼此间又缺乏联系和沟通。

4.社会监督的力度不够。社会监督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在很多情况下，这些非国家机关往往对教育执法的执行没有过多的关注，并没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致使社会监督落实不到位，监督力度不够。

四、健全执法监督体制，强化高教行政执法监督的对策

为了保证在高等教育实施过程中能够依法治教，保证《宪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等法律法规能真正地得到贯彻和执行，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运作监督保障机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加强和完善人大的监督。各级人大是我国的监督机关，但人大要实施有效监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督形式的运用是否恰当、充分。以往地方人大监督常常显得软弱无力。近年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了更好地行使监督权,都在努力追求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的深度与力度，探求更加有效的监督形式。如评议监督，这给监督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民主渠道得到了拓宽，监督职能也得到了强化。因此，要强化人大的监督权，树立国家权力监督的权威性，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人大的监督机制。

2.强化内部监督。教育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能否自觉依法办事和严格执法，不仅仅取决于教育执法人员的思想觉悟，更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教育执法部门内部监督机制。首先，要建立健全教育机制，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教育执法人员增强工作责任感，树立良好的执法职业道德，增强抵制各种不良风气的自觉性。其次，要建立和完善教育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错案追究制”，使不严格执行教育法律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要加强监察、审计监督。监察、审计部门同属政府行政机构序列。在建立高等教育行政执法的内部监督机制中，要充分发挥监察和审计部门的作用。再次，尤其要强调高校内部对管理工作者工作的监督，确保一线教师地位的提高，保护学生权利的救济途径畅通。

3.加强群众监督。高等教育行政执法的主要依据是行政法律、法规、规章。因此，高等教育行政执法部门要各司其职，采取多种形式将负责实施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等在实践中切实适用，以保障高校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更加积极地宣传高校的良好形象。接受学生家长及其他社会群体的监督，是我们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催化剂，也是减少高校教育纠纷，避免被司法审查的良好手段之一。

篇5

内容提要: 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我国加快民法典的制定工作。民法典既是实现法典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法官依法公正裁判的保障。应以法律关系为中心构建民法典的体系，尽快制定《民法总则》、《人格权法》、《债法总则》，并修改和完善其他相关法律。在此基础上，制定一部内容详备、体系完整的民法典。

 

 

    党的十五大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战略任务，这一目标已经基本实现。目前我国已经构建起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在内的，由七个法律部门、三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市场经济构建了基本的法律框架，保障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这一体系适应了我国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活的需要，涵盖了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各个领域。就民法而言，《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一系列基本民事法律的诞生标志着我国民事立法进入了完善化、系统化阶段，为我国社会主义民法典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

    一、中国民法体系化必须走法典化道路

    法律体系形成的标志是我国的法律制度已完整，突出表现为起着支架性作用的法律已经制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法治建设就功德圆满、万事大吉，因为法律体系是动态的，需要不断发展完善、与时俱进;而且，在民事立法领域，尽管我国已经制定了《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基本民事法律，各项法律之间基本上也保持了一致，但在形式上却因为没有民法典而体系化程度不高，这既与民法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地位不符，也与刑法、诉讼法等其他基本法律的法典化形态不匹配。由此可知，在我国法律体系形成后，立法层面上，一项首要的任务就是制定一部民法典。

    我国民法的体系化需要制定民法典，这不仅出于立法形式上的考虑，更重要的是，法典化是实现私法系统化的一个完美方法。[1]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立法经验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对此无需赘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近些年来大陆法系国家出现了所谓的“去法典化”现象[2]，但并不表明法典重要性的减弱，而只是反映了单行法对民法典中心地位的冲击现象。然而，由于我国没有民法典，所以此种情形在我国根本就未曾发生过，因此，我们不能以“去法典化”现象来否定法典化在中国立法实践和国家秩序中的重要功能，也不能简单地据此来否定我国对民法法典化道路的选择。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通过制定民法典来实现民法体系化，既有确保民法规范逻辑自洽、科学合理的系统化效用，还能充分满足法官依法公正裁判民事纠纷案件的实际需要，故而，中国民法体系化必须走法典化道路。

    (一)法典化是实现中国民法体系化的最佳途径

    法典化的灵魂在于体系性，从形式体系而言，法典化融合了形式的一致性、内容的完备性以及逻辑自足性，由此使法典在特定价值引导下有统一法律术语、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则，并在法典内部以及法典与单行法之间形成一般与特别、指引与落实等顺畅的关系。可以说，只有通过法典化，才会形成科学合理的法律制度安排，否则往往会浪费立法资源，而且事倍功半，我国在此方面已有不少的经验教训。体系性的民法典还统一了市场法则，能保障法制统一，避免民法规范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的矛盾冲突，可有效地防止政出多门，进而给交易主体带来确定的预期，保障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法典的体系性还要求其内容的全面性，即包含了各种有效的控制主体的法律规则的完整性、逻辑性、科学性，[3]这对民法典尤为重要。作为市民社会的一般私法以及百科全书，民法典必须通过合理的架构为民事活动提供各种基本准则，为交易活动确立基本的规则依据，为法官裁判各种民事案件提供基本的裁判规则。不过，强调全面性，并不是说民法典必须面面俱到，它作为民事基本法律，只宜规定民事领域最重要的法律制度，为民事活动提供基本的方向性指引，这决定了它要有节制地规制社会生活，应当体现出波塔利斯所言的“立法者的谦卑和节制”。[4]要做到这一点，民法典势必要借助抽象术语进行表述，必须要对社会生活中反复出现的、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规则进行抽象，能在较长时间里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不因社会变迁乃至国家政策调整而随意改变。

    体系化的另一个层面就是价值层面。这就是说，价值体系是指在制定法律时立法者所秉持的价值取向，是体现在法律背后立法者所追求的宗旨和目的。具体到我国的民法典制定，仍要秉持体系性的核心特性，应在坚持和弘扬传统私法中的平等、自由和安全价值基础上，体现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效率价值以及现代民法所要求的“人的全面发展价值”，并围绕这些价值进行全面有序的制度安排。价值体系保持一致，才能够保证法律相互之间的和谐一致，保证形式体系的形成。在我们的民事立法中，确实存在某些规则背后所体现的价值不一致甚至冲突的现象。比如说《合同法》第51条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则，是把它作为效力待定的行为来规定。该条所体现的价值，实际上强化的是对原权利人的保护。但是《物权法》第106条规定，在符合善意取得的情况下，受让人可以取得所有权，它所体现的是对交易安全的保护。所以同样是无权处分行为，根据《合同法》第51条可能因权利人未追认而无效，但根据《物权法》第106条，权利人即便不追认，也可能是有效的。这两个条款之所以发生了冲突，主要原因在于价值体系上就是冲突的。而保持价值的统一和一致性就必须要制定民法典。

    (二)民法典是法官依法公正裁判案件的保障

    作为整合私法制度的统一体，民法典还将统一民事审判的司法规则，能最大限度的限制法官的恣意裁判，[5]换言之，民法典为法官提供了处理民事案件的基本裁判规则，这对于保障司法公正极为重要。民法典作为体系化的产物，对法官正确适用法律将提供重要的保障。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体系性的框定下，民法典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这不仅在于法典源自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之手，在权力来源上有至高的权威性，同时其属于在民事法律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基本法律，[6]位阶仅次于宪法，其他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策命令、司法解释等均不得超越民法典;更重要的是，它有统一的价值指引，并涵括了民事活动的基本规范，可以说，民法典是成文法的最高形式，法官寻找处理民事案件纠纷的依据，必须首先从民法典的规则中去寻找。[7]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据本法承担民事责任。这就表明了未来民法典组成部分的侵权责任法是处理各种侵权纠纷的裁判依据。一旦在我国制定民法典后，大量单行法仍继续存在，除非是在民法典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民法典就应当优先于其他法源而得以适用。这就是说，法官在裁判任何一个民事案件时，首先应当适用民法典，只有民法典没有规定时，才能适用其他法律。比如，“汽水瓶爆炸伤人案”是一个因产品缺陷致人损害的普通案件，但现实中有许多法官经常遇到找法的困惑，即究竟应当适用《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侵权责任法》或《合同法》?各个法院的判决所适用的法条很不一致。如果将《侵权责任法》和《合同法》作为我国将来民法典的有机部分，则它们应优先适用。显然，与其他规范相比，经由体系化而产生的民法典具有更高的权威性，能方便地为法官找法提供正确的路径。

    第二，民法典作为体系化的产物，集中规定了法官裁判案件的基本规则。这便于法官找法，即优先适用民法典中明确规定的裁判规则，其他法律处于候补适用的地位[8]。所以法典化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资讯集中”。同时，与数量众多、价值不一致的单行法相比，民法典的体系性确保其内容和谐一体，且相对抽象简化，无论查询成本、学习成本还是适用成本均比较低。[9]可以说，法官只要有一部民法典在手，并通过领略其规则和精神，就可以找到民事裁判的主要依据。概括而言，民法典的权威性和简化性，有助于“降低法律适用者搜寻成本，同时减少裁判恣意”。[10]

    第三，民法典作为体系化的产物，不仅便于法律适用，还有助于法律适用的一致性。法典化势必综合既有的法律经验和法学理论，概念、规则和观念都更精确，[11]能为法官提供更有操作性的方案，可确保同一规范适用统一，这也是法律可预期性延伸出来的法律适用的可预期性。同时，民法典是完整统一的信息系统，为那些需要应用法律和解释法律的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参照体系，[12]这不仅实现了类似案件的类似处理，也使得当事人可以预见法院的判决结果。正因为法律适用具有一致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将在规范的约束下进行，保障法官平等地、统一地对不同案件作出判决，实现判决结果的可预测性，符合“类似情况类似处理”的要求，从而实现法的安定性。[13]

    第四，民法典作为体系化的产物，可以消除各项规则和制度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保障法官可以正确适用法律。从我国民事立法来看，由于没有制定民法典，存在某些缺陷，这突出地表现在每个新的法律制定之后，都需对以前的立法进行修改，但是没有在新的立法中具体指出来，在哪些条款中进行了修改，从而给法官适用法律带来了很大困难。如果制定了民法典，就可以在民法典中进行明确的规定，保证法官正确的适用法律。例如，《物权法》于2007年通过，但迄今为止，在一些地方法院，针对有关担保物权的纠纷，仍然援引《担保法司法解释》等这些规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物权法》在制定时，没有说哪些地方对《担保法》做出了修改，所以法官对此并不清楚。那么，如何解决这一大问题?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提升民事立法的体系化程度。或者说进一步强化民事立法的体系性。

    第五，民法典作为体系化的产物，可以培养法官体系化的思维方式。民法典既然是法官找法的首要对象，法官就必须理解民法典的价值、规范以及协调这两者的逻辑，只有这样，法官才能正确地适用民法典。一方面，法官在处理任何一个民事案件时，并不能简单局限于对某一个规范的考察，而应当将其置于体系化的规则中进行考察，寻找与案件最密切联系的规则，这样才能找到最为妥当的案件处理依据。所谓请求权基础的分析方法，其实就是一种对请求权的体系进行全面考察而寻找最准确的基础的方法。另一方面，民法典是民法基本规范的有机整体，其基本架构为总分结构，法官即应按此逻辑和系统进行适用，法典是按照总分结构来安排的，它使得法官容易理解法典的逻辑和系统，了解各个规则在适用时的效力层次，了解民法典内部各个制度之间的关系，如分则中的制度优先于总则中的制度来适用。法官应当按照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的规则来适用法律。例如，出现了保险合同纠纷以后，法官首先要查找保险法中关于保险合同的规定，因为保险法属于特别法，如果保险法没有规定，则可以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如果合同法总则没有规定，可以适用债法总则的规定。如果债法总则没有规定，则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

    民法法典化以后，法官应当尽可能按照法典来进行裁判，并且要对其援引法典某个条文的理由，法典的价值取向，规则的确切含义进行说明，从而强化判决的说服力。在法典无明确的具体规定时，法官必须依据法典中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进行裁判，但必须说明裁判的理由。这也是法典对裁判过程约束的一个重要方面。[14]

    二、我国民法典的体系构建

    在构建我国民法典体系时，必须要确定其中的核心制度，即所谓“中心轴”。围绕着这条“中心轴”，民法典中的各项制度和规范将形成逻辑统一体。该“中心轴”究竟是什么，理论上存在不同的看法:一是意思表示说。此种观点认为，民法典应当以意思表示为自己的中心轴。例如，德国学者温德沙伊德认为，意思表示和意思自治贯穿于民法的各个领域和环节，整个民法典应当以意思表示和意思自治为核心加以构建。[15]二是民事权利说。此种观点认为，民法就是权利法，因此民法典体系的构建应当以民事权利为中心而展开。此种学说来源于自然法学派的思想，我国也有学者认为，民法是以人为本位、以权利为中心、以责任为手段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这种关系的逻辑结构就是人———权利———责任的结构，而不是单纯的人———物对应的结构或总———分对应的结构，因此，民法典的结构应按照人———权利———责任这一结构来设计。[16]三是法律关系说。此种观点认为，应当依法律关系为基础来构建民法典的体系，在这种编排方法中，法律关系被作为整理法律和展示法律的技术工具，而且成为体系构建的基本方法。[17]萨维尼以法律关系为中心，从理论上构建了一个民法典的体系，该体系反映出的编排方法被后世学者称为“萨维尼编排法”。[18]潘德克顿学派将整个法律关系的理论运用到法典里面去，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潘德克顿体系结构(pandektensystem)。采纳德国法系的国家大都接受了这一体系[19]。

    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典应当以法律关系为中心来构建，主要理由在于:一方面，法律关系是对社会生活现象的高度抽象和全面概括。“法书万卷，法典千条，头绪纷繁，莫可究诘，然一言以蔽之，其所研究和所规定者，不外法律关系而已。”[20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21]是对社会生活关系的一种法律归纳和抽象，反映了社会关系的一些共同特征。另一方面，法律关系是对民法规范逻辑化和体系化的基础。法律关系编排方式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科学的编排方式，民法的诸制度都是围绕民事法律关系而展开的，法律关系包含主体、客体、内容三项要素，三项要素可以完整覆盖民法典的各项内容。还要看到，法律关系编排方法适应了民法发展的需要。民事关系纷繁复杂，但是把握住了民事法律关系的脉络，就把握住了民事关系的核心。具体来说，以法律关系为中心来构建民法典，民法典应当首先设立总则，总则之中应当包括法律关系的基本要素，即主体、客体、法律行为、责任。民法典的分则以法律关系的内容(即民事权利)为中心展开，分则部分包括人格权法、亲属法、继承法、物权法、债权总则和合同法、侵权责任法。

    按照此种体系来整合我国现行法律，笔者建议民法典的制定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通过修改补充《民法通则》，将其改造为民法典的总则。《民法通则》虽然不是以法典形式颁布，但其调整的都是基本的民事制度和民事权利;尤其是《民法通则》基本涵盖了所有民法典总则的内容，只不过基于现实需要在其中增加了部分民法分则的内容(如所有权、债权)。在某种意义上，它的确发挥了民法典的部分功能，并且其大部分内容仍然可以适用于我国的现实情况。因此，应该对其进行进一步的修改和整理，将其纳入到民法典的相应部分。[22]换言之，在制定民法典时，不宜彻底抛弃《民法通则》，而应剥离其中的民法共性规范，作为民法典总则的蓝本。

    第二，通过整合完善《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婚姻法》、《继承法》等民事法律，将它们统一纳入民法典并分别作为分则的各编。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法律在制定时，重视各自的体系性与完整性，并未按照民法典的体系进行系统的设计，例如，《物权法》关于保护物权规定中，既包括了物权请求权，也包括了侵权的请求权等，忽视了与《侵权责任法》的协调，故而，在制定民法典时，应当对各部法律进行适当的修改，而不能简单地、原封不动地纳入。

    第三，应当在分则中设立独立的人格权编。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典不存在独立的人格权编，本身是有缺陷的，因为民法本质上是权利法，民法分则体系完全是按照民事权利体系构建起来的，民事权利主要包括人身权与财产权两大部分，后者分为物权与债权，它们均独立成编，人身权主要是以人格权为主，却未单独成编，其规则或规定在主体制度中，或散见于侵权责任制度之中，这就造成了一种体系失调的缺陷。可以说，传统民法过分注重财产权，反映其“重物轻人”的不合理性。要消除这一缺陷，人格权即应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这也符合人格权保护在现代民法中的发展趋势:一方面，除了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生命健康权等，各种新型的人格利益被上升为人格权并受到法律严格的保护，如自然人的隐私权等等;另一方面，一般人格权观念得到了立法与司法的承认与保护。而且，现代化进程中以及高科技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人格权保护问题，也需要通过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的完善来应对。例如，对个人生活情报的收集和泄漏、对个人身体隐私的窥探、对于生命信息和遗传基因的保护、对环境权的保护等，都是我们所必须面临的新的课题。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引发的有关信用、商誉、姓名的许可使用以及名称的转让、形象设计权的产生等都是我们在人格权制度中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此外，还要看到，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不尊重个人人格的封建传统的国家，对人的关注与保护愈发重要。如果在民法中设立独立的人格权编，进一步对人格权予以全面的确认与保护，并确认民事主体对其人格利益享有一种排斥他人非法干涉和侵害的力量，同时也使个人能够据此同一切“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违法行为作斗争，这必将对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还能体现民法是人法，以对人的终极关怀为使命的普遍价值。

    第四，应当在分则中规定独立的侵权责任法编。大陆法系一直将侵权责任法作为债法的一部分而体现在民法典中，但是现代社会发展及民主法制建设的客观需要，已使侵权责任法所保障的权益范围不断拓展，其在传统债法体系中所负载的功能显然已不足以适应时代的需求。因此，侵权责任法应当从债法体系中分离出来而成为民法体系中独立的一支。侵权责任法的独立成编是完善我国民法体系的重要步骤，也是侵权责任法得以不断完善发展的重要条件。中国立法机关已经于2009年12月26日通过《侵权责任法》，实际上是采纳了侵权责任法的独立成编的观点。侵权责任法将来要作为民法典的一编。侵权责任法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多元归责原则体系，既对私权利形成了更加周密的保护，又为侵权责任法未来的发展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第五，应当设立债法总则编。法国学者达维德指出，“债法可以视为民法的中心部分”。[23]一方面，债权总则有利于整合债法自身的体系，它不仅适用于合同之债，还可以适用于非合同之债，能使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缔约过失等债的形式在债法中找到其应有的位置，确立相应的法律规则。另一方面，债是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因素，一旦新类型的债超出了现有规范，债权总则即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在此意义上，债权总则有利于完善民事权利的体系。在大陆法系体系中，民法典中债法的典型模式是将侵权行为、合同、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等都纳入债的范畴，以至于《德国民法典》等法典中的债权总则内容十分复杂庞大，从立法的科学性上说，其中许多内容并不都真正属于债权总则的内容[24]。故而，我国民法典体系不一定要借鉴此种模式的经验，债权总则并不需要追求形式上的完整性，关键是有真正的总则意义，尤其是需要确定债的概念和债的效力、分类以及消灭事由，从而使其真正能够直接适用于各种具体的债的关系。

    第六，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应独立成编。从国际上看，关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的立法模式有单独立法与纳入法典两种;在我国，1986年《民法通则》第八章较为系统地专门规定了对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2002年民法典草案第一稿将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单独作为民法典的最后一编(第9编)加以规定。2010年10月28日立法机关通过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该法中确立了当事人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来选择涉外法律适用的规则，如果法律没有特别规定，适用与该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最密切联系国家的法律。我国民法典可以该法为基础将其作为独立一编。

    第七，知识产权法的主要内容可以在民法典之外规定。知识产权法无疑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应成为民法典的独立一编，因其内容非常庞杂、非常复杂，且随着科技的进步需要频繁进行修改，应当将其在民法典之外作为特别法单独规定。不过，我国民法典有必要对知识产权的类型和内容予以概括性、原则性的确认和界定，确认知识产权的共同规则，或仅在民事权利的客体中确认知识产权客体。这样有两个作用:一是宣示知识产权为民事权利，尽管知识产权兼具人身性和财产性，但其本质上仍属于民事权利的范畴，是私法上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结合。民法典作为调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私法，应当对这一重要的权利类型予以确认和界定。在发生知识产权纠纷后，如果知识产权法未作出特别规定，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例如，侵害知识产权的责任，在知识产权法中缺乏规定时，可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二是共性的规则在特别法中不宜分散规定，可以放在民法典中规定。

    三、民法典制定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早在清末变法时，修订法律大臣俞廉三对制定《大清民律草案》的宗旨概括为四项，即“注重世界最普遍之法则”、“原本后出最精确之法理”、“求最适于中国民情之法则”和“期于改进上最有利益之法则”，[25]这对当今我国民法典的制定仍有启发，即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应当立足于中国国情，面向未来，借鉴两大法系的先进经验。本着这一宗旨，笔者认为，以下重大问题在我国民法典制定中应值得重视。

    (一)民法总则制定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尽管我国具有支架性的民事法律已经制定出来，但因缺乏具有普适性的总则，导致我国民法体系性程度不是太高，极大影响了民事立法的科学化和适用上的合理性。故而，加快民法典的制定步伐，首先应当尽快制定民法总则，并重点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完善民事权利体系。在《民法通则》中民事权利是单设的一章(第五章)，这种经验在今天来看仍然是值得肯定的，在未来的民法典中也应当保留这种立法技术。但是，民事权利本身是个发展的体系，《民法通则》中关于民事权利体系的列举性规定仍有完善的必要，例如，其中未规定物权概念，也未构建物权体系，现在看来显然不合时宜。尤其应当看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型的民事权利，如环境权、公开权、成员权等权利，它们是否应规定在民法总则中，需要认真探讨。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谢怀栻教授就提出社员权应该独立，不仅因为公司法中的股权(股东权)已非财产权所能包容，还因为民法从个人法向团体法发展的形势要求这样做。同时，他认为，有一些不具独立性质的权利(如选择权、解除权)、有一些期待权(如继承开始前的继承权)，虽然从实质上看，与一些独立的、实定的权利不同，仍应将之归入整个民事权利体系之中。[26]笔者认为，这些观点至今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民事法律体系形成之后的民事立法活动中，也应当得到继续的贯彻和实现。此外，还有一些新型的利益，例如，胎儿的权益、网络虚拟财产权、商业秘密、死者人格利益、特许权等等也需要在法律中作出规定。

    第二，完善法人制度。《民法通则》对法人的分类以所有制为出发点，如将企业法人分为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等，并受制于现实而采用了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法人分类。这显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民法典在此方面应当借鉴大陆法系成熟的经验，采用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的分类方法，以便于解决和落实基金会法人、仲裁委员会、宗教团体、寺庙等主体地位。此外，还要规定法人的概念、性质、条件、类别、能力、设立、法定代表人、机关、终止、责任等制度。

    第三，完善合伙制度。《民法通则》虽然规定了个人合伙和法人合伙，但并没有从总体上承认合伙企业作为公民和法人之外的第三类主体，也没有规定主体的一般规则和条件。笔者认为，民法典应当承认合伙企业的独立主体地位，将其和一般的合同式的合伙区分开来，这样，尽管合伙企业对外承担无限责任，但它能设立账户、订立合同，并有独立财产，可以独立承担责任。尤其是有限合伙的发展，使其已经具有了一些公司的特点，独立主体的资格性很强，因此应当承认其主体地位。

    第四，完善法律行为制度。应当看到，《民法通则》关于法律行为的规定仍然存在缺陷，例如，在法律行为的概念上，民法通则借鉴了前苏联学者的观点，将法律行为视为合法行为，且把意思表示从中舍去。这一概念显然不够严谨，因为法律行为也包括了非法行为，如意思表示包含了欺诈的意思表示。因为法律行为是指能够产生当事人预期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法律行为不同于意思表示在于其能够产生法律效果，法律行为没有合法与违法之分，违法行为也可能产生法律效果。例如，欺诈行为只要不侵害国家利益，受欺诈者愿意接受欺诈后果的，也可以产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果。在法律行为制度中，不仅要规定有关法律行为的概念、生效条件以及无效法律行为的类型、未生效的法律行为等，也需要规定意思表示的概念、效力的发出、到达、解释以及意思表示不真实等各种情形[27]。

    第五，完善制度。《民法通则》关于制度，只规定了直接，未规定间接。但是，《合同法》适应市场交易的需要，在第402～403条中规定了间接，并在其总则第49条规定了表见，不过，不限于合同领域，可以适用于整个法律行为，故间接、表见均应纳入民法典总则之中，但一旦它们纳入总则，就需要重新构建制度，因为现有的制度是基于直接而形成的，如何理顺它们与间接制度的关系，就需要深入的探讨。笔者认为，未来民法典中的制度应当规定直接，间接应当作为直接的特别形式加以规定。

    第六，完善民事责任制度。我国《民法通则》对民事责任做出了统一的规定，这种方式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也为《侵权责任法》所继承和发展。因此，有关责任制度独立规定的结构应当坚持，但是《民法通则》有关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具体规则已经被《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所涵括，不宜再规定于民法典总则部分，该部分只宜规范可共同适用的民事责任规范。第七，完善时效制度。《民法通则》中的普通时效期间为2年，学理和实务上普遍认为时间太短，不利于保护债权人，且特殊时效的列举过少，更多地分散在各个单行法中，不利于法官裁判，查找极其不便，有必要集中起来在民法典总则中加以系统规定。

    (二)人格权法制定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尽管人格权法是否应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存在争议，但基于强化对公民的人权保护、完善民法的固有体系、弘扬民法的人文关怀精神、保持与侵权法等法律的衔接等原因，笔者认为人格权法有必要独立成编。

    在人格权法中，要完善一般人格权制度。尽管《民法通则》对于宣示和确立我国人格权制度具有重大意义，但由于立法时理论研究不够、审判经验不足等影响和人格权不断发展这一特点的制约，《民法通则》关于人格权的规定仍然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例如，《民法通则》没有规定一般人格权，一些具体规则也不尽合理。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3月10日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全面总结了保护人格权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民法通则》所确立的人格权制度。例如，该解释第1条第2款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这实际上确立了一般人格权法律制度。我认为这一经验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人格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体系，在实践中存在大量的人格利益受到损害，急需加以救济的情况，这就需要我们对人格利益设置兜底条款，使得任何类型的人格利益在受到损害时，都能够找到救济的依据。但一般人格权主要还是对新的人格利益的开放式的规定，应当适用利益保护的规则。对一般人格权的具体内容可以表示为:人格尊严、人身自由和人格平等。比如，强迫某人住进精神病医院接受所谓精神治疗，就严重侵犯了受害人的个人自由和人格尊严。

    在人格权法中，要完善具体人格权制度。在此方面，除了进一步规定并完善《民法通则》所确认的生命健康权、名誉权、肖像权、姓名和名称权、婚姻自主权等人格权之外，还应当重点规定以下三种权利:

    第一，隐私权。隐私权是公民享有的私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人格权[28]。简单地说，隐私权就是指个人对其私生活安宁、私生活秘密等享有的权利。隐私权在现代社会中日益凸显其重要性，尤其是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使得对公民隐私的保护显得极为迫切。例如针孔摄像机、远程摄像机、微型录音设备、微型窃听器、高倍望远镜、卫星定位技术的出现，过去科幻小说中所言的在苍蝇上捆绑录音、录像设备的技术在今天已成为现实，个人隐私无处遁身，个人隐私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为了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需要，需要在公共道路、公共空间等地设置监视、监控设备，由此也带来了如何区分个人隐私与公权力之间界限的难题。为此，两大法系都已经将隐私权作为基本的民事权利加以规定，甚至上升为一种宪法上的权利加以保护。我国《民法通则》虽然在法律上第一次建立了人身权制度，但并没有规定隐私权。这是立法的一大缺陷。虽然我国有关的单行法律(如《妇女权益保障法》)，都规定了隐私，但因为民事基本法没有确认此种权利，所以，极大地影响了此种权利的保护。笔者认为，未来我国人格权法中要重点确认如下几项隐私的内容:一是私人生活安宁权。自然人的生活安定和宁静也叫生活安宁权，就是个人对他们的生活安宁享有一种权利，并且有权排斥他人对他正常生活的骚扰，对这样一种权利的侵害也是对隐私的侵害。二是个人生活秘密权。个人生活秘密是个人的重要隐私，它包括个人的经历、恋爱史、疾病史等，这些隐私非经本人的同意，不得非法披露。私密信息涵盖的范围很宽泛，包括了个人的生理信息、身体隐私、健康隐私、财产隐私、家庭隐私、谈话隐私、基因隐私、个人电话号码等。每个人无论地位高低，哪怕是生活在底层的普通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私密信息，无论这些秘密是否具有商业价值，其私人生活秘密都应当受到保护。三是家庭生活隐私权。家庭生活隐私是以家族关系、血缘关系、婚姻关系为基础形成的隐私，具体包括家庭成员的情况、婚姻状况(如离婚史等)、是否为过继、父母子女关系及夫妻关系是否和睦、个人情感生活、订婚的消息等，这些都属于家庭隐私的范畴。四是通讯秘密权。自然人的通讯秘密不受侵害，通讯秘密包括信件、电子邮件、电话、电报等各种通讯中的秘密。禁止采取窃听、搜查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通讯秘密。五是私人空间隐私权。私人空间是指凡是私人支配的空间场所，无论是有形的，还是虚拟的，都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在私人空间中，住宅空间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住宅是个人的城堡”(a man’s houseis his castle)，这句英国法学家提出的法谚表现了空间隐私的重要性。六是私人活动的自主决定权。自主决定，就是指个人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自己的私人事务等方面的自由[29]。隐私不仅是指消极地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受侵害的权利，它还包括了权利人自主决定自己的隐私，对影响进行积极利用的权能。

    第二，个人信息资料人格权。个人信息资料(personal data)是指与特定个人相关联的反映个体特征的具有可识别性的符号系统，它包括个人出生、身份、工作、家庭、财产、健康等各方面信息的资料。国外在用词上欧美之间有些分歧，例如美国人用侵犯隐私形容在网络中泄露他人信息的行为，而欧洲人则倾向于适用信息保护[30]。个人信息资料权有独立的权利内涵，可以成为一项人格权。一方面，通常个人资料与某个特定主体相关联，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识别本人，其与民事主体的人格密切相关。[31]另一方面，个人资料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私密性。很多个人信息资料都是人们不愿对外公布的私人信息，是个人不愿他人介入的私人空间，不论其是否具有经济价值，都体现了一种人格利益。[32]当然，作为一种人格权，个人信息资料的保护方式与传统人格权也有所区别。其保护的重心，在于限制对个人信息资料的搜集与利用。

    第三，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互联网的发展，使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博客、微博的发展，使信息传播进入了全新的时代。据统计，目前我国已有近五亿网民、四千多万博客。如此众多的网民，在促进社会发展、传递信息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利用网络披露他人隐私、毁损他人名誉等行为也是大量存在。应当看到，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并非新类型的人格权，因为与既有的人格权类型相比较，其不具有独立的权利客体。但是，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又有必要在人格权法之中单独加以规定，这主要是考虑到:第一，人格利益保护的特殊性。一些人格利益在一般的社会环境中并不显得特别重要;而在网络环境下就显得特别重要。例如，在网络上，个人家庭住址的保护就特别重要。又如，在网络上披露某女明星的年龄，就导致该明星的演艺生涯受到影响[33]。这主要是因为信息在网络上传播的快速性、广泛性以及受众的无限性导致的。第二，网络环境下，公众人物人格权的限制有特殊的规则。在网络环境下，公众人物人格权限制规则会有所变化，即便是公众人物，其在网络上的人格权也应当受到保护，如其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不得随意被公开。第三，网络环境中更应当注重人格权保护与信息传播自由之间的平衡。在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自由以及满足公民知情权变得非常重要。公民有在网络言论的自由，实现信息的自由传播，但是，一旦了侮辱、诽谤等言论，就会造成侵犯他人权利的严重后果，甚至并非出自故意而只是出于轻微疏忽的不实言论，也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例如，对某个自然人和企业的评价有所不实，一旦在网络上传播，就可能对其生活或者经营产生严重的影响。在实践中，确实多次出现利用网络诽谤和侵害其他企业信用的情形，例如造谣说某公司的产品掺入有毒有害物质，而这种言论一旦在网上传播开来，甚至可能引发人们的恐慌、攻击等不理智行为，给受害企业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第四，责任主体的特殊性。一方面，网络侵权主体具有广泛性;另一方面，网络服务提供者等特殊主体也要对受害人承担责任。当然，不同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应当有所区别。尤其是，法律上应当特别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自律义务，要求其采取措施避免损害的发生和扩大。在人格权法中也可以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自律，将其设定为一种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法定情形下有采取积极行为的义务，这是以人格权为基础而产生的法律义务。第五，责任方式的特殊性。在网络环境下，信息的传播具有快速性和广泛性，一旦损害发生，就难以恢复原状，故预防损害的发生和扩散变得尤为重要。因此，应当更多地适用停止侵害等责任方式。总之，我们认为，面对网络这种新型的媒体，立法应当对其加以规范。通过在法律上设置相应的规则，可以更充分地实现人格权的保护，救济受害人。正是因为上述特点，有必要在人格权法中对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作出特别的保护性规定。

    第四，在人格权法中，需要完善人格权行使的规则。需要解决权利行使冲突的规则，尤其是要明确人身权益的优先地位。还有必要规定一些与人格的内容和行使相关的问题，例如，保护生命健康权涉及医院是否应当对病人负有及时救治的义务，对生命权的保护涉及克隆、安乐死的政策问题，对生命健康权和隐私权的保护也涉及对于基因的采集和转基因应用的政策问题，这些都有必要在法律上作出回应。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人格权法应当重点规范舆论监督、新闻自由与人格权保护的关系，对于公众人物的人格权是否应当作必要的限制、如何进行限制等都作出规定。

    (三)债法总则制定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如前所述，为了增强法典的体系性，完善法典的内容，在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制定之后，还是应当制定债法总则。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是大陆法系对民事权利的最经典分类方式之一，对于正确认识、理解和行使财产权影响甚大。如果债权总则不复存在，则民法典总则之中“债权”的概念就难以与民法典分则中的相应编章对应，从而也会影响到整个民法典体系的和谐和体系化程度。笔者认为，在债法总则中，应重点完善以下问题:

    第一，各种债的共性规则。如前所述，尽管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都已独立成编，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合同之债与侵权之债还是存在着一些共同性的规则，如连带之债、按份之债、不真正连带债务等。这些规则都需要通过债法总则加以完善，以免合同法和侵权法需要分别作出类似的重复性规定。通过债权总则的设立，可以实现民法典条文的简约化，因为债权总则可以规定债法的共通性规则，这就可以减少规定“准用”、“适用”之类的条文，从而减少条文的数量。甚至债法总则可以为各种债提供一套备用的规范[34]。

    第二，完善具体的债的类型。传统上将债列为四种类型，即合同之债、侵权之债、无因管理之债、不当得利之债。我认为，一方面，对这四种类型需要进一步完善。例如，无因管理在实践中运用的很少，此种制度设立的目的是鼓励人们互帮互助。但是这一制度的功能也常常可以借助受益人的补偿义务、公平责任等制度来实现。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无因管理的案件较少。有鉴于此，将来在债法总则中，只需要对无因管理做简略的规定即可。另一方面需要规定一些特殊类型的债。我认为可以考虑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于一些特殊形式的债进行规定，主要包括如下几种:一是缔约过失责任。我国《合同法》第42条、43条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但严格地讲，缔约过失责任并不是合同之债。其不仅可以产生于合同订立阶段，也可以产生于合同终止后的情形。所以其与合同关系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不应当纳入合同之中，而应当单独规定。二是单方行为。单方行为也可以产生债。例如，悬赏广告就是因单方行为而产生的债，有必要在债法中作出规定。三是税收之债。此种债务本来是一种公法上的债，但公法上只是确立了行政权的行使和公民的纳税义务，突出了其强制性特点。在实践中，也存在着欠税以后不完全通过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方式，也有通过民事方法来征收税款的做法。另外，税务机关请求纳税人缴税，也应当以税收债权的存在为前提。更何况，税收债权在破产法上作为优先受偿的债权而受偿。在债法中，明确税收之债的相关内容，有助于税务机关以民事方法来实现税款的征收。

    第三，债法总则与传统上属于商法内容的特别法的衔接。债权制度的确立，沟通了票据法、破产法、保险法等民事特别法对民法典的依存关系，并为这些民事特别法确立了适用的一般准则。许多商事制度实际上都是债法制度的具体化和发展。例如，票据权利的设定、移转、担保证明以及付款和承兑等都是债权制度的具体化。破产制度坚持债权平等主义，保护正常的债权债务关系，通过对资不抵债的债务人宣告破产，使债权人的利益在公平分配的基础上得以实现。保险合同是具体的债的单元，保险中的投保与承保、保险的理赔与追索、海损的理算与补偿等，都要适用民法债的规定。而从债的发生基础来看，商事活动领域出现越来越多的债的类型，例如，票据行为所发生的债的关系，无法归结到合同关系，票据的背书转让不能等同于合同的移转。为了寻找到一般的规定，有必要通过债的一般规定满足商事活动的需要，提供必要的法律规定基础。[35]为此需要在债法中就商法规则如何与其进行衔接设立必要的规则。

    (四)婚姻家庭法、继承法的修改

    《婚姻法》方面，有许多制度应当详细规定，例如，《婚姻法》中对子女的探望权问题虽然有所规定，但非常简略，实践中就探望权的问题经常发生争议。再如，关于未婚同居涉及的财产等问题，同居者的相互权利义务的规范，因为同居期间双方可能生育子女，由此引起对子女的抚养、监护等职责如何确立。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独生子女较多，这也引发了新的问题，父母对子女究竟享有何种权利，现行法的规定比较笼统、比较模糊。尤其是在夫妻离婚之后，对子女的权利究竟如何确定和行使?例如探望权的主体、行使方式、探望权被侵害时的救济，颇值得研究。有学者建议，未来民法典应当赋予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居所指定权、教育权、抚养权、财产管理权等，并明确父母依法应承担的义务[36]。此种观点也不无道理。此外，对离婚后子女的监护问题也有待进一步完善。在继承法方面，我们对遗产的范围规定得过于狭窄，对于遗嘱自由的保护应当进一步加强，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也应当适当扩大(如增加第三顺位的法定继承人)。此外，对于被继承人的债权人的保护不够，实践中一些继承人通过隐匿财产、混同财产等方式逃避债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四、结语

    制定一部面向21世纪的科学的民法典，不仅能够有效实现中国大陆民事法律的体系化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也将代表着大陆民事立法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也将充分表明我国法律文化达到的更高的层次。通过民法法典化的方式实现民法的体系化，不仅符合我国的成文法典化法律传统，是中国大陆实行依法治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标志，也将表明我国法律文化的高度发达水平，更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具体表现。[37]我们的祖先曾在历史上创造了包括中华法系在内的灿烂的中华文明，其内容是何等博大精深!其在人类法律文明史上始终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并与西方的两大法系分庭抗礼，互相辉映。今天，中国大陆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已为民法典的制定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广大民法学者也做了大量的理论准备。制订和颁布一部先进的、体系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法典，不仅能够真正从制度上保证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为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而且将为我国在二十一世纪的经济的腾飞、文化的昌明、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如果说19世纪初的《法国民法典》和20世纪初的《德国民法典》的问世，成为世界民法发展史上的重要成果，则21世纪初中国大陆民法典的出台，必将在民法发展史上留下光辉的篇章!

 

 

 

 

注释:

[1]karsten schmidt，die zukunft der kodificationsidee:rechtsrechung，wissenschaft und gestzgebung vor den ge-setzswerken des geltenden rechts，1985，s．39．

[2]张礼洪:《民法典的分解现象和中国民法典的制定》，上海:《法学》，2006年第5期。

[3]lobinger，codification，in 2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sciences 606，at 609－10(1930，reissued 1937)．

[4]valérie lasserre－kiesow，《l’esprit scien-tifique du code civil》，in droits，n°45，2005，puf，pp．58－59．

[5][14]［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郑永流译:《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271、279页。

[6]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4页。

[7]李开国:《法典化:我国民法发展的必由之路》，重庆:《重庆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8]reinhard zimmermann，codification:history and pres-ent significance of an idea，3 eur．rev．private l．95，98(1995)．at 103．

[9]谢哲胜:《民法法典化的几种选择》，载张礼洪等主编:《民法法典化、解法典化和反法典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69页。

[10]苏永钦:《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1页。

[11]石佳友:《民法法典化的方法论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67页。

[12]christian wolff，institutiones juris naturae et gentium，p．62．

[13]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北京:《人民法院报》，2003年4月30日。

[15]金可可:《论温德沙伊德的请求权概念》，北京:《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3期。

[16]麻昌华、覃有土:《论我国民法典的体系结构》，上海:《法学》，2004年第2期。

[17][18]［葡］平托著，法律翻译办公室、澳门大学法学院译:《民法总则》，1999年，第5、5页。

[19]［葡］孟狄士著，黄显辉译:《法律研究概述》，澳门:澳门基金会、澳门大学法学院，1998年，第78页。

[20]郑玉波:《民法总则》，台北:台北三民书局，2003年，第63页。

[21]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1页。

[22][24][27]梁慧星:《为中国民法典而斗争》，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22、47、57页。

[23]［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79页。

[25]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9～410页。

[26]谢怀栻:《论民事权利体系》，北京:《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

[28]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年，第21页。

[29]rehm认为，自主决定的利益其实和隐私权没有什么关系，不过仍然可以把这两种利益都放在隐私权下面来保护。gebhard rehm，just judicial actibism?pri-vacy and inform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in u．s．andgerman constitutional law，32u．west．l．a．l．rev．pp．275，278(2001)．

[30]james b．rule and graham greenleaf ed．，global pri-vacy protection，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08．

[31]齐爱民:《个人资料保护法原理及其跨国流通法律问题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页。

[32]张新宝:《信息技术的发展与隐私权保护》，长春:《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5期。

[33]《泄漏女星年龄网站被告索赔》，北京:《参考消息》，2011年10月19日，第9版。

[34]柳经纬:《关于如何看待债法总则对各具体债适用的问题》，郑州:《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35]魏振瀛:《中国的民事立法与法典化》，北京:《中外法学》，1995年第3期。

篇6

[关键词]信息资源公共获取　主体　客体　信息公开　信息披露

[分类号]G350

1　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信息资源成为重要的战略性资源，信息资源公共获取问题日益引人关注。根据英国种族平等委员会CRE(Commission for RacialEquality)网站上的文件《确保信息与服务公共获取》的解释，信息公共获取是指不论种族或身份，公众都能无歧视地、直接或间接地平等获取信息。美国政府出版局(GPO)指出：政府信息永久性公共获取是指社会公众可以长期地、免费获取有关信息资源。陈传夫教授认为，信息资源公共获取就是信息能便捷地、免费或通过合理付费方式被一般公众无障碍获取。笔者认为，信息资源公共获取是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某一社会共同体的不特定成员免费或低成本、无歧视、无障碍获取有关信息资源。信息资源的公共获取，既关系着国家民族的兴衰荣辱，也关系着公民权利的实现：国际谈判桌上的成败、战争的胜负、经济贸易的发展、企业商机的把握、消费者权益的实现、科技文化的交流、公共事件的紧急应对、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管理、发展自我等，都离不开及时获取准确信息。信息资源公共获取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和积极行动，其中最明显的行动莫过于通过立法和政策制定来推动信息的公共获取：最近半个世纪是世界各国《信息自由法》颁布的高峰期；世纪之交不少国家政府亦纷纷颁布有关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法律法规；资本市场的成长推动证券信息披露制度日臻完善……

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保密文化传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十分浓厚的国家，虽然宪法赋予人民知情权和监督国家机关的权利(《宪法》第二条十分鲜明地规定了人民的原则，第二十七条以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的表述肯定了人民的监督权)，国家层面的政府信息公开法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已于2008年5月1日正式生效，然而现实生活中信息公共获取因认识方面的原因而受阻的事例比比皆是：信息公共获取过程中“谁有权获取”“向谁获取”“从哪儿获取”“谁有义务提供”“向谁提供”“在哪儿提供”等方面的问题困扰着诸多民众。本文主要以政府信息、证券信息、产品与服务信息三类对社会生活中影响重大的信息资源为例，对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主体与客体进行一一辨析。旨在通过对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的分析，以明晰“谁有权获取信息”、“谁有义务提供信息”；试图通过对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客体的剖析，以达到解决诸如“权利主体可以获取哪些信息”、“义务主体应该提供哪些信息”、“哪些信息不能被公共获取”等方面的问题。

2　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主体

从信息资源公共获取动作的起始和完成来看，信息公开需要提供者和接收者，信息申请需要请求者和回应者，从各国立法来看，信息接收者和申请者是权利主体，信息提供者和申请回应者是义务主体，所以，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主体有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两种。

2.1　权利主体

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权利主体是一定区域范围内某一社会共同体的不特定成员，具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从已制定的与信息公共获取有关法律的国家的立法来看，其信息申请主体的表述往往是“任何人”，“任何人”的外延在解释学上有不同的理解，依国民的理论，“任何人”只包括本国国民，而依人民的理论，“任何人”除表示本国国民之外，还包括在其国内定居的外国人。瑞典、芬兰、美国、丹麦、挪威、法国、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奥地利、日本和比利时等国的法律都采纳了后一种理解，信息申请主体均包括本国国民和境内外国人。

对于信息获取权利，北欧各国在宪法性文件中有明文规定。宪法权利主体区别于普通权利主体主要在于：宪法权利主体是“彻底的、纯粹的、普遍的、抽象的人，是指一切人，是指摒弃了阶级、种族、肤色、语言、宗教、财产状况、受教育程度以及国籍等各方面的差别，仅具有生理特征的人”。瑞典是最早把信息获取权利作为宪法权利加以规定的国家。瑞典宪法由4部宪法性法律组成，即《政府》、《王位继承法》、《出版自由法》和《表达自由法》。《政府》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将信息自由定义为“获取和接受信息或者以其他方式了解他人观点的自由”。作为瑞典宪法性法律的《出版自由法》对信息自由有着非常详细的规定，第一至第三条在对出版自由涵义进行界定时明确了“为实现出版自由权利，人人都有收集关于任何问题的知识和信息的权利。”

从目前各国法律规定来看，政府信息公共获取的权利主体往往表述为“任何人”、“人人”(但不同的国家的具体规定存在一些差别)；证券信息披露的权利主体一般指投资者和社会公众；产品和服务信息公共获取的权利主体常常意指消费者和社会公众。

2.1.1　政府信息公开的权利主体根据美国的信息自由法，虽然“任何人”均可以提出信息申请，包括美国公民、非美国公民、私人企业、协会、教育机构、地方、州和外国政府、其他非政府组织(包括公共利益环保组织，甚至外国组织)。“任何人”也可以通过律师或者其他人提出信息申请。但根据法律，联邦政府不属于“任何人”之一，因此不能提出申请，但州与州政府机关可以提出申请。惟一的例外是逃犯，他们不能提出申请，也得不到法院的保护。

日本《信息公开法》第三条规定：“任何人都可以依据本法的规定，向行政机关的首长……请求公开该行政机关拥有的行政文件”。在日本行政改革委员会提出的《信息公开法纲要案的思路》中指出：“国民构成行使公开请求权主体中心。但其并不是将主体仅仅限定在国民的范围中，在排除外国人方面没有积极的意义”。由此看来，日本政府信息公共获取的权利主体不仅包括日本国民，也不排除在日本境内的外国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中国政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权利主体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用的是“个人和组织的知情权”，这里“个人”就比其他规定中的“公民”范围更广，意味着在广州的外国人也享有规章中规定的权利。

2.1.2　证券信息披露的权利主体证券信息披露的权利主体是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因为根据规定，现实投资者或是潜在投资者均可依法要求有关披露主体提供必须披露的信息材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有关信息公开的条款中，多处明确要求“公告”“向社会公众公开”“供社会公众查阅”等。

2.1.3　产品与服务信息公开的权利主体　产品与服务信息公共获取的权利主体是产品与服务的消费者(用户)，这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中都有明确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等有关情况。”

《福建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第七条规定“消费者享有以下权利：(一)了解商品、服务的真实情况……”

2.2　义务主体

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义务主体是指依据法律的规定必须公开信息或为处理公众信息申请的机构或组织，一般指政府机关、公共部门和企业组织等。

2.2.1　政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义务主体在政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中，义务主体是指主动或者依申请将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外的其他事项予以公开的国家行政机关及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义务主体主要负有三种义务：①主动公开有关信息；②落实公众的信息申请；③对属于例外不予公开的信息负有举证责任。

政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义务主体分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的政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义务主体是指主动或者依申请将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外的其他事项予以公开的国家行政机关及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广义的政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义务主体除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及其附属和受其委托行使职权的机关外，还有一些掌握着一定的公共信息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他们对与其利益相关的外部社会成员也应公开其掌握的信息，如校务、医务、社区公共事务等。所以，广义而言，政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义务主体，除国家机关外，还应包括这些社会权力组织、公共团体和国有企业。

2.2.2　证券信息公共获取的义务主体证券信息公共获取的义务主体主要有：上市公司、发行人、签订上市协议的公司和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公司。

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狭义义务主体，而广义的证券市场信息披露义务主体还包括证券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部分证券经营机构和证券中介机构以及特定情况下的投资者。

美国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规定了发行公司持续信息披露内容，根据这部法律，信息披露的义务主体是发行公司。根据我国公司法、证券法①、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的规定，负有法定信息披露义务的主体不限于上市公司。发行债券的公司、企业和发售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的基金管理公司等都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

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都必须依法公开其制定的有关证券市场运行规章和对证券违规行为的处罚措施，世界各国或地区证券市场的有关法规均规定，证券交易所必须依法披露市场交易信息。

证券经营机构和证券中介服务机构主要指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上市保荐人、公司财务顾问、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专业证券信息处理商等。其中，证券公司、上市保荐人、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事务所本身一般没有信息披露的义务，但在其有关的涉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业务活动中，如保荐人进行的信息审核、注册会计师负责的财务审计、证券公司从事的证券承销等，负有极为重要的责任，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资产评估部门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保荐人发表的保荐声明等材料也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广义上上述机构也是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义务主体。而公司财务顾问、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和专业信息处理商没有依法披露信息的义务，因此不属于信息披露义务主体的范畴。

投资者作为信息披露的义务主体，仅限于有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特定情况下的投资者，一般是指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管理层股东、控股股东及其联系人以及上市公司的外部收购人等。世界各国(或地区)的证券法一般均规定，当投资者持有某一上市公司发行在外的一定数量的股份时，须于这一事实发生后的一定时期内向公众公开有关信息②。

2.2.3　产品与服务信息公共获取的义务主体近年来随着产品质量问题的增多，有关产品质量信息的法律条文也多了起来，从现有法律条文来看，产品质量信息的义务主体既有政府机关，也有生产企业、组织、销售单位或者个人。

①2005年10月27日修订通过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规定了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和证券发行申请经核准后的信息披露内容；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九条则规定了签订上市协泌的公司股票上市交易申请经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后和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申请经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后的信息披露内容。第三节“持续信息公开”第六十三条至第七十二条都是发行人、上市公司和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公司有关信息披露规定的条款。根据这些条款，发行人、签订上市协议的公司、上市公司和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公司都是我国证券信息披露的义务主体。

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06年1月1日实行)第八十六条、《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令第11号2002)第十五条至第十八条，投资者持有、控制或预计持有、控制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5％；持有、控制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或预计持股变动达到或超过5％的，均应当提交持股变动报告书。自报告义务发生之日起至做出公告后相应工作日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1999年12月30日颁发实施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第十四条规定：“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要把涉及人体健康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产品、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消费者反映强烈的产品，作为监督抽查的重点，公布监督抽查产品目录，及时组织对生产和流通领域的产品质量的跟踪监督抽查。要适当增加抽查频次，并公布抽查结果。”第十五条规定“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监督抽查不合格的产品及其生产企业，要及时向社会公告”；第十六条规定：“列为免检产品的目录由省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确定，定期向社会公告，并使用免检标志”。显然，这里负责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政府机关――国家各级质量技术监督局是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信息的义务主体。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和省级的主要新闻媒体，特别是电视台，要以专栏、专题的形式，定期公布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对制假售假的单位和个人，以及监督抽查不合格的涉及人体健康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产品、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消费者反映强烈的产品及其生产企业和责任人，要坚决予以曝光，形成强有力的舆论监督氛围”，由此看来，新闻媒体也可以是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信息的义务主体。

2006年4月颁布11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农产品生产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及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的农产品，按照规定应当包装或者附加标识的，须经包装或者附加标识后方可销售。包装物或者标识上应当按照规定标明产品的品名、产地、生产者、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品质量等级等内容；使用添加剂的，还应当按照规定标明添加剂的名称”。这里的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及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都是农产品质量信息的义务主体。

综上所述，目前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义务主体呈多元化发展趋势：①政府是核心的义务主体，大部分信息掌握在政府手里，只能由政府来提供；②通过有效的、激励性的制度安排来鼓励其他社会主体(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参与信息供给，通过集体购买的方式满足公众的需求；③通过法律法规强制企业、社会经济组织、交易单位或个人提供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如产品质量信息的提供。

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受绵延两千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政治文化的影响，将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义务主体和权利主体倒置的观念在国民中还比较普遍，譬如政府官员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停留于把信息公开当作政府机关行使职权的层面上；而有些老百姓也不把获取信息当作自己应有的权利实现，而是政府的恩赐。譬如SARS事件是典型的义务主体不作为事件，由于把政府公布有关信息的义务或责任理解为权力，政府不主动公布，媒体也不许擅自披露，权利主体获取与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事项的权利被剥夺。近年来的三鹿奶粉、苏丹红、毒大米等食品安全事件中义务主体不当地影响正常的媒体报道(不指明具体品牌，只在报道中指出“某牛奶…”)，堵截受害者的投诉表达，收买正常的行政监督(生产企业与地方政府攻守同盟)，使得权利主体――消费者获取产品信息受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与不良的社会影响。

同时也看到，《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杭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成都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武汉市政府信息公开暂行规定》等规章都使用了“公开义务人”和“公开权利人”这样的概念。“公开义务人”是指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和其他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公开权利人”就是享有获取政府信息权利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样的称谓，使政府作为信息公开的义务主体和民众作为知情权的权利主体这样的法律关系更为明确。

3　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客体

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能成为资源，信息资源仅指具有使用价值或者潜在使用价值的信息。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定义：资源是在一定时间和技术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的总称。美国资源经济学家阿兰・兰德尔则认为资源是由人发现的有用途和有价值的物质。由此看来，资源必定是有用或有价值的，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客体应该是有用的有价值的信息与信息的集合。

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客体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进行多种划分。从载体形式上可以分为文字、声像、缩微、数字等类型。从加工层次上可以分为零次信息、一次信息、二次信息、三次信息等类型。从生成机制上可以分为政务信息、公益性信息、商业性信息等类型。从媒介机构上可以分为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类型。

3.1　从知识产权制度规定的角度

3.1.1　公有领域信息　进入公有领域的信息即为社会公共财富的一部分，提供对信息自由的公共获取。知识产权制度确立的公有领域主要有：公共信息、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社会公知技术与信息、过了保护期限的版权作品。公共信息主要包括政府信息、法律法规、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其他具有立法、行政、司法性质的文件及其官方正式译文；历法、数表、通用表格和公式；有关时事新闻，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刊登或播发的评论员文章、社论等；公众信息，如气象信息、灾情预报以及有关的公式、原则等。知识产权法对信息的财产权利的保护都规定了一定的保护期限，在保护期限以内的信息，如作品、发明等，受到法律的保护，超过了这一期限，其财产权利就消失了，该信息进入了公有领域，成为自由公共获取的对象，在尊重作者精神权利的前提下，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用该作品。

3.1.2　知识产权制度豁免公众使用的信息　在确认法律授予知识产权人某些专有权的同时，为防止权利的滥用和信息垄断的形成，知识产权制度对权利人行使其专有权利一般都给予了某些限制，确立了公众对版权信息的豁免使用，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公共获取的范围。所采取的主要方式有：①合理使用，即规定在一定条件下使用他人的作品和发明，可以不经著作权人或专利权人的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和出处，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或专利权人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利；②法定许可，即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知识产权法规定在承认专有权的前提下，不经知识产权人许可使用受保护的作品，但使用时应尊重知识产权人的精神权利，并向权利人支付一定的报酬；③强制许可，是指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防止知识产权人滥用权利，在使用申请人与知识产权所有者谈判破裂的情况下，由使用申请人向国家有关机构申请，由国家发放强制许可证的一种使用形式。

3.1.3　开放存取信息　对文献的开放存取(open ac―cess)是指使用者通过公共Intemet网可以免费阅读、下载、复制、传播、打印和检索作品，或者实现对作品全文的链接、为作品建立索引和将作品作为数据传递给相应软件，或者进行任何其他出于合法目的的使用。上述的各种使用都不受经济、法律和技术的任何限制，除非是网络本身造成的物理障碍，唯一的限制就是要求保证作者拥有保护作品完整性的权利，同时在使用作者作品时注明相应的引用信息。从使用角度讲，开放存取就是允许他人免费地使用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但这种出版模式与现行的版权法并不冲突。现行版权法赋予作者拥有限制作品传播的权利，同时也赋予作者自由传播作品的权利。开放存取信息由于其获取的便捷(在线、免费、免授权)、主体的无限制(一般公众均可获取)而成为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一种新客体。

3.2　从信息资源生成机制的角度

3.2.1　政府信息公开的客体政府信息公开是公众信息获取权的主要实现方式，政府信息资源是信息获取权的重要客体。

政府信息资源指政府部门为履行职能而采集、加工、使用的信息资源；政府信息资源既包括政府在业务过程中产生的信息资源；也包括政府从外部采购的信息资源。在中国，政务信息资源除政府信息资源以外，还包括党委、人大、政协等在履行相应职能中采集、加工、使用的信息资源。政府机关掌握的为履行职责而产生、收集、整理、储存、利用和传播的信息，涵盖行政程序、会议活动及文件资料等方面。具体而言，信息获取权的客体包括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与规范性文件、政府机构职能、人员配置、办公程序、执法依据等信息。

从行政过程看，政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客体包括决策前信息、决策过程、决策内容及其执行和反馈的信息。从形式看，政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客体不仅包括文字、图表、音像、计算机文件等资料信息，也包括公开举行的会议活动。政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例外――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

3.2.2　证券信息披露的客体证券信息披露的客体以发行公司披露的信息为主体，主要包括发行公司的招股说明书、定期报告和重大事项等。

发行公司的招股说明书，主要包括的信息有：公司业务的描述、生产情况及产品国内外销售、风险因素、公司财产状况、公司的经营管理及财务状况、公司发起人及管理人员介绍以及他们持股情况、关联交易情况、所发行证券的情况，发行价格、发行计划、募集资金用途等信息。

发行公司的定期报告和重大事项报告等，定期报告包括年度报告、季度报告以及临时报告。重大事项报告内容包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重要资产的购买或出售、公司破产、公司在更换独立审计师和有董事辞职时，规定期限内需提交有关报告。我国法律规定，所有上市公司必须及时准确地披露年度财务报告、中期财务报告和重大事项公告。

发行人购回自身股票的信息、预测性信息、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自我交易行为、发行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业务经验和声誉、发行人及其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诉讼事项及已经判处的行为。

此外，证券信息披露的客体还包括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都必须依法公开其制定的有关证券市场运行规章、对证券违规行为的处罚措施和其他证券交易信息；特殊投资者取得证券的登记及公开方面的信息；证券中介服务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资产评估部门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保荐人发表的保荐声明等。

3.2.3　产品与服务信息公开客体

第一类是产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服务提供者依法应提供的信息，这是产品与服务信息公开的主要客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这些产品与服务的真实信息就是产品与服务信息公开的客体。

第二类是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信息，国家监管机关和新闻媒体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信息也是产品与服务信息公开的客体。

第三类是消费警示信息，通过大众传播媒体传播的消费领域存在的可能对消费者造成人身、财产、精神伤害的危机信息、隐患信息以及防范信息也是产品与服务信息公开的客体。

4　结语

笔者认为，信息被接收获取的程度和各个环节都密切相关，犹如从水源(信源)流出的水，无论是水源地，还是流动渠道中的上游、中游、下游(信息流动过程中的信道)，还是接收地的吸水性或蓄水池的容量(信息主体的信息素养)，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导致水的流失和溢出(信息传递中断或被拒斥)。因此可以说，信源能否发出足够量的信息、信道能否顺畅地传递信息，信宿是否有意识并有能力接受信息，这都是信息资源能否被公共获取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在整个信息流动的过程中主体的意识(权利主体的权利意识和义务主体的责任意识)和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至关重要。

本文对于信息资源公共获取主客体的分析仅限于现行法律(基于法定权利进行分析)，事实上公众的信息获取权要从应然权利到法定权利，再从法定权利到现实权利，在中国这样一个保密文化传统十分浓郁的国度，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而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权利主体的权利意识和义务主体的责任意识的加强以及信息资源公共获取主体能更清晰地认识信息资源公共获取客体的类型和范畴，无疑会推进公众的信息获取权从应然权利、法定权利变成现实权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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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传夫，姚维保，我国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差距、障碍与政府策略建议，图书馆论坛，2004(6)：54―57.

[4]肖冬梅，信息资源公共获取释义及其制度溯源，图书与情报，2008(3)・73―78.

[5]刘伟红，论知情权的宪法保障，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1)：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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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胡继之，信息披露制度比较研究，[2006一12―23]，http：//省略/tupian/200511217184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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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物权行为；债权行为；无因性；独立性

1 《婚姻法解释三》的另类解读

2011年8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会，通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三》）有关情况。解释指出，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

此新闻一出，立即在全国上下掀起了轩然大波，“公婆买房，儿媳没份”、“老公变房东”等各种说法不绝于耳。一时，妇女权益不能得到有力保障的说法成为舆论的主调。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种种伪命题逐渐不攻自破，人们日益接受了《婚姻法解释三》及其背后隐藏的法理精神，也日益认识到《婚姻法解释三》及其背后的法理精神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实际，并将进一步指导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在现实生活中，此物权与彼物权通过买卖的方式不断流转，在流转中不断实现自身的价值，同时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便利，并以此推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又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比如：A与B商量，将自有房屋卖给B。从何时起，B才拥有了房屋的所有权，是A答应的时候、B付钱的时候、双方签订购买合同的时候，还是在房产部门过户登记后呢？作为第三人的C又如何知道房屋的所有权人是谁？

这些问题从狭义上讲，关系到物权的顺利流转与稳定；从广义上讲，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正常交易秩序与经济的发展效率，不容忽视。而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就是隐藏在现实交易中的物权行为理论。

2 物权行为理论的概述

物权行为的概念发源于罗马法中的要式买卖、拟诉弃权和交付制度。“物权行为”的这一提法最早出现在德国法学家萨维尼的《论当代罗马法体系》，“……交付具有一切契约之特征，是一个真正之契约，一方面包括占有之现实交付，另一方面包括转移所有权之意思表示[1]。”

物权行为是指发生物权法上的法律效果的法律行为，即以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物权为目的的法律行为，物权行为与债务（权）行为严格区分，共同构成大陆法系德国分支民法理论的基础。

债务行为，又称负担行为或者债权行为、是指以债权、债务之发生为内容的法律行为。物权行为与债务行为的区别。

举例说明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在现实交易中的存在形式。A与B约定用500元购B所用的诺基亚手机，B欣然允之，将手机给予A，A取500元现金交给B。

这个简单的交易中，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A与B约定用500元购B所用的诺基亚手机，B欣然允之”，此时，因为A与B的合意，双方达成协议，两者之间产生了“法锁”，A有权利要求B交付手机，B有权利要求A给500元钱，此时两人之间存在的是“债权行为”，一方的请求权需要借助另一方的给付才可以实现。第二个阶段“B手机给予A，A取500元现金交给B”，此时，因为B的“递手机”动作，手机的所有权发生变化，由原来B所有变成A所有。此时发生的，是物权行为的变化，无论A的意愿如何，在将B将手机放到A手里的时候，宣告着手机的所有权已经发生转移。萨维尼认为，B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的意愿是不同的，在第一阶段中B同意A的要求，愿意与A达成买卖手机的合意，是一个债权意思表示，而在第二阶段“递手机给A”的动作才表达了B愿意转移所有权的意思表示，是一个物权意思表示。

除提出有物权行为的存在，萨维尼还提出物权行为的两大特性：独立性与无因性。物权行为的独立性是指权利主体承担的转移标的物的交付义务的“债”的法律行为与其完成物权的各种变动的“物”的法律行为作为两个不同的法律行为，两者之间是相互独立[3]。物权行为的无因性是指物权行为在效力和结果上不依赖于原因行为而独立存在，即原因行为的无效或者被撤销不能导致物的履行行为的当然无效和撤销。除独立性与无因性，物权行为还具有形式性，即物权变动的意思必须依能够客观认定的方式加以确认，这是因为交付行为中物的合意是抽象的，不能为外在的公示性的行为来表达。没有外在的公示性的行为，物的合意就不能被外界所认同，物权的变动都归于无效。

物权行为形式性的特征已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普遍的认可和应用，但物权行为的独立性、无因性却存在争议，并以此导致了对物权行为理论不同的立法态度。

3 我国物权行为理论的现状分析

目前，对我国立法是否应采纳物权行为理论学术界主要可以分为三种观点：否定说、肯定说和折衷说，其中折衷说在学术界中占据主流地位。

3.1 否定说

该学说认为，物权行为是虚构的抽象行为，彻底否定物权行为的存在，认为“这一理论，捏造了独立于债权行为之外的物权行为，又进一步割裂原因与物权行为的联系，极尽抽象化之能事”。否定说的主要理由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1）物权行为理论系思维创造的结果，并不存在独立于债权意思表示的物权意思表示。

（2）物权行为理论复杂，既不符合中华法系的传统，也对我国的法官队伍提出了较大的挑战，更不利于我国群众掌握。

（3）物权行为理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使买受人即使有过失也能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出卖人因此也丧失了物权的返还请求权，有违最基本的公平观念。

（4）法国、日本等国家不承认物权行为及其独立性、无因性原则，生活、经济秩序仍然发展有序、顺畅。

3.2 肯定说

持肯定说的学者们认为物权行为不仅存在，而且其自身所具有的独立性、无因性和形式性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不可分割，亦不可忽视。孙宪忠认为“物权行为理论精确、细致、安全、公平的理论优越性，应当说更能满足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对我国物权法和其他有关立法的要求[4]”。肯定说的理由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物权行为理论并非纯思维的拟制，它来源于实践，并对现实生活具有正确的指导意义。物权合意是现实存在的，如所有权的抛弃、限制物权的设定以及非即时结清的履行行为等。

（2）物权行为理论虽复杂，但随着法学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我国法学界的不断实践，会逐渐成为法学界的常识。如果因为复杂而一味迎合简单的立法倾向，会造成立法粗放化、不易操作性，这不仅容易造成立法体系的混乱还有违立法的目标。

（3）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归根结底也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如果否定物权行为理论，法律只停留在简单的商品交换规则上，显然是与我国经济实际不符，势必会反过来限制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4）公众的法律意识也是不断提高的，立法的目的在于提供事后解决纠纷的规则。公平的深度和广度也是随着实践和公众法律观念的提高而不断推移。

（5）物权行为理论是不当得利的理论基础，是区分债权与物权的理论基础，否定物权行为理论会造成法律理论逻辑的混乱，且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已经或多或少地承认了物权行为理论。

3.3 折衷说

该学说认为我国应学习以瑞士为代表的立法模式，承认物权行为，但不承认其无因性。他们认为折衷说“在理论上可弥补德国学说脱离实际的缺陷，在实践上则可同时弥补德国立法、法国立法和前苏联立法均有失偏颇的缺陷[5]”。其理由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立法是否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是立法政策问题，承认物权行为的概念并不必然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6]。

（2）如果可以用其他制度解决物权行为无因性所带来的不公平问题，物权立法就不必采纳物权行为的无因性。

4 我国立法应承认并采纳物权行为理论

4.1 我国现行法律可以看出物权行为理论的存在

我国《担保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办理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第六十四条规定：质押合同自质物移交于质权人占有时生效。

我国《海商法》第九条、第十三条和《民用航空法》第十四条规定了我国船舶和航空器所有权的移转，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2000年12月13日生效的《担保法解释》第四十九条规定：以尚未办理权属证书的财产抵押的，在第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能够提供权利证书或者补办登记手续的，可以认定抵押有效。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八十七条等。我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第二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百五十八条等。

这些关于不动产的设立或移转行为必须以登记为要件而且行为自登记时生效；动产物权的设立和移转必须以占有为要件且自占有移转时生效的规定，正是物权行为理论的表现。

4.2 我国司法可以看出物权行为理论的存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的通知》中关于物权纠纷案由和合同纠纷案由适用的问题中规定：“《民事案由规定》按照物权变动原因与结果相区分的原则……对此，人民法院应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查明该法律关系涉及的是物权变动的原因关系还是物权变动的结果关系，以正确确定案由。”从中可以看出最高院在审理物权纠纷和合同纠纷时需要区分“物权变动的原因关系”和“物权变动的结果关系”，物权变动的原因关系即是债权行为中的合意，物权变动的结果关系即是物权行为中的合意，这显然是对物权行为存在的肯定和认同。

4.3 从我国现实国情看采纳物权行为理论的必然性

我国曲折的立法经历及法治理念的缺失是导致我国对物权行为理论没有明确采纳的主要原因。但不管是从立法理念中还是从司法实践中，都绕不开也摆脱不掉物权行为理论的影子，《婚姻法解释三》的颁布和实施就是最强有力的证明。《婚姻法解释三》对社会的冲击也似乎只是在颁布之初，人们现在对《婚姻法解释三》婚姻关系中房产的归属已无太大争议，部分地区的人们甚至可以说做到了“熟稔”。这又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物权行为理论的进步性、合理性和广泛的指导性。当然，全社会法治意识的进步尚有赖于专业人士的拉动和社会发展的推动，这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出于对不符合现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情的某些落后的法律理念的固守，必然阻碍物权行为理论的采纳和传播，从实践层面上看，这阻碍和限制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虽然我国立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物权行为理论，但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物权行为理论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和没有明朗的共识，明确采纳物权行为理论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必然结果。我相信精确、细致、安全、公开的物权行为理论适应我国国情，并将进一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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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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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孙晓光.物权变动行为性质分析——兼论物权行为的独立性[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1.

[6] 孙宪忠.物权行为理论探源及其意义[J].法学研究，1996（3）.

篇8

[论文摘要]广告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信息传递的主要方式越来越多的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具有辅佐企业开拓市场，引导社会消费的功能，是国际国内市场信息交换的有效渠道。但是，目前我国广告所具有的开拓市场、促进消费、信息传播的积极作用还不能完全正确发挥，广告活动中的不正当行为也表现得日益突出，损害了广大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商业活动中与诚实信用、公平交易的商业规则和商业道德相背离的各种行为。广义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则包括狭义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限制竞争行为和垄断行为。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不得在广告活动中进行任何形式的不正当竞争”。

一、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基本特征

1．不正当竞争是经营者违反有关法律规定，采取不正当手段从事市场交易的行为，具有违法性。

2．不正当竞争是损害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具有民事侵权性。

3．不正当竞争是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

二、广告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

(一)广告主在广告活动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广告主是指为推销产品或者提供服务，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设计、制作、广告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广告主在广告活动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利用广告诋毁或者间接诋毁其他经营者、生产者的商品和服务

“商业诋毁行为是指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为了占领市场，针对同类竞争对手，故意捏造和散布有损其商业信誉和商业声誉的虚假信息，以削弱竞争对手，使其无法正常参与市场交易活动，从而使自己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的行为”。一般而言，在有科学依据和证明的情况下，与其相同的产品或可类比产品具有可比性时，在广告中进行比较宣传是允许的。但比较必须在一定限度之内，且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如：比较对象可比性原则；比较内容客观真实原则；比较方式科学、用语准确规范原则；适用范围限制原则等。因此陈述客观存在不能含有借以诋毁他人、抬高自己的表现和倾向。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有些企业利用自己的产品或服务的特点，采用不正当的比较广告诋毁或者间接诋毁其他经营者的商品或服务，其目的希望在短期内占领市场或扩大市场份额，快速获取产品利润。

2．采用虚假夸大的广告内容诱骗、误导消费者

广告应当是商品或服务的客观反映，有的企业以自身的利益为重，不在产品质量、品种、性能、外观上努力，却在广告的欺骗上下功夫。不法广告主采取欺骗、误导消费者，排挤其他竞争对手的广告形式有以下几种：

(1)利用广告推销假冒伪劣商品，广告所介绍的商品、服务本身就是虚假、带有欺骗性的。现实生活别是种植、养殖业等方面的致富广告，内容虚假不实的现象比较突出。

(2)广告本身是真实的，产品的性能、质量也无问题，但在广告中的承诺却是虚假的，带有欺骗性。比较常见的有：“超值回收”、“百万元大酬宾”、“无效退款”等等。这主要是抓住消费者的某些心理，从而达到扩大市场份额的目的。

(3)广告主自我宣传内容虚假，提供不实的资料和证明，这类虚假广告主要利用消费者对大企业、名牌产品、获奖商品的信任来推销自己的劣质产品和服务。

(4)夸大商品、服务的功能，欺骗误导消费者。这类虚假广告其特点是片面夸大产品的某一特性，使用绝对化用语，刻意回避产品性能、质量上的某些不足。如“百万酬宾”、‘‘无效退款”、医疗广告的“治逾率99％”等。

(5)对商品的原料作虚假的表示，产品介绍虚假，欺骗、误导消费者。这类广告主要反映在食品的销售领域，劣质食品由于价格低廉，消费者不易辨别从而客观上排挤了竞争对手。

3．利用广告服务指标的形式，不正当地获取他人商业秘密，侵犯广告作品著作权

一些企业为了减少广告成本支出，采取“比稿”或‘招标”等方式向社会征集广告创意。在接到多份广告的策划书后，采取改头换面的手法，博采众长为己用，不正当地剽窃他人的劳动成果。

(二)广告经营者在广告活动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广告经营者是接受广告主、广告者委托，提供广告服务的中介者。广告经营者在广告活动中进行公平、有序的竞争，有利于我国广告业整体服务水平的提高。但其在广告经营中存在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也不容忽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广告经营者利用回扣或给广告主、广告者提供种种便利条件承揽广告业务

为了争取有限的客户资源，广告公司往往以中介费、介绍费、劳务费等名义向广告主、广告者等有关人员提供报酬或其他好处，以获得广告业务或取得好的版面、时段、价格，促成广告交易的完成。

2．利用行政垄断地位优势排挤其他广告经营者

我国广告业的形成与发展，遗留着旧体制和市场发育的不完善的问题，狭隘的部门利益驱使，使广告市场的经营主体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尤其是某些具有垄断地位的行政部门和广告经营者往往利用自身的“先天”优势，排挤其他广告经营者的竞争。如拥有独占地位的行业设立的广告公司，象公交、地铁、铁路等系统成立的广告公司，不同程度地独占着本系统的广告资源，垄断着行业的广告业务或广告媒介，从而妨碍了公平竞争。

3．以优厚条件互挖广告人才，获取广告经营信息和广告客户资源，侵犯竞争对手的合法权益

一些广告公司不是在广告人员的培训上花大力气，而是采取直接从其他公司挖来现有广告人才资源，这些人力资源为新的广告公司带来广告信息和广告客户，扰乱了广告经营市场秩序，对广告经营者整体水平提高产生了消极影响。

(三)广告者在广告活动中不正当竞争行为

广告者是广告费用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是广告经营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媒介。媒介的公正、规范与否，对广告公司和广告主的影响非常大。对广告者来说，广告活动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主要表现在利用自己的媒体或其他手段的优势地位，妨碍、排斥广告经营者的正当竞争。而目前广告者在承接、收费等管理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混乱。因此出现了诸如非广告经营部门、非广告经营人员承接广告业务；新闻和广告不分，以栏目替代广告；媒体夸大发行量、收视率，统计资料虚假，以此招揽生意，欺骗客户；媒体利用自身优势妨碍广告主、广告经营者之间的正当竞争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由于新闻媒体的体制特点，广告者在广告市场中往往处于优势垄断地位，一些媒体利用市场缺陷，为本部门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甚至有的媒体在‘竟标”、‘拍卖”的过程中暗箱操作，使广告市场竞争失去了公正性。

三、广告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

(一)从行业自律角度进行规制

1．提高广告公司的专业化水平

面对激烈的竞争，我国的广告企业，必须学会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运用先进的整合营销观念和手段，为广告主提供各方面的综合服务，同时向集团化、专业化经营发展，摆脱小作坊式的经营方式，靠质量和信誉赢得客户、赢得效益，从而促进广告市场竞争的有序化。

2．提高广告经营者的道德水平、法律和自律意识

我国的广告行业协会应主动适应市场经济的特定需要，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凝聚作用，尽快组织制定广告行业自律公约，在促进会员自律的同时，规范、引导公平竞争，保护广告经营单位合法权益方面发挥其特定的、积极的作用。

3．确定广告协会的法律地位

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把广告协会的地位和作用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使大部分广告行为靠行业内部的制约规范。

4．力口强广告市场从业人员素质建设

发展与繁荣广告文化市场，必须建立一支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和高超技术的广告文化创作与经营队伍，进一步提高广告文化的思想性、真实性、典型性，把握广告宣传中的人生价值取向。

5．制定行业规则，形成审查监督机制

审查监督机制的制定与建立，就是保证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和思想性，杜绝不健康广告对大众的不良影响。

(二)从工商、行政监管角度进行规制

1．改革广告监管方式，规范广告竞争行为

将监管重点转移到广告业内的不正当竞争、媒介垄断和广告创意保护等方面，加强市场行为监管，着手制定广告竞争机制，规范广告业内存在的商业贿赂，剽窃广告创意、串通投标等不正当行为。

2．服务、管理并重，促进广告企业发展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一方面要改变执法形象，积极主动地为企业运用广告战略开拓市场搞好服务，联合经贸部门共同开展对广告业发展的研究和指导。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媒介加强内部管理，建立健全自律机制。督促媒介单位建立和落实严格的广告审查员责任，切实担负起广告的把关责任。

3．简化前置审批程序，提高工作效率

应取消传统的广告经营许可前置审批制度，纳入并联审批体系。但对广告从业人员仍坚持基本的从业资质，以保证广告市场的健康发展。

(三)从法律保障角度进行规制

1．扩大虚假广告范畴

《广告法》有关虚假广告的规定过于简单，既没有明确的概念，又没有具体的认定标准，实际操作难度较大，易造成虚假广告认定方面的混乱。而且《广告法》规定的虚假广告的范围仅限于商业广告，但日前出现了一些《广告法》没有包容的‘‘边缘性”广告，如带有宣传色彩的虚假公益广告，虚假科普广告等，它们均被排除在《广告法》的范围之外而依然逍遥法外。

2．建立规范的虚假广告公众举报制度

虚假广告同其他违法行为的重要区别在于虚假广告的公开性和其它违法行为的隐蔽性，这就是建立虚假广告公众举报制度的依据和意义所在。

3．赋予广告受众对虚假广告的起诉权

从广告目的、广告行为、广告结果三个方面可以确定，广告主与广告受众之间的直接法律关系是客观存在的。权利受到侵害，就应当明确权利主体寻求司法救济的途径。至于该种权利的性质，可依据《广告法》关于“广告内容应当有利于人民的身心健康”、“广告不得损害未成年人和残疾人的身心健康”的原则来确定。

4．虚假广告的法律构成与责任应予以明确

篇9

关键词：犯罪；器官移植；刑事责任

Abstract:Whileorgantransplantationconducestorecoveryoftheinjuredorsickman’shealth,italsotriggersoffsomeissuesincriminallaw,onwhichheateddebatesareprovokedinlawcirclesallovertheworld.Consequently,statutesprohibitingsellinghumanorgansorcompulsorilymovingother’sorgansareenacted,which,tosomeextent,ishelpfultothemaintenanceofworldwideorderoflifeethics.InrecentChina,organtransplantationengineeringhasacquiredsubstantialaccomplishment.However,nospecificprovisionpertainingtothecriminalliabilityarisingoutoforgantransplantationhaseverbeenincorporated.Therefore,itisnecessaryforustosupplementprovisionsspecifyingillegalorgantransplantationandrelevantsanctionstotheCriminalAct.

KeyWords:crime;organtransplantation;criminalliability

器官移植是20世纪生物医学工程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是人类改变传统的药物治疗方式而使伤病器官恢复功能的一种新型医疗模式，它给医学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在基因治疗、人工生殖和器官移植三大领域中，器官移植的医学和法律实践最为成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大进展。”［1］但是，因器官移植而引发的伦理和法律问题也最为复杂，有关刑事法律方面的问题自然也在其中。

一、器官移植及其对刑法带来的挑战

器官移植（organtransplantation）是指摘取捐献人具有特定功能的器官（也包括某些组织）的全部或者部分，将其植入接受人身体内以代替病损器官（或组织）的过程。在器官移植中，提供器官的一方被称为供体（或供者），而接受器官的一方则被称为受体（或受者）。在医学上，根据供体器官来源的不同，可以将器官移植分为四种：一是异种移植，也称跨种移植，就是将一种生物的器官移植到另外一种生物上，如将猴子的心脏移植到狗的身体内、将狒狒的肾脏移植到人体内等；二是同种自体移植，简称自体移植，即将同一生物个体某一部位的器官移植到该个体的另一部位上，如将人头部的皮肤移植到胸部；三是同种异体移植，即将同一种生物某一个体的器官移植到该种生物中的另外一个个体身上，如将张三的心脏移植到李四身上；四是人造机械器官移植，即用人造的机械器官作为供体器官，将其移植到受者身上。当前，“由于自体移植和异种移植不涉及供体权利的转移，一般不发生法律问题”［2］，发生刑事责任问题的可能性就更小。人造机械器官移植则由于更多地关涉供者的财产权利而较少涉及其人身权利，因而也极少产生刑事责任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们这里所探讨的器官移植主要是指同种异体移植。

（一）器官移植的历史及现状

人体器官移植一直是人类长久以来的梦想。这一点，无论是在西方的神话传说中，还是在我国古代的神话故事中，都不难得到印证。早在公元前600年，古印度就有外科医师用从病人本人手臂上取下的皮肤来重整鼻子的传说，这种植皮术实际上是一种自体组织移植技术，它及此后的异体组织移植术成为今天异体器官移植手术的先驱。而我国也在约公元前430年就有了神医扁鹊为两人互换心脏以治病的传说。公元1世纪初，西方还流传有圣徒Cosmos和Domian把一名埃塞俄比亚死人的腿移植到一个白人身上的说法。但上述传说未能得到科学的印证，它们

更多地是反映了人类关于器官移植的美好愿望。近代移植实验开始于18世纪后期，有实验外科之父之称的Hunter医生在人身上成功地替换了前磨牙［3］。但器官移植真正得到认真研究并被实用化则是20世纪之后的事情。1902年，法国科学家卡雷尔（A·Carrl）和古斯里（C·Guthrie）发明了血管缝合技术，奠定了器官移植临床应用的基础。1936年，前苏联科学家沃罗诺伊（Voronoy）为一位尿毒症患者进行了最早的同种肾移植，但由于对免疫排斥机理一无所知而未采取任何免疫抑制措施，使得病人在术后仅存活了48小时即死去。之后，先后又有多位科学家进行了包括肾移植、皮肤移植等在内的多起器官移植，但均因在今天看起来十分清楚的免疫排斥问题而未能获得成功，“移植外科学因此而步入了黑暗的缓慢发展时期”［4］。

1940年代，皮特·梅达尔（PeterMedawar）在其同事弗兰克·伯内特（SirFrankBurnet）的帮助下，解释了免疫系统发现及排斥外来组织的原理，为移植免疫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使科学家们找到了以往器官移植屡屡失败的根源所在。在此基础上，1954年，美国科学家莫里（Murray）在一对双胞胎之间成功地实施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例有长期存活功能的肾移植手术，开启了人类器官移植的先河。1955年，修穆（Hume）在肾移植手术中使用了类固醇激素，使同种肾移植获得了新的进展。1959年，莫里和法国科学家哈姆伯格（Hamburger）各自采用给予肾脏移植的患者全身大剂量放射线照射以抑制异体排斥反应的方法，使非同卵双胞胎间的肾移植手术也获得成功。1960年代之后，医学界又陆续开展了包括肝移植、肺移植、心脏移植、小肠移植、胰腺移植等在内的各种同种器官移植。1978年，新一代免疫抑制剂环孢素问世，使临床同种器官移植的效果迅速提高。1990年代以后，移植学出现突破性进展，存活率、移植数目、开展器官移植的单位数量等都大幅增长，器官移植正日益成为常规手术。现在，器官移植作为一种综合性的医疗手段，在各国都得到了普遍应用。

（二）器官移植对现代刑法带来的挑战

器官移植技术的日益成熟及其在医疗临床上的广泛应用，为身患器质性疾病的病人恢复健康乃至延长生命带来了福音。器官移植极大地改进了传统的药物治疗方法，大大提高了病体的存活率与个体生命的质量，使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重获健康的希望。据了解，目前全球每年都有近7万人接受器官移植，许多人的生命在凋零之际因此而得以重生并再现生命的光彩［5］。但毋庸置疑，该技术的发展也引发了诸多伦理与法律问题，对当代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带来了挑战，其中包括对现代刑法理论与实践的挑战。器官移植中的很多问题都对传统刑法理论与制度带来了挑战。例如，在活体器官移植中，医生摘取供体器官的行为是否构成伤害罪？被害人的承诺可否作为免除医生承担刑事责任的理由？在尸体器官移植中，死者家属违背死者意愿而出卖其尸体器官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医生在未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况下擅自利用他人尸体器官用于移植是否构成“盗窃、侮辱尸体罪”？……这些都是器官移植给现代刑事责任理论与制度带来的挑战。

器官移植给现代刑法理论与制度所带来的挑战显然远不止以上这些，因供体器官来源而引发的各类问题就是鲜明的例子。器官移植技术在其应用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即供体器官严重缺乏。由于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相对较少而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人又极其众多，导致供体器官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器官移植发展的实际需要，很多患者只能在等待合适器官的漫长过程中痛苦地死去。在这种背景下，医疗实践中经常会因供体器官来源而引发一些刑事案件，如1998年发生在北京的“眼球丢失案”、2006年初发生在沈阳的“窃取骨髓案”以及2006年底发生在河北的“行唐案件”等。在罪刑法定已成为我国基本刑事司法理念的背景下，这些案件的发生及其处理结果都已对刑法正义带来了挑战。此外，围绕供体器官来源严重不足的问题，实践中也经常会发生买卖人体器官的情况，尽管国际社会普遍将这类行为视为犯罪而要求追究相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理论界关于刑事责任制度应否介入调整这种行为的争论却从来都未停息过。显然，如何从法理上阐释人体器官商业化行为的犯罪性问题已经成为现代刑法理论与制度面临的重大挑战。

二、国内外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理论

器官移植是一种特殊的医疗行为，与传统医疗行为存在明显的区别。传统医疗行为的伦理基础是救治患者，这丝毫不涉及第三人的生命利益，而器官移植的出现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点。由于跨种器官移植技术和人造机械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还远远无法适应医疗临床的实际需要，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器官移植都需要通过牺牲或损害一个个体的利益去挽救另外一个个体的生命，这就必然会涉及到第三人的权益损害问题。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器官移植自诞生之日起便饱受各国学者的争议，关于刑事责任方面的争论也在其中。当前，各国对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一）医生摘取供体器官的正当化依据与不构成犯罪的条件

关于医生摘取供体器官行为的正当化依据，国外学者通常都将之归结为供体的同意，但在供体的同意能否单独作为医生摘取供体器官行为之正当化事由上则存在争论。法律伦理说认为，即使被害人对侵害其利益的行为表示同意，也要考虑根据该同意而实施的行为是不是为社会伦理所允许，同意而使行为正当化是社会上相当罕见的场合（社会相当性）［6］。因此，假如供体同意医生摘取其器官用于移植没有完全建立在现有生命伦理要求之上，则单纯的供体同意本身并不能作为医生摘取供体器官行为之正当化依据。例如，如果医生摘取器官的行为是建立在供者无效同意的基础之上（如患者的捐献可能会损及其生命），则这种行为并不免除其犯罪性。法益保护说则认为，如果被害人同意侵害自己的利益，则刑法所要保护的利益就不存在，或者说是实现了自己决定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同意的行为原则上就应当是正当行为。“刑法将保护他人权益作为任务，在他人权益遭到侵害的场合，允许国家发动刑罚权进行干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侵害他人是违反他人的意思的。因此，即便说他人的权益受到了侵害，但如果该侵害不违反他人的意思的话，刑法就可以从该任务中解脱出来，没有必要将该侵害行为评价为犯罪。”［6］59以此为立足点，该说认为，在供体同意医生摘取其器官用于移植的场合，客观上并不存在法益侵害，既然无法益侵害，该行为也就属于正当行为。

关于医生摘取供体器官而致其受损害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国外学者的观点比较一致，即都认为在医生未取得他人有效授权或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从供体体内摘取器官的行为构成犯罪。相反，在符合一定条件下摘取供体器官的行为则应免除犯罪性。杰拉德·德沃金（GeraldDworkin）在1970年出版的《英格兰有关器官移植的法律》一书中提出过合法摘取器官的三个条件：（1）供者须给予了自由且知情的同意；（2）手术须为治疗性的目的，且为了患者的利益而进行；（3）须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7］。在德日等国，刑法理论上的通说认为，在下列条件下，为移植而摘取活体器官的行为不构成犯罪：（1）必须向移植器官供者充分说明，摘取器官可能对其身体健康带来危险性；（2）必须有移植器官供者基于真实意愿的承诺，即真诚同意捐献器官；（3）必须考虑移植器官供者自身的健康状况，只有在摘取器官对其不会有危险的条件下才能实行［8］。反之，如果采用欺骗、胁迫手段使移植器官供者作出承诺，或者没有供者的承诺而摘取其器官，或者在对移植器官供者有重大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摘取其器官，则有可能构成犯罪。在1914年美国纽约州地方法院审理的SchloendorffvSocietyofNewYorkHospital一案中，BenjaminNathanCardozo法官就指出：“所有具有健全精神状态的成年人，都有决定对自己身体作如何处置的权利。医生如不经患者同意而对其进行手术，则构成伤害罪，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9］英国学者厄莱斯代尔·麦克林认为，双方的同意是器官移植有效而不构成犯罪的前提，然而，如果供体的同意可能会导致其死亡，则该同意就属于无效同意，此时医生就可能因为摘除供体的器官而承担刑事责任，除非该同意是出于供体的最佳利益考虑［10］。

笔者以为，知情同意是医生摘取活体器官进行器官移植得以正当化的重要理论支柱。然而，知情同意本身并不足以成为医生摘取活体器官的合法性依据，因为站在生命伦理学的立场上来考量，供体的同意能否成为摘取活体器官的合法性依据还要看该同意是否具备足够的合理性，即要求行为为法律和道德允许；行为对社会和本人有益；行为的实施遵循一定的理性规则［11］。否则，即便是在供体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摘取活体器官也依旧难免具有违法性乃至犯罪性。因此，医生摘取活体器官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才得以免除刑事责任：（1）摘取器官须以移植为目的；（2）器官的摘取具有医学上的适应性；（3）在供者具有意思自治能力、能够自由做出捐献意愿的前提下，摘取器官须建立在供体

充分知情同意的基础之上，“任何违背知情同意原则的行为，都应受到刑事处罚”［1］289；（4）器官的摘取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及医疗操作常规，不会对供者今后的生活造成严重不良影响；（5）供者器官的捐献以无偿为条件，且不违反生命伦理。

（二）人体器官法律属性的界定

人体器官法律属性的界定，亦即人体器官是否为物的问题，是刑法学考察人体器官移植所必须予以正视的一个基本问题，因为人体器官的法律定性将直接决定某些人体器官移植行为的法律责任尤其是刑事责任。以偷取人体器官用于移植为例，假如我们将人体器官界定为一种具有财产性的物，则偷取器官的行为显然将构成盗窃罪，但假如我们将人体器官定性为一种具有人格性的实体，则偷取人体器官的行为显然就不构成盗窃罪。而在强摘他人器官、侵害植入体内的器官等情形下，显然也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关于人体器官的性质，法学理论界存在三种不同的学说：一是“物的范畴说”，认为人体器官或组织属于法律意义上的物。王利明主持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就采纳了这种意见，该《建议稿》第128条第2款规定：“自然人的器官、血液、骨髓、组织、、卵子等，以不违背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为限，可以作为物”［12］。二是“人物两分说”，该说认为，当人体器官未与人体相分离时应属于人的范畴，而当其与人体发生分离后则成为物。台湾学者史尚宽就认为，活人的身体，不得作为法律上的物，因为法律是以人为权利主体的，若以其构成部分（即身体的全部或一部分）作为权利的标的，则违背承认人格的根本观念。但人身之一部分自然地由身体分离之后，其部分已非人身，成为外界之物，当然应为法律上之物，而得为权利的标的。然其部分最初所有权，属于分离以前所属之人，可依照权利人的意思进行处分［12］。三是“人的范畴说”，认为人体器官并非法律上的物，而属于人的范畴，无论其是否与主体的人身相分离。因为人体器官作为自然人的人身组成部分，不具有财产性，即不能以经济价值来衡量。以此为基点，人体器官应当是身体权的标的而非财产权的标的。而作为自然人所依法享有的重要人格权之一，身体权的基本涵义和要求也就是要保持自然人身体完整性，任何破坏自然人身体完整性的行为均被认为构成对自然人身体权的侵害［13］。四是“受限定人的范畴说”，该说认为，自然人的人体器官非法律意义上的物，但是主体在一定条件下具有有限的处分权。因为从法理上说，法律意义上的物是指法律关系主体支配的、在生产上和生活上所需要的客观实体［14］。它应当以非人身性为前提，一切具有人身属性的实体均不应作为法律意义上的物。人体器官作为人身体的组成部分，具有自然性和人格性（人身性）两种属性：首先，就其自然性来说，拥有器官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动物所必然具有的生理特征和自然现象之一。从人体器官的产生来看，它是自然规律作用的结果，而非人为创造出来的。换言之，人体器官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属性。基于人体器官的这种自然属性，在不损害自然人生命健康的前提下，将人体器官与其身体相分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医疗技术上也是可行的。其次，就人体器官的人格性（人身性）而言，人体器官是作为社会关系主体的自然人的身体构成部分，而自然人具有人格属性，这种人格属性集中体现为社会对自然人之存在及其作为社会关系主体的承认。这种社会承认既不会伴着自然人死亡而毁灭，也不会由于人体器官从自然人的身体中被剥离出来而消亡。相反，在自然人的身体器官被捐献或该主体死亡之后，这种承认依旧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而存在。人类社会已形成的传统的、对寄生于人体及其器官之上的生命健康的尊重和保护以及对人之遗体的敬畏与禁忌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证明。正是人体器官的人格（人身）属性决定了自然人在自由支配其人体器官时必然要受到道德、伦理以及法律等方面的限制。

在上述诸观点中，笔者赞同最后一种主张。关于人体器官的本质及其法律属性，笔者认为，人体器官是一种既具有自然属性又具有人身属性的客观实体，它既非法律意义上的人，也非法律意义上的物，而是一种应当受到法律特殊保护的“准物”。自然属性和人身属性是人体器官的两个基本属性，而人体器官的这两个属性决定了自然人对其人体器官具有有限的处分权利，其理由在于：人体器官作为一种“准物”，不是也不可能是法律关系的主体，而只可能是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存在，这就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处分人体器官提供了基本的法理依据。但是，人体器官虽然可以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但由于其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构成部分所形成和具有的人格特质并不会随着其与原主体的脱离而立刻消失，相反，“这种人格特质在被捐献的人体器官被植入另一主体身体之前依旧存在，并成为人体器官区别于法律上的物的一个重要方面”［15］。这就决定了任何对这种“准物”的处分行为都必须要受一定的限制，而任何侵害这种“准物”的行为也都不可能完全依照财产法尤其是物权法的规则来处理。具体到刑法领域，人体器官或组织的这种特殊“准物”性质，决定了任何侵害这种“准物”的行为都不宜直接依照《刑法》关于财产犯罪（如盗窃罪、抢劫罪等）的规定来追究相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三）医生摘取死者尸体器官之正当性

关于医生摘取尸体器官用于移植的正当性，绝大多数学者都是立足于利益衡量的立场去加以论证的。学者们大多认为，生命对任何人来说都属于最高利益，因此，相对于生者的利益而言，死者的利益只能处于次要地位。摘取尸体器官进行移植尽管对死者造成了一定侵害，但由于传统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都认为死者只能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而不能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因此，这种侵害的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不具有犯罪性。而在客观上，这种行为又拯救了另一个个体的生命，其实质是以一个相对较小的利益换取了一个更大的利益，属于紧急避险。而且，在伦理道德上，从尸体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的行为具有对受体进行救助的崇高意义，这是为社会通行观念所认同和赞许的。以此为立足点，摘取尸体器官用于移植的行为应当是一种具有社会相当性的行为，而否定从尸体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的做法显然是不人道的，不宜为立法所提倡。但也有学者认为，医生摘取尸体器官的行为应构成尸体毁损罪。尸体毁损罪的立法意旨在于保护死者家属对死者的感情，即使对尸体有处置权的人也可能触犯此罪，换言之，纵然对尸体有管理处分权，甚至征得本人生前同意，仍不能阻却从尸体摘取器官的违法性［16］。

笔者认为，从法理上来说，生命法是生命伦理的法律化，是从生命伦理中分流出来的一种具有刚性的社会行为规范，它所维系的是最低限度的生命伦理。生命法学作为以生命法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是以生命伦理学作为其理论来源的。因此，生命法律现象中的很多问题都必须从生命伦理学中寻找理论支撑。而站在生命伦理学的立场上来看，任何人都是平等、自主的主体，只有自己才具有处分自己利益的最高权利，“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是最高的者”［17］。以此为立足点，无论是摘取活体器官用于器官移植，还是摘取尸体器官用于器官移植，都必须建立在尊重器官所有者自的基础之上。任何违反自主原则而获得器官的行为都是为生命伦理所不容的、是不正当的，也都会对人类社会所赖以存续的生命伦理秩序带来冲击，从而危及整个人类社会的稳定。对于这种行为，法律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而不宜默许、纵容，更不宜倡导。对于那些违背自主原则利用器官并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行为，刑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医生摘取尸体器官的正当化依据也应当是知情同意。但即便是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也必须首先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例如，应合乎法律的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具有医学上的适应性、符合医学操作常规并做好预后处理等。否则，正如后一种观点所指出的，纵然对尸体有管理处分权，甚至征得本人生前同意，仍不能阻却从尸体摘取器官的违法性。

（四）摘取脑死亡尸体器官是否构成犯罪

在尸体器官移植中，争议最大的问题莫过于医生摘取脑死亡者器官用于移植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总体而言，各国学者一般都认为，如果医生摘取脑死亡者器官的行为事前并未获得死者本人（在其大脑尚未进入伤病状态且意识清醒时）或其家属的同意，则该行为构成犯罪。但在具体构成何种犯罪上面，承认脑死亡和未承认脑死亡的国家或地区通常有着较大差异。具体而言，在立法上已经承认脑死亡的国家和地区，通常认为医生未经同意而摘取脑死亡者器官的行为构成损坏尸体罪或侵害死者尊严罪；而在那些立法上尚未准允脑死亡的国家和地区，这种行为则构成故意杀人罪。

那么，对医生已经获得同意而摘取脑死亡者器官用于移植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呢？对此，学者的意见并不一致。在日本，多数学者认为，如果承认脑死亡，则在获得同意的基础上，医生可以摘取脑死亡者的器官用于移植而不构成犯罪，即“从脑死说的立场出发，认为摘除器官的行为在外形上符合损坏尸体罪的构成要件，但是，通常情况下，由于移植而获得的利益（维持或者延长被植入者的生命）比因为摘除器官而产生的不利（侵害对作为捐献者的尸体的虔诚感情）要大得多，因此，移植器官的行为是合法的”［6］70。而与此相对的少数学者则认为，即便不承认脑死亡，如果有器官提供者生前的同意，也可能摘取其器官进行移植，但是，即使是同意，那也构成故意杀人罪，仍然具有可罚性［18］。

笔者以为，在目前人类医学发展已经证明脑死亡才是人真正死亡的情况下，对传统心死亡观念的坚守其实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拒绝。我国法律应当成为引导人们观念的“导航塔”，尽快认可脑死亡的概念，即便不愿明确承认脑死亡，也不应再抱残守缺，过多地干涉已为医学界所接受并已在医疗临床上频繁操作的摘取脑死亡者器官的行为。因此，对于那些已经获得同意而摘取脑死亡者器官用于器官移植的医务人员的行为，法律不宜以犯罪待之，更不宜对其科以刑罚。

（五）盗取和强制摘取他人器官应如何被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上，器官的摘除客观上是与伤害罪的构成要件相符的，对捐赠者来说，又不属于治疗行为，但对于受者即患者来说，具有伦理性、社会相当性，因此，在得到捐赠者真心同意的情形下，阻却其违法性，摘取器官并不构成犯罪。”［16］185然而，一旦器官捐献违背了捐献者的自由意志，则会因违背公序良俗而失去其正当性，成为对社会具有严重危害的犯罪行为。目前，由于在对人体器官的定性上存在争议，学者们对盗取他人器官和强制摘取他人器官的行为应构成何种犯罪以及应如何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存在严重分歧。具体来说：（1）在盗取他人器官的问题上，主要存在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盗取他人器官、组织、、血液等，只能认定为对所有权的侵害，而不构成对人格权的侵害［19］。以此为基点，盗取他人器官或组织的，应构成盗窃罪，应依盗窃罪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与之相对的观点则认为，人体器官是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人格性，即使身体的组织、器官已经离开了人体，也应当将其视为身体的一部分，而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一般的物［20］。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盗取他人身体器官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而应构成侵犯人身尊严方面的犯罪（如侮辱罪），应当依据《刑法》关于尊严类犯罪的规定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2）在强制摘取他人身体器官的问题上，也存在两种看法。有学者认为，人体器官属于物的范畴，强摘他人身体器官的行为构成抢劫罪，应依抢劫罪来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但也有学者认为，人体器官并不是物，它依旧属于人的范畴，强摘他人身体器官的行为应构成非法拘禁罪或故意伤害罪。以本文关于人体器官性质的界定为立足点，笔者以为，无论是偷取他人器官的行为还是强摘他人器官的行为，都不构成盗窃罪或抢劫罪等财产性犯罪。由于这类行为所侵害的具体对象及客观方面的差异，其将构成何种犯罪亦即将被依照何种犯罪追究刑事责任，须视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1.偷取他人器官之刑事责任

根据侵害对象之不同，偷取他人身体器官的行为可以分为偷取活人身体器官与偷取死者尸体器官两种情况。在这两种不同情况下，行为人将构成不同的犯罪，并应当被依法追究不同的刑事责任。首先，就偷取活人身体器官而言，应具体区分两种情形：一是在偷取活人器官时附带发生了致人重伤或死亡的结果；二是在不损害他人生命健康的情况下偷取他人身体器官（如偷取他人骨髓、血液、皮肤、卵子等情况）。就第一种情形而言，这种行为实际上已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21］，因此，应当依据《刑法》对“过失致人重伤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的规定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而就第二种情形来说，则应当在《刑法》中增设“非法侵犯他人身体罪”这样一种无伤害型的活体器官侵权犯罪，并配设相应的刑事责任。其次，就偷取尸体器官而言，则应当区分三种情形：一是为了牟利或出于其他有损死者人格尊严的目的而偷取尸体器官；二是在特别紧急情况下偷取尸体器官用于医学科研或器官移植；三是在非紧急情况下偷取尸体器官用于医学科研或器官移植。笔者以为，对第一种情形，应依照《刑法》关于“盗窃、侮辱尸体罪”的规定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21］；对第二种情形，可以依照《刑法》关于“紧急避险”的规定，免于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21］，但在司法实践中，司法者须严格限制“紧急情况”的适用范围，避免“紧急避险条款”的滥用；而对于第三种情形，则应当在《刑法》中增设“非法利用尸体、尸体器官罪”这样一种专门针对尸体侵害的犯罪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21］。

2.强摘他人器官之刑事责任

根据侵害对象的不同，强摘他人身体器官的行为也可以分为强摘活人器官与强摘尸体器官两种情形。首先，强摘活人器官主要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强摘器官后客观上造成了受害人死亡或严重伤害；二是强摘器官后未对受害人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笔者以为，前者构成杀人罪或伤害罪，应依照《刑法》关于杀人罪或伤害罪的规定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而对于后者，我国现行《刑法》中则尚无直接适用于这种情形的适宜罪名，在这种情况下，宜修改《刑法》的规定，增设“非法侵害他人身体罪”这样一种专门保护公民身体权的犯罪，并确立适宜的刑事责任。其次，强摘尸体器官显然也会存在两种情形：一是在死者本人生前同意而其死后家属不同意的情况下强摘尸体器官；二是在死者生前明确表示拒绝捐献遗体或器官而其死后家属也不同意捐献的情况下，强摘尸体器官。对于前者，由于死者本人生前已经同意捐献遗体或器官，只是由于死者去世后其家属违背死者意愿拒不捐献才导致出现的强摘，因而这种所谓的强摘实际上并不违背真正有权处分自己遗体或遗体器官的死者本人意愿。在这种情形下，不宜将医生强摘尸体器官的行为视为犯罪，更不宜追究医生的刑事责任。但医生在摘取尸体器官时，应当尽可能地取得死者家属的配合。同样，对于家属阻挠摘取死者器官的行为，法律显然也不宜将之视为犯罪而追究死者家属的刑事责任。对于后一种情形，则应当将其视为犯罪。然而，由于我国现行《刑法》中尚无直接适用于这种行为的合适罪名，因此，宜修改《刑法》，增设“非法利用尸体、尸体器官罪”。

（六）人体器官交易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理论

器官移植得以顺利开展的前提是要有合适的供体器官，然而，由于医疗临床上需要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人数众多但自愿捐献者又数量有限，从而导致供体器官的数量远远无法满足实际移植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人体器官买卖问题便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不少学者开始考虑能否通过商业交易来获取医疗临床上所急需的人体器官。他们主张建立人体器官市场，允许器官的转让。这样一可以解决供体器官短缺的问题，有利于救死扶伤，促进医学进步；二可以通过市场机制使转让人的损失得到公平补偿，防止非法交易；三可以通过买方与卖方所达成的协议，确保器官的正常用途［22］。“如果允许人体器官交易，就可以增加供体器官的来源，而依据自主原则，人们应当被允许依其意愿来处理其自己的身体，包括出卖自己的器官，人体器官的买卖可以帮助那些因得不到器官而将死的病人。”［17］151但也有人认为，人体器官买卖应当被禁止，理由是：（1）人体器官买卖会造成富人对穷人的剥削，因为穷人更有可能会出卖自己的器官；（2）人体器官买卖会使器官的出售者处于手术的风险与痛苦之中；（3）如果允许人体器官买卖，将会导致人体构件乃至人的商品化；（4）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自愿同意将自己置于这样一种风险之中；（5）如果允许捐献者获得补偿，则会损害现有的以利他为特征的器官捐献体制［17］151。而从民法学的角度上来看，人体器官作为人格利益的载体，不能成为物权的标的，而且人体器官不具有财产性，不能作为物来交易。以此为基点，对人体器官的买卖、担保、抵债，应视为违反公序良俗，其行为不应有效［23］。正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雷尼·福克斯所指出的：“人体器官移植从一开始就不是偶尔为之的，也不是可有可无的；人体器官的移植建立在这样的一种信念的基础上，即人体和无偿捐赠器官都是难能可贵的，不能将它们商品化……尽管器官移植有时可能会触犯禁忌，但是以无偿捐赠为基础的移植，仍不失为一种道德而富有意义的做法。”［24］

站在生命法学的立场上来看，人体器官买卖是一种严重损害人格尊严的行为，如果允许人们随意转让器官，无异于明确承认人格的商品化，而人格的商品化则有可能诱发道德风险，导致自杀甚至是谋杀。同时，人体器官买卖也会造成权利人自身的损害，人们可能因为生活所迫而出卖自己的器官，甚至可能无视自己的身体健康、为谋取一时的利益而进行身体器官交易，以致给自己身体造成严重损害。正因为如此，无偿捐献和反对人体器官商品化已经成为现代器官移植立法的主导趋向，为了贯彻人体器官无偿捐献的理念及防止人体器官商业化交易，国外刑法学界大都主张应当对此设置专门的罪名。有学者甚至认为：“为了贯彻器官提供的无偿性原则，在活体上摘出（器官）的场合，有必要要求供体与受体之间具有紧密的近亲关系”［25］，以此避免人体器官商业化的泛滥。尽管目前供体器官严重缺乏依旧是困扰器官移植的主要障碍，而人体器官买卖客观上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供体器官的紧张情况，但可以肯定的是，利用刑事责任制度防止人体器官的商业化依旧是今后国外学界的主流声音。

三、国内外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

伦理主义法学派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通常依赖于三种社会秩序的稳定，即社会政治秩序、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伦理秩序，在这三种秩序中，社会伦理秩序具有主导性，它决定着人类社会政治秩序与经济秩序的和谐乃至存续。“任何社会制度的基础都是道德秩序”［26］，“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之所以能够维系一定的社会伦理秩序，就在于这种伦理关系的基本稳定，就在于这种伦理关系所滋生出来的社会认知与情感内容的某种公度性”［27］。犯罪作为行为人对人类所赖以存续的各种伦理道德的最严重蔑视与公然违反，是直接危及人类社会存续的一种行为。人体器官移植过程中所引发的各种犯罪现象是对人类社会长久以来所赖以存续的生命伦理秩序的公然破坏，其存在必将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为此，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专门针对人体器官移植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类违法犯罪进行了刑法规制。

（一）有关活体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制度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立法及医疗实践中承认了活体器官移植得以正当性，然而，为了使活体器官移植得以有序开展，各个国家和地区无一不对活体捐献的程序和条件进行了严格规定，而构成犯罪的器官移植通常都是由于不符合这些条件或程序所导致的。从这些规定来看，各个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将违背供体意旨而进行活体器官移植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在英国，根据1989年《人体器官移植法案》，活体器官移植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才合法：（1）医生已就捐献的风险和程序向捐献者作了说明和解释；（2）捐献者理解了这种说明和解释；（3）供体的同意不是通过强制或物质诱惑而获得的；（4）供体知悉他有随时撤回捐献的权利……以此为前提，供体的同意是医生摘取其器官用于移植而不构成犯罪的前提，然而，如果供体的同意可能会导致其死亡，则该同意就属于无效同意，此医生就可能因此而承担刑事责任，除非该同意是出于供体的最佳利益考虑［10］103。在蒙古，使用暴力或胁迫手段非法采集人体器官或人体组织的，要被处4年以下徒刑，或者并处禁止3年内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特定职业的刑罚；而明知是孤立无援的人或利用物质上或其他方面的优势而使用暴力或胁迫手段非法采集人体器官或人体组织的，则要被处以5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或者并处禁止3年内担任一定职务和从事特定职业的刑罚。在俄罗斯，器官摘取必须以供体的自愿捐献为前提，违者将被追究刑事责任，《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20条为此明确规定：“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强制摘取人的器官或组织做移植的，处4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处或不并处3年以下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犯罪人明知他人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或在物质方面或其他方面处于对犯罪人的从属地位而对其实施上述行为的，处2年以上5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处或不并处3年以下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而在法国，其《公共卫生法典》也对器官移植的条件与程序进行了严格限定，如禁止摘取未成年人活体器官、摘取成年人活体器官须以具备医学上的必要性为前提且须获得捐献人之自愿同意、移植必须在得到法定机构批准的基础上进行等，如果医生违反这些规定，都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28］。

相比之下，《澳大利亚联邦刑法典》中关于活体器官移植犯罪的规定则是目前世界上最为严厉的。该法典第268.96条规定：“如果符合下列情形，则行为人的行为构成战争罪中的为移植而输出血液、切除组织和器官罪：（a）犯罪人为了移植而从一人或数人的身体上转移血液、组织或器官；而且（b）在转移血液的情形中——该转移：（1）不是为了输血；或（2）在没有此人或数人同意的情况下；而且（c）在转移皮肤的情形下——该转移：（3）不是为了移植；或（4）在没有此人或数人同意的情况下移植；而且（d）该转移的目的不是为了治病；而且（e）该转移不是在和一般可予接受的医疗标准相一致的条件下执行，也不是为了此人或该数人或接受者的利益而有计划的实施；而且（f）此人或该数人作为某一国际武装冲突的结果被敌方所掌控、拘禁、扣押或者其他方式的剥夺；而且（g）行为发生在某一国际武装冲突中，或者与某一国际武装冲突有关。”依据《澳大利亚联邦刑法典》的规定，对这类犯罪可判处25年监禁。

总体而言，知情同意是大多数国家采用的器官获取原则。对于活体器官移植，医院和医师应当告知供体关于器官摘取所涉及到的手术性质、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和可能的风险等信息，捐赠者本人应当对上述信息有清晰的认识，在没有任何不当干涉和影响的情况下自主、明示地做出同意捐献的意思表示［5］207。

在活体器官移植方面，不少国家和地区除了专门规定强制摘取器官、欺诈摘取器官等违反自愿知情原则的犯罪及其刑事责任之外，还规定了活体接受瑕疵器官移植的刑事责任问题。《蒙古国刑法典》第102条、第105条就对此作了明文规定。根据这些条文的规定，“因无资格配制、移植人体器官或人体组织而造成疾病、残疾或者死亡结果的，处3年以下徒刑，或者并处禁止3年内从事医疗职业。从事制造业、贸易业的员工或者药品采购者，没有对其出售的人体器官或人体组织进行艾滋病病毒检测，因而将艾滋病传染给他人的，处以最低工资额51倍以上100倍以下的罚金，并处禁止3年内担任一定职务和从事特定职业的刑罚；或者并处以3年以下徒刑。医务人员过失传染艾滋病或艾滋病病毒的，处以4年以下徒刑。”《瑞士联邦刑法典》第231条规定了故意或过失传播疾病罪，对包括利用器官捐献或移植而传播危险的、可传染的人类疾病的行为进行了惩罚性规定。《芬兰刑法典》也规定了危害健康罪，对利用器官捐献传播危险性疾病而对他人生命健康造成一般危险的，处以4个月以上4年以下的监禁。俄罗斯、法国、丹麦、意大利、韩国等国家也都在刑法中设置了类似的犯罪。这说明，对于瑕疵器官移植所引发的刑事责任，尤其是对于利用器官捐献与器官移植故意传播危险疾病的刑事责任，各国还是相对比较重视的。

（二）有关尸体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制度

一般认为，医生为移植而摘取尸体器官，应该以自愿捐赠为原则，不能违背死者本人或其近亲属的意愿，否则就是非法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通常情况下，医生摘取尸体器官前，必须充分考虑死者生前是否有捐献器官的意思表示和死者近亲属现在是否同意捐献死者的器官。对此，各国器官移植法往往都有明文规定，只不过在具体条文上略有差异。而围绕尸体器官移植所引发的犯罪基本上也都是由于医生未在知情同意的基础上利用尸体所导致的。在英国，根据1961年《人体组织法》的规定，医生必须出具死者生前明确同意捐献遗体器官的证据才可以从死者身上摘取器官，且必须严格根据死者的要求摘取相应的部分，否则，便可能会被诉之以罪责。在法国，尸体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任何未经死者本人生前同意或其家属同意而私自处理其遗体或摘取其器官的行为都构成对死者尸体之侵犯，将会被处以1年监禁并科15000欧元罚金；法人实施这类犯罪的，也将被科以刑事责任。而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刑法典或器官移植法中也都有类似的规定，只不过所追究的刑事责任的大小有所不同。

在尸体器官移植方面，各国规定差别比较大的是对利用脑死亡者器官行为的处理。由于受文化、习俗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各个国家和地区对脑死亡的认同和接受程度大不相同，有些国家制定了本国的脑死亡法，明文规定脑死亡为人的死亡标准，有些国家虽未制定脑死亡法，但也默许医学临床实践中的脑死亡判定操作，而有些国家则不认可脑死亡。在这种背景下，各国对利用脑死亡者器官进行器官移植的做法往往有着不同的评价。具体而言，在那些已制定脑死亡法的国家，一般都允许利用脑死亡者遗体或器官，而医生通常不会担心因此而承受刑罚的问题；在那些未制定脑死亡法但认可实践中的脑死亡操作的国家和地区，刑法通常仅追究那些因利用脑死亡者遗体器官而造成较为恶劣社会影响的医生的刑事责任；而在那些尚未对脑死亡加以立法且实践中也不认可脑死亡操作的国家，医生利用脑死亡者器官的行为则通常会被以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但勿庸置疑，无论是在已制定脑死亡法的国家和地区，还是在那些未制定脑死亡法的国家和地区，未经死者或其家属同意而利用其遗体或器官的行为都是非法的。至于是否将追究医生的刑事责任，则要视其行为所造成的影响和危害是否已突破了各个国家与地区法律所容许的底线而定。

（三）有关人体器官商业化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制度

严惩人体器官商业化犯罪，是目前各个国家和地区在规范人体器官移植方面的基本刑事立场。为此，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专门针对人体器官商业化运作的法律，如英国1989年的《人体器官移植法案》、日本1997年的《器官移植法》以及我国香港地区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等。

英国1989年的《人体器官移植法案》（HumanOrganTransplantsAct1989）明确禁止人体器官的商业化运作，该法第1（1）条规定：“如果行为人在英国：（a）为提供已经或将要于英国或其他任何地方之去世或在生的人身上摘除并将被移植于另一人体内的器官或为意图提供这样的器官之要约而作出或接受付款，（b）谋求寻觅愿意为获取付款而提供该器官的人或为获取付款而要约提供该器官，（c）提出或商议涉及为该器官的提供或提供该器官的要约而作出付款的任何安排，d）参与管理或参与控制其所从事的事务包含或包括提出或商议作出任何这种安排的法人或非法人社团，则其将构成犯罪［10］107”。此外，该法第2（1）条规定：“行为人如果在英国：（a）从活体身上摘取拟移植入另一人体内的器官，或（b）移植从活体身上摘取的器官到另一人体内，则将构成犯罪——除非器官被植入者与器官供应者有基因联系。”所谓“有基因联系”，主要是指器官捐献者是受体的血缘双亲或子女、具有全部或一半血缘的兄弟姐妹、生物学父母任何一方的具有全部或一半血缘的兄弟姐妹，以及具有全部或一半血缘的兄弟姐妹的生物学子女或生物学父母任何一方的具有全部或一半血缘的兄弟姐妹的生物学子女。（厄莱斯代尔·麦克林.医疗法简明案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105.）)日本1997年7月16日实施的《器官移植法》也明确禁止人体器官的商业化操作，该法第20条规定了非法出售人体器官罪、非法买受人体器官罪、从事人体器官买卖中介罪以及为获利而非法为他人实施器官移植罪四项犯罪，并规定对这些犯罪可以分处或者并处5年以下徒刑或50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而对法人从事上述犯罪的，除了处罚行为人以外，对法人或者该自然人也科处各条例规定的罚金刑。(注：日本《器官移植法》第11条规定：“1.任何人不得接受、要求及约定作为提供移植手术使用的器官对价的财产利益。2.任何人不得接受、要求以及约定作为提供或者接受移植器官对价的财产利益。3.任何人不得接受、要求以及约定为提供或者接受移植器官进行中介，以及作为中介对价的财产上利益。4.任何人不得为提供或者接受移植器官进行中介，以及提供、要求或者约定作为接受中介对价的财产利益。5.任何人都不得在知晓某一器官违反上述各项规定的任一条款行为有关事实的情况下，摘除该器官或者将该器官用于移植。6.上述第1项到第4项的对价包括交通、通信，用于移植手术器官的摘除、保存或者运送，以及移植手术所需的费用。但是，不包括提供用于器官移植手术，接受移植，或者通常为此所需的必要的、能够为人们认可的必要费用。”)1995年澳大利亚北方区《人体组织移植法》第24条也规定，从事人体组织或器官买卖活动的，处500元罚金或3个月监禁。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则规定得更为详尽，该《条例》第4条明文禁止将人体器官作商业交易，并规定：“（1）任何人就任何已经或将会于香港或外地自任何去世或在生的人身上切除，并拟于香港或外地移植于另一人体内的器官，在香港作出以下行为，都属犯罪：（a）为该器官的提供或提供该器官的要约而作出或接受付款；或（b）谋求寻觅愿意为获取付款而提供该器官的人或为获取付款而要约提供该器官；或（c）提出或商议作出任何安排，而该等安排涉及为该器官的提供或提供该器官的要约而作出付款。（2）任何人参与管理或参与控制属法社团或不属法社团的团体，而该团体从事的事务包含或包括提出或商议作出第（1）（c）款所提述的任何安排，该人即属犯罪。（3）在不损害第（1）（b）款的规定下，任何安排或安排分发，或知情地或知情的分发以下广告，即属犯罪：（a）邀请任何人士为获取付款而提供任何已经或将会于香港或外地自任何去世或在生的人身上切除，并拟于香港或外地移植于另一人体内的器官的广告，或为获取付款而要约提供该等器官的广告；或（b）显示刊登广告的人愿意提出或商议作出第（1）（c）款所提述安排的广告。……（8）任何人犯本条所订罪行，如属首次定罪，可处第5级罚款及监禁3个月，其后各次定罪，均可处第6级罚款及监禁1年。”此外，根据该《条例》第5条的规定，任何人如果自任何在生的人身上切除拟移植于另一人体内的器官；或将切除自任何在生的人身上的器官移植于另一人体内，即属犯罪。犯这类罪行的，如属首次定罪，可处第5级罚款及监禁3个月，其后各次定罪，均可处第6级罚款及监禁1年。(注：从该《条例》的立法目的来看，《条例》制定的主要动机在于防止人体器官交易商业化运作。因此，其器官移植犯罪的种类相对集中于商业化的器官移植犯罪及个别其他相关犯罪，对其他类型的器官移植犯罪则缺乏规定。)

除此之外，法国、德国、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智利、西班牙、津巴布韦以及我国台湾、澳门地区等也都明确禁止人体器官的商业化操作，并明确将人体器官的商业化规定为犯罪而科以刑罚。

四、我国大陆地区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立法当前，伴随着我国器官移植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医疗临床上的广泛应用，相关的犯罪现象也越来越多，这已经成为困扰我国器官移植技术健康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负面问题。为此，我国卫生部于2006年3月专门制定了旨在规范人体器官移植活动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而国务院也于2007年3月出台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为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广泛应用提供了重要法律保障。然而，由于上述立法只是行政法规和规章，无权直接规定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过程中所引发的刑事责任问题，而只能在法条中设置一些诸如“依法承担刑事责任”之类的刑事指引条款，因此，对我国现行的刑事法律制度与司法实践来说，人体器官移植所带来的许多挑战依旧存在。在这种背景下，加强对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应对制度的理论探讨，已成为促进该技术进一步发展所必须予以正视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

（一）我国大陆地区有关器官移植的立法及其对器官移植犯罪之刑事责任的规定

我国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极其迅猛。自1960年我国开展第一例器官移植手术以来，器官移植已在我国医疗临床上走过了近50年的发展历程，在器官移植的数量上，我国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是器官移植技术最发达且应用最普遍的国家之一。然而，相比于欧美其他国家，我国大陆地区在器官移植方面的立法步伐却显见滞后。我国器官移植立法是从地方立法起步的。一般认为，我国首部地方性器官捐献移植法是2001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注：但也有学者认为，《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并不是我国首部地方性器官移植法，因为该《条例》并没有将器官移植纳入立法范畴。参见：陈伟芳，陈洁.对《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一文的商榷［J］.上海法学研究，2002（4）.)而深圳市于2003年8月22日出台的《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则是我国首部地方性人体器官移植法。此后，福建省又于2005年6月2日制定了《福建省遗体和器官捐献条例》。2006年3月，卫生部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该规章是我国大陆地区第一部器官捐献移植法，在此基础上，2007年3月国务院出台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效力层级更高一级的行政法规形式对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作出了规范。除此之外，我国现行《刑法》中已有的“非法行医罪”、“医疗事故罪”、“盗窃、侮辱尸体罪”以及“故意伤害罪”等也可以适用于围绕人体器官捐献移植而引发的个别犯罪。(注：关于我国现行《刑法》中某些犯罪在器官移植方面的适用，已有学者进行了论析。参见：康均心.人类生死与刑事法律改革［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407-423.)在这些立法的规范和引导下，我国的人体器官捐献移植工作正在步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目前，无论是地方性的人体器官移植立法，还是人体器官移植中央立法，均已在我国起步。综观这些立法，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法规和规章都对因器官移植而引发的法律责任问题进行了规定，有些法规和规章甚至还涉及到了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如《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国务院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等。(注：例如，《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25条规定：“违反本条例，有下列情形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行事责任：未经公民本人同意摘取其活体器官的；公民生前表示不同意捐献其本人器官而摘取其尸体器官的；摘取不满18周岁公民的活体器官的。”)然而，受制于《立法法》的规定、立法技术以及罪刑法定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这些规定难以在规范和应对器官移植犯罪方面真正发挥其“刑事指引性条款”的作用。在我国《刑法》未明确规定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情况下，这些规定大多成为具文。以《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对人体器官买卖犯罪的规定为例，尽管该《条例》第25条规定了“买卖人体器官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我国《刑法》未设置“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罪”，该规定基本上形同虚设。而类似的情况在其他一些法规或规章中也同样存在。

（二）我国大陆地区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立法建议

随着我国器官移植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医疗临床上的广泛应用，器官移植的负面效应正在逐渐显现，很多违法犯罪现象都在器官捐献与移植过程中产生，1998年发生在北京的“眼球丢失案”与2006年发生在河北的“行唐事件”等都是例证。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刑法手段防止器官移植犯罪的发生，已成为今后我国刑法必须肩负起的一项重要使命。然而，由于我国《刑法》并没有设置器官移植方面的专门犯罪，缺乏对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实质性规定，面对实践中屡屡发生的器官移植犯罪，司法者因受制于罪刑法定而只能参照刑法中涉及人的生命健康保护的传统犯罪来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而在更多情况下则对器官移植犯罪束手无策。(注：例如，面对医疗实践中的各种买卖及变相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司法者往往听之任之，刑法在防范这类犯罪方面难以有更好的作为。在此背景下，笔者以为，有必要修改我国《刑法》的规定，在其中增设有关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方面的制度。具体来说，应在《刑法》中增设以下具体罪名：“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罪”、“走私人体器官罪”、“非法从事人体器官买卖中介服务罪”、“非法商业存储人体器官罪”、“非法利用尸体、尸体器官罪”、“非法侵害他人身体罪”以及“非法刊登人体器官买卖广告罪”等。对于这些犯罪，《刑法》应设置适宜的刑罚，以保证相关犯罪人受到合理有效的刑事责任追究，从而保障我国器官移植技术的健康发展和理性应用，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公共卫生福利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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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 键 词：行政相对人； 知情权； 法律保障； 法律限制

公民知情权作为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已逐渐为人们所了解，政府信息公开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中心，并且其立法问题也开始受到重视。目前行政法学界主要从信息公开这一点出发，探讨行政相对人的信息权利和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而笔者认为，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应当覆盖更广的范围，并获得更多形式的法律制度保障。

一、行政相对人知情权概说

知情权（right to know）又称为了解权或知悉权，就广义而言，是指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的自由，是从官方或非官方获知有关情况的权利，就狭义而言则仅指知悉官方有关情况的权利。从内容上讲，知情权包括接受信息的权利和寻求获取信息的权利；后者还包括寻求获取信息而不受公权力妨碍与干涉的权利以及向国家机关请求公开有关信息的权利。[①] 可以说，公民知情权是国民主权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是“表达自由”的隐含内容，是公民其他权利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这里的“公民”应当包括公民的个体形式和群体组织形式。从范围上讲，公民知情权包括公法上的知情权和私法上的知情权，前者是针对行政、立法与司法机关而言，后者则主要是指在诸如消费法律关系、医患法律关系、劳动法律关系等中作为弱势群体一方的公民的知情权。

知情权在中国虽已逐步引起关注并被个别法律规范所接纳，但总体上还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系统的法律支撑，没有被确认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会给信息社会的普通公民带来重大消极影响：由于不知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重要情况，因而无法理性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不能很好地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甚至会遭受重大的人身和财产损失，而这种损失在政府及有关组织与个人真实地公开相关信息的情况下本来是可以减少和避免的。[②] 笔者认为，公民知情权不仅仅是指政府及有关组织与个人做出关涉公民重大利益的行为之后公开相关信息，并给予公民一段适当的缓冲时间，使公民充分知悉；而且应当在做出行为之前和之中尊重并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当公民作为行政行为的一方当事人——行政相对人时，其知情权的保障具有行政法上的特殊性。具体而言，行政相对人知情权是指在行政行为的运作过程之外与过程之内行政相对人获取信息的权利，对于行政主体而言提供信息则是其义务。

笔者以为，目前国内学者大多仅仅将对行政相对人知情权的制度保障局限于行政信息公开，实际上这仅仅是从抽象行政行为的角度出发，且限于抽象行政行为过程之后而具体行政行为中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后者主要体现在行政程序法律制度中，具体包括诸如告知、说明理由、教示等。另外听证作为使行政相对人在行政主体做出抽象行政行为（制定法律、法规、规章和各类政策）与具体行政行为决定过程中充分获取信息与表达意见的主要途径，也应是保障行政相对人知情权的重要方式之一。

下面本文以行政行为运作过程为研究模式[③]，探讨一下行政相对人知情权的行政法律制度保障问题。[④]

二、行政行为过程外相对人知情权的保障

宪法上的公民知情权，其最重要的方面是获取行政信息，需要行政法上的信息制度予以保障。知情权、信息自由和信息公开这三者，是密切相关的；单有知情权，而没有信息公开的法律制度，知情权就会落空。[⑤] 对行政相对人而言获取信息是其权利，而对行政主体而言提供信息则是其义务。在当今行政主导型社会中，保障公民知情权的最重要环节即是行政信息的公开或曰政务公开，对此行政主体理应承担最主要的信息义务。行政主体除了提供信息的义务外，还有管理信息、加工信息、扩散信息等义务。[⑥] 因此行政行为过程外相对人知情权的法律保障主要体现为行政信息公开制度。

具体而言，行政主体的信息公开包括两个方面：行政主体的主动公开和应相对人要求而公开。以下从这两个方面阐述一下信息公开的具体制度：

（一）行政主体主动公开信息

行政主体主动公开信息是指行政主体在不需要任何人请求的情况下，主动将其所掌握的行政信息通过各种渠道向公众公开。通过主动公开行政信息，可使公众了解各种法律、法规、政策等，从而采取于己有利的计划和行动；可使公众直接监督行政主体，防止行败；还可使各行政主体之间互通资讯，以便提高行政效率，进行行政协助。详细而言，行政主体主动公开主要包括两类：一为行政主体依法必须主动公开信息，这体现为政府公告制度；二为行政主体不必主动公开，而是须将有关文件等放置于指定场所，以供公众查阅、复制。

第一，政府公告制度。这是强制性要求行政主体定期将行政法规、政策性文件、行政命令等涉及相对人权利义务的信息公布、发表在法定的媒介之上，使得行政信息能够及时、全面、主动地使公众知悉，否则这些行政行为不产生效力的制度。1、政府公告的范围一般来说应当包括：机关的组织、职能、工作方法、程序规则、实体规则、政策和影响公众权利的法律解释以及对上述文件的修改等。2、政府公告的有效要件包括：（1）时间。在任何法规或决定生效前，都必须对公众公告，否则就会使公众无法确定其行为的预期后果，无法预料自己的行为合法与否。如韩国《行政程序法》第5章第46条：“行政预告之期间应考虑预告内容的性质而定，若无特别理由，定为20日。”（2）法定的公告媒介。对媒介的选择须考虑到其权威性、固定性和广泛性，须保证每个民众都能确切知悉。只有在法定的公告媒介上公告的行政信息才能对相对人有效。一般来说，各国都有法定的政府公报，如美国的《联邦登记》、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等。[⑦] （3）标准文本。应当确定标准文本，以避免不同媒介上不同文本之间的误差给公众造成信息混乱。3、在政府公告制度中，已在法定媒介正式公告的信息，视为所有相对人已经知悉，不论某相对人实际上是否真正知道，均不影响该公告的效力。

第二，政府公告制度之外的其他须由行政主体主动公开信息的制度。除了以上必须进行政府的信息之外，还有一些行政信息不如上述信息重要，但作为行政行为的依据，仍然需要由行政主体主动予以公开。1、综观各国行政法的规定，我们将除政府公告之外的其他须由行政主体主动公开的信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作为先例的行政裁定及其理由。（2）政策说明和解释。（3）对公众有影响的政府公务员手册和指示。（4）重要政府公务员的财产情况。（5）合议制行政机关表决的记录。（6）合议制行政机关的会议。[⑧] 2、公开方式有：（1）行政主体将应公开的信息整理归类放置于特定公共场所，供公众查找、阅览，并为其提供必要的检索与复制，可以依法收取适当的成本费用。（2）通过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在符合法律的情况下传播行政信息。（3）在行政机关举行会议时，可以在法定范围内允许公众旁听，以获得有关行政信息。旁听不包括发言的权利。（4）财产公开申报，是指公务员在任职后、离职前或其他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向政府如实递交个人财产情况报告并同时向社会公开，允许公民查阅以及新闻媒体进行报道的制度。

（二）行政主体应相对人要求而公开信息

除了政府必须主动公开之外的行政信息，相对人可以通过向行政主体请求阅览、抄录或影印等方式来取得。行政主体这种依请求而公开信息的方式通常也被称为政府被动公开。行政主体未主动公开的信息，包括本身不属于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和应主动公开而未履行其公开义务的信息。如果公众没有法律上行政信息公开请求权，那么在行政主体不须主动公开信息或不履行主动公开的义务时，相对人将无法律依据要求其公开。因此为了使相对人的知情权得到确实保障，应当在信息公开立法中规定公众的行政信息公开请求权，而相应的行政主体负有应相对人请求而公开信息的义务。

相对人申请行政主体公开信息须依一定的程序和方式。目前各个国家和地区信息公开法都对此作了规定。如美国《情报自由法》中规定：“……每一机关在收到要求提供记录的申请时，必须对任何人迅速提供他所需要的记录，但公众的申请必须：（A）合理地说明所需要的记录。（B）符合机关公布的法规中规定的时间、地点、费用和应当遵守的程序。”一般而言，申请信息公开的程序为：1、相对人提出申请，应当遵守规定的时间、地点、方式等。2、被申请的行政主体在收到相对人的书面申请后，应于法定期间内做出准许与否的裁决。3、对于符合法定条件的信息公开申请，行政主体在依法核准后应立即将信息提供给申请人。

三、行政行为过程内相对人知情权的保障

相对人知情权在行政行为过程中具体体现为阅览卷宗权、听证权、受告知权、受说明理由权以及受教示权（它们之中都包含了请求权），由阅览卷宗制度、听证制度、告知制度、教示制度以及说明理由制度进行保障，行政主体在做出行为的过程中，如未切实有效履行与这些权利相对应的义务，都有可能导致其行为的不生效、无效或可撤消。

（一）阅览卷宗制度

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有一项重要权利，即阅览卷宗权，是司法程序中“武器平等”原则在行政程序中的体现。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通过抄写、阅读或影印卷宗及有关材料，对行政主体所搜集的证据、适用的法律法规、做出决定的动机、意见等有充分的了解后，可以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做到有的放矢，可以与行政主体形成有效的对抗。

阅览卷宗制度实际上是行政主体对于行政程序中个案性信息的被动公开制度。与一般情况下的政府被动公开相比，阅览卷宗制度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阅览卷宗制度的对象范围较小。一般情况下，各国行政程序法中对于阅览卷宗权人的范围作了一定的限制，大多是具体的行政程序中的当事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因此阅览卷宗制度只是行政信息对特定相对人的公开。例如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46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得向行政机关申请阅览、抄写、复印或摄影有关资料或卷宗。但以主张或维护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为限。”而行政信息公开法中的被动公开所针对的则是一般的公众。

第二，阅览卷宗制度所要公开的信息仅限于个别行政程序的卷宗，且公开的内容也要受到限制，如前述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46条规定阅览卷宗必须“以主张或维护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为限”。由于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在行政程序中当然有主张或维护其法律上的利益的必要，所以这里的“主张或维护其法律上利益”并非是用来判断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申请，而是用以确定可以公开的有关资料或卷宗的范围；而行政信息的被动公开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一种方式，“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只要不涉及法律限制的情况，一律都得公开。可见，阅览卷宗制度比“信息公开法”中政府被动公开的范围要小得多。[⑨]

（二）听证制度[⑩]

听证制度是行政程序法中的重要制度，已为现代各国行政程序法普遍采用。西方有关听证的思想已经有很长的历史。英国普通法中的“自然公正”原则一般被认为是西方听证制度最早的法理基础，以后美国“正当法律程序”又深化了这一法理基础；在大陆法系国家，法治国理论，特别是依法行政理论的完善，也为这些国家的行政听证制度直接提供了法理基础。[11] 如美国学者即认为行政听证制度是正当法律程序在行政领域的最基本的要求，它包括通知（notice）、听证（hearing）及理由之称述（statement of reason），意即行政主体在做出对公民个人权利或财产有不利影响的决定时，应及时通知当事人，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给当事人充分称述自己立场和观点的机会，并使当事人获知做出该决定的理由。[12] 可见行政听证制度提供了一个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进行信息交流的渠道，使得相对人广义上的知情权（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的权利）得到了保障。

具体而言，听证制度可划分为正式听证和非正式听证。正式听证，又称“审判型听证”（trial—type hearings），它是一种正式程序（formal procedures），意指“行政机关在制定法规时和做出行政决定时，举行正式的听证会，使当事人得以提出证据、质证、询问证人，行政机关基于听证记录做出决定的程序。”非正式听证，又称“咨询型听证”（reference—type hearings），它是一种非正式行政程序（informal procedures），是指“行政机关在制定法规或做出行政裁决时，只须给予当事人口头或书面陈述意见的机会，以供行政机关参考，行政机关无须基于记录做出决定的程序”。[13]

转贴于

在实证法上，如我国《行政处罚法》就明确规定，行政主体的案件调查人员应当在听证会上公开所掌握的确认的违法行为的证据，并应当说明给予行政处罚的理由和依据，使当事人事先知晓行政主体将要作的行政处罚决定的全部内容，以便让其充分行使陈述权、质证权和申辩权；此法还规定，除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外，听证要公开举行，即使与行政处罚案件没有利害关系的其他群众，也可参加听证会。这些都是为了保障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的具体实现。

（三）告知与教示制度

告知与教示都有广义说与狭义说之分。告知制度广义说认为告知包括的行政事项主要有：1、拟订行政行为的依据；2、陈述意见的机会；3、行政救济的途径和期限。[14] 此说实际上是包含了狭义的教示制度。另一方面，教示制度广义说认为教示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在进行某项行政行为之前、之中、之后对行政相对人享有哪些利、应承担哪些义务，如何行使有关权利、履行有关义务以及其他有关事项，负有的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告知相对人并加以指导的义务，若行政主体未履行该项义务而导致相对人因丧失权利或未履行有关义务而遭受损害，则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程序制度。[15] 笔者认为，以上这两种广义说由于其范围过于宽泛，均会造成告知制度与教示制度的理论混淆，其结果是反而不利于这两项程序制度在我国建立和完善。因此笔者以为，对告知与教示宜作严格意义上的界定，即采用较为狭义的解释。具体如下：

行政行为的告知，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将行政行为通过法定程序向行政相对人公开展示，以使行政相对人知悉该行政行为的一种程序性法律行为。[16] 行政行为的告知对行政主体来说是一项法定职责，对相对人来说是一项获知行政行为内容的法定权利。因此如果行政主体不履行该法定职责时，相对人拥有启动有关法律程序，要求行政主体履行告知义务或者要求复议机关或司法机关予以救济的权利，即请求权。可见告知仅是一种使相对人了解行政行为内容，并依法律法规进一步告知做出该行政行为的理由的制度。

教示是指由行政主体就行政程序所涉事项，向行政相对人做出辅导的方式、步骤等所构成的一项法律制度。[17] 它具有如下几项特征：1、服务性。教示是具体化的服务性程序制度，它促使行政主体给予行政相对人程序知识方面的帮助，减少程序违反或其他失误而导致的不利后果。2、过程性。教示贯穿于行政全过程：程序之始，教示的运用使行政相对人增强对行政主体及自己行为的预见性以便及时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行为或计划；程序之中，行政主体主动或就相对人咨询为其提供解释、说明；程序之末，通过教示使相对人了解法律救济途径。3、个案性。教示是在个案性的行政行为之中进行，所处程序的特定性与教示对象的有限性使教示制度具有鲜明的个案性特征。

笔者认为告知制度与教示制度之间有以下几项区别：1、从思想基础看，告知制度是传统行政即有的要求，而教示制度是服务理念日浓的现代行政的体现；2、从形式来看，告知制度侧重于单方向的信息传递，而教示制度侧重于双方面的信息交流；3、从范围来看，告知制度主要是要求行政主体将行政行为的内容、法律依据等，而教示制度则要求行政主体尽力阐明行政行为的背景、，提示相对人如何行为对己有利且合法、行为将会有怎样的后果等；4、从立法程度来看，告知制度已普遍被各国（地区）行政程序法接受并得到详细规定，而教示制度还未被各国（地区）立法广泛采纳。

（四）说明理由制度

行政行为说明理由是指行政主体在做出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行为时，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必须向行政相对人说明其做出该行政行为的事实因素、法律依据以及进行自由裁量时所考虑的政策、公益等因素。[18] 行政决定必须说明理由，是现代法治国家公认的一项基本原则。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具有如下法律特点：1、附属性，是指说明理由是附带在一个法律上已成立的行政行为之上，没有在法律上已成立的行政行为，也就不存在说明理由之必要。2、论理性，是指说明理由是行政主体就做出行政行为的依据所进行的一种主观法理上的论证、阐述，从而充分体现现代行政法治下行政行为以理服人之特点，以提高相对人对行政行为的可接受性程度。3、明确性，是指行政主体就行政行为所作的说明理由在内容上必须是确定、清楚的，避免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的理由在理解上产生歧义。4、程序性，是指行政主体在做出行政行为的同时，必须随附做出该行政行为的理由。[19]

很明显，设立说明理由制度的一个出发点即是为了在行政行为过程中充分尊重相对人的知情权，使相对人知悉行政行为做出的理由，从而促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的了解；另一方面也是要求行政主体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促使行政主体自律自控，防止恣意擅断。例如法国1979年颁布了一个专门的《行政行为理由付记法》，其第1条规定：国民具有得知所受“不利益”行政处分之理由的权利，其范围包括限制人权的处分或警察处置、制裁处分、附条件之许可或赋予义务的处分、撤消或撤回权利设定的处分、对法定权利人驳回受益的处分等。第3条又规定：“理由之记载必须于文书上表示作为处分根据之法律上及事实上之考虑”。

四、行政相对人知情权的法律限制

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并非是绝对的，而要受到一定的法律限制。这种限制应当由高位阶的法律规定。限制相对人知情权主要取决于某类信息的性质。这些对相对人知情权的法律限制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本身性质决定不能公开的信息

这一类信息主要是针对涉及国家秘密的行政信息而言。这些信息会影响国家安全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各国对这类信息基本上都不予公开。具体来说，因其本身性质而不能公开的信息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政治、经济、国防和外交等领域中符合国家保密标准的信息。这些信息的公开都有可能造成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其最终也将损及广大公众的权益。世界各国皆对此做出严格规定。但是也应防止行政主体随意设定保密范围，借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名行不公开之实，而与法治精神和要求相悖。为此，各国纷纷通过立法制定了一系列的标准，划定保密等级与范围。如美国《情报自由法》规定，免于公开的国防、外交信息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符合总统为了国防和外交政策的利益，在行政命令中规定的保密标准；二是行政主体根据总统行政命令，实际上已经把某一文件归属于国防或外交政策利益需要保密的文件。

在实证法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对如何确定某项信息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及其密级、保密期限、接触范围等做了详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泄露国家秘密的刑事处罚做出了规定。另外还有《审计法》、《仲裁法》等法律对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不得公开做出了规定。

第二，行政执法记录信息。这主要是针对行政主体对违法行为的预防、调查和裁决等行为过程中的记录。许多行政主体拥有对主管之下的刑事违法、民事违法和违反行政法规范进行预防、调查、裁决的权力。为了行政职权的有效行使，必须对行政执法记录在一定范围和期间内保密，以避免有关信息过早地公开，使行政主体的执法目的能得以顺利实现；以及防止被违法犯罪人员利用，改进其违法犯罪手段、躲避执法，甚至危害执法人员的安全。

第三，行政主体内部及主体之间的信息，可称之为备忘录。这里所说的备忘录是指行政主体在作决定之前，在准备过程中的文件，包括政府内部产生的文件，如机关职员提出的文件，也包括机关之间的文件，如外机关向本机关提出供作决定的参考文件，即使没有被采纳，仍然包括在免于公开的文件范围之内。[20]

（二）公开可能产生不良后果的信息

这一类信息是针对涉及私人利益的个人隐私与商业秘密而言。这些信息并非是由其本身性质决定不能公开的信息，而是公开后有可能对私人利益造成不利后果，因此法律对其限制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不予公开。

第一，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隐私是指公民个人生活中不愿为他人公开或知悉的秘密。[21] 个人隐私范围很广，包括诸如教育经历、经济状况、医疗记录、工作履历，以及个人所受的纪律处分、刑事记录等其他一切关于个人信息的记载。个人信息的记录并不一定作为单独档案而存在，其他包含个人信息的记载，也是个人隐私。例如行政主体关于公务员的记录，可能在同一文件中包含若干人，但只要该记录能识别出某个具体个人，则其就属于个人隐私，该被记载者即可对此部分主张隐私权。

保护隐私权的法律制度首先是在美国建立起来的。美国于1970年制定了《公开签账账单法》，1974年制定了《隐私权法》、《家庭教育及隐私权法》、《财务隐私权法》等。随后，其他国家也相继开始通过立法保护个人隐私。我国《民法通则》虽然没有对公民的隐私权作明确规定，但是宪法、刑法、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和相关司法解释都表明了对公民隐私权的态度。

当然，具有特殊地位的国家公务员的隐私权应当受到限制，因为他们的个人隐私，诸如学历、出身、个人品德、财产状况、工作能力、行为记录、甚至生活作风等，与重要的公共利益相关。对这一类的隐私权，我们不得不加以限制，即应有限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促进政府公务员廉洁高效地工作。在处理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关系时，应根据情况适用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和平衡利益、宽容协调原则。[22]

转贴于 第二，涉及商业秘密的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行政主体所掌握的某些与商业秘密有关的信息，可能是该行政相对人所独有而不为他人知道的信息，其对所有者往往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行政主体公开商业秘密会产生两种后果：1、公开商业秘密会使他人可以利用原所有人的信息，使其权益受损，从而导致这些相对人失去对政府的信任；2、公开此类信息不利于营造社会公平竞争的氛围，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从而也损害政府的行政目的。

当然，商业秘密不予公开也不是绝对的，当各种利益发生冲突时，一般遵行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

（三）顾及行政效率原则而无须公开的信息

行政效率是行政程序法律制度的重要原则之一。不论是效率模式（效率优先、兼顾公正）还是公正模式（公正优先、兼顾效率），各国行政程序法皆重视行政效率原则，并通过具体制度保障行政效率的实现。具体来讲，为考虑行政效率而无须公开的信息主要有：纯粹行政主体内部的规定，如食堂规定、卫生条例、停车规则等；公开后会影响行政主体执法工作的信息，如政府机关活动规则、指导方针、调查程序等。

（四）程序外接触的禁止

程序外接触的禁止，是指行政主体及其公务员不得在法定程序之外与相对人以书面或口头形式进行意见交换或信息沟通。之所以法律要禁止这种程序外接触，主要是为了维持行政程序的公正性与透明性。一方面是防止行政主体受到不法干预或侵扰，另一方面则是要避免公务员与相对人的程序外私下接触，导致行政偏颇，以致损害公共利益或影响其他相对人的权益。目前程序外接触的禁止已经被一些国家和地区作为行政程序法的重要原则，例如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47条第1款规定：“公务员在行政程序中，除基于职务上之必要外，不得与当事人或代表其利益的人为行政程序外之接触。”

前面三项都是从信息本身的性质角度出发的，而这一项则是对各类行政信息皆适用的程序性原则。以程序外接触禁止原则，任何没有法定主动公开程序或请求公开程序的行政信息，皆属于不可公开的信息。然而根据“以公开为原则、限制公开为例外”，信息公开法及行政程序法等法律、法规对所有须公开的信息都应当规定主动或被动公开程序，因此程序外接触禁止原则并不影响相对人知情权的实现。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关注行政相对人知情权的法律保障问题时，不能仅仅从行政公开这一个方面出发，而应当注意到行政行为过程中的阅览卷宗制度、听证制度、告知制度、教示制度和说明理由制度都是对相对人知情权的具体保障，行政主体在这些方面负有相应的法律义务。而我国目前在这些行政法律制度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足甚至缺失之处，对相对人知情权的司法保护也严重缺失。因此我国在今后建立与完善这一系列制度时应当充分考虑相对人知情权的因素，使公民知情权在行政法领域能够得到有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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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庆福，吕艳滨：《论知情权》，《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106页。

[②] 参见汪习根、陈焱光：《论知情权》，《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2期，第73页。

[③] 为了研究的方便，这里作为研究模式的行政行为过程不包括下文行政主体主动公开信息和应行政相对人要求而公开信息所做出的行政行为。

[④] 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划分是否科学值得继续探讨，这种划分是源自我国并不完美的现行法律（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提法，正是这一划分方法造成了现行行政法律制度中的几个难解的“症结”（如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狭窄）。因此，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应当淡化这种分类。故而本文在研究思路上不突出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区分。

[⑤] 参见郭道晖：《知情权与信息公开制度》，《江海学刊》2003年第1期，第127页。

[⑥] 所谓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权行使中所承担的提供信息的义务。参见关保英：《行政主体信息义务的行政法理析解》，《法律科学》2003年第2期，第21页。

[⑦] 现在各地、各级政府纷纷建立政府网站，以网络方式公告其信息。然而笔者认为就我国目前的国情而言，信息公开仍应以传统媒介为主（如报纸），网络只能作为辅助方式；否则有可能造成许多公众受条件限制而无法知悉行政信息的情况。

[⑧] 参见冯国基：《行政资讯公开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26—128页。

[⑨] 参见冯国基：《行政资讯公开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41页。

[⑩] 听证制度中也存在本文下面即将阐述的告知、教示及说明理由。基于听证制度作为一种行政程序制度，对于保障行政相对人知情权的重要性与特殊性，因而此处单独进行阐释。

[11] 参见杨海坤：《关于行政听证制度若干问题的研讨》，《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第74—76页。

[12] 汪全胜：《美国的行政立法听证制度探讨》，《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3期，第79页。

[13] 应松年主编：《行政程序立法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518页。

[14] 参见章剑生：《论行政行为的告知》，《法学》2001年第9期，第18页。又如，台湾地区学者汤德宗也持广义说，认为告知可分为事先告知、决定告知及救济途径教示，参见翁岳生编：《行政法》（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1083页。

[15] 黄学贤：《论现代行政程序法中的教示制度》，《东吴法学》1997年号，第49页。

[16] 章剑生：《论行政行为的告知》，《法学》2001年第9期，第16页。

[17] 方洁：《论行政程序中的教示制度》，《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第55页。

[18] 章剑生：《论行政行为说明理由》，《法学研究》1998年第3期，第121页。

[19] 参见章剑生：《论行政行为说明理由》，《法学研究》1998年第3期，第123页。

[20] 参见冯国基：《行政资讯公开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78页。